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效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效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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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效率 复杂性 探究

一、金融监管概述

1.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受大萧条影响，金融监管思想得以面世和发展。随着规制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人们在经济分析时开始融入了规制过程的理念，如此一来，实现了经济法则、经济运行的融合，为接下来金融监管体系的出现和完善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该理论发展之初，公共利益监管理论等针对其必要性展开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实施金融监管，不仅有助于维护金融部门的安全，而且有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终推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1]。

1.2金融监管的效率

对金融监管成本说进行分析可知，受监管成本的制约，金融监管需要面对效率这一问题。在金融监管过程中，涉及各种费用的支出，所以过度监管是得不偿失的，将会造成监管效率的大幅下降，换而言之，金融监管具有理论上的边界，对该边界进行设定时，应遵循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二者相等的原则，即效率最大化的原则。

二、金融监管的复杂性

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金融机构组织、金融业务及产品、金融体系结构日趋复杂；二、金融监管理念的相关变化；三、在制定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上述因素赋予了金融监管的复杂性[2]。

2.1金融监管效率的分析框架

图1 融监管复杂性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分析框架

图2是基于金融监管效率角度而得到的一个分析框架[3]，用于分析金融监管复杂性是否科学。该分析框架的核心思想在于，如果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能够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则表明金融监管复杂化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如果金融监管复杂化所消耗的成本大于复杂化所创造的金融效率，则需要对金融监管予以一定的简化。随着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金融创新也将面临更大的难度；随着金融监管的日益复杂化，不仅导致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而且给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

2.2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

金融监管成本指的是，监管工作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支出；金融监管收益指的是，避免不实施金融监管所产生的那部分损失。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其本质在于通过有限的监管资源来达成监管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若监管效率用F（X）来表示，而金融监管成本及收益分别用C（X）、R（X）来表示时，那么三者满足如下关系：F（X）=R（X）-C（X）。R（X）和金融监管复杂性成正比关系，但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将转为放缓趋势。当R，（x*）=C，（x*）时，F（x*）取最大值，换而言之，x*时金融监管复杂性达到了最优状态。以x*为界，左侧取值时，金融监管边际收益大于金融监管边际成本，该种情况下，适当提升金融监管复杂性能够进一步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右侧取值时，金融边际收益小于金融监管边际成本，该种情况下，提升金融监管复杂性是得不偿失的，将会造成金融监管效率的持续下降，应简化金融监管，以促进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4]。

图2 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最优化分析

2.3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金融监管而言，其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即金融监管效率）取决于金融监管复杂程度。值得一提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固定的，尤其是变化速度这一点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决定。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加剧将会促使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即前者对后者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绝大多数属于确定性的；但是金融监管复杂性对金融监管收益的影响则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后者高低通常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

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时，金融监管的复杂性才能真正为金融监管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一、金融监管复杂性能够带来良性影响，如能够带来多层次的或者一定深度的金融创新，不仅如此，该创新本身所具有的金融风险远远小于其多样性所营造的金融安全；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且数量众多的模型能够对未来的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分析和处理；三、针对金融监管这一领域所制定的各项激励相容机制能够真正发挥自身的作用。总之，当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边际成本时，才有必要对金融监管的复杂性做进一步的提升，反之亦然[5]。

三、降低金融监管复杂性所带来的监管效率

金融监管应趋向于复杂，还是趋向于简单？面对一系列金融风险，应选用何种监管模式，简单底线式更佳，还是高度敏感式更好？对于上述问题，金融监管准则的复杂性一时也难以给出十分明确而具体的答案，其焦点问题集中在一点，即采用何种办法或者措施，借助相对有限的监管资源在成本最小化的模式下去更好地达成一系列金融监管目标。由上文有关成本效率的相关分析可以得出，在增加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监管成本的增加，然而金融监管收益增加与否却不一定，这是诸多外生因素共同来决定的。因此，若想实现对金融监管效率的有效提升，一方面要致力于金融监管复杂性的合理化降低，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供一系列有益条件以促进金融监管收益的增加。

首先，在制定金融监管路径的过程中，应将自下而上的监管作为基础，与此同时，予以自上而下监管的补充或辅助。金融复杂性、金融效率以及金融安全三者之间所具有的相关性并不算十分明确，所以，利用对监管路径的有效限制进而削弱或者避免金融复杂性、金融监管复杂性之间所产生的内外互动影响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所谓自上而下的监管指的是，针对金融结构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为大小金融机构划分目的明确且界限清晰的业务范围，最终保证监管工作更具主动性，更具系统性；所谓自下而上的监管指的是，在面对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创新或者变化时，应对那些可能存在的风险予以监督并规避，从有别于金融结构或者体系的其他角度对其展开相应的规制[6]。

其次，在制定金融监管措施的过程中，不仅要基于定量模型的相关分析，而且要辅以相应的定性分析。如果对数量模型表现出了过度的依赖性，那么随着金融风险多样化的加剧，相应的度量模型将会更加复杂。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应用环节，复杂程度过高的数量模型已经饱受质疑，但是过于简单模型无法实现对真正情况的高效拟合，有鉴于此，对一系列金融风险展开定性化的监管以及判断也便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对定性分析结果予以适度引用，可以有效弥补由于高度复杂的数量模型分析所产生的有关模型风险，另外，也避免借助定量模型来选用参数的发生，如此一来，在某种程度上大幅简化了金融监管的实施。

最后，对融入了激励相容这一理念的金融监管予以再次的、重新的审视。由微观视角可知，银行致力于短期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微观监管则强调保证单家机构的安全性以及稳健性，二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差异；由宏观视角可知，银行致力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而金融监管则强调整体安全，实现二者的激励相容具有相当的难度。如此一来，是否需要赋予银行更大的权力，如自由裁量权，又如参数选择权，是否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检验内部模型所能达到的准确性，促进金融监管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加，便需要监管当局及相关政府机构予以重新审视。在监管资源并非绝对足够的条件下，对全部银行均赋予内部模型的选择权是违背科学规律的，将会让监管工作承受更大的风险和压力，建议采用类似杠杆率的简单监管模式，同时，针对那些重点银行制定并采取更为严格且复杂的监管原则，还有监管标准，为其配置较大份额的监管资源。

四、结束语

金融监管复杂程度合理与否，其关键在于成本收益能否达到最佳平衡。为实现这种平衡，应基于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对相关路径、方法以及理念等予以进一步的改善，从而完成对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有效控制，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增加金融监管复杂性所产生的一系列收益。

参考文献：

[1]王大威.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监管与防范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2]丁玲华，王仁祥.基于金融效率角度的金融监管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8（04）.

[3]李海海.效率与安全：金融制度的选择困境――来自美国的经验与教训[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5）.

[4]张铁伟.效率与安全：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协调发展[J].现代商业.2011（20）.

[5]安辉，钟红云.基于金融市场效率的美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J].预测.2011（06）.

