精神病人监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病人监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我市各种安全隐患和责任事故时有发生，以精神病人为主体的肇事肇祸问题也有所增多，尤其是乡一散居疑似精神病人杀死8名居民事件发生，给我市社会和谐稳定工作造成恶劣影响。为加强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预防和管控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是加快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二年，是全面落实省十次党代会和市六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加快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一年，确保各项事业平稳较快发展、安全稳定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站在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切实提高对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的认识，对有肇事肇祸苗头和倾向的精神病人要高度关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不出一起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要建立健全精神病人应急处理领导协调组织机构，强力推进工作开展，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为建设和谐提供有力支持。

二、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和安全工作应急管理预案，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工作落实。各级政府是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的领导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精神病人安全管理工作；各级民政部门是“三无”精神病人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收养收治精神病人的日常监管工作；各级公安部门是精神病人安全管理工作的行政执法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肇事肇祸问题的调查取证和刑事处理工作；街道(乡镇)、社区(村委会)协助当地派出所加强对社会精神病人监管，负责本区域内精神病人的行为管控；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是精神病人的直接看护人，负责精神病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行为看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密切配合，确保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的应急处理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三、突出重点，搞好排查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精神病人监管，成立联合整治排查机构，共同实施对精神病人的排查整治。对不属于民政管理的精神病人和疑似精神病人，由各地依托街道(乡镇)、社区(村委会)协助公安部门进行摸底排查，掌握情况；对属于民政管理的精神病人和疑似精神病人，由当地民政部门直接送至市精神病院诊断确定，及时进行救治，排除各种危险隐患。要通过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该诊断确定的立即诊断确定，该救治治疗的立即救治治疗，确保不出现大的问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地要将“防自杀和自残、防杀人和伤人、防摔伤、防出走、防触电、防失火、防盗窃、防食物中毒、防煤气爆炸”等作为预防重点，要将有“杀人放火、自杀自残、殴打他人、酗酒滋事”等前科或倾向的精神病人作为排点，同时搞好核准、诊断、评估工作。对排查中有肇事肇祸情形的精神病人要逐人建立信息档案，并逐人落实管理责任。对排查中本地能自行处理的，按规定要求做好防范措施。对排查中发现有严重倾向和问题的要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有关情况。

四、强化措施，狠抓管控

一是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预防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消防知识普及等安全教育，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对重点部位落实到人，随时检查，对不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是加强住院病人管理。各地精神病院要认真执行三级查房制度，为患者制定科学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根据病情实行分级护理，对重点病人(一级护理)，实行24小时全程监控；对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保证30分钟巡视一遍。发现问题，随时报告主治医生给予及时有效的医疗措施，杜绝不安全隐患的苗头。对出院患者建议家属加强对患者监护，定期带患者来院复查。同时建立精神病人就诊信息沟通机制，及时将有关信息向公安等部门以及基层组织通报，便于全社会共同做好防控工作。

篇2

【摘要】目的 分析住院老年精神病人意外事件的危险因素，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方法　对我院老年科2008年1月—2011年6月住院期间出现的40例老年精神病人意外事件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意外事件主要是：跌倒17例，占42.5%；外走9例，占22.5%；他伤6例，占15%；噎食6例，占15%；自伤2例，占5%。结论　准确评估病情，落实安全管理措施，重视病情观察，细化饮食护理，有效的健康教育，可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　老年精神病人　意外事件　护理对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目益突出，老年精神患者也在逐年增多，老年期的精神卫生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1]。老年精神病人不但有一般老年人存在的问题，还伴有思维、行为、意志、情感障碍，消除老年精神病人在住院期间的安全隐患，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我们对40例住院老年精神病者出现意外事件进行分析，提出相应护理对策，以减少意外事件发生。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老年精神科2008年1月—2011年6月住院病人发生意外事件患者40例。男26例，女14例，年龄60—92岁，平均年龄65±7.7岁；诊断为老年性痴呆20例，器质性精神障碍11例，双相情感障碍3例，精神分裂症6例，均符合CCMD—3诊断标准。其中合并脑血管病5例，糖尿病10例，高血压13例，心脏病2例，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4例。

1.2 方法　由本人设表登记，对40例住院老年精神病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归类汇总。

2　结果

跌倒17例，占42.5%；其中骨折9例，皮损5例，血肿3例；外走9例，占22.5%；他伤6例，占15%；噎食9例，占15%；自伤2例，占5%；跌倒居意外事件首位，全部病例均及时发现并处理，未有因此而致死。

3　讨论

3.1意外事件危险因素分析

3.1.1 跌倒　本组有跌倒患者17例，占42.5%，是意外事件的主要原因，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的减退，自我保护及防御能力的下降，易发生跌倒。

3.1.2 外走　我院老年精神科分管二层楼，一楼为开放式病房，二楼为半开放式病房.本组外走病人均发生在开放式病房，5例患者发生在中午家属或陪护人员入睡后，3例患者发生在家属或陪护人员擅自离开后，1例患者在幻听(听到家人出事)支配下而外走，反映出患者家属或陪护人员缺乏安全意识，责任心不强。

3.1.3 他伤　本组6例在半开放式病房的患者被病友攻击受伤，护士对没有陪护的精神病人安置半开放式病房的风险评估不完善，把他们与一般病人放置在一起，有被害妄想的病人把病友当成怀疑对象误认成仇敌而攻击和伤害；个别老年痴呆患者，无目的乱搞病友的生活用品，容易招惹、激怒病友而受到伤害。

3.1.4 噎食　本组4例患者均由于家属或陪护人员喂食不当而致噎食。老年患者由于神经反射功能减退，尤其合并脑血管病后出现假性球麻痹，易出现吞咽困难[2]；本文2例合并假性球麻痹患者，就是因陪护人员喂食不当而发生噎食。另外2例患者是因药物反应致吞咽困难在家属喂食过程中发生噎食。由于老年人对药物耐受性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增高的特点[3]，服用抗精神病药后易出现锥体外系副反应，易诱发噎食的发生。

3.1.5 自伤 本组2例，其中一例既往无自伤史，下半夜醒后诉听到有声音叫她死，用自己的汤匙割伤手腕须缝合治疗。另一例患者下半夜醒后骚扰病友，护士予皮带约束后患者用打火机烧伤自己的皮肤。两例自伤病例反映出护士未能及时了解患者的思想动态；安全意识不够，无及时清除病房的危险物品，幸发现及时，未造成严重后果。

3.2 护理对策

3.2.1 落实病房安全管理措施

3.2.1.1 正确评估病情，合理安排患者。对首次住院患者，虽然家属要求安置开放性病房，若没有家属或陪伴者，我们耐心与家属沟通，让其充分了解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及相关的危险性，把患者安置在半开放式病房治疗。

3.2.1.2 及时控制精神症状　对精神症状活跃，兴奋躁动，易激惹患者应加强药物治疗并严格与其他病友分开，患者活动在护士的视野内，必要时给予保护性约束。

3.2.2 及时清除病房危险物品　尽管是开放性病房，我们也坚持每天进行病房的安全检查，及时清除病床单位的危险物品，对经常使用的水果刀、打火机等危险物品由护士集中保管。

