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价值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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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的探讨并分析手术室工作中实施风险管理的应用成效及价值。方法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间收治的120例手术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0例。观察组患者采用手术室风险防御管理模式，对照组给予手术室传统管理方式。对2组患者存在的不安全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发生情况、患者满意度及投诉纠纷率进行比较，综合分析手术室实施风险管理后的效果与价值。结果观察组患者存在的不安全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发生率及纠纷投诉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在患者满意度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效果明显。结论手术室实施风险管理，有利于减少风险事件发生，对提高手术质量和患者满意度，降低医患纠纷，效果显著，有临床价值，值得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风险管理;手术室;应用效果;价值分析

风险管理作为先进的管理方式，现已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1，2］。护理风险是指患者在医院内进行护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安全事件［3］。传统的护理管理伴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提高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4］。手术室作为医院进行手术和抢救的重要场所，由于疾病自身的特点与抢救的不可预知性，决定手术室工作风险性极高，稍有处理不当，影响医疗质量，严重者可造成患者残废甚至死亡，后果非常严重。因此，手术室应加强风险管理，全面实施安全、有效、综合的护理管理模式，以确保患者生命安全，加强手术室管理水平，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及减少手术风险事件发生［5］。本文将自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间手术室实施风险管理临床效果及应用价值做详细报道，具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五医院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间住院的120例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标准: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自愿参加本次调查并排除其他严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等。采用随机分组方式，将研究对象分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观察组患者采用手术室风险防御管理模式，对照组给予手术室传统管理方式。观察组中男36例，女24例;年龄8～59岁，平均年龄(36．9±5．1)岁;急诊患者13例，择期手术患者47例。对照组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7～61岁，平均年龄(35．8±5．9)岁;急诊手术患者11例，择期手术患者49例。2组患者对比年龄、性别比及手术方式等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采用手术室常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

①手术前再次核对术者姓名，手术部位、手术名称，手术器械于术前、关闭脏器前、术后双人清点核对，并确保准确无误后方可进行缝合，严禁异物遗留在患者体内;②术间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确保各种仪器设备正常使用，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生，随时做好抢救准备;③手术后将标签贴于对应的标本，以免造成混淆;手术器械的清洗、消毒以及医疗垃圾的处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流程执行;将患者安全送返至病床。

1．2．2观察组采用手术室风险管理模式

1．2．2．1术前风险管理:

大多数患者在疾病得到确认后，会产生紧张焦虑情绪，甚至会出现自暴自弃的表现，拒绝治疗，不配合医护人员工作，甚至对医务人员恶语相向。此种情况是护理人员在工作中最为常见的风险因素［6］。因此，术前成立风险管理小组，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加强技能操作训练及理论知识培训，明确手术室现存或潜在的医疗风险，讨论手术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问题，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术前要做到六查、四到位及十二对。六查是指接患者时的检查:包括病区、姓名、性别、床号、住院号、诊断、术前准备、用药及药物过敏情况;进入手术间时检查;开始麻醉前检查;消毒前检查;执刀前检查;关闭体腔前、后检查。四到位是指氧气、急救药品、电凝止血器、吸引器等必须到位。十二对是指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床号、科室、手术部位、手术名称、手术间、所需药品及过敏情况、所需物品、灭菌器械、敷料合格以及所用物品齐全情况。术前充分准备手术所需的物品及所需器械，确保正常使用，避免因物品器械准备不足使手术延时甚至无法进行。核对手术患者详细资料，包括麻醉方式、验血报告等［7］，确认接受手术患者与手术通知单一致，方可进行手术［8］。

1．2．2．2手术中风险防范:

术中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随时做好应急抢救准备，以免意外情况发生，而延误抢救时机。手术室工作人员对手术步骤要清晰明确、操作标准要求达到零失误。因此，手术过程中要做到严格无菌操作，手术用药时，核对药品名称、规格、有效期等，时刻警惕输液反应及过敏反应发生;输血时，确保患者血型、输血量与输血单、血袋相符，两人核对后方可给予输血，严密观察，以防输血反应发生。术中严格按照手术室物品清点制度执行，及时清点台上、台下器械、纱布、棉片、纱垫、缝针及引流物等。手术关闭空腔脏器前清点、关闭体腔前清点，手术结束后再次清点以上手术用品。由两人核对确保准确无误方可缝合切口，严防异物遗留在患者体内;手术记录单进行记录时，项目内容填写完整，严格使用医学用语，数据资料统一，字迹清晰、严谨对手术病例进行涂改、代签、伪造或销毁事件发生，对术中添加止血纱布、缝针、器械、棉片、引流管使用及皮肤受压情况进行详细记录。由巡回护士与洗手护士共同对记录单上记录情况确认无误后签全名，手术记录单要随病例一起归档，以便更好地规避医疗风险事件发生。若术中需要做冰冻切片需由专人送检，送检人和接收标本者，均应进行登记并签全名。术中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并及时反馈给主刀医生［9］。

1．2．2．3手术后风险管理:

手术完成后，严格按照标本留取制度，将相关的标本放于固定容器，填写患者信息，贴上标签，做好登记，确定无误后，及时送检［10］。术后双人清点器械，按照规定流程，对手术器械及医疗垃圾进行清洗消毒处理;安全送患者返回病房，护送过程中，床两侧一定要加好围挡，避免患者坠床;术后对手术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手术室制度和流程;加强风险防范意识教育，对患者和家属提出的要求，及时进行沟通和解决。

1．3评价指标

综合比对2组患者手术室存在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发生机率及患者满意度及投诉纠纷情况。其中，患者满意率是通过满意度调查分析问卷产生。问卷共设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项。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11］。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使用率表示，组间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珋±s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患者手术室风险因素发生对比

手术室存在的风险因素主要有器械因素、技术因素、手术感染因素、管理因素及其他因素等，2组患者采用不同管理模式，对风险因素发生情况进行比较，除技术因素外，其他风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

实施风险管理后，通过比对，观察组手术工作中术前准备、手术记录、无菌操作、切口感染等方面出现差错机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2组患者满意率与投诉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满意率和投诉率为95．8%和4．1%，对照组患者为82．6%和13．8%。实时风险管理后，观察组患者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其投诉率明显低于对照组，2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手术室中存在的任何风险因素都会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防患于未然，减少医疗纠纷，为患者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是每一位医护人员的职责［12］。因此，风险管理在医院手术室的工作中应始终贯穿手术室整个操作过程，加强对医务人员风险防范强化意识，对有效控制风险事件的发生［13－15］、及早有效地进行风险阻断，其主要目的为手术患者提供高质量和零风险的综合服务。手术室管理的核心前提是确保手术安全，手术中，任何小的疏忽或大意，都有可能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本次研究主要通过对观察组患者采用风险防御管理模式，在术前、术中、术后进行风险防御阻断。日常工作中，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以及理论知识培训，降低风险事件发生几率;定期学习法律法规及风险知识教育，使工作人员养成严禁、细致、认真、负责地工作态度［16］;手术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详细核查各种信息、认真检查手术器械及手术用品等。有关研究提示，由于手术室工作环境的特殊性，风险事件的发生尤为突出，在对病人处置、治疗操作及抢救等每个环节，都应重视风险意识管理，对确保手术成功具有重要作用［6］。有学者认为，手术室中，积极应用风险防御管理模式，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风险事故，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17］。通过结果分析得知，手术室风险事件发生与患者的认知程度不够及实施护理操作时其全面性、细致性做不到位有关［18］。传统意义上的健康教育方式主要表现为患者进入手术室前，短时间内难以起效。因此，手术室需要派出具有丰富经验的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全面指导、并协助其完成相关操作或行为，通过给予护理风险意识管理，有效规避手术室各种风险事件发生，保证手术顺利进行。同时，对提高患者手术治疗效果与满意度，改善护理满意度，提升手术室服务质量，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19］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2组患者在风险因素发生情况、风险事件发生几率比对中，除技术因素以外，观察组患者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在患者满意率、投诉率方面，观察组患者总满意度为96．67%，投诉率为3．33%，对照组患者总满意度为86．67%，投诉率13．33%，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通过对手术治疗的患者实施风险防御管理模式，能够有效预防不安全因素，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提高患者满意率，降低其投诉率，减少医疗纠纷，效果明显，有临床价值，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作者：贾运乔 郑浩杰 侯桂英 冯小涛 张亚云 穆海燕 尹伟涛 赵欢 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传染科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八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无极县医院 河北省儿童医院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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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管理；产房；护理；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R473.7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8-0406-01