[6]王彪.基于金融效率的金融监管反思[J].中国集体经济.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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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消费者；监管创新；权益发展；普惠式金融消费保护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5-005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5.13

作为经济法中的一类重要主体，消费者权益保障关系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福祉。随着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日益普遍，尤其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作为特殊的消费者，其权益保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和金融法制的完善中都引起了较大关注。我国金融消费者群体迅速壮大，但金融市场规范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有所缺失，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

一、金融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学界对危机产生的根源做了重点探究。其共识之一就是，在金融的扩张和危机的酝酿时期，缺乏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关注，导致大量的有毒有害甚至掠夺性的金融产品在金融创新的掩护下充斥市场，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全面反思危机的基础上通过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将消费者保护置于金融法的核心位置，并建立专门的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其金融监管改革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意义和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加强反映了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金融监管的发展本质。20世纪末，金融混业与金融一体化浪潮席卷了主要的西方国家。综合经营的发展与金融产品的创新使得金融主体身份边界越来越模糊。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通过了统一的金融服务法规，传统金融法中分散使用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持有人”等概念逐步归结到金融消费者这个统一的概念上。面对统一而强大的金融集团，其保障问题自然引起关注。1995年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提出著名的“双峰”理论，认为审慎监管和保护消费者权利是金融监管的两个目标，且二者应当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应当建立相应机构分别履行这两个职责。1997年澳大利亚分别设立了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将这一理论率先演化为实践。

其次，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加强体现了金融监管目标的重大嬗变，突显金融监管的人本价值。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持金融业的强大竞争力，而这也是测度监管有效性的重要方面。为应对外来的挑战，监管者逐步放松管制，减少规则约束，增强金融机构的灵活性，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以保持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危机之后美国各界重新反思在保障公众投资者、存款人等消费者权益方面的缺失，认识到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应当成为金融监管的基础价值，否则将破坏金融生态并最终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法案，在金融监管中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指出应建立基于三个关键目标监管的监管架构：市场稳定性监管、审慎金融监管、商业行为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监管相关），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其中的三大目标之一。根据《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体系下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其基本职责是（第1021条）“寻求提升消费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市场的透明性、简单性、公平性及责任的可追究性”，“确保消费者能够拥有、理解、使用他们在做与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相关的重大决定时所需要的信息”[1]。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美国重构其监管框架，进行了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而且可能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新标尺。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及其现状分析

2006年1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使用了“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法律文件中，该指引第四章还专门规定了“客户利益保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在2007年发出了《关于加强银行业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银行内部建立客户投诉的处理机制。2009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启动了“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另外，2005年以来还在个人理财业务、个人贷款、信用卡业务等领域制定了监管规范，促使银行业务开展的规范化。

而“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在界定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焦点集中在金融消费是否是生活消费的组成部分，金融服务是否包含在“服务”范畴中。我们应该看到个人消费是一个多层次的、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概念。而金融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现代金融服务特别是一些基础金融业务，已经构成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范围的扩张和保护范围的扩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而金融消费者就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扩展、延伸和专业化。而且也应当关注的是金融消费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一些投资性的、具有准入门槛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一般不应纳入金融消费的范畴。如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就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个人、家庭或家庭成员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1002条第4项对“消费者”的定义是“任何个人或者为个人利益代表本人的人、信托人或者代表”。所以，金融商品和服务也是一种消费，而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应从目的方面进行限定，股票、债券持有者作为金融消费者，在证券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处购买的是“金融服务”，而其在发行公司处购买的“投资产品”，则应视为投资者，而非消费者[2]。并且要将机构排除在金融消费者的范畴外，金融消费者仅为社会个体成员。

当前，我国金融业日益发达，金融消费不断在全社会范围内渗透和发展，金融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展，形式灵活多变，形成了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化和金融交易密集化的局面，同时，金融服务领域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也日益严重，根据《20l0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审判白皮书》，2010年上海市法院共受理一审金融纠纷案件22000多件，二审金融纠纷案件360件，服判息诉率高，审结金融犯罪案件1100多件，近1400多人。可见金融纠纷案件数量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

首先，金融市场严重信息不对称。金融商品具有特殊性，其服务是无形的，没有可供评定其价值的外形和质地等要素，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完全依赖于金融机构一方所提供的相关信息，为了防止服务者信息欺诈及背信行为，在金融消费中就必须秉承公开交易的原则，公开是救治现代社会及工业弊病的最佳良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3]。而金融消费者也有权知悉其购买、使用产品或所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同时金融服务者有义务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真实信息，但金融服务提供者在销售环节存在信息隐瞒，不向消费者进行相关提示，使得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受到侵害。

其次，金融机构实质垄断。由于金融产品在收益结构、风险形式、费用构成、税费负担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专业性壁垒，我国从事金融业务需要经过监管部门的许可，一定程度上使得在位厂商竞争不充分，产品层面的交叉越来越多，银行自身战略定位及产品都存在同质化问题，不同金融机构设计的性质相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和个性化选择受到限制。

再次，交易地位极度不平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风险承受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金融业也被政府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给予特别保护。交易双方实力不均衡压缩了可谈判的空间，并可能存在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如高智商高专业性的金融服务者逐利本性的驱使，使其在向消费者售卖商品时，故意或过失地作出不实的风险揭示[4]；行业协同行为较多见，查处却异常困难，消费者举证能力有限，维权成本比较高，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地位的悬殊使消费者维权面临较大的挑战。

最后，法律制度缺失。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理念和具体规则方面关注群众消费者的实体经济，而对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消费，难以达到其特殊的法律需求。而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数量少且多为原则性规定，措施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另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功能需要协调。根据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目前“一行三会”也相应地各自分设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但其多头分业监管存在着协调难题，所以也面临如何相互协调、职能分工等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三、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路径改进

作为我国金融法律改革及监管的一个重要问题，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成为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和促进金融体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产品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复杂性，另外考虑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模式的实际情况，都要求对金融消费者给予特殊的保护。

第一，在监管理念的突破上，应将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维护置于金融立法、执法的首要原则。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改革还未结束，监管机构仍负担着本部门改革和发展的重任，致力于提高金融效率和行业竞争力。但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却未得到同等的重视。对监管机构而言，建立审慎监管的规则、防范金融风险是其首要任务。但这种监管主要是通过机构和市场的视角来进行，而不是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如对于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但当前的信息披露多是为了满足金融监管者的要求，达到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而不是满足金融消费者的需求，对解决消费者的信息需要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在信息的针对性、全面性、可理解性、风险揭示等方面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满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需要，实现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载体在金融市场之间互动互促、同质同向[5]。

第二，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方法上，坚持公法与私法并济的方式。除了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民事权利，在市场交易中防止欺诈之外，还应当运用经济法原理加强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通过修改补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增加对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保护调整的相关条款，通过规则指引，完善法律救助，对消费者给予倾斜保护，赋予金融消费者对相关机构投诉裁量权；从经济法的角度对金融经营者课以更多的责任，强化其诚信、告知、提示、保密、信息披露等义务。

第三，在金融消费保护规则的完善中，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个体保护与组织保护并行。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当前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发生纠纷后更多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恰恰反映了监管体系中消费者维权功能的弱化。这就需要构建联合多方主体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动机制，搭建融合监管机构和社会中间层等多层次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中国人民银行无论从微观层面，如征信管理、支付结算管理、银行卡管理等领域，还是在国家金融宏观管理与相对中立地位等方面，都对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巨大作用，可由各层级中央银行牵头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同时内设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维权的部门[6]。同时，银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间层组织，应该发挥专业行业组织协调作用，积极协助处理金融消费纠纷，促进公平合理金融消费环境的形成。在维权途径层面，着眼于金融纠纷的专业性、金融机构的强势和消费者的弱势诉讼地位，传统解决消费者争议的途径如协商、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行政部门的申诉等，难以发挥作用，应在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上构建消费者诉讼救济制度。

第四，在金融消费者系统保护的机构协调中，探索建立法定分工与授权性协作相结合的普惠式金融消费保护体系。目前在“一行三会”模式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在省以下绝大部分地市、县两级区域尚未设立分支机构，而机构网络最齐全的央行，其分支机构覆盖了全国省、地市和县三级，且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因此，就地市、县两级区域的涉及证券、保险等消费者权益保护，可以在确保证监会和保监会对其相应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定职权分工的前提下，在没有设立派出机构的地区授权由中央银行的当地分支机构代为履行职责，来实现法定分工与授权性协作相结合的金融消费者权益普惠保护。

