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企业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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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控股公司;概念;辨析

[中图分类号] F82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在我国快速发展，但是，由于金融体制原因，我国尚未就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与监管进行立法，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概念没有权威定义，学界和企业界对此一直存在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理解。

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必须控制银行、证券或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控股公司形式存在，其主要资产显著分布在银行、证券、保险两个以上金融领域的企业集团”;还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应当关注其“对金融机构控制性持股的本质特征，而非必须跨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领域”;也有学者提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必须是金融机构并且对其他金融机构有控制性持股才是金融控股公司”，相应的，母公司本身不是金融机构，即便对其它金融机构有控制性持股，也不能称为金融控股公司，只能叫做“控股金融公司”。

针对这些模糊认识，本文从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溯源入手，分析主要国际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比较相关概念，进而给出笔者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基本概念，以期立一家之言，收正本清源之效。

二、金融控股公司概念溯源

（一）联合论坛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界定

1999年2月，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起，联合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设立的“多元化金融集团联合论坛”（Joint Forum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下称“联合论坛”），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在此文件中，“多元化金融集团”被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证券、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的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

此文件的表述，对我国学者定义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联合论坛的文件，指向的监管对象是“多元化金融集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

（二）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第一次提出“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新的法律范畴，但是并没有直接给出定义，而是在第103条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应以《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的表述为准，符合特定条件的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案》第2条规定：“银行控股公司是指对任何银行或依本法成立之银行控股公司具有控制权之公司。”

据此，银行控股公司如果符合包括资本充足、经营良好、社区振兴法案评级达到满意程度以上等要件，可以选择登记为金融控股公司。依照《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强调的核心是对银行的控制权。

（三）日本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日本《独占禁止法》第116条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即“以经营金融业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将金融控股公司区分为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三大类，2001年以后，统一称为“金融控股公司”。日本将“金融控股公司”定义为：“需经金融厅许可而设立，以银行、证券或保险公司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其至少应持有一家银行子公司、证券子公司或保险子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达50%以上的股份”。

日本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强调的也是对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权，并明确指出控制权是指持有有表决权股份比例达到50%，金融子公司数量为至少一家。

（四）我国台湾地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台湾地区于2001年颁布实施《金融控股公司法》，其第4条第2款对金融控股公司赋予明确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对一银行、保险或证券公司有控制性持股，并依本法设立的公司”。而控制性持股是指：“持有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超过25%，或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过半数的董事”。

台湾地区对金融控股公司定义十分明确，其重点也是强调对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权，差别是控制权被概括为两个并列的条件，一是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或资本总额超过25%，二是实际控制董事会过半数董事，两个条件具备其一即被认为具有控制权。另外，台湾地区规定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额不得低于新台币200亿元。

三、金融控股公司相关概念辨析

我国学术界对金融控股公司基本概念的相关表述，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原因大概是源于翻译、引用的异化，以及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造成。

（一）翻译及引用异化

上世纪末，有学者把“联合论坛”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翻译为“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后的研究引用中，又把“金融控股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等同起来。对此，几年前就有学者研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混淆已经形成，至今并未得到根本纠正。

笔者认为，就英文原文而言，“Financial Conglomerate”与“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也不相同，不应等同使用。

（二）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

在我国，企业集团、金融集团、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等概念比较近似，实践中经常被混淆使用，进而金融集团、金融企业集团、金融控股集团等与金融控股公司经常被混为一谈。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含义不同，指向的主体也不相同，需要严谨辨析。

一是关于企业集团。企业集团是个外来词语，类似组织德国称为“康采恩”，美国称为“利益集团”，最早使用“企业集团”一词的是日本。在我国，国家工商管理局于1998年4月，印发《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其第3条指出，“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该《规定》明确指出：“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践中，企业集团名称可以在宣传和广告中使用，但不得以企业集团名义订立经济合同，从事经营活动。

二是关于金融集团。金融集团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范畴，没有明确的内涵，其指向的客体也不清晰，不应单独使用。相对来讲，金融企业集团会更容易理解，意指金融机构组成的企业集团，但是，金融企业集团也不是规范的法律范畴。

三是关于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这两个词也不是规范法律范畴，我国《公司法》没有对二者进行专门界定。一般认为，“集团公司”是指企业集团中居于控制地位的核心企业;“控股公司”是对子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的母公司，多数情况下二者可以通用。

用一个图片可以比较形象的描述“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集团公司”三者关系。如下图所示，“企业集团”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多个成员单位的集合;而“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是一个个体的概念，是居于统领或控股地位的成员单位。子公司以及孙公司都是企业集团内的成员单位之一。

企业集团、控股公司（集团公司）、子公司关系示意图

（三）关于金融控股公司业务领域辨析

“联合论坛”对金融企业集团的界定，明确指出其业务范围要至少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业务领域，其关注点是“多元化”。类似的，德国实行全能银行（All Finance）制度，全能银行可以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业务，而不必法人分治，其金融集团就是全能银行。

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实行金融控股公司制度的典型代表，与联合论坛关于“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界定不同，其关于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界定，强调金融控股公司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性持股，并强调必须控制的金融子公司的数量。

我国学者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必须控制银行、证券或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的说法，是把控股公司与多元化金融集团混为一体，又将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重点，放在了“多元”，而忽略了其“控股”的本质。至于“金融控股公司”与“控股金融公司”之说，笔者认为有舍本逐末之嫌，我国的准金融控股公司目前不是金融机构，只是由于法律法规建设不到位，监管没有依据，才未给这类机构发放“金融许可证”，一旦法律监管到位，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四、结论

笔者认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需要强调对金融机构控制性持股的本质特征，不应该限定其必须跨两个金融业务领域。

我国2014版《公司法》第217条明确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控制权的界定，结合了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两方面的表述，强调绝对控股，但同时也明确持股比例不足50%但足以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也被视作享有实际控制权。

为了准确的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首先结合“企业集团”的内涵，赋予“金融控股集团”定义，即：“金融控股集团是指以资本为纽带，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由居于控制地位的母公司及其控股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共同组成的企业联合体”。

基于此，定义“金融控股公司”就非常简单明了，即：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具有控制性持股的公司”。这一定义，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控股”的本质;二是强调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性持股。这一定义，并不强调其控股子公司的家数，以及控股公司本身是否具有金融机构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清晰的描述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关系，即：金融控股集团是一个企业联合体，是“1+N”的概念;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控股集团中，居于控制地位、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子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的母公司，是“1”的概念。

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以控股经营金融子公司、实现集团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其本身具有金融属性，应当接受金融监管。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尚处于缺位状态，需要尽快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促进金融控股公司规范、稳健发展。

[参 考 文 献]

[1]谢平.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监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2]宋建明.金融控股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6

[3]王国刚.运作机理：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09

[4]赖小民.后危机时代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03

[5]张春子，张维宸.金融控股集团管理实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7

[6]李晗.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08

[7]郝晓彤.外国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组织结构分析及借鉴[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9）

[8]陈岗.金融混业企业集团风险及监管研究[D].复旦大学，2009

[9]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9

[10]Andrew Kuritzkes， TilSchuermann， Scott M. Winner. "Risk Measure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Capital Adequacy i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Financial Services， 2003：141-193

[11]Rosenberg，J.，and T. Schuermann. A general approach to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with skewed， fat-tailed risk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3）

[12]LievenBaele， Valerie De Bruyckere， Oliver De Jonghe， Rudi Vander Vennert， "Model uncertainty and systematic risk in US banking"[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vol. 53， 2015：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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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曾经说过“我整天几乎没有几件事做，但有一件做不完的事，那就是规划未来”；德鲁克也认为没有战略的组织就好像是没有舵的船；张瑞敏则认为一个企业没有发展战略，就没有发展思路，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

可见，战略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战略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绩效，有时候甚至决定一个企业的成败，有效的战略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可以给顾客不同的价值和效用；可以为顾客精心设计价值链，不仅运营效率高，而且顾客体验好，感知价值明显。

总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战略，更离不开有效的战略。

2、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环境是战略制定的基础，企业面临的环境可以分为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是外在于与市场交易、但却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法律、舆论、文化等，能够为企业提供秩序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如果能充分利用非市场环境，那么企业就可以有效地运转，获得并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获得经济、社会绩效的统一[1][2]。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企业采取的不同战略就相应的称之为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

非市场战略是企业在面对政府、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公益机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外部环境时所采取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的一系列战略。我们重点研究非市场战略中的社会责任战略。根据企业采取非市场战略的事项类型进行分类，分为政治战略、社会责任战略以及社会公众与媒体战略[3]。其中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包括3个层次：初级层次（对股东和员工负责）；中级层次（对客户、政府、环境以及社区负责）；高级层次（从事慈善捐助事业）[4]。

