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固定资本与不变资本

篇1

译序说：李嘉图接受了斯密教条，并“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生产只受资本的限制，任何数量的资本都能投在生产的用途上，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因为生产物总是用生产物或服务来购买的，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买和卖是不会脱节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李嘉图没有看到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有可能使买卖分离(但只从这方面批判李嘉图的危机理论是不够的，因为认为买卖不会脱节，就应该否认任何危机，包括局部的和普遍的，但李嘉图却承认局部危机而否认普遍的危机，所以李嘉图危机理论错误的根源并不在于其货币理论的不正确)；他也看不到固定资本的折旧和更新，从某个工厂看必然是不一致的，而从全社会看，要使其一致，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这些并不是李嘉图独有的思想，而是萨伊的“销路说”和老穆勒的“买卖均衡说”或“供需均衡说”；李嘉图本人的“生产消费均衡说”是植根于斯密教条的，这一点译序倒没有强调。

李嘉图信奉斯密教条，认为商品中的旧价值C，是不断地分解为收入V和M的。同样，萨伊、老穆勒、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甚至是凯恩斯也是这样认为。这一教条今天仍影响着经济学界。正是由于李嘉图认为全部价值最终被分解为收入，而收入又是用于消费的，因此，即使不是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而是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李嘉图认为生产同样等于消费(个人消费)，这样，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能发生了。当然在李嘉图生活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世界还未发生普遍的危机，历史的局限性使他否认普遍的危机，以及发生这种危机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斯密和他不同，斯密从构成收入的物质资料出发，看到有的收入是体现在生产资料如钢铁、机器等物质上的，是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所以，斯密虽然是斯密教条的始祖，但是没有提出生产等于消费的理论。而李嘉图却完全从概念出发，得出收入可以全部进入个人消费、生产等于消费、否定普遍危机的错误结论。

二、混淆利润、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原因

《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李嘉图从来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同它们分别开来考察剩余价值”。除了特殊的场合，李嘉图确实是混同了平均利润、利润和剩余价值的。

利润和剩余价值两者在量上虽然相等，但在质上却是不同的。剩余价值是从生产和创造的角度考查的，是劳动创造的，这是科学的视角；利润是从分配和实现的角度考查的，是资本获得的，这是不科学的视角。生产价格和价值的不同在于，生产价格包含平均利润，价值则包含剩余价值，因此混同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就必然混同生产价格和价值。

原因何在？译序对此有一段很长的解释：李嘉图“只考察了比较次要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并且将这种区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因而他也就混同了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区别，进而混同了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区别。为……地租的规律下了错误的前提”。这段解释是参考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但我认为仍需要讨论。我们知道，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是从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角度着眼的，在相等的资本中，可变资本占的份额不同，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不同；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分，是从取回预付资本经历的时间着眼的，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取回的是流动资本，在多次生产过程中取回的是固定资本，这既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不涉及利润的获得，因为固定资本虽然有所用资本(全部)和所费资本(折旧)的差别，但是，却按全部资本获得平均利润。就是说平均利润的获得，不论是否区分或混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这两组资本，只要每组资本的总数是相同的，就能获得相等的利润，即平均利润。因此，两组资本的混淆并不是混同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原因。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只要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剩余价值来源就无法说明，就必然被歪曲为资本的产物，被歪曲为利润。李嘉图正是这样。至于他为什么混同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以及生产价格(自然价格)和价值，其原因是：第一，缺乏抽象力，将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平均利润看成是剩余价值。第二，对斯密的批判不彻底，当斯密说由三种收入构成价值时，他是反对的，因为他认为收人从价值分解而来；但是，当斯密拐了一个弯，说具有自然率的三种收入构成等于价值的生产价格(自然价格)时，他就接受了斯密的观点，并认为斯密作了“极为精确的讨论”。

译序又说：“利润与剩余价值、生产价格与价值，在只有资本全部为可变资本的条件下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段话是参考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但是也有译序作者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如前所述，孤立地看，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两者在数量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联系到“生产价格与价值”时，由于生产价格包括的是平均利润，因此，“利润与剩余价值完全一致”中的“利润”指的就应该是平均利润。那么，是否只要在资本全部为可变资本的条件下，平均利润与剩余价值，以及生产价格与价值就完全一致了呢？当然不是，在这个条件下，只能是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完全一致。问题在于：平均利润是社会总剩余价值由社会总资本平均分配的结果，它不可能无条件地等于个别资本中的可变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那么，要在什么条件下，平均利润才与剩余价值一致，生产价格才与价值一致呢？只有具备中位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中位的资本周转时间的条件下的资本，由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是属于社会中等条件的，其生产的剩余价值才等于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于价值，并且这种生产价格，不受工资变动和利润的反变动的影响，永远等于由劳动决定的价值。它就是李嘉图孜孜以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

三、否认绝对地租的原因和地租的实体

译序对地租有所说明：从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各种收入的来源这一前提出发，李嘉图指出“工资等于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地租是商品价值超过工资和利润的余额”。这里对利润的简单化处理，必然使地租为零。因此，不应简单地处理利润，应该提出利润差额的概念。两份农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差额构成级差地租，工、农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差额构成绝对地租。这样，就涉及译序对绝对地租的理解，“对于绝对地租，李嘉图是从其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出发，把它轻易地否定了。他以为，如果承认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就是承认了同量劳动因其加工要素或材料的不同(如不同丰沃程度的土地)会创造出不同的价值。这样就承认了不是劳动时间，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决定价值了”。这里包含的理论逻辑是：工、农业的等量资本，要获得等量利润，即平均利润。但是，农业要缴纳的地租是多于平均利润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差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农产品的出售价格高于价值，就是劳动以外的自然因素能创造价值了。这两者都是李嘉图反对的。因此，他否认绝对地租。

但是，我认为译序对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的说明，有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绝对地租是所有租用土地都有的，是土地私有权在经济上的表现，与土地的丰沃程度(还有位置)丝毫无关，与此有关的倒是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40年前，我提出这一点时，王老师回信说：“陈其人同志指出，括号内‘如丰沃程度的土地’几个字是不应该有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这句话，本来是摘自《剩余价值学说史》上的一句引文，在作文字修饰时将引号去掉了，后来又加了个注释性的括号，原意是想特别指明，将同量劳动投在不同于加r52业的劳动对象的土地上，就会创造出不同的价值。……没有想到会产生相反的解释，会想到级差地租方面去。现在既然陈其人同志指出来.就府该去掉它”。

译序正确地认为，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除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外，原因还在于，“如果承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农产品的价格就要高于价值，但这是同等价交换原理相违背的州”。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说明重农主义的地租理论时，译序说：重农学派主张“地租来源于土地特别肥沃性的自然恩施”。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何根据？据我所知，重农学派诸子都认为地租就是土地的纯产品，即从使用价值角度看的农业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这个差额是自然的恩赐，与土地的肥沃与否没有关系。当然，不毛之地是不能生产出纯产品的，也是无人耕种的。但是，这是土地被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耕种的条件，而不是纯产品的产生条件。

还有一个问题：译序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总说明：“他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出发，认为地租来源于农业中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是在土地有限，需求大于供给的条件下，由于优等地与中等地上的农产品价格大于由劣等地条件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而产生，并固定在农业中的。农产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决定价值的劣等地没有超额利润，当然也就不会有地租……”。这里的说明有不清楚和混乱的地方。不清楚的是：“农业中的超额利润”。我们知道，除了经营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只有一种大于工业资本的超额利润(其起因是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它转化为绝对地租)外，其他的农业资本有两种超额利润：一种是两份农业资本之间的超额利润，它转化为级差地租，另一种是农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的超额利润，它转化为绝对地租。这里的“农业中的超额利润”指的是一种还是两种，指代不清楚。从“农产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看，是两种地租的来源，因为农产品的价值高于其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是绝对地租的来源，而优良地和中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由劣等地调节的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则是级差地租的来源。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原因是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看不到农产品的价值高于其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因此，为了排除转化为绝对地租的那种超额利润，“农业中的超额利润’’最好改用李嘉图的原话：“地租总是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

这里的“社会价值”应该是单个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全部农产品就按此价值出售，而这里的“农产品价格”与社会价值相对照，也应是单个农产品的价格。但是，这样一来，单个农产品价格大于单个农产品价值，而按价值出售，就不可能有任何超额利润了。如果说这里的“农产品价格”是总价格，那么，与此对照的社会价值也应是总社会价值，而只有以总价格出售，且大于总社会价值，才有超额利润。但是，译序又说：“农产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这就无法说明超额利润产生的原因了。

四、不提原料的原因是资本理论有缺陷和劳动价值理论不彻底

《原理》第一章第三节“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这时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即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生产商品的活劳动，而且还有生产资料上的物化劳动，但后者并不包括原材料。对此译序作者指出：“在李嘉图的公式中，未曾包括原材料中的劳动却是一个缺陷”。郭大力老师也认为：“没有说到这种劳动于以支出的对象，即材料之类的东西。是一种疏忽。”但这两位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仅限如此，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探讨，这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原因是很深刻的，涉及到李嘉图有缺陷的资本理论和不彻底的劳动价值理论。

李嘉图资本理论的缺陷：只从流通的角度将资本区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因此，看漏了原材料。李嘉图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资本，不从创造价值的角度将其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从流通的角度，即根据取回这些预付资本的时间长短，将其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种区分是有缺陷的，因为固定资本的特点是，使用价值全部参加劳动过程，但价值却部分地转移到商品上去，并且要在多次资本周转中才能取回。而流动资本(工资除外)的特点是，使用价值全部参加劳动过程，价值也全部转移到商品上去。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由于它推动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所以不存在价值转移问题，但从流通的角度看，其价值和流动资本一样，在一次资本周转中便能取回，这和固定资本不同。李嘉图离开多次或一次资本周转便能取回投下的资本的价值这一点，单纯从取回时间的长短来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其原因在于不理解不同部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有不同的特点。

