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资本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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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典追寻：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渊源

列宁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到“金融资本”概念的。列宁之所以在标题后附加上“通俗的论述”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家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这里两位作家指的是霍布森与希法亭——引者注），因此，不得不承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汲取了一些霍布森与希法亭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特点。霍布森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于1902年发表的《帝国主义》，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影响重大，尤其“对暴露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拼命地争夺殖民地、大规模输出资本，依靠剥削附属国和殖民地为生的寄生性，以及奴役‘低等种族’的若干血腥手段和虚伪面貌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霍布森看到了工业的集中现象，“为坚强的组织关系联合起来，相互之间经常取得最密切和最迅速的联系，设置在各国的企业中心……它们在操纵各国的政策方面处于无比的地位”。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们为了攫取更高更稳定的利润，逐渐走向了联合，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正在慢慢形成。此外，霍布森注意到这些金融大王的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进而导致帝国主义的最终决定都系于金融势力，“每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包括有新资本的输出，或现有投资价值的巨大波动，都必须得到这一小撮金融大王的许可和实际的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已经浮现出来。

遗憾的是，霍布森在这里还仅仅将帝国主义看成一种政策，认为是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的“过度储蓄”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场所，因而转向国外市场获取殖民地、保护地。本文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列入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不仅是因为在此书中，霍布森谈及了诸多金融资本相关的观点，更是因为列宁对于这些观点，给予了重视和应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提及：“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列宁的确在这本小册子中多次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及原话。例如，列宁在“列强分割世界”的写作中，列举了霍布森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时期的领土分割数据；在研究“食利者阶层”的时候，更是直接引用了霍布森的观点；在论及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列宁用了很大篇幅来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因为列宁认为在关于食利国问题的理解上，霍布森的观点比较“可靠”。但与此同时，列宁也看到了霍布森观点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列宁指出，霍布森并没有看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存在，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有密切的联系，也不敢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列宁认为霍布森没有从历史发展、经济根源方面揭示帝国主义新的经济现象，因此也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所在。列宁同希法亭学术观点的渊源要从他在希法亭“金融资本”定义基础上重新界定“金融资本”概念说起。希法亭指出，“产业资本中那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并不属于使用他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能通过银行来支配这些资本，而银行是代表所有者的。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不断增长的这一部分资本投资在产业上，并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产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货币形式的银行资本，实际上已经由这种方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我把这种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

在列宁看来，希法亭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缺陷。列宁认为希法亭对于“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有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希法亭没有指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垄断”。由此，在批判地吸收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科学的“金融资本”概念。实际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几乎谈及了所有后来学者提出的有关金融资本的论点，例如他提到：现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集中过程；生产的集中、联合以及垄断组织都已出现；金融资本的概念；银行作用的改变及对产业的渗透；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等，只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论点综合成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或金融资本理论。列宁也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宁认为希法亭书中的合理部分不能掩盖他在货币论问题上犯的错误，而且在讲到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时，列宁更指出，希法亭这位曾经的“者”、现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代表人，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由此可以看到，列宁对霍布森以及希法亭的观点并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照搬全收，而是既有肯定的地方也有否定的部分。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描述来看，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与霍布森、希法亭的学术思想有很大联系。笔者注意到，与列宁同时期的布哈林的学术观点，对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创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布哈林关于金融资本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及其经济特征、未来的趋势，他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入手，其中涉及许多有关“金融资本”的观点，例如“垄断组织的发展”，“纵向的集中”，“银行的作用。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等。布哈林不仅注意到了经济生活中集中和垄断现象的出现，而且认为有必要先分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两个概念。他认为金融资本“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对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他把握得很到位。布哈林指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金融资本控制手段也在不断加强。“各个领域的集中过程与组织过程相互促进，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向，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并且为更高的、非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生产准备了前提”。虽然布哈林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其中正确的部分仍为列宁建立科学、系统的金融资本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当然，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创立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资本思想息息相关，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出发，简单列举列宁金融资本思想与霍布森、希法亭以及布哈林学术思想的关系，而不是说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仅仅只与霍布森、希法亭和布哈林有关。

二、逻辑理路：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构造

列宁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列宁从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内涵、控制手段等角度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住了金融资本的实质。第一，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列宁综合1911年察恩版《德意志帝国年鉴》发现，在德国工业中，生产集中于大企业的进程非常迅速，同样，“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庞大的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困难，加之在大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协定，因此，“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不论是受高额关税保护的德国，还是自由贸易的英国，集中的不断发展都会引起垄断，只是在时间、形式上有所差别。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垄断组织只是刚刚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垄断组织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那么，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危机，则使垄断组织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至此，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垄断已经产生且已成为普遍的事实。在工业垄断现象背后，是由于货币资本和银行的作用，才使得极少数最大企业具有更加强大的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列宁指出了银行的新作用，看到银行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其在工业中的影响力也空前变大。“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也变得集中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同工商业及政府“联合”，银行已经从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垄断要求企业在必要资本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和银行的联系日益密切，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也“自然地”融合起来。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现象。第二，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完整把握。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等同于统治着工业的银行资本。然而列宁并不认同“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这一等式，列宁认为诠释“金融资本”有三大重要因素：“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从大量经济现象中抽象出“金融资本”概念，提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在这一认识下，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由此可见，列宁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将金融资本的产生看成一个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集中和垄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当成一种事实来对待，因而他对金融资本的把握显然是高于希法亭的。列宁所谈到的金融资本是基于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它不同于单独的产业垄断资本，也不同于单纯的银行垄断资本，是一种高于二者的更高形态的资本。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囊括了生产集中、垄断、银行新作用等社会经济现象，是将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观察以及对相关理论分析结果综合起来的概括。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二战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情况的出现，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组织结构及技术支撑都发生变化，因而“金融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也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发生变化。第三，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各自发展的新情况。要理解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定义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就必须先对二者当时的发展情况有一个了解。关于工业资本。生产的集中进行得非常迅猛，集中不仅在同一工业部门里进行，而且不同工业部门进行结合的现象也愈来愈多。生产的集中“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大企业正在用一切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巨额利润。工业一部分资金用于改良技术装备继续投入生产；一部分资金用来“垄断熟练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线路和工具”。大企业在进行横向、纵向的集中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

关于银行资本的新变化。事实上，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多，以德国“德意志银行”与“贴现公司”的资本增长情况作为参考。1870年，“德意志银行”的资本只有1500万马克；1908年，其资本变为两亿；1914年，其资本增加到2.5亿马克。而“贴现公司”的资本也分别从3000万马克（1870年）增加至1.7亿马克（1908年）；到1914年，“贴现公司”的资本已经达到3亿。从两家银行的资本变动不难看出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如果只看到各大银行之间相对独立的银行资本增加的话，对理解银行资本的新发展来说还不够全面。因为除了经济增长带来的银行资本数量大幅增加之外，这与银行业的集中也不无关系。在德国，“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而大银行当中仅仅九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这里还有情况没有注意到，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大银行除了拥有数量众多的第一、二、三级“参与”或“依赖”于它的小银行外，还与其他银行成立协定，以办理对自己有利的金融业务。可见，货币资本的增多，银行的集中与集权为银行资本新作用的发挥打好了基础。第四，金融资本控制的手段增多和加强。随着资本主义集中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再单纯地使用吞并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征服小企业，而是“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方式来吸引小企业。银行同大工商业企业之间的联合是通过互相占有股票，彼此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如果认为金融资本的控制手段仅仅只是以上的表现方式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银行与大工商企业同政府的联合则表现为两者把监事的位置让给很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垄断“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其次，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从国内向国外蔓延。资本输出逐渐取代了商品输出的统治地位就是最好的说明。“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由此，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货币的占有同货币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已经分离，而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这种现象当然表明以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食利性暴露得一览无余。可贵的是，列宁透过金融资本控制力不断扩大的现象，认识到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当然，在列宁所处的时代，关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环境有了新的变化，诸如储金局和邮政机关也开始同银行竞争，股份公司已经成了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食利者阶层和食利国的大大增加等现象也是有必要引起注意的。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过渡性特征同样也适用于金融资本。

