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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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利弊
目前,金融界关于“混业经营”的概念界定尚未定论,但关于混业经营的框架性概念似乎已成共识。狭义上的“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都各有其优缺点。一个国家究竟采用分业经营制度还是混业经营制度,只是一种特定经济情况下的利弊权衡,这种权衡会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相应改变。
一、商业银行与保险联合的利弊分析
(1)商业银行和保险联合的优势。首先商业银行跨业兼营保险,可以使得商业银行扩大经营范围,在同一地点同时提供银行和保险业务,即提供一站式服务,充分利用银行设备资源,从而获得范围经济效益;其次由于银行业务收益和保险业务收益的不完全相关,能够分散业务,达到风险的目标;再次金融资产具有同质性,金融资产的专用性较低,这就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在现有资产基础上跨业兼营保险业务,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2)商业银行和保险联合的弊端。第一,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系,商业银行跨业兼营保险业务,势必给监管部门带来难题;第二,商业银行可能会将保险收入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中去,这种信息不对称会严重损害保险者的利益;第三,当商业银行跨业兼营保险业务,使得不同类型的金融业之间的关系加强,其相关性也会随着加强,一旦某种金融业风险增加,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益,最终导致整个金融系统性的风险发生。
二、银证联合的利弊分析
(1)银证联合的优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密切与证券公司的合作,不断扩展表外业务,从而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商业银行为证券公司提供融资便利、股票抵押贷款,提供资金结算等服务,都可以为商业银行带来一定的收入。商业银行处于对企业违约的担心,可能降低贷款金额或不提供授信。通过与证券公司合作,商业银行也可以获得一些上市公司的信息,提高商业银行对企业经营情况、资金使用筹措情况等的了解,从而提高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信息对称水平,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收益。(2)银证联合的弊端。在混业体制下,银行为了增加承销收益或规避承销风险,往往利用优惠的融资条件或其它诱惑吸引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从而产生银行信用扩张的效果。银行、证券市场特质迥异,若银行过度介入证券业务,将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危及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若银行自行承销、买卖而持有的证券数额较大,在证券市场波动频繁时,银行的清偿能力及经营体系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一俟股市暴跌,便会危及银行的自身安全,进而殃及整个信用体系:
三、银行基金联合的利弊分析
(1)银行基金联合的优势。商业银行兼营基金业务可以增加商业银行收入,商业银行作为基金公司的托管人,除了对基金负有监管责任外,还凭借广泛分布的营业网点成为基金的最好的营销网点。商业银行作为基金资金的清算和过户登记行,可以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或服务费。根据新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还可以新设基金管理公司,这样商业银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基金业的领域,获得与基金公司一样高的收益。商业银行拥有自己的基金公司,为商业银行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链接起来创造了便利。(2)银行和基金联合的弊端。商业银行目前介入基金公司,不外乎新设、参股、控股三种方式,不管是哪种方式,监管方面的责任都很难划分。混业经营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资金分流、融资风险等的不利影响。
四、我国实行混业经营应注意的问题
(1)建立和完善法制建设,为混业经营提供法律、政策依据。法律应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业的体制改革应当以立法形式加以引导对其起推动作用。立法要根据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的要求,考虑未来混业经营、防范风险的要求及国际金融法律法规的标准,及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并对已制定的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主笔形成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2)建立完善的内、外监控体系。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保护银行自身安全运作与文件经营,以及规避风险的功能,是金融法律从规章和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我国商业银行在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过程_中,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传统业务,增强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3)积极拓宽中间业务,提高竞争力。中间业务与资产业务、负债业务是银行业务的三大支柱,在负债和资产业务中,银行总是直接作为信用活动的一方直接参与;在中间业务中,银行不再作为信用活动的一方直接参与,而是扮演中介或的角色进行有偿服务,风险小、收益稳定。(4)健全市场体制,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坏境。
参考文献
[1]何柳进,《关于发展全能银行的思考》[J],《经济师》,2004(4)
篇2
东亚金融危机后对于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焦点。本文详细探讨了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将东亚国家“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以英、美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肯定了作为一种温和的金融约束的东亚金融控制模式在经济赶超时期积极的经济绩效。同时,本文也对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潜在弊端作了全面的分析,并探讨了金融约束与金融体系的脆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
东亚模式金融约束金融抑制金融脆化东亚奇迹
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
Abstract
Thediscussionon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becomescentralissueafterEast-AsianFinancialCrisis.Thispaperanalyzesthemaincharactersofthisregime,andmakesdeepcomparativestudybetweenthe“Bank-basedfinancialsystem”inEastAsiancountriesandthe“Market-basedfinancialsystem”inEuropeancountriesandAmerica.ThispapergivespositiveappraisalontheeconomicperformanceofEast-AsianRegimeasfinancialconstraintinthecatch-upperiod,butmeanwhilediscusstheinnerdisadvantagesofthisRegimeinfinancialfragilityinthefinancialsysteminEastAsia.