近几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健康观念的改变，人们对于医疗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医疗纠纷发生率也逐渐呈上升趋势，据相关研究显示，在医院各科室的护理工作中，产科投诉率居于首位[1]。因此，为确保母婴安全、减少护患纠纷，产房开展风险管理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就风险管理在产房护理工作中的具体应用进行观察，并探讨其临床效果，现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我院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12月收治的产妇72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36例，年龄22至36岁，平均（29.29±3.06）岁；产次：初产妇31例，经产妇5例；孕周：36至41周不等，平均孕周（38.28±2.02）周。对照组36例，年龄21至37岁，平均（29.31±3.12）岁；产次：初产妇30例，经产妇6例；孕周：37至41周不等，平均孕周（38.78±1.02）周。两组产妇在年龄、产次及孕周等一般资料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包括保持安静、卧床休息，加强基础护理，对产妇及家属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做好产前检查与评分，严密观察产程等[2]；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风险管理，具体措施如下：

1.2.1健全风险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产房风险管理制度，明确助产士的安全责任，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范产房常规护理、隔离、消毒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并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学习与考核，定期总结护理质量，对潜在及存在的风险事件进行分析，并予以及时处理[3]。

1.2.2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对护理人员进行定期法律知识教育，组织其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其风险意识；全面分析产房护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与不安全因素，使护理人员充分认识到护理风险的存在，对风险的防范引起重视，以避免或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

1.2.3对产妇实施风险防范教育 产妇进入产房后，向其全面讲解分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介绍规避风险的方法，提高其在分娩过程中的护理配合度；向产妇讲解分娩过程中使用药物及检查项目的目的，提高患者的风险认知水平。

1.3观察项目与指标 （1）风险因素认知水平及护理质控评分：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两组产妇的风险因素认知水平与护理质控评分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风险因素认知水平根据其妊娠反应、贫血、内出血、术后卧床及胃肠道反应等进行评估，总分100分，评分越高，表示认知水平越好；（2）风险事件及投诉发生情况：对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与投诉率进行比较。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资料，其中计数资料用X2检验；计量资料用（ X±s）表示，并用t检验；且P

2结果

2.1两组风险因素认知水平及护理质控评分对比 观察组的风险因素认知评分为（92.36±3.04）分，对照组为（73.26±3.36）分；观察组的护理质控评分为（96.39±2.67）分，对照组为（79.37±2.08）分。观察组在风险因素认知水平及护理质控评分上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3讨论

产房作为新生命诞生的特殊场所，对于护理质量要求较高，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产房的事故发生率相对较高，极易引发护患纠纷，因此在产房护理工作中开展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4]。本研究就我院收治的72例产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与在此基础上实施风险管理的观察组的临床效果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观察组的风险因素认知水平及护理质控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在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投诉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研究表明，在产房护理工作中实施风险管理，可有效改善产妇及护理人员的风险认知水平，提高护理质量，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降低投诉率，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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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现浇框架，裂缝，使用过程，防治措施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商品房的质量问题也日趋上升，成为主要的投诉热点，有些投诉通过建设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建设、施工单位努力，能够得到控制和解决，但普遍存在的现浇框架梁板裂缝，到目前为止仍未找出对其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因此本文就现浇框架梁板裂缝成因及其防治方法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的裂缝比较常见，且随机性较大，包括可见的宏观裂缝和存在于砼内部不可见的微观裂缝。对于带裂缝工作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而言，裂缝是结构受力过程中允许出现的，但考虑结构的耐久性、适用性必须予以限制。本文将主要对现浇框架裂缝产生原因、位置和防治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分析。

一、现浇框架裂缝产生原因

分析裂缝成因，区分裂缝类型，对于预防裂缝产生，减少对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产生裂缝的主要原因可归纳如下：

1、由变形引起的裂缝

结构由温度、收缩和膨胀、不均匀沉降等因素而引起的裂缝，起因是结构变形，当变形得不到满足时将引起应力，且应力还与结构刚度大小有关，只有当应力超过一定数值才引起裂缝，裂缝出现后变形得到满足，同时刚度下降，应力发生松弛。

2、由外荷载直接作用而产生的裂缝

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承受施工荷载和使用荷载时经常出现与主拉应力方向大致正交的裂缝，包括正、斜截面裂缝。对允许出现裂缝的钢筋混凝土构件，这类裂缝一般为正常裂缝，设计、施工和使用中应该根据要求控制裂缝宽度。该类型裂缝是常规设计必须验算的裂缝。

3、由外荷载作用，结构次应力引起的裂缝，该裂缝是由计算假定模型与结构实际工作状态不完全一致时，由外荷载引起的次应力产生裂缝。如钢筋混凝土屋架按铰节点进行设计计算，但实际节点处却存在弯矩和剪力，时常会产生节点裂缝；壳体计算常用薄膜理论假定，相对壳面误差不大，相对边缘区域误差较大，于是该区域常因弯矩和剪力引起裂缝。次应力引起的裂缝也是由荷载引起，只是按常规一般不计算，但随着设计技术的不断发展，设计计算也逐渐趋向全面合理，因而此种裂缝成因也可归入外荷载一类。

这样裂缝成因就可总结为：由变形和荷载引起的裂缝。其区别主要体现在：由荷载引起的裂缝，仅与外荷载的大小以及材料强度有关，当外荷载产生的应力超过材料的抗拉强度后，裂缝产生，刚度下降，应力松弛；由变形引起的裂缝，荷载大小、材料强度并非全部影响因素，对某些结构而言，虽材料强度不高，但有良好的韧性，可适应变形要求，因而抗裂性也能较高，这是变形裂缝区别于荷载裂缝的主要方面。

其次，按普通外荷载的计算原则，从外荷载的作用、结构内力的形成，直至裂缝出现与扩展，荷载不变条件下，似乎都是在同一时间瞬时发生并一次完成的，是个“一次过程”。变形荷载的作用，从环境的变化，变形的产生，到约束应力的形成，裂缝的出现与扩展都不是在同一时间瞬间完成的，它有一个“时间过程”，称之为“传递过程”，即应力累积和传递的过程，它是一个多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是与荷载裂缝的第二个区别。

在实际工程中，很难将两种裂缝割裂开，具体到某条裂缝往往都是两种因素交织促成的。虽然统计显示，工程实践中属于由变形引起的裂缝约占80％以上，由荷载引起的占20％左右。但实际上变形裂缝只是以变形为主，同时也存在荷载的作用；荷载裂缝也是以荷载为主而已。

二、现浇框架裂缝产生位置

现浇框架裂缝的产生随机性很大，往往由多因素的耦合，这就需要区分出导致现浇框架裂缝产生具置及主要原因。对于框架柱较少发现裂缝产生，且其裂缝的发生往往都与地基的不均匀有关，情况也较为简单，这里不再详述。下面主要分析较常发生在梁侧及板面裂缝的具置及裂缝形态。

常见框架梁裂缝

1、由于荷载作用，框架梁端部产生较大剪应力，在与纵轴成45o夹角处主拉应力值最大，容易产生斜截面裂缝，并向上下延伸，具体裂缝形状与构件的受力方式有关。由跨中弯矩引起的截面正应力在梁截面下边缘最大，因而裂缝也在下边缘最大，但不会在下边缘闭合。