3、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浦发银行的社会责任战略

选择浦发银行，是因为早在2006年就了中国银行业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迄今已连续7年。多年来，该行坚持围绕国计民生、金融普惠、优质服务、金融创新四大领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断优化客户体验，关爱员工，努力回馈社会。

研究社会责任战略采用扎根理论，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定性指标，主要是企业采取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从不同层面表现在企业新闻报道、财务报表以及社会责任报告数据资料中，而扎根理论又正是一种定性研究工具，能够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比较提炼出有价值且根植于资料的结论，为建立一套理论解释而进行研究[5]。

运用扎根理论，笔者研究浦发银行的社会责任战略，最终形成概念模型。

3.1个案资料的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指将搜集到的企业原始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并对资料内容以及抽象出来的概念再综合的过程[6]。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概念化，整理原始资料，从资料数据中发现概念、概念属性、维度，以概念将原始资料重新组合。二是范畴化，一些基本的概念编码可以根据其属性被归在一个更高抽象的概念之下，形成范畴[6]。

第一步，经过对浦发银行2010-2012年三年的社会责任报告资料进行逐句贴标签（定义现象）和初步概念化后，最终得到531个标签和255个初步概念。第二步，对第一步的初步概念进行归类、抽象，逐步提炼出概念；对已经得到的概念继续提炼、归类，逐步提炼出范畴，最后抽象出123个概念和68个范畴，于是概念和范畴逐渐替代了资料的内容。经过开放性译码的分析，将收集整理来的资料转化为利于比较研究的单位，以便能从繁多复杂的文字资料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新问题新观点。

3.2个案资料的主轴译码

在开放性译码中，分解、提炼出来的范畴是独立的，没有深入探讨最终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引入主轴译码。主轴译码是将各个独立的范畴加以总结联结，从而将被分解的资料重新整理[7]。

典范模型是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典范模型包括“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六个方面的要求[8]，典范模型中被其他范畴进一步解释、说明的范畴就成为了主范畴，而条件、脉络、策略和结果等范畴，与“主范畴”有关而且帮助了解该范畴的，称为“副范畴”，因此，典范模型将范畴分为主范畴和副范畴，并构建起范畴间紧密的支撑关系。

在资料的开放性译码中，一共提炼了68个范畴，通过运用典范模型对范畴继续的归类和抽象，一共得出三个主范畴，分别是“AAA1责任管理”、“AAA2经济责任”、“AAA3社会环境责任”，而其余的范畴则是为了说明、解释这三个主范畴的副范畴，这些主范畴通过下面的典范模型而构成。典范模型以及范畴之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主范畴“AAA1责任管理”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 AA5保护投资者、AA7维护与评级公司关系、AA60审议高管绩效和福利薪酬 现象 AA4董事会高效决策

脉络 AA1社会责任战略化、AA2社会责任品牌化、AA3社会责任管理化 中介条件 AA险管理、AA10内部控制、AA49建立审计组织

行动策略 AA8信息披露、AA17信用评级稳定 结果 AA12社会责任机构、AA14公司治理获肯定、AA16国际排名前列

主范畴“AAA2经济责任”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 AA13优质服务、AA15金融创新、AA19支持国计民生、AA24金融普惠 现象 AA18网点增加、AA27灾备建设、AA53人民币业务国际化

脉络 AA23村镇银行服务三农、AA33合规管理收费、AA55客户业务办理高效、AA63优化客户申诉处理 中介条件 AA29拓宽融资渠道、AA30完善金融运行体系、AA54客户忠诚度评价体系、AA62提升客户安全意识和知识、AA43防腐倡廉、AA44反洗钱

行动策略 AA20支持文化产业和载体、AA21支持地方经济、AA22支持中小发展、AA65帮助客户财富增值、AA66提供客户专家顾问团、AA67提供客户业务诊断 结果 AA25网点服务转型、AA26客户满意、AA48合规经营

主范畴“AAA3社会责任”的典范模型

因果条件 AA32发展员工、AA40捐赠工作机制化规范化、AA52支持政府项目、AA13优质服务、AA15金融创新、AA28建设空中银行 现象 AA6同行互相沟通学习、AA35全行志愿者活动、AA56员工互助友爱、AA45节约环保、AA46绿色金融、AA47环境友好、AA59绿色信贷

脉络 AA34拓宽捐赠渠道、AA57培养后备干部、AA58征信知识宣传 中介条件 AA31关怀员工、AA36保障监管善款、AA68银政合作

行动策略 AA37扶贫帮困、AA38助学、AA39赈灾捐助、AA41援藏医保、AA42关爱老人、AA64支持世博亚运 结果 AA5最佳雇主、AA61志愿者活动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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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会计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会计界对会计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和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观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本文试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核算、财务风险几个方面分析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会计的影响。

[关键词]客观经济环境变化会计影响

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影响

为了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与国际财务会计趋同的需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要求越来越重要。财务会计念框架作为会计理论范畴,是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发展的一个规范性理论基础。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涵义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ofFinancialAccounting,CF)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76年12月2日公布的《关于企业财务报表目标的暂行结论》、《财务会计和报告概念结构:财务报表的要素及其计量》和《概念框架研究项目的范围与含义》等3个文件中。FASB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定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相互关联的目标和基本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一致的体系,这一体系能引导出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并对财务会计和报告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做出规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作用主要是明确财务会计中一些基本的也是核心的概念,它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记录等的研究,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一体化使财务会计的空间变得更大,构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愈显必要

近十几年来,在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机制作用下,各国相继推行了不同程度的开放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生产经营和消费日益具有全球性,如电讯业、银行和保险业、运输业等服务业的全球性特征尤为明显。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全球经济一体化将呈现如下特征:国际金融网络使国际商务在时间上连续,价格上联动,随着交易手段和方式的不断创新,交易额会迅速增长,竞争更加激烈,风险也加大。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传统的财务会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使财务会计工作的空间变得更大,常常出现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会计核算;而且,由于风险的增加,特别是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财务管理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必须构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引导出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有效规避财务会计的风险。

(三)对我国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议

1.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

因为会计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技术性又具有社会性。会计的技术性使得在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可以借鉴一些国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经验教训,从而节省制定成本,提高制定效率。会计的社会性使得在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要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出发,立足中国实际,充分考虑我国会计环境的特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2.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在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一定要循序渐进,在对财务会计需要提供什么质量的信及怎样提供以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等内容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系统科学、逻辑严密并对我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实务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3.确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多特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会计准则可能没有规定,但由财政部组织、学术界、实务界以及企业界共同研究制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这样可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较强的权威性,切实对会计准则、会计实务起指导作用。

4.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容应当完整严密

在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对其构成概念框架的子系统都应涵盖,缺少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是一份完整的概念框架。具体来说,由于我国会计环境的特殊性,在构建概念框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会计环境,可以将其作为概念结构的一个边缘,然后将概念结构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会计假设、会计目标;第二层次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第三层次包括会计要素及确认、计量报告原则;第四层次为财务报告。这些内容层层推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概念框架系统。

二、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客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导致了财务环境的新变化,财务边界变得模糊、核算重点多元、核算期多样化、本位币和币值不变假设弱化等等。这些都对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是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无法解决的,只有依靠网络会计模式才能自如地应付。

(一)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会计核算重点由单一的有形资产向多元转移

知识经济是知识和经验在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它一方面是指知识和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全面提高传统产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本身的快速发展,增加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改变了企业的资源结构,它和货币资本一样,是一种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无形资本。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货币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发生了变化,知识资本包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誉、信息资产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都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出现了以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的新的资源配置结构,使如何对知识资本的价值进行计量和管理成为财务管理工作的新课题,会计的核算重点也要单一的有形资产向有形和无形资产等多元化转移。

(二)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使会计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实”的企业扩展为暂时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

20世纪90年代后期,虚拟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在经济生活中。所谓虚拟企业,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H.J.Bulliger认为虚拟企业是一种网络组织:通过网络,应用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进行分散的互利互惠的合作,一旦合作的目的达到,这种合作的关系也就解除了。这是一种暂时的,空间跨度很大的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如合资企业、跨国公司等。虚拟企业的出现也就产生了所谓的虚拟经济。由于虚拟企业充分地利用了网络技术,所以也有人把虚拟企业叫做网络企业,实际上虚拟企业的概念要比网络企业更为宽泛,网络企业只是虚拟企业的一种形式。

