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中的风险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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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金融风险相关概念影响风险管理一般程序衍生金融工具

市场的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也日益加深。企业如何在经济大潮中，看准时机，并妥善处理好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各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成败。企业自然需要明确金融风险相关概念，包括企业金融风险的含义、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类型及其联系；同时了解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及其影响，只有看清形势，才能抓住痛点，一击而中。

一、企业金融风险相关概念

（一）企业金融风险的含义

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而置身于全球化市场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承担风险是无可避免的。金融风险是企业在长期运营中所遇风险的一种，其具体含义是指，限定在企业中所发生的金融风险，是利率、证券价格和汇率等金融变量发生的非预期变动。企业金融风险事件涉及到三种，即经济、政治、社会事件，它们分别指的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具体事件发生之前企业无法提前预知的金融变化。严格说来在这三类风险事件中，只有经济风险才能说得上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风险。

（二）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类型及其联系

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环境诱因会导致产生性质不同的风险类。以《企业风险管理》所明确划分的类型来看，可以把企业金融风险分成七种，其一，市场风险，这是指由于交易对象违约，不顾法律义务产生的风险；其二，流动性风险，即在企业的运营管理过程中出现资金紧缺情况，导致无法正常支付的风险；其三，结算风险，它是指一种因交易的商品或付款未按时收到导致的风险；此外，还有声誉风险、法律风险和违规风险、运行风险三种。至于各种不同的企业金融风险之间存在何种具体联系，则需要一分为二，加以论述。首先，各种风险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相互独立存在的。然而，在经济发展加快的作用下，各种风险逐步被动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发生一种风险衍生发展成其他另外风险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企业的声誉会受到所有其他风险的影响，而所有的风险都会受到运行错误的影响。

二、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及其影响

（一）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

说到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首先需要谈到企业的汇率风险，它指的是公司的盈利和市场价值可能面临因汇率变动而引发波动的风险。具体而言，又可以细分为交易风险、转换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第二点，是利率风险，其含义指的是借贷双方在遇到利率升降变动剧烈的情况时，可能随之变动的风险。

（二）金融风险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社会的快速进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已经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越来越广泛的经营范围，给企业带来许多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增加了发生金融风险事件的机会，给置身于其中的各个现代企业造成了极其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加了经营成本和经营决策的难度。

三、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一般程序

(一）金融风险识别

企业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遇到金融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最能减少风险带来损失的措施就是加强风险识别。只有科学地辨别出了所受风险属于哪种具体形态，才可以对症下药，解决风险困难。

（二)金融风险衡量

经过前文所述的风险识别，便是据此做出科学的决策。企业应该在决策前期，就对风险加以分析，判定随之而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状态，并对比各类风险孰轻孰重，把握住最可能给企业带来最大损失的风险类型，把握时机，优先控制解决。

(三）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风险管理，要求首先了解风险的数量和程度。企业遇到的风险越较，且其波及的企业经营领域越广，就越需要重视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其次，是分析企业自身风险管理的能力与条件。从分析企业内部的资金实力、人力资源等等方面入手，如果内部能力欠佳，可实行风险委托管理。第三点，考虑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判断金融衍生市场是否发达等。第四点，则是测算风险管理的成本，必须保证风险管理的成本低于所获得的利益。

四、衍生金融工具与企业金融风险管理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

企业在处理其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如果对相关的衍生金融工具有清楚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恰当运用，无疑可以帮助解决金融风险管理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衍生金融工具的五个性质，即杠杆性、融资性、高风险性、虚拟性、表外性。

（二）衍生金融工具对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影响

只有严格遵守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规则和交易制度，避免一切的不适当运用，企业就能够克服由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引发的甚至是所有的各类金融风险，企业通过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可以使企业对套期保值能够顺利进行。五、结语综上所述，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遇到金融风险是兵家常事，而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则是成败关键。因此，企业不可小瞧了金融风险，而是应该了解企业金融风险的具体概念和进行风险管理的一般程序，包括金融风险识别、金融风险衡量、金融风险管理，同时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与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关系，在把握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基础上，明确衍生金融工具对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居锐.金融危机下中国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中国商贸.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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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供应链金融概念研究

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电子商务必将成为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Cronin（ 1997）[1]。目前供应链金融在国内的实践和研究正处于由“供应链金融”向“线上供应链金融”的转型整合期，而且实践方面超前于理论的研究。李明锐（2007）总结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并指出第三方平台背景下的供应链融资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渠道。Freedman（2008）[2]认为电商小额信贷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而言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电商信贷的网络化服务简化了贷款程序，降低了融资成本。李安朋（2011）指出网络融资是以网络信用作为贷款的依据，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突破传统的束缚，具有零担保物、利息低、贷款额度宽松、贷款速度快等特点。王敏（2012）[3]给出网络融资的概念：是指建立在网络中介服务基础上的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活动。贷款人通过网上填写企业信息资料，向第三方平台或直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由金融机构审核批准后发放贷款，是一种数字化的新型融资方式。苏晓雯（2012）[4]认为线上供应链金融是指通过银行服务平台与供应链协同电子商务平台、物流仓储管理平台无缝衔接，将供应链企业之间交易所引发的商流、资金流、物流展现在多方共用的网络平台上，实现供应链服务和管理的整体电子化，据此为企业提供无纸化、标准化、便捷高效、低运营成本的金融服务。这种概念的提出还是基于传统供应链金融的线上化，还没有达到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更高层次。随着电商企业与商业银行合作，或者商业银行自建电子商务平台，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概念变得更加广泛与复杂。其中代表性的概念是黄丹（2012）[5]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线上供应链金融即：金融业与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实体产业之间，通过信息化协同合作的供应链金融的新趋势和高级阶段，包含电子商务交易、在线支付、交易融资和物流管理等多个环节，是一种复杂性金融创新产品。这个概念其后得到诸多学者的引用。另外，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有学者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与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概念进行了辨析。郭菊娥，史金召，王智鑫（2014）[6]指出线上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组成部分。运用理论研究和对比研究等方法，给出了传统线下供应链金融向线上供应链金融的演进路径，并从多个特征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业务模式分类

线上供应链金融是一种线上融资模式的统称，其中包含诸多的细分模式。张强（2007）最早提出将仓单质押和电子商务相结合，提出融合仓单质押的电子商务中介型 B2B 运营模式，并对该模式的形成动因、比较优势和参与各方的收益做了初步探讨。李卫娇，马汉武（2011）通过结合企业实践和供应链金融相关的研究，提出了基于B2B的供应链融资模式。并详细介绍了两种具体的应用模式：电子仓单融资模式和电子订单融资模式。并指出基于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提升融资业务利益相关者的综合经济效益，以及降低融资风险。李更（2014）提出了B2C 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四种细分模式：电子订单融资、电子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融资和委托贷款。沈亚青（2014）将供应链融资在B2C领域细分为：网络订单融资、网络仓单融资、电商担保融资。本质上来说，线上供应链金融是由传统线下供应链金融演化而来的。郭菊娥，史金召，王智鑫（2014）给出了线下供应链金融向线上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演进路径即：传统的应收/预付账款融资演进为卖方/买方电子订单融资；传统的仓单/存货质押融资演进为电子仓单融资。并对电子订单融资模式和电子仓单融资模式的业务流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在对线上供应链金融的分类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种。吴晓光（2011）根据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商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将网络融资分为：以“阿里贷款”为代表的信息平台模式，以“一达通”为代表的直接授信模式和以“金银岛网交所”为代表的仓单杠杆模式。王敏（2012）[3]指出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融资服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银行借助自己的网络平台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主体仍然是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的“网贷通”“易融通”“数银在线”等；另一种是第三方平台与银行合作，利用网商的线上信用行为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的融资服务，如阿里巴巴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提供的“网络联保贷款”等。云蕾（2013）根据电商在供应链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提出基于纯交易平台和非纯交易平台两种类型电商供应链金融模式。顾敏（2015）根据电商企业是否参与供应链日常活动，将“电商企业供应链金融”分为平台型电商供应链金融和自营型电商供应链金融。前者主要以阿里巴巴、敦煌网、金银岛为代表；后者以京东、苏宁云商为代表。两者又可以根据资金来源进一步细分为基于自有资金和与商业银行合作两类。史金召，郭菊娥（2015）根据参与主体、资金来源、目标客户等将线上供应链金融划分为供应链金融web2.0、电商供应链金融、基于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三类。其中电商供应链金融细化分类为基于B2B/B2C/C2C的电商供应链金融三种。基于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细化分类为基于自营电商平台/第三方电商平台的银行供应链金融两种。并给出了每种细分模式的一般性操作流程，并与国内的实践情况进行了对接。其实每一种分类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可以总结为：首先根据是否与电商平台结合，可以区分为传统线下供应链金融线上化还是基于电商平台的供应链金融；其次基于电商平台的供应链金融根据自营还是合作形式，可以区分为电商自营、电商企业和商业银行合作、商业银行自建商务平台三种形式。

