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资产监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扶贫资产监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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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太仓市属国有公司监事会建设，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监事2名，有关要求如下：

一、招聘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用。

二、资格条件

1、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有胜任本职位的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

2、具有岗位所必需的职称、执业资格和其他任职资格条件。

3、身体健康。

4、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的，曾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的，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不能应聘。

三、招聘条件及人数

1、大专及以上学历，财会、审计相关专业，具有会计或审计中级及以上职称;

2、男45周岁、女40周岁以下;

3、具有5年以上财会、审计相关工作经验，注册会计师或近3年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的优先。

四、报名

1、报名时间：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1月15日

2、报名方式：报名入口(开放时间2018年1月3日9:00至2018年1月15日16:00)

五、考试

1、开考比例：招聘岗位与通过资格预审的人数按不低于1：3的比例开考，不满比例的岗位相应减少岗位招聘人数或取消该岗位。

2、考核方式：综合考核。若岗位招聘人数与通过资格预审人数比例多于1：5的，则采用人岗相适度评价+综合考核测评。

3、人岗相适度评价：对照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根据报名者信息资料逐个评价，以不高于1：5的比例，按分数从高到低来确定进入下一轮考核的人员。

4、资格复审：在面试前对进入面试人选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时，报名者应提供所有网上报名时所上传的证件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和1寸免冠近照一张。经复审，不具备报考资格、材料不全或材料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取消其面试资格。因放弃或复审不合格造成缺额时，在报考同一职位的人岗相适度合格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面试人选。

5、综合考核测评以面试为主，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体检和考察

1、根据综合考核成绩，按照1：1的比例确定参加体检人员，参照相应标准进行体检。因体检不合格等出现缺额时，可在报考同一职位的应聘者中，按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2、组成考察组，对体检合格者进行考察。

七、公示和录用

1、根据考察结果确定拟录取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办理聘用手续。

2、新录用的工作人员，经试用期考核合格的，予以录用;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

3、录用的工作人员为企业编制，实行合同管理，与太仓铭证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八、其他

本次招聘具体详情、通知、公告请注意浏览太仓市人才网(tcrc.com.cn)官方网站，不再进行书面通知。

本次招聘工作由太仓市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联系电话：0512-53123587，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30)。由市国资办负责监督(监督电话：0512-53890316)。

本简章未尽事宜由太仓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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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创新 精准扶贫 担保 格莱珉模式

当前我国经济差距在逐渐增加，这一方面说明贫困地区缺少资金和技术支持，难以获得有效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前某些体制对贫困地区的发展难以起到推动作用。对此我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和“农村金融创新”等相关概念，希望以改革和创新金融体制推动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进而刺激农村地区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

一、精准扶贫战略概述

（一）精准扶贫概念

精准扶贫，指利用科学规范的制度和流程，对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进行详细的扶贫行动。在行动中，扶贫人员或者单位要根据地区和经济的差异，制定针对性的扶贫计划，加强对于贫困群众的区分和管理，使用动态的机制建设方式，及时对贫困群众的扶贫方式和扶贫力度进行改变，真正实现国家扶贫的一种扶贫方式。精准扶贫既是一个扶贫方式概念，也是一项扶贫模式概念更是一项扶贫改革方向的概念。

（二）金融精准扶贫

金融精准扶贫实际上是一种农村金融改革的应用性称呼。指通过利用农村金融改革的契机，实现金融业对农村扶贫的帮助。由于金融业直面扶贫对象，同时又具备相比于政府更为充裕的资金力量，因此农村金融创新后将迸发出更为强大的金融力量，推动农村金准扶贫的发展。农村金融创新包括金融营业模式的创新、资金借贷管理的创新、经营利润要求的创新以及金融监督管理的创新。

二、农村金融改革的现状与困境

（一）农村金融营业网点总量明显不足，金融机构类型单一

我国农业金融的发展起点较低，在农村金融改革以及农业金融对于及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仍然体现出基础较差的弱点，比如当前我国农业金融的营业网点总量和分布数量明显不足，并且地区分布不均衡，这已经严重干扰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

根据201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会同有关部门和机构编写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中给出的数据进行分析，截止到2015年第一季度，我国涉足农村金融的商业银行和金融企业总量连续增加，从2010年的85家增加到2015年的873家。但是相对于我国拥有2800余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广袤政权组成来说，总体量明显不足。

在金融网点的类型上看，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村合作银行依旧是农村金融构成的主力，在农村金融发展中付出较大的精力，但是对于当前总体量不断增长的社会金融企业，在农村金融的涉足点上并没有发力，占据比重较小。

（二）农村金融担保机制与能力欠缺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其中农业大型化和规模化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优化方式之一。当前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业务和无担保业务资金总量较小，要求较为严格，严重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难以满足农村经济的资金需求。而在农村中，由于缺少专业的担保公司和政府担保机制，对于土地的所有制限制也难以满足金融企业提供大规模资金信贷的操作底线。虽然在当前的农村金融担保机制中，已经存在了农机具抵押、活体抵押、存货抵押和订单农业质押等担保方式，但农村经济的风险性和资金需求都使得农村资金的输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再加上农村地区缺少政府支持的担保机制扶持，使得农村金融担保机制与能力欠缺。

（三）金融产品引导和资金供需不平衡

我国的农村金融创新一直希望建立一套健全完善的农村金融链条，但是由于目前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缺少整体的创新和突破，使得农村金融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十分单一，在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一方面，当前农村金融产品收金揽储业务只有存款、农业理财等寥寥几种方式，但资金的输出方式却出现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农户担保抵押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经济组织）贷款、助学贷款、存单质押贷款、棉粮油收购贷款等十几项农村金融项目。

另一方面方面，在农业贷款总量上，农村金融有了较大的突破，具体数据见下图：农村全国涉农贷款总数为30.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较2007年增长301%。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存款数量并不高，而且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存款数量。

（四）政府主导与市场调控存的差异性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正处在新旧经济结构交接的当口，表现出融合新旧两种经济情况的特点。一方面，政府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加快政府由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缺少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底蕴，使得经济中各行各业没有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经验和能力，又不得不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规范行业发展的约束机制。同样，农村金融创新也存在类似问题，政府需要对农村金融的资金来源、盈利模式、利息和金融监管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才能给农村金融创新指明发展方向。但是这样一来就难免与市场上金融行业的自用发展产生碰撞，出现各种问题。

三、基于“三方担保农业信贷”方式，探索农村金融改革对扶贫的推动力作用

对于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精准扶贫战略，笔者认为应该借鉴世界上的优秀经验，再引入、吸收和创新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农村金融机制，突出农村金融改革对精准扶贫的新助力。

（一）“格莱珉模式”的成功与瓶颈

“格莱珉”一次译于孟加拉国，原意为“乡村”的意思。因此，格莱珉银行又被称为乡村银行。“格莱珉模式”是1972年，穆罕曼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一种应用于广大农村中的扶贫金融方式。穆罕曼德・尤努斯在研究中发现，在金融界一直奉行的“越有资产，越容易获得贷款”的理念。所以农村由于缺少资金和资源，有没有可靠地担保模式，所以难以获得促进发展的贷款。

尤努斯发其道而行之，设计出一种可以不用担保即可获取贷款的扶贫金融模式，利用3-6人的工作小组，贷出资金获取劳动资源，付出劳动后户的收益，偿还本金和利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格莱珉模式在孟加拉国获取了巨大的成功，格莱珉银行也成功涉足了电信、旅游业、医疗等十几个行业，穆罕曼德・尤努斯更是获得了2006年的诺被尔和平奖。格莱珉模式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取得了广泛的成功。

