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经济和金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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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 金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借鉴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风险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1.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2.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3.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二)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五)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借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科学吸引外资的同时,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恒阳等编.全球金融危机经典案例[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2]石俊志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澳)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4]李栋巍.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预防措施[J].财税与会计.2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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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冲击；经济波动；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01

一、金融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1.金融市场的影响

金融市场是金融经济产生的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其中也遭受过巨大的波动和影响，曾先后经历过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中国的洪水灾害以及非典的侵袭。灾后重建等活动都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所以说，金融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波动。

2.融资约束的影响

融资约束是产生金融冲击的重要原因。融资约束是指由于外在的一些政策、活动和法律对于融资活动开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约束行为。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众筹、引进外资、借贷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来完成资金的筹集行为。但是由于现在经济市场条例日益完善，对于融资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一些企事业单位无法在正常的期限内筹措到自己想要的资金份额，从而造成了一些经济摩擦的发生。一些研究表明，近几年我国的国内贷款发放额度大幅度下降，使得我国企事业单位借款难度加大，对于其开展正常的金融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我国的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这对我国的就业现状、工资涨幅等方面都造成极大程度的影响。利用金融约束，可以对我国经济发生波动的很多原因得到完整而有效的解释。所以，在分析金融冲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时，一定不能忽略国家的金融约束力的因素。

3.银行利率的影响

银行利率的高低对金融冲击的发生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银行利率主要受当前社会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而银行利率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市场资金的高低以及周转情况。同时银行利率又是衡量市场时效性的重要指标。由于我国采用的是固定利率制，所以银行利率的高低直接受我国政策的控制。银行作为为我国经济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单位，对于我国的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起着保障性的作用。而且我国经济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保障其投资水平是维护其正常发展的重要措施。一旦银行无法根据市场制定出相应的利率和提高足够的资金，就会对很多企事业单位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势必会造成经济摩擦，可能对于投资者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如何应对金融冲击

1.完善金融管理体系，健全监控制度

毫无疑问，要想保证某一事物的合法公正的运行，首先就要有相应完整的管理规范。要使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于金融冲击的控制同样如此，国家要想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要依据当前国情和体制，制定科学而全面的管理机制，健全金融监控制度。例如，在面对金融企业造成的信贷风险时，相应的管控部门就要建立全面的监控机制，从根源上对其进行治理。如每月或每半年对企事业单位账簿进行审核，防止发生企业造假及漏税行为。对于银行来说，应该完善其内部管理体制，对于不按时还贷的行为进行严厉管制。同时建立独立的金融核算系统，加强各环节的监控，管理和审核，分配岗位时严格按照岗位设立标准执行，对于银行的整个系统和环节进行管控。对于企事业单位，应该在其内部设立于企业单位相对应的会计单位，启用专业的会计人才，对于会计人员做到合理分工和授权，及时而正确的掌握企事业单位内部的金融活动动态。从金融活动设计到的各环节和各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做到全面的控制和防范。

2.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我们要加强对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对于金融冲击产生的风险做到准确预测，从而能及时准确的根据发生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不必要损失的发生。例如，银行在面对信贷风险时，应该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或弥补政策。如在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进行借贷这一行为时，应首先对其信用进行评估，对应不同的信用等级给予不同的借贷数额。在发生借贷不能归还的行为时，应根据相应的拖延期限以及数额对其采取法律措施，来保证信贷行为的正常进行。

3.鼓励科技创新，发展高端产业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产生金融冲击的原因是由于全球经济体正在进行融合，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利用自己的经济霸主地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行管控。一些国家要想避免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就要首先摆脱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而实现国际经济独立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和鼓励本国科技创新，发展本国的高端产业。但是世界经济论坛在2014发表的创新竞争力全球排名却让中国国民觉得难堪和反思，中国排在了中下等水平。所以为了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竞争力，主席开展和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力求使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只有完成这一转变，才能减少国外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形成国家经济独立，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国际金融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三、结束语

毫无疑问，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冲击所造成的影响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漫延的。因此我国在面临的一系列的严峻现状时，应该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市场经济统一性和完整性，避免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冲击的影响。对于国内的金融冲击，我国应该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依据完善的管理制度，有效的防止国内金融冲击的发生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龙清.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基于中金融市场化进展的视角[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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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甘肃省扶贫重点及成效

近年来，甘肃省深入实施“1236”扶贫攻坚计划，即：一个核心，就是始终突出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这个核心。两个不愁，就是无论丰年灾年，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都有可靠保障，基本实现家中有余粮，手头有余钱。三个保障，就是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六个突破，就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素质提升六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692万减少到412万，减少280万人，年均减幅20.3%；贫困发生率由33.2%下降到19.8%。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507元增加到5736元，扶贫对象年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两年建成通村道路20786公里，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比率由50%提高到70%；解决了贫困地区4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贫困地区自来水入户率由62%提高到75%；贫困村动力电覆盖率由48%提高到80%；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41万户，农村砖混、砖木住房结构比例由76%提高到84%。二是富民主导产业持续壮大。草食畜牧业、设施蔬菜、优质林果、马铃薯、中药材、乡村旅游等特色主导产业收入占到贫困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的50%以上。三是易地扶贫搬迁步伐加快。制定出台了《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规划（2013-2018年）》，完成6.1万户30.5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占规划任务的27.2%。四是金融支撑力度明显加大。

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延伸服务网点、加大信贷投放、强化金融服务。全省金融机构对贫困地区贷款累计2517亿元，同比增加27.4%。五是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从84.9%提高到87.2%；建制村标准化卫生室覆盖率从31.4%提高到55.5%；新农合参合率从97%提高到98%。六是劳务输转培训不断加强。两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88万人，有61.7万人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同时积极推进劳务输转，与16个省区市建立了劳务合作关系，累计输转城乡富余劳力1078.4万人次。2015年6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对全省精准扶贫工作做出了总体部署，同时出台了关于饮水安全、动力电、交通、危房改造、易地搬迁、生态环境、富民产业、电商、教育、卫生、乡村文化场所、社会救助、小额信贷、劳动力培训、干部人才支持计划、驻村帮扶工作队整合、贫困县考核办法等17个配套文件，这“1+17”精准扶贫方案，是一个一揽子的政策框架，是“1236”扶贫攻坚行动的深化和拓展，贯穿了精准性的要求，突出了组合拳的特色，强化了配套化的措施，是各地各部门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任务书、作战图和时间表。

二、国际金融组织与甘肃省扶贫合作情况

对国际社会影响较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主要有世界银行（世行）贷款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贷款。世行和亚行贷款通过长期贷款的支持和政策性建议帮助会员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其贷款具有贷款周期长（20-50年）、利率优惠（利率水平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比较接近）的特点。世行和亚行长期致力于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国际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开展了扶贫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资金、经验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取得了显著扶贫成效。1997年初，经国务院批准，甘肃省实施了第三期世行贷款扶贫项目———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项目涉及甘肃省天水、平凉、定西、陇南4市的19个县。该项目注重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通过各种培训，使项目区农户掌握了1—2门农业实用技术，为广大项目农户全面脱贫致富提供了保证；通过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提高了项目区基本条件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帮助330万人摆脱了贫困,促进了项目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投资环境，引进了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外向型和实用型相结合的技术、科研和涉外项目管理人才，起到了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甘肃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是甘肃省首次利用外资进行的跨行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到村到户扶贫项目，在各方努力下，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项目设计方法和管理方法为今后实施外资扶贫项目和国内扶贫项目创造了经验，在扶贫模式、体制创新、科技培训等方面为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又选定甘肃省实施六期世行贷款产业扶贫项目。项目区涉及甘肃省定西、庆阳等6市16县（区）的55个乡镇、240个村，1767个自然村，总户数10.25万户，其中贫困户4.98万户，总人口42.5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1.66万人，贫困人口22.76万人，贫困发生率54.63%。项目目标是探索在贫困片区培育和建立现代、高效、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扶贫的模式；探索提高贫困人口组织化程度、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方式和方法；探索建立贫困片区产业化扶贫市场和技术支持体系的具体方法；对项目建立的产业扶贫模式在更大片区范围内进行示范和推广。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综合产业链发展、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支持、产业扶贫机制研究与推广、项目管理与监测评价。目前，项目正在按照规划有序推进。