对于构件在荷载作用下出现的裂缝，当裂缝宽度小于规范允许值时，可不进行处理；当超过规范要求时，应进行结构耐久性鉴定或加固补强处理。

2、框架梁侧常出现“枣核”形裂纹。主要是由于赶工期，拆模较早，养护不当，混凝土表面水分蒸发，内外干缩量不一样，混凝土表面收缩变形受到混凝土内部约束以及两边柱的约束而在沿长度方向上产生拉应力，拉应力超过混凝土当时的抗拉强度时，就会在混凝土表面形成裂缝。枣核形的裂纹是因为构件截面上部变形受到板的约束，下部受到较强钢筋的约束，中部却没有强有力的钢筋约束，而使裂缝发展形成。

3、同样出现在梁侧但形状为楔形的裂缝一般均由温差所致。在温度影响下，钢筋混凝土梁在两端受到约束时，由于热胀冷缩导致梁被拉裂，其裂缝大小自然与温度的变化量以及梁柱的线刚度比有关。

现浇楼板裂缝

1、在实际工程中，建筑结构的阳角楼板常出现45o上下贯通的斜裂缝。鉴于此项工作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的许多学者均进行过细致研究，尽量准确、全面地分析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板角裂缝主要分布在从板角开始到距离板角1/8～1/6跨范围内。一般情况下该区域内应力最大，并沿角—中心连线向板心递减，当距离板角超过1/8～1/6跨时，应力数值的衰减加剧，板面拉应力很快就消失。

2、在楼板跨度的中间位置，常出现垂直于跨度方向的纵向裂缝。其产生原因是：板面与板底存在着温差，混凝土的收缩变形和温差变形，四面墙体的约束，必然产生垂直于板的纵向裂缝。且往往此位置正是板的负筋端部以及板内埋有电管，所以此种裂缝在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中十分常见。

3、在现浇楼板沿框架梁两侧的长度方向，常产生一些并未贯通裂缝。引起此种裂缝的主要原因为板面钢筋位置不正确造成的。由于施工时工人乱踩已绑扎好的钢筋，使现浇板板面负筋位置普遍偏下，已接近或超过中和轴，板的有效高度减少，板在负弯矩作用下开裂，同时由于板厚不足也会降低板的承载力和刚度，对裂缝的发生和扩展也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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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电力工程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地质风险，其中有多种类型，存在的危害程度比较大，如由于发生地震、地质灾害引发的风险;工程地质勘测风险;环境地质条件出现变化导致的风险;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发生冲突引发的风险等。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搜集齐全的资料。但必须要注意的是，材料收集工作的展开一定不可以局限在省城内，要扩大收集范围，比如到县级地质矿产等部门进行实地收集。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在研究程度较深的地区进行开展调查地面现状的工作，但同时不断增加在研究程度较低地区的地面现状调查的工作量。

2分析风险时使用的评价方法

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项目目标的损失量=风险量;将其同一般的工程项目风险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地质风险存在明显的不同，它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如较低的发生频率、较大的危害性。以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为依据，对风险概率进行不同档次的分类:①当发生的概率在20%以上，可以称之为频繁;②当发生的概率介于1%～5%之间则可以称之为可能发生;③当发生的概率介于0.5%～1%之间，则可以称之为偶尔发生;④当发生的概率介于0.1%～1%之间，则可以称之为极少发生;⑤当发生的概率在0.1%以下，则可以称之为不可能发生。

3分析、评价与应对相关的地质风险

3.1地震风险的分析、评价与应对

在我国，50年超越概率10%的基本地震烈度值是常规电力工程抗震设计采用的设防标准，对地震风险进行评估，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如电力工程的全寿命设计周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一般情况下，将30年或50年定为常规电力工程的全寿命设计周期，由此计算可能发生地震风险的概率介于6.3%～10.5%之间。严重性和灾难性是地震风险的两大特点，对地震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其风险指数为四级～五级，因此，又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通常情况下，回避与控制方法是最常用的地震风险应对措施。回避的应对措施适用于抗震危险地段和活动断裂带，设计结构时，抗震验算要严格根据相关的规范要求进行，为了进一步地加固可以再配置钢筋和一些其他的抗震措施。通常100年是核电工程全寿命设计周期，具体来说是地震的重现期大约是10000年。然而，在核电工程全寿命设计周期内，地震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约为1%。若核电地震发生，那么就会出现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该风险经过综合评价，风险指数为五级，因此，一定要采取积极有效地措施加以防范。

3.2关于工程地质勘测风险的综合分析、评价与积极应对

在技术层面，工程地质勘测存在风险，开展工程地质勘测工作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工作原理和方法。通常此工作都需要对单个钻孔进行仔细地勘测，利用自然沉积规律原理和勘测出来的地质信息，利用人工的方式展现工程地质剖面，然后把地下空间地质体的特征通过各个剖面呈现出来，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具有风险性。现阶段，由于科技发展还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这种勘测方法引发的风险还不能被消除。如果地层比较稳定，且连续性比较好，此种勘测方法还可以获得比较准确的勘测结果。但如果地层沉积不稳定或容易出现变化，那么此种方法勘测出来的结果就会失真。比如在岩溶地区，由于该种地质条件下地层没有规律可循，利用上述勘测方法不能准确地将地下空间的地质特征呈现出来，存在很大的工程地质勘测风险。以国内工程相关统计为依据分析，若1%～5%是工程地质勘测风险发生的概率，那么此刻定义为偶尔发生，相应的风险损失的程度和风险等级分别定为严重～非常严重和三级～四级。为了避免发生风险，必须根据相关的规程规范采取有效措施对勘测工作进行精心组织、严把质量关，控制风险发生的概率。

3.3地质灾害风险的分析、评价与应对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是我们所了解的地质灾害，而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风险发生的概率息息相关。如果工程的地理位置是山区，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性导致地质灾害频繁发生，通常，风险的损失与风险等级可以分别被定性为严重～非常严重和四级～五级。恶劣天气条件通常会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根据相关的洪水或暴雨等气象条件分析，总结危险发生的概率;若在平原地区，其发生的概率可以定为极少发生，风险损失和风险等级可以分别定性为严重～非常严重和三级～四级，然而风险等级主要是三级。此时回避或控制方法是最常用的应对措施，对工程进行选址时，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开地质灾害严重发育地段，采取积极有效地措施加以防范。

3.4文物、矿藏的保护风险的分析、评价与应对

如果工程建设出现将矿藏压覆的情况，那么就会出现与文物保护单位的矛盾，引发文物、矿藏的保护风险，但是由于地区的差异性，此类风险又存在较大的区别。如果某地区存在丰富的地下矿产和文物，那么此类风险就会极易发生，即通常该风险发生的概率为10%～30%，可以理解为频繁发生，风险的损失被定性为严重，同时风险等级被定为三级～四级。应对措施通常采取回避或自担风险。如果国家允许压覆，那么采取的措施可以使风险自担，可以根据被压覆的矿产资源的实际情况采取经济赔偿的手段解决。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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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面风险管理 纳税筹划 风险 控制

全面风险管理概念框架体系

（一）全面风险管理概念

19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施耐德教授首次提出了“风险管理”的概念。多年来，人们在风险管理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企业内部不同部门或不同业务的风险，有的相互叠加放大，有的相互抵消减少。因此，企业不能仅仅从某项业务、某个部门的角度考虑风险，必须根据风险组合的观点，贯穿企业整体的管理风险。

2004年4月美国COSO（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一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报告方面的要求，同时吸收各方面风险管理研究成果，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简称ERM）旨在为各国的企业风险管理提供一个统一术语与概念体系的全面的应用指南。

COSO定义的企业风险管理是指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受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应用于企业的战略制定及各个方面，旨在确定影响企业的潜在重大事件，将企业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内，从而为实现企业的目标提供合理保证。

