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质押风险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权质押风险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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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办法以及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使得股权质押融资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理想选择。此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迅速发展起来。

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法律、法规、规章、办法引导股权质押融资发展。股权质押并不是一种新的担保方式，1995年出台的《担保法》对此已有明确的规定。但直到2007年《物权法》对中小企业股权质押公示方式有了新的规定后，以中小企业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的融资方式才盛行起来。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物权法》改变了不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质押公示方式。对于该类公司的股权质押，1995年《担保法》规定的公示方式为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由于质押登记仅在公司内部完成，公示性不足，债权人难以对所质押的股权进行有效的监控；2007年《物权法》将其修改为在公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由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机关，股权出质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公示效应和公信力都远高于在企业股东名册上记载。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是股权变更的登记机关，出质和变更在同一登记机关办理，使债权人在实现质权时更为便利，减少了可能遇到的阻力。

《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对股权质押热情高涨，地方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银监会等相继出台相关办法。在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出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前，上海、武汉、重庆、江西、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就已经出台了具体的股权质押指导意见，以进一步促进股权质押的发展。2008年9月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212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对非上市公司股权出质登记进行统一规定，该办法已于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此后，全国范围内的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业务蓬勃发展起来。

金融机构、产权交易所积极参与股权质押融资业务。企业、金融机构和产权市场三者相互合作，将推动股权质押融资向前发展。2009年2月24日山东省在济南举办“助企解困进万家”座谈会上，中国银行济南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先期拿出50亿元开展股权质押业务；华夏银行济南分行的计划是今年给符合条件的企业准备30亿元的授信，争取三年内达到50亿元，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在中小企业发达的浙江省，目前多数银行都愿意把钱贷给拥有优质股权的企业。正如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所言，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力度正不断加大，只要风险可控，不论什么行业、什么规模的企业都能够通过股权出质成功融资。”金融机构对股权质押的“看好”，是该种融资方式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保障。

产权交易所的参与是股权质押融资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综观全国产权市场，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正逐渐打破地域界限。全国多个地市产权交易所已经先后作出相关股权出质的尝试。《中国证券报》2009年3月30日引述权威人士信息称，工业和信息化部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五个城市建立针对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产权交易市场平台作为试点。几天后，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布了《股权质押融资服务操作规则》，广交所将在股权质押融资活动中依法为有关参与方提供融资信息、股权质押登记、股权托管、企业托管等各项服务。产权交易所的积极参与将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通过产权市场融资。

对于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来说，股权质押融资解决了其融资过程中担保难的问题。同时企业将股权质押后，出质股权被登记锁定，无法转让，提高金融机构贷款的信心和企业贷款成功率。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股权质押融资也支持了其发展贷款业务，成为其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这种融资方式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表现极为活跃。根据相关报道，2008年6月到2009年3月的短短九个月的时间，仅浙江省就办理股权出质登记536户，出质额达131.7亿元(股)，融资金额241.8亿元。尽管如此，相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巨额的股权资产来说，目前中小企业通过股权质押获得的资金量仍然过小，其未来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风险因素

近年来，许多金融机构开始受理中小企业的股权质押的贷款业务。尽管这种融资方式受到中小企业和部分金融机构的推崇，但是对于债权人(质权人)来说，股权质押融资的风险依然大于传统资产担保的融资。这些风险制约着股权质押融资的进一步发展。基于这些问题，许多审批严格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于股权质押贷款仍持谨慎态度。股权质押融资的风险包括股权价值下跌的风险、股权质押的道德风险和股权处置风险。

股权设质如同股权转让，质权人接受股权设质就意味着从出质人手里接过了股权的市场风险。而股权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都远远大于传统用于担保的实物资产。无论是股权被质押企业的经营风险，还是其他的外部因素，其最终结果都转嫁在股权的价格上。当股权价格下跌，转让股权所得的价款极有可能不足以清偿债务。虽然法律规定质物变价后的价款不足以偿还债务的，不足部分仍由债务人继续清偿。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规模等因素的限制，有的债务人除了已经质押的股权之外，没有其他财产可供偿债，贷款人继续追讨的成本和收益往往不成正比。

所谓股权质押的道德风险，是指股权质押可能导致公司股东“二次圈钱”，甚至出现掏空公司的现象。比如，出质人利用现有法律的漏洞，违背诚信原则，通过关联交易或者其他方式抽逃资金掏空股权被质押公司。债务到期后，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而被掏空的公司资不抵债，其质押的股权价值极低，质权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时有发生，影响金融机构受理股权质押业务的热情。

在股权质押融资中，如果企业无法正常归还融资款项，处置出质股权的所得将成为债权人不受损失的保障。上市公司的股权处置较为简单，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即可，但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处置就较为复杂。目前，虽然各地区设置的产权交易所可以进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但其受制于《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通知》([1998]10号文)中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不得拆细、不得连续、不得标准

化” 的相关规定，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场。没有这个市场作依托，绝大部分非上市公司的股权难以自由转让，造成非上市公司股权处置上的困难。转让困难大大影响了中小企业股权的变现价值，制约着股权质押融资的发展。

股权处置风险还造成股权价值评估困难。因为缺乏有效的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股权定价机制难以形成，这使得股权质押时质权人和出质人难以对股权价值进行合理的评估。价值评估过低，会导致出质人无法获得更多的融资；价值评估过高，出质人质权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的规模。

风险防范措施

首先得加强贷款中对质押股权的审查。在办理股权质押贷款前，金融机构应充分调查分析借款人和被质押股权所在公司的管理水平、财务状况、市场竞争力、发展前景和产权是否明晰等，对融资目的和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论证，预测借款人未来偿债能力和股权质押的实力。通过有效审查，鉴别出有实力的企业和有价值的股权，为其进行融资服务，以实现金融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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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质押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担保方式

担保，从其基本性质而言，可分为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而且，通常人们认为物的担保优于人的担保。质押就是属于物的担保，并且具有“一物一质”的特点，质押对债权银行的有利之处在于：质物由质权人（债权银行）占有，债务人届时不履行债务时，质权人因直接占有质物，从而掌握了对质物的实际处置权，由此更能充分体现债权人的权益，促使借款人根据借款合同偿债履约。

我国《担保法》根据质押标的属性的不同，将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两种具体形式。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商业信用的票据化，资产的证券化以及相应的票据和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权利成为物质财产的异化形态，由于这些权利具有确实有效和便捷融通的特点，从而使权利质押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属于可以进行权利质押的范畴，也就是说以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权作质押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出台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我行据此制定下发了《中国建设银行股票质押贷款暂行办法》，规范了对证券公司以自营股票质押贷款的操作，但这仅仅是满足了券商间接融资的需要，而对广大公司客户以股票质押取得商业银行贷款支持的需求央行目前尚无具体的管理办法出台。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股权质押，是指借款人（或第三方出资人）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包括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法人股）为质物，为其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由于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股权具有登记规范、产权清晰、变现性强等特点，不但借款人（出资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扩大融资渠道和规模，而且对贷款银行而言非流通股股权也具有较高的担保价值。因此，使用和接受这一担保措施对借贷双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价值的评估办法。

从银行角度来看，以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质押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正确评价出质物的市场价值；二是如何加强贷后监管，确保质物不随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股市波动、配股等因素的变化而价值缩水。

怎样确定出银行和企业都能接受的股权质押价值，是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质押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目前制约非流通股质押推行的难点。从目前看，对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价值评估的依据可以有：每股净资产调整法、市价调整法和收益法等。

市价调整法是通过对非流通股股权的历史交易价格的时间因素修正、市场变化因素修正、个别因素修正等一系列调整，最终确定评估价值。这是一种简单的评估方法，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客观地反映市场现实价格，评估结果易于被各方面理解和接受。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法人股拍卖市场，因此限制了这种方法的应用范围。

收益法首先要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及风险、历史利润水平和利润分配政策、行业收益率等因素；其次，了解企业的发展前景及行业前途等；然后，综合分析、合理预测投资的未来收益，最后，根据股权收益的趋势，确定股权收益的趋势模型，并选择合理的折现率，确定评估值。收益法是从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权为了获利这一角度出发进行评估，其结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股权的内在价值，但评估时由于受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不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缺陷和上市公司违规操作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这一方法的实用性受到一定限制。

目前在实践中实用性、可操作性较强的评估方法是每股净资产调整法，这一方法是选择“每股净资产”这样一个能够反映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内在价值的参数，通过对它的一系列调整和修正，得出核定后每股净资产。公式如下：

核定后每股净资产=[∑（各项资产年度末余额×风险权重）―负债总额]÷年度末普通股股数

每股净资产很容易在上市公司的中报、年报中找到，但是企业的资产中包含着无形资产和许多无效资产，从评估的谨慎性出发，银行应对每股净资产予以重新核定，对资产类项目按风险大小进行一定比例调整，也就是说，核定后每股净资产是保守的、有效的，足以抵御银行贷款风险。

关于上市公司核定后净资产计算公式中风险权重的确定应该根据经验和统计得出，我们在附表一中提出一个大致范围，仅供参考。

核定后每股净资产的公式中，分子没有减除或有负债项目（为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未决诉讼、赔偿责任等），但考虑到或有负债本身的特点和风险状况，如果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很有可能发生的或有负债，应该予以部分或全部扣减。

