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的主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交易的主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融学；市场需求；实践教学；创新体系

引言

我国金融业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为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必须实施金融人才战略，充分满足中国金融经济建设的需要。从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对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来看，社会既需要高素质的创新型研究人才、高端经营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既受过系统化金融理论熏陶又精通金融实务运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本文立足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对金融人才的需求趋势，探讨改革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一大批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能够在金融业务实践中娴熟地运用金融分析技术，具有较强的处理各种金融业务能力的高素质的应用型金融专门人才的方略。

一、金融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现状

我国金融人才市场需求量巨大，虽然每年我国相关经济专业的毕业学生人数众多，但是由于符合金融机构人才需求标准——实践动手能力强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较少，因此，出现了金融人才市场的供求失衡情况。

从我国目前金融教育的供求关系看，一方面，国内许多金融类企业面临专业人才缺乏现象，金融专业人才成为紧缺人才；另一方面，从国内各大财经院校和其他综合类大学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数近两年大幅上升（如图1所示），其中有相当一批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就业压力，就业形势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专业结构还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可以说，目前金融专业人才质量和教育结构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各大高校金融专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海为例，上海银监局一项关于“银行业业务创新与竞争力情况”调查显示，在16家中资商业银行中，有9家银行认为专业人才缺乏是阻碍本行创新业务发展的第一或第二重要因素。各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伦敦和纽约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均为11.5%以上，而上海目前的比例只有2.2%。

金融专业课程是培养金融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知识基础，因此，向学生传授关于本专业学科体系的重要知识和基本概念、原理，培养学生把握概念的复杂性，并能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运用，尤其为今后的金融一线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培养良好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国际化技能，是金融学专业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

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我们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适当引入多样化教学形式，增强课堂师生互动，增强理论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学生接受新知识、新方法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二是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建立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

（一）《金融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设计的原则

1.因材施教原则。教学设计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习，教学目标能否实现，要在学生通过自己认识和发展的学习活动中加以体现。要对学生进行分析，包括分析学生对特定的学科内容的学习、已经具备的有关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以及对相应的学习内容的认识与态度。在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上应充分遵循“因材施教”原则，为每位学生建立特征档案，通过学生和指导老师的双向选择机制，共同制定对不同个体的学习方案，并在实践教学环节有针对性地给予相应训练，发挥每位学生的特长。

2.供求平衡原则。按照金融人才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合适人才。可以通过建立目标人才评估模型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运用翔实的计量检验方法，在大量采集和分析社会金融行业人才需求特征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应用型金融人才特征指标体系，并根据这些详细指标特征，构造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目标。同时，结合学生自身素质特征模型数据，构造既符合学生应用能力发展，又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培养模式。 转贴于

3.创新原则。包括教学生态创新和教学内容创新两个部分。从教师—学生两元单向信息传递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教师—人才需求方—学生多元多向信息传递的教学创新方式，构建更加和谐的大学教育生态，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到业界中去，让业界人士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教学内容创新，意指课堂授课应不拘泥于某本教材，而应该打开视野，改变现有由教师设计教学框架、主宰教学过程、评价教学结果的模式，转由学生主宰相关模式，引导学生面向社会重要问题，开展主动实践和研究型学习。

（二）建立基于市场需求的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

1.学生素质分析

以“因材施教”原则为指导，从微观角度设计对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和素质的问卷，辅以实地调研以及外部评价的基础，通过大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构建学生的综合素质模型，并运用多因素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勾勒出每个学生的特征因素表，分析参与课程学习学生的共同特征和各自独特特征。之后，通过第二步的人才市场需求特征表对应分析，找出差距和优势，并通过课程实践教学体系来弥补差距、发扬优势。

2.人才市场需求特征分析

以金融机构人才需求问卷调查数据为实证基础，通过多因素分析法构建培养方案实施效果指标体系（外部环境因素分析），制定各环节、各流程的质量标准，配套系统规范了执行方案的途径、方法与手段，建立质量监控系统、保障系统和支持系统，分析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亟待加强因子，结合学生素质（内部环境因素分析），科学分析，因材施教，以培养一大批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且具有较强处理各种金融业务能力的应用型金融人才。

3.基于市场需求的立体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管理方式。课堂多媒体教学和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要有机结合。课堂讨论可以有效地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与归纳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互动式教学能有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可以及时检验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情况。课后创新实验的练习则强调灵活运用能力，以分析当前金融事件为主。课程小论文的写作则有利于提升学生收集资料、独立研究的能力。同时，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和课后创新实验计划的表现作为其学习成绩的重要参考，以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讨论、主动学习的能动性。

建立立体教学模式。从教师队伍的建设来看，采用教师专任制和业界人士聘任制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教师—实践专家—学生的三主体多向信息传导模式；从学生学习方案设计来看，综合分析学生个体特征和人才需求目标特征，为每个学生设计个性化学习方案，并在阶段性教学方案中增强创新实验计划的实施，培养学生领导能力、主动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情景模拟的设计，参照人才市场通用的晋升和淘汰模式，同样建立荣誉学生制度和末位淘汰机制。

参考文献

[1] 钱颖一.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2）：54-61.

[2] 赵何敏.货币银行学的创新与互动[J].中国大学教育，2007，（7）：34-40.

篇2

【关键词】内部融资 金融交易范式

一、“金融交易范式”解析

（一）“金融交易范式”交易结构

（二）“金融交易范式”简要说明

以上三张图展示了“金融交易范式”的三种情形。其共性是都充分利用了企业工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企业员工通过信托或委托方式将资金交付给工会，由工会作为投资主体认购信托计划、入伙合伙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或购买资管计划。

二、内部融资原因

“金融交易范式”连接企业和企业员工两头。企业是融资方，员工是投资方。先说企业。与其向金融机构融资，付出一定的成本，不如向企业内部职工融资，既融到所需资金，又能为员工谋福利，亦能增强企业凝聚力。内部融资需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这也是“金融交易范式”存在的前提。

再说员工。目前投资渠道本来就不多，加上投资风险比较大（比如股市、基金），而投向自身赖以生存、休戚相关的企业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三、内部融资是否非法

（一）是否构成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非法集资必须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要件，而在“金融交易范式”下，集资是向企业内部职工这一特定的对象进行，不向社会公开宣传，因此，其行为不具有社会性和公开性。这样企业内部融资就不构成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是否构成“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

我们将“金融范式”与“非法集资刑事解释”第六条中关于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等的规定对比可以看出，企业内部融资并不涉及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等，因此不构成“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

四、为什么选择工会

根据《合伙企业法》中对人数以及投资上限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工会组织可以将企业员工个人无法开展的投资业务开展起来，其集中的人数以及集中的资金额可以远超最低要求。工会代企业员工开展投资，其投资主体为1个，符合人数上的规定。

五、员工与工会的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信托关系

根据《信托法》相关规定，员工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将其财产（一般是货币）委托给工会，由工会以其名义开展投资活动，此行为并不违反信托法。

（二）委托关系

按照《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员工可以委托其所属工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开展投资行为，也即企业工会企业员工开展投资并不违反“民法通则”规定。当然，工会作为人需要在权限内开展活动，这需要相关协议中约定明确。

六、工会信托、受托投资行为是否合法

从国务院《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国发[1993]62号）的规定，只要工会在集资活动中，本身并没有收取报酬或以营利为目的来举办有偿集资活动，就没有被禁止。

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中提到，国有企业不得以企业名义组织各类职工的投资活动。这里有几个方面可以探究，一是主体国有企业；一是企业名义。

主体国有企业。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关于划分企业注册类型的有关规定》规定国有企业仅仅是注册类型之一，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企业。而我们打交道的企业通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交易方式”下的企业往往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如此，其并不违反“意见”。

企业名义事宜。“金融交易范式”并没有利用企业名义而是利用工会名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及《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均允许工会投资兴办企业，即赋予工会投资能力，对其投资行为亦也予以认可，这样工会的投资行为没有受到限制。

七、工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宗旨如何维护

根据《工会法》，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其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以营利为目的。工会受托开展投资活动，而投资活动一般是盈利性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一）员工与工会委托关系分析

若通过委托建立员工与工会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要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的无偿委托事项，签订无偿委托合同，合同中明确工会的具体职责，以便明确在受托过程中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给工会自身带来损失。

（二）员工与工会信托关系分析

若通过信托建立员工与工会的关系，根据“信托法”规定，“信托法”可以通过书面文件约定受托人的报酬，据此，员工与工会之间的信托事项，也可以约定为无报酬之信托。至此，工会在“金融交易范式”下没有盈利也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不违背其宗旨。

篇3

关键词：反洗钱；数据挖掘；聚类分析；范例推理

反洗钱的主要工作是要从可疑金融交易信息中识别可能隐藏着洗钱犯罪交易的线索，从而在资金交易领域筑起洗钱犯罪的屏障。利用科学的信息技术手段已经成为各国金融机构打击洗钱犯罪的重要手段。如何从海量的金融交易数据中有效识别可疑金融交易成为反洗钱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问题。数据挖掘作为一门新兴的数据处理技术，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知识，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分析了数据挖掘技术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现状，并探讨了范例推理技术和聚类分析在反洗钱中的应用，为数据挖掘技术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提供新的途径。

