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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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博奕论、制度经济学等的前沿进展，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全市场的基本原理，放松了其严格的理论条件并把它应用于现实经济学生活的机制设计、制度设计、竞争策略、企业运作等真实问题中，从而使新古典基本原理真实化、情景化、可应用化，完成了西方经济学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本文对宏观经济学历史学派科学哲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方法论立场、制度生成路径、不同制度之间的比较分析等问题上的一致和相关性作出一定的分析与探讨。

一．宏观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

制度经济学正是与“范式论”的这两点思想保持了一致和相通。一是它把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作为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的出发点和立场。二是坚持与新古典主义的不相容，对资本主义市场自动出清的理想假说持批判态度。制度经济学否认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静止的和完全的市场均衡，认为它不过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而已。他们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内容不同的要素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整体相互关联，只有从动态的整体效应中，从情景的生成变化中，才能把握社会经济系统。制度经济学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坚持系统整体观，因而他们选择的是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而不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偏重于强调集体作用，他们认为集体对于个人选择有控制作用，制度本身也是一种长期的集体行动的结果，只有通过对于制度、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人经济行为的作用和方向。

二．基于经济制度演化生成的宏观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因果动态过程”，是一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静态分析不能进入到实质层次，必须使用历史、文化、社会的制度变迁分析方法，只有这种历史主义的史实分析方法，才有助于经济学克服目前危机，达到创新。一些制度经济学家也因为他们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内在联系及制度的演化生成作出的精辟分析，使其原理成为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的新的规范。经济学家凡勃仑把投资银行家、工业巨头、企业家、法律设计家等归纳为稳定的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技术员、工程师、技术工人则归结为动态的技术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结合，引起了经济增长、企业组织变革、结构调整、经济波动和周期、利润形成、国家起源与政府管制、劳工冲突、社会制度演进、财产分配等重大变化。一定意义上讲，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从博弈进化论分析，这也可以认为是经济演进过程中各个局中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由于受制于其它局中人而作出的一种动态博弈过程。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次重要的系统集成与创新。

三．宏观经济学对社会经济价值的功效

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承认并高度评估作为认识主体的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判断、选择倾向、心理预期、思维趋势、个人偏好、自然信念、美学标准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团队文化”、集体意识等在科学理论假说的提出、检验评价、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力构成等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和潜在的影响，关心人的主体性问题。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甚至认为，科学理论模型与假说的竞争是科学家本人或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之争和实力对抗，如同政治领域中的竞选一样，依赖于渲染力、劝服艺术、语言表达与感化等，具有明显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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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异质性分析

一、引言

管理学和经济学是两门独立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但是两者在形成、发展、创新及演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管理学被引入我国之初就与经济学产生了混淆，其定位和发展一直受到经济学的深刻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学泛化”现象，经济学在企业、咨询机构和政府智库等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与“经济学泛化”相对应的是“管理学弱化”的现实。作为专门研究各种组织管理问题的管理学，不仅在理论成果方面距离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实践方面远没有经济学家活跃。相对来说，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是尴尬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人们对管理学的认识偏颇有很大关联。

二、认识上的偏颇及其原因

从学科起源来看，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共同的经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直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1911年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开创管理学科学研究，管理学与经济学从此分立，各自发展。由于二者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且作为成熟学科，管理学出现的时间晚于经济学，所以为了获得学科合法性，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过于依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模糊了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久而久之，人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出现偏颇。

1.认识偏颇一：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管理学与经济学都是以资源的经济效率和节约为研究宗旨，这就决定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相连是必然的。作为学科理论基础之一，经济学为管理学提供了多种分析方法与研究路径。因此，管理学吸收、借鉴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其发展受到特定时期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但是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管理学越来越依赖经济学，自身学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构建缓慢，同时又脱离了管理实践，陷入价值困境。与此同时，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更加明显。

我国的管理学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管理学在我国长期居于从属地位。1998年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管理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从此管理学正式从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和经济学成为两个不同的、平行的学科。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很多院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都与经济学院具有较高相似性。管理学无形之中仍然处于经济学分支的地位。

学科借鉴主要诉求是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突破学科壁垒，它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经济学的借鉴丰富了管理学领域的知识，但是如果长期依赖经济学及其他学科，始终将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那么管理学将无法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也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学科价值。

2.认识偏颇二：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大

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双重性。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学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应有的边界，研究目标偏移，学科泛化和空洞化不可避免。

法约尔最早给出了管理活动的边界，他将管理活动从企业的其他五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种界定方法得到了学术领域认可。现在我国很多高校在设置管理学科的时候出现混乱，将宏观经济、商业、营销等都纳入管理学院，而且很多管理学者也将管理活动之外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学者提出管理学是没有边界的，把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泛化，将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扩大。

无论是将管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无限扩大管理学的研究场域，管理学的发展都会逐渐失去“硬核”（核心范畴），学科范式和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更趋混乱与缓慢，发展前景堪忧。

2011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提出“建立现代中国管理学”的“十二五”发展战略目标，强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要实现自身创新，管理学首先就必须与经济学区别开来，回到自己的学科场域，回归注重实践的研究方法，找回自己的独特价值。基于此，我们应当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出发，对管理学进行再认识。

三、管理学的再认识

1.管理学应坚守自己的研究场域或者“硬核”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场域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硬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人。即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而管理学研究的是人的管理行为；经济学研究以社会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而管理学研究以特定组织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以对企业问题的研究为例，经济学是从整体上把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来考察的，而管理学在研究企业时，则从管理细节开始。

管理活动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因此管理学研究也应当围绕这些核心要素来划定研究边界。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域之内。该管理学场域界定已在美国管理学界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值得我们借鉴。

实际上，明确管理学的研究场域重点在于厘清学科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有了确定的研究场域，即使研究主题相对较为宽泛，也不会导致管理学学整体弱化，失去自己的“硬核”。

2.管理学的研究应注重人文性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前提。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更为复杂，“经济人”“社会人”“观念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相继提出。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从大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出发展开分析，其人性假设偏重于人的“自然属性”，假定人是经济人、理性人；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既分析多数人的一般行为也分析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其人性假设侧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假定人是社会人、复杂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决定了研究方法偏向于客观描述与分析，力求形成公理体系和系统的原理定律，如果管理学也受到经济学的过多影响，那么管理学研究就会忽略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与阐释，“人”的主观性与复杂性被遮蔽，管理学的研究将会出现重大偏差。

行为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学科基础，随着行为科学研究发现，情感、需求等人文因素在人的行为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管理学的研究也应当注重人文性，关注人文因素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影响。

3.管理学研究应提高实践相关性

管理学被认为具有艺术属性，这说明管理活动的成功除了需要管理理论和知识之外，还必须依靠在实践中获得的运用知识的能力与技巧。所以说，管理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

经济学很早就走出了经验总结的阶段，其分析与论证向精密科学靠拢，从系统假设出发，形成一套逻辑体系。因此，经济学以演绎法为主，从一般到个别，先在逻辑或理论上构建预期的模式，然后观察和检验该模式是否确实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管理人员主要凭经验来管理，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基本上处于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因此，管理学以归纳法为主，从个别到一般，从一系列特定的观察中提炼出一种共同模式，可以说管理学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管理学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社会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实践当中，理论成果需要应用于实践当中。因为对“学科合法性”的过分强调而依赖从经济学引进理论层面的研究方法，反而会失去“实践合法性”，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管理学研究必须提高实践相关性，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思想，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四、结论

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在中国是年轻的、不够成熟的，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有一定的难度，并由此造成管理学弱化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管理学与经济学具有异质性，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而非全部，适当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促进管理学发展，但经济学并非是万能钥匙。严格的区别和紧密的联系是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联系不能割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能够使二者在学科之林中繁荣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模糊两学科的区别，只有严格区别才能使得两学科各自独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从而形成互补互相借鉴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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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只是描述性地将其解释为低排放、高增长。由此，国内学术界的不少专家学者基于各自的观察视角和研究需要提出了关于低碳经济概念的种种说法。以潘家华(2010)、付加锋等(2010)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他们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态，并在这一形态上加入人文约束，通过发展碳生产力来实现。付允(2008)、朱四海(2009)、金乐琴(2009)等一批学者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一种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过渡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国际新规则的形成。杨丹辉、李伟(2010)撰文指出:“低碳经济的背后是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一样，是规制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又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制定，……关乎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小组组长冯之浚教授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活动的总称”。以上种种观点，尽管都意识到低碳与经济存在密切联系，但仅仅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某一角度，如社会人文要求、社会发展路径、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定义低碳经济，是从侧面对低碳经济的描述和刻画，尽管在本质上与低碳经济发展需求并不矛盾，但并未能揭示低碳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低碳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关政策相继推出。由于这几个概念颇为接近，加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不仅使大众困惑，对学术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扰，特别是在厘清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重点和任务时，容易与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任务产生混淆，反映在实际领域中，低碳经济有被泛用的趋势。在低碳经济研究中，目前，围绕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碳足迹的研究，大多是从能源领域获取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将结论推广至整个经济系统，这种方式忽略了能源行业与工业过程、农业林地、废气物等其他领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推敲;关于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间产品生产排放的间接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静态估算，造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内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响的显著低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评价，主要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并形成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为维度的指标体系对策研究，针对区域或行业低碳发展需求的微观领域评估体系则相对较少;围绕各种模拟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实现各种减排模式的减排情景预测为目标，较少考虑经济是否平稳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最优等问题。综上，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低碳经济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困惑。理论研究进展的缓慢，既不能满足国内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需求，在面对全球低碳经济领域业已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时，也难以及时跟进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因此，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学发展平台，完善低碳经济理论框架体系，成为当前推动低碳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满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二、基于范式理论的低碳经济学理论框架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