以上核定后每股净资产完全是根据企业财务状况调整的，考虑到非财务因素有时对非流通股价值的影响也比较大，如上市公司的股本规模、所处行业、主营产品未来走势和市场占有率、流通股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等，因此，应建立一个非财务因素对非流通股价值影响的系数，附表二列出了5个主要的非财务影响因素，并给出大致的确定范围，供参考。

最后，根据如下公式得出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价值的评估值。

质押股权评估值 = 核定后每股净资产×非财务因素影响系数×质押股数

非财务因素影响系数=各项影响因素系数相乘

另外，如果存在上市公司拟增发新股、配股等情况，应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相应调整。

根据沪、深两市的净资产统计情况，98年两市877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47元，99年两市967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48元。而根据以上办法得出的每股净资产是非常保守的，因此我们认为通过以上调整后，不必再限制质押率在70％以下。

三、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质押在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具体操做中，银行主要应从法律上和管理上注意防范风险。

（一）在法律上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证券法》、《担保法》、《公司法》和沪、深两市证交所有关股权质押的规定：

1、出质人对质押的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与股权所属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并且上市公司章程等没有相关限制股份转让、质押等的条款。

2、出质人如果是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含5％）股权的股东，其进行股权质押，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已获知该事项的确认函。

3、质押股权如果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需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出具的同意质押批准文件。质押股权如果是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法人股，需同时提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质押批准文件。

4、质押股权如果是发起人法人股，则需提供上市公司已注册成立三年（含三年）以上的书面证明文件（如公司设立批文、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5、严格审查股权取得的途径，对于通过转让所取得的股权还应审查转让是否合法、合轨，出质人是否按照转让合同的规定足额支付了转让价款。

6、出质人申请质押的股权如果是上市公司注册成立后有偿受让所得，则需提供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关于出质人（受让方）已付清股权转让合同项下全部价款的书面证明文件。

7、当事人订立出质合同，并交付股权凭证后，出质合同应向证券登记机构（深交所或上交所的存管登记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同时，银行应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股权质押公告。

（二）在管理上应注意防范的风险

1、为防止贷款资金流向股市等违规渠道，应该对贷款用途进行严格审查和限制。

2、质物原则上应业绩优良，流通股本规模适度、流动性较好。银行可以考虑不接受下列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作为质押贷款质物：

（1）、PT、ST上市公司；

（2）、前6个月流通股的股价波动幅度（最高价/最低价）超过200％的上市公司；

（3）、可流通股股份过度集中的上市公司；

（4）、被证券交易所停牌或除牌上市公司；

（5）、流通股被证券交易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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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在全流通的前提下从法律层面、银行政策层面、证券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了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的可行性，提出了解决企业融资担保的新设想。

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传统信贷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有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如果商业银行对于客户的诚信体系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则往往需要客户提供额外的保证来提升银行的信心。目前，在我国，由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的时候，很少发放纯信用的贷款，一般均需要企业提供一定的融资保证，如抵押、质押、担保等。因此研究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保证体系，探索更多的保证途径一直是银行和企业追求的共同目标。2005年开始，我国证券市场开始了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的股权全流通终于由一种设想成为现实，这次改革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不仅在证券市场上，而且在银行融资层面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全流通使得拥有上市公司法人股的企业股权按市值质押成为可能，股权质押将成为企业到银行融资的新途径。

一、当前银行信贷保证体系的缺陷

当前，我国银行的融资体系是伴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形成，由于信贷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和诚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我国的银行业曾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此背景下，银行系统为了提高资产质量，减少损失，对企业的信贷门槛不断增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企业提供更多的保证措施。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磨合以后，目前，我国的信贷保证体系基本上是以担保为主、抵押为辅，信用融资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讲，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从实际操作中反映的情况来看，这种常用融资保证存在着以下几个明显的缺陷：

1.企业可抵押资产偏少。目前企业在抵押形式的融资中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可抵押资产偏少，这一现象在一些三产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尤其显得明显。三产企业的特点就是固定资产偏少，流动资产较多；高科技企业往往是无形资产较多，固定资产则专业性很强，抵押率很低；许多中小企业往往以租赁厂房设备等办法起家，几无可抵押资产。对于银行的抵押政策来讲，往往是占地面积越大、厂房或营业用房越大者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这一政策无论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还是我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初衷（低投入多产出）是不相符的。就无锡市来讲，至2006年末，无锡市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仅为1617亿元，按对折计算，在正态分布的情况下，理论上仅能为810亿元银行信贷提供抵押。由于企业的不平衡性，最终可用于抵押的560亿也不到，这对于近3200亿银行融资规模的无锡市来讲，依靠固定资产的抵押来解决的信贷融资的保证是不现实的。

2.内部关联担保的政策壁垒。在抵押不足的情况下，担保是解决银行信贷融资的无奈之举，由于担保作为一种或有负债随时会转变为真实债务，因此外部企业一般均不愿意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这种情况下，企业集团或家族内部的关联担保成为许多企业的首选，这种手续方便的担保在一定时期曾得到企业和部分银行的一致“欢迎”。但由于目前社会财务监督机制并不健全，这种内部关联担保往往只能起到形式上的担保，对降低信贷风险的作用并不大。因此，银监会在2005年联合证监会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明确规定禁止银行向上市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信贷融资，同时，银监会对于非上市公司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并要求各商业银行限期清理。这一政策基本上堵住了企业通过关联担保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途径。

3.外部相互担保的风险。在内部关联担保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单个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在内部关联担保被禁止之后，集团企业、家族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比重也在逐步增加。从单笔业务来看，外部担保的风险比内部关联担保要小一些，但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一旦某个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如果仅仅是内部关联担保，那么问题往往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如果是外部相互担保，通过担保链的传导，象多米诺骨牌一样，财务危机会迅速扩大，由点到面，影响更多的企业，对于整个银行系统来讲，受到的损失往往还大于内部关联担保，对于地方经济而言，更是不言而喻。2005年以来，江阴市少数集团企业因突发财务危机而引发的担保企业倒闭破产风波就是最好的例证。

4.金融创新杯水车薪。在抵押和担保难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通过金融创新开发出新的金融信贷产品则成为新的途径，如近几年各银行推出的保理业务、仓单质押、担保公司等。但这些业务的开展也由于受到各种情况的制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其总的业务量占全部信贷业务比重的10%还不到，所起的补充作用有限。保理业务受制于债务人的资质，银行的选择面并不多；仓单质押受制于质押物的品种、公共仓库和第三方监管等，不仅选择面不多，而且企业成本增加；而担保公司模式仅仅是银行风险和收益的同步转移，担保公司对被担保企业风险把控条件和费率的高要求也是很多中小企业难以满足的。在对融资企业风险产生与发展潜质的衡量上，担保公司更多地看重风险的产生，而非企业的潜在生命力，这是与我国担保公司现有的整体素质不高和整个市场发育不成熟有密切关系的。

由此，现有的银行信贷保证体系所面临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开辟新的融资保证途径已经成为各银行和企业新的共同的愿望，而全流通背景下的股权质押则成为一种全新的选择。

二、股权质押的定义及作用表现

股权从经济意义上讲是一个统称，既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也包括股份公司的股权或者股票。而股权质押，简单而言，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股权质押属于权力质押的一种，从法律上讲，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或者反收购时得到了充分运用，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企业的控股地位，通过向金融机构质押所拥有企业股权的方法来购进股权，这种模式在西方创造了大量总经理变成董事长的成功案例。在我国，股权质押几乎同时出现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领域和企业的mbo领域，但做成这些案例的往往是一些有着外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国内银行参与的比例非常低。受政策限制，这些股权质押绝大部分是以股权对应企业的净资产为基数，按一定比例给予融资额度，其发挥的作用有限。

在香港，股权质押曾经创造了许多经典的经营案例，如荣智健收购中信泰富、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等，这些收购过程中，收购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均通过股权质押的办法得到了银行的大力支持，但与目前大陆实行的以净资产为基础的融资方式不同，这些股权质押额度却是以企业的股价为基础来进行测算的，其融资额远远大于前者。

三、可流通法人股权质押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推出的股权分置改革，对于广大上市公司的股东企业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机会，但在全流通条件下这些股权是否可以质押，法律和政策层面是否存在障碍，银行是否接受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1.相关法律规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或者地区对于股权质押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法国的《商事公司法》，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日本的《有限公司法》和《商法》均对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股权质押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股权质押的定义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并不影响股权质押业务的开展。我国《担保法》第75条第2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从这两个条款可以看出，《担保法》没有明确股份或股票出质的主体，但结合我国其他相关法律的习惯表述，我们可以确认，只有涉及到股份有限公司才会使用“股份和股票”的概念。所以，虽然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担保法》并没有对股份公司的股权质押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银行、证券公司或者企业均已把《担保法》的条款认可为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从法律上讲，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并不存在法律障碍。

2.银行的相关政策规定。对于商业银行是否允许开办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相关规定目前已经比较清晰。《商业银行法》第42条规定“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押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分”，以此可以确认，《商业银行法》虽然没有具体规定股权质押贷款，但在42条对股权质押进行了认可。

