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治理原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空间治理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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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形成多样化的网络空间生态。

在健康的网络空间生态中，要实现多主体参与、平等参与、自律参与。

多主体参与意味着网络空间是包容性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互联网的过程中考虑多数人的网络权利，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接入互联网，防止现实社会的财富差异带来网络空间的“数字鸿沟”。平等参与是网络空间运行规律的体现。以虚拟身份进行的互联网交往，平等性是突出特征。良好的网络空间新生态，需要的是平等坦诚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凝聚共识。自律参与是网络空间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网络空间的参与者要明确自身的行为边界。这是网络空间的行为伦理，也是网民群体自我约束的规范和标准。有了这种伦理规范，网络空间才能有序发展。

2.推动形成共享的网络空间生态。

共同受益也是自然生态良好的一种基本体现。在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不能只有少数动物或植物受益，而是要普遍受惠。同样，在良好的网络空间生态中，也不能只是少数国家、少数企业、少数人受益，而是要实现普遍受益、共同受益。

推动形成共享的网络空间生态，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全球治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接入互联网开始，全球范围的互联网规模化应用已经有20多年的历程，这为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网络空间发展问题，从战略架构、规则制定、前瞻防范等方面入手，进行系统治理。

3. 推动形成持续发展的网络空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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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了一个基本问题：由广义的电信网（包括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与互联网）构成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二类生存空间”，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更亟须妥善有效的应对，国家的管辖权必须要延伸到网络空间，并确立安全可靠的国家网络空间。

当前，中国通信、互联网及银行使用的大部分软硬件产品，大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出现，促使网络成为受众超过任何媒体、影响力迅速增长的巨大新媒体。根据统计，中国网民已接近6亿，其中手机网民4.64亿，他们已成为与网络互动的自媒体。但同时，互联网也成为以讹传讹的谣言温床，并因为流传速度快，影响面广，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此外，全球市场环境正发生重大变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正由出口外向型转向更多依靠内需，为此，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信息消费与两化融合，以此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转型升级，这也需要更加安全、高效的信息通信网络作为基础支撑。

在这样的形势下，深化电信改革，打造一个高效可靠的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一是加强政府对通信信息的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站在国家利益全局的高度，统筹国家优势资源，设计和构建国家统一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强化网络空间的管控能力、网络产业的推动能力、网络国防的支撑能力和网络文化的引导能力等四项能力，应该成为这个治理体系的四项最重要职能。目前，美国电信业是由对国会负责的独立政府机构FCC（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管理。相比之下，中国通信信息的管理体系亟待充实。

二是必须实施网业分离，深化国有电信公司改革。

国家控股的电信公司是为各行各业提供基础保障的具有公益特点的部门，应该通过网络、网络基础平台（包括应用基础平台）和电信基础数据，向政府、企业与民众提供安全可靠又廉价的基础服务。但由于同时担负了更多的大众常规通信服务职能，所以电信公司一直不得不在基础服务和市场盈利之间进行艰难平衡。这既增加了管理难度，也让电信公司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着力推动网业分离，电信变身为像水、电、气一样的民生服务提供者，提供电信网络支撑。其他竞争性或服务性的业务，则原则上支持由民企及国有中小企业开拓发展。

此外，基础网络建设应逐步国产化，以华为、中兴等国内企业的硬件设备和国内软件公司研发的国产软件为主，以此为基础打好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战。同时加强网络安全的研究与投资，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扶持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改变电信公司以完成销售收入与利润为中心的运营现状，将电信的基础服务保障作用及安全保障作用，作为企业考核的主要内容。

三是需要在深化电信改革的统一部署下，实现三网融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传统的电信网与广播电视网将逐步融入新一代的互联网，广播电视系统不应另建一个专用互联网。三网融合的困难是部门利益的分割之争。只有对国家网络空间治理体系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才能实现在统一网络基础上的职责与业务的合理分工，完成三网融合的重大改革之举。

四是必须在避免重复建设的原则基础上，开展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建设。

以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投资为参考，若三大电信公司各建一个4G网，总计将投资近万亿人民币。如果广播电视系统从头开始再建一个4G网，则要再增加数千亿。对这样大的投资，应花大力气进行符合科学发展的总体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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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发表重要讲话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发表重要讲话

建设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的绝对安全。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2014年7月16日，在巴西国会发表《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

互联网“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企业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上有共同关切，我们愿同美方加强合作。”

“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性。但是，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

――2015年9月22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

打造中美合作新亮点

“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对一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如何治理互联网、用好互联网是各国都关注、研究、投入的大问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中美都是网络大国，双方拥有重要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双方理应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就网络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打造中美合作的亮点，让网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2015年9月23日，在西雅图微软公司总部会见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双方主要代表

对抗摩擦不是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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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多元化的安全观理论中的一个，其理论视角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建构主义学派不囿于单一的因果链条，认为行为产生的解释来自于更加宏观和复杂的因素，建构主义更多地追溯历史、文化、环境和制度中多方面多层次的解释维度。建构主义安全观视角关于国家的出发点是：“国家行为由思想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决定。”互联网发展的巨大作用，就是不仅为现实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改变了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精神的塑造、文化的传播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构成深刻影响。互联网使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传播、集体规范的达成与生效以及社会共识的共建与稳定等诸多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客观安全是基本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互联网对精神、观念和思想方面的塑造能力更值得重视。建构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属于社会建构的一种，社会建构主义重视建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并且认为文化对行为体的安全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即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其生成受到结构的影响，同时其变化受到后天行为的规制和约束。以建构主义安全观的视角，网络安全不再指涉单纯的主体安全，同时也包含了结构安全的内涵，不仅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之间的影响包含其中，也将安全作为一种共存共生的平衡状态赋于国家结构的互动之中。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主客观的一种互动和相互影响，即“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在主客体之间相互定义生成的一种理想状态。互联网时代，安全领域重心发生了转移，如今的格局是实体安全和虚拟安全双重建构的体系，虚拟安全在网络领域，以意识形态和信息安全的方式影响着现实。国家网络安全除了硬件安全保障，同时需要建立具有安全意识的网络公共对话空间。网络安全来自于虚拟安全与现实安全，现实安全要求有扎实的硬件建设和技术开发，而虚拟安全则更多的是来自于网民的安全感和安全意识。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全面系统并且人性化的安全观，与社会构成强有力的关联，也和日趋网络化的现实发生更多交集。建构主义的安全观符合当前互联网时代赋权、平等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同时也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有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时，互联网将共识制造的成本大大降低，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障碍被克服，对话的条件提升，渠道资源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思想和对话的作用，强调结构性的影响和理念的共享与共识的传播。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网络安全的内涵