虚拟企业的出现,使得会计主体假设下的“企业”的概念变得模糊,会计主体的概念也就变得不那么确定,既实也虚。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是由以下两个条件来确定:一是能控制资源,承担义务并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二是特定的个人、集团或机构的经济利益范围。这两个条件中有一个共同之点是实际边界清楚的“单位、个人、集团或机构”,而虚拟企业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变化的。也就是说,能够用来确定会计主体的传统意义上的依据已有些不适应了。现在的会计主体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而且也是由某一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美国会计学者瓦尔曼指出:“虚拟企业使企业的空间能够根据迅速变化的市场灵活地重构和分合,从而使会计主体具有可变性,并使传统的会计主体具有新的意义。”这里所说的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的“虚”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的“实”而言的,并不是绝对的。

虚拟企业也是企业的一种更新潮的重构形式。企业重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当时还只限于企业内部的重构,如精简和调整机构、剥离企业的非核心业务等,其目的是使管理更为灵活,竞争力更强。到90年代又出现了企业之间的并构和重组。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重组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企业重构,而虚拟企业则是一种暂时的企业重构。企业重构目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活动。不管是那种形式的企业重构,都给会计主体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三)会计核算期变得多样化,即时核算与实时报告将是会计核算期的主要形式

会计核算期是指将持续不断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人为地划分为前后连续,时间相等的会计期间,定期地向有关方面提供财务信息。财务年度报告是我国长期以来最常见的一种报告形式。

持续经营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的基本特征,会计主体都将持续地,无限期地正常经营下去,而不会终止结算。虚拟企业是一种暂时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也许会较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也许会很快解散,而更多的可能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减少合作方。有时即使合作方没有增减或解散,但没有持续的经营活动,这就使得持续经营的假设变得较为模糊。因此,它对会计核算期的要求也变得模糊,一般是某项经济合作一旦完成就要立即提供会计核算报告,根本不需要等到某一个固定的核算期如年、季、月的结束。一般情况下,虚拟企业也无须对社会提供财务报表,只须对虚拟企业内部各成员提供财务报告即可。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的兴起,会计核算期变得更加多样化。当会计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而使经济活动增加附加值的时候,即时核算和实时财务报告将是主要形式,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三、对财务风险的影响

财务风险是指公司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使公司可能丧失偿债能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它是内外部环境及各种难以预计或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导致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具有不确定性。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延续已导致全球经济受挫,国际金融市场也正在经历着重组与改变。导致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对某些衍生工具的风险没有进行真实的披露。因此必须加强风险的披露和制定防范风险的措施。

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本意是为了降低企业各种投资的风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IFRS7)对金融工具有全面披露的要求。披露不仅包含关于金融工具重要性的信息,还要包含相关的风险性质和程度。而对后者的披露,即是对风险的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性质上要求披露每种金融工具所面临的风险,管理层的目标,政策和风险管理的过程等。程度上要求披露在报告日的风险暴露程度的定量的描述,这包含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风险集合的描述。

此次次贷危机中,对某些衍生工具的披露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次贷危机的核心是非传统贷款的爆发,包括次级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由房屋抵押经纪人卖给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再次将它们包装成更加复杂的结构债券,将大量的信贷违约调期(CDS)及其它与债券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销售给各种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投资人。由于CDS是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没有专门机构监管它的交易,另外持有者不愿对其风险进行真实的披露,导致CDS的市场有很大的不透明性。

信贷违约调期(CDS)是指违约调期的买方将定期向卖方支付一定费用,一旦对应第三方信用违约发生,CDS的卖方就要向买方赔付损失。因此当信用违约率上升后,对于CDS的卖方而言,赔付的损失也就跟着上升。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自2006年以来,其CDS的成本就急剧上升,但AIG并未重视它的风险。在2007年第四财季出现亏损之前,AIG从来没有在其年报中披露过CDS。2008年初AIG宣称,根据内部估值模型,由于CDS产生的损失约9亿美元。但最终AIG在3月底宣布了因CDS而减记了超过110亿美元次贷相关衍生资产。2008年11月10日AIG了第三季度财报:该集团亏损245亿美元,其中,CDS业务当季的资产减记规模超过70亿美元。可见正是CDS导致AIG陷入了流动性和资本不足的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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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供应链金融概念研究

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电子商务必将成为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Cronin（ 1997）[1]。目前供应链金融在国内的实践和研究正处于由“供应链金融”向“线上供应链金融”的转型整合期，而且实践方面超前于理论的研究。李明锐（2007）总结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并指出第三方平台背景下的供应链融资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渠道。Freedman（2008）[2]认为电商小额信贷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而言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电商信贷的网络化服务简化了贷款程序，降低了融资成本。李安朋（2011）指出网络融资是以网络信用作为贷款的依据，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突破传统的束缚，具有零担保物、利息低、贷款额度宽松、贷款速度快等特点。王敏（2012）[3]给出网络融资的概念：是指建立在网络中介服务基础上的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活动。贷款人通过网上填写企业信息资料，向第三方平台或直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由金融机构审核批准后发放贷款，是一种数字化的新型融资方式。苏晓雯（2012）[4]认为线上供应链金融是指通过银行服务平台与供应链协同电子商务平台、物流仓储管理平台无缝衔接，将供应链企业之间交易所引发的商流、资金流、物流展现在多方共用的网络平台上，实现供应链服务和管理的整体电子化，据此为企业提供无纸化、标准化、便捷高效、低运营成本的金融服务。这种概念的提出还是基于传统供应链金融的线上化，还没有达到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更高层次。随着电商企业与商业银行合作，或者商业银行自建电子商务平台，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变得更加广泛与复杂。其中代表性的概念是黄丹（2012）[5]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线上供应链金融即：金融业与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实体产业之间，通过信息化协同合作的供应链金融的新趋势和高级阶段，包含电子商务交易、在线支付、交易融资和物流管理等多个环节，是一种复杂性金融创新产品。这个概念其后得到诸多学者的引用。另外，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有学者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与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概念进行了辨析。郭菊娥，史金召，王智鑫（2014）[6]指出线上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组成部分。运用理论研究和对比研究等方法，给出了传统线下供应链金融向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演进路径，并从多个特征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业务模式分类

线上供应链金融是一种线上融资模式的统称，其中包含诸多的细分模式。张强（2007）最早提出将仓单质押和电子商务相结合，提出融合仓单质押的电子商务中介型 B2B 运营模式，并对该模式的形成动因、比较优势和参与各方的收益做了初步探讨。李卫娇，马汉武（2011）通过结合企业实践和供应链金融相关的研究，提出了基于B2B的供应链融资模式。并详细介绍了两种具体的应用模式：电子仓单融资模式和电子订单融资模式。并指出基于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提升融资业务利益相关者的综合经济效益，以及降低融资风险。李更（2014）提出了B2C 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四种细分模式：电子订单融资、电子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融资和委托贷款。沈亚青（2014）将供应链融资在B2C领域细分为：网络订单融资、网络仓单融资、电商担保融资。本质上来说，线上供应链金融是由传统线下供应链金融演化而来的。郭菊娥，史金召，王智鑫（2014）给出了线下供应链金融向线上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演进路径即：传统的应收/预付账款融资演进为卖方/买方电子订单融资；传统的仓单/存货质押融资演进为电子仓单融资。并对电子订单融资模式和电子仓单融资模式的业务流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在对线上供应链金融的分类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种。吴晓光（2011）根据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商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将网络融资分为：以“阿里贷款”为代表的信息平台模式，以“一达通”为代表的直接授信模式和以“金银岛网交所”为代表的仓单杠杆模式。王敏（2012）[3]指出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融资服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银行借助自己的网络平台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主体仍然是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的“网贷通”“易融通”“数银在线”等；另一种是第三方平台与银行合作，利用网商的线上信用行为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的融资服务，如阿里巴巴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提供的“网络联保贷款”等。云蕾（2013）根据电商在供应链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提出基于纯交易平台和非纯交易平台两种类型电商供应链金融模式。顾敏（2015）根据电商企业是否参与供应链日常活动，将“电商企业供应链金融”分为平台型电商供应链金融和自营型电商供应链金融。前者主要以阿里巴巴、敦煌网、金银岛为代表；后者以京东、苏宁云商为代表。两者又可以根据资金来源进一步细分为基于自有资金和与商业银行合作两类。史金召，郭菊娥（2015）根据参与主体、资金来源、目标客户等将线上供应链金融划分为供应链金融web2.0、电商供应链金融、基于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三类。其中电商供应链金融细化分类为基于B2B/B2C/C2C的电商供应链金融三种。基于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细化分类为基于自营电商平台/第三方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两种。并给出了每种细分模式的一般性操作流程，并与国内的实践情况进行了对接。其实每一种分类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可以总结为：首先根据是否与电商平台结合，可以区分为传统线下供应链金融线上化还是基于电商平台的供应链金融；其次基于电商平台的供应链金融根据自营还是合作形式，可以区分为电商自营、电商企业和商业银行合作、商业银行自建商务平台三种形式。