“格莱珉模式”1993年登陆中国，但是23年来仅有一项业务取得进展，其余项业务全部夭折，具体发展成果见下图。从“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来看，由于资金缺少担保，使得金融企业难以承担农村金融的风险。由于政府缺少实际支持的而政策，格莱珉模式下金融企业在农村的发展陷入到一种“有规划、无实施”的状态中，陷入了发展的瓶颈。

（二）“三方担保农业信贷”概念与实施

反思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艰难推进，我们不难发现，制约格莱珉模式进行农村扶贫的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二是我国农村金融缺少持续不断的稳定资金。针对前者可以选择我国相对落后的西北和西南地区设立定点扶贫实验地区；后者则需要借助农村金融改革，创立稳定的资金输入渠道。因此，“三方担保农业信贷”模式的出现就成为农村金融改革与格莱珉模式精准金融扶贫的有力保障。

“三方担保农业信贷”概念主要指借助扶贫互助资金、农村物权、银行担保，帮助农民和贫困户完成资金的担保，提高农村信贷的放款速度，推动农村信贷业务开展的一种农村金融模式。在以往的农村金融中，一方面农村金融企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数量不足，工作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农村信贷业务资金量小但客户群体众多，放款风险大、催收难度高。没有有效的担保机制作补充难以实现资金的持续输入。 “三方担保”机制利用政府、农村资产做合法的抵押担保，给金融企业带来农村金融盈利的信心，降低金融企业在农村扶贫中的风险。

在“三方担保农业信贷”的实施中，必须进行系统的农村金融改革，将农村精准扶贫与金融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金融企业的资本力量，实现农村的金准扶贫。比如金融企业可以与地方政府合作，利用农村廉价的土地资源，设立金融企业的办事处等机构，发展和推动金融营业网点扩大范围，同时对农村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同时在资金的担保过程中，形成农村-政府的整体担保机制，利用政府的公信力和农村的农业资产作为资金输出的抵押担保，提高乡村血缘等纽带关系在贷款催还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借贷人还款的动力，防止资金的流失。

（三）农村金融改革的创新和方向

“格莱珉模式”和精准扶贫的发展需要“三方但保农业信贷”的推动，而“三方但保农业信贷”则需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科学的金融创新作为保证。

1、明确推广目标，寻找需求对象

对于农村精准扶贫，首先要确定扶贫的目标，也就是对资金输出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劳动力状况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价。农村金融在选择资金帮扶对象的时候并不是随意的释放资金，而是要根据格莱珉模式的具体要求制定互助小组以及审核资金使用方向，对缺失需要启动资金的群众发放贷款，以最小的风险提升精准扶贫的资金输出。

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提高风险补偿

农村金融的创新不仅要建立资金的放贷机制，同时还要创新农村金融的产品设计。设计出符合农村农民实际收入能力的金融理财产品，让农民获取更多的选择。同时还要结合“三方担保”的具体内容，评估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担保资产的实际价值，完善对于金融企业风险的补偿机制。

3、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农村金融监管力量

对于农村金融创新，还是需要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于当前农村金融信贷业务的开展现状，必须制定专门的农村金融法律，防止金融企业利用农村精准扶贫转变资金信贷的方式，摄取不正当利益。同时还要提高金融监管机构对农村金融的监管力度。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城市金融的监管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监管审计体系，但是对于广大偏远农村地区的金融企业的具体业务监管，尚处于空白地带。因此必须对农村金融的监管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利用资金流转渠道控制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防止、强买强卖、高利贷 、非法信贷等问题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李{，叶兴建.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N].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2）：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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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部署

召开镇扶贫干部教育业务培训会，宣讲扶贫政策的同时，布置本次产业项目自查工作要求。成立了由镇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驻村第一书记为队员自查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核查镇、村两级扶贫产业项目进展情况，包括资金使用、项目收益、公示公告等。

二、目前进展及发现问题

（一）镇蒲公英种植项目

村部分。正在进行：已制成品茶3000套，售出788套，收益58094元，剩余产品正在销售。

村、村部分。正在进行：产品已在加工，估计产出成品茶800余斤。

存在问题：村蒲公英收益分配方案中的分红比例与实际发放比例不一致。

整改措施：按实际情况重新调整发放比例。

整改时限：即知即改

（二）镇吊袋黑木耳建设项目

正在进行：目前正在与合作企业洽谈合作事宜，准备采取“企业+村集体+贫困户”的方式进行合作意向。

存在问题：村的收益分配方案无法细分黑木耳项目和蒲公英项目的分红比例

整改措施：按实际情况重新调整发放比例。

整改时限：即知即改

（三）镇吊袋黑木耳种植基地扶贫项目

正在进行：已通过改造发展基质蓝莓项目，目前已与合作企业洽谈，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合作经营。目前合作方已在办理抵押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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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信贷；法律特点；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328-01

1 小额信贷界定

1.1 小额信贷的定义及性质

由于各国国情和小额信贷模式的不同，国际上对于小额信贷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黄毅在《小额信贷问题研究》中提出“小额信贷为贫困、低收入家庭以及微小企业提供一系列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存款、贷款、支付服务、汇款、担保、小额租赁、住房金融和其他非金融服务”。 笔者认为，他对小额信贷的定义符合世界小额信贷的现状。

通过对各国现代意义小额信贷的总结可以发现，小额信贷本身具有以下特点：（1）属于无抵押信用贷款；（2）贷款金额小；（3）以扶贫为首要目标，为家庭创造基本收入以维持生计、帮助企业生产发展，同时也包括对公益项目的支持，如（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 不过，由于各国的经济模式和金融成熟度的不同，现在国际上对小额信贷提品的目的上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小额信贷只用于生产，而不应用于消费；另一种则认为小额信贷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生产型的经济活动，还应包括小额的消费信贷。

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小额信贷除了农村扶贫信贷，还应包括着眼于能够帮助自身发展的无抵押的个人消费信贷、助学贷款、创业贷款等。

首先，就小额信贷本身而言，顾名思义，它就是无抵押、金额小的信用贷款。而我国现有的贷款类型中，无论是农村扶贫信贷或是个人消费信贷，无论是助学贷款还是大学生或下岗职工创业贷款都具有前面所提到的特征，都属于小额信贷的范畴。

其次，就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现实国情而言，我国的小额信贷体系在城镇和农村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状况，我们必须区别对待。

最后，就小额信贷专门法律规制来说，法律本身必须具备的稳定性决定了在制定该法律时必须考虑到小额信贷的发展趋势。如今，小额信贷机构市场准入资格和营业范围规制问题除了考虑扶贫性因素外，还应考虑商业性因素已经是一个共识。

1.2 小额信贷的法律特点

1.2.1 小额信贷属于无抵押和担保的类似项目融资的新型信用贷款

根据我国《贷款通则》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以贷款有无担保（或担保的方式）为标准，将传统贷款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小额信贷，不论是扶贫型的还是发展型的，其服务对象都是传统信用评估中信用值较低的人群，因此，小额信贷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信用贷款从表面上看极为相似，但实质却完全不同。小额信贷以无抵押为其首要特征，显然也不属于担保贷款。小额信贷中的小组互助、互保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中的“担保”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国《担保法》规定担保人属于第三人且必须具有大于借款数额的资产，而小组联保制度中的小组成员则均是借款人，同时也不具备一定大于借款数额的资产。