将两种资本作这样的区分时，李嘉图没有把购买原料的资本列人流动资本，原料在这里被省略了。他说：“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厂房上的资本的比例也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配合方式”。因为，在一种行业中，“流动资本(也就是用来维持劳动者生活的资本)可能很少”；在另一种行业中，所使用的资本额可能相等，但主要是用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在这里，他都把原料排除在外。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斯密的这种理论，同重农主义相比确实是后退了。重农主义正确地从生产资本出发，将投在农业生产中的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前者是多年才能取回价值的，后者则是一年便能取回价值的。斯密虽然正确地将这一范畴扩大到工业部门，并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代替原预付和年预付，但是却错误地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

我们知道，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看，资本要经过两次流通过程和一次生产过程，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斯密把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在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混同于流动资本，把工人的消费资料本身，而不是把它的价值看成是流动资本。同样，重农主义也错误地认为，农业生产中消耗的消费资料的价值，会不变地转移到农产品上去。于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便不可能，这两者的对立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的区分更是不可能了。

李嘉图之所以把流动资本看成只是工人的消费资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知道，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或使用寿命的差别，则没有这样的作用。但如果不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看，而从剩余价值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资本中进行分配的角度看，那么这两种差别对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则发生同等的作用。因为在相同时间内使用的等量资本，不管生产的剩余价值如何不同，分配到的剩余价值却是相同的。第二，从生产剩余价值的角度看，在资本有机构成中，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其中劳动资料和原料各占多少。是毫无关系的；从投下的资本何时能取回的角度看，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中，同一价值量的流动资本，其中原料和工资各占多少，也是毫无关系。从前一角度看，劳动资料和原料要放在一起，而和可变资本相对立；从后一角度看，工资和原料要放在一起，而和劳动资料的固定资本相对立。

因此，投在购买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消失了。它不适合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取回投下的价值的方式上，它与固定资本不同，而与工资相同；它不应该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斯密流传下来的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混同起来的做法，就站不住脚。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有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不彻底。马克思指出：在写上述的第三节时，第四节已经在李嘉图的脑子里。他由于混同了价值与生产价格，就认为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生产价格(具有中等资本有机构成和中等资本周转的部门的产品例外)，而利润率的变动是由工资的变动引起的，两者的变动方向相反，因此，就错误地认为，这种变动也是决定价值的因素(这样，劳动价值理论就不能坚持了)。他在《原理》第一章第四节表述到：由于资本的比例不同和资本的经历时间不同，由工资变动引起的利润反变动，其对生产价格(他误认为是价值)的影响，只限于在第一次生产过程以后。因为在李嘉图看来，第一次生产过程，产品的价值，是由活劳动和体现在生产资料上的死劳动一起决定，而在第一次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劳动，从第二次生产过程开始就获得利润了，这利润加到产品上，其生产价格(他误为是价值)就大于由这次生产过程中生产该产品而耗费的活劳动，就是说，有劳动以外的因素参与决定价值。我们知道，原材料是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就消耗掉的，这就不能成为第一次生产过程以后的积累劳动，固定资本则可以在多次生产过程中存在，所以，无论利润怎样变化，原材料不会从获得利润方面影响价值，固定资本则必定从这方面影响价值。因此，有丰富逻辑能力的李嘉图，在分析生产资料的价值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时，将要到下一节才能说明的问题考虑好，而将原材料从生产资料中去掉。他的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他举了这样的例子(甲例)：假定两人各雇100人劳动一年，分别制造两架机器，另一农场主雇100人种植谷物，年终每架机器和谷物的价值相等，因为他们是等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假设不消耗生产资料；下同)。下一年，一架机器所有者雇100人利用机器制造毛呢，另一架机器所有者运用机器制造棉布，农场主则和以前一样雇100人种植谷物。第二年终，毛呢和机器，棉布和机器，是200人劳动一年，或100人劳动两年的结果，谷物是100人劳动一年的结果，前两者的价值就应为后者的两倍。但李嘉图认为实际上不止两倍，因为前两者的“资本在第1年中的利润已经加入到各自的资本之中，而农场主的资本在第1年中的利润却被消费和享受掉了……商品价值的大小便不会恰好与各自所投入的劳动成比例，也就是，比例不是二比一，而是大一些，以便补偿价值较大的一种被送上市场以前所须经过的较长的时间”。例如，假定每个工人每年的工资为50镑.100人则为5000镑，平均利润率为10％，第1年终，每架机器和谷物的价值都是5000镑+(500(3镑xO.1)=5500镑。第2年终，机器作为固定资本使用，它要求产生550镑利润，则毛呢和棉布的价值都是6050镑。毛呢、棉布和谷物耗贺的劳动时间相同，前两者的价值所以比后者多550镑，那是因为他们生产时使用了价值5500镑的固定资本，它要求利润550镑。

第二，在资本结合比例不同、商品上市时间不同条件下的工资涨落。承接上述甲例，李嘉图认为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但两者相加的数额不变。现在假定由于工资上涨，利润从10％下降为9％。根据工资和利润之间关系的原理，谷物的价值不变，仍为5500镑(可见它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毛呢和棉布的价值也是5500镑，但由机器获得的利润却从550镑(5500镑×0.1)下降为495镑(5500×O.09)，利润加到毛呢和棉布上去，它们的价值(其实是生产价格)便从6050镑下降为5995镑。因此，固定资本越大，商品价值下降也就越大。如果工资下降，情况就相反。他把生产价格的变动，看成是价值的变动。毛呢和棉布的情况相同，其相对价值不变。

现在，我们进一步看到，李嘉图谈论商品价值决定中的间接劳动时，为什么只提机器之类的固定资本，而不提原料之类的流动资本的原因了。因为机器存在的时间事实上超过一次生产过程，利润率变动，利润也变动，由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也变动，而李嘉图则把它看成是价值的变动；原料存在的时间以一次，t产过程为限，此后它再也不能获取利润了。利润率的变动对它毫无影响，而在一次生产过程中，李嘉图始终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

李嘉图不了解他看到的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工资变动，即剩余价值率变动，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也变动，其变动情况要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他应该把机器和原料等列为不变资本，再从可变资本的变动、平均利润率的变动来考察生产价格的变动。

篇2

政治经济学（财）试题

课程代码：0000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在经济学说，第一次把经济理论的考察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的是

A．重商主义学说

B．古典政治经济学

C．庸俗政治经济学

D．政治经济学

2．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

A．系统方法

B．数学方法

C．唯物辩证法

D．归纳和演绎法

3．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动力是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B．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C．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

D．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

4．构成社会财富物质内容的是

A．价值

B．使用价值

C．交换价值

D．剩余价值

5．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

A．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

B．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

C．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矛盾

D．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6．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出的定期付款的保证书是

A．期票

B．汇票

C．支票

D．债券

7．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关键在于说明剩余价值是在

A．生产领域产生的，但离不开流通领域

B．流通领域产生的，但离不开生产领域

C．流通领域产生的，与生产领域无关

D．生产领域产生的，与流通领域无关

8．假定资本家投入1000万元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800万元(假定不变资本一次转移)，可变资本200万元。雇佣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为1400万元，那么剩余价值率是

A．50％

B．100％

C．150％

D．200％

9．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是

A．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B．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

C．工作日不变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果

D．延长工作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果

10．资本有机构成是指

A．反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比例关系的资本技术构成

B．反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关系的资本价值构成

C．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D．由资本价值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技术构成

11．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集中的直接后果是

A．导致社会资本总额急剧增大

B．导致个别资本规模迅速扩大

C．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下降

D．导致可变资本数量上升

12．考察资本循环要以

A．借贷资本为对象

B．商业资本为对象

C．产业资本为对象

D．生息资本为对象

13．固定资本在有效使用期内，由于生产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价值贬值，被称为

A．物质磨损

B．精神磨损

C．固定资本折旧

D．固定资本更新

14．年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是

A．M′=m／c

B．M′=m／v

C．M′=M／v

D．M′=m／(c+v)

15．公式I(v+v+m／x)=II(c+c)是

A．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

B．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

C．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D．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16．平均利润率形成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获得的平均利润量

A．等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

B．大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

C．小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

D．与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关

17．垄断组织在购买生产资料时规定的价格是

A．垄断高价

B．垄断低价

C．自由价格

D．保护价格

18．公有制反映的是

A．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B．财产的组织制度

C．资本的组织形式

D．资产的经营方式

19．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中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是

A．按劳分配

B．个体劳动收入

C．福利性分配

D．按资金分配

20．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产权清晰是指明确界定

A．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财产权

B．出资人的财产经营权与企业的法人财产权

C．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经营权

D．出资人的财产经营权与企业的法人经营权

21．规范市场客体的规则属于

A．市场进出规则

B．市场竞争规则

C．市场交易规则

D．市场兼并规则

22．与集约型经济增长内容基本一致的是

A．粗放型经济增长

B．外延型经济增长

C．内涵型经济增长

D．数量型经济增长

23．下列产业中，消耗资源较少的是

A．建筑业

B．新兴服务业

C．装备制造业

D．加工工业

24．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实质上反映

A．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

B．物质资源消耗的多少

C．市场份额占有的大小

D．环境保护状况的优劣

25．企业分配给职工的工资属于

A．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B．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C．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

D．国民收入中的社会后备基金

26．社会保险的三大法定保险是

A．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B．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C．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D．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27．产业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是

A．国际贸易

B．国际金融

C．对外直接投资

D．国际间接融资

28．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

A．国际水平分工

B．国际垂直分工

C．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分工

D．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

29．世界贸易组织是

A．联合国的组成机构

B．区域性的国际贸易组织

C．多边性的国际贸易组织

D．双边性的国际贸易组织

30．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是

A．以质取胜、科技兴贸

B．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C．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D．“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31．作为自然经济对立物的商品经济

