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转型发展范文
时间：2023-06-05 17: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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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DOI]10.13939/ki.zgsc.2015.23.046
1962年，美国政府及许多私营公司共同出资成立“通信卫星”的公司，经营商用卫星通信系统，航天产品市场由此开始形成，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机遇，与之相适应的其他航天产品市场也陆续出现。近年来，世界航天工业及其市场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正在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大力发展航天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和国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1 世界航天产业概述
航天科技与航天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培育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象征，而且航天科技和航天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断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航天科技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对航天产业的投资也不断增长。新一轮的军事质量竞争比过去激烈，各国都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调整自己的竞争战略、军事机构，发展新的武器装备，凝聚自己的实力。航天产业成为各国发展军事力量的主要载体，并且扩展到商业领域。航天产业已经形成了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竞争体系，各自在国防、商业和民用航空领域保持相当的市场份额。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目前仍保持着航天竞争力的领先地位，在政府、人力资源和产业的主要范围处于绝对优势。欧洲依靠改善政策和空间探索项目，政府方面得到改进，继续保持竞争力。全欧洲的航天制度（包括民用和军用航天）已经法制化，而且欧洲会继续加强其联合政策、多国（跨国）公司以及其他市场结构。俄罗斯人力资源和产业方面的竞争力相对较低，但一直是航天发射活动最多的国家，并通过在发射平台和基础结构方面的战略投资强化了俄罗斯的复苏。日本由于在航天战略上的实质性变化和新的空间法，航天竞争力获得了较大的提升。
2 世界航天产业的发展特点
2.1 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在世界航天产业发展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融合。市场机制具体运用到航天产业，体现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合同承包机制。利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促进了航天产品的研制和采购。但航天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回报周期慢等特性，重大的基础创新型科技研发不可能单纯依靠企业，在这方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各国均明确制定了航天长远发展规划，持续加大航天领域的投入，以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空间技术和相关高技术领域快速发展。商业市场是驱动航天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仍然是当前航天产业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
2.2 航天企业趋向大型集团化
世界主要国家的航天企业表现出集团化倾向，通过并购和重组不断扩大航天企业的规模和竞争能力。一系列航天公司合并与兼并的结果，使得当今航天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世界航天科研生产形成越来越集中的局面。航天企业的集团化使资金集聚、产品结构互补、技术互补、市场互补，形成了规模生产能力，产生了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实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依靠整体的优势而立于不败之地。
2.3 军用、民用和商业航天持续融合
冷战结束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各军事大国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均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实际调整改革围绕的中心和总体的目标就是实现军民一体化，形成富有弹性和市场化的航天产业基础。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使各国对军事装备的总需求量减少，对军事装备的性能要求和战略力量却越来越高，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强。作为以高科技为特征的航天产业，一定要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加速产业升级，带动投资和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3 我国航天企业市场化转型
航天企业具有专业性极强的生产体系，它在航天产品生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国内具有不可动摇的垄断性。另外，航天企业航天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人才优势的发挥，有利于在产品和技术开发上有较大的突破。在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航天企业必须进行市场化转型，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航天企业的市场化首先要有市场化的观念。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一切改革与创新的“总开关”。进行市场化的转型，必须树立市场化的观念。所谓“市场”就是权利对等的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其中，既有供给方的供给竞争，也有需求方的需求竞争。而市场化改革就是打破对市场的各种限制，恢复这样一种自由交易。而这种“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的理念，正是长期以来按照政府指令进行生产和供给的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
实现航天企业转型，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组织结构和内部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转型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保障企业依法享有经营自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有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体制保障。
实现航天企业转型，要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创新管控体系。新型管控体系的建设就是要以市场化观念为指导，挑战行业或本企业内普遍接受的成规定式，重新思考目前的工作方式，寻找新的方式方法，突破“不可能”“行不通”的思维约束，改变企业的管控流程、业务运作流程和组织形式，促进企业适应市场竞争。进行战略管控，解决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风险管控，逐步搭建起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框架，从根源上规避战略风险、决策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组织风险等多种风险，降低风险损失。效率管控，以信息化的传输提高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经济效益。
实现航天企业转型，要建立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随着市场化的转型逐步深入，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这种竞争由传统的资产、规模等资源的竞争，转移到人才的竞争上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被提升到企业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原则在人才资源配置上同样适用，实现人才市场化是企业的必然选择。一是有计划地引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不断改善企业人才结构。二是实现关键岗位、紧缺人才必须面向市场配置，为企业带来创新和活力。三是建立留住、使用、培养人才的机制，使有能力的人才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以达到最大的效益。航天企业进行市场化转型，任重而道远，必须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总结提高，不断地增强驾驭市场和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地成长和壮大。
篇2
为化解金融体系的风险，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1999年，国家成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过十余年的成功运作，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商业化转型试点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成立以来，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政策和手段，以市场化、法制化、专业化手段有效处置金融不良资产，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最大限度减少了国家损失，保全了国有金融资产；二是通过债转股、债务重组和减免等途径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三是支持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银行业抵御金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四是通过托管危机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集团，有效化解了系统性风险。
