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代文学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整理。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篇2

关键词：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教材

尽管我国大陆各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而逐步成熟，但就广播电视大学的当代文学教材建设依然缺乏自身的特点和特色，尤其是作为远程开放教育教材的建设思路还不够明晰和准确，这显然影响到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改革和实施，从而成为远程开放教育课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一、当代文学教材选用的历史

广播电视大学开设“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开始于1982年，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专科)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最初为36课时的广播课，之后该课程作为长线课程长期开设。同时在部分相关专业如新闻、党政管理、现代秘书等专业中开设。1987年，由广播课改为电视课，课内学时增加到45课时。到2002年，电大作为“开放教育试点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开办专科起点本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教育，开设“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分别开设54课时)，作为当代文学教学的提高课程。

当代文学的课程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学科内容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状态，这比其他学科和课程更为激烈和明显，因此，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广播电视大学该课程所选用的教材深度和广度随之也有了明显的发展。电大系统最先采用的教材是《中国当代文学讲稿》(张炯、朱主编，中央电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之后选用了《中国当代文学》(张钟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在这之后将近十多年时间，当代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原有的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也远远落后于其他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于是，从1994年起，中央电大中文系(文法部)即着手教材的重新编写工作。在新的教学大纲酝酿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广泛征求了广大师生的意见，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地)电大教师和部分普通高校教师、研究专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并参考了国家教委(教育部)新制定的《全国高校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以及当时几年中新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于1996年底审定通过了新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大纲》。2000年9月开始选用了陈思和、李平主编，由江苏电大、上海电大、陕西电大“共建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之后在开放教育本科专业中采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钱理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除上述的主教材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统一选定之外，各个时期的教材均配有各类“作品选”和教学辅导书，间或也有少量的广播、录像、课件资源，数量极少，质量平平。

二、当代文学教材分析(一)

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教材的选用，编写历史明显呈现出前后两个阶段。

张炯、朱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是专门为电大编写的，内容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和“少数民族文学”五大部分，重点讲授从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张钟等人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则在进一步把当代文学创作的总结向后延伸，更多的新时期文学现象和作家进入到文学史教学中，教学内容作了较大的调整，分为“诗歌创作”、“散文和报告文学”、“话剧”、“‘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和“新时期的小说”五大部分，主要增加了从“”结束到1982年间的文学发展情况和最新成就。

这两本教材，可以说代表了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也与普通高校的当代文学教学当时的水平基本一致。所以《中国当代文学》教材沿用的时间比较长。

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则显示出了一定的新意。在教学内容上，吸收了当时当代文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教学最新水平，改变了以往以“十七年时期”为主的陈旧面貌，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创作成就的内容，同时也对“十七年时期”的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基本反映了该学科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体例上，打破了以往按体裁划分教学内容的模式，采用了一种近似于“断代史”和“编年史”的方式，以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主要文学现象来统领作品，既有利于学习者了解和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整体面貌、作家作品与当时各种文学现象的关系，又避免了以前同类课程多采用先集中介绍文艺思潮，再分门别类地依次介绍各种体裁作品的弊端，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更重要的是教材的个人化风格开始显现，如陈思和个人在研究中的一些心得，如“潜在写作”理论、“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共名与无名”等观点在教材中开始体现。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有7个专题讨论当代文学，该教材的研究性质十分明显，比一般同类的当代文学教材更具有研究深度和个人化特点。同时教材将“样板戏”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也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和视野。

这两本教材的出现，可以说是电大当代文学教材建设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是更贴近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和研究现状的教材，从学术性的层面上理解，应该说达到了目前国内当代文学教材的领先水平。

无论是哪个阶段的当代文学教材，就其所表述的内容而言，由于编写者基本上都是研究界的名流，处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和领先地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记录着不断深化研究的轨迹，这无疑对提高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的教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教材又是基本上与普通全日制高校的教材基本一致的，如陈思和在为电大编写教材的同时，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体例、观点，甚至选篇都大体相仿；再如张钟等人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北大教材的借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则是“仿照北大的‘作品赏析’课……原为内部讲稿”，性质也是普通高校的。这样的教材内容当然决定了电大当代文学教学的学科前沿性，也决定了其与普通高校在学科水准和教学理念上的一致性。