A．以自然分工为基础

B．以社会分工为基础

C．以市场交换为目的

D．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

E．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总和

32．按主体的不同，信用可分为

A．商业信用

B．银行信用

C．企业信用

D．国家信用

E．消费信用

33．根据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资本可区分为

A．不变资本

B．固定资本

C．可变资本

D．流通资本

E．流动资本

34．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是

A．产业资本运动中采取的一种职能形式

B．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资本

C．为生产剩余价值作准备的资本

D．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

E．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35．平均利润率形成以后

A．各部门的利润率趋向平均化

B．各部门内部各个企业的利润率完全相等

C．各部门商品的价值和它们的生产价格完全一致

D．各部门的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不一定完全一致

E．各部门投入的等量资本会获得等量利润

36．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运用财政政策进行调节的手段有

A．税种

B．税率

C．政府支出

D．利息率

E．货币供应量

37．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是

A．个体经济

B．私营经济

C．外资经济

D．集体经济

E．股份合作制经济

38．理顺分配关系和调节收入分配要求

A．提高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基本收入

B．调控不合理、不公平的高收入

C．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D．打击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

E．允许两级分化

39．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

A．社会保险

B．社会福利

C．社会救助

D．社会优抚

E．社会资助

40．属于非关税贸易措施的有

A．进口配额限制

B．“自愿”出口限制

C．行政手段限制进口

D．制定环保标准限制进口

E．制定技术标准限制进口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41．简述经济规律的特点。

42．简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

43．简述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

44．简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45．简述“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内容。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请任选2小题作答，全部作答只按前2小题评分。

每小题10分，共20分)

46．试述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区别。

篇3

关键词：技术进步；一般利润率；提高

一、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即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被资本的剥削程度不发生变化时，通常利润率会逐渐下降。究其原因，一般是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社会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由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共同作用形成的。所以，有些人认为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可以使得技术进步，进而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而实际上，技术进步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利润率，需要对其进行综合考虑。

二、一般利润率的影响因素

一般利润率等于社会剩余价值总额除以社会总资本。对平均利润率，不能理解为是各部门利润率的简均，而要考虑各个部门的资本在社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考虑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原因时，要同时考虑到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求出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简均数）和平均数中不同利润率的占比。而投在每个特殊部门的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多大的部分决定了一般利润率。”个别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为p'=m/（c+v）。由此公式可见，个别生产部门的利率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即c：v，二是剩余价值率，即m/v。因此，一般利润率通常由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决定。另外，周转时间，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也会影响一般利润率。

本文主要从技术进步对资本的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以及周转率方面研究其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

三、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与一般利润率

技术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主要包括三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资本和降低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格。

1.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

个别生产部门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增强竞争力，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激励研究更加先进的技术，这也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之一。当其他部门发现之后，也会采取该技术进行生产，从而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相比于提高之前将需要更少的劳动力，使得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

置盐信雄对以上分析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是采用先进的技术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所以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另外，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由于没有统计数据，所以也不能判断其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综合以上观点，而且由于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存在，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为了使资本的有机构成得到提高而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效果是有限的。

2.技术进步通过节约资本而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

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可以通过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进而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不能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而是要通过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资本存在着两种趋势：一、通过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聿欢霞跎俨品生产所必要的劳动，进而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二、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生产产品压缩到最小的必要的劳动，即压缩利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到最低限度。”

通过技术进步而改良机器是节约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机器的改良所引起的不变资本节约，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改良制造机器的材料，使机器耐用；二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使生产资料价值下降；三是改良已有机器，使它们更便宜或更有效地进行操作；四是废料可以通过使用性能较好的机器减少。“凡是使机器从而全部固定资本在一定生产期间内的损耗减少的事情，不仅会使单个商品变得便宜......而且减少这段时间内的资本支出。”而由机器改良引起的利润率提高，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社会内部的分工和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资本家利用的是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中，劳动生产力通过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

3.技术进步通过降低各要素价格而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

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变得便宜，就是生产资料价值的下降。它可以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

第一，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生产资料的数量要不断增加。但是生产资料价值的下降，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与生产资料的数量成比例地增加。因此，生产资料价值的下降使得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放缓，从而延缓了利润率的下降。第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产品价值会下降，生产资料价值也会下降，从而现有以生产资料价值存在的不变资本就会贬值。

4.资本有机构成与一般利润率

综合以上三方面，笔者认为技术进步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从一般利润率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有机构成与一般利率是负相关关系。所以，技术进步通过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了一般利润率。

四、技术进步、剩余价值率与一般利润率

技术进步会对剩余价值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一般利润率。

1.技术进步提高剩余价值率

技术进步会同时导致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提高，但是相对于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提高得更多。其原因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分析，社会中少数人拥有着大量的物质财富。人类生产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全部被资本家占有，工人仅仅变成了更复杂的劳动力。资本家剩余价值生产的需求使得劳动力变得复杂。因为资本家希望得到更高的剩余价值率，如果技术进步使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同比例提高，那么资本家也没有动力寻求技术进步。

所以，从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两个时点的总量比较，可以这样说，技术进步一定会使剩余价值率提高。

2.剩余价值率与一般利润率

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不同行业的剩余价值率不同。拥有先进技术的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均较高。基于平均利润率相等的经济事实，一个行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技术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倒数的减量与剩余价值率的增量之和为零。如果有限的剩余价值率提高要求过多的不变资本，或者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不能达到太高的技术要求水平，那么这样的技术都不会被采用。技术落后的行业，资本技术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所以这些行业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率。

由于技术进步不仅具有内在规律，还存在巨大的外部效应，不由资本家控制得使所有行业获得外部收益。这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存在。技术进步有劳动力价值增长的需求，同时劳动力价值存在超强增长的特性。因此，如果技术受到影响进步速度减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将会同时减少，进而使得利润率下降，导致经济危机。

五、技术进步、周转速度与一般利润率

除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外，周转速度也会影响一般利润率。所以，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影响周转速度，进而影响一般利润率。

1.技术进步加快周转速度

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缩短，进而提高周转速度。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缩短生产时间的目的，通常人们称之为工业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起生产时间的缩短，从而缩短周转时间，可以提高利润率。如果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添置昂贵的机器，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也可能降低利润率。技术进步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

2.周转速度与一般利润率

周转时间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任意一个要素的减少，都可以使剩余价值量增加。究其原因是，用于生产的资本仅是全部资本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流动资本体现为货币和商品资本的形式。生产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越快，闲置的资本就越少，用于生产的资本就越多，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越多。由于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因此剩余价值量增加，利润率也就提高。

六、总结

技术进步对一般利润率的两方面决定因素：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它们的影响体现为是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而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它们分别使得一般利润率提高，所以综合起来也是得一般利润率提高。虽然此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认为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得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有限的，此观点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其他方面都严格论证了技术进步对一般利润率的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2]彭必源.对国外学者非议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8（1）：1-5.

[3]沙洛姆，煞.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中的技术进步和价值：一个注解[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0）：186-207.

[4]余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及其争议[J].经济纵横，2012（9）：9-13.

篇4

【关键词】价值转形萨缪尔森马克思

一、前言

西方经济学家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强烈的反感，一种是清醒的评价。前者全面否定马克思经济学，首先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后者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经济学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能得到当代人的共鸣，西方经济学家应当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萨缪尔森显然属于前者，他曾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发出号召：“的价值太大，不能听任者支配。它提供一面可以用来批判的棱镜。通过这面棱镜，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通过分析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审查。”萨缪尔森的这番话，说白一点就是：不能听任者阐述、研究和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肆无忌惮地向经济学发起全面的攻击。

本文介绍萨缪尔森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价值转形问题的批判，力求客观的将二者理论进行对比。

二、萨缪尔森对价值转形问题的批判

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中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断言价格与价值是一致的,可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却为不同部门间的价格与价值不一致为难。于是,庞巴维克得出结论:如果价值只以劳动量为基础,那它就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价格和利润;劳动价值如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价格和利润,那么断言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工人剥削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崩溃了。可见,庞巴维克试图通过《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存在的所谓矛盾,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学体系。萨缪尔森继承了庞巴维克的研究传统,也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存在的所谓矛盾上大做文章,所以有人将他称为“当代的庞巴维克”。萨缪尔森对马克思转形理论的攻击集中在《从马克思的价值到竞争价格的转形:一个排斥与替代的过程》(1970)、《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形问题的概述》(1971)等论文中,萨缪尔森(1970)将马克思的转形分析看成是一块橡皮解决的问题。

三、两者理论的内容

1.马克思的价值转形

所谓转形问题是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的论证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不同资本最终会按照平均利润来获取报酬，利润的平均化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也为生产价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然而生产价格和价值终究只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篇5

内容摘要：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关于价值理论，当今经济学界有三大理论体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新古典均衡价值理论体系和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和新古典价值理论体系并不陌生，但对于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却知之不多。本文旨在介绍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并且将其与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进行比较，找到这两种价值理论体系的相通之处，然后通过这些相通之处从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的视角解读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

关键词：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比较

篇6

关键词：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协同劳动价值创造制度结构价值分配

（全文详见：《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第179-19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

一、公理性假设

（一）批判的起点：简单协作形式

从假设到结论无疑是现代经济学倡导的方法论的一个主流思路[2]。“个人差异”于是成为了这个主流思路在作为协同劳动批判的历史起点的简单协作形式上，——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形式上，所采取的首先的假设前提。马克思（1975a，第361、372页）说：“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许多工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马克思（1975a，第388页）强调：在简单协作形式中，“非熟练工人”是遭到“极端排斥”的。这里可进行两点理论提炼：一是外生生产力和内生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外生生产力以“个人差异”为表现，内生生产力以“劳动差异”为表现[3]（许光伟，2003a、2003b）；二是张维迎（1995）实际上是以“个人差异”为假设，推出“资本雇佣劳动”逻辑结论，而如果“经济个体被事先看作是相同的”（张维迎，1999，第36页），也就等于取消了价值理论[4]。从而，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处在了简单的、偶然的形式阶段！