第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现过程中，应当有步骤、规范、有效地推进相关工作。首先，应当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有效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但这种方式也面临公正性的质疑，建立独立于金融机构之外的解决方式更为迫切。其次，应当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和产品的监管，使金融产品标准化、透明化、简单化，加强销售行为中的信息披露、风险揭示等环节。最后，金融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组织应加大对消费者金融教育的工作力度[7]，向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进行风险提示，提升消费者投资和理财能力。

四、 结束语

如何才能达到对消费者的充分保护？对它的衡量难以像审慎监管一样，制定细化的规则，并通过合规监管落实。但它无疑是一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体现在了金融机构的每个行为和金融服务的每个环节。也许英国“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的六个方面的目标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参考，如将公平对待消费者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金融产品的设计与销售具有针对性并符合消费者预期、保证充分的信息获取、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不得在产品售后阶段给消费者设置不合理的服务障碍等，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念融入机构健康长远发展的需求。而待金融实践和立法条件成熟时，我国应在法律规制中确立金融消费者倾斜性保护的原则，从而实现目标监管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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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J].现代法学，2011（3）.

[3]Louis D.Brandeis.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M].Frederick A.Stores Company Publishers，1914.

[4]郭丹.金融服务者风险揭示义务的法律规制[J].学术交流，2012（1）.

[5]李长健，曹俊.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文化导向机制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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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 衡量

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国民收入很高，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保险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首都东京不仅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金融和服务中心。日本于1996年实行了以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之后，紧接着日本又于2000年成立了金融服务厅，建成了统一监管组织架构，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日本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日本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日本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下表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表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二、日本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日本2000年-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下表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下表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0.156%，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851*Z'1+(-0.04)*Z'2+(-0.126)*Z'3+0.678*Z'4+(-0.929)*Z'5+0.705*Z'6+(-0.97)*Z'7

Y2=(-0.29)*Z'1+(-0.821)*Z'2+0.871*Z'3+0.651*Z'4+(-0.264)*Z'5+(-0.235)*Z'6+0.204*Z'7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下表所示：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上图所示，2000年-2009年，日本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其中2000年-2004年，日本的金融监管指数大幅下降，2004年-2005年，日本的金融监管指数开始企稳回升，但2006年以后，日本的金融监管指数继续呈现下跌趋势。这说明，1996年实行了以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之后，虽然日本于2000年7月成立了金融服务厅，建成了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但总体来说，日本的金融监管水平不能符合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2002年日本的“激烈”的金融结构改革方案只是取得了短期的效果，表现在金融监管指数上，2004年-2005年，日本的金融监管指数开始企稳回升，但总体来说，这一改革收效甚微，对日本金融监管质量的改善并未见到很大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日本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日本的金融监管与其金融业发展是不相符合的，在今后，日本应该进一步对其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一方面应该对其金融业的效率性进行限制，主要是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另一方面应该注重加强金融业的安全性，主要是出台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防范金融风险。

2、日本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跌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2000年以后，日本的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日本于2002年推出了“激烈”的金融结构改革方案，但仅仅取得了短暂的效果，2004年-2005年日本的金融监管指数开始企稳回升，而日本并未推出进一步配套跟进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致使金融监管指数进一步下跌，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

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2000．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金融监管的收益成本分析[J]．金融研究(10)

3.叶永刚，张培，2009．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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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Pringle, 2010. How countries supervise their banks, insurer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2010[M]. 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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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路径选择；完善

所谓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金融监管模式受一国社会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具体组织等多种因素制约。当前随着国际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国内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创新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中国金融业正处于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过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弊病日益凸显，如何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改革金融监管模式已成为当前金融监管最紧迫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视角

纵观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从监管的组织体系设置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统一监管、分业监管、不完全统一监管三种模式。

（一）统一监管模式

统一监管模式是指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业进行统一管理，由单一的中央级机构如中央银行或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这种监管模式，英国的金融服务局、意大利的意大利银行、荷兰的荷兰银行、比利时的银行委员会、日本的金融监管厅、新加坡的货币管理局、印度的印度储备银行等，都是统一的监管模式。该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在挪威、丹麦和瑞典开始推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日本、韩国也开始采用这种监管模式。目前最为典型的是1997年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建立的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中央银行具有独立的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和保持物价稳定的责任，而进行金融监管的职能合并于金融服务局（FSA），成为了全权监管英国金融体系的机构，职责包括制定金融审慎监管的标准、审批金融业务的资格等等。

统一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使金融监管集中，节约运营投入，降低信息成本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能对迅速变化的金融市场做出及时反应，有利于金融创新；金融法规统一，不易被钻空子，能较好地适应高度集中国家政治机构，运行得当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也有助于克服其他模式下不同监管机构之间推诿责任的现象。而它的缺点是由于竞争缺失会使监管部门作风官僚化，监管任务过重，不利于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忽视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差别，从而不能进行适当的有效监管。

（二）分业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是指把金融划分为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领域，针对各个业务领域分别设立一个专职的监管机构，负责各行业的审慎监管和业务监管。目前，分业监管模式比较普遍，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美国、加拿大、法国等。美国现行的监管模式被称为双重多头监管体制，所谓“双重”，即指联邦和各州均享有对金融监管的权力，由联邦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监管；所谓“多头”，即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财政部、储蓄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美国自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后，为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在改进原有“双重多头”监管的基础上，形成了伞式监管+功能监管模式。美国一贯奉行自由市场竞争论并且倡导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约，这都是美国的这一金融监管格局形成的基础。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这种监管具有专业化优势，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它具有竞争优势，可以加强不同监管机关之间的竞争；它具有公平性，为监管对象实施公平监管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它的缺点在于：各监管机构之间难以协调，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易实现统一的规范，容易使其制度出现监管真空；各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容易产生重复监管，规模不经济；不能综合评估混业金融机构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金融机构能够负责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

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是指在金融混业经营体制下，对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一种改造模式。这种模式可按监管机构不完全统一和监管目标不完全统一划分，具体形式主要分为牵头监管和“双峰式”监管模式。牵头监管模式是由一个专门的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在多个监管主体之间建立一种及时磋商和协调机制。巴西是较典型的牵头监管模式。双头监管模式是根据监管目标的不同设立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类是对不同的金融业务的经营进行监管。澳大利亚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与统一监管模式相比，保持了监管机构间的竞争与制约作用，各监管主体在其监管领域内保持了监管规则的一致性。与分业监管模式相比，不完全统一监管降低了多重监管机构之间互相协调的成本和难度；同时，对审慎监管和业务监管分别实施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的现象。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分析

首先，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不但要求有配套的金融监管法规，还要求具备与金融监管相适应的经济法规，如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法、私有财产法，不但要有法律保证，还要有综合的完善的会计准则。目前，我国公司法、消费者保护法都已颁布，但破产法、私有财产法还远不完善；现行的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比也有差距。大量的应收利息计入损益就是一例。

其次，银行监管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虽然《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均已颁布，但至今对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监管的内容、监管的具体手段、问题如何处理等仍无明确的法规可供遵循。

再次，缺少标准化、系统化的指标体系和准则。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经过多年不断调整和完善已日益走向标准化、程序化，其监管的指标体系已从表内业务拓展到表外业务，已从单纯的资产负债监管发展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持续性监管。目前，我国的指标体系极不健全，如基层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如何考核，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理等等都无明确的指标和法律可供参照。