三、启示借鉴：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

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当今仍没有过时。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理清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为我们继续探究金融资本提供新的方法论指导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构建过程为我们继续研究金融资本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达到了很多其他理论无法达到的高度，是因为马克思掌握了辩证法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事物的否定理解，从运动中观察每一种既成形式，不崇拜任何东西，是“批判和革命的”。认为，批判从来都不是对批判之对象的单纯的否定。列宁很好地秉承了的方法论，在对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法、科学的抽象法等方法，并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均在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里有所体现。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与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学术观点密切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可以说，如果否认其他学者的学术贡献，那么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也就不再完整。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霍布森、希法亭等人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形成的铺垫和贡献。有学者以马克思没有提出过“金融资本”概念为由否认马克思已经具有了金融资本的思想，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当然，学术界围绕金融资本问题所产生的种种争议，本身也是金融资本理论不断完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次，应把握金融资本实质，科学、理性地对待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本质是资本，是金融与资本的结合。列宁对金融资本的解读没有脱离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范畴。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增殖主要是通过资本的运动来实现的，资本的积累和循环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不断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过程。价值的产生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而不是流通形式上的“钱能生钱”。即使金融资本已经是高度发展的资本形态，产生了虚拟资本等新的形态，但它的增殖仍是由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而产生的。我们要全面地认识金融资本的作用，发挥金融资本的积极作用，预防金融资本的负面作用，不能任由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发展。在避免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过度积累的同时，对资本加以控制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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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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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实业资本经营，实现企业价值增殖的最大化

实业资本经营主要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投资经营，目的就是要运用资本投入所形成的实际生产能力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或提供服务等经济活动，获取利润实现资本的保值增殖。实业资本经营是所有资本经营中最基本的运作方式。一是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实业资本经营活动是第一位的。企业是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盈利性经济组织。只有通过实业资本经营，形成企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才有物质基础，才能提品和服务。二是实业资本经营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通过实业资本经营，企业才能够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创造价值，为其他形式的资本经营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要加强实业资本经营，首先要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优势产品和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特色就是优势，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长，就是市场竞争力。因而一定要全面审视本区域的优势和劣势，找准自己的“坐标”，扶持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才能起到龙头经济的作用。在特色的基础上，尽量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其次要转变观念，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把产品做好做精，改变产品“傻大黑粗”的旧形象，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再次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由于受多年计划经济影响，服务意识差，官商作风严重，竞争力差。只有彻底改变这些，才能真正经营好国有企业。

二、加强金融资本经营，整合金融资产优势，盘活国企资产存量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规范运行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力图通过一定的运行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类金融资本升值，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金融资本经营应遵循的原则是：实行组合经营，分散投资风险。任何资本经营都是收益和风险紧密相联的。在风险已定时使投资报酬最高，在报酬已定时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企业要尽力保护资金，增加收益，减少损失。

在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安全性。主要指收益与风险的适当程度。一般来说高风险高收益，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应考虑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避免高风险低收益；二是收益性。在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时要考虑收益率、价格、手续费和税金等因素；三是流动性。即所投资的金融资本可以随时交易，具有变现能力；四是便利性。指投资所购买的金融产品所需时间，交割的期限，认购手续是否迅速方便，是否符合投资者的偏好。上述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难以全部兼顾，这就要求投资决策者权衡利弊得失做出抉择。

三、加强产权资本经营，加快国企改制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产权资本经营主要是通过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使企业投资多元化，实现资本的扩张，如通过合资实现资本的扩张，通过产权的转让或收购，分散风险保证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另外可依据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经营企业的法人财产，以实现企业法人资产保值增殖的目标。产权资本经营主要包括通过产权交易使资产从实物形态到货币形态的互相转化，改变不同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也可以通过兼并、收购、参股、控股、租赁实现资本的扩张。

要充分发挥产权资本经营组织的作用。这一组织由三层构架组成：一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它是国有资产的法定代表机构和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表。它不直接从事资产经营活动，只行使所有者的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制定有关政策，对各类资产经营组织进行授权委托管理以及对其经营进行监督与考评。二是企业集团授权经营。这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授权经营形式，确定与企业集团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的责、权、利关系。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范围是企业集团所归属的能予以支配的资产。三是国有控股公司。它是受国资委委托参与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份管理的商务机构。控股公司以所有权代表的身份，向企业派出董事、监事或国有产权代表，具体行使规定的职权。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这一机构成立和运营的时间不长，还无成熟经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产权资本经营的新路子，搞好产权资本经营。

四、加强无形资本经营，打造企业知名品牌

无形资本经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的资本经营领域。它突破了传统的无形资产会计管理模式，试图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三方面综合考察知识产权、市场关系、组织管理等类别的无形资本，通过开发、保护、转让品牌、技术以及树立企业形象、形成独立的企业文化等无形资本经营，提升整个企业的市场价值。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无形资本经营有如下意义：第一，可以促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企业要扩大规模，传统做法是通过增加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扩张来实现。而今天可以通过无形资本经营，以企业的知识产权类资产进行参股、生产许可证转让、商标转让等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第二，可以推动企业产品结构的高技术化。无形资本经营有利于企业通过吸收高新技术，向高新技术产业迈进；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可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首先，正确认识无形资产的价值。无形资产往往具有超乎想象的价值。如北京全聚德烤鸭集团的“全聚德”商号的评估价值为2．7亿元。其次，加强无形资本的经营管理。企业的无形资本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富，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丧失将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必须加强无形资本的管理和保护，使之不丢失，不流失。再次，要加强对无形资本的投资。加强无形资本经营很重要的一环是加强投资。因为有的专利如计算机软件等技术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丧失有效性。第四，以创企业品牌为中心充分利用和发展现有无形资本。市场经济条件下谁能创造出品牌产品，谁就会在竞争中取胜。所以企业必须在创品牌的同时充分利用和保护现有的品牌、商誉、专利等无形资本。最后，要重视企业形象。企业的形象是一种商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信誉，是企业融资及发展的保证，也是增强内在凝聚力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前提。有名牌才有名企，有名企才能保名牌。有些地区因没名牌也就没名企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所以，企业创名牌是谋求新发展的重要战略。

五、加强人力资本经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

人力资本经营就是把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其进行开发、运筹、谋划和优化配置，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增值。人力资本经营是以人为中心，经营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强调开发人的潜能。人力资本经营是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本的形成、使用、配置、并使之创造价值，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当今世界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已被实践所证明，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力。如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所说的：“在21世纪自然资源已经不是竞争的保障了，不拥有自然资源也不会成为竞争的障碍，日本没有自然资源也富了，阿根廷拥有自然资源却富不起来。”

早期的经济学非常重视物质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经济的增长与物质资本的投入是成正比的，以往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以来，人们终于认识到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首要的，特别是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从而提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能源、耕地和空间，而是人口质量及自身掌握的知识、技能的程度。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及其形成的重要作用的理论给人们以启发，人们开始从理论到实践重视人力资本经营。可喜的是，国人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过去我们不重视资本经营，更不重视人力资本经营。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不仅资本的内涵丰富了，资本经营的类型也增加了。不包括人力资本的资本概念是不完整的。同理，不包括人力资本经营在内的资本经营也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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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万科公司的股权之争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关心的主要是宝能系与万科管理层争斗的结果。但作为公司法研究者，消息面、价值判断本身并非重点，更紧要的是从公司治理和资本属性上更客观地审视宝能系并购万科本身的利弊得失，以及万科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资本无善恶，但资本进入公司后对其治理结构的影响却至关重要

首先，秉持“资本无善恶”的立场，也就无恶意收购一说。“恶意收购”的指称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非对收购过程的客观评述。而敌意收购系站在被并购公司管理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角度来看待并购，是一个中性词，能更好地体现研究者的中立立场。在资本特性的认知方面，处在一旁的观察者应少一些价值判断，多一些理性分析。