阿诺德•沃尔夫弗斯在《冲突与合作》中将“安全”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客观意义层面的安全指的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威胁的状态，重在强调客观事实和结果；而主观层面则更集中于主观的安全与否，指不受价值攻击和威胁的恐惧和不安，强调感觉，重在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形成。理解“安全”也需要理解安全的反面——不安全——也就是威胁和恐惧。安全状态是一种二元结合、相互影响的理想状态。相反，对于威胁的界定和控制能够有效地保证安全状态的存续。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也截然不同，“在国际维度上被认为安全的行为，可以是内向的也可以是外向的，换言之，可以是防卫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防卫是对现状的维护，是对自身内部的保护，而进攻则是对现状的改变和对现有格局的突破，是对外的行为。”网络安全包含了两个层面的主旨讨论，一层是“网络”的本体和主旨的描述规划了问题的主要来源和考查范围，另一层是“安全”所隐含的理论背景、发展趋势和本质诉求。“网络”的内涵已经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推动而不断被补充，但是对其“安全”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伴随其技术发展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核心问题。安全问题，就安全的属性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安全是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的问题，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是指外界现状和客观现实，而主观则是对人们心理状态和感觉的强调。”这就将安全问题划入由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组成的二元体系。从这个安全观的角度出发，安全问题涉及到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影响范围，具体而言，就落实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个人安全。网络已经深入到国家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重要作用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所以，当下网络和信息安全就成为安全问题所要讨论的重要部分，其牵涉到技术方面的开发和控制，同时在网络系统和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环节安全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机制。网络安全关系上至国家信息安全、社会协调，下至民心稳定、个体隐私，对其防御、保护和治理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化的进程和网络对现实生活更大范围的介入，使得其安全问题不仅指网上生活的安全，保证网上生活、交易、信息的安全性，同时也拓展到了网下生活的安全，就是与网络关联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安全的，不论个人主体是主动介入还是被动介入。”网络安全的内涵是丰富、复杂并且多元的，其顺着网络发展的触角延伸到了国家运行、社会运转和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已经不仅是技术开发阶段的安全问题，在其被使用和利用的过程中，以及衍生出的其他和网络相关的问题都属于网络安全涵盖的范畴。“网络安全若从其本质而言是网络上的信息安全。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凡是涉及网络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和可控性的相关技术和理论都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和探索领域。”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从“防护对象”和“维护手段”两个方面定位网络安全问题，她认为：“在不同时期，网络安全的称谓和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内涵在不断深化，外延在不断扩展，而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包括技术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渠道安全、资本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网络安全的议题随着时代变迁、技术创新、社会变革和国家建设的步伐，其理论内涵和外延在不断被重构和丰富，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共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成为国家战略选择过程中不能忽视和回避的战略性问题。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强调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之后，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将网络安全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也是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国家安全议题所出现的新挑战、新任务，网络安全甚至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必要安全指标之一。

（一）“网络安全”建构“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大议题下众多安全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层面，我国国家安全理论方面的建设都为国家安全这一重要国家议题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理论成果。“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和的根本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其他无从谈起，而国家安全也是推进国家经济可持续、稳健发展和实现全社会稳定运行的安全基础。”从国家层面出发，安全议题可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始终作为国家系统内的重大安全问题，涉及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以及微观的个人安全等，而外部安全则涉及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间竞争，以国家为单位应对外国网络攻击、入侵和信息泄露等问题。网络安全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行为主体并不再限于国家或者权威机构，而将使用权力下放到了每一个个人，同时将构建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义务具体到个人。“由于网络世界的非对称性、去中心性和碎片性，网络犯罪主体的追踪范围已经扩大到个人、组织甚至国家。”个人、组织和国家都是通过网络安全来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基本单位。宏观的国家安全被划分成不同的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的安全。目前，我国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的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回应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所以，网络安全对于我国的完整、政治安全等核心安全问题有着重要保障意义，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公共安全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

（二）“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利益”。

“杜查希克认为国家利益有五个永恒的要素：①国家实体的生存，主要指国民和国土的存在；②基本价值的生存，如自由、民主、独立、平等；③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持；④经济的发展；⑤领土和完整。”无论是信息还是网络都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国家重要资源的维护对象和途径。国家利益同样涉及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内部利益是国家实现外部利益的前提和保证，内部和外部利益也相互影响。而网络安全的内涵指涉的是一个全局、全方位和全空间的安全意义，不仅对我国内部国家利益——国家的存在及存在状态以及内部价值的建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有着提供安全保障的作用，同时对外部的国家利益——比如国际中存在、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的公平和展开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在网络构建空间中，能否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三）“网络安全”建构“空间安全”。

网络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已成为世界共识，网络建设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倘若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设施被控制、威慑、攻击或者破坏，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个国家整个运行系统必然面临威胁。新《国家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维护国家网络空间”。网络，已经成为新的空间要素而客观存在，“信息”是在巴西演讲别提出的概念，是继陆、海、空、天之外的国家第五大空间，网络空间的保护和管理，是对连接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空间的总体关照，同时，网络空间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主导动力来源。我国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将网络建设升级至国家层面的议题，此举标志着中国这个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拥有最多的网民数量、运行最庞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具备最强大的科技发展动力，树立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的发展目标的矢志不移的决心。国家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关键性和紧迫性，再以网络安全为原点辐射和管理逻辑起点，促进国家其他安全问题的落实和跟进——完整、信息公开、隐私保护、经济稳健、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以及全民安全。

