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监管风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部监管风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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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38-03

一、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监管的意义

随着表外业务，尤其是金融衍生市场的不断发展，各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加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衍生产品市场上的巨额亏损事件屡屡发生。这些巨额亏损事件的背后隐含着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商业银行创新业务在给全球经济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使商业银行外部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被大大弱化。相对于不断飞跃发展的银行业务创新，商业银行外部的监管措施明显的跟不上步伐。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原因以及外部事件的风险干扰，使得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商业银行破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在不断创新的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商业银行自身应该进一步加强内部风险防范措施之外，外部金融监管机构应对银行业实现有效的监管。

国际银行业不断发展的实践表明，稳定和高效的商业银行监管目标对于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使商业银行的资金得到合理的配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使商业银行既能提高经营效率，又能保持稳定发展，使两者实现动态平衡，并且实施有效和最低成本的监管，是目前商业银行监管创新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国际银行业业务监管模式

在银行业监管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政治法律环境以及不同的金融发展状况，使得不同国家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由各国财政部进行监管，二是由各国中央银行进行监管，三是由专门的商业银行监管机构予以监管。而且，各国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并不一定都直接对商业银行执行监管职能，是否直接执行监管职能要视各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状况而定。因此，各国商业银行监管执行机构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以上介绍的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来直接执行监管职能。实行这种监管的国家有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第二类是由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和其他机构一起共同执行具体监管职能，如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就是这种情况。第三类则是由商业银行监管机构授权监管执行机构来对商业银行执行具体监管职能，如英国就属这种情况。那么，按照商业银行监管机构的数量和性质来划分，各国商业银行监管可区分为三种模式。

（一）一元化监管模式

一元化监管模式主要是指由一国单一的中央银行或者是专门的某个监管机构来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管理，权利较为集中。属于一元化监管模式的国家既包括像英国、新西兰、葡萄牙、荷兰、奥地利、卢森堡、意大利等这样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包括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巴西、印度等国。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体制，金融结构较为简单，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内部未曾专门设置监管机构来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才纷纷开始建立专门的中央银行，并由央行来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监督和管理，所以，也属于一元化监管模式。

（二）多元化监管模式

多元化监管模式是指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监管机构共同对国内商业银行实施监督和管理。根据监管权限的范围是归中央还是地方所有，又可将多元化监管模式划分为两线多家监管模式和一线多家监管模式两类。

1.两线多家监管模式

两线多家监管模式中的“两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多家”是指有不只一家的监管机构来对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实行监督。全世界实行这一监管模式的国家并不多，主要是些实行联邦体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国采用它。在美国，联邦和各州都有权对国内商业银行发照注册并实施监管。联邦一级的监管机构共有八个之多。它们分别是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货币监理署、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放款委员会、国民信贷公会管理局、国民信贷公会保险基金、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其中，联邦储备体系负责管理在州政府注册的属于非会员银行的商业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管理在州政府注册的属于会员银行的商业银行，财政部货币监理署负责管理在联邦政府注册的国民银行。这三个主要商业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基本相同，只是负责的范围不同而已。

2.一线多家监管模式

一线多家监管模式是相对于两线多家监管模式而言的。这种监管模式的权利较为集中，由中央统一管理。中央一级又分别由两个和两个以上的机构来具体执行对国内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德国、法国等国。

日本财政部的银行局和国际金融局是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要监管机构，但日本中央银行与这些机构紧密协商，共同完成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任务。在德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主要是由联邦财政部代管的德国联邦信贷机构监督局和德国中央银行密切合作，共同行使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法国财政经济部和法兰西银行作为管理全国金融业的最高政府机构，行使对整个金融业的决策和管理，但商业银行的具体监管工作则由国家信用理事会、银行规制委员会、信贷机构委员会和银行委员会分工负责。

3.跨国化监管模式

跨国化监管模式是指对跨越国界的经济合作区域内的商业银行实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的模式。采用这种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跨国的西非货币联盟和中非国家银行。如西非货币联盟，它独立于各成员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坚持统一的银行条例、统一的准备金率、统一的外汇储备，并统一规定各国商业银行的贴现总量。此外，它在每个成员国的机构还负责各有关国家地区性业务，并监督和管理该国商业银行体系。总之，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金融章程。

三、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模式

我国目前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主要是实行以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为主，商业银行行业自律管理和社会中介监督管理为辅的监管模式。银监会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中间业务暂行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等规定，以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定期监管与非定期监管等手段，通过商业银行管理档案、风险监管档案、风险状况的定期通报以及特殊情况及时通报等形式，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的监督与管理。同时，通过建立同业公会，强化行业自律。并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提高商业银行监管的透明度，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稳定健康的发展。

但是，由于中国银监会2003年4月才正式履行原本由央行承担的对银行金融机构统一监管的职责，因此，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的银监会在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不够健全，监管手段缺乏灵活性、规范性，同保监会、证监会两大监管机构的协调监管方面仍未取得实际的效果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四、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创新的发展趋势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创新在内涵上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表外业务进行监管创新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放松管制，而是应该对其重新建立新的管理规则。监管机构在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尤其是创新产品进行监管时应该在全面、慎重评估的基础上采取更多有利于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走向规范化的监管创新手段。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产品创新的日益活跃，金融监管创新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原有的运作机制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金融运作需要，落后的管理体制已成为商业银行创新和发展表外业务的障碍。因此，要想推动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不断发展，就必须对那些落后的监管体制、运作体制、人力资源配置体制进行改革，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创新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建立新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体制

西方发达国家在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大多经历了“监管―放松监管―再监管”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反映了世界各国在表外业务监管实践中的深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表外业务的迅猛发展，客观上也要求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而应该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具有系统性、规范性、有效性的金融监管调控体系。这个监管体系应能使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实现监管目标的超前性、监管手段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及监管过程的连续性、系统性等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创新经验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表外业务监管体系。

1.构建功能性创新监管模式，强化表外业务监管的法制建设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其业务范围已涵盖证券、保险及银行各业。而对于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监管，目前在我国是分别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来进行分业管理。当存在表外业务创新产品的交叉业务时，三大监管机构就存在着无法实现共同协调监管的问题。为此，应该考虑构建一个专门的裁定机构来对表外业务创新金融产品的功能进行分析定性，以便能够及时地解决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功能性创新监管的组织架构见图1所示。

图1 表外业务功能性创新监管的组织架构

这种组织构架的创新也符合国际银行业经营日益综合化的客观要求，以及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我国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由金融监管委员会领导下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统一的综合监管体制。

另外，为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体制的构建，还应该进一步地健全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法规的建设，增强表外业务监管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保障金融业的稳健运行。

2.健全商业银行的互律监管系统，促进同业稳定健康发展

银行同业工会是一种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民间管理组织，它通过行业内部管理，有效地避免商业银行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促进同业之间彼此的理解与合作。他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加强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沟通，在金融市场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有序竞争。我国在2000年5月也成立了中国银行业协会。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银行业自我约束体系的进一步成熟。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创新产品的不断涌现，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在不断完善表外业务产品的交易规则、职业道德标准，规范同业经营行为、协调行业交易纠纷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地努力，以便更好地促进银行同业间的相互监督约束和合作交流，使同业公会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3.强化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提高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的透明度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经营行为、服务质量时刻都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和社会舆论的评价。因此，建立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系统是完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体系的有效办法之一。这个系统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举报和具体的查处程度来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威慑力，督促商业银行合法合规经营表外业务产品。同时，还可利用一些社会监督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对商业银行经营表外业务进行间接监督。社会监督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表外业务财务数据的可信程度，并有助于社会有关方面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开展情况、经营绩效和风险程度有一个较为理性和准确地判断。

（二）构建与外部监管体系相适应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内控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发展经验证明，没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哪怕外部监管再有效力，也不可能有效的防止金融风险。当今，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的业务日趋复杂多变。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行业公会还是社会监督都只能对商业银行进行非现场检查和非定期的现场检查，无法替代商业银行在日常业务中的自我约束。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创新的首要任务。

（三）建立有效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市场约束机制

市场约束是保证商业银行体系在整体上长期、安全、稳健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表外业务的监管创新在建立监管体系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约束机制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经营风险的控制作用，把建立健全商业银行资信评估制度作为完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建立健全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运作机制，如建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定期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披露商业银行风险和资本充足率的状况，还要披露其风险评估和管理的过程，使商业银行能够保持审慎经营。另外，还应加强媒体的监督，通过媒体的客观真实的报道，及时披露和发现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经营过程中的问题，以形成强大的市场约束。