(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

(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付加锋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

(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

三、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1)完善低碳经济信息、数据集成系统

目前，我国尚缺少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且气候变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容易影响到对我国排放地位的科学判断，不利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因此，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统，将目前分散的、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架构中，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完善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采集、监测体系，发展集成碳排放数据系统(包括各种温室气体、不同部门和不同来源的数据)，为相关决策、评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库支撑。

(2)研发适合中国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统计体系和口径差异，国外气候变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国气候问题时存在适应性差，结论出入大等问题，因此，应开发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计算模型，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吸收国内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模型的优缺点，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和预测方案;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碳发展轨迹，估算各国低碳减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间接代价评估方法，对中国的减排途径进行优化选择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统对中国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经济内在运行机理，深入到具体区域、产业、行业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发展)演进的关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与能源(结构)演进的关系、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在碳排放影响因子和驱动因素研究中，具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行业发展情况研究碳排放问题，加强居民消费行为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体行业、区域的碳足迹边界系统，构建碳足迹核算框架体系;加强碳税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以及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开展碳排放贸易(交易)研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构架、碳交易品种、额度、市场规模以及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和估算，推动国内交易机制发展;进一步深化碳汇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国森林碳汇、海洋碳汇等的发展潜力。

(4)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

研究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勾画我国国家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探讨各个区域、行业、部门等微观层面的碳排放轨迹，分析不同途径所能形成的现实节能减排量及其贡献率，以各种途径所能实现的节能减排量及其现实难度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发展选择重点作出判断，分析不同系统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对发达国家碳轨迹开展总量和结构比较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碳轨迹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经济和政策情景对碳轨迹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未来中国可能碳轨迹及其峰值年份，为国家在碳减排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线图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5)研究与国情相适应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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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C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217-02

一、引言

自1980年正式进入我国以来，计量经济学课程已经成为经管类本科生的重要教学内容。1998年7月，教育部将计量经济学规定为经济学门类的8门核心课程之一，使之成为国内各高校经济学科、管理学科等相关专业本科学生的基础核心课程，极大促进了计量经济学在国内的普及和发展。计量经济学由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组成；理论与实验的有机结合，使计量经济学作为重要的方法类课程，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引和方法工具，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计量经济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对如何改善计量经济学教学、提升教学效果展开了积极探讨。在理论教学方面，李南成、张卫东（2003）考察了计量经济学课程对培养本科生综合素质的积极作用；庞皓（2004）、俞培果等（2004）分析了计量经济学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邱东等（2007）通过调查研究，对我国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梳理；李子奈（2010）指出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必要性。在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方面，袁建文（2003）在国内最早探讨了计量经济学的实验教学；王立平、王健（2006）提出了自主性实验教学模式；徐占东、王维国（2009）、徐占东（2011）提出了探索性实验教学模式，张（2012），刘发跃、王娅（2012）也认为探索性实验教学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上述研究文献，分别从理论和实验教学方面对计量经济学教学进行了有益的积极探讨；但现有文献多数只就理论或实验教学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而对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进行综合分析的文献则相对不足。然而，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作为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两个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互动发展，对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意义重大。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互动发展进行综合研究，为提升教学效果、进一步发挥计量经济学在经管类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有益探索。 二、现阶段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众所周知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给了计量经济学的两位创始人弗里希和丁伯根；而从1969年到2012年共计7l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直接因为计量经济学贡献的有11位，这一比重远远高于经济学科中的任何其他一个分支学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曾说：“计量经济学已经在经济学科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更是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尽管成就辉煌，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计量经济学于20世纪30年代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其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而国内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则更为短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引入我国。虽然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毕竟时间尚短，相对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学而言，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 教学课时偏少。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被设计为一个学期，包含理论与实验教学在内，共计48学时或54学时。这对于既有理论讲解、又要进行实验操作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来说，课时无疑偏少。通常，在上述总课时中，理论课被压缩到30学时左右，而实验课则为16-18学时左右。为了完成教学基本内容，教师在进行有关理论教学时，浅尝辄止。无法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使学生无法深入理解模型背后的经济意义；而在进行实验教学时，学生也通常难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独立操作完成实验项目。教学课时的不足，制约了理论教学的深入性与实验教学中学生操作的熟练性，影响了教学效果。

2 重理论轻实验。根据现行的教学内容要求，计量经济学至少要求6-8个实验项目，包括基本的一元与多元线性模型的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异方差检验与修正、序列相关检验与修正等。然而，由于教学课时不足的限制，为了保证理论教学内容的完成，实验教学的课时常常遭到严重压缩，部分学校计量经济学的学生实验被缩减到2-3个，有的学校甚至完全取消了实验教学部分，只是教师在完成理论教学后，由教师对先前的理论教学加以简单的软件演示，学生则没有机会上机进行实验操作。这样的重理论轻实验的教学模式，严重削弱了计量经济学培养经管类本科生动手能力的积极作用，也制约了理论教学的实际效果。

3 实验教学薄弱。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中，主要是“验证性实验”，即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理论的验证”方面，实验教学事实上沦为理论教学的附属品。尽管实验教学的功能之一确乎包括验证理论，以加深对理论教学的理解；但过度强调实验的验证性而忽视实验的探索性，则显然有悖于实验教学的本质目标。计量经济学实验，主要功能在于激发经管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热情，培养其创新能力。因此，以学生专业理论为背景，由学生自主进行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和实验调控的探索性实验教学理应成为实验教学的重点。显然，现阶段“重验证性实验而轻探索性实验”的实验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验教学的互动发展探索 改革计量经济学教学、提升教学效果，客观上要求理论与实验教学的互动发展。为此，以加强理论教学为基础，以创新实验教学为重点，促进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互动发展，以理论教学带动实验教学，以实验教学促进理论教学，协调发展，共同提升教学效果。

1 加强理论教学，为实验教学打下坚实基础。根据教学课时条件，结合经管类本科学生的专业理论与知识基础，科学合理地选择理论教学内容，既满足了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一般性要求，尽量做到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又力争与学科专业有机结合，做到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在理论模型的教学方面，既注重模型的数学推导，做到让学生对模型“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同时，结合现实问题和学生的专业理论，对模型的经济含义进行充分阐释，使学生能举一反三，提高对理论模型的理解能力。通过加强理论教学，既满足计量经济学理论培养的需要，也奠定实验教学的坚实基础，是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验教学互动发展的前提保障。

2 强化基础性实验教学，提升对理论教学的理解。计量经济学的特色和优势，在于其方法性和工具性，即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方法指引和工具支持。然而，现阶段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相对薄弱，阻碍了课程教学效果提升。因此，强化基础性实验教学，改变重理论轻实验的教学模式，是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必然选择。教学中，需要在保证而不是随意压缩实验教学课时的基础上，根据理论教学内容，精选实验项目。在教师的演示讲解和学生的观摩学习基础上，由学生独立自主完成实验项目的所有操作流程，教师则从旁予以适时帮助纠偏，保证实验教学顺利进行。通过实验教学，让学生对理论教学内容进行印证检验，加深理解；并据此反过来自我改进实验，实现理论与实验教学效果的共同提升。