三、风险管理

由于线上供应链金融的特性，例如线上企业地域分散度高，基于网络操作等，使得相较于传统的线下供应链金融，其在风险方面有诸多变化。靳彦民（2010）指出电商金融平台推出的融资贷款业务面临着来自法律、政策、监管等多重因素的挑战和威胁。吴晓光（2011）指出由于互联网高度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商业银行网络融资存在技术风险和信用风险。并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了三种控制风险的方法。郭菊娥，史金召，王智鑫（2014）[6]通过分析电子订单融资模式和电子仓单融资模式的业务流程，提取操作环节中银行面临的风险要素，发现针对网商的特性和线上化的特点，银行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风险整体有所增加。然后从严格准入条件、明晰权责界定、提高操作水平、加强监控预警、完善补偿机制五个角度对银行的风险管控提出了建议。刘炎隽（2015）指出基于B2B平台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存在信用风险和网络安全风险。

在实证研究方面，王鑫（2014）在梳理和归纳以往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再针对线上供应链金融，并通过专家调研法，最终构建出含有24个风险因子的线上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刘宏，吴屏，朱一鸣（2015）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影响因素体系框架，并且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总结出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22大系统要素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商业银行进行风险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黄丹（2012）[5]指出对于线上供应链金融而言，信用风险在逐渐向操作风险转化。然后从线上供应链金融的的四个交易阶段对操作风险进行风险识别，建立了操作风险关键评价指标体系和操作风险实时评估模型，并从风险监测、风险防范以及风险损失控制三个方面提出了操作风险的内部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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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这个术语在国际上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而在公开的文件中出现是1986年，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一份欧洲通货常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国际银行业近期创新”的部分章节中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这一概念。在报告中这一概念被定义为“广泛的金融体系和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到了90年代末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宏观审慎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8年1月份的报告——“健全的金融体系框架”指出了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更完善的统计指标，来度量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即“宏观审慎指标”。这套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包括加总的微观审慎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两个部分。其中微观审慎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和流动性指标等单个机构稳健的金融指标；而宏观经济指标则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率等影响金融失衡的重要指标。这被纳入到了后来的金融部门评价计划。

另一项关于宏观审慎的重要事件是，2000年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浩德（Andrew Crockett）在银行监管者国际会议上所做的演讲。演讲报告中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这两种监管方法做了对比，认为金融稳定可以分为微观层面的和宏观层面的，而相对应的是保证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报告指出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管理之间达到平衡，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此之后的BIS的工作文件和出版物中，这一概念界定也多次被重复使用。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IMF和BIS也对宏观审慎这个概念做出了官方界定，认为它主要为了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说这个系统范围的风险，主要元素包括：第一，其目的是降低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第二，分析对象的范畴是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第三，工具组合为审慎管理的工具和指定宏观审慎当局采取的工具。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中国的意义重大

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预示着金融监管理论将发生重大的变革。此次金融危机，使得金融监管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来自监管的不利，而应该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而现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随着其高度发达而大大增加，仅仅依靠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能够完成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一是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银行负债方式的改变，使得私人货币的使用范围大大的扩展了，从而造成存款保险制度不能完全避免挤兑的发生。二是资产证券化使得金融机构持有了更有流动性的证券资产，在按市值计价的情况下，与未证券化的长期资产相比，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有可能加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三是随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依赖性的日益加深，传统的货币传导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失灵”，货币政策的效能因此大大降低。经济金融体系的新变化给金融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复杂的金融体系下，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难以独立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不仅如此，它还产生了顺周期性等问题，从而使得自己本身成为了影响金融稳定的一个因素。为此，各国包括美国、欧盟等相继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

虽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并未产生重大冲击，但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不成熟、不完善的特点，以及新兴经济体所固有的发展阶段特性，顺周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是存在的，所以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研究，以及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我国和发达国家一样是亟待解决的。加强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推动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特殊性

宏观审慎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这一维度主要关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也就是整个金融系统层面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金融体系的内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下被放大。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资本、拨备和杠杆率等。二是跨行业维度，指的是在某一给定时点上，由于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共同的风险暴露，单个或一组金融机构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分布。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对监管范围的扩大，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采取更审慎的监管，对交易对手的风险计量进行改进和控制，以及更有效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

跨行业维度的宏观审慎管理主要是解决如何对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共同或者相互关联的风险暴露，以避免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国来讲，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以及风险计量模型的发展和资本监管，会计准则等外部规则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进一步强化，是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严重的问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深刻的说明了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并对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达成共识。引入逆周期的工具，如逆周期的资本要求、前瞻性的拨备计提规则和杠杆指标等，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中建立逆周期机制对我国当前防范系统性风险十分重要。如何设计金融业的逆周期机制以及相应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是我国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面临的重大挑战。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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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者保护 文献综述

一、国际上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 Taylor在《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 L. Tennyson在《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 L. 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 F.Gerding在《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Link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Systemic 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 L. 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Lessons from Nine Country Studies》（2010）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 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 Hillebrand在《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 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 I. Carlin和Simon Gervais在《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 Inderst和Marco Ottaviani在《Consumer Protection in Markets with Advice》（2010）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10）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11）、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12）、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12）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10）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10）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11）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12）。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1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10）、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10）、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11）、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12）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全先银，程炼.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 [J].国际经济评论，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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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VaR；市场风险；文献述评

风险在金融领域是个倍受关注的主题。2007年底开始凸显的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许多著名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或巨额亏损。表面上这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是由于住房贷款违约造成的信用风险爆发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实质上是由于金融机构过度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转移市场风险，造成市场的泡沫化繁荣。纵现历史上的危机实例，几乎都是市场风险管理不当的结果，由此也反映了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一、VaR的含义

VaR(Value at Risk)常译为在险价值或风险价值，是利用统计技术来度量有价证券风险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在一定置信区间和持有期内，金融资产因市场价格不利变动而可能产生的最大损失。相对于传统的风险管理工具，VaR方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它可以把各种金融工具资产组合以及金融机构总体的市场风险具体化，以一个简单的数值使管理者能十分清楚地了解其所持有的资产在某段时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VaR的思想最早是由鲍莫尔提出，1993年30国集团正式提出VaR概念，并建议引入VaR方法对资产进行估价以及评估金融风险。1993年国际清算商业银行接受风险价值VaR分析工具，并体现在《巴塞尔资本协议》中。目前VaR已成为一种衡量市场风险的主流方法，其理论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

二、VaR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1　VaR理论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敦促金融中介公布其VaR方法，而J.P.Morgan试图通过RiskMetrics建立VaR的市场标准，从此国外VaR方法的研究就迅速发展起来。1995年巴塞尔委员会宣布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要求必须建立在VaR基础上，并具体介绍了该模型及其用于风险管理的合理性。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关于检验市场风险资本中，要求金融或财务风险的报告都将逐步以VaR为基础予以公布。J.P.Morgan将VaR看作是在既定头寸被冲销或重估前可能发生的市场价值最大损失的估计值。Jorion.P把VaR描述为是对正常市场波动的度量，大于VaR值的损失只会以小概率发生。Beder、KevinDowd指出VaR是在给定的持有期内，一定置信水平下资产组合的最大期望损失。

