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按照区卫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系统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及《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意识形态安全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院党总支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进行了排查。

医院结合工作实际，围绕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节点、关键部位、重大问题，全面排查责任制落实执行情况、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各种错误思潮在医院的影响、易引发意识形态事件的突出问题等，对风险点进行梳理研判。

经排查，我院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状态能做到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没有出现与党背心离德、不良言论等问题。

篇2

关键词：意识形态

目标函数

经济决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大量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利润。无论从厂商数量、资源流通、还是从产品特点和竞争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

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

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

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 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 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

三、实证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民生公司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市场进入决策

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

没有理由认为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不仅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如果一个新的厂商要选择进入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的预期是这样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取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条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生公司的目标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Πi1），但是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标的假设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标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因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这样的目标，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必须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降低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观预期值（据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这样的决策。

（二）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崛起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发展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

⒈企业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费用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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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计准则；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在北京举行了会计审计准则体系会，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和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其中，新制定的审计准则22项，修订完善的审计准则26项。新的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全部自2007年1月1日起施，标志着我国审计准则体系的正式建立。审计准则的变迁，不仅是一个国际趋同的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有着深层的原因。

一、制度经济学对审计制度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道德和伦理的，用来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它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形成制度的供给。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是一种约束机制，它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这种界定，审计――约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机制也是一种制度。既然这样，对审计性质的分析就可以纳入制度分析的框架。在审计市场中，一套既定的审计准则不仅使注册会计师能更加快速、有效地进行执业，还可对公司管理当局的内部控制等方面提供相关建议。审计准则在某种程度可视为注册会计师的抗辩依据，即审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注册会计师为自身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这一意义上看，审计准则可以降低注册会计师执业的费用和风险。因此，审计准则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审计准则在交易中可以发挥如下作用：

（一）降低审计交易中的信息费用。在审计交易中，有关审计委托人不仅要了解审计主体的声誉评价、业务能力的评价，还要了解他们遵守协议的意愿。获取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可称为信息费用。审计准则可以提供规范审计行为的基本标准，把不同方面的标准联系起来有助于评价各个审计主体的声誉，进而帮助委托人简化决策程序，根据其潜在伙伴以往的行为方式去推断自己未来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从而产生对未来立场的合理预期。

（二）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在达成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后仍然面临着权利的再度界定或进一步界定的问题。审计准则能够有效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虽然它并不能够消除这一费用。首先，审计准则确立权利界定的基本原则。其次，审计准则直接确定审计主体权利的行使范围。再次，审计准则为审计交易中的权利争议提供了解决程序。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具备有限理性特征的审计行为主体之间不可能签订一个能够预测契约期内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约。审计准则确定了解决争议的程序，从而使各方在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寻求争议的合理解决。

（三）降低审计中的监督制裁费用。对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损益计算的审计主体而言，违反制度规则的净收益必须超过由于这一行动而产生的净成本。如果他们由于违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们就要把这种制裁带来的损失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由于对声誉的珍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审计主体即使是在自利要求与审计准则要求不相一致时，也会遵守审计准则，履行与之相关的审计协议，从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监督制裁机会主义行为的费用。

二、审计准则制定和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深刻揭示了审计准则的变迁是由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引发的，明确了只有当通过准则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准则创新才会发生，才导致准则的变迁。从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与条件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主体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制度变迁总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并不一定会导致制度创新，只有当制度变迁为权力集团带来的潜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组织操作成本时，才是制度变迁产生的唯一途径。

制度变迁分为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它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可用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释，创新者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或生产者只不过是对制度需求的一种自然反应和回应。对于审计准则的变迁来说，诱导性变迁是指审计准则的各需求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现存审计准则不满意或者对新审计准则产生需求而发生的变迁；或者是指供给主体从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当出现新的获利机会时而发生的变迁。由于变迁中的原有制度在面临竞争、威胁其存在和发展时，必须对此有所反应，并能够回应，因而出现了另一种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现行审计准则的变更或替代不在于个人获利机会的发生，而是通过政府命令或法律强制实行。它可以避免诱导性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变迁成本。在制度制定和变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从环境上对审计制度施加着不同程度上的影响。

（一）审计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所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如果对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产生了过高的遵从规则的成本，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那么，制度安排将是无效率的。可见，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审计准则是审计市场上各利益主体间博弈的产物。由于各主体对审计环境、审计质量和审计风险等在认识上存在差异，因而，将审计准则的制定与意识形态相结合就非常重要。在制定审计准则时，应考虑各利益方的意识形态。当某些团体认为审计准则有失公平时，必须要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以使他们相信准则是恰当的。在审计市场上，各利益主体不计较各自利益的差异而采取服从审计准则的行为，正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对审计准则的制定有着特殊的影响。

（二）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反之，则会顺着错误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选择新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审计准则变迁的路径选择正确，审计准则的制定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各利益方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审计准则的修订，促进审计准则的完善。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准则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准则的制定不能给利益相关方带来收益增加，而只是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那么这种审计准则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审计市场秩序混乱。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就难以扭转。毋庸置疑，路径依赖对审计准则的制定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是影响审计准则制定的关键因素。