（二）概念的辩证法：协同劳动体系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形式在“总和、扩大”的意义上发展着，马克思（1975a，第372-373页）说：“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5]。进一步地，我们考察协同劳动创造价值的现代和一般的形式，应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为了叙述的简洁性起见，协同劳动的概念的辩证法体系被简单地罗列在图1中（注释[6]），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当前，通过拓展劳动概念来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胡家勇，2003），为什么会是劳动价值论本身面向现代拓展的一个主流。

马克思（1975a，第375页）称协同劳动体系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即在这里，“个人”被分解了，“劳动差异”代替了“个人差异”，并且是“劳动差异”造成“个人差异”，而不是历史中相反的事实情况。换言之，亦即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协同劳动体系中，创造价值的劳动分别对应地取得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多重规定或各种形式。对此，马克思（1975a，第388、423页）所作的进一步分析则是：“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促使“在等级制度的阶梯的旁边，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及如果说“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那么，机器大工业“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7]

（三）二重规定形式的规定：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

根据图1，由于“协同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形式，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的二重性或二重规定的称谓相一致，所以笔者本文进一步地称“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为劳动或协同劳动本身的二重规定形式。

从历史上看，对应于“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使得劳动在具体劳动规定的意义上率先取得了劳动的二重规定形式[8]。但这必然也只是逻辑上的一个“暂时”，马克思（1975a，第384页）明确地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所以溯本求源，马克思也终归是确立抽象劳动规定乃至劳动规定本身的二重规定形式并为之“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的第一人。由此，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相应取得了对象于个人乃至一切的经济组织“加权存在”的普遍形式。

在此基础上，复杂劳动（或者称“复杂性劳动” ）的规定是：劳动对象性条件下的劳动主体性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以及对生产力时间因素、技术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全部考虑；相应，简单劳动（或者称“简单性劳动” ）的规定是：劳动主体性的纯粹存在和发展——显然，这里劳动对象性条件已被暂时地“过滤”掉了，以及对生产力时间因素、技术因素和空间因素的纯粹考虑，而后者所谓的“纯粹考虑”实质乃是强调时间因素的相对舍弃[9]。于是按照此规定，即在形式规定的背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公理性假设（许光伟，2003a）。借鉴马克思（1975a，第51-52、359页）的讲法，则是差别化劳动，—— 劳动质的差别决定劳动量的差别，协同形成“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以及“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或者马克思干脆称之为“社会平均劳动”。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马克思的体系内向来是统一的。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于协同劳动的形式规定的叙述是在《资本论》的开篇处进行的，而相应的研究则被推迟在稍后的协作理论中进行。这种隔离使得马克思（1975a，第57-58页）在处理劳动创造价值的社会方式的选择上出现了“偏差”：一是经过理论的“简化”，提出“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的著名的形式命题[10]；二是将“简化”一般化，进而以“简单劳动力”直接代替“社会平均劳动力”，从而相应地将“社会平均劳动”最后归结为“简均劳动”。由此，通过下文的论证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这种思路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本人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二重规定形式的规定。

二、协同劳动性质

（一）一般性：一般协同劳动创造价值

一般性，马克思（1975a，第376、381页）称作“协作的一般性质”或“一般协作性质”，即指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单元协同。在数学上，这种性质则可被称之为“价值创造生产函数的非加总性”，即满足条件（许光伟，2003a）[11]：

，且。

恩格斯（1970，第302页）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换言之，只要是商品生产（价值创造通过市场方式实现），价值创造就会必然采取由两种基本活劳动形式协同的方式进行。马克思（1975a，第52-53页）说：“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马克思（1975a，第362、423页）并宣称：“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按笔者的看法，协作的一般，——即协同，它的最大的好处乃是在于可以分别抵消个人劳动在劳动能力上的差别，从而提供单位时间意义上的社会平均劳动力，—— 纵然，它本身或许还只是起着整体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参照系”的作用。

（二）总体性：总体协同劳动创造价值

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角度看，单元协同直接统驭总量协同，后者则构成协作的总体性质。从数学上看，总体性与一般性则既是等价又是非对称的。所谓“等价”，指二者的数学特征相同。总量协同仍可表示为：

，且

其中，V、L c、Ls对应代表“单位值V t 、、 ”沿时间过程加总的总量值，即同时满足V＝GNV（价值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V t 。

所谓“非对称”，指二者的凸性假设不同。简单地说，单元协同是一条“无差异”性质的曲线（V t值相对地保持不变）、形状凸向原点（许光伟，2003a），总量协同则是 “生产可能性”性质的曲线、形状凹向原点，对应地“边际技术替代率”也不是递减而是递增。

对应的理论解释有两点：其一，从一般性向总体性的扩展，其中“内生生产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个人差异”完全地可由“劳动差异”总体地表现；其二，同时也应该指出，“等价又非对称”又是诠释劳动的单位值沿时间的历史过程产生“加总效应”的边界。所以，马克思（1975a，第363、400、556页）将之归结为“总体协同劳动创造价值”，他说：“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

（三）局部性：局部协同劳动创造价值

总体总是一定结构的总体。局部性，马克思（1975a，第375-376页）广泛称之为：“局部操作”、“局部职能”、“局部工人”或“局部劳动”，强调总体工人（劳动）必然是局部工人（劳动）在一定结构协同形式中的总和表现。它的相应数学特征表达是：

但如果令V c代表总体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份额、Vs代表总体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份额，即假定存在：V = V c + Vs，且满足 i ＝ j ＝1 、2，则结构协同的满足条件还可以描述为：

，

由此，局部性质作为总体性质的特殊形态的表现形式，直接对应地在数学上取得了“价值创造生产函数的加总性” 特征。

作为初步的理论小结：即第一，上式只是劳动概念的辩证法在数学上的验证。“加总性”与“非加总性”在这里实质是辩证统一的，它的进一步的实质是使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性”的科学权威得到巩固，即通过规定多元劳动要素协同创造价值和对于不同价值创造方式的选择为劳动的社会规定最终寻求到了历史多维性。第二，作为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上式凸显了生产函数的一元论，即财富创造生产函数的背后是“劳动”被作为单独和唯一的价值创造要素高度地抽象出来。马克思完成了这一抽象的全部过程，即将劳动与劳动本身的直接条件（劳动力）相区分，进而与其“生产的条件”相脱离，——即将劳动力作为劳动的人本身的条件、将物质资本（生产资料）作为劳动的社会的一般条件以及将土地作为劳动的自然条件等。由此决定要将复杂劳动与复杂劳动者及简单劳动与简单劳动者这两组分别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如果囿于传统认识仅仅局限由个人出发去规定劳动的性质，显然是根本错误的。第三，协同劳动性质归根结底是要以对复杂劳动、简单劳动的规定而体现出来的，如上指出，所谓对时间因素、技术因素、空间因素的“考虑”，即强调劳动必然只是与劳动本身的生产条件相联结的。反过来说，具体地区分、规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也只能是以与其整体地联结的具体生产条件及其历史的发展为依据。按照这样的思路，本文以下以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分作为“劳动一元论”的总体的实现形式，相应以“资本一般”统合诸生产条件作为“多元分配论”的结构的实现形式，力图首先基于“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企业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的互动框架”初步实现两者的有机对接和统一。

三、价值创造的制度结构

（一）劳动雇佣资本：阿尔钦——德姆塞茨企业

1．理论难题

10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具有崇高科学地位。但不容否认，近年来它承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严重侵袭”，依笔者的分析，主要面临三大理论难题：一是价值创造方式问题（许光伟，2003a、2003b）；二是时间异质因素问题（许光伟，2003a）；三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矛盾问题（蔡继明，2003）。不过应该看到：迄今为止，《资本论》也仍然是解决上述“理论难题”的最好读本。

2．理论创造

考察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的企业形式，基于劳动价值论必须实现企业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理论再造。如“阿尔钦 —— 德姆塞茨企业”（张维迎，1995，第100、104页）即可作为其中的能够加以首先改造的“他山之石” [12]。亦即，通过扬弃可以找到隐藏在“合作生产的效率”（盛洪，2003，前言，第10页）背后的东西，依笔者拙见，那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两种基本不同的价值创造要素之间的劳动协同。另一方面从理论史上来看，庞巴维克把资本归结为“迂回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则说“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归根结底如前文强调，资本，—— 准确地说是统合诸生产条件的“资本一般”（不变资本或称生产资料资本C＋可变资本或称劳动力资本V），只是劳动的生产条件而已，故简单地可以说：固定资本（不变资本C中的“具有高价意义”的资本或称劳动资料条件的资本C1）正是构成复杂劳动的生产条件，而流动资本（不变资本C中的“纯粹被动意义”的资本或称劳动对象条件的资本C2＋可变资本或称劳动本身条件的资本V）对应是构成简单劳动的生产条件[13]。笔者深以为上述认识，应成为重新界定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逻辑起点。

3．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学”标榜自己：形式化、数学化、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其“吹嘘的谎言”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被击破：第一，生产函数具有二重性，即在“生产诸要素”协力创造财富的背后深藏的是“劳动诸要素”协同创造价值，而“现代经济学”则根本地忽略这一点；第二，仅就模型本身而言，价值创造生产函数模型要远比财富创造生产函数模型具有理论上的无比优越性，即前者涵盖后者，前者可以涵盖许多后者所不能或根本无法涵盖的因素如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等，对于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同样予以完全否定。总括两者，就是说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形式规定范畴“协同劳动”做出的关于生产函数的理论模型，较之于现有并流行的生产函数模型似乎更加深刻和合理：

式中，Lc、Ls代表两种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K1、K2代表两种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n代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已假定固定资本的周转次数恒取数值1），而复杂劳动则又被区分为“两类”加以表述：“ⅠL c”代表第一类复杂劳动，“ⅡL c”代表第二类复杂劳动。