其次，虽说资本无善恶，但资本背后的秉性，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资本背后的企业所代表的管理理念，资本对公司管理层运作可能的改变，才是最为重要的。现代公司运营中，绩效评估、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的架构，被认为是最至关重要的。而公司内部的可归责性（accountability）又被认为是实现上述架构的重要手段。成熟市场中的若干商业惯例、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本身，以及国家的社会规范等非法律执行机制，都能够促进上述原则和机制的达成。而在法制还并不特别完善的中国，如果控制股东本身忽视上述制度，继续坚持原有的路径依赖，对被并购公司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万科作为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方面的示范意义明显。就客观情况看，宝能系成为万科大股东，除了资本以外的“溢价”非常小，既没有值得推崇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国际化的背景。资本“野蛮生长”的经验可能给本就稳健、低估值的万科，就管理理念上的冲突带来不小的忧虑，而激进的金融资本与万科的文化也可能水火不容。

公司的目标应该是公司利益最大化

公司的目标是最大化股东利益么？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公司的大股东是宝能还是华润，管理者是王石还是其他人，万科作为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公司利益最大化。

传统理论认为：公司的所有者系“股东”，股东拥有公司，公司的唯一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公司应当服务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股东价值论”正在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亦表示：企业的主要目标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服务于客户利益。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并非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如杰克・韦尔奇所言：“股东价值导向一些突出的问题，会导致短期利益最大化，导致管理者往金融投资者方向倾斜。股东价值论是最愚蠢的想法。”

与股东至上理论相对应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系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在历史思潮的左和右平衡失序后的矫枉过正。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带给人们的启示，更多在于强调：应当考虑利益相关人利益。但这些利益本身的先后以及如何在利益冲突时进行判断，却含糊不清。总体上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着重于财务指标等的考核，往往给公司的发展带来障碍。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明确应考虑相关者利益，但现实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理论基础也较为孱弱。以公司利益为公司目标的突破口，不仅理论圆融，也能够一以贯之地统和好公司内部的各种利益诉求，是更优的理论选择。当然，公司法的价值基础也可能会随着公司目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就宝万之争的现状看，因控制权斗争可能付出较大的成本，对公司必将产生一定的损害。如若由于公司控制权斗争过于激烈，损耗公司财产、增加管理成本，将不符合公司利益。公司收购和反收购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焦土”政策被立法摒弃，其中的深意即在于此。同样，宝万之争中，大股东存在更替的情况，可能对公司管理者产生消极影响。金融资本更重视回报，亦很可能改变万科的部分经营策略，更可能将股东中心主义（甚至大股东中心主义）坚持到底。

公司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能简单地将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尽管上述几个概念会有部分重合。公司控制权争夺、反收购时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更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任何收购或反收购，都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而就公司利益的判定看，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司运营时期和特殊时期（如破产清算、并购）的利益都各不相同。万科在公司章程中未设置反收购条款，从长远看，可能伤害公司利益。这是一种理想主义选择，值得尊敬，但公司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

董事会是公司契约的连结点，也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依据西方主流公司法研究者的观点，公司被视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而董事会则是这些长期契约、关系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联结点，居于中心地位。现实中，董事会中心主义在国内践行甚少。而万科管理者所倡导的正是某种意义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尽管公司管理层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如何运用这种表达。如王石和郁亮都曾分别在不同场合表示，万科董事会的立场系为上市公司负责、为中小股东负责。在董事会中心主义视角下，万科管理层多次强调，要兼顾中小股东利益，更准确的意思是，在公司控制权发生更替的时候，中小股东利益可能与公司利益的一致性更高。

万科多年以来构建的实质上是一种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大股东较少干预上市公司运营的架构，而且事实证明该种模式运营良好。这类似于股权分散的美国上市公司，在不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公司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发展前景。董事会中心主义视角下看，万科管理层发表的言论，无论是从开始的表态，到近来的“妥协”，万科董事会基本上都代表了公司利益，并未因为控制权争夺，做出伤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在上市公司利益多元、复杂的前提下，董事会是调和各种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当然，在中国践行董事会中心主义仍然困难重重。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构建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如商业判断原则和董事信义义务制度等。但颇为关键的是，基于社会规范的差异、法律的路径依赖和配套制度的缺失，董事会中心主义短期在中国还不能占据主流地位。而当下不彻底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同样成了践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屏障，也是实施包括毒丸计划等反收购措施的障碍。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对等，金融资本入侵产业资本，将导致股东异质化的加剧，由此而产生的成本也将会增加

亨利・汉斯曼教授认为：“基于股东同质化的假设，是成本而非资本决定了股东成为公司的所有权人。”依据该理论，一旦股东同质化的假设发生了变化，成本过高，将直接影响到公司内部所有权的配置。宝能系以保险资金等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入侵”，可能导致股东集团内部对公司治理需求的变化，进一步加剧股东异质化。

通常来看，并购被认为是改善公司治理的可能途径，也是驱逐“不合格”管理层的可行手段。而并购是否能改善公司治理，是否能发挥鲶鱼效应，则要看市场的整体配置和金融业发展水平。“野蛮人”的提法更像是金融资本入侵产业资本时，二者不匹配时的形象比喻。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公司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判断并不相同，不同的股东拥有不同的“价值观”。金融资本更重回报、更重短期收益，这与公司股东长期利益相冲突。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冲击，在于金融资产的回报周期是否与产业资本相匹配。作为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的金融资本对企业运营或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的问题在于：金融资本的快速聚集，暴发户或者野蛮人的形象特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其逐利性就更明显。依据2015年“股灾”之前的规定，险资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不能超过5%，当下监管者的立场非常明确――不支持险资控股上市公司。

国有资本应作为长期投资人，发挥稳定市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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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成本 公允价值 会计计量模式

2006年12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并规定于2007年实施，2012年又针对该准则体系进行了部分修订。该准则颁布后，我国会计计量模式就进入了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时代。但是，先进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非完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就被指责为帮凶。为什么要采取混合计量模式，会计资产如何具体界定及采用何种模式计量？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意义所在，是本文要研究的课题。

一、对会计目标的分析

1、对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的思考

决策有用观是美国FASB所提倡的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由日本会计学者井尻雄治所提出，目前这两种会计目标被大多数国家会计学界所接受。决策有用观，强调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强调对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但是这个会计目标受到很多会计学者所反对，因为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是有用的？其是否有用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是管理层、投资者还是监管当局来判断信息有效？会计信息的服务主体是多元的，不同的信息主体对会计信息有着不同的需求，例如，银行等贷款方看重企业资金周转能力；投资者等股权方看重企业盈利能力；而政府等监管层除了看重企业运营能力外，还要看重企业提供就业的能力，所以信息是否有用，要看信息使用者的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用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的目标并不合适。况且从会计实务界的实践做法来看，并没有将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目标，首先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就强调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相关性和公允性，要求会计披露的详细和完善，而非强调信息的有用；审计实务中，也并不是从决策有用性出发来寻找审计资料和来源，而是从会计业务处理是否真实、准确、适当入手来进行审计。

公允价值的应用，强调会计计量的动态性和收益的资产负债理念，但是公允价值是经过企业会计人员的认识加工而得出来的，这种计量模式对决策有用观的支持是间接而非直接。

受托责任观，也不符合会计实务界的实际情况，首先，会计人员和企业所有者，未必是委托关系，很多民营企业的会计部门负责人自身就是企业股东之一，自己为自己核算，有什么受托责任？更何况那些个体户甚至小微企业，经营者与会计人员有时由一人担任。况且受托责任观强调会计是一个责任，这种说法将会计人员与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职业经理人是要为企业效益负责的，必要的时候甚至会进行盈余管理。而会计人员如果以企业效益为目标，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暗示会计造假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会计原则所不能接受的。

2、对信息系统论的思考

目前美国AAA及FASB将会计的本质定义为一种信息系统，这个概念虽然强调了会计的信息性和系统性，相对比以往的会计工具论断，是一个进步，但是忽略了会计的实践性。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会计的本质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人的因素应当可以被忽略，不同的会计人员，操作该信息系统，即从事企业会计工作，所生成的会计信息应该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实务中，会计人员的素质和理论实务技能，对会计工作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现在企业会计部门的主管，大部分都要求具有中级会计师职称，就是证明。现代会计强调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重要性，很多会计实务处理要依赖于管理者意图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进行，如果会计本质是信息系统，那么会计应当和计算机程序一样，面对事项有事先规定好的处理方式、程序，何必强调会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呢？更别说盈余管理、追溯调整等高度依赖人的主观意愿和能力的业务了。