但是另一个方面，就学生的素质要求和教学的基本定位来看，当代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内容的安排，怎样和电大特点和人才需求配置相吻合，则又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思考的是电大培养学生的定位。一般来说，接受当代文学学习的对象大致有三类：最普遍的是全日制高校中的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其次是现当代文学

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然后是非全日制的成人教育的中文、新闻、部分文秘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不同的教学对象，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教学具体要求和方法。广播电视大学与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教学理念上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理念和专业培养的主要路径与目标基本明确在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层面上。这就决定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学习不是普通高校的研究性学习，而是侧重于知识和素养熏陶的学习，特别是电大学生以普通专科或专升本开放教育成人学生为主，通过该课程的学习，理论上应该将文学的接受和文学人文精神的弘扬与追寻结合起来。因此所谓“应用性”的专业整体目标要求和以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的课程性质之间似乎又存在了矛盾。文学史(包括其他的文学史)的学习只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熏陶，而不是简单的“技能”和“操作”水平的培训，所以，作为非研究性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重点显然应该是落脚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阐释上，这一点普通高校也已经开始重视，但广播电视大学尤其应该得到强化。然而广播电视大学的当代文学教材对作品的阅读要求显然不够。上述的基本教材，尽管也有作品的阐释和分析，但一般来说还是落脚在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图解，基本立场还是在史和现象、思潮、流派上。虽然作为当代文学课程对于文学史和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的讲述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对于阅读量较少的电大专科学生和成人本科学生而言侧重点应该归位到作品的感悟和审美欣赏上，这恰恰是电大当代文学教材的弱点，也是一味强调与普通高校学术同步而带来的负面作用。

三、当代文学教材分析(二)

从广播电视大学开设“中国当代文学”课程至今，从现代远程教育的第一代文字印刷媒体，到第二代的广播电视媒体，而到第三代的网络媒体阶段，媒体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相关的广播录音资料、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影像资料开始充实，中央电大一直在计划中的录像教材也完成了筹划和样片的拍摄。

现代媒体教材的重视与建设，是广播电视大学相比其他普通高校的优势与特长。这中间以文字教材作为主体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变化，同时也开始逐步辅助广播录音、电视讲解、网络辅导。这个理念是所谓的“学习包”理念。也就是说，广播电视大学在课程建设时，根据学习者的特点，注重通过系列的学习资源服务来提供学生学习的便利，因此，各类学习辅导资源的建设也就随之配套供应。但从远程开放教育的理念实施的角度看，技术资源的重点并不突出，首先他还是停留在文字教材阶段，即便是“学习包”，但“包”里面的品种也十分单一，技术手段十分贫乏，曾经有些省市电大还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把录音资源加以记录，整理出版，这既囿于当时学习环境的整体技术含量太低，在开始阶段的以小人书、连环画来满足名著阅读的时代，这不失为一种较实用与无奈的方式，但在这之后，对于“学习包”的整体设计也始终只是停留在文字资源上，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原有的课程设计一体化方案中计划在教材正式投入使用后，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和教学评估，再尝试进行“录音教材”、“CAI课件”以及“VCD教学光盘”等媒体的开发，但始终没有实现，完整的当代文学学习课件至今没有制作完成，更重要的是资源建设者的教材建设理念依旧是十分传统的，始终还是来自于普通高校教材编写的模式。对于学生而言，在主教材之外，配备指导书和作品选讲，大大帮助了他们的学习，也提高了他们学习的效率。但这种编写方式虽然有“集合教材”的互补性优势，可是对于相当一部分只是满足于考试过关的学生而言，就有将指导书来替代主教材的倾向，组合性优势无法显示，因此目前还停留在“拼盘”状态，尽管组合，但有机性不强，尤其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互动性不够，并没有在模式上带来根本的变化。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广播电视大学在教材建设上的理念是跛腿的，对文字教材的过于看中，对影像教材作“填空”理解，使得后者就往往成为可有可无，或者只是点缀着远程教育的花篮，这样就使得远程教育到目前为止在资源建设基本上还停留在第一代的文字函授阶段，要真正进入到第二、第三阶段，就目前的教材建设理念讲，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四、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的理念