三、新时期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与思路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力争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甘肃省除了继续加大各级财政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工作外，充分利用国际机构的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多边机构的国际平台优势，围绕扶贫开发工作主要任务，深化与国际机构的减贫合作，积极借鉴国际扶贫经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开展扶贫工作也大有可为。

（一）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和深度双方合作要更加注重创新性、示范性和可推广性，借助世行、亚行平台，使世行、亚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注入甘肃元素，共同为推动甘肃精准扶贫事业做出贡献。在做好传统合作项目的基础上，甘肃省应与世行、亚行加强知识合作，拓宽合作范围，重视难点问题研究，借鉴外省成熟经验，为精准扶贫提供有力突破点。

（二）重视扶贫战略研究重点开展面向2030年的扶贫开发战略转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扶贫政策与战略的调整，统筹考虑城乡贫困问题和扶贫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能力。也可研究实践经验，如重庆借势“一带一路”，转变沿海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在内陆发展大规模加工贸易等，这方面的战略研究可作为甘肃省与国外金融组织知识合作的研究重点。

（三）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其重要形式之一。截止2015年3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131万家，是2010年数量的3倍多。虽然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较快增长，但存在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名为合作社实为个人或股份制公司，没有“联合社”的法律地位，农民要求拓展合作领域等问题。世、亚行在支持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合作前景。

（四）支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甘肃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地区日益发展的金融需求，农户贷款、融资难与金融机构难贷款现象并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改善监管与管理。世行、亚行在支持小农户间合作性金融的建立和发展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国际金融资金参与精准扶贫的作用，与金融机构做好对接，创新金融扶贫产品，支持贫困地区全产业链建设，提高特色产业的规范化、标准化。如在用好风险补偿基金政策的同时，大力发展村级互助资金和抵押担保，建立和完善市场化、可持续的信贷渠道，促进信用文化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货币化、资本化、市场化，努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促进贫困人口收入稳定增长。

（五）促进低碳、绿色扶贫与发展用活财税、保险政策，促进社会资源与市场要素精准服务于扶贫事业。支持生态脆弱区和生态保护区贫困人口发展可持续生计，把防灾减灾和扶贫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可学习借鉴安徽等地实施精准扶贫、科学扶贫的创新举措———光伏扶贫。安徽省财政从2015-2020年，每年新增安排2亿元、统筹扶贫资金2亿元，每年4亿元专项支持3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自主开展光伏扶贫试点，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作用。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贫困户家里的“钱袋子”就会有一笔长期、稳定的收入。

（六）大力支持智力扶贫加大项目区农民文化素质、科技技能、市场经营风险意识等综合素质培训，为提高产业化精准扶贫效用奠定良好的人文素质基础。紧密结合市场的多样化岗位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贫困农民产业技能培训，大力实施新型农民培养工程。使贫困农户及其未升学的子女掌握一两门实用技术，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就业创业的能力。如贵州的实践就表明，低保兜底、产业扶持、移民带动和就业增收等，都是可以重点扶贫的手段，尤其教育、卫生等扶贫就是斩断穷根的根本性的扶贫。

（七）提高基层治理能力通过把贫困村规划、项目管理、产业发展和与农村社区基层治理结合起来的方式，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把扶贫与产业开发结合起来、扶贫与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探索“特色基地/规模园区/专业村群+扶贫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链式扶贫”新机制，扩大农户参与、选择扶贫项目的自，把扶贫资金真正落实到每村每户的产业项目上，解决农村发展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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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 20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前进,在金融深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1)银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了以4大国有银行,3家政策银行,2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2)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最为显着。从1993年~2000年我国上市股票数从217只增长到1099只,增长5倍多,而市价总额从3541.0亿元增长到41000.0亿元,增长11.6倍,上市公司数从183家发展到1025家,增长5.6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

    (3)外汇市场的改革。外汇市场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取消了外汇调剂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00亿(美元),2003年底估计达3500亿,可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备强大的抵御外汇风险和外债风险的能力。

    (4)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以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垄断,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

    (5)利率市场化。1996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国债发行利率实行市场招标,公开市场操作的回购利率实行了市场招标。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最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6)金融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国已出台了各项金融业的相关金融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点说明,我国金融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绩,如:我国金融的电子化、基金市场的迅速扩大等等。这些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等。

    2. 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从各个方面粗略地说明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 · 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关指标来判断我国金融深化的综合程度。

    从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与广义货币量M2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个百分点(见表1)。金融相关比率则从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长了15.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26%(见表2)。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明显加深。事实上,1996年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迈入发达金融结构水平的行列。

    三、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启示

    对于金融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理论联系,近几年西方的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的测试结果都认为经济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1996年帕特里克为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设计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帕特里克的假设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测试证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假设是正确。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长,金融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激励、相互制约的关系呢?在这里我用实证分析来说明,选取了1979~2000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将数据作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

    用强制回归或逐步回归检验得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均不显着,说明接受H 假设,即经济增长不影响金融深化。

    实证的结果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我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帕特里克的“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激励,相互制约关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尽管我国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攻坚问题”,主要是:(1)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2)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场的缺位问题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4)利率市场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5)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的严格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汇兑换自由化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金融深化的“拦路虎”,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问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纽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均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国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机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最优次序,我将上述问题中的(1)、(2)、(3)、(4)(5)分为A类;(6)分为B类;(7)分为C类。A类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B类在A类问题解决基础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国际力量下逐步解决;最后解决C类问题。

    首先,A类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和自由化的问题。重点是银行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涉及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认为重点要引入金融创新机制,金融创新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将产生一个综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二是进行金融市场的创新,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三是进行金融机构创新,提高我国货币化进程的质量;四是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其次,B类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资本市场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场的A、B股问题;A、B不仅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而且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解决的同股不同价的关键是A股和B股的并轨。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资力量实现A股和B股的并轨。 解决同股不同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经尝试将非流通股抛向资本市场,试验的结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不得不暂停试点。这说明非流通股的减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渐进。我认为主要采取“转”的方式,如建立“公股减持基金”、 “债转股”、 “债转股基金” 等等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减持。

    最后是C类问题,即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我国的外汇市场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这种策略是正确。只有在国内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才能尽量避免因外汇市场的开放对国内的金融业产生重大冲击。我国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条件不成熟,是决不能贸然实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总之,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应当始终与其经济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不同的金融问题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着.周庭煜等译.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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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源于美国房贷市场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逐步演化为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向实体经济扩延。在经济全球化中迅速崛起的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虽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损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我们必须抓住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产业重大调整和重新洗牌的机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这其中，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一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加工型企业面临生产要素供给从紧，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用群体的力量增强区域抗风险和经济高增长能力。二是，加强地区政府间的合作以发挥其引导作用，减少市场的盲目性，保证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

2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2.1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了一定进展。近年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区域融合不断深化，国家四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望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生力量。目前，东部地区三大城市圈经济合作活跃，如“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通过协议分工的方式，在旅游业合作等方面达成协议，共同开拓和开放市场，共同获利。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处于浅度竞争层面，中部地区在经济互补的基础上初步进行了经济合作，西部地区在较低的经济层面上开展了制度导向互补型合作。

2.2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较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垂直分工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由于自然条件差异、交通条件的限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在技术合作、资本提供、环境污染治理及管理经验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上缺乏积极性，这增加了企业在地区间投资交易费，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竞争力。同时合作形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

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由于缺乏合作经验及相关的法律保证，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未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在区域合作出现摩擦时仍主要由中央协调，并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同时由于缺乏区域性空间规划，导致区域合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

“粗线条”的区域发展政策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市根据东中西三大地带和四大板块为基本范围制订的，虽然比“一刀切”的政策有所进步，但仍失之过粗。区域政策的制定应按照区域类型“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

3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3.1搞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规划。做好区域经济合作规划，根据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力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和重点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内城市功能定位、骨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水资源保护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努力实现区域内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共享、文化互融。

3.2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加紧清理地方立法和政策体系中涉及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和条款，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各地方政府遵循同样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大大减少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性障碍，如大体一致的就业条件、充分合作相互支持的市场管理机构以及大体一致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和制度等。

3.3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负责编制区域性空间规划、主持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出促进特定地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负责跨省市行政区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实施，负责跨省市行政区流域的综合治理与环境保护、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促进国际次区域的合作等。