对VaR方法有效性评估的文献则主要集中在返回测试方面。Kupiec提出基于损益分布预测概率密度函数来评估VaR有效性的分布法。DavidX.Li提出在不对资产组合收益率作任何假定的条件下计算资产组合VaR的半参数模型，得出比RiskMetrics模型更为稳健的结论。

Svend Jakobsen开始应用VaR衡量抵押债券的风险。Ho Thomas等应用VaR方法衡量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整体风险。Pietro Penza和Vipul K.Bansal系统地介绍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涉及了VaR方法的统计、计量、监管的各个方面。

Tardivo，Giuseppe(2002)研究了VaR方法基础上的商业银行资产分配和VaR对有效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贡献。Philippe Jorion通过研究分析美国主要银行的报告中的VaR和交易组合的实际损益值，论证了VaR能有效预测实际的市场风险水平。Jeremy Berkowitz和James O’brien用实证研究论证了VaR模型在评估商业银行风险方面过于保守，甚至还不如ARMA-GARCH模型准确。Don Bredin和Stuart Hyde则论证了度量外汇风险的VaR模型以GARCH最为精确。

Dowd Kewin提出了针对收益率尾部分布超过某一较大阀值的数据进行建模进而计算VaR值的极值模型。Lan-Chlh Ho等对亚洲六个地区1997-1998年极端市场境况下的价格指数应用了极值理论。Bacmann等年应用极值理论分析了包括套利基金、股票和债券的混合投资组合的风险，并用VaR和ES进行了定量描述。C.Brooks等提出了一种半非参数的极值方法。Matthew Pritsker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分析、探讨以及验证了三种VaR模型――历史模拟法以及改进的两个历史模拟法，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结论，具有启发性。

针对VaR方法固有的缺陷，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多种分析测量的补充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压力测试和极值理论。Barry Schachter说明了压力测试在市场风险管理中的作用。Berkowitz提出将压力测试与VaR方法相结合，针对每一个压力测试的情景确定相应的可能发生的概率，从而计算组合的潜在损失极其发生的概率。Jorion P系统地归纳了各类压力测试的方法。McNeil and Saladin提出运用极值理论模型来获得广义帕累托分布，作为对损益尾部损失超过最高阀值的估计分布。FM.Lpmgin(2000)则介绍了从VaR到压力测试、极值理论的方法。

2　VaR理论国内研究文献回顾

(1)侧重于VaR概念、作用和计算方法介绍的文献。中国对VaR方法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起步较晚，最早始于1997年郑文通的《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一文。詹原瑞从理论上探讨了VaR的计算和度量问题。许大志、郑祖康对比了非参数VaR方法和RiskMetrics方法。杨春鹏、崔援民通过几有布朗运动模型对期权等非对称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度量指标VaR进行研究。王春峰等指出用蒙特卡罗模拟法计算VaR所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用基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的VaR计算方法。王春峰系统地介绍了VaR的有关理论基础。李豫阐述了信贷风险的各种方法，提出了信用评级模型及信用等级转移矩阵式信贷风险度量的基础，违约和可市等模型是信贷风险度量的主要方法。迟国泰等在VaR约束下，通过建立在既定组合收益范围内，选择风险最小的贷款组合。胡海鹏、方兆本介绍了关于投资组合VaR以及组合VaR的分解工具方法。曹乾等分析了VaR的产生背景、概念、特点、算法以及使用局限性等，最后探讨了该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2)侧重于VaR方法的实证分析和应用的文献。a.基于覆盖正常事件风险的VaR方法实证和应用研究的文献。刘宇飞提出了VaR方法在我国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及其意义并指出如何运用国事后检验方法对VaR模型进行检验。魏永强、李刚提出在投资商业银行及证券市场中的应用VaR方法管理市场风险。杜海涛、范英对VaR方法在证券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做了实证研究。朱宏泉等应用VaR模型对香港股票市场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马超群等将极值理论与RiskMetrics和历史模拟法结合，提出了完全参数法，并对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叶永刚等利用VaR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风险进行了度量。薛宏刚和朱世武对中国股票市场上各类VaR方法计算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国内外VaR研究文献述评

1　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国外均处于领先水平。相对而言，国外研究更成熟一些：内容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更有影响力。另外，VaR思想在国外金融领域也有着丰富的实践应用，二者交相辉映。反观国内，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晚一些，内容与思路上又大体和国外文献类似。而在实务领域，我国商业银行过去测算的重点基本上是信用风险。

2　国外VaR研究文献的演进有更清晰可辨的逻辑线索。国外的研究时间比较长，文献的数量也特别多，但按照时间顺序并结合那些主要文献，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一个简单的逻辑脉络的：首先，是从1952年VaR的提出到1993年正式被引入市场风险管理，再到VaR作为市场风险管理理念的迅速普及和其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其次，是VaR方法的迅速发展以及其经典模型――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蒙特卡罗模拟法的逐步确立，

以成体系。再次，由于经典模型覆盖尾部事件能力的欠缺，且小概率事件对于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有着莫大的意义，压力测试等风险管理方法逐步受到重视，尤其是极值理论的研究得以兴起。而国内文献，是不容易看出像国外研究那种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较清晰的逻辑脉络的。

3　国内外文献研究VaR的重点和难点。对VaR方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处理好几个要素：置信区间、风险资产持有期、价格损益的随机分布以及样本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置信区间越高，对模型的精度要求越高；对市场风险投资组合的持有期的选择，也会影响模型的有效性。对于较短的持有期而言，可以在计算出日VaR值之后直接应用平方根法则即可。但是，对于较长的持有期，应用该法则要谨慎；价格序列是一个随机时间序列，对于价格损益所遵循的随机分布所做的假设，最终也会对模型的有效度起决定性的作用；数据的选择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市场风险数据的搜集本身就非一件易事；如果使用低频数据，信息缺失现象过于严重，使用高频数据，对数据进行合理的甄选又具有一定的难度；波动性具有时变性的特征，选择样本数据的区间过短，影响参数估计的效果，过长单位数据权重的合理确定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

