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现状与前景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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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银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EB/OL].，2016-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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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平，李博勋.民营银行设立对社会福利及国有银行的影响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6，（3）：110-113.

[3]周孟亮，李明贤.民营银行金融创新研究――基于普惠金融发展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6，（5）：59-67.

[4]曹连娟.中小企业融资难制度分析及政策建议[J].武汉金融，2012，（1）：66-67.

[5]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EB/OL].http：///zwgk/2013-07/ 05/content_2440894.htm，20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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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监管 改革 监管模式

1 我国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发展的市场环境

1.1 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

某种意义上来讲，融资租赁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尚处于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点，从与GDP占比指标和租赁市场渗透率指标均偏低的情况可以看出。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也为租赁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对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来讲，有着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市场开拓前景。

从GDP占比指标偏低来看。该指标具体指的是我国的租赁市场业务额和GDP总值的比率。据资料显示，在租赁业与GDP占比指标上，我国和世界租赁市场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在2005年，美、日、德三国租赁业与GDP占比平均值为1.65%。相比之下，在2008年，我国租赁业务为1550亿元，与GDP占比指标仅为0.5%，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大致三倍多的差距。2009年，我国GDP值为335353亿元，按照增长8%来推算我国2010年GDP值，2010年的我国GDP可以达到362181亿元。按照美、日、德三国与GDP占比指标为1.65%的值来计算，我国租赁市场将有5976的市场份额，与2008年市场相比，理论上有着4426亿元的空间差距，这表明有着4426亿元的市场容量需要开发。

从市场渗透率指标偏低来看。租赁实现的设备投资占设备总投资的比例为租赁市场渗透率。2008年，我国的租赁市场渗透率仅为2.25%，这一数值在德国为9.8%、快速发展中国家巴西为11.4%，转轨经济的俄罗斯为4.4%。2008年我国的租赁市场交易额仅为1550亿元，按照10%的市场渗透率来测算，理论上我国的租赁市场交易额应该可以达到6891亿元。

由以上资料可知，我国当前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了租赁市场扩容。在国家总体经济战略上，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经济布局，将对国内经济形成拉动，需要大量电力、运输的设备投资。在具体生活用品市场上，电脑租赁、汽车租赁等租赁需求不断扩大，租赁市场已从传统的设备市场向生活用品市场延伸。另外，在新经济条件下，众多中小企业，在贷款上相对困难，对通过非银行融资租赁进行生产经营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意愿，极具市场开发潜力。

1.2 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在金融租赁市场面临巨大压力

我国的融资租赁市场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1981年4月成立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租赁公司。三十多年来，经过不断发展，截止2009年9月，我国已具有各类融资租赁公司150余家，这其中，银监会审批的金融租赁公司有12家，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审批的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有37家，商务部审批的外资融资租赁公司110多家。另外，还有不少机器设备制造企业兼营融资租赁业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融资租赁服务体系己经形成，融资租赁业务涉及工程机械、医疗设备、民航海运等众多领域，融资租赁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只重要力量。其中银行系融资租赁则是其中的主导力量，给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据统计显示，2009年底，国内12家受银监会监管的大型金融租赁公司，其租赁资产余额达到1507.3亿元，全年营业收入为77.79亿元，利润总额为22.36亿元，比2008年分别增长了120%、80%和61%，发展迅猛。从目前形势来看，这12家金融租赁公司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占了6家，占据了半壁江山。从注册资金上来看，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分别列第1、3、4、7、8名，是国内金融租赁市场的主导力量，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名列第10名。

工商银行等自己旗下的金融租赁公司，在租赁市场上主要投向飞机、船舶、机器、设备等领域，在整个金融租赁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有着强大的资金为后盾，对于资金相对单薄的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来讲，有着巨大的竞争优势。因此，如何应对来自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竞争，巩固并发展市场是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应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2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发展优劣势分析

2.1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优势分析

在资金资产资源方面。开展融资租赁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来讲，融资租赁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由于其银行的核心业务，在注册启动资金上较为充足，工商银行等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注册资金都在20亿元或以上，实力雄厚，这是一般租赁公司难以比拟的。同时，在资金获取上，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往往凭借着大资金的优势，以低回报率的方式占领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另外，银行的金融租赁公司在运作上可以依托银行行业的无形资产和品牌资产，良好的品牌优势更是为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提供了较好的竞争优势。

在客户网络资源方面。由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所在的商业银行在经营信贷等业务中建立起广泛的客户网络资源，为其获取了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难以获得的客户资源优势和风险控制优势。在客户获取上，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凭借其多年信贷经营形成的客户网络和分支机构网络，可以直接获得金融租赁方面的客户信息和资源，在金融租赁运作上，较为容易从业务联系密切的大型设备提供商处获得优质量、低成本的租赁设备。在风险控制上，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由于掌握了许多相关客户的信用资质，可以较好地控制金融租赁风险。相比之下，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则难以获得这样的市场机会和风险控制优势。

在人才队伍资源方面。作为边缘性、多学科性较强的金融租赁业，其业务有着较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所在的银行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大量专业人才。其在市场营销策划、风险控制管理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人才支撑优势，为金融租赁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储备，是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难以相比的。

2.2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劣势分析

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业务运作来看，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目前银行系租赁公司数目较为有限，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在运作上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船舶、航空等大型设备定位为目标市场，眼光局限于单一的大型租赁设备市场，有着市场定位单一的局限性，同时由于这些市场耗费资金量大，在一定程度上使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面临着注册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其相对于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的资金优势受到了牵制，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

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融资渠道上来看，其渠道比较狭窄。受国内目前监管政策制约，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不能从其出资银行取得贷款，资金基本为固有的注册本金，融资渠道受限，极为不灵活。同时按照《同业拆借管理办法》规定，金融租赁公司进行同业拆借前的最近两年必须连续盈利，对新成立的银行系租赁公司的同业拆借行为进行了限制。加之，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喜好于船舶等大型租赁设备市场的业务运作特点，其资金优势大大打了折扣。另外，由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出身于银行业，因此其在金融租赁市场的运作上专业性不高，对租赁标的物熟悉程度不够，对租赁标的物处理经验不足，其维修处理能力也较弱。

3 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竞争策略-以华融金融租赁公司为例

3.1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主营融资租赁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多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开拓，在融资租赁服务方面已全面涉足企业技术改造、工程机械、环保能源、公共交通、医疗保健、印刷出版、船舶运输等领域，为3900多家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累计租赁投资额达790亿元。2006年3月，大型国有独资金融企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占比99.9%，公司进入了稳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截至2010年6月末，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资产总额250.57亿元，净资产26.04亿元，是我国金融非银行租赁行业领先企业之一。

3.2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竞争战略思考

3.2.1 将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的差异化和一体化战略有机结合

针对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市场定位于大型设备租赁的局限性，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应该对现有战略进行优化，将差异化和一体化竞争战略结合起来。在差异化战略上，就是要“放大”。目前，国内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市场开发主要精力放在了航空、电力等大型设备行业，这种战略定位很难取得实质意义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容易导致恶性竞争，这对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是个重要的战略契机。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应尽量回避船舶、飞机等耗费资金量大的大型设备租赁市场，避免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进行正面交锋，杜绝拼“体力”。在一体化战略上，一方面，就是重点开拓大中小企业租赁市场，尤其是收益高、成长空间大的大中小企业客户市场应积极开拓，进行“深耕”战略，将公司的核心市场定位在大中小企业设备租赁，从一体化角度挖掘市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发挥企业自身的在租赁市场的专业性优势，使资金得到效率最大化运用，不断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壮大实力。进而在与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进行竞争时赢得优势。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公司业务，并应尝试性地介入担保和证券市场，择机登陆A股市场，实施整个金融市场领域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做大做强，获取更大的竞争空间。

3.2.2 在非银行金融租赁环境下对金融各项工作进行不断创新

首先，拓展新租赁业务和市场。一方面，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继续做好直接租赁、回租租赁和杠杆租赁的基础上，应积极创新，对转租赁、风险租赁、委托租赁、项目融资租赁，开展与租赁业相关的延伸业务，积极在设备制造业、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运输业、电信等方面积极开拓业务。另一方面，进行产品创新。创新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获胜法宝。在实际发展中，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根据承租企业不同需要制定个性化的租赁方案，进行服务和产品创新，提高金融租赁服务的宽度和深度，通过多样化的租赁方式为承租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其次，充分发挥企业战略联盟作用。在市场的开拓中，尤其是船舶等造价较高的大型设备租赁，对租赁公司资金要求较高，仅凭一家之力有时很难满足客户企业对大型项目的融资需求。因此，在实际发展中，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要更多地与行业内的金融租赁公司进行战略合作，通过合作的方式，协同解决大项目融资需求，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再次，加强租赁经营管理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金融租赁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复合型的租赁经营管理，复合型人才对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在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中，要加大对懂得经济、金融、法律、贸易、管理、税收、会计、租赁管理等知识的专业复合型人才进行引进，提高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另外，还需要加强风险控制，通过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全面了解承租方的财务和信用情况，建立完善的科学风险控制机制，防患于未然。

4 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适宜采取回避银行系金融租赁市场，重点集中开拓大中小企业租赁市场，进行业务与产品创新，并加强企业战略联盟作用，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同时还要加大人才的开发运用，实际上，复合型人才、对金融租赁物及其行业的深入了解和租赁物处理能力正是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非银行金融租赁融资与银行融资的一个主要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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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伦苏.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租赁业务：现状与未来[J].银行家，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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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加深，我国商业银行也迎来了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本文运用我国部分商业银行近几年的数据对比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净利息收入的影响，然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对策建议

一、引言

201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期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平行下调了0.25个百分点，存款基准利率下调至5.35%，贷款利率下调至2.5%。本次调整同时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2倍调整至1.3倍；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做了相应调整。这是继2014年11月20日以来又一次降息，扩大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近一步推进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利率市场化也不断推进，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国内文献综述

黄金老（2000）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利率还是要受政府的控制，商业银行无法根据每个借款人风险承受能力差别确定利率，此时银行与客户的风险就不对称。

王世伟和赵保国（2005）认为利率市场化的本质就是逐渐减少政府对利率波动的控制，使利率的变动随着资金供求、经济活动的风险、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周小川在2011年分析我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意义和具备的条件。

2012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课题组对我国现阶段利率市场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利率市场化是必然发展趋势。

三、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挑战

本文选取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这十家银行的相关财务数据，对营业收入、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以及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进行对比分析，详见如下表：

上述图表中，选取了5大国有银行和5家具有代表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样本，分析了各银行利息净收入所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近四年的数据显示10家银行的平均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9%，这个比重逐年有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我国金融监管的加强，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金融品种的创新，其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跟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非利息收入所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还很低，所以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刻不容缓。

四、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利率风险管理。为了更加有效的防御和减少风险，商业银行应建立以下机制：一是利率风险规避机制，能够有效预测具体的风险，为商业银行作出决定提供帮助；二是利率风险分散机制，即将资金分散投入不同地方，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来减小损失；三是利率风险转移机制，通过使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减小资产和负债的利率方面的风险。