（二）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COSO-ERM是个三维立体的框架体系。这种多维立体的表现形式，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风险管理对象，分析解决其中存在的复杂问题。

第一维度是（上面维度）目标体系，包括四类目标：战略目标，即高层次目标，与使命相关联并支撑使命；经营目标，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报告目标，报告的可靠性；合规目标，符合法律和法规。第二个维度（正面维度）是管理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八个要素。第三个维度（侧面维度）是主体单元，包括集团、部门、业务单元、分支机构四个层面。

纳税筹划风险类型及其来源

企业在运用税收政策开展纳税筹划的过程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风险可能会伴随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所谓纳税筹划风险是指企业在开展纳税筹划活动时，由于受到难以预料或控制的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失败而在筹划后发生各种损失的可能性。

纳税筹划风险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外部因素产生的风险与内部因素产生的风险。外部风险包括税收政策选择风险、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税收政策变化风险、税收扭曲投资风险、征纳双方的认定差异风险和税务行政执法偏差风险等；内部风险包括预期经营活动变化风险、筹划控制风险、筹划信息不对称风险、筹划沟通误差风险、筹划心理风险、筹划信誉诚信风险、会计核算和税务管理风险等。不论何种风险，如不采取相应地风险管理措施，就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纳税筹划风险控制要素

由于各种纳税筹划行为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不可能孤立应对纳税筹划风险，对其风险治理也应纳入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COSO的ERM对我们治理纳税筹划风险具有很好地借鉴作用，考虑到治理纳税筹划风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作，企业可以依据ERM正面维度的八要素治理筹划风险。

（一）内部环境要素

纳税筹划的内部环境是指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包括企业类型、注册地、投资项目、经营范围、治理结构、优惠政策、风险意识、筹划人员的道德和胜任能力、公司文化、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水平等。内部环境是其他所有风险管理要素的基础，为其他要素提供规则和结构。内部环境决定纳税筹划的基础是否牢靠，是对纳税筹划风险的事前防范。例如，树立正确的纳税意识和纳税筹划风险意识，建立健全企业税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监督程序，加强对筹划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培训，提高筹划人员的专业素质、筹划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都是改善内部环境，降低筹划风险的对策。

（二）目标设定要素

纳税筹划必须先有明确科学的目标，企业才能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潜在事项。企业风险管理确保管理当局采取恰当的程序去设定目标，并保证选定的目标支持主体的使命并与其相衔接，以及与它的风险容量相适应。纳税筹划终极的目标应当与企业理财目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相一致，即通过对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事先安排，充分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涉税风险，在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涉税零风险状态下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将实现涉税零风险作为实现纳税筹划目标的基础，这也是对事前筹划风险的防范。

（三）事项识别要素

企业必须能够识别可能对纳税筹划产生影响（包括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的各种潜在事项，包括表示风险的事项和表示收益的事项。纳税筹划是对涉税事项的预先安排，各种筹划方案必须考虑相关税法的适用性，要识别不符合税法立法精神和政策导向的事项。另外，还要考虑税法变化对涉税事项的影响，识别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企业纳税筹划方案的施行和效果。例如，《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文件中加强了对企业避税的防范和打击力度，造成一些诸如转让定价筹划方案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筹划风险加大。这就要求企业及时熟悉反避税政策及其相关涉税事项，适时调整筹划事项，这是对筹划风险的事中防范。

（四）风险评估要素

对于识别出的筹划风险应进行评估分析，以便确定防范对策。由于纳税筹划经常是在税法规定性的边缘操作，这必然蕴含着较大的风险，企业应尽可能找到风险因素影响目标的方式，因此对风险的评估是防范的前提，风险评估可以采用定性与定量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于可能影响纳税筹划收益的风险事项进行分析，利用专家打分法、蒙特卡罗模拟法、概率分布的叠加模型、随机网络法、风险影响图分析法、风险当量法等方法研究筹划风险的性质和大小，评估其影响程度，这也是对筹划风险的事中防范。

（五）风险应对要素

企业对识别及评价的筹划风险的应对措施，包括回避风险、接受风险、分散风险和转嫁风险。企业应该选择相应措施使风险与纳税筹划的风险容限和风险可容忍量相适应，即指纳税筹划风险给企业所带来的损失应与其预先取得的节税收益相配比，处于可控之中。例如，对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筹划事项应该回避风险，不予采筹划方案。又如，企业通过借助注册税务师等税务中介实施筹划，可以将筹划风险转嫁给中介机构。

（六）控制活动要素

控制活动是帮助保证风险反应方案得到正确执行的相关政策和程序。企业应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纳税筹划风险控制程序，才能确保其所选择的风险应对策略得以有效实施。控制活动是贯穿纳税筹划全过程的一系列程序和方法。企业针对已经识别和发生的影响筹划方案的涉税事项进行后，通过风险评估，制定应对策略，并组织筹划人员及时调整筹划目标及具体任务，使所有筹划人员都能及时执行新的筹划方案，从而降低筹划操作风险。

（七）信息与沟通要素

企业实施纳税筹划的全过程都需要借助各种信息来识别、评估和应对筹划风险。有效、大量的信息是制定各种筹划方案的基础，而良好的沟通包括信息的向下、平行和向上及时和有效的传递。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纳税筹划项目初始就要求筹划人员依据掌握的相关信息，制定筹划目标和各种可选择方案，识别影响筹划风险的涉税事项因素，及时传递给项目负责人，以确定风险应对策略，并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调整纳税筹划方案，再将控制信息传递给下面的执行人员，执行人员再进一步反馈及传递相应信息，降低筹划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沟通误差风险。另一方面，增加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沟通，搞好税企关系，加强税企联系，越可能获得更多信息，企业纳税筹划方案也越可能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以确保企业所进行的税收筹划行为合理合法，降低征纳双方的认定差异风险和税务行政执法风险。

（八）监控要素

企业风险管理监控是指评估风险管理要素的内容和运行以及一段时期的执行质量的一个过程。企业治理层必须对纳税筹划风险管理进行监控，即进行监督、控制和指导。这种方式能够动态地反映风险管理状况，并使之根据涉税事项的实际变化而调整。监控方式包括持续监控和个别评估，由于大多数长期纳税筹划方案对企业的财务情况影响是长期，加强监控有助于纳税筹划在企业整体战略框架下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把纳税筹划风险降低在可控范围内。监控还可以改善筹划内部环境，促进控制活动的有序进行，纠正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偏差。另外，实施人力资源监控，如对筹划人员进行指导，有助于提高筹划人员的整体素质，降低筹划人员的操作风险和心理风险。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纳税筹划风险控制策略

针对纳税筹划存在的各种风险，基于全面风险管理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防范：

企业内从领导到财务人员都必须树立正确的纳税意识和风险意识，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开展筹划。

针对纳税筹划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建立筹划预警及防范机制，在筹划前要对风险较大的方案反复论证，综合考虑各种涉税因素后慎重选择实施方案。在筹划事中、事后建立相关税务筹划风险评估机制，在筹划实施过程中对筹划方案进行全程化监控，密切关注相关税收政策等环境的变化，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或变化筹划方案。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监督机制，加强筹划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培训，保持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谨慎、合理的职业判断能力。

贯彻全面风险管理原则。对于风险较大的筹划项目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按照收益与风险配比原则，在考虑风险是否可以化解或转嫁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是否开展筹划，同时还必须考虑因税务筹划引致的各种涉税成本，包括显性和隐性成本，只有综合筹划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时开展税务筹划才有效率。

企业要正确认识税务筹划的作用，适当地降低对税务筹划的心理期望，以减轻税务筹划人员的心理负担和工作压力，降低税务筹划的心理风险。

借助外部税务中介机构及税务专家。企业应该主动委托有相关税务筹划经验和知名度的税务中介机构如税务师事务所，接受税务筹划服务，聘请注册税务师作为企业的税务顾问，借助他们在专业、技术、经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帮助企业完成税务筹划，这样不仅可以事半功倍，也可将企业的有关筹划风险转嫁给税务中介机构。