一、数据挖掘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现状

所谓数据挖掘(Data Mining)，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并抽取隐含的、未知的、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知识过程。数据挖掘的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面对成千上万的金融交易报告数据。如何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识别可疑金融交易是反洗钱工作中的关键问题。目前，已经应用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数据挖掘技术主要包括孤立点分析(Outlieranmysis)、序列模式挖掘(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链接分析技术(Link Analysis)、决策树技术(Classifi-cation)等。

结合洗钱行为的异常特点，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使用孤立点分析来检测异常资金量的转移；序列模式挖掘也是反洗钱技术中的一种选择，它可以用于分析具体一段时间内具体个人的行为，并可能得出异常访问模式的特征；链接分析可以从大量不同类型的目标中找出其关联关系，其目标包括自然人、银行账号、企业、电汇和现金存款，找出它们的联系并显示出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关系图：决策树技术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方案，它可根据先前规定的可疑交易数据的分类规则对各种报告数据进行分类，以树状的决策结构显示出来。该技术得出的结果可为分析者提供一系列彼此相互分离的独立路径，从而为分析者提供一个推理框架，帮助其摸清整个洗钱活动的过程，并了解某一具体的洗钱操作在整个洗钱链条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总之，这些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识别出一些重要的活动关系和模式，有助于调查人员进一步关注可疑金融交易并进行深入调查。

一些发达国家在利用数据挖掘进行反洗钱系统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他们不仅建立了专门分析和收集情报的金融情报中心，同时还建立了功能强大的反洗钱系统。例如，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FinCEN)的-FAIS(FinC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系统利用数据挖掘的一些算法如聚类分析等技术，实现对可疑交易报告进行分析和评估。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re，AUSTRAC)开发的ScreenlT系统，通过运用数据挖掘中的多种技术实现可疑交易报告自动筛选。其他地区如欧盟、加拿大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也比较成熟。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年4月成立了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建立支付交易监测系统，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于2005年开发了反洗钱信息辅助核查平台。但总体而言，我国反洗钱系统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的水平仍然较低，未能充分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识别可疑金融交易信息。

二、数据挖掘前沿技术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

洗钱犯罪日新月异，识别可疑金融交易信息的技术也必须不断改进以适应变化。目前，反洗钱应用中的数据挖掘技术从孤立点分析、序列模式挖掘、链接分析、决策树等传统技术，逐步转向数据挖掘中的一些新技术如聚类分析、基于范例推理等，在此分别探讨聚类分析和基于范例推理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情况。

1、聚类分析技术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

聚类分析(Clustering)通过将数据对象分成多个类或簇，实现在同一个类中的对象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类中的对象之间差别较大。聚类分析在聚类过程中可以选取不同属性和不同聚类方法，实现将具有相似交易行为的个人或者企业的账户聚为一类。针对个人和企业的金融交易数据，选取不同的数据属性进行多角度分析，并从中识别出可疑交易数据，有助于调查人员作深入调查。此外，聚类分析可作为反洗钱系统中数据预处理的一种方法，用于发现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实质上有关联的若干主体。例如，通常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属于同一生产制造业且资金流量相似的企业聚为一类，但若其中一家公司被聚类到其他行业如服务行业中，则有可能认定该公司是一个“空壳公司”，为调查人员提供重要线索。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应用聚类分析协助反洗钱的调查分析，如美国FinCEN的FAIS系统。

针对可疑金融交易识别问题，在选定聚类方法的同时，需要考虑金融交易数据的特点并选定聚类的属性。在分析金融数据的特点时，可知对于洗钱者的银行账户，洗钱资金必定要经过流入与流出两个阶段。因此，可从资金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分别考虑，一定时期内同时具有大额、高频率资金流入和流出账户的洗钱嫌疑较大，应作为重点怀疑对象。所以，对资金流入和流出的两种情况下分别进行聚类分析，将资金流入或流出情况相似的聚集在一起，通过比较高频率、高流入量的可疑账户与高频率、高流出量的可疑账户作进一步分析，同时对可疑账户按照洗钱嫌疑的程度进行等级排序。

为了进一步说明聚类分析方法如何应用于可疑金融交易信息识别领域，可以分别从交易金额和交易频率两个角度对金融交易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可以将个人账户看作为同等类型、同等规模的个体，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时直接考虑一定时间内的交易金额和交易频率即可。同时，考虑到一天之内每笔个人交易金额都相对较小，为了体现不同个人交易行为的差异性，可选取一定的时间段(例如一年)作为时间周期。

在应用该识别流程时，首先选取源数据分析其是否适合聚类分析。例如，选取身份证号作为聚类分析中每条交易数据的身份标识号码(identification，ID)，年交易金额和年交易次数则作为聚类分析的属性。在聚类分析时根据每条交易的属性的相似程度进行聚类，当聚类结果显示，在聚类过程中所选取的所有属

性都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则说明聚类结果显著；若聚类过程中某一属性如年交易金额并没有使用，则仅使用年交易次数作为实际聚类过程中的聚类属性，或者聚类过程中没有太多使用任一个属性，在此情况下说明所选取的属性都不合适，从而认为聚类效果不显著。同时，聚类分析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若聚类结果不够显著，需要将异常数据从源数据中剔除，并将异常数据列入需要深入调查的可疑名单专门保存。然后对处理过的源数据进行再次聚类。此外，为了避免与上次聚类的结果重合，需要改变聚类方法，依次类推，直到聚类结果显著为止。最后，将在聚类过程中的所有异常类数据进行汇总保存，所得数据即为可疑数据，从而以账户为主题确定出可疑名单。按照此应用流程分别对资金流入和流出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所获得的两份可疑名单的交集作为重点可疑对象进行深入调查，而将其并集作为一般可疑对象。

2、范例推理技术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

范例推理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推理方式，具有很强的自学习能力。范例推理可以设计成为反洗钱系统中用于识别可疑金融交易的关键部分，利用金融交易数据信息，识别出具有可疑特征的交易活动。典型的范例推理系统包括四个连续的过程：检索(Retrieval)最相似的范例；重用(Reuse)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旧范例；修改(Revise)所建议的解决方案；保存(Retain)有价值的新范例。在实际操作中，确定为可疑交易活动的新范例会被加入到范例库中，而范例库中冗余的范例会被删除，或修改其解决方案作为新范例保存。针对一个交易活动的原始交易数据，用户根据要求提取能够准确表达问题特征的指标，并将其表示成范例，同时通过一定的索引规则从范例库中检索范例。若检索到一个或者多个相似范例，则从中确定一个最相似的范例，对其进行范例调整。根据实际情况对具有可疑特征的交易确认其解决方案是否满意，如果满意就确定其为可疑交易，同时将其保存在范例库中。否则，就需要对解决方案不断调整直到满意为止：若没有检索到相似范例，则重新分析该交易数据，结合反洗钱领域知识和经验确定是否为可疑交易。如果是可疑交易的范例，就将其作为新范例保存在范例库中，否则直接退出。因此，基于范例推理在反洗钱中的应用涉及的关键技术涉及到范例库建立、范例检索、范例调整和保存等问题。

在此对范例库建立和范例调整、保存作重点说明。范例库中存储具有可疑特征的洗钱范例，包括可疑交易活动的具体问题描述，主要是提取能够准确反映交易活动的特征，还有针对可疑金融交易活动的处理方案，如根据可疑交易的严重程度是否能表明其涉嫌洗钱犯罪等信息。如何准确表示可疑交易活动的范例，如何组织这些具有可疑特征的范例，如何建立范例库的索引，是建立范例库的关键问题。范例库中，范例间的组织可以采取线性、层次和网状的方式。若系统能够检索到最相似的范例，决策用户就需要对其做调整，使解决的方案能够符合当前可疑金融交易活动的情形。由于洗钱手段日新月异，最终提交用户的交易数据一般与范例库中的范例情形不一样，如交易金额和交易类型不一样，那么相应的解决方案也不一样。在确定最相似的范例后，对其解决方案需要不断的调整直至决定满意为止，并保存在范例库中。这里涉及对范例调整的机制问题，虽然通过计算机可以实现自动调整，但系统仍需要采用人机交互过程来完成，即结合相关专业人员的经验完成调整过程。同时，所有确定为可疑金融交易的信息都需要保存，以备将来出现类似情况时加以应用。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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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互换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之间，直接或通过中介机构签订协议，互相或交叉支付彼此的货币种类、利率基础及其他金融资产等现金流的交易行为，是在利率浮动与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因规避风险的需求、银行的推动下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综合影响而进行金融创新的产物。与传统风险管理手段相比，金融互换具有更高的灵活性、时效性、可选择性、更低的成本，能实现双赢等优势，因而发展迅速。但金融互换也是一把“双刃剑”，其自身的信用风险与身俱来。金融互换运用不当，也可能导致新信用风险的集中和突发，甚至引发骨牌效应，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思考引入金融互换、丰富发展金融市场的同时，对其信用风险进行必要的防范和管理就显得尤其有意义。