3.2.3 加强病情观察

3.2.3.1 对有自杀倾向、精神症状活跃、服用较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及有跌倒风险的患者，我们将其安置在靠近护士站的病房，重点观察，尤其是在护士人力薄弱的时间段，加强巡视，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和用药后的反应，有效防止意外发生。

3.2.4 细化饮食护理

3.2.4.1 对有吞咽困难和饮食不能自理的患者，我们专人看护，给予适量易消化饮食，保证足够的营养。对严重药物不良反应者，我们及时通知医生处理或暂停进餐。

3.2.4.2 对合并有假性球麻痹咽食困难者我们及早与家属沟通，采取鼻饲方式供给饮食，防噎食发生。

3.2.4.3 为喂食的患者，教会家属或陪护一定要有耐心为患者喂食，动作要慢，等嘴里的食物咽下再喂食下一口。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尽量让病人坐起，或摇高床头再喂食。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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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已确诊为精神病人的安利波在北京持刀砍死一美国籍男子。此前，安利波曾在上海两次持刀行凶、抢劫，后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承担刑事责任，被遣送返乡。在家乡的一年里，安利波本应被相关部门严加看管，并定时回访，但由于监护人、村委会、警方、县民政等一系列责任人的监管缺位，这个危险的精神病人再度离家并犯案，造成了另一桩人间悲剧。而该案件再度引发人们对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关注。

精神病人肇事伤及无辜的事件屡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他人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一些人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偏见。这种情况让精神病人扮演了暴力施加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精神病人由于失去辨别和控制能力，在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下实施的危害行为并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他人利益的考量，国家应对其进行一定的人身自由限制，对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同时，出于人道关怀，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强制治疗措施，帮助其恢复健康、重返社会。

据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600万。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相关的保障和救助制度尚付阙如。首先，对精神病人的社会救助体系不够健全。精神病人维持治疗费用极高，给大多数精神病人家庭增添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尤其是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广大农村，很多患者根本得不到治疗，或者只是间歇地接受治疗。另外，由于缺少政府经费的投入，能够专门治疗精神病人的安康医院十分稀缺，使得大多数精神病人很难得到有效、持续的治疗。再次，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缺乏，难以有效规制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救助职责。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医院、社区机构在责任上条块分割，容易形成互相推诿的局面。造成大量精神病人失控，流浪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威胁着社会的安全与秩序。

因此，对精神病人的救助问题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对先前行政性强制医疗进行了司法化改造，将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纳入了司法轨道，明确了适用对象、决定机关和救济途径等。当然，这些法律规定也有不尽完美之处，还需要明确监护人、社区、医院和民政部门的各自职责，保证经费来源等方面做出努力，把法律细则化，以保障精神病人和社会大众的双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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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神病人；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立法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40-04

精神病人定义有医学含义和法律含义之分。本文所指的精神病人是从狭义的刑法角度去理解，将精神病人界定为精神活动异常，并达到一定程度的重性精神病人、严重的智能障碍者和精神病等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不包括神经官能症、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变态人格及性心理障碍等轻度精神异常者。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竞争压力加大及生活节奏加快等因素的影响，精神障碍对人们的健康危害越来越突出，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已从上世纪50年代的3‰增长到现在的14‰多。全球约有4.5亿人患有精神病，占全球疾病总和的近11%。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于2002年4月10日联合下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2010 年）》中的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的重性精神障碍（精神病）人数为1600万左右， 占总人口的 1.23%， 患病率已达 13.47‰。发病率已达 14.05‰。同时，流浪精神病人也不断攀升，而随之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大幅度增加。

目前，我国对精神病人的监管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家庭主体的模式，即除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救治外，其他都由精神病人的家庭监护。精神病人家庭条件好的，则有机会可以接受医院治疗，而农村和家庭条件差的精神病人则往往因病返贫而经常被采用非人的“关”、“锁”、“铁链加身”等方法监管。更为糟糕的是，有70%～80%的精神病人是在一个无人监管的状态，成为流浪精神病人。

一、精神病人社会保障权利的法理依据

建立针对精神病人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它关系到千万人及家庭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对保障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认为，要从保障精神病人“社会保障权利”的源头做起，只有真正实现精神病人的社会保障权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肇事惹祸的“本”。

（一）社会保障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每位公民都有陷入贫困、发生生存危机的可能，也相应地都有困难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公民应享有的权利， 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两项基本内容。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部分组成。社会救助一般包括自然灾害救助、失业救助、孤寡残救助和贫困户救助等项目；社会保险又包括养老保险、生育和疾病保险、失业保险；社会福利则囊括了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之外的所有社会保障内容。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采取各种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 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尤其对弱势群体的保障要突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充分实现。

1.社会救助权

社会救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社会救助是政府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向公民提供保证其最低生活需求的物质援助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收入。

2.社会保险权

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宪法》和《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保险就是社会成员间的互助互济。《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劳动法》第70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由此可见，社会保险权是社会保障的核心，是公民的一种社会政策，又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互济互助制度。

3.社会福利权

社会福利权是指政府或社会根据法律的规定为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向其提供的资金、社会服务和社会公共设施，是一项与经济发展水平最密切相关的权利， 是让生活过得更好的权利。社会福利权在改善穷人生活状况，为穷人提供充足的参与机会，保障穷人的人格尊严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宪法》中并无“福利权”的表述，但在其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些国内学者用“社会保险、福利权”来指代《宪法》第45条及劳动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类似权利。

（二）弱势群体需要特殊的权利保护

欧美学者对弱势群体的界定主要通常是从生理特征和生命历程的角度来进行的，根据他们的界定，弱势群体主要由具有肢体残疾、精神残疾、身患疾病者、老年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依赖人群（主要是儿童）组成的。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对应，欧美学者还提出了劣势群体的概念，他们认为，劣势群体是社会变迁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互动的产物，是社会精英（优势群体）、普通民众和低下阶层相互比较的结果。可见，欧美学者所称的弱势群体是指生理上的弱势群体，即我们所说的“老弱病残幼”，而我国学者没有区分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而通常将上述欧美学者所称的弱势群体称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孤儿、长期患病者等，而将欧美学者所称的劣势群体称为社会性弱势群体。薛晓明.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问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显然，无论是根据欧美学者还是我国学者的界定，精神病人都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可以分为一般保护和特殊保护。对弱势群体的一般保护是指保护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仅仅体现了形式上的平等。前述的社会保障权利即是对精神病人的一般保护。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则是指应该赋予他们超越常势群体的权利，以真正矫正他们的弱势地位，这体现了对实质平等的追求，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实质公正。当然，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会涉及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度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存在“保护不足”，也存在“保护过度”的问题。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水平及认识水平的原因，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往往不足，而有些发达国家则存在保护过度的问题。我国目前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中存在问题是“不足”的问题，而不是“过度”。孙学华.论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立法中的一般保护原则与特殊保护原则——以艾滋病患者为例[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6）.