（四）加强国际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的合作与交流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各国的金融监管已纳入世界金融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际间监管的交流与合作。我国表外业务创新工具的市场交易目前已跨越国界。同时，随着我国进一步放松对外资银行的准入及业务范围的限制，我国境内外资商业银行也开始将更多成熟的表外业务产品投入到国内市场。这势必增加了我国政府及金融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交易活动的监管难度。为此，我国在商业银行监管创新的策略上要注意从国际银行的整体发展来考虑商业银行监管的政策取向。同时借鉴和吸收国际最新监管理念和经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加强国际监管的研究，增进与各国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交换有关信息，从而提高我国监管当局对表外业务的国际监管能力，有效防范金融衍生产品跨国交易的金融风险。其次，要重视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的潮流和变化。在制定有关表外业务的法规政策及管理条例时，要注意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这样，既有利于有效制约外资银行及境外银行分支机构在我国从事各种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世界各国对我国金融监管能力的认可。最后，要借鉴国外先进的银行监管理念和技术、方法，培育一支熟知国际银行表外业务规则管理、擅长表外业务国际监管合作的具有综合素质的监管人员队伍，以全面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 辛子波．银行监管体系的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 胡怀邦. 银行监管：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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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监管；高管薪酬；风险承担；风险控制激励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107-005

商业银行高管的“天价薪酬”在外界看来一直是一团迷雾。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清算时暴出的管理者高薪酬让人瞠目。[1]危机之后，相关研究集中在基于绩效和股权的薪酬激励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即如果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与绩效和股价挂钩，导致高管短期内抬高股价以实现其薪酬最大化，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灾难，但是目前商业银行现行的薪酬制度是否确实蕴含着经理人较高的风险承担行为还没有统一定论。[2]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公司高管薪酬和风险承担之间的数理关系因高管不同的效用函数、不同的假设条件而不同。[3]国内研究中，对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绩效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少见。仅宋清华（2011）分析三者关系后认为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高管薪酬激励在提升了银行绩效的同时也加大了银行风险。[4]张鹏（2012）认为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取决于外部监管和银行内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博弈。监管的存在到底能否减轻高管在绩效薪酬激励下的风险承担行为。[5]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重点研究高管风险承担行为与薪酬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因素，主要将银行所受的内外部监管因素考虑在内。

一、研究假设、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银行面临的监管主要分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两部分，其中内部监管来自于银行内部的治理机制，主要是股东和外部董事对银行高管的监督；外部监管主要来自于监管机构，如监管机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的监管（Kose John2010）。[6]

1.银行内部监管与风险控制激励

（1）来自银行股东的监管

银行具有高风险和高负债特征，其资源配置缺乏透明度，经营者与委托者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使经理人行为很难得到有效监督和约束，从而导致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7]因此，商业银行股权越集中，控股股东直接监管银行的动机就越强，这可能会导致较低的高管薪酬和较高的风险控制激励。由此提出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负相关；

假设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控制激励越强。

（2）来自银行外部董事的监管

银行的外部董事拥有监督、考核、奖罚公司管理层的权力，通过减少管理层和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来维护公司的利益。[8]在声誉机制的辅助约束下，和银行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因更高的客观性更能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避免银行董事和高管合谋从事高风险行为来侵占债权人利益的行为。[9]因此，外部董事占比越大，影响力越强，也就越愿意监管高管并将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相联系。由此提出假设3和假设4：

假设3：外部董事占比越高，高管可以获得的薪酬越少；

假设4：外部董事占比越高，风险控制激励越高。

2.银行外部监管与风险控制激励

存款保险或国家担保产生了风险的转嫁激励，银行自身承担的风险比较有限，其风险控制激励主要来自于外部监管压力。[10]

2009年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进一步加强，比如通过设定更严格的放贷标准来保证资本充足率的达标。但对于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而言，监管机构会放松监管，认为银行有能力稳健运营，因此对高管薪酬的风险控制激励减弱。[11]监管者除了资本监管之外还会对银行不良贷款进行监管，更低的不良贷款监管要求使银行不得不谨慎放贷，监管机构通过将银行高管薪酬与风险挂钩来及时阻止银行的风险行为。[12]因此提出假设5和假设6：

假设5：对有较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而言，监管反而弱化风险控制激励；

假设6：不良贷款率更高的银行面临较高的风险控制激励。

（二）模型设定

本文从商业银行受到的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两个角度来研究监管对高管薪酬、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并由此建立模型（1）和模型（2）。

为了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形式。模型设定如下形式：

lncomit=α0+α1lnzit-1+α2blockit-1+α3outit-1+

α4blockit-1*lnzit-1+α5outit-1*lnzit-1+α6lncomit-1+

α7roait-1+ut+εit （1）

lnzit=α0+α1lncomit-1+α2capit-1++α3defit-1+

α4capit-1*lncomit-1+α5defit-1*lncomit-1+

α6lnsizeit-1+α7lnproit-1+ut+εit （2）

式中，解释变量blockit-1、outit-1分别表示代表银行治理内部监管程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和外部董事占比指标；capit-1、defit-1分别表示能够代表银行所受外部监管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指标；参照宋清华（2011），采用滞后一期的Z-score对数值lnzit-1作为风险承担变量；lncomit-1表示滞后一期的高管薪酬，借鉴之前的研究，用“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薪酬均值”代表；lncomit-1、roait-1为模型（1）中影响薪酬的控制变量；lnsizeit-1、lnproit-1、为模型（2）中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控制变量。ut随银行个体和时间而变化，εit为误差项。

模型（1）中之所以将高管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银行内部治理中无论是股东监督还是外部董事的监督将直接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做出高管薪酬制定决策时，除了考虑绩效因素之外，是否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正是模型（1）想要解释的问题。同时模型（1）考虑到影响高管薪酬的其他因素：绩效和高管的前一期薪酬水平（工资粘性）。

模型（2）主要用来研究外部监管对银行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首先考察资本监管和不良贷款监管对银行风险和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同时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银行规模size，银行规模越大说明垄断能力越强，更容易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从而获得银行较好的盈利能力，同时受到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保护，风险较低；（2）银行的净利润pro，净利润直接用来衡量银行的盈利能力，能稳定盈利的银行抗风险能力较强。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16家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银行，其中包括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8家股份制（招商、光大、华夏、民生、中信、兴业、平安、浦发）商业银行和3家城市（北京、南京、宁波）商业银行。根据其2007―2012年披露的年报数据对银行监管、薪酬激励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做实证分析，其中由于农业银行上市时间较晚等信息披露问题，本文将选取数据构建非平衡面板模型。

（二）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6.0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避免伪回归现象，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对包括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本文主要采用LLC检验、ADF-Fisher检验方法来验证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选变量均为I（0）平稳变量，即对该面板数据无需继续进行协整检验便可继续对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三）模型形式设定检验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就是要检验被解释变量的参数是否对所有截面都是一样的，从而避免模型设定误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估计模型，首先要对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筛选。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的固定效应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2）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1）和模型（2）的实证结果分析如表2，从表2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实证结果表明：

1.银行内部监管中的股东监管起到了加强风险控制激励的作用

模型（1）结果显示：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负相关，同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控制激励。假设1和假设2成立。我国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大的银行都为国有银行，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平均水平低于股份制银行也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这就意味着目前银行业并不存在国有银行具有政府性质的大股东虚位使高管受到的监管较小，从而可以获得较高薪酬的现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更有动机将银行风险因素考虑在高管薪酬制定中，从而加强了风险控制激励。

除此之外，外部董事占比对高管薪酬和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3和假设4成立但不显著）。这表明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对高管薪酬及其风险敏感性并没有起到“监管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独立董事通常身兼数职，履行职责不到位；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通常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受董事会牵制，同样存在虚位情形。

2.银行外部监管机制的加强弱化了高管风险控制激励

模型（2）结果显示：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负相关，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风险正相关。同时资本充足率越高，表明银行受到的资本监管越小，即监管机构认为银行有能力稳健经营，因此弱化了高管薪酬的风险控制激励。假设5成立。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更容易受到严格监管，监管机构通过将银行破产风险与高管薪酬挂钩来监督控制高管的风险承担行为。假设6成立。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银行内部监管中的股东监管起到了加强风险控制激励的作用；外部董事占比对高管薪酬和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并不显著，“监管作用”较弱。二是银行外部监管机制的加强弱化了高管风险控制激励。

根据本文的实证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高管薪酬制度设计要充分考虑风险因素

目前，在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制定规则中还没有全面考虑风险因素的影响。[13]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建立起综合考虑市场风险和业绩因素的薪酬机制，银行根据风险暴露时间和风险类型递延支付高管薪酬，使薪酬制度不仅能够反映银行当前的利润和风险，而且能反映未来的潜在损失和风险，实现风险结果与薪酬水平相匹配。[14]

（二）充分发挥外部董事在薪酬管理中的作用

董事会应设立由非执行董事构成的相对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外部董事应该积极主动发挥自己的监管职能，对银行的战略发展、业务经营等问题有完整而清晰的认识，才能在董事会中真正起到有效作用，避免被董事会牵制而对高管进行过分监管，同时动态监督薪酬体系的运作情况，并通过对薪酬体系进行监督和审查，确保其按照设计的目标运转。[15]

（三）增强高管薪酬的透明性，加强对高管薪酬的监管

银监会应该通过商业银行递交的年度高管薪酬和奖金情况，明确高管薪酬和奖金发放的具体细节，披露高管激励性薪酬安排。同时银监会应该对不同性质的银行实行差别薪酬，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但是应该按照客观规律办事[16]，尽量依赖市场力量而非政府力量对银行实行恰度监管，比如可以要求银行制定相关的政策和程序来监控和确保银行提出的激励性高管薪酬方案符合银监会监管要求。[17]

（四）避免监管机构对银行公司内部治理的过度替代

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内部治理机制必须置于外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是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必备条件，但是监管过度又会导致银行内部治理中的股东治理机制、董事会治理机制和薪酬激励机制等治理机制的扭曲。[18]随着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逐步完善，对银行的外部治理可以适当弱化。[19]

参考文献：

[1]方军雄.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J].经济研究，2011，（04），1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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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颜博，雷牧君.论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可能径向[J].求索，2013，（03）：32-34.