4　国内外对于VaR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第一，研究模型的选择。国内外对于经典VaR模型中方差――协方差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研究得非常多，而对历史模拟法研究得相对较少。国外极值理论的研究最近几年比较兴盛，而国内的类似文献要少得多。第二，VaR的应用。国外研究者多着眼于VaR作为风险计量和市场风险监管的作用，而国内大量文献对VaR方法在绩效评估、投资组合优化、金融机构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作用表现出更多的兴趣。第三，对各种模型关系的认识以及派生的研究取向的分歧。有的学者热衷于确定最优的VaR模型。但是国内外许多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样本区间、置信水平等因素选取的不同，大多数模型之间并无绝对的优越性可言，国外有的研究者也指出，各个模型之间不是对立与替代的关系，而是可以互补和相容的。至少并无任一有说服力的文献可以证明经典VaR模型体系中的三大方法存在着绝对的优劣区别。因此，与许多学者一样，主张应该着力于探索各个模型之间应如何借鉴彼此优点。此外，许多文献将各种VaR模型进行简单的罗列，这绝非相互借鉴与互补，而是属于模型堆砌，甚至是一种错误的倾向，使操作者疲于选择，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在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快速融入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过程中，在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和市场风险日益加巨的背景下，对基于VaR的市场风险度量方法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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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前执行董事保尔•麦卡利（PaulMcCulley）于2007年8月首次提出。由于各国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存在很大差异，影子银行目前没有形成统一定义。较常使用的是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影子银行：范围的界定》的研究报告中给出的定义，即影子银行是“游离于传统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在内的信用中介体系，其期限／流动性转换、有缺陷的信用风险转移及杠杆化等特征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或监管套利风险”。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影子银行与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密不可分，风险内生于影子银行体系，而历史演进的逻辑也佐证了这个观点。美国次贷危机发端于2006年底，然后保尔•麦卡利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演化，影子银行得到了更多关注，并被认为是百年一遇国际金融风暴的关键因素。但影子银行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金融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始于20世纪70年代，远早于次贷危机，其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增加金融供给，促进金融创新，又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樊晓静等、王晓枫等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与GDP、CPI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影子银行在一定规模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闻岳春、肖敬红基于银信合作的视角，从信托公司和投资者两个角度对Gennaioli等人的影子银行模型进行拓展，结果表明在市场达到均衡时，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并能有效地分配风险，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刘太琳、董中印的实证分析表明，影子银行过快的规模扩张明显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要正确把握影子银行与风险之间的关系，需澄清以下四方面的认识：其一，金融机构与影子银行业务。金融机构是影子银行业务的行为主体，后者是前者行为的结果，两者有时很难绝然区分开，但并不是所有金融机构的创新业务都有风险，直接引发风险的是影子银行业务，故影子银行研究的重点是Banking，但要通过约束和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来控制影子银行的风险。其二，金融创新的双重性。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产业不断适应变化中的经济金融需求，金融创新使影子银行规模不断膨胀，影子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创新也存在试错的成本，尤其在创新过度时，可能诱发金融风险，但不能因为会带来风险而停止金融创新的步伐。其三，金融改革与金融风险。金融改革通过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业务，完善了金融市场体系，推动了金融深化，由于缺乏监管能力和经验，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业务会演变成影子银行业务，并成为风险隐患。只要风险可控，就不应该阻碍金融改革继续推进的进程。其四，影子银行发展的阶段性。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金融发展程度、监管框架、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会导致影子银行的发展阶段、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即风险的不同。一国的影子银行引发了风险，另一国的影子银行却可能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各国监管影子银行的做法和经验只能借鉴，不可照搬。可见，影子银行内涵十分丰富，其业务广泛存在于金融活动中，与各种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关系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多，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如果不能理清影子银行引致风险的脉络，就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影子银行，就不能引导其发挥弥补传统银行的信用不足，优化资金配置效率的功能。

二、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因素

影子银行的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信用扩张、规避监管等功能并非影子银行所独有，这些功能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由此认识影子银行会模糊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界限，会放大影子银行的风险，而影子银行特有的风险一般隐藏在各类金融活动中，不能被轻易捕捉到。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这百年一遇的风险等级和该危机爆发当时的情景和逻辑中去考察，就比较容易认识影子银行风险的本质特征。概括地说，美国次贷危机凸显了影子银行以下三大风险因素。一是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回顾美国次贷危机的全业务流程，首先是银行根据审慎原则发放次级抵押贷款（SM）；为分散流动性风险，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将SM按数量、期限、利率和风险特征等分类打包成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MBS），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行将MBS和其他债券组合成信用级别不同的抵押担保债券（CDO）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分别出售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性投资机构（SIVs）等。在这一系列金融创新中，由于前后业务高度的市场关联性，无意中形成了一个金融业务链条。其中每单个环节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发挥了信用强化、分散风险的功能，但从全业务链条来说，却从某种程度上积聚了风险，存在集体的非理性和集体行为的困境，因为后续的金融创新严重割裂了产品本身和基础资产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基于交易模型的金融工程应用，造成市场分割化和市场不透明，使市场参与者很难有效处理信息。这种市场失灵不经矫正会导致金融系统中的资本分配缺乏效率并导致系统性失灵。也就是说，各个环节风险分散的过程，也是风险积聚的过程，风险分散是显性的，而风险积聚是未受注意和未加核实的，哪种效应更大，取决于基础资产的质量和后续创新对基础资产信息掌握的程度。由于该业务链条涉及众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清晰认知和评估其隐藏的风险，理性市场参与者们个人也缺乏监督风险的激励，因此，此类金融创新延伸的业务链条越长、关联度越高、产品越复杂，积聚的风险越大。二是忽视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影子银行比较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监管套利促进了对影子银行的需求。证券化操作带来了影子银行财务状况健康的错觉，其风险性似乎比单笔抵押贷款的风险要小很多，而且2006年底前受低拖欠率形成的高收益诱惑，及对美国投资市场、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过去一段时期持续积极、乐观情绪，信用衍生类金融市场规模从2003年到2006年膨胀了15倍，达到5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如此狂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链的循环，即刺激了业务链条的源头———次级贷款规模的迅猛扩张。

为了追求盈利，在优质客户稀缺的情况下，美国房贷机构不断放宽放贷标准，将贷款发放给更多信用等级低、收入证明缺失、负担较重的客户；在发行按揭证券化产品时，有意不向投资者披露房主按揭付款能力和零首付情况；评级市场的不透明和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又使得这些高风险资产顺利进入投资市场。这些有毒资产经过系列金融创新和业务链条延伸，加上杠杆率提高，风险积聚功能远远超过风险分散功能，风险被成倍放大，形成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三是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影子银行主要涉及证券、基金、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商业银行却深度参与。商业银行通过三种渠道介入：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通过赎回条款承接风险；在发行CDO、CDS等金融衍生品过程中，银行一方面是优先级证券化产品的买家，另一方面，给投行、基金等市场参与者融资，而且是高杠杆的融资。艾伦•格林斯潘在对比分析美国1987年经济泡沫、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之后指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关键在于债务杠杆的重要性，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金被深度侵蚀。表面看，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借款户的信用等级远高于次级贷款客户，实质上，由于影子银行业务的有毒性和高杠杆，贷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该业务的风险极大，而商业银行对此却茫然无知，更没有意识到要去深度评估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多渠道参与交叉业务，打通了风险交叉感染的渠道，次货危机中美国银行业面临十分严峻的困难，2008年美国当年宣布破产银行家数达到23家，远超过之前5年的总数。上述三种风险因素中，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带来的风险是影子银行所特有的，是影子银行风险本质的突出表现；如果说影子银行有显著的正面作用，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通过强化全业务链的风险而使其负面作用超过正面作用；由于对全业务链风险的忽视或无知，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使转移出去的风险又重新蔓延回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引致国家整体流动性紧缩，金融风险恶化为金融危机。

三、中美影子银行风险特征

比较由于次贷危机发生时我国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外汇管制严格，美国影子银行业务链向我国延伸碰到了不可逾越的屏障，所以我国受次货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既然影子银行伴生于次货危机，而我国又与次贷危机较少关联，中美影子银行就有很大的区别。郑智、刘兰香认为，美国影子银行业务是基于资产证券化、回购组合并衍生出丰富的交易工具，而我国影子银行不存在高度发达的证券化产品，充其量只能算是“银行的影子”。陈继勇、甄臻从参与主体、运用的金融工具、信用扩张机制、宏观经济背景、监管框架、风险特征等六个方面对中外影子银行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更高，应尽快明确影子银行定义、业务类型及监管要求，防范过度扩张和监管盲区。巴曙松结合影子银行在华尔街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仍在金融监管范围内、不具备明显的高杠杆和大规模期限错配的特征、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应淡化影子银行的概念，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实施差别化监管。国内学者对我国影子银行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争议较大，从本文研究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三个关键因素看，我国影子银行产生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其一，金融业务链较短。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是全业务链风险，形成全业务链的桥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和相关金融衍生品，而这些在我国规模都较小，且主要集中在银行的表外业务中。2005年3月我国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受次贷危机影响暂停至2011年继续试点，到2013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只有1054亿元，而且基础资产的行业分布广，通过证券化分散风险的效果好于美国高度集中于房地产的情况，加上金融业务链条短，业务链延伸中的风险积聚效应明显小于风险分散效应。因此，在我国，隐藏在银行表外业务中的全业务链风险较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及民间金融极少涉及证券化产品，此类风险更小。其二，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较小。该效应依赖于金融业务链的长短。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除银行的表外业务外，以某类基础资产为主，通过证券化、金融衍生品之后产生旺盛的终端需求，再回过来刺激原始基础资产需求，形成不断膨胀循环过程的金融事件极少发生，故我国影子银行通过正反馈效应积聚的风险较小或没有。其三，交叉业务风险可控。当下银行表外的交叉业务主要包括银信合作、银证合作、表外商业汇票等形式，其中银信合作理财已符合一定的影子银行特征。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银信合作规模2．03万亿，银证合作规模1．78万亿，两项相加约3．81万亿，这些影子银行业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商业银行的违规风险。近两年来，银监会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监管，比如要求银行将银信合作业务从表外转入表内，未转入表内的按照10．5％比例计算风险资本等，控制了银信合作业务的风险，银证合作等也在严格监管之下。其他两类影子银行机构几乎没有交叉业务。