KeyWords
East-AsianRegimeFinancialConstraintFinancialRepressionFinancialFragilityEastAsia’sMiracle
试论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
对于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亚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模式基本上以日本式体制(Japanesefinancialregime)为基础演变而来;尽管东亚国家在金融发展的阶段和特征上有所差异,但是就金融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言,东亚国家的金融体制或者金融模式基本上都属于日本模式。日本的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则滥觞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MeijiRestoration),在二战之后臻至成熟;其他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在经济起飞和经济赶超时期也基本上沿袭或者模仿日本式金融体制,所以在学术界将这种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统称为“东亚金融体制”,这当然是一个笼统的不甚严密的术语。
东亚金融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和强调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保持着强大有力的介入和干预。在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将金融体系视为实施政府产业政策的工具,金融体系按照政府产业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利用金融中介(主要是银行)的作用,将资金从盈余部门转移到赤字部门。这些中介融资的主要接受者是那些资产负债比率低(高杠杆比率)的大企业。在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不但通过金融中介影响资金的流动方向,而且还存在着大量隐含的或者是明显的政府直接信贷配给,信贷配给的主要对象是能够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或者是政府认为需要扶植的产业。同时,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的金融监管框架是比较模糊和不透明的,这为大量政策性优惠和妥协、政府与企业以及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融资行为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在东亚金融体制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被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中央银行成为政府的人,成为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工具,不能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独立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实施独立的严格的金融监管。东亚金融体制中广泛存在着存款担保制度,对投资组合多样化进行诸多限制,同时中央银行对那些陷入财务危机的银行部门负有最后贷款人和最后救助者之义务,因而在日本或者其他东亚国家,素有“银行不破产神话”的说法。东亚各国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这种金融体制,东亚国家尽管在具体政策措施和实施深度上略有差异,但却基本上具备了日本式金融体制的本质要素: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金融体系的产业工具性质,广泛的信贷配给现象,不透明不明确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核心地位等,这些特征,与我们所熟悉的金融抑制措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与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market-basedfinancialsystem)不同,东亚传统的金融体制是一种“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bank-basedfinancialsystem)。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证券市场在积聚社会资金和向企业融资方面与银行一样居于核心地位,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典型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国家,证券市场在金融体制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银行部门,证券市场在融通资金、实施公司控制和进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特别是在德国和日本式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投资决策以及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有关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之优劣的争议由来已久,至今并没有明确的结论。Demirgüç-Kunt&Levine(1999)的研究囊括了150个国家的数据,得到以下结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均比较活跃和有效率;在高收入国家,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更加活跃和有效率,而且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不断增长,其金融体系也显示出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趋势;那些具有习惯法传统(CommonLawtradition)、对股东权益进行严格保护、会计监管良好、腐败行为较轻、不存在明显的存款保险的国家,一般有着更加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那些具有法国民法传统(FrenchCivilLawtradition)、对股东和贷款人权益保护不力、合约执行质量较差、腐败行为严重、会计标准不严格、银行管制较多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一般不发达,银行和股票市场均处于幼稚状态。这项研究虽然揭示了经济发展中金融结构的一般趋势,但是仍旧难以说明一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与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静态的比较研究无法说明两种体系在动态经济中的作用。在执行经济赶超的国家,由于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约束和法律框架约束,在经济赶超和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就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是不现实的,也往往是无效率的:资金的瓶颈制约使得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资本基础,而且股票市场在动员储蓄方面的作用远远逊于传统的银行部门;经济赶超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发展滞后,相关的金融规则和法律框架尚未形成,同时不具备管理和监督股票市场的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源,因此很难在短时期之内以发展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比较适合作为政府执行赶超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工具,在资金配置的规模和资金流动的方向上也更容易控制。银行部门在东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动员储蓄、资本配置、监管企业运作、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方面,银行承担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1993)对银行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篇3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等待金融体系完善之后再推行某种金融体制改革,那么这种改革措施永远也等待不到适合它出台的时机。与此同时,在“充分发达状态”遥遥无期所引起的急燥情绪之中,仓促出台的金融改革措施难免失当。事实上,在任何时间,任何金融体系中,金融体系改革必然是利弊交织,决策者所能指望的只能是利大于弊,而不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选择。十余年来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并行的全球性金融自由化进程也证明了这一论点。
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同期,世界上也兴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其主要内容是:汇率和利率的自由化、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银行业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十余年来的世界性金融自由化强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预计在今后的若干年内,世界性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将继续向前推进。
第一,金融自由化无疑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世界银行业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对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人,都既形成了压力也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们普遍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开性,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亦即资金的稀缺程度,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信号体系。尤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为接近最优化。
第三,金融自由化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提供了更灵活的经营手段。