第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从上图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利息差，其中间业务所占的比重还有待提高，而发达国家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占比较大。为了适应将来利率市场化的情况，商业银行需要采取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来增加中间业务领域收入，，减少对传统业务的依赖程度。

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投资者的市场投资信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保护了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使资本的运用处于有序健康的状态，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初步建立，随着社会的发展，还需进一步与时俱进。

第四，加强市场监管。为了增强我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中的秩序，必须加强市场监管，防止不正当竞争和损害银行业整体利益的行为，发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作用，对市场进行合理引导保持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2]王世伟，赵保国.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景分析[J].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金融论坛，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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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资银行；积极效应；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71－05

随着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对外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中国银行业已全面开放，对外资银行运营将不存在更多的区域和顾客限制，银行业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截至2007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1714.6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47%，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4%，其中各项贷款余额951.56亿美元，比年初增长54.7%，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负债合计1554.2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45%，占全部金融机构负债合计的2.3%，其中各项存款余额606.6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68.8%，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1%。可以说，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进一步加大，外资银行已逐步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已经一年多的历程中，金融界此前探讨过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已经被现实验证，但是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究竟会产生如何影响？中资银行乃至中国的金融监管层如何应对这影响？这是实务界、理论界都在热切关注的问题。

一、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现状

（一）经营规模迅速膨胀，网点扩张迅速

截至2007年底，外资银行的总资产由2002年的338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623.6亿元，增长了3.72倍。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也由2002年的1.43%提高到2007年的2.4%（见图1）。由此可见，外资银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规模迅速膨胀。

外资银行在网点铺设的发展阶段上，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步调一致。截至2007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增加到437家，较2002年中国加入WTO第一年的180家增加了257家，增长143%，平均每年新增设近43家营业性机构。截至2007年末，外资法人银行，其中17家已经完成改制开业。在华外资法人银行26家（下设分行及附属机构125家、支行160家）；外国银行分行117家（下设支行9家）。在网点扩张的区域选择上，外资银行大都是采取从上海、北京出发，逐渐将业务网点辐射至全国，其中有197家位于上海和北京，占总数的45%。仅有少数银行选择从省会级城市进入，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张。近年来，外资银行还加快了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及农村地区发展的步伐，目前，共设立营业性机构超过30家，占全国外资银行机构总数的10%。[1]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2年-2007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6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2007年）等资料整理。

（二）盈利迅速增加，资产质量稳步提高

2007年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与资产质量显著增强（图3）。2007年在华外资银行实现盈利达10.6亿美元，为2002年1.84亿美元的5.7倍，盈利能力明显提高，而其不良资产从2002年的13.73亿美元下降到2007年的3.39亿美元，外资银行的资产质量明显提高，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2]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2年-2007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6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2007年）等资料整理。

（三）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股权扩张稳步推进

外资银行在稳步增设网点和机构的同时，还积极参股中资银行，通过股权投资迅速提高他们在中国银行业市场的份额。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主要集中在加入WTO后的近几年；2001年加入WTO后至2005年初，外资开始尝试参股我国中小银行，在此期间外资的商业银行开始成为入股中资银行的主力，股权投资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参股的城市商业银行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和经济比较富裕的中等城市），投资金额合计达到了190.16亿元人民币。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对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限制的逐步放开，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的稳步推进并陆续进入上市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明显加快。

截至2007年末，共有25家中资银行引入33家境外投资者，投资总额212.5亿美元。2007年末有外资银行参股的中国3家国有商业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注：3家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的总股本为9428.38亿股，这14家银行的总股本占中国银行业总股本的比例超过了80%，因此这14家银行的外资股占比情况基本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外资股份额。其中外资股在这14家银行总股本持股达1046.14亿股，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1.09%，可以说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参股程度已经相当大。[3]

（四）业务扩张立足于中间业务和创新业务，业务发展由单一趋向多元化

受网点数量和政策的限制，外资银行很难与中资银行直接在存贷业务等同质化较严重的产品方面进行竞争。因此，外资银行普遍将更多资源用于开展中间业务和金融创新，如衍生品交易、QFII、QDII、个人理财等。2007年外资银行在国内市场加快推出与黄金、石油、股票等重要资产挂钩的创新理财产品，加强个人理财及财富管理的投入，加大对高端客户的争夺。在非利息收入的竞争中，外资银行拥有绝对优势，占总收入比重超过40%，并且业务类型广泛，高附加值的财务顾问、银团贷款服务等占据相当的地位。

随着政策管制的逐步放松，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有80%的外资银行已开展了人民币存贷款业务，95%开展了外汇存贷款业务，85%开展了外汇资金兑换业务，40%开展企业现金管理业务，10%开展人民币理财业务，50%开展外币理财业务，100%开展国际结算、清算业务，40%开展消费信贷，5%开展信用卡服务。总体上看，针对公司客户，主要提供国际结算业务；针对个人客户，主要提供外币个人理财及信用卡等服务。[4]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积极效应

（一）构建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完善治理机制

股权结构单一、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导致中资银行内控制度不严、经营不规范、不良贷款大量产生的重要制度根源。外资银行参股可以改善我国银行的治理结构状况。引入外资银行股东，能够丰富银行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增强股东的监督作用；推动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责，建立明晰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经营管理机制。最终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出现内部人控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规范公司的市场行为，有效提高银行经营效益。

（二）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引入国际资本

外资银行进入可以促进我国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和吸引外资。表现在：第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运作以及对母国客户提供有关来华投资咨询等服务，增强了一些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信心，间接地促进了外国资本的流入。第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为我国境内“三资”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广泛的金融服务，便利了“三资”企业的资金与结算等要求，实际上直接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增加新的融资渠道。第三，外资银行吸引带动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投资的间接作用亦不容忽视。

（三）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推动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创新是促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业效率的重要手段。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将把不断创新的金融新产品带入我国，尤其是把主导现代国际金融市场新潮流的金融衍生工具和产品带入我国，将为我国银行业提供难得的参照体系，通过借鉴外资公司已经成熟的产品和服务模式，提高传统业务以外的高附加值业务能力；外资金融机构丰富的管理与经营经验将产生较大的外溢效应，善于学习借鉴的中资机构在合作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管理与业务能力，从而产生明显的“学习效应”与“示范效应”。这也将促进我国银行进行内部改革，吸收学习国际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竞争力。[5]

（四）增强外部竞争，有利于中资银行加速内部改革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业长期垄断、抑制竞争所致。长期以来，国内市场被少数几家大银行垄断，导致银行业服务水平和经营效率的低下，社会整体福利遭受损失。随着我国金融开发的不断深入，一些具有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高的赢利水平以及强大的产品业务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等优势的外资银行不断进入增加了市场经营主体的数量，客观上对中资银行形成了外在压力，迫使中资银行加快内部改革，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在业务创新和产品开发方面，中资银行近年来加强了技术引进和学习，例如对外资银行推出的结构性存款和卓越理财等理财产品，中资银行能够较快地引进和学习，并做出了积极的市场反应。未来一段时间，伴随外资银行的快速成长，中国银行业格局将发生一场深刻变革，这场变革的主旋律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由此而至的是，中国银行体系的运作效率将不断提高，中国银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将得到提升。

（五）有利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水平

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建立和完善东道国的银行监管体系，降低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和保证银行以较低的成本和更高的质量提供稳定服务。一方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活跃程度高，监管国际活跃性银行显然需要更多的监管技巧和评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程序的能力。这将迫使监管当局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强金融监管。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接触和学习世界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监管实践中。[6]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的挑战与威胁

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为中资银行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有利于引进国外资本，改善中资银行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水平，增强外部竞争，促进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给中资银行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威胁。对此，学术界有大量的讨论。外资银行进入的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我国银行业面临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挑战

从管理体制看，外资银行完全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商业性经营，营业方式遵循的是国际惯例，基本上不受政府干预，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而目前我国国有银行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或多或少地承担政策性业务，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仍占25%以上，在短期内仍将无法彻底摆脱政府干预。从运行机制看，国外银行大多采取混业经营的管理方式，即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我国银行业目前虽正酝酿银行混业经营的变革，但由于银行发展水平和经营状况参差不齐，混业经营政策难以出台。这些都将成为我国银行业今后面临的环境方面的挑战。

（二）外资银行从内资银行手中抢占大量业务和市场

外资银行信誉卓越、服务质量上乘，且大多是混业经营，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商业银行服务，能够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业务要求。外资银行会利用这些优势，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的优质客户资源争夺战，挤占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外资银行凭借其操作规范、管理先进以及与跨国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不仅与中资银行抢夺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而且还向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进军。而与之相反，内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低、以存贷款为主要业务、金融服务技术不成熟，因而还不是外资银行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定削弱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及盈利能力。

（三）外资银行会加剧国内银行业的金融风险

一是我国国内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近期虽然采取了充实资本金和成立资产管理等办法，但在力度上还不够。随着外资银行在我国市场份额的逐步增加，外资银行将逐步分流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从而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引发财务风险。二是外资银行的国际性强，金融交易技术复杂，但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监管力度不强、监管部门尚欠协调，使得中资银行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大金融体系的风险，如果监管不善，极会引发金融安全的风险。三是外资银行可能把中资银行作为其转嫁风险的一个工具，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金融风险转移到中资银行身上，将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或传递到国内。[7]

（四）中外银行的人才竞争进一步加剧

本土化是外资银行的一项基本战略。随着外资银行产品线的不断延伸和机构网络的迅速扩张，对人才的需求量也在成倍增长。为了在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外资银行会设法“猎取”中资银行体系中的优秀员工和业务骨干，利用高薪、出国培训及优越的环境来吸引国内商业银行高素质人才加盟，使本就稀缺的国内商业银行优秀金融人才流失，削弱国内商业银行竞争力。一项针对35家外资银行的调查显示，目前这35家银行的员工总数为7000人，2008年将增加到17000人，增幅为150%。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外资银行从中资银行竞争人才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中高层管理人员，各层面的人员都将涉及。特别是对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的客户经理、资金交易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领域的专业人才的争夺将更为激烈。

（五）外资银行进入增加金融监管难度

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银行业将呈现混业经营发展趋势。这对我国的监管体制及水平提出了挑战。首先，外资银行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运营资金不到位、将境内资金调入国外套利、少缴或漏缴存款准备金、转移利润逃避税收、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而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还比较低下，如果对这些行为监管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体系风险。其次，外资银行进入将带来许多我们并不熟悉的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工具，这使得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对这一体系的监管变得更加困难，谨慎性监管成本将大幅增加。

总之，伴随着中外银行竞争的不断加剧，外资银行不断扩张与成长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和发展格局也将由此而发生变革。未来几年，中国银行业整体市场格局的变化依然不会太明显。但是，随着外资银行进入规模的不断加大，外资银行将在局部地区和业务领域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局部市场的格局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四、我国银行业应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对策与建议

虽然外资银行进入整体上有利我国银行业的持续发展，但其全面进入所导致的激烈的客户竞争、人才争夺、市场扩展等如果处理不好，也将对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风险水平以及整体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积极应对外资银行进入引导其积极效应的发挥规避其负面影响，成为我们所必须深刻思考的命题。我们认为；从商业银行微观层面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从宏观层面优化政府行为策略正是我国破解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

（一）从微观层面来说

我国国内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应大力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外资银行激烈竞争。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借鉴世界知名外资银行的成功经验，通过准确市场定位培育核心客户、加快产品与技术的创新、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来优化自身的经营策略；通过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给予优秀管理技术营销人才有效激励以应对外资银行的人才争夺；通过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加强中外资银行的合作，从而应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市场扩展；通过完善风险防范机制，积极控制有效管理在同外资银行竞争中所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保持整体银行业健康发展。

（二）从宏观层面来说

政府应通过转变自身的职能、优化对外资银行监管、放松银行业对内准入管制，鼓励民营银行发展等手段，积极发挥外资银行进入的积极作用而规避其消极影响。为了提升商业银行自身竞争力，我国政府应该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直接干预与限制市场和企业活动，转到加强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转到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管制方法，健全金融管制的法律、法规基础，为金融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上。与此同时，为了规避外资银行进入的负面影响，我国必须优化对外资银行监管，通过完善监管法规和制度使得外资银行监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提高监管专业化程度减少相应的监管成本以确保监管的有效性，通过增强监管的审慎性而非强调具体经营行为管制来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维护整体金融稳定与安全。■

参考文献:

[1]李晓峰，陈光.在华外资银行经营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0，（5）.