五、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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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信息化；金融风险防范；实践战略；论述思考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历史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全世界物质空间之内的金融活动正在现实性地呈现着稳步扩张的客观趋势，全球化环境之下的金融事业领域正在现实性地逐步呈现出全新的发展趋向。当代世界发展环境中，金融事业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以及微观层次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现实影响，金融事业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枢神经作用正在稳步提升，以及日显关键。

然而，近年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金金融事业在发展路径中的风险元素不断增多以及逐步加剧。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加之其逐渐增强的破坏性能力，使得当代世人对金融事业发展体系的安全性程度产生了逐步增强的质疑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世人对金融事业发簪展的现实性恐慌。

金融风险向着金融危机的方向进行演化，以及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表现的外在的破坏性特质，本身具备着重的复杂性，其中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方面就是。伴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在金融事业发展路径之中的渗透以及应用，当代金融事业在发展实务中的时间性，以及空间性特征都相应性地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客观性变化，世界金融事业发展场域中单位时间内信息处理量的日渐增大，使得金融事业发展实务中的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现实破坏性。本文将针对金融信息化，以及金融事业发展风险的防范与应对战略问题，展开简要的探讨，预期为相关领域的一线人员提供借鉴意义。

一、金融信息化简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缘于世界经济事业的发展引致货币流通量的成倍增加，引致种类多样的金融机构接连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银行现有的手工操作模式与实际的金融事业运作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性。并且还现实性地面对着多种类的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性力量。

1.金融信息化的必然性分析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活实践多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源于金融事业本身具备的发簪特性，使得其本身比其他的相关产业更容易，也更需要实现信息化的发展形态，且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事业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也现实性地发出了较高层次的欲求水平。

第一，源于现代生产力特征的发展，使得金融事业在发展成长运作路径中产生了剩余资本，而想要实现剩余资本有效再利用，则切实需要创造一种正式化的融资易行为实践模式。在这种环境背景之下，应当切实致力于提升金融信息的时效性、以及及时性特征，而这样的发展趋势，只有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才能实现对相关实践需求目标的有效满足。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发展客观要求资本对象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是实现自由流动，而不能仅仅地单纯性地局限于某一个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金融活动务必有效消除地理层次的环境障碍，要建立虚拟化的线上金融交易市场，逐步确保金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扎实而充分地得到最为高效的配置。

第三，金融事业与通常性的一般性产业发展形态之间具备着明显的客观差异，它并不具体生产或制造某种特定的产品，而只是单纯地提供一种进行交易的形式，以及支持环境。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背景之下，完全可以使用虚拟化的技术形式，利用网络货币或虚拟货币实现金融活动交易行为的实践目标。

第四，金融产业一直都具备着较大规模的回报率，并且在发展的实践路径之中，总会现实性地具备着较为雄厚的资金基础，以及支持条件。在现代信息技术深化发展的客观背景之下，金融产业现实性地具备着实现信息化发展的充分经济实力，能够实现对世界性产业发展体系的有效引导。

信息技术产业形态，尤其是其自身的研究实践工作场域，本身就现实性地具备着较高实践层次的风险性特征，其实际发展过程中的资本资源投人内容，不可能由政府财政部门或者是某几家独立性的企业集团来进行负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相关产业在资金资源的筹集以及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地面对一定程度的困难性特征以及风险性趋向。而金融信息化的发展给当代金融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充分的支持作用，并且金融事业的发展反过来也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风险投资。

2.金融信息化的内涵分析

金融信息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金融信息技术化，也可以被称为金融电子化。就是要基于计算机设备以及现代化的通信技术网络，建立电子化的资金结算技术系统、柜台基本日常业务服务系统，以及现代金融信息管理实践系统。

第二，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化，就是要基于之前已经建立的金融事业信息产业化运作和发展系统，完成对金融产业基本社会服务功能的系统化建设。

在金融事业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首要应当保证在金融业务的日常化运作过程中，充分使用现代化技术实践背景之下的数据处理以及通信技术实现模式。要基于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平台，使用电子化的信息传递模式，实现货币实物的流通以及支付功能，以实现对县现金以及支票等实物化的货币传递对象的充分取代，并通过电子化的网络技术实现对金融决策信息的充分处理。在网络化和电子化的信息实务运作平台之下，能够有效实现金融决策事业的正确性、及时性，以及可行性水平的有效提升，金融信息化不仅表现在金融事业日常业务的处理阶段，还切实参与金融机构的日常化生产经营决策进程，对独立金融机构在现实市场环境中的核心竞争力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影响。

金融电子化是对金融机构内在发展能力的修炼和提升，而且伴随着我国当代金融机构内部信息化建设进程的切实实现，我国当代金融产业的日常化交易过程中的有关描述数据，通过计算机技术设备以及网络化的通信链接设备，已经实现了经营过程中的动态信息对象的事实化发展。实现了现代金融事业交易市场的无国界化发展状态，并切实提升了现代金融事业交易市场的高效率建设和发展状态。随着金融产业交易量水平的提升，金融客户对相关服务的要求逐步提升，我国金融事业相关实务机构在实际的业务运作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信息数量逐步提升，金融事业应当切实增强对现代化的嘻嘻管理实务技术的探索以及应用，并实现金融事业的信息化建设目标。

二、金融信息化与金融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

1.金融风险的概念界定以及类型分析

截止到目前的发展阶段，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领域尚未就金融风险问题形成一致性且通行性的概念界定表述。有部分学者基于当代金融机构的收益视角，将金融风险的概念内涵界定为发生预期性收人损失事件的可能性，也就是有待实现的货币收人流量规模，以及可用于转化为未来货币收人流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在收入流量角度上的现实差异，并且还要关注在这一具体实务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意外性经济损失。这里给出的关于金融风险学理概念的概念界定表述，具备着较为明显的微观层次的观念特征。

而在宏观性观念界定的实践视角之下，可以将金融风险认定为：在金融事业的相关活动的实际进行中，源于各种现实存在的经济变量，主要是金融变量的不确定性特征，而具体引致的独立性经济实践行为主体的不确定性实务运作状况。

基于不同视角的原则性理论分析，金融风险可以被划分为具体化的不同类型。

依照风险产生的源性差异，可以划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以及技术风险等内容；

基于金融风险的对象性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银行风险、证券风险、期货风险，以及外汇风险；

基于风险在实际表现过程中的强度特征，可以划分为高度风险、中度风险，以及低度风险。

以上几种划分方法给出了从事金融风险研究实务工作的理论切入点，但是笔者在研究工作的实际进展过程中则更加侧重基于金融风险事件的属性视角，将其划分为五个基本的类型：运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法律风险。

人类开始进行金融活动的实践过程，金融风险就相伴而生。而在实践层面上，引致金融风险事件的原因本身就具备着复杂的多元性，其中现实性地涉及到了社会心理、价值观、经济体制、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层次。然而，伴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事业信息化建设进程的现实加快，信息化发展趋向在引致金融风险的实践过程中，正在逐步展现着不可忽视的现实作用。

