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育；民族文化；价值；对策

一、阐释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仅是指精神层面的创造及成果。民族文化可以定义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观念和民族思想感情的整合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相对的独立性和丰富的多样性。民族文化是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凝聚力、号召力和意识形态产生的源泉。民族文化是该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有民族必定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反作用于本民族的存在和发展。

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民族性。它是本民族在其领域范围内，集合了本民族自身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信仰、艺术、宗教、科技等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只适用本民族，并获得本民族的认可，具有超越时空的相对稳定性；其次，具有多样性。一个民族文化既是不同地域文化的集合体，又是吸取了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为其所用；再次，相对稳定性。民族文化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而随的，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有时候民族文化先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时候又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影响作用。

二、剖析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基于时代的诉求和破解当前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畸形发展的呼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剖析。

1.文化全球化给本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呼吁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打破了地域和认知方面界限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拓展。在这一进程中，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必将导致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使各国文化的同质性逐渐增多，其后果必然使本民族的文化面临着冲突和挑战。同时，西方国家紧紧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发展态势，不断向弱小国家推行自己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文化对外文化交流进行渗透，利用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进行文化扩展，利用文化产业占领文化市场，企图在文化领域内以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取代其他民族。这种裸的文化侵略使本民族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纽带，使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文化认同出现偏颇，人们的精神文化贫乏，必将将本民族逼入到一个生死存亡的绝境中。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这一时代现状，迫切地需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巩固本民族文化地位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和时代诉求。

2.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传统教学目的和宗旨要求加强民族文化教育

语言与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密不可分的。语言具有选择、传递、传承文化的作用，而文化为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增添了多样性和活力。同时，语言本身兼具工具性价值和人文性价值，它担负着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使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提供广阔的深厚基础，通过人文精神的塑造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并对本民族文化存在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树立起爱国主义情怀为国家和谐发展努力奋斗。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注重对本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学，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且积极而充分的民族文化因素的教学对语言教育本身十分有利，能起到促进和深化的作用。然而，对我国的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深刻的剖析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教学目的和宗旨还停留在语言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民族人文性价值。把教学目的和宗旨定位在对成绩、对升学和对考级的追求上，不能够意识到通过外国文学教学吸取积极的合理因素拿来为我所用，也不能够认识到学习外国文化其实是为本民族文化服务的。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过于强调外国文学教学而忽视本民族文化的教育这种偏颇认识必将迷失教育方向，也必将失去本民族文化的前言阵地，最终不利于我国为之奋斗的有中国特色文化强国的建设。这种畸形的教育目的和宗旨强烈要求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外国文学教学指引前进的方向。

三、探讨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的举措

在外国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如何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以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为出发点可以进行探讨：

1.审视和巩固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交流中的地位

外国文学教学与本民族文化教学是辨证统一的，不可割裂两者关系。只有把两者融和在一起，才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应。首先，我们在进行外国文化教育活动时，要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哪些文学修辞和表达形式，它们如何结合巧妙地运用的。同时，回顾我国的本民族文化用语和文学表达方式，思索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吸取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加入到中国本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来，以达到外国文化为中国本民族文化服务；其次，认真剖析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凝结的其民族精神和人文情怀，从中国人的同质化思维角度对这些精神要素进行分析，从中了解到外国人的行为习惯和方式，以便于对外国文学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对外文化的交流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并开辟新的道路，也使中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深入到外国民族文化中去。

2.提升教师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

在外国文学教育活动中融入文化教学已经获得教育工作者一致认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使学生了解外国一系列社会文化现况、掌握一门外语只能说是实现了外国文学教育的初级目的，能够使学生用外语表达本民族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才是达到了外语教育的终极目的。教师应该经常将外语文化与本民族文化比较，在对比中凸显二者的差异，通过引导学习者思考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问题，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差异敏感性，这样既有助于学习者避免交际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又帮助学习者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形成对世界各族文化的正确态度。但是，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的教师缺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更缺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只是单线条化地去理解外语文化中所体现的外国本民族文化，在对学生的教育活动中没有从本民族文化角度去解读，僵化地灌输外国人文文化和精神，长期以来使学生潜移默化地认同外国的民族文化而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思索和结合，最终导致本民族文化让位于外国民族文化，不利于本民族凝聚力的培养乃至国家的安全。

3.培养学生传承和推广本民族文化的意识

语言的主要功能就是交际与交流。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兼收并蓄、平等相处的，因此进行文化学习必须同时兼顾外国语言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由于我们现在实施的以成绩和分数定终身教育考察机制，使得许多学生对外语的学习过于追求价值性工具，而忽视了外语学习过程中所包含的人文性价值，使得许多学生对学习外语产生错误认识，认为学习外语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升学而升学，忽略了学习语言的真正意义，割裂了语言和文化交互关系，忽视了跨文化交流这一学习外语的根本目的。作为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必须有意识的在讲解外国文学作品时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和精神相结合，从而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觉性，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学习外语不应该只单一地了解外国社会文化，还应该担负起中华文化传播的和平使者使命，更好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精华并能够将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播给世界各国，使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并认同中国。

总之，在外国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中，不能够单纯地为学外国文化而学，忽视本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要树立把外国文化和本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在外国文化教育中体味本民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中增添外国文化的合理因素，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中找到契合点，相互尊重，，从而构建和谐世界。

篇2

天阴沉沉的，车窗外飘着似有似无的雨滴，赶路上班的行人擦肩而过，神色匆匆。恍惚中，总是有种在成都的错觉，也是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刻，一样的场景，也是一个人，背着行囊，独自奔走在异乡的路上。

几经波折，到达目的地。

雨渐渐大起来，虽一夜劳顿，却无法睡定，总有一种辜负光阴的念头，随即出门，穿梭在曾无数次向往过的校园内。新校搬迁，旧址仍在，少了学子的身影，校园略显静默，一场绵绵无期的秋雨，更是增添了空寂。落了一地的银杏叶、枫叶，孤零零地躺在湿漉漉的地上，偶有清洁工人一把一把地清扫，因静寂，扫地的声音有点响彻，更添已逝去的情绪。

出了东门，一路往北，途经大雁塔，游览曲江公园。雨后的曲江，与阴雨天的武侯祠有几分神似，也是小桥流水，古树巨石，天然氧吧。入秋后，各色的爬山虎顽强地吊在红墙灰瓦之上，突然有种想法，以这样的画面做一本书的封皮，里面记载城市里过往的人事、经历、传说、典故，一如肖复兴老师的《蓝调城南》，几十万字，几千年的经历，时空的转换迁移，都记载在厚重的物证上，有理有据。

非节非假，细雨朦胧，没有游人。走走停停，不觉疲惫。

收到本次会议协办单位丝绸之路杂志社冯玉雷社长“已达西安”的短信，踱步回住所，随冯社长拜访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先生。此前与叶老师未曾谋面，却早知叶老师学养深厚，知识渊博，我的导师张天佑教授在课堂上多次谈及，言谈之间甚是敬仰。也曾拜读过叶老师的著作，关于神秘数字，关于河西走廊，关于原型，关于神话，各个领域都是顶点，令人敬服。

