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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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众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贯穿着一种思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为适应综合经营需要逐渐向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变革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笔者并非绝对否认金融统一监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对上述思路的论证方式仍然存有疑虑。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的基本原理,仅有国外法制变革的现实而缺少对该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提出法制借鉴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体系的统分,起码包括人员机构、经营业务、金融监管和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并非是一项“统一”的理念或号召就能够瞬时解决的宏观问题,而应当选择合适时机和步骤逐步完成。[1]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 1999 年制定《证券法》时选择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按照金融产品保障、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基本分类,建立了“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体制。如今面对金融产品功能混合、金融业务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机构发展的客观现实,在采取逐步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方式下,如何区分金融产品功能以及确定相应金融监管机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冲击,银行或证券监管部门是否应当介入、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如何对具体金融产品或行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仅有金融监管的宏观理念和制度变迁描述是不足的,还必须深入到细节问题上,有必要从根本上扩张“证券”概念及范围,这样,才能对当下金融监管职责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经营与监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较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 2005 年修改的《证券法》第 2 条对该法调整范围的界定,该法调整“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同时,“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1999 年《证券法》制定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法》应当调整所有证券(包含其衍生品种)的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券法所调整的证券关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债券等基本证券的交易活动,而对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活动在公司法已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作出补充性规范。此外的其他证券,即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种调整范围的观点,称此举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惯例、现行体制和立法技术几方面的综合分析”。[3]这在学者看来属于一种“过渡阶段”立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解释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图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修改《证券法》过程中对“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问题,已经成为执行《证券法》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没有分散型法律、法规设计的情况下,统一型法律已经先期出台了,其调整对象‘宽’比‘窄’好”。[4]然而,在 2005 年该法修改时,对法律调整的证券种类仅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种;关于“证券衍生品种”的法律适用,《证券法》原则规定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实践中,仅有中国银监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于 2004 年《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3 条中规定“衍生产品”是一种以“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为基本种类的金融合约,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证券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授权认定过“其他证券”的种类。总体上,我国目前《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是以股票、债券为基本类型,相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审查批准、信息披露、不当交易控制、法律责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种证券概念的界定而构建。

    面对以股票债券为基本证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新发展,现有立法中的证券概念显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对金融实践进行规制。国外法制经验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都对证券范围有所规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标准’对证券种类进行不完全列举。功能标准,是指按照某种权利证书是否符合证券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来判断其应否归属于证券,而不是按照该种证书是否被冠以证券之名而进行判断。所谓不完全列举,是指证券法只能列举证券的主要和常见类型,而无法全部列举各种证券形式”。[5]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需要扩大《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建议,“在列举法定证券种类的基础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为证券监管机关判断某种金融投资商品是否属于‘证券’提供判断标准”。[6]如此,学理上需要探究说明的问题是,如果从列举角度无法完整概括证券种类,是否可能设定兜底性条款或实质性标准来说明证券特征,以使监管执法及司法部门明确判断金融产品是否具有证券属性、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或比照相应原则进行规范管理。

    三、证券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习惯于从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和相关概念种属确定或比较鉴别,以此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提炼证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证券是一种记载于某类介质上的权利凭证,由此其属于法律中书证的范畴。由于证券法上证券通常表彰的是财产权利,并且按照该财产权利与证券介质之间的关系,证券概念被缩限在有价证券的范畴中。其二,证券是财产权利的凭证,其与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证券被等额划分或标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份额的自由转让,因此证券被认为具有标准化及流通性的特点。在大陆法学理中总结证券的特征为:证券是一种投资收益权凭证、是一种占有凭证、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7]学者进一步将有价证券区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并认为证券法中的证券为资本证券,而货币证券为票据法的调整对象。[8]

    此种证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够勾画出证券法上证券在民法书证或广义证券体系中的地位,便于从形式上定位证券概念。然而,此种方法注重形式比较,没有解释出区分商品证券、货币证券或资本证券的实质,在足智多谋的金融投资者面前这种证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国 SEC V. W.J Howey Co.案[9](以下简称“Howey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交易对象以果园和果树等实物资产为表现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对事实上存在证券的实质性的司法认定;而在 Reves V. Ernst & Young[10]案(以下简称“雷维斯案”)中,作为投资工具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签发的见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将该案中的本票认定为证券。

    以上述案件为例,笔者明显感到,如果以大陆法惯常使用的证券形式概念和种类列举方式,将会出现法律规制漏洞的问题。相较而言,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证券法制较为注重法律关系的实质性,“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经济现实轻法律术语、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务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只要在经济现实上与证券一致,就按证券论,要求登记披露,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反过来,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备股票的基本特征,还是不能按股票论”。[11]

    美国证券法制中对证券的概念界定,实质上是采用双层认定体制。首先,美国 1933年《证券法》第 2 条 a 款及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3 条 a 款第 10 项都有对“证券”种类的列举式规定。其次,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裁判认定证券的情形。尽管美国联邦及州立法中对证券概念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但实践中具有证券性质的金融工具种类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因此,司法机构承担了在具体案件中判断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证券法律规制的任务。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几项证券判断的重要规则[12]:第一,尽管股票作为证券的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明确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权及承担责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还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投资合同(investment contract)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证券概念;第二,投资合同成为法院认定证券法列举证券种类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对金融工具证券定性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实上,美国借助投资合同这一含义不甚明确的概念,实现了法的稳定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的平衡,由司法机构承担了面对实践不断产生、花样翻新迅速的证券类金融工具性质的认定工作。

    受美国证券法的影响,日本《证券交易法》第 2 条也采用列举方式规定所调整证券的种类。[13]该条在详尽列举各种类有价证券之后,还概括性规定可适用证券交易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因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必要且适当,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书”情形。为应对交易商品多样化趋势、重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秩序,特别是吸收证券化关联商品的法律规制需要,日本 1998 年修改《证券交易法》时增加了第 2 条第 18 项,即在列举第 1-17 项之外,法律概括性规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为确保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有必要,政令(《证券交易法实施令》1 条)规定的证券或证书”。[14]2006 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时,将“证券”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尽管立法并未对“金融商品”进行明确定义,但为适应各种基金实践需要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定义,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5 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合伙、有限责任事业合伙、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他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15]尽管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终完成,但从“集合投资计划”概念的导入,到对有价证券概念定位采用“经济实质性标准”的做法,显然是受到美国“Howey 案”判决的影响。这为日本《证券交易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变身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该法规制所有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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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顾名思义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但却不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它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方式。互联网金融的类型不断扩展，由于其不仅包含传统金融的特性，也有新型金融的特征，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而言应该包括：互联网支付类、P2P借贷类、众筹融资类、虚拟货币类、互联网保险类及其他传统网络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发展并不成熟，发展中也面临很多问题：

1.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合法性问题。虚拟的网络技术进入金融领域时，互联网金融随即产生，当互联网金融刚出现时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而今，第三方支付、P2P借贷、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层出不穷，然而仍然缺乏法律的规制，也没有政府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得互联网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虽然对第三方支付设置了行政许可制度，但其他金融机构的成立并不需要许可，仍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

2.互联网金融法律关系的规范问题。互联网金融下的法律关系有和现存法律关系交叉的地方，但是由于其依赖于虚拟技术，又有特殊的地方。互联网金融并没有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只是利用网络技术对多种法律关系进行串联，形成了新形态的综合法律关系。比如在P2P借贷关系中，它包含了一般意义的借贷关系，也有借贷双方，但是它是借助于第三方借贷平台实现，借贷双方并不需要见面，因而具有匿名性。对诸如此类的涉及法律关系的新问题要进行有效规制。

3.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制问题。我国对传统金融实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进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一模式并不能容纳互联网金融的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呈现混业化和多元化现象，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必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施改革创新。另外，由于互联网金融没有时空性，客户分布广泛，对其监管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4.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问题。1994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将金融消费者纳入保护范围，也没有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进行规制，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权益受损后的救济更是无从谈起。金融消费者可能面临售后服务不完善、平台退出时资金保全得不到维护等问题。

