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金融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金融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及问题

1.农业保险尚未摆在应有的地位。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然依附于商业性保险公司――PICC，保险业务份额小，经营状况不佳，经营主体和经营模式单一，没有针对农业生产特点与实践设计相应的保险办法，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2.现有农业保险范围小。农业风险生产面临着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及政策风险等方面风险。但是，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险种却不足30个，我国农业保险仅局限于自然风险的管理，且自然风险管理中又以灾害救济为主，其他几种险种尚未顾及。这种状态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

3.农业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脱节。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只负责技术问题，而对采用新技术可能发生的追加要素风险、新技术应用的市场风险与技术效益没有直接挂钩。技术推广者不承担市场风险，农业生产经营者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这直接造成农民对新技术持观望态度。

4.市场风险管理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保护价格制度尚未走上法制化轨道，保护价缺乏连贯性，波动幅度较大；而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最高限价制度由于政府不对厂商实施价格补贴，实际上难以推行，使得市场风险实际上仍由农业生产经营者独自承受。

5.商业性保险费率高、承保范围小。商业性保险由于受财力限制，灾害救济数量有限，保障水平低；且收费费率高，自然灾害救济的效率低。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一方面，保险机构因农业保险的经营状况欠佳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成为农业风险的最大承受者，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农业投入、新技术应用和走向市场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农业技术难以推广，农业机械难以普及，农业小农经营方式难以改变，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完善我国农业保险金融体系

国际、国内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如果完全实行商业化经营模式，必然导致市场失灵。应把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主导形式。在具体制度方面，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管理的法律法规，使农业保险管理活动走上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市场经济，法制先行。中国应该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法》，用具体、明确的农业保险立法来约束政府及农业生产经营者经营和参加农业保险的行为。要科学地制定出一个符合国情的、适合农业生产实际的、有利于调动各方投保积极性的、可操作性强的，包括险种、费率、定损标准等在内的农业保险条款体系。从而建立起以农业保险为主，灾害救济为辅，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有机结合的农业保险管理制度。

2.改革现行的农业保险经营体制，建立以政策性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经营为主，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为辅的保险体制。一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开拓政策性农业保险。以防范、躲避、减少风险为目标，也可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政策性保险，政府给予补贴。二是搞活商业性农业保险。允许以单项险种为主要经营范围，打破独家经营局面，引入竞争机制，降低保险费率。三是建立农村保险互助合作社，按合作社原则，采取入股方式筹措保险基金，建立独立核算、自主经营、民主管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辅以政府扶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互助互济的自我服务性、群众性保险组织。四是建立农业再保险市场。通过再保险，使各保险组织本身也成为被保险的对象。

3.完善灾害救济制度。要科学划分自然灾害等级，研究制定自然灾害等级的指标体系，作为确认受灾救助的依据；建立与现行财政、税收制度相适应的救助经费比例分摊机制，加强经费使用监察；提高救济工作的透明度、公正性及效率，依法严惩挪用救灾款物的违法行为。

4.逐步建立农业技术风险管理制度。一是建立农业高新技术应用风险储备金制度；二是开办农业技术应用保险，把不确定的风险损失转为固定的保费支出；三是建立技术经济合同制度，使参与农业生产经营者共同承担技术风险；四是提供完善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二、利用期货市场规避农产品市场价格风险

（一）目前我国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采用的方式及问题

目前，我国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主要采取的是以“公司＋农户”为表现形式的订单农业方式。订单农业是农业各经营主体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符合市场规律的一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需求，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形式。这种方式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解决农产品卖难，以及提高农业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等方面效果明显。然而，订单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订单农业的价格风险缺少有效的转移渠道，它只能在企业和农户两者之间转移，很容易导致在订单到期日某一方因市场条件变化而毁约。而且，由于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信息不透明，订单价格的确定缺乏参考依据，农民较难获得较高的收益。此外，订单农业的数量和规模有限，农民的收入比较低。

（二）稳步发展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

订单农业中的问题通过订单和期货市场的结合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主要原因：一是期货市场可以有效地转移订单农业的价格风险。因为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为订单农业提供参考价格，而且期货市场集中了众多的投机者和套期保值者，市场风险可以在大量的市场参与者间进行重新分配。同时，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度，保证了交易双方都不存在违约风险。二是通过期货市场可以提高订单农业的履约率。利用农产品期货，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一方面可以根据市场上规定的质量和合适的价格采购农产品、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另一方面又可参与套期保值业务，锁定生产或经营的成本，转移订单风险。所以，我国应稳步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引导农户利用期货市场规避农产品市场价格风险。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在利用期货市场促进农民增收，规避价格风险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主要有河南延津“订单＋期货”模式和黑龙江“期货信息指导产销”模式。

1.“订单＋期货”模式

所谓“订单＋期货”，就是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风险的功能，规避粮食企业经营风险，确保优质大宗粮食订单履约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当前我国农民普遍面临着这样的窘况，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大流通、大市场的要求，简单的订单农业又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弊端，而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薄弱的经济实力又制约了农民直接参与期货市场。在这种形势下，由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利用期货市场对订单商品进行套期保值，规避价格不利变化的风险，带领农民间接参与期货市场，从而实现农民增收，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河南省延津县“订单＋期货”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县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县粮食局下属的金粒麦业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了全县小麦协会，通过400多个中心会员（中心会员以行政村为单位），向全县10万多农户实行供种、机播、管理、机收和收购“五统一”，以高于市场价格0.05分／斤～0.06／斤与农民签订优质小麦订单；同时粮食企业――金粒麦业有限公司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在小麦种植或收获之前，就卖到期货市场，并根据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收入情况，对参与订单小麦的农民，进行二次利润分配。“订单＋期货”的经营模式，在延津县取得了多赢的效果。一方面，它使农民生产的小麦适应了市场的需要，且卖出了好价格，农民收入有了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小麦龙头企业在与分散的农民签订小麦种植订单的同时，通过小麦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规避了经营风险，确保了订单的履约。

2.“期货信息指导产销”模式

黑龙江省的“期货信息指导产销”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措施：一是建立黑龙江农业信息网大豆专网。专网设有分析预测、农事农情、相关政策等栏目，并与黑龙江天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合作，开设了期货专栏，每天大商所大豆实时报价、进口到港报价、国内外新闻以及大豆食品、大豆区划、品种介绍等相关信息。同时，在网上开展期货市场操作指南、期货常识等知识的普及。受到农民和产销大户的欢迎。二是及时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2003年入秋以后，国内外市场大豆价格节节攀升，大商所提供了大豆期货价格涨至3000元/吨的信息，但豆农对豆价并不了解，现货商反而压价收购。为了发挥期货信息对大豆销售的引导作用，让农民抓住增加收入的绝好时机，黑龙江省紧急运作了一次特快信息服务：黑龙江电视台在10月12日晚间新闻节目中，破天荒地播放了长达5分钟的大豆期货市场行情分析，邀请期货公司的专业人员和黑龙江省大豆专家介绍期货市场动向，10月13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农业信息网、大豆网等也集中向农民传递了这一最新信息。通过这种方法黑龙江省的粮食部门引导农民通过订单方式于大豆播种前在期货市场高价卖出大豆。粗略估计，及时的大豆信息服务至少使黑龙江省600万吨大豆增收数亿元。

篇2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在科技金融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金融概念，并从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主体、功能、结构、目标和内容等方面构建其理论框架。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的构建拓展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开辟了农业科技金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对于实现科技创新战略、“四化”同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科技金融 农业 理论框架 逻辑起点

引言

农业科技金融是在科技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农业自身的特征，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限定在农业领域，实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范畴、研究对象以及本质等重要概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界定。本文首先依据历史的逻辑对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演进进行回顾，进而对农业科技金融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解释，最后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的构建是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拓展，对未来科技金融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也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研究逻辑上来看，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农业科技金融导入阶段、农业科技金融的铺垫阶段和农业科技金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阶段等。

农业科技金融导入阶段是指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农业科技与金融的结合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阶段。在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初期，国家政策主要是推动科技和金融的融合、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等方面。在这一时期，科技贷款、风险投资等形式也开始起步，但金融资源的配置并没有体现市场的特点，更多的是将金融元素“有计划”的引入科技领域，以实现资金对科技的支持。

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铺垫阶段是指国家开始从政策层面重视农业科技与资金的结合，这其中又分为农业科技金融雏形期以及农业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的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至2009年这一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农业科技园区、农业风险投资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科技金融的其他形式更加的丰富，并且风险投资、创业基金等形式日益成熟。

农业科技金融概念的提出源于2010年7月首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举行。这次大赛开创了农业科技企业和金融资本对接的新模式，创新了农业科技领域科技管理体制，延伸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也为农业科技金融的研究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材料。

上述对农业科技金融发展历程的回顾表明，农业科技金融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演进的。

农业科技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农业科技金融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

鉴于国内对科技金融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相关的理论体系还很不成熟，本研究借鉴目前农业科技金融工作的实践，总结农业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经验并加以提炼，进而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这一过程遵循归纳式理论构建模式，属于理论构建研究。