依托图2，对理论模型作三点解释：（1）两类复杂劳动。ⅡL c从L c中析出是“加总效应”的直接结果，从而使ⅡL c成为代表L c中“时间异质因素”的单独因子，并使V c直接裂分为ⅠV c和ⅡV c两类， ⅡV c形成对V c整体的必要分割。（2）资本约束条件[14]。有两层涵义：一是制度结构内生；沿着马克思的内生制度的整体分析框架（林岗、张宇2001，第11-20页）的认识前行，在价值创造的体系中，“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马克思，1975b，第187页）。二是资本构成劳动的局限[15]；从模型中看，K1直接构成ⅠL c的“局限”，K2直接构成Ls的“局限”，而总资本K则构成ⅡL c 的“局限”。（3）企业家均衡。企业家是企业发生的逻辑起点，是最初的“中心签约人”（杨其静，2003）；但这里的“ⅡL c”恐怕还只是“全部签约人”意义的企业家，“劳动差异”应该是令其担当此职的第一要因。

（二）资本雇佣劳动：古典资本主义企业

1．理论起点

但企业为什么会“真正”存在？还是经济学真正给出了既符合历史又符合逻辑的解释（黄少安，1995，第234 页）。围绕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1975a，第358、408、423页）在不同场合共讲了三句著名的话：其一针对“简单协作形式”，马克思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其二针对“工场手工业”，马克思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其三针对“协同劳动”，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由此我们看到：“企业内分工”凌驾于“社会分工”之上，“财产所有权”凌驾于“企业所有权”之上，并淹没后者才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的理论起点。

2．理论模型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叙述，其次我们得到劳动分工在形式上完全相反（或者说劳动在形式上完全被异化）的生产函数的理论模型：

式中，在作为“工人统一意志”的代表的资本家的“统一指挥”下：总资本K的“职能”被分解了，K1直接雇佣ⅠL c，而K2直接雇佣Ls；“资本雇佣劳动”唯一可剩下来的“局限条件”也只是可雇佣的“社会总劳动”的数量了，其中m被设定为复杂劳动协同简单劳动的比例系数。

依据图3的三点明细分析是：（1）劳动后备军。图3中的“由m递增导致的L1绝对地向L2下垂的规律”被马克思（1975a，第707页）称作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按“最现代的分析说法”则是：Ls的大量析出，既大大减低市场外生交易费用使“劳动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成为可能，又可相对缩小协同劳动的非生产费用（内生交易费用）促使“合作剩余”最大化。（2）资本家逻辑。供给和需求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马克思（1975a，第702页）给“资本家逻辑”所作的规定是：“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3）超边际分析与角点均衡。资本家作为“企业家”，它的“均衡”只能是角点均衡，它的“局限条件”则是社会总劳动的超边际分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话说，即在零交易费用世界里，当资本家实际交易简单劳动力的效率大于“某种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就将是劳动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杨小凯、张永生，2000，第34页）。

3．理论比较

两种理论模型主要有三点区别。区别之一：价值创造的性质。在这里，企业家劳动的一般性质蜕变为“资本家劳动”的特殊性质——马克思（1975a，第367-369页）说：“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并进而蜕变为“企业家劳动”的二重规定性：出资和管理[16]。区别之二：制度结构的形式。虽然二者均取得了“价值创造恒等式” 的制度结构形式[17]：

但后者的“ ”却只是劳动生产力的“异化形式”。区别之三：价值分配的规则。阿尔钦—— 德姆塞茨企业的分配规则是“剩余分享”：， [18]。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分配规则是“剩余独占”：，。从而，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分配，后者在历史中暂时地取得了形式规定上的“合理性”。

（三）混合制度结构：现代股份企业及其发展

1．理论模型

依据本文以上对劳动的本质及功能的基本分析，作为最后的综合，笔者最终是“实体－条件”论者。即考虑混合制度结构的一般情况[19]，考虑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事实，并最终消除传统迄今为止仍然实质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两分”分析的现状，以及作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最好地理解和最准确有力地运用”，本文更倾向于设定这样的现实和具一般意义的生产函数的理论模型：

式中，βc、βs分别代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人力资本比例，α代表总资本的自有资本比例，ⅡLc1代表“出资 —— 管理劳动”，ⅡLc2则被称为 “创业劳动” [20]。

总括图4，对“理论模型”则有三点深化认识：（1）劳动的不断复杂化。比较L1、L2：L1是更加“现实”的局限条件，m趋于下跌或递减的结果是分工和专业化在历史中推动了企业与市场的共同演进。（2）企业性质。一方面V0（零交易费用世界完全劳动分工结构经济价值创造）和V n（零交易费用世界完全自给自足结构经济价值创造）[21]，直接构成V的制度约束边界，另一方面，“m递减”在这里有了新的实在的意义：L c替代Ls；换言之，在现实世界（正交易费用世界）里：企业只是分别代表不同一体化水平的协同劳动组织。（3）边际分析与内点均衡。在张维迎（1999，第36-37、53-56页）那里，“企业家精神”是外生的，“资本雇佣劳动”与“企业家精神”又揉合在一起，而在我们这里，“企业家精神”既是内生的（由ⅡLc2代表），且二者相互分离，即“ⅡLc2= ”与其说是“资本雇佣劳动”，不如说是“劳动雇佣资本”，更准确地说是二者的高度统一[22]。可见，古典的阿尔钦——德姆塞茨式企业在这里又被“复活”了，但是以“企业家团队劳动”作为新的逻辑起点。

2．理论批判

综上所述，从而我们看到：从单纯的“劳动雇佣资本”制度结构至单纯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结构，再至“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雇佣资本”的混合的制度结构，完成了企业理论历史和逻辑中的批判的“否定之否定”。更进一步地认识：资本也始终是劳动的生产条件，虽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历史中的形式；具体地说，汪丁丁（2002，第24页）所使用的“用于制度分析的生产函数： ”和汪新波基于

时间链条或时间序列而“对传统生产函数的改造”（盛洪，2003，下卷，第61页），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具有某些“合理性”。即在笔者看来，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的最大错处在于：将劳动与资本看作是价值创造中的“一种等同关系”，而事实上二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既不等同，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正如下文就要看到的，又非对称也不等同。由此，新古典的“自然形式”及其所依据的要素价值理论的最大弊处即在于：在所谓的“等同关系”的掩盖下，个人的“劳动差异” —— 连同“个人差异”本身一同完全地消失了。

3．理论综合

以下理论综合仍然基于《资本论》进行[23]。作为进一步的理论小结：有什么样的价值创造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结构形式，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分配方式。即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对接”通过“一定的制度结构”进行，往深层次看，必然涉及劳动分工、个人分工、企业组织分工、社会分工的辩证对接关系，而从“纯粹形式”看，“价值创造恒等式”与“价值分配恒等式”的对应关系则可以这样来凸显和表达[24]：

四、价值分配

（一）工资分享：按劳动分配

空间因素是劳动协同的直观表象。先来探讨I Lc1 与 Ls1的合作与竞争，基于作业工人的纯粹的劳动协同的空间层面（分工的形式层面），即工资层面进行，我们因此把“价值分配恒等式”的第一项称作“工资分享”。按劳动分配在此意义上理解，就是仅仅按内生生产力的空间因素分配。可以进而从中梳理出三点认识：第一，ⅠLc1、Ls1面对的制度结构是“资本雇佣劳动”；按照史正富（2002）的界定，则是“作业型劳动”基本不参与剩余分享。第二，ⅠLc1、Ls1不参与剩余分享的形式原因是工人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实质原因是资本所有权；按照李建德（2000，第308、325-326、331页）的理论解释：“企业的本质是交易剩余的定价制度”、是“降低要素契约事后成本的制度装置”，而“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合作者工人阶级而言，在分割合作剩余时处于有利的地位”。第三，工资分享的具体比例取决于“K1对K2的比例关系”；按照盛洪（1994，第38页）的一体化用语，则对于“低级一体化”而言，必然的逻辑是企业扩大多元化经营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降低原来使用非专用性资产的成本，从而会倾向压低“Ls1工人”的工资，相对提高“ⅠLc1工人”的工资；同样，对于“高级一体化”而言，合理的推理是企业会倾向提向“Ls1工人”的工资，相对压低“ⅠLc1工人”的工资。相反的情况，也可部分地说明企业专业化经营与多元化经营的一般权衡情况。

（二）利润分享：按人力资本分配

空间因素的背后就是技术因素的实存。再来探讨I Lc2 与 Ls2的合作与竞争，基于人力资本工人的核心体现的劳动协同的技术层面（分工的扩展形式层面），即一般利润层面进行，我们因此把“价值分配恒等式”的第二项称作“利润分享”。按人力资本分配在此意义上理解，就是进而按内生生产力的技术因素分配[25]。由于ⅠLc2、Ls2面对的制度结构是“劳动雇佣资本”，它的重要性和缘由，—— 借用张维迎（1999，第89-91页）概括的“状态依存所有权”企业理论：如果企业处于“w + r ”时[26]，“人力资本工人”是所有者，是介于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准所有者”[27]，则已然是在“资本稀缺性的相对下降”（李建德，2000，第361页）条件下的一个“普遍事实”（史正富，2002；王振中、裴小革，2002）了。这里，引申出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简单劳动能否也真正形成人力资本？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其一，历史地看，人力资本比例“β(βc ,βs)”的大小实际取决于资本稀缺性相对下降的程度，并且“历史”只是由劳动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推动的，而不是由相反的资本稀缺程度的不断下降推动的；其二，逻辑地看，简单劳动规定虽省略掉“劳动对象性”条件，实质涵义乃是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简单操作产生出简单劳动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只不过意味着对时间异质因素的相对舍象，而从逻辑上却并不直接根除去技术因素；其三，笔者承认本文的框架相对更多地应是受到了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的观点影响，只不过是本文尤其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个人的产权特性”，并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试图将之一般化用以佐证劳动与资本的相对的对立事实或状态（盛洪，2003，下卷，第68－79页）。