总之，从法理上而言，精神病人的社会保障权利是具有法律和政策的依据，具有法理的理论基础。在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上，我们不仅应该努力实现对精神病人提供一般保护，为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权利，消除歧视，实现其形式上的平等，还应该在立法上为其提供特殊保护，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这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保障精神病人是政府的社会责任

1.政府是公民权利的保护者和保障者

德沃金认为，权利构成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也就不会认真对待法律。这种对政府行为的道德要求的要义是平等，亦即政府必须平等地关怀和尊重所有人。德沃金，何怀宏.认真对待权利[M]. 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些规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同时也表明：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国家的重要的基本职能。

2.处理不同个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的重要功能

法律的精神就是平等，只有法律才能真正保障个体人权的实现，国家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中首当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得到实现。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法律制度安排上的主要任务，处理不同个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本是政府的重要任务。

二、保护精神病人社会

保障权利的基本原则

（一）权利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社会保障权利已成为人权概念的重要构成内容。尊重人， 尊重人的价值， 尊重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 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内容， 也是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起点和归宿。社会保障权利是一项经济权利， 生活有困难的社会成员，有权利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具有经济物质内容的具体帮助； 它又是一项社会权利， 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成员， 需要获得除经济物质内容以外的关心和帮助； 另外， 它还具有与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密切相关的人身权利的内容。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是实施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并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创造的可供再分配的巨大财富和资金积累，社会保障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普遍性与差别性相结合的原则

对公民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障， 是各国社会保障立法共同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普遍性是指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应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使之在困难时享有社会保障的共同权利。我国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物质帮助权利的享受就是对全体公民而言。差别性，是指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标准。我们在制定精神病人社会保障制度时，既要考虑普遍性，又要考虑差别性，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地区差别大，目前还很难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

（三）预防与保护相统一原则

对于精神病人，关爱是国家和社会应有的态度：即保护和救助，而不是歧视的态度：隔离和强制。歧视的态度会使精神病人不愿接受治疗，更容易发病，更容易产生社会的仇恨心态和报复心理，暴力和损害倾向在滋长，从而成为潜在的社会危害。只有在立法这一源头上加强对精神病人权利的保护，才有可能消除他们的受歧视感，从而消除可能发生的故意暴力报复社会等行为。因此，对精神病人的保护是对其损害社会的暴力事件最好的预防。

三、精神病人的社会

保障权利体系的构想

（一）加快立法，建立精神病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我国精神卫生立法明显滞后，全面、专业的精神卫生法迟迟不能出台。其实早在15年前，精神卫生法草案就拟就了第一稿，随后经过吸收不同意见，不断修改，日益完善，目前已是第十稿，内容十分详尽。精神卫生立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全面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这包括为精神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制定准则，并为精神病人在就业、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权利制定准则。中国法院网.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现状[EB/OL].

前述伤害精神病人案件已经表明，缺乏专门立法，对于一些精神病人的鉴定、收治、管控和治疗都是极为不利的。这里再以近期的一例因精神病鉴定和收治而引发的诉讼为例加以说明。2010年上半年，广州市脑科医院曾因一份精神鉴定被告上法庭，其起因是一名富商被其妻子送到市脑科医院治疗，经该院评估后被鉴定为精神疾患。该富商出院后，立即以不服医院的鉴定为由将医院告上了法庭，且最终取得了对其有利的精神鉴定结果。陈实，周煦钊.缺乏立法，对重性精神病人管控不利[EB/OL].http：///epaper/nfds/content/20100611/ArticelA215002FM.htm.2010-12-22.这一案例再次说明了缺乏立法而带来的精神病人鉴定及收治方面的混乱。

（二）由政府主导增扩建“安康医院”，强制收治肇事惹祸的重性精神病人

在缺乏专门立法的情况下，要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只能通过加强和完善现有的一些做法。目前，“安康医院”是依法收治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的专门机构，具有治安管理和医疗的双重职能，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性质是强制性的行政执法单位和精神病专科医院。在尚无专门立法和专门制度的情况下，依托现有制度下的“安康医院”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虽然目前大城市几乎都建有“安康医院”，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精神病人的不断增加，目前的“安康医院”已明显容纳不下肇事惹祸的重性精神病人。容纳不下，必然又流浪在社会上，不仅不利于对他们权益的保护，还增加了社会公共安全的隐患，重性精神病反复制造恶性案件，增加社会安全隐患和社会危害。所以，增建“安康医院”是保障精神病人社会保障权的关键，也是社会治安控制的最有力措施。

（三）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多元化的保障和防控体系

“安康医院”只是收治精神病人的机构，其功能有限。要真正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还需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多元化的保障和防控体系。

1.精神病人服务内容和形式应该多样化

精神病人服务应广泛涉及医疗康复、法律援助、社会救助、职业训练、临终关怀等方面，调动社会资源，引入市场机制，把福利机构分为公益性的和经营性的，让各种收入阶层的精神病人都能按需要接受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

2.精神病人社会管理资金来源应该多元化

政府要发挥责任主体作用，建立精神病人管理事业专项基金，非政府组织及慈善团体发挥协助作用，社会各界的资助和捐赠作为补充，完善有利于精神卫生事业的财税支持政策和物价政策，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精神卫生工作。

3.精神病人的服务人员应该专业化

与普通的疾病不同，精神病是一种综合性的疾病，发病因素较为多样和复杂，预防和治疗的难度也比一般疾病要大得多，因此，精神病的预防和治疗都需要具有较高医疗水平和道德水准的专业人员。

4.对精神病人的社区服务应该网络化

为了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目前应该将精神病人管理纳入社区残疾人工作和社区建设总体规划，建立社会互助网络，建立以城乡精神病人为对象、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主导、以社区服务网络为依托、家庭照顾社会化为方向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橄榄形”的社会化工作格局。将强制性住院治疗扩展到社区治疗和康复中心治疗，使大多数精神病人可以在医院的适当监督和指导下，在社区中成功和安全地治疗和康复。

总之，当前精神病人的社会问题非常突出，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做好防范，建立精神病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综合治理的协调机制，变被动的“事后买单”为主动的“事前买单”，在保护和关爱精神病人的基础上，建立针对性强的防范控制体系，减少公共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和谐社会、人民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的环境。

[参考文献]

[1]葛忠明，臧渝梨.中国残疾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2]舒良.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9.

