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时间：2023-06-04 1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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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恩格斯在1886年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近代哲学家依照如何回答世界的本原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始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基本上是用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评定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 既然是“全部哲学”,就应该包括古希腊哲学、恩格斯以后的西方现代各哲学流派,还应该包括全部中国哲学史。由于时代的原因,恩格斯对他之后的西方哲学不可能知道,中国哲学恩格斯基本不了解,又怎能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硬套在“全部哲学”头上呢?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来划分所有哲学家呢?
哲学产生以前,人们是用神话和,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哲学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主要是通过思维、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古希腊哲学是从神话和的束缚下诞生的,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诞生地,西方哲学史上各种流派几乎都可以从古希腊哲学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和萌芽。
最初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很重视自然的研究,开始不用神秘的、非自然的东西而用经验的物质性的东西来解释万物的本原,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如何用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的东西的问题。如赫拉克利特强调变,认为只有变才是真实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巴门尼德认为存在的东西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变意味着“多”,不变意味着“一”,只有“一”才是真实的,“多”不过是幻想。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兴趣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一切都同样的真,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在个人,而在人类一般,不在感觉,而在思维,真正的知识就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寻找道德的普遍性定义,而寻找定义的方法就是论辩诘难。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了一种系统化的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理念”是各类具体事物的普遍概念,他把“理念”看成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认为“理念”是最真实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虽然也重视“理念”,他称之为“形式”,但他不同意把“理念”看成是和个别事物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实体,而认为“理念”或“形式”不能离开感官事物而独立存在,普遍的东西不能离开个别而东西而独立存在。
在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许多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各种哲学流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基本上代表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对待世界万物的态度。在英美主要形成了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分析哲学,基本上把人和世界看成是互相外在的,人不过是自然界的旁观者、观察者和反映者,人站在事物的旁边而不参与其中;在欧洲大陆主要形成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基本上认为人心具有融合人与世界万物巨大力量,它们关心人的存在,关心个人的东西、反对非人性化,反对传统哲学的学院气和远离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第一,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一心关注自然、关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专心致志于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交往问题,第二,都从不同角度批判传统哲学那种崇尚超感性的抽象概念王国的旧形而上学,反对超验的领域,强调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崇奉确定的、普遍有效的准则或规范,强调一切都可以发生变化,多元主义和分歧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
中国哲学史从商代开始萌芽,到春秋时期形成,截止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先秦哲学;二是秦汉至明清之际的哲学;三是明清之际至时期的哲学。中国哲学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特点:
明清以前的天人合一思想包括:一是儒家的有道德意义的“天”与人合一,如以朱熹为代表的人受命于天、“与理为一”,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人心即天理”的天人相通,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相类;二是道家无道德意义的“道”与人合一。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不注重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区分,而是把二者看成浑然一体。明末清初开始兴起了一种反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转向类似西方的主客关系和主体性思想。典型人物是王夫之,他认为“气者理之依”,强调“即事以穷理”,反对“立理以限事”。这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转折点。
由此可见,从哲学史的现实内容来说,硬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套整个古希腊哲学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来套中国传统哲学,显然不合适。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能只限于西方近代哲学所突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史的现实内容看,同样说明了贯穿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相对性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它们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也就是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是荒谬的。恩格斯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用。”
1. 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往往只从一种或几种常见的物质形态上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它的第一个局限在于“仅仅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二个局限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也就是说,机械唯物主义把不同质的事物和现象都用机械运动的原理加以说明,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在社会历史领域则无法用唯物论进行说明,因而陷于唯心史观。由此可见,恩格斯要创立和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
其实,从逻辑角度分析,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这只是归纳的结果,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归纳都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因为在人的经验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就不包括在人类的归纳之中。因此,通过归纳而获得的结论是不确定的,需要反思。
2. 唯心主义的合理性
唯心主义有两个分支。一支是主观唯心主义,把个人的精神(心灵、意识、观念、意志、感觉等)当作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其他事物都只存在于“我”的感觉、意识之中。如宋代的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英国的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奥地利的马赫的“物是观念的复合”等。另一分支是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不依赖物质、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精神”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在这种绝对的客观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了物质世界。如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高于一切的惟一真实的存在,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或表现,宋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主张“理在气先”等。
唯心主义在探究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就主观唯心主义来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只是强调没有人的参与,这些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客观唯心主义来看,认为上帝、神是造物主,肯定了人的意识、精神的价值高于身体存在的价值,从而使人获得了一种价值和道德上的至善的标准,提升了人存在的价值。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科学实践,从而成为改造自然的理论工具。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篇2
孙正聿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真正的哲学问题一定是在哲学史中言说。不存在离开哲学史的纯粹“原创”。康德要接着休谟说、黑格尔要接着康德说、海德格尔要接着黑格尔说……而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要接着柏拉图说。可见,哲学史就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针对同一个问题所展开的对话。如果说《哲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原因并不只在于它批判了教科书哲学,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它在哲学史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对话。这样的对话一定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这恰好构成了《通论》中的哲学基础理论)。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跨越的。因此,《通论》正是在对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的尊重基础上的一次哲学史对话。这可能是《通论》的最浓重的力量所在。
1.《通论》的“入手”巧妙使用了黑格尔的引导方法
《通论》连续使用了黑格尔的7个比喻来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究竟什么是哲学”。7个比喻可以被归结到统一的认识论原理,即黑格尔所概括的“熟知非真知”。黑格尔在给哲学作“导论”的时候为什么从对常识的表象思维分析入手?黑格尔为什么总是使用比喻?《通论》为什么要品味黑格尔的比喻?《通论》为什么在哲学观原理的开端,用了很大篇幅反思常识的本质?这些问题表明:哲学不过是我们对作为无知的“熟知”的真知过程。哲学就从常识开始,虽然常识不是哲学,但是,进入哲学却恰好要从常识开始。黑格尔特别注意了引导人进入哲学思维的这一巧妙的原理,从而完成了《哲学全书》的“导论”。