三、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审计准则制定的启示

我国审计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个由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再到制度非均衡的交替往复过程。目前我国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正处于原均衡的打破和新均衡的实现阶段，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审计职业发展较晚、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和理论水平有限等实际情况看，当前执行由国家制定的普遍性较强、条款较为具体明确的审计准则是比较符合现实需要的。介于上文针对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发挥政府在准则制定中的主导作用和民间组织的辅助作用。利益分配的差异使得制度的产生成为可能，一套共同遵守的审计准则体系的制定并予以实施，可以使得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由于一部分利益关系人需求审计准则“潜在利益”的实现，利益诱导因素迫使制度出现变迁，从而要求审计准则被修订，而诱导性变迁无法实现各利益相关方达成统一共识。通过诱导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动态结合，才能实现审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在这整个过程中，政府由于其自身的权威地位和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地位而起着主导的作用，使得更符合现实的准则得以顺利产生及应用。在肯定政府在准则制定中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辅助作用对有效审计准则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紧密联系审计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审计准则。针对审计准则中存在的相对于审计实务过于超前和滞后的条款，依据实际执行情况，通过审计实践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重视意识形态在审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审计准则的制定，意识形态亦有着特殊的作用。在审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统一各利益主体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节约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信息费用和减少准则的强制执行成本。为此，开展审计理论研究、统一人们的认识十分重要。注册会计师协会在正式准则之前，向公众征求意见稿，既是一定程度上从意识形态领域内展开对审计准则制定的理论宣传，又是使审计准则的供求双方在良好的氛围中进行理性博弈，从而达到制定有效审计准则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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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品；金融制度；国际贸易；风险；防范策略

中图分类号：F746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8-0089-03

作者简介：师超（1982-），女，吉林松原人，长春财经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法；党杨（1982-），女，黑龙江鹤岗人，长春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讲师，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主要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学。

知识产品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依靠知识、智力等要素所创造出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总和。它包括影视传媒作品、期刊出版物、企业信誉、商标、专利、计算机软件及商业秘密等。本文拟在分析知识产品国际贸易诸多风险形成原因、表现形态的基础上，提出防范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基本策略。

一、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成因分析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主权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 Wang 和 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①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3选择正确的计价货币，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出于国内货币市场特殊性的考量，中国政府对外汇交易实行的是金融管制政策。近年来，虽然社会各界都在大力提倡建立外汇保险政策和存款保险政策，但由于汇率和利率波动的不可预期性，均未能实施。外汇管制政策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本币的运行安全，并规避全球金融市场危机，但也会造成外汇市场的流动性呆滞，造成进出口贸易商的双边贸易风险。我国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有效防范货币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就应该正确选择计价货币。一般来讲，出口的时候要以硬币作价、进口的时候要以软币计价。如果迫不得已在出口的时候采用了软币计价，就要相应提高作价；在进口时采用了硬币计价，则要相应调低作价。如果选用的计价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大，还应该通过以汇率区确定价格的方式在合同中列入价格调整条款以更好地维护双方的权益。

注释：

①中日知识产品的双边贸易受制于两国的历史纠葛和主权争论，近年来的知识产品贸易额正大幅下滑。至2014年底，双边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为120亿美元，进出口基本持平。

②根据Krugman，Fujta，Venables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观点，结合纳什均衡的一般阐释，我们可以断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历史背景，韩国人对学习中国文化有一种明显的偏好，并且直接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类产品的贸易数值上。但与韩国人相比，中国人对韩国电影、电视剧和化妆、美容、整形等知识产品的青睐程度远远高于他们对中国知识产品的研究兴趣。由此决定了中韩知识产品贸易的巨大逆差。

参考文献：

[1]李婧.加强宏观金融调控 规避国际贸易风险[J].中国证券期货，2011，（5）.

[2].浅谈国际贸易中的市场风险与防范[J].时代金融， 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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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道德失范现象的普遍性

当前，电脑、手机等设备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已经相当普及，网络已经深刻地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文化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强。在网络社会中，信息交流的频率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网络思想的活跃也导致许多的问题的产生，其中最为普遍的就要数道德失范的问题了。美国网络伦理研究者巴戈（R•N•BARGER）认为，在虚拟世界中，人类道德呈现弱化趋势，诚实、公正、友爱、互助等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据了解，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曾遇到过道德失范问题。在一项在线问卷调查中，只有0.71%的网民选择“从未碰到”网络道德失范现象[2]。我们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散播非法信息的网站及一些宣扬不道德行为的个人，这些网站或个人散播非法信息、宣扬不道德行为的方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例如，在论坛聊天室我们看到的侮辱和谩骂的语言，一些网站制作和传播迷信的内容，黑客恶意的攻击，垃圾邮件的传播，窥探传播他人隐私，网上欺诈行为，网上赌博行为，不正当的网上投票等。这些不文明、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让广大网民在一边享受着网络带给人们的便利和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的同时，还在担心着自己的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特别是对于一些对信息真伪分辨能力还尚不健全的青少年来说，更易受到一些不道德行为的毒害。在《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一书中，波士顿大学的理查德•斯皮内洛提出了“每隔10年，技术的发展总会引发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的观点，并在其书中指出“社会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难跟上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的同时，却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和密切关注各种风险，以及为迅猛的技术进步所付出的日渐增长的社会代价”[4]。的确，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诸多道德方面的困扰，但究其原因绝不仅仅只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道德问题，甚至可以说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只是伴随网络技术发展的一种现象，要分析这种网络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应该从主观意识和客观影响两个方面来思考。