[3]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Z].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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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强制医疗；司法实践

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专设一章，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职能分工，先后出台了对新刑诉法的司法解释文本，分别对强制医疗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以指导司法实践。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强制医疗的法律适用程序有了较为细致、丰满的内容，但作为一项新制度，相应的配套机制或措施未建立完善，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实践运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本文结合实际的案例，具体探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一、强制医疗的实际案例

王强于2010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后多次发病，均送医治疗并长期服药。2013年3月28日12时许，王强因父亲孙从云对自己进行说教，遂持菜刀对孙从云头面部、颈部等处连砍数刀，致孙从云左颈外动脉离断失血性休克死亡。经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王强系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案件诉讼过程中，王强仍处于发病期，且发病突然，需要药物控制，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其亲属对其亦不具备看管和配合医疗能力。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特点

（1）主体的特定性。强制医疗程序是对精神病人进行的强制医疗程序，而不包括对诸如性病患者的强制医疗程序。（2）适用的必须性。强制医疗程序是“必要”时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可选项，强制医疗程序是最后的选择，而若有不必须限制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的手段和措施可取时，就无采取强制医疗必要。（3）程序的特殊性。强制医疗程序不是为了解决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而是为了决定是否对该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措施，以避免其再次实施危害行为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保障精神病人得到医疗救助，尽快回归社会恢复正常生活。凡是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均需进入医疗机构治疗，治疗期间不被允许离开，直至其人身危险性消除，体现了以入院治疗为中心的特点。（4）裁判的司法性。强制医疗程序虽然不是解决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但是由于该程序是强制性的，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通过司法程序来决定。

三、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强制医疗首次司法化的用意无外乎是通过对已经危害社会，并可能再次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并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够尽早回归社会。强制医疗司法化之后，相关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有关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规定较少，在办理该案时遇到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主体问题。该类案件的被申请人往往都带有现实的人身危险性，对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显然是必要的。新刑诉法规定临时性约束措施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问题是由谁具体执行。是公安机关专门派人员24小时监管还是雇佣具有一定医学护理经验的人看管，又或者以公安机关监管为主家属监管为辅？如此关乎具体操作的问题法律均没有规定。本案中，暂时由被申请人王强的母亲作为法定人在精神病医院进行24小时监管，但监管人年事已高，监管场所为公共场所，监管措施明显缺乏约束力和有效性。

二是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费用负担问题。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辅以场所、人员、医疗手段等一系列保障工作，新刑诉法第284条至289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的法律执行程序，但是在法条中并没有规定精神病人被强制医疗后，由哪方来支付治疗费用，而前置于强制医疗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费用负担更是没有规定。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均由王强的家人先行支付医疗救治费用，由于费用较高，其家中已无力继续承担，且已经多次向司法机关提出该费用如何解决的问题。据一位医院的专业人士介绍，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收费问题，医院主要是依据综合性疾病来区分费用的高低，各患者费用有所差别，但总体算下来，一个精神病人每月平均需要五六千元的费用，如是老年患者则花费更大，费用不到位也是目前很多医疗机构不愿接受这种患者的主要原因。

三是缺乏执行临时性约束措施的专门医疗机构。被申请人在法院决定强制医疗之前，往往处于自由状态或在公安机关控制之下。从有利于执行的角度来说，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移送到指定的接收医院，检察机关负责监督。但是作为刑事新兴程序，强制医疗执行机关的确定目前还没有解决，具体由哪些医疗机构负责接收法律也没有规定。本案中，王强先是在综合医院接受临时强制性约束，后转入精神病医院，但是院方表示不能长期对王强进行医疗监管。

四、强制医疗在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相关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出台相应的规定和细则，做好衔接，确保强制医疗的效果落到实处。通过分析认为，要解决此类案件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和细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主体

既然目前新刑诉法将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实施主体限定为公安机关，就应当由公安机关全面负责执行，而非由被申请人的家属继续监管，毕竟被申请人具有现实的人身危险性，家属自身也有恐惧心理。本案中王强的母亲在临时监管过程中，天天晚上不敢睡觉，就怕王强趁其不备再起杀意。至于公安机关是派遣专人看管还是雇佣专业人士监管可以视自身的人员配置和专业程度自行安排。

（二）明确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费用承担问题

费用究竟由哪方来埋单呢？强制医疗费的问题目前确实是个尴尬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治疗费用得不到保障，那么这一法律规定的权威性将大打折扣。在办理王强案中，公安机关多次反映没有专项资金，又不知向谁以及通过何种渠道申请拨付，因此暂时由王强的家属负担，但是王强的家属对此也提出异议，毕竟家中十几年来为负担郭成领的医疗费用已经债台高筑。强制医疗作为国家防卫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刑法特殊预防功能的体现，费用理应由其受益者国家或者社会来承担。并且被强制医疗的人，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属社会弱势群体，绝大部分没有经济来源，其家庭为支付高昂的精神病治疗费用已生活在贫困线上，这类人理应在民政部门救助的对象范围之内。对此，民政部门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在法院作出对被申请人的强制医疗决定之后，按照其在医院的治疗费用，分批拨付。对于临时保护约束措施的费用，也应由公安机关向民政部门申请支付。

（三）明确标准，选择一批具备强制医疗资质的医院作为专门医疗机构

如果没有专门的接收医院，被强制医疗的患者就可能遭遇如郭成领般数次转院的尴尬，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强制医疗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对于此类医院的挑选，应当由卫生部门出台具体的医疗专业标准，其中最核心的应是专业的医生、护理人员以及隔离病区。每个地区此类医疗机构的数量，至少应不少于两家，从而避免出现医疗价格和服务上的垄断。

（四）建立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救助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权益落实

办案中注重把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监督贯穿于办案全过程。首先保障当事人知情权。针对新刑诉法及相关配套规定对当事人在强制医疗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明确规定较少，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使当事人知悉应有权利。其次保障程序参与及救济权。在办案过程中参照普通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认真听取并及时采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理诉求，保障其依法参与诉讼活动。对被申请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异议，及时了解情况。同时，对求偿受阻且家庭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主动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启动救助机制，借以化解社会矛盾并体现人文关怀。第三保障法律援助权。强制医疗案件涉及法律和精神医学等内容，专业要求高，对被申请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监督法院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 史渭华.论强制医疗程序[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9（5）.

[2] 刘东亮.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J].法商研究，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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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县精神病患者现状

截止目前，通过摸底调查，我县各类精神病患者有3000多人，已办二代残疾证的2647人，其中一级12人，二级1184人，三级1344人，四级107人，与去年同比增长28％。年龄60岁以上有38人，18岁以下有102人，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近300名，给全县人民的治安维稳、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且精神病患者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经验做法

1、做好精神病患者的管控工作，协助监护人和社区（村）居委会，做好患者的居家和社区治疗及康复训练工作，督导监护人履行日常看护、定期服药、定期复诊、发病送医等监护责任。及时掌握患者的病情、用药和就医情况。

2、负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做好社区、家庭康复训练服务管理，协助做好救治救助工作。

3、对门诊服药对象发放药费补助。为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门诊药费补助，对常年服用精神治疗药物的精神残疾人中，低保、五保、建档立卡贫困户服药对象全部按1000元/人/年的标准补助，其他对象按上一年度或当年购买药物发票报销后自付费用的8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元。每年都有1000多人享受该政策。

4、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为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住院发放补贴。从2015年起，县残联联合财政出台《县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住院补贴项目（试点）实施办法》，为我县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提供住院补贴。具体补助标准：当年在精神病专科医院连续住院三个月以上，住院治疗总费用中扣除新农合、居民医保报销金额，大病补充保险报销金额，城乡医疗救助补助金额外，个人自费的医疗费,每年在1000—5000元的，给予一次性住院补助1000元；在5000元—10000元的，给予一次性住院补助2000元；在10000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住院补助3000元。全年累计报销，最高不超过3000元。