来到西安外语学院专家楼一楼，叶舒宪老师的住处。屋舍整洁，桌子上的电脑打开着，叶老师正在为晚上的讲座做着准备。初次相见，个子不高，笑容和善，额头宽厚，眼神真挚，温文尔雅是第一印象。他二人谈话甚是投机，不客套，谈及的人事，都极吸引我，却总觉得任何话语都是对他们二人谈话氛围的破坏，于是，只听不讲。

回住所的路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刚才的气氛里。

“冯老师，橘子！”路两旁高耸的树枝间红色的果实吸引了我。他顺势望去，一个瞬间，我们齐声喊：“应该是柿子。”没有见过柿子树的我情不自禁，有点兴奋。冯社长几步上前，说是要摇下几个柿子来，冲动，性情，无所顾忌，像个孩子。劝也劝不住。

10月30日晨，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启夏苑二楼会议室正式召开。各类致辞后，叶舒宪老师谦称“抛砖引玉”，率先以《玉石之路大传统VS丝绸之路小传统》为题作了限时演讲，第一次听到这个话题，似懂非懂，在后来三天的交往中，才逐渐对叶老师的观点有了渐进的理解。

下午，会务组安排参观浏览位于西安市区的回民街，与其他城市的旅游景点一样，街道两旁都是各色的商铺，戴着白帽子的回族商人穿梭在街道上，忙碌于生计。穿过一条细窄的街巷，一座古朴的民间建筑——化觉巷清真大寺映入眼帘。

这座清真寺建于明初，时代较早，规模较大，又称东大寺，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结晶，建筑风格与甘肃河州的大部分伊斯兰建筑颇为相似。每一座建筑上都覆满砖雕与彩画，彩画纹样以阿拉伯文和植物纹饰为主，闪着金光，散发着浓郁的伊斯兰气息。最醒目的是大殿四周镶嵌有大型木板雕刻的《古兰经》，上为阿文，下为汉文，甚是壮观。置身于院内，除了极富人文气息的建筑与书法墨宝之外，各种青花瓷制成的花盆布满院内的各个角落，树木花草，连枝交映，意境深幽，使人有身临幽谷、尽涤烦嚣之感。

甩开大部队，独自进入。捕捉触动情绪的细节之处，走马观花。

没有缘由，总是对古建筑情有独钟，这些雕梁刻柱的冰冷的物件，总会带来久违的感觉。每每目光触及，会有血液沸腾般的激动，纯生理性的知觉。曾宿命地认定，除了家庭文化的渗入，或许某一世，我曾与它们有过不浅的交往，这些想法与研究巫文化的方棋老师也曾探讨过。我相信，一些过往的经历沁入在意识里，会在合适的机缘下适时地出现。

一角落，别具匠心的大镜子本为避免没有预料的碰撞，却提供于我自恋、臭美，各种姿势的自拍。俞飞鸿自导自演的电影《爱有来生》中，女主人公阿九也是在一回眸的瞬间，看到前世的印记，随即泪流满面。

院内深处，在午后的阳光下，有位教徒背靠树荫，认真读书，旁若无人。那个瞬间，思绪飘忽，幸福不是摄像机前的夸夸其谈，它是一种情绪，是阳光下的心情，一本书的心有灵犀。

待我原路折回，讲解员率大部队缓缓前行，听他讲话，知道是位不可貌相的草根学者，录下他用阿语念诵的片段，已在心里找好下家，放给他听。

傍晚，驱车前往华清池。

骊山脚下，观看了大型歌舞剧《长恨歌》，灯光辉煌，场面浩大、震撼。总是入不了主题，对于剧情、对于编排、对于技巧，都不是我关注的焦点，观看演出的一个多小时里，总是担心演员们在冰冷的池水上演出，会不会湿了衣角，寒了身体。偶尔也思绪跑题，想起那个在冬天只身前往新疆，拍下“这个冬天不太冷”的一系列照片的女孩，她在博客里曾写道：“每次吃饭，总会忽略主食，会对辣椒、葱花之类的边角料情有独钟。”都是不入主题的人。

次日晨，小组讨论。本被安排在出版业与戏剧分会场，但我想听叶舒宪老师讲课，便自行前往文学分会场。

因小组谈论没有过多的时间限制，叶老师就大小传统展开演讲，并强调玉石在中国文化中被忽略的作用，谈及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物证，其说服力远远强于胜者记载的文字，将文字文本拓展到文化文本的大氛围，兴起之处，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身体语言丰富。

他提及，玉石之路，即玉石的传输路线，从和田向东，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青海，经青海湖、湟水谷地到兰州附近，再向东北经宁夏中部、内蒙南部或陕西北部，越黄河进入山西西北部，过雁门关后再折向南到达山西南部的中原地区，路途艰辛，长途跋涉，“取玉之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山，千人往而百人返，百人往而十人返”，强调取玉的巨大代价。并讲到陕西石峁文化及甘肃平凉地区方国卢方为代表的西北玉兵文化对中原王权玉礼器体系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

这条路线大概一直延续了2000年，直到汉武帝时丝绸之路开通，比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至少早2000年。叶老师提到，玉石最先是神性的代表，如《山海经》中耳蛇的说法，起初是通神的器物，这是史前华夏文明架构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来源。

言谈间，我间歇地跑题，觉得叶老师讲课神情之处与陈道明有几分神似。

玉石文化太深厚，我那些浅薄的常识都是在隍庙游荡时，道听途说捡来的。卖紫砂壶的阿紫姐，玩陈香的张珊瑚，“腰缠万贯”的宋团长最喜手拿和田玉雕琢的美女细细盘玩，喻为赏心悦目，言谈之间的牙慧不足登堂，都是爱好，与古玉距离太大。

四重证据年代久远，须知识的积淀，眼力的刁钻，很难够到。

关于第三重，我是喜欢的，立体的民间习俗，方言词汇，童谣词曲应是丝绸之路上极为重要的融合证据了。我想起母亲常说的方言“立马悬蹄”，本是一副阳刚、俊朗的游牧民族常见的景象，却出现在“平展展的土地上就是不长一棵树，清凉凉的河水里就是没有一条鱼”的黄土高原上。自小生活的景象，所能见到的都是一匹没精打采的马没精打采的状态，即使两马会面，也是麻木地侧身，相安无事，与方言里“立马悬蹄”描绘的飘逸景象相距万里，这该是丝绸之路上民族融合最细微的体现吧？小时候奶奶教我们唱的那些歌词，“喇嘛红，姜黄黄，癞蛤蟆跳到电杆上……”都是融合的证据。