所谓的理念，基于上述的两种倾向而言，一是对于媒体教材建设的加大，这自然是需要更多的财政投资和人员力量，但即便是从文字教材的编写来看，同样也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观念的转变。

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模式中，教材(学习资源)将成为新的核心。学习者、教育者、学习环境三个要素都将是围绕着“教材(学习资源)”为中心展开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学生是主体，教师起着导学作用，因而形成了“学／导模式”。然而当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最直接简便的学习路径就是将“教材(学习资源)”建设成为新型学习的基础平台。因此，教材是教师的导学内容的物化形式，是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物化主体和重要的学习路径。作为远距离教学的核心因素，教材的意义在于它已经代替了教师的角色，帮助学生的自主学习，特别是在教师从过去的单一性面授传输转化为导修，从全方位详尽介绍转移到重点难点剖析之后，教材的重要性在不断凸现过程中要求以新的面貌和编写方式出现。

延续普通高校的教材(或新编，或模式)的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教材，在编写体例的规划时，依然是以编写者或教师作为中心的，注意力并没有转移到学生的特殊性以及学习的特殊方式上，忽略了学生在开放教育环境中的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教材编写的观念没有随着学习模式的变化而变化，编写观念没有突破。

应该说，理想的远程(开放)教育教材。它兼有教学内容和学习指导、学习活动以及其他行政安排资料，有学生学科指南、学习活动、训练内容等学习元素的安排；有指导学习的补充材料……它至少在深入浅出地阐述理念，将理论、参考文献、启发过程、结果评估(完成作业)、甚至口语化的人文色彩等有机地组合起来、在提供反复的学习、思考空间和鲜明的互动性质等方面切合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需求。

在远程开放环境下进行教材建设必须将主体的自主性真正交给学习者。因而，人文色彩的注入，使教材不再是以所谓的学术性而取代它的亲和力，尽量采用通俗、口语来拉近与学生的关系，使他们在仿佛阅读家信般的过程中获取信息。如香港公开大学的《开放及遥距教育：理论与模式》教材在第一单元绪言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修读这个学科”。简单的一句话，给了学习者温暖的感觉，于是学习不再是与冷冰冰的文字打交道，而是在与朋友笔谈了。轻松与简洁，不是长篇大论，而是将深奥的理论化解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在宏观的体系中逐个讲述，也避免了理论、概念的过于密集而导致学生阅读的艰涩与厌烦。

这种人文色彩，同时还表现在文字教材的对话性、互动性上。开放教育的学习，是师生分离状态下的学习，

学生在教师“不在场”状态下的学习，教材要体现对学生主体的尊重，在设计时应努力建构一种虚拟的对话机制，使教材自主地带有教师的情景性的教师功用，从而让学生在教材阅读时进入一种情境，学生面对的应该不仅仅是单纯的一本书，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信息源，它应该引导、激发学生去思考。于是设计出相关的互动机制(教材――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互)是重要而且必须的。互动的关键在于信息传播过程中能够不断发出信息，也要注意随时反馈信息，设计教材的各个段落时，要引导学生在一个问题出现之后，立刻激发反馈，并加入形成性思考和问题的总结、分析与反思，表面上看似乎思考的空间缩小了，但实际上是将一般教材中最后留下的“思考题”的空间分解到每个子单元里，实际空间增大了。

在操作层面上讲，可以从问题设计入手兴趣激发，启发学生先得出自己的判断与立场，然后介绍各类相关的参考文献，并通过形成性作业(问题)的训练，在自我修读中获得新的见解，最后总结与分析、反思，再次激发学生与开始时的自我判断进行对比。这样互动在接受中完成，信息在互动中产生了效益。

如《开放及遥距教育：理论与模式》第一单元“开放及遥距教育的概念”的编写模式：

绪言：(主要介绍单元内容及主要内容；提出对该单元的相关术语、名词以及基本理念、各学者对不同的概念诠释)

学习提示：(提出本单元阅读材料，指定读物……)

单元目标：(主要提出修习该单元后应达到的目标)