5、协助民政部门做好肇事肇祸患者监护人补贴、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发放审核工作。

6、开展精神病患者入户摸底调查调研和基本服务状况和专项需求调查工作，组织定期、不定期和入户评残，实时掌握精神病患者数据变化和最新需求，实行动态管理，跟踪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

1、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难以长期坚持。一是精神病患者法定监护人或亲属是看管、治疗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精神病患者发病时间长、行为控制难、治疗费用高、监护人年老体弱多病及家庭贫困等种种原因不能对精神病人监护到位。二是由于有的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不确定性，其家属本身也成为了受害人，监护人无力、无心、不愿监护的情况时有发生。三是排除发病难。精神病人病发期不确定，有一定的突发性，很难排除其发病的可能。四是存有反复收治问题。就现有的条件而言，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经一个住院疗程（2-3个月）治疗，大部分能够控制病情，可以重返社会，在监护人的监护下服药、复诊等康复治疗，使患者病情稳定，但绝大多数患者得不到监护人的认真细致监管，使病情在很短时间内复发。仅治疗一次就康复的情形较少。

2、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费用难以保障。当前，我县社会救助机制还不完善，对精神病人的治疗管控，主要还是以家庭治疗为主，社会救治为辅的形式。而往往精神病人的家庭又无力承担长期治疗的一大笔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家庭都只好放弃治疗，患者的病情加重，管控就更加艰难。

3、全县无医养一体精神综合性医院。我县没有一个医养一体的综合性精神专科医院，按现在的住院报销政策，病人在一个周期后，必须出院，条件好点的，过段时间又来住，条件差的，就回家依靠监护人管控，长期在家管控，容易发生伤害事故，直接受害者往往是管控家属，近几年我县发生的多起伤害致人死亡案例就是深刻的教训。

四、下步工作打算

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宣传力度，加强监管、监护力度，并探索试行开展一些国家、省、市未全面执行，但基层残疾人又有迫切需要的政策，如：精神残疾人的托养服务项目、贫困一户多残家庭救助等。

五、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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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制医疗制度的缺位

在修改后的刑诉法施行之前，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缺乏统一的专门实体立法和程序立法，相关立法和规定散落在各部门法中。

立法不足使得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措施的适用存在诸多随意性。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和恐惧心理等多种因素，大多数亲属及监护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履行责任，有的干脆将其关锁在家中，任其自生自灭。有的任其流散社会，致使其反复作案，影响社会治安。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无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强制医疗措施的适用也无统一规范。实践中，各地公安机关自行掌握收治对象和程序，精神病犯罪者送交公安系统管辖的安康医院进行监管与治疗。目前，全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24所安康医院[2]，而全国的精神病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600万人，其中有严重暴力倾向的大概有1.6至3.2万人左右[3]。与亟需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相比，安康医院的收治能力还远远不足。

二、强制医疗制度的构建分析

修改后的刑诉法依照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对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建构。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程序

1.限制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作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个人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措施，立法者对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依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284条规定，适用强制医疗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犯罪行为的暴力性和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鉴定的合法性；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的人身危害性。

2.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主体。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85条规定的启动主体共有两个：一个是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另一个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这恰恰体现了强制医疗程序的特殊性，法院突破了其居中裁判的诉讼职能，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行过程

1.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决定主体。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1款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该路径的选择表明了强制医疗从行政化走向了司法化，由中立的第三方法院决做出该制度的决定，保障了其公正性和程序正当性。

2.规定了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了强制医疗的审判组织。第2款规定了庭审中的诉讼参与人。第287条第1款还对审理期限作了规定，即“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强制医疗虽然不具有刑罚惩罚性，但它是对精神障碍者人身自由的限制，要真正达到保障社会公众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就应当赋予强制医疗严格而规范的程序流程，而程序运作上的多方参与性和救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决定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做出的过程中，让有关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制约机制

1.规定了强制医疗的程序救济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这些规定的设计类似于民事诉讼中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特别程序，采取了一审终审的程序设计，但为了平衡被强制医疗人与被害人的权利，故设置了复议程序。同时针对特别程序的一审终审，设计了两种强制医疗的解除模式：一是依职权主动解除；二是依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

2.赋予了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一）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的完善

我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只对在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就没有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过程中或刑罚执行过程中患病的精神病人，不在我国强制医疗的范围之内。设置强制医疗程序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治疗实现预防，而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和在诉讼过程中或刑罚执行过程中患病的精神病人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疗，进入社会同样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的对象适用强制医疗程序：（1）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和服刑期间患病得精神病人。这种情况下，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可以保外就医，但在保外就医期间的人身危害性性难以控制时，应纳入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医疗期间应当折抵刑期。（2）在犯罪实施完毕后、裁判前患有精神病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时精神状况正常，但随后在裁判前患精神病而失去诉讼行为能力、不具备受审能力，包括在犯罪后案发前，公安机关侦查中、诉讼期间等环节。在此期间考虑到人身危险性，可以采取临时性强制医疗措施，待其精神恢复正常后继续刑事诉讼程序。（3）“肇事精神病人”，即其行为并未到达到触犯刑法的程度，但违反了治安管理法等的精神病人。这种类型的精神病人同样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之前我国地方性法规基本上将肇事精神病人都纳入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范畴，由公安机关决定即可对其进行强制医疗。考虑到此类精神病人并未触犯刑法，即其行为并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其人身危害性没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不满足“必要性条件”，对其不用采取强制医疗措施。但其家属和监护人应为其加强看管和医疗。

（二）精神病鉴定的启动主体的完善

精神状况判断无疑是一个普通司法人员所不精通的专门性问题，因而法院在认定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时候，不得不依靠精神医学专家的帮助。这样，“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程序，从整体上来说，就包括两个过程：精神医学鉴定和司法判定”[4]，因此精神医学鉴定是发动强制医疗程序的起点。而我国的精神病鉴定主要是通过司法机关依职权或指派或者聘请法定机构进行。虽然当事人和辩护人有权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但是否同意由司法机关决定，并没有强制效果。这就使精神病人完全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也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失去被鉴定的权利。这种被动接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当事人人权得不到保障，其受到恰当医疗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剥脱；其次，案件处理的公信力降低。例如邱兴华特大杀人案中，未经精神病鉴定就判处邱兴华死刑，容易造成公众对判决结果的疑惑。

笔者认为，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体现程序的正当性和参与性，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者近亲属一定范围的精神病鉴定申请权。但为了防止其滥用此项权利阻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当有一定的限定，具有一定能够证明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或者证据，比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医院证明的精神病家史；有合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前后行为反常或精神异常的。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审判组织的确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192条第2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一规定加强了鉴定意见的质证，解决了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往往只能通过重复鉴定来解决的问题，也对法官的专业认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的同时，却未对合议庭可否吸收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作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由于精神病鉴定意见的专业性以及专业人士的出庭质证，使得法官对专业认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以保证对案件的准确判断和对要否实行强制医疗决定的准确作出。