最后，尚未形成效率型的监管体制。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当然是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但“监管本身不能也不应该绝对保证不出现银行倒闭。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倒闭是资源（如资本和管理人员）配置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在最大限度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在利用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每年几百上千家的银行建立和倒闭，不是监管松懈，而是效率型监管思维的具体表现。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仍只强调防范风险，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十分僵化，这事实上保护了垄断，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效率。

此外，无法进行开放式的并表监管也是一个问题。《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在第23条和24条、25条原则中，特别强调了母国和东道国对其监管对象实施并表监管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海外分支机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外资金融在国内的独资、合资机构也迅速增加。金融国际化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国际化，母国和东道国对监管对象的全方位监管是国际银行业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我国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由于依据的法规不同、会计准则不同，难以在并表的基础上对海外中资机构进行监管。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第一步，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针对产融资本结合的日益放大，建立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体系。我国首先应完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方联席会议，虽然我国也提出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的协调，但距离一个运转良好的协调机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我国金融体系资源整合和并购重组正不断催生出一批以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我国需要通过设立和完善四方监管联席会议来满足混业经营行为对监管的制度需求，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和沟通协调机制，由四方监管联席会议对金融业中的混业经营行为予以相应的监管。以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为例，可以由四方监管联席会议负责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风险评估、关联交易等问题制定监管条例，并对之加以日常性监管。

第二步，随着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系自我约束能力的提高，顺应金融控股公司的不断壮大，可以从银监会中将信托投资监督管理委员会（信监会）分离出来，使信监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一样单独行使对信托业的监管。然后，设立国家金融管理部（简称国家金管部）取代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下设货币政策委员会和金融监管局，由金融监管局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业中的混业行为予以全面监管。最后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监会集中置于金融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金融机构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名下之子公司实施专业化监管。国家金管部则有权对上述专业监管机构的职责和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通过上述监管模式设计，应可有效解决我国在向混业经营转变过程中混业和分业经营行为并存而引发的监管难题。

第三步，如果混业经营趋势蔓延到中小金融机构，也就是说金融控股公司成为我国金融机构主要组织形式时，管理层就可以对上述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精简合并。具体而言，就是取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信监会四大专业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将之并入金融监管局，使之成为金融监管局的内部分支部门，待时机成熟，国家可制定横向联合立法让金融监管局从国家金融管理服务部独立出来，使其直属国务院，对金融集团实施统一监管，由此，金融监管局将成为我国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这样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成本和协调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也能够提高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效率。依据“三步走”设想对金融监管模式加以变革，既可针对我国金融业目前混业经营程度还十分有限的现实，避免由于监管模式的大手术而引发不必要的金融动荡，将政府的制度供给成本降至最低；又能通过对金融监管模式的逐步改革，使监管体制为经营体制的转变提供必要的监管保障。因此，上述改革设想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我国金融经营模式的顺利转变和金融业的稳健运行，不失为我国新世纪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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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出发和立足点，要服从和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一个有效率的金融监管制度应该符合四条原则，才能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中的七大关系。

在金融的监管上，长期以来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金融监管学派，主张进行金融监管；另一派是自由银行学派。坚决反对金融监管。但无论如何争论，世界各国都无一例外地对金融业进行严格的监管。自由化越是发展，金融监管就越严格，当前已经发展为国际监管的协调领域。金融监管需要遵循哪些最基本的原则，才能处理好监管中的各种关系?我国从1996年以来。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相应启动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把中央银行推到了一个“消防队”的位置，四处救火，到处掏腰包，本来风险分散在各个点上，央行一救，全部风险都集中于中央银行身上了。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金融监管怎样才能达到既保护债权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又能维护金融安全，避免中央银行成为“消防队”呢?在世纪之交金融监管面临的环境，是更严峻还是更宽松?怎样建立我国有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安全?对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金融业实行严格监管是主观偏好还是客观必然

从理性化层面来考虑，所以对金融业毫无例外地实行严格监管是来源于金融的内外矛盾，这是由客观要求决定的现实策略选择。实行严格监管，从金融的内在矛盾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1)金融自身的脆弱性。金融业自身资本只是带有象征性的，即便是按巴塞尔协议规定达到8％的标准也没有意义。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机构是由于资本充足率不足而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出现支付危机而导致的。(2)金融的脆弱性还在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和虚拟性。现在全球每年的外汇交易总量超过外贸交易总量的60倍，全球平均每天有约1万亿美元的游资。金融资本的趋利性和虚拟性，构成了金融本身的脆弱。(3)市场失灵的内在缺陷。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切手段。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4)由于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客观必然性。

金融监管的必然性还有着外在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金融霸权相结合形成的金融风险全球化，导致当代金融风险的“核裂变”效应，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它的扩散和冲击力呈几何级数扩大。这可以从当代金融危机上看出来。当代金融危机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突发性、扩散性、恐慌性、渗透性。金融安全危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主权维护。正因为如此，金融对一国经济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金融，但随着金融的发展，又成为威胁一国经济安全的定时炸弹。人们对金融的态度，就只能采取趋利避弊，利弊权衡而取其利。

因此，金融监管就是在金融内外在矛盾发展不可调和时情况下采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早在三年前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曾预言：“21世纪将是金融毁灭的世纪”。而一个积极乐观的唯物主义者则是另一种金融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全盘皆活”。如何防止毁灭论，坚持核心论，矛盾的焦点就落在对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上，即如何建立有利于金融安全的监管制度。在我国，至今采取的化解风险、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还远未达到这个效果。

二、金融监管原则的探讨

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呢?在这里我想提出四项原则进行：(1)金融监管要服从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排这一目标，要摆正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不能把它颠倒过来。监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要避免为监管而监管，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监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拿这一条原则来检验近四年来所采取的监管措施，从处理的18个行政关闭、破产清算的案例来看，就和这项原则不相符了，在一定程序上则是遏制金融创新、降低效率、积累风险，把金融的活力也扼杀了。(2)金融监管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职能用主观的行政意志来代替市场机制，这样才能达到服从创新、效率和安全的目的，不然就会导致政府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在这方面，海南发展银行的案例就是最典型的。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案处置就是主观行政违反市场规律，混淆重组和市场退出界限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带有更大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3)金融监管要依法监管，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要防止金融监管者的行为扭曲，建立对监管者的权力制衡机制。现在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派出的工作组越来越多，但监管工作的效果却不理想，这也说明依法监管还必须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这样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因人因事而异。(4)金融监管不是也不可能消灭金融风险。应该看到，建立金融监管制度，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的终极作用在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实现市场潜在收益的环境和条件。监管的最终目的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市场参与者实现收益创造条件。

因此，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应从上述四条原则出发，才能处理好七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制度变革的关系。不能用监管代替制度变革，也不能因为监管而妨碍制度变革，改革应该始终是统揽全局的，要用改革的观点研究监管。(2)处理好监管和业务创新的关系。监管和创新永远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监管的生命。(3)监管和安全的关系。监管不是要消灭风险，而现在有一些出台措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信贷员实行贷款责任终身制。既然银行要提取呆账准备金，这就意味着必然有烂账出现，那又怎么能要求信贷员为此终身负责呢?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能避免呆账的产生。(4)监管与效率的关系。提高效率是监管的生命之所在，监管制度安排一定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就而言，人民银行九大区行的设立符不符合效率标准呢?提高效率有待检验，现在能看见的是摩擦上升、效率下降、成本几倍增加、金融监管真空比比皆是。(5)监管与对监管者监管的关系。我国只有监管而无对监管者的监管，由此产生的风险是中国埋藏最深的金融风险，当前建立对监管者监管的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更为紧迫的任务。(6)监管中法律监管和行政监管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上，行政监管一定要服从法律监管，特别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尤为如此。(7)监管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的关系。中央银行的监管是外部监管，其基础是被监管者的内控制度，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金融监管时应注意的四个原则和应处理好的七个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实现金融监管的目的。