目前，信达公司已正式启动了改制重组工作，华融、长城、东方等公司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加速商业化转型进程，资产管理公司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如何根据新的经济和金融环境，确定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化改革方向和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的战略和路径，就成为当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和发展急需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国外经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约有2/3成员国的银行业遇到过严重的不良资产问题。从1989年美联储设立重组信托公司（RTC）解决储贷协会危机开始，无论是日本、瑞典等国家仿效其设立的RCC、Securum和Retriva，还是亚洲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与韩国设立的Danaharta与KAMCO，其基本的做法都是采用“好银行、坏银行”的处理模式，即将不良资产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到特定的机构进行管理和处置，从而重新恢复“好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并通过“坏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集约化的处置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纵观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20多年的发展历史，就经营模式和发展走向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清算解散。这种模式以美国RTC 为代表，由政府出资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并为其规定一个存续期，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后资产管理公司即解散清算。就设立时的初衷而言，设定存续期意在防止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者对资产管理权、处置权的过分留恋。实行这种模式主要强调资产的快速处置。同时，需要有良好的法律和社会信用环境、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众多的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对资产管理公司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保障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快速有效地处置不良资产。否则，如果外部环境不能满足快速处置的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在完成任务无望或自身利益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会达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比如，菲律宾1987 年成立了APT，计划1991 年关闭，但实际情况却是不良资产迟迟无法处置完毕。
二是转型为投资银行。这种模式以瑞典Securum 为代表，银行不良资产集中处置完毕后资产管理公司不解散，而是转型为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银行。这种模式兼顾资产处置速度和回收率，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根据不良资产处置市场需求灵活掌握处置节奏和进度，同时，由于资产处置的成效是其未来转型的基础和前提，可以对资产管理公司起到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比如，瑞典的Securum 成立于1992 年，计划运营10－15 年，1995 年其不良资产就处置完毕后，随即成功转型为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兼营商业化不良资产资产处置业务。
三是转型为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这种模式以韩国KAMCO 为代表，不良资产集中处置完毕后，除继续承担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外，还承担其他市场化的资产管理业务，即资产管理公司除接受政府委托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外，还承担政府委托的其他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如对欠税抵押资产、法院查封资产的处置，也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本金进行商业化运作。这种模式通过责权利明确的委托机制，有利于对不良资产处置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同时，由于银行不良资产难以完全杜绝，设置一个永久性机构，既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化优势，还可以为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保留一个有效的途径。
转型方向和功能定位
从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国际经验出发，结合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必须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基本思路，笔者认为，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化改革中，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转变：
1.以市场化为取向，实现经营模式的转变
政策性资产大规模处置完成后，如果仅仅固守于不良资产的收购与处置，资产管理公司将无法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的需要，将逐渐被边缘化。因此，在商业化转型的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必须以市场化为取向，商业化为原则，积极探索新的赢利模式，逐步将资产管理公司办成业务有特色、经营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在这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就是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面向市场、服务于客户。
2.以综合经营为目标，实现功能定位转变
综合经营既是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商业化转型的追求，也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深化的结果。为了更好实现商业化转型后风险管理者和价值创造者的功能定位和战略规划，资产管理公司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要以综合经营为目标，不断丰富自身的金融服务手段，整合产品业务体系，实现服务功能的转变。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资产管理主业是基础，是资产公司的优势所在；而以综合经营为目标的其他金融服务则可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并提高综合收益。特别是在商业化转型的起步阶段，在单一业务尚不具备足够市场竞争优势的时候，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综合化经营，打组合拳，提供“一揽子服务”，可以有效降低单位成本、提高综合收益，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
3.以打造金融控股集团为目标，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篇3
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可通过对市场交换制度的利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我国政府的职能依据具体的国情进行转变，并善于引入先进的西方国家市场化管理方式，去粗取精，以实现我国政府体制的科学改革，实现传统社会管理社会化转型的全新管理模式。具体体现在：
1.转移可由社会承担的政府职能，由社会中介组织执行。政企职能错位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移，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
2.扩大市场准入领域，放松限制。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的实现需要放松对市场的限制，不断扩大市场主体准入的领域。
3.建立良好的法律与制度环境，完善各类相关规范制度，有效的解决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二、积极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公共事务的治理与资源的创造、分配由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两者的合作可形成伙伴关系，政府与社会呈现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合作模式，可打破政府对公共管理权力的垄断，有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对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有力地推动公共管理的社会化转型。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能有效加强社会组织化程度，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的社会化转型。政府的科学规划有利于非政府组织的有序发展，有关发展措施的制定，使其适应社会与市场的实际需求。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基本法与专项法规体系的制定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这些规范内容包括以下五方面：