第四,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商业银行在盈利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选择提供了条件和手段。分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着眼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然而在传统的分业管理制度下,由于商业银行一方面囿于经营手段的匮乏,另一方面却面对国内外同业的竞争,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银行破产倒闭现象依旧层出不穷。在分业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业银行的经营手段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与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合理地搭配起来,使商业银行从原有的两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第五,金融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金融一体化,随着各国日益敞开本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不考虑时区划分,世界性金融市场应当说已经初具雏形。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资源配置能够在世界范围得到改善。
然而,金融自由化也决非尽善尽美,它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大量金融机构的出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从而使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量的扩张给银行带一来了机会,同时也减弱了银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压力。
第二,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融管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由化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分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近些年,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根源于此。
第三,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危害。
第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
第五,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诈骗案件频频出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遍出现了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了客户审查,客户违约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诈骗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第六,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多的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
上述情况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绝非有利无害。金融自由化在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往往在其他方面又具有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在提供了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又是增加风险的因素,切不可把金融自由化理想化。即使是在金融体系相当完善的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也是权衡利害之后的抉择,有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取消金融分业管理为例,80年代初英国的BigBang和1995年美国旨在取消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里奇法案的主要背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在世界各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条件下,采取分业管理的国家银行业受到外资金融机构严重冲击,因而取消分业管理加强本国银行实力的呼声日益高涨。
篇4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风险,金融改革
存款保险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商业银行的倒闭事件:初期每年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为两位数,1987~1991年平均每年则达到200家,最高一年达到250家。银行的大量倒闭使得凝聚的人们血汗的储蓄顷刻间灰飞烟灭,严重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由于投保银行可以从保险机构取得资金救助或得到存款理赔,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极大地减轻银行的压力和风险。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抵御金融风险的一道重要防线。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利弊分析
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战略调整必须要有一整套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是否应成立存款保险公司自然成为了各方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为有效借鉴国际经验,以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较为完善的存款保险体系。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一下存款保险制度的利与弊。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消极影响:
1、存款保险制度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者风险意识下降,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实现以后,他们就可能不顾银行经营风险,将钱存到愿意支付最高存款利息的银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也会弱化,在经营活动中就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此外,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还有特殊问题: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有政府为其做后盾,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险,为了节省运行成本,显然不愿加入存款保险体系。如果不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纳入这一体系,那么由于保险基金数额小、范围狭窄,就很难保证银行资金发生大量损失的时候对储户进行赔付。
2、鼓励银行铤而走险。也就是说,存款保险制度刺激银行承受更多的风险,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因为银行知道,一旦遇到麻烦,存款保险机构会挽救它们。特别是当一家银行出现危机而又没被关闭时,所有者便用存款保险机构的钱孤注一掷,因为这时全部的风险由承保人承担。这样那些资金实力弱、风险程度高的金融机构会得到实际的好处,而经营稳健的银行会在竞争中受到损害,从而给整个金融体系注入了不稳定因素并增大了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这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本来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稳定一国金融体系。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频频发生金融风波。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1996年的日本阪和银行倒闭事件,1997年席卷东南亚和日韩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最近日本保险公司的频频破产等等,不仅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还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金融问题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系统性的金融风波,但随着金融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产品逐渐增多,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纷纷成立,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自身风险在逐渐增加。要防范风险,稳定金融,只能“防患于未然”,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失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可行选择之一。
2、有利于保护广大存户利益,总体上增强银行信用。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其基本特征是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即银行大部分资金是以负债的形式吸收的机构和个人存款,自有资金只占全部资本的小部分,在经营管理不善或其他因素作用下导致不能按时清偿债务时,就易引起银行信用危机。我国金融业目前的现状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法落伍的背景下,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实际上也是对银行业发展的一种强制性保护。
3、有利于革新传统观念,提高了公众风险意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我国的银行储蓄存款不仅没有风险,而且收益可观,一直是人们投资的首选渠道。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破产不仅在理论上已被公众接受,而且在实践中已实施,因此作为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商业银行所潜在的风险也应为公众所接受。