三、世纪之交监管面临环境的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制度转轨、转型、加入世贸组织、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国的金融风险确实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原来被掩盖的风险将会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面临着严峻的环境。

从内部环境来看，金融监管的严峻环境表现在：(1)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风险。我国银行业在剥离出1.4万亿不良资产存量后，新增不良资产又在增加，不良资产比例并未降低；资本充足率在补充了2700亿元，达到8％之后，第二年就又跌落下来，金融资产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而资本金却无补充来源，一不能扩股增资，二不能提高资产折旧率，三不能调险权重，四还限制表外业务的，这又如何能提高资本充足率呢?这样，呆账坏账率降不下来，资本充足率升不上去，金融盈利能力下降，优质客户群的大量流失将是商业银行发展的致命威胁。(2)金融泡沫风险。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三种泡沫：a．股市泡沫。有人说股市泡沫有那么一点，不严重，市盈率只有40倍，不算高，不构成对宏观金融的威胁。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股票市场上的四大基础结构要素，就会发现，一旦股市出现，风险是无法估量的。b．房地产金融泡沫。c．储蓄存款和外汇存款转换形成的同增同减泡沫。在1998年前我国国内利率比港澳台利率高出一倍的情况下，港澳台的一批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陆套利，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存入国内银行，这就导致在账户上的外汇储备和储蓄存款的双增长。在经过1998年的“七加一”的降息后，大陆利率比港澳台的利率低一倍，这时资金开始外逃，储蓄存款增幅出现下降，外汇储蓄也在减少。(3)我国内部还面临着制度风险。a．产权不明晰的“大家拿”病；b．追求政绩的“好消息”病；c．黑箱操作的“不透明”病。这是最严重的制度风险。

就外部环境而言，从世界金融发展形势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来看，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十分严峻，存在着许多威胁金融安全的问题：(1)资本的非法流入流出。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在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栏中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由资本外逃造成的。(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我国金融落后的经营方式没得到根本改善，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造成加入世贸组织后挑战大于机遇。(3)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外资银行的进入造成国有银行优质客户的流失、人才流失，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汇率稳定的冲击，再加上国际资本的流动，使得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4)美国金融霸权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现在美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是最大的，这样，它就会利用这些组织对我国的经济主权乃至国家主权提出要求，这一点从墨西哥和韩国的金融危机中部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5)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现在我国仅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仍没有放开。但资本项目开放又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利率市场化必然推动汇率的频繁浮动，只要利率、汇率口子一开，资本项目不开放也等于开放了，这就增加了资本项目管理的难度。(6)国际游资对我们的冲击。所谓国际游资就是短期资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国际游资已超过10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在全球寻找利润。(7)金融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威胁。(8)金融装备落后，国产化水平低，这是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9)我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与形势变化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10)金融立法尚有一大片空白，信托法、基金法等都未出台。将外部十个问题集中起来看，最主要集中到两点：资本项目自由化决策和中国金融科技装备水平的提高。

四、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改进思路

1．要通过改革国有制度，建立金融稳定发展的微观基础，这是构建稳健金融监管体系最基础的工作。要进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此来提高企业效益。

2．要建立完善的金融运作体系。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包括：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建立起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金融格局；发展民营商业银行，建立一批与传统体制脱离关系的以民营企业为股东的银行，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民营成长型企业提供服务。

3．稳定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使金融运行转移到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来。包括：(1)人民币自由兑换。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我国的国力，只能采取先贸易后非贸易、先长期后短期、最后开放短期的逐渐过渡的方式，中国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没有也不应该有日程表。(2)由分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从近两年看，在这方面我国的步子迈得很快，现在证券业可进入同业拆措市场，保险业也可以通过购买基金进入股市，商业银行开办股票抵押贷款等。中国银行目前已集银行、证券、保险多种业务于一身，成为一个综合性金融公司了。(3)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从2000年的9月21日开始对外币利率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外币贷款利率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由市场决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同业公会参照市场利率议定，由银行统一执行。外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央银行由利率的决定者转变为利率的监管者。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是稳步推进，先外币后人民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后城市，先批发后零售，这反映出了我们利率改革的谨慎原则。(4)汇率自由化。要发挥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就需要汇率工具的配合。因为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二者作为货币资金价格的同质性决定了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利率调整必须考虑到汇率的协调。

4．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将监管的三驾马车形成合力为一驾马车，现在三驾马车的联席会议表明我国已经不声不响地走出第一步。而且在监管体系的构建上，为了更好地由现在的分业监管尽快向合业监管的过渡，需要尽快考虑与国际接轨，建立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同时，积极发挥一线监管机构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实行适当分级监管，由现在的一级监管转变成三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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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自有机，为了更好的治理金融危机，各国当前都着眼于金融创新，以期推动国际金融法改革。然而，金融创新在给各国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各国既有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第一，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标准。传统的监管标准主要针对信贷风险，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但金融创新令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除了信贷风险之外，金融机构还需面对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因此仅针对信贷风险实行的传统监管标准，现在已经不满足有效监管的要求。［4］第二，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手段。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以审核分析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为主，但这种传统的审核的过程中，缺乏对表外业务的统一会计标准。这就导致表外业务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金融机构可以趁机通过衍生工具隐藏许多交易组合，令其成为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和交易，从而逃避金融监管。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提高对银行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的要求，加大监管力度，平衡安全与效率的关系。第三，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模式。传统的监管模式，即针对分割的金融市场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起过作用，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分业经营已经逐渐被混业经营所替代，因此这种模式已经渐渐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道。［5］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

(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增强国家是一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最根本的标志，而经济是国家里最具物质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愿让渡本国的经济。这导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条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较少，而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较多。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意识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在让渡经济方面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签订条约，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硬法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视软法，在实践中增强其约束力。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国际组织地位上升令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通过组织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令各国遵守其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巴塞尔委员会(BC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来塑造、传播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等反面的市场机制共识。国际组织的技术性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这令各国监管者对国际组织愈加依赖。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国如不遵守，便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淘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之一便是银行业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忽略了内部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于2006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便预测到了这一风险，通过制度规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性。因此，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均意识到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获得市场给予的利益激励，反之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程序法为其实体法的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谅解》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争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均可用于评审和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同时用于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发生的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WTO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令其自觉履行义务。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证实，各国过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适应当下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重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令金融监管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统一化发展。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现阶段一般都是针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实施分业监管，即对证券、银行、期货、信托、保险等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如德国等实行统一监管，即由综合性监管机构监管所有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制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业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时展，继续坚持只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或是滥用。因此，如英美国家和香港等现在都由多层次、分散的分业监管模式，向综合性、统一化的混业监管模式发展，即实行全能银行制度。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综合化发展。过去的金融风险以信贷风险为主，风险种类较为简单，而随着时展，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内容也愈加复杂。因此，原有的监管标准已逐渐脱离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各国监管制度正朝着综合化发展:一是从资本监管发展到全面性风险监管，从只针对信贷监管，发展到针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风险;三是规范监管程序，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规范化管理，保证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6］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国际化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封闭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已不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求，国际监管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变高，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现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交易管理、投资收益率在各国金融市场上趋同，这为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创新工具的跨市场国际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合与互动。当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要求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这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变化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而国际金融法的功能表现为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其保证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进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与安全是国际金融法内部的两个相互博弈的价值取向，二者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纵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史，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大概经历了“注重安全”、“注重效率”、“效率与安全并重”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原因有二。第一，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会引起金融危机，令效率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这令各国放松管制，导致监管真空，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造成国际金融监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一记警钟，其带来的损失令国际社会意识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国提出《金融监管改革———一种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简称《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保证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受金融滥用影响，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7］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便提出，国际金融监管的疏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未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令危机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监管，如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等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领域扩大至一切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则会导致问题经济，无法为金融安全提供物质支持。金融效率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倡导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呼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金融效率。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是明确地将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监管原则和目标。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6项贯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监管原则，包括监管资源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原则、被监管者应由领导负法律责任的原则、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则、推动金融创新的原则、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对竞争不扭曲和不破坏的原则。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致力于推动世界自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注重对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金融服务多边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国共同构建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WBG在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精神，IMF强调市场的作用而要求政府减少干扰。综上所述，唯有安全与效率并重，方可最大程度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际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实现。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渐式微。因此，发展中国家过去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准则或原则，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行为，已不符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轨迹;而在承认既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决策程序或规则，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改良国际金融秩序的行为较为可行。于是，我国顺应上述潮流，逐渐由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令我国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设问题。