通过对小额信贷要件和原则的研究，我们发现它实质上与项目融资担保贷款非常类似，项目融资担保是指仅以项目本身的资产和收益作为担保。 首先，两种贷款中，贷款人对项目本身以外的其它资产和收益都没有追索权。其次，两者所提供担保都是以借款所购财产进行担保，即以将来的财产设定担保，这一特点在农村小额信贷和创业小额信贷中更为突出。第三，虽然原因不同，但是项目融资担保的风险分担原则在小额信贷中也非常适用。项目融资担保的项目建设多需要大资金，承担高风险，且建设周期长，变现性不良好，因此，贷款人和借款人单方承担风险非常不现实。所以，为保证贷款人的债权，要求将与项目有关的各种风险要素以某种形式在借款人与项目开发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其他参与者和贷款人之间进行分配，没有任何一方单独承担其全部项目的风险责任，这就是风险分担原则。小额信贷虽没有明确提出这项原则，但是其运作却一直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借贷方作为贫困人口，他们的特殊性、脆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单独承担风险责任，小额信贷扶贫的目的也决定了小额信贷机构以及为小额信贷提供信用评估和项目评估的机构应当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它从本质上将小额信贷与传统贷款区别开来。

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小额信贷与项目融资担保贷款存在的巨大差别。项目融资担保是为了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利益，减轻政府和担保人的责任，避免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一种融资形式；而小额信贷是以扶贫为目标的信用活动。

因此，小额信贷是一种无抵押和担保的类似项目融资的新型信用贷款。

1.2.2 法律调整的相对独立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小额信贷是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无论信贷产品和信贷方式都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活动。 从法律角度分析，它的要件不同于传统贷款要件。因此，小额信贷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一般都为小额信贷单独制定了法律。

1.2.3 许可经营范具有广泛性

传统法律理念中贷款是指金融机构依法把货币资金按约定的利率贷放给客户，并约定期限由客户偿还本息的一种信用活动。因此传统贷款的许可经营范围是局限在货币金融的范畴内的，而小额信贷的许可经营范围与传统贷款相比更具有广泛性。小额信贷机构向其客户提供的产品既包括传统贷款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包括传统贷款所不具备的非金融服务，如提供项目评估、提供技术支持等等。

2 小额信贷法律关系

小额信贷法律规范应当是调整小额信贷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各种主体之间因小额信贷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即小额信贷关系。而小额信贷关系除了包括小额信贷领域内各种相关主体之间的小额信贷交易关系，还应当包括国家金融主管机关与各类主体之间的调控和监管关系，即小额信贷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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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防止返贫和新致贫长效机制

防止返贫和新致贫摆在重要位置，从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强化扶贫资金项目监管、全面验收评估、巩固深化大扶贫格局、强化总结宣传、压实脱贫攻坚责任、健全脱贫攻坚长效机制等方面，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实，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志，是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这一问题被摆在了今年我市脱贫攻坚工作的首位。

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帮扶、退出、巩固严格执行标准和程序。针对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即时帮扶人口、重点监测人口，对照《脱贫攻坚“找差距、抓落实”到户帮扶工作手册》，全面逐项落实“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稳定提高贫困群众收入。全面落实扶贫项目收益、低保、养老、教育资助等政策性收入，加大就业扶贫力度，新增和腾退的公益岗位优先安置贫困人口。

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健全完善贫困学生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资助政策体系、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支持体系，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现各学段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继续实施“雨露计划”，健全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

落实健康扶贫和医保政策。将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落实医疗机构减免、医疗商业补充保险、重特大疾病再救助等政策，原则上个人累计负担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低于政策范围内医疗总费用的10%。

落实住房安全保障政策。对2014年以来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情况进行全面、规范的危险等级鉴定，鉴定为危房的要进行改造。建立危房改造动态保障机制。

落实饮水安全保障政策，确保每个贫困户都通自来水；

落实兜底保障政策，综合运用养老保险、医保、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残疾人补贴等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实现应保尽保；

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社会“大救助”体系；

对一般农户、脱贫不再享受政策人口中可能致贫或返贫的，按程序认定后纳入即时帮扶台账。

深入开展“三有三净”行动。实现贫困户“三有三净”，“三有”，即贫困户家中有电视、有电扇、有遮风挡雨的门窗；

“三净”，即院内干净、屋内干净、个人干净。强化扶贫资金项目监管

让扶贫资金、扶贫项目持续产生收益，确保贫困群众长期受益有保障。

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不减，突出资金使用方向，支持脱贫攻坚成效评估验收等收官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聚焦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和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水平等巩固提升任务，以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重点监测人口为重点统筹安排。根据脱贫攻坚需要，专项扶贫资金在继续支持扶贫产业发展、扶贫特惠保险等基础上，增加用于农村养老周转房、农村生产路和村内道路、农村饮水及农田水利等小型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等方面。

扎实开展产业扶贫方面，严格扶贫项目入库程序，加强论证评审，确保项目全部在项目库中择优选择。加快2020年度新建项目实施。

加强产业扶贫项目后期管护。全面排查2016年以来已建成产业扶贫项目，以县为单位建立问题项目管理台账。做好扶贫项目资产确权登记，2020年度新建项目全部确权到村集体。

通过规范推动扶贫小额信贷、培育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和创业致富带头人等举措，带动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巩固深化大扶贫格局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需要聚焦聚力，深化大扶贫格局，打出组合拳。

深入开展消费扶贫。认真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及时掌握扶贫产品产出、销售情况，有的放矢组织开展产销对接，多措并举解决扶贫产品的“卖难”问题。积极搭建农产品产销平台，对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和商超企业，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长效产销机制。在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平台推出一批消费扶贫广告。

深化扶贫协作，落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制度。深化产业协作，积极争取协作资金，及时制定资金使用方案，确保建成一批立得住、管长远的协作项目。深化劳务合作，利用“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金秋招聘月”等平台，搭建烟台企业招聘专区，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异地转移就业。推动两市各级干部开展挂职交流，持续开展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培养。

继续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实施“急难救助”“朝阳助学·圆梦行动”“温暖工程”等项目、持续推进“百企帮百村”脱贫攻坚行动、持续开展“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健全脱贫攻坚长效机制

出台《市脱贫攻坚自查评估工作实施方案》，脱贫攻坚成效将迎来年度大考。评估对象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即时帮扶人口，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各级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及利用财政资金实施的扶贫项目，扶贫协作等。重点评估各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政治责任落实情况，坚持目标标准和任务完成情况，“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政策落实情况，产业扶贫项目管理和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行业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社会扶贫工作落实情况，重点工程实施情况等。

当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势在必行，文件对此提出5条要求。提升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规范完善资产收益分配办法，采取劳务

补助、劳动增收奖励、公益岗位等方式，提倡多劳多得、多劳多奖。根据贫困劳动力培训需求和就业意愿，大力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贫困村整体发展水平。持续推进“五通十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贫困村能够提供法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场所，且配备必要的师资力量；

能够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场所，且配备必要的医务人员；

能够提供符合当地饮用水安全标准的水源；

村内至少有一条穿村硬化道路；

通生活用电。持续唤醒沉睡资源，增加村集体收入。用足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内流转使用政策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调剂管理政策，收益主要用于脱贫攻坚，优先支持扶贫领域基本生产生活、公共服务及配套设施项目的建设用地。

全面推行村级扶贫专岗。深入开发助老、助幼、助患、助残岗位，

吸纳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积极开发保洁保绿、公共设施维护、执勤值班、“三留守”人员服务以及产业辅助等多类型公益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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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岛市以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为总揽，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生产格局基本形成，农民群众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由于受资源、环境、市场等因素制约，在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亟待破解的难题，都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和重点解决。

关键词：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230144

1 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粮食产业“一家独大”，出口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畜牧制品、水产捕捞、花生加工业等，生产基地“零散乱”，难以形成集群效应，遇到国际农产品出口“寒潮”来袭时，容易出现“船大难调头、车长难拐弯”的困境。