3 大力开展探索性实验教学，实现理论与实验教学的互动发展。探索性实验教学是指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理论，借助于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对本专业的某一理论或现实问题，自行设计实验项目并完成项目研究的全部过程。教学中要求学生从自身的专业理论出发，遵循“经济现实一理论方法一经济现实”的研究思路，选择研究项目并展开深入研究，本质上是学生对未知事物的主动探索。探索性实验已经超越了对计量理论与方法本身的简单验证，而是集专业理论、计量方法与实验操作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探索性实验教学的实施，有助于理论与实验教学彼此促进，实现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互动发展。 四、结语 在全面提倡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任务。计量经济学课程对于经管类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加强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计量经济学人才培养功能的客观要求。本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大学经管类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还存在诸多不利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为此，围绕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互动发展，需要从加强理论教学、强化基础性实验教学和大力开展探索性实验教学等方面，努力采取措施，促进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发展，不断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为进一步发挥计量经济学课程在经管类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李南成，张卫东，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教学与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J]统计教育，2003，（6），[2]邱东，李子奈，肖红叶，经济学类专业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现状调研报告[J]，中国大学教学，2007，（11）

[3]李子奈，关于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1）

[4]袁建文，经济计量学实验教学探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3，（3）

[5]王立平，王健，《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模式改革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

[6]徐占东，王维国，计量经济学探索型实验教学研究[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

篇5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案例设计研究；经济解释

邵阳学院教改课题：案例教学――参与式教学模式的设计及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2011JG08）的最终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5月29日

一、参与式教学的内涵

参与式活动是一个参与、互动、体验、探索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个等待被“灌输”的被教育过程。在参与式教学中，每个参与者都是教学资源，受教育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核心。参与式教学中，教学信息在各个小组之间得到相互的传递和共享，最终再汇集到教师那里，而教师同时也将信息与所有参与人员分享，实现一种信息的多向度交流。参与式教学方法是国际上普遍得到推崇的一种合作式的教学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以学生为中心，运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整个过程中，从而加强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并且能够做到学以致用。

参与式教学形式多样，有分组讨论、头脑风暴、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模拟、填表、画图、访谈、观察辩论、排序以及根据学习内容设计的各种游戏、练习活动等。

参与式教学方法具有几个特征：第一，主体平等参与。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营造一种宽松、民主的教学气氛。教师与学生地位是平等的，学生积极的参与整个教学，与教师互动；第二，重视知识的全面性。参与式教学方式将知识与实践技能同步进行，鼓励学生以原有的知识为基础，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增强创新意识，进而使得学生所学的知识得以升华；第三，完全开放。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无论是在教学内容上，还是教学形式上都是开放的，需要教师经常了解学生，从而根据学生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参与式教学案例设计及其应用

（一）搜集已有经典案例。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原理，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案例，进行知识积累，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及时研究经济形势，研究政府经济政策。一是购置图书，每年都要进行资料更新，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科学译丛、经济科学译库、中国经济问题丛书、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金融学译丛、金融学前沿译丛、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等并进行版本更新；商务印书馆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汉译名著等。此外，国内名家的经典作品，如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新卖桔者言》；林毅夫、蔡、李周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等。二是每天浏览大量网页，获取相关信息。如每天一定登录经济学家论坛、人大经济论坛、东方财富等网站，与网友进行教学和科研交流，把相关知识信息融入教学中。同时登录名家博客，了解名家看法。三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学中进行文化传承。如为了讲情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用古人吃饼的故事来说明更显生动形象。有一个古人买饼充饥，吃了第一块，觉得没饱，又买了一块，吃下还是没饱……。一直吃到了第六个，吃了一半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吃饱了。他很懊悔的对自己说：“我真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呀！早知道我就买这第六块饼不就能吃饱了嘛？浪费了五快饼的钱！”故事中的主人公忽视了他的“饱”是六张饼累加起来的“结果”，在这个“结果”之前的“过程”却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他混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区别。“饱”是总效用，是消费所有饼后的效用累计；而每增加一个饼的消费，会给他带来边际效用。而他把最后一个饼带来的边际效用看成给他带来的总效用。为了更好地理解“权衡取舍”、“机会成本”。引用“两弊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还有《孟子》中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当然，我们在经济学讲授中不仅要讲授经济学原理，还要弘扬“舍生取义”的社会正气，培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精神气魄。

（二）根据身边发生的故事设计案例。根据学习内容的需要，鼓励学生以探寻的眼光搜索和收集教学案例。把一个教学班级分为若干组，每组成员提出自己认为有价值或新颖有趣的故事作为案例，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是否吻合经济学原理，以及是否新颖有趣等进行评判，最后挑选一到两个优秀案例，再进行文字的精炼和润色；然后收集各组挑选的案例在全班进行筛选，被公认是优秀案例的组的成员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以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此外，也可由教师提出事实，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进行解释。如经济与管理系工会和旅游教研室设计的两个旅游方案，方案一是游镇远古镇、方案二是游黄山。方案一，系工会为每个员工支出M元；方案二，系工会为每个员工支出M元，参加者每人自筹M元。不能参加的系部支出的M元不返还。QQ群上的投票结果显示87%的员工选择方案一。鼓励学生查找资料研究：在不同约束条件下，消费者的选择行为。

（三）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特色设计案例。邵阳是湖南省人口最多、面积第三大的城市，地处湖南省西南，出了许多历史名人，如魏源、蔡锷等，但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市情，参与多个省级科研项目，并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了专著资料的收集与撰写。如《民营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以邵东民营企业发展为个案》、《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城市化视角的绿色经济――邵阳“两型”发展战略研究》。同时，也对邵阳学院在邵阳的就业情况进行统计。（表1）在此基础上对邵阳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考察，其中最显著的两个因素是人才和资本流失现象严重。自1980年以来，邵阳的存贷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980年为185.20%，到2009年只有34.46%，在2010年和2011年有所提高，但也只有36.71%和38.11%。因而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邵阳经济为何发展滞后，其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

（四）根据授课教师的科研成果设计案例。积极进行科研研究，并把相关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如，《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旅游方案选择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后改革时代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劳动合同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等。

在经济学原理的讲授过程中，结合经济发展实际，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如讲授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效果时，分析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布置任务后，把每班学生进行分组，并分组讨论，写出分析提纲。在课堂进行研讨，拓展大家的视野，提高其学习经济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后由授课教师把自己对该问题写成的论文在班上进行分析。

在讲授经济学原理过程中，特别要结合当时的经济现象。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出口量下降，东部地区大量企业倒闭，农民工大量返乡，形成“返乡潮”。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又进一步加剧农村劳动力返乡。从短期看，这一政策会加剧返乡潮或失业，因为企业难以通过降低工资的方法而降低成本。但从长期看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降低管理成本，或用资本替代劳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如《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劳动合同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发表后则进入教师的经济学教学的案例库。其构建过程如图1所示。（图1）

三、经验推广及应用

由于一直使用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积极参与人大出版社的教师培训、教学研讨教材修订等活动。2013年参加了人大出版社在长沙举行的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第六版修订研讨会。学习名家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并尽力使自己的看法和经验融入第六版的教材之中。一是参考国外教材的最新成果，如范里安、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曼昆、平狄克等撰写的最新版的教材；二是宏观经济学应增加开放经济内容，借鉴萨克斯和拉雷恩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芬斯特拉和泰勒的《国际宏观经济学》；三是增加案例内容，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可借鉴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弗罗恩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第九版）、米什金《宏观经济学：政策与实践》等；四是适当增加经济理论的数理内容，增强逻辑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彼得・泰勒.陈则航译.如何设计教师培训课程――参与式课程开发指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美国；反托拉斯法；经济理论；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较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领域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经济分析现象，经济理论对有“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之称的反垄断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历史最悠久、制度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即便是欧盟的竞争法有其独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学习之处。本文试图对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历程

反托拉斯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曲线。在这个历史曲线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背后都有经济理论的支撑。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竞争促进公共福利。垄断损害经济效率。垄断与竞争是对立的两极，竞争的高效率意味着垄断的低效率。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均衡。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同样主张自由放任。在这些经济原理的直接影响下，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之后的企业组织规模扩大所引发的经济集中和产业垄断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以民粹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反垄断立法浪潮。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法》，191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实践表现出对“竞争者的保护”，通过对原子式企业的保护达到维持市场竞争局面的目的，因此对巨型企业和企业合并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恐惧。有两个典型案件能够反映这种执法指导思想：一个是北方证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另一个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终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并且明确相互间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尔曼法》颁布实施的早期，围绕国会制定《谢尔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论争议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对《谢尔曼法》的适用也是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不同时期，都不会出现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执法和司法局面，某种经济理论和执法理念起主导作用仅仅是相对而言。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二)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

1936年，反映凯恩斯主义思想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本出版。凯恩斯主义一改传统经济学放任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干预在市场稳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现代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经济理论，为后来的哈佛学派兴起进而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倡导市场垄断规制提供了前奏。从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影响。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几部比较重要的反垄断法案，它们主要包括《罗宾逊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条款的适用范围，详细列举了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因而也被为“反价格歧视法”。《米勒一泰丁法》通过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允许转售价格维持，保护小零售商，以达到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把企业虚假广告纳入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畴，由此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广告行为的审查。从以上几个法案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竞争行为纳入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干预主义倾向。