思考活动一：(则往往置于相关学习内容接触前，进行自我思考，然后对相关术语进行介绍)

……

指定阅读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阅读指定读物；再一次进入思考活动，进一步思考上述相关的术语、概念是否与自己的思考产生认同，说明理由：思考活动一般设计若干问题来启发学生思考的)

(以下基本体例基本相同)

……

摘要(主要对该单元的主要内容加以概括，提炼观点……对应单元目标部分，再次强化单元内涵和意义)

参考书目……

词汇对照表……(对本单元内容涉及的相关参考书和词汇进行介绍)

篇3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三、结束语

篇4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著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如莫言、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作者：逄增玉工作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篇5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教育部规定的二级学科，是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自这门课创立以来，关于其教学方法革新的研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推进和现代教育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讨论又掀起新一轮的。研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必须结合当下的教育环境，探索一条适应当下大学生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之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尴尬是，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读书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学生越来越难以安于课堂；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时代、消费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极大冲击，学生对文学的热情正在急剧消退。在当今情势下，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这无疑是值得从教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一、优化课程设置：文史分离，以文为本

在以往的课程设置中，一般高师院校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0）两个部分，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两门专业课。这种课程设置，把对作品的解读纳入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执教者在教学中，主要侧重文学史的梳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史”的架构，加强了对文学现象和文流的关注，而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分析则用力不足。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学年下来，学生对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创作发展情况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作品的分析便显得相当茫然，一筹莫展。这显然背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也不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要求。关于文学教育，很多专家与同仁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1]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再解读的过程。[2]

真正使文学教育回到文学本体，当下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是在课程设置上“文史分离”，即把作品选和文学史设立为相互独立的两门课，增加作品选的课时数。“文学史”课负责帮助学生架构“史”的知识框架，而“作品选”课则是让学生接近文本本身，去感受、领悟、吸纳活泼的文学养料。北大温如敏教授提出呼吁：“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3]在这方面，很多院校已经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复旦大学的课程改革。在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与带领下，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原典精读课。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史推迟到二年级，在一年级开设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读，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来上这门课（陈思和教授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担纲），鼓励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与研讨。目前，陈思和教授领衔的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块活字招牌，同时，文本细读的学习方式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已蔚然成风。复旦大学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可以推广的示范性效果，率先验证了“文史分离”课程设置的可行性与能效性。

在推行“文史分离”的课程设置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文史分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结合”，“分离”为“结合”打下基础，“结合”是“分离”的终极目标。“文史分离”的最终效果是，以“文”带“史”，以“史”促“文”。如果说文学史是星光璀璨的银河，那么优秀作品就是镶嵌在银河之上的一颗颗耀眼的星星，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互为一体，互相依托。因此，在具体推行“文史分离”的时候，要求我们要精心设计教学大纲，教师在授课时能够“有法可依”，做到“文学史”与“作品选”互相配合，而不是各行其是。

另外，在课程设置改革中还应该加强课程群的设置。围绕现当代文学教学，增设多个体现专业特色的相关课程，形成以“文学史”、“作品选”为主，以其他相关特色课程为辅的课程群，这是课程设置改革的大势所趋。除了开设选修课以外，还可以举办名家讲坛、学术沙龙，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第二课堂。这一系列的课程设置必将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课程群，形成专业课为主、其他课程为辅，互相依托，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群的设置，即能照顾到普通学生，帮助他们夯实专业基础，呵护他们对文学最初的感动和热情，同时，亦能“喂饱”那些对现当代文学有特别兴趣的学生，拓宽他们的专业视野，挖掘和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二、改进教学方法：老调重弹，弹出新意