[4]宋清华，曲良波.高管薪酬、风险承担与银行绩效：中国的经验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11，（12）：69-79.

[5]张鹏，张颖.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效应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2，（07）：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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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atrick Bolton，Hamidn Mehran，Joel Shapiro.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Risk Taking[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 Novemb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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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云，沈小燕.垄断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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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领会内部审计积极跟进外部监管的意义

2011年，建设银行总行行长、监事长、首席审计官从战略高度对内部审计提出要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和各项业务发展态势，保持与业务部门的同步，提高对外部监管政策变化的关注度和敏感性，结合外部监管重点，分析探索新的风险点和薄弱环节，拓展视角，认真落实监管要求，及时调整审计思路，积极跟进和服务外部监管；2012年又提出按照风险导向、监管政策导向、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导向三项原则来组织实施审计项目，并突出信贷领域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四大风险领域。这些都需要全行内部审计工作紧紧围绕全行工作中心和首要任务，从思想上树立服从服务于业务发展大局的理念，把主动跟进、配合外部监管工作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任务，不断提高落实央行及银监会等监管机构方针政策的水平和意识，不断提升审计服务工作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为全行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障。

二、以监管为导向，优选审计项目

审计计划和项目选择，应考虑外部监管内容及要求结合风险评估结果确定优先顺序。在每年的审计计划和项目中要体现外部监管精神，并将此类计划和项目列为审计重点排序。如2012年外部监管强化了对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此，总行审计部在系统项目中安排了房地产贷款审计、理财业务审计、影子银行业务审计、新资本协议达标工作审计等，正是监管导向在内部审计工作中的体现，充分反映了当前经济运行中反映最强烈的金融经济问题，既是外部监管部门最关注的问题，也是银行高管层最需要了解的问题，所以全行审计部门应紧紧围绕这一工作思路，在年度系统性审计项目和自选审计项目中，有针对性地加大监管关注的重要领域、重点问题的审计力度，查找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充分发挥审计预警作用。

三、日常审计监测及时跟进监管政策变化

面对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胀预期不断增强、内外部需求剧烈波动，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普遍增大，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和愈加严格的金融监管，内部审计在日常工作中唯有从驻地行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和把握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与时俱进，积极应对经济金融新形势和法规政策新变化，牢固树立“揭示风险、服务发展”的理念，加强前瞻性研究，提高对监管政策及其最新变化的敏感度，实时跟进外部监管要求和摸清驻地行落实情况，在审计项目和日常审计监测中及时将监管重点纳入审计关注视线，如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银行服务收费，不但是外部监管的重点，更是关乎社会民生的问题，内部审计在日常审计监测中应及时跟进，从监管的角度来全面看待和分析银行服务问题，以风险预警、审计咨询报告等多种形式，及时提示政策风险和监管风险，促使驻地行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防范监管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

四、提高内部审计专业化研究对监管政策的关注度

我行内部审计经过多年的专业化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审计质量和审计价值的进一步提高，但随着全行经营发展方式的变化，内部审计更应紧跟业务发展和监管动向，自觉服从服务于全行发展的大局，特别是内部审计专业化研究的视角和视野决不能局限化，要能够关注到经济金融形势，关注到市场竞争环境，关注到监管政策导向，关注到银行同业变化等，主动掌握信息，深入分析经营环境的特征和变化，结合建设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前预判对银行经营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影响，增强敏锐性和前瞻性。

一是各专业研究团队应注重将外部监管政策与现有的审计方法技巧、审计技术创新运用等内容一道纳入研究范围，参加驻地监管部门会议，收集、分析、解读银监会等部门最新的监管规定，明确监管关注重点、监管手段、监管问责以及相关的具体监管要求，及时了解外部监管部门相关要求，针对其具体要求，获取更多信息促进审计工作开展。

二是积极探索专业化建设的新机制，日常研究中结合具体研究领域分别制定监管政策推进情况的调研方案，细化监管动态专业研究的工作事项、时间进度、工作程序等方面内容，使监管要求真正落实到各项审计工作中并得以有序推进，从而达到提高审计项目质量和审计价值创造能力的目的。

三是在研究方式上要采取深入系统研究与灵活快速反应相结合。对全行或区域内，重要业务的发展和系统性监管风险的防范，我们可以采取立项、确定专题的方式，组织开展相对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一些监管热点和难点，特别是一些监管新情况、新变化、新苗头，我们要有敏锐的审计视角，采取短频快、灵活机动的方式开展分析研究，迅速提供高价值的审计信息。

篇4

本文在介绍我国银行发展衍生品必要性、我国银行衍生品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管理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从法律法规、风险管理体系两方面论述了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管理现状，并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研究了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选用了一个适合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管理体系的内部控制框架。结合我国银行的实际，提出了内部控制的具体方案。同时，以内部控制为重点，辅以外部管理。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一、我国银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状况

        2008年，由住房贷款抵押证券衍生品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各地。衍生品从最初的风险规避工具到现在金融危机的引发者，其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国处于这个特定的国际金融形势之下，银行衍生品的发展即受到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发展特征。金融危机不仅给我国银行衍生品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从我国银行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必要性考虑，主要有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其中，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包括规避风险的需要、转移赢利点、增强市场竞争力等。在中国衍生品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投资者对衍生品业务的需求也不断扩大。投资者的需求主要分为两类：来自机构投资者的需求和来自个人投资者的需求。

        二、我国银行金融衍生品风险的内部控制

        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个特定背景下，通过对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管理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是银行衍生品的内部控制的改进。

        我国银行衍生品的内部控制关键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内部控制制度是风险控制的关键。现在衍生品业务起步较早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风险内部控制体系。这套体系中不乏有我国银行借鉴的地方，但我国银行的组织结构、岗位设置、业务范围等都与国外银行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果不假思索，直接把国外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照搬过来，非但不能控制风险，反而会不利于风险控制的实施。各大银行应该先结合自身现有衍生品品种、高级管理层的衍生品业务知识、特定环境，设定适合自己的一套内部控制制度。

        其次，内部控制制度衍生品的创新，而不断更新是风险控制的准则。对银行而言，金融衍生品可谓日新月异。相应的，衍生品对内部控制的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衍生品需要一套可随着衍生品的不断变化而更新的内部控制体系。高级管理层应该在银行衍生品风险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动态循环的内部控制体系。

        最后，考虑到内部控制固有的局限性成为风险控制的障碍。在设计内部控制制度时，要避免内部控制固有的局限性成为风险控制的障碍。内部控制会有几个固有局限会限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在内部控制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这几个因素，尽量避免局限性给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带来障碍。

        三、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的外部监管

        目前，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的外部监管还不完善，还存在着众多问题。要为银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高效的外部监

管机制。要从外部监管的关键点和具体对策两方面着手。

        我国银行衍生品风险的外部监管关键点：

        首先，要确立外部监管安全和效率并重的外部监管目标。

        银行衍生品风险的外部监管安全只有在整个银行体系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才能长久实现。因此，要确立衍生品风险监管安全与衍生品市场发展效率并重的金融监管目标，从而确保银行衍生品业务在有效的外部监管下，高效发展；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促进银行衍生品市场的规范；构造衍生品创新与衍生品监管良性互动机制，建立透明、公开的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

        其次，要加强银行衍生品风险的外部监管的部门协作。

 

       在实行以银监会为主的统一的监管模式下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加强沟通与交流。因为衍生品业务不仅是在银行范围内，更是在证券、保险等都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可以考虑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独立监管之上建立总体协调监管机制，为实现集中监管奠定基础。从长远看，建立一个综合金融管理、统一制定协调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衍生品监管委员会，还是必要的。

        再次，促进信息共享，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确保各监管机构之间有效协作，中国银监会要在提高信息供给的充分性、准确性、规范性制度安排方面做出协调统一。如建立统一的会计体系或制度，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规范市场中介机构发展，保证信息的客观性；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保证监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在条件成熟时建立监管信息中心，专门从事监管信息的采集、整理、分析和公布等，保证信息共享的稳定性，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最后，客户监管中以机构客户监管为主要监管对象。