三、我国国家网络安全的战略分析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网络自身的特性，2014年是中国进入互联网世界的第20年，并且多项针对网络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落到实处。中国要以2014年为发展元年，确定中国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六点基本原则：（1）法律底线——保护公民隐私及国家到个人最基本的权益，发挥法规和市场规律的力量；（2）合作先行——鼓励合作，国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合作，国际上寻求积极合作机会；（3）职责明确——明确各部门的义务和责任，也明确各安全责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4）遵循规律——尊重互联网客观特点和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特征，不能将网络建设视为割裂之要素，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5）制造共识——群众基础培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观安全的构建而努力，建立一种全新的安全防护及管理机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状况；（6）应对灵活——尊重网络空间规律和特点，提高灵活性，部门建制要符合需求，增加垂直纵深力度，减少层级和多部门分散。在以上六点原则基础上，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现实社会的发展特点，在思想与对话并重、现实与虚拟并驾的前提下落实我国网络安全的发展战略。

（一）整体观念，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发展观。

对我国而言，网络技术的全球范围普及和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使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网络空间的无远弗届让个体网民的信息安全风险加大，在全球化大局的驱动和全世界各国齐头并进的格局下，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的重要议题和国际间各国新的博弈。“从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的空间实践来看，人类社会空间的转换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城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网络空间。”我国网络发展面临的国际局势可描述为：存在竞争关系，在寻求合作的背后是资源的争夺、技术的博弈和实力的对抗，而且国际形势并不乐观，网络攻击和控制始终存在。而国内形势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覆盖不平衡，受互联网影响大，数字鸿沟始终存在，网络安全问题频发而且呈现形式多样，例如网络诈骗、网络流言甚至是网络犯罪等。“国家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力，应该在经济方面寻找它的基础，而为了不陷入经济主义，又必须借助于‘多元决定论’去考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国家权力机构正是具有这种“相对自主性”的特点，从中国国家本身出发，“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内对外双向建设和治理中的概括性战略，是作为国家权力的高度将“安全”议题多元化，将“网络安全”作为整个国家安全总战略的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面向国内大局，同时也以整体的形式防御和应对外部国际局势。“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将“网络安全”纳入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安全观从国家角度确定网络大安全范围，从政治治理和国家角度规制了网络安全。“贯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着眼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全，又要体现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上。”

（二）强制与认同并行，国内与国外并重。

1.“强制”与“同意”：“葛兰西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由此在践行网络安全执行的主体讨论中，“强制”和“同意”是网络安全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双向核心即政治层面的执行力，“政治统治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同时，来自市民社会的“同意”反映出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层面的民意基础和舆论基础。在网络安全治理过程中，问题复杂，层级重复而且建制部门之间的职能也有重合和覆盖，这时，国家的建制和从政治高度出发、从市民社会微观表现议题都规定了网络安全防御、维护和合作的要求。

2.“国内规制，国际塑造”是指在网络安全的战略考量中需要考虑的“国内”和“国际”的双向维度，也是综合大环境要素和全球化的趋势：以国内安全带动国际安全。“吉登斯认为不能将全球化仅仅视为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涉及到全球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甚至深入到个人的行为、思想和日常生活。”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和国际间加强交流的语境之下，问题和归属问题都是不能忽视和妥协的关键问题，而网络和归属也直接关乎国家的网络安全水平。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和重要基础安全，一定要建立“统一领导，多维治理”的战略部署格局，国内以规范和治理为主，国际上则是合作与防御并存。中国的国家网络建设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合法性、国际认同和国际地位，中国的网龄尚轻，在国际舞台上还有很大塑造空间，现在是定义中国国家网络地位的阶段，所以，国际视野中以“塑造”战略为主，同时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开展有条件有范围的国际合作和共享，既分享网络治理经验和理念，同时也要加强核心技术保密和网络系统安全不被攻击和胁迫，确保在去边界、去中心的网络空间中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开放包容的角色和定位。

（三）从“防御”到“自生”再到“引导”的多层级战略防御。

防御是我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执行前提，是最为基础的目标；自生是在防御基础上提出的新要求，就是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大国技术生产的依赖；引导是中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最宏大的目标，从国内内部安全的角度而言，内部引导是规划国家内部网络建设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大国乃至超级大国，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和意识。将国家权威投射在网络空间范围内，并努力将整个国际网络空间纳入到本国的控制系统。从“目标界定与威胁认定”的角度出发，“威胁认定究其本质说是一个‘归因’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而非纯粹的客观判定。‘归因’之于威胁认定，就是‘科学地找到令人满意的威胁来源’”。放眼全球化和自身建设，实现防御、自生、引导三个层级的目标。实现“保护我国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及自身防御能力、提高自身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开发能力，网络安全的设备安全和技术安全、规制国内安全网络和在国际关系中获得话语权和主动权”三大层次上的战略目标。