总之，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管理是一个全面、动态和系统的过程，如风险评估促使风险应对，进而影响到控制活动，有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信息与沟通，或者是企业的整个监督活动。纳税筹划风险管理就是通过各要素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帮助企业抓住筹划机遇，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促进企业纳税筹划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刘霄仑.风险控制理论的再思考：基于对COSO内部控制理念的分析[J].会计研究，2010(3)

2.苏强.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及风险防范[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6(1)

3.李传志.税收筹划的风险分析与防范[J].财政研究， 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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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科技企业 财务风险 财务指标 财务风险控制

一、前言

高科技企业由于其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高难度及不确定性,在经营和财务上存在高风险性。本论文根据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所公布的财务报告，研究高科技企业财务风险指标数据，并与一般企业财务指标标准值相比较，总结高科技企业财务风险评价指标的特点，为高科技企业财务结构优化与财务风险控制，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样本及财务指标的选取

1.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本论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上市的高科技企业。对高科技企业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和方法》的修订文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为企业所从事生产与经营活动范围、大专学历以上人数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研发费用占企业总资本的比重。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沪、深两市中选取了83家高科技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并将这些公司按行业分为四大类：电子类（21家）、计算机类（19家）、通信类（21家）、医药类（22家）。根据这些公司2004年年度财务报告所公布的资料,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和比较。资料来源于由中国证券报监制、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出版的《2005上市公司速查手册:年报大全》。

2.财务风险评价指标

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高科技企业财务风险，本论文决定采用如下评价指标（括号内数据为一般企业设立的标准值）：

三、高科技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根据上述公司2004年年度财务报告所公布的资料，计算得出高科技企业财务风险评价指标值，并将其与一般企业设立的标准值进行比较。

1.高科技企业整体财务风险评价指标特点

(1)盈利能力来看：绝大多数的高科技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都低于一般企业的资产标准值，但绝大多数企业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却大于一般企业设立的标准值。主营业务利润率大于0.1企业仅有14家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6.9%,其中电子类企业有6家，相对其它行业企业而言主营业务利润率最高，而通信企业只有1家住营业务率超过0.1，可见高科技企业虽然主营业收入虽然很高，但是其主营业务收入所带来的净利润却不是很高。

净资产利润率大于0.08的企业有15家，仅占企业总数的18.1%,其中仍然是电子类企业所占的比例最高，医药企业只有1家，由此可见高科技企业的权益资金不能带来很高的收益。

但绝大多数企业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却大于一般企业设立的标准值，超过标准值0.15的企业达到62家，占企业总数的74.7%,其中医药企业就有20家超过0.15，所占比例最高；但是计算机企业只有8家。由此可见高科技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期间费用和形成盈利。

(2)从偿债能力来看：虽然绝大多数的高科技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低于一般企业的资产标准值，但绝大多数高科技企业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却低于一般企业设立的标准值。

根据上表发现资产负债率大于0.7的企业仅有5家企业，占企业总数的6%,可见高科技企业负债率都不高，也就是说高科技企业的长期偿债风险不是很大。

流动比率大于2的企业有18家，仅占企业总数的21.7%,计算机类企业有7家所占的比例最高，医药企业却只有2家；速动比率大于1的企业有36家，占企业总数的43.4%。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高科技企业的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都不是很高，可见大多数的高科技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不强，即存在一定的短期偿债风险。

(3)从资产管理能力来看：多数高科技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低于一般企业的资产标准值，但其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却大于一般企业设立的标准值。

总资产周转率大于0.8的企业有17家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0.5%,其中计算机类企业有7家，相对其他行业企业而言比例最高，而医药企业却只有2。以上数据说明高科技企业的销售能力不是很强。

但是高科技企业存货周转率大于3的企业有53家，占企业总数的63.9%,应收账款周转率大于3的企业也有58家，其中医药企业所占的比例最高。以上数据说明高科技企业的存货占用率较低，流动性较强，存货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应收账款的收回速度也比较快。

(4)从现金能力来看：多数的高科技企业的现金能力比较差，其经营现金流动资产比、经营现金总负债比、经营现金主营业务收入比、经营现金总资产比低于一般企业的资产标准值。

仅有4家高科技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动比率超过0.5，占企业总数的4.8%，这说明高科技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太低；经营现金总负债比超过0.25的企业只有6家，占企业总数的7.2%，由此可见高科技企业承担债务的能力不是很强；经营现金主营业务收入比超过0.2的企业仅有7家，占企业总数的8.4%，此数据说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得到的净现金流入量不高。

2.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

(1)盈利能力。电子类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相对其它行业企业而言是最高的，而其主营业务毛利率却相对较低，可见相对其他企业而言，电子类企业主营业务所带来的净利润比较高，而且其权益资金所能带来的收入较高，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期间费用和形成盈利。医药行业情况恰好相反，通信类企业与计算机企业居中。

(2)偿债能力。没有一家计算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超过0.7，可见计算机企业的长期偿债风险不是很大。在四类企业中，计算机企业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最大，可见其短期偿债风险最小，而医药类企业的短期偿债风险最大。

(3)资产管理能力。计算机类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相对其它行业企业而言最高，而医药企业最低，这说明计算机企业销售能力较强，而医药企业的销售能力却较差。

在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方面，医药企业比率最高，通信企业比率最低，这说明医药行业存货占用率最低且流动性较强，存货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也比较快。

(4)现金能力。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高科技企业的现金能力水平基本一样。

四、结论

通过上述的分析，发现导致我国高科技企业较高财务风险的原因。为了控制高风险，现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其主营业务收入、权益资金的管理，提高高科技企业主营业收入所带来的净利润，使高科技企业收益提高，并有足够资金用于期间费用和形成盈利。

2.加强流动资产管理，优化流动资产结构,提高流动资产的营运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来说,应适当降低现金比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切实提高企业短期偿债能力。

3.加强企业销售能力，提高企业总资产周转率。

4.加强企业现金管理能力，增加主营业务收入得到的净现金流入量。以提高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以及高科技企业承担债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建军 王 韬:高科技企业的财务指标评价方法.理论探索/四川会计，2001(10）

[2]韩志丽:高科技企业成长中的风险与防范.商业研究，2006

[3]达潭辉: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信息特征统计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6.10

[4]李道波:科技型企业财务预警实证研究[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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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层次分析法；内部控制；风险评价；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104-03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指出，注册会计师应该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规定，内部控制是指“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控制，是指内部控制一个或多个要素，或要素表现出的各个方面[1]。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资产安全、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其主要内容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标是对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所以注册会计师考虑的并不是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情况[2]。所谓内部控制评价，是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运行结构及实施进行测试、调查、分析、评价的活动。它既是内部控制重要的系统性活动，也是评价、反馈、再评价的动态过程[3]。同时，不是所有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控制都与审计相关，注册会计师在确定一项控制单独或连同其他控制与审计是否相关时，需要做出职业判断。

一、文献综述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方法从账项基础审计方法（accounting number-based audit approaeh）、制度基础审计方法（system-based audit approach）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方法（risk-oriented audit approach）。风险导向审计是制度基础审计的发展，并不是制度基础审计之外的一种方法，目前，它仍然处于发展完善中[4]。章振东提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审计实务中从以审计测试为重心变化为以风险评估为重心。审计i程序主要包括风险评估程序、控制测试程序和实质性测试程序，相对传统审计而言，加强了风险评估程序 [5]。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是由风险因素出发，从被审计单位整体上把握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为进一步要实施控制的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做准备。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是风险评估的起点，也是风险导向审计实施阶段的起点[6]。