下午的学术发言中，学者、专家们就丝绸之路文献、文学、艺术、旅游出版与戏剧文化等方面展开演讲，冯玉雷社长就自己的创作经历，谈到在田野调查中，除了记载所搜集到的民间资料外，同时更需要记录考察的行迹与相关活动。冯社长举例说：“中亚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考察结束后，要提供两项文本，一是完全符合学术规则的学术报告，另一项则是很文学化的随笔、散记，既有学术含量，又有可读性，如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曾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考察的‘副产品’不容忽视。”他指出，田野考察的感悟、随笔被忽略是资源的浪费，请求在场的学者就自己学术考察的经历进行文学性创作。

11月1日，会务组安排我们一同前往陕西省蒲城参观考察清代考院博物院。与我邻座的是从事巫文化研究的方棋老师，没接触之前，就听冯玉雷社长提及她。说是有次学术交流，与她寻路到花溪公园，游玩，聊天。路上，方棋介绍了《禹书》创作的情况，冯社长则介绍甘肃的作家状态。忽然，她盯着一棵豪放伸张的大树，神情肃然：啊！多大气！我们要写就写这样大气的作品！关于这“一棵树”的典故，让我对她充满期待。

西安离蒲城大约一个半小时路程，谈话轻松。我讲到各种无法解释的预兆性的梦魇，张掖大佛寺里无法降服天子的降龙罗汉，大昭寺里儿时的梦魇、恐惧，师兄散落的佛珠，青楼女子，前世的印记，方棋老师认真倾听，谈及自己相似的经历。我们相约一起去，住在药香师傅德哲的家里，看他制香，采药，讲故事。

不知不觉，已到目的地，因言谈投机，没有晕车。

一下车，便被门口一棵秋风里鲜黄的树木感染。青灰色的建筑群里，鲜黄色显得格外醒目。

考院坐北向南，依次建成，主体建筑有门厅、考舍、伦秀堂、浴室院、官厅、厢房、内室、耳房等60多间，建筑风格严谨，布局合理，风格中蕴含着浓浓的民间特色。

人群分两拨，一部分随着讲普通话的解说员从正门穿过，一部分随讲陕西话的导游从侧门进入，我喜欢方言，便随“陕西话部队”一路向前。讲解员提到，这座清代考院距今百年，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曾在这里参加过选拔考试。所谓“蒲案”一事就发生在此地，此事是陕西“”的前奏曲，在陕西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院内，叶老师一人先行，我喊一声：“叶老师！”他猛回头，便留下了这张侧身回望的图像。

参观完毕，早早出来，游历在民居中，一扇紧闭着的黑色的门静默的气质很吸引我，门扇并不破旧，但也有风雨的侵蚀，在明媚的阳光反射下，有种莫名的诗意。我与方棋老师轮番坐在门口两旁的“市面”上，摆出各种姿势，企图在镜头里显示自己最好看的侧面。

接下来的目的地分别是杨虎城将军纪念馆与林则徐故居，都是参观，审美疲劳的草回来，穿梭在附近的生活气息浓郁的民居小巷里。

在一个似乎废弃不用的院子里，看到一只身手敏捷的白猫，站在土墙上，冷冰冰地望着我。

同去参观的人很多，都是在其领域内有着不小建树的学者、专家，在陌生的环境里，游刃有余不是我的强项。但是，长时间的独居与一个人在路上的经历，能让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人群中搜寻出同一频道的人。人群中有一个女孩，岁数与我相差不大，大眼短发，面目俊秀，着一身列宁绿色的冲锋衣，话语不多，书卷气较重，在前两天观看《长恨歌》时曾一起同行，从未有过对话。讲座发言时神情间泛着一丝孤傲，所谈及的话题都是我喜欢的。

擦身而过的瞬间听她说：“旅行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想起在蓝天碧野间飞驰的车辆，一条孤零零的不笔直的道路通向天际。很沮丧，长时间的习惯性晕车，导致我无法完全沉浸在路上，那么，晕厥一定是我在路上的主要方式。

下午，会务组安排了两处唐代陵墓的参观。一觉醒来，恰到好处，刚好是下车的时间点。砖砌的长长道路通向远方的山脊，山势并不险要突兀，但雄浑、凝重、绵延，似巨龙平和地卧于天地之间，难怪已逝帝王会选择此地作为自己生后容身纳神之地。

路很长，一路都是不同姿态的石刻骏马，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着过往的人事和世间百态。

篇3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 传承

一、文化的概念和多元文化教育

(一)文化概念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一文中对文化作了定义,他指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的综合体”。人们对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认为文化是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所谓民族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基于物质、精神财富之上的民族共同的心理。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和传承都要以特定的群体作为载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来源于民族文化。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和基本观点

随着对多元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对多元文化教育中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有其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由于往往种族、肤色、民族、性别倾向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1. 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 ,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起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社会,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民族国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代表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 A. Banks) ,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

2. 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

在教育当中不同的文化, 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文化传统、非主流文化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 弱势群体子女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发展的机会。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教育”属概念的一个种概念, 是一种教育活动。它包括观念、思想等意识层面, 也包括过程、结果等行动的层面, 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论,即各种人类文化都是相对的存在, 都有其相应的价值和意义; 各种人类文化都应得到尊重、自由和平等; 各种人类文化在传承(遗传) 与演变(变异) 中延续和发展; 没有一种文化完全是优秀的或低劣的, 也没有一种文化是一成不变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宗旨是文化教育平等、自由, 重点是文化的认同、学习、尊重和发展, 目标是提升弱势群体的学习成就。多元文化教育是对一元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是后现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一种象征, 代表人类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趋势。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的传承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每个民族都在其具体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通过无数人的实践和摸索, 积累起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各少数民族都有其优秀文化, 如语言、文字、服饰、风俗习惯、宗教、建筑艺术、音乐、舞蹈、体育、节日庆典、生活方式等等。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淀和传承, 一个民族就会止步不前。

(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

1.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有利于保持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民族文化是和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存、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差异性。正是这些差异性构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的保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文化传承就是文化的纵向传播, 表现为同一文化内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等的传承。它是文化从一个区域到另一区域的扩散, 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延续,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 在时间上的延续。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一方面把本民族自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论等传递给后代;另一方面, 接受这种文化的人, 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又通过自己的实践, 不断补充、发展、丰富原有的经验、知识、思想、理论、方法, 进行新文化的积累和创造。人类文化就是在不断传承中使旧文化得以保存, 新文化得以增加, 文化在传承、传播的运动中发展, 并变得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多样。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了人的社会化进程。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流失和失真

1. 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不仅汉族的老师和学生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师和学生也很难接触到自己民族的文化。由于我国学校教育主要用普通话教学,少数民族教师和学生很多不会讲本民族语言, 更不会用他们的文字, 有些少数民族已经没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了。有些学校即使实行双语教学,民族语言也只是作为学习汉语或英语的工具, 起辅助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的“汉化”现象严重。民族地区的学校建筑、教学和管理也和汉族趋同, 没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色。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节目已经没有踪影。