2.金融信息化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金融信息化就是将信息技术切实运用到现代金融机构之中，并针对具体的业务实践运作环境，对实际的金融产业业务运作流程进行针对性的改良，金融信息化在现实层面实现了现代金融事业运作效率的充分提升，但是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之下，一旦在资金结算、证券交割、担保管理等环节发生操作性失误状况，势必会导致不良后果的广泛蔓延，并发生币信息化发展建制之前更大规模的经济实践损失。而且源于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在接触信息的过程中具备着较为充分的便捷性，使得这些人比较容易因对有关信息的不良使用而发生职务犯罪行为。然而，如果业务人员实际运用的信息管理和运作系统，具备充分的系统完善性，将会直接保证技术性实践力量对人工性实践力量的充分替代，减少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因为心理或者是生理性因素而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并将职务性犯罪的发生趋势切实性地扼杀在萌芽状态。

金融信息化切实帮助金融机构通过对内部业务流程的切实再造，实现了金融机构内部若干彼此独立的业务实践环节之间的有效结合，以及稳定配合。并实现了相关业务实际办理熟速度的有效加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金融机构内部信息的外部影响效应。切实实现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客户群体之间在信息化建制实务背景之下的有效结合，金融业务产品的变现以及交易清算行为变得日渐容易，实现了信息和资本对象流通速度的有效加快，由于资本的转移过程比以往具备了更加深切的便捷性和迅速性特征。对于独立的金融产业客户主体而言，其实际持有的流动性资源对象越多，其面对的金融事业开展风险也就越强烈。

除此之外，由于金融信息化加快了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使得金融机构在现存的金融事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中，具备了切实实现对抗和规避金融管制工作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空间，这种现实趋势对各个国家的政府部门现实性地提出了减轻金融管制事业实施力度的现实性实践要求。金融资源在现存的相对自由的世界性市场实践环境之内，实现了对有效配置格局的建设目标，提升了金融事业历史发展的现实潜力，并在现实层面上不可避免地会引致一定程度的现实问题。

金融信息化现代金融事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较为深切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金融单位实际面对的客户数量已经客观性地呈现出逐渐增多的现实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旦出现某一个独立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在金融市场实务中出现违约行为，势必会引致金融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风险性事件，以及发展趋向，这里也给金融事业在发展实践的现实过程中，提出了找寻风险状况规避方法的要求。

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的发展本身具备着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使得我国现有的金融事业领域的相关法律条文，无法实现对现实实践欲求状况的充分回应，由于法律条文在建制与实践过程中的客观局限性，使得如何在金融信息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找到应对金融风险的实践路径，已经成为现有实践背景之下金融事业深远发展的重要现实需求。

三、金融信息化发展进程风险状况的防范

1.扎实维护金融系统的标准化和多样性

金融信息化事业在初始的展阶段具有着明显的摸索性，并没有成型化的行业实践标准供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参考。因此我国现存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实际的信息化建设发展过程中，都是依照着其在相应时点的财力发展状况，以及业务运作机制，实施相应的金融事业信息化发展的实务过程，相应地导致了我国当代金融企业在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的建制和应用实践中，产生较为强烈的差别性。如果金融机构在信息化的实践过程中，不能保障在技术标准以及业务规制的角度实现充分的统一化和标准化。但是这些做法会在实践的层面上较大幅度地提升我国当代现存金融机构实体在信息化建设实践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并且在金融事业发展信息不对称的客观背景之下，金融业务实体将会现实性地面对着深切的实务风险。

与此同时，多样性是我国金融事业现实发展体系稳定发展的最有效保证，只有在多样性的视角下实现对金融事业发展状况的稳定维持，才能切实为抵御金融信息化进程中的实务性风险发挥充分的现实力量。

2.切实实现对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工作制度再次建造行为

为了切实保证信息技术在现代金融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充分的作用，应当对相关单位的内部结构层次展开充分的再次建造实践，要运用全新发展形成的管理性实践理念与方法，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内部业务实践流程进行重新的组合再造。在纵向上，致力于实现我国当代金融机构的扁平化发展目标，使得相关业务流程的实际运转路径具备充分的规范性，在在横向上，按照整体化原则，以及信息流设计工作的标准实践流程，规避工作流程在衔接环节的人为因素，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制目标，促进我国当代金融产业的基本性业务对象的一体化办理和管理实现，之后网络技术与其它金融机构、客户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相联系，切实实现对虚拟业务运作市场的现实建制目标。

四、结束语

在金融事业信息化的发展建制背景之下，想要实现对金融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事件的有效预防和控制，就应当切实做好对相关产业市场发展现状的有效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有针对性的且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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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建刚.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银行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战略思考[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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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资产定价 等价鞅 等价鞅测度

近三十年来，以大规模交易的金融期权、期货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创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中最引人瞩目的一幕。如何给期权等金融资产定价，也就随之成为了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的最前沿和时尚的问题。

金融资产定价的主要方式一般有四种：偏微分方程定价方法（PDE）、二叉树期权定价法（BOPM）、蒙特卡罗模拟定价方法（MCS）和等价鞅测度定价方法（MPM）。其中，等价鞅测度定价方法是求解精确定价公式的最简单方法，是现代金融工程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可或缺的定价工具。因此，研究金融资产的等价鞅定价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基本概念

1. 鞅（martingale）

鞅是一个满足一定条件的随机过程。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动过程与布朗运动有关，布朗运动是一个鞅过程，这意味着，金融资产的价格运动与鞅相关。然而，一般情况下，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在给定的信息集下，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因此，大多数金融资产的价格运动不是鞅。

由于鞅是用条件期望来定义的，而条件期望的计算总是基于某种概率分布和特定信息集合。我们如果能找到某一种概率分布，把金融资产的未来价格用无风险收益率贴现之后，转变成一个鞅，则所谓的资产定价基本原理就可用于现实的金融产品定价工作中。

2. 等价鞅测度（Equivalent Martingale Measure）

概率测度的转化要通过Girsanov定理来实现。该定理表明，不同的概率测度之间是可以相互等价转换的，而联系等价概率测度之间的纽带就是Novikov导数，Novikov导数是某个滤波下的鞅。在P测度下，其的期望值可转化为Q测度下示性函数的期望值，实际上，这是一个概率。该概率测度Q就是等价鞅测度。

二、等价鞅测度方法的发展

“鞅”这个名词首先由法国概率学家Lévy在1939年引进，并作了若干奠基性的工作。后来由美国概率学家Doob发扬光大。鞅在金融经济学中的应用是随着Harrison和Kreps(1979)、Harrison和Pliska(1981)的两篇经典论文的发表开始的。在论文中，作者建立了经济学中的无套利、完全市场等概念和鞅分析理论中的等价鞅测度概念、鞅表示定理之间的联系，为鞅分析理论在期权定价理论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

Dalang R C，Morton A，and Willinger W(1990)，Schachermayer W(1992)以及Kabanov Y M，Kramkov D O(1994)等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对市场无套利条件下任意基本资产价格的等价鞅测度定价作了进一步研究。Yan H，Liu S(2003)在假设原概率测度即为等价概率鞅测度的条件下，推导了股票价格的期望增长率以及泊松跳跃过程的参数均为变函数时，欧式期权的价格公式。

薛红，彭玉成（2000）、田蓉，柴俊（2003）分别研究了等价鞅在未定权益定价和外汇期权定价中的应用；李娜，柴俊，陈勇（2005）对支付已知红利股票的欧式期权定价的鞅方法做了进一步研究；彭勃,杜雪樵（2007）研究了支付红利股票的跳扩散过程下期权定价的鞅方法；邹杰涛，汪海燕，于海滨，吴润衡（2009）、熊炳忠（2009）则分别对公司负债的鞅定价以及平方根连续履约价选择权的鞅定价做了探索性研究。

三、金融资产的等价鞅测度定价方法的原理（以支付红利的股票为例）

在金融经济学中，经常假定支付红利的股票价格St满足下列随机微分方程：

这里μ称为漂移率，σ是波动率，q是红利率，wPt是概率测度P下的标准布朗运动。

通过Girsanov定理，将概率测度P转换为概率测度Q之下的随机过程，此时，支付红利的股票价格St满足下式：

对比两式可知，在概率测度Q下，原来的μ已被无风险利率r取代，但原来标的资产的波动率并未受到概率测度转化的影响。因此，称概率测度Q是风险中性的概率测度，即等价鞅测度。

很多时候在风险中性的概率测度Q下求期望很不容易。因此需要再次利用Girsanov定理，将风险中性概率测度Q转化为与之等价的另一种风险中性的概率测度R。这种定价方法称为等价的鞅测度定价方法。

等价鞅测度概念能够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在公式Black-Scholes中不含有标的股票的预期收益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在金融市场均衡中，每种股票在等价鞅测度下的预期收益率正好是无风险收益率。所以，无论投资者是风险厌恶或者是风险爱好者，运用等价鞅测度，他们都将按照同一风险收益率r来衡量标的资产的收益。

参考文献

[l] BLACKF，SCHOLES M.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7):637-655.