为了满足审计需求，内部控制评价主要评价可能对财务报告可靠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内部控制，目的是判断其可信赖程度，发现企业风险领域，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的审计程序以控制审计风险和提高审计效率[7]。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首次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的有效性提出了明确要求；2004年10月，COSO委员会将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拓展为八个要素，包含目标设定、内部环境、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信息与沟通、控制活动和监督，要求从这八个方面进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我国学者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多是关于理论的，张俊民、杨有红分别从会计和审计角度分析了内部控制的问题；李军训、陈静运用模糊数学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套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体系[7]；王留根将层次分析法运用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评价中，构建了使用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的指标体系[8]；辜波、许纪校从理论入手，总结了制约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控制因素，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9]。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套科学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

新审计准则全面渗透了风险审计理念，要求注册会计师将风险导向审计的观念贯穿于审计的全过程。本文强调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重要性，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环境的了解，判断哪些内部控制循环存在较大风险，以便合理分配审计资源，并且，这种判断须贯穿于审计的整个过程。

二、层次分析法

内部控制各循环的风险涉及的很多因素都缺乏绝对的标度来测度，就是存在这样的绝对标度，也没有适当的测量工具来测度。在评价指标中，各个指标对总目标的重要程度各不相同，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可以用权重来表示。权重是由指标对综合评价的贡献程度确定。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沙旦（T.L，Saat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就是将多因素之间的比较简化为两两因素进行比较，然后根据两两比较的判断来综合分析得出结果[10]。层次分析法运用的是相对标度，在处理问题时充分利用了人的经验判断，所以，本文采用此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建立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的计算来得出结果。

审计人员在被审计单位整体层面了解和评价内控控制后，应对各个循环的风险作出大致的评价，而风险评价所包含的定性因素较多，难以定量描述。而层次分析法将决策者的主观定性判断进行定量化，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适合将多因素相结合分析，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为了内部控制各循环风险作出更准确的评价，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权重。

三、实证分析

由于所处行业不同，被审计单位的外部环境也不同，被审计单位的性质，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等不同，其内部控制各循环所面临的风险就不相同。这里以某建筑公司为例，根据其内部控制各个循环建立指标体系，构建判断矩阵，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各指标权重，以判断哪些循环的风险水平较高。

（一）建立结构模型

层次分析法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建立的递阶层次结构，一般分为最高层、中间层和最低层。最高层就是该问题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也称为目标层；中间层是实现决策目标的中间环节；最低层就是可供选择方案的集合。本文的研究只是对内部控制各循环风险进行评价，不涉及方案的选择，所建立的结构模型不涉及最低层（如图1所示）。

图1 内部控制各循环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二）构造判断矩阵

建立了层次结构图后，就需要判断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结果需用合适的标度进行定量化以形成判断矩阵，表1列示了相对重要性的比例标度。

表1 相对重要性的比例标度

在做比较判断时，需利用上面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例标度。内部控制各循环风险（U）为目标层，与其下一层所属因素货币资金循环（U1）、采购与付款循环（U2）、工薪与人事循环（U3）、生产与仓储循环（U4）、销售与收款循环（U5）、筹资与投资循环（U6）、固定资产循环（U7）构成的判断矩阵。为了得到合理的权重，选择了三位对该行业有深入研究、对该企业进行了解且实际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测评专家。为了列示计算过程，以专家一给出的判断矩阵为例进行计算（如表2所示）。权重的计算，求出矩阵的特征向量W，，求出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其中i=1，2，……，n。

表2 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表（专家一）

主观判断可能存在不科学，如果，，，但，出现判断的不一致。因此，需要借助一致性检验。一般运用CI（Consistency Index）来表示一致性，，其中n为矩阵的阶数。CI越小就越接近一致，CI等于0时表示完全一致。评判的难度和矩阵的阶数有关，矩阵阶数较多时要用判断矩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RI（Random Index），表3给出了RI的值。

表3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根据计算结果可得出随机性一致比例CR（Consistency Ratio），，其目的是判断矩阵在一致性方面能否被接受。1阶和2阶判断矩阵总是完全一致性的，CR为0；当阶数大于2时，如果所得CR

表4 其他专家一级指标一致性计算结果

表5 指标权重平均值

由计算结果可知，三位专家给出的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CR都小于0.01，一致性都满意。平均权重计算结果显示，该企业销售与收款循环所占权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这几个循环存在较高的风险，则在实施控制测试时需要分配较多的资源和保持较高的职业怀疑态度；权重最小的是货币资金循环，则初步判断该循环存在的风险较小，在初步设计下一步审计程序时可将资源分配到风险较高的其他领域。

四、结论

本文在层次分析法的帮助下，建立了内部控制各循环风险评价模型，解决了在被审计单位整体层面了解和评价内部控制时难以确定指标间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将模糊因素数量化。本文的内部控制各循环风险评估采用了专家打分法，即评估的数据来源于专家打分，得出的评价结果依赖于专家的素质、经验、技术等综合能力和专家对所评价项目的认知程度[11]。所以，在选择评分专家时，应考虑专家的资质能力和对该项目的经验知识；确定评分专家后，应创造各种机会让专家多接触评估项目，在一些基础数据和交流中增进对项目的认识，结合自身知识作出评价，为了解和评价内部控制提供有价值的实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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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ernal risk control

QIU Xin-zhi

（Finance section,Shanghai railway bureau,Shanghai 200071,China）

篇9

摘要：作为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的载体，融资平台是连接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桥梁，在现实中相当于创造了另一个信贷市场，这一信贷市场具有加速器效应，在现实中能够放大和加强金融风险，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地方政府；举债冲动；融资平台；加速器效应；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10-08

作者简介：白艳娟（1983-），女，河南安阳人，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0-009；北京农学院“大北农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SK001；北京农学院优势科技团队（北京农业产业安全理论与政策研究创新团队）项目资助。一、前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一方面大兴土木，热衷于基础设施和开发区的建设，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无边界举债冲动也使各界对地方政府能否出现债务危机担心。到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达到8 221家，贷款余额达到738万亿元；由于政府的调控措施，2010年融资平台贷款持续高增态势有所缓解，到2010年末政府融资平台数量达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来源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到2010年6月中国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②。地方政府举债冲动和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一方面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陷地方政府于债务危机，造成金融风险，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举债和银行放贷双冲动内外因的基础上，引入金融加速器概念来解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机制。