传统意义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违约而带来的损失。现代意义的信用风险不仅包括违约风险，还应包括由于交易对手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上的变化导致投资组合中资产价格发生变动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特殊性，交易对手出现财务危机并不必然导致信用风险的发生，而仅在合约持有者持有盈利部位且交易对手违约的条件下才发生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主要关注风险头寸的暴露及对方违约发生的概率。

巴塞尔银行协议规定：信用风险指金融衍生交易中合约的一方出现违约所引起的损失的不确定性。据此，根据损失的不确定性信用风险可以分为二类：现实性信用风险与潜在性信用风险。现实性信用风险指的是对于交易一方因另一方无法在到期日做出偿付行为而带来的风险。现实信用风险只有金融互换交易的一方需要面对，即归于该交易方的金额是正值，它将受制于另一交易方可能违约的事实。另一交易方由于应付的款项要大于其应收的款项，归于该交易方的金额是负值，因此不存在现实性信用风险。潜在性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在未来具有违约的可能性，因而导致的风险，这种风险对交易双方而言都有可能面对，它具有转换性。

二、金融互换信用风险内涵与外延

国际金融互换交易的信用风险表现为互换交易的一方违约不支付或者支付可能性发生变化时，交易对方所承担的风险。据此，金融互换信用风险可以分为交易对手风险与支付风险。

（一）交易对手风险　在交易对手丧失清偿能力时，守约方是否遭受损失主要取决于守约方是处于正值（盈利）状态还是负值状态，即如果守约方处于正值状态，那么它将蒙受损失，反之，则没有损失。因此交易对手丧失清偿能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守约方的损失。

（二）结算风险　互换交易通常涉及多国货币，要求双边支付。如果一方先行支付，该方就可能会承担另一方未支付的风险。当跨时区进行货币互换时，支付风险显得尤为突出。即使是延迟支付，也可能会影响守约方的流动性。

三、金融互换信用风险分析

金融互换信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信用级别差异性　在金融市场中，不同的市场主体信用等级不同，存在着信用差值，既有银行等评级较高的主体，也有评级较低的主体。市场参与者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等级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以银行为例，巴塞尔委员会联手国际清算银行颁布的《巴塞尔协议》，目的在于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个确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统一框架。在该框架下，银行必须对自身金融交易风险的暴露，配置相应的资本，以此抵补其所承担的信用风险。显然，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银行不同的信用级别，对于交易对手而言，意味着信用风险也不同。《巴塞尔协议》规定，不同的金融交易所占的风险权重不同，银行和其他受到监管的主体必须遵循监管当局确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

（二）信用风险转换性　在互换交易开始时，若对手之间进行现金流的初始互换，一般是不存在任何信用风险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易市场条件（尤其是利率）的变化使交易双方在正负效益之间进行转换。当交易一方处在正效益状态时，就面临着交易对方可能违约而产生的信用风险。而且这种转换和风险暴露的数额无法提前预测。

由于参照的金融变量对交易双方都有正负双向影响的可能，所以交易双方都有违约的可能，使互换交易的信用风险具有双边性。传统金融交易和其它衍生金融交易的信用风险却不具有双边性特点。以传统的国际贷款为例，贷款人在放款给借款人及借款人归还贷款前要承担较大信用风险。与之相比，金融互换交易双方在定期结算支付前各自承担对方的信用风险。同为衍生品交易的期权，买方在规定时间内拥有买卖某一金融资产的权利，故而买方有权在到期日或者之前市场情况选择行使或者放弃该权利，买方拥有的是权利而非义务，如果到时不履行合约，买方仅损失少量的权利金，因此期权合同的风险主要来自卖方违约产生的风险，其信用风险是单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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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管理，通常涉及离岸金融运作的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问题。在构建中国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法制的过程中，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可以参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对于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应当采取一个适中的标准；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应明确其主要为非居民，但一定条件下居民也可以参与交易；关于何种货币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问题，应在明确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交易货币地位的同时，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留下空间。

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一般指不具有金融市场所在国国籍的当事人在金融市场上从事的货币或证券交易行为。为了全面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并争取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中国大陆应当逐步全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建立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而这方面少不了对离岸金融的业务经营做出充分的监管安排。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所进行的管理。业务经营监管涉及离岸金融运作的各方面，包括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问题。

一、资本金要求

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一般指有关金融机构在成立的时候向主管当局所注册的实收资本。

资本金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营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是保证离岸金融机构信誉和降低离岸市场风险的重要措施。但一般来讲，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并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也就是说，市场所在国不会直接规定，从事离岸金融业务须拥有多少资本金。这无论是在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会融市场上还是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都是如此。在伦敦和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上，境内业务与境外业务合账处理，没有专门的离岸金融机构或者专门的离岸账户，因而也就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而在美国和日本的离岸金融市场上，许多经营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是在其机构内另设立一个专门账户，管理当局对这些金融机构也没有特殊的资本金要求。

但是，市场所在国通常会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资本金的问题加以间接控制。由于市场所在国一般要求国际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1]，那么，得以通过分行的形式进入离岸金融市场并开展业务的跨国银行总行是否要符合一定的资本金要求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比如，1990年《马来西亚离岸银行法令》第11条规定，资本金未扣除亏损前不足1000万林吉特或其他等额货币的，任何申请人不得被发给离岸银行执照，任何领有执照的离岸银行也不得经营离岸银行业务。又如，根据《香港银行条例》第1节，在香港的三级银行体系中，持牌银行最低资本金要求为1，5亿港元，有限持牌银行为1亿港元，接受存款公司为2500万港元，而各级银行所能从事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与其资本金成正比。

此外，为了防止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的不～致以及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有的国家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比如，按照《新加坡银行法》第9条的规定，外国银行须保持600万新元的最低限额的实收资本以及另一笔新加坡金融管理当局批准的300万新元的资产额。

二、业务范围的限制

所谓业务范围的限制，是指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对在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从业者所能够具体从事的离岸金融业务作出的限定。

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货币业务和证券业务两大类，其中每一大类又涵盖了很多具体类型的业务，比如货币业务包括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而存款业务又包括短期和中长期存款等等。至于证券业务的具体类型，更是包括债券、股票、期货、期权等多种。不同的业务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以及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制建设程度有不同的要求，并会带来不同的金融风险，市场所在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予以考虑。对于如此繁多的离岸金融业务类型，市场所在国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故而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进行限制，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围保障本国金融政策实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讲，业务范围的限制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2]。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通常管理较为严格，相应地，从业者在该类市场上的业务范围也受到较大限制。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允许金融从业者混合经营离岸与在岸业务，其对离岸业务范围的规定一般沿用在岸业务范围的规定，故而相对于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而言，业务范围限制较小。而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管理相当宽松，故而其业务范围也就最为广泛。

第二个方面是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显然，如果市场所在国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资质有所区分的话，那么相应地，具有更高资质的从业者将获得更大的业务范围，而资质较低的从业者则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从业。对于从业者资质加以区分的～个重要标准，就是资本金要求。在那些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上做出了不同层级的规定的离岸金融市场上，满足不同资本金要求的从业者将得到不同的业务范围许可。前面已经说过，香港实行三级银行制，从持牌银行到有限持牌银行再到接受存款公司，法律规定了不同的资本金要求。相应地，在业务范围方面，香港的持牌银行所受限制最少，它们不仅既可以从事离岸货币业务也可以从事离岸证券业务，而且接受存款的数额也不受限制；有限持牌银行业务受到了一定限制，它们只能接受较大额的企事业存款，不能接受公众的小额存款；而注册存款公司的业务限制最多，它们只能接受不少于5万港元，期限为3个月或以上的定期存款。

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就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这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把离岸业务的范围限制在较为传统的银行业务上，即银行与非居民的资金往来关系定位为存款和借贷关系，并明确规定离岸账户内资金不可做外汇买卖、票据交易、证券买卖和掉期交易；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即属于此种情况。第二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将业务范围规定得相对较为宽泛一些，即扩展到债券和票据业务等，但不包括所有证券业务和金融创新项目；美国国际银行设施、新加坡亚洲货币单位、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中心和台湾地区的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等均属此类情况。第三类情况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对从业者的业务范围规定得十分广泛，包括银行传统业务、债券、信托、保险、基金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和虚拟型离岸金融市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3]。当然，上述业务范围的情况仅仅是指有关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业务许可，有关的离岸金融机构是否能够享有这些业务范围许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享有这些许可，要看其自身资质（尤其是资本金）是否符合有关国家法律的要求。