本质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本文采用本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认识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起点，从本质出发，可以把农业科技金融理论结构中各要素有机统一起来，且有利于农业科技金融各项工作更好地运行。

（二）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构建路径

本文借鉴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构建过程，以本质为起点来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农业科技金融理论体系构成要素

农业科技金融理论的构成要素包括：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主体、功能、结构、目标和内容。

1.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农业科技金融可以理解为一个产业概念，即支持农业发展的科技金融就可称之为农业科技金融。具体而言，农业科技金融的完整概念应该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汇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搭建服务平台，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在农业领域的有机结合，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该定义需要进一步说明：

政府和市场的结合。由于农业的弱质性、较低的资本产出比和较高的风险等特性，使其很难吸引市场化的金融资本进入该领域，再加上我国农业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等特点，所以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以财政性的资金为主。但是完全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在资源配置上又有一定的缺陷。这就需要在农业科技投入的方式上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进行大胆的创新。

农业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农业科技金融是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农业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有需求，农业科技创新要求金融工具或是金融服务形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满足包括融资、分散风险、监管在内的各种需求。

农业科技金融是全社会投入性活动。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需要政府、银行、科技企业自身、担保机构、各种中介机构等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进行资金投入的一体化组织构架和机制。

2.农业科技金融的主体。一是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根据前面对农业科技金融定义的阐述，农业科技金融需求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融资需求、农业科技金融服务需求。其需求主体包括：农业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政府和农民等。其中农业科技企业是农业科技金融的主要需求方。

二是农业科技金融供给方。与农业科技金融需求相对应，农业科技金融供给包括：资金供给、农业科技金融服务供给。供给主体包括：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政府和个人等。其中，投资机构是农业科技金融最有潜力的供给主体，在提供资本的同时，还能提供人力资本、企业管理方法及社会资源等附加服务。

三是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是连接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和农业科技金融供给方的桥梁。中介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中介机构；另一类是金融中介机构。

科技中介机构。科技中介机构是指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决策和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中介机构包括：科技评估中心、科技担保公司、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等。

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指科技创新主体的融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功能性机构。包括：信用评级公司、资产评估公司、咨询公司、以及各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

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供给方和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及其活动构成了农业科技金融市场。

3.农业科技金融的功能。满足科技资源的融资需求。解决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农业科技金融的核心。农业科技企业在起步阶段无足够的固定资产，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类的“软”资产很难变现和估价，导致传统的金融机构不愿意对其融资。再加之在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现阶段无论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探索科技银行、建立政府引导基金，还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都是为了解决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为科技工作提供包括融资、担保、评价、监管在内的一系列的服务。在融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融资前的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价，融资过程中的融资担保，融资后的监管等诸多问题。因此，农业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投融资体系，而是包括投融资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政策法律体系等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其作用是为了满足融资以及为融资提供相关的服务。

4.农业科技金融结构生物学视角剖析。和DNA的双螺旋结构相似，农业科技金融也呈现出双螺旋结构。农业科技金融的双螺旋结构的原理和特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农业科技金融的双螺旋结构中，农业科技和金融分别是两条主链，这两条主链也呈现反向平行的方式。农业科技金融实际上是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是从结合到高度融合的演进过程。当农业科技与金融达到高度融合，农业科技金融也就达到了稳定的结构。第二，科技活动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金融的工具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来配置金融资源。这就实现了农业科技与金融的“配对”。第三，碱基对不同的排列顺序构成了DNA分子的多样性。在农业科技金融当中，由于金融资源与农业科技活动结合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农业科技金融形式的多样性。第四，在农业科技金融当中充当“氢键”的是一系列的运行机制，包括：农业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信息共享、财政投入、金融支持、风险管理以及创业风险投资等一系列的运行机制。第五，DNA处于一定的环境当中，不同环境会对基因的表达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农业科技金融也有一定的外部环境，即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以及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

5.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当农业科技金融双螺旋结构稳定后，就会实现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具体而言，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可以分为初级目标和终极目标。

初级目标是帮助农业科技资源解决融资问题。农业科技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但是在科技创新的初级阶段对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该需求是农业科技企业自身难以提供的。农业科技金融能够用金融资本来孵化、支持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解决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

最终目标则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四化”同步。农业科技创新是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驱动力量，但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将农业科技与金融结合，就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为农业科技注入大规模的资金，不仅可以解决农业科技的资金问题，而且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浪潮。

6.农业科技金融体系内容剖析。农业科技金融的体系分为农业科技金融的投融资体系、农业科技金融的支撑服务体系、农业科技金融的政策法律体系三部分。

农业科技金融融资体系是为了满足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按照金融制度的一系列规则，而建立的资金融通系统。农业科技金融融资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将金融资源进行聚集，然后再进行相应的配置。在借鉴国内外融资体系建设，并结合目前我国融资体系现状的基础上，农业科技企业融资体系应呈现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主，银行间接融资体系和政府支持体系为辅的结构。

篇3

关键词：城市-工业体系；农村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21-007

一、引 言

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安排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上扮演了动员农村储蓄并为城市工业战略输送资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全脱离早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固有逻辑。同时，在分权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压力被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不约而同地采取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方法。在资金短缺时期，这依旧需要借助于金融体系。然而与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况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地方金融。金融机构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会收益的经营方式，也迅速且明显地商业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机构三种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张杰，1996）。激励的改变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1]

首先，政府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这在短期内仅凭工业部门和城市内部的资金积累无法满足。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渠道，二是从农村汲取资金。章奇和黄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经各种渠道流出农村的资金达2.84万亿元，其中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农村资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占到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体系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79%。蔡昉等（2008）估算，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价格机制转移的农村资金量大幅缩减。但是从1994至2006年，通过金融体系（农信社、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外流的农村资金从2910.8亿元上升到31483.9亿元。而从90年代开始到2006年，累计资金净流出量超过15万亿元。[2]

其次，日益商业化的经营目标驱使农村金融机构主动地将资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门。城市工业和商业的资金收益率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带动了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经营倾向。周立、周向阳（2009）认为，从1996年开始，我国出现总体上的资金过剩局面，人民币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积累，但是城市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共存，流动性过剩局面极不平衡。

我国农村资金的外流现象具有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但是，过去30多年间，通过金融体系的、持续且有不断加大趋势的农村资金外流却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为什么农村资金外流依旧严重，农村金融抑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本文拟从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中寻找解答。

二、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的成因与

农村金融抑制

学术界对工业化、城市化的非效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对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不深。通过观察工业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联系，本文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解释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阻碍农村金融深化的传导机制。[3]

对工业效率的讨论主要围绕所有制类型展开。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源自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遵循了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战略目标和社会政策负担，效率提升空间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刘小玄（2000）发现，在所有制变量上，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在隶属等级变量上，隶属等级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效率超过等级较高的国有企业，并导致后者丧失规模优势（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发现在技术效率上，非国有企业也比国有企业更高。[4]

尽管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城市国有企业的大举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难度相当大。利用1998—200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白重恩等（2006）认为，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方面仍需要努力。刘瑞明和石磊（2010）利用1985—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提供了以下证据：国有企业具有双重效率损失，不仅城市（国有）工业本身效率较低，还拖累了整体工业效率。进一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软约束既是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又是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积累的原因。除了从所有制角度分析，对工业企业高投入高消耗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唐玲和杨正林（2009）以工业行业作为观测单位，利用1998—200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我国的工业能源效率总体水平偏低，那些开放程度低、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能源效率水平相对更低。[5]

以上讨论均表明，我国工业化效率在提升，但仍未进入高效率区段，这在城市（国有）工业部门中尤为显著。那么工业化过程的非效率是否影响到城市化过程？如果城市化本身也是非效率的，则这两个过程必然是非协调的。依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进程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起步和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亦步亦趋、相互促进。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与资本使用方式密切相关，当工业化进入成熟期后，工业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低技能岗位的能力逐渐饱和，城市化进程此时转而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步起来。于是，在工业化开始后的较长时期里，城市化应与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伴随工业化过程，工业人口逐步增加，农业人口逐渐减少。

然而，我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从时间纬度来观察，伍晓鹰（1986）认为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有“城市发展”意义上的、没有“人口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是在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进行的，以人为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为前提；城市发展以扩大市镇建制、有计划的农转非和依托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实现。为了工业发展而牺牲农业利益的特殊工业积累模式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人为地切断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同性。[6]

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不断松弛，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图1显示，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0.64%，1981年首次超过20%，随后在1996年和2003年分别跨过30%和40%的整数门槛，到2010年末，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从1981—2010的3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