二、地方政府具有举债冲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导致地方政府举债冲动。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等项目资金需求巨大，而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地方政府能够分享到的财政收入相对于财政负担来说有限(Inman和Rubinfeld，1996)，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及通过借债为公共支出进行融资的压力随着财政分权改革而增加(Luiz和de Mello，2000)。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但是相比以前却要履行更多的事权，并且这些事权大多刚性较强，涉及到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支出基数比较大，超出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资金需求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寻求更多融资渠道，甚至不得不负债维持运转。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绩效目标导致地方政府举债冲动。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和西方国家财政联邦制非常重要的区别是中央政府政治上的集权，即中央政府在给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同时还具有奖惩地方官员的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央政府选拔和提升地方官员的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经济绩效指标(Li和Zhou，2004)，尤其是地方GDP增长考核指标，周黎安(2004)把这样一种考核方式称为“政治锦标赛”。而地方政府官员一般任期为三到五年，任期较短，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做出足以增加自己晋升砝码的政绩，地方政府官员会不惜一切手段来动员足够的资源，举债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并且举债融资相对于摊派或加征各项税费来说是突破预算约束的最佳策略(周雪光，2005)。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举债冲动。一般认为“用脚投票”的蒂布特模型(Tiebout Model)(Tiebout，1956)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渊源，而在中国的现实实践中，扮演蒂布特模型中“用脚投票”角色的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张军等，2007)。利用基础设施投资来吸引FDI和国内资本是地方政府竞争非常重要的手段。基础设施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生活性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只重视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提供，如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却忽视生活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West and Wong，1995)。乔宝云等(2005)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引起的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中国地方政府热衷于道路、供水、供气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GDP的增长从而给晋升增加砝码，同时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张恒龙和陈宪，2006)。但是生产性基础设施项目一般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在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下，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举债融资。近些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筹资金主要投向就是基础设施领域(贾康，2009)。总第444期白艳娟：融资平台加速器效应的风险作用机制分析••••商 业 研 究2014/04三、商业银行具有放贷冲动预算软约束导致商业银行具有放贷冲动。Berglof和Roland(1995)认为若银行和政府之间关系紧密就会产生银行预算软约束问题。“他们把政府的项目分为坏项目和好项目，因为政府关注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银行的目标是自身利润最大化，当有坏项目存在并且无法给银行带来利润银行不愿再融资时，政府会给银行好处诱使其为坏项目再融资，若政府给银行的解救资金能够弥补银行为坏项目再融资的资金，银行将会选择为政府偏好的坏项目再融资，这样银行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津贴和好处，但是银行会产生预算软约束”（Berglof,E and Roland,G,1995）。如果商业银行一旦产生预算软约束，政府就不会任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破产而不救助，商业银行在此激励下会产生巨大放贷冲动。巨大的放贷冲动会导致信贷扭曲膨胀，产生信贷风险。Mishkin(1999)认为若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进行干预，银行和企业信贷失衡会导致信贷扭曲膨胀，并且在政府对经济存在强干预性的国家，预算软约束往往使得控制国内信贷膨胀非常困难。所以预算软约束会导致信贷扭曲膨胀，而信贷扭曲膨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钟伟和宛圆渊，2001)。而在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制度的特殊性使得商业银行在中国存在双重预算软约束，这种预算软约束也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内生根源(施华强，2004)。 政策性负担导致商业银行具有放贷冲动。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1998，2004)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因为受到地方政府的指令性规则或政策目标的影响，而不得不将贷款向特定企业和部门倾斜的现象。巴曙松等(2005)认为在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从银行体系争夺金融资源伴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并和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展开博弈，利用银行改革的制度缺陷不断变化争夺方式，由最初的直接行政干预已经转变为逃避银行债务的间接方式。在中国的银行和政府的关系中，地方政府占上风 (魏加宁，2010)，地方政府就可以通过向当地银行施加政策性负担来获得足够资金发展本地经济。时红秀(2007)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干预所辖区域银行的人事安排等多种途径介入和控制金融领域，以获取信贷资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若政府选择让国有商业银行承担政策性负担，会使地方政府外部收益变大，此时国有商业银行亏损，政府会向其补贴，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国有银行在政策性负担下为什么总是亏损，而政府也不断提供补贴(陈鹏远等，2005)。若国有商业银行被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过度利用，就会加大中央政府控制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的成本，银行风险会进一步积聚，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银行系统的中央集权。而银行系统的集权化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的内生性根源(Dewatripont和Maskin，1995)，这样就陷人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强化国有商业银行被过度利用银行不良贷款累积银行系统集权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强化的恶性循环。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金融加速器效应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由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等人在研究大萧条产生的基础时提出的，是指由于金融市场本身不完美，金融摩擦和外部融资溢价能够有将冲击放大和加强的效应(Bernanke，et al.，1996)。外部融资溢价是指信息不对称在现实的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借贷者之间委托问题，从而加大企业外部融资的资金成本的现象(Bernanke和 Gertler，1989)。简单来说，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理如下：当经济繁荣时，企业资产净值增加，外部融资溢价下降，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借款，从而得到资金以扩大生产，继续推动经济繁荣；反之，当经济衰退时，企业净资产减少，此时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企业从外部获得贷款的成本也增加，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加剧了经济的下滑。国内对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金融加速器的存在性检验，研究范围主要在金融信贷和房地产市场方面。在金融信贷市场方面，由于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很可能一点小的波动都会对经济带来极大的影响(杜清源等，2005；汪川等，2011)。作为最广泛使用的债务抵押品，金融加速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大概如下：当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增长时，即经济中有正向冲击时，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升，这样以房地产为抵押贷款的企业的融资能力会随之增强，企业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企业投资增加，经济也因为投资增加而进一步增长，房地产价格再次上升，如此重复，房地产价格对于经济增长起到加速作用。崔光灿(2006)、黄静(2010)、武康平等(2011) 均认为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存在加速器作用，即当经济中存在房地产加速器机制时，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会被放大和加强，使得经济波动加剧。以上对中国的信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研究，也间接说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金融加速器效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发起，以政府划拨土地或者财政拨款为主要资产，为地方城市建设融资服务的一种特定的经济实体，主要运行模式是以政府主导、商业银行市场化选择，主要资金来源是商业银行贷款。冯静(2009)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效规避了地方政府不可举债的法律限制，以银行借款甚至上市融资的方式大大扩展了地方政府的可控资金规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创造了另一个“信贷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实际上是把地方政府债务信贷化。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大多通过注入土地成立的，并且以土地升值预期为担保从商业银行获得信贷，可见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也联系紧密，若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起土地价值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情况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进而也会波及到宏观经济稳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连接金融信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重要资金桥梁，在现实中也具有金融加速器效应，其作用机制可以描述为：当房地产价格上升时，土地价格升高，经济增长加速，此时政府一方面获得的土地财政增多，另一方面以土地为抵押，融资平台可以从国有银行获得的银行贷款增加，政府将会有更充裕的资金征地，来带动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带动下一轮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反之，当房地产价格下跌，土地价格下降，经济萧条时，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所依靠的以土地为抵押的融资平台贷款数量减少，政府将减少在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投入量，经济会进一步萧条（参见图1）。这其中房地产和信贷市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同时在起作用。图1 融资平台双冲动加速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

五、小结 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政府收入是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举债冲动容易转化成地方财政风险，而预算软约束下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容易转化为金融风险。当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时，财政风险就转化为金融风险，并在加速传导效应作用下可能导致风险不可控，从而引发整个宏观经济系统的风险。

注释：

①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日.

② 据2010年7月20日银监会召开的今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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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Risk Mechanism of the Financing Platform Credit Accelerator Effect

BAI Yan-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206, China)

篇10

关键词：难治性颞叶癫痫；缝隙连接蛋白43；预后

中图分类号：R742.1 R259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672-1349.2014.04.034

文章编号：1672-1349（2014）04-0450-02

难治性癫痫是指临床对抗癫痫药物治疗反应差的部分癫痫患者，即两种一线药物规治疗2年以上仍有癫痫发作。颞叶癫痫为临床最常见的难治性部分性癫痫类型，颞叶癫痫占难治性癫痫的60%～70%[1]。颞叶癫痫的手术治疗效果已经得到认可，但手术患者的预后仍存在差异，部分患者手术后仍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如何能够早期判断手术的预后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

缝隙连接（gap junction，GJ）是多种生理功能包括电偶联，细胞间信息传递的结构基础[2]，缝隙连接蛋白（connexin，Cx）是构成缝隙连接通道的基本功能蛋白，细胞内的离子和小分子物质可借此出入相邻细胞，在神经细胞的生长、分化以及生理功能的调节中发挥作用[3]。成年哺乳类动物脑组织中表达最强的是Cx43，主要在星形胶质细胞中表达[4]。研究发现Cx43可能和癫痫的电传导具有密切的关系，但与颞叶癫痫预后的关系研究较少。本研究就颞叶癫痫手术患者的Cx43表达和手术预后情况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筛选 回顾性分析2009年6月―2012年6月经河北省人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进行术前评估和手术治疗的颞叶癫痫病例43例，筛选颞叶皮层组织标本完整，随访资料完善的患者纳入试验组，如果诊断存在争议或者合并存在其他疾病，则排除不进入研究。