而《贷款通则》第9条第5款规定“质押贷款，系按《担保法》规定的质押方式以借款人或第三人的动产或者权利作为质物发放的贷款”，由此，结合《担保法》可以确定，商业银行是可以开办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的。银监会公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10章仅仅对开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没有涉及其他类型企业的股权或股票质押贷款，由此基本可以确认商业银行开办其他类型企业的股权或股票质押贷款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并不需要经过行政许可。

3.证券管理部门的政策规定。目前，我国证券管理机构对股权质押的规定只要集中在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专门出台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对其他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规定不是很明确，目前仅仅依靠《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但相关规定中均没有明确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非证券公司企业是否允许或者不允许质押其所持有的股票。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一章第八节第3项第13款规定较明确“任一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或者设定信托”为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需要对外披露。

由此可以认定，对于上市公司的股权被质押，证券管理层面持认可态度。

由此可以确认，虽然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条文对股权质押进行明确的规定，但从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条文中可以确认，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质押从银行获取融资这一行为，在法律或者业务管理上并不存在障碍。

四、可流通法人股权质押的优缺点

对于拥有上市公司的母公司而言，股权质押相对传统的抵押而言有着较强的优势。即便在全流通之前，虽然只能按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进行抵押，但由于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中往往流动资产大于固定资产。所以企业即便按股权对应的净资产抵押得到的融资额度，也远大于按固定资产抵押获得的融资额度。但由于当时的法人股无法在市场上流通，转让也很困难，银行即便取得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也无法迅速变现，因此，银行对于股权质押融资的兴趣不是很大。在全流通以后，上市公司母公司持有的股票逐步取消了限售限制，这一最大的障碍解除后，银行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把质押的法人股迅速变现，因此，全流通为企业融资保证创造出了全新的途径，其优点是很明显的：

对银行来讲，该担保方式最大的优点是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强。相对于固定资产抵押和外部担保，可流通的法人股权质押一旦需要，企业或者银行均可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出售一定的股票来获得现金流，虽然涉及到需要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登记和对外披露，但相对处置固定资产或者向外部担保主张权利来讲，这种方式要容易很多。

对企业来讲，该担保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放大了融资额度。相对于原来按净资产计算的质押方式，按股价计算的质押融资方式能较大地放大融资额度，按2007年前上证a股中报平均市净率5.85倍计算，假设原来按净资产计算时融资额为净资产的70%，按股价计算时融资额为股价的30%-50%，融资额也能放大为原来的2.5倍—4倍，如与固定资产抵押的融资额度相比，则将放大7-15倍，按现在企业融资中固定资产抵押不到30%计算，股权质押融资基本可以替代原有的外部担保融资方式。以无锡辖内的江阴板块为例，仅仅a股市场14家上市公司大股东所持有的股票，按其市值计算达600多亿，如果被用来作为股权质押，即便按30%计算，200亿的保证额度基本可以解决这些股东公司的全部银行融资，其作用将相当明显。

对金融稳定来讲，该融资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切断了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链，有效防范了企业财务风险引发的相互担保危机，避免了一个企业出问题而引发一堆企业出问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在证券市场的外部市场监督下，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不仅有利于银行加强对企业监控，能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责任心，即便出了问题，单一企业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起来比多个企业方便的多。

当然，股权质押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作为质押物，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市场等多种因素而不断变化的。即便在质押融资时按30%—50%计算，一旦遇到股市的巨变其质押的股票价格迅速贬值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且，股市的价格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各种外部因素甚至简单的谣传也能导致股价的异动，届时，企业要么增加更多的抵质押物，要么降低融资额度，而一旦到了需要抛售股票来归还银行融资的地步，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如果要推行股票质押，无论是对银行来讲还是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来讲，都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五、股权质押融资实现的基本条件

对于股东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进行融资的流程，目前各方面均没有明确的规定，综合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股东向股东大会提出申请——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向银行提出股权质押申请——银行通过审批——引入证券公司作为第三方监管——在证券交易所登记——对外股权质押公告。当然在上述流程框架内，银行在许多地方还可以进行创新，例如股权质押期内融资品种、额度和次数的设计等，整个流程的核心是股东大会的批准、银行的审批以及质押融资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无法实现股权在资本市场的迅速变现和流通，很难实现股权质押，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没有可能。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首先具备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和会计监督体系，能确保对企业的股权及其对应的净资产进行真实性评估，其次是拥有较为完善的第三方股权登记和交易机构，一个有形的产权登记和交易市场。在上述几个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银行根据企业股权的净资产情况，接受其股权质押是有可能的。而在当前的条件下，非上市公司实现股权质押的可能途径是以其股权质押给担保公司或者其他企业，以此来获得对方的融资担保，但担保公司对质押股权的再融资效能必须具备足够的评估能力，并能在相关法律框架内有效处分所质押的股权。因此，加快我国股权融资立法和建立股权融资的多元化平台是很重要的，也是大势所趋。

全流通条件下的股权（股票）质押，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是一种常规的融资方式，而在我国还是一项在探索中的全新的融资保证方式，它对于我们国家有效化解现代企业制度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无疑是一条新的有效途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各方共同努力，这种新的融资保证方式必将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特有而积极的作用。

篇4

关键词：隐名股东；风险防范；防范措施

隐名股东是指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与此相对应的概念是显名股东。这里所谓的“隐名”或者“显名”是指其姓名或者名称是否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中予以记载。

由于法律的空白，隐名投资权利义务并不明确，隐名投资极易引发各种纠纷。实践中隐名股东纠纷也呈现出日益增加的趋势，较为常见的纠纷有以下几种：

第一，股东资格纠纷。股东资格纠纷就是谁是公司股东的纠纷。笔者认为在此问题上应当坚持区分说。即将涉及隐名投资的法律关系区分为是属于个人法调整还是属于团体法调整，如果法律关系仅涉及隐名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则属于个人法调整，强调意思自治，可以确认隐名投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如果法律关系涉及隐名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以外的第三人，则属于团体法调整，强调外观主义与公示主义，以工商登记上记载的名义投资人为股东，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

第二，隐名股东代位诉讼。当公司和显名股东怠于行使诉权时，如何保护隐名股东的利益呢？依据债的相对性，当公司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应当由公司提讼。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应有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如果公司和股东均不行使诉权，放弃债权，隐名股东是否有权？因为隐名股东即使举证证明自己实际出资，但因实际出资并不是获得股东资格的决定性条件而很难被法官采信，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均坚持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处理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使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为保护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利益，法院应当坚持利益衡量方法，利用实际出资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要件和标准，否定显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支持隐名股东以股东身份。

第三，隐名股东请求返还股款。《公司法》明确规定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这是“资本维持原则”在公司法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公司法关于股东的一项重要强制性义务规范。有些隐名投资人在公司经营情况不良时以自己不是公司股东为由主张撤回投资，企图逃避承担经营风险。笔者认为，股东不仅享有股东权利，更应承担投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充分考虑隐名股东入股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把隐名出资与借贷关系区分开来。隐名股东不能以未在登记机关或公司文件中登记为名主张返回股款。

第四，名义股东恶意处分公司财产。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而将股权转让的纠纷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而受让人不知道名义股东为无权处分人，并且受让时又付出了合理的代价，这时受让人为善意第三人。这时隐名股东，名义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外部的法律关系。在处理这类法律关系时，应坚持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隐名股东可以归为一种公司设立瑕疵，因为在对外登记上，第三人看到的是名义股东，据此对公司做出判断而与之进行交易。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形式为准，认定名义股东为公司股东。而此时，实际出资人可以凭借股权投资协议要求名义股东以不当得利返还所获得的收益。但是，如果对于一家公司正处于上升期又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公司而言，这一转让对于实际出资人来讲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隐名投资的最大风险就在此处。

已经隐名的股东防范风险的首要任务是依法要求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在目前法律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最好做到一下几点：

第一，签订书面的设立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高额违约赔偿。完善的隐名投资协议至关重要，是维护隐名股东的直接证据。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应当签订书面的公司设立合同，合同除约定各方的股东地位、出资额度、责任分担外，还应明确股东权利的行使方式。代持股人是名义的股东，那么股东权利也只能以他的名义来行使，因此，隐名股东要控制公司，必须约定好股东权利的行使方式，比如表决权、分红权、增资优先权等必须通过其同意，名义股东必须按照隐名股东的意愿行使股东权利等。

第二，办理股权质押担保。股权质押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质押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种。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可以有效防范隐名股东的风险。。《物权法》颁布后，国家工商总局下发了办理股权质押担保的文件，也使得股权担保有了可能。隐名股东只要和名义股东办理了股权质押，就可以避免名义股东擅自转让公司资产，在名义股东被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在公司章程中限定名义股东的权利。在已成为隐名股东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登记，即应要求公司签署股东出资证明书，并要求公司将其姓名或名称记载在公司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中。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所以可以在公司章程中作出显名股东若干年内不得转让股权等规定，这样也会限制显名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转让其名下股份。

篇5

“诚至金开2号”信托计划成立于2011年7月26日，募集资金13亿元，预计终止日为2014年7月25日，期限3年，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11%。项目融资方为山西新北方公司，资金用于煤矿收购价款、技改投入等支出。