3、对会计目标和本质的个人观点

所以，在这里笔者认为，美国理论界既有的会计目标和本质的定义不够完善和深刻，会计目标应当是对企业收益和经营状况真实准确、相关且公允的核算的追求，美国的会计准则与实务界的发展都是以这个目标为基础；会计本质应当强调人的存在价值，笔者认为会计本质是人们对经济活动计量与核算的实践，会计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计量核算史。

所以在会计计量模式选择上，应当符合会计的本质，强调实践中人的因素，虽然会计计量模式有其规律，但在实践中计量模式的选择是管理层意图和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等综合因素作用后的结果。但是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应当确保企业收益和经营状况的真实准确、相关且公允。无论是历史成本法还是公允价值计量，都应当确保会计核算目标的合理实现。

这些是本文讨论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混合应用下的会计计量模式的理论基调。

二、对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及混合计量模式的分析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是以过去的交易事实为基础，资产购买时的市场价格作为成本入账，历史成本计量也有一定的主观估计情形存在，但是总体上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有很强的客观性、准确性。历史成本法的特点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和货币购买力稳定的假设基础上；以过去实际发生的交易与事项所形成的价格为基础；采用的是静态价格，成本数据可稽核复查，更关注于收入与费用的计量，能大大减少会计工作量。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得到了会计和审计实务界的广泛支持，占据了会计计量上的统治地位。虽然历史成本法在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下，容易导致利润虚增，但是美国FASB要求企业采用会计报表与表外披露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了历史成本法应对通胀的不足。目前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仍然非常普遍应用。

但是历史成本法不考虑价值波动，在价格剧烈波动，快速变化的情形下，仍以名义货币计量，会导致资产计量不准确，导致最终的收益计算也不准确。而且对于金融资产来说，尤其是择机买卖的金融资产，历史成本法核算更是不合适。

2、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根据美国FASB在20006年所下的定义，“在市场的有秩序的交易环境中，在计量日出售资产收到的或接受负债支付的价格，是熟悉市场情况的交易双方，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所自愿确定的价格。”根据定义，公允价值计量和发展，主要有四个特点：公平性、动态性、估计性和计量对象的广泛性。公允价值体现的是资产负债理念，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强调动态性和公平性，所以资产负债在会计期末需要用公允价值对其价值的变化进行确认，计算出净资产的增减，来最终确定企业收益。该计量模式反映的是净资产的增加，所以更注重会计事项的经济实质，使得收益会计核算更加全面。而且公允价值计量有着很广泛的应用，即使是不存在真实交易点情况下，缺乏活跃市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估值技术计算其公允价值。

但这也是公允价值的缺陷所在，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估值技术如果缺乏严格的估值标准，缺乏有效的监管，仅仅凭企业自身的财务预测，容易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观随意性，使得会计核算不准确，偏离真实收益较大；由于会计本质是经济核算实践行为，其中人的主观因素占有很大比例，会计报表的编制者和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成本效益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这导致即使是公允的情形下，会计收益也有着较大的区别。

3、两者区别举例

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间的比较，可以反映出收入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间的比较。例如，一个简单的会计例子，一个企业年初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企业在年末销售了30%的存货，实现了50万元的收入。较年初比，销售时，存货价值上升了10%（假设销售价格年初已制定，短期无法调整），年末时存货价值上升了20%。公允价值变动，不是历史成本计量的要素，不予考虑，则年末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年末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可见，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资产公允价值上升阶段时，企业收益一般要大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因为企业收益，要有一部分来源于资产增值的收益。

4、混和计量模式

混合计量模式是现在会计学者所普遍赞成的计量模式，当今会计实务中，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两种模式是并存的。我国当前会计准则采用的也是混合计量模式。该模式需要会计人员对每项会计资产和要素进行分析，通过职业判断来选择会计计量模式。这也带来了计量模式选择的主观倾向，而且也容易导致收益计量的复杂性，

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周转所对应会计计量模式的分析

1、产业资本周转的收益与风险特征

企业的产业资本周转一般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购买生产资料、聘用职工、购买技术专利、许可渠道等无形资产等等，在会计核算上表现为固定资产的折旧、流动资产的分配使用、无形资产的摊销、存货的销售，资金的收回与再投资。产业资本周转收益的增长要取决于周转效率的提高。

产业资本周转过程中所要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采购风险、经营管理风险、产业竞争导致销售价格波动风险，以及技术进步等变化带来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的风险。但是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由于对企业自身非常了解，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企业的风险有较强的管控能力。

2、金融资本周转的收益与风险特征

金融资本周转不同于产业资本周转，首先、金融资本获取收益带有很强的择时性质，例如股票可以高抛低吸、债券根据需要可以选择借贷期，可以提前贴现，衍生品更是要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来进行交易，所以金融资本的收益是在价格的波动中择机获取的。第二、金融资本所面对的风险，一般来说要大于产业资本，因为金融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实业了解往往不如产业资本家和其经营管理者。在会计信息的了解上，参股方不如控股方，控股方不如企业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上同样如此，基金投资对企业的了解不如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又不如企业创始人及管理层了解企业。更何况，金融投资，要面对不可规避的系统性风险，而且金融资本投资还要受到人们的不理性金融行为的影响，而产业资本由于投资范围的相对狭窄，所受的系统性风险往往比金融资本要小。第三、现代金融社会中，金融资本往往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获取收益。金融资本投资虽然与产业资本一样会创造财富，但是金融资本周转还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仅仅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金融交易有时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衍生品的出现，虽然衍生品交易能对冲价格波动，降低风险。但它提供了一种不同预期进行对赌的交易模式，仅对未来预期的不同就可以实现财富流动和分配。

3、产业资本周转与金融资本周转的不同特点决定资产计量模式的选择

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产业资本周转用历史成本模式计量，金融资本周转用公允价值计量，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产业资本相对风险小，经营管理者风险管控能力较强、周转择时性不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客观且便于稽核，很适合作为产业资本周转的计量模式。如果产业资本周转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一方面公允价值的主观估计性，会使得企业管理者盈余管理空间过大，不利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再加上企业管理层本身对企业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强，再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利润操纵，这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产业资本周转，并不处于公允的市场交易环境中。第三、产业资本用公允价值计量，会导致管理层择时处理企业资产，来获取收益，但是不同的产业有其自身的经营规律，表现在资本周转上，有其自身的周转特点。例如，制药行业就属于研发期较长，产品更迭较慢的产业。做实业应当遵循其产业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公允价值的择时性会跟产业资本自身的周转特点产生冲突，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而金融资产则不然，公允价值很好地迎合了金融资本市场的盈利和发展规律，用历史成本法计量反而会造成错失机会，不能良好地反映价格波动，更不利于金融产业各种复杂估值技术的发展。

四、总结

按照前文提出的理论分析，在现实会计计量中，应当将交易性金融资产、资产证券化发达环境下的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等，划分为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现金、银行存款、控制目的长期股权投资等等划为产业资产。而存货比较特殊，既有产业资产的性质，又有金融资产的性质，则可以用历史成本法和公允价值法混合的计量模式，即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不确认潜在升值，但确认价值的潜在下跌。

参考文献：

[1]孙满.关于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的比较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2（01）

[2]张曼，张多蕾.驳公允价值将取代历史成本计量属性[J].铜陵学院学报.2011（01）

[3]史国文，刘珍，张改玲，赵刚.浅议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对会计核算的影响[J].科技信息.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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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培训市场 金融资本 终身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教育培训市场是在我国人力资源的大量需求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不断要求下得以迅猛发展的,特别是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教育培训市场后,给传统的教育培训市场带来变革,迅速地催生了国内巨大的教育培训市场,如何认清现状,趋利避害,是教育培训市场金融资本化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1、教育培训市场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1.1 教育培训市场的背景