1.2 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

优势产业中缺乏像鲁花、龙大等市场占有率高、辐射能力强的大型龙头企业带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低，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短、附加值低，农产品品牌“杂小弱”，流通渠道不畅通，特色产业优势未全面转化为经济优势。

1.3 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家庭经营模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难以快速提高。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合作社类型单一，种植、养殖、农业机械类型较多，而农产品加工运销、冷链保鲜及股份合作、土地合作等类型极少，农民参与合作社比例在不断降低，与“组团发展、抱团经营”的预期差距很大。

1.4 农业信贷扶持力度不强

农业园区、设施等农业建设投入大，单靠自有资金难以维系，目前各级政府的政策性补助资金不足，需要扩大农民融资渠道。由于农业投资风险大、周期长，贷款审批程序多、额度小、缺乏有效抵押等因素，造成缺资金与求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

1.5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压力较大

当前，农业生产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土地租金和融资成本不断上升，每年上涨幅度约在10%～20%之间，远超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不断下降。

1.6 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亟需提高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谁来种地”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在农村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越来越明显，这部分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科技能力不强，在结构调整、种植技术上依靠传统经验，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

2 解决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问题的措施

2.1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开展农业重点功能区保护立法调研，保证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健全农业重点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以大沽河和崂山、大泽山、大小珠山等区域为重点，加快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培育休闲观光农业品牌。大力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加快农业信息进村入户。

2.2 深化农村改革，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村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纳入改革范围，通过清产核资、股权量化等方式组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集体资产股份公司等新型经济组织，让农民变身为“股民”，真正享有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探索开展集体资产股份抵押、担保权能试点。深化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改革，创新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健全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用好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组建市级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采取担保贴息、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风险补偿、投资基金等措施，鼓励涉农资金投入。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力度，培育壮大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项目、资金、信贷支持等措施，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资企业领办创办专业化服务组织。

2.3 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按照“五位一体”要求，把农产品质量监管列入政府的考核体系。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在全域禁止销售和使用高毒农药。扩大农产品追溯监管范围，提高农产品质量快速检测批次和数量。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发展节水农业。推广绿色生产技术，主要农作物农药和化肥施用保持“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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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金入股产业园区扶贫项目汇报

近年来，xxx镇抢抓脱贫攻坚重大机遇，大力争取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聚焦项目选择和资金效益最大化，通过村级集体经济申报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的方式，有效拓宽扶贫资金使用途径，通过创新村民主理财小组加强资金监管，切实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为加快推进产业扶贫注入新动力，形成了企业、集体经济、群众三方共赢的良好格局。

一、项目基本情况

紫薇镇积极引进印江川棉苗木公司，按照“山顶种茶、山腰种果、山下美村”的思路，在官寨村及其周边海拔1000米以下的村发展精品水果种植，着力打造青脆李产业园区。在园区建设中，该镇围统“公司+集体经济+农户+基地”的工作思路，将周边的尖峰村、坝峨村、幕龙村申报的50万元集体经济资金统一打包入股到公司，公司每年按照入股资金的6%返利给3个村，实现3个村每年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增加3万元，各村再按照6:4对集体经济收益进行分配，即：收益的60%平均分配给当年脱贫贫困户（政策兜底除外），用于生产发展本金；40%留存作为村集体滚动发展资金。资金入股时间为2018年至2021年，2021年12月返还入股扶贫资金150万元，其中2021年集体经济股权本金150万元和1年所得的集体经济收益资金将全部作为村的集体经济资本金继续滚动发展，所产生的收益为全体村民所有。

二、主要做法

（一）选准产业主体，强化合作共赢。一是因势利导入股企业。依托印江川棉苗木公司建设的经果林产业园区，引导尖峰村、坝峨村、幕龙村成立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各村申报50万元集体经济资金，通过量化到户后，再集体入股到园区企业，打造村集体和园区企业的产业共同体。二是因地制宜做大产业。以川棉苗木有限公司为主体，结合退耕还林政策，打造青脆李示范园区。积极引导农户通过转包、出租、置换、转让、入股等形式流转土地进行青脆李种植，由公司无偿提供栽培、管护技术，并负责收购加工销售，解决“栽不活”“销不出”问题，促进经果林产业从分散到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三是因效施策分配利益。由3个村集体经济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资金入股时间为2017年至2020年，公司每年按照入股资金的6%返利给3个村，2021年12月返还入股扶贫资金150万元，其中2020年集体经济股权本金150万元和1年所得的集体经济收益资金将全部作为村的集体经济资本金继续滚动发展，所产生的收益为全体村民所有。

（二）创新资金监管，强化规范运行。为确保村级集体资金安全规范运行，在坚持“村财乡管”的基础上，创新民主监管方式，推进村民自治和内控管理。一是建立村民主理财小组。民主理财小组由3-7人组成，其中村民代表数量占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报镇纪委和农经站审核，并进行政策和业务知识培训合格后由村民委员会聘用。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任期三年，工作表现好的可以连续担任；工作不合格的由村提出意见报镇纪委审核同意，并经原选举人通过后方可变更。民主理财小组成员要求为人正派秉公办事、熟悉有关农村政策和一般的农村财务知识，村干部及其直系亲属不得担任。二是突出监督管理重点。村民主理财小组负责监督村级集体资金的规范使用、集体经济收入分红，以及本村财务制度实施、村级集体资产管护等，并重点围绕不准挪用公款、不准公款私存、不准多头开户、不准瞒收截留、不准坐收坐支、不准私设小金库“六个不准”进行监督。三是健全监督运行机制。建立一年一次年终总结分红会、一季度一次小结会、一月一次党员和村组代表会的“三个一”工作运行制度，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每次会议固定列席，切实履行相关监督职责，有效确保扶贫资金、村级集体经济资金能够“放得出去、收得回来、能享红利”。

（三）打造“三金”农民，强化利益联结。以集体经济为引领，带动群众参与园区建设，有效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实现园区建设与群众增收双赢。一是流转土地得租金。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租赁、转包、转让等方式，按照X500元/亩的标准，把土地集中流转给龙头企业，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产出效益，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让群众有稳定收入。目前，园区流转土地XX亩，涉及XX户。二是资金入股分红金。签订入股合同和完善贫困户红利分配细则，将3个村集体经济资金入股到龙头企业，将集体经济收益按照6:4的比例进行分配，不断提高贫困群众保底收入。三是进园务工有薪金。通过加快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拓宽群众就近务工渠道，让群众从传统的种养殖中解放出来，进入产业基地就近务工，有效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三、取得成效。

（一）村级产业实现规模发展。通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本村闲置和零散土地进行集中统一流转，与园区企业进行合作打造青脆李示范园区，实现产业集中连片和规模化发展。目前，该镇已有茶叶1076亩，建成青脆李核心示范园650亩，无公害蔬菜核心园120亩，生猪养殖场3个。同时，在园区配套种植辣椒700亩，种植烤烟1100亩，实现土地循环利用。并辐射带动周边4个村发展青脆李2000亩，带动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为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资金管理实现安全高效。通过采取村财乡管和村民主理财小组“双线”监管，最大限度确保村级每一笔扶贫资金、集体经济资金的使用更加规范、更加民主、更加有效，让村级财务“晒”在阳光下，亮了村级“箱底”，明了群众“心底”。如，坝峨村村民XX、XX，因违反本村村规民约，不能参与当年度村级集体经济受益分红，在村民主理财小组监督下，该2户群众被取消了2017年村集体经济受益分红的资格，把集体经济管理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起来。