（四）上达国家下至个人的多主体多层级的有序安全体系建设。

从划分安全主体的分层级战略出发——相对于本国而言的国外势力主体、国家、企业和个人。这项战略有助于细化责任归属，切实提高治理效率。第一层级，即最高层级，也是安全问题的核心主体。网络安全的最高层级首先是国家安全，具体也包括一些核心机构和重要职能部门的安全。随着国家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网络被应用到生活和管理的更多方面，从而也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蕴藏的风险也更大；其次是全球化语境中相对于自身国家而言的外国主体，即和国家本身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的主体，他们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身份具有二重性：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主体和国际环境中的合作主体。第二层级涉及企业安全。互联网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模式、组织手段和服务方式，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各个移动终端、移动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都成为一个网络入口，管理成本更高，终端碎片化，也就大大增加了攻击企业内网和信息外流的风险。如此这般，对企业层级的保护也需要被纳入到网络安全议题的日程上来。互联网时代每个位移范围的手机都可以变成一个Wi-Fi，对企业的网络攻击可以绕开防火墙，从攻击员工个人入手，再对单位发起攻击，这同样需要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保护。第三个层次则是个体安全。以上提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终端的发展使网络的入口变得极其复杂和多样，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技术，用户信息通过各种能够感知和不能感知的渠道和方式被无处不在的终端搜集、传输和处理，一旦被攻破，个人隐私便会泄漏，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就存在威胁。同时，个人也是网络空间中散落的个体和小的传播媒介，个人力量也有在网络空间制造威胁和巨大传播流、传播话题的能力。这三个层级的主体战略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战略层次：对网络空间和信息化流程中的各责任主体进行规制、引导和保护，他们受到的安全威胁与能够制造的安全威胁同样值得重视。与此同时，我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还要提高应对灵活性和预案预警能力，建设国家规格的网络安全数据库，强化数据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丰富和演进，不断提高国家适应网络发展但是又不受制受控于网络技术的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硬件发展的同时国家的软实力也要相应支持跟进，加强人才队伍的培训和建设；运用垂直纵深的管理模式，寻求政策平衡、区域平衡和国际平衡三者之间的平衡点。网络安全的度要拿捏把握，在保护安全的前提下不能限制了网络使用，压抑了网络本身的发展潜质，这不只是权利获取问题，也不只是信息使用问题，更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从国家宏观治理的角度出发，减少政策性和可避免的鸿沟的出现，以免出现其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决策者的认知对于决策的制定至关重要，认知变化成为政策变化的主要动力，研究国家网络安全问题要树立“问题导向”的思路——威胁存在的可能性和形式以及评估体系，建立相应的安全相应系统，安全意识的培训和疏导，提高抵御风险和威胁的能力，国家层面的安全保护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既驾驭全球网络技术发展的东风同时也辩证理性地看待这其中伴随的裹挟和冲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树立国家网络安全的危机意识。网络世界日新月异，也为国家的治理和调控提出挑战，如何应战、利用、协调和维护对于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任重而道远。首先技术开发方面即不能受制于人，要掌握充分自主和驾驭空间：将主动权和对技术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本国能力可及范围，硬件、软件都不再受制于人，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网络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先行，降低安全威胁。提升国民网络素养，筑起网络安全的高墙。“我国要举国家之力动员全民共同努力最终建立起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经过五年技术研发、调试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身份证”技术等大规模服务技术难题已被悉数攻克，网络安全的客观安全要求有过硬的技术支持和坚实的管理系统。在网络安全的硬件执行力和网络身份管理方面，已经建立起全国唯一的“公安部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这是中国公安部针对网络虚拟的社会管理，为切实保护公民网络安全而采取的重要安全举措。建立网络身份管理的基础框架，是构成网络社会法治化的管理基础，是形成中国网络信任与身份管理体系的有益探索，这也是建立互联网治理有效的数据库建设以及后续跟进的长期有效的基础保障。同时，我国已经连续两年举行网络安全周活动，切实将网络安全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落到实处，从个人层面抵抗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增强网络安全与自我保护意识，树立网络安全观念，建设最具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共识的网络安全保护网，引导公众健康使用网络，共建健康文明的网络大环境，实现网络安全从上至下的分层布局和有序管理。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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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层舆论空间博弈中的“舆论倒逼” 银行监管立法的“舆论倒逼”现象研究 浅谈舆论倒逼现象 “劝退”应形成良性倒逼机制 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倒逼影响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来临及去向 产业转型升级倒逼机制的作用机理及实证分析 现金流倒逼的改变 “紧平衡”的倒逼效应 “好孩子”的信息倒逼 倒逼式创新下的生机 国企改革的倒逼动能 倒逼，医药分离的真正起步 “碳关税”对中国转型形成强大倒逼机制 网络舆论危机对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Web2.0时代舆论引导的新变化及应对策略 电视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的应对策略及舆论引导 我国舆论监督的现实矛盾及应对策略 政府网络舆论引导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论引导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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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肉搜索 隐私权 个人信息保护

一、“人肉搜索”的现状

1.“人肉搜索”的定义与作用机理

我们认为，“人肉搜索”是指利用众多网络用户搜索、汇集、整理搜索引擎提供信息的一种方式。无数网络用户一起从不同角度和途径对同一事件或者同一人物进行搜索和挖掘，搜集相关个人信息。

一般来讲，“人肉搜索”是通过搜索对象之前上网所留下的痕迹，对其进行查询，或通过网络查找与知晓搜索对象的人，进而找到搜索对象。因此，其常用的手段包括:利用搜索引擎进行搜索;从被搜索的目标对象入手，查其本人及朋友的博客、论坛等寻找线索;利用一些常用及社区类网站搜寻目标对象可能留下的注册痕迹;通过被搜索目标的注册痕迹，查其IP号，锁定目标现实生活中的活动范围，进而确定其真实身份等。

2.“人肉搜索”的分类

“人肉搜索”并非法律用语，它实质上是一种资料的搜集方式，因此，以资料为对象，对“人肉搜索”进行分类，似乎更为恰当。广义上可以将“人肉搜索”分为对属事的资料的“搜索”与对属人的资料的“搜索”，前者是指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人找人”的关系型搜索方式;后者是指以网络社区为交流平台，集合广大网络用户的力量，搜索某些人物的个人资料，并将这些个人资料公开化的网络活动。对于后者还可以进行细分，以个人资料是否公开为标准，可分为公开个人资料与隐秘个人资料。

公开个人资料与隐秘个人资料的区分涉及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范围问题。网络空间的无限延展性往往导致事件超出“人肉搜索”发起者的控制，对被搜索者而言，往往造成“罚过其责”的后果;对信息者和网络服务供应商而言，则有可能构成侵权。因此，应当给人肉搜索划定一条“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就是私人空间，即法定的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人肉搜索”必须止步于此，之后的问题应当诉诸于公力救济。

二、“人肉搜索”导致侵权行为的原因分析

“人肉搜索”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简单来讲就是侵权，这里的侵权指的是直接侵权，具体是指信息者以及网络信息内容提供商(ICP)有可能侵犯被搜索者的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至于现实中出现的对被搜索者进行恐吓、骚扰乃至造成其人身伤害、财产损害等行为实际上是后续行为造成的损害，并非直接侵权。

“人肉搜索”为何极易导致侵权的发生，我们认为是由于我国个人资料保护领域“失范”现象严重——保护个人资料的法律法规缺失以及相关执法机制与机构的不统一。以隐私权来讲，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规定隐私权的独立民事权利地位，只是在《妇女权益保护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保护隐私权的规定，但都没有对其做明确的定义。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界分模糊，各种利益并未得到均衡考虑。另外，对网络产业监管不到位以及网络空间公众道德感的缺失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人肉搜索”现象所涉及的众多问题将发展迅猛的网络技术与相对稳定的法律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人肉搜索”现象的出现凸显了我国在个人资料保护领域相关措施的缺失，因此，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完善我国个人资料保护体系，以求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 转贴于