二、网络道德失范现象普遍存在的主观原因

（一）网络自律意识的缺乏众所周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现实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行为经常会慑于道德影响和他律力量的影响，大多数人能够较为自觉地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的约束，行为也相对严谨。然而，由于网络参与的特殊性，网民发表言论并不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而是隐于屏幕背后。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人们更愿意去发表一些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便表达的言论，更有甚者将网络当作自己发泄不满的场所。所以，我们在能够匿名发表言论的论坛或者微博、贴吧等网络信息交流场所会更多的看到一些恶意的谩骂、谣言等不雅内容。在这网络的虚拟环境中，人们很容易进入一种“反正没人认识我”的自我意识中，一些缺乏自律意识的网民在这种状态下为了表现自我或者其他个人目的，很容易抛弃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舆论的直接约束而发表一些逾越道德底线的言论。

（二）网络诚信的缺失讲求诚信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传统美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诚信都被人们视为一种最美好的品质。这说明诚信作为一种优良的道德品质，在社会道德中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诚信的缺失在网络社会交往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由于网络信息失真，假消息、假新闻、网络售假、网络诈骗屡见不鲜。据有关资料显示，网络监察部门每天收到的有关网络诈骗的投诉案件数以千万计。有不少网民认为在网上聊天，大家互相看不见对方也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经常互相欺骗已经成为了很“正常的事情”。网络诚信缺失还表现在精神世界追求的虚假化。例如“网婚”现象的出现，不仅对现实家庭构成冲击，伤害了事实婚姻，为犯罪份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对于网络诚信甚至整个社会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诚信危机。有些人认为“网婚”只不过是填补个人的精神空虚，但是试想一下，对于现实中的家庭和婚姻双方来说，离开了诚信，谈何爱情？而离开了相互的精神依恋，又怎能有助于家庭的稳定？这些都只是网络诚信问题的一个缩影，网络诚信问题远不止于此。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为诚信缺失提供了一个滋生的温床，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看似是两个同时存在而又互通的世界，但究其本质不论是网络社会还是现实社会都有其共同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在其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就阐述了有关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他认为“意识形态总是深藏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倾向和阶级意识”[6]。“……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7]。在此之后，列宁又提出了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列宁认为哲学是“有党性的”，文化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社会中，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人们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的确存在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并且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中心内容。如今，人们已然被网络文化的一系列特性所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也正经受网络文化鱼龙混杂和负面信息强烈冲击的严重挑战。笔者在一项在线问卷调查中发现，有8.78%的网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不了解，58.46%的网民选择了解一点，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较熟悉和非常熟悉的网民分别仅占28.05%和4.17%。这表明，在网络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来规范他们的网络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是导致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网络道德失范现象普遍存在的客观原因

（一）网络道德教育重视不够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崇尚礼仪的培养。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有思想品德课程，德育教育一直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始终。但是从纵向来看，道德教育是一个相互衔接、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国长期以来都实行应试教育，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各个阶段都没有实现道德教育既定的目标，导致道德教育缺乏纵向的沟通和联系。不仅如此，网络道德教育存在其特殊性，针对网络道德的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甚至目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没有认真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网络道德教育的关系，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还是一个盲区。此外，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也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某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网络技术水平不高，无法深入到网络社会中去了解学生的网络行为，对其网上道德失范现象更是知之甚少。这是网络道德教育缺失的重要方面之一。此外，关于道德教育的问题不仅要从学校教育入手加以重视，家庭教育同样是网络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许多家庭对于子女的道德教育重视不够，对于网络道德的教育更是缺乏，由于家庭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的未成年人网络道德失范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家庭教育关于网络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视不够同样也是导致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一个方面。

（二）网络舆论缺乏正确引导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网民参与网络舆论的门槛越来越低，更多的普通民众开始选择网络作为民意的表达途径。尤其是近年来在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上，网络舆论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网络舆论的主体已趋向大众化，网民也不再是单一的信息被动接收者，而是网络舆论传播的汇集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信息者。正是由于网络舆论的这些特性，导致网络舆论环境的混乱，也正由于混乱的网络舆论环境纵容了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发展。固然网络舆论环境混乱存在着网络媒体本身的问题，但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网络舆论缺乏正确的引导。从认识上讲，管理者对新生的网络舆论了解的缺乏是导致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不到位的根本原因。虽然我们的管理者历来重视舆论工作，并且在传统舆论的管理和引导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对于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特殊性认识还不足，这导致我们在实践中主要沿用的是一般舆论工作的做法，而没有根据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以及网络舆论的特殊规律制定一套专门的措施，针对网络舆论进行管理，因而在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使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常常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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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结构及内在机制分析 