2. 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淡化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风貌。如今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主流文化为主体的, 很少涉及少数民族的文化。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教育, 慢慢被主体文化熏陶, 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渐渐淡忘, 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对本民族文化产生逆反心理, 不愿意接受自己民族的文化。更有甚者, 有些学生还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民族身份, 认为少数民族的身份就意味着贫穷、愚昧和落后。

3.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化

各少数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虽然各级教育部门要求民族地区加强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 各民族地区学校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基本流于形式。

(三)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流失和失真的原因

1. 民族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域十分广阔,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3.8%。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我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地区, 西北、西南及东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而这部分地区是我国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基本条件、基础设施等相对较落后, 师资力量也较薄弱。学校要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 必须要培养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和劳动者。学校教育于是有选择地给学生传授一些能适应主流文化的知识和技能,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则有心无力。

2. 民族教育课程单一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 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的集中体现。虽然教育部已明确提出, 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倡导地方课程体系的建立, 打破以往全国统一的课程模式。但地方教育部门因为习惯遵循上行下效的行动惯例, 也很少主动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大胆尝试。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 主体民族的文化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 这种教育模式在现代社会里已成为主流。在这种教育模式的影响下, 教育内容往往宣扬的是主体民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往往是轻描淡写, 甚至忽略。

3. 主流文化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 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关注和反映主流文化, 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关注较少, 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涉及较少, 因而表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主流文化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 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 也成为学生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 许多少数民族学校、教师、学生在接受主体文化内容的熏陶过程中, 慢慢放弃了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这样一来,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传承主体,这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十分不利。而对于非少数民族学校的师生来说, 他们就更少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文化, 更不可能形成对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完整的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在缺少关注的情况下, 它的发展就只能在自生自灭的状况下逐渐流失。

三、 多元文化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构成, 56个民族是多元, 中华民族是一体。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弥足珍贵, 一旦消失, 就再也不可能复制。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说到底就是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 民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是紧密联系的, 多元文化教育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吐故纳新。多元文化教育是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为出发点, 为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多种文化共同教育的途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 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应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 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应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学校教育应该是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对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繁荣, 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学校实施多元文化教育, 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国家课程

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到国家课程中, 同时增加学校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资金的投入, 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学校。课程是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 要整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在国家课程内容中整合有关民族文化的内容, 不能只强调主流文化的价值, 要从不同民族的视角出发, 融入不同民族文化的内容, 体现各种文化的特色。使学生能够从不同民族的视角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将少数民族的不同观点、不同参考标准和内容整合到课程中, 以此拓展学生对社会的性质、发展和复杂性的理解。在三级课程的实施中应尽快制定相应的考试制度和评价体系, 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有力的保障。

2. 增强师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在学校教育过程中, 要重视增强师生的民族平等、文化平等的观念,培养师生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传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教师和学生要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认同感, 并在认同感的基础上形成自豪感。民族地区学校的师生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并自觉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地区的教师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学习, 树立民族平等、文化平等的观念, 进而在实际教学中教育学生。在同一个学校里的师生既有少数民族的也有汉族的, 既有本民族的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 各个民族之间的学生都是平等的, 没有高低之分, 各种民族之间的文化也是平等的, 都是独特的。学校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构成, 这样可以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

3. 开展丰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

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到各层次学校的教育内容中, 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传播和传承, 真正实现多元文化教育。民族地区的学校也可以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独具民族特色的活动, 如跳芦笙、抢花炮、斗牛、龙舟竞赛、铜鼓舞等。这些活动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一种形式, 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文化上的表现, 是一个民族形象的再现, 也是学校教育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马春花.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看我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9)

[2] 马春花.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看我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9)

[3] 胡春梅.论多元文化教育与民族教育之异同[J].前沿,2004(9)

[4] 钟丽芳.论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J].中国民族教育,2007(5)

[5] 涂元玲.论多元文化与教育改革[J].集美大学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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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大学英语教学 英语表达力

中图分类号：H319.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英语学习中，当代大学生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即使有所了解也难以用英语正确表达，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构成了一大障碍。尤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们，由于地处边疆，学生们与欧美国家人员的接触机会较少，从而很少有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机会。另一方面，从教学内容设置来看，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时，我们重视英语国家文化导入的同时，却普遍忽视了对母语文化的培养，英语国家的文化教育几乎被看作是外语文化教育的全部内容。

早在1996年的全国外语教学会上，李岚清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学生学了十几年英语，但连What do you usually have for breakfast？ 都回答不出来。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如何用英语表达‘稀饭’、‘馒头’、‘豆浆’、‘油条’”。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学生能用英语正确表达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了吗？

1 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测试和问卷的方法，调查学生用英语表达带有中国特色文化内容的能力的现状以及对在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的态度。

1.1 被试

237名被试来自云南大学2010级人文、公管、法学、软件、化工、生科、物科等学院各专业英语快班的学生。这237名被试均为本课题组成员所执教班级的学生，因此，所有被试都能按要求完成测试内容以及调查问卷。

1.2 工具

调查工具包括1份调查问卷和1份测试卷。使用调查问卷的目的是要调查大学生对文化学习所持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化教学的态度以及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方式的学习需求。共设10个题，采用Likert五级量表。

使用测试卷的目的是要检测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测试卷由20个代表中国文化的词语组成，这些词语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宗教、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文学名著、名胜古迹、工艺美术、民俗、节日、食品等。

1.3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保证调查问卷及测试的有效性， 本次问卷及测试均在课堂内集中完成，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答卷过程中不可查字典或其他参考书，调查问卷完成时间为20分钟，完成测试卷时间为30分钟，共计50分钟。本调查研究工作在2012年5月16日进行，随后进行评卷和问卷数据整理、录入工作，并开始着手分析这些数据。

2 结果与讨论

2.1 调查问卷结果及分析

本调查问卷调查了我校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导入的现状以及学生们对于英语教学中有关中国文化教学的态度。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85%以上的学生认为英语教师已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同时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大一部分学生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仍然有很大困难，从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造成此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英语课堂上讨论的话题主要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同学们缺少语境，因而很难提高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对于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该不该导入中国文化，同学们持的是肯定的态度，高达95%的学生认为培养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能提升我们的本民族意识。81%的学生认为教材中如果增加更多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内容会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2.2 测试结果与分析

该测试卷测试的是20个有关中国文化词汇的汉译英，这些词大部分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包括了李岚清副总理提到过的稀饭、馒头、豆浆、油条。测试结果出乎意料，十几年过去了，同学们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仍未见长，如表2所示：

在有关中国文化内容的词语翻译测试部分，翻译表达正确率排在前三位的词语分别是农民工，端午节和元宵节，正确率分别为41.8%，39.2%和37.6%。由于同学们在上一学期准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而农民工是目前比较关注的社会现象，这样的字眼常出现在大学英语四级作文里，所以正确率较高。当今社会对中国传统节日较为关注，在课堂上，教师在介绍西方传统节日时也会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因此，同学们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节日的准确率也相对高一些，但仍有将近60%的学生无法正确表达，此状况确实让人担忧。对于那些有关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词汇如对联、相声等的准确率为零，尤其让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学生竟然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豆浆、油条都不会用英语说。