鉴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工业比重（1980年为43.92%），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程度，有低度城市化、浅度城市化等说法。低度城市化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或落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浅度城市化关心的则是离开土地的准城市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左学金，2010）。2003年之前，工业比重确实高于城市化比率，但这是否就能支持低度城市化一说？郭克莎（2002）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判断依据是我国的工业化比重出现了偏差，属于偏离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度工业化，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的城市化主要不是跟工业的就业比重或工业的产值比重相联系，而是与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由于非效率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不能带动整个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快增长。由此，即使从改革算起，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联系紧密，却并非协调。[7]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性主要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制有关联。从非农就业比重角度出发，还能解释2003年以后数据上显示的城市化率高于工业比重的特征。由于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非效率，过早地使得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机能减退。国有企业对于劳动力户籍资格的严格要求，使得外来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体制内企业。即使许多年轻的外来劳动力进入了制造业部门，也大多从事一些低端工作，容易受到各种冲击引起的工业生产波动影响。农村劳动力转而更多地选择了建筑行业。由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所以服务业劳动市场最早向城市或城郊居民开放，最后向外来劳动力开放，并且在工作内容、等级、收入及福利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倾斜。最终，虽然城市化率高过了工业比重，但却落入了浅度城市化陷阱。浅度城市化和工业非效率无法有效地创造价值和收入来支持它们本身。[8]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便是农村金融抑制。从一般逻辑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技术约束，进而不仅两者效率改进有限，同时也彼此不协调。从具体机制上看，在技术进步有限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起初，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资金，由于工业和城市的资金收益率相对农业较高，资金通过农村金融体系流入城市。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利用是集约的，即相同数量的资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公共服务，则在资金不断涌入的情况下，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会降低。这样，部分资金会流向其他地方，或者流回农村。但是，如果工业和城市的资金使用是非效率的，则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资金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就会提高。高收益率吸引的大量资金会首先留在城市金融体系，资金出借者既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识别风险，又要为这些资金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机会，如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重要的商品市场。如此，城市的流动性出现了过剩，而农村在面对流动性缺失的困难时，却总是处于资金回流的最后一站。因此，要缓解农村的金融抑制问题，不仅要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效率，而且必须提高两者的协调性。[9]

三、数据指标、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本文首次尝试用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差来度量两者之间的非协调性，称其为工业化偏差值（GAP=GDP中的工业比重-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内力看，本文认为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正的，表明过度工业化造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负的，则体现的是浅度城市化背后工业的非效率，是工业化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存在困难，城市化缺乏技术效率。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整理了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份（不含自治区）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的变化趋势，基本情况是：

第一，绝大部分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都出现了下降。改革之初所有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都为正数。目前一些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出现了负值，但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一直为正值的省份在29个样本中占到了55%，其中不少省份是农业大省。在出现过负值的省份中，负值也比较接近于零。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海南之外，工业化偏差值为正或接近于零的省份共有25个。[10]

第二，在京津沪，工业化偏差在改革后出现快速下降，并且工业产值比重大大小于城市化率，除了海南（2009年为-0.21）之外，三个直辖市目前的工业化偏差值为全国最低，主要原因是京津沪的农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在2010年分别为北京75.1%、天津46.0%、上海57.3%。海南的特点是改革以来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始终较第二产业高，2010年第三产业比重也达到了46.2%。这说明，初始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初期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的（超过中值0.22）省份中，包含了较多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到2009年，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省份（超过中值0.10）中，除了浙江、山东和河北之外，其余全部为中西部地区省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调整速度较快。当前，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值处在全国中值水平之下，西部地区仍然高于全国水平。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198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所有贷款中农业贷款的比重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这个指标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图2显示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和工业化偏差值（GAP）之间的散点图，剔除了京津沪的数据，可以看到农业贷款比重和工业化偏差值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似乎存在二次项关系。[11]

本文采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固定或随机效应方法来估计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将回归模型设定为：

下标i和t（i=1，……，29，t=1988，……，2009）代表省份和年，在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于自治区的数据相对不全，未将其纳入样本，对重庆市的数据与四川省的数据做了合并，样本最终涵盖29个截面。除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之外，还使用农村存贷比（DIFF=农户存款/农业贷款）作为被解释变量，一般认为农村存贷比越高，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就越严重；工业化偏差值（GAP）与其二次项是关键解释变量，是扰动项；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了：

（1）经济增长（GRTH=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这会推动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从而收入增长对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正面影响。不过，农村金融深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加收入也会起到作用。为了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在估计过程中对收入增长指标取一阶滞后值。此外，收入增长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推动可能并不那样直接，或者即使存在，其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形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尤为明显。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就表明，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跃过一定门槛之后，更多的人口才能获取金融服务。[12]

（2）政府干预能力（GOVN=财政支出/GDP），越高的指标值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大。在当前农村金融体制下，政府干预金融流量至少包括两种可能的效应：第一，市场失灵，政策有效。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能力越大，就越容易调配信贷资金，不过由于农业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上具有一定能力，政府总是会保证一部分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第二，市场失灵，政策无效。指导性信贷配置方式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忽视了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因而对金融体系具有破坏性。因此，政府干预具有双重影响，它对维持农业信贷量具有正面影响，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3）财政支农（AGRI=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比重）。财政支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往往投向扶贫、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来说是一种补充。它可能会对农村金融深化起作用，如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不过由于财政支农偏向的是公共服务，其收益难以在短期内体现。

（4）民营化（RPV=全部职工人数中不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率）。在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它们更加遵循市场法则，对改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政府干预力量来讲是一种制约因素。民营经济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对于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业贷款在所有贷款中的比重，没有包含乡镇企业获得的贷款，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对农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总体上，民营化指标的最终影响也是不定的。[13]

（5）对外开放（OPEN=进出口总额/GDP）。对外开放引入了外部资金来补充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对金融抑制下的国内市场起到补充作用，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发展战略特性，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也对地方财政支出形成压力。此外，一些研究还把对外开放指标作为市场环境改善的一种度量，市场环境的改善对农村金融发展有促进效应。由于对外开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效应比较显著，改善市场环境的效应难以在短期中显现，所以该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不利。

（6）产业结构（TER=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产业结构指标控制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化趋势。如果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逐渐减少，并且农业经营具有效率，那么农业对货币资金的相对需求就会降低，配置到农业上的相对信贷资源就会减少。

（7）通货膨胀率（INFL=以CPI指数计算的通胀率）。通货膨胀对金融体系的深化有害无益。

首先对解释变量为农业贷款比重的模型进行估计。由于京津沪具有异常值的特征，样本截面缩减到26个，面板数据的特征为26省份22年。除工业化偏差值（GAP）及其二次项之外，其他解释变量都采用一阶滞后值。

结果（1）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工业化偏差值的下降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正面影响。但同时也看到，当前城市化超过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收入增长指标、财政支农指标、民营化指标、开放度指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干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三产业比重指标和通货膨胀指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预期一致。

由于在具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宏观面板数据中横截面相关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横截面相关检验。根据Pesaran（2004），对个体间的残差进行检验，原假设是残差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存在横截面相关。按照Driscoll和Kraay（1998）的建议，使用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差。结果（2）与结果（1）基本没有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开放度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外开放也主要地为城市-工业体系服务。

结果（1）与（2）仅控制了随省份变动但不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但是，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出台了大量针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这些政策主导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对农村金融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会对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此，就有必要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从而使模型成为双向误差因子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依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而定。

根据F检验的结果，引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是必要的。Hausman检验结果建议采用双向随机效应。进一步检验不支持横截面相关性。结果（3）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影响的倒“U”型特征依旧显著。一些差异体现在，政府干预能力指标不显著，而民营化指标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本文用以度量农村金融深化的指标是农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未包括发放给乡镇企业的贷款，而乡镇企业是民营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信贷资金有较高的需求。因此，民营化指标的负面影响可以解释为乡镇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排挤了对农业信贷的发放。[14]

结果⑷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存贷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此时工业化偏差值对农村存贷比的影响是正“U”型的，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降低农村存贷比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当前阶段城市化超过工业化比重的趋势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有负面效应。综合结果⑴和⑷的结果，两者提供了一致的分析结果，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有积极作用。最后，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模型⑸中使用了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值来进行估计，结果与前面一致，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与农村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讨论，认为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抑制效应，进而借助1988—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在城市-工业体系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的倾向。一个例子是，许多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户籍上却拥有城镇户口。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既偏离工业化发展要求，也偏离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求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和浅度城市化并存的现象。本文的实证结果同时说明，过度城市化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逐渐去除过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城市-工业体系的发展逐渐契合，但是，如何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完善城市治理、协调城市-农村-工业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难题所在。

参考文献：

[1] Driscoll. J. C. and A. C. Kraay.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4）： 549-560.

[2]白重恩， 路江涌， 陶志刚. 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 （8）： 4-13.

[3]蔡昉， 王德文， 都阳.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M].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莫易娴.金融创新相关理论的综述[J] . 江淮论坛，2012，（1）：39-43.

[5]郭克莎.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 44-55.

[6]林毅夫， 刘明兴.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 经济研究， 2004， （7）： 48-58.

[7]刘瑞明， 石磊.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0， （1）： 127-137.

[8]刘小玄. 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0， （2）： 17-25.