文化的发展有深层文化和浅层文化之分。文化的深层面表征为一种价值观念、习俗、规范等，具有不易觉察、稳定、抗变革等特性。文化的浅层面则表征为群体的物质形态、行为方式，具有不稳定、易变革、较易觉察等特性。从文化学研究的成果和文化层次来看，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又可划分为内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基本层面。内层为精神层，中层为制度层，表层为物质层。这三个层面自内向外逐层落实，层与层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关联、互相渗透，有机地结合为法律风险管理文化，对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图1。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表层文化为法律风险物质文化，称为物质层。企业法律风险物质文化是由一系列实物和服务，如那些可以通过感觉器官就能直接体察到的设施、人才、法律风险结果、法律风险形象以及法律风险环境等有形文化基因所组成的，是一个企业思想精神和行为特征在资源和环境上的集中反映。法律风险物质文化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的法律风险管理理念、工作作风、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并折射出企业对法律风险的关注度及追求程度，是形成企业法律风险文化其他层的物质基础。法律风险制度文化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中层文化，又称制度层。它是企业为实现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目标和企业法律风险战略方针而制定和执行的有关制度、规则、规范等，是企业对员工法律风险防范行为和组织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制度文化、规范文化，主要体现为防范法律风险所需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工作制度以及有关法律风险识别、评估、考核和激励办法等。法律风险制度文化只有严格遵守和实施才能使之变成一种自觉自律的文化特质和行为规范。法律风险制度文化是精神层的规范性体现，对物质层也具有保证的作用。法律风险精神文化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内层文化，又称为精神层。它是渗透于企业全体员工思想和心灵深处的法律风险意识形态，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核心和法律风险管理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主要包括法律风险理念、宗旨、方针、目标、态度以及价值观、发展观等方面。法律风险精神文化决定着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性质与方向，对物质层和制度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物质层是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外在表现和载体，是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基础，为精神层和制度层提供物质保证。制度层是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中介，约束和规范着精神层及物质层的建设；既是精神层的支撑和保障层，同时又是精神层的规范性表现；既是物质层的引导和约束层，同时又是物质层的保障。精神层是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物质层和制度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并通过制度层和物质层的建设得以贯彻与落实。 

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沟通企业员工的思想，使其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目标、观念、规范产生认同感、责任感和作为一名员工的使命感和归属感，进而使员工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命运同企业的前途与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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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共享数据； 聚变时代； 经济统计

【中图分类号】 C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26-03

第十届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年会于2016年7月16―18日在兰州隆重召开。会议由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会主办，兰州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重庆允升科技大数据研究中心和重庆誉锋宸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会议的主题是：“共享数据聚变时代下的经济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全国近百所高校、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博士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作了《201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北京师范大学邱东教授针对空间经济比较中由购买力平价推断存在的宾大效应等问题作了《BHPPP中的纯价比假设与宾大效应的弱存在》报告，厦门大学杨灿教授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扩展框架作了《产业关联测度与关键产业甄别》报告，暨南大学刘建平教授针对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化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报告，浙江财经大学李金昌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下如何理解统计学等问题作了《统计学与大数据》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徐国祥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的发展作了《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的统计改革与创新》报告，山西财经大学李宝瑜教授针对当前统计建模要求前提条件苛刻等问题作了《特征样本重复抽样建模方法设计与应用》报告，江西财经大学罗世华教授利用分形方法在非线性时间序列中的研究作了《多重分形时间序列非线性特征辨识及其应用研究》的报告。本届会议入选论文68篇，分为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大数据与统计学科发展以及统计学理论及应用等专题展开交流。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贾晓峰在《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定量研究》中，运用江苏最新公布的2012年投入产出等数据，分析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深入研究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的数量关系及内在机理，设计出多种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楚雄师范学院张无畏在《基于三角形中线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研究》中，利用三角形中线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六种形式及其内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六种形式之间的变化路径以及各种形式之间可能发生转化，一定是渐进的，不能跨越；每一种形式的数学约束可以用一组不等式表示；用三角形的三条中线来划分三次产业结构的六种形式，能简洁有效地表示这六种形式及其变化。

暨南大学刘建平、陈冬进在《名录库调查――基于行政记录的统计调查方法》中，为了破解抽样调查和普查费用不断攀升、无回答率持续升高、调查效率和数据质量越来越低、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等难题，提出将基于行政记录的名录库调查作为我国官方统计调查的新思路，阐述了世界主要先进国家使用行政记录进行统计调查的基本现状，讨论了建立名录库调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与传统的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方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名录库调查在统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深化我国政府统计改革的若干建议。