这是继2014年年初，30亿元规模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兑付风波之后，中诚信托再次陷入产品兑付危机。

这只是2014年以来信托业接二连三爆发出的兑付风险的冰山一角――据格上理财研究部梳理统计，为山西联盛集团融资的长安信托2亿元信托产品、中建投信托6亿元信托产品、为山西孝义德威煤业融资的华润信托11亿元产品以及为宏盛能源融资的华润信托3亿元产品和五矿信托12亿元产品，都面临着兑付风险以及延期可能。

在规模迈过10万亿元关口之后，信托业被推向了兑付风险的悬崖边，这其中，中诚信托无疑是主要的推手之一，其出现兑付风险的产品规模及影响远大于其他信托公司，尤其是“诚至金开1号”更是具有标杆意义，成为值得深入剖析的信托兑付风险的典型样本。

中诚信托由中煤信托改制而来，翻看其股东名录，多家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赫然在列。其中，神华集团旗下的国华能源投资公司占20%的股份，居于第二大股东。其余煤炭行业股东还包括兖矿集团、中煤能源集团、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山西焦煤集团、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福建省能源集团、淮北矿业集团。

如此豪华的股东阵容带来的丰富行业经验，应当让矿产信托业务成为中诚信托的强项。然而，中诚信托却在这上栽了跟头，旗下“诚至金开1号”成为业内第一例被曝出发生兑付风险的矿产信托。

在这起案例中，信托计划融资方山西振富能源集团（下称“振富能源”）资金链断裂，无法还本付息，清算时资产变现困难，导致信用风险；受托人中诚信托和托管银行工商银行山西分行在贷前尽调、贷中专户监管环节中，信托计划专户资金监管不到位，存在操作风险；信托收益账户一度资金难以到位，出现流动性风险（如图1）。另外，虽然产品最终得以兑付，但整个事件一波三折，让中诚信托和产品托管行工商银行经历了声誉风险的考验。

信托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法律关系，具备风险隔离、权益分割等特有的制度优势，在实现资产管理、财富传承、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是一把利器。但中国的信托行业长期生长在国内信贷管控的水土中，存在融资通道业务占比过大，且风险权责界定不清等诸多问题。信托产品风险暴露倒逼信托行业转型，回归到“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质上来。同时，投资者也应摆脱对信托产品“高收益、低风险”这一错误认识，接受“风险收益匹配”的投资理念。

信用风险

焦点一：矿企控制人被捕

中诚信托设立的“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于2011年2月1日正式成立，融资金额30亿元，存续期36个月，预期收益率10%-11%。中诚信托于2013年12月第三次信托收益分配基准日无法足额兑付受益人当期预期收益，出现“刚性兑付”危机。

实际上，根据中诚信托官网上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每季度管理报告，截至2011年二季度，信托计划运作了5个月，振富能源半年内共产出原煤52.8万吨、精煤12.8万吨。此后到2012年3月底，振富能源更是关闭了过渡保留煤矿，仅余杨家渠煤矿仍正常运转，振富能源开始购买原煤进行销售。计划运作一年多，煤矿与洗煤厂的产量远未达到推介书所述（如图2）。

退一步说，该信托计划运行一年后项目进展缓慢，但仍有现金流入，只要集团业务能持续发展，尚可对各项债务展期，并期待未来收益。但突如其来的振富能源实际控制人王平彦被捕事件，导致信托计划兑付危机提前爆发。

2012年5月11日，王平彦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柳林警方刑事拘留，不久就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此后，振富能源2亿多元资金被冻结，整个集团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至此，振富能源已无现金流用以支付信托资金本息，事实上已构成违约，若无人接盘，则需要考虑质押物的变现以及资产处置。

为迅速还债，振富能源下属唯一正常运转的内蒙煤矿被迫停产，进行转让变现，至此5座煤矿全部没有产出。如依靠自身现金流，不仅兑现无望，连股权维持费亦无法付出。振富能源从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欠缴股权维持费，在2012年四季度还清所欠维持费后，2013年没有再向信托公司支付。

按照“诚至金开1号”推介书中介绍的情况：振富能源公司所持有的4座煤矿股权及洗煤厂股权为回购质押担保。若按市场价值估算，振富能源公司采矿权价值超过100亿元，对于30亿元优先信托本金的质押不高于30%。

然而，推介书中对质押品的描述是基于多种假设做出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焦点二：煤矿开采资格争议

首先，质押担保可以执行依赖于振富能源旗下实际拥有的4座煤矿采矿权，且煤矿可以顺利开采。

在信托计划开始前，王于锁父子旗下拥有两座煤矿： 治国煤矿（核定30万吨/年，实际100万吨/年）、双圪桶煤矿（15万吨/年，实际30万吨）及1座洗煤厂（核定洗煤能力120万吨/年）。这两座煤矿按计划将被整合入山西紫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紫鑫矿业”）旗下的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

此外，紫鑫矿业旗下还拥有吕梁交城神宇煤业有限公司（核定90万吨/年，未完成收购，未取得换发的采矿许可证），吕梁交城黄草沟煤业有限公司（核定90万吨/年，未完成收购，未取得换发的采矿许可证），白家峁煤矿（核定120万吨/年，采矿权有争议），内蒙准格尔旗杨家渠煤矿（未完成收购，15万吨/年）。

在信托计划开始前，推介书中所提到的4座煤矿或者未完成收购，或者采矿权有争议，或者没有取得换发的采矿权证，均不符合采矿权抵押的条件。

这一风险在项目进展过程中暴露出来。除内蒙煤矿的股权外，其余煤矿始终不具备股权质押条件。唯一办理了股权过户及质押手续的内蒙煤矿，也因振富能源的债务问题而被迫停产，变卖还债。

不过，虽然用尚未获得采矿权的矿企股权作为抵押存在极大风险，但并不能认定中诚信托的操作违法违规。信托计划可以持股实体企业，因此便有了信托模式的杠杆并购。山西煤改过程中，很多煤企为了以小博大，都采用过这样的收购方式。目前，这一并购方式仍普遍存在于矿产信托当中。

为了控制风险，信托计划在收购完成后，通过控股项目公司直接持有目标企业，相当于变相抵押。在目标企业抵押手续办理完毕后，银行贷款直接支付给信托计划，收购主体向商业银行还本付息。

但是在“诚至金开1号”中，中诚信托仅持有49%的股份，享有70%的表决权和分红权。从股份占比上来看，信托公司出资比例并不高。况且，振富集团以原本11亿元的净资产却能够持有51%的股权，相当于中诚信托承认振富能源具有20亿元以上的无形资产。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振富能源拥有两座将被整合的小煤矿、一座挂靠煤矿、一座未完成收购但六证齐全的中型煤矿、一座未完成收购且证件不全的中型煤矿以及一个具有极大采矿权争议的未完成收购的中型煤矿。在这样的情况下，20亿元的无形资产并不充分。而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也缺乏证据显示中诚信托充分利用了“70%”的表决权进行监控。

在整个计划开始前，中诚信托是否与工行达成约定如信托计划发生意外风险即采取第二种风险控制手段，外界无从知晓，但公之于众的结果是企业质押手续到最后仍然没有办理完毕。

焦点三：采矿权贬值

即便质押品的合理性成立，且项目运行顺利，采矿权全部获得，质押品的价值仍有待考量。

煤炭价格从2011年末开始走低，煤矿价值本身也会缩水。按照价格下降37%计算，质押率将从30%上升到48%。对于一般企业股权质押来说，48%的质押率远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了该信托计划的风险。

除了市场价值，采矿权作为质押的核心，其本身的估值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2010年，即该信托计划成立之前，受国内外需求旺盛和国际油价上涨引发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中枢上移等诸多利好刺激，国内煤炭产销量连年大幅攀升，价格也持续上扬。

但是，受国内外经济增速减缓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煤炭价格步入下行通道，2012年6月起更是加速下滑， 2013年10月9日相比2011年10月9日的环渤海动力煤指数从847元/吨下降到530元/吨，一年内下跌37.2%。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环渤海动力煤指数为537元/吨，且仍然未见脱离底部的迹象（如图3）。

从《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推介书》上来看，该项目主要参考2010年的煤炭市场价格作为现金流及还款来源及担保分析依据。用一个处于高位的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公司估值和未来现金流估计的参考，这本身就会低估风险。假设煤炭价值下降30%，煤炭开采业务会出现亏损。即便没有出现权证的法律争议，本息兑付来源仍然堪忧。

矿产企业股权质押的另一大隐患是采矿许可证可能被查处吊销。

如果采矿许可证在申请、受理、审查等审批环节存在瑕疵，均可能导致采矿许可证被查处吊销。同时，由于矿产开采尤其是中小矿山的开采属于高危行业，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或其他法定情形，处于有效期内的采矿许可证亦可能随时被查处吊销。而如果采矿权被查处吊销，不仅质押物一文不值，更将导致还款来源断绝。

实际上，三兴煤焦有限公司因为白家峁煤矿与当地村民长期存在采矿权属纠纷，并在2009年引发了轰动一时的“白家峁血案”，在2009年、2010年均未通过年检。在这样大的不确定因素下，该信托计划依然得以成立，产品设计上显然存在缺陷。