3.4构建良好的区域产业链。各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根据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各区域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互补型，通过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在地区间的转移，实现产品的横向分工。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在各产业中努力构建相关产业链，各地区分别承接其中的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如此形成的一条产业链有利于发挥各区域自身优势，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扩大就业，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3.5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突出企业主导。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地方政府尽快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退出，企业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柱，取消企业合作中地方政府的审批环节，企业需要的资源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企业间更多地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来实施完成区域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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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海外并购 好处 忠告

一、中国企业进行整合并购的优势

（一）国内资本供给度过了短缺期，具有一定外向投资能力。具体来说，我国已经度过了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阶段，国内资本供应能力强, 参与跨国并购有一定资本保障。

（二）国内企业并购浪潮开始涌动，为企业尝试跨国并购提供了演练与积累经验的机会。数据显示,从2001年第4季度到2003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仅涉及上市公司的国内企业并购就有1 854起，涉及企业资产1 580亿元人民币。近几年，中国企业国内并购呈现加速增长势头。这种势头虽然不能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并购规模同日而语，但毕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积累了实施并购以及整合并购企业的经验。

（三）中国企业已经进行了跨国并购的有益尝试。近年来, 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已经有一批企业参与了跨国并购，其中不乏成功者。如：中石油等三大石油集团，海尔、TCL 等混合型企业以及像万向这样的私营企业，都在跨国并购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

二、中国企业进行整合并购的好处

并购作为现代企业迅速做大做强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行业整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用好并购这柄利剑，将大大节省企业的时间成本，加快企业的发展速度，实现企业迅速扩张的目的。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笔者认为企业并购能带来以下好处：

（一）目标企业选择余地大和得到所在国的大力支持。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许多企业纷纷停业、申请破产或裁员，为此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余地就很多。而且多数国家政府出于对本国就业的考虑，支持外国企业参与对本国企业的并购，尤其是对经营不善、面临破产企业的并购，政府会在很多方面给予支持。如TCL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就得到了德国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二）易形成规模经济，实现产品的国际化。当代跨国并购主流企业是大型跨国企业，带有强强联手的特征。而中国企业则不得不承认，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主要为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在机会面前，如果我们明白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中的不足、明确自身在并购后目标企业能给自己带来想象中的真正收益、明白并购后的整合难度，我们就能集中企业的核心业务进行并购，可以进行相互间的资源共享，把原有的优势转变为强势，最终达成强强联合，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形成，会使得企业在资金的筹集、原材料采购统一平台的搭建、生产技术的持续改进等方面持续受益。并且，主体企业在壮大核心业务的同时，各个工厂仍可进行单一化生产，达到专业化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产品的国际化要求。

（三）有利于达到优势互补，特别是在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管理理念和产业升级方面。不可否认，虽然并购的企业在技术上并非是最先进的，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它高于国内水平的综合成熟技术，更专注于产品价值链的完善，包括产品、技术、市场、专利、管理等方面，如果企业并购能够把双方的优势融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就可以共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可以推动企业本身的技术进步，从而通过技术外溢和扩散等途径，带动国内同行业企业的技术升级。另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培养出的管理人员，将构成未来中国企业的有生力量。

（四）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并购可以实现将几个公司之间的市场交易变为一个公司内部的交易，从而使管理费用、营销费用、研发费用得到节约，这样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费用就会相应减少，产品竞争力必然会进一步提升，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也会随之提升。但同时要注意自己的现金安全，千万不要因跑马圈地而使自身陷入财务危机。

（五）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的长远发展要关注细节，互相尊重。企业并购重组之前，尽职调查一定要做好，重点关注目标企业的法律、财务、经营和人力方面的风险，以期对目标企业的状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估，避免因事先估计不足而出现收购亏损情况的发生。另外，要互相尊重，特别要重视目标企业的感受，注重企业文化的融合。因为文化的融合，将会带来情感的融合。相互接受度越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就越强。

三、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忠告

（一）企业自身要认清差异，便于缩小差距。由于产业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决定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只能在“二产”有所作为，难以加入国际并购主流产业,也无法成为跨国并购的主宰力量。为此我们要量力而行，在并购前既要学习全球商业运作模式，增强跨国企业并购意识，又要调整自身经营发展战略，推进管理变革，积极寻求与跨国企业实行并购重组及合资合作模式，以求获取更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制定目标要科学、合理、实际，以便于缩小差距。在对被收购企业内外部情况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制定出明晰的整合计划，并购后要有整合计划。因为并购后整合必须是系统的，通过严谨的计划来完成，而绝不可能随意的或通过收购方企业的意志便能完成。

（二）注重政府、金融机构及各部门的沟通、争取政策的支持。跨国并购，动辄涉及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投入，没有金融信贷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目前状况下，企业在自身有融资能力的基础上，要注重与政府、金融机构及各部门的沟通，争取政策的支持以及金融机构对境外项目和境外融资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抓住跨国并购的有利机会。

（三）并购要尽量选择本地的支柱产业。这里所说的支柱产业，不仅包括能源、化工、电子、钢铁等传统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产业，更应当包括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它们代表未来国际生产分工的制高点，决定着未来世界财富的分配。尽可能的选择这些领域中的某一项，为实现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国际化做准备。

（四）并购是一项战略管理，因此整体有效的管理和协调至关重要。由于整合涉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企业内部所有的部门业务和员工，必须自上而下在企业管理层的领导下来强有力的推进和完成，特别注意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计划来完成。我们建议企业应设立专门的项目中心领导来协调各业务和职能部门的整合工作，保证整合工作的效率和有效性。同时企业应充分与公司员工和各级管理人员沟通，特别是被收购方人员，以求达到共识和得到他们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事实上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收购，也存在着本土化管理的问题，必须积极选拔和招募当地优秀人才来进行管理，而非依靠输出人才，尤其是中国本土具有这种跨国管理的人才本身就十分匮乏。

（五）并购要特别注重企业文化的融合。从并购第一天就开始进行企业文化的整合工作，其目的决非强制式地输出本企业的文化，而是根据企业新的战略目标和企业之间存在的差异，通过整合方案的有效实施来创立公司共同的一种新型企业文化，以求得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跨国并购不能单纯地看作是企业自己的事，其实它也是国家的大事，为此，我们的政府在全力支持企业跨国并购的同时，还要对企业进行全面监督，特别在资金流动问题上，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流出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帮助企业进行宏观形势上的分析；选择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好的投资项目。政府在财政政策上既要保留一定的灵活度，还要实行稳健性原则。

主要参考文献：

[1]尹家绪.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企业并购之道[N].学习时报，2008年12月8日第465期（10版）.

[2]张尧洪，夏亚芬.公司理财，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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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综合经营 风险管理 金融监管 政府推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188-02

金融业综合经营一般是相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而言的，主要是指金融机构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向客户提供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种类金融服务的经营方式。“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这是顺应全球金融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我国金融业整体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现状

我国的金融机构一直以来都是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2006年，国家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和次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均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逐步放开对综合经营的限制。业界逐步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综合经营模式：一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综合经营模式，依靠银行的客户资源、销售渠道和管理经验，以银行的业务单元或非银行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如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二是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综合经营模式，其中以中石油、银河金融控股公司和新希望公司为代表，它们中有的以金融为主，有的以实业为主；三是完全的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主要有中信集团、光大集团、招商局集团，在保险机构中则有平安保险，母公司一般情况下不从事具体的业务，主要是对旗下的子公司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而不同种类的子公司则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和其他非金融服务；四是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上海国际集团、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风险特征

（一）金融综合经营带来的经营管理风险

综合经营尤其是金融控股公司和单一金融机构一样，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同时由于它本身的特殊性而需要应对一些特殊的风险。

1.内部交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及各跨业经营的子公司间由于相互持股、相互担保、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转移利润等复杂的资金与业务往来关系,容易导致非银行业务的风险直接或间接传递到银行业务，造成风险在机构内部放大。

2.信息披露风险。跨行业的综合化经营，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框架趋于复杂和多元，针对不同金融业务和机构的会计核算规定不同，造成金融控股公司与综合经营子公司财务数据、重大事项等信息的披露范围宽、披露难度大、披露要求高，导致综合化经营中的信息披露风险。

3.风险传染风险。风险传染主要指财务风险的相互传递与蔓延。由于集团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想象当其中一成员面临破产的境地时，其他成员能够完全不受其负面影响。因此，当一个集团成员陷入财务困境时，过去的资金往来会使其他集团成员为避免更大的损失而选择救助，也因此会卷入更多的资金，愈发不可收拾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