教学方法的革新是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一个老话题，自这门课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大家热衷研讨的一个课题。现在再来谈论教学方法改革可谓是老调重弹，但是又不能不弹，因为这门课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在每一时代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从教者不得不适时的调整和更新教学方法，以适应当下的教学目标。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诞生，延展着这门课程的历史时间；而不断涌出的文学热点、学术热点，也在不断充实、丰富着这门课程的历史空间。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将教学方法改革的调子一直弹下去，当然，要弹出新意。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对于“教”“学”二字，一直是把侧重点放在“教”上，而忽视了“学”。而实际上，“教”只是手段，是出发点是“学”，并且学有所获，这才是目的，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遵旨。现在，有必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反客为主，还他们本该有的课堂主体地位，让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式学习。为了做到这点，教师可以围绕教学内容设置一些问题，并且在课堂上设置问答和讨论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通过课堂互动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另外，也可以选择某个专题安排学生来讲授，布置他们自己做PPT，自己准备教案，上课时自己上台来讲，让他们边“学”边“教”，边“教”边“学”，通过角色的转换来激发学习兴趣，感受文学的魅力。需要注意的是，安排学生讲课不代表教师可以袖手旁观。教师要选出适合学生讲的章节，把学生分成小组将任务布置下去，然后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同时，在准备的过程中要适时加以指导，在上课的时候则应该及时点评、总结。除此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例如建立以现当代文学为关键词的QQ群或者知识论坛，利用网络平台来实现与学生的交流互动，让现当代文学的“教”与“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形成开放型的新格局。

与本文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呼应，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配合课程设置的改革。“文史分离”，意味着教学方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教师不能够再继续捧着一本文学史照本宣科。文学史有文学史的教法，作品选有作品选的教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腔调，应该具体课程具体对待。“文学史”，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对20世纪的文学进行梳理，它主要讲述文学思潮、文艺运动、文学流派等，这要求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照顾局部，做到条理清楚，主次分明，培养学生对“文学史”的理性把握；而“作品选”却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它重视文本细读，在授课过程中既要注意对人文精神的挖掘，又要注重对文本细节的感悟，要呵护学生对作品的“感性”认知，培养他们解读作品的能力。在以往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对于作品往往讲的太多。教材怎么说，某些专家怎么看，把一系列的定论一股脑的倾倒给学生。这些“定论”淹没了学生的感性认知，他们带着这些既有的“定论”去读作品，很难有新的认识。对于作品选的教学来说，讲的太多，过犹不及。所以，在“作品选”的教学上，应该善于“留白”，把学生直接带到作品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发现。

此外，教学方法的改革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任何知识的吸收都有一个在头脑中沉淀、发酵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够转化为自身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灵活的为我所用，同时，内化为一种人格素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与人生。作为从教者，要帮助学生迅速实现这种转换，就要想办法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呢？首先，可以通过布置写小论文的形式来督促学生整合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开展一些与课程相关的各类活动，诸如诗朗诵比赛、名著改编的话剧或舞台剧表演、现当代文学作品研讨会、读书笔记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他们的灵感，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三、课程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

高师现当代文学教育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出既有健全的人格结构，有着较高的艺术感知能力，同时，又掌握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我们在落实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务实”，又要“务虚”。“务实”指的是对学生文学知识的传授，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务虚”则指帮助学生构建人文精神，养成健全的人格。

篇6

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

众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为点进入文学史，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也是让文学课堂富有生机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外国的文学教学一直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学中的“批注法”与“点评法”可以证明文本学习的重要性。20世纪20至50年代在英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批评”派也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文学的感性及其人文关怀都是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的，学生的文学修养及其能力的培养也是在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中形成的。因此，解读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文学“史”的知识点，也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保证。不能为了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目前，由于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发达，纸质文本的阅读受到很大的冲击，学生阅读量不足和学生不爱读是如今文学课教学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先选择学生爱读的还是选择文学“史”爱选的，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如果学生之爱与文学“史”之爱存在着很大的跨度，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过渡法”，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桥。先让学生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便对学生的欣赏趣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时，寻找两者的相似点。比如说“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现在的90后大学生很难安静地读完这部“红色经典”，也不愿意读。但他们对“英雄传奇”类的网络小说和网络游戏很感兴趣，因此，先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谈起，谈报恩与复仇的观念，谈传统观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诸葛亮式的儒将。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剑波，然后再分析这部作品，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影响。在学习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时，可以将流行的作家作品选出来讲一下，鼓励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出来。在扩展学生阅读视野、培养审美能力的同时也练习了写作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多么优秀的教育理念都敌不过学生的“兴趣”二字。学生的兴趣显然不是文学课程中的“史”，而是文学作品。相比较“史”的冷静与机械，文学作品就显得温情与灵动了许多，尤其是经典的作品，总是能够引发人的共鸣，在情感的净化作用中升华个人的认识。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文学课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课程。其次是解读经典，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产生于学生积极自觉的主动性和强烈的兴趣。既要选“好”书，又要“读”好书。鼓励学生就文学作品或某一“史”的文学观点发表个人的看法，尊重学生的艺术感受，不随便否定或指责学生的欣赏水平。教师应尽可能地从理论上加以引导，或者将学生的看法与“史”上存在的意见相比较来探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自由的研讨氛围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分析经典作品时，不能将教师本人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让学生一边读一边试着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作品中的那个人，或者假如自己是作者。试着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作品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唤起，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创造”。经典的作品超越时空，经典的文学观点也能超越时代，这种对话的作用既有潜移默化的，又有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平等的状态下，学生把握了作品，也更容易接受“史”的论述。以解读经典作品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巩固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训练学生分析、鉴赏现代作家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