焦点四：质押物变现困难

振富集团不能履行其合约承诺，资产处置时想要将质押品变现使委托人拿回本金也很困难。

王平彦被刑拘后，振富集团旗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位于离石和太原的两座楼盘分别被两位债权人拿走，开发投资费用均为2亿-3亿元，但抵押清算时估值不足2亿元。

此外，王氏父子在吕梁当地的一座搅拌站和一处石料厂被称已转移至王平彦堂弟名下；紫鑫矿业交城神宇煤业有限公司被一赵姓债权人保全；振富集团起家的柳林振富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也被另一高姓债权人保全。在采矿权未获得审批，已有资产被保全或转移的情况下，振富集团的资产实际上已所剩无几。

除部分资产无法变现因素之外，在拍卖内蒙煤矿的过程中，矿业流转市场的不健全也导致矿权变现的困难。内蒙煤矿的评估价值为5.5亿元，最终仅以3.5亿元转让，2亿元财富缩水的同时，振富能源下属紫鑫矿业对其7.4亿元的债权也被一笔勾销。

焦点五：清偿次序劣后

在清算过程中，偿还次序依次是银行债权、公司税务、有担保债务、无担保债务以及破产清算费用等。清偿完债权人后的剩余财产才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对振富集团进行的是股权投资，所以其在振富集团的清算中处于不利位置。从内蒙煤矿转让后的结果不难看出这一投资方式的弱点所在。

内蒙煤矿股权转让后，受让方分批向振富能源支付转让款，除去交易所交易费、振富能源日常运营预留维持费、交城神宇煤矿采矿权资源价款之后，剩余款项以1：1的比例向柳林融资风险化解办公室账户与信托专户进行划转分配。也就是说3.5亿元的转让款最终分配给信托专户的资金不到1亿元。

操作风险

焦点六：尽职调查存在失职

操作风险对于人们而言听起来相对陌生。根据银监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的不完备或失效，或由于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中诚信托案例中，操作风险首先存在于尽职调查程序。

尽职调查是在企业的配合下，对企业的历史数据和文档、管理人员的背景、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做全面深入的审核。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应尽量查清融资方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经营管理能力、财务状况和法律合规情况，并且重视项目自身现金流，客观如实揭示项目风险和融资方与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但这些情况未在“诚至金开1号”的尽职调查中得到充分揭示。

首先，在2012年7月由吕梁市政府的《关于振富能源集团融资风险化解情况的报告》透露，该集团在2011年2月10日背负民间借贷34.0754亿元。也就是说，信托计划开始10天之前，振富能源已存在34亿元民间借贷。报告还显示，2011年2月以后，振富集团民间借贷又增加了20.012亿元。如果中诚信托对此完全不知晓，其尽职调查显然存在失职。

其次，作为集团旗下最大煤矿同时是此次煤矿整合的核心，白家峁煤矿深陷17年未停息的各种纠纷中。既然信托计划中对“支付给地方政府及当地村民的约10亿元补偿款”的用款计划有明确说明，那么中诚信托对于白家峁煤矿的情况显然有一定了解。另一方面，如果中诚信托对此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地调查，那么这一点再次暴露了其尽职调查的不完善。

另一方面，根据《准格尔旗杨家渠煤炭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拍卖公告》，内蒙煤矿总资产1.42亿元，评估值为5.53亿元，溢价部分主要是以采矿权为主的无形资产。振富能源对其拥有7.54亿元债权。

然而，该煤矿最终以3.5亿元被转让。这个在2010年以7.6亿元被收购的煤矿究竟价值几何，也应该是在尽调之时本应予以核实的问题。

焦点七：银信合作权责界定不明

在“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问题暴露出来之后，从银行与信托公司相互推诿的状态来看，工行与中诚信托均将对方视作通道：双方均未对该计划的风险进行完善的尽职调查与把关。这进而显示出双方权责界定不清晰，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兑付流程。

中诚信托公司方面在大行牵头的项目中甘心做通道，尽调走形式，寄希望于银行兜底。而工商银行方面认为，自身只是扮演代销角色，对自己推荐的项目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未予以重视。

银行作为金融产品的一种销售渠道，银行对产品的风险应该有什么样的把控，银行自身的渠道收益应该有什么样的限制，这是银行作为信托销售渠道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是业界呼吁信托改革的重点之一。

焦点八：项目监管缺失

历经3年，项目初始正常运转的两座煤矿一座停产一座转让；唯一具有较大进展的洗煤厂扩建工程直到信托计划结束仍未复工。

首先，中诚信托在董事会层面应对本项目的重大决策具备高度的控制力。中诚信托公司向振富能源公司提名3名董事（董事会共5名董事），并向紫鑫矿业派驻一名董事，具有一票否决权。

其次，信托计划派驻的监管人员对振富能源账外融资的情况没有予以关注和报告。2011年2月以后，振富集团民间借贷又增加20.012亿元。到2012年3月底，振富集团债务总规模达到105亿余元，而以上情况中诚信托在其信托计划季度管理报告以及临时报告中并未向投资人披露。

最终事实证明，正是巨额民间借款引发了信托产品危局，二者针对的是同一资金使用主体。2012年6月26日，中诚信托了《2010年中诚-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临时报告（一）》，简单公告了“振富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于本年度第二季度新增3笔诉讼案件”，但未对事件做详细说明。实际上，事件可能在2012年一季度便已趋于严重。2012年一季度管理报告于5月11日，比正常时间晚了近一个月，其中提到“振富能源公司因债务纠纷涉及两项涉讼”，但对事件细节、事件严重程度及影响均未做出披露。

在监管过程中，资金运用也存在疑点。

即便假定民间借贷诉讼事件开始暴露于2012年一季度，中诚信托此前对此一无所知，可是2012年三季度，振富能源几乎全部提取了监管账户中剩余的将近两亿元，账户余额不足3000万元。而在这一时期，振富能源担保手续一直没有全部完成――信托计划推荐书中承诺的4座煤矿的股权质押担保只完成1座，同时，振富能源也没有完成对股权维持费的支付。

此后，信托计划所涉及的项目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唯一运转的内蒙煤矿也被转让，随之一同消失的是振富能源对其7.54亿元债权。

信托计划进程当中，中诚信托在每季度管理报告中始终表示“报告期内受托人向振富能源公司派驻董事及现场监督员，对下属煤矿的技改工作进行了动态跟踪管理，及时了解用款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今看来，这一措施并没起到作用。

流动性风险

焦点九：敲定兑付临近到期日

在整个信托计划过程中，安排预算不恰当、融资方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未能如期披露、受托人管理不尽职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严重的信用危机，最终派生了流动性风险。

在2012年一季度末，监管账户余额仅剩两亿元，已不能满足信托收益分配的需要。此后，监管账户一直处于流动性不足的状态当中。

在该信托计划清算阶段，中诚信托面临由抵押资产变现引发的流动性风险。最终，中诚信托成功地在信托期限内，变现部分资产，并找到信托资产的接盘人。

资产变现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诚信托应对危机的态度不可谓不积极主动，为资产变现赢得了时间。但整个过程仍然惊险，经过资产被保全、转移、折价拍卖，等等，直到2014年1月27日，距离兑付日期仅余4天，才宣布与意向投资者达成一致。

声誉风险

焦点十：金融机构面临质疑

在引发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的各种风险中，信用风险是最主要的原生风险。信托公司集合类计划大部分为主动设计产品，因此在集合类信托计划交易对手发生违约时，尽管从法律上信托公司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但信托公司作为该信托计划主动发起者，如果不对各委托人的信托收益及本金进行“隐性担保”，就会产生声誉风险。

与前述风险最终给投资者带来损失不同，声誉风险主要影响金融机构。而实际上，正是为了避免最终遭受声誉风险，信托公司宁可主动背负实际可以免去的法律责任，也要采取“刚性兑付”这一颇具争议的经营策略。

与此同时，中诚信托也希望工行承担部分风险，工行拒绝“兜底”之后，引起了市场恐慌。此外，中诚信托将该计划对外披露的管理报告进行加密处理，也加重了各界的猜疑。

“诚至金开1号”的问题自2012年6月暴露出来之后，尽管最终仍然归还了本金及部分利息，但对中诚信托的声誉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对后期信托计划发行量、公司未来的业务收入均将产生消极影响。

篇6

关键词：约定购回；交易结构；增信措施

一、引言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是券商基于股权质押融资模式开展的一项创新业务。具体是指符合条件的投资者以约定价格向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卖出特定证券，并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按照另一约定价格从证券公司购回标的证券的交易行为。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定位于持有较多证券但不经常买卖证券，以经营实业为主的客户。约定式购回与券商之前的融资融券业务较为接近，但相较而言，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资金的投资方向的扩展。融资融券业务仍然是对证券的买空卖空，而通过约定式购回，融资方获得的资金除投资于证券市场外，更多的可用于企业的实体经营运作。此外同股权质押信托业务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标的证券的利用率较高，一般可达到50%～70%，更能为融资方所接受。

可以看到，约定式购回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其位券商打开了连接直接融资业务的一个途径，借助券商自身的证券业务优势，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二、业务模式