二、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现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虽然我国尚未出现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也没有成立专门的机构，但是由于其本身仍然是属于金融领域，因而，在原有的框架内也可以对其进行一些规制。金融监管依赖于强有力的主体，在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包括：官方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金融市场特殊主体金融交易所。互联网金融的勃兴带动了我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在证券领域，行业协会被赋予了一些重要角色，如证券协会拟出台规定对私募股权众筹进行规范；银监会的组织架构也在2015年进行了调整，监管部门由11个增加到17个，其中有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专门机构，如网贷归惠普金融机构监管；保监会也在着力健全行业的保险资产交易平台和资产托管中心。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架构的改革和完善，但是其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仍需要进一步的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仍存在真空。

金融监管的规则体系主要是指立法体系，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规则体系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但广义的互联网金融规则体系还包括行业协会的相关办法和指引。互联网金融的生长带动了金融监管规则的变化，呈现了“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改革趋势，即逐步放低准入门槛，完善平台退出时的后续管理工作。

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也是在法律的缝隙中生存，由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迅速革新的事物总是在寻找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企图逃离法律的束缚，不可避免的会有原有金融监管机构不能涵盖的新的金融机构的出现。而我国又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模式，对于跨行业的互联网金融也会出现相互推诿直至无人监管的现象。

法律并不能预测到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只能是对已出现过的现象进行规制，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而互联网金融却依托信息技术处速变革之中，因而，法律很难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及时做出反应，这就需要制定开放式和总括式的法律，以便在适用法律时有解释的空间。例如，我国证券法上没有对证券进行抽象定义，现实生活中出现一些新形式的融资和集资活动时，证券监督机构无法依法监管，或者一概归为非法集资。这样使得结果呈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放任其自由发展，那这中间就存在很多的风险和隐患；另一种是把创新扼杀在摇篮，那么无疑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要做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有法可依就要对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完善。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改革措施

1.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明确法律地位。

互联网金融往往没有准入门槛，只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支持就可以进入该领域，又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真假很难鉴别，因而，互联网金融市场中鱼龙混杂，个别贪图利益的人混入其中借机骗取财物。因而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设置一个合理的准入门槛，对金融主体的法律资格进行审核，对其法律地位进行确认。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确定了之后可以方便有关部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确定之后，有利于金融消费者进行识别，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改革监管主体职能，加强监管协调。

在现有立法中存在我国金融监管主体职权授权不明甚至与法律相冲突的现象，一些监管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并没有直接的甚至是间接的法律依据，导致了监管效率低下甚至监管不到位的现象。鉴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非常规性，时常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建议授予金融监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挥和调整。

另外，如前所述，我国实行的金融管理模式为“分业经营”模式，而互联网金融的突出特点就是混业性和多元化，因而，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时常出现监管真空。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业务性监管模式，建议我国逐步推行功能监管模式，即按业务功能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按照业务功能进行监管可以加强监管机构的组织和协调，避免监管真空的出现。

3.修改相关金融法律，引入包容性概念。

如前所述，法律本身滞后于社会现象，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有突变性，所以，具体性的法律规范很难跟上互联网金融发展变化的速度，这时就需要增加法律条文中的抽象性概念以期在出现问题时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可以扩大条文的适用范围，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现象。当然对于包容性概念的引入要把握好限度，如果超过必要限度，就会导致法律的形骸化，法律形同虚设，而实际操作则完全有行政部门自己把握，这无疑也是与依法治国的理念相冲突的。在开放性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律的解释，也是应对实势变迁的良好选择，既不损害法治原则，又能有效实施监管。

4.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实现双重监督。

为了适应互联网金融突变性和速变性的特点，有必要适当放宽金融监督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然而权力总是和腐败如影随形，权力放宽后，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则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法律问题也会涌现。所以，为了防止金融监督机构滥用权力，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让金融监管机构能够依法行政。这相当于对互联网金融实行两级管理制度，一级是金融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另一级是通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实现间接监管。这种双重监督，既有利于及时有效的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问题，同时也可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避免权力的滥用。

5.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衡平利益冲突。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立法，甚至都没有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只是在《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中有保护储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的条款，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一般的民商事法律中有可以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条款，但是这些条款散落在不同的金融法和民商事法律中，概念界定不明晰，针对性不强，可能出现适用混乱的现象。为了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还可以根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设专章对其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强化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结语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其发展的总趋势却是不可逆的，因而要通过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来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明确其法律地位；改革监管主体职能，加强监管协调；修改相关金融法律，引入包容性概念；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实现双重监督；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衡平利益冲突。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策。

参考文献[1]任春华，卢珊.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其治理[J].学术交流，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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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微观审慎：宏观审慎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9-0029-03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监管总是与金融危机相联系的，无论何时发生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立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易宪容，2003)。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也不例外，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又一次受到了挑战。危机前，大多数国家采纳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而危机的爆发和迅速蔓延表明，以金融机构偿付能力为基础、强调单个金融机构个体稳健的传统金融监管，在新的形势下已经无法完全胜任其职能，宏观审慎的概念被再次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和方案。

一、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

金融监管中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区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国际清算银行总裁Andrew Crockett(2000)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Micro-prudential)与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两个维度。微观审慎的目标是减少单个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宏观审慎的目标是减少整体经济因金融危机而产生的成本。在宽泛的意义上，两者的目标分别是“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如果将金融系统看作一个大的投资组合的话，宏观审慎关注的是整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投资收益与风险，微观审慎关注的是单个证券的收益与风险。

Claudio Borio(2006)从目标、关注点和风险性质等方面对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作了具体区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限制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风险，以免对整个经济实体的真实产出产生巨大损失。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单个机构的风险控制。而不考虑他们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因此，宏观审慎的目标更多是在宏观经济中，而微观审慎则在保护消费者(存款人和投资人)方面得到合理体现。

从风险性质的角度看。宏观审慎认为风险依赖于机构的集体行为――在技术层面它是“内生的”。这是因为，总体而言，机构能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交易的数量(即借和贷)，由此影响经济力量本身。反过来，这又对机构的良好运行具有强大的反馈影响。与此相对的，由于关注焦点在于单个个别机构，微观审慎的视角会忽略这种反馈，即将风险看作“外生的”。孤立来看，单个机构一般会对市场价格或经济整体产生很小的冲击。宏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体系整体，微观审慎则关注单个机构，因此，从监管手段上看，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而后者是“自下而上”。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微观审慎监管的偏差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缺位

(一)微观审慎监管的偏差

根据传统的银行审慎监管理念，资本要求是银行监管的根基，人们采用资本要求的根本原因是维护被监管机构的偿付能力。保护债权人利益(Dewatripont＆Tirole，1994)。这种微观审慎监管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资本协议中，并逐渐发展演变成为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事实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其完全实施之前已显现出严重缺陷，而此次危机则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将其充分暴露。

1.新资本协议在流动性风险的管理要求方面存在不足。虽然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指出，流动性风险是银行经营管理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风险之一，在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中要求银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但对如何管理流动性风险、如何计量流动性风险、如何应对流动性风险等这些重要问题，新资本协议的规定相对简单。而且，在金融创新和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银行流动性风险表现出更为复杂的表外运行趋势，依靠日常的监管手段很难实时监控，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则迅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而难于逆转。

2.新资本协议对于创新金融工具的资本约束不强。随着金融工程的迅速发展，银行除了存贷款等传统业务外，在证券化产品、表外融资工具、股权投资、衍生产品交易、投资银行业务等新兴业务领域的投资组合迅速增长。而新资本协议虽然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要求和方案，但对这些新工具缺乏明确、具体的处理办法，对其中类似CDO(担保债务凭证)这样的金融工具的风险认识不足，对一些新出现的风险也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本覆盖。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现行的新资本协议没有捕捉到一些较为关键的风险，因此，委员会在2009年1月了《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修订案》(征求意见稿)，对非证券化信用产品提出了“新增风险资本要求”的概念；对证券化产品，要求按照银行账户计提资本。委员会还在考虑要求银行计量压力下的VaR、停止对于股权特定风险4％资本充足率的优惠等(黄志凌。2009)。