[2]杨华.中、外银行核心业务、核心竞争力对比[J].国际商务研究，2000，（5）.

[3]陶士贵.外资银行争夺优质客户的策略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2，（11）.

[4]中国银行国家金融研究所课题组.外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竞争状况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金融，2003，（4）.

[5]李良，陈晓红.外资银行的专利壁垒与我国商业银行的专利战略[J].金融论坛，2004，（4）.

篇5

摘 要 我国商业银行传统内部审计存在审计缺乏独立性、审计方法落后、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而在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中推行风险导向审计 ,可以达到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效益和防范风险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应当遵循清晰的指导原则,通过风险信息收集、风险预警测度、实施审计程序、评估和报告四个步骤来完成。

关键词 商业银行 内部审计 风险导向审计

内部审计是银行资本市场和交易业务检查的中心环节，它既是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银行进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已经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内部审计体系，风险管理意识也不断增强。但是，与国外先进的内部审计管理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在内审理念、人员素质、审计技术、内审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缺陷。因此，加强以需求为导向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工作，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导向审计

（一）风险导向审计的概念

所谓风险导向审计是指内审人员在审计过程自始至终都以企业风险分析评估为导向，根据量化的分析水平排定审计项目优先次序，依据风险确定审计范围与重点，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进行评价，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协助企业管理风险，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独立、客观的签证和咨询活动。

（二）风险导向审计的特点

1.审计重心前移，从宏观上把握审计风险

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外审围绕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计划和实施审工作，审计工作的中心实现了由内控测试到风险评估的转变，风险评估的结果决定了审计人员需要关注的高风险审计领域和重点审计项目、审计资源的分配、审计证据的性质和数量。

2.注重分析程序的运用

风险导向审计从风险评估到最终审计结论的确定均可使用分析性程序。应当风险评估和总体复核阶段运用分析程序。当使用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能更有效的将认定层次的检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时，分析程序可以用作实质性程序。

二、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审计无法满足管理者的需求

为了满足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需要，内审工作的重点由原来的“真实性、合规性审计”向“效益性、风险性”审计转移，在经营审计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风险管理审计和公司治理审计。而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内审工作还是停留在以查错纠弊为主的事后审计，这种审计目标容易导致内审部门过于重视细枝末节，而忽视了银行主要风险的控制。

（二）内部审计方法技术落后

科学、有效的技术手段是强化内部审计的重要保证。在银行业风险日益增多，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日渐重要的大环境下，原始的、传统的工作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需要，同时也影响了内部审计功能的发挥。

三、风险导向审计在我国商业银行内审中的应用

（一）运用风险导向审计理论，重视了解和测试，实现防范风险的目的

根据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审计工作应从分析风险入手，在全面了解被审单位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关注该机构的特殊风险，确保内部审计能够发现业务经营活动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风险隐患。由于银行审计的特殊性，其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都较高。在审计准备阶段，就加大防范力度，加强审计风险分析，最后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和范围，即可将审计风险减少到满意程度，实现防范风险的目的。

（二）运用风险导向审计准确确定审计的重点和范围，提高审计效率，有效地降低审计风险

在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中，当前首要的是防范风险。从商业银行的现状来看，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案件是最大的金融风险，这些重大问题和经济案件对金融体系危害严重、影响广泛，比较典型的如最近暴露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的10亿元票据诈骗案、中国银行北京某支行6亿多元的假按揭贷款案。因此，进行内部审计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要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进行评审；审查资产质量；对会计业务审计；对信息系统和金融创新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三）以IIA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为指导，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

一是在编制审计计划时，应该在对可能影响机构的风险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计划，确定审计项目。二是确定审计范围时，要考虑并反映整个公司的战略性计划目标，并每年对审计范围进行一次评估，以反映机构的最新战略和方针。三是编制审计方案时，应该在评估风险优先次序的基础上安排审计工作。

（四）实现审计手段电子化，提高审计工作水平

商业银行电子化、网络化发展迅速，数据集中程度较高，基本形成了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的业务处理系统，因此，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电子化运用范围应随着商业银行电子化、网络化发展进一步扩大。首先，要在业务处理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中设置审计接口，并建立包括有关金融法律法规、行业发展状况，市场信息的数据资料库。其次，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内部控制风险的评估，确定标准内控的模型，并经常调整、完善，以提高内部控制风险的评估效率及其准确性。第三，运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分析性测试，提高分析的速度和准确性，扩展分析的范围。第四，运用计算机进行统计抽样，避免人工抽样检查的不足， 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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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交易中心9月21日公布，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为6.6997。这是自9月10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创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在8个交易日里，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820个基点。

央行9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创下近4个月来的最高。截至8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达210368.08亿元，较7月末新增2430亿元。分析人士认为，8月份人民币升值预期较5月和6月有所回升。此外，在经过5月和6月的调整后，市场或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获利空间重现，国际投资资金重新流入。

调查显示近6成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全国银行家、企业家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三季度宏观经济热度指数略降，企业家信心指数基本平稳，银行家信心指数较上季大幅提高，创2006年二季度以来新高。专家提醒，综合这些指标来看，当前经济仍处稳健运行态势中，需高度关注资产价格问题，做好通胀预期管理，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有效引导消费。

本次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三季度物价满意程度略有提高，消除季节因素后物价预期指数略有下降。尽管较上季下降0.6个百分点，但仍有58.3％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同时，预测下季物价上涨的居民比例上升，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也继续攀升，居民的通胀预期依旧不减。

五大国有银行拨备率超过2.5％

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目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拨备率指标(拨备／总贷款余额)全部超过2.5％。如果按此要求，部分股份制银行未来存在较大拨备计提压力。

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日前表示，目前商业银行拨备率大概在2.4％左右，　“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拨备率还是比较好的。”

消息人士透露，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虽然监管部门有意在201 1年将商业银行拨备率指标提高至2.5％，但还需和财政部及银行进行沟通，在充分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实际情况后，再确定拨备率这一监管指标的具体数值。

2010年3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创近4年新高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2010年3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创近4年新高，宏观经济预期指数2009年以来首度回落，银行家预计货币政策将维持现状的占比大幅提高。贷款需求指数继续回落，个人购房贷款需求止跌回升，银行业景气指数处于高位，经营预期良好。

住建部：9月底前各地保障房项目须全部开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日消息显示，为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中央财政692亿元专项补助资金已全部下达。住建部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税费减免政策，探索统筹使用各类保障性住房补助资金。各地9月底前必须实现保障房安居工程项目全部开工，年末建成或基本建成的要达到60％以上。

截至目前，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完成投资4700亿元，占全年计划的60％，中央财政692亿元专项补助资金已全部下达。当务之急是加快将已筹集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进一步明确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税费减免政策，探索统筹使用各类保障性住房补助资金。此外，各地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立的融资平台不在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范围之内。

消息称新房产税国庆前后出台调控更重长效机制

消息人士日前透露，新的房产税是对原来的房产税政策进行修改，可能在国庆前后出台。“目前有几个方案，但是不知道具体用哪个，但是估计明年元旦实施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开发商似乎并不知晓此事。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表示，自己未听说即将出台房产税方案的消息。

198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目前只针对城镇经营性房屋和出租房屋征税，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则免征房产税。由于开征物业税程序复杂，专家普遍认为，扩大房产税征税适用范围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上述消息人士也表示，这次有关部门重新修改房产税，　“加上新东西，不需要人大批准，国务院批准即可，时间短，效率高”。

银监会：会适时出台中国商业银行监管新框架

银监会方面称，本轮资本监管国际规则的改革凸显了银监会长期坚持审慎的资本监管所取得的成果，使中国银行业在本轮资本监管改革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总体来看，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对国内银行的短期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9月17日，银监会相关负责人透露：“待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公布资本监管改革最终方案后，银监会将适时出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和路线图。”针对中国银行业的相关监管框架和具体路线图的出台时间，最大的可能是在今年年底前，因为此时巴塞尔委员会资本监管改革最终方案已尘埃落定。届时在新的监管框架中，银监会将调整和完善国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包括数量标准、质量标准、时间表、监管手段等。银监会方面称，本轮资本监管国际规则的改革凸显了银监会长期坚持审慎的资本监管所取得的成果，使中国银行业在本轮资本监管改革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成品油定价新机制将考虑国内因素

国家发改委正在就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在业内征求各方的意见。9月20日，从中石油、中石化内部人士获悉，发改委本月已对7月份下发的意见征求稿进行了修改，已否定了原稿中提出的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石油公司的方案，但是，新的定价机制很有可能加入“国内因素”。

纽交所：今年可能有1 2到1 5家中国企业去纽交所上市

来自纽交所中国代表处提供的最新信息显示：包括搜房网，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8家中国公司到纽交所IPO上市，此外还有两家中国公司正在为在纽交所IPO上市做路演，估计今年全年会有12到15家左右的中国企业去纽交所IPO上市。

中国房地产门户网站搜房控股有限公司9月17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交易代码为“SEUN”。纽交所资料显示：搜房网是2005年百度上市之后，第一家-纯互联网概念的中国公司在美IPO上市，引起了美国投资者极大的兴趣。在金融危机之后，互联网行业相比其他行业，更加凸显其持续高速增长的潜力。就中国而言，在互联网垂直门户、电子商务、视频网站、网络社区等细分行业，都有多家公司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也准备在未来1～2年内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