2.1模式及流程

一般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模式如下图所示：

券商的约定式购回交易要求融资方与交易券商签订股票卖出及附加回购条件的合同。融资方首先将所持有的股票卖给证券公司以获得所需资金。证券公司则按股票市值以一定的折扣率（一般为50%～70%）向融资方发放资金。融资方获得资金后可将资金用于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等多种方向，缓解其资金链压力。至融资方回购股票期间，券商需对标的证券执行逐日盯市的风险监管职能，避免股票市值大幅度波动，影响其自身利益。在合同到期时，融资方需按合同要求回购标的证券，溢价率由合同约定。

2.2法规规定及常规处理

在实务中，有一些具体的法规规定及常规处理值得注意和借鉴：

目前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规定的交易期限不超过182天，包括允许延期交易的91天，属于短期交易，因此在交易对手选择，融资方资金用途上都要根据交易期限有所筛选限制。

由于目前约定式购回交易占用券商的自有资金，故对约定式购回交易要进行净资本风险管理，严格控制业务规模质量，计提风险准备，确保净资本达到监管要求。

标的证券可以为二级市场可流通的股票、基金、债券及非解禁限售股。标的证券的波动率、成交量、换手率都应达到一些基本条件。一般的规定为波动率近6个月波动率低于同期基准指数波动率的2倍；成交量、换手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40%，以满足变现时的流动性要求。标的证券停牌、ST处理时购回交易均不受影响，但在购回日前应对履约保障比例重新模拟计算，并可要求融资方补充标的物。

券商对标的证券风险管理的重点是监测履约保障比例，一般地以150%为警戒线，130%为最低线，履约保障比例为待回购期间标的证券市值与初始交易金额的比值。达到最低线时，券商应敦促融资方进行一系列补充交易。

三、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嵌入市值管理的可交易型约定购回证券交易是券商开展股权质押融资类资本中介业务的重要创新方向。然而相较于股权质押信托，这两种业务模式都存在两个关键的问题制约进一步的发展：

（1）自有资本限制 现有业务模式下，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嵌入市值管理的可交易模式的交易双方均为融资方和证券公司，这就意味着证券公司以自有资金与融资方就标的证券进行约定购回式交易。由于各证券公司的自有资金有限，且证监会实行严格的净资本管理，券商从事该类业务面临很高的机会成本和监管成本。

（2）交易中标的证券所有权的转移 在现有业务模式下，交易中标的证券在融资方卖出及回购过程中均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由于在该类交易中融资方往往是持有该股票所归属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而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变更往往需要公告并对股价产生实质影响，因此相较于信托的股权质押模式即质押股权而所有权不实质变更而仅需标注质押的处理，该类交易中所有权的转移往往使得一些大股东背景的融资方放弃选择该类融资途径，降低了该类业务的融资方范围。（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薛桂林.我国券商创新融资工具浅析[J].时代金融，2013，（10）.

[2]李艳.融资融券法律机制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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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友苏(2012)认为现行的场外交易是指独立于证券交易系统并带有明显区域特色的股票交易市场,可分为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两大板块。场外交易市场要获得大的发展,需要来自顶层设计的突破和推进。李有星、罗栩(2013)认为场外交易市场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制度设计,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应当定位在投资者交易功能上,地方性场外交易市场应定位为融资功能,实现企业发行融资与进场交易的分离。陈颖健(2013)认为,区域股权市场采用宽松的准入制度以及较低的信息披露要求,这就决定了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高风险性。为了防止该高风险传递给公众投资者,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对投资者人数、资格作出限定,在交易机制和监管制度上作出相应的设计。

目前,区域股权市场呈现遍地开花、一哄而上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共有约10家区域股权市场正式营业,另有部分股权交易市场正在筹备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法规和监管,区域股权市场出现“跑马圈地”、只注重挂牌企业数量而忽视市场功能的盲目竞争局面,区域股权市场的融资功能没有正常发挥。鉴于此,笔者拟在阐述区域股权市场融资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区域股权市场融资现状,进而提出可行性的完善路径。

一、区域股权市场融资实践

(一)天津股权交易所的融资实践

天津股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天交所”)是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司制交易所,2008年9月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营业。天交所的融资模式包括挂牌前股权私募融资、挂牌后定向增发,同时通过股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及由直接融资带动的与天交所战略合作银行融资方式的银行授信额度增加等间接融资方式,并开始探索中小企业私募债融资等形式。在上述融资模式中,股权私募融资模式是天交所的特色。天交所结合中小微企业的特点,创造性地设计了“小额、多次、快速、低成本”的特色股权融资模式。“小额”即每次融资数额一般不超过5000万元;“多次”即挂牌企业一年可通过天交所多次实行股权融资;“快速”即每次融资时间在3个月左右;“低成本”即挂牌企业的融资成本远远低于上市成本。与此同时,天交所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业务规则,如《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天津股权交易所股权挂牌交易规则》等。根据天交所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6月28日,天交所累计挂牌企业301家,覆盖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总市值超过252亿元,累计融资总额126、66亿元,其中直接融资52、27亿元,直接融资带动间接融资74、39亿元;股权直接融资374次,股权质押融资超过90次,带动银行直接授信贷款超过345次。

(二)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的融资实践

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成立于2009年7月,主要采用非公开定向增资方式融资,同时采用债券融资、股权质押贷款等融资形式。根据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6月24日,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托管企业达496家,挂牌企业100家,累计实现交易额63、31亿元,实现股权质押贷款89、82亿元、定向增发6、86亿元,拟上市企业储备库入库企业达567家,中介会员超过300家。

(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融资实践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立于2010年7月,主要融资模式为定向增资。该中心有关融资制度的业务规则包括《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交易规则》《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公司定向增资业务规则》《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与挂牌公司定向增资审核规则》等。根据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5月,上海股交中心挂牌公司共59家,实现股权融资共8、52亿元,获得银行授信额度30亿元,落地银行贷款(债权融资)总额达2、56亿元。

(四)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的融资实践

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成立于2012年8月9日,其融资模式有定向增资(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私募债融资等。其中知识产权质押交易板块于2013年6月21日正式上线,系全国首家推出的融资品种。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的融资规则主要有:《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资业务暂行规则》《广州股权交易中心股权质押融资业务暂行规则》《广州股权交易中心企业挂牌与定向增资审核暂行规则》等。根据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6月21日,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累计挂牌企业已超过350家,累计实现融资及流转交易额10、17亿元。

(五)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的融资实践

浙江股权交易中心于2012年9月3日注册成立,其融资模式包括定向增资、私募债、股权质押贷款等。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制定的有关融资制度的业务规则包括《浙江股权交易中心融资挂牌业务规则(试行)》《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定向增资业务规则(试行)》《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私募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

此外,齐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等其他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也进行了融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区域股权市场融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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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重点跟踪评价了30余项科技金融政策，这些试点政策是对现行制度的修订、调整和突破。跟踪评价和研究分析这些政策并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发现问题，提出未来完善方向和推广建议，为相关部门和地方出台支持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新举措提供支撑。

示范区科技金融政策着力点

创业风险投资

第一，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取跟进投资、参股、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重点发展领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第二，针对创业投资机构，对其实际投资额和建（购）房进行补贴，对其缴纳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地方分成部分进行奖励，根据实际投资本金损失的一定比例给予风险补偿，以及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一定比例给予收益补贴。第三，对创业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实行年薪制、股权、期权等激励措施。第四，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给予中小企业建（购、租）房补贴，并对其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进行奖励。

科技信贷与科技担保

第一，对试点企业给予信用评级费用补贴、贷款贴息，对试点银行发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部分不良贷款处置所发生的实际损失给予风险补偿。第二，加快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通过建立培育引导机制、信用激励机制、风险补偿机制、组合融资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担保换利润分红、期权等）引导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第三，科技担保方面，给予企业贷款贴息和担保费补贴，给予担保机构担保补贴、损失补偿、落户奖励、购（租）房补贴和财税奖励。第四，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采取落户奖励、建（购、租）房补贴、风险补偿、业务增量补贴、财税奖励等手段。

多层次资本市场

示范区主要根据中小企业改制、上市挂牌、公司并购和股权收购等不同阶段给予相应的财政扶持，同时从工商登记、优化上市环境、培育上市资源、完善政策体系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多层次市场建设。

科技保险

第一，在信用保险方面，采取给予企业资信调查费补贴和企业保费补贴，同时对获得贷款并按期还本付息的试点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对试点保险机构每年新增承保额度给予奖励等措施。第二，在首台（套）科技保险方面，已认定的中关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项目实行保险费资助，对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实行保险费资助。第三，在其他科技保险方面，主要采取对科技企业保费补贴方式予以支持。

科技金融顶层设计、金融机构及人才

第一，加强对促进科技和金融工作的顶层设计，通过健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服务平台、完善科技金融信用服务体系、加强对科技金融服务的组织协调等方面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第二，设立专项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发展，采取落户奖励、建（购、租）房补贴、并购交易中介费用补贴、业务奖励、风险补偿、所得税和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奖励等方式，引进和鼓励新设金融机构，促进股权投资、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发展，并且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科技金融创新服务。第三，加快金融人才集聚，主要从租房补贴、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奖励、子女入托及义务教育优待等方面，对金融人才给予优惠待遇。