3.新资本协议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缺陷。根据新资本协议，其第三支柱即市场约束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充分的信息披露。但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演化看，无论是CDO还是CDS，其市场规模、机构持有状况以及风险评估，都不为投资者所知，当危机爆发后，信息的不透明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并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二)宏观审慎监管缺位

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并不足以实现宏观的稳定，经济学理论上所说的“合成谬误”就是其具体体现，而从此次危机看，宏观审慎监管的缺位是监管领域暴露的最大问题，

1.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与监管缺位并行。影子银行系统(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The Paralel Bankin)Svs，tern)，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通常从事放款，也接受抵押，是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巴曙松，2009)。长期以来，影子银行系统游离于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而通过高杠杆投资方式将利润急剧放大，从而鼓励了整个金融系统的过度信用扩张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在带来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和高杠杆操作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并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

2.多头监管诱发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在现有监管体制下，不同类型的金

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经常会导致监管当局的监管工作陷入“监管重叠”(Regulatory duplication)和“监管真空”(Regulatory gap)的困境中，从而为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Regulatory arbitrage)提供了空间，诱导金融机构选择监管宽松的监管者，形成了竞择监管者行为(Regulator-shopping)。

3.顺周期性的监管政策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积累。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顺周期性是指经济中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馈机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会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导致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长期以来，监管机构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对政策产生的顺周期性认识不足，加剧了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三、有效平衡金融监管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建议

针对此次危机暴露出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中的种种弊端和缺陷，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了金融监管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反思这些改革建议和方案，并结合中国客观实际，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以达到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平衡。

(一)进一步完善微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和工具

微观审慎监管是审慎监管体系的基础，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取而代之，而应基于现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加以补充和完善。从我国金融业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进程看，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强化市场纪律约束等问题依然是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攻坚难题。因此，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以及坚持通过一切监管行动和措施来强化审慎风险监管和促进被监管对象的进步、依靠银行业金融机构内因的积极变化来构建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防线等原则，其意义在危机背景下更加凸显。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加强风险集中度和大额风险暴露的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细化了对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业务的披露要求；将薪酬机制纳入监管范围，完善金融机构激励机制。

(二)扩大监管范围，涵盖所有的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

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近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强调了应将监管范围扩大至包括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和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被监管机构的扩大，将信用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等纳入监管范围。二是被监管产品的扩大，将衍生产品尤其是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三是被监管市场的扩大，包括将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影子银行体系”和“结算和交割体系”等纳入监管范围。不仅如此，G20伦敦峰会报告《强化稳健监管和提高透明度》还提出，还应要求不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也应具备注册资格或接受适当监督，还要特别考虑到非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同质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在中国金融创新开始起步、跨行业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各监管机构之间明确职责分工、加强不同形式的金融监管、不留监管真空，显得尤为重要。

(三)建立统一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机构。加强监管部门问的协调和配合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应在于防范跨行业、跨市场、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在中国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下，必须加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力求发挥合力，使监管更加及时有效。未来可以考虑借鉴欧盟的做法，在现有监管机构之外，构建相对独立的系统性风险理事会，专门负责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识别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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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急需解决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国际和国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并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内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国内金融业协调监管的现状和不足，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别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间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监管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机时代，注重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金融监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不等同于宏观的货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对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它不仅需要一系列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同样也需要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内的调控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对于保证各政策层面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政策的最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金融监管之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国际清算银行总裁 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维度”[1]。微观审慎监管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它的目标是降低个体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它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危机发生前，多数国家主流的监管理念来源于巴塞尔协议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们普遍意识到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稳健性运营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国的金融监管由微观审慎转向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1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和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银行业快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80 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同样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国际银行业，在公开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一词，主张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降低整体的系统性风险[2]。但由于当时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国际上普遍认为针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足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仍不被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实现银行持续、有效监管的两种途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重新反思传统金融监管方法的内在缺陷，并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中，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2009 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有关货币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 随后，央行多次强调我国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2012年3月，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设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没有一致意见。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应为整个金融系统”[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报告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必须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对金融体系稳健的影响，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运营。2011年11月，针对目前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认识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了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报告并提交给20国集团戛纳峰会。该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以运用审慎工具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4]

2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在有关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核心主体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宏观体系的现状和动态的了解更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监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的实施更具有效性。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美联储、财政部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应对和解决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隐患；欧洲央行和欧盟各国央行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它不仅是欧盟宏观审慎监管的最高级别决策机构，也是相关监管法律和规则制定主体。

（2）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不具备专属性，各国应结合各自国情和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和选择。2009 年底，针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 33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国央行已开始积极使用多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当信贷扩、经济位于上升通道时，监管工具的实施更为严苛 ；当信贷萎缩、经济低迷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

“目前可以将各国监管机构运用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和负外部性为目的的监管工具，这主要是指解决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问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杆和期限错配放大效应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体如外币贷款限额和期限错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监管资本要求、贷款成数和债务收入比例进行逆周期调整”[5]。

（3）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国际上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头监管体制；另一类主要以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统一监管体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多头监管体制，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各个监管主体往往只关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局部金融风险，容易忽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将整个金融市场纳入监管体系。

第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应采用相机抉择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在具体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操作，还需要根据危机的进展和未来的趋势对政策干预的力度和时机进行灵活地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成本。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 年9 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确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6]。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针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做出原则性的要求，明确协调监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协调监管的组织形式上， 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协议的签订，对协调监管的具体事宜，如权责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机制等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并未制定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专门的协调机制，同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不合理，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但同时，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力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各国对此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众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还要考虑各个层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这必然需要各个部门、各项政策的共同协作和协调配合。而金融协调监管是就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个层面监管的目标。在监管主体方面，通过协调机制促进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与合作，避免监管决策和行动出现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拓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监管工具实施方面，建立国内、国际层面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抑制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减少由于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的监管套利机会，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总之，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尤为紧迫。

三、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

1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充分说明，仅仅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和运营风险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一个体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体金融机构决策的结果却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隐藏和积累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对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无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观的视野，不能以降低整体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进行决策，这就必然需要宏观的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是从系统的、宏观的视野进行审慎分析，识别并评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避免对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宏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在微观和宏观监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1）实现监管指标的有效结合

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监管指标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馈，无法及时反映隐藏和积累的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又容易放大风险的负面效果，造成监管政策的过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监管指标的要求，衰退时期则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指标，以抵消经济的波动；同时调整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指标的设定应顺应宏观审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监管机构的联动性指标，降低风险跨机构传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观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忽略系统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各监管主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顺畅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并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对信息共享平台运作的技术支持，提升平台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准；其次，明确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最后，尽快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相关的数据库。对宏观经济层面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反馈和采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的识别、采集和整理，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3）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

改变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监管。在已有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赋予该机构更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协调监管机构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划分与其他监管部门监管权责界限，提高协调监管机构的执行效率。

2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都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为目标。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畴。宏观审慎监管是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的概念，是为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而提出的，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质上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但两者的调控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互影响。那么在二者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的协调配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以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利率等措施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既需要考虑货币供给的平衡，也应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很低，货币政策当局往往更重视前两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成功的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同时，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互相促进和补充，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是影响二者协调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信贷变动情况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也将变化，从而二者之间协调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较稳健、信贷总量变动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标、实施工具等相互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将更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时，央行及监管协调机构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方式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失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或宽松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将很难奏效。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应在审慎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应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作为风向标，以避免相互冲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税收等手段调节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偏好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它更容易忽略宏观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更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及时识别和评估财政政策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保证了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和运行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配合，首先，应保证政策实施主体间顺畅、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当局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应充分了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动态和监管反馈的最新信息，保证未来的财政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也应科学地评估未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平稳性的影响程度，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抵消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建立政策实施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明确彼此的权责，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次，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一定的稳健性。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为了重建信心，防止经济体系崩溃，往往过度使用财政政策，这将限制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调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瓦解。