三、风险管理

由于线上供应链金融的特性，例如线上企业地域分散度高，基于网络操作等，使得相较于传统的线下供应链金融，其在风险方面有诸多变化。靳彦民（2010）指出电商金融平台推出的融资贷款业务面临着来自法律、政策、监管等多重因素的挑战和威胁。吴晓光（2011）指出由于互联网高度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商业银行网络融资存在技术风险和信用风险。并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了三种控制风险的方法。郭菊娥，史金召，王智鑫（2014）[6]通过分析电子订单融资模式和电子仓单融资模式的业务流程，提取操作环节中银行面临的风险要素，发现针对网商的特性和线上化的特点，银行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风险整体有所增加。然后从严格准入条件、明晰权责界定、提高操作水平、加强监控预警、完善补偿机制五个角度对银行的风险管控提出了建议。刘炎隽（2015）指出基于B2B平台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存在信用风险和网络安全风险。

在实证研究方面，王鑫（2014）在梳理和归纳以往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再针对线上供应链金融，并通过专家调研法，最终构建出含有24个风险因子的线上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刘宏，吴屏，朱一鸣（2015）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影响因素体系框架，并且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总结出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22大系统要素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商业银行进行风险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黄丹（2012）[5]指出对于线上供应链金融而言，信用风险在逐渐向操作风险转化。然后从线上供应链金融的的四个交易阶段对操作风险进行风险识别，建立了操作风险关键评价指标体系和操作风险实时评估模型，并从风险监测、风险防范以及风险损失控制三个方面提出了操作风险的内部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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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信用 征信 信用评级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但近年来，金融环境中信用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蒙受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信用经济成了“赖帐经济”；因为三角债和现金交易，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三角债和多角债的大量存在直接阻滞了信用链条。有的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状况的集中反映点以及经济中矛盾和风险的反映点。因此，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在严重金融业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重建金融信用环境，整治金融秩序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本文拟从金融信用的概念入手，走出将金融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的误区，进而分析金融信用缺失的社会经济根源，并对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信用体系提出建议。

一、金融信用的本质

在西方，“信用”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它表示价值交换滞后产生的活动，主要体现为商业领域，金融领域和流通领域赊销，信贷等交易行为。简言之，即是对借的偿还。金融业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从产生伊始，就和信用相伴相生。对于金融业而言，金融信用在金融业的资产中无可置疑的占有首要地位。正如一位银行家所言：“信用是银行的生存之本”，金融信用作为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方面是银行必须确保存款人自由取款，另一方面需要贷款人确保按时、如数还本付息，缺一不可。如果贷款人都不对银行恪守信用，那么银行最终也无法对存款人恪守信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信用本质上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整合。银行实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其资产大多数是亿万公众的财产。但常期以来无论金融业内部或外部（政府、其他企业及公众）均缺乏对金融业的认识，常常将国家（政府）的信用取代金融业的信用，主要表现在：（1）计划经济下，国家对经济实际起包揽作用，从而将金融信用包揽其身，银行是国家的，受政府指令运作，银行信用也就转化为对国家的信用。所谓三角债即国有企业及银行都认为债务所涉及的信用均不是自己造成，也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并不将其看成是自己极其重要的信用问题，因而债务难以清偿，这一直延续至今。（2）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国债偿还信誉好，所以国家作为整体对内对外均具有良好的形象和信誉。因此，国内民众即使不了解国内银行的信用，也放心地将钱存入银行。这就是为什么四大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率高达20%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着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稳定增长。其实大多数公众并不知晓什么是不良资产率，他们只知道银行是国家的，可以放心将钱存进去，国家不会不还给他们的。而国外企业及银行，即使无法了解国内企业的信用，也以国家信用为其信用的落角而提供信用货款。而且这种信用又具体落脚于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以及政府所属或支持的企业。

随着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已逐步退出市场，《商业银行法》规定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是建立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商业银行。因此，国家信用不再成为金融信用的落脚点。然而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在打破了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统一的信用制度与体系的同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规范的金融信用体系，造成了金融市场上信用关系的严重扭曲和普遍的道德风险行为。银行业“惜贷”和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没有了信用作依托，银行和企业间出现“双输”局面。

二、金融信用缺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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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3-0077-03

一、绿色金融的含义和特性

（一）绿色金融―― 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方式

绿色金融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方式，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式要求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的观念落实到其基本工作中。它要求企业在投资、融资和日常经营活动中把社会资源都引导到环境保护上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铺路。绿色金融的贯彻和实施具体体现在保险、证券和信贷之上。对于那些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对环境和资源容易造成破坏的投资项目，应在信贷领域上对其给予限制。对于那些采取循环经济方式进行生产，运用节能环保设施的企业采取倾斜性信贷政策，这就是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则是指在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之后，如有可能对第三者造成身体伤害或者物质损失，那么法律法规有权利强制环境风险的企业购买应付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用以保证公众的利益。绿色证券则是对那些有破坏环境行为或者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设置门槛，证监会有权要求其公开环境方面信息，随时监管其上市之后的经营行为，促进上市公司在上市后改善其环境表现。

（二）绿色金融内涵和特征

绿色金融一方面强调的是金融业自身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金融业眼光要长远，注重长期利益的实现，以防金融业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实现短期利益，真正做到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强调金融业应该为保护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引导资金和产业向着开发节约资源的技术上和保护环境的产业上，帮助消费者建立绿色观念。

绿色金融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在衡量经济活动的绩效时不单单地考虑创造的物质成果，而是以考察经济活动是否做到了保护环境或者经济活动对资源的利用的程度。绿色金融的概念引导经济活动的各方面主体注重金融活动与环保、生态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最终实现科学发展观中强调的社会可持续向前

发展。

绿色金融另外的特点在于一直强调可持续发展，树立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绿色金融的最终目标。在企业进行贷款时，金融机构应该考察企业对于该项目是否履行了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并对项目对社会、环境和资源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进行评分。绿色金融更要求金融业在审核一个项目的可行性的时候应该充分衡量其资金回收期、现金流量情况以及投资回报率，良好的项目应该形成正的现金流量，并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而在进行不同项目的选择时，企业应该首选净现金流量大、投资报酬率高、投资回收期短的项目，减少企业的风险，这样整个金融业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处理好紧急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好现实的需求和长远的需求之间的过渡，要让量的发展逐渐转变为质的发展，只有处理好这几方面的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才能让金融业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银行业是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基地，绿色信贷已经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最关键点。绿色金融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金融发展理念，第一家政策性的环保银行成立于联邦德国，从其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到绿色金融发展的前身―生态银行。2002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商业会议为绿色金融的向前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赤道原则”这个新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个原则要求金融业在评价一个项目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该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现在全球多家金融机构已经采纳了“赤道原则”，运用“赤道原则”进行的融资额已经占到了全球项目融资额的绝大多数。但是绿色金融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我国的中资银行中也只有兴业银行一家银行采取了赤道原则，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暂时还处于较落后的水平。

二、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要求实现绿色金融。环境和资源等因素本身可以为投资带来利润，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会自动的选择市场资源，做到资本有效配置。经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在节能减排、经济结构调整和低碳项目上的投资已经占到了50%以上，这说明了市场已经自动放弃了高耗能、高排放的粗狂的发展方式，这种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对于节约成本毫无帮助。对环境保护的严格管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鼓励新能源开发、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最终能够使企业获得净收益。在各个国家排放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时，节能减排技术将成为一项能获得经济效益的事情。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其不可再生的特性决定了只有注重环保的企业才能最终获得长期的发展。随着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条件的限制和资源价格的改革，新兴企业不断建立。传统企业不断被改造，绿色金融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大。绿色金融以调节和引导资金的走向和分布为手段影响着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而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又构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总的来说，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是一体的，二者在本质上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积累，在确保人类和社会的长期、长远的生存基础得到满足情况下发展。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相互依赖，共同进步。

三、以绿色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

绿色金融是金融业和工业、商业发展的现实要求。欧美等国家经常以我国的产品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产的理由来抵制我们国家的产品，实行绿色金融政策之后，欧美国家将无话可说，我国产品在国外的市场地位也能得到提升，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金融业在运用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引导企业向降低能源消耗的项目投资，减少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无形中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了产品的信誉，为企业的利润增加创造了便利条件。金融业和工商业不应该只关注短期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方面的投资，更应该把眼光放长远，看到企业注重环境治理能带来的长期利益。金融业在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能获得长久发展的机会，随着发放的金融资产规模加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金融业在引导客户实现绿色资金安排的同时，自身的经济效益也得到增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就成功铸成。