三、交易对象的限制

所谓交易对象的限制，是指依据市场所在国法律的规定，离岸金融从业者在某一离岸金融市场上，仅能同限定的主体进行离岸金融交易。

对离岸金融交易对象做出限定，一般是为了隔离在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的联系，使得资金在两种账户之间不得随意流动，从而起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因此，这一限制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与市场模式息息相关的。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以及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而畜，限制交易对象没有太大必要。但对于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而言，这种限制就是必要的了，只不过基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差异，存在一个限制或大或小的问题。

这就可以看出，对交易对象作出限制的焦点，主要在交易主体的国籍上，也就是说，是否只有非居民才能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进一步的问题是，应采取何种标准判断交易主体（尤其是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是注册地标准，还是资本来源地标准？除此以外，还有少数的市场所在国对交易对象的组织形式也做出了限制，即限制有关主体以自然人的形式成为离岸金融交易的对象。

因此，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比如伦敦和香港）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可从事交易。

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普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总的说来，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一般被限定在非居民的范围内，而在判断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的时候，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注册地标准。比如，尽管知道其资本来自于本国，但美国还是将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也算作非居民。有的市场所在国虽为内外业务分离型，但为了适应其自身较高的内外业务渗透程度，允许居民有限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比如，新加坡允许居民用离岸账户投资和借款；马来西亚允许离岸银行接受居民的外币存款并向居民发放100万林吉特等额以下的贷款（若超过100万林吉特等额则需监管部门批准）。但也有少数市场所在国（如日本）把交易对象限于最严格意义上（兼采注册地标准和资本来源地标准）的非居民，将本国的海外分支机构排除在交易主体之外，并禁止个人（即便是非居民）从事离岸金融交易（注释1：据日本有关法律的规定，“特别同际金融交易账户”是记录从非居民取得的存款以及从其他非居民筹措的资金和对非居民的贷款以及对非居民资金的运用的离岸交易专用账户；从事境外业务的银行或机构要确保交易对方确实足非居民以及所贷出的贷款确实用于境外的营业活动，如果外汇银行或机构对交易对象的属性小确认，那么大藏省町以停止其外汇业务并对末确定交易对象属性的业务按非离岸业务进行处理。参见左连村、王洪良著：《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而在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试点中，主管当局采取了最普遍的交易对象限定方法，即交易限于非居民（包括中资境外注册机构）之间（注释2：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哩办法》第4条规定，“非居民”是指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含在境外注册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包括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支持机构，但不包括境内机构的境外代表机构和办事机构。）。

四、交易货币的限制

所谓交易货币的限制，即指依据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何种货币可以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

基于离岸金融的国际性，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市场所在国对交易货币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许本国货币作为交易货币上面。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之所以对本国货币是否能够作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做出限定，通常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第一，隔离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把金融风险控制在外币市场；第二，本币业务在市场上的份额太少；第三，本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尽管存在以上多种考虑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还是本币是否属于可自由兑换货币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之所以禁止本币交易，主要原因就是其本国货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在本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前提下，其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就是大势所趋。因为，既然本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本币市场与外币市场就不可能被隔离，外币市场的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到本币市场；如果硬性地将本币排除在离岸金融交易货币之外，反而会妨碍本币充分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作用。此外，市场份额少不是限制本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的原因，相反，较少的份额恰恰意味着本币业务在离岸金融市场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

具体到各国而言，美国IBF和日本JOM都允许使用本币进行离岸金融交易，实际上，这两个市场上的交易也多数是本币交易，大量本币的回流不仅改善了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而且巩固了纽约和东京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其中，日本当局为了确保交易的本币是从境外回流的，还规定离岸账户和普通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和每天从境外账户的净流入要控制在上个月非居民所运用资产平均余额的10％以内，同时在当月中净流入额的合计不能超过净流出额的合计。

相比之下，由于伦敦曾经主要经营欧洲美元，基本没有本币业务，故而英国政府规定英镑不作为伦敦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但是，这种做法无疑是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手脚，作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英镑却不能参与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等于将一大块业务拱手让人。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伦敦的银行开始经营欧洲英镑存款业务了，只不过这种交易需要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由此可见，只要市场所在国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那么利益的驱动以及竞争的压力将促使本币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注释3：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主要发达目家离岸市场的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个趋势。参见连平著：《离岸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但是，在本币仍然不可自由兑换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建立了离岸金融市场，本币也不能成为交易货币。比如在马来西亚纳敏离岸金融市场上，离岸银行一般不得从事涉及林吉特的业务。因此，本币是否可以成为交易货币，取决于其可自由兑换的程度。

五、中国离岸金融业务经营监管法制的构建

在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构建全面离岸金融业务的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作为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国法律的规定，对离岸金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从资本金、交易对象、经营范围、交易货币等方面进行监管。

（一）资本金要衷

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我国可以参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

前已述及，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规定资本金要求的时候，通常不将其作为直接的要求，而在准入形式或者业务范围方面对其加以间接控制，有的国家还特别规定了离岸金融机构实收资本的限额。这种间接控制的做法，我国是可以采纳的。

具体来讲，在准人形式上，我国可以要求跨国银行以分行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4]，由于对这些分行的资本金无法规定，故而我国只能就其总行的资本金作出规定；但即便如此，对于总行拨给这些分行的营运资金，也应规定一个最低的限额。一般来说，对于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可以按照业务范围的不同，划定不同的档次，全能型银行的资本金应当最高，限制璎银行次之，离岸银行再次之，其他离岸金融机构最低。

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所要颁发的牌照，规定不同的离岸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全能型银行为1亿美元，限制型银行为5000万美元，离岸银行为2000万美元，其他离岸金融机构为1000万美元；而且资本金的50％必须实缴，资金应在两年内到位。对于离岸金融分支机构从其总行或总部获得的营运资金，笔者认为其最低限额应当达到总行或总部资本金的10％（注释4：据中围《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8条，日前在在岸市场上，我国对外资银行在我囤境内设立的分行的最低营运资金要求，也是10％。）。

（二）业务范围

对于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我国应当采取一个适中的标准。

前已述及，目前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狭窄、适中、宽泛三类情况。实际上，业务范围的大小，跟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和基本政策导向乃是息息相关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并未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货币业务上，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业务上。显然，若要充分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筹资融资作用，将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上是不明智的。由于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很可能采取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加之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目的不是像日本当年那样为了回流海外本币，而是充分筹资引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限制得过死；但同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并使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中国国情（比如外汇管制暂时不能取消、金融混业暂时不能推行）相适应，我们对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也不能放得过宽。

尽管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我国确实仅开展了部分离岸货币业务的试点，试点单位也仅限于部分银行，但这毕竟不同于正式的实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的业务范围绝不等同于未来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触及离岸证券业务的范畴（注释5：这其中的代表性措施就是QFII和QDII机制，堪管QFII和QDII还小是真JF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但两者一个是非居民投资l}l陶证券市场，一个是居民投资海外证券I仃场，都具有较强的围际性，一旦内地的离岸金融市场启动，有关的机构就可以顺势将这两种业务褴合并移植到离岸金融市场这一个平台上。更醇要的是。这两款涉外汪券投资金融工具的推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货币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但是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上，业务范围应当既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也包括离岸证券业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若允许开展离岸证券业务，那么应如何具体规定离岸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证券业务，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离岸业务是否可以开展？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有的国家允许市场主体从事离岸债券、离岸股票和离岸票据业务，但是没有将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列入可交易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则允许所有的金融产品，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做法，即将债券、股票、期货等传统的证券业务列入离岸业务范围，而不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列入离岸金融范围。这首先是因为，一般只有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和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才可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规定离岸业务范围，而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中国大陆没有可能选择前两种市场模式，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次，离岸金融衍生产品在全部离岸业务中所占的份额一般比较少，将其排除不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质量。再次，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机制复杂、风险较大，即使在监管相对较严格的在岸市场上都很难加以规制，如果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离岸市场上开展此类业务，更容易因监管法制的失位而导致风险。最后，考虑到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度，目前多数金融衍生产品即便是在在岸市场上都不能经营，要将想这些产品搬到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如果法律对离岸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做出不同的要求，那么符合不同资本金要求的离岸金融机构将享有不同的业务范围。

此外，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已经出现了部分离岸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分行）利用离岸业务的复杂性所造成的某些监管真空，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的情况，这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监管措施还不到位、效果还不理想。除了需要解决目前的监管真空问题之外，更要注意的是，在以后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应高度霞视对业务范围的监管，并采取有力的监管措施以保障离岸市场的基本秩序。

概言之，在业务发展策略的选择上，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应同时发展离岸货币业务和离岸证券业务，但其中的离岸证券业务应仅包括传统的证券业务，而不包括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

（三）交易对象

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对象，我国应明确其主要为非居民，但一定条件下居民可以参与交易。

从国际层面来看，对于离岸金融、№务的交易对象，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的管理当局一般不作限制，居民与非居民皆町从事交易；而在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对象限制是酱遍存在的，但其程度有所区别。

