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法治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监管法治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发展基础：

利用自身优势，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高校美术馆如一本综合性教科书，秉承兼容、自由的学术精神，直接服务于教学，并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更为教学实践提供了发展空间。由于历史、地域等因素而形成的高校美术馆各具特色，很多高校充分利用其自身的资源优势，把美术馆与教学课程相结合，建立了自身的实践教学体系。

高校构建美术馆的目的主要是让视觉艺术成为教学、科研、创作的核心，坚持以高水准的典藏和国际前沿学术研究为宗旨，集中体现各时期的艺术特质，展现人类文明发展史和美术进程。如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着力于激发、培养学生潜在的艺术创造力，营造多学科再创作的知识环境。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朱尽晖结合本院特点做了详细介绍：“学院造型艺术部的基础训练全部在美术馆完成，教学改革中提出的‘重塑中国特色造型艺术体系’，以中国传统雕塑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强化美术馆的建筑美、结构美、光影美等元素，师生可在馆中训练素描、色彩、雕塑、水墨画以及当代设计。”这表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已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延伸和学习的场所，对其日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具体到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其统合了学院各个系科的资源，不但为学生提供了展示推广的平台和学习交流的契机，达成了一些长期合作项目，而且注重“关注新人”与“推出新人”。这是作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在展示、研究、收藏、推广工作上的一个重点，也是一大特色。对此，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冯斌说道：“我们把一大批毕业后的青年艺术家继续在老校区黄桷坪街聚集居住的‘黄漂’现象（相较‘北漂’而言），以调研、展示、收藏统合的方式举办了‘黄漂漂进美术馆’展览；把青年教师的成长作为关注点实行了‘未来川美――四川美术学院青年教师推广计划’；在政府支持的大型项目‘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三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的‘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中，东南亚、印度、韩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很多青年艺术家都汇聚其中。”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对于艺术新人的关注和视野，从其所处的地区，扩展到了全国和国际化的层面。而这样独立的价值和特色取向也是一个美术馆的立足之本与发展之源。

与其他专业院校美术馆不同，北京师范大学是集综合性、研究性于一身的综合性大学。京师美术馆的展览往往会融入哲学、心理学等综合性元素，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性，而参与者也均来自于不同学科。“我认为，艺术的功能不仅仅是‘谋生’，也应是人们基本素养的一部分。因此更应该普及所有学科的学生，这正是体现了艺术在当代的一个核心问题，即除了职业化教育之外，其在素质教育、全民教育方面应起到重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京师美术馆馆长甄巍说道。

京师美术馆一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2013年，“瓷知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届陶瓷艺术展”在京师美术馆开幕，从策划到布展，一直到联系媒体、开幕式、研讨会都是由学生完成。学生作为策展人是京师美术馆的一个特点，也是学校予以重视的一个方面，更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方式。此外，京师美术馆还做过北太平庄社区的美术展览、幼儿园的儿童画展，以及打工子弟学校艺术支教等活动。美术馆给予学生的是展示学习成果、教育成果的平台，并且充分体现了美术馆的社会服务功能。

发展困惑：

学术立场与市场机制能否兼得

不可否认，高校美术馆的发展必然会得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政策与经济的扶持，但其发展成本的增加以及资金方面的困惑也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其延续与发展离不开 “市场化”。因为从目前我国高校美术馆的发展情况来看，市场竞争以及经济拮据已经成为其逐步走向市场化的主要原因。从客观角度看，政府对于美术馆的投入必然有限，而美术馆自身维护成本较高，发展速度较快，已经远远超过国家扶持的步伐。这些因素导致了美术馆不得把眼光望向“市场”，并触发一系列的“市场化行为”。但迈向市场经济，对于拥有学术品牌的高校美术馆来说，是否降低了其学术高度，成为不可取的行为？还是确实给美术馆带来了切切实实的资金保障，真正推动了美术馆事业的发展？此外，美术馆是否能真正应用“市场机制”进行运作？都是值得推敲的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美术馆协会首次提出了“美术馆是不以追求营利为目的的机构”的理论及主张，该观点得到了世界美术界的普遍认同。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的提出的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美术馆所处的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背景，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美术馆。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不追求营利的机构有各种保护和优惠待遇。而我国美术馆的发展背景却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据了解，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于政府逐年减少的拨款，西方美术馆已纷纷用其他方式寻找经济来源，如商业机构扶持、私人收藏家捐赠、慈善组织捐赠等。然而，结合我国的实际现状看，高校美术馆虽然不是以营利为终极目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机构，想要持续发展，也必然需要成熟的赢利模式。

对于高校美术馆能否引进市场管理机制、用“企业经营”方式经营等问题，冯斌有自己的看法：“这看似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但在现实体制之下，我并不认同美术馆与市场进行接轨，并且引入市场管理机制。我们不能对美术馆太多苛刻，既要引入市场机制创造利润，又要不失原则地坚守学术立场。”在冯斌看来，这两者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冲突，同时这也是“体制之困”的一个现实呈现。在现有体制之惑没能得以解决前提下，如果仅仅引入市场机制，是否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发展之路，这是需要各个高校美术馆在实践中去探索的问题。

发展趋势：

铺个性化服务轨道，走特色型市场路线

以往的一些高校往往会将校内美术馆定位为“展览馆”或是“陈列馆”，仅仅做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并不注重自身的“经营”与推广，导致高校美术馆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停留在了粗浅的层面，甚至影响了美术馆的长期建设与运作。而现今，各高校都十分注重同外界的推广合作，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上文指出，高校美术馆需要一定程度上和市场结合，但不能生搬硬套走“纯市场化”路线。那么，究竟怎样的发展方向以及经营方式可以推动美术馆的长久发展呢？

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和艺术与本体是有一定距离的，而大学的学术品牌、学术高度与社会需求也会有所不同。甄巍认为：“理想中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应更具多元化：第一，具有博物馆性质。即有收藏、研究价值，主要供展览展示以及用于经典艺术作品的长期展示；第二，具有科研性质；第三，具有‘经营’性质。我们会考虑让学生进行经营，与一些企业和画廊合作，做一些让创意产品化的事业。”事实上，这些想法是需要经费支持的，因此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艺术基金，并希望各界人士用捐资的方式与其共建公益性质的大学美术馆。

就甄巍提出的“公益性质”而言，现今，诸多高校都成立了艺术教育基金，一些热爱艺术的企业与社会人士对此会予以大力支持，而高校也力求同更多合作对象建立联系。这种服务性、非营利性的定位符合我国国情。但在某种程度上，高校美术馆又有着自身的经济困惑与“经营”思想，因此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个较高的定位与美术馆“经营”概念的发展方向并不冲突，前提是要选好符合自身条件的方向。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会结合自身情况对合作方进行筛选，过于商业的艺术展卖就会被淘汰。京师美术馆对于学生的艺术作品会进行推荐，从制度到营销方面力求做得更好，建立了学生画廊，一方面鼓励了学生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也作为勤工助学的项目。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资金，用于交付学费，减轻了生活压力，同时也锻炼了就业能力。这便是京师美术馆个性化的发展方向。