[9]唐玲， 杨正林. 能源效率与工业经济转型——基于中国1998—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10）： 34-48.

[10]刘勇，叶永刚.负面冲击与中国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J].经济管理，2012，（7）：123-134.

[11]伍晓鹰. 人口城市化： 历史、现实和选择[J]. 经济研究， 1986， （11）： 25-30.

[12]章奇， 黄季焜. 中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政策分析（之二）[R].林毅夫发展论坛， http：///article/article.asp？id=257， 2004-12-13.

篇4

关键词：农业供应链；金融；博弈论；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211-03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破解“三农”难题，金融支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阶段，涉农信贷抵押物缺失或集体土地、房屋无法抵押登记造成了不能满足银行抵押品要求；同时，由于农业贷款风险高、信息不对称、成本高等原因，导致商业银行不愿意发放涉农贷款。而农业供应链金融这一创新农业服务产品却能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问题，为农村信贷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内涵及优势

1.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内涵

农业供应链金融是指商业银行以整条农业供应链为基础，以核心企业的信用为担保，对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及农户进行信用捆绑的新型融资模式。农业供应链金融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创新出来的金融服务产品，虽然对它的研究比较欠缺，但是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和龙江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实践的成功已经为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创造了条件。

2.农业供应链金融的优势

农业供应链金融最早产生于龙江银行大庆分行，这一创新金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融资难问题，为农户融资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传统授信融资方式对农户的信用等级及抵押担保不足等问题的限制，从供应链整体的角度考察核心企业和农户的还款能力，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和信贷成本。商业银行对农业进行融资，一方面，银行在稳定高端客户的同时拓宽了新的授信范围，实现了可观的利润，而且也落实了银监会“三法一指引”的实贷实付要求；另一方面，有效地缓解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紧缺的难题，为农户的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增加且稳定了农民的收入。同时，核心企业因稳定的合作关系也会减少成本、增加收益，从而使整个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参与主体达到了共赢。

农业供应链金融这一创新农业金融服务产品起步较晚，大部分商业银行并没有开展这种融资模式，这是因为农业供应链金融可复制性没有理论上强。基于此，笔者将运用博弈的分析方法，把传统融资和供应链融资进行对比，得出供应链金融能够达到最优策略，从而促进参与主体积极参与供应链。

二、传统融资模式下动态博弈分析

1.模型构建

假设一：各博弈方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不考虑道德因素）。

假设二：现有农户为了再生产需要一笔额度为L的融资，用于投资的收益回报率为r，则该投资的期望收益中由贷款部分创造的收益为rL。银行的贷款利率为r1，则利息收入为r1L。银行在贷款过程中的审核、信息采集、监督以及机会成本等所有成本之和记为C1。

假设三：农户缺乏规范的抵押物或不能提供专业担保公司的第三方担保。

假设四：银行和农户属于一次性合作，农户对于未来的情况没有明确的预期，故不考虑未来的收益与得失。

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各有两种，银行的策略空间是（贷款，不贷款），农户的策略空间是（守信，违约），由此可以得出银行和农户的博弈得益矩阵，如表1所示。

2.博弈分析

从得益矩阵可以看出，此博弈的最优策略是（贷款，守信），然而事实上，银行和农户并没有达成贷款的最优策略，因为银行和农户的博弈是动态博弈，这就涉及到各博弈方策略中选择行为的“可信性”问题。银行和农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银行怀疑农户的投资回报率，许多银行都不愿意涉及农业方面的贷款，这是因为农业贷款服务成本高、盈利低、金融风险较大；另一方面，银行对于农户的还款意愿持怀疑的态度，虽然农户的还款意识在提高，但是赖账的行为还是时有发生，加上农村信用体系的不健全，银行很难给农户的信用评级，这就使得农户发生违约时可以从另一家银行贷款。

农户有不可信的许诺，如果银行发放贷款，那么农户必然会选择违约，因而银行选择不贷款战略，从而减少坏账的产生。那么，怎样才能让农户的许诺成为可信的呢？事实上，关键在于对农户行为的制约。如果农户在违约时银行可以用法律武器，即打官司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话，博弈的结果可能就会不同。但在现实情况下，银行会考虑打官司的成本，因为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法律实施机制并不完善。对于传统模式下农户的违约行为，银行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对农户进行惩罚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够实施惩罚，那么银行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付出的成本往往会超过惩罚所得到的补偿。这个行为缺乏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可信性，所以银行不会选择打官司，即打官司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所以，根据逆推归纳法，我们最终得出的博弈均衡是（不贷款，违约）。

农户贷款难问题在传统模式下很难解决，那么，针对现实情况我们应该寻求其他的方式解决，而农业供应链金融就是当前促进农户融资问题的热点之一。

三、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动态博弈分析

1.模型构建

核心企业加入后，银行能够获得核心企业的资金管理业务，以及拓展供应链上下游农户和企业的业务，由此带来的中间业务收益为R。

篇5

关键词：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3）01-0026-06

一、引言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与保障。一方面，金融对农业发展的直接作用体现在支持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支持农业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解决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所需大量投入的资金等方面，另一方面。金融对农业发展的间接作用则主要体现在资源连接和资金导向作用、提供多种筹措资金等方面。但是金融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真实效果进行衡量。也就是说，金融对于农业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直接与间接促进作用，却缺乏足够的量化评价标准。因此，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一个适合于我国的现实情况的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四维指标评价体系，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现状及绩效进行比较以及深入分析。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分类分析。就显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二、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四维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原则

1.可比性。在构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四维指标评价体系时，常常需要做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为了使分析结果能够相互比较。在选取指标时应该选择普遍采用的指标，使指标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区间划分等尽量做到一致。选取既有利于进行横向比较，又有利于进行纵向分析的指标。

2.可得性。在选取指标进行分析时要本着易于从外部信息中收集、获取的原则。要尽量以日常统计数据、相关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同时，对于一些不能直接获取的数据，其计算的方法也不应过于复杂。

3.全面性。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是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效果的一个综合反映，在选取指标时要根据金融对农业发展支持的现状，对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考核。在全面收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加以分析。除了要考察相关财务指标之外，还要考虑如相关法律、财政支持等外部因素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影响。运用各种指标从多角度、多侧面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进行综合评定。

4.系统性。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绩效指标选取要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综合的评价系统。需要将评价目的与评价指标有机的联系起来。通过将其划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子系统对各个子系统进行分析，了解到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然后再将各个子系统加以综合系统的整体反映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

（二）构建方法

层次分析法（Analv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1982年被介绍到我国。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其方法是依据决策者的主观经验判断，对各衡量目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分析，并合理地给出每个决策方案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利用权重求出各方案的优劣次序。层次分析法是对专家简单确定权数方法的改进，不仅适用于存在不确定性和主观信息的情况，还适用于运用经验、直觉和洞察力等合乎逻辑的方式。本文在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分析时，借助层次分析法软件YAAHP 5.0版本来进行分析。

聚类分析，又被称为群分析，是指对样本或指标变量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聚类是将数据分类到不同的类或组的过程，所以同一组中的对象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不同组内的对象却有着很大的相异性。聚类分析的目标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收集数据来进行分类。聚类分析的研究对象多为大量的样本，按各自的特性进行合理的分类，没有任何模式可供参考或借鉴。即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分类。

（三）指标选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各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对于农业来说也不例外，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尽管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究竟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如何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进行衡量，缺乏有效的手段。因此，从金融支持的广度、宽度、深度和力度四个维度构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进行全面量化分析，通过金融支持的四维分析来客观展现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绩效成果及发展现状。

第一维度是金融支持的广度，即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通过这一维度来分析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范围及数量等情况：第二维度是金融支持的宽度，即就各类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如何体现进行分析，分析金融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第三维度是金融支持的深度，即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实施效果进行深层次分析。对农村经济增长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实施效果来检验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到底如何；第四维度是金融支持的力度，即对保险、法律等外部环境对农业发展的支持进行分析，这一维度是常常被很多学者所忽略的关键环节，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除了内在动力之外，外在推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二者共同推动事物的前进与发展，因此在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绩效进行评价时不可忽略金融支持外部推动力的作用，即金融支持的力度。

因此，本文以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四个维度为研究的切入点，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整体效果进行评价，从金融支持的广度、宽度、深度、力度四个维度构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四维指标评价体系，其具体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及指标解释见表1。

（四）权重确定

本文中将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四维指标评价体系作为目标层进行层次化处理，并将其分解为金融支持广度、金融支持宽度、金融支持深度、金融支持力度四个中间层次，再对每一个中间层划分为若干个指标层，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目标层到中间层再到指标层的一个自上而下的逐层支配关系，方案层为13个评价指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四维指标评价体系的层次分析模型。

通过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效果的理解以及征询专家的意见来进行指标间的比较，判断其相对重要性，通过这些判断将数值进行量化处理，得到各指标在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四维指标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如下表2。

