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新格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新格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风险；银行业监管

随着利率汇率的加速市场化以及资金脱媒、技术脱媒的持续深化，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中介、支付中介和财富管理中介的职能受到抑制。可以预见，未来的几年，金融格局的这一趋势性变化将会更加明朗，银行业风险的关联性、复杂性、隐蔽性和危害性越来越大，需要我们加强预判，积极应对。

一、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格局

（一）社会金融活动中，非金融企业的类金融业务快速增长，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量受到挤压。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是我国对金融业实行严格准入限制以及社会金融需求的重大变化所催生。一方面，大量民间资金无法突破规制性机构准入壁垒，转而以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网络信贷、民间借贷等模式突破市场壁垒，开展信贷业务。还有一些主流第三方支付平台、物流企业，直接以预垫货款的方式逐渐向信贷领域渗透。据中金公司估算，2012年，包括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典当行贷款以及其他未纳入央行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的借道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达8.0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97万亿元，增幅13.66%。另一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第三方理财机构、第三方支付企业蓬勃发展，与银行业在融资、理财、支付方面形成全面竞争。据统计，全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连续5年增幅保持100%，2012全年达到3.82万亿元，接近银行支付结算规模的10%。

（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总量中，证券类机构快速增长，银行业金融机构受到挤压。融资模式上，直接融资快速增长，银行间接融资受到挤压。随着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类机构资产管理创新的推动，去年11月末全国证券类机构资产管理规模增速达到46.59%，高出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增速21.56个百分点。直接融资中，去年前11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企业债3.07万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本外币贷款的32.40%，同比增速高出贷款16.15个百分点。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中，理财业务、表外业务、电子银行等新兴业务发展迅猛，对传统存贷款业务、柜面业务替代效应明显。一是表外理财产品以其相对于存款更高的预期收益率，加速对存款的替代。深圳银行业去年前11个月表外理财产品净募集金额相当于同期新增存款的25.70%，比2008年建立理财业务统计制度时高出11.95个百分点。二是资本约束增强及信贷规模管控，使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等受控行业的融资需求加速向表外业务转移。去年前11个月，深圳银行业委托贷款、承兑汇票和信托贷款新增1433.96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贷款的63.48%，同比增幅31.29%，高出各项贷款增幅17.10个百分点。三是网络经济的发展、电子支付环境的改善和新兴渠道的建立，强力推进日常交易向电子渠道转移。去年前三季度，深圳7家中外资法人银行主要电子交易笔数替代率已达到44.10%。

（四）银行收入结构中，非利息净收入增长较快，净利息收入、净息差难现反弹。利率市场化、银行综合化经营和跨业合作的推进，带来收入结构的分化。去年前三季度，深圳银行业非利息净收入增速24.95%，比净利息收入增速高出25.36个百分点；净息差2.69%，同比下降51个基点。

二、银行业风险的新特征

（一）关联度越来越高。随着社会融资渠道多元化发展以及金融分业模式在实践中被不断突破，银证、银保、银信、银资间的合作，已从传统的融资交易不断深化为兼具投融资、销售、支付清算、财富管理、托管等多种业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特征明显增强，风险关联性上升。一是跨行业关联。突出表现为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的传导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信贷风险不断放大。二是跨市场关联。突出表现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的传导。从持续不断的挂钩资本市场理财产品的兑付事件，到承销中小企业集合债、城投债带来的被动持券问题，暴露出银行对金融市场业务信用风险管理的薄弱。而银行间市场债务工具基本为银行机构主承销的现状，也显露出债券市场风险并未有效分散到银行体系之外。三是表内外关联。突出表现为影子银行风险向银行体系的传导。普遍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融资性理财提供信贷兜底承诺，以及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不充分、资产池期限错配等问题，加剧表外风险向表内的传递。四是境内外关联。突出表现为国际化战略带来的跨境风险传递。近年来，国内银行通过新设、并购机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通过创新融资、结算产品，为境内企业和个人的境外业务需求提供避险和理财套利服务，风险的境内外关联更趋敏感。

（二）复杂程度越来越高。随着社会需求多元化以及监管约束不断增强，同业业务以其交叉性和复合型的特质成为银行业最具创新活力的业务领域。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非银机构、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通过跨市场互动，创设出各类规避监管的金融产品。如，等同于授信的同业代付、黄金租赁等业务，以票据、委托贷款、信托受益权为基础资产或标的资产的理财业务，规模大，业务分散，种类繁多，结构复杂，涉及机构广，产品的系统性风险强。

（三）隐蔽性越来越高。此前被认为风险积聚的房地产和平台企业，不良贷款并没有预想的增长，除了银行加强风险管控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子银行、直接融资接盘的结果，银行面临的风险更趋隐蔽。一是多头融资，风险延迟暴露。去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以及银行贷款受控的情况下，改变原有融资模式，通过信托、理财、债券等非传统融资渠道筹集资金。一些贷款偿还出现困难的中小企业为实现“还旧借新”，借助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或民间高利贷的搭桥贷款作为短期替代。二是隐性担保，银行承担兜底责任。为拓展和维系客户关系，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为融资性理财提供隐性担保作为产品发行的前提条件，甚至为一些产品违规提供信贷兜底承诺，已成行业惯例。当这类资金接力式的融资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承诺的一方将承担实际的代偿或兜底责任。

（四）潜在社会危害越来越大。银行业是全社会的资金调配中心，所有类型的风险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风险积聚又相互关联，一旦爆发，危害性很大。突出表现在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对银行体系的冲击以及因理财产品亏损造成的群体性上访等。

三、银行业监管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对经济形势的预判分析，最大限度降低行业、企业风险向银行转移。去年三季度以来国内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仍是乍暖还寒。过剩行业加速洗牌、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跨业风险向银行业传导的压力短期内难以化解，银行业资产质量、案件风险压力不断加大。因此，要继续加强对宏观经济中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跟踪监测，分析其对银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和风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前瞻性监测和管理。

（二）加强平台贷款风险及政府债券风险管控，防止政府债务风险向银行转移。金融机构间业务合作、交叉销售使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方式日趋多元、复杂，银行业金融机构因贪大图利，为地方政府所影响的情况仍然存在。因此，在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推进平台贷款清理规范的同时，要全面监测平台企业在名单制管理之外的融资行为，即通过债券、信托、理财等途径融资的情况，以及具有平台特征而又在名单外的企业向银行融资或承接平台债务的情况。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持有的平台企业风险敞口纳入统一授信管理，避免政府债务风险过于向银行体系集聚。

（三）加强跨市场合作业务规范，规避直接融资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当前，不论是监管部门自身，还是各银行业机构，对跨市场合作以及金融市场业务的认识和管理与业务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对可能发生的潜在转移风险和系统性风险隐患重视不够。为此，要尽快将跨市场合作业务纳入常规监管统计体系，实现风险的可监测、可计量、可预警；要明确跨市场合作业务规范，明晰信息披露要求，规范各参与主体的权责关系，防范风险跨市场传递。

（四）加强与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和工作协调，防范监管套利和影子银行风险向银行转移。随着资金脱媒和技术脱媒的不断深化，原来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之间泾渭分明的业务边界在一些领域日益模糊，各种业态相互渗透、融合，已成大势所趋，分类监管带来的监管真空、监管套利问题愈发突出。为此，银、证、保监管机构之间应进一步加强交流协作，规范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影子银行业务的规模、投向，督促金融机构在制度、流程、系统等环节有效落实防火墙机制。