        目前，我国银行衍生品机构投资者普遍存在着内部专业人员不足、境外金融机构转移风险大、风险提示透明度低等问题。因此，外部监管的力度应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外部监管中应进一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责任和义务，规定衍生品交易中的透明度，禁止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非自主营销和背对背交易。

        纵观国际衍生品外部监管历史，同时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本文结合我国实情和银行现状提出了从两个方面对我国银行衍生品外部监管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第一，建立统一的外部监管模式。我国银行衍生品的外部监管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分层监管所带来的监管无序和混乱。因此建立统一的外部监管模式，是加强外部监管的首要选择。在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金融监管。统一的监管模式可以提高管理的协调性，及时处理管理中的盲点，容易判断金融机构资产组合总体风险。

        第二，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当前，国际上已经就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管理体系问题达成共识。我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涌入中国，国际游资流动性加大。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防范控制金融风险，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进行经常性的交流与磋商，完善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国际间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监测管理的机制。通过国际合作和经验、技术借鉴，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使我国金融业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降低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秩序的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田超 金融衍生品发展现状及制度安排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36)。

[2]孙宁华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形成及防范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

04年(3)。

[3]叶永刚 衍生金融工具概论 武汉：武汉人学出版社 2000年(10)。

[4]金歌 2009金融风暴下的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1)。

[5]杨迈军 衍生金融品市场的监管 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6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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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议对内、外部评级法应用的具体规定

新协议规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资本的依据是评级，此评级可以是外部评级也可以是内部评级，应根据银行采用的风险资本计量方法来确定。其中，使用标准法计量的银行必须采用外部评级结果，使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可以有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选择。以上各种评级方法的使用必须得到银行监管当局的认可。

对于标准法下对外部评级机构的认定，新协议确立了六项认定合格标准，即客观性、独立性.国际通用性、透明度、资源充分度和可信度。外部评级机构提供可靠评级结果的基本条件是要拥有充足可靠的历史数据和相关信息资源，具有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稳定的评级方法系统，能够不受政治经济及其他因素的干扰进行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级活动。

利用银行内部评级结果进行资本金计量的内部评级方法与标准法的根本不同在于，银行对于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评估值可作为计算资本计量要求的基本参数，即可基于银行自身的内部评级系统来计算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其中，内部评级法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而高级法中所有资本要求的计算参数都要由银行测算数值来决定。

应用内、外部评级方法进行资本计量的比较

新协议指出，基于内部评级结果进行风险资本计量的内部评级方法是比标准法高级的处理风险的方法，其优点是：使资本的计量更具有风险敏感性，更能反映银行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同外部评级相比，银行内部评级体系能掌握更多的关于债项和债务人的信息，评级结果更为严格。由于新协议的最低资本规定，银行应用内部评级结果可以获得更有利的监管资本测算结果，因而，内部评级法的应用可以促进银行安排更高级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机制，有利于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但是，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具有严格的技术前提和规范，要求银行建立完善的内部评级系统、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及高级的风险管理和缓释技术等，因此，对内部评级法的应用有基础条件的限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现在难以适应新协议中技术方法的复杂性要求。

标准法下采用外部评级的优点是：评级公司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强，其评级结果的社会透明度高。在企业国际化背景下，大型评级公司能够取得更广泛的信用信息，使评级更加全面。外部评级公司的业务受到市场、社会和业界、监管部门的多重制约和监督，具有维护其自身公正性并积极促进评级技术进步的压力和动力。

但实现外部评级机构的优势同样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只有基于比较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成熟评级机构才具备上述优势。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经济中，评级公司的实力和技术条件往往都处于较低水平，评级结果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也不够成熟，这些都制约了外部评级机构评级业务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其次，新协议中对外部评级机构的认：定，一般都要求评级公司有较强的实力和规模，如具有充足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具有广泛的信息资源渠道以及相当容量的信用信息库等。

我国应用内，外部评级方法的现状与发展评级行业建议

我国银行业应用新协议内部评级法；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有：管理信息系统落后，评级信息资源积累不足，处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水平比较低，风险管理体系不成熟，缺乏有关风险缓释方法的应用，内部评级系统落后，与新协议的要求差别较大，现行银行的债项评级基本采用贷款五级分类法，尚不能称是新协议要求的贷款评级分类，从银行业监管当局看，目前尚无完善的资本监管制度，现行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离新协议要求差距很大；另外，监管指标和监管技术体系都不够先进和完善等。针对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目前银行业尚不具备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技术和管理基础，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我国在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之前，只能应用标准法来适应新协议的要求。

但在标准法下应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时，我国的外部评级机构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没有发达的信用服务行业和信用产品市场，我国的外部评级机构评级业务数量相当少，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行业规模，导致评级技术水平不够发达、信息数据资源库的积累程度低，从而影响了评级结果质量。我国外部评级机构与新协议的认定要求也有一定的差距。

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了适应新协议对评级制度的要求和规范，笔者认为，我国对于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和外部评级机构的发展应采取如下策略：

鼓励和推动国内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构建自身内部评级体系的工作，促进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新协议中内部评级法的应用将成为商业银行能否达到国际管理标准的标志之一，是未来银行业内部管理体系的发展趋势。内部评级法对我国银行业的积极意义表现在：新协议允许管理水平高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充足率，因此各银行可将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用风险的大小紧密结合起来，这有利于银行彻底改变当前资产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低下问题。新协议对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规定的具体标准及要求较少，有利于各银行根据国内实际情况作进一步完善。

重视外部评级机构的作用，大力发展外部评级机构，提高其运作水平，促进银行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

外部评级机构的发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从提高社会主体信用度的角度看，发展外部评级机构和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增强风险控制能力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内部评级法要求的情况下，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可以应用外部评级结果来测定银行风险程度和计算监管资本要求。针对我国外部评级行业的不足，应按照新协议对外部评级机构认定的相关标准来促进评级行业的发展，努力使其生产出客观有效的评级产品，使银行在标准法下的风险管理手段真正起到控制风险的作用。

从推动银行业加强内部评级体系建设的角度来说，外部评级机构将是支持该项工作的重要技术和信息资源伙伴。当前制约我国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核心因素是评级技术手段和人才资源问题，另外银行自身信息系统的落后也影响着内部评级的开展。基于这一点，外部评级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以及其在评级市场上的运作经验，同商业银行开展其内部评级系统建设和管理的技术合作，另一方面，外部评级机构的信息资料系统可以为商业银行信息采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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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标准；巴塞尔协议

一、国际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趋势

（一）增强监管框架的风险敏感度

巴塞尔协议中，资本框架风险敏感度被视为国际资产证券需要改进的重点之一，巴塞尔管委会指出：风险敏感度一方面指不同风险暴露的资本占用要充分反映其个性特征，即计量系统针对风险特征设置不同风险权重的细分程度；另一方面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能尽可能反映银行实际财务状况。新资本框架增强风险敏感度主要表现在：在这三层阶梯系统中，如果只是以简化监管计算公式基础下的内部评级法，对不同风险权重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将会产生较大差异。即使采用与外部评级法相似度较高甚至有紧密联系的评级基础法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在细分差异性有所增加，这一差距尤其表现在长期外部评级债券的B+及以下级的情况中。在巴塞尔Ⅱ体系中统一将1250%设置为风险权重。而新框架下，外部评级基础法将每个级别以及期限都设置了独立权重。除此之外，权重计算的动态特征也能侧面反映出风险敏感度的变化。具体来说，在巴塞尔Ⅱ的标准法和评级基础法框架下，一般只有外部评级变更才会对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在实际情况下外部后续评级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间隔性导致风险权重的数值一直处于静态状态。在新框架简化监管公式法中，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率（LGD）、受损结合点（A）、全损分离点（D）及债券期限（MT），作为标准法风险因子的滞期比（W），都是动态连续的，使风险权重也开始具有动态连续的特征。

（二）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

2008 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的失准，以及巴塞尔资本监管系统对外部评级机械依赖导致对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不准确问题。在危机过程中，外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众多优先层级债券在内的大量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导致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急剧恶化。对于评级失准的原因，一是认为由发起人买单的评级费用支付模式，导致评级过于乐观。二是认为评级模式不稳定，包括特定资产池信用风险计量模式、交易对手风险处理方式等变化较为频繁，且外部评级机构对存量债券的后续评级方式缺乏连续性；三是外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结果与基础资产所在地区主权评级的机械联系。巴塞尔新证券化框架改善了对外部评级结构过度依赖的问题，一是外部评级基础法不再是三层梯级系统的首选方法，而是将内部评级法作为新资本框架“三层梯级”系统的顶端，引导监管当局及银行机构尽量使用简化的公式模型来计量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二是即便提供了外部评级法下的风险权重表，也将外部评级法使用的裁量权赋予监管当局，并且将其他风险的驱动因素进行考虑，例如非优先级风险暴露的期限及层级厚度等因素。