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有两个重要支持：一个是“经济知识化”，即经济发展主要以知识创新、传播、生产和运用为基础；另一个是“知识经济化”，即知识的创新、生产、传播和运用日益产业化。在新视阈下，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美术馆在诸多层面都发生交叉、渗透与重合。朱尽晖介绍道：“每次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览，从策划设计到生产制作，再到市场推广，都是一个再创造、再生产、再组合和实现市场交换的过程。”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这种市场化行为，一是为了以较少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使美术馆各项工作更加“经济”且更富“效率”；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公益事业的社会职能。

总而言之，尽管美术馆与企业运行方式有着相似之处，但又与企业“以营利为终极目的”的市场行为有着本质区别。一些美术馆之所以会沦为“展览馆”或“陈列馆”，有其现实与体制方面的无奈。毕竟高校美术馆的功能是有限的，但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视野和文化诉求的提高，还是会结合自身情况，走个性化服务的路线，建立自身的价值体系，走适用于高校的独特“市场化路线”。对于如何改变体制之困，或许走具有高校美术馆特色的“市场化路线”是其解决之道。

发展手段：

现代化技术发挥作用，助推美术馆蓬勃发展

在数字化时代，美术馆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机构已得到业界公认。那么高校美术馆是否可以借助网络媒介、新媒体、影像艺术等现代化元素，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独特的市场推广之路呢？由此带来的历史性变革会有哪些、如何用新媒体提升美术馆的信息传播能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于高校美术馆，利用新媒体以及网络传播把作品进行推广、宣传是一个必要手段。京师美术馆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网站的建设，创办了微信公众号，并做了很多关于新媒体的展览与传播。甄巍认为，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推广之路十分重要，更要注重结合网络媒介与新媒体。目前，京师美术馆正在讨论、调研和考量用开微店、互联网拍卖等方式宣传美术馆以及师生的创意作品，把其与市场结合起来，是十分具有可行性的方式。无论是从美术馆品牌建设，还是从展览效应来说，艺术衍生品、电子传播以及虚拟展厅等，都是美术馆必要的努力方向。

同时，甄巍还提出一个问题，即艺术的普及性问题：“我们的学生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做一些定制的作品，或是根据毕业季来设计一些产品和作品。在做品牌的经营与推广时，会进行市场受众人群的调查。但对于印象派、古典、或是抽象的作品，大众是否能完全接受？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普及艺术教育的？而我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宣传的？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艺术普及性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无论是多优秀的现代技术，也无法逾越或填平艺术与受众之间的鸿沟。

对于美术馆的推广问题，冯斌也是认同的，认为借助新媒介手段是美术馆进行传播与推广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他又有不同的看法：“提到的‘推广’，并不囿于市场的推广，市场推广如果有，也仅仅是美术馆公共教育与推广职能范畴中的一个方面。”的确如此，身为美术馆工作的题中之义，推广是无论市场行为介入与否，都应当去努力行使本职责任。而现代技术的运用，无非只是助力。美术馆首先应当把文化视野的高标准、艺术潮流的敏锐反应和引领作用、学术立场坚守的公正、推广品质的高标准这些本职工作做好，之后再想如何与市场化相结合。

新媒体并不只是用来传播信息的工具，其自身也在不断产生各种影响传播者的重要信息。朱尽晖肯定了新媒体的重要作用：“对用户而言，新媒体传播手段的介入只不过是改变用户参观美术馆实体展品的方式，参观者可以利用新媒体寻找需要的信息，并进一步寻找与这些信息相关联的新信息。这些都是传统美术馆展览传播方式难以提供的便利。”新媒体在源源不断地给参观者提供各种新信息及有待参观者选择选项，有助于美术馆的推广。而传统美术馆展现给观众展示的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遗存。对于现代技术是否能在美术馆的日后发展及市场推广中发挥很大作用，朱尽晖有自己的想法：“新媒体的发展，使用户有可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选择欣赏自己最感兴趣、最喜欢的美术遗产。但我认为，很多时候，新媒体并不能取代美术馆的历史使命和展览模式。”

可以说，美术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一个完整的、综合的生态系统，因此会包含着诸多不可取代的艺术模式。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均依附该系统，互为辩证、弥补共生，并在人文社会中成为审美认知的共识。不可否认，新媒体等现代技术一定会在美术馆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美术馆的展览模式。

具体实践：

美术馆市场化行为不可“一刀切”

一些高校美术馆结合本校具体情况，开展了市场化行为，逐渐成为了市场主体。自、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也得到进一步落实，进而使其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使有限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优化重组，且进一步解放了美术馆的生产力。从客观上讲，美术馆的长期市场化行为，势必导致美术馆整体上的多样性与特色化，使其日渐摆脱盲目追求规模与数量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步入多样性特色化的集约型发展阶段。

但同时对于高校美术馆的市场化行为也不可“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学生创作出的作品具有实用性，有很好的使用价值，那么可以直接与企业合作，走入市场的道路也会相对宽广。但当学生创作的是一件纯艺术作品时，作品的价值往往就仅仅体现于个性以及学术性方面，作品的市场之路也会相对比较特殊。甄巍结合本校情况，对此给予希望：“我希望学生能和一些商业画廊、艺术经纪人、艺术推广人进行合作，可以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人士走向市场，而美术馆可以作为联系二者的平台与媒介，为学生提供帮助。在未来的构想中，要把产学研联系在一起，建立对外服务的窗口。如在京师大厦建立一个京师美术馆分馆，让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师生作品进行与展卖。”

对于美术馆市场化行为，有些高校提出担忧，认为一方面美术馆市场化可促进美术馆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给美术馆带来了商业化风险。对此，朱尽晖也提出相应观点：“一是学术地位将会受到影响。由于逐步接近市场化与企业化，美术馆的专业性、学术性必然会面临挑战。二是难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美术馆拥有的藏品为不可再生资源，但由于市场化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短期行为，主要以‘文化消费’为主要目的，因此并不有利于不可再生资源的长久保护与永续利用等长远性目标。三是容易导致功能弱化和虚置。美术馆作为公益事业，应当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但由于投入不足，客观上限制了公益事业功能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当美术馆的运行成本更多来自市场化行为所获得的收益时，美术馆的事业功能就很可能会向市场化妥协。”

当有一种市场供需需求存在的时候，供需双方都会产生一些与之对应的作为，理应可以理解。但冯斌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并强调：“从我的立场来讲，高校美术馆不应该介入诸如此类的商业活动。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和专业机构的身份，追求商机和经济效益并不是价值体系的立足点。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寻求与各种机构和资本的合作是需要积极推动的一个方面。”