由于我国很可能选择内外业务分离型巾．场模式，故而对交易对象的限制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符合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并保障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分离，交易对象应该主要限于非居民。但是，居民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参与离岸金融交易的。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国应适当允许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渗透[5]，这也就意味着居民可以有条件地参与离岸金融交易；而依据确认市场主体资格的标准，在中国大陆注册但其主要营业地不在中国大陆的法人可被视为非居民[6]，这就意味着本国金融机构的附属性海外分支机构也应被纳入交易对象的范围中——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附属性的分支机构仍然只是“居民”的一部分，但这样做可以有利于投资于海外的来源于本国的资金的回流，从而起到繁荣本币业务的作用。

（四）交易货币

关于何种货币可以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问题，我国应在明确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交易货币地位的同时，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留下空间。

离岸金融交易必须使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市场所在国的本币是否应当成为交易货币呢？综观各离岸市场的发展，本币业务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建立时间不久就取得如此成绩也是与本币交易的繁荣分不开的，在这种压力之下，伦敦也开始进行变相的本币交易，可以说，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离岸市场上，交易币种本币化是一个趋势。于是，我国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人民币是否可以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前面已经指出，如果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不能使用本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么如今的趋势是有关的离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本币。从《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来看，“离岸银行业务经营币种仅限于可自由兑换货币”。这似乎意味着，只要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就可以被用于离岸金融交易。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国外汇管制的策略选择、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的策略选择。人民币是否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对于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关系重大。

众所周知，有的国家不实行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主要是为了保持本国金融政策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并防止国际会融市场剧烈波动危及本国金融秩序与安令。就目的的国际规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仪要求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不把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IMF仅可在特定环境下要求国家加强资本控制。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状况，也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要求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若要推行离岸金融业务乃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不解决外汇管制的问题，就无法顺利地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

目前的外汇管制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问题上。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策略，也是实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因为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必然要求交易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本币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该离岸金融市场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优势。

但关键在于，是否因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步骤，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也就只能继续等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策略，从而既能够立即推进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又能够与逐步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长远规划相适应[7]。

因此，在短期策略上，我国可以暂时维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同时将本币业务排除在允许的离岸金融业务范围之外，或者先由本国金融机构试点办理本币业务。而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从而使人民币作为本币，成为本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

故而笔者认为，在我国有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中，应规定：“用于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应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为人民币成为交易货币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意味着一旦人民币（至少在试点地区）实现可自由兑换，就可以在我国离岸市场上成为交易货币。

注释:

[1][7]罗国强．论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策略选择[J]．经济界，2009，（1）．

[2][5]罗国强．离岸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与模式[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2）．

篇6

关键词：金融市场结构变迁；金融市场结构决定条件；金融市场结构制约因素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9-0036-05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金融市场结构是指金融各个子市场及其组成要素在经济体系中的存在、分布、运行以及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的框架状态。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是指对金融市场结构进行帕累托改进，使之不断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过程。调整和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既是一国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转变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需要。

一、决定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条件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结构主要是由其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内外条件所决定的，各国金融市场结构之所以出现差异，则是因为形成其金融市场结构的基本条件不同。一般说来，决定金融市场结构及其变迁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具有双重表现，即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优化是金融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发展与金融总量增长和金融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总量的增长是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基础，只有在金融总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金融结构的优化，而只有经过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才能实现金融发展的质的飞跃。反之，如果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总量的增长必然失去持续的动力。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与演变的结果。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分化和演进的越充分，当然也意味着金融结构特别是金融市场结构越复杂。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始终反映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相对应的。换句话说，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适金融市场结构应当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变化而作相应的内生演变。最适的金融市场结构应当及时适应这些特性，克服金融交易中的不对称问题，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促进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快速提升，最终满足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从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金融市场结构的升级与转化的特点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粗放到集约、从僵化到创新以及从封闭到开放的有序变迁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总是与经济金融发展过程相伴随。正是由于经济金融的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交易主体、丰富多彩的金融工具、有效的交易价格、合理的交易方式、高效的监管机制以及完善的政策法规框架才得以产生和建立。可见，金融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乃是金融市场结构变迁最重要的决定条件之一，它直接决定了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层次和水平。

(二)金融制度安排

金融制度是关于金融交易的一系列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具体地说，它是一个国家通过法律、规章制度和货币政策等形式所确定的关于金融交易主体、交易规则和交易环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的地位、作用、职能和相互关系的一系列安排的总和。金融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制度安排。作为制度的金融市场，也是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关系契约的网络，其发展变化必然会受制于金融制度。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决定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而发生的。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融制度为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金融市场交易中，由于机会主义的广泛存在，会造成金融市场运行的紊乱和低效率，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而金融制度的机制和规则可以有效监督、约束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效率。其次，金融制度有助于降低金融市场中的金融风险。借助于一定的金融制度就可以把金融市场中的金融风险转移分散给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机构和个人。同时，金融制度提供的某些规则和惯例也能够使金融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其金融交易的盲目性。再次，金融制度有助于金融市场发挥其自身的功能。金融制度所提供的规则或机制能够促使金融市场主体产生积极从事金融交易活动的内在动力，界定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约束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降低金融市场的运行成本，减少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这样金融市场的动员储蓄功能、配置资源功能、分散金融风险功能以及集散经济信息功能等就容易发挥出来。可见，金融制度安排也是一国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决定条件之一，它决定了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和力度。

(三)金融创新力

所谓金融创新力，是指将创新思想具体应用于金融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创新力具体表现为在制度创新、机构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工具创新、功能创新、定价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金融市场的创新力越大，新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交易方式以及交易技术等就会越多，相应的，金融市场结构的升级和转换就越快。对于成熟市场国家而言，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比较完善，基本功能都已齐备，金融创新往往是指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与使用等。但对于经济转型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全建立，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尚未发挥出来，这时的金融创新并不仅仅是指金融衍生产品，而且是指金融市场的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市场基本功能的建立与健全，包括理顺各个子市场之间的关系等也是一种创新。因此，对于市场管理者来说，要善于引导和把握金融市场创新的方向和节奏；对于创新主体来说，要善于观察和抓住一切创新机会，在一定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内有序地推进各种创新，使更多的创新不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客观要求。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创新越活跃的国家，其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就越充分、越合理和越有效；反过来，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越有利于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越有利于金融市场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这说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变迁是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从历史阶段上看，哪个时期的金融创新多，哪个时期的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就越及时、越主动和越到位，相应的，其金融市场发展就越好越快。可见，金融创新对于金融市场结构变

迁的影响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变迁的基本推动力。

(四)金融开放度

所谓金融开放度，是指一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体系，它具体由银行业的开放度、证券市场的开放度以及保险市场的开放度等加总而成。金融开放是一国金融发展中的一种特定状态，它不仅是一国金融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前提。对于一国的金融市场来说，金融市场开放对其金融市场结构具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支配与影响，特别是与本国金融关系密切的发达国家。它们通过金融机构的进入、金融业务和交易技术的带人以及资本流动等形式，将使东道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金融市场运行的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使东道国金融市场活动的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东道国金融市场活动主体的经营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频率与规模明显增加，致使其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发生功能性变化。金融开放使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监管主体、金融交易工具以及金融中介等呈现多元化，尤其增加了新的市场参与主体和交易工具，使其对外依赖程度大大增强，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受到巨大冲击。可见，金融开放度也是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决定条件之一，而且金融开放程度对其金融市场结构的影响是长期的、深刻的和全面的。金融开放也为一国金融市场结构向高级化和梯度化的升级和转换提供一个重要的机遇和平台。

(五)科学技术水平

金融市场的发展总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进步不仅是推进产业革命，而且也是推进金融革命的重要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导致金融市场及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推进金融市场结构的高级化方面表现更为突出。现代科学技术对于金融业的影响首推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在金融活动中的应用，其直接结果是数据处理由手工操作转变为电子计算机自动化运作；金融交易与支付实现了网上操作，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金融服务信息实现了全球计算机联网，实现了金融信息的及时对接和披露等。具体地说，以电子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对金融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进新型金融市场产生。现代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应用，不仅推进了新型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也为金融市场国际化提供了技术保障，从而使金融市场在层次结构、地域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促进新型金融机构诞生，提升金融机构层次。如网络银行、货币市场互换基金、银行持股公司、金融资产公司等新型机构的问世，无疑推进了金融机构结构的变化。第三，创新金融工具，促进金融工具结构的高级化。第四，引起金融监管技术的创新和金融监管方式的变化。可见，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在金融市场中的广泛应用，将对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变迁也具有深刻的决定性影响。金融技术促进了金融市场结构向着合理化、高级化和梯度化的方向发展。

二、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内生性因素

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将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能否顺利实现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目标，还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般来说，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完善与优化的内生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理性化程度