（三）制定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标准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证券化结构复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累积：复杂和不透明的结构将导致投资者难以预计证券化资产的外来现金流入情况，以及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断裂等突发事件。并且，导致投资者在评估其信用风险及为这些资产定价时，出现不易模型化的问题。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有关证券化风险评估尽量充分的信息，委员会计划制定定性标准（简单、透明及可比）来帮助交易各方（发起人、投资者以及承担受托责任的其他各方）更好地评估一项证券化的风险及收益，并致力于提高相同类型基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可比性，促使金融市场发展简单透明的资产证券化结构。委员会对符合STC标准的风险暴露进行资本优待处理，据委员会的定量影响测算：新的符合STC标准的资产支持证券的资本要求平均可以减少16%至22%的资本计提，这表明委员会引导发展简单、透明、可比证券化市场的导向。

（四）设置合适的风险权重减缓监管资本套利

巴塞尔委员会也认为巴塞尔П框架系统为资产支持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不合理，评级基础法下为高评级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高，而对低评级证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低。这一方面在危机期间造成了“悬崖效应”，即随着外部评级机构大幅降低评级结果，导致持有资产支持证券银行的风险储备资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不同风险计量模式之间风险权重设置的差异导致监管套利空间存在，由于评级基础法对高评级债券设置的风险权重过低，相同类型的资产，证券化前后其监管资本的要求差别较大，这给监管套利留有空间。同时，在巴塞尔资产证券化新资本框架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都将简化监管公式作为风险计量模型进行使用参与计算，在新的外部评级法中已经在权重确定因素中增加了债券期限、档次厚度等风险因子。这些计算方法的提升和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使三种计量模式最终得出的风险权重计算结果相差无几，极大程度减小了利用监管漏洞牟利的空间。

（五）强化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

信息披露是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市场约束的核心，主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目的是提高市场透明度。但在危机前，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只要求发起人向投资人披露有关基础资产总体特征方面的信息，投资人并不能获得单笔基础资产的个体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对内部评级法的使用而只能依赖于外部评级。新证券化资本框架提高了在交易账户的证券化暴露、证券化发起人、证券化度量模型、证券化估值、证券化过程中管道及仓储风险、发起人留存份额、基础资产池及单项基础资产等方面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及监管现状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

2015 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正在紧随金融市场发展的步伐稳步推进，证券发行效率逐年稳步增长，呈现良好态势。根据目前发行市场结构来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保险交易所三大发行市场。从最初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为主，到现在各类金融机构都参与到发行机构的行列中这一趋势来看，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正在实现发行机构的多样化。随着近年来产品创新的程度不断提升，产品更新的步伐逐渐加快，创新产品例如绿色资产和住房公积金资产证券化、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以及创新交易结构例如特殊目的载体（SPV）、信托型资产支持票据（ABN）、循环购买等也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我国共发行标准化资产证券化产品9363.23 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比下降1%，但从6 月末市场存量分析，证券化产品市场存量为43307.92 亿元，同比增长26%。上半年信贷ABS发行2077.24 亿元，同比下降42%，占发行总量的22%；存量为19646.83 亿元，同比增长22%，占市场总量的45%。ABN发行1676.84 亿元，同比增长40%，占发行总量的18%；存量为4822.42 亿元，同比增长73%，占市场总量的11%② 。

（二）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规定

我国现行的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标准与方法体系基本沿用了巴塞尔Ⅱ的理念，《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规定：商业银行使用标准法还是内部评级法计算某类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要求，取决于该证券化对应基础资产信用风险的计量是否经过银监会批准使用内部评级法，这与巴塞尔Ⅱ及巴塞尔Ⅲ的相关规定一致。在方法体系方面，我国的规定与巴塞尔Ⅱ基本相同，包括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其中内部评级法包括评级基础法和监管公式法。在标准法下，按照合格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确定相应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权重。而在内部评级法下，批准使用监管公式法需要计算五个指标，即：基础资产证券化之前的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要求（KIRB）、该档次的信用增级水平（L）、该档次的厚度（T）、资产池风险暴露有效数量（N）和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损失率。

三、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规范发展方向

（一）针对不同类型基础资产，引导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引导STC证券化市场的思路，我国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时，在注重基础资产同质性的同时更要提高基础资产的分散性。一方面支持零售贷款证券化，根据零售贷款入池笔数多、同质性较高、易于估值、基础资产历史绩效较好等特点控制证券化风险。另一方面契合我国经济发展特点，支持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以银监会将绿色资产证券化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基础，发行基于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等各类证券化产品。此外，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PPP资产证券化及互联网金融类基础资产证券化将会成为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资产支持票据（ABN）的产品结构虽然与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类似，但其并不受投资人数量的限制，可借鉴既有信托型ABN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基础资产类型，发展资产支持票据满足非金融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加强信息披露，规范信用评级业发展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难以充分评估风险是引起资产证券化风险较高的重要原因，巴塞尔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加强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力度，以此对证券化产品结构的透明度进行提升。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才刚刚起步，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可更好地防控风险。要持续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化程度，增强有关基础资产历史绩效等信息的披露。在规范评级行业发展方面，增加监管机构实现对评级机构进行更严密的监管。除了要对评级机构中失职甚至违法人员进行处理，还要加强评级机构本身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能够深入分析评级机构的状况和能力。特别要完善对评级机构评级技术的监管，改善信用评级结果与风险收益关联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引进国外更为完善的评级系统及方法，对现有产品质量进行更细化的评价以实现更精确的质量控制。

（三）审慎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及再证券化业务

一方面，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法律条件的满足；应慎重选择基础资产，基础资产要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已经坏死、呆账的不良资产坚决不能纳入基础资产池；同时也要保证估值定价的合理性，吸引投资者资金的同时也要维护银行债。另一方面，针对我国证券化起步发展的实际情况，现阶段应不再进行进一步资产证券化，将产品结构尽量公开透明以保证最终风险承担者能够对风险收益进行明确。

（四）加快完善市场基础设施，提升市场流动性

巴塞尔资产证券化资本框架最突出的特点是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因此对需要完善的市场基础予以帮扶才能高效实施。我国应逐步在法律、会计、税务等基础制度方面完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处理规定，通过推出新的政策，在维护现有统一政策管理标准的同时，对存在的漏洞进行填补，并在法律层面上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定义与规范。对法律、会计、税务、评级、评估等中介机构推出帮扶政策，以使其更好地帮助政府实现各个市场板块的互联互通，对目前已有的证券资产化市场基础进行巩固，尽快实现高效统一的证券市场化体系。面对我国资产证券化利差不足、价格发现功能不强的挑战，可尝试通过以吸引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投资以及其他交易机构的参与等方式对现有资产证券化市场进行扩张，打破目前其与银行互相对峙的金融格局。

（五）发展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巴塞尔委员会的STC标准详细描述了市场上不同类型证券化产品的结构特征，可以极大减少证券化产品结构的复杂性，更容易捕捉证券化业务中的风险因素，有助于引导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我国可借鉴巴塞尔Ⅲ的STC标准，在遵循巴塞尔STC标准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建立我国资产证券化简单、透明及可比标准，减少标准描述的复杂性，引导我国证券化市场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 ］BANKFORINTERNATIONALSETLEMENTS，BaselⅢDocumentRevisionstothesecuritizationframework［S］.bis.or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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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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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按揭贷款 外部监管 内部风控

21世纪以来，金融监管在金融创新下不断受到冲击。各种金融事件都表明金融服务在金融商品中有很多负面事件的发生，而且是屡禁不止。而金融消费需求的客观存在以及金融消费者受损的现象不断发生，这是不容忽视的。以此同时，相关法律的漏洞也显现出来。比如，金融服务人员信息披露义务中的义务，是对金融服务人员是否做信息披露、信息真实性强调，然而，相关的说明却为基石跟上，消费者对此也就无法了解其发展过程。就以上几点，本文希望借助对金融服务这说明义务站来研究，对所提出的问题基于明确答复。

一、风控制度体系的核心

有关按揭贷款风控制度的体系建设十重视，而核心则是信不对称性。对按揭贷款制度的理解，狭义上所指的是银行为居民提供所需购买商品房作为抵押的款项的一种银行的零售业务，在广义上的理解则是随着现代按揭贷款市场的不断扩展，业务形式的多样性以及风险的不断提高，所形成的控制按揭贷款信息部队称风险为目的的各种制度的总称，所以还可以称作是按揭贷款风险控制。按揭贷款风控制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基础按揭贷款业务信息不对称性的风险控制制度；第二，按揭贷款资产管理活动信息不对称风险控制；第三，按揭贷款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控制。