《通论》继承了黑格尔所开创的这一导论的巧妙原理,从黑格尔的比喻出发,抓住了哲学心灵自在的“爱智”的能力,并用比喻“激活”了这一自在的心灵,从而使人在“惊异”中发现:原来哲学和自己如此亲近。比喻显然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熟知的对象,哲学所思考的却与常识所思考的完全不一样了呢?而这一完全不一样的思考为什么又能够被多数人所“激动”呢?哲学离人并不遥远。“哲学所问所思的问题,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经常面对的问题。‘爱智’的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习以为常、不予追究的问题作为‘问题’去追究,把人们视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反思。”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
2.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建立在康德的“意识界”和“本体界”的划分原理之上
“前提批判”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二是对哲学自身的前提批判。前者是以反思的方式去考察使常识和科学所以可能的“前提”,后者则直接回到“哲学基本问题”。思维的“前提”在常识和科学那里是不被作为“问题”而自在存在的。比如,人们总是默认“人能够认识经验世界”。
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常识的反思开始进入哲学,也是黑格尔喜爱的方法。以对常识的反思来进入哲学,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哲学就在于对常识的超越。对常识的反思本身就构成了以常识为对象的哲学。这样,在内容上,常识为人熟知,但在理论上,哲学对常识的反思则构成了对常识的“前提批判”。因此,对常识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基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前提批判活动主要是反思常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前提,并形成基本的认识论原理。这些原理最终被概括为:在“概念框架”中形成了常识、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其中,“概念框架”显然是一切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力。
有怎样的“概念框架”,就会形成怎样的“世界图景”。这里虽然不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入手,却仍然符合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原则。使常识和科学成为可能,必然要有由“概念框架”来综合统一“世界图景”。这里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常识的“概念框架”(它提示出常识不仅仅是表象的认识,同时也是概念的认识,即经验性的概念。这一点超出了黑格尔对常识的理解)。常识同样是一种概念活动。在常识中,表象的直观被上升到了经验性概念,因此,常识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观,二是概念。但这里的概念尚不是康德说的知性范畴,而仅仅是依附于经验的经验性概念。这一点决定了常识不是科学。只不过,概念在常识中是作为经验直观的表象所抽象出来的经验概念,因而对经验具有“依附性”。而在科学中,概念则离开经验进入到了知性的普遍性(这相当于康德从判断中抽取的十二范畴,它们不具有经验性,因此需要“先验图型”来综合表象)。至于到了哲学中,概念则成为了反思活动,是思想自己运动的活动。这就上升到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认识论原理。但无论如何,认识总是在“意识界”与“本体界”之间的关系中展开的。“近代哲学明确地区分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地区分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从而清楚地提出了‘对象与表象’或‘对象与映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清楚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142
可见,所有这些对意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原理的考察,最终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原理上的。比如,“世界图景”是康德的“现象”的一种更加形象的说法。海德格尔也曾使用“世界成为图形”来概括这一认识论结构。
3.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符合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
《通论》确立了“前提批判”的哲学观原理。“前提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直接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对理论理性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前提批判”。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为了回答这一基本问题,康德回到了认识的“前提”,即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所能够抵达的界限。所以,在康德那里,“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还不取决于对形而上学本身提出来的问题(心灵、宇宙、上帝)的回答,这构成了理性的积极的知识。而哲学在康德这里,还仅仅是为形而上学确立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为认识找到一种“试金石”。因此,“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一次宏伟的“前提批判”。康德自己也承认,所谓“先验哲学”,他本人只完成了一个前提性的环节,因为他尚未积极地建立起全部理性的“先验知识”,而只是在知识批判的意义上确立了先验知识的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是完备的先验――哲学的理念,但还不是这门科学本身:因为它在分析中只进行到对先天综合知识的完备评判所要求的那个地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1
《通论》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通论》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尊重了恩格斯的概括:“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219恩格斯是在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中提出这一著名论断的。也就是说,当恩格斯如此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主要是针对德国古典哲学,因为只有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这表明:真正的反思意义上的哲学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
可以说,此前的哲学并没有回到这一“理论思维的无条件的前提”,而仅仅是一种独断论或怀疑论的不加反思的直接断言。自康德开始,哲学开始回到了理论思维的前提。康德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是:思维只能把握到物的“现象”,而不能把握到“物本身”。也就是说,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意识界”,物仅仅是像我如何显现它的那样向我显现。黑格尔则批评了康德的这一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康德并没有对思维进行“思维着的考察”,也就是说,康德没有进入“思辨的思维”,而仅仅是站在思维之外来考察思维,这无异于“在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思维和存在在自觉的意义上的统一,只能通过思辨哲学来实现。
对物本身的认识显然超出了知性的能力。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仍然应该被归结到“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系列当中,原因就是康德没有进入思辨逻辑。这就决定了,康德仅仅把超验的领域排除在知识之外。正是在理论理性的同样的道路上(而不是进入到实践理性中),黑格尔找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新的道路,这就是思辨逻辑的道路。自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后,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才第一次得到自觉。当我们说主观的思维和客观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的时候,这在常识中是被“默认”的,因而是不自觉的。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就是这一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不自觉的常识的解决。康德则第一次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尽管康德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即他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却第一次使哲学基本问题得到了确立。正是在康德的结论基础之上,才有了后来的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篇3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篇4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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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哲学
体验之思与哲学的思想创新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中国模式”的探索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学术挑战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
高清海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启蒙
黑格尔哲学中的神学维度
阿尔都塞的“根本问题”及其启示
中介性的存在观和实践哲学范式
文化哲学范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扬
“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史探源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
现象学的“事情本身”: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康德和黑格尔对概念客观有效性的论证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为什么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中国经验与全球议题
能切中现实生活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先验反思的界限与现代哲学观念变革
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三种空间概念
代序:发展问题的哲学关切与社会学关切
析柯亨的“马克思批评”和“后马克思”转向
《资本论》的再现——詹姆逊的《资本论》解读
追随“思”,为了“人”的觉悟和中国哲学的觉醒
突破教条、回到根本、畅所欲言的哲学
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论》哲学的未来向度
出入“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相与命理
论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类哲学的生命隐喻——纪念《“人”的哲学悟觉》出版十周年
“我是谁?”——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现象学探索
货币的本质——从《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读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
张盾、田冠浩新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述评
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基于政治哲学的视域
“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中国哲学自我革新的探路人——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概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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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热搜：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 伦理学与生活