篇2

一、中资银行面临外资银行激烈的竞争。经营压力增大。使中央银行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任务更加繁重

加入世贸组织5年后，外资银行完全取得国民待遇，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地位是平等的，但是二者的竞争能力却有显著的差别。中资银行的管理体制、经营方式、技术手段、人员素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差悬殊。入选1999年度《财富》世界500强的63家大银行中，中行和工行总收入分别排在23位和27位，但如果按人均收入排序，中行和工行则是倒数第二和第一。总之，中资银行业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至少在入世初期如此。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将扩大市场份额，争夺优质客户、优秀人才，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空间将受到挤压，经营难度、经营风险进一步增大。加上国内银行业原来存在的不良资产比例偏高、低层次竞争、内控制度薄弱等还来不及有效解决，双重因素的作用将使金融风险进一步积累和扩大，给中央银行实施金融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带来很大的压力。

二、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难度加大

至今为止，我国境内外资银行数量不多，仅分布在沿海几个大中城市，其开展的业务也主要集中在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上，外汇存贷款所占市场分额较小，人民币业务仍属于试点阶段，尚未普遍开展，因此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总体上压力不大。但是，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大批外资银行获得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它们将全面拓展本外币业务。众所周知，外资银行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交易国际化，服务多元化，技术手段先进，金融创新能力强，可从国际市场引进品种繁多，操作复杂的新型金融工具，在国内长期习惯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进行金融监管的中央银行，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如何对尚不熟·悉的外资银行业务进行有效监管，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总之，大量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业务的全面拓展，将增大央行监管的难度。

三、金融创新将日益频繁，给央行监管工作带来新的难度。

近年来，我国银行的金融业务创新十分活跃，特别是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不断得到拓展，涌现出大量新的业务品种，例如一卡通、银证通、电话银行、理财咨询、消费贷款、助学贷款、银行等等。今后金融创新的趋势将得到进一步增强。理由是：一、入世后外资银行的示范效应。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已普遍发展成为“金融百货公司”(金融银行)，金融业务品种资源十分丰富，进入中国后势必带入新的金融产品，以开拓市场，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中资银行为提高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必然要借鉴外资银行的某些经营手段和业务品种。二是随着我国客观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稳定增长阶段、以及金融机构数量的不断扩大，银行业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的增长空间已相对有限，而零售业务、中间业务方兴未艾，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这将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巨大的空间。三是出于提高国内银行业的服务水平和人世后的竞争能力，金融管理部门在政策上鼓励银行进行业务创新。例如消费贷款、助学贷款、股票抵押贷款等这些业务的出现都是政策直接推动的结果。四是机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充实的技术基础，为金融业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供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全球网络经济的兴起，使银行通过网络拓展业务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金融创新和管制是一对矛盾，过度的管制会扼杀金融业的活力。但金融创新本身是有风险的。从微观角度讲，一项新的金融产品推出时，由于金融市场接受它的时间短，人们对其作用和影响缺乏了解，商业银行和企业都缺乏数据对它的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价和控制。某些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工具的交易隐含了巨大风险，由于衍生交易而造成金融机构的倒闭的事件在国际市场上已不是个别的例子。从宏观角度讲，大量的金融创新活动使监管部门难以获取准确的统计信息和银行报表数据，甚至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国外某些金融创新活动其直接动因就是逃避金融管制。当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时，将对我国中央银行现有的监管方式手段和监管人员素质提出强劲的挑战。

四、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将受到冲击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竞争的日益激烈，金融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普通现象，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一些原来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相继放弃这一制度，甚至最早开创分业体制的美国也于1999年11月废除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在立法上正式允许混业经营。混业经营可使金融机构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由于金融市场还不够规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尚不健全、监管手段也尚不成熟，为防止证券业与银行保险业之间风险互相渗透和传递扩大，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但这一体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受到冲击和挑战。

首先，许多外资银行原本在境外就是混业经营，我国现行法规也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外汇投资业务。同样是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混业经营、中资银行却分业经营，这种格局显然是不平衡的，原来竞争力就较弱的中资银行将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同时，在分业监管体制下，人民银行不再监管证券业务，改由证券会监管，那么入世后监管部门之间如何加强配合、形成合力、提高监管效率、避免监管脱节也是一个新课题。

其次，国内银行业在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和利益驱动下，可能会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或组织机构创新(如银行控股公司)绕开分业经营的限制，进入证券业。国内证券公司则通过基金管理、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争夺银行、客户和资金。事实上，目前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例如商业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证券资金的清算服务，推出银行转帐等新型业务。而允许券商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允许银行开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允许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政策创新，则开辟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渠道。在机构组织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光大集团控股一家银行(光大银行)和两家证券公司(光大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尽管上述变化离混业经营为早，但随着入世后我国金融业改革、创新、整合力度的不断增强，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融合趋势将进一步，这对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将形成挑战，监管部门不能不考虑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和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总之，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金融业面临开放竞争的新格局，不仅国内银行需迫切考虑应对策略，中央银行也应该从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提高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出发，深化金融改革，更新监管思维与理念、改进监管方式和手段：

第一、要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督促商业银行完善内控制度，将防范金融风险的关口前移。今后，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业的竞争将日趋激烈，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还在于金融机构本身，单靠中央银行四处检查、排除隐患，必然疲于奔命而事半功倍，因此，必须通过在金融机构各个层面、各部门之间建立严密的授权经营和监督机制，使商业银行关心自身并且有效控制风险。

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要加快落实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呆坏帐核销等工作，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指导督促银行大力改革人员制度和分配制度，建立以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为核心的行员制和分配制度，重塑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要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调整布局，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重组，增强抗风险能力，妥善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改进监管手段，延伸监管范围，保证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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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监会的设立是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银监会的设立将会对中国银行的管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新成立的银监会将有其相应的监管重点和对策。

    一、“银监会”的设立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银监会的成立将促进央行的独立决策和银行业监管的进一步专业化

    银监会设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而中国人民银行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从现实来看,央行担任的双重角色(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又是银行业监管者)的预期目标有可能发生冲突,央行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制定货币政策时,站在银行业监管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现在国有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对某些改革的进行施加影响,这一点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最为明显。这样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

    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欧元区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中剥离出来。第二,英国、日本、瑞典、丹麦、澳大利亚将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等职能统一集中在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第三,美国由美联储作为伞式监管者,负责监管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保险则分别由其他监管部门分别监管。第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仍由中央银行统一负责。但从总的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监管采用了与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相分离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成立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符合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和国际上银行监管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根据国际经验,银行业监管的分立与中央银行的独立往往同步进行。银监会设立后,由于目标单一,银监会将着重控制系统风险,进行更专业化的一体化监管,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有利于减少利益冲突、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务的透明度、提高银行监管绩效、防范金融风险,并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而且,由于银监会独立承担银行业监管的职责,不可能通过货币发行来掩饰监管责任,只能依靠自身监管水平的提高,因而,从长期而言,银监会的设立将有助于真正维护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客观趋势。例如,在美国,美联储只向国会负责,政府无权干涉,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美国货币监理署则专事银行监管,也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因此,银行监管职能的剥离,意味着我国在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央行将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的利益,开阔视野,更多地着眼产业部门和实体经济,从而有助于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稳定。