东北财经大学屈超、杨森森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了2001―2011年东北地区按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变化，详细考察了企业的技术效率，发现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在观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使用CCR模型和BCC模型，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得出相关结论。

暨南大学夏帆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产业聚集现象之检验――基于微观地理数据的分析》中，使用了Duranton和Overman（2005）提出的第三代测度方法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的空间聚集现象进行了检验，发现三大经济圈的大部分产业呈现出聚集特征，呈现分散特征的产业不多；通过对距离上聚集特征的考察，发现聚集总是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出现，一般在50公里以内；分析了各个产业的聚集程度后发现三大经济圈聚集程度最强的十个产业各不相同，且都与各自的产业特色有关。

青岛大学张迎春、袁伟萍、管琪在《基于最小间隔树法的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试算》中指出，最小间隔树法是国际比较测度各国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有利于识别不同国家经济的相似性，并尝试将其用于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得出相关结论。

上海财经大学郑正喜在《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辨析》中，辨析了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HEM）研究方法，认为其核心假设的实质是改变被抽取产业的主体属性，指出应当采用完全抽取的基础假设才能构建出相对合理的测度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集美大学陆晓倩、王立凤在《厦门潜力产业选择及与台湾产业对接问题研究》中指出，选择和培育合适的潜力产业可充分挖掘区域优势，建立和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考察厦门的产业结构及第三产业细分行业增长差异，结果显示厦门市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增长优势明显；借助区位商的定量标准探讨厦门与台湾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的异同，确定了厦门潜力产业选择的重点，并提出促进厦门与台湾潜力产业对接的策略。

重庆工商大学刘浩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R&D资本化》中，通过对R&D核算方法调整的动因，阐述了核算体系中增加研发支出核算具有的重大意义，系统整理了现有核算方法的利弊，在GDP框架下对R&D资本化的核算方法作了相应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R&D活动核算提出对策建议。

河北经贸大学王会英在《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研究》中，选取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总量、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外向性5个方面的16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采取客观赋权方法建立加法合成评价模型，并基于2013年的统计数据对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了定量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大数据时代统计学与统计学科发展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李勇在《基于物联网时代的工业大数据挖掘方法及应用研究》中，针对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时代特征，从大数据来源、基本特征、处理技术和大数据思维4个维度提炼出大数据的概念；阐述了数据挖掘基本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分析了物联网下工业大数据呈现的本质特性；比较分析了消费大数据和产业大数据的挖掘技术和分析方法的异同，指出工业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中存在的难点和重点；结合工业互联网阐述了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

云南财经大学张敏的《多水平贝叶斯模型在大数据挖掘中的应用》从线性回归模型扩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将线性回归统计学习方法的基本思路拓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借助于贝叶斯统计方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算法，将多水平线性模型应用于大数据的挖掘中并进行了实例应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洪在《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大数据分析方向）培养模式探索》中，从项目背景、国内外相关项目现状、数据分析师需具备的基本技能和课程体系设计4个方面，对当前大数据分析方向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和探索。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在《“数据工程”方向课程设计》中，从全国统计学专业数据工程方向教学联盟、“数据工程”概念提出的背景、数据工程师专业人才培养和“+数据工程”技能培训4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针对大数据时代如何从统计学科角度培养大数据人才。

重庆工商大学李禹锋在《基于互联网白酒消费市场现状的大数据分析》中，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和清洗数据，借助词云图和文本挖掘技术等，对品牌销售额、品牌销量以及白酒香型、酒精度和规格的消费倾向等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市场的消费趋势作了展望。

闽南师范大学陈立双、祝丹在《大数据推动下中国CPI测算方法创新趋向与挑战》中，基于居民消费领域大数据对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大数据在CPI测算中的可能应用路径，探讨了大数据推动中国CPI测算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趋向和面临的挑战，探讨了大数据在中国CPI测算的方法论问题。

三、统计理论与统计应用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孟杰、蔡凯月在《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人口红利测度――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的经验分析》中，阐述了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测度人口红利对全面掌握中国人口变化规律、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指出现有研究普遍仅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测度人口红利，忽视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两个角度下，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度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并得出相应结论。

华中师范大学王江涛、冯元化在《如何确定即时波动率核估计量的最优窗宽》中指出，在即时波动率的各种估计量中，非参数估计量因其能准确地度量即时波动率成为研究热点，但这类估计量在应用中面临最优窗宽的确定问题。其借鉴非参数回归分析中窗宽选择的思想，以即时波动率的核估计量为例，构建了一种能从数据中准确计算出最优窗宽具体值的算法，从理论分析和数值验证方面看，该算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适应性和收敛速度。

厦门理工学院陈安全和浙江工商大学李海涛在《一种新的四格表独立性检验――基于回归模型的方法》中指出，传统四格表的独立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若采用回归模型技术将四格表中的定性变量量化后引入到模型中，同时利用回归模型中的系数显著性检验来检验四格表的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等效性和一致性。