在司法上，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本身违法原则虽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现，比如密苏里州船运协会案和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态度还处于徘徊状态。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伦顿陶瓷公司案中对本身违法原则的阐释，虽然可以说是对该法律适用标准的一个经典梳理，但是这一原则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价格的协议是违法的，不管由此产生的价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还给本身违法原则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例如，虽本身没有采取价格联合行为，但实际上具有固定价格的目的或者产生固定价格后果的联合，均视为本身违法。此案除了阐述本身违法原则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违法”这一反垄断法适用的经典词语。

(三)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

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哈佛学派的兴起，结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进入一个相对更为严格的历史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哈佛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在这一单向的因果关系中，市场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佛学派认为，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其中市场进入壁垒是核心变量。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运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对很多大企业发起“肢解行动”，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国铝业公司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案件是布朗鞋业公司案，法院对此案的态度是：“效率不能构成辩护，而且显示兼并会带来的效率正可被用来攻击兼并，理由是小的对手将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几个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续对布朗鞋业公司案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了“结构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合并规制实体标准，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反托拉斯的严格程度。

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塞勒一凯弗维尔法》与《哈特－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就是最好佐证。《塞勒一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7条进行了修改，补充规定购买资产作为企业并购方式之一，从而扩大了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哈特—斯科特一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创设了企业合并前的申报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进行申报，加大了政府对大企业合并的事前控制。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整个反托拉斯法实施产生普遍性影响。

(四)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芝加哥学派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效率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因此，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该学派侧重对企业行为的分析，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场集中是由于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结果，那么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场绩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适用“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从长期看，在没有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政府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过程是有效的，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会失灵，但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由于国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开始理解并普遍认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在70年代初开始逐步由传统的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在这个阶段，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起的针对支配地位企业行为的诉讼，除少数例外，大多以失败告终。最高法院在大陆电视公司诉gte西尔代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将纵向非价格限制纳入合理规则分析的范围，推翻了10年前施维恩案确立的非价格垂直限制的本身违法性。最高法院特别引用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强调对经济效果的分析，为评价托拉斯行为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案的态度转变和处理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执法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向。

在企业合并问题上，80年代对合并指南作了两次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结构逐渐由“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参考性因素”，大大放宽了相关市场的边界。1982年至1986年间，向司法部提交的5万件合并申请遭到明确反对的只有81件，许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对的合并都得到批准。

(五)新产业组织理论与反垄断综合执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美国达到顶峰时，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界通常也把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统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被动地对给定的外部条件作出反应，而是试图以策略行为去改变市场环境，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从而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新对手进入市场。市场结构和绩效是企业博弈的结果，并取决于企业间博弈的类型。这样，哈佛学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逻辑上循环和反馈的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互动关系。虽然新产业组织理论也认同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但该理论对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学派，采用更加动态的策略行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学派的静态的价格一产出分析框架。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实现了对限制进入定价、默契合谋、广告、产品扩散、技术创新、设置进入壁垒等策略行为的动态分析，对各种复杂交易现象的动机和效果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家开始找到对丰富多彩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方法，使得现行的产业组织理论更加具体化、复杂化和贴近于市场现实。

柯达诉图像技术服务公司案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关键问题是，柯达公司在主设备市场上没有市场优势，其在维修服务和零件市场上能否形成垄断力。最高法院首次较大篇幅地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新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强调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来代替对市场现实的细致分析是危险的。柯达一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对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在法庭审判中有必要对策略行为加以详细分析。自此，大企业的策略行为开始受到反托拉斯当局的认真对待，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和法院的采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也从前一时期的过于宽松逐步转向温和的干预。无疑“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鼓舞了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起对支配性企业的检诉案件，但是反垄断规则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反托拉斯执法还特别关注国外企业的竞争、国际卡特尔行为，甚至在反托拉斯执法中优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外部因素，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波音与麦道合并案汹’就是典型案例。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欧洲空中客车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分析企业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全球市场进行分析，还要考虑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和保护本国企业的问题。

二、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相关性的评论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对应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的指导作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与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范式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分析方法在反垄断法的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反垄断实践需要“经济理性”提供一种经验支持。经济学家及其经济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体制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竞争成为治理经济的优位机制。整个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法与主张政府对经济广泛介入的政策艰难地共存。经济学家在辩论中通过阐述压制竞争措施的代价，来告知人们竞争的相对优势。第二，经济学知识在反托拉斯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前半叶，人们在法院的判决中很难发现经济学的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影响开始增强。今天，随着经济学观点在法学的日益渗透、司法对经济学理论明确且广泛的倚重以及经济学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机构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制度化了。

从总体上看，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和司法实践与经济理论分析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反托拉斯实践变得更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经济学的参与和经济逻辑的引进，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实践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垄断实践的一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评析美国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发展历程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要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理论是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结果。之所以出现不同经济理论主导不同时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实践，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理论是衍生物，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传统竞争意识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或者部门法)而言，它更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各方面的综合反映。比如，《谢尔曼法》的出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既有美国早期反抗英国王室的特许经营而形成的反垄断传统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出自于对早期自由竞争理论的信仰，信守小企业和农场的存在才是代表独立和平等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而认为经济集中会影响政治民主，要把经济分散化作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潮都是在美国内战后工业飞速发展、社会出现商业巨头和滥用市场支配力的大环境下才进一步进发出来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谢尔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经历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综合执行等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适用上的摇摆、徘徊与交叉，时而严格时而松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情况出现了变化，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方式，适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因此，惟有从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的视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认清经济理论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

2.经济理论要指导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首先，经济理论自身的多样及繁复使得法官和执法人员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的问题。美国反托拉斯经济理论经历了早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经济理论等几个阶段，而这些理论发展过程并非一种单向的“历时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时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联邦执法机构和一些司法判决将经济效率作为合并分析的主要组织原则，但这一定向被批评为弱化了立法历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政治分权的强调。在效率考量构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义仍然可以并确实影响着对特定交易的评估。“”这说明了经济理论发展及其适用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是一种交叉存在。因而，不难理解哈佛学派理论虽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与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组织理论共存，成为“后芝加哥时代”反垄断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种经济理论的共存，选择问题就成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而选择的过程往往要受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也受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前见”和“偏爱”影响，这些都造成反垄断实践的不确定性，增加反垄断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实践指导的“漂浮不定”。其次，复杂的经济模型和数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执法人员依据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了执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经济理论多以假设作为立论前提，初始假设条件的细微变化都足以导致有关结论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使得经济理论的运用多变且难以把握。因此，要让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反垄断法实践，至少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要设计出一种能够将复杂的商业行为准确地定性为促进竞争或者违反竞争的分析方法。二，将这些方法表达为适用于执行机构和法院的规则，并且给商业机构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定商业策略的基础。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启示

作为反垄断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中的经济理论运用情况，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垄断法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已在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规定中借鉴了美国一些反垄断经济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了界定相关市场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垄断者测试分析思路，充分借鉴了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但是，仅仅借鉴反垄断执法中一些概念和具体分析方法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垄断法发展与经济理论交互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机理，借鉴其发展历程所折射出来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从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的交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和可资借鉴之处。

1.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理论立基于市场实践，是市场实际运行的理论衍生物。经济理论在美国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运用，反映出了美国在反托拉斯法律实践中重视市场的理念，而不是简单地用政府干预去取代市场。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预市场，其目的还是在于构建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经济学的渗透对于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减少了寻租活动渗透到政策中来的可能和空间。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主要就是围绕如何科学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改革虽有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障碍与“瓶颈”逐渐显现。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场、企业三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晰，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反垄断法领域表现为产业政策偏多，在一些领域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直接参与了市场的建设、培育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形成了政府干预过多而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负效应。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虽然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实现从市场建设者到市场监管者的转型。我国一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原因造成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就是市场干预之法。我们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就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干预也会失灵。因为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干预所依赖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失对政府来说同样难以避免；政府干预过多还会出现寻租问题。在市场和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对比两者孰轻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选择。然而，放在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维和惯性仍然强大、经济改革目标是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形势下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应当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因为政府不是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国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篇7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篇8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西方价值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只能创造“财富”或使用价值，而不可能成为“价值”的源泉，并构成商品价值的实体。马克思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理论被理论界概括为“价值源泉一元论”；且这种价值理论是彻底的“客观价值论”，即马克思认为，价值的决定因素是实实在在的，它完全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劳动投入量大小或有无，而与人们的主观感觉或好恶没有任何关系。