1.以民间组织相关基本法律的制定作为基础，对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专项法规体系进行修改和完善。
2.对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进行完善。目前的监督管理措施很难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有效监督，通过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以及审核制度和规范章程，可以有效的规范这些组织的行为，帮助其建立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
3.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快速发展，应对早期的法规进行调整，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实施优惠政策，对公益捐赠减免税方面的法规政策进行落实。
4.在政府财政支持与其它扶持措施下，制定并非营利组织员工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关规范制度，利于非营利组织吸收人才。
5.政府变革规制，从制度上给与非营利组织参与政治的权利义务，让这些组织可以及时、有效地表达自己对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意见与需求。
三、结语
篇4
关键词：公司业务投行化；转型发展；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090―02
近几年来，在金融自由化潮流的冲击下，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以债券、信托、基金、银行理财市场发展为主体的“金融脱媒化”进程有力推动了整体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的水平。在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下，为规避监管当局的管制和约束，我国商业银行主动参与了直接融资市场的业务发展，深刻影响了这一发展的深度、广度和速度，由此，公司业务投行化已形成为一波奔腾汹涌的新潮流。
本文着重分析了商业银行进行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结合学者文献分析，形成对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的明晰思路，并以此对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开展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HJ1.3mm〗
1公司业务投行化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
随着金融改革的持续深化和客户需求的日益提升，大力推进公司业务投行化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内生与外在的战略要求。
（1）加快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是应对经营环境变化的需要。随着经济形势日趋复杂，金融市场不断深化，公司业务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一是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市场加快形成，金融“脱媒”趋势进一步加剧，投资银行及其他融资渠道日益介入商业银行领域，对传统业务产生替代和挤压。二是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对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和盈利保持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资本监管日趋严格，传统公司业务依靠扩张的发展模式面临资本规模和价值回报的双重约束。公司业务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将公司业务的资源、客户、渠道优势与投行业务的产品、功能、价值优势结合起来，围绕我行对公业务客户群体，推进公司业务、投行业务综合化经营，全面提升公司业务的市场竞争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2）加快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是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的需要。当前，企业跨市场综合化经营程度显著提升，金融需求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向融资、融智和资产管理转变；从单纯寻求资金支持向解决综合融资需求、管理资产负债、对冲经营风险、提升投资效益转变；从标准化、制式化的金融产品需求向个性化服务方案转变。呈现出贷款表外化、资产证券化、负债理财化、渠道多元化、服务融智化的特征。我们要在巩固传统信用中介功能的基础上，不断强化“融资顾问中介”和“资产管理中介”功能，延长服务链条、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手段，才能继续成为客户的主要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者。
（3）加快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公司业务投行化契合了经营转型的要求，有利于健全服务功能，增强客户粘性，抵御各类新兴融资渠道对客户的蚕食；有利于提升综合回报，化解利率市场化对利差的挤压，丰富收入来源；有利于降低资本消耗，提升轻资产业务占比，为借助投行手段主动优化调整资产结构提供了条件；有利于丰富风险处置手段，分散和化解经营风险，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2公司业务投行化转型发展的文献研究
魏亦山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的不足，提出信贷资产转让、缩短贷款持有期限的投行化运作产生的杠杆效应，可以解开资金有限、规模受限、成本昂贵、效益低下的死结，极大地提高了资金运用效率，极大地缓解了资金、资本不足的矛盾，达到了巩固和扩大市场的目的。盐城市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分析了公司业务投行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商业银行公司业务投行化的具体应对策略，包括发展混业经营，打造“全能银行”的“骨架”；突出流程再造，锻炼“联动银行”的“血肉”；坚持以人为本，淬炼“内涵银行”的“灵魂”。这些研究，对当前正处于不断深入改革创新的中国农业银行来说，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农业银行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也对此展开了研究，如农行江苏分行副行长韩静表示要多层次推进公司业务投行化。农业银行灌云县支行于文军提出实现公司业务投行化的途径，首先要提高转型自觉性，其次要创新转型产品，第三要打造转型业态。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公司业务部邹日新，基于江西省表外融资发展情况和客观趋势，立足对公业务转型需要，结合农银大学学习所得，认为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是农行对公业务转型过程中必要的一环，通过强化“两大中介”功能、提高“交叉销售”能力、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整合“产品组合”方式、推进“高端业务”发展、强化“正向激励”措施、提高“业务培训”力度和增强“风险防控”措施等途径，来做好公司业务投行化发展。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本文认为公司业务投行化是以投行化的思维重塑传统公司业务经营理念，以投行化的产品服务公司客户，以投行化的机制优化传统公司业务模式。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经营理念上，要坚决摒弃经营发展仅靠传统业务的陈旧思想，树立综合经营理念，加强对各类新兴业务产品的应用，抢占市场，促进对公业务提质转型。二是服务功能上，加快从融资服务向融智服务转变，从传统信贷市场拓展至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等金融市场。三是价值实现上，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个产品的价值，而是要通过满足客户的综合金融需求，提升客户整体贡献。四是营销手段上，要采取团队作战的营销方式，从产品营销向方案营销转变，从制式化产品向个性化产品转变，从单一产品销售向交叉组合销售转变。五是政策机制上，要按照市场导向、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化资源配置、考核激励、产品创新等各项机制。六是资源保障上，要建立以项目为导向激励机制，突出对营销团队的考核奖励，切实激发投行业务的营销积极性。
3强化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公司业务投行化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1）要紧抓目标客户。大型优质客户是金融市场各类创新产品的主要应用者，也是农行进行公司业务投行化转型的目标客户群，农行陕西省分行不仅要以本行客户群为主要营销对象，更要仔细梳理辖内符合三级核心客户标准的他行优质客户，充分发挥投行业务产品相对于传统信贷业务的成本、效率优势，展开针对性营销，扩大农行投行业务客户群。
（2）要坚持产品驱动。要着力打造能够体现我行优势的投行业务拳头产品。重点推进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满足客户直接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化解资本压力；积极推进并购重组和牵头银团贷款业务，推动传统信贷业务转型；主动适应监管政策变化，稳健发展理财融资业务；持续扩大融资租赁业务规模，保持业务领先优势；同时积极探索开展跨境债券承销、股票增发、担保贷款等业务。
（3）要加强联动营销。要充分发挥农行全平台经营优势，加大与农银国际、农银租赁、农银基金等公司的行司联动，围绕客户多元化需求，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要加强与总行投资银行部和金融市场部的业务对接力度，强化客户部门与产品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三级行之间的上下联动，形成营销合力。
（4）要突出区域重点。西安是陕西省内集团客户总部的聚集地，金融资源丰富，业务潜力巨大。要结合区域市场特点制定加快投行化转型的发展意见，找准业务发展抓手，落实客户营销目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营销资源、业务培训等方面进行重点倾斜，促使投行业务加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魏亦山.银行信贷业务投行化融资分析――基于信贷资产转让的研究报告[J].财会通讯，2012，（20）：1617.