楚雄师范学院梅莹在《经济新常态下云南省新的消费增长点培育研究――云南省城镇居民消费现状分析》中，针对云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构建了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比较模型，得出相关结论。

重庆工商大学周世铭、付安瑶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新特点现状分析》中，通过文献资料分析、网络爬虫技术和问卷调研分析，对旧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和当前新媒体时代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三种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和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目前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河北经贸大学汤玉环在《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发展与土地财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河北省为例》中，基于河北省2002―2013年的数据，建立经济发展与土地财政的VAR相关模型，通过研究河北省经济发展与土地财政的作用机制，探讨土地财政对于经济发展的利弊作用，寻求地方财政与经济发展的均衡，以更好地促进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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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构建是企业立足于市场竞争、促进长远发展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优化产业结构、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关键所在。随着市场外包模式的不断成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外包形式的结合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在外部力量的辅助下，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然而，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程序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1.文化沟通中存在的风险。各自不同企业文化的形成都有自身特殊的历史形成背景，而这一文化背景可能是外包公司所不了解的，因此就有可能在文化沟通过程中产生一些误差，造成文化沟通风险的存在。从当前多数企业与外包公司的合作来看，文化沟通风险成为了阻碍外包成功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的不同针对同一资源问题就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意见，这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实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2.经营安全中存在的风险。经营安全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执行中不可忽视的风险之一。在企业与外包公司就人力资源问题合作的过程中必要的企业信息透露是必然的，像是企业相关的团队建设、科研成果、经营理念等，都是需要向外包公司陈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一旦在市场泄露势必将对企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加上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约束，企业在这过程中承担的风险就更大，安全问题亟待完善。

3.外包合作中存在的风险。在企业与外包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风险。比如企业自身的外包决断与处理能力，或是企业能否在市场调控下及时变更自身的外包计划，又或是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实现外包政策的合理调控等，都可能造成企业在外包合作中的潜在风险。不少企业正是由于自身能力有限，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进而造成外包合作的失败。此外，在外包机构的选择上企业也必须具备完善的市场辨识度，从机构的信用、能力、服务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4.外包实施中存在的风险。从外包公司的角度来看，也会给企业带去一定的潜在风险。这是由于一些外包公司在执行人员的质量管理上良莠不齐，专业化水平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证。甚至市场中还存在一些外包公司涉嫌违规操作，严重影响了自身的信誉。还有一些企业在与外包公司合作中并没有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导致合作过程意外频发，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外包的最终失败。

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提升策略

纵观当前我国各大企业的发展形势，无论是内部发展机制还是对外贸易模式都显得较为成熟，这一定程度上也便利了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工作的实施。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风险，外包形式也是如此。面对潜在风险，我们应当从思想上肯定它的存在，在行动中积极降低它的发生概率，最大程度地保障人力资源外包实施的有效性。作为一项新兴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外包形式的虚拟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只有意识到风险，才有可能在实践中促进管理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关于人力资源外包的优化策略，可从以下几方面得以呈现：

1.完善外包操作的政府引导机制。政府机制引导下的外包流程发展必将朝着更加规划化与系统化的方向迈进。必要的外包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外包过程中的不良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外包市场中的违规操作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以此保障企业主体的合法权益。此外，政府部门还应从体制上给予外包工作更多的支持和指导，扩散外包机构的覆盖范围，促进企业与外包市场的和谐、有序发展。

2.优化企业外包的合作管理理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模式的形成得益于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不断深化。因此，企业应从外包合作的管理理念出发，突出外包合作对于自身核心竞争的发展优势，应在合作中提升企业的整体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外包过程中，企业还应对自身人力资源管理作出相关的战略规划指导，不应放置不理。

3.完善外包合作的目标构建。企业在外包实施前需要首先确定自身的主要市场实施战略，合理安排好岗位人才的配置，促进企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外包实施过程中企业员工的各项薪酬制度或是考核机制都是由外包公司来决定，在这过程中员工的失落感是必然的。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员工的思想端正，保证外包工作的有效实施。

4.注重国外外包经验的有效渗透。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实施是体现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在做好自身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应不断拓展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构建，积极汲取国外关于外包工作的实践经验。无论是外包体系的构建还是战略合作计划的实施都应建立在平等合作的关系之上，谋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最佳形成路径。

5.提升外包团队专业人才的综合素养。企业发展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之上，只有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出发，谋求有效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途径，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长运发展。外包合作中，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是完成企业资源合理配置的核心力量，也是体现外包价值的重要方面，因此，从人才的综合业务素养出发，谋求更好的服务质量，才是实现外包成功的最主要动力。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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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电网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电网的特征、运行特点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系统运行更加复杂，给电网运行控制工作增加了难度。电力调度运行风险控制不当，就会导致电网运行出现严重的故障，对电力系统的整体运行产生威胁，进而导致大面积的停电事故发生，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电力调度系统共分为：国家电力调度数据一级网、区域二级网、省级三级网、城市四级网和县级五级网五个层次，并将各级的发电厂以及变电站纳入了工作管理中。纵观近几年我国电力调度安全的发展状况，电力调度的安全处理工作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电力设备的、电力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不安全的环境等因素，导致电网调度控制制度存在问题，无法有效的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安全用电带来了严重的隐患问题。