金融交易主体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对金融市场需求就越旺盛，相应的金融业务、金融交易、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工具的种类就越多，投融资的方式与渠道也越多，金融市场结构层次就越高、梯度化就越明显，这样就越有利于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各市场参与主体对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服务的现实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梯度的特点，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市场结构与之配合。这就提出了对现实金融市场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的强烈愿望。第一，从居民家庭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他们对收益与风险对等加深了理解，从而产生了更高的理财要求和更便利的投融资需求。他们开始关注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强调个性化服务等，进而对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提出细分和精细化的要求等。这些需要都将会对金融市场提出更高的创新要求，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第二，从企业角度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它们对金融市场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需要一个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加以支持和保证；二是对融资方面的市场化要求；三是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也对金融市场结构提出了市场化的要求。显然，这些方面都对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调整和优化要求。第三，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集中表现为对其自身的改革需求上。例如，中国目前的商业银行体系能否有效地发展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商业银行面临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资本充足率问题和不良资产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对金融市场结构进行较大的调整。第四，从政府角度看，表现为政府筹资活动和调控活动的市场化要求。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也开始向“市场守夜人”的角色转换，而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的载体是结构优化的金融市场。可见，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理性化程度与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息息相关。

(二)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

金融市场效率既是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化的最根本体现，也是制约金融市场结构合理化的根本因素。一方面，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有利于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也直接反映出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因此，金融市场效率是制约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效率具体包括市场运营效率、市场交易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金配置效率以及竞争效率与信息集散效率等。衡量金融市场效率高低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将资金配置到回报率最高的产业部门和企业，促进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这说明，金融交易的机制或效率直接决定着一国金融市场的均衡结构，这种结构总是随着金融交易效率的变化而变动。

(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指保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性制度、中介服务体系、法规框架、税收待遇以及会计审核标准等。它是金融市场有效价格机制形成的基础，是市场交易主体公平公正交易的平台和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财富不被掠夺的保护机制。我国金融改革的初始条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我国又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这就决定了我国金融改革是涉及社会、经济多方面

的系统工程。同时，我国金融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特点，决定了在金融改革中要统筹兼顾、瞻前顾后、突出重点、相互促进。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仍面临着法制建设和执法环境不配套、市场主体运作不规范、市场结构仍需要完善，以及监管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等方面的挑战。应在金融改革中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均衡发展。同时，要通过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市场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形成市场稳定运行的内在基础，不断完善市场功能，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因此，不断加强市场基本性制度建设，乃是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有力保证。

三、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外生性因素

在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完善与优化的诸多因素中，除了上述的内生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外生性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制度及其创新程度

不同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程度对一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为：第一，经济和金融体制的不同安排对金融市场结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机构高度统一、融资方式简单、金融要素单一，所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当然也就没有金融市场的结构问题。而在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下，各种金融要素，如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以及交易方式等都是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因而相应的金融市场结构也是相对复杂的。第二，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同安排对于实行不同监管体制的国家和对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来说，其金融市场结构的形成将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体制下，由于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以及市场参与主体的细分，会使金融市场结构更为细密复杂；随着监管体制由分业监管逐步地向混业监管方式的转变，其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以及市场参与主体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此情况下金融市场结构自然也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三，金融制度的内容安排将会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全面性。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内容越丰富，对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性调整就越有利；反之，如果金融制度内容方面存在某些漏洞，就会造成金融市场结构的先天性缺陷。第四，金融制度的创新安排对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金融市场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从而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才有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金融市场要素的创新可以极大丰富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金融工具以及交易组织方式的内容，从而使金融市场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与优化。可见，金融制度及其创新对于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它是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主要推动力。

(二)金融改革与开放进程

金融改革是指对一切不合适的金融规则所进行的调整和改变。金融改革的内涵一般包括三个层次，即消除金融抑制，优化金融结构和实现金融发展。金融改革的目的在于消除金融抑制，提高金融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在开放中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优势。金融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与金融深化密切联系，逐步实现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金融深化理论对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与开放实践乃是金融深化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是与金融深化紧密联系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金融深化的过程就是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金融市场得以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市场结构得以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进程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金融改革与开放，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就会失去动力。

(三)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文化、习俗与偏好

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与偏好，通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的作用而在金融市场结构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样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国特有的金融市场结构。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在对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方式以及金融服务形式的要求上缺乏能动性，习惯于被动接受或继承过去的做法，因而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比如居民偏好储蓄存款、企业偏好从银行贷款等，这些习惯做法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变，但仍然是决定金融服务种类和形式取向的主流。同时，作为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的提供者，金融机构也在自身行为上存在习惯势力，缺乏创新的动力。由于没有真正从需求者偏好的角度出发，因而所推出的创新品种常常遭遇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这种状况乃是导致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不能得到及时转换和升级的重要原因。另外，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背景对金融市场结构的影响表现在：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的心理偏好相对保守，缺乏必要的冒险精神；二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期形成的勤俭持家、量入为出和无债一身轻的观点也对金融市场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将从金融市场需求方面制约金融市场供给的创新，对金融市场结构的多样化、分层化以及梯度化等都是很不利的。可见，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文化、习惯与偏好等对金融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轻视的。

(四)金融市场的科技吸收能力

科技进步历来都是促进经济结构变化进而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对金融市场也不例外。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变化及其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已经并将继续导致金融市场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微电子技术及其计算机网络技术在金融市场中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传统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业务处理电子化、资金流转电子化、信息处理电子化以及交易电子化等方面的新进展，为多种新型金融工具、新型金融业务、新型金融交易方式以及新型金融管理模式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撑。实践证明，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始终是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网络银行的出现推动了网络货币市场和网络外汇市场的形成；网络技术与传统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以及期货市场的结合，产生了网络证券市场、网络保险市场和网络期货市场。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应用，使金融市场突破时空的限制，形成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这为金融市场结构的高级化和梯度化发展无疑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见，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是金融市场结构高级化的本质反映。

另外，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金融市场结构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也是我国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健著.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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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26日，在贵阳举行的“世界众筹大会暨全球创客博览会、全球创客狂欢节”，将以“世界为你我众筹――众联、众创、众包、众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主题，向世界展示贵州乃至世界寻求创新发展的激情与努力。

本次大会是一个众筹大舞台，将为全球各行业领筹人、交易商、服务商、天使投资人、PE、VC及创客和梦想创业者提供展现、融资、投资、成长的空间。

贵阳热情拥抱“众筹时代”，致力于建设“世界众筹之都”，“大数据产业在贵阳风生水起时，一场关于金融革命的探索与创新也在这里悄然兴起”。贵阳将“举全市之力办好众筹大会”，并通过构建以众筹金融交易所为核心的众筹金融生态，培育“未来中国西部省份的创新性金融要素市场”，为贵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注入活力与动力。

金融创新为众筹提供支持

抓住“互联网+金融 ”的时代机遇，贵阳立足金融创新，正进行区域发展战略转型升级。围绕体制创新、大数据金融、众筹金融、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贵阳在不断培养创新意识，大力支持创新者的行为和行动。

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说，贵阳要围绕服务全省乃至面向西南的需求，坚持外地金融机构引入和本地金融企业培育双管齐下，整体设计各类金融业态的发展，构建适度超前、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体系。“把金融工作放在城市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把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加快发展，不断强化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

《贵阳市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规划（2014―2017年）》认为，因为在移动支付、金融IC卡电子现金、公用事业互联网缴费等方面的技术及应用实践均处全国领先地位，并且金融产业发展服务环境明显改善，“贵阳发展互联网金融支付产业、互联网应用与传统银行相融合的态势初步形成”。

“一个载体、三大产业、四项体系、十大中心”，是贵阳金融创新规划设定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金融市场的多层次化、金融业务的特色化和金融服务的精细化，以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引领金融业加快发展，提升金融业的综合实力和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

具体而言，即建设中关村贵阳科技园作为载体，发展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三大产业，完善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组织体系、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市场体系、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中介体系、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四个体系，打造中国西部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电子商务结算中心、金融大数据清洗中心、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农商行发展联盟数据运营中心、私募股权基金中心、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研发中心、区域性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信托行业大数据管理中心、民间借贷登记服务示范中心十个中心。科技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是贵阳将要打造的两张金融业名片。

移动金融是贵阳在互联网金融方面迈出最早的一步。2014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央行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开展移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服务创新试点的通知》，明确贵阳等5个城市为试点定点申报城市。今年1月份，贵阳正式获批成为移动金融试点城市。

贵阳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产业发展，采取了“前店后厂”模式。其中，“前店”是一个“互联网金融特区”，以贵阳国际金融中心为平台，着力发展网络信贷、电商金融、第三方支付等机构的管理、结算、研发等业务；“后厂”基地位于贵阳清镇市，将着力发展移动金融相关机具设备生产、大数据清洗、金融服务外包等业务。

目前，在“前店”，宜信、人人贷、北京金店联行等一批互联网知名金融企业已入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移动金融专业委员会、全国农商行联盟、中国新兴产业大数据信用西部示范基地、中国并购公会贵阳分会、互联网金融千人会贵阳分会以及众筹金融交易所已入驻“前店”。在“后厂”，驻有上海思科、无锡视美乐、背景华科建业、九次方等产品制造商。