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经历了从引进、萌生到发育、成长的过程，己经成为一门有较高关注度的“显学”，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待商讨的问题。一般而言，有争议、有不同见解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当前，为了推进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应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元研究，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对话，尽可能地在更多的方面求大同存小异。本文仅就三个基础性问题陈述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关系
由对中国知网(cnki.net)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可知，“科学伦理学’|1]121、“技术伦理学”131、“科学技术伦理学”(含“科技伦理学”)141这三个术语，在期刊文章篇名中出现的时间分别是1981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近几年的学术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科学是价值中性的，不存在伦理问题，因此“科学伦理学”这个术语是不能成立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以基础学科为核心的“科学“其伦理性不足，探讨其中的伦理问题似无必要”151，只能以“科学技术伦理学”之名进行相关的伦理学研究。
这里，涉及一个科学是否存在“伦理性”或“伦理维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所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那么科学活动也必然存在着日渐复杂且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很显然，人们对“科学伦理”问题是不能视而不见的，科学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一门学科也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就研究内容而言，科学技术伦理研究在总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综合式研究，即以科学技术整体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分析式研究，即分别以科学的伦理问题、技术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前者的研究成果集结为科学技术伦理学，后者的研究成果分别集结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
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转化为科学技术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三者的关系，甚至可以归结为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按通行的理解，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之间存在着包容关系，科学技术伦理学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当然也应当存在着包容关系。因此，我们讨论科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以转化为重点讨论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1982年陈昌曙发表《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和统一》161—文，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最早做出了清晰的阐释。此文被视为中国学者研究技术哲学的始点。此后，还有一些学者著文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或区别问题171。通过20多年的思考和辨析，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己经形成基本的共识，如在两者的差异方面，都承认科学与技术是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范畴，分属认识与经济两个领域，有认识自然界与改造自然界两种基本目的，有真理性与实用性两种评价标准，等等。既然科学与技术存在差异，当然就可以而且也应当分别进行研究，于是就分别形成了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等几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由于科学与技术还存在着不能绝然分隔的联系，科学史与技术史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学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哲学的存在，并不排除科学史与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独立发展。
同样的道理，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也不应拒斥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分立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就没有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伦理学只能与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一般而言，科学伦理学研究科学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技术伦理学研究技术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伦理问题。正如科学与技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一样，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也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的。因为科学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与技术活动的伦理本质、道德关系、道德实践、道德规范体系还是有所不同的，对前者的专门研究是科学伦理学的使命，对后者的专门研究则是技术伦理学的任务。
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关系，可以类比为两个有部分面积重合的圆。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重合的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深化演进，这个重合的部分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科学伦理学的圆心与技术伦理学的圆心却是永远不会重合的，因为作为科学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伦理与作为技术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技术伦理只可能出现部分重叠，亦即科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与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核心课题永远不会重合。
建立在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伦理学，并不是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简单加和。
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要包容科学伦理学、技术科学技术史科学学与技术学便可以综合成为一门科伦理学的内容.当然也包容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重叠部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伦理学还需要有一些超出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的“溢出性”研究内容，如科学技术视角的人与自然界的道德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互动机制、科学技术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
二、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础性课题
2007年4月初，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81~2006年的期刊进行检索，共搜得以“科学技术伦理”(含“科学技术的伦理”、“科技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293篇。这些论文的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伦理意识、科学技术伦理观、科学技术伦理基本范畴、科学伦理精神、技术伦理原则、科学技术伦理与公共理性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与法的关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科学技术伦理社会化、科学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人员伦理态度、科学技术伦理价值系统、科学技术伦理建构原则、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建设、工程技术伦理控制、生物技术伦理、企业信息技术伦理、科学技术伦理教育、科学技术伦理学元研究等诸多课题。同期，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还搜得以“医学伦理”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199篇和以“医学伦理学”作为篇名关键词的论文455篇。这些论文的内容同上述论文的基本内容是大体对应的，主要涉及医学伦理思想、医学伦理意识、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原则、医学伦理决策、医学伦理模式、医学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建设、医学伦理(学)教育、医学伦理学元研究等问题。
依据20多年来科学技术伦理学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可以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括为如下八个基础性课题。
—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技术的产生先于科学，因此技术伦理思想比科学伦理思想有着更久远的渊源。目前，学者们在中国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和国外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不够系统和全面。今后，我们既要对自古洎今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通史性的整体爬梳，理清其纵向演进的脉络，又要对科学技术伦理思想做断代性的局部剖析，准确把握每一个历史时期科学技术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另外还需要对某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著述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进行有深度的评述和解读。
—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多年以来，围绕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观点:(1)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2)善与恶的关系问题;(3)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4)人的道德责任问题19;(5)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问题10。在科学技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上，同样会有多种多样的议论或声音。科学技术指向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因此探讨科学技术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根本意义，在于确认其研究基点或着力点，明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伦理关系。