财政部及汇金承诺全额认购工行配股

21日，工商银行公告称，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于近日向公司作出关于认购工行配股股份的承诺。

7月28日，工行董事会决议，将按每10

股配售不超过0.6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A+H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50亿元。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该行中期业绩会上曾表示，争取在今年完成配股。

根据公告，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均按其持有工行股份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工行董事会于2010年7月28日审议通过的配股方案中的可配股份。目前，中央汇金公司持有工行35.4％的股权.财政部持有工行35.3％左右的股权。

八成基金逆势加仓华夏7周来首次翻多

上周市场创出自7月初反弹以来最大周跌幅，基金却选择逆势加仓，且加仓基金超过八成，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较为一致的仓位调整行为在今年较为罕见。在中小盘股估值整体高企，大盘蓝筹“休整”之际，观望大盘蓝筹，撤离高估值中小盘，加仓二线蓝筹，则成为部分基金近期的首选投资策略。

近两个月来，市场震荡区间逐步收窄，基金加仓、减仓的腾挪空间并不大，但在震荡市中，波段操作依然是多数偏股基金投资策略。

国都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认为，上周选择加仓的基金超过了八成，如此一致的仓位调整行为在今年还是较少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金认为股指向下调整的空间有限，对后市还是相对乐观。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高管辞职套现效应被放大

创业板公司高管辞职潮是目前资本市场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创业板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所持的股票，全部出清需要四年。然而，由于创业板公司高估值的诱惑，一些董事、监事和高管甘愿辞职变现。这样，离职半年后，他们持有的股票便可全部出清。

创业板周年即将来临，一大批持股高管也将迎来收获季节，这让不少市场人士对创业板高管批量辞职进而减持股份表示担忧。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共有33家公司的67名高管辞职，其中持有股票的高管仅为22人，接近三分之二的辞职高管是无持股的。而这22名持有股份的辞职高管中，又有两种情况不解除锁定，第一种是作为控股股东本身已承诺锁定三年；第二种情况是辞去原职之后仍兼任董事、监事的，也不解除锁定。深交所表示“不排除个别高管趁机辞职套现，但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

尚福林：根据经济发展拓宽期货公司业务范围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20日在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表示，监管部门将继续促进期货公司规范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拓宽其业务范围以促进“质”的提升。期货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认清自身的职责和存在的价值，要在抑制过度投机和服务套期保值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

尚福林表示，近年来证监会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建设，使期货市场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期货市场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通过这些年发展，期货行业结构得到优化，做优做强的内外部驱动能力日益增强，已经具备了在更高层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

尚福林强调，一方面监管部门将继续促进期货公司规范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拓宽其业务范围以促进“质”的提升。另一方面期货公司要不断深化中介机构的功能定位，逐步提高服务产业客户和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市场的协调发展。

李毅中：以汽车等为重点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针对日前中国国务院的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既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亦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重大举措。

李毅中在接受媒体提问时指出，工信部将以汽车、钢铁、水泥、机械制造、电解铝、稀土等行业为重点，抓紧落实《意见》，细化有关政策和配套措施，积极协调各地区清理限制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的各种规定。

李毅中说，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合理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和改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国家能源局局长：中国成为全球核电在建规模最大国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20日表示，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一号机组顺利投产，结束了连续几年核电装机徘徊不前的局面，今后每年都将有一定数量的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行，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的4000万千瓦规划目标有望提前四到五年实现。

张国宝在核电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核电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发展速度逐步加快。截至目前，国务院已核准34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3692万千瓦，其中已开工在建机组达25台、2773万千瓦，是全球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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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中国；问题；前景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2.050

1 引言

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指的是通过一些特殊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将较低流动性的贷款或者其他债权性资产进行打包、组合，重组其风险和收益要素，让其转化成为在金融市场中可流通的证券，该资产组合能在未来条件下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

资产证券化的特征是“一个基础，一套机制”。“一套基础”是指把现实资产作为信用基础。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对象就是现实资产，想要确保资产证券化这种交易机制就必须要确保资产的真实性，使资产证券化方式的风险更低。“一套机制”是指将风险收益真实化作为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制，目的就是要使产权更明晰。

资产证券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利率市场化导致了金融市场脱媒现象的出现，储蓄贷款协会等组织大多因此面临流动性危机。为了帮助这些组织抵抗流动性风险，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创新出第一只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随后，资产证券化在美国快速发展。

而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起步较晚。我国在2005年，通过银监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的，资产证券化才缓缓拉开帷幕。2008年，又因美国次贷危机暂停，于2012年央行才决定重新启动，2013年8月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逐步扩大试点范围，2014至2015年，资产证券化业务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断上升，使央行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虽然总体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规模并不大，但是在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中却也包含着资产证券化的成分。

2 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资产证券化改变了传统业务的“发起―持有”模式，变为“发起―分销”模式，使商业银行和投资者之间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逆向选择，即因为商业银行知道贷款会被打包出去，因此会放松对贷款发放的审查，故意将一些问题贷款掺入资产包，从而导致基础资产的质量恶化；二是道德风险，即商业银行将贷款剥离之后，收益和风险也都转到投资者名下，因此商业银行便不再像原来那样认真跟踪监督贷款使用行为，增大违约风险。

而我国的资产证券化，除了以上的“通病”之外，还有我们自身的特点。

2.1 资产证券化流程简单，品种单一

在美国，资产证券化的融资链条一般包括七个步骤：发起贷款、贷款打包、发行ABS、组合ABS、发行CDO、ABS中介和批发融资。假如基础资产质量较差，则需要更多步骤的证券化来分散风险。相比之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链条相对较短，且基础资产种类单一。

2.2 基础资产集中、相似度较高

我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时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且行业选择较为集中，而企业的资产证券化也大多以基建项目为主，较为相似。

2.3 二级市场流动性差，银行间互相持有现象较为突出

由于发行规模较小，监管协调不足且受到政策障碍，虽然我国明确提出“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可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且券商体系的交易所、转让平台和柜台交易已经对ABS和ABN开放，但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仍不活跃。从投资者的分布结构来看，银行之间相互持有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现象较为严重。其中，商业银行是最大的持有者，曾占比80%以上，虽然此现象在今后几年有所好转，但比重仍大。银行间互持，不仅不能起到分散风险、加速银行体系的资金周转速度的作用，还会阻碍债券市场的发展。

2.4 证券化仍处于试点阶段，政府干预色彩浓重

我国还未建立起完善的保障资产证券化正常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且对发起人和发起额度进行控制。同时，监管不完善，信用评级等相关服务不到位也会对阻碍证券化的发展。

3 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深化、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但与此同时，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3.1 引入时的短期性

我国在最初引入资产证券化时，目标比较明确，就是希望这种金融体制可以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高的问题，这种短期性的观念会阻碍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3.2 缺少合格基础资产

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机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整个大厦都很危险。当前我国用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主要是大型企业的应收账款、商业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等等，而现实资产却较为缺乏。

3.3 参与主体受限

投资主体多是机构投资者，虽然包括很多银行、券商、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和很多大型公司，但由于市场割裂，投资主体仍然有限，分散风险的目的难以达到。

3.4 资产证券化收益不高

我国对发起人的风险自留要求，使发起人持有至少5%的次级贷款，以减少其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这样其实并不能真正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除此之外，5%的次级证券的持有必须要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且如果把其他风险考虑进去及扣除相应的资本，银行发起资产证券化就有可能增加资本占用。

3.5 缺乏专业人才

人才是发展的核心，想要成功发展资产证券化，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我国目前从事资产证券化研究的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并不高，既有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能良好掌握操作和与其配套的相关知识的人才很少，缺乏深入了解和掌握资产证券化相关知识的研究团队。

3.6 产品评估认可度不足

众所周知，在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之前必须要经过中介机构进行信用评级，但是我国的中介机构信用评级市场不发达，信用评级系统不完善，相关业务不健全，评级方法不成熟，使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很难对评估结果产生较大认同。

3.7 相关法律不健全

资产权属抵押登记过程繁琐，一些变更登记尚无法律依据，多个交易市场割裂，多套监管体系并存，使监管很难协调。

4 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前景分析及政策建议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允许许多企业在运营中加入杠杆，埋下金融隐患。在未来几年，需求难以快速上升的情况下，我国将会进入去杠杆阶段。之前，我国政府主要是通过锁定利差来保障银行收益，向银行注资来帮助其剥离不良资产。虽然成效显著，但同时付出了巨大代r。在今后的十年之内，资产证券化机制将会被中国作为一种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不断采用，资产证券化将在外来的中国快速发展。

为此，我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4.1 出台专项法律法规，促进资产证券化规范发展

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已经8年，但是仍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体系来使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更加标准化，使其审批过程更加简便，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

4.2 促进参与主体、投资者和产品的多元化

要不断扩大发起机构的范围，增大基础资产的范围，开展有特色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除此之外，要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和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机制起步比较晚，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实现跨越式发展。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使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4.3 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线，避免过度衍生化

2015年，由于我国在证券化的基础上叠加了衍生产品，使资本市场大幅震荡，所以我们要坚决限制此类事情再次发生，限制信贷资产证券的复杂化和杠杆化，抑制过度投机，坚持以所筹集到的资金是否进入实体经济为标准，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现象的发生。

资产证券化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资产证券化，我们可以盘活商业银行的存量资产，提高资金周转率，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深度发展，促使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转型升级，并对影子银行的健康发展，提高投资者对影子银行的自信心具有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超英.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和效应[D].上海：复旦大学，2004.

[2]刘丽娜.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实践及政策思考[J].金融监管研究，2014，（3）：52-55.