随访方法包括进行门诊、电话、信件随访。对患者进行随访后，根据患者癫痫发作情况按照Engel标准分级：Ⅰ级，无影响功能癫痫发作（除外术后早期的癫痫发作）；Ⅱ级，仅有稀少的影响功能的癫痫发作；Ⅲ级，癫痫发作得到相当的改善；Ⅳ级，癫痫发作改善不明显[5]。

1.2 免疫组化流程 应用SP法，按照兔抗人Connexin43单克隆抗体（SAB公司，浓度1∶100）试剂说明书进行，制作好的免疫组化切片在Olympus光学显微镜下高倍镜进行定性观察。按照参考文献报道，Cx43在胞浆和胞膜均有表达，判定胞浆和胞膜染成棕黄色为阳性细胞。每张切片随机选取5个视野，PT彩色病理图像分析系统在400倍高倍镜下测量Cx43免疫反应阳性细胞数目。

1.3 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使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P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经筛选后，符合条件者45例，男31例，女14例，年龄14岁～52岁（26.6岁±11.8岁），病程2年～25年，平均9.7年。单纯部分性发作27例，复杂部分性发作39例，全面性发作10例，复杂部分继发全面强直阵挛性发作23例，失神发作1例。所有患者术前均长期服用过数种抗癫痫药物，如丙戊酸钠、卡马西平、氯硝西泮、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等，平均用药时间5.2年，符合难治性癫痫诊断标准。所有患者术前均行长程视频脑电图检查，42例监测到临床及脑电图发作，脑电图均有异常发现，多为高波幅阵发性或单发棘波、尖波，部分患者出现棘慢波复合波。

所有患者均在全身吸入静脉复合麻醉下手术，以术前脑电图及影像学检查结果为依据，行扩大翼点开颅，手术操作均在显微镜下完成，均行标准颞叶切除术，包括前颞叶、部分海马等内侧结构。术中应用皮层脑电图监测，均可监测出尖波或棘波，将病灶切除后再次进行皮层脑电图监测，直至无明显放电为止。术后常规应用抗癫痫药物，主要以卡马西平为主，平均用量为900 mg/d。

2.2 随访结果 本组患者随访1年～4年，平均2.2年。术后疗效按Engel标准评定，EngelⅠ级30例（66.7%），Ⅱ级9例（20.0%），Ⅲ 级4例（8.9%）， Ⅳ级2例（4.4%）。效果优良（Engel Ⅰ+ Ⅱ级）39例（86.7%），效果不佳 （Engel Ⅲ+ Ⅳ级） 为6例（13.3%）。

2.3 免疫组织化学观察 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Cx43在大脑皮层中的星形胶质细胞明显表达，以胞浆或突起染成棕黄色为阳性。在手术效果良好组中平均每个视野Cx43免疫反应阳性细胞为11.48个±4.36个，在手术效果不佳组中，平均每个视野Cx43免疫反应阳性细胞为27.64个±3.78个，阳性细胞增多明显高于手术效果良好组（P

3 讨 论

缝隙连接为细胞膜上的一种特殊结构，构成相邻细胞间的通道，信息离子及小分子可经其进行细胞间转运，是目前认为细胞间直接交换物质和信息的通道，是细胞间电突触的结构基础[2]。缝隙连接既存在于同种类型细胞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类型的细胞之间，其中中枢神经系统内数量最多的星形胶质细胞之间具有最广泛的缝隙连接，这种结构也构成了大脑内广泛的信息传递网络系统。众多研究发现缝隙连接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电活动的维持、同步化放电以及生长发育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癫痫的电生理改变是大脑神经元出现异常的、过度的同步性放电，提示缝隙连接也可能在癫痫的发病机制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缝隙连接蛋白是构成缝隙连接通道的基本功能蛋白，每6个跨膜的蛋白亚基围绕中央孔排列形成一个连接小体，相邻细胞膜上的连接小体对接形成缝隙连接[5]。在细胞间通道形成前，半通道呈关闭状态，而当相邻细胞的半通道连接时，在细胞间形成直径约1.5 nm的通道，细胞内的离子和小分子物质可借此出入相邻细胞。目前，缝隙连接蛋白是由多基因家族编码的一大类膜蛋白，由许多成员组成，在哺乳动物中发现的连接蛋白至少有20种，分子质量26 kD～56 kD，其中有9种Cx在成年或发育中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有不同程度的表达（Cx26，Cx32，Cx33，Cx36，Cx37，Cx40，Cx43，Cx45，Cx46），成年哺乳类动物脑组织中表达最强的是Cx43，Cx43是Cx基因家族中数量最为丰富的成员，主要在星形胶质细胞中表达[6]。

许多研究表明，Cx43在癫痫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密切关系[7]。有研究发现，Cx43随癫痫的病情发展而表达上调，Cx43的表达强度受癫痫发作时间的影响，癫痫发作的时间越长，Cx43表达就越多，因此，认为Cx43很可能与癫痫发作后脑组织结构的重塑有密切关系[8]。有学者利用用免疫组化方法和Western blot方法测定海人藻酸致痫后大鼠不同脑区、不同时间的Cx43的分布及表达情况，结果显示海人藻酸致痫后大鼠的大脑皮层及海马均有Cx43阳性表达，其表达与致痫时间呈正相关，发作时间越长，表达越明显[9]。其有关机制可能是Cx43的表达增高促进了缝隙连接的形成，增加了新的电突触数目和电传导性，导致神经元同步化放电的扩大而引起癫痫。

另外，有研究认为广泛的缝隙连接使星形胶质细胞成为一个功能合胞体，当癫痫发作时，由于大量的Ca2+进入了神经元内导致细胞外Ca2+降低，细胞外Ca2+减少对痫样放电的同步化扩散及发作起重要作用，星形胶质细胞兴奋引发的Ca2+内流会在这个功能合胞体中播散开来，称为Ca2+波，对神经调节具有重要意义。Cx43基因敲除后，可以导致星形胶质细胞间的缝隙连接传导及Ca2+流减弱，但Cx30，Cx40等其他Cx表达未受影响，这说明Cx43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活动中有着相对其他Cx更重要的作用[10]。

有研究对于手术切除难治性癫痫患者致痫灶分析发现Cx43 mRNA明显升高，这可能由于癫痫发生部位的神经元过度同步化放电，使细胞外释放的K+增加，为了清除过多的K+，星形胶质细胞使Cx43 mRNA表达代偿性增加，缝隙连接数目增加，使清除K+的能力增加，有利于维持神经元的正常环境稳态[6]。有研究采用难治性颞叶癫痫患者的海马组织及正常人的海马组织进行对照研究，应用免疫荧光标记星形胶质细胞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测量Cx43表达水平，结果发现，颞叶癫痫患者的海马组织中星形胶质细胞中Cx43表达增多，Cx43含量相对于对照组明显增加，说明这种Cx43的显著表达可能加重颞叶癫痫患者的发作程度[11]。

对于颞叶癫痫的治疗策略仍就认为手术是最佳的治疗手段，完整的切除前颞叶和海马等内侧结构，是获得疗效最佳的策略[12]。本研究也验证了这种观点，所有的患者均进行标准前颞叶切除术，切除范围包括前颞叶及海马结构，取得了良好的手术效果，效果优良（Engel Ⅰ+ Ⅱ级）达到86.7%。对于颞叶癫痫的手术效果，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均不十分确定，唯一公认的影响手术预后的因素为不完全切除[13]，目前还没有分子生物学指标能够对颞叶癫痫的手术预后有所提示。

本研究发现，对于手术效果不佳组颞叶癫痫患者Cx43表达较手术效果良好组明显增高，提示此类癫痫患者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细胞间的缝隙连接，构成了放电泛化的基础，部分性的颞叶切除后其他部分可能仍存在癫痫放电，由此分析Cx43对于颞叶癫痫手术的预后可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缝隙连接蛋白阻断剂可能是未来抗癫痫药物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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