经济和社会不断在发展，公众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人们越来越关注金融业和工商业在获取经济利益时是否保护了环境，承担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如果金融业和工商业依然只局限在自身利益的增长，而不关注自己经济利益的增长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什么样的负担，那么也会失去公众的满意度。通过绿色金融，金融业能够改善人们生活的条件，提高人们的收入，社会环境大大改善，唯有如此，金融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才能让公众满意，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金融业注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项目评估和投资中认真分析可能遇到的风险，仔细根据相关财务管理模型和计算公式估算出净现金流量，对项目资本回收期有大致的把握，认真考核融资者和贷款者的信誉和融资能力，确保金融业的信贷和投资在最低的风险下进行，如此金融业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能力。金融业只有获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在信贷和投资政策中去贯彻绿色金融的理念，绿色金融的发展才具备条件和资本；金融业只有扩大自身规模，增强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才能引导项目和投资在新能源和资源节约技术上投入资金，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实行绿色金融、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对策

第一，在金融业应该树立起绿色金融的观念，并用之教育员工，在员工的思想中深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使之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遵守爱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之后，有关节能减排的投资必然会加多，专业的节能公司也会推出绿色产品和节能产品，环境保护产品市场将会日渐成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了实现节约资源，成为环境保护大国，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绿色银行，进行绿色信贷，从源头上保证市场上的项目和产业都是环保的。绿色金融的理念在树立的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对消费者的引导，让消费者的心中建立起绿色的概念，引导消费者去选择绿色产品、支持绿色投资，杜绝浪费环境和资源生产出的产品，这样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

第二，我国应该建立起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我国已经初步研究和掌握了项目破坏生态环境、浪费经济资源造成的直接损失的计算方法，对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带来的收益也有了理性的认识。金融业可以利用这种计算方法来衡量企业应该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例如，在发放贷款时，可以引入环保参数到会计计算指标中去。优惠利率和差别利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于那些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资源利用率较高的企业，金融机构应该给予其优惠利率；对于那些破坏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项目，应该在贷款利率上限制其投资，抑制这些项目的发展。

第三，金融业应该彻底贯彻绿色信贷的政策，商业银行在贷款上给予的优惠政策是绿色金融得以实施和贯彻的基础。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绿色信贷实施的最终目标，为了让环境保护落实到实处，就必须停止对环境有危害项目的贷款，并发放贷款给治理环境污染的项目。在对一个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和效益评估时要把环境因素纳入其中，通过税收优惠、贷款利率优惠、再贴现政策，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要注重长远利益的实现，可以把资金投入到农田水利、三废治理上去，创造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生态环境。

第四，绿色金融方面应该建立起专业的服务队伍。商业银行应该吸纳专业的人才进行储备，建设一支专业素质强的队伍。在当前阶段，商业银行应该首先在重点阶段取得绿色金融建设的突破，选择一批经验丰富的业务人员、客户经理进和投资决策专家组成一个专业的团队，在绿色金融的项目开发和风险管理方面逐步开展，积累相关的经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绿色金融方面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商业银行还应该重视人才的培训，把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为精通绿色金融的专家，让商业银行的专业服务队伍尽快建立起来。

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是人类面临的迫切需要，这种迫切需要已经转移到了金融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之中去，绿色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绿色金融要求金融业将环保的概念贯穿在其整个日常运营中去，在信贷、投资和保险中都做到以环境保护为原则进行工作的开展，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是相互渗透的，只有做到绿色金融，社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又要求金融业必须做到绿色金融。以绿色金融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对于经济的良性发展、社会的健康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对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品的影响力，增强金融业的整体实力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绿色金融必须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在金融业，为了实现绿色金融，首先应该贯彻绿色金融的概念，其次应该建立专业化的绿色金融团队，并在投资项目的筛选上实行绿色金融政策，从源头上保证投资项目和贷款项目的环保性。今后的经济发展必定是可持续的发展，今后的金融业前途将是绿色金融，这一点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要有明确的认识，并采取恰当的措施和举动。

参考文献

[1] 阳玉香.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瓶颈及改进[J].中外企业家，2011.

[2] 邓波.低碳经济时代下的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论坛，2010.

[3] 王飞.中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2009.

[4]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与发展战略[J].财贸经济，2011.

[5] 罗桂兰.实践绿色金融理念[J].理论探讨，2007.

[6] 闫萍.金融与环境污染[J].时代金融，2006.

[7] 欧阳瑞.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谈绿色金融[J].金融与经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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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为主要科技发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快速而深刻地冲击着中国的各个传统行业。在这次颠覆式冲击中，金融业是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虽然从全球视野来看，金融业这一长达几百年历史的古老行业，在前三次的工业革命冲击下也发生了_一些改变，但是这一次面对互联网科技革命，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当前互联网对金融的颠覆式冲击所形成的新模式，有些人定义为互联网金融，是指互联网企业经营金融业务；有些人则定义为金融互联网，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以互联网科技为工具实施金融模式再造。这两个概念的定义，都企图将互联网和金融这两个事物排出个主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联网与金融之间的割裂和对立。

或许人们还没意识到，这两个概念所造成的割裂和对立，在理念上酝酿着一种非理性冲突：一方面是互联网新锐们对传统金融行业“傲慢的挑衅”，认为传统的金融业将会像十几年前比尔・盖茨预言的“变成灭绝的恐龙”；另一方面则是传统金融家们对新兴科技“不屑的偏见”，认为互联网就像之前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电力和电子计算机等一样，不过是传统金融业的一个工具。

互联网新锐们当然有其“傲慢”的理由，一些电商、搜索引擎等互联网企业，通过自己的互联网渠道，可以轻而易举地募集到传统金融机构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募集到的资金。比如阿里巴巴的“余额宝”，在推出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所积累的余额已经突破千亿元。要知道，当前中国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的金融机构一共不到100家。再联想到马云之前提到的“如果银行自己不改变，我们就去改变银行”，如此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难免在业内引起一场不小的恐慌。

传统的金融家们也有其“偏见”的理由，互联网科技革命的发源地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美国，互联网被广泛应用于传统的金融行业，形成网上银行、线上保险（放心保）和网络证券等以互联网为载体的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一直没有形成强势的独立产业，无论是作为P2P模式的借贷俱乐部（lendingclub），作为众筹模式的凯克斯达特（Kickstarter），还是作为免费个人理财网站的敏特（Mint），在美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中国传统的金融家们才会产生，“互联网科技不会对金融业造成实质影响”的判断。

我认为，如果把互联网与金融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并不能完全描述当前金融业正在发生什么、改变着什么。当前互联网与金融之间最终形成的既不是“科技决定论”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金融主导论”的金融互联网，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在中国金融发展和科技进步相互交织的特定时空点上，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模式形态，我们可以称其为“新金融”。

“新金融”新在何处

我们提出新金融的概念，首先是希望将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综合在一起，以一种更加辽阔的视角，去消除互联网与金融之间的“傲慢与偏见”，以便能更加客观和理性地描述当前中国金融业，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新模式、新业态。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考究中国正在形成的“新金融”范式，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为金融业尤其是商业银行正确处理金融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形成更加符合市场需求和顺应科技进步的金融运营模式，既不能因为漠视科技的作用而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又不能忘却主业陷入以科技决定论为主导的“军备竞赛”陷阱。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视角去审视当前中国金融业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前，有两件众所周知的大事同时出现在中国金融业，一个是包括汇率和利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市场化，另一个则是金融与互联网科技的融合。如果我们分别看这两件事情，并不会显得多么纷繁复杂难以理解。但是，当两者放在一起，在一个时空交叠的纬度里看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存款的分流，这也成就了余额宝们的神话。另一个则是市场规律的变化，数量多但是资金少的低端客户正在成为银行的下一个利润点。以前传统金融业严格遵循“二八法则”，即20%的客户创造80%的利润，处于“长尾”的客户是不创造利润或者创造很少利润的。但是现在，由于互联网的渠道便利以及大数据的运用，产生了以前不曾有的“一元就可理财”的现象，这将可能令人震惊地改变业界长期公认的“二八法则”。

但我认为，当前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如此野蛮生长，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技术原因，而是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没有完全实现，大量的资金看似流入了互联网金融，实际上则通过互联网渠道流入了可市场化定价的金融产品中。因此，在这次冲击中，仍是金融的供需规律起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当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完全实现，合理的定价将会改变当前的这种局势。但是，互联网科技对“二八法则”的颠覆，以及对“长尾”市场的支撑，在几年前就得到了验证，这会对传统的金融经营模式形成再造式的影响。