二、电力调度控制的安全隐患分析

结合当前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深入分析发生电力调度事故的原因，不难发现导致电力调度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在具体的电力调度的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没有严格的按照电力设备维修的规定，定期对电力设备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是电力设备存在隐患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参与电力调度的工作人员自身专业素质不过关，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对从事的本职工作缺少应有的责任感，很难发现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长时间的发展下来，致使电力调度风险控制工作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是电力调度风险控制工作无法有效进行的根本原因。电力调度控制的安全隐患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电力调度工作的主要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应结合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积极的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电力调度控制的安全隐患问题，如果一直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很难提高电力调度的工作效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的有效措施

在生活中，电的生产和社会公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控制系统的安全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工作、生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的解决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结合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探究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的措施，是确保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综合目前电力调度工作的现状发展，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是相对有效控制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电力调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一）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

在电力调度控制安全风险控制的工作中，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是电力系统适应社会科技发展与更新的重要表现。社会科技的发展，促使自动化设备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将其应用在电力系统的工作中，可以有效的促进电力系统工作的有效开展。在电力调度工作中，设备作为其核心基础，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是电力调度工作中的重点工作。在电力调度的管理工作中，必须严格的按照规定，对设备进行维护与检修，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以便可以及时的更新设备。此外，对设备的操作人员进行专业素质的培训与考核，也是有效避免设备违规操作的主要措施之一。加大硬件设备与专业技术的投入，能够促使电力部门及时的更换先进的设备，有效的改善电力设备的运行环境，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恶劣环境下，电力设备运行存在安全隐患，最终导致电力系统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发生。

（二）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

网络的建设工作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加大对电力调度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在电力设备、操作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工作责任方面重点进行强调。同时，利用现有的条件建设一系列的运行监管与管理机制。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能够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与工作的责任感。结合实际工作状况，制定符合实际工作需求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同时，对员工工作实行定期考核制度，加强员工的专业培训工作，严格考核员工的职业素质，只有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进行工作，避免由于人为操作原因导致的电力调度安全事故。在实际的工作中，通过严格实施规章制度，明确各方的工作责任，将责任落实到工作的细节处，在制度执行的基础上，确保电力调度工作的安全性。此外，加强电力调度现场的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因此，强化电力调度安全风险管控网络的建设工作，可以有效的促进电力调度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安全运行。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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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整合 文化风险 文化评价维度

企业文化的概念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已有20多年研究历史，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企业文化的概念，文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文化的测度体系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而且，不同派别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测量工具对企业文化进行测量与评价，获得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数据结果。然而，对企业文化的评价并非动态的，随着社会变化与企业文化的发展，还需进一步探索企业文化整合研究。

一、企业文化的涵义

目前企业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对企业文化大致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狭义的定义，认为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的思想、意识、习惯及感情领域。第二种是广义的定义，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文化(表层)、制度文化(中层)、精神文化(深层)。物质文化，往往是以实物形式体现，如企业产品、企业环境、企业面貌、企业广告、产品包装等。制度文化，是为实现企业目标而给企业员工的行为规定一定的方向和方式，如企业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等。精神文化则处于整个企业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它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影响，经历长期实践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理念，它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等意识形态的总和。

综合上述对企业文化的定义，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本企业所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信念，以及一系列保证这种精神风貌和信念得以持久存在的制度和措施。换句话说，企业文化的内涵具体包括如下因素:价值观、行为准则、经营理念、企业核心精神等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制度和规范则构成了企业文化的表层现象和物化形式。

二、企业文化的研究方向与流派

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两种方法流派: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流派”，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但在考察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时，难以比较企业文化与企业行为的效益关系，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流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奎恩教授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流派，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并提出组织文化模型测量、评估和诊断的学说，后被学术界称为“现象学流派”。但是，这种被归结为现象学的方法同样遭到人们的批评，认为该方法只是着眼于组织文化之表，而不能深入到组织文化的深层意义和结构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逐步意识到规范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开始考虑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90年代初产生了实证流派:本杰明.斯耐得在他的《组织气氛与文化》中创立了“企业文化与管理过程、员工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企业效益关系的模型”。霍夫斯坦特(1997)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企业文化研究量化表”。沙因(1997)在《企业文化与领导》第二版中增加了在组织发展中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企业文化、如何运用文化规则领导企业达成组织目标、完成组织使命等内容，并用案例法说明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组织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1999)也用案例法说明企业文化在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满足员工需求之间的平衡途径。

这一时期，企业文化研究在80年论探讨的基础上，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并出现了四个研究方向:

1.企业文化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如:企业文化与组织气氛(Schneider,1990)、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Authur K.O.yeung,1991)、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Myles A.Hassel1,1998)、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Oden Birgitta,1997)等;

2.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应用研究，如: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John Kotter & James Heskitt，1992)和企业文化与组织效益(Daniel Denison,1997)等;

3.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如:1991年的英国JAI出版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1997年的Pierre Dubois & Associates Inc.出版的一套组织文化测量和优化量表等;

4.关于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如:诊断企业文化――量表和训练者手册(Roger Harrison & Herb Stokes,1992),诊断和改变企业文化:基于竞争价值理论模型(Kim S.Cameron & Robert E.Quinn,1998)等。

企业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80年代和90年代因此也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到目前为止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已经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企业并购发展提供参照模型与框架。

三、企业文化整合研究

近年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研究逐渐转向企业并购文化整合的风险研究，主要分为以下方面:

1.关于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体系构成因素的研究。大卫和辛一格(1994)认为企业并购中的文化风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目标企业文化对立和距离的测定;另一类是阻碍两种文化有效融合的能力。指出在评价一项并购的适应性时，除了战略问题以外，并购企业必须考虑文化风险。候学明(1999)提出根据企业文化构成的四个层次，将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进行划分为价值观、经营管理观念和经营管理作风、经营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程序、书面和非书面工作标准和工作程序等四种文化风险。谭静(1999)使用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容忍度为横、纵纬度，将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分为相容型、模糊型、摩擦型和冲突型四种类型，并构造了文化风险类型矩阵。吴显英、姜炳麟(2003)对文化风险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沟通风险、种族优越风险、管理风险、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是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2.关于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量化的初步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赵曙明、杨忠(1999)和王基建(2002)认为文化风险有别于其它类型的风险，主要存在于意识之中，对其量化主要以主观评价为基础，可以通过德尔菲法、幕景分析法对文化风险进行度量。王宝舟、俞自由(2003 )提出借助概率树、直方图等形式评估并购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相容性，力求得出更为明确和直观的结果。

3.对企业并购文化冲突风险的研究。徐彬(2000)在《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协同》一文中认为，文化冲突是企业冲突的集中体现:在对企业文化冲突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文化整合就是企业生态系统的再造;企业生态系统包括企业最高价值观、战略、结构、组织、制度、技能、人员和作风，其中战略、结构、制度、作风事关全局。陈浩、王永(2002)在《并购企业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一文中提出并购是企业实施战略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并购企业将面临着双方文化冲突问题，企业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文化差异。企业在进行并购时，要把消除文化冲突，实现文化相融视为高级整合目标，并渗透到其他整合业务中去。 廖冰(2004)在《并购企业的文化冲突与整合管理》一文中指出不同文化的企业在实施并购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排斥与文化冲突现象，具体表现在企业精神文化冲突、制度文化冲突以及物质文化冲突三方面，并指出要成功克服并购中的文化冲突，关键在于并购企业对这种冲突的事前考虑与事后反应。

四、企业文化的评价维度与方法研究

就企业文化的评价维度与方法来看，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工具与方法呈多元化的格局，引人关注的测量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O'Reilly,Chatman,和Caldwell（1991)等构建的组织文化剖面图。该图非常详尽,最初的OCP包含54个价值陈述语句,以及创新性、关注细节、结果导向、侵略性、支持性、强调报酬、团队导向和决策等八个维度。OCP采用Q分类自比式计分方法,是少数提供了关于可靠性和有效性细节的测量工具之一。

第二是Hofstede构建的测量表。他认为，组织文化由价值观和实践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而实践由表及里地又可以分为象征和仪式等。其中，价值观部分由三个独立维度组成，包括对安全的需要、以工作为中心和对权威的需要，而实践部分则由六个独立的成对维度组成，包括过程导向一结果导向、员工导向一工作导向、本地化一专业化、开放一封闭、控制松散一控制严格、规范化一实用化。通过实证分析，Hofstede强调了在实际应中，组织文化实践的部分六维度度量模型的重要性。

第三是Quinn和Cameron构建的组织文化评价量表。OCAI基于竞争价值框架。Quinn和Cameron等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提炼出六个判据来评价组织文化，即主导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力、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OCAI每个判据下有四个陈述句，分别对应着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宗族型、活力型、层级型和市场型。

第四是Denison等构建的组织文化问卷。Denison等构建了一个能够描述有效组织的文化特质模型，该模型认为有四种文化特质与组织有效性有显著相关，即适应性、使命,一致性和投入。其中每种文化特质对应着三个子维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组织文化问卷量表,包括60个测量项目。

五、结语

随着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深入，对企业文化的测评研究以及文化整合研究越来越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目前企业文化测量标准与工具也层出不穷，而且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还深入实证研究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文化冲突的风险建模等，对跨文化企业文化整合有许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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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Reilly,C.A;Chatman,J.A;& Caldwell,D.F. 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A profile comparison approach to person-organization fit [J].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4(3),487～516

[6]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M].UK:McGraw hill International limited.1991: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