（三）群众收入实现大幅增长。通过采取园区企业和集体经济合作共建方式，完善入股分红和利益联结，让农户收入途径变得更宽更广，实现农户流转土地得租金、资金入股分红金、进园务工有薪金，带动3个村群众每年增收XX元，直接受益贫困户XX户XX人。其中，公司每年按照入股资金的6%返利给3个村，实现3个村每年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增加3万元；通过聘用周边农户长期在公司务工，进行产业管护、采摘等工作，年均付出劳务费30余万元；通过流转3个村693亩土地，每年支付土地租金XX万元。

四、下步打算

（一）强化园区示范引领。以该园区为核心，进一步壮大规模，按照“山顶种茶、山腰种果、山下美村”总体布局，突出品种多样化，辐射带动周边各村连片种植精品水果，切实发挥好该园区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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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基本情况和总体评价

此次调研选取了丽水市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松阳县、龙泉市和云和县，考察了部分乡镇，走访了一些低收入农户、扶贫重点村、资金互助会联合会、扶贫易地搬迁社区、企业，并与相关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座谈。

总体来看，2000年以来，浙江省不断探索城乡一体化的扶贫新思路新方法，取得显著成绩。扶贫开发理念实现了重要转变，扶贫开发方法着力于把农民组织起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扶贫改革试验区以扶贫开发为切入点，在“四化同步”背景下，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途径，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扶贫开发理念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基本完成由消除绝对贫困到减缓相对贫困的转变；二是较好实现由减缓区域贫困到减缓区域贫困与人群贫困并举的转变；三是积极开展由农村扶贫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的探索。

产业扶贫方式实现了“三个组织化”：一是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技术支持体系，把低收入农户组织起来，构建具有一定规模和品质优势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二是通过来料加工经纪人、来料加工点（企业）和农村电子商务，把低收入农户组织到农村工业化体系中；三是通过扶贫资金互助会，把低收入农户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合作金融服务。

扶贫改革试验区实现了“两个赋权”：一是通过“三权”抵押、流转，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利，为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造条件；二是通过集体资产折股到户到人，明晰农民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和权利，为统筹城乡要素流动创造制度基础。

2000年以来，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明显。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4254元增加到2013年的16106元，年均增长10.7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6年最高时的2.49：1，降低到2013年的2.35：1。2013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178元，其中29个欠发达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08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6.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

浙江省扶贫开发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000年以来，浙江省积极探索符合本省实际的扶贫开发道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决定性作用，逐步探索出一套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一）努力构建减缓相对贫困的新格局。

经过十多年的自主探索，浙江省逐步深化对扶贫内涵的认识，不断完善扶贫理念，实现了从以“保障基本生活、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为目标的消除绝对贫困，向以“缩小收入差距、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目标的减缓相对贫困的转变。

浙江省1996年全面建立城乡低保制度。2000年以来，该省对扶贫瞄准及扶贫标准进行了4次调整。2000年参照国家扶贫标准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确定以乡镇为单位，农民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乡为扶贫对象，扶贫标准远高于全国当年贫困标准（625元）或全国的低收入标准（865元）；2003年同样以乡镇为单位，确定农民人均收入2366元以下的乡为扶贫对象；2008年以后，扶贫对象直接瞄准低收入农户，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500元（2007年）；2013年再次将扶贫标准提高到5500元，省内发达地区自定扶贫标准，市级最高扶贫标准为9000元，县级甚至达到10000元。

经过不同时期的调整，浙江省扶贫标准确定机制基本定型：即每届政府首年，按照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5%左右和不少于农村户籍人口10%的要求，制定扶贫标准，认定扶贫对象。2008年以后，主要考核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长情况，不再考核贫困发生率下降情况。每届政府五年内的扶贫对象相对稳定，总体上摆脱了因调整扶贫标准造成的贫困人口“增了又减，减了又增”的循环和困惑。

在实现2008―2012年“推进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的目标之后，浙江省2013―2017年“低收入人口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2017年，29个欠发达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比2012年翻一番、达到10000元以上（现价），70%以上低收入农户（“低保”户除外）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所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达到5000元以上，低收入农户的人均教育、医疗消费实际支出（减去政府补助部分）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全面覆盖；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

（二）从减缓区域贫困到减缓区域贫困与人群贫困并举。

扶贫理念的转变，带动了扶贫区域、扶贫对象和扶贫政策的变化。

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浙江省扶贫的区域瞄准就逐步从贫困县下沉到贫困乡镇，再到低收入农户，实现了工作重心的逐步下沉。而从2011年以后，浙江省把扶持欠发达区域加快发展与帮扶低收入农户加快增收相结合，一方面先后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和“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另一方面又出台了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特别扶持计划”。目前，全省有欠发达县29个，其中列入“特扶计划”的重点欠发达县12个；全省低收入扶贫对象176万户、417万人，其中省定扶贫标准下的扶贫对象134万户、318万人；全省还确定了6386个扶贫重点村，其中欠发达地区5000个。低收入农户都完成了建档立卡。

“特扶计划”已实施两期，第一期为2011―2013年，第二期为2014―2016年。目前，省财政对其中最困难的6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县每年支持2亿元、300亩建设用地指标，对另外6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县每年支持8000万元、150亩建设用地指标。功能上，“特扶计划”侧重提升区域内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内生发展能力。第一期“特扶计划”对12个重点县支持财政资金50.4亿元，加上其他渠道的资金，总投资161.3亿元，其中用于扶贫开发类项目18.6亿元、产业发展类项目63.2亿元、公共服务类项目79.5亿元。

“收入倍增计划”是贯彻中办发〔2013〕25号文件精神的有力体现。功能上，侧重通过小额信贷、来料加工等促进产业发展和创业就业。“收入倍增计划”主要任务包括“五大工程”（产业开发帮扶、就业创业促进、农民易地搬迁、社会救助保障、公共服务提升），其主要举措包括“五大行动”（金融服务支持、区域特别扶持、山海协作助推、社会帮扶关爱、改革创新促进）。“特扶计划”与“收入倍增计划”相互呼应配合，实现了区域发展和到村入户的有机结合。

除了行业扶贫、结对帮扶和山海协作投入的资金之外，从专项扶贫的角度讲，浙江省在财政和信贷资金的使用上，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特扶计划”，每年投入财政资金16.8亿元，年初下达90%，其余10%根据年底绩效评估结果进行奖补。二是扶贫小额信贷，支持产业扶贫工作的开展，主要是通过财政贴息带动，每年14亿元左右。目前正向低收入农户普遍发放“爱心卡”，并通过信用评估，对低收入农户实行授信服务，以强化普遍的到户帮扶机制。三是扶贫易地搬迁，每年搬迁6万人以上，需要补助资金5亿元左右，分别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个人补贴部分。

（三）积极开展农村扶贫到统筹城乡扶贫的探索。

2008年起，浙江省在农村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在城镇实施“城镇低收入家庭增收工程”，实行整个省域的统筹城乡扶贫。目前扶贫系统的工作范围，主要是随着扶贫易地搬迁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从农村向城镇延伸。

浙江省的扶贫易地搬迁，是农村扶贫向城镇延伸的组织载体，主要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中心镇、小城镇、中心村四个方向转移。总体上是以全省29个县的5000个扶贫重点村为范围开展的，大体每年6万人，本轮的省财政补助标准是人均8400元。

方法上，在坚持自愿搬迁的前提下，实行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整体搬迁，并结合零散搬迁；在安置方面，根据农户需求，特别是低收入农户的需求，设计大小不同的户型，对无经济能力的农户提供廉租房。安置小区临近工业园区，方便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做好幼儿园、小学的建设，保证迁入户子女入学。搬迁户在原居住地享有的土地山林承包权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利不变。坚持“一户一宅”的原则，易地搬迁农户在搬迁后应拆除原住地旧房，实行宅基地复垦，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由县政府统一调剂，相关收益主要用于易地搬迁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