（四）强制医疗的检察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而刑事诉讼规则对人民检察院具体如何开展监督作出了详细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监督属于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内容，适用《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因此，对强制医疗的监督贯穿程序的始终，覆盖所有诉讼主体和诉讼行为，但对于不同诉讼主体和诉讼行为的监督方式，则有所差异。

笔者认为，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方式应为审查精神病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对符合条件的应作出批准决定，并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对不符合条件的，应作出不批准决定；对证据不足的应退回补充侦查。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由于不在抗诉和法律监督程序的启动条件之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方式应为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人民法院批准强制医疗机构提出的解除强制医疗意见，以及批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申请，人民检察院可参照减刑假释的有关规定，提出检察建议。

四、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之应对

强制医疗的执行是一种特殊的刑事处遇措施，属于大刑事执行的范畴，因此刑事诉讼规则将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交由监所检察部门来承担。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对于监所检察部门而言是一项全新的职责，可以参照对监狱、看守所和劳教所等监管场所的监督做法，实行派驻检察或者巡回检察。

笔者认为，监所检察部门对强制医疗执行监督进行监督时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1.强制医疗交付执行活动的监督。重点要审查交付执行的相关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同时要注意审查被强制医疗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或者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强制医疗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事故检察和强制医疗活动检察。除日常监督外，可以重点监督强制医疗机构是否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合理治疗、是否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诊断评估、是否发生被强制医疗人非正常死亡事件等。监督的方式方法主要有：查阅住院病历、医疗费用记录、伙食账簿，参加重大病情分析研判会，查看监控录像，必要时可以与被强制医疗人谈话、了解情况，依法查办强制医疗机构职务犯罪等。

3.受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特别是对不服强制医疗决定的申诉，要认真审查。

4.解除强制医疗活动的监督。这是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难点和重点。从程序上来说，就是注重审查是否具备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出院凭证，同时还要监督法院作出决定后及时办理解除手续。从实体上来说，就是通过监督强制医疗机构合理治疗和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诊断评估，审查被强制医疗人是否符合解除强制医疗条件，使不具备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能够及时解除强制医疗。由于“不具有人身危害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等标准难以把握，检察人员可以参照保外就医检察监督等有关程序规定进行检察，具体判断标准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注释：

[1]根据有关规定，广义上的强制医疗对象除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还包括实施了、的性病患者。本文的强制医疗仅指针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

[2]张向宁：《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康医院、戒毒康复场所的现状及未来》载《人民公安报》2010年3月18日。

篇8

    由于症状纷繁复杂、论者见仁见智、技术日新月异,造成了“精神病”、“精神障碍”的内涵和外延在精神医学和法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为了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精神医学与法学学科间的不协调和法学内部的冲突和混乱,应当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精神病人”修改为“精神障碍者”。理由如下:第一,随着精神医学理论的发展和病理的丰富,医者逐渐认为重性精神障碍和轻型精神障碍存在着质的差别,不宜统称为精神病。第二,刑事法学重视“精神病”之概念,主要是为了确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而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准确判断需要精神鉴定意见和法律规定的概念之统一,但鉴定意见一般采用精神病狭义说,而刑事法却采用广义说,其“精神病”概念之矛盾和争议也是导致鉴定人和法官“意见冲突”与“沟通不畅”的主要原因。第三,由于刑事诉讼的目的由“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社会对精神病人更加了解和宽容,使用定义更为宽泛和灵活的“精神障碍”,正是人道主义之光照进刑事场域最美丽的“反射”。特别是《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的使用和根据程度不同与“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区分,体现了制定法对理论的回应,体现了立法者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刚性法律的人性关怀。但遗憾的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错过了“提前法制统一”的机会,没有预留“立法提前量”,仍规定为“精神病人”,应在再次修订时修改为“严重精神障碍者”,以符合“学界讨论———部门法吸收———相关法律协调”的立法规律。鉴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采用广义说的“精神病”与“严重精神障碍”在内涵和立法意图上相同,只存在字面上的差异,为了同刑事法相统一,本文论述仍采用“精神病”及“精神病人”。

    二、强制医疗的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的基本含义

    刑事领域中强制医疗是指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采取的强制入院隔离治疗。在外国立法例中,如美国称之为“非自愿监管”、德国称之为“收容监护”、日本称之为“治疗处分”;在行政法领域,《精神卫生法》规定了“非自愿入院治疗”,虽在称谓、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均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其价值目标都是“安全与自由并重、防卫社会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重。”[7]

    (二)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

    对强制医疗法律属性合理的认定,是强制医疗程序的研究重要内容之一。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适用对象和适用程序。首先,强制医疗是一种保安处分,而不是刑罚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保安处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特殊预防为目的而设立;(2)注重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3)适用的基础是人身危险性;(4)适用对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其中就包括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人。”[8]虽然我国在《刑法》中规定了社区矫正、强制医疗等措施,但并没有将其明确归为保安处分,在总则中更无保安处分的相关规定。但“从目前通行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中,没有保安处分之名,但有保安处分之实。”[9]特别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强制医疗程序,使强制医疗真正成为可以操作的一种保安处分。其次,强制医疗是具有强制性,在必要情况下,经法定程序,不论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甚至剥夺,其将面临强制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因为强制医疗具有强制性和严厉性,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法定程序才可以予以适用。法国社会防卫派学者安塞尔就主张保安处分也必须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对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判断方法以及与之相符合的处分措施都要有明文规定。[10]最后,强制医疗具有保护性。一方面,精神病人由于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减弱或者完全丧失,人身危险性较大,国家处于对保护公共安全的考虑,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另一方面,对精神病人的治疗通常需要专业的治疗方法、场所和药物,并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监护人往往难以承担,造成精神病人无人看管,也经常成为被侵犯的对象。所以通过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也是对其自身的一种保护。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到之前强制医疗程序立法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强制医疗适用的恣意,在“特别程序”编中设专章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运用刑事诉讼的规则来规制公权力的运行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之前的理论和本次立法的修改,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决定是否对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的一种特别程序,与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不关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罪或非罪和刑罚适用等问题,仅仅就对精神病人是否予以强制医疗进行审理。其本质是是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诉讼程序,具有诉讼化构造,而非一种非诉程序。①理由如下:第一,强制医疗程序具有完整的“控辩审”三方,在诉讼过程中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从《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2款规定的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和《规则》第594条规定的强制医疗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可以看出,立法者和司法者力图将强制医疗程序设计为具有“等腰三角形”特征的诉讼程序。第二,强制医疗程序中,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第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权。第四,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框架性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具有诉讼程序的特征,虽立法比较粗糙,但不能否认强制医疗程序的本质是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其完善也应遵循诉讼程序的要求。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