篇2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党的十七大正在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进程中，召开的一次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气势宏伟，对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确定什么目标，寻找什么动力讲得非常清楚。报告分十二部分，前一个部分回顾，后面三个部分就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科学发展观、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了全面论述，总揽报告全局。最后八个部分具体讲的任务，这里面除了港澳台工作，除了军事，除了国际问题外，重点讲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个建设。在这五个建设中与我们城管执法都有关系。因为城管执法本身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去讲四化，现在提出五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建设的一个主要平台，这个与我们有关系，政治建设中提出的依法治国，这些肯定和我们关系密切，文化建设当中，很大程度上牵扯到我们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我们的执法环境，这个更重要，还有一个社会建设，还有党的建设，所以这些方面都和我们城管执法有很大的关系，希望大家加强学习。前面，董局长讲的一些执法理念，我个人的看法，完全可以在学习十七大的过程当中统一起来，通过学习十七大精神，我们统一思想；通过学习十七大精神，我们凝聚力量；通过学习十七大精神，我们提高境界。

二、用和谐理念提升执法水平。刚才，董局长都分析了我们现在的执法任务非常重，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执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我们执法队员的辛苦和努力奉献，甚至是委曲，就不可能有现在整个潍坊市城镇化这个进度，就没有现在从县城一直到中心城区这样整洁有序的环境，所以大家付出的劳动，市委、市政府非常理解，也非常感激。董局长刚才分析了城管的执法和别的部门执法不一样，公安执法主要是抓坏人的，法院执法就是裁判，检察院执法就是对付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而城管执法面对的是广大的群众。可以这么说，这些群众不管守不守法，几乎百分之百的都不是我们的敌人，都不是我们的对象，都是我们可充分依靠的对象。尤其是现在的一些执法对象，包括摆小摊的，包括各个方面，很大程度上都是弱势群体，所以说，城管执法这种执法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用和谐的理念、和谐的精神、和谐的方式来正确处理执法与执法对象之间的关系，董局长刚才也作了充分阐述。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根本的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为本，有两个含义或者有三个含义，中央在十七大上讲了三句话，叫作：“一切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人民共享”，这是以人为本最权威的解释。具体到城管执法系统来说，以人为本有两条，一是完成好执法任务，保持城市优美的环境和有序的管理，靠谁呢？靠的就是广大城管执法人员。对待执法人员，一方面，要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地提高水平；也要关心他们、同情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这两个方面都要搞好。当前我们的整个执法水平不低，刚才董局长也说了去年年底评议，也都看出来，评议的名次也大大地提高了。另一方面，执法队伍的素质，还要进一步提高，这是以人为本的含义。二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为老百姓服务的理念深深地贯彻到我们的执法过程中，否则，就很难从根本上把依法执法、文明执法、科学执法落实到底。在执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执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我们执法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的执法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执法、科学执法、文明执法。要学习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的方式来协调各方面关系，在执法中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要大力优化执法环境。在城市管理执法过程当中，提高我们执法队伍的水平，仅仅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要有广大市民的支持，是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否则，我们的执法很难见到成效。因此，要大力优化执法环境。市民教育本身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城管执法的环境，首先是由全体市民素质来决定的，而全体市民的素质，就需要我们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就需要我们深入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就应该树立不同方面的典型。城管执法系统也可以通过社区组织包括家庭，搞一些市民沟通和进社区的活动，像妇联搞城市管理进家庭，注重主观引导，让大家理解城管。再就是树立典型，两方面的典型都可以搞。一方面，就是市民不遵守城市管理的典型，一年抓上一两个，大张旗鼓地搞，不要怕，搞出来。可以通过直播潍坊，让大家看搞的行不行，公民投票，违法行为该不该处罚。第二个方面，对执法队伍中的先进典型要注意总结，大力宣传。

篇3

《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监控管理规定》已制定，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2000年12月7日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印发《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专项资金监控管理暂行办法》（武规土拆字[2000]034号）同时废止。

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监控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确保被拆迁人房屋拆迁后得到补偿安置，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凡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资金，是指拆迁范围内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按《办法》应对被拆迁人给予安置、补偿所需的费用。具体包括房屋补偿费用、附属物补偿费用、临时安置补助费用、安置房建设所需费用以及拆迁涉及的其他费用。

第四条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的数额由拆迁管理部门根据被拆迁房屋面积、用途、市场评估意见等因素确定。

拆迁人应按照拆迁管理部门确定的资金数额，将拆迁安置补偿资金存入拆迁管理部门指定的商业银行（含农村信用社，下同），并确保该项资金用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

第五条在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前，拆迁人、接受存款的商业银行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就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使用订立协议。

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管理监控资金，保证专款专用。商业银行未按照协议约定擅自允许拆迁人使用监控资金，导致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不能落实的，应当承担擅自划拨资金的责任。

第六条资金监控的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资金监控的数额；

（二）资金使用计划；

（三）资金使用的具体程序；

（四）追加资金程序；

（五）解除资金监控程序；

（六）违约责任；

（七）认为需要订立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拆迁安置补偿资金按以下规定监控：

实行货币安置或建房安置的项目，按应安置补偿资金量的100％进行监控。

实行现房安置的项目，根据拆迁人提供现房的数量适当计减监控资金，但最少不低于货币安置补偿资金的60％。

第八条拆迁人对被拆迁人实行现房安置的，应提供房屋的购房合同、房屋建设审批手续以及房屋户型、面积、地点、楼层等相关资料。

第九条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确有特殊情况的，拆迁管理部门可酌情降低监控资金幅度。

第十条资金监控协议订立后，拆迁人按确定的资金数额专户储存，办理存款的商业银行应向拆迁管理部门出具相应数额的书面资金认定证明。

第十一条拆迁人应按计划使用监控的资金，经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后，商业银行方可允许拆迁人使用相应的资金。

第十二条拆迁过程中因情况发生变化确需追加监控资金的，拆迁管理部门应将追加监控的数额书面通知拆迁人，并与拆迁人、商业银行签定补充协议。

第十三条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完毕后，拆迁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商业银行发出解除监控通知，被拆迁人可自由使用监控资金剩余部分。

第十四条司法部门依法执行拆迁人财产涉及监控资金的，商业银行应及时通知拆迁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内有集体所有土地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监控按照本规定执行。

篇4

一、传统监管手段与现代化监管手段的基本涵义和主要特征

(一)传统监管手段的基本涵义和主要特征

传统监管手段是工商部门自建制以来，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过程中惯常采用并持续流传到现在的监管手段的统称，

传统监管手段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一是经验式。例如在流通领域商品产品质量监管中，执法人员通过眼看、手摸、鼻闻等方法去发现和查处违法产品，其准确性与执法人员个人经验密切相关。二是手工式。即指传统的市场监管工作中，执法人员主要凭借一双手、一支笔、一张纸。靠脑子记、台账查，完成注册登记、监管巡查、执法办案、调查取证各项工作。三是分散式。指内部各职能部门按业务条线分工定责。各自为战，各管一段，各部门信息数据处于分割状态。四是对抗式。指偏重和喜好采取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强制性手段，追求立竿见影的执法效果。

(二)现代化监管手段的基本涵义和主要特征

对监管手段现代化应作两个方面的理解。首先，监管手段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在传统监管手段基础之上，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其次，监管手段现代化又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具有多层面性。它不仅包括以技术指标为基础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如逐步采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视频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其他智能化技术，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质量，实现监管工作的高效能、低成本：还有以理论工具为基础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如法律手段、管理手段的运用等。以上两个层面再加上监管理念的现代化，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协调运行，共同构成监管手段的现代化。