但西方学者则不同意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在马歇尔均衡价值理论产生之前，他们或主张多元价值论，或主张主观价值论。价值源泉多元论的产生最远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他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为后来的西方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并发展为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多元价值论。（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马克思虽然也认同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但是由于马克思认为财富与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所以，尽管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了财富，但是创造价值的就只能是劳动一个因素。至于西方学者则显然是假定“财富”与“价值”这两个范畴是可以等同使用的范畴。）依价值多元论的解释，价值的源泉不仅包括劳动要素，还应包括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也就是说，构成产品成本范畴的各个因素都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因为在他们看来，从产品使用价值的创造或产品的供给离不开所有要素的共同配合。这种从供给角度或成本方面分析价值源泉的理论就是所谓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应该承认一点的是，尽管生产费用价值论从具体的价值决定因素来说是属于多元价值论范畴，但是如果从主客观价值论的划分来说，生产费用价值论则无疑可以归入客观价值理论范畴，因为成本投入对生产商品的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和客观的。

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虽然早于18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但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奥地利学派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等人完成的。他们在“边际效用”概念基础上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并非供给方面的生产费用大小，而是消费者需求方面的主观因素，即商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小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这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据西方学者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彻底地解决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水与金钢石的价值悖论”难题。

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产生。那么，“价值”究竟是一个主观范畴还是客观范畴？19世纪末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马歇尔通过均衡价值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和。在他认为，价值既取决于供给因素，又取决于需求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费用是决定产品价值的因素；从需求方面来看，效用或边际效用是决定产品价值大小或有无的因素。商品的最终价值决定在于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这一价值理论就是所谓的均衡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由于供给方面的“费用”因素属于客观范畴、需求方面的“效用”因素属于主观范畴，因此，价值这一概念在马歇尔认为便既带有主观性，又带有客观性。

二、对私有经济的不同认识：价值源泉之争的实质

经济学家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发生的价值理论之争，从形式上看是经济学理论本身或学术观点之争，然而，隐藏在理论背后的则是一个重大的阶级利益冲突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体现了双方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最终得出来的基本观点或结论是：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或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均衡价值论则无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认为二者是和谐的关系。

熟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以铁一般的逻辑推导，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家剥削雇用劳动者剩余劳动的理论）并进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马克思是通过对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剖析来进行的，确切地说是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分析来进行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工人的活劳动）和物力成本（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等生产资料）在形成为商品后或者说形成为使用价值后，其价值构成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和投入的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不变资本价值：依据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理论，机器、厂房、原料等物质资料是不可能创造价值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其自身价值，资本家投资于物质资料上的资本因此被称为不变资本；第二部分是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工资部分：依据劳动价值理论，这一部分是可以通过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它构成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在马克思资本理论中，它被称为可变资本；第三部分是超过生产之初所投入的资本量的价值量：这一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根据活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只转移价值却不创造价值的理论，剩余价值部分显然只能来自于工人的活劳动本身，而与资本家所投入的物质资本是没有关系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创造使用价值。由些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家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剥削的程度或剥削率则可以通过剩余价值在可变资本或工资中的比率来衡量。进一步地，对于资本家这种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无产阶级显然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确切地说是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这种人对人实施剥削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建立一种劳动者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可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劳动价值理论最终的必然结论。

然而就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对现存社会制度（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永恒性和合理性的判断与认识，使得他们自然要坚决抵制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他们将无法抵挡马克思的铁一般的逻辑推论。的确，依据西方学者的价值源泉多元论，是无法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因为根据生产费用价值论，不仅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投入创造了价值，而且物化劳动（即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了价值，这样自然地，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便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西方经济学家也就认为，资本对雇用劳动的剥削无从谈起，消灭私有制便没有必要或依据，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永恒不变的理想社会。生产费用价值论被均衡价值论取代后，西方学者进一步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不变的假定前提下，再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继续关注价值理论的讨论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此，他们也就将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投放在价格理论上，而非价值理论上，在马歇尔看来，讨论价格问题的意义已超过价值问题的讨论，这一观点几乎为现代西方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

三、“价值”定义的差异：价值理论存在分歧的直接原因

价值理论之所以存在分歧或争论，根源虽然在于争论双方对“私有制经济”合理性以及“消灭私有制”的认识迥然不同上；但直接的原因则在于论战的双方所给予的价值范畴的定义是不同的。换言之，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价值”范畴和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存在着定义上差别。由于大家是在不同的含义上理解“价值”这一范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理论中所讨论的“价值”并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价值”含义也绝对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这样，在不同的“价值”定义基础上讨论价值的源泉，显然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理论。其实，什么是“价值”与什么是“价值的源泉”（或价值的决定）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对“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下定义，后者则是探讨决定“价值”量的具体因素或者说探讨价值的实体是什么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或使命之一是研究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现在我们发现，在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我们这些以讲究效率而著称的学者们却陷入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出一个确切结论的无谓争论之中，也就是说，在不统一“价值”范畴定义的前提下争论价值的源泉只能是浪费时间与精力。我们认为，如果理论界需要将价值源泉问题讨论清楚，那么，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价值的概念本身，即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范畴，到底该如何定义？

概括说来，理论界对于价值范畴本身的（经济学）定义或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斯密对价值的定义。斯密接受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带有表面化或现象化的看法，他认为，“价值”一词通常有两种意思，一方面是指“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指“交换价值”。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1）

二是马歇尔对价值概念的理解。针对斯密将价值解释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马歇尔说：“经验已经表明，把价值这个字用作前一种意义是不妥当的。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2）简言之，在马歇尔认为，所谓价值，主要就是指物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正是在将价值定义为价格的基础上，马歇尔才得出了价值（价格）取决于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价值（价格）理论，其中，决定供给价格的因素是生产费用的高低；决定需求价格的因素是边际效用的大小。撇开这种将价值直接定义为价格的做法是否合理问题不谈，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是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解释。马克思是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分析着手进而从更本质的方面或更深层次引出价值范畴的。马克思说：“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共同的东西。”“如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这里所说的“第三种东西”或“共同的东西”是指什么？通过分析，马克思首先排除了使用价值，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他还说：“如果真正把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3）根据马克思的上述一系列论述，我国理论界对价值范畴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那一句话——“所谓价值，就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于价值这一概念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直接定义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因此显而易见，任何对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指责甚至所表现出来的丝毫怀疑都是徒劳无益的。

综合马克思的论述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价值的内含更多的是从本质上来加以概括的，这就是说，价值作为不同使用价值相交换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是商品经济社会所特有的历史范畴，它代表了或体现着一种社会关系，即商品生产者之间互换劳动的关系。

四、劳动价值论：一个建立在严格定义与严密前提下的宏大理论体系

如上所述，马克思是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引出价值范畴的，紧接着他便给价值下了一个非常本质化的定义，这个定义奠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理解价值源泉一元论和价值源泉多元论的区别，关键之一就是应该把握双方在价值范畴定义上的差别。价值源泉多元论接受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化看法，把价值视为“所能交换到的其它商品量或货币量”即交换价值或价格；而马克思的价值源泉一元论则在严格区分“价值”与“价格”概念的基础上，赋予价值一个新的或本质上的解释，即“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4）

至于商品交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究竟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发现，它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是不好进行比较的，这样只能从“交换双方都是劳动产品”这一共同点出发寻找不同商品相交换的共同基础。但价值源泉多元论者则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坚持从“使用价值或物的有用性”方面探讨商品交换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基础”，并认为不同商品尽管使用价值不同，但在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方面却有“共同性”，这即商品对交换者而言是有效用的，无效用的物品是无价值可言的。（5）最终西方经济学中便逐渐形成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马克思虽然不同意将使用价值视为价值的源泉；但是他却没有完全否定“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在价值实际形成中的巨大决定作用。例如马克思曾指出：“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现行教科书简单地将价值定义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不太严谨的，至少应在劳动一词前加上“有用”或“有效”等限定词。否则劳动一词前面若没有“有用、有效”之类的限定词，那么就会陷入两个因素（劳动与有用性）交叉或轮流决定价值的实际形成的困境，这就是说当商品有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人类劳动”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但是当商品没有使用价值或者说劳动无效时，“使用价值”在价值形成中就会起“一票否决权”的作用，成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劳动有两个含义，一种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另一种劳动是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其中，前一种劳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劳动或有用的劳动，它创造价值；后一种劳动则“不能算作劳动”，是一种虚假的、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中的“劳动”显然是指那些能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而不包括“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内。