    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即决定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诉讼化的必要性,也就是通过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规定的必要性。在理念方面,表现为法者对公权力恣意行使之警惕和对公民人身自由之关照;在制度方面,展现出立法者充分利用司法程序的刚性和交涉性[11]来保证强制医疗的恰当适用,使功能已严重泛化甚至异化的强制医疗通过诉讼之路径回归为防卫社会与治疗精神病人并重的应然状态。具体而言,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有以下三个方面:1.保障人权的需要精神病人作为社会中一类弱势群体,本应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关爱和照顾,但现实却是经常受到社会的漠视甚至是仇视。特别是在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之后,精神鉴定程序的启动、强制医疗的决定和具体治疗均没有体现出其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地位,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极有可能受到公权力的任意侵害,有违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12]强制医疗程序将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纳入刑事诉讼保护的范围,并立足精神病人的特点通过特殊的程序设计与普通诉讼程序予以分离,正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的突出体现。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保障人权的需要。2.程序正当的需要程序正当作为一种司法观念,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并在美国得到明确表述和发展,其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正当程序并不仅仅是司法实践时内心所秉持的一项原则,更是根据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为了避免在诉讼中的不公平对待,提出的一个可以适用所有现代社会共同认知的最低司法公正标准,虽然对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莫衷一是,但有些基本精神被认可,并被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所承认。无罪推定、程序参与、获得律师帮助、诉讼及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等,已经成为公认的在刑事诉讼中最低限度的保证。而强制医疗的严厉程度不喾于自由刑,其适用程序如果由主管机关单方面决定,利害关系人无法参与决定程序,即使最后强制医疗适用的结果正确,其程序也是违反程序正当要求的。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特别是一系列“被精神病”的事件的曝光,不仅加深了对强制医疗制度的质疑,也由于司法机关的缺位,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强制医疗程序的最大亮点就是强制医疗程序被赋予了普通诉讼程序的基本形态,并贯彻司法最终裁判原则,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是否对行为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13]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程序正当的需要。3.和实体法衔接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刑法》第18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但在本次立法修改之前,在强制医疗方面,《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相应程序与实体法衔接,“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程序的设置上与刑法的内容失衡的具体表现之一”。[14]程序法律规范的阙如导致了政府在强制医疗中定位模糊,其究竟是决定机构还是执行机构或二者皆是,一直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在《刑法》中虽然对保安措施没有规定,但规定政府可以强制医疗,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不仅回应了现实,同时也解决了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和《刑法》第18条衔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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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阳光救助 重性精神疾病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R395.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0）11-0293-02

2009年5月开始，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成都市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实施意见（2009-2011年）》和《成都市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阳光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面向全市关锁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实施了“阳光救助工作”，对长期关锁的贫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解锁，并接到医院免费治疗。我院是都江堰市实施“阳光救助”的定点医疗机构，从2009年6月~2010年9月共收治阳光解锁病人175例。本文对该175例解锁患者解锁治疗前后的社会功能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09年6月~2010年9月都江堰市精神卫生中心实施“阳光救助”的患者为入组对象。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 的诊断标准；②符合《成都市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阳光救助工作实施意见》配套文件中规定户籍在我市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③因各类原因（贫困或肇事肇祸）无能力监管而被关锁者。

1.2 一般资料 共计175例，性别：男 102例，女73例；年龄（45.29±11.48）岁；婚姻状况：已婚87例，离婚47例，未婚41例；家庭基本情况：有子女者117例；文化程度：文盲3例，小学38例，初中107例，高中27例；居住地：城镇26例，农村149例；费用来源：由残联、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共同按文件精神承担，患者个人不承担费用。 疾病资料：精神分裂症152例，双向情感障碍11例，精神发育迟滞5例，癫痫所致精神障碍4例，其它3例；病程 （15.0±6.32）年；关锁时间 （7.0±5.36）年；家族史：阳性56例，阴性119例。

1.3 方法 采用《成都市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阳光救助住院医疗救治技术方案》中附表3《重性精神疾病社区管理治疗随访表》规定使用量表（SDSS），由都江堰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疾病社区防治科医生，对175例阳光救助患者解锁前及治疗后的社会功能进行调查，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阳光救助前患者社会功能情况

救助前患者受精神症状影响，56.00%无生活自理能力，68.57%家庭职能严重缺陷。有29.14%患者能在家人监护下帮助家人完成一些简单的劳动，由于患者曾经多次出现过严重的肇事行为，家人不愿让其外出自由活动。

心实施治疗。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配合心理治疗、行为干预、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康复训练等，患者住院时间均控制在90天以内。175例患者经治疗出院后纳入社区管理，12周后由我院防治科医生采用原量表进行社会功能评价。其中，31例患者基本恢复了生活自理能力，48例患者能够协助家人完成简单的家务劳动；11例患者可以在外出打工或从事农业劳动。

2.3 阳光救助前后患者社会功能情况比较

对调查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关锁患者在救助后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内活动、家庭职能、社会性退缩等、职业和工作等5项指标较救助前有明显提高P

3 讨论

精神病人被长期关锁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病情反复发作多次住院，致经济上难以承受再次住院的费用；或是无监护人或监护人不能正确管理；另一方面家属精神卫生知识缺乏，以及对精神病院缺乏正确了解，担心住院会影响患者的前途，住院后在周围人群中难以“保密”，怕邻居知晓[1]。加之精神分裂症至今病因未明、病程迁延，临床确有“难治”的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治疗上的难题。因此， 各地都发现放弃治疗将之关锁的精神病人[2]。

本组175例关锁患者大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主要原因为患者频繁肇事肇祸，、家庭经济困难， 无耐之下将患者关锁起来。长期关锁对患者和家庭都造成了极大地伤害。因此，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患者实施解锁并予以救助，给予积极的治疗，并帮助患者进行社会功能的康复，出院后纳入社区管理，使患者社会功能有明显改善。阳光救助工作的实施和推广无疑将成为广大贫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福音。

参考文献

[1] 李华球.被关锁精神分裂症患者调查报告[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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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泉州市第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吴某某系偏执型分裂症状态下作案，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仍为分裂症现症病人，无受审能力；建议严加监管及专科医院系统治疗，以防肇事。2013年3月12日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对吴某某解除拘留措施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于泉州市第三医院。

一、强制医疗案的审查要点

（一）程序审查要点

1.是否需要履行告知程序。《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均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后，是否要在一定期限内告知涉案精神病人、法定人及被害人相关权利、义务。笔者审查案件后认为，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案件，强制医疗程序参与人员也应该享有相关程序权利。在《刑诉规则》等相关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强制医疗案件的特点与要求，参照一般刑事案件告知文书的内容、程序对相关当事人予以告知。具体到本案，考虑到被申请人现状，本案笔者仅告知了其法定人、被害单位。

2.是否需要询问被申请人、法定人等相关当事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被申请人，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检察人员通常不具备精神病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是否需要会见被申请人、对其进行询问，要视具体案情而定。本案证据体系中，有鉴定意见证实被申请人作案时系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现阶段仍无受审能力。且警方调取了包括亲朋好友、村民、村干部等证人证言、精神病院病历等书证，均证实被申请人曾有精神病史且仍处于发病状态，认为被申请人在是否属于“精神病人”的问题上没有争议，且其供述中对于作案动机、经过、以后是会否继续危害行为均有明确阐明，因此认为无需再会见被申请人。