    此外,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必要的“检查权’,这种权力来源于中央银行与其交易对象金融机构之间的商业合同。中央银行只根据场内外检查和实地调研得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宏观的货币政策走向,而不对具体的金融机构承担微观的监管责任。这样做,有利于中央银行把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风险。

    2.银监会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货币决策和银行监管的透明度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WTO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透明度原则,首先就是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政策目标以及政策的法律,机构和经济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责任范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高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央银行履行问责义务的目的,而且是为了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或不当解释,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透明度较低,难以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3.银监会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使国内金融市场形成新的经营格局——国内金融界的分业经营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并存。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多存少贷、转移利润,违规经营、使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这一格局在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挑战,尤其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大挑战。

    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投资范围、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对关联企业的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和各项准备金的情况都作了规定。但是,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仍较为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在监管内容和监管手段上仍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缺乏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重审批服务,轻监督管理的现象。例如,监管方式还停留在对会计报表的审核上,但一些外资银行上报的报表却不能完全反映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对国际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加以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

    银监会设立后,将努力实现对外资银行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前的监管者认为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划,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照执行,就能实现监管目标。因此,监管当局过去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是,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银监会将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改进和提高现场检查的效能,同时充分借助社会审计力量,对有问题的外资银行进行重点监管。在完善非现场监督体系方面,将谨慎原则和弹性原则结合起来,合规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监管指导线和最低比率,包括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大额风险、外汇风险等。并且在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风险监管。

    二、银行业监管对策

    1.尽快制定和出台有关金融法规,并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依法监管无论用何种形式监管,都必须有监管的依据,也就是各种法律、法规,而中国目前显然多种金融法规缺位。在这种情况下银监会工作的开展将受到许多限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完善金融法规,促进金融监管与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应建立本系统内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

    2002年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以达到确立监管架构、规范监管准则、统一监管标准的目标。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2.尽快建立银监会和央行之间的有效的协调机制

    银监会成立之后,将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职能,但央行依然是商业银行最后的贷款人,同时,央行对商业银行仍拥有检查权。这就涉及到一个银行协调成本的问题。

    从国外实践来看,在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局与财政部之间有一种三方小组会谈机制,定期磋商,交换信息。 而在日本,中央银行的职能由日本银行担任,金融监管的职能由日本金融厅执行。根据《新日本银行法》规定,应金融厅长官的要求,日本银行应向金融厅出示检查结果并允许金融厅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在实际工作中,金融厅和日本银行的职员实际上经常互换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此外,为了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双方经常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

    从我国实际出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职能分离以后,部门内目标冲突转变为部门间冲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防止部门间扯皮现象,减少磨擦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中的一些关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金融监管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从现实来看,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决策时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这使其独立监管规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银监会需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尽量加强其监管独立性。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关部门之间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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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已成为各国政府、金融管理当局的共识。近年来，我国的金融监管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银行监管工作更成为人民银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监管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此进行了积极探讨和深入研究，现就金融监管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金融监管发展的历程回顾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金融业改革的深入，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基本的观点是，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如下：

初始阶段(1984-1992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但对金融监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视不够，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不理想。

偏重于整顿式、合规性监管的阶段 (1993-1994年)，强调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侧重于管资金、分规模，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上来。但监管方式主要是整顿式、运动式，监管以合规性为主。

金融监管立法阶段(1994-1997年)，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法规，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逐步走上依法监管的轨道。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7年至今)，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深化。这一时期，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从按行政区划设置分行改变为按经济区划设置。

回顾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具体，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伴随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形成目前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二是金融立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得到加强，使金融监管由单纯的行政性监管变为依法监管；三是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内容，从只进行合规性监管转变为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四是对商业银行各级机构的分层次监管，转变为强调对商业银行的法人监管；五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形式，从管监合一转变为管监分离。

二、关于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争论

(一)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随着国际上对金融业实施混业监管的趋势加强，以及我国加入WT0后与国际金融业的逐步接轨，我国是否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过渡到混业监管，理论界及实务工作者展开了探讨。

主张应过渡到混业监管的观点认为：一是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是国际发展的主流，我国已经加入WT0，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应实行混业监管；二是从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实际运行的效果看，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 (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 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三是分别设立多个监管主体不仅要花销很大的行政成本，而且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持有这些观点的入主张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的体制，并设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主张分业监管的观点认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混业监管是从分业监管经过较长的时期发展而来，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混业监管的土壤；二是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这将导致监管目标上的差别，将不同的监管目标统一到一个监管机构内，使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可能没有像专业化的分立监管者那样有清晰的重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监管目标的冲突等难以处理的问题；三是统一的监管机构由于规模过于庞大，内部合理分工是一个问题，可能会滋生官僚主义，因此，他们主张监管应设定在按功能分业的形式。

是否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我国的内资金融机构目前仍实行分业经营，因此我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仍然应该是分业实施的。但近年来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如：光大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对纯粹的分业监管进行完善，我国目前逐步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变革。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我国现阶段仍保持分业监管的格局后，关于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的争论有所减少，但由分业监管逐步过渡到混业监管是个长期趋势，因此适当地就该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对我国及时进行监管组织体系的改革很有意义。

(二)央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否分离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集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及实施银行监管于一身，这种安排是否，或者说是否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同的观点，按照不同的理论依据，设计出了本身都具有某种科学性的方案。

主张银行监管独立的观点认为：中央银行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职能于一身，不利于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也加大了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担负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双重责任，客观上分散了监管的力量，主观上形成了某种道德风险；二是现有的监管体系设置和监管水平有问题，包括监管司局之间，大区行、监管办、支行之间关系等，监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等。还有学者(魏加宁，2001)认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分开， 因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两种工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有时是冲突的，过去的情况表明，两者一旦发生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往往是“保一头”——更多的时候是保货币政策。因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集中力量、调整关系，把银行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这个部门与证监会、保监会并列处于同一层次。

反对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开的观点认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二者目标密不可分；人员素质问题不能成为监管体制变动的理由，除非完全撤换现有人员；人民银行内部体制设置问题，同样不是银行监管独立与否的理由，而是一个内部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的确会对银行监管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由此产生的监管信息优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优势，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风险处置优势等，要远大于不利影响；由于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有利于及时交流执行银行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便于银行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

谢平认为：金融监管应优于金融发展。他提出，在金融领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监管为前提，“在发展中规范”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金融业的道德风险高，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的外部性与社会成本大，中国过去 20年中已经为“重发展、轻监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金融业的违规收益极高，这在各国都具有普遍性，因此监管必须先行。

尽管此外很少有人论述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但无论是在金融研究与实务工作中，“先发展、后规范、再完善”的指导思想总是占据了主要位置，表现为与金融发展相应的监管法规建设滞后、监管技术手段落后、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等。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部分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最初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统一规划、市场准入把握不严、资本金不足、不实等，导致风险积聚，监管困难增大。

(四)我国金融信息披露制度问题

在我国，直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颁布以前，银行业一向被作为严守商业秘密的行业加以保护，报表的秘密性是保护商业银行和客户利益的重要基础。当然，其中也有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而不宜公开方面的原因。