1.1.1 教育培训市场的定义

培训,按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是指为达到某一种或某一类特定工作或任务所需要的熟练程度而计划传授所需要的有关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训练。从这个定义可看出,培训的概念是非常宽广的。迄今,培训的界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和模式。

具有现代意义的培训被赋予更多企业培训的使命,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学习型社会的到来,人们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多元化渴求,新的培训形式如:学生假期语言培训、资格认证培训、网络培训等,使得培训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因此,可以将培训概括为:社会上所有人员为适应就业、发展或其它需要而以一定的方式(包括现代网络技术的应用)进行的有关知识、技能、行为和态度的一种短期教育活动。

本文所论述的教育培训市场,特指在我国区别于学历教育的那些非学历教育培训,主要指职业教育、专业技术培训、终身教育等。

1.1.2 人力资源的需求应运了教育培训市场的发展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组成部分。教育培训市场目的是培育适应和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需求的劳动力,并有助于促进社会就业目标的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1)发展教育培训市场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发展教育培训产业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素质,并适应产业升级对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的目标中也不难看出,教育事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的目标对教育培训也提出了更多需求。

(2)发展教育培训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生产(研究与开发)和传播(教育、培训)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从而内在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储存。有研究表明,相比其他资源,人才资源开发弹性是最大的。知识经济中的培训强调因“才”施教,即个人化的培训。

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培训正是提升劳动力素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空间的确巨大,由于利润丰厚,加上技术和资金方面的进入壁垒都比较低,不仅有传统的大学院校开设了继续教育学院,也催生了许多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加入。因而,中国教育培训市场已被公认为“朝阳产业”和最具“钱景”的市场之一。

1.2 教育培训市场的现状与前景

长期以来,由于各类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性质、定位、经营模式、监管机制等一直没有明确,虽然各类培训机构已达数百万家,但主要还是以英语、IT、少儿教育为培训产业的三大支柱。而少儿教育本来应该是公益事业,是属于义务教育范畴的,而教育培训机构的介入使得更多的家长、学生为追逐成绩、分数而纷纷参加各类实习班、冲刺班,不仅加重了家庭的教育成本,更使得我国的教育偏离了素质教育、能力教育的宗旨。而众多教育培训机构在金融资本进入后,纷纷赴美国上市,也使得更多的优质资源流失到海外。

1.2.1 行业美誉度不高

教育是讲良心和道德的行业,诚信是教育培训机构的立校之本。然而,教育培训行业却经常出现诚信危机。因为一些“草台班子”和无合法办学资质培训机构的存在,不诚信经营和欺诈行为时常发生,培训质量难以保证,培训效果难以令人认可。“倒闭门”等教育培训事故的发生,导致整个行业的负面影响愈演愈烈,投诉越来越多,诚信度急剧下降,行业美誉度差到极限。

1.2.2 国际竞争能力不强、优质资源流失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领军培训机构还很少。中国的自主品牌正在逐渐建立,但比较弱势。培训品牌的格局是:国内像新东方、环球雅思、安博教育这样具有较强实力和一定的品牌影响力的培训机构为数不多,而且即使是这些教育机构也依然依附在国际品牌的旗帜下,如新东方就是托福考试培训的代表。虽然这些机构成功的在美国上市,但只是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利润,并没有使得我国整体教育培训市场得到发展与壮大。中国培训市场这块“巨大蛋糕”,被国外强有力的培训机构及金融资本这把“刀”分去了不少,使得更多的优质教育培训资源流失海外。

1.2.3 培训领域单一、加重教育负担

更多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是有逐利性的,不但没有能力去开发有消费者需求的课程,而且只会抄袭、照搬一些成熟教育培训机构的课程体系,并且利用低廉的价格来吸引学员。而正应该是国家义务教育范畴的中小学教育,却拥挤着众多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课外实习、购买教辅材料、包考高分等现象充斥着教育培训市场。而教育培训机构的介入使得更多的家长、学生为追逐成绩、分数而纷纷参加各类实习班、冲刺班,不仅加重了家庭的教育成本,更使得我国的教育偏离了素质教育、能力教育的宗旨。

知识经济时代大众对教育多元化的需求,单凭学校教育这种针对社会普遍需求的“共性教育”是无法满足的,人们势必会寻求学校教育以外的符合自己爱好、适应自己发展需求的个性化教育方式,即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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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济；金融约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4）-05-09-1

0引言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经济发展也趋于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实效，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农村金融约束就是其中之一。笔者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1金融约束

金融约束就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业，或者说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内容：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2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二是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供给补充的作用；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2.1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

一方面，在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很难正常运转。例如，如果农民的贷款用于消费，则增大了还款的风险。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在农村属于合理的机构，这种金融机构的特点在于只能维持很简单的经济生产，没有向现代化的农业注入大量的资本。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不能有效地运行。同时，非正规资本的利息过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非经济性的问题。所以农村金融结构体系的二元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

2.2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一种供给补充的作用

现在的金融体系本身属于资本供给的中心渠道，非正规的金融体系属于自发的状态。虽然我国已经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农村的储蓄资本转向投资，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农村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本身处于转型和相互融合的阶段，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这种金融借贷资本的形式会造成农民很难支付还款，农村经济增长受到高资本低回报的影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资本不完善，制约了获得资本的方式。同时，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非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是暂时地离开农村，他们对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农村土地上。农户的非农收入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不能替代农业收入，缺少现代的资本支撑使小农经济的简单生产得到全面扩张。现在的商业金融机构很难为小农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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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及其总体绩效考量

就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从机构定位及功能的角度进行归纳，常常表述为：充分体现政府特定政策意图，而且不单纯以市场化商业机制作为运营基础的金融活动，该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往往直接或间接担负了部分公共性的金融政策职能，它们或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或者由政府承担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部分成本。

因循上述概念来理解政策性金融的体系架构，其主体除了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外，还应包括一部分负载政策性业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只不过，在此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过程中，该金融机构必须认同并遵守政策意图指向的公共金融属性。据此，可以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多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

当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主体架构

以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为标志，我国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为“两基一支”、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粮棉油收购等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

存在问题及改革进展

综合考量，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历史遗留及原有设计缺陷、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很多问题日积月累，愈发凸显。诸如，在目前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框架以外，仍然存在很多三家政策性银行无法涵盖和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由于职能定位及业务界限模糊导致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外延约束不清，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竞争摩擦屡屡发生；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提升与资本金补充、拨备管理等风险控制机制缺乏同步；区别于商业金融监管原则下的风险容忍导致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考验；等等。

由此，针对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陆续展开。本世纪初期，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的先行典范。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原则和总体思路。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进出口银行将在兼顾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农发行将继续保留政策性业务为主。

体系架构与制度供给缺口

政策性金融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及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主导方向及业务领域等方面均有所侧重或偏废。概言之，一个功能完备、架构完整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一般应涵盖农业、中小企业、进出口、住房、经济开发、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有些国家还专门设置了支持环境、医疗卫生及国民福利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显然，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功能涵盖及整体架构上尚有缺憾。经过不断深化的改革和转型调整，现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农业及进出口等项政策性金融业务领域所体现的扶持功能及政策效应将日益增强，有望“恪尽职守”。此外，现阶段最为迫切的政策性金融需求当属住房和中小企业两个业务领域。其中，国务院与住建部、财政部、银监会等部委已就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房地产金融及推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尽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至少始终处于政策当局的密切关注之中（从政策指向看，房地产市场尤其资金面的问题绝非总量匮乏而是流动性过度集中及不同供给取向房地产产品的结构调整）。而关涉科技自主创新及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战略的中小企业发展甚至生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招法，现有的所有制度设计及政策输出似乎都在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初创企业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很多企业在极其脆弱的财务链条边缘徘徊。可以断定，若不尽快切实解决这些企业的金融需求及财务危机，类似“三荒”频现及温州众多企业主“跑路”、跳楼等倒闭风潮（2011年3～9月，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仅仅9月，就高达25起。其中，包括信泰集团、三旗集团、波特曼、江南皮革等一批知名民企）将会继续蔓延、愈演愈烈。