本案笔者在审查案件中着重听取涉案精神病人的法定人的意见，包括法定人对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的意见、对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意见、对是否采取强制医疗的意见。吴某某的法定人对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没有异议，并表示在2013年1月18日，三明市第四医院已诊断吴某某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进行治疗，为检察机关作出强制医疗申请奠定了事实基础。只是在检察人员对其询问过程中，表示了对强制医疗地点、医疗费用的担忧。在检察人员对其解释了相关法律政策及后果后，消除了其抵触和顾忌心理。结合本案实际，笔者认为在审查强制医疗案件时，被申请人的家属最可能提出异议的问题有三：一是被申请人到底是否属于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二是被申请人是否真的实施了需要对其强制医疗的危害行为；三是强制医疗的地点、费用由谁承担？特别是对于第三个问题，目前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对于被申请人实施强制医疗的地点，可以以户籍地、常住地、实施危害行为地等作为强制医疗地，具体选择哪一个地点应由法院根据被申请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近亲属的要求来确定。至于医疗费用，由于精神病这一特殊病情决定了对病人治疗的长期性，需要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如果仅由其家属支付，可能会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大量精神病人不能被送入医疗机构救治或者即便送进医疗机构却最终达不到医治效果。强制医疗作为国家防卫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刑法特殊预防功能的体现，费用理应由其受益者国家或者社会来承担。在现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各地也可根据实际由政府和精神病人家属按比例分担。

3.公安案件处理程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否合法、是否及时解除对被申请人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否撤销刑事立案、对被申请人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得当等等。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需要补充证据的，应当书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必要时检察机关也可以自行调查。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时间不计入人民检察院办案期限。而对于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期限，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以为，为保护被申请人合法权益，应当根据所需补充证据的取证难度监督公安机关尽可能在最短时限内补充完毕。

（二）实体审查要点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依法律规定，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1）是否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2）是否依法定程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3）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在实践中，审查强制医疗案件的实体，往往围绕上述三点进行。

1.对于是否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的判断，主要是进行行为事实方面证据的审查。要契合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案件的特点，强制医疗案件的对象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其供述一般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审点是在不采纳涉案精神病人供述的情况下，证据是否仍然确实、充分，基本事实是否清楚。这既要求侦查机关在客观证据收集上更加全面细致，也要求检察人员在审查中把握好审查的重点。结合本案，在不采纳吴某某供述的情况下，审点是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监控录像光盘及讯问吴某某同步录音录像光盘各一张等。

笔者以为，对于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应该以达到犯罪程度为前提。否则“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便成了一句空话，毫无意义。并且，危害社会的范围和程度需要明确界定。危害性包含对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是否包括对被申请人本人的自杀或自残仍无定论。2013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从广义上来说，被申请人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刑事诉讼法的宗旨之一就是保护人权，其中当然包括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对于其行为无意识，因此不构成对自身权益的处置，此时其自伤行为就是对公民和社会安全的危害。故认为应当把精神病人自伤、自残与自杀也列为强制医疗的启动条件。

2.对于是否依法定程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认定，主要是针对鉴定意见、相关证言、书证的审查。审查鉴定意见，主要是审查鉴定机关的资质、鉴定人员的资格以及鉴定意见的提起理由、依据和鉴定过程，各方对鉴定意见的态度。同时，应当询问主治医生了解治疗情况，向法定人了解病人的发病原因、诱发因素、生活环境、治疗过程。审查证人证言、相关书证，则主要考虑证人与本案的利害关系、侦查机关提取证据的合法性。审查鉴定意见时，对于鉴定意见，还要注意审查是否出具现阶段被申请人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意见。

3.对于是否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审查，主要是审查鉴定意见、关于被申请人平时病症的证人证言、被申请人的笔录等等。这是强制医疗案件审查和审理工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现行法律对被申请人“危害可能”的证明标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需要司法实践人员结合个案予以分析论证。

本案中，为查明吴某某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笔者通过吴某某因异常表现首次就医情况、服用药物情况、病情发展趋势、查阅病史资料、哪种类型精神分裂症、发病是外界刺激产生还是自发主动型的等等，综合分析判断。通过全面研读鉴定材料、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材料，笔者认为吴某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理由是：首先，鉴定意见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吴某某的发病过程、治疗情况、病情发展情况、案发前表现等，表明吴某某仍处于发病期；其次，证人证言，包括同监室室友、同村村民、家属的证言均证实被申请人患有精神病，经常幻想移动公司要害他，要先下手为强；第三，虽然被申请人的供述一般不得作为其实施危害行为的证据，但是笔者以为其供述中表现出来的继续实施危害行为的意愿，却可以作为其潜在危害性的判断。并且由于被申请人的法定人长期在外打工，家庭经济困难，妻子亦有精神疾病，不适宜由家人自行看管治疗。综上，根据吴某某的发病过程、作案动机、治疗现状、家庭监护情况表明其存在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有必要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2013年3月19日，鲤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以泉鲤检强医申[2013]1号强制医疗申请书对被申请人吴某某提出强制医疗申请。

二、庭审中的难题与对策

强制医疗程序案件的审理需要解决是否开庭审理、是否公开审理、被申请人是否到庭、审理程序、庭审调点、法庭辩论焦点、被害人是否出庭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第529条第1款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是，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人请求不开庭审理，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除外。”即审理强制医疗案件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对是否公开审理的问题，应综合考量涉案精神病人及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本案是一起放火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公开审理。庭审调查的重点也是围绕实体审查的三个要点，即危险行为的事实、证据举证质证；精神状况鉴定意见的质证辩论；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调查辩论。被申请人、被害人是否到庭，都可以视案情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当事人是否强烈要求而定。

这里，笔者想着重探讨的是法庭组成合议庭的人选以及相关程序规定的合理性。

（一）关于合议庭人员的组成问题

强制医疗程序的案件，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公安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再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流程，但如果是到法院审判阶段，法院才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是另行组成合议庭还是在刑事案件庭审结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笔者以为，原则上应当由原来的合议庭人员继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这样做，有利于避免重复调查，节省司法资源。另一个问题是，可否吸收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笔者以为，强制医疗程序重点审查的是被申请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有无强制医疗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相关精神病医学专家比职业法官更有专业优势，因此在必要情况下，聘请相关专业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更有利于对案件的准确判断和对要否实行强制医疗决定的准确作出。

（二）相关程序衔接的合理性探讨

根据《刑诉规则》第548条的规定，在审查中，犯罪嫌疑人经鉴定系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决定。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若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决定，即对该案的程序与实体均作出了实质性认定，刑事诉讼程序已然终结。若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强制医疗申请予以受理，但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被申请人应负刑事责任，将依照《刑诉解释》第531条第3项之规定退回检察机关，然而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决定终结了诉讼程序，只能在对法院驳回不予认同的情况转入监督程序，发出纠正意见，但仍无法恢复到普通刑诉程序，此时存在强制医疗特别程序与刑事诉讼普通程序无法衔接的问题。笔者建议，遇到类似情况，应当由检察机关先行中止审查刑事案件，先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如果获得法院支持，那么再以法院的决定书以依据对被申请人作出不决定。

三、本案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