三、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的实证分析

在构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四维指标评价体系并得到相关权重结果之后。本文选取201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对其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整体效果进行分析，再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四个维度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最后运用聚类分析对31个省市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进行分类。

（一）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整体效果分析

通过表3中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分别是四川、河南、浙江、山东、辽宁，排名倒数五位的省市分别是青海、北京、、天津、上海。排名首位的四川省的综合得分为0.535952，排名最后一名的上海市的综合得分仅为0.042946，排名首末两位的综合得分相差12倍。表明各地在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成效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支持广度分析

通过对表4金融支持广度这一维度的分析可知，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四川、湖北、浙江、山东、江苏；后五位的依次是上海、重庆、海南、新疆、。以排名首末两位的四川和为例进行分析，有贷款职能的营业网点数量分别为10684个和515个，二者相差20多倍，说明两者在支持广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对于四川和这种西部地区来说，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银行贷款，因此带有贷款职能的营业网点的数量的差别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金融支持广度上的差别。两个省市农业贷款的总和分别为5502.19万元和40.8万元，农业贷款的增速分别为165.26%和-25.93%，尽管四川省的农业贷款总和与增速在所有样本中并不是最大的，但却可以反映出四川利用金融对农业发展的支持程度在不断提高。反观地区无论是绝对数额还是相对数额，都处于31个省市自治区的最后一位，而造成地区排名最后的原因又是多方面，有自身经济实力不足的原因。还有就是相对恶劣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本就不高。同时，由于本文是选择的标准化数据进行评价。而地区在四个方面均排名最后。故标准化后数据均为0，出现最后得分为0的情况。因此，对于地区来说，正视在整体经济实力和农业发展水平上的不足，有策略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经济水平、金融水平和农业水平才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支持宽度分析

通过对表5金融支持宽度这一维度的分析可知，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河南、山东、四川、吉林、江西；后五位的依次是贵州、甘肃、青海、海南、。以排名首位的河南为例，无论是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还是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对农业贷款的金额，均处于所有样本中的前列，说明河南省各类金融机构对本省农业发展的支持面广，各类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度较高。金融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相对较强，助推河南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变。排名后五位的是海南和四个西部地区省市，这五个地区都有着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经济水平、金融水平不高。其中，海南省虽是一个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省份，农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5%。农业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支柱地位和优势地位。但随着近些年海南省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导致对农业发展的资金、资源的配置与筹措力度不如以往，加之海南省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出现各类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仍是空白的情况。因此对于海南省来说，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气候及地理位置环境，科学规划、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协调农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实现农业又快又好的发展。

（四）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支持深度分析

通过对表6金融支持深度这一维度的分析可知，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四川、辽宁、浙江、河南、云南：后五位的依次是宁夏、青海、天津、北京、上海。排名靠前的省市在整体排名中也处于前列，说明对于金融支持深度的分析可以间接反映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整体效果，当现实条件不允许作整体分析时，可以用金融支持深度这一维度的分析来做替代评价。反之，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天津、北京、上海这三大直辖市，这三个地区均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均相对较低。农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对于这些地区来说，经济发展的重心早已从农业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制造业上，农业不再是其发展的支柱产业。加之，三地的城市化进程相对较快。大量农民涌进城市打工，导致仍在农村留守的农民数量锐减，从而使得获得农业贷款的企业数和农户数都相对较少，无法充分发挥金融对农村发展的贡献作用，因此其金融对农业支持的深度不够也就可以解释了。

（五）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分析

通过对表7金融支持力度这一维度的分析可知。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黑龙家、新疆、吉林、内蒙古、宁夏；后五位的依次是浙江、北京、广东、天津、上海。以新疆、内蒙古为例。新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昼夜温差大，成就了新疆果品远销海外，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尽快扶持果品业进而带动农业，最终带动新疆经济的整体发展是新疆发展的一条正确道路，而如何充分利用金融手段来帮助实现新疆农业的发展也成为新疆地区现阶段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内蒙古是羊毛、稀土、煤炭资源的主产地之一，农林牧渔业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力量。故对于农业发展，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及资金支持农业的发展，实现内蒙古经济的快速腾飞。排名后五位的地区均为经济发展较好的省市，经济发展的重点并未放在农业上。故其支持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相对较小，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浙江是我国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制造业、服务业是其发展的支柱产业，而非农业；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同时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广东省自古以来也不以农业作为主产业；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更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再是三地金融支持经济的主要关注点。

从表8中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绩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4个省市，分别是四川、河南、浙江、山东，这四个省市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最为明显，金融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层次包括16个省市自治区，分别是辽宁、黑龙江、江苏、云南、湖北、湖南、安徽、吉林、河北、内蒙古、广西、陕西、新疆、江西、甘肃、贵州，这16个省市金融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相对弱一些，其支持效果也不如第一层次的4个省市那样明显，但好于处于第三层次的剩余11个省市自治区：第三层次其余的11个省市自治区。分别是海南、福建、广东、山西、宁夏、重庆、青海、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地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绩效最弱。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排名靠前的省市基本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如四川、河南、山东。地区支柱产业也多为农林牧渔等基础产业，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对于这些省市来说，解决好人民的温饱问题。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农业问题被摆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金融对农业发展的促进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金融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效果十分显著。另一类是农业强省，例如号称“大粮仓”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东北三省农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4.32%、9.65%、5.88%。说明在这些地区金融的确对地区农业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相反，排名靠后的省市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青海、等西部欠发达地区，地区经济水平的落后导致金融对当地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还有一类是北京、天津、上海等一线城市，其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不甚理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城市中，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多为科技业、服务业、制造业等高附加值、高辐射效应的行业，农业已经不再是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导致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支持体系不够健全，忽略了对农村、农业这一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的关注，致使金融等手段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使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因此造成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金融对农业支持的效果不甚理想。

从总体来看。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在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上反而不如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省市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好。对于这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应该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以排名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而应该深入分析排名背后的内容。对于有些省市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农业不再是其发展的重要支撑，从战略角度考虑这些省市在评价排名中就理应排名靠后。相反。一些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农业对于他们来说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是这些省市和其他省市竞争的有利武器，农业发展理应受到重视，金融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效果也应好于其他省市。

总之，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绩效的评价结果。与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情况是相符合的，可以说本文构建的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四维评价指标体系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今后可以通过该指标体系对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进行测度的。

四、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实证分析部分显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果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导致了农业经济增长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发生，各地金融对农业支持的效果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达到完善金融对农业发展支持的目的。

（一）合理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合理构建以现行的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为基本框架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适当地将中国农业银行现阶段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有计划、有步骤的划归到政策性银行，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加大对农业、农村的信贷投放力度。强化政策性银行的导向作用，通过政策性银行对农业项目的先期介入，可以有效地降低和分散风险，激发商业银行介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强化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在农村经济和金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二者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服务农业的特点，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业务监管。引导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实行民主管理、科学决策、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使之成为为农业企业、农户提供完善服务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尽管在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四维指标评价体系中并未涉及到农村信用环境的评价。但信用环境却是影响农业发展的一大顽疾。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首先，要不断强化农户、企业的信用意识，明确声誉等无形资产对农户、企业的重要性；第二，完善信用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信用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对失信者的惩罚机制，做到有法可依：第三。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记录企业失信等违约行为，实现全国联网，共同约束农户、企业的行为。

（三）健全农业保险机制，创新农业担保新方式

针对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进一步健全农业保险机制，继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提高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创新农业的新担保方式，尽快建立由国家财政出资，农村企业、农民共同参股的担保基金。

篇6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优化体系

农村金融是一类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部门，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伴随产物，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壮大，成为农村的农业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一种有力保障。再者，一个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农村资金供给的提升与农村农业和经济的稳步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着重强调了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并且对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本文的写作思路是：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接着，剖析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随后，提出针对农村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完善措施（①改善农村地金融的生态环境；②重构农村金融体系；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最后，分析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当时资金由极度匮乏到有资金富足的背景和政府主导的基本体制背景下，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形成。在此之前，整个国家都是处于一种资金短缺的状态，这就使得政府对社会的金融控制，主要放在动员资本上面。而在当时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起一个储蓄资金的作用，利用储存的资金来促进城市和工业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使得金融体系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两种类型。但是在20年代后期，资金的供求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资金极度短缺变成了资金有大量的剩余，这种情况使得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扶持政策相继而出，于是这种新型的垂直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就逐渐形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在农村地区的扩展，使得城镇与l村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有巨大的经济差异，另外农村地区经济的固有特征，也不便于农村地区留住和利用其所拥有的资金。我们只有清晰的认识到市场逻辑的存在，才能更好的认识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不仅要认识市场逻辑还要跳出这个逻辑，我们才能从本质上真正的缓解农村的金融约束改善农村的金融体系。