（三）权利分享：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配

空间因素、技术因素的背后又是时间因素的必然的实存。最后来探讨II Lc1 与II Lc2的合作与竞争，基于“企业家”的一定制度约束下的劳动协同的时间层面（分工的内核或特殊形式层面），即真正的剩余层面进行，我们因此把“价值分配恒等式”的第三项称作“权利分享”[28]。按资本分配 ——完整地说，按物质资本分配和按人力资本分配，在此意义上理解，也就是最后按内生生产力的时间因素和技术因素分配[29]。沿着企业家的既有知识路径，有三大理论议题需要给予总结和交待：（1）企业家的二重性。受到一般的“状态依存”的企业所有权理论思路启示：即总体的企业家不可能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根据本文的界定，从而它具有“事前”和“事后”二重性质。具体而言：“ⅡLc1” 取得了事前时间因素和事后技术因素的一重性质，“ⅡLc2”则取得了事前技术因素和事后时间因素的另一重性质。进而，从企业家的二重性规定出发：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就是时间因素和技术因素基于劳动生产力的“事前性”的统一；奈特意义的企业家就是时间因素和技术因素基于劳动生产力的“事后性”的统一。（2）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称性。作为一种理论上的照应：“时间因素的最后净剩余”的控制权（事前规定好）与索取权（按物质资本分配的结果）均应归属ⅡLc1，“技术因素的最后净剩余”的控制权（事前规定好）与索取权（按人力资本分配的结果）均应归属ⅡLc2，而二者的统一则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理论照应”的结局是形成最后净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对应分布上的高度对称性。（3）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才能的稀缺性。在资本仍然稀缺的时代里，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才能（以ⅡL c为代表）的稀缺性却在稳步上升。即虽然ⅡLc1仍然是“剥削者”的总代表，但双重或多重博弈的结果，会使得奈特意义的企业家具有“更深”的事后性，使得“两种稀缺性”达成“一般均衡”的格局完全可能，从而，“剥削论”的社会科学意义也似乎正在被有力地改写。

注释：

[1]马克思（1975a，第362页）明确地说：“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进一步地澄清，笔者的已有思路完全起源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故有必要复以此为逻辑起点赘述本文。

[2]但首先，基于方法论的层次性（黄少安，1995，第8页）的角度看，它更多地只是属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技术思考层次；因此其次，就劳动价值论作为这样的“假说”体系而言，之所以会完全异于效用价值论的庸俗思想，在于它的“假设”的现实历史性和公理性，在于以科学抽象法为方法论基础，归根结底又在于其基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思想层次对前者的“根本的扬弃”，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劳动价值论最终超越于“假说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3]生产力的技术性质是“个人差异”在历史过程中的体现；生产力理论性质是“劳动差异”在社会系统中的体现。

[4]这也是价值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缺乏应有地位的要害之处。相反的逻辑是：在“看不见的手”范式下，个人先天必然地是无差异的，从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在一个理论的“片面性”上发展到了极端。无疑，博弈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最新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抽象的个人假定”，但也只是初步奠基了整体分析的个体分析基础，在这里，“个人差异”也还没有真正向“劳动差异”延伸。

[5]流行的认识是：“简单协作”与“劳动协作或协同劳动”的区别不在于协作，而在于“劳动分工”（林岗、张宇，2001，第448页）；精到的见解是：“简单协作”属于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分工形式，因而直接面对的是“个人差异”，而“协同劳动”属于以企业内分工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分工形式，因而直接面对的是“劳动差异”。即在这里，劳动与个人本身的不断分化以及它的直至完全被独立地“抽象”出来，而产生了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企业理论”的那些东西，所以，马克思（1975a，第375页）才会说：“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6]马克思（1979，第41-42页）着重指出：“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

[7]作为简单的理论小结：（1）“劳动差异”和“个人差异”的关系，就是内生生产力和外生生产力的关系；（2）“劳动差异”和“个人差异” 的关系，就是企业内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关系，更进一步地看，也就是企业和市场的关系；（3）按马克思（1975a，第389-398页）的讲法，“劳动差异”遵循“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而“个人差异”则是遵循“商品的价值规律”。

[8]马克思（1975a，第375页）以“技术状态”的非独立化和“劳动操作”的独立化，论证了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思路多少与盛洪（1994，第36页）教授的有些不同。如果说马克思是正确的，则马克思应当是说：“劳动差异”在不同的“专业化状态”上得以体现，简单地说，“个人专业化”分化出简单劳动，而“个人非专业化”则引致复杂劳动。

[9]关于企业内分工对于简单劳动产生的弊处，马克思（1975a，第376-379页）大致讲了三点：（1）企业内分工“把局部劳动变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2）“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工作日中的时间空隙“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3）“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集中和焕发”，使局部工人成为一个片面的人。

[10]根据马克思在此处的补充叙述，该形式命题可以用数学等式：“ ”表示，其中h代表倍数，其它的字母符号含义见下文。

[11]意味着单位时间的价值创造生产函数不能分解为仅包括（复杂劳动的单位值）或（简单劳动的单位值）的两个独立的价值创造生产函数。

[12]从张维迎（1999，第45-46、289页）的模型也可以导出劳动雇佣资本或劳动与资本分享利润的结果，但本文所使用的“阿尔钦——德姆塞茨企业”概念与之至少存在两点不同：（1）假设前提不同；如上所述，“个人差异”取代了团队成员“同质性”的假设。（2）团队生产内涵不同；在笔者看来，阿尔钦——德姆塞茨企业仅仅是以简单协作劳动过程为基础的团队生产方式，从企业理论来看，则是一种“过渡型”企业。

[13]这种“二分法式”的界定，似乎深受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影响。但我们应该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借用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术语”，即复杂劳动只是在专用性投资的条件下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劳动，而简单劳动则应直接地就是非专用性投资的对应物。另一方面，资产专用性理论的用以解释企业存在原因的依据——“粘性成本”，似乎也只有基于“资本作为劳动之生产条件”的意义上，才可以最终得到完全地阐释。

[14]这也许是“劳动雇佣资本”的特征性规定。

[15]进而理解这一层涵义至关重要：一方面外生变量为内生变量设定制度的约束边界条件，另一方面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划分又是相对的，关于这一点，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也许张五常（2000）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些，即他反复强调：“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万万不能“子虚乌有地作出来”。

[16]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是出资者和管理者的直接统一；而运用委托——理论，我们看到：在“两权分离”的时代里，资本家成为委托人，劳动者是人；鉴于此，张维迎（1999，第2-5页）称之为“企业家职能分解”。回归理论的源头看，笔者还是愿意把它叫做“资本家职能分解”。

[17]该恒等式依据生产力二重性质理论（许光伟，2003a、2003b）做出，、、则可以看作是劳动生产力的理论性质。

[18]一般地，可称m1为“分割剩余”，而称m2为“净剩余”。

[19]制度就是共同信息（李建德，2000，第141页）。从此规定出发，博弈乃是不同信息结构下的组织行为。张维迎（1995）从一种意义上得出“博弈论”的一个“极端”：资本雇佣劳动，推而广之，在混合信息结构下的企业行为，在一般意义上说，必然是“混合”的博弈论的规定。

[20]一方面考虑到“组合劳动”创造价值（史正富，2002）；另一方面，企业家劳动在扬弃“二重规定性”的基础上，在这里继续采取了“多重规定性”的形式，即“II Lc1的人格化”可以被看作是出资者（外部投资者）和管理劳动者基于委托——结构的统一，而“II Lc2的人格化”则是创业者（风险投资者）本身。所以，在“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家自有资本比例”（杨其静，2003）的企业结构中，我们更愿意看到：“企业家劳动”作为一个整体（ⅡL c），它的“人格化”乃是“企业家团队”。

[21]V0、V n都是“虚拟”的，故在图4中均以虚线表示。

[22]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表，IILc2更多地是“熊彼特意义下的企业家”，为了变成现实的“企业家”，“他”寻求了（1-a）K的外源资本；从这一点上理解，IILc1也可以相对地被看作是“奈特意义下的企业家”的最初代表。进一步地澄清界定：单独地看，IILc2只是“熊彼特意义的生产函数的创新者”，IILc1只是“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而整体地看，作为“企业家团队”，自有资本的功能应是双重的，即既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担保服务（杨其静，2003），又为企业家（精神）的均衡提供约束条件。

[23]恩格斯（1970，第210页）说：“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宽泛地界定：《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剖析价值创造及其一般的实现问题，《资本论》第三卷则相对完整地研究剖析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全部问题。对于这一点，马克思（1975c，第29-30页）在着手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一开始也就予以声明，并强调：对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各种具体形式”来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本文这里，按照马克思的既定思路加以延续，则理论综合的“各种具体形式”，应就是指由价值创造决定的价值分配。

[24]“对应关系”的确立依据：（1）生产力的时间因素、技术因素和空间因素协同创造价值；（2）相应地，价值分配按生产力的时间因素、技术因素、空间因素进行；（3）李建德（2000，第307页）的“社会分配公正理论”，即“当要素契约对剩余的分割，达到各要素所有者边际激励的生产成果时，能够使社会总效率达到极大”。由此可见，价值创造不是价值分配的“直接依据”（陆立军，2002），却是“唯一”终极的依据；所有权不是决定着价值分配的“唯一”依据，制度结构则是决定着价值分配的“直接依据”（胡家勇，2003；许光伟，2003b）。

[25]“按人力资本分配”是“按劳动分配”的直接的更高形态，实质是按“个人劳动”分配。这里，“劳动差异”完成了向“个人差异”的相对全部转移；并且，笔者很愿意以李建德（2000，第404页）的“联合所有者”概念去整合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理论以及“自由人联合体”构想，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及企业形态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劳动将会在完整意义的个人体内高度、自由地协同和发展。