鉴于此，多数人认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与监管透明度比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差，公众应享有的金融信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国有银行领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禁区”，而实际上金融机构信息封闭，虚假报告与统计信息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中国金融业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中，当金融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没有外来竞争者没有透明度尚可隐藏的一些风险与矛盾就会大量地暴露出来影响金融运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标准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2002年5月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三、关于未来强化监管的策略选择

如何着眼未来，选择适合我国的强化金融监管的策略，是当前金融工作者和决策者最为关注的。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已经成为WT0的成员国，日内瓦协议要求全球952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逐步自由化的进程，我国中央银行如何提高监管能力，尽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二是的银行监管过多依靠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而来自商业银行内部的监管、银行业协会的同业自律及来自中介的外部监管明显过于薄弱，

如何完善银行监管体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目前监管手段方面存在的非现场监管力度不够、监管合力不强、对法人的集中监管尚需强化等，要求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四是我国对银行的监管仍是以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为主，不设新的机构，也不增添新的条款，这种对网络银行监管明显滞后的状况亟需改善。针对上述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有：

(一)银行监管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第一，实现对银行业的监管标准与国际共同标准接轨。加入WT0，不仅意味着市场准入标准的逐渐趋同，而且意味着市场监管标准的趋同。由于各国对种种金融风险认识的提高，国际上有一种趋势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要求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一致，以便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目前在金融监管领域，最大并基本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由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9月。加入WT0，《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主要条款、以及要求会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而要求金融监管当局采用。

第二，维护正当竞争，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外资银行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具有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机制、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成熟的全球经营战略。我国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经营才起步不久，商业化经营还不成熟。外资银行的进入必然会加剧市场竞争，内资银行的部分优质客户将流失，市场份额会减少，盈利能力将下降。监管部门应灵活运用市场准入手段，鼓励内资银行的合作与创新，适当保护内资银行的生存与，维护内、外资银行的正当竞争，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三，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 国际游资将有可能随之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从事套汇、套利等投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我国对此应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要提高对游资活动的预警能力，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要加快外资金融立法，明确对游资的限制及惩罚措施，克服金融市场开放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普遍认为，要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必须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我国金融业正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

(二)逐步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

多数人主张构建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金融监管模式，从而形成一套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立体化、综合性的太监管新格局。当务之急，一是要充实自律性监管体系。因为外部监管虽然重要，但它通常发生在严重违规行为之后，违规行为的危害已经产生。为寻求事先的预防性监管措施，就必须发挥行业自律性组织的作用。通过自律性监管，可以构筑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金融从业人员自律，即从业人员讲究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有关法规，这是自律的最高境界。第二道防线是金融机构自律，即金融机构通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以防止本机构职员或机构本身出现违规行为。第三道防线是协会自律，即金融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规则或自律公约约束和监督会员行为，防范或惩戒会员违规行为。二是要加强社会监管。具体的思路有：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让社会公众熟悉金融监管、支持金融监管，以博得社会各界对金融监管的支持；聘请金融监察专员，即由金融监管部门向人大、政协、派等职能部门聘请监察专员， 以扩大金融社会监管的外延；培育独立公正的社会性监管机构，包括审计师事务所、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尤其是强化审计意见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三)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

一是突出非现场监管的主体地位。非现场监管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运用电脑统一程序和网络等手段和计量工具，对大量金融业务进行连续处理，并为现场检查提供有针对性的导向，不但可以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公平监管，提高监管权威，因此，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向非现场转变是加入WT0以后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以现场检查为主要手段的合规性监管，在日常业务监管中主要表现为利率的合规性监管，这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而失去大部分意义，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促使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监管向非现场监管转变的实现。应当看到，这种转变还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第一，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能够通过分析非现场监管数据，对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做出定性评价。第二，加快实现中央银行机监管网络与商业银行计算机业务网络的连接，使中央银行各级监管部门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自动获取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原始数据，保证非现场监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是强化合力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级行内部通畅的协调机制。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管监分离”制度，实现监管信息的集中化、监管规划的统一化和监管操作的专业化；进一步深化监管分工，逐步实现非现场监测、现场检查、 日常监管、风险预警、信号对外的专业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制度；建立全过程的监管操作流程，实现监管操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探索建立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再监管机制，切实防范监管工作中的道德风险。

三是强化法人集中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层次之间的分工协调的工作机制。当前，要按法人集中监管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金融监管责任制；强化并表监管，突出加强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将商业银行的监管重点转向其总行的业务政策和控制程序，及其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检查。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检查，目的应主要是评估其总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现问题时，首先要督促商业银行总行提出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同时，要强化并表监管方式，从总体上评估法人机构的风险情况，确保法人机构整体的稳健运行。同时，要建立对法人机构整体情况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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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风险 监管对策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创新发展，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传统金融存贷、支付等核心业务，开创了互联网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互联网金融产业链正在形成。2013年被称作“互联网金融元年”。P2P、众筹、网络小额信贷、比特币等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和概念层出不穷，一时间，互联网金融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其问题也不断暴露。部分P2P平台触及了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存款的监管红线。而比特币因为有很好的匿名性，被用在洗钱、贩毒等非法活动中。再比如，支付宝的泄密事件和安全漏洞等问题引起了各界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担忧。

一、互联网金融的特有风险

互联网金融面临一系列独特风险，具体如下：

（一）政策法律风险。

由于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与法律约束，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环境滞后，大量的法律空白、无人监管使得这一创新事物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

（二）流动性及兑付风险。

互联网金融对流动风险有放大效应：其虚拟账户的产生使互联网金融逃出了传统金融流动性监管的体系，甚至有可能摆脱真实货币的约束，从而增大潜在风险；超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使得风险扩散的速度更快。

（三）信息系统风险。

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以技术为支撑，如果技术不过关，网贷平台遭攻击，那么，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安全和正常运作就会受到影响，还会影响到投资人的信心。而当前的密钥管理与加密技术也不完善，这就导致互联网金融体系很容易遭受计算机病毒以及网络黑客的攻击。

（四）个人信息被滥用风险。

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参与人群广泛、透明度高的特征，个人信息也存在被泄露的隐患，信息的安全性难以保障。由互联网金融企业通过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获得个人与企业的信用信息，并将之用于信用评级的主要依据，倘若此类信息管理不当，将造成信息泄。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对策

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说，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还需要政府、行业和投资者三方共同努力。

（一）政府方面。

1.创新监管模式

监管应该从机构监管转变到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监管部门联合的跨部门监管机制。将互联网金融企业由审批制逐渐过渡到备案制，列出负面清单。建议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和产品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分类明确其监管主体，其他机构配合监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协同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2.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网络银行法律框架的顶层设计，加大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立法力度，尽快建立统一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让监管执行有法可依、责任明确。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应当包括法律主体、准入规定、业务审核、监管目标、监管方式、退出机制、当事人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及违反相关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等。

（二）行业方面。

1.加强行业自律

倡议互联网金融行业维护行业竞争秩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自觉防范管控风险和维护公共利益，共同维护行业利益。对损害投资和利益、导致行业恶性竞争的市场主体形成行业惩罚机制。充分发挥金融行业协会、互联网行业协会的作用。