3 结论

通过该项调查研究，我们发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学生确实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从丛，2000）。我们所调查的是英语快班的学生，要是调查的是英语普通班的话，所得结果可能会更糟糕。英语学习确实离不开课堂内外英语语言材料的输入，在英语教学中，我们一直给学生灌输的思想就是，想要学好英语，就得要多听英语节目，多读英文材料，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些年来我国绝大多数的英语教材和阅读材料多为介绍西方社会和文化，以至于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忽略了对自己母语文化的介绍与传播。

在2007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但在英语教学实践中，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中国文化导入却没有在教学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有效的输入，何来有效的输出？上述调查中被试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表达能力的欠缺，正是当前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映。

作为大学英语教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从丛（2000）指出：“要真正克服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就应当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各层次的英语教学之中。我国英语界和中国文化界同仁应携手研究有关教学内容的合理配置，使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水平与基础英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西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呈同步增长之势。”

参考文献

[1] 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2] 姜怡.不可忽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双向文化交流[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5（2）.

[3] 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 刘世文.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调查及其启示[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3（l）：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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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视程度都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高，而且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我们渐渐的发现，对于同样的作品，不同的国家对其的评价是不同的，也可以说文学批评受到各国文化差异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而这些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该国家的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正是存在差异的文化评论造成了文学评论的多样性。英美文化也是如此，存在着差异，对英美两国的文学评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简单认识。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著，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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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多见讥讽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育不如民国期间的教育之论，鄙人浅陋，对民国期间的国民教育情况知之甚少，故难以厘定是非。但从钱穆先生《文化与教育》中叙说的情况，与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状况作一比较，大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于此随举二事：一曰民国时期“中学校似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二曰民国时期“学生在各科学科上所花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回首近三十多年的中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相承之迹甚明。

先说其一。钱穆先生在《改革中等教育议》（写于1941年）中指出：“目前中等教育第一大病，在仅以中等教育为升入大学教育之中段预备教育。”钱先生说：“各阶段之教育，本各有独特之任务，中学校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中等学校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当占最高之地位。大要言之，应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主，而传授知识与技能次之。今日国内有一至可悲之现象，厥为知识分子体魄与精力之不够达标。一二十岁上下之中学毕业生已渐具书生气，精神意识已嫌早熟。至大学毕业，年未壮立，而少年英锐之气已消磨殆尽非老成，即颓唐。”

自结束，恢复高考以后，中学的高考升学率、重本率是极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中学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升入大学教育。因此，教学内容基本与高考科目挂钩，与高考科目一致者称“主课”，其余为“副课”，所学专业过窄，学生的体魄锻炼、意志陶冶、情操培养、智能开发常被忽视。升入大学者只是中学生之一部分（近十多年比例逐渐在增多），存在知识储备不厚，学术视野不宽的弊病，而更为悲催的是，体魄不够达标者数量不少，近视眼者更多。升学压力过大，精神颓唐，对于没能考上大学的学生来说，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没想到民国之中学教育也是如此这般，可见这还不是解放以后的发明。

再说其二。钱穆先生在《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写于1942年）中就英语教学的诟病予以申斥：“中学教育之中心责任，乃不啻为投考大学之英文补习学校。学生在各科学科上所花之精力，几乎强半为修习英语之时间。然若此学生将来并无升入大学之机会，则其研习英语之功夫亦强半等于白费。……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之晨夕孜孜披一卷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焉读本国文学者。……英国学校决不以教授德文为主课，德国学校决不以教授英文为主课，英德学校皆各以教授其本国文字文学为主课，何以中国学校独必以教授英文为主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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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书局；图书宣传；期刊出版；民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44-06

收稿日期：2013-03-08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中国出版转型与发展”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CXLX12―0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志强（1966―），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肖超（1987―），男，湖北钟祥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

引言

民国时期，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一些探讨出版、读书的期刊相继创办起来。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出版类期刊有：1924年1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出版周刊》，1931年上海光华书局创办的《读书月刊》，1931年4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创办的《读书杂志》，1931年8月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2年10月浙江省流通图书馆创办的《中国出版月刊》，1934年上海杂志公司创办的《读书生活》，1935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的《图书展望》，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创办的《读书月刊》等。这些出版类期刊，大多以读书、书评为主要内容，兼及出版动态及出版知识的介绍，在宣传图书、指导阅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企业，以这类出版类期刊为广告媒介，向读者宣传书籍，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促销效果。

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已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回忆中华书局》、《守正出新――中华书局》、《陆费逵与中华书局》、《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等，主要限于对其历史与近代文化关系的探讨；已发表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主要集中于对中华书局教科书、辞书、古籍、企业文化以及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等的研究。对中华书局所出版的期刊研究，成果本来就少，且主要集中在《中华教育界》、《大中华》、《新中华》等期刊上；至于对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出版类刊物的专门研究，尚无看到。本研究希望能填补该方面的空白，并完善中华书局史的撰写。

一、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简介

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有创办杂志的传统。民国初期，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竞争中创办了多种优秀杂志，其中《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儿童画报》、《中华学生界》、《大中华》、《中华妇女界》八种杂志，颇具影响，号称“杂志”。在这些杂志之外，中华书局也创办了专门推销本版书的刊物。目前，常见的中华书局出版类刊物有两种：一是1931年8月创刊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二是1937年4月创刊的《出版月刊》。

《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1年8月创刊，每年出10册，目前可见的最后1期是1932年12月出版的第13期。此后是否停刊不详。《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每期篇幅不大，创刊号36页，其余每期篇幅14―20页不等，主要栏目有“最近出版新书提要”和“最近重版书一览表”等。

《出版月刊》1937年4月创刊，许达年主编，每期篇幅31页。《出版月刊》栏目较多，主要栏目为：论著、读书乐、新书介绍、书评、新书推荐、读书指导、读书语录集锦、大众讲座、时事丛编、时事选录、儿童之页、各地通讯、读书问答、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之预约书、中华书局新书预告。其定位在于中华书局的宣传刊物，给机关团体提供免费赠阅，对个人收费订阅。存世的《出版月刊》，目前可见1―5期。1937年8月出版第5期后未见新一期的刊物出版。

二、中华书局出版类刊物的主要内容

《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和《出版月刊》这两种刊物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华书局的图书进行宣传，其主要内容均围绕中华书局本版书的宣传这一主题展开。