快速推进建设科技金融体系可能成为效率最高的危机应对路径

按照卡罗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的阐述，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范式为：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创业投资家为获取高额利润，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继而产生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高度融合，从而出现技术创新的繁荣和金融资产的几何级数增长。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历次技术革命也无一不印证了这种技术――经济范式的伟大：每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财富化，都必然伴随金融创新。从近40年的统计数据看，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体财富增长贡献的差距――李约瑟之谜的破解法门也应在此。

科技金融体系已成为实施国家科技战略的必备条件和重要支撑

一般地，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从创新内涵及机制分析的多个角度进行总结，科技金融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即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被企业家转化为商业活动的融资行为总和；（2）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二者合起来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3）科技金融是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孵化为一种财富创造工具的过程；（4）科技金融是一种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即同质化的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回报的过程。

我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自2006年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78项《规划纲要》配套政策细则中，有20多项属于科技金融范畴，内容涉及银行、保险、担保、创业投资、资本市场、债券等；各省市出台的570多个政策文件中，有接近1/3属于科技金融范畴。

科技金融政策取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新技术的吸纳主力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应用及步入产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货币资本投入，在货币资本投入达到一定强度时，新技术才能在发展和应用的各个阶段上实现质的飞跃。

从历史角度考察，近几十年的新技术发展除航空航天技术仍需政府投入和大公司投入支撑外，绝大部分高新技术都以充满个性和全面创新为特色，而这些技术成果在推广和应用时又首先被中小企业所吸纳。为什么有实力的大公司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方面作用反不如中小企业呢？其原因在于大公司产品的拓展具有“母体依赖”特性，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些研发费用总是优先服务于本公司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领域，它可以为本公司创造新的部门、新的分公司或子公司，却很难创造出那种横空出世的全新企业。

只有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有效支撑新技术转化

什么样的金融形式能与这些吸纳高新技术的“主力”匹配并胜任其吸纳转化新技术的金融支撑功能呢？

多年来，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大都把关注金融创新的目光投向了令人目眩神迷的金融衍生工具上。但事实证明，尽管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生生不息，堪称为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没有担当起这项重任。其原因在于，大量的衍生工具交易已构成了一种可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的虚拟金融部门，而“科技金融”的要义应是为实体经济及产业发展提供真金白银的资本服务。

同样，传统的银行和主板、高新技术板、创业板服票市场无法胜任。保守的银行家们常常在吸纳了新技术的具有极大成长潜力同时具有高风险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方面却步不前；而股票市场因为门槛太高、市场容量有限、上市指标严控又使得这些新兴企业不得不“望市兴叹”。

由此，需要另外寻求或创造一种机制：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管理风险――正是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政策性”取向与战略定位。

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效应评价

以往，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支持手段或措施涉及多个部委机关及多种专项名目，尽管出发点的“行善之心”不容质疑，但其中不乏重叠甚至冲突。政策集成、资源整合及部际协调对政策效率提升将大有裨益。

若干有代表性的科技金融政策及措施

近些年，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监会等部门陆续出台了若干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措施。

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成立于1999年，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专项基金，属于政府引导性资金。旨在通过支持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培育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面向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中小企业，重点支持产业化初期（种子期和初创期）、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风险较大、商业性资金进入尚不具备条件、最需要由政府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并将为其进入产业化扩张和商业性资本的介入起到铺垫和引导作用。创新基金由科技部负责管理，并接受财政部监督。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于2007年设立，财政部、科技部聘请专家组成引导基金评审委员会，对引导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审；委托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创新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基金支持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以下统称创业投资机构），以及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方式包括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2011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引导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转化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包括国家（行业、部门）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地方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及其他由事业单位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置及其系统等。转化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投资收益和社会捐赠。支持方式包括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和绩效奖励等。遵循引导性、间接性、非营利性和市场化原则。

有关税收政策。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条件者，自2006年1月1日起,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创业投资企业申请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时，所投资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当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经费须占本企业销售额的5％以上（含5％），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合计须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含60％）。

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

如果基于政策性金融视角并结合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来思考科技金融的定位及使命，充分领会构建和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不可替代的的重要作用，在现有的工作基础、政策框架和资源平台上，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逐步优化政策设计并进一步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

应认知并赋予科技金融以国家级战略的历史使命。目前，科技金融无论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还是金融战略中，只是作为配套条件涉及但均未被作为独立的战略组成内容正式纳入。在当前部委职能及其体系架构下，科技金融工作单纯依靠科技部门或金融部门都无法收效。多年来的部际协调及文件会签经验表明，只有统一认识，在同一战略高度通力合作，科技金融体系的完备方才有望。

现有的科技金融资源需要在更高层级集成整合、均衡布局。同一行业或同一领域经受多头监管、忍耐政出多门似已成为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常态。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对重叠冲突的政策脉络重新梳理贯通、对过度集中在局部区域的科技及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引导以实现均衡布局，将是提升科技金融政策性效应的重大挑战。

应妥善处理科技金融的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如同政策性银行改革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科技金融体现政策性禀赋的同时，是否会侵占竞争者利益、破坏市场规则，其界限如何划定，标准如何把握；财政性资金进入市场的方式如何选择，政府资金的示范效应评价有否量化可能；干预的后果会否导致本为弥补市场失灵避免政府“缺位”转向“越位”；如此等等。处理不当，均有可能成为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

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政策性效应的成功模式

篇9

关键词：金融资源；差异；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7－0041－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7.10

一、引言

金融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核心，金融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对经济增长有战略性意义。在生产活动中金融资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将各种资源有机结合，并促使其创造更大的财富。金融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以及东盟国家经济联系与合作不断加深，这必然要求各国重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区域间金融合作，以保持其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后劲。本文以中国和东盟国家为研究样本，重点揭示上述国家在金融资源方面的差异并分析其内在原因，结合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金配置的实际状况提出促进各方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二、金融资源概念及指标体系

（一）金融资源的内涵

“金融资源”一词最早是由戈德・史密斯所著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提出，在哈德罗―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储蓄率高的国家资本产出能力就强，并最终作用于经济的力量就大。该模型假定一国或者地区资本产出率一定，而物质资本来源于金融资本，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形成能力强，从而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推动力；同时金融机构所形成的物质资本同样推动经济增长，落后地区的金融机构较少，难以有效地筹措资金，从而抑制了经济发展。

我国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观”，认为金融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一种货币化的资本财富。白钦先教授将金融资源定义为三个层次：一是广义的货币资本；二是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资产工具体系；三是金融体系的整体。他认为只有保持金融资源的适当开发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了金融资源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且都强调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

（二）衡量金融资源的指标体系构建

衡量金融资源一般以三个方面分析：金融规模竞争力、金融效率竞争力、金融生态竞争力。金融规模竞争力指标包括金融系统存款余额、金融系统贷款余额、股票成交金额、上市公司总市值、保险金融业总产值、保费收入等；金融效率竞争力指标包括各项存款余额占GDP比率、各项贷款占GDP比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贷款对经济贡献率、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保险深度、保险密度、金融资本使用率等；金融生态竞争力指标包括国外直接投资量、社会固定投资额、保险金融业基本建设资金、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率等。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源配置的比较及问题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指标主要是有形金融资源。

（一）信贷总量比较及问题分析

1.金融资源供给比较及问题分析

本文以银行部门年末存款余额以及人均存款额作为衡量指标，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2007―2010年存款状况比较数据以表格形式列出：

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以及有效的金融机制能够加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增加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一般说来，一国金融部门的储蓄存款能够较为全面反映该国的潜在金融资源总量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供给能力，是衡量一国金融资源的基本指标之一。从表1数据显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潜在金融资源供给数量与该区域内其他成员国相比，无论是银行部门年末存款总额还是人均存款量，两国的金融资源占据明显的优势。其中，中国2010年存款余额达到1088823亿美元，是当年菲律宾存款总额的10倍多。而以老挝为代表的东盟地区落后国家银行部门存款数额极小，对应的其金融资源供给量也微乎其微。同时，表1数据还显示了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金融部门存款量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金融资源供给不断扩大，充足的金融资源必将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也出现了分化现象。