二、“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学史的形成，“史”是构架，“文”是构成要素。教好文学课离不开宏观的“史”的讲解，也离不开微观的作品解读与文献分析。毕竟，“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这一点必须通过阅读获得。语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内在情感的意蕴则要靠反复品味才能知晓。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教学，在一种愉快的形式中学习，获得知识。如果“史”是要学习掌握的知识，那么文学作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选出两篇两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让学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两者的异同，再与文学史上的观点相对比。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以情感人的，让人愉悦的，这也决定了文学课程的教学不能只注重相关“史”的积累，在课堂教学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更多的关注“文”，审美感受的获得与文学素养的形成最终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不断出现，“史”在“文”的丰富中形成。因此在学习现有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关注新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让学生把文本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所见的是以凡人琐事为中心的故事，叙述语言也很朴实，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因此，在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分析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把对生活的评价和对作品的理解相对比。吴晓东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本体”原本是哲学概念，提出“文学本体”也就意味着文学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有着自身的性质，“张扬文学性”不是说忽视对“史”的学习，而是指在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应该注重“文学”的一面。现当代文学课不是文学理论课，也不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升华。它的学习与教学也应该从感性的作品入手，这样才不至于忽略这门课让人愉悦的一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还要注重这一课程的“实用”性，尽可能将课堂教学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也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时俱进的一个方面。综合来看，教师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现当代文学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争取做到“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作者：李贤单位：蚌埠学院

篇7

关键词：《圣经》；文学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典籍，也是西方社会的精神圣典。《圣经》依据耶稣诞生前后而划分为《新约》和《旧约》两个篇章，并分别介绍这两个阶段的故事。《圣经》一方面是基督教义的宣扬载体，同事也是用文本记述故事的文学巨著。《圣经》不论是在题材创新，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有非常显著的特点，而《圣经》在叙述结构以及修辞手法上的特点，更是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性。正是因为《圣经》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学品格，所以它对于世界文学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圣经》的文学性特征给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亦深受《圣经》文学价值的影响。

1.《圣经》的文学价值

我国学者曾经说过，西方文学的源泉是《圣经》，其传统就是随《圣经》而流传的，《圣经》是研习西方文学的重要载体。而英国诗人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圣经》文学的概念。西方学者甚至将《圣经》等同《荷马史诗》来加以分析。从古今中外学者的论述以及世界文学发展史不难看出，《圣经》的文学价值和地位是非常重要的[1]。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化风尚深受古希腊文化以及希伯来文化的影响，而其中希伯来文化正式源于《圣经》，正因如此，《圣经》对于欧洲历史文化的影响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不论是《圣经》宣扬的基督教义，还是其普世博爱、自由正义等价值观，都对西方文学发展，甚至对世界文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为《圣经》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所以后世文学工作者的创作都深受影响。不仅是在内容上借鉴《圣经》素材，更是在写作技巧以及作品结构上都会从《圣经》找寻灵感。《圣经》是具有文学性的居住，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