2.健全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

一是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或是借助第三方咨询服务等，建立信用评级系统，构建内部风险评估模型，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设置专人专岗进行实时监控和识别。二是加大技术投入，进一步提升安全保障水平。针对技术风险，应该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从更高层次上来防范黑客攻击导致的系统瘫痪。

3.建立和完善风险准备金提取制度

根据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产品性质、风险承受能力等情况，制定合适的风险准备金数额并足额提取，以充足的拨备和较高的资本金抵御流动性风险加强对借款人资质的审核和全程持续跟踪，健全信息系统内部控制，是互联网金融企业控制违约风险和运营风险的有效途径。

4.规范新产品设计

网络交易的隐蔽性、匿名性增加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设计新产品时，应当重点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谨慎选择投资方向、方式，在产品的收益和风险中找到平衡点，在源头上防范出现集中赎回造成的流动挤兑风险。

（三）投资者方面。

1.树立互联网金融风险意识

投资者在进行相关操作时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有的甚至遭到损失。因而，应该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认清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不要轻信企业所承诺的固定收益率和“零风险”的过度宣传。

2.选择多元化的投资方法

投资门槛低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共同特性，在相同资金的前提下，投资者可以选择多种投资方式，将资金分散到不同的投资产品中去，避免被单一产品的收益和风险所左右，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投资者者自身应更加理性，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发挥网民自我服务和社会服务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三、结语

总之，监管层要及时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方式进行创新，要及时跟进，需要对相关业务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全面评估，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确保相关产品在风险可控。同时，企业也应该跟监管层密切联系，寻求安全有效的创新方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鼓励与监管缺一不可，相信政府一定能够把握好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出台相应措施，规范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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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继往开来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福利

中欧融资体系面临的挑战

“宏观稳住”的难点和对策

2015年中国经济展望——经济蓄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中期走势分析

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转型

2015年中国经济:挑战与前景

从日本经验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对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农村集体产权权利分割问题研究

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的编制与分析

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

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机制的创新与监管

加快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新思路

创新农业“走出去”金融支持模式研究

洲级财政联盟:美国和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大公司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

通缩压力、金融动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风险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应对系统性风险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在要素市场

2016年宏观经济视角——供给之道,实则虚之

借加入SDR之东风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十五年之痒

“八·一一”汇改阶段性回顾与总结

人民币汇率的三个误区及未来路径分析

新汇改后的汇率走势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提升我国债市的利率传导效率

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

PPP“冷热不均”的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与“大国金融”意识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与推进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下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研究

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借鉴两次汇率维稳经验进一步坚定汇改必胜信念

区别不同国家特点有针对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管理模式

金融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

2016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下行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

应以去产能的方式治理通缩谨防波动风险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研究

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规划与战略研究

关于“十三五”时期中国金融开放的三个重要问题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背景、路径与建议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顶层设计构想和实践

“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开放新格局和金融业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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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P2P；金融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的内涵

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作为金融活动开展的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和模式，提升资源配资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互联网金融推动着金融行业的变革，拓宽了金融行业服务的广度，有助于金融行业创新产品和降低服务成本，并对传统金融行业形成补充，不断满足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互联网金融模式以支付方式、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为核心，以移动支付为基础，在云计算的保障下，资金需求双方通过网络揭示和传播，形成连续并动态变化的信息序列，极低成本的形成资金需求者风险定价，并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互联网金融类型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的支付业务类型；二是基于第三方支付或是其衍生出来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三是互联网借贷平台。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现状分析

（一）交易规模迅速扩大

2008年以来，以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以及P2P为主互联网金融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其中，截止2014年底，网络银行的交易额由285.4万亿元迅速增加到了2014年的1549万亿元。第三方支付的交易额也由3万亿元快速增长到了23万亿元左右，增速达到了18.6%以上。P2P网络借贷的交易额则由1.5亿元快速增长到了3292亿元，期间增速甚至均达到了200%左右。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与事故齐飞的一年，P2P行业出现了101次融资事件，涉及94家P2P平台，涉及融资额在130亿元以上。

（二）模式不断创新与丰富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不断的创新与丰富。首先在银行开展网络借贷业务方面，由原来模式转换为银行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其次第三方支付平台由原本独立和有担保的第三方支付等模式转换，创新发展出与基金、保险合作进行理财的内容；最后是P2P平台由原本单纯的信息中介服务内容，创新发展为与担保机构合作，形成线上线下联合、债权转让等新模式。

（三）缺乏有效管理

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是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层面广泛运用自主形成与发展起来，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也暴露出了相关问题。首先是互联网理财迅速的发展，对传统存款业务和理财产品形成了冲击，极大的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P2P行业疯狂发展和不断倒闭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6年，随着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将通过对互联网金融业态边界和监管职责分工的界定，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将有效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运营合规性成为发展第一要素

随着监管细则的落地，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范围和交易逻辑将逐渐规范，设立资金池、自融以及旁氏平台将逐渐被清出市场。监管细则的出台也将列出行业负面清单，将易传递风险的资产端剔除，如股票配资业务等，同时基金等具有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也将被禁止。

建立第三方资金托管制度已成定局，以P2P为主的网贷机构需积极调整业务模式应对资金托管制度。由于银行资金托管门槛较高，一般P2P机构资质较差，难以符合银行资金托管要求。监管当局在制定相关监管政策时，仍然给互联网金融行业充分的发展空间，在监管范围内的各类型金融创新业务的开发仍然给予支持。

（二）产品的垂直化与差异化

近年来，P2P公司创造了各类型的产品，未来P2P产品的垂直化与差异化趋势会更加明显。P2P公司的资金端来源均是来源于普通用户，但是资产端的来源是不同的，不同的资产端对应的行业类别差别很大，因此P2P公司要创造垂直化与差异化的产品以扩大自身业务。现阶段国内银行系、国资系、上市公司系、民营系以及互联网系五大P2P网贷阵营已经初具规模。

（三）行业洗牌加剧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P2P网贷平台“倒闭跑路”事件，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不断出台，在短期内会互联网金融行业面临着大幅度的调整。随着政策不断完善，风险把控能力强、成本控制力强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将继续得以生存，其他企业将会被大型的企业兼并收购，行业洗牌进一步加剧。这实际也是互联网金融业市场竞争累积到一定程度所经历的必然阶段，监管政策的出台只是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四）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进一步融合

迫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倒逼压力和转型升级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将主动拥抱互联网金融。由于客户群体的差异，相对竞争力的不同，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联网公司优势在于渠道，以及大数据、互联网的技术，而传统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的开发，对风险把控能力更强。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融合，可以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

[2] 巴曙松，谌鹏.互动与融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竞争新格局[J].中国农村金融，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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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

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

（一）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些缺陷包括：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职能与国家货币职能间存在冲突的“新特里芬难题”、储备货币发行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缺乏“货币锚”导致汇率无序波动、IMF贷款能力和代表性不足，等等。在布雷森林体系解散后的四十多年里，尽管先有马克、日元的崛起，进入21世纪后欧元流通并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但美元一支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危机爆发后，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方案和呼声不断，但是改革步履维艰。实际上，早在2007年“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就呼吁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体系，与欧美元组合在一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确保汇率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后，关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的呼声不断，但IMF至今没有明确的改革行动。相反，各主要储备货币经济体在经济复苏中，积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完全不顾其他国家的承受能力。应当看到，在缺乏统一的国际制度安排下，在主导国家不愿意放弃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是长期的博弈过程。国际货币格局不会长期落后于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发展说明，不但人民币自身有国际化的动力，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也需要人民币的支撑。