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 固定资产 管理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第一，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第二，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2006版会计准则取消了原会计准则中“单位价值较高”这一条件，但实务中企业仍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将单位价值在一定金额以上的项目计入固定资产，而商业银行一般是将因经营管理或提供服务而持有，使用年限超过1年，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含）的有形实物资产定义为固定资产。

一、 商业银行固定资产管理现状

目前商业银行的固定资产管理均遵循“统一规划、授权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实行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三级分行共4个层次的管理体制，总行根据国家政策和本行经营战略，统一制定全行固定资产投资规划。各级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对辖内固定资产的购建、装修、使用、保管及处置管理权限，并承担相应责任。财务会计部门作为价值管理部门，负责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规章制度，组织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办公室、科技、保卫等实物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制定配套的实物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固定资产实物台账，负责固定资产购置、建设、验收领用、维修保养等事宜，监督检查固定资产使用情况，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固定资产使用部门负责拟定固定资产需求计划，规范使用和妥善保管领用的固定资产，接受固定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及科技的不断进步，近几年来五大商业银行固定资产投资呈快速增长态势，以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个二级分行为例，2011年至2013年固定资产每年新增额分别为949万元、2466万元和6941万元。随着固定资产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加强固定资产精细化管理，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结合近年工作实际，就如何改进和提高固定资产管理工作阐述一些看法。

二、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受到了各级管理者的日益重视，但随着固定资产管理要求不断提高，财务核算制度的调整以及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些因为管理不到位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而逐步呈现出来。

（一）固定资产盘点不严，资产清查存在难度

按规定各级分支机构每年都组织进行一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但由于实际工作中固定资产使用地点多、电子类机具数量大且型号相同，加之固定资产卡片信息填写不规范、固定资产部门之间调剂频繁，固定资产实物缺少编号，为固定资产的清查带来了一定难度，错盘、漏盘、重盘现象在所难免，清查工作难于做到真实细致。

（二）帐实不符一定程度上存在

账实不符主要表现为有账无实、有实无账和账实不匹配。其主要原因有：调出、报废及损坏的固定资产，未能及时进行账务处理；使用部门不了解固定资产报废流程，在网点搬迁、装修及资产清理过程中擅自处置、报废固定资产，造成有账无实；出入库管理规定执行不到位，实物管理部门未办理出入库手续直接调出固定资产，使用部门直接领用固定资产，从而造成在账实不符；通过费用等其他途径形成的固定资产，未反映在固定资产账户，造成有实无账。

（三）固定资产核算处置不规范

一是固定资产装修改造，未能将拆除部分或者上次装修费一次性转入当期损益，虚增固定资产价值。二是项目竣工决算造价不真实，为逃避预算投资控制内，对建设项目进行拆分处理；由于工作疏忽决算未能包含所有费用项目，从而造成漏项。三是在建工程达到预定使用状况或完工已移交使用，但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

（四）固定资产投资事先论证不严谨

一是营业网点规划建设不科学，商业银行出于同业竞争、业务发展、经营转型等方面考虑，每年都会进行一定规模的营业网点新建、扩建、搬迁、装修等项目，基层行有时为了完成上级行网点建设任务，在进行网点购置、选址、装修方面未能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从而造成网点选址不当、装修投入过大，未能达到网点建设目标。二是网点建设周期过长。为降低装修对业务产生的不利影响，网点装修改造过程中一般将建设周期控制在二至三个季度内，但实际工作中往往超期，其原因主要有是银行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情况缺乏有效应对措施，另外一个施工方不认真履行合同，施工过程中物力、人力投入不足，从而导致了预算不断变更调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五）固定资产管理粗放，浪费现象时有发生

一是营业网点营业面积过大，建设时各类功能区齐全，投入使用后缺少相应人力资源支持，造成网点及设备闲置浪费；二是贪大求全，盲目攀比。装修改造中盲目追求高档豪华，不切实际，未能做到物尽其用；三是设备购置缺乏技术把关，业务使用部门不是根据工作需求提出采购申请，而是片面追求设备大、好、全，导致购置的资产大材小用、性价比低。

（六）闲置固定资产管理不严，降低了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因管理松懈部分有使用价值、可调剂使用的固定资产闲置浪费。闲置房屋对外租赁价格偏低，甚至因缺乏管理被他人无偿长期占用，不仅租金无法收取，还可能导致财产的占有权和处置权无法落实。

三、对策及建议

固定资产作为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经营的重要物质基础，是银行业务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提高财务精细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管理者必须通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扎实做好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从而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益，保障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

（一）完善固定资产制度，规范流程操作

建立和完善各类固定资产登记、调拨、管理考核等规章制度，通过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使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熟悉和掌握固定资产规章制度，从而规范管理行为，提高固定资产管理水平。严格出入库管理，严禁私自调拨固定资产，调拨固定资产时调拨单与固定资产实物同时下发，不要使实物与单据脱节，确保固定资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一致；提高工作责任心，固定资产卡片记载信息一定要要做到全面、详细，绝不能简单、随意，做到卡片与实物型号、规格一致；规范财产清查制度，盘盈、盘亏固定资产必须查明原因，并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

（二）规范固定资产核算，正确反映固定资产价值

要加强入账依据的审核，检查会计资料手续是否齐全，金额是否控制在上级行批复之内，杜绝项目拆分；加强项目完整性审查，认真检查项目决算、审计报告，防止项目遗漏；认真核查改扩建项目，严格按照会计核算要求结转改扩建项目的固定资产原值；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及时结转在建工程，切实做到账实相符；对固定资产毁损、提前报废的，及时按规定的权限进行报告和账务处理，并注销固定资产卡片。

（三）完善营业网点建设的评估、评价制度

要通过对营业网点区域发展现状及市场前景分析，科学合理地进行网点建设规划，并由此制定可行性分析报告及投资预算方案；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对施工过程全过程进行严格监控，及时掌握施工现场信息，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对不认真履行合同的供应商依据合同收取违约金，对履约能力严重不合格的供应商坚决列入 “黑名单”，从而避免网点建设周期延长现象的发生。

（四）严把固定资产的配置、采购关

固定资产配置要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使用部门购置需求要进行充分论证，要全面了解业务需求及设备功能用途，技术部门要参与设备的论证、采购与验收过程，减少采购的盲目性，做到资产的合理配备和节约、高效使用。

（五）加强闲置资产管理

要根据闲置资产的性质、类别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对于微机、电子机具类闲置资产要在全行范围内进行调配，使闲置资产在不同机构、部门间进行流动，最大限度的发挥固定资产使用效益；对拟对外出租的闲置房屋，要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合理租赁价格，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保证金确保租金及时收取及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参考文献：

[1]王玲.商业银行固定资产风险的形成和对称分析[J].风险管，2013，10

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 泛货币 社区金融 社区银行

一、序言

在中国，农村土地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95%，人口占近55%，总体人口众多，分布不均，发达程度平均较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农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到2011年我国农村年生产总值仅约占GDP的10%，发展潜力巨大，所以我国必须把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切实搞好“促进农业发展、维持农村稳定、促使农民增收”三农问题，才能振兴国家经济、尽早建成小康社会。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要彻底搞好农村经济，在现阶段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金融。虽然我国对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只是进行在体制和经营管理方面，在农村市场化方面却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随着农业战略结构性调整的推进，又出现了影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诸多因素。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其金融改革仍然必须对现行金融体制的弊端进行深刻认识，从根本上将这一项复杂的农村金融系统工程全面、高效地建设好，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农村金融新局面。

图1 金色的新农村

二、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状况

（一）农村金融系统方面的现状

总体来看，农村金融市场供需矛盾是长期存在的。

尽管在农村金融问题与农村金融体制的关系上，因果关系难于理清，但毕竟是“农村金融问题”存在在先，“金融体制”因“农村金融”的存在而出现，金融体制的缺陷宗是因对“农村金融问题”分析理解得不透、制定的对策有偏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或不及时，进而或造成次生“农村金融问题”。因此欲彻底解决农村金融体系诸多问题，首先必须理清“农村金融问题”，第二要理清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所呈现的金融体制及其所制定的对策相对于“农村金融问题”的偏差在那里，第三才是最终求得“农村金融问题”得以全面、高效率的改革、实现良性循环。

1.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发展历程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影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在70年代末，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体，农行通过执行着“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任务主导着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银行一面办理着农村的金融业务，一面管理着农村信用社，另外还承担了农村大量的政策性任务，总体履行着政策性与经营性双重职能[2]，呈现的既是企业又是机关的银行体制；此时的以农业银行为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讲，是有着其相对独立性的。

1984年1月，在我国的“中央银行+专业银行”的金融体制基本确立的同时，“企业化改革”摆上了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各专业银行的议程；“七五”期间，政府倡导的“专业银行打破分工界限、进行业务交叉”，使得专业银行的专业性（或曰“专业界线”）开始模糊，国家通过专业银行对各大金融领域的分工式管控逐渐趋淡，多家专业银行的趋同性迅速增大。这虽有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合理需要， 但也孪生了竞争成本和金融风险加大等消极的现象；同时也滋生了农业银行逃离农村的现象、并加速了逃离的速度。

1993年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现有专业银行要逐步转变为商业银行”。据此，农业银行明确了“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经营原则，构建了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的基本框架。但此时，在农村，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性金融和农村信用合作金融等尚都还基本掌控在农业银行手中。

1995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家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初步分离；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也脱离了长达17年之久的行政隶属关系，从而，在农村金融领域中呈现出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齐头并举的新局面。农业银行从此才真正完成了由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基本消失，重担转而落在了“产权不清、责任不清”的刚刚从农行中分离出来的农村信用社的羸弱的肩膀上，而农行则轻装上阵、放下了它本不该放下的（或说不该放下得那么多的）对农村金融的服务义务，转而“商业”去了。

可见，农业银行从小到大，从身兼数任到逐渐分离、脱钩、再到心无旁骛办商业银行，整个的商业化历程，体现着其政企分离的必要性，但其与其他专业银行业务趋同的同质商业化，却对我国原有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了严重的破坏――尽管这个“农村金融体系”在体制上、内容上等也故存有须要变革的诸多问题。

2.目前各家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布局，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还有农业保险和邮政储蓄机构网点等。

（二）农村信用社

由于农业银行自1995年完成商业化后，便开始大幅收缩农村基层业务，从而使刚摆脱农业银行管理的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农业贷款的比重由1979年的26%上升为77.7%。但在各大银行纷纷撤出农村以后，当今农村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实力，为农户提供的贷款非常有限，根本无法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据统计，2006年全国农户贷款面仅为25%，而且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壮大，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重由1990年的46.2%，迅速降低到2000年的34.2%；

另外，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在其独立后，便遗留下一个“产权不清晰、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产权不清”，会导致“政府会对一切不良贷款负最终责任”预期的产生，也会造成“治理结构的残缺”，最终形成当地“谁负责谁说的算”，广大农户的需求自然得不到公平满足。

（三）中国农业银行

由于农业银行大幅收缩农村基层业务；从结构来看，农行的农业贷款占全部农业贷款的比重由1979年的74%下降为2001年的22.3%[3]、2006年的10%。

（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随着粮棉购销市场化进程加快，粮棉流通领域政策性经营空间缩小，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收购贷款业务量大幅下降；但实际中，仍存在大量未获满足的实际需求，说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仍有较大的服务空间。

（五）邮政储蓄

利用网点多、深入乡村的特点，邮政储蓄大量吸收农村储蓄并转存人民银行，2006年，邮政储蓄新增存款及其他各类资金2304.48亿元，其中50%以上来源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资金运用方面，由于资金全部上收总局，98.27%用于同业存放和证券投资，没有流回农村，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很难回流到农村地区。

（六）农业保险

由于目前中国对农业灾害损失主要依靠国家提供灾害补助的方式进行救助，普遍存在援助力度不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所以我国的“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风险管理中并没有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保险作用。

（七）当前农村金融系统存在的共性问题

1.在农村欲获得贷款极难。

2.农村资金严重外流。

农业银行在农村的资金投放呈逐步减少趋势，农村信用社目前实际上也成为农村资金净流出的重要渠道，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很少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