(一)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即为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是倒闭，而关注外生金融风险，在单个机构内部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风险关联性，不能抵御当前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8］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是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各国形成的共识。宏观审慎监管是为防止金融体系的风险，关注内生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风险关联性，可有效防范宏观经济波动。故而，我国应在保持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第一，明确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界定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大量与金融市场或是其他金融金钩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这类机构倒闭，便会令其国际和国内交易对手受到牵连。另一类具有大型高度杠杆化的特征，其资本损失将对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中，监管当局应通过划分上述系统性重要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的监管。第二，提高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风险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崩塌，因此，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监管应比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为严格。监管标准应基于金融机构的相对系统重要性，不仅要求在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风险资本要求和总体风险管理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要求在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实施更详尽的信息披露。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监管当局必须全面了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系统性重要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国应当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纳入非现场监管的监测范围，从而进一步规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动。

(二)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二者各有其适用领域和存在价值:机构监管主要在金融市场系统稳定性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审慎监管;功能监管则是在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规范金融产品提供和业务经营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一度只注重单纯的机构监管，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现已向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互协调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国金融市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国在金融监管制度中尚无一个法定协调机制，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均规定要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都一直停留在原则层面上。其次，我国不仅不能贯彻机构监管，而且还忽略了功能监管。因此，我国应当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构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法定协调机制。我国监管当局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建立由人民银行主导的法定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此举可提升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等金融监管方面的地位。第二，从整体上把握机构监管的要义。我国监管当局尽管在实践中侧重机构监管，但往往不能将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监管，比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就较为片面。因此，我国应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监测包括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与混业经营集团有关联的风险状况和财务状况。［9］第三，加强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的功能监管。我国应针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功能相近的金融产品进行功能监管，确立统一的监管规范和监管标准，对市场参与主体提出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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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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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监管 法律困境 效率 安全中图分类号：D922. 28 文献标识码：A

1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法律困境

1.1金融监管法律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目前内地只有中国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获批拥有内地证券牌照。目前国外银行普遍拥有证券经营牌照，美国一些大型全能投行就蓬勃发展于80年代后金融牌照全面放开之后。四大国有控股银行除中国银行外，为了发展证券业务，均采取在中国香港设立全资控股有限公司，获取得香港当地的证券牌照，取得香港证券牌照的公司可从事境外证券承销业务，也可以经营境内资产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未来发展趋势，而金融业发展形式必然是金融集团化经营，注重产品、销售、渠道一站式服务模式。目前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各业务子公司有相关法律和监管机构进行调整，例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有必要适时调整，应加快金融相关立法，比如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打破分业监管格局，尽快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经营模式。为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积极地进行业务创新。就我国未来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而言，应该整合既有金融业务，组建以某一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比如以四大商业银行为主体，通过控股多个业务子公司，提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一站式金融服务，把金融控股公司将变成提高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力的主要模式，这样才能和世界金融巨头竞争。

1.2“一行三会”组织机构协调问题

针对“一行三会’协调问题，一种方案“一行三会”合并，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另一种方案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带头设立监管协调机制。打破现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多龙治水”现状，回顾中国金融监管历程，开始是只有人民银行负责全面金融监管，然后是“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我们认为金融监管的大趋势功能监管，至于机构如何设置是其次问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认为，从英美、欧盟金融改革方案的共同点来说，未来的金融格局既不会是严格分业经营，但也不会全面混业，而可能取介于混业和分业的中间路线，即将各类业务风险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影响程度而用“隔离墙”的方式做隔离，处于不同领域的金融业务将接受不同程度的监管。同时，不同领域之间的业务关联和风险传染也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点。巴曙松认为，从金融危机中汲取国际金融监管经验我们应意识到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仍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金融稳定和提高金融效率方面，但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创新层出不穷且不断交叉融合，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均面临挑战。

2中国金融改革模式选择

中国目前实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管理体制虽发挥过很大作用，但也确实存在监管重叠、监管套利、监管效率低诸多问题，应走适合自身国情的监管路线，金融创新以金融的效率和稳定为核心。

（1）强化金融稳定局职能，注重宏观审慎监管。将金融稳定局改革为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工作。维持中国金融业稳定，以稳定与效率并重为宗旨，加强对系统性风险与大规模危机的预警。构建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

（2） 制定专门《金融控股公司法》，尽快以立法方式确定并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统一规范金融监管，确保“有法可依”，实现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以控制行业间风险交叉感染，出现系统性风险。

（3）机构型监管与功能型监管协调与统一。尽管混业经营的发展为功能监管提供了理论载体，但机构监管却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功能监管是以金融机构业务作为监管划分的，监管对象是产品和市场；机构监管是从审慎监管整体看问题。因此，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之间应当是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实现对金融产品和市场有效监管。

3结语

目前，对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架构多倾向于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针对混业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设立专门机构，即“超级监管者”，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而另一种则是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综合监管体系，逐步将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管职能重新收归央行大框架下管理。从现实看，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中国应从中汲取适合自己国情发展的金融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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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 优化措施

一、金融监管的发展

我国金融监管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其产生是随着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过程而衍生的。从建国初期开始，直至1998年时，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而采取的行政措施。从1988年以后到2004年时，才开始创建金融分业管理体制，与此同时相继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督管理会，深化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化，同时促进金融监管的完善与发展。从2004年到今天，在不断的发展与摸索中，我国金融监管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银监会的成立，将对银行、信托以及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实施了分页监督管理方式。依照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来看，其主要原则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形成了多个金融监管体系，如中国银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二、金融监管与其他国家比较

（一）不同监管体制模式的优势比较

（1）集中监管体制。目前使用统一监管模式的国家越来越多，在集中监管体制的模式下，不管是审慎还是业务监管都是一个机构进行监管。此种监管模式有很多优势，其一，有一定的成本优势，集中监管模式能节约人力和技术的投入，能极大程度的将信息成本降低，同时改善信息质量，得到济效益。其二，能有效改善监管环境，因监管者的水平与强度不一直，使得不同的金融机构以及业务受不同的监管制度控制，能有效避免重复监管、分歧以及信息要求不一致等，当消费者受到利益损害时，能够及时进行申诉，相关信息的搜寻费用降低。其三，较强的适应性。现在技术在不断的提升，人们对金融工具使用功能上要求在不断增高，集中监管模式能迅速的适应新业务的发展需求，避免真空监管的同时，将金融创新可能形成的系统风险降低，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多重监管，避免不合适的制度安排影响创新形成。其四，集中监管体制责任明确。此监管模式是所有的监管对象都由一个监管者监管，其责任的认定明确。