2.金融资源需求比较及问题分析

在金融资源供给的情况下，金融资源运用状况能够体现一国或者地区经济发展中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需求状况。本文研究的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更是显而易见，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该区域中处于领先地位。一国经济发展必然影响该国金融资源的运用状况，如表2所示，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远远超过该区域其他国家，而中国2010年的贷款余额达到了72605.39亿美元，同时可以看到在东盟国家中地处内陆国家的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贷款数量极小，反映出这些国家对金融资源有效需求不足，使得金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遭到削弱。

一般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都是以盈利为目的，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大多数来源于存款，存贷比例是否协调关系到银行的盈利能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在表2中可以看出2008―2010年大多数的东盟国家存贷比超过1.5，过高的存贷比表明该国金融资源大量闲置，资金利用效率低下，而新加坡、中国两国的存贷比相对比例较为适当，金融资源有效需求较高。

（二）金融资源效率比较及问题分析

金融资源利用效率①是体现一国或地区金融竞争力的关键指标，金融资源的效率指标体系包括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产的盈利水平、金融机构人均利润水平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资产质量、各项存贷款与GDP的占比、银行不良贷款率等，本文选取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国内信贷占GDP比值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样本国家金融资源效率的指标。

表3中显示中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在该区域处于较高的水平，说明了上述四个国家在该区域中金融机构信贷资源对其国家经济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体现了较高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差距，美国2005―2008年该项指标的平均值达到了约260%，而日本则几乎达到了400%（世界银行数据），体现了发达国家金融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3中还显示了以印尼、菲律宾、柬埔寨、老挝为代表的该区域落后国家相对较低的国内信贷与GDP的占比。图1中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中国等国家2005―2008年四年间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金融资源运作效率不断提升，但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截至2008年末不良贷款率依然大大超过了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该区域各国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不均衡。

（三）金融开放程度比较及问题分析

研究一个区域的金融资源状况还包括该区域的开放程度指标，区域开放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区域金融生态竞争力，是对一个国家金融资源运作条件的衡量，本文中以外国直接净流入这一指标衡量区域开放程度。表4数据显示，样本区域内各国外国直接投资差距较大，中国2009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是依然吸引了781.93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紧随其后是新加坡。而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国外投资数量极小，该数据即凸显该区域内金融开放度的不平衡以及金融环境质量的差异。

（四）证券融资比较及问题分析

证券市场发展以及其融资状况是一国金融资源的重要衡量指标，证券市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全球各大经济实体证券化率的不断上升，证券资本市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力越来越强。同时证券市场能够供给和容纳大量金融资源，是金融资源作用于经济实体的传导途径之一。

中国和东盟十国区域证券市场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尤其以股票市场最为突出，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其金融体制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十分发达。1968年随着亚洲美元市场的成立，新加坡走上金融国际化，亚洲第一个金融期货中心也诞生在新加坡，同时新加坡还拥有活跃的短期资金市场，其股票交易市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交易中心之一。而在中国，随着证券市场发展不断成熟，上海、深圳两个股票交易市场在世界上地位逐渐提高，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位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成交量全球第一，中国证券市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在表5中数据显示，中国的上市公司数在该区域内多年来稳居首位，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达到了1700家，占当年世界上市公司总数的3.5%，同时衡量一国证券化率的上市公司规模与GDP比例也较高，而股票市场发展历史更为悠久的新加坡其上市公司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最高，说明了在该区域内新加坡金融资本市场的证券化率最高，证券市场也最为发达。另一方面该区域内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制度本身存在较多问题，金融体系安全性不高，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次贷危机给区域证券资本市场带来的严重冲击就是实证。东盟国家中的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至今没有建立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发展严重落后。

四、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源配置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一国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直接决定资本存量以及流量的增长，从而也就决定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分配。本文中研究的中国以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从而造成了各国金融资源状况的差异（见表6）。

表6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中大多数属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各国金融业发展也呈现出高增长状态，但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从而导致了金融资源供给与配置的不平衡。表6数据显示中国、印尼、菲律宾、越南2007―2009年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57%、5.58%、4.28%、7.1%，在2009年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依然出现较快增长，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动了各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扩大了金融的供给来源，提升了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业发展后劲不足，甚至部分国家无法建立股票市场，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金融资源的增长与合理配置。

（二）国家金融政策

一国的金融产业政策必然影响该国金融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影响该国金融资源的供给、需求和配置。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中金融资源的状况差异明显，这与各国不同的金融产业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积极的扶植政策必将促进金融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金融资源在存量、流量和效率的上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突飞猛进，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进一步重视对于金融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加大对金融产业的扶植力度。近年来，我国金融产业得到长足发展，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五大行业发展逐步成型，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积极的金融产业政策促进了中国金融资源的增长，并伴随着科技、知识、人才体系的不断更新，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中心的金融资源中心，上海、深圳成为全国的资金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中心，同时全国金融综合改革在江浙地区开展，促进金融产业创新机制的升级。新加坡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金融产业的发展，拥有众多知名金融机构和金融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强，这些都极大促进新加坡金融产业的发展。与中国和新加坡相比，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对金融产业扶持力度相对不足，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取措施严格管制资本流动，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极大阻碍了区域间金融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金融生态差异

一国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将不可避免影响其金融资源供求以及运作效率，高效优质的金融体系能够最大程度确保金融资本的安全性，满足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与其金融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以征信信息深度指数①来衡量各国金融生态。

表7中指数显示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征信信息深度差距较大，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相对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较高，而文莱、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尼等国金融环境较差，而对应的第二类国家金融资源的供求量以及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五、促进中国与东盟金融资源近一步合作的对策建议

缓解区域间金融资源的差异需要各国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环境建设、区域协调机制方面入手。

（一）发展自身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相结合,平衡金融资源配置

本文中研究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中呈现出金融资源不平衡性现象严重,很大程度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东盟国家中较为落后的老挝、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进一步加强国内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区域间经济贸易合作,与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优势互补,发展优势产业。比如热带经济农业、贸易加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扩大金融资源的供给来源,改善经济发展前景,提升金融资源边际收益率,促进金融资源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区域内相对经济发达国家,如新加坡、中国等,应积极参与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贸易合作、科技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不断缩小经济差距,扶助落后国家完善金融市场建设,为金融资源的增长提供前提条件。

（二）加强对金融产业的政策支持，逐步开放区域金融市场

一国对某一产业的扶持政策将极大的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建设，大力推进银行改革和创新，不断扩大金融资源的供求与运作效率，同时加强各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建立健全股票交易机制，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投融资能力，重视以国债为代表的债券市场的作用，完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内各国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的合作，使金融资源充足的国家引导剩余资本投入落后国家或地区，增强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提高其利用效率。这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积极参与金融合作，逐步扩大区域金融市场，东盟国家中未建立股票融资市场的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等国可以借助新加坡等发达股票市场推动其国内优质企业的上市，在全球市场内筹集金融资本，以期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目的。

（三）推动区域贸易投资本币结算，搭建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应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往来中的本币化结算，减少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降低货币风险，建立现钞跨境流动机制，促进区域内资本流动。尤其重视对人民币结算的区域化，扩大各方人民币交易的范围和数量，使得中国充足的金融资本能够弥补东盟部分落后国家的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结构。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显示出在人民币区域化结算试点的背景下，各方应积极进行金融机构的互设，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同时以中国、新加坡为主的区域内相对发达国家应积极参与区域内资本投资，不断增加对东盟国家的人民币直接投资的项目，促进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

（四）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与东盟国家各国政府应将改善区域金融生态放在战略性高度，信用是金融的核心因素，一切的资本流动与运作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不平衡的金融资源分布是该区域最突出的特征，各国应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区域间信用协调与沟通，将区域内金融资源的跨国流动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上，提升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同时为金融资源的区域流动设立多渠道门路，完善引导机制，健全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金融信贷、风险投资以及优质资产上市为核心的金融融资流动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篇10

社会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引起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财务管理模式提出一系列创新要求。因此,探讨知识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是企业实现成功理财的必然选择。