4、有利于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减轻中央银行的负担。存款保险的目的,一方面是在心要的情况下,执行赔偿的职责,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为了保障整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就要求存款保险机构要对日常的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而且要定期对银行的财务状况进行检查,审查其上报的统计报表和帐目。当银行管理不善或经营非法、风险较大的业务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提出警告,勒令整改,帮助银行渡过难关,或促成其它银行的并购,从而实现中央银行的监管意图。
二、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商业化步伐已逐步加快。为了保证我国存款人权益不受损害,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正常的国际交往,实行存款保险势在必行。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现在的存款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破产风险客观存在。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项存款,一般国有商业银行中各项存款在资金来源中占70%以上,而居民储蓄存款则要占到一半,银行的自有资金即资本金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资产负债流动性不对称,这就大大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一旦管理有所松懈或出现大规模的经济不景气,就很可能出现支付危机。此外,各种信用,流动,利率风险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难度。
其次,我国正在努力转换银行经营机制,建立我过金融组织体系,这样就有了要打破原有的"国家为银行保险"的旧体制,增强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而少了国家的保护银行特别是一些以前国家特别照顾的大银行的风险就大大增大了,而存款保险制度正好能规避其中的风险奠定银行转轨的基础。
第三,我国现今居民投资渠道日益增多,而国家对国民储蓄率的稳定有一定的需要。而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无论对国家经济,企业还是银行本身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能减轻公众的担心,增强公众信心,从而提高和稳定国民储蓄率。
第四,我国已经加入WTO,而我国各类金融机构也正要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将进入我国市场,这样一来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风险无论从范围上讲,还是程度上看都将是空前的,国际上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相继而来的是各类金融业务的交叉发展,这种日趋白热化的竞争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为了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必须实行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第五,我国金融业虽正处于健康发展阶段,但因多种原因形成和积累的金融风险也逐步暴露。央行虽然调整和充实了监管力度,改进了监管手段,对存在严重金融风险的机构分别采取财政注资,央行接管,银行收购,债权转股权和关闭等整改措施,但金融环境中仍潜伏着风险和隐患。90年代中期,我国先后爆发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失败,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机,以及海南发展银行关闭,广东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等事件。这表明,那些累积的金融风险已开始在个别地区和个别金融机构释放出来。
总的说来,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也有弊,但无论是从客观需要还是问题的解决上,我国都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当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使我国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上少走弯路。
三、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步骤和策略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不要操之过急,不妨先在各商业银行的系统内部实行存款保险,或按区域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然后再逐步向全国集中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过渡。这样一个缓冲是可以让执行者接受的。
2、确立金融效率为监管目标,制定相应的奖惩标准和制度,以不实施监管的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为下限,以实施最优监管的社会福利为上限,将监管的业绩与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直接挂钩,然后根据业绩来确定奖惩方案和数额。
3、对金融机构管理者实施管理补偿制度,以调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冲突。
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必须与国际市场接轨,建立统一、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迎接挑战。本文中论述的活跃的、有弹性的、全面的监管体系仅是描述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性格,如何将其融入到每一项基本规则中,体现到每一份立法文件中,笔者认为,不妨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制定产业政策,壮大我国金融机构的力量。创造条件,稳步推进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混业经营,培植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跨国金融机构,以适应入世后面临的挑战。
其次,积极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强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减少不良资产。
再则,金融改革我国尚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能够调整和规范外资金融机构的法律。还要尊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取消“超国民待遇”,以形成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并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促进国际间金融监管的合作,倡导建立共同的防御金融危机的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冯肇伯张桥云“刍议存款保险制度-兼谈我国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四川金融》[J]1998.6
2、刘吉舫“也谈存款保险制度”《税务与经济》[J]1996.6
3、刘泽华王晓宁“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J]1996.3
4、张萍“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动向”《安徽金融》[J]1996.8
5、郭力璞、解少锋“各国存款保险制度比较”《保险研究》[J]1996.3
6、张国海、汪宗俊“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探讨”《保险研究》[J]1996.3
篇5
关键词:金融;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195-02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主流。随着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手段的金融改革步伐必将加快。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中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把握住机会,加快金融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主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金融自由化及其利弊纷争
“金融自由化”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的。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抑制”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不尽相同。但从各国的实践看,金融自由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对利率、汇率的限制,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央行再贴现和法定储备率要求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市场调节作用。二是业务自由化,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从事交叉业务,进行公平竞争,即所谓混业经营。三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完善金融市场的管理。四是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同时也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主要观点是:(1)有效市场规范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容易扭曲。依据次佳理论,消除一种扭曲而其他扭曲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不见得会使福利增加。(2)金融市场及其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特别是有些国家还存在公司管理薄弱和法律对财产权保护水平低下,所以,没有理由认为金融自由化会改善福利。(3)金融发展重点在于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资本自由化允许公司去国外融资,引起市场的分散化,减少了国内市场的流动性,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4)金融自由化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息息相关。比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实行的金融改革旨在结束金融抑制,从而引起了以银行破产、大量政府干预、私人部门的国有化和国内储蓄存款降低为特征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自由化毫无价值,与金融自由化相关的危机正在降低经济体制发展的水平。