政策执行与效果

创业风险投资

示范区是其所在省市科技资源最为密集和活跃的区域，因而也是其所在省市创业风险投资最集中和活跃的区域。2011年示范区创业风险投资在机构数目、管理资本、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上都有较大幅度增加（见表1）。中关村示范区内还形成了独特的股权投资模式，如中关村发展集团探索以股权投资为主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新体系，发挥国有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建设多层次资源要素为支撑的融资平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贷款

参与北京市科技信贷补偿计划的银行共23家，支持258家企业，发放贷款295笔，贷款折合人民币约260亿元。18家银行在中关村设立了专门为科技企业服务的信贷专营机构或特色支行，北京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设立了中关村分行。以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为平台，已累计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641亿元，其中2012年新增担保120亿元；累计组织149家中小企业发行直接融资产品，融资额共计27.7亿元；各银行在中关村内累计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97.6亿元；中关村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33.4亿元；杭州银行推出针对中关村代办挂牌企业的股权质押贷款.累计为38家企业发放贷款6.6亿元。

截至2011年底，武汉东湖示范区累计成功为37家企业办理60笔股权质押融资，实现直接和间接融资总金额逾55亿元。依托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平台发展中小企业集合贷，集合贷款已支持50多家企业，发放贷款达8.75亿元。武汉东湖示范区拥有光谷担保、中融担保、银乾担保等担保公司总数达9家，注册资本总额超过15亿元，2011年中小企业累计获得担保贷款超过60亿元。

上海市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呈现了银行贷款、小额贷款、融资担保金额和户数俱增的良好态势。截至2012年3月底，全市小企业贷款余额5 635亿元，增幅1.2%；微型企业贷款余额825亿元，增幅6.8%。已开业的75家小额贷款公司3月末小额贷款余额120.29亿元，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59.94亿元，增幅10.92%；科技企业贷款余额31.87亿元，贷款户数598家，增幅0.87%（见表2）。融资性担保余额436.8亿元，其中科技企业担保余额24.61%。2013年1月，上海市共.有27家科技企业通过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获得总额达，1.46亿元的银行贷款，其中参加科技履约责任贷的企业有20家，获得贷款6100万元；参加科技成果转化信用贷的有4家，获得贷款8000万元。此外还有小巨人信用贷、创新基金微小贷等多种贷款方式。

多层次资本市场

中关村上市公司群体加速壮大，“中关村板块”效应增强，目前创业板上市企业53家，中小板上市企业38家。上海市中小企业在IPO方面有较好表现，目前创业板上市企业28家，中小板上市企业27家；2011年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启动，截至2012年底，挂牌企业48家，成交额超过1亿元。东湖高新区企业上市取得新突破，截至2012年4月底，东湖高新区上市公司31家，其中国内上市公司25家，海外上市公司6家，形成了境内境外、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多途径上市的格局，利用资本市场累计融资374.22亿元，其中股票融资294.07亿元，债券融资80.15亿元

中关村代办试点工作进展顺利，为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2012年9月，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和天津滨海三个国家高新区被纳入新三板试点范围。截至2013年3月，挂牌企业达到205家。2012年1月―10月，挂牌企业通过定向增资获得8.2亿元融资。

科技保险

中关村信用保险及贸易融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累计为65家企业提供近200亿元的信用保险和10亿元的贸易融资贷款。武汉市共有400家高新技术企业购买了科技保险产品，累计缴纳科技保险保费约6 500万元，企业享受约500亿元的科技保险保额服务。上海市2012年科技保险保额3.05亿元，并且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截至2012年10月底，履约贷款已经受理企业申请319家，放款企业193家，共获得贷款6.3亿元，其中48家企业为首次贷款。

中关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保险补偿机制自2010年实施以来，通过给企业生产销售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提供保险保障，在风险转移、促进产品推广运用、项目资金融资、技术专利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企业对首台（套）保险机制表示认同。2012年又设计出台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专利执行保险两个险种，进一步满足科技企业的风险需求，保障科技企业利益。

问题及政策建议

支持创业投资政策的引导效应不明显，建议出台针对天使投资的扶持政策

目前创投机构尤其是引导基金支持的创投机构仍然集中于成熟和后端项目，许多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仍然得不到资金支持；同时天使投资以及进行早期投资的机构数量仍然匮乏。建议一方面加大针对天使投资和早期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工作，引导和促进社会资金加大对初创期企业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借鉴OECD有关国家鼓励天使投资的经验，研究制定有关对私人投资者投资非上市公司的个人所得税及损失税前弥补的相关优惠政策。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障碍较大，建议制定科技信贷的扶持政策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抵质押物、技术风险大、成长性难以把握、管理成本高，传统银行信贷模式难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时缺乏银行授信尽职免责的操作细则和风险分担机制。在政策层面，建议：第一，在示范区率先建立符合银行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监管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落实中小微企业客户经理“尽职免责”制度；第二，制定支持科技银（支）行发展的相关政策，开展示范区内的社区银行试点工作；第三，在示范区内对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扩大经营范围试点，完善小额贷款融资和服务方式，开展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融资倍数和资金来源试点；第四，试点开展对科技成果转化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建立示范区、银行、担保机构对科技成果转化贷款的风险分担机制。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受制于退出渠道，建议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环境

目前对于企业质押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出现未还款情况时，银行等机构对无形资产进行处置渠道较为狭窄，有关知识产权估价、交易等尚未解决。建议首先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环境，构建从知识产权评估、金融服务到交易处置等全程投融资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的宣传普及，设立质押贷款贴息专项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次示范区制定出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财政扶持政策。

科技担保“小、弱、散、难”，建议推动科技担保体系网络化发展

专业化的科技担保公司普遍规模较小，发展不均衡，政策扶持不到位，担保层级低、覆盖面窄、担保资金总量不足。建议构建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示范区）、民间资金合资共建区域性担保子公司和向地方科技担保公司注资、风险补偿等方式，提升区域科技担保能力；在示范区开展科技担保公司风险补偿、代偿优惠、放大倍数等试点，提升担保机构抗风险能力。

多层次资本市场相对滞后，建议加快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潜力远未发挥。由于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实际进入门槛仍然较高，发行审核速度偏慢，创业板市场对自主创新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不足，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扩大试点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建议尽快加快代办股份转让试点配套制度建设，细化股权认定的相关政策，推动一批科技成果入股的企业一卜市融资；以区域性柜台交易为基础，加快全国性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完善市场监管、准入与退出、操作流程、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制度，形成合作协同的市场层级结构；充分发挥技术产权交易机构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保险功能未充分发挥，建议不断丰富科技保险内涵

目前示范区对科技保险的引导和激励缺乏有效手段，各类险种对创新核心环节的风险分散功能不强，科技企业保险意识亟待提高，部分补贴不能及时到位，科技保险涉及的部门、地方之间还未建立有效顺畅的沟通协作机制。建议推广中关村首台（套）保险机制和融资保障类保险产品，充分利用保险工具支持科技企业新产品研发、生产、市场拓展、融资、进出口以及科技人员激励保障等方面作用，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培育和发展科技保险市场；完善落实科技重大专项、科技计划经费中列支科技保险费和对首台（套）产品实施用户保费补贴等相关政策；在示范区开展保险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重大产业化项目投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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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具有资金需求量大、融资风险高、对外部融资依赖性大等特性。2009年我带领课题组对滨海高新区中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以下，企业性质以私营和股份制为主，上市企业比例较小。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为银行借贷与投资者入股，资金用途主要用于产品研发、招募管理人才、购买设备、开拓市场等，调查显示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过高、融资观念与方式落后是造成企业融资障碍最主要的原因。中小企业拥有自主核心知识产权的企业占34.48%；且其中利用自身知识产权进行融资的比例仅占4.6%；调查还显示“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知识产权评估制度不够健全”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不够完善”是中小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融资的主要障碍。总之，中小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弱，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而且对市场波动的风险承受力差，经营状况不稳定，难以形成竞争力，融资渠道相对狭窄，融资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目前，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原因主要有：（1）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政策支持上还未形成一套完备的税收优惠、国家补助及资金担保体系；同时，与创业投资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挫伤了私人投资者的积极性。（2）银行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的信用不高、对企业信息了解存在不对等、风险大；信用制度及抵押担保体系尚不健全。（3）中小企业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存在着诸多的融资制度障碍，上市的总量偏小、门槛偏高。（4）企业债券市场在整个资本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仍处于微不足道的从属地位，对于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之路同样步履维艰。

我国中小企业的特征及融资现状表明，创新融资方式十分必要。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债务融资、股权融资、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资助，但这些融资方式取得的资金是十分有限的，必须要利用市场机制，开辟多渠道融资之门，即知识产权融资创新。知识产权融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自身的知识产权优势获取资金来源.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知识产权投资入股。知识产权投资入股是指在公司设立时出资人以其经过评估的知识产权为投资的注册资本，以获取对价股权的出资方式。（2）吸收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又称创业投资）是向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提供股权资本，并为其提供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以期在被投资企业发展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取中长期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行为。(3)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是指企业拥有的商标、专利、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4）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证券化是指企业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等转移到特设机构，再由此机构以该资产作担保，经过重新包装、信用评价等，以及信用增强后发行在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借以为企业进行融资的金融操作方式。（5）知识产权回租。知识产权回租融资是指承租人先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出售给出租方，然后再将其租回使用的一种融资方式，是债务融资方式的一种。（6）知识产权信托。知识产权信托是权利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知识产权及其衍生权利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知识产权信托融资可以采取证券化的形式，也可将风险投资引入知识产权信托。