[26]除π0是笔者设定的“人力资本工人”的满意利润外，其它字母含义皆取自张维迎的描述。

[27]这要分两种情况：如果“人力资本工人”可以用人力资本入股，他当然就是所有者；如果“人力资本工人”的人力资本因为计量问题或者其它的原因，无法折算为股本（但仍然是实际的“总资本”的一部分），他就还不能算是名义上的所有者。

[28]广义地看：“企业价值分享”、“企业所有权分享”、“企业管理分享”（王振中、裴小革，2002）都可归入“权利分享”范畴。

[29]整体地看：企业家团队劳动（无论IILc1，还是IILc2）是劳动生产力的时间因素（消除不确定性）和技术因素（提供创新功能）的统一；而企业家团队（ⅡL c的人格化）则是出资者、管理者和创业者的统一。首先，我们看到IILc2中“有相当部分是他们所提供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报酬”，而其次沿着“理性的企业家往往会自愿成为企业残值的最后索取者”的思路（杨其静，2003）：如果继续令π1为创业者的满意利润，则当 “ ” 及 “ ” 时，外部投资者是所有者；当“ ”时，创业者是所有者；而当“ ”时，管理劳动者是所有者。从而，时间因素和技术因素的统一也是“状态依存”意义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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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劳动价位论作为整个马克思经济孕大厦的基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形式发生童大变化的今天?一些人对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地位开始怀提和动摇。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怀挺?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位的真实源泉、劳动价值论与非劳动价值论的共存、价值决定与价位分配、劳动内洒与外延的拓展、劳动价位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等问题是窝要澄清的理论认识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在同形形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一直面临着来自各个经济学派的斗争。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人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更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考，一些人据此便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纷繁复杂的现象影响人们的视听，全面准确地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始终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澄清如下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一、价值的真实源泉问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没有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实体，是商品内在的属性。为了区分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一次劳动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两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不同的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作用于不同的劳动对象，生产出不同的劳动产品，把整个生产过程看作是有区别劳动在起作用的时候，这样的劳动称作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是指不记劳动的具体形式和过程，无论是谁，无论使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出什么样的劳动产品，都不考虑，已把它抽象成了一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付出，这时的劳动已具有了一般性上的意义，这样的劳动就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决定的，由三部分构成:C}V+}。其中C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料、然料)通过具体劳动的作用转移来的价值。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虽然是物，但它是在前一个劳动过程中物化了的劳动，追根溯源，它也是劳动的凝结。Y与m是由抽象劳动再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其中Y用来补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m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了透彻地剖析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马克思还进一步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认为劳动力是商品，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因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劳动力商品又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劳动不但能创造价值，而且还能创造一个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由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现就在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其差额就是剩余价值。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的源泉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二、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的共存问题

在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根据需要，创立了多种价值理论，其中主要有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以马协尔为代表的均衡价格理论，以重商主义者约翰·罗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价值论等。这些非马克主义的价值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价值的形成过程。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商品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决定的，这个有用性是指对消费者某种欲望的满足程度，稀缺性是指商品的供给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来说的有限性和短缺性，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生产要素价值论是从价值分配的角度来阐述价值决定和形成的，他为了论证生产要素参加分配的合理性，于是牵强附会地把除劳动以外的土地、资本等要素也说成了价值的源泉，于是自然形成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润，土地得地租，各得其所，资本剥削的性质在萨伊这里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均衡价格理论把商品在市场竞争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交换价格当作了商品的价值。货币主义价值论最基本的观点是货币就是金银，金银就是价值，货币等于价值。

非的价值理论，虽然没有真正揭示出商品价值的真实源泉，甚至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范畴的认识模糊不清，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自认为是价值的这种实体的形成过程。它们分别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范围和赖以产生的条件环境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理论去否定另一种理论，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非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系，这既不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的现实。

劳动价值论是从社会公平角度关注人性的解放。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论是从效率的角度关注财富的增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对待不同的价值理论，只有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在各自的理论域与现实域里.根据各自的需要，朝着各自的方向，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努力发展。相互之间，以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的胸怀，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域与现实域内共存共容，最终共同趋向更加完善。

三、正确认识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关系问题

在现实中，往往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怀疑甚至否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特别是怀疑或否定土地、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获取报酬的必要性;二是为了维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而去“改造”或者干脆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两者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各自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的是价值创造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解决的是价值分配问题。人类社会采取何种分配方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决定的，它们从来不取决于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人类社会之中、其间人类社会几经演变，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采取了不同的分配方式;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却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曾改变过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分配方式。

是否需要以按生产要素分配来修改或“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我认为这也完全没有必要。认为物质生产要素或物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的观点，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把一些物质生产要素包含到创造价值的源泉中去，这不仅与他们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混淆起来有关，而且更主要是与把在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创造同使用价值的生产混淆起来直接相关。马克思从来不否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的创造中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对它们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重视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并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又一次明确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商品生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或者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是价值的创造，即抽象劳动的凝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弄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会用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过程取代价值的创造过程，进而把除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生产要素也包括到价值创造的源泉之中去。

四、生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拓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劳动是指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然而，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经济中，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必须进一步考虑: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熟练操作劳动四部分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问题

篇8

【内容提要】单个资本数量有限与生产资本最低额不断提高的矛盾是股份制产生的直接原因。股份制为经济发展迅速筹集大量资本，有利于吸收和培养优秀经理人才，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具有产生食利者阶层，助长投机欺诈活动等消极作用。

【英文摘要】The direct cause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ck system is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mited amount of single capital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lowest sum of productioncapital.Stock system has produced a large amount of capitalfo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d the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but it has alsonegative effects on producing a new class living on interests,assisting the profiteering and swindling activities,etc.

【关键词】马克思/股份制理论/资本集中

Marx/stock system theory/capital concentration

【正文】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着作中，对股份制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股份制时，股份企业制度还处于雏形，马克思对有关股份企业制度的一些结论只是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并未经过实践检验，这就意味着这些结论的确立必须依赖若干前提条件，搞清楚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极为重要。

1.人力资本零增长假设。马克思所描述的股份制度之所以与后来实际发展状况有所偏离，与他抽象掉人力资本有关。在马克思看来，股份企业中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人——拥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的劳动者（广义上说也包括经理），这两种人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由于资本家不劳而获，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多余的人”。资本家即股东之所以成为多余的人，是相对于他们对剩余价值没有任何贡献而言的。事实上，在股份企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股东的“用脚投票”和“举手投票”行为不仅影响企业利润水平，且一部分股东的确付出了一定的决策劳动，有时股东的决策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如果承认劳动力是人力资本，那么劳动者对其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就和资本家对其物质资本的所有权至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作越复杂，岗位越重要，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就越高，劳动者就越有发言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完善，分工、协作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显然，资本家只有让渡相应的财产和企业利润，才能取得劳动者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现代股份企业常常出现劳动者参与分配企业财产权或企业利润的现象，这与现代社会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其重要性日趋显露有直接的关系。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经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知识，形成人力资本的积聚，并据此参与企业收入分配。总之，马克思的分析，抽象掉了股东和经理的人力资本因素，并假定述劳动者的劳动力是静态的，没有考虑教育等因素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问题。

2.完全信息假设。即使假定人力资本零增长，劳动者也有可能索回部分剩余劳动，因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是一项“主动资产”，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定价是私人信息。即是说，只有劳动者本人知道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水平，资本家无法准确判断，也就无法准确定价。同时，劳动的供给是由劳动者本人控制的，在计件工资不适用的场合，资本家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却无法任意提高劳动供给水平。马克思假定劳动力是公共信息，资本家很容易知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质的高低与量的大小，同时他还假定了监督成本为零，资本家能准确判断劳动供给水平，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资本家取走了全部剩余价值，并获得了对劳动者的完全控制。所有这些假设都是隐含的，一旦放松假设条件，我们便会看到，劳动者利用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确实为自身争取了一些应得的权益。

关于股份制的产生

股份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就已开始出现股份制的雏形，然而，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对股份制产生的研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单个资本数量有限与有效生产所需最低资本额不断提高的矛盾是股份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由于所需资本的最低限额不足，国家不得不对这些私人企业进行补助，这就促使某些享有合法垄断权的企业的形成，这些由过去独资性质的私人企业转化为国家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股或私人资本之间合股经营的企业，这就是现代股份企业的前驱。对此，马克思写道：“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343.）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股份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组织简单，主要以满足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中所必需的价值额为目的。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办一个大型企业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往往超过了单个资本家的投资能力，单纯依靠资本积聚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的需要，单个资本的数量有限性与创办大型企业所需巨额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克服这一矛盾，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实行资本入股联合经营，创办股份企业是理性的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股份制产生的根本条件。“股份公司是随着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业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1.）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相当的程度。只有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已有相当程度，较大数量的资本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时，才能同时雇佣许多工人在一个工场内生产，从而产生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海外贸易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并推动着国内市场经济发育的完善与成熟。在西欧，正是由于16世纪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才“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产史”（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67.）。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行股份制提供了必要的运行条件，因为股份制要求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经济主体的独立所有权和利益是股份制产生的特殊条件。在股份制企业，所有权主体多元化，即每一个股东都拥有企业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也就是股份，并据此享有一定的权利和利益，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可见，股份制的推行和发展，有一个特殊的前提条件，就是投资入股的每一个经济主体（投资主体或股东）具有独立的所有权和利益。也就是说，具有独立所有权的每一个经济主体，为了追求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才有可能联合起来投资组成股份制企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资产者的利益要他们这样做时……，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竞争和私有财产所容许的范围内‘协议’的，股份公司就证明了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0～431.）