接下来还有一个“劳动的个别性与社会性”问题。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大小存在悖论，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这意味着，马克思也发现了“社会需求”是价值决定中的潜在力量。由于商品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而交换本身即意味着供给者和需求者必然同时出现，并且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可见“价值”概念本身必然蕴含着供给与需求的共同作用，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否定需求参与了价值的形成与决定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其实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需求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即需求方对供给方所付劳动量的认可程度决定着该商品的实际价值量或市场价值量，这样劳动付出小，并不一定意味着商品的价值量就小，如果社会或消费者认同，少量的劳动也可表现出大量的价值，（按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的生产者即如此。）反之，劳动付出量大也不必然体现较大的价值，在社会不接受的情况下，大量的劳动付出也可能不形成或只形成一部分价值，（按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的生产者即面临此命运。）必须承认，马克思的分析是符合商品价值的实际决定过程的。

既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定需求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的供求价值论还有区别吗？回答是肯定的。这即马克思认为，当供求平衡时，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也就是商品价格的高低，唯一地取决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状况。而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即使商品供求平衡，从供给方面分析，决定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因素也不可能只有劳动投入一个，还应该包括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在内。因为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参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它们对社会总价值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马克思虽然赞同配第的“劳动与土地共同创造财富”的名言，但却否定土地创造价值之说，因此可见，马克思实际上将“价值”与“财富”又视为含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马克思对“价值”内涵的严格界定再次成为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实际上，只有对“财富”与“价值”赋予不同的内含，劳动价值一元论才能成立，我们才可以说“劳动、土地、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过程，但只是其中的部份生产要素即劳动创造了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定义和一系列严密的假定前提基础上的宏大理论体系，在任何一个环节放弃或忽视了其中应有的假设前提，都将会导致劳动价值论难以贯彻到底。归纳说来，这些必要的前提或基本观点包括：第一，“价值”与“交换价值或价格”是内含迥异的两个概念；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物的有用性不具备可比性，因而不能成为交换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第三，劳动有“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之分，“劳动价值源泉一元论”中的劳动是特指有用的人类劳动，不包括无用劳动在内；第四，“价值”与“财富”因而“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类范畴等。

必须认识到的是，只要坚持了上述理论前提或基本观点，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去思考价值决定问题，结论必然是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和自然资源等要素不创造价值。我们认为，坚持劳动价值论不能简单地坚持 “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 这一个结论，同时更应该坚持上述各假定前提，因为任何忽视或放弃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理论前提或基本观点的做法，都将会导致价值源泉一元论难以贯彻到底。

注 释：

（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页。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81页。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51页。

篇9

关键词：独立董事；合谋；监督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323-02

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相关法规，要求我国各上市公司都要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并且要求在 2003 年 6 月 30 日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至少要达到三分之一。我国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公司法》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我国立法机关将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从部门法规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次，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相关法规不配套、制度不完善、机制不明确，尤其是对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和选举权全都掌握在内部董事手中，独立董事并未真正地发挥监督作用，而是出现了与内部董事合谋的现象。本文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试图寻求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合谋的经济学动因，从而促进合谋到监督的转变。

1 租金与寻租的含义

租金，简称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那里，租金是专指地租而言的，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租金概念包括了一切生产差额，租金是指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本文认为，由于董事会掌握着公司的决策权力，董事会内部关键董事对决策权的控制，有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这种超额利润，就是上市公司中的租金。租金是无所不在的。哪里有租金，哪里就有寻租。

从社会福利来看，经济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寻利与寻租。第一类是对生产性利润的追求，即寻利。寻利是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表现，是自由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的正和博弈。寻利活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生产性的，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增进社会的经济福利。第二类是所谓的寻租。寻租是市场主体的一种通过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租金。非生产性是寻租活动的一大特征，寻租活动能产生经济收益，但不能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或劳务，收益的取得直接产生于权力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不能扩大社会的生产规模，甚至还会因垄断而使生产规模萎缩，其争夺的只是既有的生产利润或社会财富。只要掌握控制权从而掌握资源配置或者产出分配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中都会产生经济租金，有经济租金存在，就会有寻租行为发生。

上市公司中的寻租可以这样定义：董事利用自身的一定禀赋，通过参与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获得部分控制权，追求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获得的租金收益，这种行为就称之为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寻租。

在上市公司中，由于现有的权力架构造成存在着寻租活动的条件，它们是：（1）上市公司中有租可寻，存在经济租和创租机制。在现代公司普遍出现“股东大会失灵”的情况下，董事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董事会在公司战略导向、决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导致创租机制的形成，而董事会成员则在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创租者的角色，并通过一定形式使经济租金制度化、甚至合法化。董事会被动创租是因为董事会决策能力有限或董事会在制定战略规划、发展计划时受制于某些利益主体；董事会主动创租则缘于决策权垄断。（2）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存在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特征的利益主体。由于各种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便成了他们的第一需要，而寻租也许是最佳的手段。（3）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并不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督能力也十分有限，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给租条件和机会。（4）上市公司中寻租成本远远小于寻租所得。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国有股东，而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严重，中小股东又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权利，于是乎，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大权在握，收益多多，成本低微。

2 合谋作为寻租的手段

寻租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了寻租并且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的租金，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往往采取合谋的方式。

在具有委托关系的团队组织或等级组织中，当存在地位平等的同层级多个人，或者存在人之间属于等级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上下多层级时，并且人掌握决策、评价其他人绩效等一定权力，可能为其他人带来额外效用时，在和初始委托人达成委托――主契约以外，多个人之间为了提高自身利益或者效用状态又私下达成某种子契约，这种子契约一般与主契约相抵触，违背初始委托人的意愿，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种私下达成子契约的行为就是合谋。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是指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为了获取额外的上市公司剩余收益或者为对抗其他对手，漠视现行规章制度或者利用现有制度规定的空白和模糊，双方默契合作、私下联手的结盟行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损害了股东等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了其自身的效用。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是股东的人，为了分享董事会决策产生的利益，分享上市公司中的租金，双方不约而同地合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掌握着独立董事的提名权、报酬决定权等权利，外部独立董事掌握着信息披露权、重大关联交易批准权等权利，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合谋的基本形式就是以权换权。

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监督行为主要是一种表现为脑力劳动的智力决策，因此，独立董事是否与内部董事合谋具有隐蔽性、不可观察性、难以防范性、一定的损害性、难以认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独立董事监督中的不作为行为也是一种合谋。不作为是“当为而不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独立董事应该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监督内部董事是其应行使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放弃其应行使的监督权力、不履行应尽的监督义务，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监督不作为。

本文假定独立董事都具有履行职责的相关学识、经验和条件，都具有监督技术和监督能力。那些保持沉默的、不作为的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谋，他们可能已经被内部董事所买通。退一步讲，即使个别独立董事不具有监督能力，本文仍然认定其为合谋，因为这样的独立董事没有付出履行职责的成本却获得了巨大的本不应该获得的声誉资本，条件当然是放弃对内部董事的监督。因此，这仍然是合谋。本文所指的监督能力是指具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经济、法律等相关领域的学识、工作经验，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事实上，独立董事上岗前，都经过中国证监会的培训。以“不熟悉”、“不了解”等为借口，不能作为独立董事免责的理由。

3 合谋的动因分析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行为是由其内在需求和外部刺激交互作用的结果。内在需求是内因，可以称为自发性动机；外部刺激是外因，可以称为引致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自发性动机是指源自独立董事自身因素，由其内在需要而产生的行为动机。这类动机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是合谋行为的原始驱动力。独立董事是风险中性的“经济人”，在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过程中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来决定对法律、准则、道德规范的执行态度；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作为与委托双方均保持独立的第三方而存在，独立董事一般不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持有者，努力工作一般不会得到什么额外收益，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独立董事偷懒、监督不力乃至合谋动机的产生。独立董事“经济人”的本质属性促成了其合谋的自发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引致性动机是指独立董事源于外部因素刺激而产生合谋的行为动机，影响较大的引致性动机有三类：（1）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合谋的基础。当自利的独立董事与人达成一致，凭借其“私人信息”共同向委托人寻租时，合谋行为便产生了。（2）治理机制失调。治理机制失调是合谋的直接原因。目前的公司治理涉及到委托人、独立董事和被监督人三方。其中，被监督人是替委托人经营资产的人，独立董事是替委托人监督被监督人的人，他们服务于同一委托人。为了获得额外利益，独立董事有可能与人合谋。（3）激励机制残缺。激励机制残缺是合谋的催化剂。目前，不管独立董事尽力与否，其获取的均是固定的车马费，独立董事的所得既没有与监督的经济后果联系起来，与监督的质量也不具有相关性。因此，在缺乏监督的激励机制时，通过与被监督人合谋，谋求合同外收益也就成了独立董事的一种必然选择。抑制独立董事合谋的自发性动机、消除引致性动机，是降低独立董事合谋程度的重要途径。