—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科学技术伦理的主要范畴依附于伦理学的主要范畴，是伦理学主要范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应用化。在科学技术伦理学中，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不公正、平等与不平等、权利与义务、道义与利益、群体与个体、价值、责任等主要范畴的阐释，必须立足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实践。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伦理原则是能够影响并制约科学技术项目的责任选择、科学技术活动的道德进阶、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评价的准则。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其实也是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要求。在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公正原则等若干条伦理原则。科学技术活动到底应当确立哪些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原则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和伦理评价。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是指在科学技术项目的定向、选择阶段，人们对该项目实施后和完成后将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做出的推测。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是指人们运用某些伦理原则对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己经出现的科学技术成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责任判断。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伦理预见与科学技术决策的关系、伦理评价与伦理原则的关系、伦理预见与伦理评价的关系等。
—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系统和调节机制。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调节是对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必要补充，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活动的伦理取向进行有效的诱导，调整或化解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科学技术活动伦理调节系统的构成、调节对象、调节机制的形成条件和作用方式等，应当成为今后重点研究的问题。
—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规范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的作用是引导、酬学娜动主体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使他们摆脱在科学技术活动中所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困惑。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教育应当同步进行。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科学技术伦理规范建设的内容、途径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伦理责任的本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及其培养过程等。
篇7
关键词：理工科大学文科教育学视角
理工科院校文科的发展，不仅是创办文科专业与设置文科课程的问题，而且是对理工科学生实施人文教育过程的问题。理工科高等学校要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思考文科发展的问题，将自然科学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将理工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幸福观等相结合，将理工科的科学问题纳入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加以审视与研究。因此，本文将讨论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教育学视角。
一、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城镇建设等，内在地要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二者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理工科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大趋势，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使学生学习与掌握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标。我们不仅要传授理工科自然科学与工科知识技能，我们还要从道德品质、工作态度、社会责任、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培养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科学技术问题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但解决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2002）认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种人心工程。这个工程具有以下四个要点：（1）它涉及一个民族的总体科学、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质；（2）它涉及一个民族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共识；（3）它涉及一个民族对全局问题、突发事件和日常现象的理性思维能力；（4）它涉及一个民族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赋予社会以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和物质形式，而人文社会科学赋予社会以前进方向和精神内容。只有把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结合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不仅要具备创造物质文明的才能，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承载者与践行者。因此，培养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是社会发展对理工科大学提出的要求。
二、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
对于理工科高校来说，落实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目标，在于研究与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课程的培养计划。70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重点理工科院校相继创办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些工科强势学校，逐渐转变为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然而，“综合性大学”浪潮过后，理工科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如下问题：理工科应该创办什么样的文科专业？如何创办与发展文科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定位文科课程？确定什么样的文科发展路径？采取什么样的必要的管理与发展措施？
“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个人知识与学科知识、教材的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之关系的问题，在课程形态上则表现为经验课程和科学课程的关系。课程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意味着在这个基本问题的探究方面做出突破。”
我们认为，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应该包括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不管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社会化，还是使人类社会更加人化，教育的目的性是存在的，而这种目的性就是教育活动的方向和推动力，就是选择教育内容的方向和标准。教育的方向性，或受教育者个体经验的方向性，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杜威在研究经验课程时历来重视教育的目的性，重视学生经验的教育价值。他重视学生的个体经验，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强调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他认为，经验和教育二者并非等同，并非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地起着教育的作用。他运用“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区分了“有教育价值的经验”和“没有教育价值的经验”。经验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取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每种经验就是一种推动力。经验的价值只能由它所推动的方向来评断。”因此，教育者的责任就在于判明一种经验的走向。
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代表社会完成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因此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就应该首先具备能力，判明理工科大学生经验的走向。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与教师是社会化的典型产物，因此他们具备社会发展先进思想的素质与品质，能够代表社会与按照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要，完成教育受教育者的任务。这充分说明，个人发展与教育、学生与教师、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相关性。
课程作为教育内容的目标化过程，必然要受社会需要的制约。因此，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包括个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应该如何发展，其发展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是如何影响个人发展的，这些问题都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课程研究的基本问题。
王佩华（1998）认为，文理分家，理工脱离，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使得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围相对淡薄，文科发展阻力大。然而，文理分家，并不是理工科院校创办文科专业的真正理由，文理融合比较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也并非理工科院校学习的典范。这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理分家加强了文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如果具有文科传统与优势的文科高等院校不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学，岂有理工科发展文科专业的道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有其历史与传统，解放前的清华大学也有其历史与传统。理工科高等学校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理工与文科并举的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发展文科有什么优势？对于发展理工科有什么优势？假如清华大学具有以往强势的文科，其文科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其理工科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因此，理工科大学创办文科专业向综合大学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而是通过创办文科专业，让理工科学生享受人文学科滋养。人文学科的滋养通过三个渠道渗透到理工科大学生的经验，影响着其个人发展方向与路径。其一，通过开设人文学科课程。学生必修与选修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科课程，获得人文学科的知识滋养，在个体的知识结构上完成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实现知识结构上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其二，通过师生与生生交往影响学生。理工科院校文理科的融合，不仅仅表现在学生知识结构层面，还表现在文科课堂上文科教师与学生的课堂交往方面。文科教师以其特有的文科气质、文科态度、文科价值取向与文科人格魅力，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在课下，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社会交往，文科学生的言行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其三，文科专业的创办与文科院系的设立，无论从学校学术氛围与学校学生生活，还是从图书资料与网络资源等方面，都会对理工科学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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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品味理念意义