（二）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前景

1、多元竞争国际货币格局将成为现实选择

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测度不能兑换黄金的纸币的价值问题。由于没有价值锚，美元可以无约束地发放纸币。为了确定这个锚，可以采用指数篮子或者SDR的形式，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时的凯恩斯方案或者原始怀特方案。这种超货币形式接近国际货币发展的最终目标，即全球用一个统一的货币，实现难度太大。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中长期的现实现状。展望未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是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组成的多元体系，各种货币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相互融通。以竞争和优选机制促使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稳定，维护国家信用。预计到2020年，将形成以美元为核心，欧元为关键挑战者，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竞争的国际货币竞争格局。2030年，全球将形成美元为核心、欧元和人民币为关键挑战者，日元和英镑竞争的国际货币竞争格局。

2、国际金融监管将得到加强

国际货币市场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也会存在市场失灵，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加强对信贷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非传统对象的监管，并加强国际监管协调，消除金融监管真空。预计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将更加合理，能够充分反映新兴国家匹配实力的权力。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签署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建立金砖应急储备安排。这预示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在未来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的技术平台将为重大金融风险提供有效的监测和预警。国际金融数据互联互通能力将大大提高，监管机构能够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统计与监测，关注和追踪跨国金融活动和资金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挥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方面的功能，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规模，并根据各国经济和贸易在全球中的比重变化，适时调整各国在特别提款权中的比重，将主要新兴经济体货币纳入SDR篮子中。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和全球不同区域的货币基金组织以互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储备基金已经建立，将来还会形成一些重要的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货币基金组织。

3、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货币合作将深入发展

多元竞争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将会形成核―的国际货币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区域关键货币相互竞争，区域内货币与关键货币紧密联系，这就要求区域内货币密切合作。近年来，区域性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区域内国家的货币联系将更加紧密，抛开第三方货币的货币跨境使用或者货币互换将成为重要形式。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金融出了问题，往往出现连锁反应。为了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国家间联合救助机制将得到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后建立的《清迈协议》就是这样的一种行动。货币合作国家在货币的供给、需求和流通上将更多分享信息、在遇到重大风险时可以互助合作，形成区域货币网络联盟。

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日益强烈，中国自身金融改革的内在动力也在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过去几年里，中国开始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如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来加速人民币的输出，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来实现境外人民币的自我循环，制定2020年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制定政策推动在国际贸易中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等等。在内外因素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在支付结算方面，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14年4月人民币支付的市场份额为1.43%，排在第七位，连续6个月跻身全球十大支付货币之列。2013年人民币成为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报告显示，2013年人民币跻身全球十大外汇交易货币之列，日均交易额占全球外汇交易额的2.2%，排在第九位。在储备货币方面，人民币已经开始获得一些国家认可。人民币尚未进入可划分币种的外汇储备统计，据渣打银行估计，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大约为480亿美元。目前，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柬埔寨、菲律宾、玻利维亚等国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与其他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提高人民币在一些国家的使用，降低签约国在双边贸易活动中面临的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实际上具备一定的储备货币的功能。截至2014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23个境外货币当局签订了总规模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不同于发达经济体间签订的旨在应对危机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不仅包括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还包括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决于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程度和中国供给一个合格的国际货币的能力。一般认为，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应该具备三个基础条件：规模、流动性和稳定性。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能达到怎样的水平，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观察：需求、规模、流动性、稳定性。

（一）需求

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来看，有三个层次的需求。一是国际货币改革的需求。从国际货币市场供给来看，美联储无疑是最大的寡头，美元垄断了市场，长期享受垄断利润。欧元发展迅速，目前是美元最大的竞争者。英镑和日元已经无力上升到竞争的第一线。但这最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双寡头的货币市场体系，这种看似双寡头的垄断竞争又具有单一寡头垄断的特性。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唯一的大规模的储备选择还是美元，除非有另一个货币出现。金融危机后，人民币被寄望为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加快。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由于为全球经济供给一个规模量大、透明度高、稳定性和流动性强的货币而备受赞誉，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

二是经济区域化加深的需求。在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条件下，双边或多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加快。中国也在近年来加快区域化进程，已经先后与东盟10国、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东盟“10+3”等自贸协定谈判也在积极推动中。同时，新的更符合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特点的区域合作形式也在陆续推出。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倡议，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经济升级版。同年，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宏伟设想，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将促进区域货币合作，区域内关键货币将发挥重大作用。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应用拓展巨大空间。

三是对中国市场投资的需求。中国未来10到20年仍然会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中国城镇化也处于加速发展期，城镇化水平有望从2013年的53.7%增至2020年的60%，2030年的70%。13亿人口消费市场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以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将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二）规模

一个货币的国际化道路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贸易规模和投资规模。单从规模角度来看，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份额是不匹配的，已经远远落后。预计2015―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能在7%以上。2020―2030年估计在5%以上。在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有望接近全球总量的20%。中国2013年的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16万亿美元（折合25.83万亿人民币），首次超越美国。目前，中国已经是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进口国。这一优势将会保持下去，根据标准渣打经济学家的预期，2020年中国贸易额将比今天增长一倍。近年来经常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规模飞速增长。2013年中国全年跨境贸易约18%由人民币结算，为4.63万亿元，较上年的2.94万亿元同比大增57%，其中，人民币结算的货物贸易2013年同比增46.6%至3.02万亿元，人民币结算的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全年年增约84%至1.61万亿元。预计2020年，中国50%以上的贸易量将以人民币计算。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3年，中国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其中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达到了15.%，累计为856亿元（折合138亿美元），较2012年的292亿元同比增193%。预计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年200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

（三）流动性

流动性本身是货币的一个代名词。人民币早在1996年就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

一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与外币的可兑换程度。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难迈出的一步。因为这需要更加成熟的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完善。预计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还需要五到十年时间。

二是人民币本身无兑换出入境的便利程度。在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之前，人民币无兑换的跨境流动将是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途径。在人民币无兑换跨境流动下，人民币自身更加便利的跨境流动，可形成完整的人民币境内外循环通道。目前中国政府已在积极推进资本项下人民币无兑换跨境流动。资本项下的流动性向内地回流渠道已经明显多样化，包括国内机构香港发债、人民币FDI、三类机构投资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等。随着离岸市场的完善，人民币出境渠道要将向多样化发展，国外机构在国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人民币ODI（对外直接投资）、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将迎来快速发展。沪港通由中国证监会在2014年4月10日正式批复开展互联互通机制试点。预计2020年前，人民币将完全实现无兑换跨境流动。

三是流转市场的完善，既包括离岸市场，又包括在岸金融市场。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不仅将促进人民币在境外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也将促进其成为贸易融资和投资货币。目前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迅速。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从2004年开始，最初只限于个人银行业务，其后范围逐渐扩大，并于2007年开始发展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随着2009年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结算以及其他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陆续推出和扩大，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逐步拓宽，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最具规模和效益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现在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都在积极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除香港外，目前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新加坡、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预计2020年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瑞士、悉尼、中国台湾等人民币离岸中心将基本形成，人民币实现“日不落式”国际繁荣交易市场。从国际经验看，优先做强、做大、做深、做广本土金融市场是本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2009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即“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预计到2020年中国内地将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北京、深圳、重庆等为重要支点的多层次、多领域、密切分工合作的人民币在岸中心体系。