4.子公司的经营不规范风险。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较为严格，而对综合经营子公司跨行业经营的监管缺位，造成综合经营子公司的业务违规。如超授信额度放贷，或金融控股公司通过综合经营子公司变相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业如“两高一剩”行业、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等进行信贷投放。

（二）金融综合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子公司的业务往往会涉及多个行业，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标准和监管手段，这就难以避免各监管机构在监管的过程中发生摩擦、碰撞，而彼此之间又缺少直接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因此难以掌控集团整体的经营风险状况，一些金融机构也容易借此疏漏逃避监管。另外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往往遍布世界各地，而各国的金融监管内容又不尽相同，协调金融控股公司的跨国监管也就成为摆在金融监管部门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三、发展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的政策建议

金融综合经营必然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西方国家金融综合经营的模式必将对中国金融业现行的分业经营制度带来强烈的冲击。近年来，国内金融法规的不断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与此同时新的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也为金融综合经营的规范化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综合经营，是我国稳步推进综合经营的途径。风险的控制成为推进金融综合经营进程的关键问题，采取严格监管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并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来控制风险。

1.采取严格监管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政府推动型的金融综合经营发展模式是指在政府的主导下为了实现赶超或者为了脱离经济困境而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在金融改革创新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往往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离不开企业自身的探索。金融创新是必须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转轨阶段，因此控制风险更为重要。政府的相关部门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积极充分的作用。

2.加强金融监管和完善法律法规。对于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活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风格各异、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这本身就能为我国的金融综合经营提供很多借鉴。比如，美国对进行综合经营的银行采取基于分业监管的“主监管人”模式。我国则依据“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并根据主业比重的份额确定监管的主要机构，这种模式的优势就是能够提升监管的专业水平。但由于这三家监管机构彼此并没有从属关系，因此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上的合作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够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新体制。考虑到我国综合经营的主要形式是金融控股公司，首先应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必将会涉及到金融行业的基本法和分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调整，需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以达到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有据可依的目的。

3.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西方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了金融综合业务的运营模式，这些突出表现在精良的内部组织设计、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独立的审计制度以及复杂的外部监管制度上。在政府有效的监管下，相应地减少了综合经营的风险，才能最大地显示出综合经营的优势。总的说来，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内部监管制度不完善，风险监控体系也不健全，不能够有效地对综合经营风险进行监控。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应包括健全的董事会、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目前各大金融机构在董事会下通常会设立关联交易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给防范关联交易及相关风险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防范综合经营的风险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魏诗博，郭牧炫.对金融综合经营下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反思[J].当代经济，2011（8）

2.省部班课题组，袁长清.渐进稳妥地推进我国金融综合经营[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8）

3.伍李明，郑高明.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选择、比较和建议[J].生产力研究，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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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亚五国；经贸往来：金融合作；升级优化

现阶段，经济一体化与金融经济国际化已经成为时代主流。2013年我国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就立即获得了中亚五国的积极响应，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贸易额已超过45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中亚五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并提供了大量的货贷，截至2016年1季度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就为中亚五国提供贷款378.9亿美元。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金融合作的良性互动进程。

一、我国与中亚五国经贸金融合作的现状

（一）双边经贸金融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长期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经贸合作主要集中于公路、隧道与铁路等交通运输业领域，如2012年，我国政府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优惠贷款1.36亿美元，用以修建中吉乌公路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尔克什坦至苏布库尔干路段；2015年，我国中铁国际集团对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了阿斯塔纳市轻轨一期项目；2016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塔吉克斯坦的瓦亚铁路建设项目提供了“两优”贷款。“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拓展了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双边经贸合作空间，金融领域的合作层次也不断提高，逐步向农业、矿山开采、能源、旅游业与信息通讯等行业延伸。2014年，中哈产能合作成为我国同中亚国家务实合作的新亮点和“样板”。同时，我国企业参与承建的热电站、铁路隧道、工业园等重要项目，也在中亚五国逐步展开。此外，国开行新疆分行也先后向塔吉克斯坦国民银行和储蓄银行发放贷款，援助农业和南部区域微型贷款，并与乌国外行实施授信型合作，由其转变贷款本地纺织、轻工、农业与食品加工等中小型企业，用于支持乌中小企业发展。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在中亚五国已经支持航空领域、油气领域、中小企业与农业领域等77种项目，分别发放和承诺贷款378.9亿美元和270.16亿美元，贷款余额达到212.15亿美元。

（二）双边经贸金融合作的互补性较强

我国与中亚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资源和产业的差异，使双边经贸金融合作也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一方面，我国对中亚五国的经贸金融合作以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例如，2014年11月，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中亚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其中，2014年12月至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已签署超过28项产能合作项目协议，投资总额超过300亿美元，涉及石油、天然气、石化、铀矿和电信等领域；2015年，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了32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协议，用以改造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的“茹科耶夫-布多夫金街”、“阿乌艾佐夫街”和“甘地街”等路段。另一方面，中亚对我国的经贸金融合作以资源输出为主，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与特色农产品资源等。据商务部网站显示，2015年，土库曼斯坦通过中-土天然气管道，已向我国输出天然气累计超过千亿方。并且目前我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葡萄酒出口市场。据哈萨克斯坦出口和投资局数据显示，2015年，哈萨克斯坦对我国出口葡萄酒72.7万升，占哈葡萄酒出口总量的99.7%，较上年增长7.4%；出口额达390万美元，较上年增加了4.8倍。

（三）我国已成为中亚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

目前，中国投资者已取代中亚五国传统的俄罗斯和西方合作伙伴，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前半年，中塔双边贸易额为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5%，我国已成为塔吉克斯坦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与债权国。据《金融时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共投资12个绿地项目，总投资额约12亿美元，占哈萨克斯坦跨国外来直接投资绿地项目总额的22%，远超过德国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并且，2015年以来，我国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和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进口伙伴，对吉的重点投资项目集中于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区域一体化。近年来，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现已成为其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于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乌方统计，截至2016年上半年，我国对乌直接投资和贷款已超过65亿美元，合作实施项目达70余个。据中商情报网显示，早在2013年，我国就已成为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天然气进口国。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已成为中亚地区的最大直接投资国。

（四）双边经贸金融直接汇率机制正逐步完善

近年来，我国及自治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金融合作日益紧密，与中亚五国的经贸金融直接汇率机制已初步形成，人民银行积极推进人民币与周边国家小币种直接交易，包括人民币对坚戈现汇直接交易与现钞交易等。例如，2011年4月，中行与乌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交换协定，有效期为三年，总金额为7亿元人民币。2013年，人民币兑哈国货币坚戈实现现金挂牌贸易，截至2016年2月末，人民银行已实现人民币对坚戈银行柜台直接交易407笔，总金额为2989.94万元人民币。随着我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往来的不断增多，双边经贸金融直接汇率机制也不断完善。2015年，中国银行成功推出了人民币对塔吉克斯坦的索莫尼直接交易。2015年9月，中行与塔行签订了双边本币交换协定，规模是30亿元人民币，交换协定有效期为3年；截至2016年初，人民币与索莫尼兑换业务8笔，金额达1226万索莫尼。2015年9月，为推动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本币结算与货币互换等领域的合作，中国人民银行与对吉尔吉斯斯坦央行签署了合作意向。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2015年，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为88亿元人民币，占新疆全部跨境人民币业务总额的4.4%。

二、当前我国与中亚地区经贸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双边未形成统一的金融网络结算体系

当前，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金融网络结算体系，导致经贸合作项目的手续费相对较高、程序复杂。我国和中亚之间银行结算手段，包含银行、清算银行以及NRA 账户等多元模式。据商务部统计消息，2012-2015年我国和中亚五国金融网络结算中，约有90%以上是采用行、清算行的银行结算方式。但双边都是一对一型的账户银行关系，金融结算效率显著低下，覆盖率低，无法有效处理双边货币“头寸平补型”问题。并且，结算方式仍以单一的现金交易为主，缺乏顺应科技发展的网上银行、电子结算等方式。例如，截至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共发行银行卡不足100万张，相对于全国近600万的人口，人均拥有银行卡不足0.2张，远低于我国每人3.64张的平均水平，导致中小企业长期融资较难。