松阳县筏铺易地搬迁小区从2005年开始实施，分四期建设，计划安置下山搬迁农民1200户、5500人左右，现已完成安置农户594户、2493人，其中来自高山远山11个乡镇的有190户、814人。小区建设30套农民公寓房一幢，用于整村搬迁困户申请租住。搬迁户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采茶工月收入3000-8000元，来料加工者月收入1000- 4000元。小区99%的农户参加农村合作医疗，15%的农户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小区住户的儿童享有与市镇居民同等的入学待遇。

（四）产业扶贫的“三个组织化”。

1、农业产业组织化，提质、增效、致富。浙江省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作用，培育特色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乡土科技人才，带动县域提升农业产业层次；培育具有扶贫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到扶贫重点村建立农产品基地，鼓励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引导龙头企业吸纳低收入农户就业、专业合作社吸收低收入农户入股。

龙泉市把黑木耳作为全市特色农业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建立起“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2013年，全市农业总产值19.49亿元，其中来自木耳的产值占1/3，农民就业和收入的1/3来自黑木耳。带动龙泉市黑木耳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是浙江省天和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全国扶贫龙头企业，2013年产值1.04亿元，食用菌自营出口居全国第三。公司通过1600亩标准化基地带动农户500户，订单生产3200亩，带动农户1.5万户。

2、农村工业组织化：多元来料加工产业扶贫模式。来料加工是浙江省扶贫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浙江省政府要求，来料加工要对易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实现全覆盖，目前这两个覆盖率已接近90%。

浙江省已形成集中加工与分散加工相结合的来料加工组织模式，把进城进镇农民和留村农民紧密地组织到产业链中，建立了多元化来料加工扶贫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各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温州、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优势，由扶贫部门与妇联密切协作，发挥妇联的组织优势，培育来料加工经纪人，经纪人负责业务订单、培训从业者、组织生产。

近年来，浙江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很快，在销售农产品、加工品，带动低收入农户发展生产方面开始显现独特作用。丽水等地发挥共青团作用，引导和培育农村青年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创业。目前，来料加工与电子商务开始结合，来料加工经纪人通过电商平台展示样品、承接订单、购买原料、寄送成品，昔日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经纪人开始转变为自行设计、自主经营的创业者。

作为“家门口就业工程”的来料加工业，已成为低收入农户持续普遍较快增收的大产业。上轮扶贫五年，29县累计发放来料加工费268.8亿元，培育来料加工经纪人11648名。2013年，29县来料加工从业人员105万人，发放加工费92.1亿元，人均年加工费收入超过8000元。

在云和县，来料加工对易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的覆盖率已双双达到100%。俊浩箱包来料加工厂覆盖全县1.3万人，其中80-90%为女性，30%为低收入农户，共有69个一级经纪人和700多个二级经纪人，覆盖全县168个行政村，每个村平均约5个经纪人。一级经纪人的主要角色是接单、分配给二级经纪人，并对二级经纪人进行培训；二级经纪人负责去村里安排加工和培训。来料加工促进了低收入农户增收，从业者年人均收入达到12000元。

3、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化，立足于满足低收入农户的金融需求。2013年，29个欠发达县组建扶贫资金互助会620个，当年借款2.4万户（次）、2.8亿元。龙泉市竹畲族乡率先探索建立了乡扶贫资金互助会联合会。

乡级资金互助会联合会是浙江金融扶贫的创新举措之一，是在已有的村级资金互助会的基础上，在乡镇一级建立的资金互助会联合组织。联合会对村级资金互助会实行运行安全监管、资金余缺调剂和风险防范救助，不直接开展借款业务；联合会实行农民民主管理，由参加联合会的村级资金互助会代表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和监事均为各村农民）。

龙泉市竹乡资金互助会联合会于2013年4月成立，由10个村级资金互助会组成，共有会员905户，其中低收入农户400户（含低保和五保户100户），互助资金总量303.95万元，其中省财政原渠道扶持资金100万元，特扶资金110万元，会员股金93.4万元。联合会的成员――10个村级资金互助会累计借款211户、260.9万元，已到期还款56户、38万元，资金占用费收入0.64万元。

（五）扶贫改革试验区的“两个赋权”。

丽水市是2013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的三个全国首批扶贫改革试验区之一。丽水扶贫改革试验区以“四化同步”为背景，紧紧围绕城镇化进程中扶贫开发这个主题，把明晰产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此次调研主要涉及“三权”抵押和集体资产量化折股。丽水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都非常重视，改革氛围热烈浓厚，投入力度大，对全国扶贫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先导性。

1、“三权”抵押。丽水市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山林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赋予农民更加完整的财产权利，提高农户的融资能力和财产性收入。承包经营权抵押设置了“向金融机构抵押”这一前置条件，规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凭证抵押的方式，避免了农村高利贷、农民失地等潜在风险的产生。

松阳县是茶产业大县，2013年茶叶种植面积11.3万亩，产量1.02万吨，产值9.05亿元。松阳县各乡镇通过对农户茶园的资产评估，向茶农发放“茶园资产评估证”，证书上标明了茶园的位置、边界、面积、品种、整体评估价值等。茶农本人凭借评估证可以向信用社抵押获得10万元以下的小额循环贷款，并享受基准利率优惠和财政贴息。10万元的贷款一年可少付3600元利息，并可获得2400元财政贴息。到2013年底，全县共办理“茶园资产评估证”8108本，抵押贷款余额超过1.5亿元。

2、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折股到户。扶贫改革试验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主要通过四个步骤推进，包括：清产核资、摸清家底；界定成员、明确股东；确权固化、量化股权；搭建平台、规范流转。其中，村民与社员身份界定、集体资产股份量化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了合作经济的性质，也为下一步产权流转交易奠定了重要基础。目前，围绕扶贫易地搬迁所发生的产权、户籍、社区等相关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以上改革项目的设计，完全是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此外，农村产权流转网上交易平台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不仅使得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化、便利化，而且有利于流转的农用土地连片集中，促进规模化。

对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启示和建议

浙江省的扶贫经验和做法对推动全国扶贫工作有借鉴意义，也对当前的扶贫工作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实施扶贫工作分类考核办法。根据中办发25文件的精神，应不断完善扶贫工作考核机制，同时结合各地实际，实施扶贫工作分类考核办法。目前，浙江省等东部省份基本进入减缓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其它地区尚处于由消除绝对贫困向减缓相对贫困的过渡阶段。前者的扶贫工作侧重于缩小发展差距，而后者仍把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重点任务，因此，扶贫工作考核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实际发展水平，用一成不变或“一刀切”的方式既不符合实际，更容易挫伤这些地方扶贫改革的积极性。对于东部发展较快省份减缓相对贫困所进行的创新和探索，要充分肯定和鼓励，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二）充分发挥产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浙江省产业扶贫的“三个组织化”，为精准扶贫的实现形式提供了有益尝试。这是“不走的工作队”，通过农业经营、农村工业、合作金融的组织化，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精准帮扶，既能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导向作用，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扶贫易地搬迁中对低收入农户的倾斜政策，也值得充分肯定。

（三）继续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导向。浙江产业扶贫主要依靠信贷资金，财政资金则更多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倾斜。国家财政扶贫资金关于“70%到户，70%用于产业”的规定，的确值得进一步探讨。产业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对扶贫小额信贷进行担保、贴息、奖补，可以带动更多金融资本用于产业扶贫。产业扶贫过多使用财政资金，容易使贫困农户滋生依赖思想。