2.《圣经》文学价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2.1精神价值的影响

《圣经》所宣扬牺牲和博爱的精神内涵，是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的重要部分。《圣经》蕴含的丰富的精神价值，对我国现当代作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品人物形象大多都还有深刻的基督教内涵。从早期的基督英雄形象到后期平凡形象中的基督精神，我国现当代作家深受《圣经》的精神润养，其丰富的精神价值，逐渐融入到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脉络中，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鲁迅的《野草》中，其创作风格、文体结构、叙述言语以及文学内涵，都深受《圣经》中《福音书》的深刻影响。鲁迅在该作品中大力赞扬不媚世俗、勇于奋斗的基督精神，也体现了鲁迅受到基督博爱和牺牲精神的影响。鲁迅讲耶稣受难改造为圣人被俗世扼杀的场景，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现实主义对鲁迅的双重影响[2]。当代作家铁凝的《午后悬崖》，通过展示用忏悔的方式来悔改过往的罪孽，就是《圣经》宣扬的忏悔精神的影响结果，这种基督式的忏悔让读者动容、敬重；巴金的作品《随想录》，郭沫若的《落叶》和《漂流三部曲》等，都是“忏悔”的叙事结构。《圣经》“博爱”、“赎罪”、“忏悔”等精神观念，都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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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8-0260-01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要旨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一支极具影响力和进步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及西方发达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它早已广泛地影响和渗透到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近三、四十年来集广泛争论于一身的“显学”。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文化思潮，它不仅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不难看出其涵盖面之广以及其特性的纷繁复杂。综合前人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状况，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理论界定，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把握其基本内涵：一是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随着现代主义的衰落而崛起的”①；二是作为一种理论性概念，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兴文化现象和理论思潮，是对西方理性文化全面冲击后到达的某种特殊文化状态，它所显示出的是与之前现代主义以中心意识为主导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理论态度。

从后现代主义对抗现代主义这一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以其极端的批判与解构精神为主导，它继承了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又比现代主义对一切信仰和权威的否定来得更加彻底和激烈，其基本特征具体可表现在深度模式的消解、主体性的消解、历史意义的消解这三方面。可以说，随着时间无限推延和开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对后现代的无穷尽的阐释循环的阶段。

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思考

文学历来被誉为是感知新思潮的风向标，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就是通过文学感知并率先介绍开始的。在中国，80年代中后期，哈桑、杰姆逊和佛克马等学者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访问和讲学，其中由唐小兵翻译的杰姆逊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被认为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开始。到90年代，随着有关后现代主义作品和文论的不断译介和引进，王宁、盛宁、陈晓明、王岳川等一批思想敏锐的学者也开始逐步将后现代主义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一定程度上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进入中国。

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全面渗透，对传统的反叛、对意义的消解、对开放性和多元性的信仰，其极端的结构精神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产生于西方二战后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西方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所针对的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个性、深度等终极价值追求的反拨，体现出彻底的解构精神和虚无主义色彩，带有西方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那么，面对中国的特有文化语境下，这一产生于西方本土文化范畴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国内在接受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如何理解和对待这一外来思潮，很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思考。

中国在经历了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在我国的国门重新对外打开伊始，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文艺思潮和观念便迅速涌入我国的思想文化界，不可否认，由于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至今，如王宁所说，已经在中国大陆产生了一系列变体，“中西后现代主义文学有许多表面相似但根本不同的东西”②。在这种差异的背后又导致了中国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悖论性和负面效应。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人们大多一味强调解构和虚无的文化价值观，对意义的全面消解引发了一场文艺思想上的“溃败”与瓦解，致使文学的发展更是停留在表面。但后现代主义本身作为一把双刃剑，如何对待这一西方舶来品，并对其正负效应作出合理的判断做到为我所用，我们不妨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其扬长辟短，以人文精神的坚守立场建设属于中国的后现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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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

大学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手段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最终制作出与课程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我在06级本科班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开始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且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以直观、丰富的画面提高了学生上课时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极大地扩充了课堂教学信息含量,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是非常必须的,但同时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不能随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好的课件要经过自己的精心打磨,内容不宜过多,不能把讲义内容全部搬到课件上,但重点的东西要在课件中反映出来,也不能完全依赖课件。多媒体教学还须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这样方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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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