[2]盐城市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公司业务投行化趋势与应对策略[J].现代金融，2014，（03）：2122.
[3]农行江苏分行副行长韩静.多层次推进公司业务投行化[N].中国城乡金融报，20131023.
篇5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李路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且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
以阶层结构的变革为例。30年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阶层化的趋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化或者阶层化的趋势开始越来越显著，“新阶级”、中产阶级、再分配者、直接生产者、单位分层等等概念都是对这种阶层化现状和趋势的反映。第二，国家权力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市场制度，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高度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并在整个社会中进行分配，这种等级或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阶层结构。第三，社会不平等程度较小。
毫无疑问，“市场化”是人们最常用来描绘中国30年来的变革的一个中心概念，即：所谓转型社会或转型的过程，其核心是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化转型所具有的社会结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新的社会资源和结构的形成。正如“市场转型”理论所强调的，在一个经历着市场取向转型的社会中，新的经济整合机制的引入，不仅构成了新阶层产生的社会基础，而且导致社会分层新机制的出现。例如，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中间阶层或“白领”阶层的形成。一般认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但目前我国社会还是金字塔型，与橄榄型结构的形成还有相当距离。
其二，不平等叠加。在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初期，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应。但是，随着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不平等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转型社会混合体制的特征，两种体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机制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被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化。
其三，市场化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市场机制或者经济因素也成为了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至少成为了与政治因素比肩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化的发展，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力上升外，家庭背景的影响力也有显著上升，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般要素，在改革前后都保持着显著的影响。
篇6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3-0030-01
从今年开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步入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全面向商业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笔者认为，要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在经营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真正实现综合性的转变，从而在市场中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的长远发展。
一、以利润为中心，实现政策性经营理念向商业化经营理念的转变
作为化解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自成立起，就一直从事对口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置，秉承着一整套不良资产处置规范进行运作，以处置回收最大化为原则，以最大限度减少处置损失为目标，业务模式相对单纯。可以说，这种浓郁的政策性特点决定了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文化、理念、意识等均不能适应市场化运作的需要。而且几年来的运作实践表明。政策性的等价定额收购不良资产的方式弊端太多，产生了银行虚假剥离、责任人解脱、资产管理公司业绩缺乏客观评价等问题。从长远看，随着向商业化转型，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将发生很大变化，相应要求在经营理念上做出新的调整。针对当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形势，笔者认为必须把工作重心调整到业务开拓上来，要围绕利润这一核心来开展经营活动。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改变多年来办政策性业务形成的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开拓思路，培育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同时树立风险观念、效益观念、发展观念，以适应商业化发展的需要。
二、以高效为目标，实现机关化管理体制向公司化管理体制的转变
资产管理公司的现行经营模式，决定了其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化程度低，还保留着某些国家机关的行政色彩，因此在决策体系、风险控制、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科学、不严密、效率低下等弊端，影响了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绩效。考核体系不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难以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必备的竞争意识、开拓意识及成本效益意识，有关人员结构和素质难以满足转型的需要。随着向商业化的转型，要适应市场化经营的需要，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体制必须要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体制向高效的经营决策体系、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以效益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体制转变，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形成科学的现代金融企业管理制度。拓展商业化业务，需要灵活多样的营销策略和公关手段，需要抓住市场机遇，快速做出决策，只有高效的公司化管理体制才能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此外，从目前的管理体制看，资产管理公司实行的是“总公司+办事处”体制，办事处则单纯采取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的方式，以省为单位建立办事机构。这种方式虽然网点遍布全国，覆盖面大，但下属各办事处不是一级法人，需要进行授权经营和决策。由于资产处置中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实践中这种基于严格授权基础上的决策机制效率低下、程序复杂，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从公司化的角度看，应当按照存量资产及业务拓展的特性、地域和行业分布、金融框架格局等进行统盘考虑，优化组合，消除资产泡沫和人员机构泡沫，逐步建立起总、分公司制或母、子公司制的管理体制，依照市场规律调配人力、资金、业务，使其真正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商业化金融公司。