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应实现最有效的国际合作

鉴于宏观审慎监管国际合作的不足，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地呼吁、指导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金融稳定论坛（FSF ）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达成协议，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的机制，同时双方的合作框架还对宏观审慎监管方法、金额监管指标、资本金监管规则、跨境监管以及各国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开拓并巩固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国际领域的协调监管合作中由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我国尚未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未来我国应积极倡导、参与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努力成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最大限度减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成本；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金融协调机构，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与贸易、金融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保持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Andrew， CMarrying the Micro-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Z]Basel，Switzerlan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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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orio，C 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R] BIS Working Paper，No 12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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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nson，S ，Kashyap，A ，Stein，J A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0，（1）

[10] Borio，C，Drehmann，M Towards an Opeation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tability：“Fuzzy”Measur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R]BIS Working Papers，No 284，2009

篇5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法教学法律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922.28-4；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7-0225-03

随着“社会金融化”与“金融社会化”两股浪潮的交织演进，金融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金融法课程，进而使得金融法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金融法教学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特征，教学内容泛化、零散且恪守传统金融法的知识疆域，未能及时回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以至于存在脱离实践诉求的现实倾向。本文置于金融创新视域下，审思金融法教学的弊病与局限，探究改进金融法教学的现实出路，旨在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寻求经验共识。

一、当前金融法教学的特点与问题检视

金融法是一个典型的跨部门的法规范群，内容涵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支付结算法、货币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其知识谱系可以类型化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由于金融公法与金融私法交织叠加在一起，学界关于金融法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論争，金融法到底属于经济法还是属于商法抑或是独立的学科未形成统一的认知。撇开金融法的学科性质不谈，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金融法课程一般安排36个课时）之内，有效地通过课堂讲解向学生传达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是金融法教学面临的一大挑战。事实上，很多法学院校除了开设金融法课程之外，还普遍开设了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如何确定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之间的教学分工，破费思量。按照一般法学院系的做法，金融法教学总是按照“金融法总论—银行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样一条主线加以展开，内容的丰富性与课时的有限性决定了金融法之下二级部门法的教学不可能太深入，只能停留在对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基本原理的阐述以及对主要法条的解释，且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为主，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与诊所教育较为缺失。特别一提的是金融法总论，这种金融法基础理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高级形式在教学中被严重忽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金融法总论的空洞化与碎片化。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很多同学学习了一个学期的金融法之后，只是机械地记忆了一些规则，对金融法理念与精神实质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

上述金融法教学的特点反映出的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首先，教学内容过于泛化，缺乏重点，难以深入。金融法的二级部门法数量繁多，不一而足，如果面面俱到，只能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层面，不可能过于深入。在金融法与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均有可设的情况下，这种追求大而全的教学模式毫无意义，纯属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以金融法总论为中心，将金融法的规范定位、历史发展、特色范畴、基本属性、功能价值、基本原则、主体类型、行为方式、权义结构、责任形态、体系构成加以拓展，同时辅以制度规则和案例，则有助于形成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的合理知识分工，能够深入到金融法的基础理论内部，教学的重点亦更为突出。金融法总论具有统摄分论、指导实践、学科自省的功能，其体系化构建并非学者们的自娱自乐，而是夯实基础理论的需要，也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引。金融法教学有必要改变“重具体制度、轻基础理论”的传统模式，更多地将教学资源往总论上倾斜。当然，这需要学界齐心协力，集中力量提炼和总结出一个科学、系统且“接地气”的总论作为统领，以此来破解学术研究中“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引领金融法学科发展再上新台阶。其次，教学方式过于陈旧，缺乏吸引力，难以形成课堂互动。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多数高校的金融法教学都是采用单一课堂讲授的方式，较少进行案例教学，更缺乏诊所式互动教学法。这种以规范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法条主义”，注重的是应试而非能力培养。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典型金融法案例不断涌现，对这些鲜活的教学素材视而不见而固守传统金融法教科书的僵硬范式，无异于闭门造车。最后，教学理念过于陈旧，缺乏突破与创新，不利于卓越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既有的金融法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单向传输，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在自媒体时代，单向知识灌输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反思与超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师的真正本领，不在于他是否会讲述知识，而在于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综上所述，金融法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均存在较大缺陷，如何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法教学的影响与挑战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具、新业务、新组织，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异常活跃，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银行发起—分销模式十分盛行，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影子银行和对冲基金异军突起，围绕住房金融制度的创新如火如荼，金融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金融创新必然带来深刻的法律变革，而天生具有贴近生活和解释实践的内在品性、以满足市场诉求和回应社会关切为己任的金融法，必然会通过理念更新与制度调适积极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面对与时俱进的金融法，如果教学的内容设计不进行及时更新的话，势必与实践相脱节。事实上，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已经对金融法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导致传统金融法教学所依据的知识载体不敷适用。目前，国内的金融法教材多达百余种，但编排体系大同小异，内容构造几乎雷同，且很多章节的内容被锁定在根深蒂固的观念误区之中，未能根据时代变迁与法治发展进行同步修订。以金融监管为例，多数金融法教材对金融监管的论述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认知层面上，热衷于相关概念的界定、金融监管特征的描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类型化区分以及我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同质化表达，对于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运动的最新动态视而不见，对于统合监管、原则监管、轴式监管、激励性监管、嵌入式监管等21世纪金融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更是选择性遗忘。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在于，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进而启发我国要改革和优化金融监管体制，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如果金融法教学对于最新的监管动态不予关注的话，无异于对学生不负责任。再以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知识点为例，现有金融教材几乎都是从“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银行”四个层面加以论述，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法制变革浪潮缺乏关注，对于以G20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治理视野下的中央银行重新定位缺乏敏感性，对于中央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新职能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述。对于本科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金融的最新发展对教材加以修订，及时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是教材编写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第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法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学的影响，如何回应科际整合的挑战成为金融法教学的一大难题。如果说法学注重稳健的话，金融学则具有敏感的特质，它总是率先对金融创新作出反应，将金融创新成果纳入自身的思想谱系并渐进性地作为自身的知识传统。传统的金融法研究偏重于概念法学、注释法学和解释法学，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偏重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两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二者需要从割裂走向联姻，共同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金融法教学承载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将最新的实践动态展示给学生，提高他们的问题意识，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就要求授课老师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跨学科知识积累以及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逻辑分析能力。

此外，金融创新不断催生出鲜活案例，如何将其纳入金融法的教学流程，同样是个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例如，在讲到信托设立问题时，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案作为我国收益权信托第一案是个绝佳案例素材；在讲到企业融资的法律风险时，海富投资对赌协议案是个绕不过去的经典案例；在讲到商业银行破产时，英国北岩银行破产案非常值得深入剖析。此外，互聯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争议案例、民间金融异化与扭曲引发的系列案例、大数据交易与区块链引发的新型金融案例均值得嵌入课堂教学之中。将丰富的案例引入金融法课堂，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精心准备，寻求案例与相关知识点的契合之处，引导学生关注案例背后的法理与逻辑，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金融法教学回应金融创新的路径展望

在金融创新滚滚洪流的不断冲击之下，金融法制结构性变革的时点已经来临。所谓金融法制的结构性变革，不再是针对个别条文的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对全球经济竞争的适应性而进行的理念更新和制度重塑。面对金融创新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金融法的教学模式必须作出改变，将应试导向型的教学理念转变为能力培养型的教学理念，更多关注市场，更多运用案例，更频繁地进行课堂讨论，将金融法课堂打造成为砥砺思想、启迪新知的舞台。为此，金融法教学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度变革。