三、规制“人肉搜索”的法律对策

其实“人肉搜索”无非是网民利用相互之间的信息进行交流，寻找一些特定信息，唯一稍显特殊的是利用了网络。“人肉搜索”本身并无对错可言，是网络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产物，因此理性的处理方法是疏导而非禁止。

网络空间的无限延展性往往导致事件超出事件发起者的控制，对被搜索者而言，往往造成“罚过其责”的后果，程度远远超过其言行应负的责任;对信息者和网络服务供应商而言，则有可能构成侵权。因此，应当给“人肉搜索”划定一条“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就是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人肉搜索”必须止步于此，之后的问题诉诸于公力救济。

发展迅猛的计算机技术与相对稳定的法律之间的矛盾已存在多年，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面临这一难题。分析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应当会对我国网络法律制度的立法大有裨益。

比较成功的模式是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美国为了鼓励、促进网络产业的发展，采取一种以政策性引导下的行业自律模式为主导，辅之以立法的模式。欧盟主要采用立法方式对网络隐私权进行保护，制定了大量相关法律，如《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等。

两种模式总体来讲各有利弊，如美国模式一方面行业规则缺乏约束力，另一方面由于行业自律模式采取参与制，所以其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欧盟模式则面临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立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另外，网络技术专业性极强，关于网络的立法需要投入更多的社会成本，从而造成诸多资源的浪费，过于细致繁琐的立法也会网络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实现“人肉搜索”的有序化既要依靠网民的自治，又需要相关行政力量的干预和法律法规的规制，所以在建立我国相关网络法律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两种模式的利弊，一方面尽早制定、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行为;另一方面加强政策性引导，使网络行业形成良性的行业规范。具体来讲如下所述。

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确立平衡原则，在立法当中应当注重网络产业的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网络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确立弹性原则，网络技术的复杂性要求对网络的规制不应是单一和僵化的，应重视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商，充分考虑到民事领域的自愿性。

我国应当采取法律规制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模式。制定高位阶的、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在立法中给予网络行业一定的自由空间，加强对网络行业的政策性引导，使其得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蒋坡.个人数据信息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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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查显示，70%的用户对于云计算、移动应用的安全性心存疑虑。”亚信安全公司安全中心副总经理轩晓荷在主题为《云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挑战与对策》的演讲中提到，“恶意软件的大量增加与行业安全标准、监管措施的缺失，使得企业在安全方面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国外，越来越多的用户习惯于购买安全运维服务，而中国90%的用户还在采购安全产品。这就是差距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缩小差距，不断增强中国企业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方面的安全性呢？轩晓荷提出了四大策略：第一，准确识别云计算和大数据环境中的安全威胁，做到知己知彼；第二，有效平衡开放技术和安全防护的需求；第三，循序渐进提升企业的安全能力，从产品到服务逐步完善；第四，建立企业整体的安全体系，不断完善安全机制。

由被动防御到主动防御

在新型安全攻击层出不穷的时代，云中的大数据成了网络犯罪集中攻击的目标。今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其中明确指出了推动政府大数据开放、共享，并保证其安全的重要性。各地方政府也在逐步落实数据公开和数据资产化。保证大数据的安全已刻不容缓。

国家信息中心网络安全部副主任李新友表示，保证大数据的安全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政府部门要加强相关的立法工作，制定数据公开和交易的原则；第二，个人要增强隐私和信息保护意识；第三，厂商要在大数据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创新方面下更多功夫。

随着云计算应用、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企业需要在原有的网络环境中增加对移动设备的安全管理，同时还要小心应对数据中心逐步向虚拟化环境、云中迁移时带来的安全管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建立立体化的防护体系，对企业基础架构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实行一体化的防护，采用统一的标准化的安全模式。以前，企业针对不同的应用可以采用单一功能的安全产品进行保护。现在，随着应用和数据的集中，企业必须采用统一的身份认证和防护解决方案，以满足合规的要求。

“企业需要防护的范围在逐步扩大，除了物理设备、数据库需要保护以外，就连虚拟资源池也要进行保护。”轩晓荷补充说，“企业需要保护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有必要时还要针对大数据提供特别的安全解决方案，此外还要考虑安全威胁治理等。”

最让互联网企业和云服务商感到头痛的是防不胜防的DDoS攻击。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或领域，企业非常担心自己的IT系统受到来自不明方的攻击。虽然很多厂商可以提供防DDoS攻击的设备，但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出现，单纯依靠一个设备或单一的解决方案已经不能有效抵御DDoS攻击。”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作法是，在DDoS攻击比较猛烈时，系统可以动态地快速增加服务带宽，比如将过去服务100个客户所需的带宽瞬间提升至可以支持5万甚至10万客户的带宽水平，这样一来，DDoS攻击就会立刻失效。”亚信安全业务发展总监童宁举例说，“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更廉价的攻击方法――CS攻击，基于内容安全的漏洞来实施攻击。这种攻击更具针对性，主要是消耗服务器的CPU资源。企业更应小心应对。”

以前，企业通常采用的是被动防御的策略，亡羊补牢。所以给人一种印象，企业和安全厂商总是被黑客牵着鼻子走。“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安全厂商的许多技术创新工作都走在了黑客前面。在今年全球发生的16个零日攻击中，趋势科技预先发现了其中的8个。”童宁介绍说，“我们现在要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并将被动防御与主动防御的技术相结合，这样才能让黑客无处遁形。”

企业转型的坚强后盾

今年9月1日，亚信科技宣布收购趋势科技在中国的全部业务，包括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100多项，同时建立独立的安全技术公司――亚信安全。此举不仅在安全领域引起了强烈震动，而且对于亚信集团的转型来说也是一个推动。2014年7月，亚信集团对原有业务进行了调整，分成了四大事业群，安全业务就是其中之一。借收购趋势科技中国业务之机，亚信安全将原有的通信安全技术与趋势科技的云安全、大数据安全技术相结合，成了网络云安全领域新的领头羊，VMware、微软Auzure和亚马逊AWS等全球领先的云服务商都是亚信安全的客户。