信用制度的发展是股份制产生的主要基础。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时，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8.）在马克思看来，信用虽然不是股份企业产生的原因，但它在促进和加速股份制发展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用制度通过银行把社会上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对资本家发放巨额贷款，使其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兼并中小企业，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马克思认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这些，为创办股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股份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与信用制度特别是银行信用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股票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发行股票是信用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只有在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其次，股份企业的资本，是依靠发行股票集中起来的，而股票的发行和购买，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银行资本家来实现的。可见，股份企业的高度发展有赖于银行业的高度发展，广而言之，信用制度集中一切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股票买卖，为建立股份企业提供了单个资本家所无力提供的巨额货币资本。因此，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股份企业就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竞争是股份制产生的催化剂。首先，竞争创造了股份制产生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其次，竞争加快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对此，马克思生动地描写道：“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7.）第三，竞争使小资本通过股份企业实现了价值增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要新的、先进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就有可能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但是，这些较小“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结合，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92～293.）。股份企业不仅能为较小的资本带来发展的经济空间，而且还使那些贮藏货币等潜在资本通过认购股票实现了价值增值。因此，股份企业的出现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资本自身增值的要求，同时也是竞争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量，迫使企业做出的选择。

股份制的基本特征

股份制具有区别于非股份制的一些基本特征。

股份企业采取了发行股票的集资方式。在非股份制企业中，财产是由个人或合伙人出资和掌握的，而不是发行股票。股份企业的资本则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的，在这里，股票是股份企业发给股东的入股凭证。“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87.）股票有很多类别，普通股和优先股是最常见的两种形式。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从行业的角度对股票进行了分类，“首先是货币机构本身的股票：银行股票；股份银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铁路股票最重要；运河股票；轮船公司股票；电报局股票，公共马车公司股票）；一般工业企业的股票（矿业股票最重要）。其次是公用事业企业股票（煤气公司股票，自来水公司股票）。……保管商品的企业股票……最后，作为全体的保证，有各种保险公司的股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C〕.人民出版社，1979.238.）。不管五花八门的股票有什么样的不同，归纳起来，股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股票所代表的资本是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股票与债权（汇票）、国家证券一样，“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2.）

第二，股票可以流通。股东认购了股票之后，不能退股，但可以通过转让股票的方式收回资本。因此，股票作为一种“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 人民出版社，1975.235.）。

第三，股票价格决定的特殊性。股票价格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不一样，它不受价值规律支配，主要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的多少和当时银行存款利率的高低。一方面，当银行存款利率一定时，股票的市场价格同股息收入成正比，假定一张股票的票面金额是100元，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为5％，在预期股份企业提供的股息为10元的情况下，这张股票可以按照200元的市场价格出售；如果股份企业提供的股息收入不是10元而是15元，则这张股票的市场价格为300元。另一方面，在预期的股息收入已定的情况下，股票“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假定一张股票的票面金额仍然是100元，又假定股份企业每年提供的股息为20元，如果银行利率为10％，则这张股票的市场价格为200元，如果银行利率下降到5％，股票的市场价格就由200元上升到400元。此外，股票的市场价格还取决于它们的供求状况。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令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相反，在经济繁荣时，银根放松和对股票需求的增加等使股票价格上扬。

股份企业采取了社会资本的资本形式。在非股份制企业中，资本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所有者用自己的私人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企业就表现为私人企业。股份企业的成立，“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条件，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换言之，股份制企业的资本在形式上不单独属于某一股票所有者，而归全体股东所有，股份企业利用这种集资的社会资本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企业就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对于股东而言，虽然失去了独立支配其持有股票对应的资本的权力，但他要收回资本，可以通过转让股票的形式来进行，而不必象非股份制企业主那样，主要以出售其企业财产为前提。从表面上看，是股票的自由买卖，从深层次上分析，则是资本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与重组。因此，股份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使其经营资产更加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从而与非股份制企业在资本所有形式上区别开来。

股份制企业具有特定的产权结构。与非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结合在一起，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结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资本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分离的，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对此，马克思写道，在股份制企业的场合，“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这样，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留下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6.）。不仅如此，而且股东对投入财产的所有权是明晰的，但对企业产出的商品或财产增值来说，除了自己知道能按一定比例索取股息之外，则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因此，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483～484.）

股份制企业的行为不一定是追求利润的极大化。首先，由于实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资本所有者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493～494.）。因此，股份资本只是作为生息资本，股东据此取得报酬，他们对企业的成长和经营绩效的关心与他们作为非股份制企业所有者时对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关心是不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对股份资本的增值速度的关注更胜于对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关注。其次，经理人员的收入，只是单纯的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象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7.），换言之，经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特定价格的职业选择，但由于其收入和企业利润水平的低相关性，他们缺乏使企业利润极大化的内在动力。

交易所成为股份制经济的重要特征。1865年以前，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国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且数量有限。但在1866年经济危机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股份企业大量涌现，不管是铁业，还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或是商业、农业等行业的企业，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股份企业几乎包括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与此相适应，股票交易大量增加，并成为交易所的主要部分，交易所的职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强，并且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即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1028.）。此时的交易所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成为集中和再分配货币资本的重要场所，是股份企业运行状况的集中反映，成为股份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其运行机制的集中体现。

对股份制的利弊分析

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对经济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股份制可以为经济发展迅速筹集大量资本。股份制产生以前，资本积累主要依靠企业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这种方式由于受到剩余价值量增长的限制，速度比较缓慢。股份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限制，它通过资本集中的方式，把众多的社会闲散资本集合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变成巨额资本。马克思指出：“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 ）虽然通过市场竞争对企业进行吞并也能达到资本集中的目的，但通过股份制形式进行的资本集中与之相比，更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股份制是一种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它贯彻了自愿联合的经济原则，避免了剧烈的经济震荡，能较为稳妥地集中巨额资本。

2.股份制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出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技术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8.）这表明，股份制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64.）。19世纪50年代，股份制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它们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但是它在当时就已经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对经济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

3.股份制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股份制的出现加速了这种趋势的进程。股份制特有的集资方式在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为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股份制企业必然会利用集中起来的资本，大力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加速设备更新，调整资本结构，“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4.股份资本的增加，可以阻挠和抵销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时候，它总是只寻找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企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4.）在马克思看来，股份资本的增加可以阻挠和抵销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在股份制的场合，资本利润采取了纯粹利息的形式，“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4.）。

5.股份制有利于吸收和培养优秀经理人才。在马克思的笔下，股份制企业的管理人员通常不是由资本所有者自己进行的，而是由专门的管理人员经理来承担的，由此产生了职业化的经理队伍。这种职业化经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个庞大企业的生产、供应、营销、管理等是异常复杂的工作，靠单个业主或资本家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往往已无法胜任。这时资本家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那些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在这里，不是谁有财产谁经营，而是谁有能力谁经营。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即使自己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时指出：“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手、稳重可靠、经营有才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1975.679.）。对于股份制企业来说，其中“单纯的经理”连借入资本都可以没有，这有利于把那些本身并无多少资本但具有专门经营才能的优秀人才吸引进来，让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并经受锻炼，在实践中很快成长。

6.股份制能分散风险，并控制和操纵社会资本。马克思认为，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的资本暂时得到自己的运用，股份制则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动，但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企业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购买原料的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门，几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制的形式，标志着现代经济生活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方面，股份制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在股份制企业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资本。这样，私有者变成了股东，资本的积聚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特种工业巨头只对其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其结果，一方面，资本家投资的风险由少数资本家承担变成了众多股东共同分担；另一方面，大资本家的少数资本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资本。

股份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消极作用。

股份制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食利者阶层。由于股份制企业所具有的特定产权结构和运作方式，使资本所有者不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他们只是揽一点像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以“剪息票”和“拿红利”为主，逐渐形成了食利者阶层。马克思指出，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496.），“对于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8.）。并且，董事或监事每出席一次企业会议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担任的监督成反比”（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9.）。

股份企业的发展助长了经济活动中的投机和欺诈活动。由于股票的买卖价格与生产过程中发挥职能作用的现实资本无关，而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的多少、当时银行利率的高低和市场供求状况等。股票价格决定的特殊性使股票交易带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和投机性，由所有权证书如股票“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4.）。在这场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吞掉。因此，股份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

股份制的发展会引起货币市场及相关企业的混乱。股份制的发展一方面使资本大量集中，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但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使生产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大量商品过剩，不能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这必然引起货币流通领域的激烈震荡和混乱。另一方面，股份企业的发展使竞争更加激烈，更加不择手段，一些股票投机者和大的集团为打败对手，往往通过股票交易尤其是买空卖空等方式影响股票价格，造成对方破产。同时，股票所代表的资本是固定在建设项目上不能自由流动的，有的股份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往往采取股票掺水的方法使股票的发行数量与实际生产能力严重脱节，使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各种比例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生产、流通的混乱。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运行秩序“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又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96.）。

股份制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制的运动、变化规律，以及这种运动、变化规律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联系，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趋势，从而对股份制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刻评价。

股份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股份企业的出现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的新时代；它的问世是时代的曙光，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的问世。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产业的扬弃，它使得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的性质。对此，马克思分析说：“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在这里，私人资本终结， “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2.）。随着股份企业这种“社会企业”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因此，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498.），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经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一转变是资本所有权由私人性质向联合生产者性质的转变，是财产所有权性质的转变，由此将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过渡提供了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

股份企业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之内。它在本质上是联合的资本家，而不是对资本家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272.）

股份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在股份企业中，资本的私人性质直接表现为社会化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股份企业在保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地说：

第一，从资本所有形式上看，股份企业的出现使原有单个私人资本转化为联合的社会资本而成为股份资本，股份资本取得了对他人资本和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使它作为社会资本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因此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

第二，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股份企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集中为前提，是一种联合的生产和经营组织形式，因而表现为社会企业形式，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1975.496.）。

第三，从经营管理方式来看，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已经分离，执行单独职能的经理是对原来职能资本家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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