三、以经营为原则，实现传统国有公司运行机制向现代金融企业运行机制的转变
资产管理公司现行行政区域主导下的机构布局，决定了其运行体制非市场化，战略布局不科学。随着商业化业务的拓展，公司的业务模式将从过去单纯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转变为以资产经营处置为主业；盈利模式将从过去的保全资产、减少损失，转变为追求最大经营利润、多种业务渠道并存、具有持续经营壮大潜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盈利模式。因此运行机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从转型发展的要求来看，必须逐步构建协同发展的综合经营业务体系。一方面，作为不良资产处置“专家”，资产管理公司还将继续通过市场化收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但对新购入的不良资产不能再单纯以处置为主，应在其中筛选部分优质物权资产、相对优良企业的债权资产以及股权性资产，通过置换、重组、租赁、投资等方法进行长期经营。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证券承销、上市辅导和财务咨询、法律咨询等中间业务，并适时推进资产证券化的探索，成为投资银行“专家”。目前，四家公司已为超过10家的企业完成上市辅导，展示了资产管理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风采。随着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和发展，运行机制必将更加科学化、良性化。
四、以股份制改造为基础，实现从单一资产管理公司向股份制金融控股集团发展规划的转变
资产管理公司完成原来的历史使命后向商业化转型，必须与整个金融体制特别是国有银行的深入变革相配套。目前虽没有出台具体方案，但综合分析可以断定，如果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存在、发展的话，目标应是以经营、管理、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兼具多种投资功能的股份制、集团化金融控股集团。
以长城公司为例，依据政策应当有以下几种运行方式：
1、结合农业银行改制上市的历史机遇，长城公司的改革与农业银行的重组一并考虑，共同作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简言之，即回归母体银行，组建农业银行集团公司。长城公司是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的机构，几年来处理的是农业银行因历史原因累积的不良贷款，属于阶段性任务。从几年的运行情况看，这种处置、管理不良资产的模式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成立专门机构，可以集中力量在较短的时期内处理掉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历史包袱，减轻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负担，化解金融风险。弊端在于资产管理公司人员少，无分支机构，导致成本高、耗时长、处置回收率低、维权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将长城公司的优惠政策和处理经验与农业银行网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结合起来，共同处理农业银行改制前再次剥离的巨额不良贷款，不失为一个较佳的选择。
2、继续按现有运作模式，接收和处理农业银行下一步剥离的不良资产。以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虽也可行，但毕竟也是阶段性的任务，几年后处置完结，将同样面对今天的转型问题。同时，从农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状况及市场环境来看，只能是政策性剥离收购，如进行商业化收购和处置，盈利可能性很低。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经过基层营业网点几年来的大力清收，多数已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资产质量极低，预期收回率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经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多年来的处置，市场已近饱和，加上去年以来房市、股市的火爆，意向购买债权的战略投资者纷纷转向其他投资，不再购买不良资产。因此，下一步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将面临难度大、回收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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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竞争监管手段有机融入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业竞争秩序健康平稳运行的有利保障,一方面,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除各别国家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原因偶有例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未对金融业区别对待,而是将它们一并纳入竞争法的调整范围,接受竞争监管。另一方面,竞争监管手段对市场的监管与其它监管手段不同,竞争监管是在充分尊重市场竞争规律的条件下运行的。因此,通过它实现市场监管,有效减少行业因为被管得过死而丧失创新能力和经营活力的问题。
将竞争监管机制有机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在现阶段对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经济体制转型期的国家,我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被种种行政手段严格管制;另一方面又被严格保护。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业依然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市场化转型任务: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前期所依赖的那些诸如市场准入限制、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保护措施,由于国内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和金融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已经不宜再继续采用。那些昔日被这些措施所限制或阻挡在外而只能在外围处与国有金融业展开竞争的民间金融力量和外国金融势力已经形成倒逼态势——他们正从边缘处的竞争走向与我国国有金融企业展开大规模、全方位的竞争。因此,必须尽早破除金融业长期以来的保护体制,加快金融业市场化步伐,建立健全金融市场化运作的有效竞争机制。这就为将竞争监管机制引入金融监管领域准备了条件;同时,竞争监管机制的引入又能反作用于我国金融业,加速、催化和巩固金融业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另一方面,随着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金融管制制度的日渐瓦解,金融业在进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如:不少金融企业出现了由于监管缺位而损害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乱收费现象,一些地区出现了群体性金融欺诈案件等;金融企业间为争夺客户采取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一系列不正当竞争手段,而大型的金融企业之间也陆续出现了串谋定价、滥用支配地位等的案例;金融业行业协会不能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作用和定位却积极从事串谋勾结其成员联合涨价等。上述种种现象都是金融业在市场化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加强竞争监管。