现代化监管手段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科技化。即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监管执法实践的需要，通过配备和运用高科技的执法装备，提高市场监管效率，实现对市场秩序的有效控制和快速反应。二是信息化。即依托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等，对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信息进行获取、加工、整合、传输，通过控制信息流，打破时间、空间以及条块分割的制约，为工商行政管理创新提供规范、高效、优质的一体化支撑和服务。三是集约化。依托现代网络技术，将各项工商行政监管业务植入计算机网络平台，集市场准入、食品安全、执法办案、消费维权等于一体，实现各业务条线互连互通，信息数据共享，以及各类监管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强监管工作的集约度，强化整体监管力度，覆盖全部监管范围。四是人本化。充分体现现代法律、现代管理的精髓，注重区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监管客体，坚持刚性手段与柔性执法并行互动，采取提示、示范、告诫、协商等行政指导方式，实施柔性化监管。让监管对象了解其面临的风险和风险要素，引导其自律守法、主动纠正违法，从而降低监管社会成本，实现公平正义和监管和谐。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律体系不断健全，管理方法日益丰富，科技水平显著提升，工商部门恢复建制30年来，一直在积极适应形势发展，不断摒弃传统监管手段中不适应时代要求和市场经济需要的部分内容，并初步实现了监管手段的现代化。

二、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是一个渐进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科学统筹、融合互动、整体推进。具体讲，应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科学化原则

科学化是监管手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监管手段科学化是指，监管主体应当遵循管理规律，以现代管理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发展的新手段，克服主观性和盲目性，使监管决策、效果评价等各项监管活动符合科学原理和客观规律，实现监管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二)民主化原则

民主化是监管手段现代化的重要趋势。民主化作为一种监管手段，强调的是“第三方参与”，即请非政府实体，如行业协会、商会、志愿者组织参与到监督管理流程中来，一方面可以降低公开执法行为可能遇到的对抗性；另一方面，从监管的角度，能保障监管策略的正确实施，提高监管的质量和效果。

(三)法治化原则

法治化是监管手段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其实质就是通过制定完备的各种法律法规，实现各项监管活动的有法可依：同时建立完善的执法监督和检查措施，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效益化原则

强调监管手段成本效益的观念，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监管机关要以最小的监管成本投入和最高的监管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也即取得最好的监管效果。另一方面，监管机关也要注重节约社会成本，将监管行为对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实现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主要途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手段很多，主要有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指导等，集中归结在行政执法上。行政执法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做到依法行政，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运用：整合利用各类监管资源，形成监管执法合力，离不开管理手段的运用：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技术，提高监管效能，离不开技术手段的运用。因此，实现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必须从法律、管理、技术三个方面统筹兼顾并积极推进。

(一)实现法律手段的现代化

法律手段现代化是监管手段现代化的归宿。就当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手段而言，突出应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1　提高法德的执行力。一是要提高立法的执行力。工商部门虽不是立法机关，但在提起立法建议或起草行政法规草案时，应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工商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同时，要针对立法立规体制不一、竞合冲突(特别是在商事主体立法方面)的现状，统一监管法律规定，及时制定监管新规。二是要提高执法的执行力，做到执法必严。各级工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必须十分明确各自的监管职责，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程序和手段实施监管。三是要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执法活动，从加强处罚与促进自律两个方面人手，增强行政相对人的自律守法意识。

2　增加监管的强制力。工商部门承担大量的市场监管任务，执行众多的法律法规，但强制手段欠缺、强制力不足。如《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赋予工商机关监管职责，但对执法强制手段的规定却明显不足，特别是查封、扣留违法财物权和对违法行为人的约束权，不能适应工商行政执法的需要。建议应根据权责统一的原则，在制定《行政强制法》中，一揽子解决或者积极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来实现。同时，对于目前多数行政强制措施未规定具体期限的情况，明确其期限，以加强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范力度，防止行政强制措施权滥用，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执法冲突。

3　补强证据的证明力。近年来，工商部门加大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大力实施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制度，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效能，降低了行政执法成本。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作为一种科学、方便、快捷、有效的现代化监管手段，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可是对于快速检测结果的证明力，由于工商部门没有获得检验资格认证，不是法定检验机构，因此快速检测结果还不属于法定证据。应通过立法赋予其下列证明力：一是快速检测结果为不合格的，可以作为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依据。二是当事人对快速检测结果不提出异议的，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三是当事人对快速检测结果提出异议，应当送法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法定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证明快速检测结果正确的，检测费用由当事人承担：法定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证明快速检测结果不正确的，检测费用由工商部门承担。

(二)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管理手段现代化是监管手段现代化的关键。工商监管工作要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做到全面协调、刚柔相济、注重互动、高效便民。

1　推行行政指导，实施柔性管理。行政指导作为现代行政法中倡导以合作、协商、民主为主的一种新型管理手段，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对相对人的尊重，容易得到相对人的合作，有效地弥补刚性监管手段的不足与缺陷，在工商机关实施现代化监管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一是实施行政提示，如对行政相对人即将到期的许可事项、年检验照、商标注册及续展等，通过网络、短信等方式给予提醒：采取消费警示、消费指南等手段，引导消费者增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维权能力等。二是实施行政示范。如通过制定各类合同示范文本，指导建立商品交易市场分类监管示范点、食品安全示范店等手段，帮助行政相对人建立健全规范的经营管理制度，促进守法经营，做大做强。三是实施行政告诫，贯彻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采取“三步式”执法方式，先行教育规范，再行责令整改，逾期不改的实施处罚，通过教育规范、责令整改，使多数当事人心悦诚服地纠正违法行为：四是实施行政协商，如在商品交易市场监管工作中，推行契约化管理，通过工商机关与市场主办者、场内经营者以签订责任书的手段，把工商机关管理市场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与市场主办者、场内经营者的责权利分别予以明确。

2　整合外部资源，形成监管合力。转变职能，确定管理边界，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尽可能不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止过度监管、包揽一切，把有限的执法资源用在最需要加强监管的领域。在明确管理边界的基础上，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加强与其他执法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社区组织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经营者、消费者作为直接利益人的主动性，不断“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一是要注重与相关执法部门协同作战，形成监管合力，由单一地域、单一业务条线的简单纵向互动监管向政策共商、措施共议、资源共享、执法联动的跨省市、跨区域、跨业务合作监管转变，由封闭式、单打独斗式监管向整合系统资源、主动争取其他部门支持的开放式监管转变。二是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准则，加强行业自律；倡导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惩戒不遵守行业准则的会员，净化行业生存环境。三是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对严重失信企业予以曝光，实现失信惩戒；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欢迎舆论监督。四是扩大社会公众参与度，通过信息公开、座谈走访、问卷调查、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建议和意见；充分发掘人民群众对工商监管工作的积极性、参与度，疏通举报渠道，完善举报奖励制度：依托街道、社区、乡镇、村，拓展一会两站建设，充分发挥一会两站的作用：健全消费维权直通企业体系，组织更多企业参与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经营者与消费者协商和解的作用。