哲学教学除了思辨方式外，体验方法是进一步的要求。伽达默尔曾这样论述体验的特点：在体验中“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是自我经历物，而且一同组成该经历物的意义”，对被经历的东西的意义的反思，“仍然被熔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而且持续不断地伴随这种生命运动”[4]。“为我”、“意义”、“生命运动”就是体验这种独特把握方式中的一些关键词。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的经验方式是感觉，精神科学的经验方式是体验。感觉经验只有认识论意义，而体验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经验。人文世界并不是用概念建构起来的世界，而是我们原始体验的世界。这些都说明，在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解中，体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体验方法作为一种哲学教学方式的规定，应该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理解。从教师的角度来讲，体验方法要求结合生活经验阐释哲理，把自我的生命感悟用非逻辑语言表达，通过启示或暗示，诱发听者的情感共鸣和理性自觉，引导听者对理念意义的反思，有点类似宗教的点化。从学生的角度来讲，体验方法要求认真倾听、体会老师的讲解，从自我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感悟出发，品味理念的意义，引发对生活、生命、生存意义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被熔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而且持续不断地伴随着这种生命运动”。思辨方式和体验方法的区别可以这样描述：思辨使不可说的变成可说的，体验使可说的变成不可说的。理解在思辨中，成为理性对思维逻辑的解析；理解在体验中，成为直觉对生活经验的解悟。哲学理念为什么需要体验呢？先谈谈当代西方哲学的特点。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认定哲学是一门关于终极原因和原理的知识，而且相信它寻求的是具有确定性的、关于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理式或实体的知识，因而被视为一种最高的科学。现代西方哲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各种形式的还原论，就现象世界本身来追究其可领会的方法和条件。终极思维中的游戏性被提了出来，终极领会中的境域或语境问题成为关注的对象。真理变得“境域化”或地方化了。整个人类生存变得更富于语境、时境本身的引发力和不可测性，但又有这境域本身的样式、道理[5]。反映当代人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当代西方哲学，就要求读者更多的用体验的方法来学习。实际上，对传统哲学的学习，对黑格尔哲学和哲学的学习，也都离不开体验的方式和方法。对自然界需要说明，对人则必须理解。古希腊哲学家就说，哲学的使命是认识你自己。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是人之“观”和人之“论”。哲学对外部世界与人的活动的关系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说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这种塑造实际上包括两个尺度，一个是任何物种的尺度，一个是人内在固有的尺度。任何哲学既然都以人为本，那么哲学的理念就必然包含人的生活、生命、生存的含义。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古希腊的两位原子论哲学家，其中伊壁鸠鲁提出“原子偏斜说”，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说的实际意义在于论证了人的自由。要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分析结论，就不能不了解马克思当时的哲学主张。要理解马克思当时的哲学主张，就不能不了解马克思当时的生活场景。我们虽然不能再现马克思当年的生活场景，但可以从自己的社会经验出发加以想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由的反面是必然性，我们又称为规律，古代哲学家则称之为“命运”。卢克莱修就说，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用命运来诠释必然性概念，对一个老人来说，不是体会得更深吗？值得玩味的是，著名思辨哲学家黑格尔在讲课时也大量使用有关人生体验的比喻诠释理念，帮助读者体验理念的真正内在含义。比如“庙里的神”、“厮杀的战场”、“花蕾花朵和果实”、“密涅瓦的猫头鹰”、“消化与生理学”、“同一句格言”、“动物听音乐”、“制鞋”等等。邓晓芒先生讲黑格尔的辩证法，深受学生的喜欢，他总结道：“我讲的时候要求大家更多地重视生活体验，引导大家按照这样一种程序来体验，来反思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最后达到一种综合，达到一种具体概念，达到每个人的主体。”[6]他还指出，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使用的语言很少是逻辑的，更多地是注重生活体验。以笔者30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对黑格尔的研究，邓晓芒先生的教学方法完全符合黑格尔哲学本性的要求，所以他的讲授受到那么多青年学生的欢迎是毫不奇怪的。
应用：搭建外化之桥
学习哲学在于训练思维以达到别的目的，讲的就是哲学应用的特点。在哲学的学习与达到别的目的之间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笔者的体会就是培养学生的哲学意识，使其掌握哲学思维方式。学习哲学是内化，增强理论素养，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一种哲学意识，即自觉地从哲学视野出发，观察一切，思考一切。哲学是沉思，“思考者”就是哲学的形象代言人。要使哲学思考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不得不这样的思考，只能这样思考的状态。哲学意识中最重要的是反思意识、理性意识、批判意识和永无止境的探求意识。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起飞，意即反思。反思包括反复思考和反身思考。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民族，具有民族的反思意识，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段侵略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因而重新获得了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反思意识，所以才有今日的右翼势力卷土重来，气焰嚣张。反思意识是一种最深刻的理性意识，它崇尚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真理，对纯粹科学研究兴趣浓厚。理性是人类的尊严和伟大的表征，丧失理性就等于失去自由。理性反对盲从，哲学重视批判。哲学的反思就是前提批判。思想的前提是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思想，它可以以文化传统、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审美标准、终极关怀等多种形式存在。对思想前提进行考察，就能为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与时俱进提供动力和方向。哲学本质上就是批判的武器。哲学反思过去是为了指向未来，所以哲学又是“高卢的雄鸡”。屈原的伟大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体现的就是这种伟大的哲学精神。哲学思维方式是哲学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哲学意识转化为行动的“思想工具”。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是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并在“实践转向”中发展为历史辩证法。哲学思维方式依据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总结以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成果，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许多人由于对哲学史的不了解，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窄化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一窄化表面上使唯物主义的前提更易于理解，但却严重损坏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应有内涵，这就是失去了认识论的辩证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大讲唯物论时形而上学猖獗的原因。哲学从抽象王国走向现实世界，把唯物主义推向历史的唯物主义。由于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缺乏深入了解，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方面大谈实践，一方面反对发展经济的怪现象。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但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它，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有了哲学意识，有了哲学思维方式，就会在工作学习中水到渠成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所谓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有了一定的哲学思维训练，我们再读大师们的作品，就能发现其中的哲学意蕴。而大师们读书，首先进入眼帘的正是其中的哲学思维形式，比如读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发现其中充满了辩证法。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前提具有隐匿性，但有哲学修养的人却能发现。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维前提还具有强制性，有哲学修养的人在人生的方方面面都会自然而然地运用。有了这座桥，思维训练能达到别的目的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郑又成 单位：湖南文理学院
篇9
在论及科学哲学的现展时，我们显然不能够忽视种种来自外部的冲击或推动，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以下简记为ssk)与科学哲学传统立场的对立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等，一些学者更因此提出了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些主张?由各种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代的使命?以下就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对此作出具体论述。
一、ssk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
前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提法：“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一主张的提出当然与ssk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直接有关，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由于爱丁堡学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机会在英国进行为期1年的学术访问，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就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为错失了从一开始就与爱丁堡学派直接接触这样一个机会深感遗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在经历了初期的迅速发展以后，ssk内部可以说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后ssk”；进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都倾向于跳出这一阵营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场，因此，从整体上说，ssk的影响就已从其巅峰衰落下来。如果将原先在ssk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看成一个学派的话，我们就应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学派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说，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那么，这一方向或领域又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直接对立，因此，上述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另外，我们并可由此而获得关于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特别是确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启示。