认识到这两点，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都应该反思对彼此的认知。我们提出“新金融”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思的结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概念能够将金融市场化和金融互联网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来考虑。

可见，“新金融”是中国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出的特有现象，它是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市场化与全世界正在进行的科技互联网革命，以一种机缘巧合、时空交织的方式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的一种新的金融模式。这个模式的特殊之处表现在，它既不是以往的商业模式利用科技工具实现效率提升（金融互联网），也不是新科技新发明以产业化的姿态实现商业价值（互联网金融），而是一种更加深刻而又广泛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的生态化融合，也就是技术和商业在更深的层次上史无前例地实现了思想、理念和精神的交融。在这个融合过程中，金融作为一种“虚拟经济”，互联网作为一种“虚拟网络”，在成长基因和运行机理上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前所未有的商业和技术之间的“珠联璧合”。在这种革命性的融合大潮面前，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都不足以完全概括现象的本质，而囊括两者的“新金融”概念的提出，更能描述中国的金融业在当前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中，正在经历着什么、改变着什么。

所谓新金融，简单地说就是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融合在一起，按照互联网的理念和精神――而非只是技术――去经营金融的事情。新金融概念的提出，消除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因工具一目的主次对立造成的“傲慢与偏见”，我们主张作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与作为“虚拟网络”的互联网，应充分利用其基因的先天优势，以一种更加平等、共生和交互的精神在“基因”层面进行再造，而非简单地在“器官”层面进行“移植”。

“新金融”是一种商业模式，更是一种思想理念。可以断言，中国商业银行能否有效应对近在咫尺的利率市场化，从根本上取决于对“新金融”的认识和运用。

如何迎接“新金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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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要分析了产融结合的概念以及产融结合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同时，对产融结合与企业投资和收益的影响关系做了一定的论证。

【关键词】

产融结合；企业投资；收益；风险性；有效性

世界经济研究表明，产业和金融行业的结合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加速发展，实现快速工业化，以及全面赶超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大环境下，产业和金融的有效结合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产融结合的影响也是双向的，所以，对今天的企业投资和收益影响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一、产融结合的概念

关于产融结合的概念，国内外专家都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我们从已有的文献资料分析，大致的概念界定有以下几种：（1）产融结合就是指对银行资本与企业资本的相互融合；（2）产业融合指的是金融资本和企业资本的相融合；（3）产融结合是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及投资和融资的相互结合；（4）产融结合指金融和经济在一定方面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关系；（5）产融结合指的是资本在相应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职能之间的相互结合。从中，可以看出，关于对产融结合的概念，学术界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综合以上的相关概念，从宏观上的表现形式看，产融结合就是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在微观上则表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产融结合也会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实现相互的竞争和产业垄断实施产融结合，有的是为了提升企业效益，同时获取在金融方面的高额利润等。

二、我国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情况

目前，许多企业在竞相推进产融结合的发展战略，同时，理论界的学者和专家也在积极的研究关于产融结合方面的相关问题，产融结合在近几年的发展速度已经很快，变成了现在的热门词汇。我国产融结合也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是我们国家企业产融结合的初始发展时期。在1980年的时候，国务院了《关于推进横向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这项规定的出台，是希望实现我国的现代工业化加速发展，鼓励国家各个企业之间进行经济的联合，同时，这也是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成功企业发展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了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规范了财务公司的成立条件和各种需要的审批流程等，这项规定给财务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引导。在开始阶段，企业的产融结合大多都是靠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所以，这一时期的产融结合在相关方面都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没有根据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企业的发展需要去实现真正的产融结合。从2006年至今的时间段，我国企业产融结合经过了大规模的扩张，大量的金融机构相继成立，很多的大型多元化集团都有涉足这方面，当时的经济运行环境良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目前，产融结合的热潮体现出来的特点是，央企是主要角色，其他企业则是争先发展的特点。但是，面对国内的产融热潮，许多专家和学者还是表示了担忧，因为产融结合的方式也同时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

三、我国产融结合存在的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产融结合有效性的问题，主要是国家产融结合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在金融方面实施的金融政策，而且和国家的产融结合的历史相关。产融结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但是在我国还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也是和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紧密相关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处于完善阶段，对前进的道路还需要进行探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许多问题，这也就影响了产融结合的发展，所以，我国产融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现阶段的产融结合制度还不是很完善，产融结合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问题，风险性也比较大。（2）我国产融结合中的政策性东西比较多，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所以，产融结合的发展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影响比较大。（3）我国产融结合发展的滞后性，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金融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产融结合的风险性在我国现阶段，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都是处于转轨时期，体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首先，国家对金融业的改革工作还尚未完成，目前的金融体系和制度还都不完善，所以在产融结合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其次，我国许多产业基础比较薄弱，企业的产权方面条款不明晰。而且，当前社会现状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都不完善，所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可能会导致产融结合出现风险问题。

（二）产融结合的有效性目标不明确根据产融结合的有效性的分析，产融结合的有效性方面同时会在产业层次的结构优化方面以及企业层次的效率和效益方面有所体现。目前，我国产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在融合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科学的定位和制定准确的战略目标完成。现阶段企业产融结合的意图多是由于自身在经营方面以及处于某种目的的简单的，以短期盈利为打算的目标，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机制。所以，目前我国的产融结合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我国的产融结合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从我国产融结合的历史可以看出，我国产融结合的出现以及逐步发展，都是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扶植下发展的，同时，由于我国在经济条件方面的限制，对于如何发展产融结合具有很大的缺陷。但在主要方面，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动力方面，政府是主要的推动者，同时，在产融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产融结合出现的问题，都是采用行政力量去解决，所以造成了我国产融结合发展方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太依赖国家的政策。产融结合的发展本应该受市场的主导，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发展和调控，所以，目前的产融结合发展，明显体现出与当前市场机制不相适应的表现。

四、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一）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从产融结合的特点和产融结合的发展方式可以看出，产融结合可以给企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大量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可以促进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社会中，大部分企业都需要进行一定的产融结合，相应的实施产融结合之后，这些公司也都会相应的扩大其投资支出。这些公司的投资规模相对都比较大，投资额也大都达到了上亿元数额，同时，投资增长率也表现的非常高。通过一定的数据调查，有些公司的投资增长率达到了153%，而且平均的增长率也达到了28.81%。但是产融结合的方式不是随便就可以采用的，在进行调查的公司中，也有的公司在进行了产业融合之后，出现了亏损的情况，所以，盲目地进行产融结合也是不可取的，并不一定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二）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的正效应1.产融结合节约了交易成本。企业集团通过参加控股金融机构，或者直接设立财务机构对自己的企业的金融进行控股，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所以，带来的收益也会相应的提高。如果是外部提供交易的金融服务，企业则需要对金融服务的提供商支付相应的费用。企业在筹划上市的时候，可以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但是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所以，企业在内部设立金融机构，提供上面的服务，则会节约相应的费用。2.产融结合降低经营风险。企业在向其他金融机构寻求帮助时，自身的发展状况会影响信贷资质和贷款额度。企业实施产融结合，与金融机构形成一种纽带关系，使得双方的信息交换更为顺畅和真实，如果双方人员之间有相互兼职，则能够加强双方的交流，使得企业的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三）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的负效应1.企业相关的风险加大。企业在实施产融结合的过程中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可以获取高额的效益回报，但是，相应的风险问题也会随之产生。金融市场的发展常常波动性比较大，所以对企业的应对风险管理控制体系要求比较严格。同时，政策法规的出台，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比较大，实体经济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产融结合要求企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比较合理，如果忽略这些，则会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遭受不必要的损失。2.企业的管理难度增强。随着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发展，企业的组织结构也日益复杂，子公司以及分公司的建立等，使得公司的管理难度有所增强。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企业要针对具体的发展情况及时作出不同人员、不同职能的充分调配。产融结合也会使企业的财务管理面对一个新的变化，如何将企业的经营风险降低，以及如何打造强势的管理系统促进企业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五、结束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产融结合的概念、产融结合的特点，以及产融结合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同时，分析了当前我们国家产融结合的问题，针对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问题展开了论述，希望能解释清楚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和收益的影响问题。

参考文献

[1]宁宇新，李静．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资和收益的影响研究[J]．开发研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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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消费者 投资者 消费者

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催生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并日益引起学界和法律界的广泛理解和认同。金融消费者为了满足个人的金融消费需求，开始介入金融市场购买金融产品，并广泛地接受金融服务者所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同时，作为现代金融法制化发展日益关注的核心，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也逐步进入到各国金融立法、司法、监管部门的视野。