3.农业货款风险分担机制和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建立。

4.农村的金融服务意识较城市淡薄。

（八）农村金融需方现状及存在的共性问题

农村金融市场需方有着与城市迥然的特殊性。

首先，农村的各类消费和生活需求的种类和比例与城市大不同。

以我国北方为例，冬春季，需要钱购买农药、种子、化肥，春夏交际，需要钱购买农机、雇工种地，秋冬，收，卖，换成钱，准备过年，准备第二年再生产……尽管它们也有日常的消费，也要购车、医疗、旅游……但他们的各类消费和生活需求的种类和比例与城市大不同，其笔数多、每笔数额相对小的特殊性鲜明。

其次，农村金融市场各种供需矛盾种类繁多且长期存在。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甚至于丰年还是荒年、收的是玉米还是青稞、养的是海参还是河蟹，上周的价格如何、一个半月后的天气能否影响收入、能否保鲜，张家丰还是李家荒，林林总总，其地域性、时间性、差异性等都十分鲜明，且不尽相同，这时时处处都有的金融需求，自然就依存有金融供需的矛盾，且年年重复，长期存在。

第三，“以物易物（英文barter）”仍大量存在。

以物易物，是有社会契约或明确协议条件下的价值交换模式。具体是用自己已有的物品或服务与别人交换，以从别人处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以物易物”是“使用货币做买卖”贸易模式出现之前已有的一种交易方式。以物换物不同于买卖，并没有使用任何现行金钱作为交易的工具，所以以物易物不一定是一场等价交换，只要双方商洽即可。

“使用货币做买卖”贸易模式，其“卖”，人们可以将货品或服务卖出，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一般等价物金钱；“买”，人们也可以用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一般等价物金钱，将自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从别人处购回；将这种“买卖”分开来看，与“以物易物”比，似乎很方便、简单又快捷，而“以物易物”似乎是一种效率较低的交易形式。但实际上，一个完整的“买卖”过程中，首先，一个人在其先行的“自己的物品或服务”的“卖”中，未必顺利和成功，个中影响因素极多，如与货品对应的市场状况（包括即时的供求状况、即时的价格）、自己货品的品质、品种、自己的经验等等；其次，在其后行的“自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的“买”，也非“一掷而就”，需要寻找、比较、洽谈、最后下决心，这里还可能因各种原因被骗；第三，这“卖”与“买”之间还有个“中间”过程，要么是“买”的钱不够，要么是未到“买”“自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时候，要么是尚未确定“买”哪家……而“以物易物”，只要双方商洽即可成交，不但中间可省去了诸多的麻烦与成本，而且“易”回的物品或服务只要自己满意、需求，与“买卖”的结果应有“异曲同工”之效。可见，如果将“卖”与“买”两过程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买卖”过程，相比于“以物易物”，后者也还是有其独到优势的。

放眼我国当今农村，还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着大量的“以物易物”这种既原始又简便有效的交易方式――这也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大特点。

第四，小农意识浓厚。

其一，由于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小农意识较强，这直接促成“合同履约”必须是以“我的利益不损”为前提。

其二，在农村，农民们考虑更多的是“这次”或“今年”“我”能赚多少钱，对他的“产品（或服务）的品种是否需求于市场、品质如何”考虑的少一些、滞后一些。

总之，我国农村复员广阔，农业产业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大、成本高、资金需求分散、回收慢等不利因素；在相关经营中，农业的资金运动必定呈现长期性、波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所以这一薄弱产业，自然需要健康且成熟稳定的金融支持。

三、形成当今农村金融体系缺陷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形成当今农村金融体系缺陷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忽视了金融本初的服务属性。

严格讲，我国至今仍属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发展得却很落后。而现代的金融，尤其是商业银行的金融“趋大价值观”和其商业属性，驱使银行尽快远离农村山野，须知那儿也需要金，那也需要融，那也有自己的家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二）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以及之后的“专业银行打破分工界限、进行业务交叉”

在农业银行，相当程度地弱化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属性，驱其转而趋利，尽管当初的“去行政化改革”是正确的，但商业化和专业银行间的趋同变化，直接造成了农业银行快速出逃农村，终使当初尚相对独立、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以农行为主的农村金融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三）贷款利率机制控制得过死

目前试点的贷款利率的边际浮动已达到100%，即将目前的贷款利率上限5.14%上浮到10.3%，但在农村，由于贷款金额小、风险大，相应的贷款成本高等因素，这个浮动范围还不足以使商业性机构获得合理的资产和资本金回报来弥补其成本。

（四）土地不可抵押

在我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不可抵押，对商业银行而言，农户贷款自然少了一大安全保障因素。

（五）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存在缺陷

目前对农信社采用的是同其他金融机构基本相同的监管模式。迄今为止，尚没有搭建出针对我国农村金融系统特殊性的单独一套的特别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框架。

图2 建设农村金融新体系

四、当今中国农村金融系统科学发展之我见

笔者认为，既然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已无有一个可起支撑作用的金融主体，那么与其继续维持它的“支离破碎”，不如“彻底毁掉一个旧世界、重新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中国农村社区银行。

（一）重新构建新的中国农村金融系统、建设中国农村社区银行必须把握的根本原则

诚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以下关于社区银行建设的根本的共性原则都应当把握。

1.社区银行应统一由国家组建、并直接控制、领导和经营，且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社区银行采取的必须是国家垄断独营，排他；

2.社区银行实行三级架构足矣；

3.社区银行在基层得来的业务，经归类后划分给相关业务经营得最好的商业银行或机构（在此环节激发起它们良性的竞争）；利益由社区总行代表国家与该商业银行或机构按预先合同约定分得，社区银行内部的利益分配按内部机制约定份额在总行和二级或三级社区银行中间分派，用于激励员工和再发展；

4.无论社区银行建在那里，是城还是乡，是繁华之地还是偏远之域，“大力弘扬金融的本初服务属性、而后，才是效益”的原则必须秉持，不可有折扣；

5.建设之初，应“承认地域存差异、具体建设可有不同”。

6.“泛货币+农村社区银行”会极好地解决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各种金融市场供需矛盾。

7.目前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原因分析。在农村，由于金融体系的不健全，风险高度集中于当下支撑着我国农村金融系统的农村信用社系统。

其一，随着农业保险规模的不断萎缩，与信贷相联系的所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风险都集中于银行体系；其二，由于缺乏良好的价格稳定机制（金融期货产品），走向市场化的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也有一部分要由银行体系来承担；其三，由于政府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农村地区银行体系还要承担一部分政策风险。

而作为农村地区银行体系“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自当首当其冲，多层风险高度集中于其一身。

在解决措施方面，在央行严格的利率管制背景下，一方面，这种风险没有相应的溢价补偿；另一方面，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又导致农村地下金融盛行，孕育了更多的、管理部门无法监控的风险。

目前，央行的“利率严格管制”似乎已开始有所松动，余下的便是尽早健全农村金融体系，以强化农业保险、减少直至放权政府对农村金融的过多且效率不高的干预；同时推出适合农村的具有良好的稳定农产品价格作用的金融期货产品。诚如此，农村的金融改革当有希望。

（二）泛货币

可作为“金融期货产品”的，自然必须是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在农村，可做“金融期货产品”的，首先应当是被农民所认可、又适宜农民进行其农副产品交易的、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的、可作为财富标志物的资源或物品。这样的资源或物品，笔者称之为“泛货币”。

1.泛货币的概念。泛货币，即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可起到财富标志物的功能、能够在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经济中履行一定程度地货币职能的资源或资产，即称之为“泛货币”。

在农村，泛货币可以作为“适合农村的具有良好的稳定农产品价格作用的金融期货产品”被推出并适时加以利用，通过适宜地参与并强化“以物易物”交易方式，进而强化农产品的价格稳定机制。

2.泛货币化。泛货币化存在一个过程，即在相当一段时间、经过特殊的经济、政治等的变化后，一些非货币物品随之演变、逐渐具有了一定的金融属性、且一定程度地取代了原有的财富标志物，最终在经济活动中呈现了“泛货币化”。

财富标志由两个要素构成，其一，它是财富的最终归属；其二，它和世界公认的有效结算、支付手段直接挂钩[5]。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成为世界性结算货币，并互为财富标志，故美元被称为“美金”、“硬通货”。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等的联动形成了复合的金融体系，对传统金融市场而言，扩大了外延、加深了内涵，形成了粮食、石油、贵金属等初级产品的“金融化”趋势，并且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其价格模式在本质上也由较为单纯的“商品贸易”型转变为复合的“贸易―金融”型。

同期格林斯潘的量化宽松，使得全球货币总闸门被打开，美元进入战略性贬值周期，美元作为全球信用基础的根基已经并且仍在严重动摇，美元作为财富标志的权重在迅速下降。而资本总是要依附在财富标志物上的，人们为保证财富不被湮灭，必会寻找新的投资产品。此时，“粮食、石油、贵金属等金融属性的迅速突出”，自然会成为资本大鳄眼中资本逐利的投资品和资本品――粮食作为“白金”和石油作为“黑金”，已经成为货币、黄金和美元之外的新的泛货币化了的价值符号，即粮食、石油、贵金属等成为了财富标志的新目标；而且其价格基本已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粮食、石油、贵金属等作为财富标志的新目标，其已经具备较强的货币属性――泛货币成矣。

3.泛货币应具有的特点。首先，泛货币具有时效性。因为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背景和时代属性，那么如若产生它的经济、政治背景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则该泛货币应会发生变异或直接被新生的泛货币所取代。

其次，泛货币的法律强制性弱于货币。尽管其具有了相当的货币属性，但严格讲，在未被法律正名前，其依然不是货币。

第三，泛货币的适用范围具有随意性。泛货币的适用范围，小，可以仅限在甲乙双方之间；大，可以与货币一然，其适用范围是在“将该资源或资产视为泛货币”的人之间，即泛货币的被认可有约定性。

第四，泛货币可虚可实，可言可物。

第五，泛货币可固定亦可临时。

第六，一种泛货币可与另一（或几）种泛货币、或和货币复合使用，复合比例可视具体情形定。

第七，泛货币的出现和存在，填补了货币临时性缺省带来的交易空穴，方便了交易。

第八，严格讲，凡是在价值交易过程中能起到（或一定程度起到）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资源或物品都属泛货币，其中自然也包括货币，本文之所以将泛货币区别于货币之外，旨在叙述方便。

4.泛货币在农村“以物易物”交易方式中的使用。在农村，农民将自己的农副产品卖出，何时卖、卖多少、卖个什么价，自家需要什么、什么时候买、买多少；这已买的和未卖的在家里如何储存、能存住否；若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用自家产的东西直接换回自家需的东西，可省去这“物――钱――物”的“一卖+一买”过程多少时间、减少多少损耗、方便多少路程、省下多少钱，等等，应当是农民脑海里主要的思考内容了吧。

泛货币的出现，加之农村社区银行的到来，使得农户们除了钱以外，增加了其他可以或暂时可以作为财富标志的储存媒介。比如瓜农，若自己的西瓜短时间内无法全部卖出去，可以通过社区银行，通过大数据，有针对性的、可以单独、亦可小众、亦可大众，就近换回相对不易腐烂还或可升值的玉米；等等。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省去他们“物――钱――物”这种“一卖+一买”过程的时间、减少过程损耗、省下了运费，最终省下的是“心”和“钱”。