贵阳“金融规划”明确提出设立众筹融资、P2P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形成资源聚集效应。“众筹金融是互联网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到来以后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模式。”贵阳是副市长王玉祥说，贵阳将集全国近200家互联网金融众筹平台之力，共同建设贵阳众筹金融生态体系，争创全国“双创”试点城市。

建构众筹金融生态体系

当前，贵阳市正在以众筹金融交易所为核心，建设涵盖世界众筹大会、众筹金融学院、众筹金融研究院、世界众筹金融小镇在内的众筹金融生态体系，竭尽全力打造“世界众筹之都”，最终实现金融创新助推实体经济跨越发展。

5月27日，众筹金融交易所上线运营。众筹金融交易所将通过建设200条各领域企业及产品众筹跑道，每条产品跑道将由全国各行业具有权威性的领筹人选取和推荐优质创新企业，并规划了股权、债权、经营权、产品、知识产权五大类众筹交易板块，引入合伙人、领筹人、交易商、经纪人等市场参与主体。

众筹金融交易所是贵阳众筹生态的价值载体，同时也承担着引领众筹行业标准建设的重任。

“让天下没有难筹的梦想，让众筹所成为天下创新者的成功摇篮。”众筹金融交易所董事长刘文献说，贵阳及相关众筹机构将努力把众筹金融交易所建设成为中国众筹创新版金融市场、创新版或众创版证券市场，并将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降低一切进入门槛和扫除一切投资障碍。

“众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实业界、产业界、百姓投资理财、金融界创新的交叉点、交汇点、热点，成为民间资本市场最好的路径、小企业发展的好模式。” 刘文献认为，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之后，众筹将成为新五板交易市场。未来，在中国可能会有四五家众筹金融交易所，贵阳众筹金融交易所则率先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也相信，贵阳众筹金融交易所将成为继上交所、深交所、新三板和各地股交中心之后，中国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并努力建设成为中国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和最富有成长性的五版交易市场之一。

作为贵阳众筹生态体系的时间及物理载体，世界众筹金融小镇以26万平方米的规模，承载loft及创客基地、众筹部落、众筹金融研究院、众筹银行、众筹保险、众筹小微证券公司、众筹信托、众筹基金平台等众筹机构。

众筹金融小镇的“镇长”，是拥有“中国火锅皇后”称誉的何永智女士，她说要把小镇打造成贵阳“非去不可的目的地”。小镇所有的岛、桥、广场、雕塑，甚至是一砖一瓦，都会采取众筹方式建设，可以是筹资、筹人、筹资源。

而众筹金融研究院将为贵阳众筹金融生态提供学术与理论支持。众筹金融研究院由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研究互联网的专家学者发起设立的智库研究机构。其以互联网+金融为研究核心，旨在为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和资源支撑，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索新的制度供给――众筹制度。

世界众筹大会是贵阳众筹生态体系的时间载体。会议期间将展开多形式、多样化、多品种的众筹现场交易活动，预计大会前后交易额意向达到100亿元人民币以上。阿里众筹、京东众筹、百度金融、餐饮百强、众筹家、中关村、体育金融众筹等30多个众筹方阵推荐的创客梦想众筹项目，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晋级赛层层选拔出500个世界好梦想好项目，在世界众筹大会上进行现场PK、路演，优胜者将在众筹金融交易所上线挂牌发行交易。大会也将为世界众筹小镇遴选300家优秀创新创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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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管理是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国际金融管理从金融危机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总结金融管理运行的基本问题，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发展，结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应用变革中存在的不利变革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发展提供发展新趋势，同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国际金融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适应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管理；法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逐步与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变化较大，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改革，实现了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适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国际经济交易运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稳定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管理环境，促使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稳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周期循环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支出比重大于收益比重，各国经济发展在房贷、存款人、消费者、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金运行状态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金融管理制度无法应用完善的监督控制系统进行资源应用监控，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发展状态处于“一边倒”的发展转台，金融投资管理风险性提高，社会经济结构的运行稳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交易制度处于架空状态，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简单资金运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运行是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金融管理制度，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的重要体现，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合理改革，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

（一）监管作用下降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管理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运行主要是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交易形式，金融危机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大大受到打击，世界各国经济交易的形式和交易结构也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发展结构出现较大的经济管理问题，国际金融监管制在各国经济运行监督管理控制中的作用降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经济管理结构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同形势的货币汇率问题中的管理体系存在漏洞，世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处于不完善被动管理状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流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经济管理主体单一

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交易平台的恢复逐渐形成全球化、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金融监管体制在进行分析控制应用中的作用得到逐步拓展，但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制度，金融危机后逐步兴起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应用旧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因素，需要适度进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金融危机后，需实施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引导不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变革发展，为稳定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三）国家经济管理比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结合金融危机前国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传统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经济划分中资本划分的公平性较低，国家经济管理比重在国际整体金融管理中的公平交易保障性较低，社会经济交易的金融监管作用性较低，金融危机后，各国以国家经济利益导向的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严重冲冲击，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处于逐步变革阶段，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实现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重新划分国家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比重，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全面性变革发展。

三、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广度延伸

从以上对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运行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趋势来看，对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化变革。金融监管制度在管理上注重广度的延伸，社会经济管理中，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经济趋势，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制度的管理范围，例如：金融货币交易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分配，从国际交易金融债券等投资运行比重等因素进行分析，实现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交易同步变革，逐步拓展金融交易中资产债券的优化，拓展金融管理在多元化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发挥金融监管制度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法律结构逐步完善

国际经济交易在金融危机后趋于多元化发展趋势。实施金融监管制度的逐步优化。经济发展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物质保障，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结构及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逐步完善，例如：2010年，国际社会经济实施新资本主义国家协议，近年来，国际金融管理体制的发展逐渐从世界金融交易管理法等方面，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与国际法律制度的逐步融合。此外，实施国际金融监制度各国之间的监督管理，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新金融管理引导，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执行提供了制度结构保障。

（二）金融监管制度的社会性提高

从世界经济变革发展的整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注重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实际应用，注重金融贸易双方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阶段，从单一的注重贸易双方的经济效益向注重双重效益的发展趋势进行变革发展。例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实施国际金融监督管理中，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加强不同国家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不同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例如：亚峰会议等地域性经济金融发展的共赢长远战略合作，推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此外，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面性改革与创新，实现例如买卖双方经济效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实力的综合性应用，从而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调节国际整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际公平交易新金融环境的建立与完善。

四、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国际经济交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分析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性发展，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适应变革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现新常态经济结构下不同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金融管理理念的全方位

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推进金融投资管理理念的全方位发展，结合国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本运行发展趋势，应用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理念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积极防范我国金融投资运行管理的风险，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相结合，例如我国经济管理实施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运行宏观调控，国家经济金融交易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新趋势入手，积极做好我国经济运行投资的国际投资合理化管理。

（二）金融管理风险意识

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实施全面性变革，促使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的风险意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金融管理的作用分析，主要从社会经济中受到的后期影响进行分析，加强国家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管理。例如；金融管理对国家内部金融管理、债券投资管理、房地产管理、信贷应用管理等多方面的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济运行发展情况及国家内部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优化不同形式的经济管理比重，推进不同经济管理结构的科学性发展及不同形态的经济管理模式综合性发展。例如：我国实施金融企业新型资本运行协议，合理应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国家经济内部管理形式的逐步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投资管理企业的风险意识，实现我国金融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三）合理应用国际金融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一方面，将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发展新趋势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充分应用金融危机后，逐步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环境，应用完善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交易结构中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发展与国际金融交易发展之间相适应。例如；我国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发展金融交易管理，可以与人民币交易汇率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控制，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新趋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整体经济结构趋势，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危机过后重建的改革重点进行分析，推进世界金融管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贸易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徐文．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11．

[2]刘泽云．巴塞尔协议Ⅲ、宏观审慎监管与政府财政角色安排．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3]戴莹．证券信用评级监管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2．

[4]刘坤．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东北财经大学．2012．

[5]张志远．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风险的博弈研究．吉林大学．2013．

[6]肖健明．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业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的构建．武汉大学．2010．

[7]郭金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危机市场化处置法律制度研究．辽宁大学．2014．

[8]潘静．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西南财经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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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监管边界 金融消费者

一、互联网金融中市场主体的变化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变化

（一）互联网金融扩张了投资者概念的范畴

由于互联网特有的广泛性和传播性，先募集资金后对接项目，容易形成资金池，甚至为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而采用的庞氏骗局，通过众多的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扩散，影响社会稳定，同时风险的链条式传染，会传导到正规金融体系，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P2P网贷平台的出借人多为普通自然人，容易被平台宣称的高收益所吸引，购买了与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其准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较大，[1]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更为普遍了。

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可得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原本相对独立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银行存款人等身份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且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下降，在购买金融产品中面临的投资风险更高。加之普通投资者人数的放大，个体利益损失时的救济能力明显不足，相比于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将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作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理解，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监管保护和独立考量。