实现知识产权融资创新需要政府、市场与企业共同努力：（1）宏观上发挥政府的调控功能。在政府的角色定位上需要把握一个原则，即“介入但不包办，管理但不干预；引导而不干涉，支持而不控制”。首先，政府须集中精力改善融资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建立信用保证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在知识产权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领导、参与、协调、规范、管理等多种职能，通过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引导、支持交易市场的发展，成为市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协调者；其次，为融资方式提供政策上的扶持；再次，完善知识产权质押制度使之具有可操作性，知识产权质押实现虽可套用有形资产质权实现的方法，但实施结果却未必理想，过分强调权利质押与动产质押的近似性，而忽视权利质押制度自身的特点，使知识产权质押的某些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2）中观上要加强金融机构、评估机构、交易市场等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首先，要采取以下措施发展和完善各类中小金融机构：开发非国有金融机构市场，以增加金融体系中的竞争改善服务；完善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督制度和监管体系，对中小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机制转换，促使金融机构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其次，要加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律师事务所、融资辅导中心、信用担保、资信评级、资产评估机构、交易市场以及认证服务机构等，通过组建中介服务联盟，加强中介服务体系的协调沟通，搭建一体化服务平台。（3）微观上要提升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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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金融;知识产权质押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9）-0004-02

一、陕西科技金融发展情况

近几年，在监管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下，陕西辖内银行业机构围绕科技支行建设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以科技型企业为核心目标客户，积极探索科技型企业特色金融服务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特点：一是起步比较早。2010年在全国较早出台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开始在辖内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2013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科技支行监管办法，推动科技支行建设，自2013年第一家科技支行挂牌成立至今，辖内共有持牌科技支行12家。二是发展比较好。截至2015年6月末，辖内银行业机构科技型企业贷款401亿元，户数1887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余额达到10.3亿元。三是业务品种较多。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少抵押物的特点，各银行机构积极进行产品创新，比如工行陕西省分行推出了“蹬羚计划”科技金融品牌融资服务方案，浦发银行西安分行与股权投资机构合作推出了“投联贷”产品，长安银行结合企业销售情况推出了“订单贷”产品。四是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开办范围较广。全省22家银行业机构开办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占比逾60%，并覆盖了几乎所有银行业机构类别;全省10个地市中，有7个地市的银行业机构已经开办该业务，占比70%。

二、陕西科技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辖内科技金融服务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在科技支行建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投放等方面，与实体经济发展相比，也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一）专业水平不足。科技型企业多为专业人才创业型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性强，产品有许多属于“高精尖”，其面向的市场与传统企业有较大的区别。在调研过程中，多家科技支行表示，虽然已经配备专门的营销队伍，但是欠缺专业化人才和知识，不熟悉科技型企业的产品和市场，难以判断科技型企业技术的先进性和持续性，特别是在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业务时，无法对商标权和技术专利的价值和市场前景进行准确判断，一定程度上导致经办机构和人员心存畏惧，办理业务热情不高。

（二）信息不对称。一是客户信息不对称。从各园区管委会获得企业融资信息是开发科技型企业客户的重要途径，但多家银行反映，通过园区管委会等官方渠道获取的融资信息，银行上门后，部分企业明确表示无融资需求;部分企业信息失真、少数企业信息错误，如存在企业地址不准确、联系人电话错误等情况。二是资信信息不对称。科技型企业大部分处于投入期、孵化期，经营管理规范性较差，财务制度不健全，银行机构无法有效掌握企业财务、资信等情况，无法判断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三是价值信息不对称。在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时，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知识，银行机构主要依赖第三方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但市场上缺乏权威评估机构，不同评估机构对于同一知识产权评估价值经常差异较大，如某企业同一知识产权在两家机构进行评估时，评估价格相差10倍，银行莫衷一是。四是权属信息不对称。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存在依赖于法定条件的满足，以商标权为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商标权有效期限一般为10年，而在有效期内可能因诉讼、仲裁等被确定为无效、侵权，最终导致被质押商标权失效。

（三）风险缓释措施有限。一是企业难以提供有效抵质押担保。辖内银行业机构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特征，推出了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产品，这类产品无其他风险缓释措施，一旦出现风险，信贷资金就会损失。二是政府补偿资金撬动作用有限。陕西省科技厅、财政厅建立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以科技贷款逾期最终本金损失金额的50%为限，给予银行业机构风险补偿，但是根据补偿协议，一家银行5年内获得风险补偿额上限为1000万元，风险补偿资金的撬动作用非常有限。三是知识产权变现处置困难。

（四）直接融资介入少。对于初创阶段的科技企业，除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外，更应尝试从市场直接融资，但因地处内陆，辖内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较慢，科技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不高，较少通过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机构融资;此外，通过新三板上市融资的科技企业也较少，截至6月末，辖内新三板上市企业32家，占辖内科技企业比例极低。部分银行机构也尝试通过“投联贷”等方式，将创业期科技企业推荐给基金、风投等机构，为企业引入直接融资，从整体情况看，科技企业还是更多依赖银行信贷支持，对直接融资重视和利用不够。

（五）配套机制不到位。一是银行考核机制不到位。根据监管要求，各银行应给予科技支行一定的倾斜政策。但从调研情况来看，相关要求并未落到实处。如，10家设立科技支行的机构中，仅个别银行在支行等级评定、绩效考核、不良容忍等方面给予了专项优惠政策，其它大部分银行并未倾斜，对科技支行的业绩考核仍按照普通支行对待;不良容忍方面，也比照普通支行执行，未出台相应的免责措施，影响了经办人员的积极性。二是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机制效率较低。目前，相关登记权限未下放，对知识产权进行登记质押的部门分别是国家版权局、专利局、工商总局等，相关手续需在北京办理，程序复杂，耗时较长，登记费用较高，影响了银行和企业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积极性。

三、对策建议

（一）提高认识。一是银行业机构要充分认识到服务科技企业，既是支持“双创”的具体措施，也是转型发展、拓展新业务领域的有力契机，要克服畏难情绪，提高主动服务意识和专业水平。二是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科融结合是推动科技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积极牵线搭桥，向企业宣传政策，向银行推荐客户。三是监管部门要把发展科技金融服务，作为解决融资难，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重要措施，积极引导推动。

（二）统筹协调。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一是牵头构建统一信息平台，集中提供扶持政策、风险补偿、企业信用、纳税、社保等相关信息，便于银行业机构综合判断。二是通过互联网搭建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专业辅导，以及开展相关培训。三是进一步扩大相关风险补偿基金的范围和额度，在地市层面设立科技金融风险补偿基金，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四是细化知识产权评估标准，提高评估的公允性和准确性，降低评估收费。同时建立完善识产权交易市场，有效解决知识产权处置难的问题。五是简化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手续，方便企业就近办理知识产权登记和质押，节约时间和费用。

（三）完善机制。各银行业机构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科技支行进行垂直管理，并充分考虑科技企业信贷特点，在计划管理、资源配置、信贷审批、考核评价、激励约束等方面实行有效的倾斜政策，适度放宽科技贷款的不良贷款容忍度。二是逐步增强科技支行独立性，下放业务审批权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流程，建立科技贷款信贷审批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率。三是强化科技金融创新力度，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帮助企业发债、引入风投、基金、投行等机构，提供股权融资、传统信贷、IPO等多元化金融服务。

（四）积极推动。监管部门要发挥引领作用，一是积极搭建银政企三方交流合作平台，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融资洽谈会等形式，共享信息，宣讲政策，推介产品，对接需求，共同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发展。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统计体系。针对科技企业融资额度小、期限短、周转快的特点，在进行数据统计时，除统计时点数外，更应统计时期数，如累收累放数等，更准确地反映银行业机构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

（五）防范风险。科技企业面临的风险种类较多，风险程度高，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外，还有生产试验风险、价值判断风险、市场交易风险、权属异议风险等。因此，各银行业机构在办理相关业务时，要强化贷前调查，通过认真研究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资金情况、资信情况、市场前景等，注重分析第一还款来源，综合考量是否给予支持;对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可将知识产权质押与其他抵押担保手段相结合，采用组合增信等形式，提高风险缓释能力。

参考文献

[1]戴彩霞.福建省科技金融服务业发展建议[J].海峡科学，2015，（3）：64-65。

[2]胡N荣.南京银行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工作探讨[J].江苏科技信息，2015，（1）：7。

[3]简慧.我国科技金融服务的现状、不足与对策[J].南方金融，2015，（4）：95-98。

[4]王永红.创新科技手段，普惠金融服务，助推经济发展[J].中国金融电脑，2015，（6）：27-29。

[5]张雅雯.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发展案例分析[J].现代商业，2015，（11）：64-65。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Shaanx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 Ruqiang

（Shaanxi Offic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Xi’an Shaanxi 71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