二、外部监管制度的信息不对称性

追溯按揭贷款的根源，其来源于香港，我国的按揭制度也是借鉴香港地区的相关制度而来。其中，法律与具体的规范构成了我国的按揭贷款基础规则，法律主要确定的是按揭贷款合同以及抵押等相对基础的内容，这让相关的规范有了可以依据的制度，按揭贷款的基础交易形式则是由规范建立起来的，这让银行按揭贷款业务可以正常运转。房产交易法律关系、资金借贷法律关系以及担保法律关系组成了按揭贷款的基本法律，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担保法作为其中的核心，其形式除了抵押以外，还有质押与保证两种。按揭贷款的主要形式则是期房，

其根本目的在于有效的解决银行与购房人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我国的外部监管制度还比较简单，其内容主要是针对相关的指标作出相应的控制已经对央行的业务的检查措施，这也是为了能够确保借款人的信息得以完全的审核自信状况，然而，按揭贷款不仅仅会涉及到银行，还会涉及到地产行业，此外，还有公积金的管理，所以，各种行政机构都对按揭贷款有行使管理职能的权利，相应的其架构也会复杂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监管者自身信息出现不对称的情况。

三、内部风控制度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处理按揭贷款内部风控基础制度对信息不对称性。我国对于按揭贷款内部风控制度的重视程度并不高，银行股份改革开展以来，银行风险控制才得以逐步完善，其核心是《巴塞尔协议》，其版本共有三个，并逐渐细化，其中《巴塞尔协议II》中涉及的按揭贷款内容是最为详细的版本，而这也是我国按揭贷款风险控制的依据。按揭贷款基础业务的分先内控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贷款审核。于2004年银监会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内容过于笼统；第二，资本计量；第三风险缓释。

针对按揭贷款的债券管理分先内控制度信息不对称性的解决方案。按揭贷款表外业务的形式要比其他的形式复杂很多，也正是因为这样，经济实质原则性风险控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债券的归属问题以及风险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成了其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以此为基础的资本计量与风险缓释两种风险类型就是其主要的组成内容。表外业务资本计量的核心问题是风险评估，借助银行的能力，进行信用评估，非外部评级法、外部评级法、推测评级法、评级基础法、监管公式法、内部评估法，这几种等级是由弱到强的，银行的数据收集统计能力与计量能力的认定，是银行信用评估的主要方式，另外，对于债券资产池的评价，隶属于风险缓释这一类型，不仅在抵押、质押与保证的风险缓释上有区别，相同评级的按揭贷款资产池与不同级别的按揭贷款资产池的风险缓释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区别。

解决按揭贷款系统性风险内控机制对信息不对称性。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这是按揭贷款系统性分先内控制度改革的起源，其中主要有对原有计量体系的改革、内部风险控制的系统化与周期化、流动性风险计量。而对按揭贷款资本计量体系的改革内容源自有效营地按揭贷款信用风险以及信用评估调整、减少按揭贷款的资产价值相关性乘数、修改折扣系数；表外业务涉及到银行资本的认定问题，按揭贷款风险控制的资本计量体系的重建、超额资本留存机制与逆周期超额资本计量体系的建立，是内部风险控制的重要构建内容，而这是系统化与周期化的构建基础，银行稳定的流动性来源是按揭贷款偿付的分期性在流动性风险强调压力的状况下，银行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以防因为流行性带来的违约，而为了实现这以目标，短期的流动性覆盖率以及长期的净稳定资金比例在这个时候引进，将按揭贷款之后管理信息不对称性做了细化。

四、按揭贷款内部监管与外部风控制度之间的联系

通过上文中分析了贷款体系中外部监管与内部风险控制缺乏联系的这一不断，并形成了一个以信息不对称性为关联的按揭贷款体系。目前，按揭贷款的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以各自独立发展表现出来，外部监控以扩张的趋势发展，但是这一趋势却在逐渐的降低，集约化的立法趋势是内部风险控制发展方向，但是其关键作用却发挥的并不明显。追溯其根源在于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外部监管的重点为信息披露，内部风控则是信用评级，这两种制度从内到外促进信息逐渐对称，基础市场制度中，外部监管主要对市场的架构其决定性作用，而内部风控则是围绕外部监管，展开避免内控精力分散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建立更加细化的贷款审核机制；系统风险控制之地上，内控比外部监管的效率更快，因此，这就说明了，系统性风险的外部监管工作需要围绕内部风控来开展，以此成立评级机构以及银行内部的评估监管。

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运行是一个完成的过程。通过以上的分析，得知这一发展趋势需要分布进行，挖补监管间接化过快很容易引起较大的风险，而风控自主化过快则会导致与外部监管发生冲突，导致效率低下，但是整体趋势是内控自主化适当领先于监管的间接化。借助制度推动发展是内控领域整体发展的重要方式，而这一发展就像上文中所描述一样，是按照一定顺序的，相应的，银行与政府的角色也是各不相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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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况伟大.《利率对房价的影响》.载《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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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可接受风险标准》）于2014年5月7日，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告2014年第13号文件形式公布。该标准用于确定陆上危险化学品企业新建、改建、扩建，以及在役生产、储存装置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颁布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石化、化工产业布局与工业化、城镇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区、居民区与部分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防护距离不足带来的安全风险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国际上通常采用“可接受风险标准”来控制危险源与防护目标间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保防护目标增加的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

目前，我国相关法规、标准中有关危险化学品企业防护距离的概念，主要包括消防部门牵头组织制定的防火间距，以及卫生部门牵头组织制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但由于制定的目的不同，实践发现在预防重特大事故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防火间距主要是针对非爆炸性的火灾事故，以火灾预防和火灾初期扑救为目的来设定，不考虑危险物质泄漏后的毒性危害。其主要标准GB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规定：石化企业与居民区等的防火间距一般不超过120 m。卫生防护距离是从保障公众健康的角度设定的，指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无组织排放的有害气体从车间或生产、储存单元的边界扩散至居住区范围内（对其他公共设施或民用建筑无要求），达到限制浓度的最小距离。其主要标准SH3093-1999《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GB8195-2011《石油加工业卫生防护距离》规定：石化企业与居民区等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不超过1 200 m。

《可接受风险标准》明确：在发生火灾、爆炸、有毒气体泄漏时，将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以下简称“危化装置”）的缓冲距离，作为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可接受风险标准》还针对重点监管、爆炸品和非重点监管3类危化装置，分别研究提出定量风险评价法、后果计算法和危险指数法3种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可在危险化学品新建企业选址、高风险企业搬迁和化工园区规划布局时，更为科学、合理。

我国风险可接受标准的确定

个人与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确定原则

风险可接受标准是针对人员安全而设定，根据不同防护目标处人群的疏散难易，将防护目标分为低密度、高密度和特殊高密度3类场所，分别制定相应的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将老人、儿童、病人等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的特定脆弱性人群，作为敏感目标优先考虑，制定了相对严格的可接受风险标准。

我国城区内现有危化装置比较多，针对国内现有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考虑其工艺技术、周边环境和城市规划等历史客观原因，《可接受风险标准》中按新建装置、在役装置分别列出风险标准，在役装置要比新建装置（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装置）的风险标准更为宽松。但现有装置一旦进行改建和扩建，则其整体要执行新建装置的风险标准，避免老企业盲目发展，引发新的安全距离不足问题。

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

我国不同防护目标的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是由分年龄段死亡率最低值乘以相应的风险控制系数得出的。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是对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的补充，是在危险源周边区域的实际人口分布的基础上，为避免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概率超过社会和公众的可接受范围而制定的。通常用累积频率和死亡人数之间的关系曲线（F-N曲线）表示，如图1所示。社会风险曲线中横坐标对应的是死亡人数，纵坐标对应的是所有超过该死亡人数事故的累积概率。即F（30）对应的是该装置造成超过30人以上死亡事故的概率，也就是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概率。

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并不是每个执行定量风险评价的国家都在用，例如：匈牙利、巴西等国家，虽然设定了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但没有制定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在设置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的国家和地区中，英国、荷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较具有代表性（如图2至图5所示）。

将3个典型国家（地区）的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相比较，可看出中国香港地区的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比荷兰的要求低，但比英国的要求高。总体看，中国香港的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标准处于中等水平。

综合考虑，我国采用香港地区的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值，作为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的补充，对危险源造成群死群伤事故风险的可接受程度进行评估。

个人与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的关系

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描述的是危化装置周围某一固定位置处，单个人员对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是危化装置周边一定范围内，社会公众整体对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是对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的补充，为避免当个人风险满足标准要求时，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导致的群死群伤事故概率超过公众可接受范围。例如100年发生1次死亡100人的事故和100年发生100次1人死亡的事故的个人风险相同，但我们要采取措施进一步避免1次死亡100人的事故发生，因此对危险源周边的人口密集区域，需要从社会风险的角度提出补充要求。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推荐方法选择依据