首先，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为主线，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优化配置。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金融创新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金融监管旨在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有时会诱发新的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和健康稳定的发展。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为主线，完全可以把金融法的知识框架进行有机整合。将这些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其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推广金融法的案例教学，强化金融法课堂教学面向实践的适应性。金融世界瞬息万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将鲜活的金融创新案例纳入课堂教学，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金融法教学在关注境外国家和地区金融案例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发生的最新案例，通过案例讨论提炼金融法制的义理和精神，阐释金融法制的理念与制度，分析金融法制的程序与运作。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据库搜索的便捷化，操纵难度并不大。以炙手可热的互联网金融为例，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借贷、互联网保险理财、网络货币等领域出现的新案例不胜枚举，且多是由金融创新所引发，难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得到圆满解决。建议以学生为主体，由其进行案例搜集、分类，然后在课堂上分组讨论，教师进行点评总结，课后由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普遍性采取案例教学，意味着金融法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要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法教学模式的这一转变，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更能够有助于培育学生的求知和创新精神，促使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最后，金融法教学应当注意跨学科知识的运用，尤其是经济学（金融学），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作为科际整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不仅形成了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且为法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创造性的思想源泉。时至今日，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法学的每一块领域。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被裹挟到经济学“攻城略地”的历史征程中，法律金融学的发轫与勃兴无非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投射而已。走过了制度变迁与知识进化的金融学，不再偏安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之一隅，而是将视野拓展至了融资结构、控制权配置、股利政策、并购接管等领域。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下，金融法首当其冲成为经济学成功征服法学的“殖民地”和推行其方法论的“伊甸园”。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引入金融法的教学，能够摆脱从概念到规范的传统金融法教学思路，锻炼学生的交叉学习思维，拓展其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有理由相信，经过金融法知识结构的重新配置、案例教学模式的引入以及法律经济学思维的运用，金融法教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课堂，实现蜕变，迎来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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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安妮·凯勒曼、雅各布·德汗、费姆克·德弗里斯：《21世纪金融监管》，张晓朴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13—14页

[3]李安安、冯果：《公司治理的金融解释——以金融法和金融学的科际整合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4期。

篇6

关键词：宏观审慎管理；主导；中央银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各方共同认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急需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macro-prudential administer），发挥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主导作用非常重要。随后，各国政府开始了以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权限。2003年，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在国际金融监管理念转变的冲击下，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正式提出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如何发挥我国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成为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一、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和特点

宏观审慎管理是相对微观审慎管理而言的，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微观审慎监管主要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合规性与风险暴露情况，避免使投资者和储户等个体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而忽视了单个金融机构本身行为所导致的，需要其他金融机构或者是整个金融体系承担的内生风险。比如，当一项资产存在风险的时候，出于谨慎管理的需要以及现行监管制度的需要，银行将会出售该项资产。但是，假如很多金融机构都做出同样的选择，就会导致该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从而进一步引发对该项资产的抛售，最终的结果是资产价格的崩溃以及整个金融系统流动性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微观审慎监管引起或者是恶化了系统性风险，不能充分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此时就需要建立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为目标，来处理单个金融机构引起的风险。

宏观审慎管理认为系统性风险取决于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或个体风险的叠加，关注金融体系面临的共同风险，关注国内、国外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影响，找出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对金融稳定的脆弱性进行评估，做出风险预警，限制金融系统中的大面积的危难，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

由于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手段也大不相同，宏观审慎管理会因强调整体的稳定性而忽略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而微观审慎监管则相反，首先关注的是个体风险控制。同时，两者又是紧密相关，互为依存，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是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要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配合及微观审慎监管手段辅助。

二、从国际实践看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绝对优势

过去20多年中，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运行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金融监管职能随之从传统的分业监管向综合化的混业监管转变。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发生了下降的变化，一些国家对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进行了剥离。

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欧盟、英国等西方经济大国的中央银行陆续出台减息政策，由中央银行向本国金融系统注资，稳定投资者信心；提供担保，任何银行出现问题，存款人可以优先取回存款。本次危机表明，中央银行是唯一能够在短时间内向金融体系和社会注入流动性的机构，是能够恢复市场信心的机构，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核心机构；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并不能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理念由此提出，中央银行能够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中央银行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垄断货币发行权决定了其具有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国家赋予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决定了其在制定逆周期调节机制、识别系统性风险和增加金融体系稳健性政策的选择上，具有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绝对优势，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领航者和主导者。

危机过后，各国纷纷把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

三、强化我国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思考

（一）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现状和存在的不足。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分业多头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由于几家监管机构都是平行的“部级”单位，对重大问题的自身协调能力甚至沟通能力都很差，至今没有形成监管协调的常规机制，容易出现监管真空、监管重叠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并未真正实现有效的监管目标。

我国虽然在法律上实现了金融分业经营，但现实中，银行、保险、证券之间互相渗透，混业经营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由产业集团主导的混合型金融集团发展迅速，日趋活跃，这些都对现行的监管制度提出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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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对我国监管实践的挑战与建议 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现行金融体制下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关系研究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 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制的建议 武汉科技金融创新的挑战、机遇与对策建议 金融保险外包的市场开发与政策建议 “热钱”挑战金融监管体制 科技金融创新在中国的发展及政策建议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 分业混业无碍金融监管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 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对策建议 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研究与探讨 银行监管功能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及相关政策建议 非金融支付机构异地经营的监管盲点及政策建议 医药分业改革的经济分析及管制政策建议 论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的关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然性及创新策略初探 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分析与政策建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09年10月15日登陆。

② 《避免香港雷曼迷你事件被政治化》，2009年7月6日（凤凰网专稿），http：///program/cjzqf/200907/0706_1698_1236046_4.shtml。2009年9月6日登陆。

③ 《产品巨亏，外资银行理财产品遭遇信任危机？》，（《南方日报》2008年11月10日），http：///money/banks/hydt/20081110/205919.shtml。王维杰，孙承天：《客户累陷巨额亏损，外资银行的理财陷井有多深》，（《卓越理财》2009年7月9日），http：///topic/waiziyinhang/bank/yhpl/20090709/911138.shtml。2009年9月6日登陆。

④2009年7月6日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65号）第4条。

⑤ 《看好经济复苏，结构性理财产品逐步升温》（《金融时报》2009年9月14日），http：///news-center/newslist.asp？id=134796。2009年10月12日登陆。

⑥NASD Notice to Members 05-59， NASD Provides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ale of Structured Products.

⑦ 同上注。

⑧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el. No. 42746，（May 2， 2000）， 65 FR 30171 n.7 （May 10， 2000）.

⑨ 结构性证券（structured securities）与结构性产品（structured products）在美国证券法上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因为按照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证券的定义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几乎所有的投资产品。

⑩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el. No. 51094（Jan. 28， 2005）， 70 FR 6489 （Feb. 7， 2005）.

！香港证监会：《有关对《公司条例》的招股章程制度的可行性改革咨询文件的咨询总结》2006年9月，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就分销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注释4。

@ISDA，LIBA，SIFMA，ICMA and ESF，Structured Products：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the Distributor-Individual Investors Relationship （July 9， 2008）.

#功能性监管是以产品和业务性质为基础确定监管管辖权。如果把结构性产品以其外在形式定性为债券，则属于证券产品，适用有关债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归证券监管部门监管。如果以其结构内衍生产品来定性，则可能定性为衍生品，而衍生品又分为柜台衍生工具和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衍生工具，因衍生品交易场所不同，兼管管辖也有所不同。不仅如此，衍生工具基础资产性质不同，其管辖机构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如美国，柜台交易以证券以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就归美国证监会管，而如果是以期货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并在交易所交易的则归期货交易委员会关。在我国，目前实行以机构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如果是银行销售衍生品交易就归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如果是证券企业销售衍生品，则归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监管。

$香港证监会《雷曼迷你债券危机引起的事项向财政司司长呈交的报告》（2008年12月）。

%Netherlands Authority for the Financial Markets，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structured products（May 2007）.

^NASD Notice to Members 05-59， NASD Provides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ale of Structured Products.

&Structured Products Association ，“Fixed Income Issues and Answers，” SIFMA 2007 Page 4.