1.介绍中华书局情况及与出版有关的知识

作为出版机构自办的刊物，《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常刊登一些介绍中华书局的情况和出版知识的文章。1931年8月创刊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创刊号即是“中华书局二十周年纪念号”，刊登了陆费逵的《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以及在《中华书局一份子谈话》下陈协恭、舒新城、李廷翰、王瑾士等人所写的自己与中华书局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助于社会加深对中华书局的印象。此外，《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每期会邀请一些文化界名流撰写一些与出版有关的知识。如1932年第6―7期刊登的杜定友的《出版界与图书馆》，1932年第8―9期刊登的子敦的《溯一溯中国书籍和印刷的历史》、胡哲敷的《读书与习惯》，1932年第10期刊登的钱歌川的《新闻杂志的王国》，1932年第12期刊登的钱歌川的《校勘漫谈》，1932年第13期刊登的伯符的《美国报纸杂志界之现况》、颂棣的《著作家、出版家和读者》、胡哲敷的《怎样养成读书习惯》等。这些文章，对了解国内外出版的历史、如何读书等，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发表在《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6―7期上的《出版界与图书馆》一文，长达12页。全文分为导言、内容、版本、手续、结论五个部分，论述了出版界与图书馆之目的、图书馆在出版界之影响、出版界与图书馆的合作、各科分配、图书之选择、纸料、印刷、制本、杂志、配书、书价等方面的问题。杜定友先生从图书馆界的立场出发，阐述出版界与图书馆的关系，并说明图书馆对于出版界的几点希望，认为图书馆与出版界有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必要。《出版月刊》上也有《读书乐》、《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概况》等介绍读书、出版知识以及介绍中华书局的文章。

2.推荐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

中华书局创办出版类刊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中华书局的本版图书进行宣传。陆费逵在《出版月刊》第1期的《发刊语》中，在分析了当时国内出版与国外差距的基础上，指出中华书局“最近每年刊行四五百种，二三千册，虽每日每月刊登日报广告，但恐读者或未几寓目，且不便保存”，才有《出版月刊》之创办。推荐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是这两个刊物的重点内容。

《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有“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等新书推荐栏目。几乎每一期都推荐中华书局的教科书。《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的新书推荐种类繁多。“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栏目推荐的图书主要有文学、教育、社会科学、教科书、史地、画册、英文、杂志等类。据笔者统计，《中华书局图书月刊》1931年第1期“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栏目介绍了文学、歌舞剧、哲学、修养、教育、社会科学、史地、商业、艺术、英文、杂志等类别的图书。这期的“最近新出图书提要”还附带介绍了文明书局出版的新书。1931年第3期介绍了文学、教育、法律、历史、画册、英文、杂志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6―7期介绍了文学、教育、社会科学、化学、艺术、英文、杂志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8―9期介绍了教科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史地、语文学、文学、拳术、画册、儿童读物、杂志等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10期介绍了教科书、目录学、社会科学、国语、文学、拳术、画册、儿童读物、杂志等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11期介绍了教科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文学、杂志等书刊。1932年第12期介绍了教科书、教育、社会科学、史地、检字法、外国语、画册、杂志类别的书刊。1932年第13期介绍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画册、杂志类别的书刊。

通过对《中华书局图书月刊》“最近出版新书提要”（或“最近新出图书提要”）栏目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栏目刊载的图书类别主要有文学、哲学、修养、教育、史地、外语、教科书、社会科学等，以教科书和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主。因中华书局出版的自然科学类图书较少，刊登的自然科学类图书广告也较少。仅在1932年第6―7期有化学类的图书，1932年第13期有自然科学类的图书。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中华书局的新书出版情况，《中华书局图书月刊》还开辟了“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和“民国二十一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栏目，在1931年第1期、1932年第6―7期和1932年第10期上分别介绍。“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上）”介绍了小学教科书、中学教科书、农业师范学校用书、民众读物、儿童读物、歌舞剧、国语国音、文学、哲学、修养、教育、社会科学、史地、应用科学、拳术、挂图、外国文等类别的图书。“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下）”介绍了教科书、民众读物、文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历史、自然科学、艺术、英文等类别的图书。“民国二十一年中华书局新出图书一览表（上）”介绍了教科书、目录学、哲学、教育、社会科学、交通、史地、语文学、文学、拳术、儿童读物、墨迹等类别的图书。这些图书表格仅列入了著译者、书名、册数、价目信息。

篇8

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图南对云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阐述。1938年，楚图南撰文评述：云南文化“大约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日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佛教等各种宗教传入云南，与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织；“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发生明显的变迁；“革命以后，海禁大开，云南也有滇越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侵入到云南来了。但文化的实质，仍是和以前的一样，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的一切，仍然有着绝对的支配的力量”，“云南的社会和文化虽然从明时以来，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的爆发开启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楚图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进脉络，描述了云南边地文化的特殊内质，又强调抗战的发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对于云南颇为隔膜的人往往将西南边地视为蛮夷之邦，例如，从昆明走出的现代作家陆晶清在北京读书期间，“许多外省的同学，博学的教授”常常以猎奇的心态对她发问，使她“深恨不幸生长在云南”。楚图南对云南的地缘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评估，他看到了云南的边缘优势：“云南因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能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环境里面，从容准备，一旦国势颠危，中原多难，振臂一呼，异军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当前的国运，又转危为安。”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在文化上一向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云南有谁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占领（据）的重要地位呢？有谁知道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贡献呢？”。据楚图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闭性，却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优势。与此契合的是，1938年茅盾在昆明讲演时，高调宣称“云南有深山大泽，有生龙活虎”，茅盾的这个判断或许并非礼节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作为云南省会，昆明获得了明显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文人当中，以为边疆城市昆明萧条、落后者为数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见闻稍广的文人确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昆明这样市内多山的都市，这真是山国的产物……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因而赞誉昆明是“山国中的天国”、“城市山林”。也有文人欣赏边城昆明的绮丽多姿：“昆明，这天然的一个华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着南国的温馨。”还有文人澄清事实，化解外人对边城昆明的误会和偏见：“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边远蛮荒，瘴气苦人的所在，又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国人很少有机会去观光……要知道昆明的好处，不仅是四季长春，气候温和，而且到处都是山光水色。”于此可见，昆明的边城文化特质在民国文人那里已经得以确认。

抗战之后的昆明更显光彩夺目，那时的文人自豪地宣称“昆明，这是一个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于是乎就被雅称为‘文化城’，成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城市”。抗战对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响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断言“抗战没有发动前，昆明是被称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战使得“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由此“把这块文化荒漠改变过来”。抗战结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叹昆明再度冷落的历史命运：“昆明的素养原本不深，借抗战而一起的昂扬毕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归于一仆”，“胜利后，本市重要性顿失，中央机关多东迁，逃难学校亦相继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在昆明发展史上，民国文人提出的“抗战”决定论或许有待斟酌，而抗战机缘改变了昆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分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空间上的边缘价值与时间上的抗战分野，共同确定了民国昆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坐标。1944年闻一多大声疾呼“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该现象无论在昆明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二、城市比较与空间接受：民国文人对昆明的阅读与归化