虽然我国经济近年来发展迅猛，并且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经过了改革开放的这一阶段，但是目前我国当下的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地区人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完善。尤其是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供给仍然严重缺乏，首先就是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稍显不足，我国与农业、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银行机构还不能承担起扶持农村经济和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节的职责；其次就是商业性金融向农村金融的转变，由于银行自身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其为农村金融提供的金融服务也非常的有限，再者就是，农村金融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虽然非正规金融机构是构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目前来看非正规金融相较于正规金融来收还未得到全面发展。所以，要想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与改革，必须要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照当下的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方面着力于把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向正规金融体系转变，另一方面充分地利用现下非正规金融所特有的一些优势，使其朝着正规化迈进，重新构建一套既能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有助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要巩固农业在农村建设中的基础地位，提高全体农民的收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对于我们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毕竟一个国家的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地区。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

农村金融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种资本配置方式，并且它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它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本文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①我国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严峻；②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缺乏；③农村金融的服务内容多样化不足；④国家政府对于农村金融的支持政策还不够。

（一）我国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严峻

农村金融环境一般是指由企业，政府和一般居民所构成的对金融产品和服务消费的一个群体，和金融体系在消费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法治，习俗等金融环境。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有些严峻，很多的制度存在缺失或不完善的问题，这对农村地区金融的融资有很大的阻碍。农村的信用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存在不少乡镇的工厂接口破产而逃避偿还银行贷款的问题，并且金融机构的相关维权法律不够完善，所以金融机构的维权存在较大的问题。而且农村的信用监管体系建设还比较落后，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判断客户真实的信用情况，因此对贷款的风险不能有效地评估。信息的不完整性，法制的规范程度还不够，尽管系统的缺失，这些都考验着我国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对于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有很大的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让投资者望而却步，恶性循还，使得矛盾更加突出，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也变得严峻。

（二）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缺乏

篇7

关键词：“三农”发展；金融服务；“功能”视角；体系构建

一、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演变的特征

中国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大致经历了1951-1957年的创建阶段，1958-1978年的动荡阶段，1979-1983年的恢复调整阶段，1984-1993年的全面改革和1993年至今的完善阶段。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举措很多，主要围绕着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调整、完善以及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清理整顿，注重的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忽视农户、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机构路径”。该改革路径有两个重要特征：农村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变动，都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合、分、起、落等调整来进行；金融机构的调整基本上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这与中国农村经济制度自下而上、诱发性改革不相一致。其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业务范围的界定和职能的定位非常模糊且收效甚微，难以真正体现农户的意愿和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提高农村金融自身的经营效率。

“机构路径”的改革思路，其实是长期以来在理论上指导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演变的“金融机构观”的产物。金融机构观的分析隐含一个基本前提，即假定金融体系的内部金融机构与组织结构是既定的，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要找到这一结构，并帮助所有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

二、对农村金融体系演变“机构路径”的反思

金融机构改革的举措很多，但固有的、根本性的问题却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这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演变依赖“机构路径”的问题所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经过多年的调整和完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的国家银行系统逐步发展为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组成的主导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多元格局，但这一体系及其中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地发挥了为“三农”服务的金融功能？中国农村金融“机构路径”改革的实践表明，不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现实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农村金融的需求来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而仅仅从机构调整入手人为架构金融体系是难以达到经济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的。

第一，忽视了金融功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金融产生于农村经济的土壤，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决定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农村经济决定农村金融；反之，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从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来看，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这种联动关系远没有建立。农业发展银行日益成为单纯收购粮棉油的政策性银行；农业银行撤离农村区域，逐步脱离农村金融体系；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为何农村金融机构越改革、越调整，农村金融需求反而越难以满足？问题在于目前的改革仍然是基于部门利益制定的改革方案。

第二，忽视了金融功能的完善是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三农”发展，没有功能健全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是难以想象的。金融的本质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有3种：投融资功能、金融服务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其中，投融资功能是金融业最基本的功能。随着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系的支付结算等服务功能、动员储蓄资源配置功能日益突出，风险管理功能和经营监管功能越来越重要。根据金融功能观，执行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载体可以是各种金融机构，一项金融业务可以是几种功能的组合体，同一金融功能也可以由不同的金融产品来实现。

第三，忽视了竞争机制的培育对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关键作用。有效运转的农村金融体系离不开农村金融竞争机制的培育。农村金融竞争机制的完善，不仅需要规范发展现有的金融机构，而且还要注重培育新的农村金融竞争主体，使不同所有制性质的金融机构之间适度竞争，共同发展。但长期以来，基于“金融机构观”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忽视了金融竞争机制的培育，缺乏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机制和以竞争为基础的监管机制，无法促进农村金融同业的良性竞争；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使资不抵债、亏损严重的金融机构无法退出，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无法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使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成为可能。

第四，忽视了金融创新对农村金融体系完善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范围狭小，而且品种少、结构单一，根本无法满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究其原因是，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力度不足，没能真正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金融创新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忽视金融法律、监管、信用担保、信息、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建设，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第五，忽视了政府扶持对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现象比其他市场更为严重，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培育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政府的适当介入十分必要。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干预完全采取第一种路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表政府直接经营农村金融。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专门的中央银行，政府被迫放弃第一种路径，但同时仍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其他路径，政府介入要么陷于严重缺失状态，要么干预过度。鉴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政府应将政策着重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从逻辑上说，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金融体系的起点，是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必不可少的条件。从内容上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法律体系、税收优惠体系、监管体系、信用担保体系、资金支持体系、信息和技术支持体系、人才储备体系等。

三、基于“功能”视角的农村金融体系设计

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默顿和博迪提出的“金融功能观”可以为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即金融体系框架的设计，首先应明确具备的经济功能，然后据此来设置或建立可以更好地行使这些功能的金融机构组织形态、市场竞争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农村金融体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从而更好地支持“三农”的发展。

按照“金融功能观”的要求，一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要考虑金融机构及其调整，但更要研究如何发挥金融机构的经济功能，这是构建与完善基于“功能观”的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在重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三农”经济运行的特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构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农村金融产品体系和农村金融监管体系，显著增强农村金融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功能。

（一）改革农村合作性金融

合作金融是以合作经济原则为准则，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参与合作，专门从事金融活动的一种合作经济形式。中国合作性金融组织的实践表明，合作性金融不仅是适应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金融制度安排，也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金融。因此，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要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因地制宜地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形成多种产权形式相互竞争和功能互补的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体系。

（二）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一国政府为了满足农业生产、流通与服务的融资需要，通过设立农业政策性银行进行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金融形式。农业政策性金融融财政与金融优势于一体，在一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充当政府贯彻农业政策的工具，又补充、纠正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不足与偏差，通过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和有效再配置资源，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政策效应。

（三）重构农村商业性金融

目前，政策性金融囿于国家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政策的限制，存在支农范围狭窄和支持对象锁定的局限；合作性金融则由于信贷结构和信贷规模的不足，使其支农对象偏重于农业种植业，对其他涉农组织和农村第二、三产业支持相对不足，因而，从建立合理分工、富有效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目标出发，亟待调整与完善农村商业性金融。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加快中国农业银行转轨改制步伐，要在对农业银行进行全面外部审计、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不良资产处置、国家注资等财务重组和设立股份公司，并实现业务经营战略转型。

（四）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外部环境

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具有涉及领域多、影响面广的特点，它不仅是金融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改革的难度大、复杂程度高、影响深远，既需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还要求改善农村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具体措施：改善农村金融政策环境，加大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的扶农宏观调控作用；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创新动产抵押担保方式；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开发适合“三农”发展需要的保障型产品、投资型产品和衍生型产品及服务；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制度，探索合适的组织结构、投保方式、赔付金额和监督职能；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与金融监管，依法保证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法实施对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经营风险和市场退出的监管，确保农村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从而显著增强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4、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成思危.改革与发展:推进中国的农村金融[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7、.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N].中国证券报,2007-03-02.

8、周小川.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几点思路[J].经济学动态,2004(8).

9、陈亮.撬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金融支点――关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功能演进与改革发展[J].新华文摘,2006(11).