（二）贸易投资环境欠佳，基础设施较为滞后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欠佳，中亚五国的法制尚未完善，政府部门腐败盛行。据2014年“全球腐败指数排名”显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排名分别为126位、152位、136位、166位和169位。中亚五国腐败情况较为严重，导致双边经贸金融合作快速推动较难。此外，中亚五国与我国的双边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仍不完善。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公路密度指标是每千平方米陆地公路长度35.87km，吉尔吉斯指标为177.27 km，明显低于我国的413.92 km。并且，虽然当前我国与中亚双方的航空、铁路和公路的联系通道有十多条，但除航运及霍尔果斯、吉木乃、阿拉山口、巴克图以及都拉特等陆路口岸联系较为便捷外，其他口岸海拔偏高与山势险阻，且路况较差，不利于货物迅速流通，致使中亚国家与中国贸易不畅。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吉尔吉斯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13.7%。

（三）双边经贸金融服务支撑能力较弱

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开展跨国运营起步较晚，在国际上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有限，主要分布于纽约、香港、伦敦与新加坡等地，在丝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数量甚少。截至2015年，9家中资银行在中亚五国设立的代表处与分支机构不足50家，致使中亚五国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缺乏有力组织者与推动者，金融业服务支撑能力较弱，不利于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据金融时报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均未在对方设立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至2015年底，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实行的浮动汇率，使货币坚戈仅三个多月就已贬值40%。并且，虽然在2014年12月，中哈签署了新的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70亿元人民币，但因资金与贷款支持等方面条件比较苛刻，目前为止仍未对中哈贸易本币结算起到根本性作用，直接影响了中资银行在哈业务开展能力。

（四）区域贸易金融中心尚不健全，融资主体单一

区域贸易金融中心的构建是金融资源有效整合的良好基础，然而，当前我国与中亚五国间仍未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中心。除哈萨克斯坦外，中亚其他四国尚未提出区域贸易金融中心的建设意见，也不具备相应经济条件。而我国也仅于2014年在新疆首次设立了唯一一家区域贸易金融中心。区域贸易金融中心的缺乏较严重，制约双边经贸金融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另外，我国和中亚五国经贸金融合作的融资主体较为单一，银行是金融合作的绝对主体。譬如，当前，我国和哈国之间的经贸金融合作主要依靠银行结算，而各类金融合作发展模式尚未提上议程，且其他金融领域的合作也仍未展开，如保险与证券市场的合作。

（五）中亚地区大国博弈复杂激烈

中亚五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石油与稀有金属等资源储量，其中哈国富产石油资源，土国具有全球第四大天然气储量，而乌国的黄金与铀储量都居世界前列，因此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区域。2011年，美国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不断向中亚五国渗透，力图掌握中亚油气资源、主导地缘战略。而在2013年，韩国便提出了涵盖中亚的“欧亚计划”，增强了这一区域金融合作关系的复杂性。2015年以来，中亚五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大国外交热”，美、日、印、土耳其等国家均增大了对中亚五国的外交力度，影响我国与中亚五国经贸金融合作。例如，2015年7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亚，寻求与该地区国家深化能源合作。同年，日本首相安倍为强化日本与中亚的能源与经贸合作，也对中亚五国开展了旋风式访问。综上分析可知，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日渐激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经贸金融合作。

三、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经贸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双边金融协调与交流机制

我国应积极与中亚五国开展富有成效的双边金融合作，推动加快创立金融多边协调的机制，防止由于中亚五国金融政策变化带来不利影响；促进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经贸金融协商沟通，处理各自关切，形成经济利益共赢与金融合作的局面。另外，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应增强G20金融领域的沟通互联，构建与完善交流与对话机制。进一步拓展本币贸易结算和贷款规模，增多国际储备货币币种，逐步加强双边货币互换与应急储备安排，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断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架构，重点构建公正、包容、公平与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升新兴国家的地位与话语权，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金融平衡发展；有效运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主动参与世界金融标准与相关准则的规定，稳步重构我国与中亚金融制度框架。

（二）构建与完善双边金融风险评估系统

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需增强金融监督与管理合作，创建与完善金融风险评估系统。建立与逐步健全中亚五国经贸金融风险管理部门，创立国别风险内部评级机构和国别风险限额测算模型，要充分抑制合规型风险，跟踪研究中亚五国金融监管变化，保证依法合规运营。在充分评估中亚五国与我国之间经济、政治与金融等形势与风险基础上，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国别风险管理政策，提升国别风险限额监管的科学性。在国内外机构健全整体风险监管制度，提升中亚五国机构的风险计算考量水准，充分配置经济资本。并且，我国应对中亚五国提供风险缓解的多元化金融工具筛选。在重大金融合作项目上，需要增强同政策型金融机构和多边机构协作，经多边机构出具担保、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等手段，多渠道增强风险缓释，加速提高保险机构在中亚五国防控风险中的作用程度，扩展保险境外投资业务。加快设置多元化金融对冲产品以及工具，为中亚五国投资的企业与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的工具选择。

（三）政策助力双边经贸金融产业融合

目前，我国和中亚五国的经济与产业布局正处在调整转型的主要时刻，急需政府助力拓宽双边金融产业合作。我国应实行“联检”制度，当金融贸易部门的政策有所改变时，需及时通报，避免出现因未通知中亚国家贸易口岸排起长队；需要统一创建检验检疫与交通运输等标准，减少企业金融贸易成本。双边政府应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进程，加大政策协调力度，修订双边合作规则，大力增强区域内各国政策和制度上的有效沟通与衔接，将金融贸易及实体经济有机联系，将以实体经济作为外贸经济增长“助推器”。并且，政府需优化内部型金融投资环境，清除区域内的金融投资、金融贸易与过境运输屏障，提升双边出口能力，推进双边贸易金融投资领域互相接轨，有效配置资源，重新布局投资产品环节，充分发挥设置、营销、生产、输送与辅助商品等价值链。并通过全球业务布局，分散不同金融市场风险，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与互通，拓展产业及装备制造的金融深化合作。

（四）构建多层次经贸金融合作平台

我国应积极构建多层次经贸金融合作平台，完善服务中亚五国产业园区和经济走廊的综合金融体系。将企业、银行、与政府相结合，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技术与资金，搭建多层次的互联互通经贸金融合作平台，促进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同业合作，共同推进人民币在中亚地区跨境贸易与投融资领域的使用。其中，针对基础设施拥有一定条件、产业聚集达到一定程度的园区和入园企业，中国银行业应以提供授信支持为核心，规定健全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为中国与中亚经贸金融合作企业，提供不同金融商品和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工具，如同业拆借、兑换平盘、银行间债券投资和日常资金清算中的跨时区服务。我国政府应积极加入到中亚五国的金融投资和管理平台建设当中，为中亚五国创建提供结算、融资、投资、交易与资本运营往来等多层次、综合型金融服务，提升多层次经贸金融合作平台建设的成功率与有效性。

篇9

关键词：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增长路径；结构变化；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36-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经济运行先后几次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转换。为调控经济过热和避免经济衰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从紧、适度从紧、适度宽松、稳健和积极之间进行了多次相机抉择和组合。鉴于此现实，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走势近年来很有可能发生结构变化。因此，运用一种科学准确的结构变化检验方法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增长路径进行考察，对于研究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各环节的内在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时序列的增长路径结构变化的相关研究中，一个循环依存的问题使得已有检验结果值得商榷：一方面，趋势方程中回归残差项是平稳还是单整序列会直接影响结构变化的检验结果；另一方面，判断时序列是否平稳的单位根检验又需要获得结构变化存在与否的信息。这样，时序列的结构变化检验与残差单整性检验互为条件，相互依赖。因而，准确地判断经济变量增长趋势是否发生变化，要求寻找一种不依赖回归残差平稳性特征并具有良好功效的内生结构变化检验方法。

鉴于此问题，Perron和Yabu（2009）[1]提出一种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quasi-FGLS），由于该方法提出的检验统计量在残差为I（0）和I（1）时的极限分布非常接近，使得检验结果在残差项自回归形式和结构变化同时未知的情况下仍然可信。

考虑到近十几年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本文运用Perron和Yabu（2009）提出的quasi-FGLS方法对199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走势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与以往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结构变化的诸多研究不同的是，大多数已有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应用或者修正结构突变单位根以检验时序列的单整性，侧重于把结构变化作为单位根检验的先决条件，对结构变化的判定也依赖于回归残差的平稳性这一问题讨论较少（例如，Li，2005[2]；栾惠德和张晓峒，2006[3]；滕建州，2006[4]；Liang和Teng，2006[5]；聂巧平和冯蕾，2008[6]），而本文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走势的结构变化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独立于回归残差的是否平稳的假定，克服了以往检验中存在的回归残差平稳性与结构变化循环依赖的问题，结论更稳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结合现实对实证结果加以分析比较，从而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决策和重大事件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作用，并对经济运行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研究。