收购完成后，亚信安全具备了提业互联网整体安全软件的能力，也将业务进一步扩展至金融、教育、制造、医疗等更多领域。亚信安全董事长何政表示：“亚信收购趋势科技中国业务之后，拥有了国际领先的云安全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将使中国在世界云安全产业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对于保障国家网络安全与云产业安全，实施自主可控战略也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亚信安全作为一家中国本土公司，将充分发挥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技术优势，并与国家信息中心齐力合作，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业务创新，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共同推动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亚信安全作为中国领先的云与大数据安全技术、产品、方案和服务供应商，将以“护航产业互联网”为使命，坚持“产品、服务、运营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助力客户构建“立体化主动防御体系”，推动企业实施自主可控的安全战略。

亚信安全在北京和南京设有独立研发中心，拥有超过2000人的专业安全团队，在网络安全、云和虚拟化安全、终端和移动安全、APT治理和安全服务等多个安全领域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软件和解决方案。“通过与趋势科技分布在全球的15个恶意软件实验室合作，亚信安全可以响应和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威胁。”童宁介绍说。

亚信科技原来的安全部门主要为运营商提供服务，而趋势科技中国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政企客户。亚信科技收购趋势科技中国业务后，对双方的安全业务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位：对于双方原来的优势领域，亚信安全将继续深耕细作，不断巩固既有优势；对于双方原来都不擅长的领域，亚信安全会整合现有的产品，继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对于一些潜在的市场，比如中小企业安全市场、针对运营商的云安全服务等，亚信安全会全力出击，以新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覆盖这些市场。“针对运营商，我们仍会采用直销的手段，还会为大型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对于商业市场，我们会充分借助2000家合作伙伴的力量加强渠道销售。”轩晓荷表示。

亚信集团的新定位是“领航产业互联网”。在亚信集团转型的过程中，安全业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亚信安全将成为产业互联网坚定的拥护者和坚强的安全后盾。

助力自主可控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世界各主要大国间的网络空间安全争夺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我国已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和《网络安全法（草案）》，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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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盗版侵权频发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发展加速信息传播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网络接入费用和数据存储费用的降低，网上大规模传播作品成为可能，人们可在瞬间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也可以快速、低成本地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相比以往购买纸质书籍和光盘等视频资料)，这促使人们倾向并热衷于在互联网空间实现资源的传播和共享。以百度文库为例，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从文库中下载各种文档。但同时，下载文档需持有数额不等的下载券，这种下载券的获得方式则是向百度文库上传自己拥有的文档，由此，用户的上传行为就构成百度文库文档资料的来源。

(二)网络产业与传统出版业的利益之争

网络盗版现象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数字化时代网络产业与传统出版业的行业利益之争。侵权人通过盗版行为获得的收益相当可观，如快播公司在2011年销售额为1. 3亿元，2012年达到3亿元;仅在腾讯公司投诉快播公司一案中，快播公司的获利就高达8700多万元，与快播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快播网站从中收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事实上，这种网站的建站成本极低，只需半个小时花费上百元人民币就可以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盗版活动的快播网站。如此高额的回报使得众多网站纷纷效仿快播的经营模式，网络盗版现象呈现爆炸式发展，在快播倒下之后，西瓜影音、吉吉影音等迅速填补了快播留下的市场，在线观看和下载盗版视频依然很方便。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彻底关闭盗版网站非但不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著作权人也是一种损失，我们应该做的是尽快建立著作权人与网站、用户三方共赢与和谐相处的合理的、成熟的商业机制。

(三)公众版权意识淡薄

就普通网络使用者来说，大多数网络用户只关注网络带来的免费与便捷，并不知其所获取的文献或视频是未经授权的盗版资源。就单个网络用户来讲，对网络文献或者视频的使用通常是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等目的，一般不被认定为侵权;但盗版网站因整个用户群体的点击与访问所获得的流量或广告收入则构成对权利人著作权益的侵害和掠夺。

就作者群体来讲，网络盗版问题早己存在，但以往很多作者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首先，作者个人维权面临寻找证据、公证、起诉等法律问题，需要时间、精力以及专业知识，这对作者维权造成一定困难。其次，过去作者觉得自己的作品在网上传播可以提高知名度。随着网络阅读的快速发展与网络盗版的日益加剧，作者通过传统出版业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他们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已不能容忍网络盗版现象的一再发生。

二、网络盗版侵权的法律规制检视

(一)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的失灵

传统著作权的保护方法立足于物理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开发和散播传播工具的成本昂贵，作品的复制工作也需要大量投资并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大规模复制行为往往只有专业的图书出版商、唱片制作者、电影公司等机构才能胜任，从而这些专业机构只要充当好守门人角色，即阻止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就可以预防侵权。而数字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作品得以虚拟形式存储于虚拟空间，作品的物理独占性被打破，再加上复制成本极低、传播速度极快，在一瞬间就能够完成大批量的转载，而不论转载行为是基于慷慨的共享还是为了非法牟利。最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复制行为可能是符合合理使用的，但这一行为实际上对作者的财产权益造成了巨大冲击。鉴于此，我们亟需探寻合理的互联网版权体制的建立。

(二)盗版侵权认定的具体规则问题

1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关于两项原则的规定:一是避风港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的《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被学者们视为暗含避风港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的当属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关于避风港原则的规定。《条例》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等具体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自动接入服务、自动传输服务、自动存储、提供信息网络空间、提供搜索与链接服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相比2000年解释，该条例的规定更为细致，也更具操作性。尽管如此，自避风港原则确定之日起，针对该原则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如何协调避风港原则与著作权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如通知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删除需要多长时间，如何使这些法律规定更具有操作性，适用避风港原则的标准能否更加明确等。二是红旗原则。红旗原则主要侧重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条例》第23条规定，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学者们对《条例》中红旗原则的垢病在于，其规定过于空洞，而且主要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要件(明知或应知)的规定，缺乏对行为人行为的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容易发生争议，不利于统一适用，也不利于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