（二）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延伸

传统学说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因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创新使分业经营状态下，原本泾渭分明的银行存款人、股市投资人以及保险投保人等普通金融主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2]进而产生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金融消费者"概念。[3]但鉴于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的宗旨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保障交易双方中的弱势群体，[4]因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不应扩大至非生活层面或者非个体市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竞争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交易规则。[5]

所以，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范畴，延伸了监管边界。虽然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非发端于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和金融可得性方面的贡献，促使大量普通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我国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金融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力相比于其他国家稍显不足，但是2010年左右开启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则再次强化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和拓展金融监管边界的必要性。

二、克服传统法律规制弊端的解决路径

（一）金融法保护的滞后

首先，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下，金融法同样表现为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分立，且基本以金融组织法和金融行为法作为法律文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金融公法的成分与色彩更为浓重，掩盖了金融私法和金融交易的本质特征，无法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不在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非标类产品，往往成为监管的阴影区域。

其次，金融行业主导下的金融立法，缺乏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博弈，过多强调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代价往往是由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或消化风险，无法完整地反映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平衡。

再次，由于金融法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导致规则的不一致，容易形成制度的套利空间。例如合格投资者规则在公司、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并不统一，在投资者数量上，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有限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采用信托形式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人数上的差异使得采取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调整投资者数量限制。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适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因为强调"消费需要"作为是否符合"消费者"身份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依据，导致金融投资者被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范畴之外。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编写的《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案例选编》（内部资料）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6]中收录金融保险方面的投诉案件共计17宗，其中保险投诉案例为11宗，由此推断，消费者协会将调解保险投诉案件视作协会的固有职能，投保行为属于生活消费范畴。

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处于"条块分割"的局面，金融法由一行三会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来执行，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分别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或者代为管理。[7]工商局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立登记等事项行使行政职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则往往难以直接依法行权，亦造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尴尬，即便将金融消费者纳入该法保护对象范畴，由于执法主体的局限，亦无法实际实现对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是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范畴，若考虑经济法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平衡市场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经济法的保护对象范畴，以彰显法律职能。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此后，在一行三会层面相继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差异化立法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合与重叠，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些投资者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和银行存款人的概念，形成获得特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逐渐向生活性商品和服务过渡。因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消费者含义的外延，而且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简称FSMA）中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8]排除了因贸易、商业、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服务自然人。此外，还在两个方面做了新规定，其一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界定为"确保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适当水平"。其二"投资商品"覆盖领域扩大到存款、保险、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等。在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时，英国将其区分为两类投资者：专业消费者（Professional Consumer）和非专业消费者。2010年4月成立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并于从同年7月开始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2010》，规定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把"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而在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则将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之一，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取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防止在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购买环节出现欺诈，以防范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消费者包括"个人或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包括"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此时，该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尚局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消费领域。而对于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个人投资者则被列入投资者而非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9]

日本从1996年始效仿英国开展金融"大爆炸"改革，但由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金融产品不断地规避法律框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故而在2000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和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均规范了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劝诱和宣传方式。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金融消费者"被定义为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0]总结出来，金融消费者包含两个要件：，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中，由于日本用统一监管取代了之前的分业监管，故而"金融产品"的概念拓展到有价证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商品以及富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和商品期货等。[11]

而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所以，将三、四两个条款综合分析，台湾地区界定的金融消费者主要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12]

从理论界来看，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因生活需求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些核心概念上。也有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界定--"个人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因此，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申请信用卡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13]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延伸解读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因而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必要性。

第一是交易内容的信息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采用了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信息组合，在信息的解读能力和风险的识别能力方面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局面。

第二是交易标的的无形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仅区别于普通商品服务交易的有形动产或无形服务，而且也不同于金融交易中的凭证单据，消费者无法从网络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知，消费者在交易决策中严重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

第三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广泛适用，导致大量资金划拨依赖于电子结算机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交易渠道的同时，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加大了互联网技术风险。

第四是交易文本的格式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基本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故而作为投资方的金融消费者无法与融资方进行沟通，在文本选择和条款修订方面获得机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仅要承受普通格式合同的合同风险，而且因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风险承担。[14]

第五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高度劝诱性。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往往会通过特定的网页设计、点击程序安排，诱发消费者的激情消费。譬如正常浏览新闻或社交网络页面时，通过弹窗设计，吸引注意力，同时对高收益进行显目宣传，忽略或者需要通过多次点击方能获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及风险提示。

如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把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投资行为界定为消费行为，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传统金融产品，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条件，方能进入市场进行投资。但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客户群体则缺乏投资门槛限制，目前也不作投资者适格性的限制，故而可以通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弥补目前投资者适格性规则的欠缺。

在互联网金融加剧混业经营情况下，将来监管应当统合监管，而不仅仅是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进行监管。立法必须突破权力主导和机构监管的传统思维。防止行政权力在中间的滥用，而是要以权利保障作为互联网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基本宗旨。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用户至上、权利本位的精神应该成为将来立法的指导思想，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主要考虑两大要素：其一，是否考察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及财产状况？其二，是否引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识别与评级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以下详述：

第一，高风险或专业性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求较高，包括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状况均设置最低门槛。所以，根据风险程度所区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视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界定标准。

第二，经济学中投资[15]与消费[16]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投资财产既有增值的可能性也有减值的可能性，但消费则属于低风险乃至无风险行为。传统观念中，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以个人或家庭身份的存款、保险等行为属于消费行为。[17]但由于传统观念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现代社会中个人或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以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18]因而证券市场投资者出现大众化趋势。此外，传统观念中，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复杂，并随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加入而不断拉伸交易链条，投资者和有价证券发行人，即融资方之间形成投资关系，而投资者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则构成金融服务关系，此时的投资者应当界定为金融消费者。

综上，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中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由于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或接受高风险金融服务，应当区分为金融投资者，故而金融消费者是总概念，金融投资者成为金融消费者当中的子概念。即便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如果不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接受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只购买简单的理财产品甚至银行存款，则依然属于金融消费者序列。由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行为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双重标准予以明确。

四、监管边界的厘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内涵分析

要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进行消费活动时的权利内容。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互联网金融非常依赖于网络技术，因而信息安全和技术稳定成为保障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消费者安全权是保障其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权利，其权利客体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其中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而资金安全则是财产安全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信息，故而信息安全保障异常重要，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不仅导致提供信息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且平台信息的泄露会波及该平台的其他消费者利益。譬如第三方网络支付最重要的风险表现在平台资金账户信息安全问题。为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在消费者信息系统维护方面存在道德风险，银监会于2014年4月17日颁布了10号文《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其"为切实保护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安全，保障客户资金和银行账户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客户信息安全与保密工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开展各项业务，对涉及到的客户金融信息管理，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规定，严格遵照客户意愿和指令进行支付，不得违法违规泄露。"当然，不只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P2P、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均在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年龄、住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联系方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便针对性营销。但若该信息因过失泄露而被他人恶意使用，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重大损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 know）通俗而言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权利"。[19]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渐丰富与专业的同时，交易双方不断失衡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容易因误导和欺诈而受损，[20]金融消费者无从知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运作情况，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全面。[21]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知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信息。目前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营销过程中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介绍、风险等级的说明、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风险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不完全披露。同时，现行金融法规缺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且由于政出多门，各类相似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为经营者提供了政策套利的空间。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选择权

与前述权利相似，金融消费者选择权是消费者法定的自主选择权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延伸与复制。选择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两点，其一是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其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中，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要求能够保证主观上的自愿和客观上的自由。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法理依据是金融消费者的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和金融交易的平等权。孔令学根据金融牌照制度，将金融机构业务分为准行政性业务、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并区分对应不同内涵的自主选择权。[22]互联网金融多属于竞争性业务，牌照特征并不明显。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常见的三种减损其自主选择权的条款分别是金融机构免责或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条款、金融机构单方收费条款和金融机构对于合同有争议的模糊地带拥有终局解释权的条款。

所谓的"自主选择"在互联网金融语境下的含义即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或第三方不得强迫其进行金融消费；其二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平台，不受限制；其三是金融消费者有权与交易对手自主约定争议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自主选择"能够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注释：

[1]干云峰：《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4]孙颖：《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马建威：《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6]中国消费者协会编：《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8页。

[7]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载《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9]参见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载《财政与金融》2012年第2期。

[10]参见张天奎：《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评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1]参见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2]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4]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5]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16]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

[1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8]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9]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载《金融与法律》2010年第3期。

[20]楼建波、刘燕：《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1]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就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的特点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不能只介绍有利信息而不介绍不利信息；客观性是指金融机构在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进行宣传、介绍时，要实事求是，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进行虚假陈述&及时性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信息披露，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握时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投资的预期落空。

篇10

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用法律形式所确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组成这一体系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分工和相互联系。金融制度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已演化成复杂而又脉络清晰的系统。所谓的金融制度是指银行系统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定。构成西方国家金融制度主体的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体系

（1）金融制度的最上层是法律、规章制度和货币政策，即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规则；

（2）金融制度的中间层是金融体系的构成，包括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