篇8

其次，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储蓄意识，使他们意识到了投资的益处，从而使得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农村经济结构。在经济社会中，储蓄量既定的条件下，投资数量和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和方向。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储蓄向投资转化速率与效率是通过金融机构的影响才得以实现的。

再次，农村金融体系的存在与发展使农业生产资源的再配置和规模节约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同时提高了农业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优化了资源要素的配置并为实现规模节约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农村经济集约增长的显著要求。而农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节约都是通过有效的市场来实现的。这就要求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信息市场和技术市场的有效性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

最后，在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农村经济的金融化与货币化进程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农业科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使得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区间进一步缩小，推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集约化的进程。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正规金融组织，另一种为非正规的金融组织。

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是指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活动。主要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邮政储蓄机构等构成。它们是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农村金融体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最被老百姓所认可的机构，在现实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非正规金融是一种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活动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贷交易（俗称“民间金融”、“民间借贷”、“草根金融”），游离于政府机构的监管之外。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好景不长。随着农村经济的日益发展和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从非正规走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其变化对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监管力度也随之加大，最终顶着各方的压力最后在1999年将其解散 。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但在发展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方面整个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够健全，由于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已建立的以政策性、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来讲，商业性保险机构、证券、担保租赁等金融机构在农村基本没有设立分支机构，完全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尚未发育成熟，不够健全。

另一方面是现有机构组织的功能缺陷。首先，国有商业金融在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功能弱化。其次，功能单一的农业发展银行，难当政策性金融的重任。再次，邮政储蓄抽走农村资金大大削弱了金融支农力度。最后，农村信用社不能够完全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虽然农村信用社在近几年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但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还有像农村保险业支农功能还不够健全、民间金融缺乏约束手段，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发展造成了阻碍。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

通过分析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和国外先进的农村金融体系，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我觉得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一）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需在新视角下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正处于边缘化，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把具有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商业机构有机地衔接起来，从而构建一个层次多、覆盖广阔、且可持续的真正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从其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系统的改革模式和供给主导型思维大多是围绕信用社来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这种传统的改革模式，积极充分利用和开发县域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等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把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形式应用其中，推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相互合作与协调性，以便充分地发挥农村金融体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

1.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合作金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想使农村信用社真正做到服务“三农”，我们必须注重它的组织结构。

2.要想使县域农业银行改变农村环境，开拓产业链。可将其定位于农村建设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农业，应该强调产权和市场化明晰，发挥其自主权，使其不受没有必要的约束，注重其金融网点的建设，运用各种措施和手段增加对新农村设施建设。

3.作为重要的政策性金融组织的县域农业发展银行，目前的业务范围覆盖率还不够高，比如在对农业产业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城市化建设等项目上的贷款发放力度还不够大，所以要加强县域农业银行对这些项目的贷款支持。改变农行发放扶贫开发贷款的现状，授予县域农业发展银行承办县域地区的兑付、市场债券、向县域金融机构批发资金的权利。另外，要大力开发多样性的信贷产品，在具有农业产业结构的大企业以及农业开发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

4.建立完善的农村保险服务体系。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有的风险分摊机制可以得出，其单一的分担风险机制根本不能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应尝试建立更为多样和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摊转移机制，加大对我国农业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但基于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各方面条件以及财政状况的不同，所以要因地制宜，不同地区建立适应当地发展的不同性质和功能的保险公司，完善当地的农业担保和风险转移分摊机制。

5.积极地向农村推广新型的合作性金融。积极推动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广大农村的建立，要积极鼓励各种正规的境内外资本在农村地区投资设立多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农业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这些金融机构一旦在农村建立，就可以发挥其经营方式灵活和管理层次少的优点。

（二）农村小额信贷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创新

1.完善小额贷款体制有效地填补了农村没有大银行的空白。小额贷款可以交给银行或专门指定的组织来经营。

2.在贷款的原则上实行“灵活”的原则，也就是贷款金额灵活，还款期限灵活，贷款抵押物范围灵活，贷款品种灵活，在审批制度上灵活，在定价机制上灵活。

【关键词】体系，构建，金融，农村，中国，加强，

篇9

关键词：村镇银行；农村金融体系；交易成本；产权改革

从2007年3月1日第一家村镇银行在四川开业拉开村镇银行试点的序幕发展至今，村镇银行体系已初具规模。我国村镇银行是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伴随农村商业银行，小额农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而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村镇银行是带着政策的光环诞生的，是政策的产物。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现状及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含两个层次，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种正规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组织。就正规金融体系而言，这样一个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组织为主体的框架，基本涵盖了大部分的农村地区。

1.1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支农功能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省以下分支机构的缺位使得它的资产运营目标难以得到至上而下的贯彻，不得不将大量业务委托农业银行，一方面农业银行的营利性特征让它有足够的动力来挪用这部分资金甚至直接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过分局限于粮棉收购，对于亟待政策资金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乎漠视。

1.2农业银行的撤离造成农村商业金融安排空位

自1979年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农村金融。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银行业务的交叉使农业银行不再固守农村金融这一传统领域，而逐步将眼光转向农村金融以外的业务领域。在商业化的思路指引下，农业银行更明显的以一个商业银行的姿态参与同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营利性成为其首要目标，并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洗脚上岸”式的战略调整，大量拆并县及其以下的分支机构，业务中心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农业银行的撤离，必然造成农村金融主体的缺失，直接在原有金融体系中打开缺口，造成商业性金融机构部分产生供给空白。

1.3农村信用社存在诸多问题

1.3.1产权归属不清

信用社发展到如今，信用社的产权关系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并没有将信用社当成是农民的，而把他当成是商业银行看待，为农意识淡薄；一些农民也不把信用社当成是自己的，而是把他当成是国家的或是商业的银行。

1.3.2不良贷款比重高，资产质量差

农业生产的低效益性和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信社的农业贷款面临较大的损失风险。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近些年，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有所提高，但从绝对比重来看，其比率依然很高。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使农信社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而不得不审慎对待农村贷款，限制其农村业务的开展。

2设立村镇银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2.1培育了新的农村金融主体，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空位”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必不可少。所谓“交易成本”是指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成本=签约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成本。

交易方式或交易机构的选择取决于实现交易成本的最低。在交易层次比较低的时候，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优势比较明显，而当交易层次提高以后，伴随资金交易的扩大，商业金融的规模效应就会体现出来。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相应的弥补资金风险的信息成本会增加，这些通过大额资金借贷的高利率体现出来。但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现有的安全评估成本会因为资金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其单位水平，同时单位签约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如图1所示。

图1

所以为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不同的金融机构应有自己不同的市场定位，民间金融和合作机构应着力于分散性、小额性的资金需求，而对于集中性、大额性和共性化的市场需求，则安排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能使交易成本最低。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本来包含有商业金融的安排，但是，农业银行的“洗脚上岸”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原有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直接形成商业金融的缺位，导致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交易成本的非最优化。我国村镇银行是按照公司制新组建起来的企业法人，或是其他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从性质上来说，它属于商业银行，按照商业性的原则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它的设立弥补了农行撤离所留下的农村商业金融空位，也缓和了这种空位下的交易成本问题，从而保持了原有体系的完整。

2.2创造竞争环境，推动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不应该只单纯依靠设立几家新的金融机构，对原有金融机构组织的改革同样重要，对于农信社来说，改革的核心在于重塑合作制。

另一个关键在于竞争机制的培养。村镇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入住农村，从业务来看，它和农信社存在很大的交叉领域；从水平上来看，农信社属土生的金融，管理技术和水平远不如下乡的这些村镇银行。

2.3带来协整效应，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

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非均衡；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38-05

非均衡是指与整个系统表现出的广义的均衡相对的一个概念。农村金融属农村经济范畴，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系统是农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主要是指在农村地区把农民以及乡村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各类金融机构、各项金融业务以及相关规定的总称。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计划与市场混合型的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更为典型。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其他各产业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金融体系建设又落后于城镇金融体系，其非均衡特征也更加突出。[1]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非均衡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非均衡状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供求关系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信贷资金缺口大；其次是金融资源在空间配置的非均衡，主要由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所导致；最后是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非均衡，主要包括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之间的结构、金融产品结构等方面的失衡。

（一）信贷供求的非均衡

农户和农村企业是既是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农村金融需求的主题。且它们对资金的需求也是农村金融需求中的最主要部分，而农村金融的供给则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

1.农村地区的信贷资金需求。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不同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所表现出的金融需求特征和满足金融需求的手段以及要求也是不一致的。表1简单列出了不同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状况和原因分析。

①本表温饱型农户、市场型农户、大型农业集团的内容由参考资料整理而得。

2.农村地区信贷资金大量外流，供给不足。农村信用社的信贷业务使大量的农村资金外流，如2005年信用社存差数额已高达8924.75亿元，农村信用社处理存差的一种主要方式是把它转存于中央银行以获取利差，这就间接地导致了农村资金流入城市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如表2）。

即使是在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农业贷款中，面向广大农户的农业贷款额占总发放贷款额的比重甚至不及50%。以2005年为例，全国各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额为24,339.89亿元，而其中的农业贷款额为10,897.29亿元，占全年总贷款余额的44.8%。由此可见农村资金的外流现象较为严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信贷资金长期供不应求，并且已经达到了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系统不能自我修复的可能的程度了。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这种供求不均衡的状况将长期存在，长此以往，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1.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支持的差异。总体来看，我国当前地区间经济发展是非均衡的，农村经济区域也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相对发达，中部次之，西部发展比较滞后。而且，从动态的角度看，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这种趋势不仅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的非均衡现状，而且有可能使之恶化。

从金融机构的设置看，东部金融服务机构的区域布局相对比较完善，农村商业金融也较发达，各类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较为充分。比如，中资银行中，5家大银行和12家中型商业银行的总部全部设在东部，中型银行分支机构主要在东部；外资银行机构中，14家外资法人机构全部在东部，189家外资银行分行中177家在东部。在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较为突出，但金融支农的效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至于中西部落后地区，为大多数居民和农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是农村信用社。[2]