*Bethel， Jennifer E. and Ferrell， Allen， Policy Issue Raised by Structured Products， BROOKINGS-NOMURA PAPERS ON FINANCIAL SERVICES， Yasuki Fuchita， Robert E. Litan， ed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Harvard Law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560. Available at SSRN： http：///abstract=941720。2010年2月10日登录.

（同上注。 “Fixed Income Issues and Answers，” SIFMA 2007 Page 11 （Source： Greenwich Associates）.

）香港证监会《雷曼迷你债券危机引起的事项向财政司司长呈交的报告》（2008年12月）。

_同上注。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分销与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2008）。

1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分销与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2008）。

2同上注。

3主要由发达国家银行行长、金融机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一个在国际金融监管上影响较大的非营利的民间机构。

4G30，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pproach and Challenge in a Global Marketplace， http：///pubs/GRP30_FRS_ExecSumm.pdf. 2010年4月20日访问。

5同上注。

6IFF Research and YouGov，UCITS Disclosure Testing Research Report（for European Commission）（July 8，2009）.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investment/docs/other_docs/research_report_en.pdf. 2010年1月25日最后登录。

7 The Treasury：“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Products：Promoting competi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Proposal for Reform：Paper No. 6.

8The Treasury：“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Products：Promoting competi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Proposal for Reform：Paper No. 6.

9行政法规主要是指国务院颁布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自律规范包括中金所按证监会制定的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操作指引》等。

0《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

-按照《证券法》125条规定，证券公司可从事银行同样可从事证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经纪业务两种。按照国务院《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证券公司还可以从事证券销售业务。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14条、16条。

Q《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第4条。

W《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45条没有明确提出适合性概念，但实际上要求进行适合性评估。

E《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37条。

R《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地3条、第4条。

篇8

【关键词】影子银行；风险；监管

“影子银行”这一新名词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提出。2007年麦卡利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联储Jackson Hole经济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到：“游离在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通过发行无保险的并没有真正传统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的商业票据来投融资使得影子银行具有非常高的脆弱性，极易因为投资拒绝延长票据期限而不得不向传统银行大量借贷或者减价出售其持有的资产，因此出现挤兑和流动性危机 。”目前，影子银行相关的系统性理论和监管研究理论均处于刚起步阶段，缺乏对影子银行概念的统一定义，从而导致影子银行监管中无法正确确定其监管对象。而金融监管框架构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监管对象概念的确定。

1 国内外关于影子银行的界定

1.1 国内关于影子银行的界定

巴曙松《加强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2009）中表示：“影子银行系统的概念有称为平行银行系统，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通常从事放款，也接受抵押，是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

社科院研究人员易宪容（2009）从运行机制和本质出发，认为影子银行就是把银行贷款证券化，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信贷资金、实现信贷狂涨的一种融资方式。它使传统农耕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这种信贷关系看上去像传统银行但仅形式传统银行的功能而没有传统银行的组织机构。

文维虎、陈荣（2010）认为影子银行既有积极的融资作用，也有消极的金融风险，所有类似银行功能的机构及行为综合就是影子银行，比如：民间信用、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带框年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

王晓雅（2010）认为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与传统、正规、接受中央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的金融机构。

1.2 国外关于影子银行的界定

耶鲁大学Gary Gorton和Andrew Metrick在《Regulating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中认为广义的影子银行有投资银行、按揭贷款经纪公司、货币市场基金，传统的回购协议、和一些更为复杂的结构型工具，比如CDOs、ABS、ABCP。

Tobias Adrian和Hyun Song Shin（2010）认为，影子银行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中介机构构成的金融体系，传统以银行作为信贷主要供给者的金融体系，已经逐步被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机构所取代――尤其是那些参与证券化进程的机构。

而英格兰银行的保罗塔克则认为影子银行是“用单一或组合的形式，在任一程度上能够替代传统银行核心业务并且不用受制于一般银行机构所使用的审慎监管的金融工具、机构、公司或者市场。”

G20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则在报告中给出定义：“影子银行是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所有活动或实体所组成的，通过借短贷、不良信用转化和杠杆交易而带来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信用中介体系。”

综合以上学者的学说，本文把影子银行定义为：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之外，可以充当信用媒介作用，处于银行监管范围之外，具有直接或间接融资贷款中介性质的业务或机构。

2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产生原因

2.1 我国对货币价格的严格规定是影子银行体系产生的主要原因

我国对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规定十分严格。对于银行而言，各家银行为更好的实行风险控制，比起中小型企业更愿意选择风险较低的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这就使得中小企业必须寻找银行贷款之外的方式来融通资金。

2.2 我国闲散资金的日益积累为影子银行体系同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我国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逐渐下降，银行的实际存款利率也随之下降，而我国的银行的实际存款余额也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同时，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发达，金融工具数量较少，居民拥有较少的投资途径。这两方面使得我国有大量的闲散资金存在。大量的资金从原本的银行体系流入到非银行金融机构，以获取更高的利息。

2.3 中小型企业面临严重融资困难是产生影子银行体系的现实需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企业竞争加强，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发生严重短缺问题。而银行方面却对这些企业说“不”。“融资难”问题成为不少中小企业的难题。处于“两难”境地的中小企业不得不转而投向民间借贷、私募基金等影子银行体系的非银行机构。资金供求不平衡促进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

3 我国影子银行的运行特征

一般来说影子银行具有高杠杆率、不透明性、批发业务、信用创造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由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影子银行的特征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3.1 机构数量多，发展迅速，但规模不大

我国影子银行起步比较晚，还处于初始期。虽然如此，发展速度惊人。我国影子银行类型已有20余种。根据非官方估计，国内影子银行市场每年的资金流量可能已达2万亿人民币之多，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这给我国宏观调控加大难度，加剧通货膨胀。虽然我国影子银行处于初始期，但其带来的可能的系统性风险较大。

3.2 杠杆率较低

影子银行的特点之一是高杠杆率，并且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但在我国，由于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证券化还不发达，所以我国影子银行表现成低杠杆率，系统性风险相对较小。

3.3 跨国性低

国外影子银行资本活动遍及全球，我国的影子银行活动多局限于在本国。虽是如此，但也存在境外影子银行进入我国的情况，冲击我国的金融稳定。

4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影子银行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虽然不能否认它在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有着其他金融工具所不能替代的影响。

4.1 影子银行的积极影响

1）为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提供了必要的金融资源补充

影子银行为金融市场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广阔的融资渠道。当中小企业无法在传统商业银行获得资金支持时，可以通过影子银行进行资金融通，以满足生产活动中所必要的资金。

2）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金融交易成本

由于影子银行的信用中介性质使得融资者和投资者减少了双方在市场中寻找交易对手的成本，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风险。

3）弥补了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市场流动性风险

影子银行具有转换期限的功能，为流动性较差的长期资产提供了变现方式，给传统商业银行和投资者提供了资金来源。并且，影子银行扩大了传统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可以迅速的将资产变现，出售短期票据等来获得流动性。以此同时，影子银行大量的证券化金融工具的交易，以及投资者的闲散资金流入，使得二级市场交易活跃起来，健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4）推动金融全球化

影子银行所起的市场资金融通功能，极大的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金融行业的经营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加深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影子银行顺利的成为国际金融业务的中介。

4.2 影子银行的消极影响

1）加大市场风险

高杠杆性作为影子银行的特征之一，一方面可以给投资者带来高额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巨大隐患。如果体系中的基础资产价值下跌，就只能出售所持有的资产来增加流动性，偿还债务。同时，高杠杆操作也会影响到传统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使得其所持有的证券和资产价值下跌。最终，有造成流动性不足的危险

2）增加流动性风险

影子银行基本上依靠短期市场融资，而在其投资的组合中，却大多是期限较长的资产，由此产生了期限错配。当影子银行出现无法及时变现的情况时，错配所累积的高流动性风险，可能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

3）弱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逆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有效性正在弱化。目前，我国货币主要不是人民银行供给，而是产生与各种融资活动过程中，由于信托、债券等融资渠道的拓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紧缩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在实体经济也有所表现。