通过综合考虑我国目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现状、装置涉及危险化学品和工艺的危险特性，《可接受风险标准》将危化装置分为涉及爆炸品的、重点监管的和非重点监管3类，分别推荐了相应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涉及爆炸品的危化装置。爆炸品不需要借助外界提供氧，仅靠自身就可以发生瞬间整体爆炸，对外界造成危害的时间很短，并且爆炸事故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较大。基于以上因素，爆炸品危化装置需要单独作为一类，选取最为严格的事故后果法，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周边居民和公共财产的安全。

重点监管的危化装置。由于该类装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较高，装置规模通常较大，加上工艺复杂多样，不同装置之间安全水平参差不齐，在选取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时，既要考虑科学性又要考虑针对性，因此推荐选用在发达国家已被广泛应用的定量风险评价法。定量风险评价法不仅可以科学评价出装置的实际安全水平，而且可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措施提升装置的本质安全水平，体现了科学性和针对性。

自《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40号令”）公布以后，定量风险评价法在涉及毒性气体、爆炸品、液化易燃气体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评估方面，进行了广泛应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次将定量风险评价应用于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的确定，是在AQ/T 3046-2013《化工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导则》公布以后，对40号令第九条有关规定的扩展延伸。与40号令第九条规定相比，采用定量风险评价法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的装置范围更广，依据的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更适用于危险性稍低于40号令第九条所列的装置。因此当危化装置符合40号令第九条规定的情形，需按照40号令中规定的风险标准执行。

非重点监管的危化装置。该类装置的特点是工艺简单，数量众多，规模不一，很多属于规模较小、品种单一的中小企业。如果按照定量风险评价法来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可能造成评估成本较大；如果根据事故后果方法，按最严重事故场景来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可能会造成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过大，致使因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足而搬迁的企业范围扩大，因此建议采用简单便捷的危险指数法，根据危化装置中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性质、位置、生产类型和周围环境条件，评估和计算危化装置的危险指数，然后通过简单查表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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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风险管理；操作风险；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F8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7-0175-03

[作者简介] 乐友华，农行江西省分行经济师，法律顾问，硕士，研究方向为金融保险法。(江西 南昌 330008)

一、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及特点

风险就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风险就越大。由于分析角度不同，对银行风险分类的标准也不一。一般可分为市场风险(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和国家风险。一般业界所说的三大风险是指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是国际上巴塞尔委员会要求提取资本金的三类风险，是国际银行业和银行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的三类风险。

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操作风险是个新概念，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中没有操作风险管理活动。事实上，各商业银行一直都有自己的操作风险管理实践，但一般使用“内部控制”一类的表述，而且，在多年内控管理过程中，各商业银行都程度不一地建立和制定了相关的管理框架、制度和措施。不过，相对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管理而言，操作风险管理还缺乏识别标准、管理模式、数据积累等。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具体表现就是商业银行因办理业务或内部管理出了差错；由于内部人员监守自盗，外部人员欺诈得手；电子系统硬件软件发生故障，网络遭到黑客侵袭；通信、电力中断；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原因导致损失的银行风险，这些都属于操作风险。可见，操作风险不仅仅包括操作中的风险，还包括内部程序、信息科技系统和外部事件所带来的损失。

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相比，操作风险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具有内生性，除自然灾害等外部事件引起的操作风险损失外，操作风险大多是在银行可控范围内的内生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则为外生风险。第二，广泛性，操作风险的覆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与市场风险主要存在于交易类业务和信用风险主要存在于授信业务不同，操作风险普遍存在于商业银行的业务和管理中。此外，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来说，风险越高，收益越高，存在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而操作风险和收益没有太多联系。

二、操作风险识别和管理

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商业银行在经营中需加以识别和管理。

(一)人为因素。主要为内部欺诈、主观违规、操作失误。主观违规有超授权授信行为、逆程序、过度信任造成管理缺位、岗位设置不合理造成监督空位、不良爱好(如涉毒、涉赌、涉黄)引发的违法违规。操作失误是由于员工技能水平不高、态度不认真在业务过程中的失误造成的，如数字输入错误、将取款记作存款等。由银行员工操作失误引起的操作风险一般具有损失小(当然不排除特殊情况)、发生频率高、难以事先预测的特征，因而非常难以防范。人员因素引发的操作风险，有的是作为，如主观违规，有的是不作为，如业务不熟出错，疏忽大意。

(二)流程因素。包括操作程序遗漏或忽略、产品设计缺陷、业务流程设计不合理等。过去认为流程越复杂、相互制约性越强越好。事实上，流程越简单越易于操作，流程越短越便于管理，设计越合理越利于控制。这样才能适应变化，确保效率和风险管理，流程设计不合理，有瑕疵，往往容易出现风险隐患。

(三)系统因素。系统是现代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命脉。无论是业务发展如网上银行、现金管理还是风险监控，都离不开信息系统紧密支持。但是，商业银行高度依赖信息系统，信息数据高度集中也给银行带来新的风险管理难题，如系统安全稳定、IT技术风险防范、数据和信息质量，系统设计和开发战略风险，等等。系统出现如故障、瘫痪，系统不安全、通讯中断以及系统兼容性、稳定性、适宜性方面的操作风险很容易给银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无法估量的信誉损失。此外，从操作风险发生的部位来看，当前与系统有关的操作风险日益增加。由于系统原因和流程问题导致犯罪分子利用系统漏洞实施金融诈骗已经成为妨碍我国银行业资金安全重大问题。

(四)外部因素。银行经营都是处于一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经营环境的变化、外部突发事件都会影响到银行的经营活动，甚至会产生损失。外部事件引起银行损失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外部欺诈、外部突发事件与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外部人员的蓄意欺诈行为是近年来给银行造成损失最大、发生频率最高的操作风险之一，而内外勾结作案更是令商业银行防不胜防。外部欺诈包括骗贷、抢劫、偷盗、爆炸等风险因素。外部突发风险包括遭受冰冻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恐怖袭击、火灾等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损失。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引起的操作风险是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银行监管法规变化使银行发生损失的风险。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利变化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三、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尚处在一个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由银行监管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关于操作风险监测方法或者具体操作模式还为时尚早。监管机构主要把重点放在提高操作风险(或内部控制)管理质量上，并且要求银行提高对操作风险的重视。

(一)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监管要求。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了新的资本协议，对银行操作风险提出了新的资本要求。据巴塞尔委员会估计，在银行业所有风险中，操作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已经仅次于信用风险。2006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的新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中，专门为“操作风险的监管”新增一条原则，制定了评估该原则执行情况的标准，提出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最佳做法和监管指引。

目前，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国家都按照新协议要求，明确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畴，国际上已形成了对操作风险加强监管的共识，已经形成了相关制度和监管标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操作风险的有关规定是近年来国际金融界日益注重操作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现，也是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方面的新要求。

在未来几年内，我国银行界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实施操作风险管理已是大势所趋。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指引》要求，操作风险监管机构是中国银监会和派出机构。商业银行要履行报告义务，提交有关方面的审议报告，对有关政策和程序要报备。银监会定期要进行检查评估。对于高管严重违规、重大抢劫银行等操作风险事件商业银行必须报告银监会和其派出机构。另外，《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指引》要求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实际操作风险管理的政策、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管理，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降低操作风险。

(二)操作风险机制建设。国际上巴塞尔协议将人们的视线更多地集中于操作风险的监管资本要求上。但实际上，一个银行的资本量多少并不是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加强操作风险管理最关键是加强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机制建设。

1.关于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各银行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各商业银行主要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要求逐步建立和探索适应本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董事会的监督控制；高级管理层的职责；适当的组织架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方法和程序；计提操作风险所需资本等基本要素。董事会从总体上履行操作风险管理的职责。如制定总体战略、政策、定期审批报告等。高级管理层在操作风险管理中职责主要为执行董事会的有关决议，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各商业银行一般以与自身的风险管理战略和组织结构相匹配成立管理操作风险的部门。具体执行中操作风险人员可能被放在一个部门――操作风险管理部门，主要拟定本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和具体的操作规程；建立并组织实施操作风险识别、评估、缓释(包括内部控制措施)和监测方法；定期检查操作风险的管理情况。有些银行在总行层面上建立了首席风险官，在各营运业务条线设置风险经理，对主要业务的关键、高发风险点进行实时监测。有些银行在专业领域内如法规部门、审计监察部门设立单独的风险监管部门，在管理好本部门的操作风险的基础上，为其他部门管理操作风险提供相关资源和支持。