二、检验模型设定

随机变量的生成过程如下：

yt=x′t？鬃+ut

ut=？琢ut-1+？淄t（1）

？淄t=d（L）et

令T表示样本量，t=1，2，…T，et～iid（0，？滓2），解释变量xt和待估参数？鬃为r×1向量，-1

以下三种模型代表结构变化的三种不同情况：

模型I：仅漂移项存在结构变化。x=（1，DUt，t）′，？鬃=（？滋t，？滋1，？茁0）′，令T1表示结构变化发生的时间，t？燮T1时，DUt=0，t>T1时，DUt=1。此时，检验为H0∶？滋1=0；

模型II：仅趋势项存在结构变化。xt=（1，t，DTt）′，？鬃=（？滋0，？茁0，？茁1）′，t？燮T1时，DTt=0，t>T1时，DTt=t-T1，此时，检验为H0∶？茁1=0；

模型III：漂移项和趋势项同时发生结构变化。xt=（1，DUt，t，DTt）′，？鬃=（？滋0，？滋1，？茁0，？茁1）′，此时，检验为H0∶？滋1=？茁1=0。

三种模型的原假设可以统一表示为矩阵约束形式：H0∶R？鬃=？酌，R为q×r矩阵，？酌为q×1向量，q为约束个数。

？琢的估计值■可以通过如下回归获得：

■t=？琢■t-1+■？灼i？驻■t-1+eik（2）

滞后阶数k根据AIC准则确定，然后进行FGLS回归：

（1-■L）yt=（1-■L）x′t？鬃+（1-■L）ut

由于？琢=1时，Wald检验统计量的极限分布不服从？字2分布，Perron和Yabu（2009）用如下方法构建？琢的超有效估计量：

■=■ ifT1/2■-1>11 ifT1/2■-1？燮1（3）

用■S作为的估计值进行FGLS回归并可证明，三个模型的Wald统计量均服从？字2分布。

针对？琢的最小二乘估计量存在向下的偏误问题，Roy和Fuller（2001）提出如下偏误修正估计量：

■M=■+C（■）■a（4）

C（■）=-■ ■>？子pctLPT-1■-（1+m）[■+？琢2（■+10）]-1 -10

其中，■？琢为■的标准差，■=（■-1）/■？琢，m是系数向量？鬃的行数，Lp=（p+1）/2，p为ut自回归的阶数，a1=（1+m）T，a2=[（1+m）T-？子2pct（Lp+T）][？子pct（10+？子pct）（Lp+T）-1]，？子pct为？琢=1时■的极限分布的分位数，在结构变化位置已知（未知）时，取？子0.95（？子0.99）。

根据式（3），计算偏误修正估计量■M的超有效估计量■MS，然后使用如下quasi-FGLS方法对？鬃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计算Wald统计量WRQF（？姿1）。

最后，在结构变化位置未知的情况下，按照Andrews（1993）[7]和Andrews和Ploberger（1994）[8]的做法，构建结构变化检验统计量：

Exp-WRQF=logT-1■exp■WRQF（？姿1）（5）

？姿1=T1/T，？撰={？着？燮？姿1？燮1-？着}，？着=0.10。

Perron和Yabu给出了该统计量的临界值，其在残差项为I（0）和I（1）时非常接近，因此，根据该统计量得出的结构变化检验结果不受残差平稳性的影响。

上述检验可概括成如下步骤：

（1）对给定的结构变化，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围绕结构变化的退势处理，得到残差■t。

（2）运用最小二乘回归估计式（2），得到？琢的估计值■并计算■=（■-1）/■？琢。

（3）根据式（4）对■值进行修正，得到偏误修正估计量■M。

（4）构建？琢的超有效估计量■MS：

■MS=■M T1/2■M-1>11 T1/2■M-1？燮1

（5）运用■MS进行quasi-FGLS估计，得到系数估计向量■，根据不同模型和ut的不同形式构建相应的WRQF统计量。

（6）在结构变化未知的情况下，对所有可能的结构变化时点重复上述步骤，从而构建Exp-WRQF统计量，对结构变化进行判断。

三、变量指标、数据来源及实证检验

（一）变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10个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①，即：GDP、人均GDP、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人民币贷款余额、实际工资总额、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名义工资总额和就业人数，运用上述方法对这些变量在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期间②的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构建指标之前，先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首先用X12方法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季节调整；然后采用定基CPI指数对除名义工资总额外的其他季节调整数据进行平减以获得各变量的实际值，进入模型分析的是各时序列的自然对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GDP、CPI、储蓄存款余额及贷款余额来自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就业人数和名义工资总额均来自高校财经数据库③。

（二）Quasi-FGLS结构变化检验

首先在同时考虑均值漂移和趋势变化的情况下（模型Ⅲ），对选取的10个变量进行实证检验（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有8个变量的Exp-WRQF检验统计量至少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结构变化的原假设，这8个变量分别是：GDP、人均GDP、就业人数、名义工资总额、实际工资总额、储蓄存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表明这些变量的增长路径同时发生了均值漂移和趋势变化。

对于在模型Ⅲ下不能拒绝原假设的其余两个变量：贷款余额和进出口，本文进一步运用模型Ⅱ进行检验（见表2）。其中，进出口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意味着该变量的增长路径仅在趋势项上发生了结构变化。最后，使用模型Ⅰ对仍不显著的贷款余额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实证表明，除贷款余额外，其余9个变量均在样本期间内发生了结构变化。

对于存在结构变化的自然对数值yt，可以通过下列回归方程得到其拟合值并计算结构变化前后的潜在增长率（参见，Li，2005[2]；Perron和Yabu，2009[1]）：

yt=■+■t+■DUt+■DTt+■t=■t+■t（6）

■t即为yt的拟合值。结构变化以前，yt的潜在增长率为时间趋势项t的系数■，结构变化后，潜在增长率转变为t和DTt系数之■和■。表1和表2在给出结构变化检验结果的同时，也给出了结构变化前后相应的潜在增长率和平均增长率。

四、结果分析

（一）储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

储蓄存款余额的结构变化发生在1997年第4季度，观察图1，结构变化发生前，我国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增长率保持在25%以上，1994年更是高达41.5%；结构变化之后，该增长率出现明显回落，除2008年，其他年份均低于20%。

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通过动态无效（Dynamic Inefficiency）理论对一国储蓄的适度规模进行考察，当一国存在过度储蓄，即储蓄率超过了资本积累的黄金率（golden rule），经济运行是动态无效的，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时期，1980年至1997年，我国储蓄存款的年均增长率为32.91%，大大高于城乡居民个人货币收入的递增水平和GDP的增长步伐。高储蓄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巨额的储蓄存款也会对消费和投资造成挤占，制约经济的良性循环。袁志刚、何樟勇（2003）[9]运用黄金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为减少过高储蓄带来的资源浪费，使更多的资金流入投资领域，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央行运用利率杠杆以期分流储蓄，于1996年下半年开始了连续六年的降息。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效果逐步显现，表现为自1997年年末开始，我国储蓄存款余额的路径发生偏离，潜在增长率由之前的5.37%降至3.14%，增速放缓。与储蓄存款不同的是，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贷款余额的增长路径自1995年以来并未发生，在此期间，无论是国内的宏观调控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均未能改变其走势，潜在增长率在整个时期为3.12%。1997年之前，储蓄存款的潜在增长率（5.37%）高于贷款的潜在增长率（3.12%），而结构变化发生后，二者基本持平（3.14和3.12%），这表明，尽管以利率为调控工具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有限，但通过改变储蓄存款的增长路径，使储蓄存款与贷款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增长状态。