可见，泛货币+农村社区银行，会很好地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会为具体的农户在增产、增收和家庭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最终建成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综上所述，在政府层面，对于农村金融，应当“基于整体加基层、而且要更多地优先考虑基层（包括具体的农户、微经济合作体）、而后是农村区域整体的思路”开展工作，可见在农村，欲彻底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供需矛盾，开展“泛货币+社区金融”服务，势在必行。“泛货币+农村社区银行”会极好地解决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各种金融市场供需矛盾。

（三）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架构设计

在上述“1.2”，已对农村金融需方现状、何为“以物易物”及其与“使用货币做买卖”贸易模式的不同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3.1”勾勒出了以农村社区银行为主体的新的中国农村金融系统的大的框架，提出了应秉持的原则；“3.2”在提出并解析了“泛货币”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泛货币+农村社区银行’会极好地解决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各种金融市场供需矛盾”的道理。至此，笔者所设计的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的架构已呈现：

1.总体。以社区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的金融主体，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因社区银行的“由国家直接、统一营控”而呈现了排他性。

其他大小金融组织加入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的条件是：①经鉴评，得出了“其在新系统中的某一点或某一层面做得会比社区银行好”的结论；②其加入的最终结果，是不扰乱‘整个以社区银行为主体的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的整体完整性和稳定性；③其加入后的存在，有益于整个以社区银行为主体的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的长期发展或运行成本的降低；④由社区银行审核、中央政府批准同时保留“随时剔除”的权利。满足上述四项条件方可能被吸纳到新系统中。这样做的原因：要在中国农村金融新系统的横向上消除竞争。

皆言“竞争会带来效益”，笔者认为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通过竞争，有可能使自己增加利润”。参与竞争不是为了让他‘人’增加利润，倒极有可能使对手利润减少、甚至倒闭。为什么竞争，参与竞争的“人”“争”什么？争的是利益，没有哪个竞争者超然地在轻松完成某一个利润指标后，会知足地主动放弃可能会再增加的利润转而增加服务，但政府会；商业“趋利”的价值趋向是无可厚非的，金融的服务秉性是由生俱来的，故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的“服务”唯利是图是正常的。但面对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系统的现状，将如“已经出逃出农村的农业银行”这样的商业银行再请回来，搞个“竞争出效益”，结果不是“会更乱”，而是根本不会来、争不成。因为对于“趋大”的、“商业”的、只是拿金融的“服务”唯利是图的、而且已亲身体验过并吃过亏的大银行而言，“此处”是无利可争的。再者，竞争基本是无序的，惟利是图的，竞争只能让现有的农村金融系统更乱。

因此，要在中国建设农村金融新系统，不但首先要在其横向上要消除竞争，更重要的是要由国家直接、统一营控，不允其他；社区银行在基层得来的业务，经归类后划分给相关业务经营得最好的商业银行或机构――将竞争放置在此环节、并受国家监管；农村金融新系统的活性和有机性，通过“社区银行的内部分配机制”来激励员工、实现再发展；

2.具体架构。社区银行通过对农户农副产品的产与销的帮扶和对以农户为主的农村创业的扶持，完成农村社区银行的融投资主业；同时引导、加强可能由“泛货币”参与的“以物易物”交易方式，以部分抵消“使用货币做买卖”交易方式对农副产品本初价值的最终实得率的降低，最终实现农村金融新系统的健康发展及其对农村经济的振兴。

图3中中间的纵向主线部分体现的就是“农村金融新系统的具体架构”。

图3 农村社区金融服务最佳模式设想图

据图3需要说明的是：

①“‘使用货币做买卖’与‘以物易物’相比会使农副产品本初价值的最终实得率降低”的原因：

首先是农副产品的价格受时间、节气、新鲜度等诸多因素制约，总体呈“即时性”；

第二是农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低、小农意识强等因素也是影响其农副产品（时间上）及时、（价格上）合理的实现销售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买”的环节，也会因种种原因而受骗。

总体综合考量，“使用货币做买卖”可能会使农副产品本初价值的最终实得率波动增大，总体会呈降低态势。

②社区银行对农户农副产品产销的帮扶，首先应体现在对农户的了解与知心上。

这是搞好农村金融工作的根本和基础。但为保证基层金融工作的长期稳定性，有必要建立农户金融信用档案。

③关于农户农副产品的需方、生活和再生产的必需品的销方，社区银行应发挥自身的优势，主动出手帮助，以体现社区银行的“服务、服务再服务”，这样，方能培养出社区银行稳定、忠诚的用户群，而后才可得到长久、稳定的回报。

④需要指出的是，社区银行的服务要体现整体的主动性、具体的灵活性、心里的真诚性和措施的实效性，最终实现双方对结果的尽量满意性。

具体如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帮扶、普遍的技术培训、自家及小流域生态的硬软件建设、与农户合资做生意等等。

3.实际形式（硬件）。在农村，可采取“社区金融服务站+综合客服平台组网”形式，以适应农村不同于城市的具体实情。

毋庸多言，农村的社区银行建设与城市的应当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除了庞大的资金或者先进的技术，更关键的是以客户为中心，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现代化的银行呼叫中心，可以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体验窗口。如，若社区银行配加新一代IPCC方案+人工服务，便可为客户提供诸如咨询、投诉、建议及办理标准化交易等诸多更加便捷、专业的分层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和资金运用效率，也可为金融服务提供新的手段，最终提高农村社区银行系统的业务效能。

图4 农村社区银行综合客服平台组网示意

4.实际内容（软件）。要特别注意强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农户创业的正向影响。搞好农村社区银行建设与服务，可大力促进农户创业、振兴农村经济。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缺失和融资约束，会限制创业活动。统计表明，农户家庭财富水平对创业选择行为有正向影响，故农户家庭创业融资约束仍普遍存在。

全面搞好农村社区银行服务，即深入搞好农村社区金融资源覆盖，有助于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发挥社区金融的诸多优势，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社区家庭融资约束；由政府独营的社区银行，可以简单地排挤掉当前普遍具有浓郁高利贷成分的“私人融资”和过于功利的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政府――社区银行”，短程、快捷地将对促进农户创业有更大边际效应的正规融资引到农户，这样，社区金融通过提高社区内农户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家庭融资，进而影响农户创业选择、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和效率，而且如果事先有约定，社区银行此时还可分获创业成功的红利。

诚如此，中国农村金融新体系得以成功建立，国家不但搞活了金融、振兴了农村经济，更主要的是，我们一改“一味依靠城镇工业经济搞发展”的模式，广袤的农村大地，更是各种规模不一、内容不一、结构形式不一的多种经济体会蓬勃发展。届时，农民富裕了、经济腾飞了，国家更加强盛了。

五、结论

在政府层面，对于农村金融，应当“基于农村整体加基层农户、而且要更多地优先考虑基层（包括具体的农户、微经济合作体）、而后是农村区域”的整体思路开展工作。具体的，社区银行通过对农户农副产品的产与销的帮扶和对以农户为主的农村创业的扶持，完成农村社区银行的融投资主业；同时引导、加强可能由“泛货币”参与的“以物易物”交易方式，以部分抵消“使用货币做买卖”交易方式对农副产品本初价值的最终实得率的降低，最终实现农村金融新系统的重建与健康发展及其对农村经济的振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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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公共租赁房；政府责任缺失；矫正研究

一、公共租赁房发展现状

“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是总理在200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公共租赁住房是投资者（政府、企业或社会非营利机构等）持有房源，以低于市场租金的方式租给特定人群的一种保障性住房[1]。2010年6月12日，中央七部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公共租赁住房正式成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租赁住房和福利分配下的低房租公房有区别，也与企业的职工宿舍不同，具有社会属性。虽然与廉租住房相类似，但保障的范围更加广泛。狭义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包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或下夹心层、引进人才、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广义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涵盖所有没有能力或者暂时不愿购买住房的中低收入家庭，包括廉租房保障对象、夹心层、引进人才、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2]。从支付能力看又分为上夹心层、下夹心层。上夹心层是指不符合经济适用房申购条件，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下夹心层是指不符合廉租房准入条件，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的城市低收入群体[3]。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水平比廉租房要高，但又低于商品房。如图1：

在我国现有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公共租赁住房只租不卖，其产权归属为政府或者相关机构、企业所有，不归居民个人所有，而其他以销售为主的保障性住房产权可以归个人或集体所有。公共租赁房的目的在于改善低收入家庭群体的住房困难情况，以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得起的价格出租，有严格的准入退出机制。公共租赁房的保障对象以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为主，包括新就业职工、新毕业的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其发展方向是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将城市各类夹心层家庭群体和城市外来务工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保障体系[4]。

目前，公共租赁住房正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以加大对公租房建设的支持和监管力度。北京市2009年开始了公租房建设，当年开工建设的公租房约有8000套，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内，租金低于市场价的20%左右；重庆市规划未来十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并要求3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成都规划未来公租房的保障对象为三类人群，即符合条件的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单身无房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地方政府在发展公租房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得到了许多有效经验，如利用公积金闲置资金对公租房建设和运营中的减免税政策进行优惠；对准入退出体系进行优化；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中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建立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投融资和建设机制，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法律制度等。

二、公共租赁住房发展困境

由于我国公共租赁房发展尚在起步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面临一些困境，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法律制度缺乏统一性及稳定性

公共租赁房市场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顶层设计。目前在我国，虽然各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有关公共租赁房的管理办法，但这些规定还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法律指导（如正在酝酿中的《住房保障法》），在公共租赁房的发展目标、功能定位、在保障性住房体系中应发挥的作用和与其他保障性住房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自2007年深圳试点公共租赁住房至2010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相继出台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对公共租赁住房的涵盖范围和实施细则则大相径庭[5]。

住建部于2010年6月8日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对发展公共租赁房的基本原则、租赁管理、房源筹集、政策支持和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做了规定，各地也先后出台《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如厦门市政府2011年3月29日就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意见》和省住房部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导则（试行）》等文件的基础上，出台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实施意见》。全国各地公共租赁房建设标准差异也比较大，有些城市将非户籍人员排斥在公共租赁房保障对象之外，有些城市却没有对户籍进行严格限制，租金标准上采用分级制机制的城市并不多，并且在分级标准设置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论证，因而已经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的各地政府应结合公共租赁住房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

2、资金投入比例较低

在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资金筹集上，中央政府会以适当方式给予补助，各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方式进行投入。尽管规定了政府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财政安排的资金、住房公积金中安排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但对于投入力度和保障程度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政策缺乏执行力，存在资金短缺、房源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并不奇怪。如厦门市保障性住房规划规定，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为解决夹心层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厦门将投入资金136亿元、建设约四万五千套公共租赁房供困难群体居住。虽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经营公共租赁住房已成共识，对于社会力量投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一般可以采用出让、租赁或作价入股等方式进行有偿使用，但是由于面临着资金短缺、前期直接投入大、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社会资本不愿加入、资金来源渠道不明等方面的问题，住房建设保障计划难以真正落实到位[6]。因此，在具体的融资方案没有出台之前，资金问题仍然是公共租赁住房面临的尴尬难题。