总体来说《条例》关于两项原则的规定对于争议双方来说，都没有实质性的法律效力。因为很难确定这两条原则的范围，导致在很多情况下，著作权人认为应该适用红旗原则，而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则认为适用避风港原则。

2. 2012年司法解释的进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解释》)，该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在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原则、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构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教唆侵权和帮助侵权、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信息存储空间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判定标准，以及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等问题进行了规定。第一，明确规定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指导思想: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了司法实务对于网络版权保护机制的构思，有利于催生一种双方互利互赢的商业模式。第二，细化了侵权主体的认定情节: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提供点对点技术服务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保持了技术中立的态度;对于提供搜索、链接和空间等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判断其行为是否侵权主要考虑其对侵权行为的注意义务和控制能力;对于虽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主观上存在教唆、帮助、分工合作等行为的应当认定其构成侵权。第三，细化了红旗原则，使之适用更具有操作性。第9条规定了法院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应当考虑的因素，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3条对红旗原则进行了列举式的细化规定，即规定若干情况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知道。第四，明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不负有主动进行审查的义务;如果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权行为的，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增加了特定条件下注意义务的内容，如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等方式推荐相关作品的，可以直接认定服务商具有主观过错;再如服务商基于侵权行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应当认定其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并具体规定了何谓直接获利。

与《条例》相比，《解释》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统一了标准、细化了规则，对于推动相关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网络盗版侵权的治理策略

(一)坚持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的平衡原则

著作权法的精髓是平衡著作权人和公众的利益，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著作权法如何调整，其总是试图在作品传播应用与版权保护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正如一位出版商所说:作者的敌人不是盗版，而是不为人知。治理网络盗版侵权的目的显然不在于阻断作品的网络传播，而是通过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模式的完善从而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互利共生，使各方主体都能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二)利用好网络这一市场之路

用户对网络资源传播与共享的需求在刺激网络盗版猖撅的同时也意味着:数字网络技术己经悄无声息地在权利所有人和终端使用者之间开通了市场之路。而在以往，权利所有者们却漠视这一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将数以亿计的使用者视为盗版者，从而将其推向了著作权保护的对立面。应当催生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在满足用户巨大市场需求的同时，又能予以著作权人合理的回报。这样，当用户可以通过方便并且价格合理的途径得到合法服务时，也许就会摒弃那些搜索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病毒感染的非法文件分享途径。如由苹果公司于2003年推出的线上音乐商店成为数字零售商业模式的先驱，这种在线音乐授权服务不仅有助于使用户从非法分享转向合法服务，而且也增加了音乐创作者的收入。百度公司在遭到一系列谴责之后，相继在百度文库推出了数字版权开放平台，在百度音乐推出了资源合作开放平台，通过与版权方合作的方式，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法律治理和市场选择的期待结果应当是，主流视频网站通过良性竞争与协作，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生态圈。对版权的尊重是维系这个生态圈良性循环的核心，通过网站与政府、主管机构和版权方加强合作，增强技术手段，打击盗版盗链，共同推进网络正版化进程。

(三)当前任务

自2005年以来，国家版权局及相关部门连续9年、先后10次在国内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行动，该项行动集中查办了若干大案要案，有力地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剑网行动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打击严重侵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并通过规范网络转载行为，推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机制，引导权利人采取多种渠道进行维权等方式，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在快播公司被处以2. 6亿元罚单之后，仍有不少网站效仿快播公司的经营模寿以技术创新之名、行侵权盗版之实。网络盗版侵权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核心原因还在于高额收益的诱惑。为此，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加大惩罚与赔偿力度，提高侵权赔付的数额，以损失补偿为主，适当惩罚作为补充。通过高额的赔偿或处罚，一方面使违法运营商再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对后来者也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使得趋之若鹜者心有余悸，不敢再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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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西方国家已有先例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建构了现代的言论自由制度。在言论自由为什么应当受到保护的假定当中，美国的言论自由制度曾长时间把政府设想为言论自由最大也是最危险的“敌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政府立法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进入到电子时代，即进入到广播、电视时代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认为，政府对言论平台的过分管控，比如对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过分干预，会对人们发表言论的勇气产生冷却效应（Chilling Effects），会严重挫伤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主动与他人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的积极性。

在互联网成为人们当下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思想和意见的最主要的工具和平台的情况下，这类支持对言论自由进行保护的理论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强化，比如在1997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诉雷诺（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案（ACLU v. Reno）。基于对美国政府制定的《通讯净化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中具体的法律条文可能对人们，尤其是成年人享有言论自由带来损害的担心，出于对已经显示出巨大潜力的网络言论市场可能受到的制约等问题的担忧，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美国政府的《通讯净化法案》，判定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受类似于平面媒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即政府原则上不得对网络言论进行事先限制，在万不得已进行限制的情况下，需要满足严格的司法审查条件。

政府决策依制度环境而异

这种对政府出台的具体措施的高度警惕，即它可能对言论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戒备，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言论自由制度得以存续的基础性共识，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据现代政治、法学理论所建构的国家制度体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公共管理机构实行分立限权的原则，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并在实践中进行相互制约，以避免其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比如对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和伤害。

由于有这种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同时受到了制度的支持和维护，导致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在规制互联网过程中，包括加强域名管理的过程中，时常会受到来自企业、学界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抵制。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一种自然、正常的现象。但当这种思维越过其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具体语境的时候，当生活在A制度下的人，用同样的思维定势来打量B制度环境下政府的做法的时候，则可能产生表错意、抒错情的效果。

西方质疑我国域名管理凸显思维陈旧

从西方对中国域名管理新规的普遍关注，我们发现，个别西方媒体和学者们仍然没有从言论自由的固有语境下解放出来，仍然在用老的眼光或穿着言论自由理论的旧鞋，丈量着中国互联网管理举措。