（二）固定资产投资、GDP、人均GDP

高储蓄率是决定高投资率的关键变量，储蓄存款的持续增长带动了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变化出现在2000年第4季度。在经历了1994年到1996年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之后，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缺陷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变的迹象开始显露。为了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我国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并于1999年将促进投资需求较快增长作为五个重点经济工作之首。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刺激政策使我国很快走出危机阴影，表现为自2000年第4季度起，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变化，发生向上偏移。数据表明，2000年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由两位数上升至三位数，到2003年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增速过快问题。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成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动因。检验结果显示，GDP的结构变化出现在2005年3季度，结构变化前，GDP指标的季度潜在增长率为2.06%，而此后该增长率升至2.96%。与GDP相同，人均GDP的增长路径于2005年3季度发生水平跳跃，但是，通过计算发现，其潜在增长率在结构变化后不升反降，由之前的3.01%降为2.36%，增速放缓。我们认为，尽管2003年以来我国就业人数保持持续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方面是生产发展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人力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本文中代表劳动效率的人均GDP（GDP与就业人数的比值）的潜在增长率在结构变化后出现下降。同时GDP与人均GDP在结构断点前后潜在增长率变化的非一致性也说明我国经济目前仍是依靠增加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而非依靠提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

（三）就业和消费

就业人口和消费的增长路径在2002年第4季度同时出现向上的结构变化，二者的潜在增长率分别由之前的-1.23%和2.08%上升至之后的1.76%和3.47%，而这种同步变化正是就业与消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一方面，就业的增加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而这又将推动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另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会带动市场容量的扩张，这种扩张通常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来实现，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于城乡分割就业体制的弊端在90年代后期逐渐显露，城乡统筹就业政策于2000年应运而生并被明确纳入“十五计划纲要”，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推动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就业人口增加，也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成熟，使劳动力资源配置逐渐向市场化转变。在就业改革措施的冲击下，加之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有力保障，自2002年年底，就业人口的增长路径无论在水平截距上还是趋势上均出现显著提高，形成偏离原有走势的新路径。

1997年6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10月，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显现出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趋势，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已由通货膨胀开始转变为通货紧缩。为了走出通货紧缩，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998年至2002年间，我国逐步形成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其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倾向。围绕这个目标，我国政府出台了多方面的政策组合，主要包括扩大劳动力市场容量，增加就业从而提高居民购买能力和通过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来鼓励个人消费信贷等政策。消费刺激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拉动了消费的增长，并对消费者信心指数起到了提振作用。尽管此后爆发的非典对第二季度的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但由于非典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且政府及时采取了稳定经济的举措，损失有限。根据检验结果可知，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在2002年第4季度集中显现，使我国实际居民消费的增长路径向上转变，潜在增长率由之前的2.08%上升至3.47%，此后的“非典”疫情爆发并未能改变这种新的增长路径，而仅使得居民消费围绕该路径发生暂时性波动。

（四）进出口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后，我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出口竞争力受到一定冲击，出口增速滑落。面对严峻的外贸形势，我国加大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力度，以维持和扩大已有的市场份额。首先，在出口商品结构上做出调整，实行“科技兴贸”战略，重点扶植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迅速上升。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一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条件取决于该国的进出口产品是否具有足够大的需求弹性，因此，贬值并不一定增加出口。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使我国出口产品中需求弹性小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提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出口相对价格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并进行外贸体制改革，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权。1998年下半年，符合一定条件的私营企业被允许从事自营进出口业务。由于私营企业出口更富有活力，使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和出口竞争能力得到提高。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和外贸体制改革，给我国出口的恢复和增长带来契机，从本文的检验结果可知，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和外贸体制改革确实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表现为自1999年二季度起，实际进出口总额的增长路径发生改变，潜在增长率由0.70%骤增至5.36%，而这种变化主要是出口增速提高的结果。

（五）名义工资总额与实际工资总额

名义工资总额的结构变化出现在2001年第2季度，稍晚于实际工资总额的结构变化时点2000年第3季度。结构变化后，二者的潜在增长率大幅提高，分别由之前的0.97%和0.82%上升至3.86%和3.16%。工资总额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政策引导的结果，即深化工资货币化改革的结果。1992年，我国开始进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中央于2000年要求进一步深化工资制度改革，使职工收入更加货币化。这种深化改革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实现的，如住房补贴货币化，医疗保障货币化、职工补贴津贴货币化等，隐性工资逐步显性化，使名义和实际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路径先后偏离原有的趋势，增长速度较先前出现显著提高。

五、结论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多次调整的现实，本文采用Perron和Yabu （2009）提出的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的10个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增长路径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除贷款余额外，GDP、人均GDP、储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实际工资总额、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名义工资总额和就业人数的趋势方程均存在结构变化，潜在增长率出现明显改变，但这种变动有增有减。

通过对结构变化时间的分析和变化前后增长率的比较，本研究发现，我国的就业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末的消费和投资刺激政策，工资货币化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和科技兴贸战略对宏观经济各方面产生了有力冲击，使大多数经济和金融总量的增长路径发生偏移，从而出现结构变化[10]。在这些变化中，就业和居民消费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因此在政策调控上应注意二者的协调发展。检验结果同时显示，我国经济目前仍是依靠增加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而非依靠提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近年来就业的持续增加是生产发展的真实需求和国家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得就业人口人均GDP的增长率在结构变化后不升反降。

作为时序列的趋势方程是否存在结构变化的一种检验方法，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检验法有其特有优势，该方法构建的检验统计量在残差为平稳和单整序列时具有非常接近的极限分布，适用于在趋势方程中残差项自回归形式和结构变化同时未知的情况下的结构变化检验，故本文得到的结论更加稳健。

注释：

①10个变量的选取参考梁琪和滕建州（2006）所使用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

②由于名义工资总额在1995年第1季度至199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缺失，本文的名义工资和经物价平减得到的实际工资的样本数据为1996年第4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

③我们获得的CPI数据是月度同比指数，月度定基CPI数据根据倒推环比法并使用月度同比指数以及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的月度环比指数得到，然后根据月度定基CPI计算季度CP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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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调控；国际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1-0064-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自由化持续发展，各国金融调控在强调个性的同时，逐步呈现趋同性的特征，全球金融宏观调控合作在不断增强，国际金融调控新秩序逐步形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大国，金融发展还比较滞后，在走向国际合作的金融调控新秩序中，需要慎重总结国际经验和教训。本文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并从货币政策框架、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归纳。

一、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滞胀”，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放弃了多重目标的做法，而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进而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当作各国货币当局追求的首要目标。新西兰、智利、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相继采用这种新的货币框架；美联储在90年代后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低物价基础的前瞻性信息作为货币政策目标；1999年欧元区成立后，欧洲中央银行将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欧元区物价稳定，为欧元区提供一个能够稳定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环境。韩国、泰国等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采取了反通胀的政策目标。可以说，1990年代以来，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特征。

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各国也适时做出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创造机制受到了很大冲击，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渐趋明显，与产出的关系减弱，作为中间目标的基础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多数发达国家又重新采纳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分别于1982、1985、1986年宣布货币供应量不再作为中间目标；美联储1993年正式决定放弃实行了10余年的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制度，而以调节利率作为主要手段；欧元区也将作为操作目标的短期利率称为隔夜借款平均利率，欧洲中央银行通过常规性再融资操作来体现政策立场。

二、利率市场化应遵循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次序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配置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经历了漫长的市场培育和制度创新，并为金融全球化创造了条件。以日本为例，它在二战后实行了金融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并从1970年代起分阶段实行利率市场化，1994年取消除活期存款外所有存款的利率管制，利率基本实现自由化。日本的利率自由化过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利率市场化遵循一个次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先国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长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

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开始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有些国家由于急于求成，经历了改革挫折和金融危机的困扰。韩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历了反复不定的局面。1988年12月，金融当局宣布了一揽子利率自由化的措施，放开除一些政策性贷款外的所有贷款利率和两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但由于利率放开过快，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市场利率大幅上升，物价上涨过快，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利率重新被管制起来，第一次利率自由化改革失败。类似的国家还有阿根廷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挫败的教训表明：（1）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比较脆弱，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2）必须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和法律制度建设，否则，市场化的资金定价机制与脆弱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产生金融危机；（3）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金融主体要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积极实施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防范和控制内外部金融风险。

大多数转轨经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也经历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成败掺半。比如，波兰利率市场化相对比较成功，一个基本经验也是分阶段有次序地进行。首先紧缩财政预算支出，并减少政府债务，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使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保持在正的水平，有效地调节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俄罗斯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公认为不成功的。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采取了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1992年，中央银行开始采取拍卖方式分配信贷额度，通过拍卖形成一种市场基准利率，然后再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及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利率水平，使利率水平逐渐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但由于政府过早放弃对商业银行的全部控制权，经济转轨过程中急剧的产权改革产生了众多资质较差的中小银行，社会资金和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导致俄罗斯90年代经济的全面衰退。