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的界定

（一）美国

1999年，美国以放松金融管制为目的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消费者定义是：“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且增加了大量有关隐私权保护、ATM服务收费、社区金融服务等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同时，该法对另一概念“金融机构客户”则界定为“与银行有不断业务关系的消费者”。美国2000年《消费者财务隐私保密最终规则》则进一步规定受保护主体有一般的消费者和客户两类。其中，消费者是指从银行已经获得或正在申请获得金融商品或服务的家庭消费者个人（包括个人的合法代表）；客户则是指已经与银行有实际业务关系的消费者。从立法本意来看，美国法律基于隐私权保护的角度考虑，将消费者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状态作为依据，对消费者和客户区别对待。同时，美国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虽然没有将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但是，可以将个人投资行为的目的解释为为了个人、家庭或者家务的目的。不过，美国的立法没有将法人排除在金融消费者之外。

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0年7月2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中明确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金融消费者被界定为“消费用于个人、家庭、家用为目的的任何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或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人”。

（二）英国

英国2001年12月开始实施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其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贸易、商业、职业目的之外接受金融服务的任何自然人”，且界定金融消费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消费者要对他的需求负责”，且在确定对消费者应提供的保护程度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即：专业消费者和非专业消费者（例如，普通民众），并特别规定了非专业消费者所需要的保护程度（低于专业消费者）。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金融制度方面，深受英国的影响。2002年3月，澳大利亚颁布了《金融服务改革法令》，该法令以消费者作为指导原则对澳大利亚的金融制度做出了重大改革，建立健全了以加强消费者保障、促进市场健全性为核心的监管架构。

2008年7月，澳大利亚将原有的银行和金融服务督察机构（BFSO）、金融行业申诉服务机构（FICS）、保险督察服务机构（IOS）合并为一个独立的争议解决服务机构：金融督察服务机构（FOS）。但与英国不同，澳大利亚的FOS并没有强制性管辖，只是自愿性管辖，即：只有金融机构选择加入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批准的“外部争议解决计划”，才能成为FOS的成员，金融消费者与该金融机构的争议才提交FOS处理。其中，第一，对于消费者和银行间的争议，FOS受理消费者的情况包括：争议由持有参与“外部争议解决计划”的银行和其附属机构的金融服务产生、消费者是一个个人或小企业或争议金额不超过28万澳元；第二，对于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的争议，FOS受理的情况包括：持有参与“外部争议解决计划”的保险公司的保单的金融消费者、持有参与“外部争议解决计划”的保险公司的保单的受益人、特定的小企业、特定的乘客等；第三，对于消费者与信托基金的争议，FOS受理的情况包括：争议由参与“外部争议解决计划”的信托公司和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金融服务产生、消费者是一个个人或小企业、损失不超过28万澳元等。可见，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给予统一、明确界定，但将其范围限定在“个人或小企业”。

（四）日本

日本对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有明确的法律定义。2001年4月实施《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该法第1条明确规定：“本法对金融商品销售业者等在销售金融商品时对顾客应说明的事项，以及金融商品销售业者等对顾客未说明有关事项而使该顾客出现损害时金融商品销售业者等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为确保金融商品销售业者等所实施的涉及金融商品销售等的劝诱的适当性的措施予以规定，以保护顾客利益，维护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同时，该法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信息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时，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信息弱势一方当事人”。可见，该法将消费者的保护延伸至投资者，且突破了自然人的资格限制，将保护主体扩展至法人。此外，日本立法还对“金融商品”进行了明确界定，将“证券”扩展为“金融商品”，体现了金融统和立法的理念。

（五）韩国

韩国《证券市场和金融投资服务法》根据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和投资总资产规模将金融投资领域的投资者划分为非专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大公司、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凡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包括交易经验和资产规模的，也可以成为专业投资者；非专业投资者指其他个人和不属于专业投资者的公司。该法同时规定对于非专业投资者应给予和专业投资者不同的保护。

（六）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作为普通法系地区之一的中国香港目前并没有指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综合法典，而是按消费者需求保护的不同范围分别制定单行规范性文件，如《消费品安全条例》、《商品售卖条例》、《服务提供（隐含条款）条例》、《不合情理条约条例》、《不安全产品的民事法律责任条例》等，且这些单行规范性文件主要规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般原则，遇到特殊的消费者权益争议案件，则可通过司法判例来予以解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中国香港并不是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明确规定消费者的权力，而是通过消费者委员会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来公布消费者的权力。在这一前提下，中国香港并没有统一且明确的金融消费者概念，也是将其分散在各行业内进行界定。如，《银行业条例》明确提出其目标是“提供措施以保障存款人”。

（七）新加坡

新加坡未对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进行统一、明确界定，仅将其作为各行业的“消费者”或“客户”对待。2009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颁布的《公平交易指引》，明确了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金融产品涉及选择、营销推广、咨询顾问、售后服务和投诉处理等方面对消费者负有公平对待的职责。

我国法律的界定

从法律文本上看，金融消费者并不是我国的法律概念。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消费者为保护对象的专门立法，但并没有对消费者做出明确定义，该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回避了消费者是否包含社会组织、法人团体等组织在内的问题。

由于长期的金融立法分业规定，我国传统金融法上通常不采用“消费者”的概念，而是用“客户”、“存款人”、“投资人”、“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概念，将消费限定在生活消费之内，并且将投资者与消费者明显区分。随着消费者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需求的不断多样化，传统消费者概念的局限性也不断的暴露，其操作性也越来越受到挑战。

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但未对其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该指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指引还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客户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则。2009年9月23日，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领域消费者保护和教育事业，中国银监会召开了金融领域“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启动会，旨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采取行动，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开展消费者教育，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和谐健康发展。

但是，现阶段我国各金融领域的部门法仍未提出“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仅仅是将其作为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领域购买相关商品、接受相关服务的自然人；同时，我国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实务部门针对金融消费者问题的态度仍不明确，对哪些行为属于金融消费行为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央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虽均在强调“注重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但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仍属空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途径也主要是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各部门法分别调整规定。

结论

从各国对金融消费者的立法和实践中可以看出，金融消费者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消费者是为非行业或职业目的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二是金融消费者的消费交易行为大多发生在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或经营者的经营过程中。同时，“金融消费者”在我国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定义在理论和实务中仍存在诸多争议，内涵和外延也并不明确，但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金融消费者的主体是否仅限于自然人？二是购买投资性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是否可以称为“金融消费者”。针对这两个关键问题，笔者认为，首先，金融消费者仍属于消费者范畴，应具备消费者的“主体是自然人”这一基本特征；其次，“投资者”通常是指具有一定资金来源，从事投资活动，对投资收益享有所有权并承担投资风险的社会成员，包括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投资者。“我们在把到银行存款，或者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个人描述成消费者可能没什么困难，但是当我们将投资者也视为消费者时往往面临障碍（何颖，2008）”，且由于投资者本身由于有诸如《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保护，从近期来看，应主要以非投资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主。故，金融消费者应被定义为“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商品，以非投资为目的，当前或曾经享受过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此外，从长远来看，金融消费者不应仅包括当前正接受金融服务、购买金融产品的个人消费主体，也应包括潜在的交易主体和与金融机构曾有过业务关系的个人消费主体。

参考文献：

1.郭丹.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学术交流，2010（8）

2.侯海荣，黎晓军，李建国.浅谈金融消费者的权利.青海金融，2006（2）

3.孔令学.论公私权视角下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与限制-从《反洗钱法》颁行说起.济南金融，2007（4）

4.李金泽.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法律与自律机制的国际经验与启示.环球金融，2004（10）

5.刘晓星，杨悦.全球化条件下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08（6）

6.王振栋.论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识别标准.上海金融，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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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对于准则征求意见稿的改进

将涉及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三个准则的征求意见稿与正式的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正式的准则有三个方面的重大改进：语言更加规范；改变了征求意见稿不允许金融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增加了一些征求意见稿遗漏的重要条款。

1.语言更加规范。新准则将征求意见稿中使用不够规范的“会计处理”一词统一更正为更为规范的“计量”一词。因为“会计处理”可能包括了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四个阶段的工作，而原准则征求意见稿中的会计处理实际上只涉及到计量这一环节。《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52条第2款“企业应当定期使用没有经过修正或重新组合的金融工具公开交易价格校正所采用的估值技术，并测试该估值技术的有效性”[1]中，将原征求意见稿中的“可靠性”改为“有效性”。《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22条“企业应当对因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形成的有关资产确认相关收入，对继续涉入形成的有关负债确认相关费用”[2]中，也将征求意见稿中的“收益”一词修正为“收入”，从而与句中的“费用”相对应。第24条将原征求意见稿中的“非现金质押物”改为“非现金担保物”。

2.改变了准则征求意见稿不允许金融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新准则改变了征求意见稿中的做法，充分实现了同国际准则的趋同。具体而言：（1）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其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如债务人的信用评级已提高等），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2）对于以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值损失不应转回；（3）对于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归类为可供出售的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已经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不应通过损益转回，但归类为可供出售的债务工具的公允价值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增加，并且该增加客观上与减值损失计入损益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则应转回减值损失，转回的金额计入损益。在原来的准则征求意见稿中，无论是哪种类型，都不允许减值损失的转回。

3.增加了一些征求意见稿遗漏的重要条款。新准则增加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1）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定义。征求意见稿采用的是2004年修订之前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定义。新定义将如下两项列入了金融资产的范畴：一是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到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二是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①。而且将与上述两项相对应的合同义务列入了金融负债的范畴。（2）增加了对金融工具终止确认时产生的新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规范[1].（3）增加了企业因卖出一项看跌期权或买入一项看涨弃权而对被转让资产继续涉入的规范[2].（4）更加严格规范了符合套期项目或被套期项目的条件[2].（5）增加了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组合一部分的利率风险公允价值套期所形成的利得和损失的规范[2].