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可以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一简单比较：尽管后者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同样经历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已近百年，不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更积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尽管曾出现过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但最终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红极一时、并将完全取代科学哲学的时髦学说或主张。从而，即使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具体地说，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对此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众所周知，ssk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这样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因此，作为直接的开端，ssk学者就曾花费很大力量对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例如，这显然就是布鲁尔(d.bloor)等人所倡导的“对称性原则”与“等价性原则”的一个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为这主要是一种“移植”的工作，从而就不仅相对于纯粹的创造难度较小，而且就像诸多类似的工作(如将系统论应用于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创造)，在开展初期往往也会出现一个高产期，更可对那些一直在相关领域(在此指科学)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甚至产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工作始终停留于对现成理论工具的直接应用，却缺乏新的创造性工作，所说的发展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
就ssk而言，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即其主要结论的预设性。对此，例如由所谓的“强纲领”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认为就科学知识的产生而言，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一结论的片面性和绝对性，这种预设性无疑也将极大地抑制乃至彻底扼杀人们的研究热情，因为，如果最终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显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上了一个新的案例。
第二，我们当然不应反对由学科外部积极地去吸取各种有益成分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概念体系等。例如，在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曾出现过的积极互动，就可被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具体地说，数学哲学在20世纪初期曾为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范例与重要的动力；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则又取代数学哲学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又是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积极互动的关键所在，即在积极引进外部成分的同时，相关学科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然的话，就可能造成本学科的消亡。显然，由以上角度我们也就可以更为深刻地去理解ssk衰退的必然性，因为，按照所谓“强纲领”在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这样，科学的特殊性就完全被取消了，但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意义，后者就包括ssk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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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以拉图尔(b.latour)后来的工作为例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对于ssk基本立场的背离正是拉图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与其他一些后ssk学者不同，拉图尔更将自己的主要工作由科学转向了社会学与一般哲学，即是力图实现“社会学的重建”与“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因为对于科学的具体考察正是拉图尔在后一方面工作的直接基础，因此，由仔细的考察就可看出，如果拉图尔始终停留于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加注重如何能由科学的考察去发展已有的理论，也即更加集中于科学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学与一般哲学上做出任何创造性的工作。
第三，以下的常见论点显然也与上面的分析有着直接联系：为了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好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也就是指：就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推动，而必须找出学科内部的相关生长点。
为了清楚地说明什么是这里所说的“内部生长点”，仍可通过与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对照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尽管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了数学哲学的影响(例如由“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就可清楚地看出)，但是，科学哲学又始终坚持了自身相对于数学哲学的特殊性，特别是提出了本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再者，如果说由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那么，研究问题的转移又正是区分不同阶段或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特别是，基本问题上多种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在相互间的剧烈对抗与冲突，更可被看成科学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与此相反，正如不少学者(如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等)所指出的，研究问题的枯竭，包括观点的高度一致，则就意味着发展的中止。由此可见，这也就是ssk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基本研究问题的缺乏。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立场的高度一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
第四，笔者以为，无论就ssk或是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研究而言，又都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自身的研究对实际科学活动究竟有什么作用?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即应很好解决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然而，这又正是ssk乃至所谓的“后ssk”(以及“科学论”，sciencestudies)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即是在这一方面缺乏应有的自觉性，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研究所应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以下联系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二、什么是后ssk为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
以下并非关于后ssk的全面综述，而只是希望通过这一方面若干工作的具体分析，引出关于深入开展科学哲学研究的若干启示。具体地说，这正是中国学者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时所经常采取的一个立场，即是往往立足于对立观点的分析批判与辩证整合，这也就是指，在论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时，我们常常集中于对立双方(如早期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新近的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等)的主要特征与局限性，并以双方的必要整合作为自身的基本主张或最终立场，但在后一方面却又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工作，甚至都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
上述的基本立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始终缺乏后继的工作，这显然就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创造性研究；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主张又很可能蜕化为空洞的教条，而如果我们更以追踪国外的最新发展去完全取代对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研究，则必然地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即貌似高明但事实上却只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指手画脚，而未能对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也正是从上述角度去分析，笔者以为，作为后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皮克林(a.picketing)的相关工作(以下将主要集中于皮克林的专著《实践的冲撞》)就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正是皮克林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这两者实现适当的整合，而且，与空洞的论述不同，皮克林更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实努力，并具体建构起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对立双方的适当整合(除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以外，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lakatos)所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可看成对立面——在此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与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适当整合的又一实例)。另外，还应提及的是，除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外，皮克林也始终没有忘记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如科学对象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等，并就以此作为检验其创造性工作理论意义的重要手段，从而明显地表现出了“问题引领”这样一个特征。具体地说，以下就是皮克林实现对立面整合的实际途径：如果说通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立双方的不同点，那么，皮克林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同时也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即是清楚地指明了这样一点：尽管存在直接的对立，但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上这两者又具有相同的性质——按照皮克林的术语，这就是指，它们事实上都可被看成属于“表征主义”(在笔者看来，“本质主义”或许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的范畴；进而，又正是这种关于两者共同点的分析为他同时超越对立双方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用皮克林的话来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应当由所说的“表征主义”转向“操作主义”：由于后者同时包括了所谓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因此，所说的转变就是对于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一个适当整合。