4 合谋和监督的博弈

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通常可以运用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来获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体现为高度集中，上市公司通常存在控制性股东，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通常是非流通股。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为什么愿意将最好的、最有市场影响力的资产拿出来包装上市？为什么愿意将优良资产“贡献”出来让所有股东“共享”？如果内部董事不能寻得巨额租金、获得超额回报的话，我们将很难理解这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式的行为。事实上，相当多的内部董事将核心资源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目的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寻取巨额租金。为了谋求最大的回报，只要不违反给定的约束条件，大股东就会设法充分利用其控制权，甚至不惜违反法律法规。从上市公司攫取私人利益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的最终目的。

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内部董事攫取巨额租金、而独立董事佯装不知的现象。独立董事保持沉默，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默认的、与内部董事非对抗的合作态度。这种为了取得共同的经济利益，利用现行制度的模糊和空白地带，双方默契合作、相互采取的私下结盟行为，就称之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听之任之的现象，也是一种合谋。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是上市公司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独立董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法律专家，有的是财会专家，但是，为什么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出监督作用呢？答案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独立董事拿了内部董事的薪酬租金，自然嘴巴就闭上了。另一方面，既然是专家，独立董事通晓相关规定，在制度规范不完善、尤其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不作为没有任何制裁、惩罚，而如果作为，倒是得罪了内部董事，不仅得不到租金反而要卷铺盖走人。作为经济人的独立董事，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独立董事站在了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一边。

从独立董事的角度看，由于履行职责需要付出机会成本和冲突成本，因此，在主观上，大多数独立董事还是倾向于与内部董事进行合作。当然，独立董事可能会因为任职期间的不监督行为被查出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独立董事因不作为行为而受到处罚的风险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实际被处罚的案例非常之少。因此，在缺乏制度约束的现实背景下，权衡利弊得失、收益与成本，独立董事在行动上更倾向于选择不作为、不监督，以至于与内部董事合谋。

5 合谋向监督转变的激励机制

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由合谋转向监督博弈过程中，激励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激励或处罚确实具有促使独立董事监督内部董事的作用。

激励机制是指激励主体为使被激励对象与其目标趋向一致所设计的各种制度和契约的总和。从激励方向上划分，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类型。正向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需要的时候，通过奖励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正向激励表现为发放奖金、增加福利等形式。反向激励则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需要的时候，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反向激励表现为罚款、处罚、批评、谴责等形式。正向激励与反向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正向激励起正强化的作用，是对行为的肯定；反向激励起负强化的作用，是对行为的否定。反向激励之所以有效，原因在于人们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会对事情的成败分外关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面临危机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因此，反向激励对被激励者的刺激也能起到正向激励的效果。

防范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的重要方式就是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激励措施加强、惩罚力度加大后，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有了明显的改善。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如果制度约束是完全的，那么，独立董事就将对内部董事实行完全的监督。而在既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情况下，独立董事的监督努力程度将趋近于零，相反，独立董事具有与内部董事合谋的倾向。这意味着，如果缺乏激励机制，独立董事就没有监督内部董事的动力；如果缺乏监控机制或者惩罚机制，独立董事就没有迫使其努力监督内部董事的压力。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具有相关性，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因此，在设计独立董事的激励契约时，应该综合考虑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作用，它们都能激励或引导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进行监督。

6 结语

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行为遵循这样的规律，先是合谋，继而双方博弈，最后被迫监督。无论处在哪一个阶段，其真正主宰就是两个字：利益。当然，“利益”的内涵，既可以是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利益；既包括财产，也包括名誉。

当制度约束不完善或者执法不严时，独立董事没有足够的监督积极性。为了各自的利益，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倾向于进行一定程度的合谋，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存在的租金。因此，为了促使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需要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没有对独立董事的激励，就没有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没有激励，就没有监督）。

当法律法规、制度约束进一步完善，司法、执法得到进一步加强时，独立董事的监督积极性也在提高，共谋程度随之降低。当法律法规详细而完善，处罚措施明确而具体时，独立董事倾向于对内部董事实施完全的监督。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从共谋到监督的博弈过程中，激励机制必不可少。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促进了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有激励，才有监督）。

参考文献

［1］陈桂华.对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06，（9）：66-67.

［2］唐清泉，叶艳芬.独立董事行权的有效性与实现途径――基于独立董事问卷调查的研究［J］. 经济管理，2006，（11）：36-39.

［3］陈新玲.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作用分析［J］. 经济问题，2006，（9）：26-28.

篇10

关键词：劳动关系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劳动经济学；学科；

作者简介：江永众，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地方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富士康事件等。如何正确处理劳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急迫政治任务。[1]劳动关系在西方通常称为劳资关系或产业关系。劳动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都对其进行了解释，而这些学科在价值观、基本前提假定、信念、方法论等方面存在差异，远未达成共识。劳动关系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尚处于创设阶段，理论界对于该学科基本概念、学科性质认识模糊，研究非常缺乏。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都将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为其研究核心，是与劳动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但是人们对这些学科关于劳动关系的研究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严重制约了劳动关系理论对我国劳资实践的指导作用。[2]因此，厘清这些学科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和学科性质，对于我国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一、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假定

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的学科范式理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对同一领域的现象———尽管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具体现象，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3]劳动关系学的学派抗争和方法论的多样性恰好折射了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因此劳动关系学尚处于常规学科的前科学阶段。但是西方劳资关系学通常采用正统多元论，属于狭义的劳动关系学。相对于学派林立的广义劳动关系学而言，西方劳资关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为解释劳资问题提供了研究的参照框架和起点。基本概念和核心假定是其理论发展和衍生的基础。

(一)基本概念

作为一门成熟的理论研究学科，西方劳资关系学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劳资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者、雇主、劳动合同、劳动就业、工资、集体协商、集体行动、三方机制、劳动争议与冲突、劳动权利等是劳动关系学科的基本概念。[4]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劳资关系的基本概念，例如工作场所规则，规则网络，劳工标准，工会，集体谈判，雇佣关系的公平、效率和发言权目标，[5]结构化对立的雇佣关系，政府规制等。[6]其中，工作场所规则是最基本的概念，是由劳资双方谈判来决定，是劳资关系的焦点，因为工作场所规则一方面能够促进资方的组织战略实施，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7]

(二)核心假定

劳动力附属于人类身上，不是简单的商品，这一思想是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因和基础，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核心前提。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劳工与产业关系学院院长Katz看来，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包括以下方面：[8]

1.劳动力不是商品。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缺陷是将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土地、技术等)等同起来，缺少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怀，很难解释和解决社会劳动问题。劳资关系学科的前提假定是劳动力不是商品，具有与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不同的性质。劳动者在企业中是雇员，是为企业目标服务的人力资源或者生产要素。劳动者同时也是家庭和社会成员，必须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而这些角色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因此，劳资关系学认为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劳动者通过劳资关系来满足社会公正、平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来实现劳资关系的社会福利功能。这一命题是劳资关系政策和制度制定的依据。

2.冲突是劳资关系的本质特征。

从劳资关系的性质来看，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基本社会经济关系。雇员为企业提供劳动，服从企业管理者的工作安排和权威，并且以此作为获得薪酬和社会利益，他们要求参与管理决策，得到公平的工资，权益受到保障。雇主雇佣劳动者来进行生产，通过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从而获得经济利润。雇主追求的目标包括管理控制、生产效率、灵活使用劳动力、工人不罢工、经济利润等。显然，由于企业利润等于企业收入减去劳动者工资等成本，员工的工资与雇主的利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劳动者和雇主在经济利益上存在根本的冲突。

3.劳资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

劳资双方通过契约共同组成了一个组织，因此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组织目标和共同利益，例如组织的生存发展、竞争力、经济效益等。[9]因为组织是由个体、群体等组成，当组织目标实现时，个体和群体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例如当企业的总收入增加时，通常员工的收入也会得到提高；反之，当企业总收入下降甚至破产时，员工的收入必然会减少，严重时员工还会失业。劳资关系系统的目标就是要在解决劳资冲突的基础上，实现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因此，劳资双方虽然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但是双方也存在一些共同利益(见图1)。

4.劳动者有自由选择工会作为其利益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

根据西方产业民主理论，产业民主要求建立一种劳动者能够表达其所关注事务的有效代表制度，劳动者应该拥有集体发言权。因此，自由的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是劳资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和雇主可以不通过第三方的干预自行解决双方的争议和冲突。政府的目标就是为劳动者和雇主创造公平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使得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选择工会作为其代表，并且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劳资争议和冲突。