4）弱化监管效果

影子银行不在传统的监管范围之内，虽然近些年对于影子银行的研究有所进展，但是在监管方面仍是一片空白，很难从根本上有效的管理影子银行所产生的市场风险。

5 规范影子银行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可能会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一定的威胁，因此，防范影子银行发生系统性危险也显得尤为重要。

5.1 扩大监管范围，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首先，要严格界定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围，不得使其变相扩张。影子银行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由于其业务性质的不同，使其处于风险监管的空白地带。影子银行的出现，体现出我国金融监管的不足，目前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模式已经不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影子银行的金融机构类型众多，其主管部门涵盖金融监管部门、商务部、地方金融等机构，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导致影子银行在政策夹缝中迅速扩张。因此，界定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围，对其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注重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有效的覆盖监管的盲区。

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准许新闻媒体社会实施公开的舆论监督，对影子银行的运行以及财务状况适时跟进，使公众知晓自己所面临风险，做好防范措施。

5.2 健全相关法律，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法律保护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具体的实施规则，导致各金融活动主题利用监管体系漏洞，从事非正规的的金融活动。因此，应该健全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在我国的分业经营的格局下，应该明确金融监管的边界，并结合目前出现的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趋势，划分金融机构和业务的边界，规范金融市场的发展。

5.3 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

我国的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不足，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之外。目前，我国已经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观测指标，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影子银行的观测力度，但是，此指标不可能涵盖影子银行的所有内容。一方面，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应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各类金融机构的统一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要从金融机构本身的信息披露机制入手，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增加信息披露的要求，从而及时的监测金融机构的运行情况，并定期公布重要的财务信息，增加透明度。

5.4 促进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影子银行的产生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落后产生的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比较严格，大量的金融需求受到压抑，使得供不应求。因此，要大力培养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放松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以市场为导向来增加市场供给，努力培育各类金融市场，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影子银行体系绝大部分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之所以复制银行业务，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缺乏创新，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在逐步规范的市场中寻求新的商业模式。

5.5 规范有序开展金融创新

我国必须借鉴和吸收国外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低风险到高风险的步骤，循序渐进、有选择、有步骤地推进影子银行产品创新；此外，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将影子银行的创新活动纳入到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框架中，使其规范有序进行。

5.6 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就是把利率交给金融市场，由市场根据供给与需求及市场的发展动向来确定利率水平的高低。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也会将影子银行所经营的货币都纳入到市场这个大的范围内，根据市场供给来在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间分配资金和业务。这样，也会使得影子银行逐渐浮出“水面”，接受市场的指导和相关部门的监管。

5.7 控制过高杠杆率，强化自身风险管理，减少风险源

一旦外在经济环境发生不利变动时，金融资产价值发生缩水，影子银行体系中牵涉的金融机构大都难以置身事外。要避免影子银行这种根基不稳的“倒金字塔”式的发展，监管机构应规定影子银行体系自有资本的比例，降低高杠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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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Zoltan Pozsar，Tobias Adrian，Adam Ashcraft，Hayley Boesk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 No.458：Shadow Banking[Z].July 2010.

篇9

【关键词】金融监管；市场约束；市场约束体系；体制；机制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宽幅震荡特征。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监管作为金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也就成了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因为市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压力无时不在、从不间断，远比官方监管来的严厉，所以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金融监管三大支柱之一的市场纪律，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强调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重要作用。现已成为学界共识的是：市场约束远比官方监管更具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充分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是现实可行的明智选择[1]。

一、市场约束和市场约束体系的内涵

（一）市场约束概念辨析

一般认为，市场约束的作用被大家所认识并逐渐受到高度重视，缘于“1999年《美国现代金融服务法案》的实施和新巴塞尔协议的出台”[2]。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9年6月的《新的资本充足比率框架》征求意见稿、2001年的《新巴塞尔协议》草案，以及2004年6月公布、2006年开始在十国集团中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所提出的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强调的是将最低资本要求、官方监管和市场纪律三个要素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所谓“三大支柱”当中并没有“市场约束”，有的只是“市场纪律”。现代汉语词典对约束的解释，是“限制使不越出范围，如：受纪律的约束”。而纪律的意思是“集体里要求成员遵守的规则”[3]。金融监管中的市场约束，简言之就是用行规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加以限制；而“三大支柱”之中的市场纪律，则可理解为金融界的某种行规。二者虽有联系，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对此，曾筱清（2005）曾予以辨别，指出：市场约束是指市场上利益相关方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在必要的时候根据对金融机构经营情况的判断采取一定措施，以影响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一种市场调节机制。它主要依靠利益相关者受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驱动而形成行为的合力，来影响利益所在公司的经营管理。而市场纪律，则是指金融机构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主要包括市场准入条件、交易规则、业务管理规程、信息透明通道、风险防范措施、市场退出安排等。[4]曾筱清划清了市场约束和市场纪律的界限，却又将市场约束等同于市场约束机制，这虽然不尽妥当，但是也启发后来的研究者，须将市场约束和市场约束机制联系起来。张建波、孙恒（2009）认为：市场约束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关于公司的信息并依此进行相应的操作，而后对公司内部治理产生的某种约束力。它是金融机构的债权人和所有者以将管理落后或不稳健的金融机构逐出市场为手段，迫使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经营的过程[5]。韩璐、位华认为：市场约束在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约束银行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机制，它包括监督和影响两个过程，先是投资者借助银行所披露的信息而观察到银行风险的增加，后是通过价格或数量途径约束银行的行为[6]。

综上，可将市场约束的概念界定为：源于市场和客户的能够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披露信息接受利益相关者监督，进而改善治理结构、规范经营行为以求得更高信用水平和更低融资成本的激励性限制力量。

（二）市场约束体系及其构成要素

所谓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而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3]机制则是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这三个基本概念当中，体系的内涵最广，可以说是体制、机制的总称。据此，可对市场约束体系做一诠释：它是由健全的市场约束体制、运行有序的市场约束机制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两大要素体制、机制整合生成的协同力量，能够在不排斥官方监管的前提下强化市场化监管的作用，形成多重监管并存且侧重于市场约束的局面，以使金融监管落实到位，从而激励金融机构采取措施防范、降低或控制风险，发挥公司治理的综合效应，达到利益相关者多方共赢的目的。

1.健全的市场约束体制

健全的市场约束体制就是有组织、有纪律。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靠官方监管体制来维持运行的，概因市场约束体制很不健全，市场约束的组织纪律性不强，所以通常并未有效发挥市场约束的抑制风险作用。健全的市场约束体制就是在有组织、有纪律的金融市场环境下，缘于公众对信息披露的敏感及其作出的理性反应，诸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和信用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是更加倾向于自身利益，而是客观公正、公平、公开地激发市场约束力量，形成严明的市场纪律和潜在奖惩刺激，以优胜劣汰的示范效应使市场约束内化为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

篇10

多年以来，金融监管越提越重要，越提越重视，措施办法越想越多，可是风险仍是屡控难禁，层出不穷，原因是什么？除体制、制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职能定位不准，不明、不持久，经常发生变化，一项工作没做完，突然来180度大转弯，转到另外一项工作上去，难以按一个既定的方向走下去。职能定位不明、不准、不持久的深层次原因是我们的监管理念不明确。理念是起引导作用的，理念形成观念，有了理念才有观念，有了观念才有思路，有了思路才有出路。目前的监管理念应当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更新和重新定位。

单一目标理念

所谓单一目标，就是监管目标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或三个。既想依靠监管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又想依靠监管解决“小金库”问题，还想依靠监管解决财务信息真实性的问题，甚至想通过监管促进货币投放，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通过监管消灭非法金融，这些东西装得太多，一件事都做不成。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一句话“维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存款人的利益必须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是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有效运行，而不是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各种活动并没有行政领导，只有协会组织，为什么能管理好，主要是目标比较明确。如足球比赛，裁判的目标只有一个，惩罚违规，不管输赢。所以金融监管必须确定单一目标，并且义无反顾，持之以恒地推进下去。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有效运行的政策措施一出台，有利于维护公众利益的工作就安排。目标一经明确，职能就好确定，体制也好确定。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规在金融领域应当同样适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决不是没有退出的稳定，一定是有退出的稳定，市场的效率就在于此。