为了清楚地说明上述工作的特征与意义，在此还可与所谓的“寻找中间道路”这一常见提法作一简单对照。由于辩证思维的影响，除哲学以外，我们在其他各个研究领域也可经常听到“寻找中间道路”这样一种主张，即是认为与各种片面性的立场(如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等)相对立，我们应当力求在对立面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尽管后一立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错，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则又显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原先的对立双方看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个极端，那么，仅仅着眼于“寻找中间道路”就很可能使我们始终停留于与对立双方的同一水平，并未能通过“超越”真正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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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与后ssk的对立而言，我们还可特别提及这样一点：皮克林在相关的论文中曾明确提出，我们应从ssk(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这一术语之中去掉k与第一个s这样两个字母。显然，前一主张即可被看成集中地表明了在后ssk与ssk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如果说ssk主要局限于社会学的研究框架，那么，后ssk就已摆脱了这样一种束缚并更加重视研究工作的跨学科性质；另外，“去掉k”则就清楚地表明了皮克林及其他一些后ssk学者所采取的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即是认为应当大力提倡所谓的“实践转向”。例如，就正是通过转向实践，皮克林发展起了自己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包括力量的冲撞、阻抗与适应、突现、开放性终结等，而这又正是后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其中同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力量，包括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等，以及对科学活动复杂性(异质性)与不确定性的突出强调。
应当强调的是，对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并可被看成一个更为普遍的整体趋势，更有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这一方向上的一些早期工作主要地都可被看成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即是集中于科学实践活动中先前常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的一些环节或成分，如实验室活动、科学仪器的性质与功能等，而且，其主要内容往往也只是关于科学史上某些具体案例的“经验性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开展，理论分析在相关的研究中逐渐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性质也已由原先的自我辩护(包括清楚地指明“实践转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转而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别是，由对“实践转向”的积极倡导转而对“理论优位”这一传统的研究定位进行了深入批判。
也正因为此，这些工作对促进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包括努力提高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水准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关于“理论优位”的批判即可被看成清楚地指明了传统科学哲学在定位上的局限性，从而也就从一个角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积极从事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性。当然，在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后ssk与其他一些相关工作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性的思考与争论，包括如何能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作出必要整合并实现整体性的超越，因此，这就是这些工作的一个普遍弊病，即是往往都未能对如何才能更好发挥相关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作出认真分析，甚至都未能清楚地指明什么应是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更有甚者，由于过分强调了科学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后ssk及其他一些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即是作为科学的分析似乎只能提供事后的解释，而不可能对实际科学活动起到任何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如上面所已提及的，这事实上也就取消了自身工作的基本意义。
由此可见，这也就是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所应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去合理地去解决自身相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定位，从而也就可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例如，在笔者看来，由“理论优位”的批判我们就可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是应当更为深入地去认识与处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正是关于实践活动(包括科学实践与其他各种专业实践)更为恰当的一个定位，即是应当由“理论指导下自觉实践”过渡到“反思性实践”。
三、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
由ssk到后ssk的发展表明，简单提倡“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并不恰当，就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更应坚持如下的基本立场：我们既不应随意地去倡导任何一种转向，乃至认为应当用某种新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学哲学，也不应完全无视外部的相关研究，而应积极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启发因素，并以此为背景更为深入地去开展新的研究。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的主要涵义。以下再对这方面的工作提出若干具体意见。
第一，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不同，自80年代以来外部的冲击应当被看成促进科学哲学深入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正因为此，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也就应当首先强调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这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吸取来自外部的各种有益成分与促进因素，更应认真挖掘科学哲学的内在生成点。为了清楚地说明“由内到外”的转变可能性，在此可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来自外部的冲击并非与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是科学哲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例如，这就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所指出的，以下几种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构成了“科学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的直接出发点：(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因为，这些成果清楚地表明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为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其他一种成分(特别是社会和文化的成分)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种种的“转向说”与“取代说”构成了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重要背景，我们又应特别强调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或者说，这就应被看成“由内到外”转变的主要涵义之一。具体地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应当清楚界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各个基本范畴，包括基于外部的冲击而引入的一些新范畴。例如，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范畴：逻辑与历史、理性与非理性、证伪与证实、理论与事实、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显性的)知识与(隐性的)范式、个体与群体，等等。那么，这就是ssk与其他相关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是应当通过引入一些新的范畴以更为深入地揭示科学的性质：建构与反映、(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正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具有明显的多元性与不连续性，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往往就表现为用新的不同范畴去把握对象，也即主要表现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内涵，从而积极引入新的范畴就是哲学思维的一个具体体现。
最后，又如上面所提及的，相对独立的基本问题的存在正是一个学科独立性的主要标志。从而，这也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应当突出科学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具体地说，基本问题不仅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性质，也集中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基础性与连续性，这就是指，科学哲学不会因一个接一个的“转向”丧失自我，并演变成纯粹“跟风式”的时尚。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高度重视如何能以新的发展，包括外部的相关研究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引入新的研究问题，后者即可被看成很好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性与前沿(先进)性，并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突破已有的局限性而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例如，当前我们就应特别重视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活动这两者关系的分析，包括更为清楚地去界定“反思性实践”这样一种关于科学实践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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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科学哲学研究的反思性与开放性。上面的分析显然表明：这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关键所在，即是应当努力突破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封闭性。下面再围绕科学观的问题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首先，如果说这正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应努力实现由静态科学观向动态科学观的必要转变，那么，ssk等方面的研究则就表明，我们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揭示科学的性质。例如，除去前面所提及的“科学的实践观念”外，我们又应特别重视“科学的文化观念”，而这事实上也可被看成ssk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一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潮给予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具体地说，作为“科学文化”的分析，我们不仅应当将分析的着眼点由“科学共同体”转移到一般民众，也应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科学的文化功能，这也就是指，我们不仅应当充分肯定科学在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应注意分析与防止其可能的消极影响。