二、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

新的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4）②的趋同。但仔细比较，还是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1.对IAS39进行了极大的简化，从而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内容。新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IAS39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简化。IAS39包括准则正文和两个附录（实施指南和对其他文告的修改），伴随其一起的还有结论基础、示例和应用指南等内容。附录构成准则的组成部分，结论基础、示例和应用指南等内容虽然不构成准则的组成部分，但对于理解、应用准则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国的准则却基本上只涉及到IAS39的正文部分和部分实施指南，虽然剩余部分实施指南、结论基础、示例和应用指南可以在随后以应用指南的形式进行，但这几个部分的内容都是相对独立的，且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通过一个“中国式”的应用指南很难将它们较好地糅合在一起，即使能够做到或在稍后分别将这些内容予以，也不利于准则使用者的理解、学习和执行。本次的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执行，其间只有短短的10个月时间，企业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适应新会计准则难度相当大。另外，从已简化的准则内容来看，新准则也忽略了很多必须的内容，例如缺乏评价套期有效性的方法。

2.公允价值选择权方面的差异。现行IAS39允许主体在初始确认时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并在损益中确认公允价值变动[3].而我国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却明确规定，只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才可以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1）该指定可以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2）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该金融资产组合、该金融负债组合、或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1].可见，相对于IAS39而言，我国对于公允价值选择权做了较大的限制条件。这反映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待公允价值的谨慎态度。

三、新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的不足

新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虽然已较为完善，也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但还存在着下列不足：

1.格式、语言表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会计准则采取的是法律法规的条款形式，这是为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形式保持一致。这与国际会计准则并无实质性差异，不同的是，我国一般没有将“定义”单列一章或一部分，而是将其置于某一定义所涉及的条款之后。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准则使用者对内容的理解，但也使得准则整体上显得比较凌乱，不能清晰地呈现出本准则所涉及的重要概念，也不利于使用者查找。需要指出的是，某一准则内部各新准则之间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为例，与其他准则不同，该准则将其中所涉及的三个重要概念（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权益工具）单列一章（第8章）进行定义，但其他一些重要概念如金融工具、衍生工具、金融资产的四种类型③、活跃市场、实际利率、公允价值等概念却分散在各部分中。

在语言表述方面，虽然新准则相对于征求意见稿已有很大的进步，但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3条将衍生工具定义为“本准则涉及的，具有下列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1].“本准则涉及的”一词就是典型的赘词，难道本准则不涉及的具有准则所列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就不是衍生工具了吗？该准则第5条提到“不可撤销授信承诺（即贷款承诺）”，但随后准则中都是用“贷款承诺”一词，因此应将“不可授信承诺”置于括号内与“贷款承诺”一词互换才更符合逻辑。再如，《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第9条第1款和第2款有“已确认资产、负债、确定承诺、很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或经营境外净投资”[4]一句，我们认为，虽然如此排列是与套期会计的几种类型相一致的，但经营境外净投资实际上还是属于资产，因此没有必要再单独列示。

2.概念不清晰。这主要表现在对公允价值的认识上。首先从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来看，新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1]，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3].其差异主要是对交易主体的界定上，我国新准则将其界定为“交易双方”，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则是“当事人”。前者实际上假定了交易只涉及到双方，而且排除了通过假定的第三方来估计资产公允价值的可能性，“当事人”则克服了上述缺陷，不但反映了通过假定的第三方来估计公允价值的新的公允价值计量技术，还为负债的公允价值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因为，一般认为负债的公允价值应被定义为交换中的公允价值，即企业将不得不在资产负债表日支付给接收该负债的第三方的金额。如果还将公允价值定位为“交易双方”的话，负债公允价值就不可能被理解为“交换中的公允价值”[5].其次，从内容来看，新准则似乎没有认识到初始计量阶段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区别，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30条规定，“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1].严格来说，应该是“按照所取得的金融资产（或承担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或为取得金融资产而支付的对价（或因承担金融负债而收到的对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前半句可以理解为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进行计量，而后半句则是一个成本（历史成本）的概念。IASB《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将历史成本定义为“……按照为了购置资产而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可以看出，新准则并未将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严格地予以区分开来①。

另外，虽然新准则对公允价值进行了定义，也给出了相关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导，但并未深入分析公允价值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会计计量”部分也没有深入分析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及其与其他各计量属性的关系，而只是按照IASB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给出了各自的简短定义②。

3.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保持同IAS39的一致，新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的投资、贷款和应收账款以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四大类③。对于IAS39而言，这隐含着两重含义：其一，将原来的“企业源生的贷款和应收账款”改为“贷款和应收账款”，使得任何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的具有固定或可确定付款额的非衍生金融工具（包括贷款资产、应收账款、债务工具投资和银行存款）都可能符合贷款和应收账款的定义，即从公允价值计量可靠性的角度，扩大了非公允价值计量的范畴。其二，这种分类为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提供了基础，从而即使对某项原本可归类为贷款或应收账款的金融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时，主体也可以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基于可靠性和欧盟等一些国家的压力，IASB压缩了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但公允价值选择权的提出反映了其以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工具的最终目标并没有改变。而我国虽然分类同IAS39完全相同，但由于对公允价值选择权的行使给出了严格的条件，使得我国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要小于IAS39.这也反映出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对于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可靠性的担心。

4.理论依据不足。新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概念的定义、分类、确认标准、计量属性选择等都没有给出一个相应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一些备受争议的以及与国际会计准则尚存在差异的问题。例如，对于金融工具的终止确认，以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风险报酬分析法”到“控制转移分析”的转变，而新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却是“现金流量收取权分析”、“风险报酬分析”与“控制转移分析”三者的结合。对于为何采用这种新的终止确认分析方法以及采用这种方法的缺点却是只字不提。另外，我国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公允价值选择权做了严格的规定，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5.公允价值计量指导不够完善。虽然《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专门用了一章规范公允价值的确定，但这些不够完善的原则性规定远不足以对实务中的公允价值计量进行有效的指导。

新准则对公允价值的估计分为两个层次：（1）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2）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企业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这一简单的分类方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按照准则对“活跃市场”的定义①，如果被计量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存在活跃市场，可直接用其报价对公允价值进行估计，不会存在没有报价的情形，因为根据定义，“市场价格信息是公开的”是构成活跃市场的要素之一。其次，从准则内容来看，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而采用估值技术时又分为三种情况：（1）考虑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2）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3）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这种分类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从估计的第一层次即是否存在活跃市场来看，其划分标准是估计公允价值所获得信息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但对不活跃市场进行再分类的标准却是估价信息与公允价值估计方法的结合。相对而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公允价值估计层次的研究更为深入、更具指导意义。FASB在其《公允价值计量》最新准则工作稿中[6]，根据用于估计公允价值的市场信息的可获得程度将公允价值估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信息是指反映报告个体在计量日能够进入活跃市场中的相同资产或负债报价的可观察的市场信息；第二层次的信息也是可观察的市场信息，但不是报告个体在计量日能够进入活跃市场中资产或负债的报价；第三层次的信息是不可观察的市场信息，如通过推断外推法或内插法获得的但不能得到可观察的市场数据支持的信息。以估价信息这一单一标准划分公允价值估计层次更有助于指导实务中公允价值的计量和估价方法的选择。因此，这种划分标准更具合理性和可实施性。

公允价值计量的最大难点在于以公允价值为目标的现值计量以及其他估价技术的应用。我国新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确定”部分却没有给出详细的指导，这对以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实施以及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的可靠性将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