3、政府监管不到位

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管体系，在公共租赁房租金如何确定、准入标准如何审核、如何监管等问题上，都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虽然政府对公共租赁房的租金进行补贴，但是由于房地产企业的趋利性和成本因素的限制，公共租赁房房租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公共租赁房的供不应求会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反而损害了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公共租赁住房的主要对象是“夹心层”和外来务工人员，是民生工程，因此要尽可能体现其意义和价值，将初衷落实到位，从源头上防止权力寻租现象和腐败的监管体系，避免走经济适用房的老路。

4、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

由于公共租赁房租金低廉，申请家庭较多，为有效避免“搭便车”现象，申请的标准应结合不同的市场和居民收入水平制定，使迫切需要公共租赁房的家庭能够得到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要采取动态的退出机制，监管部门要采用定期考察的形式，对公共租赁现有租户家庭进行收入调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引入退出机制，如停发其住房补贴等[7]。

公共租赁房租户在不符合相关条件后很难会主动退出，住户会利用各种手段躲避审查，从而继续适用住房。为了将公共租赁房配给到真正有需要的困难家庭，避免出现不合条件的家庭搭便车现象，保证符合准入条件的最低收入家庭有房可住，就要对公共租赁房实行有进有出的政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动态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

三、公共租赁房建设中政府责任缺失的成因

1、政府价值取向错位

一方面，与商品房市场相比，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大、产出少，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动住房保障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顾虑。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公共租赁房建设的积极性并不高。虽然每年我国都有巨额的财政预算投入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当中，但资金投入和项目完成情况却并非十分理想，公租房同样面临这种问题。另一方面，土地成本也是约束各地政府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划拨土地建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更愿意将土地以“招拍挂”形式卖出，我国的保障房建设长期以来延续“自上而下”的模式，即政府将保障房指标层层拆解，下分到各个市县，没有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地方积极性不高的原因[8]。

2、政府角色定位混乱

当代政府处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环境中，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纷繁复杂，大大增加了政府的不可治理性。政府的职责不仅包括住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而且政府要在住房供应、资金筹集、市场秩序维护、住房分配等环节上发挥作用。另外，由于政府职能要促进社会公平，还要对最低收入困难群体等特殊阶层的住房实施保障，承担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功能。

在公共租赁房的土地来源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政府不仅有能力，而且也有义务承担这种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的责任。一方面，在供需结构不合理，投机资金大幅涌入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房地产市场过去几年的表现并不正常，这迫切需要政府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升百姓对市场的信心，消除负面信息导致的恐慌心理[9]。另一方面，政府不正确的政绩观及对地方财政增长的内在激励，促使政府没有更多的动力去建设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

3、融资缺口巨大

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全国财政用于保障性住房支出为725.97亿元，是上一年的3.13倍；其中，中央财政收入550.56亿元，地方财政仅投入175.41亿元[10]。政府可以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因而政府没有动力去积极推动。由于利润相对低且分配和销售等主动权在政府手中、参与机制不顺畅，民间资本目前直接参与目前直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不高，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建设权交给央企和地方国企。

一是规定各地政府“可以”将土地出让净收益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而不是必须将其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这一规定缺乏刚性约束，执行力必然不足[11]。二是政府土地出让净收益不明确。土地出让收入扣除拆迁成本、相关基础设施成本等才是土地净收益。这些相关成本有一定的不透明性，计算难度很大。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宣称由于土地成本太高，土地出让收益很少甚至还会亏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辨别土地出让净收益到底是多少，国家规定的“10%”也难得到有效监督[12]。只是我们知道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靠出卖土地支持自己的政绩、弥补财政赤字[13]。

4、法律支撑不足

在保障性住房领域，缺乏一部长期稳定的国家意义上的法律，导致在住房保障领域出现种种失范。应根据我国城镇住房问题本身的特点和主要形式，总结各地住房保障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住房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住房保障法》的立法进度，从而尽快落实保障房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应该明确的是中国房地产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和改善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居住条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而不是一味追求GDP的增长以及追逐利润最大化。《住房保障法》必须对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对不能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中等收入人群供应低价位的商品房，确保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住房权利。

5、执行力不足

与廉租房不同，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的是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一些城市还面向农村的住房困难人群），对房源需求量更大，对土地、资金等要求也更高。另外，公共租赁房的保障对象也不如廉租房对象那样受到关注，政府有时难免会在侧重点上有所忽略。供需缺口巨大、资金沉淀不菲的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公共租赁住房能否发挥应有效果，关键在于政府的执行力问题。在融资、打击囤地、抑制投机、加强保障等领域，中央政府要督促地方政府清理所出台的刺激或优惠政策，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执行力度。经济适用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公共租赁房同样适用，要避免在公共租赁房建设中出现的寻租、腐败等问题，健全供应对象的准入退出机制，建立公平公开的审核程序，强化违规处罚力度。

四、公共租赁房建设中政府责任的完善策略

完善政府在公共租赁房中的责任是并非易事，公共租赁房建设既是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国公共租赁房尚在起步阶段，发展过程中有不足和问题是必然的，政府必须在逐步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在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经验基础上，采取相关有效的措施，积极探索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公共租赁房制度。

（一）端正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认识

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市场，是有效解决我国当前住房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由于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多数国人还是希望有房，买房的意愿比租房高。政府要改变国人传统的住房消费观念，引导社会正确的购房理念。让承租人获得安全感，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使人们从思想上接受“住有所居”。即使在发达国家的住房供应体系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应主要还是通过租赁方式解决的。相比国外的成熟经验，我国租房理念发展还相对滞后，政府应鼓励尚无购房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先租后买，量力而行。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还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是适度的。它不像1998年房改之前的公房制度那样全覆盖，现在的公共租赁住房更为开放，它是面向全社会并且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走经济适用房的老路。中央政府要有坚定的发展公共租赁房的决心，地方政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提高政策的贯彻力和执行力。政府官员要从思想上转变政绩观，从唯GDP化向民生为本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盘活民间公共租赁市场。

（二）健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法律制度

国外公共租赁住房制度都颁布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尤其是制定相应的住宅法加以保障和规范。要保障各项措施的顺利进行，必须有健全的立法保障。因此我国需要制订健全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逐步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促进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

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可以统揽全局的《住房保障法》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制度基本法规和《保障性住房申请人档案管理办法》、《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居民信用信息共享法》等专门性的规范，建立起健全的法制屏障[14]。建立国家层面的统一政策领导，从立法层面对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目标、调整对象、供应标准、资金筹措、运作机制等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对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实行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统一运作的新机制，对管理、设计、施工、分配等各个环节进行法律约束。各级政府也应该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的情况，遵循国家的相关管理办法，制定相应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办法和相关的政策法规。

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将公共租赁住房纳入公共财政体系，明确公共租赁住房作为政府的职能，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整个公共租赁市场。从法律层面上保障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增进其稳定性和安全感。

（三）完善准入退出机制

首先，为提高公共租赁住房的使用效率，必须实行严格的退出机制。如果承租家庭超过承租范围后主动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部门可制定政策对其购买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并给予银行优惠贷款政策（如图2）。另一方面，如果承租人不再满足承租条件后拒不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部门可对其进行处罚，如收取高额租金和违约金，降低其信用等级等措施强制其退出。

图2 中国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机制

其次可以通过构建激励制度鼓励，使租房人尽早清退住房。公共租赁房群体与廉租房群体不同，该群体具有一定的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的潜力，构建激励制度激发这种潜力的发挥，使其尽早改善经济条件，走出公共租赁房租住阶段。

1、可以将租价与租期相联系，鼓励租房人尽早清退住房。政府确定公共租赁的基本租金，租房人在租期内按照此标准及时缴纳租金。租房人清退住房时，根据其租期数和租住时间给予一定的租金返还。比如满第一个租期清退的给予10%的租金退还，第一个租期内租满2年前清退的给予20%的租金退还，满3年清退的返还15%，满10年的租金不予补偿等。随着租住时间的增加租金补偿逐渐降低，直至没有。通过这样的激励制度，使得租房人尽早清退住房的益处不低于其寻租行为的所得，从而使租房人主动放弃寻租行为。

2、通过提高政府给付公积金比例来激励租房人退出。公共租赁房群体中很大一部分人具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其公积金缴纳也较为规范，为了鼓励租房人尽早清退住房。对于按期清退或提前清退住房的给予公积金方面的奖励。奖励的程度根据提前清退时间长短确定，提前时间越长政府给付的公积金比例越高，从而使得租房人在尽早清退住房时得到真正的实惠。

（四）加强准入和退出机制监管

要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退出机制的监管，实施包括承租人个人信息、房屋租赁使用信息等的动态监管（如图3）。当承租人家庭收入、职业等发生变化时，应如实报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部门进行审核。不报请审核的依有关规定处理，并记录在信用档案内。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部门将以激励为主、惩罚约束为辅的方式促使该家庭退出公共租赁住房。若不申请复核的，经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部门检查，若仍在租赁范围内则继续使用，但是要降低其信用等级；若超出租赁范围，则采取惩罚机制使其退出公共租赁住房。

租房人的公共租赁房群体资格是其行使寻租行为的基础条件，租房人若超越了这一资格，及时将其从该群体中剔除，则可以有效阻断其寻租行为的发生，所以要防止寻租人的寻租行为必须要及时厘清租房人的资格。对于租房人资格的审查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租房人的经济收入，二是租房人的资产总额。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缴纳制度并不完善，租房人的收入和总资产的真实数据不易确定，所以租房人资格的界定比较困难。

要真正厘清租房人资格，需要国家各项制度的紧密配合。只有实现了个人收入的准确统计、税费缴纳的规范进行、个人资产的真实申报才能有效剔除不符合条件的租房人，所以完善各项相关制度是当务之急，能够有效加强准入和退出机制的监管。

图3 中国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收入情况监管流程

（五）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降低政府财政压力

由于政府缺乏积极推动公共租赁住房的财政刺激，并且由于利润不高，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也不高。因此，应加强监督各级政府资金落实情况，同时，多渠道拓宽公共租赁住房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短缺问题。

首先，逐步完善与公共租赁住房资金需求相适应的中长期贷款方式。具体来说，一是充分利用地方融资平台，从地方融资平台中切出部分贷款额度用于公共租赁住房；二是发放优惠长期贷款，由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提供专项的贷款支持；三是探索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参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模式取得银行贷款；四是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15]。

其次，积极探索和发展直接融资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一是发行中长期债券筹集资金，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二是引入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拓展公共租赁住房融资渠道；三是探索建立产业投资资金；四是推动发展房地产信托投资资金（REITS）[16]。通过REITS筹集社会资金，化整为零，对解决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问题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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