3　依托监管数据，开发信息资源。一是建设数据分析辅助决策中心。实现决策分析与业务处理系统联动，拓展数据决策分析的维度和深度，围绕“市场主体注册量、服务社会面、社会秩序维护度”三个方面，建立市场主体现状、市场发展预测、市场监管趋势等分析模型，利用图形、图表方式全面展示工商行政管理运行效果：充分运用交互式报表和即时查询工具，即时生成各类规范性数据报表，随时掌握各类信息，为监管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市场预测和消费警示等服务。二是充分挖掘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数据资源，建立健全监管数据综合利用机制。及时收集各类监管数据，按年度、半年、季度、每月、半月等不同密度定期进行分析。将工商部门掌握的内资、外资、民营经济、商标、广告、商品交易市场、执法办案等方面的数据用好用活，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为自身职能转变提供方向。

(三)实现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技术手段现代化是监管手段现代化的保障。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监管手段的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

1　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标准体系。提高对标准化体系应用的认识，强化标准在工商行政监管各个环节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建立健全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制定、各省市工商部门积极参与的统一的监管标准规范体系，标准体系应横向覆盖工商行政管理所有监管执法业务，包括数据标准、应用标准、网络标准、管理标准、安全标准等多个方面，并与相关政府部门实现最大限度地信息交换。同时，应建立标准应用制度，加强对标准执行的监督检查，确保全系统监管标准统一，为实现全国工商系统互联互通打好基础。

2　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系统。以市场主体准人为基础，以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主线，以地理信息、文字信息、影像多媒体信息三位一体的数据库为支撑，构建涵盖所有工商业务，具有许可、监管、执法、服务、决策支持等综合功能的集成化业务工作处理平台，全面整合业务流程，彻底解决业务间、部门间的分割与局限，实现全网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要充分利用第三代无线通信(3G)、短信、多媒体等技术手段，利用3G网络更为快速、灵活和安全的特性，将各类监管业务系统移植到手机3G应用平台，完善网格化移动巡查和执法办案系统，实现视频交互对话，实时掌握现场情况，并可以实现随时随地24小时不间断监管。有条件的地区要引入空间地理信息系统(GIS)，把工商监管体系与GIS有机结合起来，将空间地理信息与工商业务数据进行融合，与数字档案和多媒体数据统一整合GIS应用平台，实现集网格分布展示、市场主体住所定位核查与地理位置可视化显示、区域地理分布统计、巡查路线制定与效能监督、巡查回顾、移动巡查现场检查录入、市场主体基本信息检索、定位等多重功能，用可视化、图形化的方式向各级领导、监管干部展示各类企业的分布情况、重点热点行业企业的分布情况等企业的各种信息以及监管干部日常巡查工作执行情况，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

篇5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必将对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央企业要把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深入推进依法治企的各项工作。

高度认识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选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必将为中央企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发展产生强大推动力。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将不断加快，保障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将更加完备;依法行政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加大;公正司法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得到有效保障，司法公信力将明显提高;全民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各类社会主体的依法治理能力也势必大幅提升。所有这些，都将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同时也对中央企业平等适用法律、公平参与竞争、依法合规管理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内在要求。随着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包括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和授权运作，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范发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等。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必然带来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法律关系的重构，因此，改革越是艰难，越要依法合规。中央企业只有全面提升依法治企能力，自觉将改革精神与法治思维有机结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制度，规范运作，才能落实好各项改革措施，有效避免在实践中出现重大矛盾和问题。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中央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十几年来，中央企业经过跨越式发展，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指标大幅攀升，经济效益显著增加。而国内外大企业经验教训表明，企业越大，其经营发展就越依赖法治。正如一艘巨轮在大海航行，法治就是压舱石。如果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很有可能带来巨轮倾覆的大风险。未来一个时期，中央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提质增效和保增长的压力也不小。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以及融资成本偏高等不利因素，中央企业平衡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中央企业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内外部法律挑战。从国内市场监管看，有关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的统一规范更加严格;从国际经贸规则看，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约束将逐步加大。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央企业只有信法守法用法，才能使企业巨轮在市场经济中乘风破浪驶向远方，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全面打造法治央企，是企业法制工作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强大动力。打造法治央企，是中央企业依法治企的升级版，代表着企业法制工作的新高度。法制工作的价值，始终体现在保障和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的大局上。当前，中央企业主营业务伴生的传统风险依然很多，重组整合遇到的风险问题错综复杂，国际化经营中的境外风险更加凸显，社会各界对央企广泛关注期待的舆情风险交织呈现。可以说，各种风险“警报声”不绝于耳，中央企业对风险防范的需求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迫切。然而，当前中央企业一些领导干部运用法治化解风险的能力仍然不强，对法制工作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企业法律顾问的配备比例不足，队伍的能力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快速增长的法律需求。因此，在顺利完成三个三年目标基础上，将央企法制建设全面提升到法治央企建设，这既是企业应对法律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企业法治建设进程中要实现的一次新飞跃。

准确把握法治央企的核心内涵。

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要求中央企业根据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将企业打造成为对外依法经营、对内依法治理的法治社会模范成员。要深入理解法治央企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法治央企的核心内涵。

首先，法治央企是依法治理的企业法人。要使法治成为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观。企业治理结构要依法构造，各治理主体要按规履职。企业规章制度体系要健全完备，制度执行要严格有效。全员合规意识要牢固树立，依法办事和按章操作要成为广大员工高度自觉的行为习惯。

其次，法治央企是诚信守法的经营实体。要带头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牟利现象，为全民守法作出表率。要崇尚契约精神和诚信精神，重合同、守信用。支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善于依法维护企业权益，切实保障国有资产安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充分发挥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的法律顾问队伍作用，确保法律审核全面到位，企业经营发展的法律支撑和保障坚强有力。

此外，法治央企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要在遵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自主平等、规范有序的市场行为，引领带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营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要重视倡导公平正义，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要进一步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意识，熟练掌握国际规则和东道国主要法律，逐步取得有关国际规则制订的话语权。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国家如此，企业亦如此。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使法治成为中央企业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目标的基本遵循和保障，这是中央企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承担的神圣使命和重要职责。我们一定要大力彰显法治精神，增强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的践行者、推进者和带动者。

今后一个时期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必然要求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在顺利完成三个三年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再深化、再提升、再创辉煌”。今后五年（2015―2019年），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总体目标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中心任务，按照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总体要求，力争再通过五年努力，进一步深化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法律顾问制度和法律工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和依法治企能力，中央企业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的法律顾问队伍全面实现专职化，法律人员配备比例接近国际同行业标准，全部中央企业法制工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三分之一以上企业力争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努力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做强做优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根据上述总体目标，下一阶段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重点任务是：