5.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利益相关者的目标。

劳资关系是一个社会子系统，其涉及雇员、工会、雇主、政府、公众等诸多社会成员。劳资关系政策将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劳资关系政策的目标至少应该兼顾效率、公平和发言权的平衡。[10]效率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雇主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公平由一系列就业的最低标准、程序性公平和分配性公平等标准构成，这些标准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物质待遇相关，而且标准的制定要体现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和人性自由的尊重。发言权是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参与工作决策的能力，它强调对劳动者的人性尊严和民主参与，包括个人发言权和集体发言权两个方面。因此，劳资关系研究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在这些带有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二、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由于劳动关系领域研究的目标是要解决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具有综合性，因此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劳资关系学科的创始人康芒斯身上得到体现。康芒斯既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奠基者。在早期，劳资关系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工会、集体谈判、人事管理、劳动法等内容。二战后，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工会和集体谈判。近年来，劳资关系学科主要研究与工作有关的雇佣关系，其研究范围又逐渐扩大化，与早期的研究范围相似。因此，劳动关系的研究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其中，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是与西方劳资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这些学科都试图对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进行解释(见图2)，但是这些学科在基本假定、概念、研究目标和解决途径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11]

(一)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

劳动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研究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其理论前提包括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劳动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劳动是同质的商品以及一般均衡等。为了研究劳动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家将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函数，劳动是与资本、土地相似的生产要素，主张由供求力量来决定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他们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当劳动的价格等于企业雇佣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时，劳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效率。近年来，劳动经济学开始关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在现实世界中，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并不是全部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相反，许多劳动力资源是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因此劳动经济学试图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原因、特征、方式等进行解释。例如Lazear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市场竞争会迫使企业采取一种富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但他不赞成对企业内部雇佣关系进行制度干预。[12]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进行了解释。传统劳动经济学将劳动视为商品，这必然带来资方单边主导劳资关系，以及劳资关系冲突的紧张状态，因此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问题。

根据西方劳资关系理论的前提假定，劳动不是商品，因此将不能将劳动视为同质商品，这样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模型就不能成立。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的价格就不能仅仅由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虽然劳动市场力量对个人和企业存在影响，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劳动合同，需要通过劳资双方的个别和集体协商来实现。劳资关系理论摒弃了劳动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以及工资和工作条件能够达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理想假说。

劳资关系学不是将劳动视为简单的商品以及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同质生产要素，而是将劳动看成是雇佣关系中人类劳动力的交换和使用，这种雇佣关系是嵌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层级制企业之中的。劳资关系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道德规范、历史文化和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显然，西方劳资关系理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通过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增量改革，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进行改良和重组，以建立充满效率、公平、人性的雇佣关系，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进行辩护。基于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在劳动的性质、生产效率的决定机制、工资决定机制、劳动契约的完备性、交易成本假定、外部性、政府或者制度的角色以及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表1)。

(二)人力资源管理学与劳资关系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发端于科学管理时代。科学管理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将劳动者视为由雇主操纵的机器，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劳动，因此主张通过工作标准化以实现工厂生产效率最优，通过为工人提供计件工资来对劳动者进行经济激励。但是，EltonMayo的霍桑实验发现工人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社会需求，由此导致了人际关系学派的产生。人际关系学派强调企业管理中的人性要素，认为雇佣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学派后来发展成为西方劳资关系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个分支。随后的行为科学理论从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工作、技术等方面对组织中的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二战后，人力资源被视为有助于国家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力资源管理学从劳资关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与劳资关系学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独立学科。[13]

人力资源管理学关于员工与管理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14]和诱因—贡献理论。[15]这些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管理权威来协调员工关系，促进员工的合作和竞争，从而实现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最大化。根据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BV)，[16]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内部优势资源，而不是外部优势资源或者环境，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基本命题是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越完善，企业绩效就越高。[17]一些学者的研究检验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8]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学派的基本逻辑，企业应该不断扩大规模，取代市场。显然这个推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性质和边界的解释相矛盾。在现代企业理论学者看来，企业边界是由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共同决定，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边界。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从产生之初就联系紧密。在二战之前两者都研究雇佣关系，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领域。二战后，劳资关系研究范围缩小，主要聚焦工会和集体谈判。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则转向组织内部，将员工视为人力资本，以积极的方式进行管理和开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工会运动的衰败，劳资关系理论研究也明显进入衰退期。到了21世纪，劳资关系学将员工关系、市场、制度、组织策略和公共政策都纳入其研究范围，试图扩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联系，以建立一个包括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在内的人力资源与劳资关系(HRIR)领域，实现建立基于市场的人性化雇佣关系的目标。[21]这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都赞同“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的基本假定，并且寻求解决工作场所的劳动和雇佣问题。但是，两者在劳资双方利益一致性程度、冲突的性质、研究目标、研究视角以及管理者、工会和政府的角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

(三)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劳动关系是我国普遍使用的一个中性术语，这避免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论战。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组织在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24]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情景下，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常用术语还包括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员工关系和产业关系等。人们对这些术语的含义和使用存在许多分歧。从学科性质来看，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关于“劳动关系”相关术语的使用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体现了不同学科对于劳动问题的理论分析差异。

1.劳资关系学。

西方劳资关系学或者产业关系学是以劳动者受雇于资本的所有者，即雇佣关系为前提。狭义的产业关系就是集体雇佣关系，是劳动者集体与雇主之间发生的与劳动条件有关的关系。广义的产业关系可以使用公式来表示：产业关系=雇佣关系+工会和政府干预，即强调工会和政府对雇佣关系的调节和治理。[25]劳资关系学否定劳动者是商品的简单假设，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关系是一种政治性的结构安排，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雇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资强劳弱)，劳动者需要工会或其他组织的力量来维护其权益，而政府作为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主体，需要通过立法、政策来指导、规制、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以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劳资关系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经济学，[26]强调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劳资关系学认为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企业组织特征、劳动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因素影响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因劳动关系不同而存在差异。经济系统与劳动关系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整体的社会系统。

2.人力资源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认为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可以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并且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当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合作程度高时，员工工作满意度增加，员工流动性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采取灵活雇佣实践，以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源管理学一般使用“雇佣关系”术语，雇佣关系是雇员与雇主之间建立的与劳动有关的法律关系。(1)雇佣关系包括市场关系和管理关系。市场关系是指通过市场机制决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管理关系是指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和管理权威来进行工作场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更关注雇佣关系的内部管理关系。[27]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通常也使用雇员关系一词，这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关系，从一体化视角出发，将雇员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整合到一个雇佣组织中，主张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来调整雇佣关系。

3.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家通常使用“劳资关系”术语，例如劳资关系具有超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内涵的广义含义，是各类盈利(营利)性企业中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以劳动合同为纽带所形成的基本经济关系。[28]劳动经济学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扭曲了市场机制，必然带来降低经济效率，因此主张应该尽量实行市场化，即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竞争越充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由于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研究对象都涉及劳动和工作场所的雇佣关系，因此这三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交叉发展，相互影响，但是这三门学科在通常使用的术语、研究对象、基本观点、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性质、人性假设、契约的性质、交易成本和追求的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3)。

三、结论与启示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正是劳资双方充满合作与冲突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为解释和治理因劳动关系运动而产生的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视角的贡献。其中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是与劳动关系问题研究最密切的学科。

(一)基本结论

劳动经济学从劳动力是商品的基本假设出发，主张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导致资方单边控制的劳资对立状态。人力资源管理学意识到劳动者需求的层次性，认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完善程度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因此主张企业应该不断改进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不断扩大规模，但是这种观点的逻辑延伸是整个经济将合并成为一个企业，这显然与现实和现代企业理论相悖。

针对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不足，西方劳资关系学从“劳动力不是商品”的基本信念出发，以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学科目标，兼收并蓄多学科的理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嬗变，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劳资关系学的范围突破了工会与管理方之间的集体雇佣关系界限，涵盖了所有与劳动、雇佣关系和工作场所有关的各个方面，以及由劳动关系而带来的相关行为和结果，例如工作生活质量等问题。

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所以具有商品性质；但是劳动与其他商品不同之处在于劳动有灵魂，劳动关系具有人性化特征、具有社会福利功能，这是劳动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劳动关系的人性化特征决定了劳动关系学的多学科和多目标性质。劳动关系首先必须关注雇主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劳动关系也要追求劳动者的利益，强调社会和人文价值关怀。劳动关系政策的目标需要包括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管理的程序和分配公平、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禁止使用童工、劳动歧视、强制性劳动、重视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机会等，必须平衡企业、劳动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二)政策含义

首先，政府需要用公权力介入劳动关系调整。劳资关系学的基本预设是“劳动力不是商品”，这要求建立人性化的雇佣关系。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工人是领导阶级，是主人翁。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特点的集中体现。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发生了转型，企业劳资冲突日益增加。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必须重新反思和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地位。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商品，其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天生地处于不平等地位。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政府公权力必须介入其中。另外，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应该通过工会的民主化和群众化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劳动者的集体代表，逐步建立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通过工作场所规则网络的制定和完善来建立和谐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