以上两派的分歧不在于该不该推行金融自由化,而在于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条件是否具备。也就是说,是否具备金融自由化的条件是金融自由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金融自由化的条件直接影响金融自由化的顺序、速度及金融自由化的效应。
二、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及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战略措施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应该是从1992年正式开始的。在利率自由化方面,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最先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自由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1999年8月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2001年7月,人民银行实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人民银行批准以后,可开办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以及保险业务。
在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中国在1994年成功实现了汇率并轨。1996年12月1日,中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有关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
中国作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完善,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充分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充分权衡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交替关系。
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过程,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消除金融隐患,打好金融自由化的基础
用发展眼光看,中国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已不可逆转,因为这是中国经济金融融入国际经济社会主流的必然选择。从金融角度审视,当前中国必须从基础做起,消除金融隐患,为金融自由化奠定基础。主要应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1.尽快彻底清理和有效处置不良信贷资产。因为这对于金融机构能否安全自由化以及自由化后能否在金融市场中站住脚并展开公平竞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否则自由化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利于金融稳定。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法律支持,针对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台特别的司法制度,在债权维护和追索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特殊法律保护,解除《商业银行法》、《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规章中对不良资产治理的制约。
2.尽快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改革,实行股份制改造。(1)股份制改造工作必须规范、彻底,不留尾巴。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转换。(2)建立多元化的产权主体,规范和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在产权主体上,要建立“国家、法人、个人、外资”共同投资的多元化的产权关系,注重引进优质资产、技术、信息和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在股权结构上,要兼顾国家控股与股权结构合理化的目标,在条件具备时,国家要逐步减持国家股比重,或相对控股,或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国家要加强作为国家资本代表的董事、监事的人格化塑造,防止“内部人控制”。(3)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国有商业银行在中长期目标内成为公众上市银行,实现银行的资本、收益、风险和监督社会化,树立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形象。
3.采取“消肿”的手段,建立严格的市场退出机制,淘汰经营状况不佳的金融机构,尤其要对国有银行中业务量小、亏损面大、存在价值不大的分支机构进行撤并。只有以上基础工作搞好了,中国金融自由化才有可靠的基础保障。
(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发挥利率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
从利率市场化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处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利率市场化对资源配置是完全有效的。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工作着力点应放在这样几个方面:(1)建立金融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机制,把提高商业银行效率作为重点。利率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加强了,基准利率对市场才能起到有效的传导作用。(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对利率变动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3)强化中央银行干预经济并进行宏观调控的独立职能。(4)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利率体系。选择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基准利率,最终建立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体系。(5)发挥非正式金融和民间金融组织作用,加强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
(三)继续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市场领域中的国际化、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中国而言,当前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重点应该放在资本市场最核心部分——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两个方面。
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是在加入WTO后进行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金融开放格局的一部分,它要求我们在开放的思想观念上由过去中国单方面自主开放(即按自己的时间表安排对外开放)转向按世贸组织要求和与经济全球化相一致的同步开放。要尽快改变中国证券市场封闭、保守性质,努力规范各个市场主体的入市行为。在此基础上采取三步走的策略,开放国内证券市场:第一步为开放外资以收益凭证方式间接参与市场;第二步为开放国外机构直接投资股市;第三步为全面开放证券市场,允许区域外机构及个人直接投资股市,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并将从资本引进为主转向资本引进与资本输出并立的双向络局。
(四)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推进
金融自由化并不否认金融监管,而且还要加强金融监管。怎样做到既加强金融监管又不至于使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果付诸东流,是一个令各国监管当局大伤脑筋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金融监管改革的努力方向在于:(1)金融监管非行政化。金融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2)金融监管功能化。所谓功能型监管是指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它可以克服多个监管机构所造成的重复和交叉的管理,用统一的尺度来管理各类金融机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3)金融监管综合化。因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者之间在运营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具有统一性、能被各方面接受并有意义的新的监管工具的开发仍然面临很多困难。我们要完善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要加强高层定期会晤制度,建立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对金融集团和混合业务实施联合监管。(4)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国际协作是对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反应。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应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和外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从一国监管向跨境监管转变。
归根到底,金融自由化应当是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监管高效稳健的有机结合,偏颇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不利于金融自由化的顺利发展,从而阻碍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韩婧妍.浅析“金融自由化”下的中国金融改革[J].大众商贸,2010,(1).
篇6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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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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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转股 风险防范