其次，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这显然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开放性的一个基本涵义，即在坚持研究工作哲学性质的同时，我们也应十分重视科学哲学与其他方面研究的相互渗透与必要互补。例如，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必要互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与此相类似，对于科学哲学与ssk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作出如下概括：没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是不真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误导的。
再者，以上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理论优位”及其可能的消极影响的论述显然表明：深入反思(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正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必要前提。例如，正如上面所提及的，这是“科学的文化价值”的一个基本涵义：科学对于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整体性的科学观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科学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更由于工作的性质与科学处于长期的“亲密接触”之中，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学家出身，或在后一方面受过系统训练，从而也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显然，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就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特别是，即是应当深入地认识与克服“科学主义”对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对此可称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例如，尽管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如波普尔的“问题一猜想一反驳一新的问题……”库恩的“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反常与危机一科学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等等，但所有这些工作又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即是对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从而，这事实上也就可以被看成科学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后，“反思性实践”同样也可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适当定位，这就是指，科学哲学工作者应当高度重视对自身工作的认真总结与反思，从而才可能通过克服缺点与新的探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我们在此应特别强调超越具体研究问题，并从更高层面也即在“元科学哲学”层面上进行总结与反思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已有工作的局限性，并有可能为进一步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例如，上述关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理论优位”的立场以及关于“科学主义”传统的反思等，就都可以被看成这一方面的实例。
由于所说的“开放性”与“反思性”都可被看成从不同角度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局限性，因此，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既应明确反对各种“取消说”或“转向说”，同时又应积极吸取ssk及其他相关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与积极因素，包括从更高层面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研究传统等作出自觉反思与批判。
第三，大力加强与实际科学活动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及，这正是ssk、后ssk与其他一些研究的一个共同弊病：由于这些研究主要都反映了一种理论兴趣，从而就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甚至都未能给予后一问题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事实上也是科学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又一主要危险，即是由于高度的专业化而造成了与实际科学活动的严重分离。从而，这就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标，即应充分发挥科学哲学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应当强调的是，这并非是指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学哲学应由传统的“规范性立场”转向“启发性立场”，也即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实际科学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从而也就可能通过新的努力不断达到新的更高水准——这事实上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反思性实践者”的一个基本涵义。
篇10
【关键词】成语翻译 语言哲学 文化 对等
语言哲学和翻译
语言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还是西方古典哲学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我国先秦诸子最早谈及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名”与“实”。
西方古典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欧洲自古就有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现实的反映。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535-475 BC）和柏拉图（427-347 BC）都谈到了词的起源、功能和使用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的古代哲学家都对语言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同时他们要把对世界的认识和对问题的解释用语言加以描写。这是哲学和语言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因和内在因素。
翻译是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活动。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各自的语言。在此之后由于交往的可能和需要，翻译活动也就必不可少了。因此可以说，翻译的历史，从各地的原始人类开始以不同的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交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翻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陈福康，2000）因此，翻译和语言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在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哲学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和语言的客观规律加以利用，研究这种存在和规律借以推动和深化对译学的研究。翻译的语言哲学，也可称之为翻译语言学的哲学视角，即借助语言哲学的有关理论，铺垫翻译语言学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石。（刘宓庆，2001）我们可以断定，将语言哲学作为科学研究手段应用于翻译理论，一定会进一步深化翻译理论、扩充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和论证手段。
本文论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我们不但能够探讨翻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价值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其中的基本客观规律和语言逻辑来解决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成语翻译的难题。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在语言哲学中，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本位”和“外位”。所谓的“位”，就是人的基本的立足点。人们观察事物一般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身处东方的中国人称欧洲为“西方”。欧洲人看中国，称东亚地区为“Far East”。这种从自身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方法在语言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语言中不计其数的词语都是各个语言群体从自己的“本位”角度出发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语言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伦理观、历史观和行为特征。成语作为体现文化的标志性语言，更加具有这样的“本位”特点。例如，汉语中的“班门弄斧”“破釜沉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都是中国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外位”相对于“本位”而言。在本文中“外位”主要指从外国人看事物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外位”在翻译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翻译活动本身就是双语甚至三语之间的交流和转换。如何让异域文化的读者能够没有障碍地接受和理解本土文化有的东西，“外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绝对不能只顾及本位（本国、本民族及语言群体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问题。翻译如果只顾本位，不顾外位无异于闭门造车。
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在其著作《翻译与语言哲学》中，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语言哲学观点。“观照”（contemplation）指人作为主体对外在客体（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全局性审视、剖析、思考、推断、定夺和抉择。“观照”着眼于对整体的、全方位的及多维透析，排斥局部的、权宜的片面考虑。（刘宓庆，2001）在翻译研究领域，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要立足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的意识，即就是“本位观照”。
“参照”通常都是具有求证的目的性。参照还具有很高的选择性，因为参照本身是一个非自足客体，对主体不存在归属性和制约性。缺乏“外位参照”对“本位观照”的“最大限度的完善加工”，则本位观必然无法涤除，扬弃其局限性。
成语的特点和常见的翻译误区
表面上看，汉语成语和英语习语之间建立了一一的“对等”关系，短语的意义也没有太大的出入。甚至有人会认为此举不但传达了短语的意义而且还消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例如：
虚张声势：to cry wolf
生死之交：Damon and Pythias
杀鸡取卵：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He is an evil man who has a mouth that praises and a hand that kills.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You can no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这山望到那山高：The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