首先，言论自由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或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对个体享有和行使宪法性法律承认和保护的言论自由造成负面影响，是否会引发人们对自己表达什么和不表达什么产生严重的自我审查，是否会对个体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思想和意见造成实质性妨碍，且政府的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或没有法律和法理上的理由的。政府的做法如果不针对自然人出于自发或本能地寻求、接收和传播消息和思想、意见的自由，政府的做法与个体的言论自由是不相关的。政府对域名加强管理，最主要的目标并不直接针对个体出于本能，且多半没有商业目的的信息、思想和意见的寻求、接收和表达，而是直接规范最容易产生影响的，带有商业目的的经营行为，也不对人们使用互联网行使和享有言论自由权利提出具体的要求。

其次，域名对个体寻求、接收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意见的自由固然有一定的关联性，即个体可以通过申请注册某个域名的方式，来创办网站、提供互联网服务，尤其是提供信息分享、传播和交流服务，借助这样的平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愿，也可以用于公共目的。但从实践层面来看，域名申请、注册、转让和经营等行为，并不像创办报纸、电台或电视台那样来使自己的言论有更好的表达渠道和传播平台，而是一种经营行为，带有商业目的或动机。世界各国在管理域名申请和注册过程中，也鲜有直接将其作为言论来对待的情况，而是直接将其作为经营行为，作为一种为谋求商业利益而实施的行为。

这样，即便域名的名称或申请的域名有言论的成份，但可以肯定的是，域名活动不是纯言论行为，不能自然地或完整地享有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而首先是一种需要受到法律约束的商业活动。而各国的司法实践，也都把商业言论当作有条件受宪法保护的自由。也就是说，像带有商业目的的域名申请和经营活动，无论是其在申请过程中，还是申请完了之后用于经营活动，都属于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法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调整的行为，而不是属于宪法，如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应当以自由为缺省值的言论范围。

第三，政府依法对域名的申请、经营和其他使用过程中的主体资格、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核，将域名的经营活动纳入到法律要求的范围之内，通过调整主体资格的准入过程，通过对获得主体资格的经营者的持续监督活动，确保获得主体资格的经营者将自己的经营活动保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保在平台建设者和平台使用者之间建立更符合民主政治需要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西方媒体规制的历史经验和当下的实践当中，有大量的理论和既定的判例法支持。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控制参与者的主体资格，并随时对进入市场的主体行为进行监督，可以为各方参与者，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参与者有更好的言论平台、进行更自由的表达创造条件。而政府如果放任不管，则可能损害良好的言论生态的构建，影响到公共讨论平台的活力、开放和自由度。

中国网络监管符合国际惯例

就美国的监管历史来讲，无论是早期政府对无线电频谱的规制，还是政府对后来出现的电台、电视台频道资源的控制，都有点类似于今天政府对互联网域名的管制。尽管都引发了被监管者的不满并因此将争议提交给了司法机关进行裁决，但政府对这类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设置行政许可，将营业执照颁发给最能满足人民便利、利益的申请者，并以执照到期后的续展与否作为约束企业经营行为的条件，都得到了法院司法判决的支持，并不构成对言论自由的侵犯。相反，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意见，本来就不应当受到过多限制的公共论坛的构建和维系，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人们就范围广泛的话题进行公共讨论，离不开政府对电台、电视台这样的经营主体进行进行事先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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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社会 网络舆论 管理

网络在推动政府公共管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大众传媒工作者以及社会公众等的共同努力。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网络社会对政府管理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从法律法规、行政监管、技术控制和道德舆论导向层面，对网络社会实行多元化的管理，推动网络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传媒平台。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针对我国网络立法总体规划性不够和立法工作失衡的局面，今后制定的法律法规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和网络管理层面，应力图解决众多现实问题，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实际操作中，制定关于网络舆论的监督、筛选、过滤权，凸现的网络舆论导致的网络暴力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有信息垃圾问题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等诸多方面的专项法律，使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更加细致化。

在选择法律手段中，从单纯注重控制转向重视引导。网络立法不是为了限制网络的发展，而是要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网络行为，确保网络能够朝有利于引导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网络立法不在于“堵”，而在于“疏”，在于控制和引导。

二、加强政府监管，创新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建立相对集中统一的网络管理职责。目前，网络治理由多个部门分散管理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减低了管理效率。因此，要充分认识网络的跨平台、跨行业的特点，逐步加大多部门联合发文、一致行动的力度，明确主导者和行动者，细分权力和责任，不断提高网络管理的效率。建立互联网管理专门机构，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协调各方、共同管理的机制。

推进信息公开，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网络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信息不够透明，从而引发公众的误解和猜忌。只有政府重视信息公开，及时让公众了解政策的流程、新闻事件的真实情况，才能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达到遏制不良言论的效果。

三、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手段

网络技术是控制网络越轨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目前主流的网络舆论管理办法是采取信息过滤技术。通过网络技术的推进和使用，删除和过滤不良信息，对网络信息及时监测和跟踪，从而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舆论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目前，值得推广的主要三种技术手段，包括实行绿色上网、加强局域网安全过滤和过滤广域网网络。

同时，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采取以“技术手段”与“网络自治”为主导的方式来规范网络内容。通过对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进行分级与过滤，能够有效防止有害内容的传播和，从而屏蔽有害信息，提供实现网络舆论良性发展的外部环境。

四、加强网络道德规范和网络道德行为建设

加强网络道德自律。相对于传统依赖型道德而言，网络道德完全是一种自主型的道德模式。基于自由互惠、全民共享原则建立起来的网络社会，人际交往具有极大的隐匿性，直面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企及，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为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保障。因此，进入网络空间，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网民行为的高度自律成为网络社会对网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加强网络道德自律就要求网民在网络实践中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自觉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并自觉监督其他网民的违规行为，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形成一种高度自治的理想社会。

五、循序渐进推行网络有限实名制

针对目前网络鱼龙混杂的局面，可以循序渐进地推行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是指在网络上发帖、跟帖以及上传照片和动态影像时需要确认居民身份证和本人真名的制度。韩国是网络实名制的典型例子。韩国在推行实名制后，一些主要网站论坛上谩骂和人身攻击等不文明的内容减少了一半以上，实名制收效显著。

实现网络实名制，首先需要制定并完善相关法规以切实保护网民隐私。在相关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网民的隐私存在着被窃取、泄露的危险，对网民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通过法律手段加强网站对用户隐私保护的监管将有效消除网民的顾虑，促进网络实名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