宽进严管理念

这主要是针对前面“银批过细、银管过粗”而言的，要宽进严管，而不是严进宽管，或进去以后就不管。以前电影院都是守门入场，门前摆着铁栏杆，站着不少检票人，每人都持票入场，但进门后为找座位，扯皮打架，后来敞门入场，考虑的不是进场，而是座位问题，找不到座位就走人。这里存在一个“是管过程还是管入口”的问题，美国是监管最严谨，最精细的国家，同时也是准入最宽松的国家，由此使它的金融业最具有活力。金融行业抬高门槛，不让进来，增加了寻租，产生了腐败。因为审批金融机构要请客送礼，为的是求得准入，一准入了就可以捞取资金，然后积累了风险。这种做法既保护了腐败，又压抑了创新，与此同时还衍生了大量的非法地下金融。罗伯特·清崎的《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一幢房子在穷爸爸资产负债表中是资产，在富爸爸资产负债表中是负债，是抵押贷款购买来的，穷爸爸总是说我支付不起，富爸爸说我怎样支付得起，开启思维，想办法支付购房贷款，这两种财富观截然不一样。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诱制式的，一种是强制式的。诱制式的是引导你向目标走，而强制式的是强迫你向目标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应当多从“诱制式”入手，实行“宽进严管”。

风险评价理念

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了上风。为什么人家说人民银行是消防队，是警察，主要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现在要转到风险监管上来，怎么监管？首先观念要变，要向风险评价转变，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作出一个综合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风险监管不是商业银行的事后监督，也不是事后复核，而是对内控制度进行评估，对系统稳定性进行评价，对风险程度进行测试。风险监管的理念决定了金融监管的方式。在风险查处理念的情况下，就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账，跟踪检查等工作。这里说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整体的风险，而不专指一笔业务有没有风险。如果局限于每一笔业务，监管肯定是疲于奔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一笔业务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银行机构就没有风险，也不是。有时单个银行、单笔业务风险不大或没有，但系统风险可能很大。假如一个系统由100个岗位或环节串联而成，若每个岗的控险率达99％，看起来控险很严，但系统可靠性工程认为：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应等于各环节可靠性的连乘积。这就告诉我们，风险不能只看单笔、单项，而要考虑整个系统，这就是系统风险控制。因此，人民银行的监管者要站在宏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资本约束理念

银行监管要强化资本概念，强化资本约束和资本监管。正因为以前没有强调资本约束和资本监管，很多中小机构金融风险暴露后追溯其资本金才发现是“空手道”。以前谈到一家银行的实力，人们总是习惯讲它的总资产是多少，其实净资产才是财富。对银行来讲，破产有两种，一种是技术破产；一种是挤兑破产。技术性破产是指已资不抵债了，资产的流动性不足导致债务清偿能力丧失，国外银行破产基本就属于这一类。我国有些银行已资不抵债了为什么还能继续运行？主要在于还有流动性。第一种破产是支付能力不足，银行不能支付存款人提取的存款，引起恐慌造成挤兑引致的破产。这两种破产都是银行的致命点，挤兑性破产要靠增强信心来解决，技术性破产要靠增资扩股来解决。各项负债总是要支取的，而银行资本是用来弥补损失和建设经营基础设施，因此，必须要有资本概念，没有资本不能办银行。如果资本充足率低，即使资产质量好，创新能力强，也不行，要么增资扩股，要么重组联合。为什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要把统一国际银行业资本标准作为重要的银行业标准公布？为什么包括我国在内的那么多国家货币当局要参加这一标准文件的讨论和签署？为什么对8％的资本充足率要规定得那么细致和严格？原因就在于一定的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生存的基础，是银行进行资产规模扩张的安全依据，是银行对负债规模的“警戒线”。多年来，我们的国有银行没有资本概念，没有资本约束机制，后来国家依靠发行2700亿元国债来解决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问题，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的提高。目前新成立的银行都有资本金了，但必须严格监管，决不能让它抽逃资本。在市场条件下，对风险起实质性作用的只有资本，因为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资本的时候，他才关心银行；要求资本不受损失且有增值时，才会管理好银行。所以金融监管，首先要强调对资本的监管，一定要把责任控制在银行所有者能负的责任范围内。

人本监管理念

自从人类社会有规模以来，就有监管，就有管理，只要出现了雇用工人就需要管理。从管理的发展轨迹看，产品经济时期是物本管理，把固定资产管理好，工人罢工时工厂总是千方百计保护好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它追求的是产量，有产量就有效益。商业经济是事本管理，强调的是效率，追求的是质量，注重的是工艺流程和专业协作，千方百计把事管理好，把各项工作做到位。知识经济时代是人本管理，追求的是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最大。按照麦得理戈的观点，人的本性是功利的、是自私的。自私的人从事金融活动，即使通过培训、思想等，只是增加了理性，但自私的天性是泯灭不了的。为了控制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就要增加对人的管理，管人一要管高管人员，二要管经办人员。古人云“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管好了人，就管住了风险。我国目前对人的假设是理想化的，认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不提防你，总是采取精神的力量鼓励人去工作。西方认为人是自私的，功利性很强，处处在制造风险，管理者总是想办法去制约人，使人在为自己劳动同时也为管理者劳动。由于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制度的设计也就不一样。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洛斯有句名言：人类社会的一切不成功归结为两条，一是制度设计不对；二是运用制度的人错误。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所著的《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即“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是指一种制度、一种机制，它指的是每一个人都想使自己的资本获取最大的价值，资本所有者不希望增加公共福利，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利益，是个人的享乐，但是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走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他所希望的目标，但他在完成自己目标同时也促进了这个目标的实现。这样远远比硬要他去做公共福利所取得的效果好，只有让他为自己的利益去做的同时客观地为干了，为银行干了，这种效果要远远比其它的措施好。

加强人本监管，必须首先了解人性，把群体理性与个体理性有机结合起来，使个体理性不与群体理性相冲突。我国银行实行的是分支行的管理体制，从总行到基层，点多面广，战线很长，信息传递容易衰减，不管住人，就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制造很多风险。管住了人，也就控制了风险。监管必须与经营同步，足球比赛为什么能顺利进行，是因为球到哪里，裁判就跟到哪里。日本丰田公司有句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是从经营者的角度对产品的宣传，从监管者的角度来看，有路有车必须有警察，这个警察可以是活生生的人，也可以是“眼”或GPS全球定位系统。对银行来讲，只要有机构存在和金融业务活动产生，就应当有金融监管的触角延伸过去，这种延伸的行为就是现场检查、非现场监测和日常行政管理，并且主要是以金融机构的活动主体人为主要的监管对象。

严格执法理念

监管者不是单纯的普通意义上的金融工作者，而是金融执法者。执法就要以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严格执法。前面讲古人说“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睿智者治法”。对金融业的监管不能没有法，也不能有法不依，更不能执法不严。我们既要当金融监管的“大智者”，又要当金融监管的“睿智者”。在金融行业诱惑力是很大的，违规就能获取巨额的利润，这使一些个人或单位不可避免地存在违规的动机。马克思说过，当利润率为100％时，就有人铤而走险，当利润率达300％时，就有人愿意杀人。如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只要行情好，赚1个点比贷款获得1个点来得轻松，如果赚取10个点，一笔资金就抵得上10倍于贷款资金的收益。但是一旦行情不好，信贷资金损失就大了。监管是单一目标，因此监管者执法时，不仅仅只为金融机构利润着想。如果只考虑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果，而不考虑风险后果，就是监管者的失职。当经营者难以负责时就该人民银行负责了，因此监管者必须严格执法，必须把风险控制在金融机构能负责的有效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