继续推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再深化。

这是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服务企业改革发展、更好发挥作用的核心要求。要围绕法治央企建设，进一步拓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领域。结合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规范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重点改革任务，严格开展法律审核，确保企业各项改革于法有据，切实加强产权保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着力将法律服务全面融入企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和国际化经营，重视处理好风险与商机的平衡，以更加完备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促进中央企业提质增效升级。要加快建立全集团统一的法律管理信息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使法律审核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刚性约束，从而有效实现法律风险防范的全覆盖。要针对境外企业法律风险高发频发领域，深入研究制订法律风险防范的具体措施，妥善应对境外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坚持独立法人地位，有效防范因“刺破公司面纱”带来的法律风险。

继续推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再深化。

加强和深化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是推动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再上新台阶的重要组织保障。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要求，切实把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央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在组织建设方面的重点任务。要继续推进总法律顾问的专职化和专业化，全面落实总法律顾问职责。在业务规模大、国际化程度高、法律工作机制完备的企业，积极探索推动专业素质高、管理能力强的总法律顾问进入核心决策层。要适应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的改革要求，深入研究企业法律顾问能力评价机制，抓紧推动建立并积极发挥全国性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企业法律顾问培养力度，健全保障激励机制，拓宽职务职级和专业技术晋升通道，深入开展企业法律顾问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工作。努力打造一支适应法治央企建设需要、能与国际法律同行同台过招的优秀法律顾问队伍。

继续推动企业法律工作体系建设再深化。健全完备的法律工作体系，是进一步提升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层次水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促进法律工作体系不断完善提高，确保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作用发挥三个方面同步推进。要科学界定企业法律部门承担的法律管控、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职责，深入推动法律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要加快健全中央企业境外法律工作体系，大力推动在境外重要子企业全面设立法律事务机构或配备专职法律顾问。要积极开展与国际跨国公司法律工作的对标，加快制订本企业法律工作规范和指引，全面明确法律工作内容、程序和手段方法，努力提高企业法律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努力实现企业合规管理能力再提升。大力加强合规管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应对法律规则变化、支撑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所有中央企业都要坚持把依法合规作为业务开展的前提、检验结果的标准，在处理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的关系上，要始终坚持合规要求高于经济利益，业务活动遵守合规制度，对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要尽快建立统一有效、全面覆盖、内容明确的合规制度准则，健全企业前期防范、过程控制及违规惩处机制。要结合各企业实际，探索建立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的合规管理工作体系，明确由总法律顾问牵头，法律部门作为合规管理综合部门，相关业务部门和纪检审计监察等部门共同参与、齐抓共管。要突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以及环境资源、税务、劳工、知识产权等合规管理的重点领域，面向企业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员、海外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加强合规教育培训，加快形成全员合规的良性机制。

努力实现依法治企能力再提升。不断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是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的最终目标。未来五年，要持续强化企业各级领导的法治思维，将企业领导干部集中学法制度化、常态化，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指标。要深入推动将依法治企成效纳入所属子企业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具体有效的考核办法。要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依法治理水平，高度重视公司章程作为企业内部的统领性、基础性规范作用，依法明确公司治理各主体间的职责权限。要依法规范中央企业对子企业行使股东权，加快完善授权委托制度，正确处理好维护出资人权益与尊重子企业经营自的关系。要深入培育中央企业法治文化，努力为依法治企能力的再提升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

推动落实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的工作要求

上述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的五年规划。为确保完成，再提出五点工作要求：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中央企业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实施新的五年规划，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我们要从推动国资国企改革、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研究明确新五年规划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实行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健全相关督促检查和奖惩机制，确保这项工作落实到位。

制订计划，落实方案。所有中央企业都要以新五年规划为依据，结合本企业实际，认真抓紧制订具体工作计划和方案，把准时间节点，细化分解任务。要在制订方案中注重巩固三个三年目标成果，防止工作滑坡。要突出问题导向，将解决本企业法制工作的薄弱环节作为下一步工作的落脚点。要加强调研论证，切实摸清底数，明确对照指标，确保各项措施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要在实施方案中注重将落实新五年规划与支撑企业重点业务、保障企业重大项目结合起来，把能否依法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升级作为检验法制工作的重要标准，争取做到边实施边见成效。

突出重点，深化提升。新五年规划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继续推动三项建设再深化，努力实现两种能力再提升”。要准确把握各项重点任务的内在联系，做到环环相扣、协同推进。要始终以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为核心，以法律顾问队伍建设为抓手，以深化完善法律工作体系为基础，全面提高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水平。要将合规管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当前推进依法治企的重中之重，尽快建机制、定规则、成体系。要重视总结实践成果，通过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手段，将依法治企的工作要求切实转化为企业各部门、各业务板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大胆探索，分类指导。中央企业在实施新五年规划中，要坚持区分不同子企业的法律需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要针对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的不同特点，将证券市场准则和有关监管要求，融入上市企业的法律管理。要区分境外子企业与国内子企业面临的不同法律环境，注重将国际经贸规则、东道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纳入境外子企业投资并购、开展国际贸易法律审核的重点内容。要根据资本运营企业与实体企业的区别，针对资本运作法律风险防范的特点，着重加强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和决策的法律程序监督。要区别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独资企业，对混合所有制企业重点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行使股东权利等方面把好关。

广泛宣传，营造环境。中央企业要以全面建设法治央企为契机，积极宣传落实新五年规划的重要意义，努力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要重视调动企业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凝聚合力，协同推进。要按照四中全会要求，深入开展企业全员法治教育，持续推进普法工作，积极创新法治宣传形式，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2014年10月1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正式施行，中央企业要依据条例及时公示信息，维护企业信用，努力在全社会展示诚信央企、阳光央企的良好形象。

为切实做好对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指导推动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将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强化两类指导。一是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结合中央企业实际，研究制订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落实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二是针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中有关法律风险防范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出台有关工作指引，进一步发挥法治在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中的支撑保障作用。

第二，完善两项制度。一是继续推动完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制度，积极参与“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相关改革任务的落实工作，努力争取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企业法律顾问的组织体系、职责范围和总法律顾问的职责定位、职级待遇等。二是探索完善企业法律顾问评价制度，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沟通协调，研究建立企业法律顾问能力评价体系，逐步构建企业法律顾问专业技术晋升渠道，统筹发挥全国性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的作用。

第三，推动两个交流。一是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学习交流，树立国内先进、世界领先的标杆企业，宣传推广法制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二是积极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重点企业的广泛交流，在法制工作领域互相取长补短、加强“央地合作”，充分发挥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五年规划的示范带动作用。

最后，关于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我再强调三点：

第一，四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央企业法制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面对法治建设的大好形势，中央企业法治工作队伍要抓住机遇，借力发力，突破重点，攻克难点。关于四中全会提出的刚性要求和国资委作出的明确部署，中央企业要逐条对照、加以落实。

第二，国资委明确提出中央企业法制工作新的五年规划，是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对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向更高目标迈进的重要指引和强大动力。中央企业分管法制工作的领导、总法律顾问和法律部门，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完成目标，以实际行动为推进依法治国、打造法治央企作出新贡献。