具体来讲,将竞争监管手段有机纳入金融业多层次监管体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加强金融企业内部的竞争监管;二是加强外部的竞争监管。所谓加强金融企业内部竞争监管是指从金融企业内部监管入手,即由金融企业自身通过其内部合规部门加强竞争法律法规的合规性审查。根据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相关文件,对银行内部合规部门的职能被界定为“识别、评估、通报、监控并报告银行合规风险的一个独立的职能部门。”而合规风险是指“银行因未能遵循法律、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虽然这是只针对银行业的,但同样可以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的合规部门。在金融企业做出经营决策和经营活动前,由合规部门进行竞争法律法规的合规性审查,可以有效避免金融企业从事反竞争活动。所谓加强外部竞争监管前面已有所述,是指由竞争法的行政执法机构,与金融行业专业监管机构积极配合,实施监管。将竞争监管与适度的金融业行政监管相配合,形成既能有效降低金融风险保障金融行业安全运行,又保障金融行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多层观综合性的监管体制。
总之,尽早引入竞争监管机制,改变金融业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多层次行政监管体制,实现行业监管与竞争监管并举,才能真正引导金融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新一届中央政府不断传达出包括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案、建立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等方面的多项金融改革意见,应该说即是对这个方向性路径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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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从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而抬高了他们在国内外影坛的身价后，走“电影节路线”也成了众多年轻导演提高自己知名度的一条捷径。他们有意无意地去迎合不同电影节的选片口味，在互相借鉴中拍出了一系列具有固定获奖模式的获奖作品，结果使得本应该是标新立异、差异化的艺术电影成为了威尼斯式电影、戛纳式电影。
有评论家指出，以贾樟柯为终结，以宁浩为开端，新一代导演进入了“无君无父时代”，已找不到像谢晋、张艺谋那样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第六代的标志性人物王小帅也曾断言：由于消费文化盛行，在第六代导演之后，中国电影就不会再有能划时代的电影人群体出现了。事实上，年轻创作群体面对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数字化大的历史背景，其生存方式、表达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6年，一部小成本（300万）制作的商业片《疯狂的石头》横空出世，在大制作、大片垄断的电影市场脱颖而出，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从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导演宁浩也很快成为媒体关注和投资商追逐的对象。从《疯狂的石头》可以看出年轻导演贴近观众、贴近电影市场，与电影市场、电影观众和电影制片人建构新型关系的积极努力，也可以看出在商业层面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疯狂的石头》无疑开创了年轻导演的市场化转型。这部小成本影片的商业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电影市场，鼓舞了众多年轻导演。《疯狂的石头》以后，“低成本+商业化”成为了众多年轻电影的新选择、新模式。很多年轻导演已然意识到，只有与当下观众和市场保持良好沟通，让自己的电影获得观众的认同和商业上的成功，才是电影创作的王者之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电影导演的创作不再是固守自我表达，也不再是孤芳自赏，而是努力贴近、适应市场，贴近、适应主流观影人群，因此也成为了电影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势力，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第二势力”。据《2010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统计，2009年进入院线的青年导演作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0部，占全年院线上映影片的35% 强。其中，票房过千万的作品就有12部(2007年和2008年各仅有3部)，青年电影作品年度票房达到8亿元，占总票房12%以上，而陆川、宁浩、高群书三位青年导演更是成功晋级“亿元导演俱乐部”，跻身长期被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等大导演“垄断”的卖座沙龙。可以说，一个更年轻的电影创作群体创作的市场化转型，成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中国电影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新势力、新力量。
当下中国电影处于产业化发展的初期，存在着众多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青年电影导演与电影工业、电影产业的关系具有复杂、多样、可变的特性。客观地说，对于更多的年轻导演而言，目前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还是如何用较低的成本驾驭各种商业类型电影，满足当下观众的观赏需求。同时，又面临着如何保持较高艺术品质、艺术水准的问题。如果青年导演们惟票房是从，完全认同、趋同“票房是硬道理”的市场逻辑和规则，其负面作用同样是不容低估的。在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初期，如何理顺青年导演与龙蛇混杂的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开掘年轻导演新鲜的创意并把创意元素转化为推动电影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都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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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以及价值规律开始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看重市场的因素。因此，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开始被人们提上日程，也就是由市场开始在利率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但是与此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也充满了各种问题与风险。
关键词 利率市场化 风险 经济理论 金融危机
一、引言
2012年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同时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受到管制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终于破冰，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崭新的一步。时隔一个月，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5日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由此前的0.8倍进一步下调为基准利率的0.7倍，这些举措均标志利率市场化改革正进入提速阶段。利率市场化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有助于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机制，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并开展差异化竞争，推动经营模式从同质化向多元化转型，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诸多风险。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从经济理论的基础，以及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入手，对市场化改革的风险进行详细分析。
二、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