一、引言
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债转股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围绕再次实施债转股的利弊与得失的讨论由此展开。根据相关研究报告,资本市场和相关从业人士判断债转股是一个利好政策。而一些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持保守或者反对意见,认为债转股不完全是利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以经济的长期稳定为代价。然而,判断一项政策好坏的标准,不仅看其产生的效果,还要看后续带来的长期影响,这需要用时间来检验。根据历史经验和规律,按照科学的方法论,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又针对特定的事项或问题,有着明确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讨论是否实施债转股时,必须对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及趋势、实体经济整体运行状况、金融市场相关政策及操作工具等充分了解,并充分考虑、紧密结合这些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研判出政策制定是否合理,尺度把控是否恰当。至于实施债转股后续带来的长期影响,首先要看我国乃至世界未来的经济形势,其次要看后续是否有新的政策出台,这取决于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内,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机构做出的判断及行动。简言之,制定政策可以借鉴历史做法,更须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把握好尺度,做好充分的风险揭示,尽可能地考虑各种可能性。
二、关于前一次债转股
(一)历史背景和主要做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银行在贷款质量控制方面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有效的内部机制,从而产生了一定规模的不良贷款,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影响我国下一步发展和改革进程。鉴于此,我国政府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所谓债转股,是指由国家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或持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成为企业阶段性持股的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重大事务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经济状况好转以后,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由此可见,债转股是国家赋予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资产处置任务,是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分阶段、有节奏的操作。因此,股权退出是评定债转股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从实例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通道并不是很清晰、稳妥,主要采取了企业回购、法人股上市流通等办法。以下重点分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转股企业的股权退出的有关案例。
(二)案例分析。2000年4月,作为我国第一批债转股企业,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集团”)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股权的正式协议,转股金额为123 969万元,其中华融资产管理公司87 800万元、信达资产管理公司21 142万元、长城资产管理公司15 027万元。随后,熊猫集团又作为个案进行了清产核资。2003年,经财政部办公厅和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熊猫集团实施债转股方案。债转股实施前后股东及注册资本变化情况见表1。
2007年5月15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与江苏省、南京市联合投资成立了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重组熊猫集团等七家原电子工业部部属企业。本次重组完成前后,股东及注册资本变化情况见表2。
中国电子重组完成后,通过债转股成为熊猫集团股东的资产管理公司变成了被动的财务投资者,应尽快实现股权退出。但退出方式的选择和退出价格的确定又会因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方的利益冲突而有待商榷。
1.回购退出。2011年12月,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中电熊猫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向中电熊猫转让其所持有的熊猫集团8.87%股权,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8 087.45万元,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实现退出。对比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熊猫集团债转股时的转股金额21 142万元,及熊猫集团进行清产核资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熊猫集团的出资额11 232万元,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熊猫集团债转股,在持股熊猫集团8.87%股权近10年期间,并未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
2.置换上市公司股权(附加少量现金)退出。2014年9月,熊猫集团各股东就熊猫集团股权重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熊猫集团之股东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减持熊猫集团46 646万元、7 983万元注册资本;熊猫集团之股东中电熊猫出资额不变。所减持熊猫集团股权的权益按评估以后的价值作价,熊猫集团以其持有的南京熊猫A股及F金作为支付对价。根据重组方案,熊猫集团支付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南京熊猫82 811 667股(作价68 071.19万元)及现金29 885.41万元;支付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京熊猫14 172 397股(作价11 649.71万元)及现金5 114.59万元。对比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熊猫集团债转股时的转股金额,熊猫集团进行清产核资后这两家资产管理公司在熊猫集团的出资额、实现退出的对价及投资收益十分可观,具体见表3。
(三)案例小结。由于第一次债转股本质上是一种政策性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实施主体是国家投资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对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不良贷款,首要解决的矛盾是确保金融系统安全,而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进而实现债转股的股权退出时,则需要面对实体经济运行周期、供需结构等诸多问题,涉及面较宽,影响因素较多。具体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资产管理公司退出是一个单向行为,决定了退出的时机具有单一性,即资产价格高的时候,退出才有利可图。因此,对于退出时点的选择,及对经济形势的研判是成功实施退出的关键。(2)实施债转股的初衷,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和定位决定了资产管理公司无法成为合格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于债转股企业的后续发展既无帮助,也无影响。因此,强有力的合作对象是资产管理公司得以实现有效退出的重要保证。(3)债转股的实施主体、处置对象的依托载体都是国有背景,并且债转股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任务,因此具有政策叠加的效应,其中的博弈不容忽视,产生的影响可能会超越应该遵循的市场规律。因此,权力机构或监管机构出台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如果运用得当,将缩短退出的时间,否则,会迟滞退出事宜。
三、当下实施债转股的考虑
基于研究讨论的目的,以及方便与前次债转股对比,笔者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为研究对象,讨论本次债转股事项。
(一)不良贷款情况。根据中国银监会的2015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商业银行全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12 744亿元,较2014年底增长51.2%,不良贷款率1.67%,较2014年底上升0.42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28 854亿元,较2014年底增长37.5%,关注类贷款占比3.79%,较2014年底上升0.68个百分点。鉴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前期实施经济刺激的效应显现,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形成持续性压力,预计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数额持续攀升,关注类贷款转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增大。
与之相呼应,中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密集发生,Wind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募债违约主体已达10余个,从信用风险爆发的路径看,已经从民营企业蔓延至央企、地方性国企。具有较强偿付能力的央企,一再成为债券违约事件的主角。继钢铁领域的央企之后,煤炭等行业也拉开了央企债券违约的序幕。由此可见,金融风险在债务融资领域逐渐孕育,确实应该予以足够重视,并及时介入处置。目前,商业银行一方面主动收缩风险较高行业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在尝试采用多种方式化解不良贷款。债转股则是其中的一种。
(二)实施债转股的目的。目前,实施债转股的首要矛盾是降低商业银行不良率,保证金融系统安全;其次是解决“去产能”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长期负债问题。