从东、中、西各地乡村人口占全国乡村人口的比重与东、中、西各地信用社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比重比较来看，东、中、西各地金融支持是很不协调的（如表3所示）。以2005年为例，东、中、西各地乡村人口占全国乡村人口的比重大概都为三分之一，而东、中、西各地总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比重分别为56.7%、28.4%、14.9%。平均每人贷款额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都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西部还不到全国的一半。

2.城乡间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数量、贷款业务等方面的差异。从城乡的角度来看，城乡间的金融资源分布也是极不均衡的。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局面。就城乡金融机构的人员构成情况比较来看，2005年银行企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总共28,067个，总的从业人员2,322,855人，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达到了27,101个，但是其从业人员却只有627,141人，从业人员比重与法人机构比重严重不协调。就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金融机构，所提供贷款业务仅占全国业务总量的9%至10%左右，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所获得的金融服务非常有限。

（三）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非均衡

1.官方金融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的非均衡发展。个别地区民间金融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官方金融，这是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是中国金融二元化格局所造成的影响之一。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以信贷为主，近年来，农户家庭贷款一半以上的份额来源于民间金融市场，民间金融机构成为农村地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2.金融服务单一化。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银行业务体系。信用社业务类型的单一化，其负债业务主要依赖存款，存款的多少很难由金融机构确定，因此，资金来源过分的依赖存款，必将导致信用社的运营具有很大被动性。信用社经营业务单一化无法分摊经营风险，当面对经营中不可避免的不良贷款业务时，信用社缺少应有的消化风险能力。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地区对于资金结算等中间业务的需求必将逐渐增加，单一性的信贷业务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

二、我国农村金融非均衡状况的原因分析

目前，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不强、商业性金融急剧收缩、合作性金融未能完全按其宗旨服务、邮政储蓄“坐享利差”、农村金融资源有限等是导致我国农村地区信贷供求非均衡、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及金融市场结构非均衡的主要原因。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强

设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初衷是为农业这一效益低、风险大的弱势产业提供支持和保护。其职能具有鲜明的非商业性，即政策性、财政性和弥补性。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主要业务是为农产品购销提供短期资金，但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国家对农业政策性运行范围也限制过死，缺乏弹性和分类对待的灵活性，对产后的流通环节投量过大，而对产前产中环节发放贷款过少。据资料表明，目前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高达85.3%，而各类开发性贷款仅占8.9%。这种贷款结构导致了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资金得不到满足。[3]

（二）商业性金融急剧收缩

中国农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之后，其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为此，在选择农村客户时，遵循的是开发综合效益高、比较优势大、竞争力强的基本原则。而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其生产周期长、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投资回报率低、市场反映滞后和风险大，被视为高风险行业。这些因素影响了农业银行涉足农业和农村的积极性。由于农业银行商业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和避险性，以及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政策压力，大幅度的收缩基层网点和农业信贷资金。农业银行经营网点及资金分布本来就严重不均衡，在收缩了大量的中西部乡（镇）网点后，将经营重心和信贷资金向城市及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从而导致大量农业资金净流出。

（三）合作性金融未能完全按其宗旨服务

作为建国后最早成立的金融机构之一，农村信用社发展历程曲折，留有较重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在管理上脱钩后由人民银行行使其主管权，其运行是在政府隐形担保下的运作，仍然依靠的是国家信用，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干预仍然难以摆脱。同时，农村信用社一方面在资产规模、服务内容、方式和手段上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对多种金融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每年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等方式，也引起大量资金流出农村。[4]

（四）邮政储蓄“坐享利差”

在1986年，农村地区一个重要金融机构――邮政储蓄（现邮政储蓄银行）诞生。邮政系统通过行政安排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经营原则是只存不贷，从乡镇农村每年抽取约2300亿元的资金，转存央行，坐享存贷利差高达2.35%，这一违背经济常规的经营行为严重干扰了农村的金融秩序，加剧了农业资金的“农外转移”。由此可见，邮政储蓄是造成农村资金流失的主要机构之一，这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的一项重要因素。

（五）农村金融资源有限

一个均衡的农村金融体系必须有充足的金融资源可以配置，从而可以达到与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互匹配。现实的情况是，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不均衡。农村金融资源的有限性主要是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中融资渠道在不断的减少，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农村资金总量在减少，农村财力的弱化挤占了有限的农村金融资源。融资渠道在不断的减少主要表现在，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加速推进，其县乡分支机构陆续退出；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分支机构也只设到县一级。信用社也在有选择地退出“亏本”的乡镇，向县城或城郊转移阵地，导致有些偏远落后的乡镇成了金融“真空”地带。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主要是指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保险、担保以及证券机构则基本不存在。农村金融体制中的资金总量是伴随着机构迅速减少而减少。

三、我国农村金融均衡发展的对策

金融体系均衡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通过市场来配置各种金融资源，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也脱离不了这一根本性策略。然而，农村经济的现状决定了纯粹市场化的发展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需求，落后的经济状况注定了政策性扶持策略要在整体的发展策略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只有通过必要的政策性保护，才能有效避免“回波效应”(注：冈纳・缪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所造成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状况的恶化，使农村落后地区获得急需的发展资金。同时，要明晰政策性机构与商业性机构的业务范畴，确保农村金融体系的均衡化发展。

（一）政策性金融的相对独立运行

农业发展银行是国内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农村地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应该以农村地区唯一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为核心，一切政策性金融业务都应围绕着农发行来进行。因此，大力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对繁荣农村金融意义重大。

1.切实履行办行宗旨，恢复其业务范围，强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在1998 年以前，除履行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的基本职责外，还承担了信贷扶贫、支持农业开发以及支持农业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的任务。1998年以后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打“白条”问题，保护农民利益以及保障粮棉油的生产供应，基于其当时的资金实力以及业务能力水准，国务院对农发行业务范围做出调整，使农发行的绝大部分信贷资金集中用于粮棉油流通领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几年来，这种举措的效果是显著的，可弊端也日益突显出来。一是农村政策性金融主题缺失。二是不能顺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利于粮棉油市场的健康发展。三是农发行自身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此，恢复农发行1998年以前的业务范围既为现实所需要，条件也已成熟。[5]

2.拓宽融资渠道，充实资本金。要在充实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基础上，拓宽资金来源。可以利用政府信用将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存款按比例转农业发展银行，壮大其支农实力，改农村资金“抽血”为“供血”的良性循环；可以将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基金、住房公积金等相对具有长期稳定性质的社会契约性储蓄的余额资金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要将农发行“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职责尽快落实到位，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拨付、结算，通过农发行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农力度。

（二）商业性金融的市场化道路

农业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产业，对信贷业务的需求也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金融需求。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涌现，对于金融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的均衡化发展即应以满足信贷业务需求为主，同时注重金融业务的多样化，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农村商业性金融资源的各种经济需求。

发展商业性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体系均衡化的根本之路。在健全农村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发展重点不能仅局限于当前的金融需求，更要考虑到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完善的市场化金融体系比政策性举措更行之有效。

1.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之路。我国农村信用社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但是目前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央行对其利率的管制、业务量的限制、相关法律的不健全等等。农村信用社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既有经济方面的，又有非经济方面的，各方面彼此交织，相互联系，加大了问题解决的难度。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化才是金融体系均衡发展的根本之路。其次，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稳步前行，农信社的改革措施要与自身的实际能力相结合。农信社当前仍要以满足贷款需求为首要任务，同时注重拓展中间结算业务，最终提升农信社的业务能力。再次，要服务“三农”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由于农业相对于城市工商业而言属于弱势产业，在当前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有必要强化农信社的这一宗旨，以避免上面分析到的农村地区的信贷资金进一步向城镇地区流失问题再次出现。

2.商业银行应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首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由于农业的特殊性质，使之拓展农村市场的积极性不大。但实际上，不能全盘否定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盈利性的可能。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对外开放，许多国外金融机构都表示，要从事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而且是有利可图的。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开展业务中应在注意盈利性的前提下，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实行区域性差别贷款。

（三）构建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体系

随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跃入我国农村金融版图，必然会对农村的金融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带来积极的效应。一方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实际上将民间借贷和小额信贷组织纳入到了可发展的正规金融体系。只要民间借贷和小额信贷组织符合条件，就可以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样能够减少高利贷的发生，有利于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被允许组建的意义是要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重点发展农户小额贷款和农村小企业融资，逐步提高农户和农村小企业贷款的覆盖面和满足度，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所进行的各项业务和所增加的信贷投入，必将提高农村的金融服务。

虽然首批试点不多，但是随着这些新生事物的成长，会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样可以缓解东、中、西地区间金融资源的非均衡配置。

四、小结

非均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态，而均衡是发展的理想目标，寻求均衡才是发展的根本出发点。目前，农村金融体系的非均衡状况普遍存在于信贷结构、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市场结构等多方面，均衡化的发展策略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政策性金融的相对独立运行；商业性金融的商业化道路及建立农村地区金融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易秋霖.中国的非均衡金融[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 何广文.合作金融组织的制度性绩效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