2.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有关政策。各商业银行正积极探索制定有效管理操作风险的政策和方法。首先，在操作风险政策制定方面，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制定《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框架》、《操作风险管理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各行各级机构和部门在操作风险中的管理职责。针对操作风险的执行，制定具体执行措施，如详细的《案件防控及整改方案》、《基层机构关键风险点监控检查内容与操作指引》，同时，将操作风险控制基本要求植入业务流程改造和IT蓝图建设中。其次，为衡量分析操作风险建立操作风险管理技术标准。各商业银行正在积极研发风险控制与评估、关键风险指标、重大事件报告制度、损失数据收集和业务持续经营计划等工具。再次，识别操作风险，制定有关制度措施。根据银行风险的特点，加大对操作风险的识别，并针对性地制定制度措施，如对系统风险、外部等操作风险，有关行制定了详细的风险应急预案，增加应急措施；建立与新产品、新业务发展相对应的制度规定；修改更新产品和流程，塑造流程银行，按流程操作；增加制度执行建设，强化日常检查的频率，加强员工行为排查，等等。

四、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几点启示

(一)引入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Enterprise

wide Risk Management 简称ERM)是西方商业银行比较成熟的风险控制理念和技术。全面风险是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全面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它的全面性、全程性、全员性和系统性。操作风险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有高度的相关性，操作风险与其他风险结合将导致风险更加复杂、更加分散，风险损失更加显著，将数倍、数十倍地被放大。因此，在风险管理中应将操作风险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各种风险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保证风险管理政策统一、工作协调。同时，操作风险遍布商业银行内部各业务环节、产品线和不同的管理层面，不仅仅是依赖于一两个专门的部门监管，应该从本行、本部门、个人操作抓起。各商业银行应及时上升层次，逐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辖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全面风险管理政策，形成总体规划，发挥资本在风险覆盖、部门配置方面的作用。

(二)操作风险的缓释。操作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人群、行为和活动，就一定存在操作风险，应尽量降低其发生的频率和所造成的损失。从操作风险的规避角度分析，操作风险可以分为可规避的操作风险、可降低的操作风险、可缓释的操作风险。除极少数应承担的操作风险外，大部分操作风险都有规律可循，其发生过程类似多米诺骨牌，有前因后果的连锁关系。因此，要查找出其发生规律，通过技术手段切断引发操作风险的关键环节，并通过必要的管理措施加以缓释。

1.商业银行一揽子保险和打包保险。火灾、自然灾害等引起的商业银行财产损失，商业银行的内外部欺诈，对高级管理层和员工的责任险等都可以通过保险公司一揽子保险和打包保险承保予以缓释，通过承保转移给保险公司。然而，目前国内保险公司尚未开发更多的针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保险产品，保险方式、有关保险业务品种还有待保险公司创新。另外，保险公司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和财务承受能力还不能准确精算评估，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取也存在重大分歧。如对于内外部欺诈引发的操作风险，各保险公司普遍收费高，无疑增加了银行的成本管理，也直接约束了操作风险的缓释。不过，相信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这一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

2.业务外包。除保险外，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业务外包来缓释操作风险。将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的有关业务交由专业机构管理，增加操作风险管理的效益性。如有关法律风险可聘请具有符合条件的外聘律师诉讼和仲裁；对于风险性高的守护、保卫、押运可聘请符合资质条件的保安公司管理；对于产品评估、网络维护、系统开发也可招标专业公司。当然，选择外包公司，不可能一包了事，也需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合理转移风险。事实上基于双方的委托关系，最终的权利和义务应由商业银行承担。

(三)建立健全制度管理，狠抓制度落实。总结有关操作风险损失案例，其中大部分为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制度落实不到位，管理缺位造成的风险损失。因此，要建立健全制度管理，狠抓制度落实，才能够使操作风险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才能使因操作风险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一是做到制度到位，及时立、改、废有关制度，形成制度数据库，并根据实际情况将有关规章制度分解到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形成操作指南和岗位流程；二是责任到人，处理到人。要及时跟踪检查执行，增加检查的频率和有效性，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加强合规管理与合规文化教育。商业银行要倡导和强化全员合规文化，引导全行员工树立对风险管理的责任意识，使风险意识突破传统的部门界限，真正融入全行各个部门、每位员工的行为规范和工作习惯之中，让员工认识到自身岗位关键风险点，形成防范风险的有效屏障。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要求不是一时之需，而是伴随商业银行发展的长期任务，如果要想保持现有的竞争优势，甚至在国际金融市场取得一定的地位，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操作风险管理水平，全面加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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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银行业 监管

巴塞尔资本协议是迄今为止对国际银行业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国际协议之一，巴塞尔协议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公约”。新协议定于2006年实施。新协议对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我国银行监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要求。

新协议框架及其特点

2001年新协议框架继续延续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突出强调国家风险的风险监管思路，并吸收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三个支柱等的原则，进而提出了衡量资本充足比率的新的思路和方法，以使资本充足比率和各项风险管理措施更能适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资本协议的目标是：继续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至少维持金融体系目前的资本总体水平。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更全面的处理风险的方案。使处理资本充足率的各种方法更为敏感地反映银行头寸及其业务的风险程度。

新资本协议的特点是：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三个支柱密切联系在一起，互相支持。新协议对风险的认识更加全面，加入了市场风险，新协议又把操作风险加了进来，基本涵盖了现阶段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以保证资本对风险程度变化有足够的敏感性。除标准法外，允许银行运用内部评级法来衡量和测算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新协议关于外部监督――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新协议三大支柱中的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则是对各国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具体要求。在1988年协议中，监管当局基本是一种被动的执行机构，主要是强调用全球统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来进行衡量和检验。相比而言，新协议则给各国监管当局一定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本国银行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不低于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并且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来确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根据2001年颁布的新协议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监管当局参与的程度和重要性较之1988年协议有了相当显著的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成为新协议的第二支柱，共同构成新协议的主要框架。这样，在新的资本框架下，监管当局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将会出现相当大的变化。

参与和评估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度

新协议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允许银行实行内部评级方法，鼓励银行运用内部模型来全面衡量风险。对监管当局来讲，实施第二支柱的关键就是监管当局应该能够确保每家银行有合理的内部评估程序，以便银行首先对其面临的风险有正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评估资本的充足状况。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状况、所在市场性质和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监管当局有权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

监管利率风险

新协议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将原来纳入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范围的利率风险，转为纳入第二支柱的监管范围中。进行这一修订的主要原因是利率风险的衡量存在较大的困难，难以衡量必然导致相应的需要提取的资本的要求难以确定。这一变化之后，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在短期内降低了对于利率风险的管理难度，但对于监管机构来说，要求提高了。

总的来说，新协议虽然扩大了监管当局的自，但同时也把责任和风险交给了监管机构。对监管当局要求的提高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同时，如果给予监管机构的权力没有被合理的运用，反而被滥用的话，那么金融市场中的公平竞争问题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新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新要求

我国银行外部监管与新协议的距离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新协议框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监管机构从1988年协议中的被动执行身份，转换为积极主动介入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这种转换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的监管当局来说，他们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

监管理念还不够先进 中国目前监管理念还不够先进，从信贷风险管理中过分注重抵押这一因素可以看出。在新协议中，委员会鼓励银行自身通过搜集大量内部数据建立贷款决策系统，对贷款人的未来盈利能力、未来的现金流量进行独立的分析和预测。而与独立的评估盈利能力相比，抵押、担保等则是第二位的，它们只是一种预防性的风险缓释技术。银行要求贷款人提供抵押的目的，不是希望获得抵押的物品，而是为了促进借款人能够按期偿还贷款。

除此之外，目前监管机构基本上还是将监管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信用风险的控制和防范方面。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不高有直接关系。所以，中国的监管程度和手段离国际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

监管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在2003年以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授信管理法律框架主要由《商业银行法》、《担保法》、《贷款通则》等授信管理法律构成，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在1995年前后制定的。而这些法律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经济环境。

银监会对新协议的态度

银监会已经明确表示，新协议在我国还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我国银行业暂时还不会完全采用新协议。但同时银监会对新协议的总体框架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新协议正在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崭新的面貌和机遇，银监会将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新协议，进一步提升国内银行业监管水准。

在中国实施新协议，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不会有较大的改善，但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要求则会提高。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底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我国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然而，在此还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1988年的老协议，绝不是百分之百的老协议。银监会在执行过程中会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部分内容考虑进去。为提高资本监管水平，银监会已对现行的资本规定进行了修改。中国的银行都在以新协议为切入点，考虑如何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努力缩短与国际化大银行之间的差距。

对银监会关于新协议态度的评价

银监会决定暂不实施新协议的态度，是考虑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后的明智的选择。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协议是一个包含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的协议，它将对国际金融和银行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有时候选择一个适当的进入时机更为关键。巴塞尔委员会主席卡如纳也说“正确的时间表和恰当的顺序对实施新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不应急于求成。”就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外部环境看，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所需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

银监会的选择一方面给国内的银行保留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2006年按照WTO的承诺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之前，中国国内的银行可以抓紧时间补充自己的准备金，搜集数据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模型，提高自己和国外银行竞争的资本；另一方面，银监会决定吸取新协议第二、三支柱中的部分原则，给国内的银行一定的压力，使他们遵循着国际一致性的准则来经营和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文献汇编.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