篇6

我国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路与西方有典型意义上经济法的国家存在很大差异,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道路,其间既包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预见、探索、反思与尊重,也蕴含对社会理想的尝试性追求。经济法与一国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制度模式的选择都密切相关,这是经济法“社会属性”的体现。①另一方面,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逐步将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市场经济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已然是各国的不二选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东西方在社会经济方面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和瓶颈。经济法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由经济法“自然属性”决定的。经济法的一系列特征皆由这二重属性派生而来,表现为各国经济法的共性与个性。

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在体系上可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已为我国理论界所公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实质意义的规范在各国最为普遍,且关联密切,是经济法体系发展的两个重要成果。”[1]经济法社会属性重点体现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在调控目标、调控手段、调控强度等方面,世界各国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分配法,这与各国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有一定的复杂性;经济法的自然属性则着重表现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建立安全有序的市场秩序有赖于一系列有效的法律制度,这在全世界具有共通性。我们应该在尊重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前提下考虑国情,发挥创造性,在市场规制法方面,对国外业已成熟的相关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多予借鉴、移植、吸收和完善;而对于宏观调控法,应多侧重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因此,区分经济法的双重属性,有利于我国经济法已有研究成果的肯定与疏理,找到我国经济法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也只有构建并完善相对稳定自洽、符合国情的经济法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

二、经济法社会属性探源之中国特色

经济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演变是经济学领域的两大原则“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交替作用乃至逐步融合的结果,[2]是在公权力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规模和力度地介入社会经济领域并对之进行干预时应运而生的。经济法在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历史发展进路,发展程度也参差不一,这不能不说是与一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制度模式选择密切相关,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国经济法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是其社会属性的依托,也是各国经济法彰显自身个性和深入发展的立足点。

以我国为例,我国经济法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进程而产生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既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所处的历史环境,也是我国经济法生成和变迁的基本背景。纵观30年来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轨迹,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加强法制建设的国家改革和发展目标,一直是其历史使命。[3]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任务,就是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这也是经济法治化的内在要求。相对于西方有典型意义上经济法的国家而言,我国经济法有自己独特的生成土壤与制度个性。

首先,市场基础薄弱。与西方比较成熟发达的市场体系相比,我国的市场发育尚不成熟,还不存在现当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①。市场不完善、不健全,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经济资源流动效率较低,且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失灵,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能像西方那样在相对完备的民商法律制度基础上顺势而进,而是要与其相辅相成,一起发展,一起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服务。其次,法律文化特别。“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法律意识与价值诉求。[4]“义利相权义当先”,我国经济法对社会公共利益优先推崇。同时,我们的“和合主义”文化,注重整体主义的辩证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产业法里产业结构健康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立法目标正是注重和谐精神的体现,而西方经济法只注重对某些方面或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不成体系,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再则,社会制度特殊。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使得经济法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理念在我国更具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和现实要求。同时,我国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资源,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政府滥用经济职权的可能性也较大,强调规制经济权力,实现经济民主是我国经济法的内在要求。正是由于这些众多的因素,我国经济法的“社会属性”与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方针、经济目标等密切相联,表现出如下特性。

其一,回应性。20世纪以来,社会变革加剧,美国的诺内特(P.Nonet)等人提出了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的“回应型法”概念。“回应型法”源于政治意愿与法律愿望的统一追求,目标是实体正义,其规则来源于法律原则、政党政策和政府政策,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虽有扩大,但仍需对目的负责。[5]我国经济法正是这种“回应型法”的一个典型范例。对外部因素进行反映和吸纳,捕捉和界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并对之进行调整和规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特征。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如国家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小到产业政策变化调整,在我国经济法变化中都能直接反映。经济法立法内容及运行机制的变化与经济关系的变化紧密同步,如当前正在酝酿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用回应性概括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环境中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比较符合我国经济法的特点。

其二,开放性。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法律在一个封闭的、不可知的容器中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而且我们也不能把法律同周围的、并对它无害的非法律生活隔离开来。”[6]其实,开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法律的开放性是由人类理性的有限性、阶段性和语言表达的客观局限性所决定的,因此同样必须保持开放,以适应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并与之良性互动,在扬弃的过程中发展。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如前文所述的回应性,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经济法的开放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开放性作为我国经济法的品格特征,已成为我们认识和解读我国经济法发展、嬗变和创新进程的一把钥匙。[5]65经济法的开放性很好地诠释了我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诸多困惑与纷争。一方面我们在缤纷复杂的经济法现象和理论学说中,不应失去辨别力,应该把宗旨、原则、价值等已经初步达成一致的东西沉淀固定下来,也以此作为以后具体经济法制度研究的指导;另一方面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在具体经济法制度,尤其是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方面,要与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同步深入,慢慢探寻其一般规律,不要急着下结论,也不应固步自封,或盲从国外的制度和经验。

其三,协调性。我国经济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协调消费者、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使得各种经济利益能够兼顾到,各种经济力量可以制约与平衡,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矛盾能够化解,社会整体合力得以发挥。法律制度的刚性与政党政策、政府政策之间的灵活性、变动性之间存在矛盾与互动,这要求我国的经济法具有很高的协调性,能够缓和制度间张力的冲突。同时,我国政府的执政理念与制度文化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法的精神,在“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与“以人为本”政治价值追求下,我国经济法中政府角色定位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者更为科学,这也符合现代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因而,协调性既是我国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经济法驱动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经济法自然属性探源之市场失灵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系,各国调控经济的手段也越具相似性,具体表现为政府对经济采取适度干预。如果把政府介入社会经济领域看作一个点,我国和具有典型意义上经济法的国家的不同在于趋向于这个点的轨迹恰好相反,而其理论基础都是“市场失灵”理论。在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态度从自由放任发展到适度干预,其权力是一个愈来愈大的过程。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提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垄断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市场失灵现象大量出现,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强烈主张政府应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理论成为当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基础,“守夜人”角色开始转变,但这一理论下的政府干预行为工具性色彩较强。到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的有关交易费用、产权等理论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成了不争的事实,①并体现出一定的自觉性。

在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从全面干预到适度干预,其权力是一个愈来愈小的过程。国家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批判,我国建国之初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对经济的政府性计划渗透到我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政府经济权力也最大。1978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提出以后,政府意识到了“市场”的客观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自由,但政府公权力干预在国民经济领域仍占有重要地位。1992年“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政府已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有关管理部门提出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的有形之手相结合的思路,并不断调整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政府退出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干预市场的权力逐步缩小,手段也越来越灵活,并以适度为目标。

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史可以看出,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平台,以各自不同的优势和选择偏好进行着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且越来越接近这条“Y”形轨迹的交点。这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也恰恰是经济法自然属性的一个根源,是经济法产生的一个前提,由此经济法在此共性方面表现出以下一组特征。