（四）稳定性

币值缺乏稳定性，会大大降低投资者的持有愿望。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否走的顺畅和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与能否保持币值稳定有关。关系到币值稳定的最重要两个变量，是汇率和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反映了币值对内的稳定性。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物价涨幅平均在2%―3%，而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实现了相对的高增长、相对的低通胀。金融危机后，一些新兴国家通货膨胀率高涨，而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仍然较低。这与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经济发展稳健程度密切相关。未来五到十年，这种较低通胀，较高增速的发展模式不会发生改变。一方面中国宏观调控经验将进一步丰富，调控理念、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中国进入转型发展期，经济发展速度由过去的两位数到现在的7%―8%的水平，通货膨胀压力不大。同时中国目前生产能力普遍相对过剩，一定程度抑制通货膨胀过高发展。汇率直接反映了本币对外的稳定性。根据BIS有效汇率指数，与主要西方国家和其他“金砖四国”相比，过去十年来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基期水平的变化比其他国家更小，总体稳定性较好。预计未来人民币有效汇率稳定性将更好。一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回到2%左右的水平，人民币运行在均衡汇率水平，不会出现大幅的升值或者贬值来实现经常项目的平衡。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将进一步向更加成熟的市场化方向迈进，一定范围的汇率弹性的增加能够使人民币更加稳健。

四、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与美元及欧元并驾齐驱的地位。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将最终替代美元的霸主地位。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应理解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如果是一个过程，就不需要等到所有条件成熟后，再实施所谓的国际化。国际化也没有必然的模式，例如，有些学者提出国际化必须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经常项目要有逆差等等因素，都值得商榷。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没有标准模式可以借鉴。按照国内外环境相机抉择，适时改革推进，应是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综合判断，预计到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将超过英镑和日元，到2030年达到欧元水平。

应当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面临诸多约束因素。受种种因素影响，也不排除在一定时期放缓国际化的步伐。从人均GDP看，其他国际化货币国家人均GDP的排名都名列前茅。2013年中国排在86名，即便到2020年后中国GDP总量赶上美国，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从国家竞争力看，国际化货币国家在竞争力排行榜上都位居前列，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第28位。从产品竞争力来看，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企业定价与议价能力较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币计价和支付的推广。成为亚洲关键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但由于历史和政治因素，亚洲国家在经济深入合作中受到一些敏感问题的约束，区域一体化包括货币合作方面将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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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 全球银行产业竞争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9-015-04

一、引言

业界久负盛名的英国《银行家》杂志在2011年第7期公布了其编辑团队根据全球主要银行2010年财务数据整理的2011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Top 1000 World Banks 2011）。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和2009年美欧银行产业经历了严重衰退和初步复苏，2010年全球银行产业的运行状况和竞争格局值得我们充分关注，2011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正是最全面系统和准确客观的参考。

根据2011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数据和《银行家》杂志编辑团队的分析文献，我们能够发现2010年全球银行产业的运行和竞争格局的演变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全球银行产业整体复苏，但美欧银行产业的复苏相对迟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产业仍然保持强势增长；2.中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上榜银行数量快速增加，利润规模稳定扩张；3.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银行产业竞争新格局的形成，全球银行产业竞争格局正在由美国、欧洲、日本主流银行主导的“旧三足鼎立”演变为美国、欧洲、中国主流银行主导的“新三足鼎立”的态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债务危机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双重冲击下，美欧银行产业竞争力将进一步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将进一步加强。

二、全球银行产业复苏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产品，而美欧银行既是次贷的主要供应商，也是次贷衍生产品的主要持有者，因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当严重。2009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的数据显示，虽然上榜银行的资本实力、资产规模的变化并不太明显，但税前利润和盈利水平剧烈下降。2010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的数据显示，全球银行产业初步复苏，虽然资产规模略有收缩，但一级资本得到充实，税前利润和盈利水平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5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全球银行产业形成了巨大冲击，但是，经过政府救助和银行产业的自我消化，全球银行产业已经进入复苏阶段。经济学家都非常关注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运行将会是U型、V型、W型还是L型，从逻辑上讲，2011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数据应该具有指标性意义。数据显示，全球银行产业的运行并不像某些人预期的那样乐观，也不像某些人预期的那样悲观。

表1显示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1000家上榜银行的主要财务数据的变迁。数据显示，2011年度上榜银行的一级资本达到54,3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56%；总资产达到1,016,4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39%，都远快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增速。税前利润达到7,0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81%，已经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利润规模；资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分别达到13.10%、0.69%，均比上年有显著提升。

对2011年度全球银行排行榜上榜银行的数据进行区域结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全球银行产业复苏的区域性特征非常明显。表2描述的是2008-2011年度主要经济体上榜银行的一级资本、总资产、税前利润的变化，能清晰地反映这一特征。1.美国上榜银行的一级资本、总资产的规模略有增长，由于其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2011年度的税前利润增长较快，接近危机前税前利润的一半，对全球银行产业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欧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其上榜银行的一级资本、总资产大幅收缩，税前利润较上年有所下降，仅仅达到危机前税前利润的三分之一强，严重拖累了全球银行产业复苏；比较而言，在欧盟成员国中，只有英国上榜银行的表现稍好。3.日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映滞后，其上榜银行表现最差的年份不是在2009年度，而是在2010年度，2011年度上榜银行复苏较快。4.以中国、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其上榜银行的一级资本、总资产、税前利润都保持强势增长的态势，是全球银行业复苏的动力来源。以中国上榜银行的税前利润为例，2008-2011年度中国上榜银行的税前利润占同期全球1000上榜银行总税前利润的比重分别为7.26%、73.91%、25.39%、21.13%。

三、中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得到确认

跻身全球银行产业、提升全球竞争力一直是中国银行家们的夙愿，但由于银行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国银行产业发展过去长期相对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国银行产业的全球地位也严重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从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改制上市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才初步显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美欧日的经济，其银行产业的衰退进一步凸显了中国银行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的历年数据印证了中国银行产业的崛起过程，2011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数据更确认了中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地位。

中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提升的第一大表现是资本实力不断增强、一级资本全球排名不断提高。2000年度中国上榜银行数量仅有9家，2006年度中国上榜银行数量也只有25家，最近三年中国上榜银行数量不断攀升，2009-2011年度的上榜银行数量分别达到52、84、101家。关于2011年度中国上榜银行数据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其一，中国上榜银行数量首次超过100家，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回顾“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的40年历史，就单一经济体而言，还只有美国、日本两个国家的上榜银行数量能够超过100家，英国、德国、法国虽然也属于金融强国，但其上榜银行数量从未超过100家。从上榜银行数量的增量来看，2010、2011年度中国上榜银行数量分别增加32家、27家，居全球第一。中国上榜银行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许多分析家的预期，因为按照《银行家》杂志编辑团队的预测，中国上榜银行数量要到2020年才能超过100家。其二，中国上榜银行的排名位置大幅提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排名全球第6、第8、第9，三家中国的银行同时进入全球前10强，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的全球排名也大幅提升了14位，均进入全球主流银行行列。其实，全球排名位置提升最快的还不是国有商业银行，而是一些全国性、地方性商业银行，例如，广发银行上升74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上升149位，宁波银行上升117位。为了展现中国主要银行的资本实力和全球排名变化，我们整理了2011年度中国前25家银行的一级资本和近三年的全球排名变化（表3），供读者参考。