[2] HARRISON J, KREPS P M.Martingales and Arbitrage in Mul-tiperiods Securities Markets [J].JEeon Theory,1979,20(2):38-48.

[3] 李娜,柴俊,陈勇.支付已知红利股票的欧式期权定价的鞅方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2):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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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风险管理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使得风险管理的问题日益凸现。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金融监管的放松，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在不断加剧，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这三次大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引起了国际金融界对金融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更成为国际、国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主要的风险形式。信用风险的管理也成为当今风险管理领域中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因此，如何防范与降低信用风险已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管理的迫切要求。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经济学解释

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中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形式之一，它是金融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人们对信用风险概念的理解。

传统观点认为，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受信方）拒绝或无力按时、全额支付所欠债务时，给授信方（信用提供方）带来的潜在损失。授信方可能是提供贷款的银行，或是以信用方式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公司。授信方总是会更多地考虑信用风险问题，比如发放贷款的银行，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商业银行的早期业务中，常常将信贷风险等同于信用风险。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演变和发展，信用风险出现了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

从广义上说，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使银行经营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发生背离，从而导致银行造成潜在损失的可能性；

从狭义上说，信用风险一般是指借款人到期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借款协议、偿还本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信用风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借款人或债务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履行还款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另一个是指由于债务人信用等级或信贷资产评级的下调、信贷利差的扩大导致资产的经济价值或者市值下降的可能性。前者主要着眼于贷款是否违约，成为违约风险；后者则强调信贷资产质量价值的潜在变化，所以通常称为信贷利差风险。

另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1）道德风险与信息不对称是形成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2）非系统性与系统性。（3）风险和收益的非对称性。信用风险的收益分布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4）信用风险的历史交易数据难以获取。

二、国内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的现状分析

随着现代经济中信用活动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信用风险所涉及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因此，各个国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视的。

（一）国外先进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

1、风险管理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高度，董事会直接负责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近些年来，一些大银行由于风险管理失败而遭受了巨额损失，甚至破产倒闭，使得银行股东、经理们以及金融监管当局领略和感受到银行风险的严重后果，深刻地认识到现代风险管理对于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目前，国际上一些大银行的最高决策层已把风险管理纳入其发展战略计划，将之作为银行内部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风险管理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的高度。

2、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开始出现，风险管理趋于日常化和制度化。与风险管理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高度相适应，现代银行风险管理在组织制度上形成了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与各个业务部紧密联系的风险内部管理体系。风险管理决策与业务决策的适度分离，改变了风险管理决策从属于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业务决策的传统管理体制。同时，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的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是建立在管理日常化和制度化的基础上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商业银行在复杂的风险环境中及时、有效地管理风险的能力。

3、更加重视全面风险管理。与主要重视信用风险的传统风险管理不同，现代银行风险管理还非常重视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更全面的风险因素。而且不仅将可能的资金损失视为风险，还将银行自身的声誉和人才的损失也视为风险，提出了声誉风险和人才风险的概念。

4、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市

场风险管理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风险成为银行风险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同时，金融自由化和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传统的以信用风险为主的模式发生变化。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两者，无论是在管理技术手段上，还是在管理理论上，都构成了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两个基本内容。

5、风险管理技术趋于计量化和模型化，各种风险管理计量模型发展迅速，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性日益增强。与传统风险管理的特征不同，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越来越重视定量分析，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来识别、衡量和监测风险，使得风险管理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征。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现状

1、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形成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多数工作人员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认识不够充分、信用风险管理理念比较陈旧。不能适应新时期业务高速发展及风险环境复杂的需要。

2、信用风险管理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在我国商业银行中，负责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是贷款部门的信贷员，这远远不能满足实际信用风险管理的需要。

3、不良贷款比例高，贷款资金趋向长期化、集中化。我国银行业的贷款人多集中在房地产或其它人型资产投资项目上，且数额巨大。而贷款资金长期化将导致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一旦累积的信用风险暴露出来，势必会造成严重的信贷损失，对银行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4、内部评级不完善，风险揭示不充分。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无论是在评级方法、评级结果的检验，还是在评级组织结构、基础数据库等方而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风险方而的作用。另外，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和真实性有待提高，以及缺乏衡量风险的技术方法，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而都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三、针对我国现状提出完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的建议

第一，提高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和管理技术水平。根据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要尽快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首先，各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发以计算机为平台的客户信息系统，广泛收集充分的客户信息，建立起完善的数据库。其次，我国商业银行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开发出适合自身条件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第二，确立完善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保证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策略得以落实。商业银行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应根据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在对各类业务的各环节风险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程序、方法进行整合、梳理和优化。首先，通过授权管理、岗位制衡等手段防止操作风险在业务环节中的出现。其次，通过标准化的内部控制管理实现内部控制的连续性和系统化，从而严格控制银行内的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最后，通过不间断的调整和改进，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确保其经营目标的实现。

第三，强化风险外部监管，完善宏观外部环境。强化风险外部监管是完善风险控制体系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市场约束的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为金融监管的三大支柱，强调银行应及时、准确地向市场披露银行财务状况、经营业绩、风险管理战略和措施、风险敞口、会计政策以及业务、管理和公司治理6个方面的信息；其次，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同时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严格监管纪律，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实现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注重风险性监管的转变，健全非现场监督体系，并保持监督的持续性。再次，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银行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金融法制环境。落实《物权法》，修订完善《破产法》和《担保法》等，在完善商业银行的立法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维护金融秩序。

第四，规范社会信用关系，推动社会信用文化建设。要建立健全有关社会信用的法律体系，推进信用文化建设。据有关机构分析，社会信用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促进gdp增长0.9%，促进生产率提高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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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炳文.新巴塞尔协议下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d].天津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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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联网；物联网银行；信用管理；战略思想；策略探究

物联网作为互联网与通信网的拓展产物，能够实现对物理世界实时管控、精确管理与科学决策的目标。最近几年中国内外各级政府机关积极颁发一些促进物联网有关战略与发展的计划，物联网产业发展速率不断提升，积极朝着生产生活与经济金融相关领域靠拢。物联网思维有效整改了传统商业生态环境，调整了传统商业模式，为物联网商业模式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助力。将物联网思想与相关技术整合到网络环境中，将促进当下金融信用环境的革新进程，助力于金融全新变革进程。相关人士指出，物联网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被视为对对信息技术的集成与综合应用，实现对商业银行信用的有效管理，降低信用风险，将物联网银行的发展推向新高度。

一、物联网银行概念与特征

(一)概念

物联网银行作为金融行业中的一类新模式，当下国际尚未对物联网银行做出明确界定与统一标准。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物联网银行主要是采用把物联网思维与技术整合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发展进程中，再构商业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内部管理等工作的运行模式，即推行“帕累托改进”模式，进而最大限度的压缩其运营成本以及提升效率。陆岷峰(2017)对物联网银行的概念做出如下定义，即物联网银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效应用物联网思维与技术手段，在用户生产作业情景、生活场景等多样化经济环境中的信息流量、资金流量与物质流量有机整合为一，进而为用户在存款、贷款以及汇款等方面提供金融服务的新兴组织模式。