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对于保证金融系统安全的意义不言自明。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持续性任务,为此,国家在不同时期通过债转股、核销坏账等方式处理了相当一部分不良贷款。相信后续仍然会出现不良贷款,仍然需要相关方采取措施进行处置,而核心问题是设计处置路径和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5)》,产能过剩是不良贷款快速增长的主要诱因之一。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4万亿的一揽子的经济刺激政策,加上地方的相关配套政策和资金,我国生产能力迅速扩大。而近年来,我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缓,消费和投资增速均出现一定回落,内需的放缓也难以消化当前大规模的产能,因此出现产能过剩。在2015年银行家认为预期不良率上升行业调查中,冶金业(含钢铁、有色金属)由2014年的35.9%大幅上升至2015年的48.5%,超越房地产业,成为银行家认为预期不良上升行业榜首。目前,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商业银行债转股的另一个目标是解决“去产能”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长期负债问题。
(三)风险防范和应对举措。时至今日,原来承担政策性债转股任务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或已完成改制上市,或已形成“金融全牌照”格局,或正积极实施改制转型。商业银行自入世以来,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造,改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引进战略投资者甚至整体上市,部分已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而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也在逐渐加强。这决定了当下实施债转股的本质应该是风险自担的市场行为,这是有效落实、风险控制的基础和前提。
基于前一次债转股的操作经验和国外有关案例,目前实施债转股的具体操作中,应更加关注风险防范,具体有以下举措:
1.实施主体设置。由商业银行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实施债转股的主体,在商业银行与实施单位之间设置隔离墙。商业银行在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时,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构建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
2.标的对象选择。商业银行应慎重选择标的对象,毫不避讳地优先选择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债转股本质上是不良资产处理,虽然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处置,但终究不应受到鼓励。鉴于国内商业银行多数为国有企业,债转股实为国有体系内的一次股权和债权的重组。
3.转股额度控制。按照市场的规则实施评估和定价,科学确定转股金额、转换比例和转股后的持股比例,转股后不宜成为控股股东或单一大股东。就目前商业银行的营运体制、经营能力及现实商业环境,商业银行和之前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样,无法成为合格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于债转股企业的后续发展既无帮助,也无影响,只能依靠产业资本或其他股东推动债转股企业经营发展。
4.后续规划制定。制定债转股方案时,应结合转股标的基本情况,转股后持股比例等相关要素,制定后续的股权处置方案,提出明确的处置目标和应对措施。
四、未来研究展望
对比前一次债转股,目前实施债转股的经济环境、实施主体等要素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前一次的操作仍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当下商业化债转股,一定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商业化的方法进行的债务重组,应该审慎地制定政策和实施细则,尽可能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慎重选择转股对象,谨慎地进行操作。同时,关键还是在于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际对接,加快发展,增加股东投资回报。否则债转股只能算是一剂“止痛针”而非解除疾病的良药。
债转股作为一种特殊的不良资产置方式,仅从操作方式、主体、对象等方面研究是不充分的,在以下方面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一)监管体系的构建。构建完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体系对保障债转股顺利实施具有重大作用。从债转股企业的入选标准、债转股总体规模,到后续商业银行参与债转股企业公司治理和权益保障,构建完善债转股的监管政策体系。同时,避免通过行政指令性方式推进,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允许商业银行与债转股企业通过商务谈判自主确定交易价格和条件,监管部门可以在交易规则制定、交易意愿撮合、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应干涉交易的具体过程。
(二)债转股与商业银行混业经营。不论初衷和结果如何,实施债转股对商业银行推进混业经营来说是一种新尝试。商业银行实施债转股后,事实上形成了股权投资,在混业经营上迈出了实质步伐,这或许早于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商业银行应该在部门设置、人力资源配置、控制程序设计等方面早作打算。
(三)不良贷款的处置。研究发现,不良贷款金额和占比最大的行业是制造业。2015年,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谋求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在此之前,美国启动了“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我国制造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危机,也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在我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过程中,淘汰落后不可避免,贷款逾期或者无力偿还可能性陡然提高,规模也会放大。以当下的债转股为试点,为处置因落实、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出现的债务问题提供经验和思路,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提前准备预案和可行性方案论证。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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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金融管理基本情况
1、地方金融管理范畴
地方金融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并主要为当地居民或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从地方金融管理对象看,包括以下三类机构。
(1)地方正规金融机构。此机构是指依法取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非中央管理金融企业,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该类机构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相对健全的监管制度。
(2)地方准金融机构。此机构是指经营业务具有金融性质,但不受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直接监管。近年来,为弥补“三农”、中小企业等领域金融服务不足问题,国家降低了地方准金融机构的设立门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具有准金融性质的机构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目前,该类机构一般由地方政府负责监管。
(3)其他地方性机构。此机构是指以合作制形式存在,主要为合作会员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如在民政或扶贫办登记注册的农民资金合作社或贫困村发展互助资金社。该类机构通常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业务发展上也欠规范。
2、地方金融管理特点
随着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地方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目前“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均已实现垂直管理的格局下,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管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归纳来看,地方金融管理呈现以下特点。
(1)管理主体上。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信用联社、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正规金融机构由“一行三会”按照分业监管的原则实施管理。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则以出资人身份,通过选派、任免管理人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负责管理地方金融机构财务;小额贷款公司由省金融办负责机构准入和市场退出,有关重大事项和高管层任职资格也由金融办审核;担保公司的审批和日常监管由省经信委负责;典当行则归口省商务厅管理,并由商务厅对其进行年审评级。
(2)管理手段上。一是根据法律规章对地方金融直接进行监督管理,如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管理。二是通过财政部门,以出资人身份委派高管人员积极参与到地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事务中。三是充分利用其行政管理职能,如出台指导意见、发展规划等,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引导。四是出台优惠政策,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如为支持村镇银行发展,地方政府在资金组织、优质项目推荐和对外宣传等方面积极进行政策扶持。
(3)管理方法上。地方政府以整治信用环境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强辖内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金融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湖南省政府一直以来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近十年努力,取得明显成效,社会公众信用意识明显增强,形成了政府主导、人行协调推动、部门参与的创建模式。