一、知识经济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影响知识经济对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现代企业理财的微观视野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1、企业资产形态的变化。传统工业经济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有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占绝对优势;而知识经济是以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投入为主,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中起决定作用。现代企业中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不断上升己表现为一个明显的趋势。据科学测算,美国1995年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已高达50%—60%。现代企业资产形态的变化必然引起企业理财模式和企业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2.企业竞争力要素的变化。在典型的工业经济形态中,市场占有率和较大的市场份额是企业补偿投入成本、形成和增加企业利润、维持满意市场结构的决定要素;同时,由于固定资本的经营杠杆效应和企业以有形物质资产投入为主的特征,企业总是力求通过扩大产出规模来增加财务成果,从而获取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忧势。但是,随着经济逐渐朝知识经济方向发展,市场份额和产出绝对规模只是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在内涵上,企业竞争力更主要是源于企业对各类知识的占有和知识资本的运用程度。企业在一定时期积累的知识量越大、其知识资产的结构及其动态组合与社会对知识的要求结构越一致,企业知识资产的转化效率就越高,企业竞争力,特别是长期竞争力就越强。

3、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知识投入的增加,特别是网络和信息技术在知识化和企业资产形态的无形化,企业投资转向以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的新领域,随着经验决策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决策转变,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日益知识化,对知识资产的评估和管理是知识决策的中心内容之一;

由于知识成为企业的主体资产形式,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日益柔性化。生产方式的柔性化表现为小型灵活的生产日益成为主流。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发展出灵活的工作时间、场所和报酬制度,企业更强调知识、信息的收集、传播和利用,并通过网络在企业内部分享、重组和创新,整个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化的信息结构;由于知识的共享性和可转移性克服了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性,企业对知识的积累和运用与社会对知识的要求形成经常性的正向互动关系,使企业经营目标与社会整体目标日趋一致。

4、企业产品的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产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一是产品的知识含量提高,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二是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主要由其所含的知识量决定,知识的重复使用使产品生产中物质消耗的制造成本在产品价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三是经济信息的广泛流通和网络购物的兴起,使市场信息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顾客要求企业以最低的价格快速进行市场订货并提供多种类和个性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传统存货管理模式的变革提上日程。

5、企业分配方式的变化。既然知识资源是产品的主要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决定因素,知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并取得比其它要素更丰厚的报酬将成为必然趋势。在国外,知识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已开始偿试,美国有知识付酬计划、利润分享计划,西欧有利润共享的计划;日本实行分享制的企业中,员工分享额占企业利润的比重一般在42%—76%。

6、企业范围边界的变化。与知识经济以前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的形成、传播无地域性,使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范围迅速扩大,企业边界的概念模糊难定。一是企业活动与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共处于一体化的网络之中;二是企业与企业在市场活动和产品链关系中形成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的相向流动,固定结构关系被打破;三是企业与供应商以及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不再固定,在全球网络中,企业与客户形成“在选择中结盟,在结盟中选择”的新格局。

二、知识经济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1、财务管理目标的创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这一目标的确立总是随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深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先后经历了“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到“超利润目标管理”的转换。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企业知识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知识的不断增加、更新、扩散和应用加速,深刻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使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向高层次演化。原有追求企业自身利益和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将转向“知识最大化”的综合管理目标。其原因在于:知识最大化目标可以减少非企业股东当事人对企业经营目标的抵触行为,防止企业不顾经营者、债权人及广大职工的利益去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知识资源的共享性和可转移性的特点使知识最大化的目标能兼顾企业内外利益,维护社会生活质量,达到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知识最大化目标不排斥物质资本的作用,它的实现是有形物质资本和无形知识资本在最短时间内最佳组合运营的结果。

2、融资管理的创新。企业融资决策的重点是低成本、低风险筹措各种形式的金融资本。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推进融资管理创新,把融资重点

由金融资本转向知识资本,这是由以下趋势决定的:知识资本逐渐取代传统金融资本成为知识经济中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本,西方股份选择权制度的出现使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知识资本量化为企业产权已成为现实,深圳华为公司在人资本产权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金融信息高速公路和金融工程的运用,加快了知识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为企业融通知识资本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工具;企业边界的扩大,拓宽了融通知识资本的空间。

3、资本结构的优化创新。资本结构是不同资本形式、不同资本主体、不同时间长度及不同层次的各种资本成份构成的动态组合,是企业财务状况和发展战略的基础。知识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上升,使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而有必要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优化资本结构:一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比例关系;二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内部的比例关系、形式、层次;三是确立知识资产证券化的种类和期限结构,非证券化知识资产的权益形式和债务形式以及知识资本中人力资本的产权形式等。优化创新资本结构的原则是通过融资和投资管理,使企业各类资本形式动态组合达到收益、风险的相互配比,实现企业知识占有和使用量最大化。

4、风险管理方法的创新。风险是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资本经营呈现出高风险性和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化的特征:一是知识产品价格中物质材料成本的比重很小,而研究开发的固定成本急剧上升,使经营风险多倍扩大;二是因金融市场和内部财务结构的变化使财务风险更为复杂和多样化,如技术债务资本的流失、泄密、被替代或超过保护期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使用寿命和折旧方法会增加现有资本结构的不稳定性;三是开发知识资产的不确定性水平提高,扩大了投资风险。四是作为知识资本重要构成要素的企业信誉、经营关系等变化使企业名誉风险突出。为此应以现代手段创新风险管理方法,一方面要对风险的各种表现

形式进行有效识别,确定风险管理目标,另一方面要建立风险的计量、报告和控制系统,以便采取合理的风险管理政策。

5、财务分析内容的创新。财务分析是评价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诊断企业现在财务状况、预测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有效手段。随着企业知识资本的增加,企业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制于知识资本的作用,对知识资本的分析也因此构成财务分析的重要内容:评估知识资本价值,定期编制知识资本报告,披露企业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顾客忠诚等方面的变化和投资收益,使信息需要者了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情况。设立知识资本考核指标,一是创新指标,如知识资本创新力;二是效率指标,如知识资本利用率、知识资本利润率;三是市价指标,如每股知识资本帐面价值、知识资本与每股盈余比率;四是稳定指标,如知识资本增长率,知识资本损耗率等。设立知识资本与物质资本匹配指标和综合指标。

6、财务成果分配方式的创新。财富分配是由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大小决定的。地租是农业经济中主要的分配形式,而工业经济中有形资本的多少决定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随着知识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知识资产逐渐转变为财富分配的轴心,财务分配方式的创新需要:确立知识资本在企业财务成果分配中的地位,使知识职员及利用知识的能力在总体上分享更多的企业财富;改革以工作量为基础的业绩评估系统,如利用“经济价值树”技术来界定职工、小组所创造的价值;建立因人付薪、以个人所创造价值的合理比例为基础的分配机制,如股票期权、知识付酬、职工持股、职业投资信托等。

三、实现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对策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是新形势下企业理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在此仅提几点想法。

1、转变企业理财观念。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创造企业财富的主要要素由物质资本转向知识资本,企业理财就不能只盯住物质资产和金融资本,必须转变观念。一是要认识知识资本,即了解知识资本的来源、特征、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二是要承认知识资本,即认可知识资本是企业总资本的一部分,认可知识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和企业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知识资本应分享的企业财富:三是要重视和利用知识资本,企业既要为知识创造及其商品化提供相应的经营资产以发展知识资本,又要充分利用知识资本为企业提供持续的利润增长。超级秘书网

2、加强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对包括知识资本在内的企业总资本进行市场化运作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综合性和超前性,用管理有形资产的传统手段是难以适应的,必须提高财务人员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首先是财务人员要有宽广的经济和财会理论基础,又有良好的现代数学、法学和网络技术基础,面对知识快速更新和经济、金融活动的广阔、灵活和多变,能从经济、社会、法律、技术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并制订相应的理财策略;其次能不断吸取新的知识,开发企业信息并根据变化的理财环境,对企业的运行状况和不断扩大的业务范围进行评估和风险分析;第三要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国际金融的创新趋势和资本的形态特点,运用金融工程开发融资工具和管理投融资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