当然集中监管体制监管模式也有缺点，缺乏监管竞争可能形成的现象。

（2）分业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体制的模式下，由一个专业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银行、债券以及保险这三个领域，同时也包括审慎以及业务监管。这总监管体制模式的典型就是中国。此种管制模式的优点是：其一，专业化优势。监管机构只负责与之相关的监管事物，这样有利于将没想监管工作内容细分，将监管重点突出有较强的监管力度。其二，具有监管竞争的优势。每个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对象都不一样，但监管机构之间还是存在竞争压力的，在竞争的过程中，能有效提高监管的效力。

分业监管体制的缺点：各监管机构都是独立的，在工作过程中监管机构的协调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监管真空以及重复监管的现象，难免的会产生工作上的摩擦。宏观上看，此种监管模式的机构较为庞大，其成本也比较高。

（3）不完全集中监管体制。牵头模式。分业监管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监管真空或相互交叉的现象，这时多个监管机构就应该建立及时的协商机制，方便相互交换信息，充分将管理机构之间互相扯皮推诿现象消除，可选出一个监管机构为牵头负责机构，主要负责各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法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此种模式的优势是：其一，目标明确。监管目标往往是多种的，很少有唯一的目标，而分业监管可以将这些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细分。每个监管机构根据自己的业务领域实施监管目标，有效突出监管重点。各监管机构的人员素质以及技术水平不一样，实行专业化的监管模式能有有效的使监管目标更好的实施。其二，合作增强监管效率。管理机构很多，很有可能会有利于监管对象进行争夺以及交叉责任推诿等现象，但同时也会对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起到促进作用，达到增强监管效率的目的。将按机构经过定期的工作协调，将信息互相交换，紧密的配合，力争将不理影响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此种模式的缺点：选择哪个监管机构作为牵头机构，去承担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而牵头的监管者，并不能珍重做到将整个金融体制的风险完全控制住。

双峰式。双峰式监管模式一般有两类监管机构，其一主要负责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监管，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控制。其二主要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以达到双重保险的效果。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澳大利亚以及奥地利。双峰式的监管模式优势是：其一，与分业监管模式比较，此种模式降低了监管之间互相协调所产生的成本和难度，还避免监管真空、重复的现象发生。其二，与集中监管模式比较，双峰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保留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制约关系。其三，在各自监管机构的工作领域内，确保了监管规则具有统一性。

三、金融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主体局限

我国金融监管主要由中央银行为主要核心，其主体是三大金融监管，即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在这一方面上，分业监管有效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发展。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目前的金融业业务发展趋势趋向于混业经营。金融监督主体的三个机构在业务上很少有交集，使得金融监管显得有些局限性。

（二）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边界不清晰

在划分职责时，监管部门的职责边界划分不清晰，很多的领域还有监管过度的情况，这就给金融机构的监管执行成本增加了负担。其主要表现是，金融机构的监管未实行严格意义上的通行准则，即谁准入，谁监管。实际上是由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行分割监管，这就肯定存在着摩擦成本的现象。比如央行金融稳定职责与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职责，其划分的职责边界不清晰，比如银行结算、信用卡、人民币管理等具体事项有职责边界重叠现象，会产生监管过度。银行在退出基金等业务时，此金融业务的投放主体和业务本身的性质归属主体不同，分别属于银行业和证券业所有，这种情况下，就对以后的业务监管工作带来了难题，极易造成监管重复。

（三）监管方式单一

我国的主要金融监管方式是行政监管，其监管主要对象是金融机构的审批以及合理性，关于金融机构的风险性以及合规性牵扯不大。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其金融监管方式主要以市场为主导模式，由金融机构自行承担放入风险。所以根据别的国家的监管方式来讲，完善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只使用一种行政手段。较为单一的行政手法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其监管的效率不高。

（四）缺乏科学协调机制

在实际分业监管的过程中，各监管机构之间没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经常出现业务交叉中的监管真空现象，致使监管缺失最终导致效率降低。比如银行、保险与证券之间，证监会和保监会在我们国家多个区域都没设立分支机构，对各个区域的证券以及保险机构无法进行有效监控，银监会虽然有三级派驻机构，但也无权监管证券和保险行业，所以就形成监管真空以及监管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存在着。

（五）监管效率低

金融监管机构在进行内控和自监的时候，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有待完善，尤其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因运而生，使得监管出现重复和空缺的现象，监管机构不能够对金融控股公司起到有效的监管作用。不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很难使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发展，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

四、金融监管模式的优化

（一）完善立法，明确职责边界

首先重中之重就是要将立法进行完善，明确的界定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与人民y行之间的监管职责边界划分。在各个金融监管部门加大投入人力，将规章及细则部分完善，完善金融监管法律的相关制度，是改革金融监管模式获得成功的基础保障。通过乏力来规定协调与合作框架的具体安排，同时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尽可能的划分详细。如法律中没有明确说明，可经过签署备忘录或者部分联合发文等方式进行划分。遇到确实难以进行划分的工作，可联合实施、合作监管等方式进行协调合作，尽可能避免监管机构之间出现监管重复及监管真空的现象。

（二）构建金融关机机构共享平台

为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中高层定期会晤制度，以及相互之间的业务往来于合作，和有效沟通金融监管相关工作问题及查阅监管信息，必须构建金融监督管理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平台。2003年中旬，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一起起草了《中国银行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有指导原则、信息收集、职责分工、信息交流以及工作机制等多个方面。这一制度中，依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应该让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国银行在联席会议制度中充当相当的角色。中国人民银行最为中央银行，应该依然担负起维护金融稳定、化解金融危险、防范金融风险、监管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等重要职责，作为金融系统中最后的贷款人，中央银行必须将金融体系的全部动态随之掌握清楚，这样才能够对金融体系的风险及时做出解决措施。所以需要央行在联席会议制度中充当必要的角色。同时有利于建立央行和监管之间能够信息交流更加畅通，以避免监管联系回执至于流于形式化，与此同时，决策与实施力度应增强，真正的将监管几周之间多边的紧急磋商制度建立起来。

所以，我国目前金融分业管理模式下，一定要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政策只能与监管职能进行分离以后，在建立相互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及金融稳定的有效协调配合机制，已有效防止部门内部的利害冲突扩张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冲突，极大程度的将摩擦和协调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将银行的负担减轻。建立各监管机构能够相互沟通的平台，能从根本上将重复监管以及部门冲突的问题排除，避免因多重监管机构带来的智能重叠致使的智能监管效率低的问题。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分为集中监管，分业监管和不完全集中监管制度，这三种制度在自身形式上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在未来的金融监管模式中，一定要注重监管模式的优化，及时的查找自身监管问题所在，通过适当的解决方式进行化解。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能力，金融监管上存在的问题和其他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其借鉴意义还是很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在经济上联系的更加密切，所以，在今后的管理制度上，要从各国的启示上找到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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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怡静.浅析金融监管模式比较研究[J].时代经贸，2014，（3）.