3、地方金融管理存在的问题
(1)职责重叠,易形成工作推诿。如部分地区明确规定金融办负责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设立与变更审批及监管工作,但目前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审批和日常监管仍由经信委负责。由于职责存在重叠,在以后工作中易形成工作推诿。
(2)制度缺陷,准金融机构管理不到位。目前,对准金融机构如担保公司、典当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法规,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机制,造成准金融机构运作比较混乱,一些准金融机构偏离主业,进行高息借贷、变相融资。
(3)条块分割,部门沟通协作不充分。如各地虽已建立金融稳定联席会议,但联席会基本没有召开过,难以发挥其实际作用。“一行三局”虽也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但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很难保证。
二、目前地方金融管理模式及利弊分析
1、地方金融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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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融结合 模式 动因 利弊 保障措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实施产融结合战略。产融结合即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在资本、资金、人事等多方面的融合,其根本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其中,产业资本指生产制造企业、运输企业、商业企业等非金融企业所持有的资本,具体表现形式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金融资本是指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占有和控制的资本。不同的企业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产融模式。产融结合是多元化企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逐利的体现。产融结合是把双刃剑,在获取产融价值的同时也孕育着风险。唯有做好保障措施,权衡利弊,把控风险,实现真正的产业与金融的互补,才能得到1+1>2的协同效应。
一、产融结合发展模式
目前,从横向来看,我国多元化企业产融结合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产业+商业银行”模式。该模式是指企业通过参股或新成立商业银行来实现产融结合。
二是“产业+保险公司”模式。该模式是指企业参股或自身成立保险公司的产融结合模式。
三是“产业+财务公司”模式。该模式是指企业设立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融结合模式。
从纵向来看,上述产融结合发展模式,又可分为服务内部型、参股获利型和独立发展型。所谓服务内部型,即金融板块主要为集团内部成员服务,以提高集团内部的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其最常见的是财务公司形式。所谓参股投资型即对金融板块的投入以参股其他金融机构为主,不控股、不干预其日常经营管理,只是通过参股获得分红,分享金融行业较高的投资回报。独立发展型即将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业务单元发展,作为集团的重要业务板块之一。其在股权结构上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同时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涵盖银行、租赁、信托、保险等多个子行业,以充分发挥金融板块的作用。
二、多元化企业产融结合的动因
(一)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产融结合的根本原因
企业作为经一个经济实体,其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产业资本利用其庞大的资金流延伸其价值链,通过生产经营和资本增值共同提高资本收益率。同时,我国金融业长期处于相对垄断地位,一直能够获得高于一般行业的丰厚收益。其高利润率必然吸引产业资本,促使产融结合。产业资本的资金循环为金融资本提供货币来源,同时金融资本又反哺产业,二者有效结合,共同推动企业创利和价值提高。
(二)产融结合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方面,随着多元化企业各产业板块的发展壮大,资本不断积累,需要集中起来发挥集合效应,通过成立财务公司解决内部资金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或成立银行,借助银行集聚产业资金加以对外资金融,以寻求更高收益的回报;或通过其他金融机构通过产品结构设计为产业服务。另一方面,在产业资本发展过程中,容易受经济政策和行业周期的影响,遇到发展瓶颈;同时,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受到报表及资本约束影响进一步扩张。企业势必需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进入金融行业,实施产融结合,充分发挥核心产业的资金、客户、渠道等资源,进一步延展产业资本的优势,提升产企业整体效能是必然的趋势。
(三)产融协同效应是多元化企业价值所在
当多元化企业的每一项产业都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内部协同将会是最大的价值之一。而产融协同通过特定商业模式的设立,借助资金循环,将资产盘活,会成为企业直接或间接的生意资源。此外,产融协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交易费用,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
三、产融结合的利弊分析
通过产融协同可以起到促进产业和金融的共同发展,提升多元化企业整体效益的作用。目前,我国只允许从产到融,一般来讲,产业资本发展在先,金融资本发展在后。这种情况下,产融结合处于产业资本发达,金融资本相对弱小,需要产业扶持金融;当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发展差距缩小时,金融反哺产业的效能加大,当企业真正实现产业与金融的互补时,也就实现了1+1>2的效应。
当然,由于存在严格外部监管、经营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产融协同也孕育着一定的风险与劣势。
(一)经营风险
多元化企业实施产融结合,经营风险主要来源于金融业固有的经营风险以及企业不熟悉金融业所带来的额外经营风险。可以说,企业控股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很可能高于该行业的平均风险水平。多元化企业产融结合带来的经营风险与所选择的产融结合模式相关。若与保险经纪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结合,则风险较低;若与商业银行、寿险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信托公司结合则风险较高;与财险公司和私募基金结合风险最高。
(二)金融风险
金融是高风险的行业,企业在产融结合的过程中,内部交易会加速风险传递,如果没有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如果通过银行融资给产业,在产业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时,会将风险传导到银行,影响其发展并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关联方交易限制
为控制金融风险,防范内部交易风险,我国一直对金融业务实行严格的监管,金融机构的股东及内部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如为维护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健,对商业银行的部分关联交易行为做出了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并对商业银行与关联方的授信余额占其资本净额的比例做出了规定。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总数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5%。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很难成为其控股股东及产业的主要融资平台。
四、产融结合的保障措施
为了切实实现产融结合的初衷与目的,必须从企业战略、组织、文化、人才、运营模式等方面形成保障机制。以华润集团产融结合为例,简要阐述如下。
华润集团是在香港注册和运营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2003年归属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被列为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华润集团下设7大战略业务单元,核心业务包括消费品(含零售、啤酒、食品、饮料)、电力、地产、水泥、燃气、医药、金融等。华润的多元化业务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市场竞争优势,其中零售、啤酒、电力、地产、燃气已建立行业领先地位。截至2013年末,总资产10797亿港元,实现营业额5078亿港元。华润集团是全球500强企业之一,2014年排名第143位。
2009年初,华润集团和珠海市政府联合重组珠海市商业银行,更名为“珠海华润银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根据华润的战略构想,入股银行就是要顺应宏观经济形势的要求,基于多元化实体经济的特殊优势,整合建立独特的产融结合模式,集合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
华润集团将产融协同作为“一二五战略”的重要工作。并围绕该战略落实了相关的协同机制。在集团层面成立了负责产融协同工作的部门,并在集团内部形成协同文化和考核机制,从集团、利润中心层面充分发挥协同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创造性。同时将客户转化工作作为产业与银行产融结合的首要任务。
在产融人才方面,集团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从集团部室、产业板块抽调人员,通过严格选拔考试,经过为期1年和半年的脱产培训学习,包括对金融理论知识、针对各产业板块产融模式的研究探讨的行动学习、海外学习及金融板块内部轮岗培训后,重新分配,加入银行、信托或基金板块。产融学习班旨在培养产融复合型人才,打造专业的产融协同队伍。
为了切实落实产融协同战略,华润银行成立了专职负责产融协同业务的行业金融部,确立了以产融协同为核心的“一轴两翼三渠道”战略。并将产融协同作为华润银行差异化发展模式。华润银行分别对应集团内部产业板块成立了住建、快消、能源、医药和集团金融部。负责研究、分析不同行业的特性,并针对产业链节点资金流转及需求特点,设计特定的产融模式及产品。围绕着核心企业拓展上下游客户,深度挖掘对公对私客户资源,通过对产业的价值链延伸,培育、发展并逐步壮大银行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