其一,公平性。公平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是应然意义上一切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公平性是指对一国经济体系中的利益主体,在法律上应予以公平对待。但经济法中的公平与其他部门法的不同在于,后者强调的是形式公平,是一种机会公平,而经济法更注重实质公平。经济法法律规范并非如民商法那样采用任意性规范形式,而多用强制性规范,通过赋予弱者一定的权利或课以强者一定的义务,来达到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这种实质上的公平有助于建立一种健康安全的经济秩序,从而保障整体社会公平的实现。

其二,建构性。建构性是相对于自发性而言的,经济法制度中有更多人类理性的构建因素,而不单是对社会规律的发现与固化。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固有缺陷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市场失灵,此时如果放任市场自身调节,则容易陷入破坏性的恶性循环之中,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会受到实质性破坏。马克思就曾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会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死去。因而相对于调整经济关系的其他法律规范如民商法,经济法更多体现了人为的干预和调整,在干预和调整的过程中实现法的目的与价值。政府公权力介入经济领域的目的就是要强制矫正自发经济秩序中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合理因素,实现实质公平,这显然不是市场经济自身能达到的,而是人类理性设计和追求的结果。

四、经济法自然属性探源之政府失灵

经济法以市场失灵、公权力介入为前提而产生。当代社会,最主要的公权力主体依然是政治国家,国家主要通过政府来进行管理。政府掌握并管理着社会资源,政府职能也在迅速扩张,其担当起市场自发秩序①之不足的补正者有其历史必然性。政府权力介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市场失灵,但政府本身也可能会做出降低或不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甚至发生政府经济权力的滥用与寻租,从而发生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即政府权力滥用导致的失灵与政府权力缺位导致的失灵,失灵程度在各国不尽相同。造成政府失灵的原因很多,但政府自身局限性及其权力易被滥用性在世界各国具有共通性。

首先,政府理性有限。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有限,不可能达至对事务的完备认识。政府作为人的集合体,其理性当然也是有限的。政府做决策时,其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因而难免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某些情况下,这种错误并不会立即显露,但如果不及时纠正,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政府判断的直接失误,从而出现政府失灵,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我们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生产效率较低正是这种失灵的一个明证。某种意义上,完全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的政府理性只是人类社会先驱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一种理想,终究无法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政府不具备完全的利益超脱性。政府调节或干预社会经济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其自身的利益。政府利益首先表现为以国家名义获得的直接利益,即政府直接从社会获取的利益,如由国有资产管理运作而获益。虽然各国并非全部有以经济法为名称的法律形式,但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实质上仍采用了经济法法律部门的调整手段和方式。①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参与经营或进行盈利性活动,都会导致政府失灵,如中央国家机关的同一个立法或法令,可能因地方或部门对攸关利益的关切和保护,形成不同的理解和实施方式,从而导致中央政府决策失灵。政府也不能够完全代表社会,其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正当性有时也会为人为原因所扭曲。如在房地产行业,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要素参与房地产行业利润的分配,无形间成了具体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主体;而在国外,国会或议会的一些决策会受大财团、大企业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很难保证在利益上完全超脱。

政府的有限理性与不具利益超脱性一起引发了政府权力的易被滥用性,权力的易被滥用本质上源于人性的自利和一定程度的贪婪。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阿克顿也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可见,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并且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否则就不可能造福于民,这也是控权成为西方理论重要内容的原因。经济性权利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介入经济领域的公权力更应受到法律上的规制,以防止“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公权力介入经济领域的必然性与公权力的易被滥用性是经济法自然属性的另一根源,经济法在此共性方面表现出以下一组特征。

其一,经济性。经济法的经济性是指“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7]这种经济性是经济法对原有的经济秩序的发现和顺应,是经济客观规律性在法律上的反映,政府政策或命令等介入手段只能认识和把握这种经济性,而不能人为扭曲,结果误导经济的发展方向或束缚经济发展。换言之,政府的介入只能是一种矫正,而不是指挥,否则就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乃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可能出现经济法,这是被历史证明的事实,如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规,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是一部反托拉斯法。此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才扩大到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国有资产管理以及社会福利分配等方面。由此,经济法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原初动力,政府的干预也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为契机,而不可只一味追求政府在某一时期的特定经济目标。经济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深化,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这是经济法得以保持其科学性的灵魂。

其二,控权性。政府干预本质上是国家形式的公权力干预,经济法的控权性源自思想上的控权理论,这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相通之处。但政府干预经济权与传统的行政管理权存在很大区别。行政权一般被认为是执行管理权,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国家法律、管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的权力,具有执行性、法律性、强制性、公益性等特征。行政权并不普遍具有经济性,而政府干预权是国家为了维持公平、稳定、安全的市场秩序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权力,是一种纯经济性权力③。[8]行政法更注重行政管理的整体效能,行政权作为法律的规制对象具有主体性,即政府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制是全面而系统的,且往往表现为对行政主体行为的控制,是一种程序上的控制。而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社会本位下的国家干预权是一种起矫正作用的权力,对健康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具有辅,政府在有些经济关系中如竞争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只是干预者,而非参与者,不具备法律关系上的主体地位,因而经济法实则是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某一方面或其运行过程的某一阶段进行控制;经济法控权规范和制度设置也有其自身特点,不同于行政法主要通过程序手段来控权,经济法的控权更多体现在实体权力与职责、权利和义务的配置方面,比如在市场规制法领域,政府往往是经济运行的监督与协调者,强调的是政府的监管职责,权力控制有时候并不直接由控制享有权力主体的行为来表现,而是通过不同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分配来实现公权的积极作用,但其精神依然是既要防止权力过度干预,使市场失去活力,又要防止权力缺位,因监管不利而导致市场混乱;在宏观调控法领域,政府是法律关系的直接参加者,对政府权力控制的重点落在权力内容和范围的设定以及权力行使的程序上,很多时候直接表现为政府行为与政府责任,注重其科学性和实效性。

五、中国特色经济法发展进路的确立

经济法具有双重属性并不是经济法特有的现象,在民商法领域这种双重性也有体现,私法原理的一般性与不同国家风俗习惯的独特性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一国民商法的全部内容。其实,任何部门法都是其自身秉性与一定时空相联系的“社会属性”的统一,只是在经济法领域里,这种分界比较明显,这与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尚短,完备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以及世界一体化程度还不高有关。考察经济法的发展历史与属性特征,我们不难发现,是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而经济法的存在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长久的动力支撑。经济法服从并服务于一国的经济建设,一国经济建设为经济法提供土壤,两者相辅相成。就目前而言,在认识和把握经济法的双重属性的前提下,我国经济法法律制度构建与理论研究工作需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进路:理性地总结已有成果,确立经济法独立科学的研究范式,以我国尚且薄弱的具体经济法法律制度的构建为重点。

首先,我们应尊重并认识到人类社会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所做的探索、尝试和成果。在已有研究成果方面,必须尽快进行疏理,肯定其中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体现我们经济制度和法律文化特色的部分,这些往往是经济法社会属性的表现,是我国法律制度有特色的部分,不应予以全盘否定。①这既可以避免后来研究者做重复研究,浪费社会资源,也能让后来人能够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防止学术情感上的“西方至上”,避免认为过去的研究是一段“弯路”的狭隘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