篇10

[关键词] 金融监管 XBRL 信息系统集成

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广泛、深入的运用是近年全球金融业发展的重要特征。金融电子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给金融监管体系、理念和具体监管操作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和金融混业经营大趋势出发,结合我国金融电子化和网络化现状,分析金融电子化和网络化对金融监管的影响,并构建基于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 Language,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格式的新一代集成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框架。

一、信息技术发展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金融电子化和网络化,既给金融监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机会,同时也使金融监管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难。

1.信息技术发展对金融监管的有利影响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金融监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大容量存储设备的应用,网络化使获取金融业务数据更容易,数据内容更完整,这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也为金融监管者提供了分析数据的便利。总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收集、传输和处理更为方便,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带动了监管的电子化、网络化,从而使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从空间、时间上为决策者提供大量信息,这无疑提高了金融监管效率和信息的准确性,降低了监管成本,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监管更便于对银行进行非现场监管,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进行金融风险的分析和预警。

2.信息技术发展对金融监管的负面影响

银行信息化和网络化,带来了银行虚拟性的特征,它能突破现有的监管体系,增加金融风险的放大效应,使风险具有技术含量高、隐蔽性强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1)风险的扩散速度快:高科技的网络技术具有的快速远程处理功能,为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同时也加快了支付清算风险的扩散速度。

(2)风险的监管难度高:电子银行的业务及交易过程是在网络上完成的,交易的虚拟化使金融业务失去时间和地理限制,交易对象变得模糊,交易过程也更不透明,金融风险产生的形式更趋多样化。

(3)风险交叉传染的可能性大:传统的金融监管可通过分业经营、提高市场准入规则、设置市场屏障或特许方式,将风险隔离在相对独立的领域。而电子银行削弱了传统银行金融监管的这些属性,使监管的物理隔离有效性大大减弱;金融业客户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使金融机构间、国家间的风险相关性日益加强。

(4)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大:一些超级金融集团利用国际金融交易网络平台进行大范围的国际投资与投机活动,这些集团了解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能利用法规差异逃避金融监管,加之拥有先进的通讯设施和巨大资金,有一定能力操纵市场转嫁危机,这些都加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突然性。

上述信息化条件下银行风险的四个特征,对金融监管的不利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电子化后的金融业务流程出现了变化,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务流程被计算机程序所代表的自动化流程所代替。与以往相比,金融系统在金融电子化和金融网络化的背景下衍生出许多新的风险,金融危机的扩散速度呈加速的趋势,金融监管更加困难。

其次,信息技术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产品越来越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和网络虚拟货币开始出现和应用。对于这些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金融创新产品如何进行监管,在监管法律、准则和行动上仍还处于被动甚至空白的状况,这使金融监管远远落后于金融的发展。

第三,信息技术带来了金融业组织机构的变革。金融企业的组织结构越趋扁平化和一些全新的虚拟组织机构的出现(如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公司等),都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二、基于XBRL的新一代集成化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框架

金融电子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使金融组织机构扁平化和金融数据大集中成为当前金融发展的趋势。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是实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分业监管。它们是金融监管信息使用的主体。另外,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金融监管信息也有需求;社会上其他机构或个人也可能有使用金融监管信息的需求。目前,各金融监管机构都在建立自己的监管数据库和信息系统,这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如果金融机构实行混业经营,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就有可能对被监管对象进行重复监管和重复数据准备。以上两点都有可能提高金融监管的成本。另外,建立各自的数据库,其数据格式可能存在不一致,难以实现金融监管中的相互协调和信息共享,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综上所述,在金融电子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的形势下,为克服目前金融监管中的弊病,需要构建一个新一代的集成化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1.关于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 Language,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是构建新一代集成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核心技术之一。XBRL的全称是“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即“可扩展商务报告语言”,是XML(extensive make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语言在财务报告信息交换中的一种应用,是目前应用于非结构化信息处理,尤其是财务信息处理的最新技术和标准。XBRL是一个开放的、平立的国际标准,是进行实时准确、有效与高性价比的金融与商业报告数据的电子存储、操作、复用与交换的标准,它使信息的变得更加透明。

XBRL是目前应用于非结构化信息处理,尤其是财务信息处理的最新标准和技术,是在网络环境下金融信息的一种标准化标记语言。在我国,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一直都非常关注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中国证监会从2005年10月开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标准的制定工作,于2003年底经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批通过,该标准最终确定采用XBRL的技术规范,充分利用XBRL良好的扩展性,达到与国际接轨,进行数据交换与共享的目的。

作为一种以XML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标记语言,XBRL继承了XML所拥有的所有语言优势,其特点有以下几点:

无许可证限制。XBRL具有良好属性的开放式技术构架,它使任何财务信息供应链上的人都能免费、自由地在不同的软件平台上准备、获得、交换并分析财务信息。

跨平台使用。由于XML文件可跨平台使用,使XBRL具有跨平台的优势。因而,通过XBRL信息可在不同的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软件之间进行传输和交换,XBRL是一种互联网上企业报告的通用语言。

多种格式的输出。对同一份XBRL实例文档,采用不同的样式表,可生成多种企业报告,所有报告的编制一次性完成,不仅降低了输入错误的风险,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而且减少了重复输入,提高了报告的编制效率。

搜索快速、准确。XBRL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效率要远远高于网络上常用的PDF、WORD、HTML格式文件,有利于网上搜索引擎的自动搜寻和过滤工作,达到快速、准确。

2.基于XBRL的新一代集成化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框架

信息系统的集成是指将硬件平台、网络设备、系统软件、工具软件及相关的应用软件等集成为具有优良性能价格比的计算机系统的全过程。通常,信息系统的集成方式有两种方式:基于中央数据库的集成和基于数据交换界面的集成。前者的集成度较高,系统具有统一的信息模型和统一数据格式的数据库;后者的集成度相对较低,是系统之间的通讯,即不同程序之间通过接口程序或集成化环境达到交换数据的目的,往往没有统一的信息模型、数据库、程序界面和项目视图。

本文提出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如图1所示的一个兼顾基于中央数据库的集成和基于数据交换界面的集成化信息系统。从整体拓扑结构上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集成化形成了m1n(m个部门的金融信息汇总到统一的一个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然后被n个不同金融监管部门所使用)的关系结构,其数据来源是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业务部门,其数据使用者是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其他金融信息需求者。

与现有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结构相比,上述信息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1)从系统运行成本和效率的角度看,各金融机构通过不同的网络方式将金融机构部门所需要的数据以统一的数据格式(XBRL)格式,发送到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库;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非现场监管数据可从金融监管信息库提取,由于数据是集中采集和处理的,这便于实现数据的共享,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采集和使用金融信息数据的成本,提高金融信息的使用效率。

(2)提高了金融信息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减少金融机构对数据造假的可能性。由于对金融信息采取集中采集和处理,避免了不同金融监管部门对同一金融业务部门金融数据的重复采集,从而可保证金融信息的一致性,另外,在基于集成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金融组织机构(图2)中,金融信息采集处于金融业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它可以独立出来形成单独的组织机构,专门负责提供金融信息,由于该组织机构处于中立地位,与金融业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从而可最大限度地保证金融信息的准确性。

(3)从系统灵活性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变动成本考虑:由于本系统是基于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现状,因而在实施中具有较低的监管组织变动成本,同时系统又能机动灵活地适应未来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变化。因此,该信息系统具有较好的灵活性。

四、结束语

本文从分析银行业固有的信息属性和信息技术发展对金融监管的影响出发,对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技术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后,提出了一个基于XBRL格式的新一代集成化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框架,比较信服地说明了以新的数据标准XBRL构建集成化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既能适应目前信息技术和金融产业发展的要求,又能应对未来的技术和结构变化,必将显示出愈来愈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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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天西等:网络财务报告―论XBRL的理论框架及技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杨周南 赵秀云: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的发展与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