中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提升的第二大表现是资产规模的增长。长期以来，在金融监管中，美国主要强调资本监管，欧洲主要强调流动性监管，所以，美国主流银行一直在资本实力排名中具有优势，而欧洲主流银行一直在资产规模排名中具有优势。2011年度的数据显示，在资产规模上欧洲银行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按照总资产规模排名，2011年度全球最大的10家银行分别是巴黎国民银行、德意志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汇丰控股、巴克莱银行、农业信贷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产业资产规模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工商银行首次进入资产规模全球排名前10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分别排名第15、17、18、40位，体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中国银行产业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其二，中国上榜银行的总资产增速最快，在2011年度全球银行资产增长率前25强中占据了18席（表4），是中国银行产业资产规模扩张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这18家银行主要来源于中部和西部，体现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的成效。

中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提升的第三大表现是盈利规模稳定增长。表5描述的是2011年度全球税前利润前10强银行的税前利润和一级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实现税前利润325.28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中国建设银行实现税前利润264.48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二；中国银行实现税前利润214.63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中国农业银行实现税前利润182.3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七；此外，交通银行实现税前利润75.43亿美元，跻身全球银行税前利润25强。最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欧主流银行的税前利润均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只有中国的几大主流银行盈利规模保持在较高水平，稳定在全球银行税前利润排行榜的前列，体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和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产业盈利的可持续性的支撑作用。

四、全球银行产业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产业都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对问题银行处置的差异，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完全不同。例如，美国不仅对主流银行大规模注资，还鼓励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证券、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顿和华盛顿互惠银行、富国银行收购美联银行，既稳定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也稳定了美国主流银行的全球竞争力，在2011年度全球银行前10强中占据了4席。在英国，虽然汇丰控股依赖亚洲地区分支机构的良好表现，维持了其全球排名，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全球竞争力完全依靠英国政府的注资才得以勉强维持，实际上英国政府的注资额超过苏格兰皇家银行资本的90%，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几乎已经完全将苏格兰皇家银行国有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最好的是中国银行产业，最近几年中国主流银行的资本实力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保持了持续增长，因而在2011年度全球银行前10强中占据了3席。根据2011年度全球银行资本实力前10强排名，美国、欧洲和中国的主流银行主导的新“三足鼎立”格局业已形成，而且我们有理由预期，这种格局能够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还有变化的话，将会是中国主流银行排名的进一步上升和美欧主流银行排名的进一步下降。

五、结语

2011年度“全球银行1000排行榜”充分显示了全球银行产业的整体复苏状况，排行榜的最大看点是中国银行产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和全球银行产业竞争新格局的形成。中国主流银行的全球竞争力已经登上了新台阶，但也存在国际化程度偏低、全球品牌认知度不高等问题，加速国际化进程、强化品牌建设是未来中国主流银行的发展方向。

影响未来全球银行产业竞争格局的因素有两点，其一是美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其二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有数据显示，在美欧主流银行的资产配置中，国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如果出现债务违约，这些银行都会遭受重大损失。虽然就目前的情况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和危机国政府都在尽力避免债务违约的发生，但是，即使不出现债务违约，美欧主流银行也难以避免因信用等级下调而带来的损失。巴塞尔协议Ⅲ重新定义了核心一级资本的范围，强调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有研究显示，美欧主流银行的目前状况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相去甚远。考虑到在现有金融环境下，美欧主流银行进行资本扩充的难度非常大，有可能只能通过收缩总资产规模来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与美欧主流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产业受巴塞尔协议Ⅲ的影响有限，资本实力与资产规模将伴随着中国经济而稳定增长。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未来中国银行产业不但在资本实力排名、而且也会在资产规模排名中进一步得到提升，业已形成的美国、欧洲和中国的主流银行主导的新“三足鼎立”格局将在可预期的时期内得到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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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篇10

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我认为，需要重视以下三个重点问题：一是整体改革的协同性，即，利率市场化改革同要素市场改革以及与其他金融改革的战略协同问题。二是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本分摊问题，即，对中小银行和小微企业的引导和保护。三是根据存款利率市场化完成后经济金融新特征和新格局，建立经济金融新机制。为此建议如下：

一、加强省级层面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工作联席互动、重大改革协同机制建设工作。在各省市设立联动协调机构，与国家有关部委紧密衔接沟通，搞好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作。各省市联动协调机构要深入调研和及时掌握区域相关问题和情况并上报反映、表达诉求，推进改革工作。应深入研究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所涉及的与其他改革的协同问题。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步协调推进工作。以建立混合所有制为方向实施有关类型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建立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实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以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为重点内容实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通过上述改革，强化国有企业财务硬约束，提高利率市场化融资主体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程度。同时，逐步减弱存贷比指标对商业银行的制约，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尽快实施存款保险金制度，完善商业银行危机管理和破产机制。

二、按照“成本分摊、分类施策、保护中小”的原则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本分摊机制。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本主要包括：中小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转型不足、风险定价能力不能匹配存款利率市场化要求的风险成本；货币政策新规则传导机制不顺畅的风险成本；相关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的风险成本；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融资成本等。应按照商业银行、融资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监管机构等主体分类，明确改革责任、实施改革举措，分担改革成本。建议：在自贸区实施存款利率市场化先行先试，并扩大自贸区中小商业银行机构准人数量，更好地带动中小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支持中小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逐步允许中小商业银行控股或参股其他金融机构以及跨业投资经营，保护中小商业银行渐进适应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影响；加强中小企业发债、上市、财政专项扶持基金等政策的支持力度，提高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便利，减弱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冲击。

三、构建适应存款利率市场化完成时期的经济金融新机制。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利率变化趋势总体呈现先高后低的态势。在间接融资占比依然高企的阶段，存款供需关系依然紧张，存款利率上升并中高位运行；在直接融资比重显著提升、间接融资比重不断下降的阶段，存款供需关系逐步均衡，存款利率下降并中低位运行。同时，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倒逼效应”明显，利率市场化促使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在这种协同推进、进而倒逼推进效应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此外，存款利率市场化后货币政策传导机构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由价格和数量并重转化为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锚定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由价格和数量工具直接作用于银行存贷业务转化为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传导至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因此，建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构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合理、相互支撑的融资体系；在适当扶持和保护中小商业银行基础上，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倒逼效应，促使中小商业银行实现综合化、集约化、差异化、特色化转型发展；区分间接融资比重较高阶段和融资结构均衡阶段等两个不同阶段存款利率运行的不同特点，做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和利率调控管理工作。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联邦基金利率机制”和以欧洲央行为代表的“利率走廊机制”研究基础上设立我国利率调控机制。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的初期，利率调控可实施“分段锚定”，既锚定隔夜市场利率，又关注其他短期利率。同时，加快建立从机构监管转化为功能监管的金融监管新机制，适应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