抗战机缘使昆明迎来了大批外省文人，“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文人对昆明的审视与品读，伴随着异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文人将边城昆明与燕京古城、江南都会、荆楚名镇、岭南美邑作比较，折射了地域文化元素的交流和融合，反映了战时文人的故园情结和家国之思。

文人跋山涉水进入西南边疆，将滇境最繁华的昆明与他们昔日蛰居或游赏的城市进行对比，完全合乎情理。了解昆明发展史的民国文人看到：这座边城在抗战之前“是座朴素古老的山城，虽有滇越铁路交通、贸易市场，依然无甚进展，现代的建筑除却法国人的几间大旅舍外，简直是凤毛麟角，文化也无甚发达”，抗战给昆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习惯了大都市物质享受的文人难以适应边城生活，战时物价的暴涨又导致了更大的经济压力，造成了部分文人撤离昆明的现象，某些文人竟然“直截了当地回港沪平津去了”。文人对于城市的选择是生活行为上的城市比较。抗战结束之后，昆明文化气氛有了显著变化，文人慨叹昆明文坛的凋零和“新闻窒息”，“住在昆明的人都说，要看新闻还是得读重庆尤其是上海的日报”，这样的城市文化比较，体现了文人对昆明政治环境突变的不满情绪。

除了少数文人认为昆明的风景“比不上江南”，觉得“昆明的翠湖自然及不得杭州西湖的体态明媚”之外，盛赞昆明胜过其他城市的文人比比皆是。有人宣称“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风景的优美，国内其他都会很少能比得上”，“昆明可比一美丽的乡下姑娘，她的美全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饰上”；有人断定“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样明媚的山水，却没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气的一个城市”；有人认为昆明“山明水秀”、“天然美丽”，“远非半由人工修筑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有人觉得昆明的滇池胜过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太湖少妆饰，如朴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贵妇！滇池却像内地的女学生一般的健美！”有人肯定昆明的市容之美，声称“贵阳是远赶不上它的”。老舍高度评价了昆明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他说：“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

在翻译学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分别表现为文化上的“求异”和“趋同”思维。“归化”是“将原文独具特征的东西采取‘入乡随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语中的转换方法”，其依据在于“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对于战乱中被迫辗转于边疆的民国文人而言，在空间感知方面更倾向于“归化”情结。

迁居昆明的文人当中，“在北平住惯了的人，到了昆明，说它像北平。在杭州住久了的人，又说它像杭州。如果再到昆明的新住宅区走走，又觉得它像天津，像南京”。有人评价昆明的正义路极像“上海的南京路，及汉口的江汉路与中山路”；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是“昆明的文化街”，“可以媲美上海之四马路”。昆明“热闹拥挤的马路，翠湖里的月夜，大观楼的满园春色”，在某些文人看来“与撤退前的武汉有点相似”，而昆明“乱弹茶铺”的娱乐情形又“略同南京夫子庙清唱”。很多来自故都的文人认为昆明酷似北平：在老舍眼中，“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黄裳觉得昆明“颇有北平的风沙之意”；朱自清由昆明的白鹭想起“北平太庙里的‘灰鹤’”；吴宓认为昆明“圆通公园、翠湖”等景致“甚似北平”，“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陈寅恪借吟咏翠湖抒发“想京华”的幽情；冰心也肯定“昆明市像北平”，昆明的太阳令她“感觉到故都的温暖”，“昆明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黄卓秋指出昆明的建筑与景象“颇有北平风味”，因而“有第二故都之雅号”；绿蒂发现昆明与北平在“民风淳厚”与“古朴的市容”这两方面最为相似……在边城昆明与故都北平之间发掘诸多的空间联系和文化共性，表明由中心到边缘的民国文人恢复国家疆土、重构文化谱系的深层意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在边城与国都之间寻找精神脉络，杭州人陈蝶仙发觉昆明与其故乡的风物之绝似。李长之关于昆明风景的点评最为精到：“它正是兼南北之长的。因此，任何游人，都在这里发现和家乡相似的部分。”“想”北平者与“思”故乡者具有文化心理的共通感———身居边疆城市而“归化”于远方的精神家园。

外省人的故园“归化”心态却有可能引起云南本土文人的不适与反感。楚图南讽刺了逃难至云南“喘息”的堕落文人，他们嘲笑边疆文化与生活之落后，却又将享乐之风与腐败习气带到云南：“据说现在的云南有些像北平了，又说有些像南京了，又说有些像苏州，只是缺少了‘吴侬软语’。”民国文人在审视和描述昆明的精神“归化”意识中包含着多重心理因素，而这种“归化”也许会在云南本土内外的文人当中引发理解及评价上的分歧。

三、风景意义与社会伦理：民国文人对昆明风土人情的评价

昆明绝美的风景给文人留下至深记忆，何兆武当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刘绪贻回顾说“昆明市四季如春”、“风物宜人”。相同的地理景观展现在所有在场的观众面前，惟有心智灵敏者方能神会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吴宓仰观昆明天空所产生的强烈震撼：“雨后天晴，观天山云之变动，形色万态，美丽难名。……宓既观其静，又观其动，心会神驰，极欣悦！”吴宓能够“于此画中，偶窥宇宙之美”。拥有吴宓那样的心灵感悟力的审美者并不多见，昆明风景对一般观赏者而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义来。

将昆明风景的美学价值与城市社会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锐对比者，莫过于沈从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来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单纯地欣赏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丽云朵其实能够给予世人“一种无言之教”，各类庸俗市民忙于谋求实际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沈从文经常在信件中“详细介绍昆明和呈贡特有的景物”，却屡屡抨击后方城市的不良风气，他宣称：“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沈从文的批评并非针对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责了那些战时逃难至昆明、追求城市享乐的外省人。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学问”，“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他真切希望昆明这座秀美的城市能够迎来真正的精英豪杰，当来到昆明时，沈从文认为“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可以“让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民国文人对于边城空间的和谐之美充满着强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战激流中，外省人蜂拥而至，给边城社会增添了驳杂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钱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聚集了“广东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夹杂着“海外的华侨”、“越南人和法国人”、“奸商和官僚”、“谣言的散发者”以及“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人群。对于纷纷攘攘的昆明社会，文人的道德评价是紊乱的：一方面盛赞“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称昆明人既“笃厚”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褒扬昆明人“非常进取，充满了朝气”；另一方面又将昆明视为“后方冒险家的乐园”，认为昆明由中国的“堪察加”变成了“暴发户”的乐园，城里充斥着“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风情的闺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车夫”、“乡下来的姑娘”、“大学生”和“”。文人对于战时昆明社会的伦理批评暴露了边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动下的文化突变及步伐缭乱。多元化的城市主体在特殊语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戏剧化的城市文化场景，有的文人嘲笑“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半开化的倮族土人”在街头并行的现象构成了战时的昆明文化“奇观”，撇开了边城的发展实际和历史遭遇的道德判断，其实包含着非公正的文化心理。