利率市场化就是利率的自由化，是指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机制在某一时点上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利率的运行机制。之所以推动利率市场化，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管制条件下利率无法完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利率作为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应该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实现资金流向和配置的不断优化，而当前扭曲的利率形成机制并未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二是管制条件下利率未能准确传导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顺畅、有效的传导机制，并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产生必要的影响。由于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存在，利率水平无法真实反映资金供求，在一定程度上使货币政策“失灵”，利率工具“失效”，这不利于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进行调节。
三是“金融脱媒”愈演愈烈，银行改变传统业务模式亟需利率完全市场化。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92%降至2011年上半年的53.7%，而高收益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则导致大量资金从银行表内流出。据有关统计，2011年上半年中国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3.57万亿元人民币，已相当于同期存款余额的4.5%。
这与当前利率管制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从保护存款人利益、促进银行转型发展和真实传导资金供求的角度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迫在眉睫。
三、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几点建议
长期以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本次存贷款利率的进一步放开，我国距离利率完全市场化的目标越来越近。为避免利率完全市场化后带来的不良后果，建议相关部门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立法层面应尽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维护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稳定。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均在利率市场化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稳定，面对大批中小金融机构的破产情形，存款保险机构有序清算破产银行，避免破产传染，进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平稳和安全。
二是监管层面要把握好改革和监管的进度和力度，保障银行业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按照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监管层面应尽快确立达标金融企业必须具备的硬约束条件。为避免出现高息揽储、搅乱市场等问题，对于软约束的金融机构，或者一些“病号型”、“重病型”金融机构，暂时不要给予过大的定价权。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增强风险定价能力，并为其实现财务硬约束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提供正向激励机制，促使其健康地朝这一方向发展，更好地推动利率市场化。
三是银行方面应尽快完成经营转型。当前形势下，我国以行政手段为银行长期维持了3%的利差水平（一年期），一旦利率管制完全放开，我国银行业短期内必将出现存贷利差收窄的问题，传统的盈利模式必将受到严峻考验。因此，具备财务硬约束、定价能力强的银行应尽快完成经营转型，拓展理财服务、理财咨询业务、担保类业务、承诺业务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类业务等这些不受利率波动影响且不占用银行自身资金的中间业务或表外业务，并采用多样化的经营模式，比如进行资产管理、增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力度，逐步推进以非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战略。
四、结语
由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的趋势。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旧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所以要求我国相关管理部门不断改善自身存在的不足，借鉴他国先进经验，保证改革工作开展的顺利有效。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必定要走的一条道路，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结果，但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风险，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危险因素，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改革之路，在改革的过程中，各部门之间也要进行积极的合作，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使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赵晓娜.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当代经济管理.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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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峡出平湖”，距离三峡大坝合龙的历史时刻，已经过去近20年。
关于三峡工程的各种讨论仍时有发生，但大坝真正的运营主体――中国最大的电力上市公司和全球领先的水电企业，长江电力（600900.SH）却显得颇为低调。
如今的长江电力已不再仅仅拥有三峡、葛洲坝水电站，随着2016年成功收购金沙江流域另外两座大型水电站――溪洛渡、向家坝，长江电力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电力龙头企业。
2015年以来，长江电力在震荡的市场行情中，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市场表现，市值稳定在3000亿元左右。
“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我们一直坚持走价值追求之路，既要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要有股东认可的投资价值。”长江电力总经理张定明告诉《英才》记者，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紧跟时展步伐是长江电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 “滚动开发”
资本市场是人们认识长江电力最直接的渠道之一。长江电力的前身是上世纪80年代的水电“老大哥”葛洲坝电厂。
2002年葛洲坝电厂完成股份制改革成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改制为契机，长江电力完成了经营机制的彻底转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F代企业制度，并借助资本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
15年来，长江电力走过了发行上市、首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首单公司债发行试点、收购三峡电站千亿级发电资产、一次性收购溪洛渡、向家坝两座世界级水电站等历程，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
15年来，长江电力的装机规模从最初的271.5万千瓦增至4549.5万千瓦，年发电量由158亿千瓦时增至逾2000亿千瓦时，年利润总额由几亿元增至250多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成功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举完成从传统电力国企向大盘蓝筹上市公司的转型。