(二)特征

①普惠化：这是物联网银行和传统商业银行之间最大的差别。为确保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业务运行的有效性，2015年，国务院颁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宗旨在于提升上述金融业务形态运行期间应遵照的原则、规定以及发展目标等[3]。但是由于传统银行业的限制，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在对供应链金融、小微金融等业务形态拓展范畴相对狭窄，应不断提升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而物联网银行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服务对象为传统抵押担保模式下不能兼顾周全的中小微企业，该类企业在发展中存在可抵押固定资产少、存货动产充沛、融资需求高等特征，在网联网思维的引导下以及相关技术协助下，能够实现对企业现实生产情景全过程、多维度信息获取，不断扭转商业银行与中小微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局面，有效解除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进而拓展其发展空间，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普惠能力也相应提升。②智慧化：这是物联网银行积极迎合金融科技发展模式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金融科技力量的集成与联合作用下，传统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目标是朝着智慧化方向转型，增强行业核心竞争实力。在2017年上半年中，国内四大行强强联手进行全面战略合作，传统金融互联网化与互联网企业金融化改革进程被推进。在物联网技术协助下，传统商业银行智慧化转型目标的实现获得新的战略机遇。在多种智能计算技术的协助下，物联网银行多大批量用户的相关信息技术进行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处理，构建新服务、新产品、新业务发展格局，落实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智慧化发展目标。③精致化：传统银行由粗放式发展模式朝着集约化转型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精细化。从本世纪初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规模不断拓展。相关资料记载，在2016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了200余万亿元，存款余额高达140余万亿元，贷款余额也突破了100万亿元。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共给侧改革理念的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推进，传统商业银行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新时期下经济发展形态，践行精细化发展路线是其后几年中主要发展趋向。在物联网思维与技术的合力作用下，物联网银行采用射频识别、二维码、传感器等技术，能够更为精确的获得客户资源，对用户资质、还款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等多样化信息进行整体分析，进而明确其在金融领域中的现实需求，改善了传统商业银行在客源获得方面的局限性。此外，精细化还体现在客户风险管理方面上，具体是在物联网技术的支配下，物联网银行把生产作业情景、生活场景整合到大数据风险控制后台系统中，动态式的对用户风险进行辨识、计算、预测与警示，有效弥补了传统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滞后性、粗放性缺陷。

二、传统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现状

(一)信贷业务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在传统信贷业务模式的支配下，商业银行业务运行成本高始终是业务发展中最大瓶颈，进而对借款用户整体融资成本造成影响。信贷业务成本高具体在如下几方面有所体现：①客源获得成本高；②风险辨识成本高；③运行成本高。在过去，商业银行主要采用缺乏情景的“广撒网”措施去获取客户资源，人力资源投入量大，但是效益微弱；在风险辨识方面上，多采用线下方式采集、梳理、解析用户的信用情况，耗时耗力；在运营方面上，银行物理网点敷设面积大、参与运营人员数目多、运营管理投放资金量大。

(二)信贷业务效率低下

只有不断提升银行金融服务效率，才能够迎合当下市场经济主体间频繁进行商业交易活动的需求。但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运行速度迟缓，其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频繁需求间产生较大分歧，以致社会公众投诉事件与日俱增。诱发信贷业务效率低下的原因有如下几点：①信贷业务办理环节对流程规范性提出较严格要求；②手续多样且繁杂；③业务程序繁琐，存在冗余部分；⑤层层审核批准；⑥尚未建设可执行的快速反应体制等。此外，银行信贷业务效率长期得不到提升，大大削弱了金融消费者的用户体验，用户黏性也有所降低。

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重构中物联网的应用

(一)提升风险控制思维客观化

在物联网思维与相关技术的协助下，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思维重建目标得以实现。在没有物联网技术支配情景中，商业银行在对风险管控中，多采用现场调查与访谈等方式，捕获借款企业客户以往行为方式后，采用人为方式对其信用程度等级判断，该种方式主观性色彩浓烈，难以实时、动态、真实的获得与企业生产营销业务运行状态此相关信息资料。但是若能够应用物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与企业的生产作业情景进行整改造，物联网设备和技术将直接和借款企业生产作业情景中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加工、营销等流程相连接，以真实性、客观性的生产作业情景数据信息为依托，进行贷前调研、贷中审核与批复、贷后管理等系列性工作，有效规避信息真实度缺乏以及人为主观臆断的弊端。上述全方位、多维度客观信息源的提供，能够更为真实的呈现出借款企业的营销水平与业务发展状态，在有效辨识商业银行风险方面提供极为有价值的参照信息。

(二)提升风险控制程序数据化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流程的重构过程，对互联网思维与技术也表现出强烈依赖性。伴随着物联网在用户生产作业情景、生活场景改造升级中的应用，物联网银行在发展中采用物联网思维与技术，动态式感知信贷用户原料采购情况、原料库存管理、生产流程、成品囤积、营销状况等实际信息，同时把上述信息有机整合，构建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连贯性数据等数据集合，进而在大数据技术协助下建设相关模型，勾勒出用户的风险特点，达到对用户风险辨识、风险计量、风险监管、风险管控等风控程序的处理、解析与决策。

(三)提升风险控制决策精细化

物联网不仅在风险控制思维以及控制流程重构方面有所应用，同时在商业银行风控决策重构过程中的应用机制也到认证。具体体现在物联网技术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大批量、客观性的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数据、交易活动中数据信息等构建进一步充实，同时进行交叉验证，建设崭新化的“三流合一”模式，协助商业银行对企业及上下游供应链有更全面性、立体化认识，促使信用等级评价积极由主观判断转型为客观洞察等方面上。物联网银行把采集到的、与客户相关的大量真实情景信息，勾勒出客户的真实画像，进而建设物联网风险控制模型，科学精确的评估企业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违约率与违约损失率等数据计量正确率也得到相应保障，进而协助银行进行贷前调查，贷中授信管理，贷后追踪预警，构建时效性与整体性特征共存的风险控制局面，物联网银行的风控决策科学性也相应提升。

(四)构建全视图管理模式

结合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性质以重要驱动因子，可采用物联网思维与技术构建全视图的风险管理模式，这已经是当下传统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而上述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积极摒除以往单视角的管理模式，对某一业务运行态势、某些资产重组期间面对的各类风险类型进行综合分析。本文将债券投资交易业务作为实例进行分析，不仅需应用物联网思维有针对性的建设债券市场波动风险的止损限额、VAR限额，还必须从其他角度出发，结合债券发行体基本面变动特点、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建设与其相匹配的追踪监侧、风险管理体制与程序。全视图、多维度的风险管理模式，和传统风控模式相比较，最大特征是在风险部署环节上整体分析多样因素，例如发行体基本面产生本质性恶化、信用风险提升，止损机制将会一触即发，在信用风险转变成市场风险损失初期就应施以相关应对措施。除此之外，对于操纵风险的辨识与评价结果，均可以被整合到市场风险管理进程中。例如某一机构操作风险管理能力评估结果在一定标准之下，就可在市场风险限额部署上，采用多层次限额规划进行管理加以控制。

(五)建设积极主动的组合风险管理

分散化处理是组合风险管理的重点，实质上就是在不同区域、不同对象间对资产组科学配置，尽可能的承担微小的波动(以资本占用量呈现出来)，进而去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与此同时也实现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目标。主动推行组合风险管理，侧重点是落实如下几个方面：①明确科学化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策略，以国别、行业、产品等为主，最大限度的规避在方向选择上出现的错误。②采用排布组合限额的方式，强化风险、资本与收益三者间的平衡性，防控集中性风险，最大限度的降低顺周期效应带来的影响。③推行主动风险管理措施，以主动组合调整、分散化处理和风险对冲等为主，实现组合的优化调整目标。在这里本文笔者需重点强调的是，“分散化”绝非是单纯式的资产分散，而是对资产背后风险因子的分散化。

四、结束语

物联网思维与技术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应用，能够促使金融行业所处供应链上的程序实现“可视追踪”，进而实现提升运营效率、优化配置资源以及降低成本等目标，其是与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应用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进而实现风险有效管理思想本质相一致。伴随着物联网思想与技术在金融行业中应用的深入化，将会对商业银行金融产品革新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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