若从精神维度观照昆明的风土人情，文人对于边城另有评价。艾芜看到群峰围绕的昆明“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暂住昆明的老舍“老觉得静秀可喜”，林徽因欣赏“昆明永远那样美”的同时又感到“寂静”和“冷清”，凤子寄居昆明期间“日子过得平静然而寂寞”，黄裳在春城“觉得异常的空虚与平静”，李长之对昆明过于恬静、悠闲的生活环境似乎有些忧虑：“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施蛰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告诫外省人说，“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一个喧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他又“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冯至从昆明市区迁居杨家山的林场茅屋伊始，觉得“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后来却被抗战的呐喊声从田园环境中唤醒，他逐渐和林场茅屋“疏远”，城市对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从静穆安宁的山林到喧嚣紧张的都市，冯至审美趣味的变化在抗战时代的文人当中是典型现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闭塞的山国心理，倡导刚健狂野的边疆人文个性。楚图南宣扬“伸出拳头，向黑暗的统治猛烈的进攻”的“云南精神”，彭桂萼认为“高山深谷的边疆，有他磅礴粗壮的气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动雄奇的力量”，期待吹响“奋亢的军笳与悲壮的号角”。激荡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全国文人，以及他们对于边疆风土人情的精神体验与美学评价。

四、结语

边城的地缘属性十分不利于昆明形象的历史传播，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抗战以前仍未得以根本改观。1938年，李长之试图纠正人们对于昆明形象的种种“误读”：“一般人没到过昆明的，总以为还是‘五月渡泸’时的光景，以为还是蛮荒之地。实则大大不然。但照外国人的游记上说却又以为此地是象牙古玩等等珍奇东西的出产地，说来便颇神秘了，这依然是言过其实。简单明了地说，这地方有一点近代化，大体上乃是和内地的几个省会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而已。”抗战兴起之后，昆明地位的骤然提升带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外来文化元素的强行注入既推动了昆明社会的现代转型、促进了边城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城文化发展的内质失衡与多元混杂。

漂流至边疆的民国文人大多以“归化”故园的目光打量边城昆明，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上进一步沟通了边城与内地的联系，却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中国文人据“中心”测“边缘”的传统文化心理。在战争情感作用下，文人更倾向于激越震撼型的审美体验，这在抗敌救国的时代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始终以此种审美心态检阅边城的风土人情，似乎不够开阔与深刻。

篇9

“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第3期邀请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许纪霖教授、周武研究员和瞿骏副教授与听众一起讨论：世界都会的上海文化，为何如今黯然了许多，又该如何再现辉煌？

许纪霖说，昔日的上海是何其辉煌，与北京形成了双城。但是今天的上海还是启蒙的重镇、文化的半壁江山吗？民国时期的上海，是的中心，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学中心、电影中心、报业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说中心，连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当年上海的辉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国各地来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经吸引不到他们，都去了北京。北京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北京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沪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认高大上，看不起潘浚不欢迎潘浚而我们知道，最具文化原创力的，恰恰是那些一开始被人不在乎的潘亢筒莞精英。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热烈的期望，但现在上海这个老二的地位与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还是很大，与其他二线城市的文化差距却在缩小。

周武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上海曾经创造过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亮点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译制片厂推出的众多译制片，上海辞海编纂处推出的《辞海》，《文汇报》推出的《文汇月刊》，以及上海作协主办的《收获》，等等。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现辉煌，不是喊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有所作为，在全国乃至在整个东亚世界当中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着力提升五种能力，或者说要进行五种能力的建设。

一是文化的生产能力。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庞大文化工业。正是凭借庞大的文化工业，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二是文化组织能力。自晚清以来，上海的文化组织、文化团体、文化机构之多，类型与层次之多样，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肩的。跨国的，全国的，本地的，应有尽有。就出版而言，民国五大书局，也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都在上海。全国最大的民间科学社团和民间学艺社团，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也在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大学，以及一大批跨国的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社团、机构的汇聚、活跃与发展，不但为文化人才的落户提供了空间，而且为上海文化的持续繁盛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活力。三是文化表达能力。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话剧、电影、绘画是一种表达，诗词、小说、戏曲是一种表达，科学与人文是一种表达，建筑也是一种表达，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与它的表达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表达都留下了经典。四是文化融汇能力。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个是先秦，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融汇。那个时候辈出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中西融汇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其实不仅学术如此，其他文化形式也莫不如此。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也是文化融汇的时代。五是文化吸附与输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最优秀的一些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在地化，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进行新的创作。文化输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主导天下雅俗的一种能力，就像明清时期的苏州那样，“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如果细分的话，文化输出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品的输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贸易，是可以计量的；二是制度的输出；三是价值的输出。你看伦敦也好、纽约也好、巴黎也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创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坠，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这样。上述五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什么时候上海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现辉煌之时。

篇10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回迁杭州。竺可桢校长再次邀请陆维钊来校任教。竺可桢是陆维钊在南京时的老师，鉴于此，陆便辞去了圣约翰大学的教职，于1945年秋到浙大龙泉分校任副教授，担任文学院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1947年，浙大本校和分校相继从遵义和龙泉迁回杭州。9月，陆维钊与陆子湘、杨其泳奉命协助校方接收罗苑校舍。罗苑地处平湖秋月西侧，又名哈同花园，曾是犹太富商哈同的私人别墅，抗战胜利后被国家接收。罗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人称“湖上火迷宫”，是读书人居住的好地方。和陆维钊同期，第一批迁入罗苑的还有浙大老师徐震瘛⒍聿茂、钱秀之等。他们常赴岳坟、西泠桥一带酒店小酌，但陆不喜饮，常作陪赋诗吟诵，其乐融融。

1959年潘天寿任美院院长以后，他一直认为培养学生应重视文化修养，诗、书、画、印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中国画系的学生，大都不懂古典诗词，不会题跋，也写不好毛笔字，常常请求别人题字、落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改变，可是要有一名既懂书画艺术又有古典文学造诣的人才到何处去找呢？四处一打听才知陆维钊先生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他急如星火地要求将陆先生调来美院，两人果然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自此以后，潘天寿常常到韶华巷那破旧的美院宿舍拜访陆师，二人趣味相投，谈艺术，谈创办书法篆刻专业，谈招收书法研究生，谈远景规划，谈人生……真有说不完的话。陆师更是有知遇的感觉，他们越谈越投机。陆师从不谈住家的简陋、生活待遇的菲薄和私人的事情。在美院每天起早落晚，有做不完的工作,虽然很艰苦，但生活得却非常充实、开心。

陆维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书法造诣尤深，早年即临摹历代名迹，甲骨文、金文、篆隶、行草等书法功力深厚。晚年自辟蹊径，创造出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书体，在书坛独树一帜，蔚为大家，蜚声海内外。其绘画取“南派”之法，融书法于画，擅作泼墨山水，格高意远，配上诗词题款，以三绝著称画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