从长江电力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为中国资本市场开创了一套大型在建工程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筹融资的新模式。改制成立长江电力之初，资产总额不到300亿元，发展至今却已坐拥世界前十大水电站中的三座，资产总额约3000亿元，实现10倍于自己体量的发展。
据统计，三峡工程原测算动态总投资2039亿元，工程最终动态总投资约1800亿元。长江电力上市之初，三峡工程刚刚实现左岸首批4台机组发电，距完建还有6年工期。为了有效化解水电工程长周期建设风险，长江电力陆续通过6次收购三峡投产机组，于2012年完成了对三峡全部发电资产的收购，累计为三峡集团公司提供资金约1546亿元。2016年，长江电力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一次性收购了川云公司（溪洛渡、向家坝电站）100%股权，价值约797亿元。至此，长江电力为三峡集团滚动开发长江动态提供资金总额累计约2343亿元。
对三峡工程的建设主体――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而言，通过长江电力这个资本运作载体，实现了在建工程阶段性实物资产的提前变现，把未来收益变为即期收益，有效避免了工程建设期的巨额债务风险。
长江电力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平台，建立起将社会资金转化为工程建设资金的良好机制，实现了自身规模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为集团公司建设三峡工程和滚动开发长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这是我国大型工程建设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体制创新，有效解决了长周期大型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资金运转难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从账面上看，国家从三峡基金中拨付约1378亿元给三峡集团。2003-2016年，投产发电后三峡电站累计上缴国家的所得随、增值税及附加共约657亿元，净利润744亿元，合计贡献利税1401亿元，已收回全部原始投资。
“母公司三峡集团开发水电站后，注入上市公司，再用变现拿到钱去做新的开发，长时间以来三峡集团开发长江过程中从来没有为资金的事担心过，这个模式现在证明还是很成功的。”张定明说。 “增长破局”
长江电力业绩节节攀升，公司管理层却开始思考一个看起来有些悲观的问题：原有的增长模式还能不能持续？怎样让企业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
电能作为商品，也有着商品的一般属性，就是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
张定明和他同事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已经降到196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说火电，就连清洁能源也出现了严重的弃水弃风弃光问题，而2017年还将面临用电增速仅3%的需求端萎缩。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售电侧改革的逐步深入，电力降价诉求此起彼伏，对发电企业的冲击首当其冲。张定明和他的团队意识到，过去大水电的营销模式难以为继，而且长江电力梯级电站处在同一河流，其发电量受来水影响成倍增加，主营业务的经营风险在不断加大。
面对金沙江资产收购时的市场承诺和企业自身确立的发展目标，长江电力利润总额必须保持每年6%以上的高速增长。如何破局？这是摆在长江电力管理层面前的一大难题。
过去十余年中，长江电力主要通过收购三峡集团投产机组和成功的资本运作，实现了利润持续高增长。“十三五”期间，长江电力暂无可以收购的投产机组，而仅靠资本运作实现效益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拥有丰富的长江水资源优势和国家级的信用优势，这是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张定明说，“如何让这两大优势产生经济效益？前者为我们主业挖潜提供一定的空间；后者使我们具有强大的低成本融资能力，充沛的现金流为适时开展资本运作和开辟第二主业创造了条件。”
面对电力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长江电力推出“水流-电流-现金流”价值链市场化转型战略，将市场因素导入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让同样多的水流产生更多、更好的电流，让同样多的电流产生更多现金流。“用好每一方水，调好每一度电，流域梯级调度能力是我们向资源争效益、向市场争效益的关键。”2016年，在三峡水库来水偏枯9%的情况下，长江电力仍然创造梯级电站发电新纪录，科学的梯级调度和市场因素的引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和在建大型电站已有几十座之多，如果实行流域梯级统一调度，潜力更大，水资源利用率将整体提升，长江流域就形成一体化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张定明说，“我们努力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进流域梯级统一调度，实现信息共享和利益分享，以更好地服务于长江经济带战略。”
推行产业链延伸是长江电力又一策略。在国家全面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大局下，进军配售电行业成为长江电力的不二选择。在企业经营思路上，长江电力可谓先人一步。
当重庆成为国家首批售电侧改革试点区域后，长江电力抢先布局，积极参与重庆售电侧改革，并与重庆市共同推进地方电网融合，并将其列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作为全球最大水电上市公司，无论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长江电力都要走出去。”张定明说。长江电力管理着世界前十大电站中的三座，拥有强大的巨型电站与巨型C组的运行管理能力和流域梯级调度能力。目前，长江电力已在马来西亚、巴西、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开展水电站管理与技术服务，寻求合作的国际水电企业日益增多。
“国际化发展，我们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发挥好自己的技术、管理和信用优势，同时还要把风险控制永远放在第一位。”张定明说。
2016年，长江电力抓住融资利率处于全年低位的发行窗口，成功发行了5年期、3亿美元和2亿欧元的双币种可交换债券，实现在境外零利率融资，创造了中国企业境外融资多项记录，显示了长江电力强大的国际融资能力。同年7月，成功以1.9亿欧元收购了德国海上风电项目30%股权，半年时间内就回笼资金1200多万欧元。 “引领水电”
无论是资产规模、经营业绩，还是行业地位、生产指标上，长江电力让同行经营者仰慕不已。在发展基数大、规模增长面临瓶颈、电力市场化等重大挑战面前，长江电力怎样去赢得未来？这也是张定明领导的团队一直思考的问题。
“长江电力不发展绝对不行。作为央企，我们责无旁贷要为保增长多做贡献；作为上市公司，我们还要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利润，员工的收入增长才有保障；作为市场主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发展就很快被市场淘汰；作为行业龙头，引领行业发展也是我们的职责。”张定明说。
十三五初期，长江电力就提出“做世界水电行业引领者”的愿景目标，并将在市场化转型、产业链延伸和国际化发展方面有所作为。
作为水电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江电力一直把水电运营管理作为企业核心能力，不仅是管理几座巨型电站的现实需要，也是“走出去”的重要资本。张定明说，“长江电力将通过不断优化水电管理、积累管理经验，通过输出‘三峡标准’助推行业发展，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新技术应用，为解决行业难题、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做出贡献。”
从国外发达市场来看，“发电-配电-售电”一体化的电力企业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电力将坚定不移推行市场化转型和产业链延伸。张定明认为，“我们一定要跟上电力市场化步伐，不等不靠，尽早使长江电力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要果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推进‘发电-配电-售电’产业链延伸，形成三大业务互为支撑、协同发展的新产业链。同时，要为国家深化电力改革主动作为，摸索经验”。
“地球正在变小，资源运作半径却在加大。跟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海外业务，正当其时。”张定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