（四）注重培育合作金融健康发展。农村金融改革要建立“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三位一体的格局，当前，对创新商业性金融举措考虑较多，而对发展合作金融考虑较少。开展资金互助是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重要形式，是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新尝试，乡级资金互助会联合会的创办值得关注。乡级联合会如果直接开展借款业务，就突破了村的“熟人社会”界限，风险就会明显增大。因此，要特别明确以下两点：一是乡级联合会不能直接开展借款业务，它的职责是对成员互助会的运行安全进行监管，在成员互助会之间进行资金余缺调剂，应该建立风险防范救助机制。二是乡级联合会依然要实行民主管理，由各成员互助会代表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所有理事、监事都应是农民，乡镇干部不能担任理事长，也不能干预其具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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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经济稳中有进。一季度，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9亿元、增速5.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5%；固定资产投资5.8亿元，增速9%，投资2.5亿元的光伏扶贫项目现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二）民生工程逐步改善。城镇低保人均月补助260元，累计发放320.9万元；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166元，累计发放2053.4万元；累计发放孤儿生活补贴330.876万元；实施临时救助94人次，支出救助资金8.8万元；资助16名退伍军人报考驾校。

（三）食药工商质监工作稳步推进。一是逐步巩牢乡村监管网络。调整了274个村（社区）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新城镇、竹核等5个片区食品药品监管所已全面运行，有25名工作人员到片区所工作，已为创建食品安全示范乡镇（街道）的新城镇、四开乡等9个乡镇授牌。二是全面推行持证服务。目前完成持证餐饮服务166户，A级2家，B级8家，82所学校食堂持证率达100%。三是强化食品药品监督力度。按照“四个最严”要求，积极开展对食品、药品、化妆品经营监管力度。

（四）防震减灾工作推进有序。加强地震监测台网运行维护，加大对“三网一员”、47个乡镇防震减灾助理员群测群防培训，举办“5.12防灾减灾日”和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五）残疾人工作扎实开展。以“量体裁衣”式服务为抓手，为全县持证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式服务，县残疾人服务中心项目正在开展，慰问补贴如期发放到残疾人手中。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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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8）03-0078-06

一、引言

世界各国至今仍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减缓贫困的方法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新时期我国贫困问题呈现出了诸多新趋势、新特征，传统的减贫方式渐显乏力。我国贫困人群绝大部分集中于农村，减贫事业的重点也就必然聚焦在农村。普惠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新动力，正逐渐取代传统的以财政为主的扶贫方式，成为当前农村减贫的主要手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决议，强调能有效、全方位、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欠发达地区、贫困群体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主张增强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并注重实现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本文将着重探讨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内在逻辑、作用机制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一些推进我国农村贫困减缓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内在逻辑

（一）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哲学理念

1.平等金融权利观

关于导致贫困原因的认识，大体经历了由物质资本贫乏到发展权利缺失的逐步反思过程，反贫困理念也由初期的物质给予渐变为赋予平等发展权利。普惠金融的减贫理念可以归结为“金融权利即一种人权”的思想。普惠金融减贫主张要赋予贫困者及弱势群体以平等的金融权利，让其有平等机会参与资源获取和使用，分享应有的经济成果，最终提高自身发展能力。所谓金融精准扶贫脱贫就要瞄准贫困主体，赋予其平等的金融发展权利和机会，通过利用现代金融科技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适当放宽或降低现有金融门槛，拓宽金融服务边界，让穷人和弱势群体也能够获得金融资源，进而促进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实现金融与人的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精准到贫困者，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致贫原因，进而制定扶贫脱贫之策。

2.公平与效率协调观

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显著特征表现为贫富差距较大、相对贫困问题严重，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涉及到公平与效率问题，某种程度上贫困的产生可以归结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结果。普惠金融理念认为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要在效率提升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公平本质上是权利的平等分配问题，但权利分配公平并不代表平均主义，它承认个人的自然禀赋差异，着重强调个人公平的发展权利和机会，普惠金融理念将金融权利视为公平发展的目标之一。普惠金融重视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但绝不是慈善和公益活动，也不是对“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尊重市场规律，倡导商业可持续性原则，通过市场和政策扶持相结合，帮助贫困群体提升自身造血功能，并最终摆脱贫困陷阱。普惠金融并不否定市场化原则，在支持精准扶贫脱贫过程中，既要满足贫困群体需求，也要让金融服务提供者获取合理收益。

3.包容性发展观

包容性发展强调经济社会成果要惠及全部人群，普惠金融从字面来讲也可称为包容性金融，包容性是普惠金融的本质属性。一是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的包容性，以被传统正规金融所排斥的小微企业、农户、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等为服务对象，支持这些被排斥群体摆脱贫困陷阱。二是普惠金融供给主体的包容性。普惠金融体系是一个容纳性很大的系统，满足监管要求、合法合规、风险可控、能够为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供给者，都可以被纳入普惠金融体系当中，而且各供给主体之间没有主次之分，都应该享受平等的市场地位和政策扶持。三是普惠金服务方式的包容性。普惠金融是一个谱系概念，虽然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首先是获得信贷支持，但也离不开支付、理财、保险等方面的基本金融服务，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惠金融服务是金融精准扶贫脱贫的应有之意。

（二）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作用机制

农村普惠金融通过向贫困群体提供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等普惠服务，增强其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提高直接参与金融活动的机会；能够为贫苦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促进贫困者收入增加，具有较好地减贫作用。总体来讲，农村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实现贫困减缓。

1.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作用机制

农村普惠金融强调利用数字技术，以此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交易成本，将更多弱势群体纳入金融服务范围，直接为贫困群体提供储蓄、信贷、理财、保险、支付等金融服务。针对农户或贫穷者设计并提供恰当的金融产品，通过平滑消费、促进投资、积累资产、降低交易费用等方式，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及自我发展能力，进而促使贫困减缓。储蓄和信贷两类普惠金融服务最为关键，储蓄可以保障贫困者的财产，增强其抵抗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也可以使贫困者获得利息收入，提高其资产积累能力；提供普惠信贷服务，可以有效缓解贫困者面临的信贷排斥，提升获取信贷资源的机会，利用贷款资金可以购置新的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增收能力。

2.?r村普惠金融减贫的间接作用机制

农村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增强农户自身发展能力，间接作用于贫困减缓。一方面，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制度创新，支持农村经济增长，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要素，改善农村企业资金短缺的窘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而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率，增加贫困农户的可持续性收入，最终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主张提升贫困者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加大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教育、技能培训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增强贫困群体的身体素质、文化素养、金融意识、信用观念，提高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提高获取高薪岗位的机会，从而促进贫困减缓。

三、农村普惠金融减贫存在问题

金融具有较强的商业属性，金融扶贫本身就是在践行普惠价值理念。农村金融精准扶贫在普惠性原则指导下，不再是传统扶贫模式的“大水漫灌”，而是强调扶贫对象的“瞄准滴灌”。农村普惠金融减贫以尊重市场化运行为前提，兼顾社会公平与商业可持续性，支持金融机构在农村扶贫过程中获取适当利益，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产生。然而，在农村普惠金融减贫取得良好成效之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和问题。

（一）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工具欠丰富

贫困地区经济不发达，农业多以种养殖业为主，面临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除了存取款、支付等基本金融服务外，各金融机构主要以提供小额贷款为主，贫困农户的信贷额度一般在5万元以内，期限多在1年，金融扶贫产品单一，扶贫项目同质化，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存在较高的隐性金融风险。随着农村减贫事业的不断发展，贫困农户出现了新特征，与农村经济新阶段、农业产业规模化相适应，资金需求呈现个性化、差异性趋势，原有的扶贫信贷额度、期限已不能适应新需求。金融扶贫机构偏好硬性资产抵押，但贫困农户恰恰缺乏财产抵押、担保品，而其软性信息又不易收集，造成农村金融扶贫的低收益、高风险，金融机构扶贫贷款投入动力不足、额度不高。另外，当前农村金融扶贫主要以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为主，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缺乏。