三、汇率改革必须坚持平稳过渡

建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追求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不乏汇率改革成功的案例，比如印度和波兰等。印度是发展中国家汇率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国际收支危机后，印度当局决心展开一揽子的经济改革，而汇兑制度改革是其中的关键。1992年3月，为了配合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和外国投资领域的改革，印度开始实行双重汇率，但很快便在1993年3月1日实现了汇率并轨，同时放弃了钉住汇率制，进入由市场供求决定卢比汇率的管理浮动汇率时代。在宣布退出钉住汇率制以后，外汇市场上的卢比汇价确实被允许浮动。央行管理汇率的目标是使卢比的对外价值反映印度的经济基本面，即将汇率水平保持在能使经常项目赤字可持续的水平上，在这个总目标下，央行有义务遏止不稳定的市场投机因素，避免汇率过分波动。由此可见，从汇率制度的设计理念来看，印度实行的是汇率目标区制度，即央行在心目中事先设定了可持续的中心汇率水平以及许可的汇率波动区间，允许市场汇率在区间内自由波动，如遇大额的外汇供求不平衡，央行将入市干预，同时，中心汇率水平也将根据实际经济状况而作出调整。1990年经济转轨以来，波兰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单一盯住到盯住一篮子货币，再到爬行盯住、爬行区间浮动，最后到完全自由浮动的演变，历经十年时间。期间，波兰几乎经历了国际上所有的汇率制度形态，但每次制度更迭都没有引发货币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的高通胀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实际汇率升值，于是，1991年5月，兹罗提从盯住美元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五种货币――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为刺激出口复苏，1991年10月，波兰从盯住一篮子货币转而实行爬行盯住的汇率安排，对兹罗提实施分步贬值。1995年3月，波兰中央银行扩大央行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的区间，5月，以爬行区间盯住代替爬行盯住，区间为中心汇率的上下7%。1990年代后期，波兰中央银行确立了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2000年4月起，兹罗提正式自由浮动。此后，兹罗提汇率波动有所加剧，但总体呈现温和升值的态势。整个20世纪90年代，波兰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一度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称为“展翅翱翔的中欧之鹰”。

相比较，墨西哥和巴西的汇率改革显得失败。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遏制通货膨胀，实行了稳定的汇率政策，但墨西哥本币长期高估，削弱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造成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在资本大量持续外流的压力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贬值15.3%，然而这一措施在外国投资者中引起恐慌，资本大量外流。墨西哥政府在两天之内就失掉了40-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2月22日，外汇储备几近枯竭，降到了少于一个月进口额的水平，最后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被迫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几天之内新比索下跌了40%，终于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 巴西一直实行国家干预的汇率政策，汇率长期高估。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风暴期间，巴西政府为了维护雷亚尔币值稳定，只好选择了以牺牲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来对付这场危机的冲击。据统计，1998年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稳定.巴西为此损失了大约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999年1月13日，巴西政府因地方政府抗交欠中央政府的巨额债务引起外资恐慌逃走而不得不宣布将长期相对稳定的本国货币雷亚尔贬值8.5%，1月15日，巴西政府宣布暂时实行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自由浮动政策，当天雷亚尔贬值18．7%，1月29日，美元兑换雷亚尔的比率跌至1：20，创历史最低纪录，形成巴西历史上的货币危机。

可见，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汇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建立一个适应性的汇率改革机制，特别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如果汇率的内在压力不能通过主动调整加以化解，势必以危机的方式加以释放。另外，要根据国情主动调整引资结构，避免汇率危机。特别是要有审慎的资本管理模式以及弹性的开放进程安排，采用综合手段，政府或金融当局应有足够的认识和防范措施，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采取实质性的合作手段，以应付游资的冲击，降低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以及开放后本币崩溃的可能。

四、建立具有较高预见性和透明度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

一个国家的货币决策机制是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法制制度、金融管理体制等相联系的。在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和发达的国家中，大都强调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增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形式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集体决策逐渐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的发展潮流。根据对全球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查，在88家中央银行中有79家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s，MPCs)进行决策。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优势明显，可以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管理目标，可以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实现整体智慧胜于个体智慧，可以避免出现极端个人行为，从而保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

美国是全球金融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决策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格林斯潘1987年入主美联储，在全球经济变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取得了低通胀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消费物价指数3%，平均失业率5.5%，巩固了联储反通胀的信誉。而这一信誉主要来源美联储决策机制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首先，美联储决策显示了对数据的高超把握，增加了决策的可预见性和前瞻性。美联储不仅利用政府的统计数字和联储自身开发的数据系列，而且利用公司年报和零星的非正式数据，并准确地提炼这些数据，建立了季度和月度的经济计量模型,对货币需求进行模拟，并对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些因素进行专门研究；其次，货币决策体现了相机抉择与货币规则相结合的原则。比如，在利率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美联储采取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利率上调和下调轮番运用，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及时的转换；再次，决策的透明度得到提高。美联储独具特色的听证制度，联储主席定期向国会作听证报告是对联储的一项法定要求，还定期公布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情况，如2005年，美联储开始加大公布市场委员会例会会议记录，使其成为反映该委员会思路的更及时的指南。最后，央行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及时接受公众的评价和监督，也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而在一些经济转型国家，货币政策决策往往受到各方面的干预，调控缺乏科学性和协调性。比如，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俄罗斯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货币政策受到政府、各方利益集团等方面的干预。例如，在1994年公民表决前和1996年总统选举前，叶利钦为了确保其领导地位，曾许诺要大幅度提高养老金、助学金以及最低工资等，使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中途失效。另外，俄罗斯议会和政府的矛盾也常使央行维护货币稳定的政策受到严重冲击。1996年下半年后，议会更注意国内三角债问题，曾有一次要求银行在半年内大量增发货币和信贷，使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4%升至70%，导致信贷规模失控。因此，尽管文件上规定了俄罗斯央行执行其职能的独立性，但是实际上的种种干扰，使得俄货币政策的效应无法实现。

五、货币政策应始终和财政政策保持协调运作

随着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结构失衡和不确定性加剧，一个国家内部甚至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难题。在这一方面，发达国家有典型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与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之间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所产生的良好经济效果成为成功范例载入美国经济史册。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一直为庞大的预算赤字所困扰，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1992年，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2904亿美元。克林顿上台后，针对里根――布什政府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所留下的后遗症，提出了“重建财政”的设想，主要包括：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削减国防经费和联邦行政费用，以减少财政开支，加强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操作；改革相关企业和个人税制，实行“公平税负”的税收原则，增加财政收入；增加投资，推动经济转型和实施增长战略来增加财政收入。有增有减的财政政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逐年大幅减少。从1992年的2904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226亿美元，并于1998年首次出现了692亿美元的盈余，这是联邦财政30多年来的第一次。同时，美联储放弃了单纯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改用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将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结合起来，实施“抑短放长”的利率政策。财政状况的不断改善，增强了国民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促进了长期利率的下降，刺激了企业投资，加快了国内私人资本的形成，推动了投资市场繁荣，同时又为政府更好运用财政措施来调整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使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为美国90年代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保证。1992年-1999年，通胀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水平，1999年为1.5%。

国际上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失衡导致经济损失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日本80年代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不力。1985年9月，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原西德为了解决美元高估及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了《广场协议》，旨在通过国际协调促使美元贬值，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9月的1：240一直降到1986年的1：150，美元贬值使日本的出口受到沉重打击。在相关利益团体的压力下，日本央行持续地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利率则严重偏低，经济体中存在大量的过剩资金，流入到证券市场或进行土地投机，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并最终进入长时期的“流动性陷阱”。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来增加公共开支，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90年代后期，桥本内阁错误地认为日本已经走出了经济周期的谷底，不合时宜地推出了财政紧缩政策，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消费税，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并大幅度减少了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的规模，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复苏。

上述案例表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是保持货币政策顺利实施的前提，克林顿――格林斯潘的紧预算宽货币组合有助于投资扩张。正如格林斯潘在2000年1月对克林顿所说的：“如果你不削减赤字，我就不能这样做；如果你没有扭转财政状况，我们就不能拥有我们所拥有的那种货币政策”。同时，在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而往往是结构和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而非简单的扩张或紧缩政策能实现，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并提出货币和财政政策配合的方向、力度和时机，以保证政策的双向协调和配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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