（二）农村金融扶贫制度性安排不完善

当前金融扶贫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参与，金融机构扶贫责任不明确，缺乏金融扶贫主体的制度性设计。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并不是市场自发行为，而是迫于政治压力考虑，表面上所有金融机构均参与了农村扶贫，但真正深入乡村基层、贫困农户的并不多见，长期可持续的良性市场扶贫机制尚未形成。普惠金融扶贫尊重农村金融机构的获利性需求，重视金融信用风险管理，但当前农村普遍缺少有效的抵押担保、风险补偿和农业保险机制，如金融扶贫风险补偿基金的使用范围有限，对贫困农户因疾病、残疾和死亡等导致的无法还贷情况，不给予放贷银行相应的损失补偿，影响了金融机构扶贫积极性。各金融机构在扶贫项目和对象选择上存在较强趋同性，都不愿支持效益较低的农林牧渔项目，多倾向于支持政府增信的建档立卡户，对其他农户发放小额贷款的积极性不高，贫困地区的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在政府强制的硬性扶贫任务要求下，短期内金融机构能够参与农村扶贫，但在缺乏长期性的激励机制设计和绩效考核下，金融机构对信贷扶贫仍然保持谨慎态度，金融扶贫效果恐将难以持续。

（三）金融支持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够

我国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水平，也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上，这两面农村普遍落后于城市。“要想富，先修路”，交通、供水、供电、电信、垃圾处理等农村基础设施，是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影响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户脱贫致富。农村地区居民分布广、居住散，基础设施建设线长、面广、投入多、收益少，投融资难度较大，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的困境，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道路交通、居民住房、人畜饮水、网络通讯等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矛盾更为突出，这些不仅是农村扶贫的重点，也是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致富的紧迫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典型的公益性、非竞争性项目，在农村普惠金融系统中，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参与积极性不高，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提供资金支持，但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的分支机构较少，无法直接下沉到基层，扶贫公益性项目必须当地县级财政提供担保和利息补贴，但县域财政资金有限，无法有效撬动规模化信贷资源。

（四）金融扶贫的配套保障措施尚未完善

农村普惠金融扶贫关键是要保障金融扶贫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防范金融违约风险发生，对其提供的基础性金融服务能够从其他渠道获得补偿收益。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普遍较差，农村征信系统应用推广缓慢，农户信用信息档案不完善，部分农户信用意识淡薄，金融扶贫债权维护难度大，骗贷、逃贷行为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放贷信心。农村产权制度不完善，“两权”抵押交易流转体系建设滞后，缺少规范化的价值评估、登记和变更制度，造成抵押物处置困难，难以有效发挥担保清偿作用。农村信用中介体系不健全，涉农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政府财政的担保能力有限，商业性担保机构严重缺失。金融扶贫离不开财政支持，但农村财政扶?资金政出多门，尚未完全整合，导致财政对金融资金的撬动作用不强。金融精准扶贫的税收优惠体系尚未建立，财税优惠政策措施较少，许多金融支持的产业项目得不到政策保障，“营改增”后的地方主体税种缺少，贫困地区财政收支不均衡，导致金融扶贫风险补偿基金不能有效增加，影响了金融扶贫持续推进。

（五）扶贫小额贷款功能发挥存在限制

扶贫小额贷款主要是帮助贫困户提升自身发展能力，但农村普遍缺少有效的脱贫产业，当地专业合作社、涉农龙头企业少，导致有脱贫意愿的农户无项目可做，想合作、入股而又“投资无门”。农村扶贫小额贷款政策宣传不到位，一些贫困户对相关政策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知晓。多数贫苦农户思想观念保守，倾向于不负债，缺少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即使获得贷款，也不知道如何把扶贫贷款与自身条件有效结合，将其转化为创业脱贫资金。部分贫困农户对扶贫小额贷款认识不足，将普惠信贷资金视同救济资金，没有认识到扶贫小额贷款的核心目标既是惠农更是助农脱贫，需要到期还本付息。

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政策建议

（一） 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方式和产品

一是实现普惠金融与产业扶贫精准对接。农村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是互惠互利的共生体，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绝不是单纯的资金支持，而是把金融与农业产业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增强农户增收能力，这样才能使金融减贫的效果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要发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作用，把贫困农户与获取金融支持结合起来，根据各地实际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创新扶贫信贷产品，推广“龙头企业+贫困户+信贷”、“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信贷”等农业产业链融资模式。二是创新扶贫信贷产品。农户贫困原因具有多维性，要根据精准扶贫要求，瞄准贫困农户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扶贫信贷产品，对有劳动能力、创业意愿，但无抵押、无担保的农户发放“信贷+财政”模式的财政担保和贴息的扶贫小额贷款，对带动农户脱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财政扶贫资金支持范围，并提高其信贷额度。三是研发扶贫保险产品。通过财政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发展针对贫困农村的特色农业保险、小额人身保险，研发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对贫困农户投保给予保费补贴。四是创新金融扶贫直接融资工具，发展支持金融扶贫的债券、票据、期货等业务。五是积极推行“金融+农村电商”扶贫。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机构要加强与当地电商企业的联系合作，推出扶贫电商信贷，优化农村电商支付结算服务，加大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的信贷支持，以打通农产品进城渠道。

（二） 完善普惠金融扶贫主体与风险保障机制

金融精准扶贫不仅要瞄准扶贫对象，也要明确专门的金融扶贫主体，当前我国着力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体系，但并未明确农村普惠金融扶贫主体机构。从现有金融机构与农村紧密程度来看，农信社、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在农村的网点较多，国家可明确将其作为农村普惠金融扶贫的主要商业银行，并给予更多地监管扶持、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和税收减免。对异地搬迁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需求，则由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负责完成。建立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以应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和提供农户保证保险，同时指定几家国有保险公司履行农村扶贫保险责任，并由国家财政给予资金支持。可在财政部设立扶贫担保公司和风险补偿机构，由省市县各级财政部门履行相关职能，并与各级扶贫部门做好金融扶贫信息对接事宜，金融监管部门也要提高扶贫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三） 积极引导正规与非正规金融联结合作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普遍具有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并存的现象，多年的扶贫经验证明，单靠正规金融不可能完全实现农村脱贫，应把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有效联结起来，共同推进农村贫困减缓。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鼓励民间资本参股或控股微型金融机构，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化、阳光化，为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提供法律援助。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鼓励能够促进正规与非正规金融联结的NGO金融中介发展，建立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资金批发机制，积极探索“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农户”的金融联结模式。在审慎监管前提下，在贫困农村推广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互助业务。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法制化建设，打破原有的“打、压、堵”管制误区，采取“疏、引、鼓”的管理态度，为农户参与非正规金融组织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保护农户合法金融权益。

（四）加强贫困农村教育信贷支持力度

对贫困农户来说，提升其受教育水平和增强劳动技能培训，是减缓贫困的有效途径。加大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入，提升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是减缓农户贫困程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行性方案。由于致贫原因具有多维性，农户教育水平可以作为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瞄准工具，应专门为农村贫困家庭提供财政贴息的教育信贷，减轻其教育费用压力，保证贫困农户的适龄子女不会因贫辍学。另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农村贫困发生的常见现象，加大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专项扶贫保险，提升农村医疗条件和环境，增强贫困农户身体素质，也是稳定农村扶贫脱贫效果的重要手段。

（五）健全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