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贸易组织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无庸赘言，经济，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作为一切利益的根本，决定了它必然与政治、文化等种种问题相互纠缠。历史上，解决经济利益最常用的手段是政治，尤其是武力政治。其结果，往往极大地破坏经济，为任何一方所不愿。毕竟，无产者失去的，只能是锁链。由此产生了GATT，继而WTO，所期望的，正是通过法律体制，给全球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带来和平。如果说，人权突破的，是国家的政治，WTO法律突破的，则是国家的经济。

WTO法律体制有可能为世界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找到和平的出路，因为法律制度作为民主的基础，为人们所共同接受。中美之间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对立，表面是民主，实质是法治。因为民主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民主的核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制度。非选举制、三权分离国家不一定非民主。但非法治国家则不可能民主。美国利益集团关心中国法治，因为法治为突破中国经济铺平道路。美国民众关心中国法治，因为他们相信法治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选举制国家中，利益集团操纵意识形态，必须首先操纵民众的认识。指责中国缺乏法治，是博取民众广泛认同的捷径。而缺乏法治的证据之一，是完全用政治代替法律。

我们一直认为“在权利与义务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加入WTO”，因此，纺织品国际贸易受挫，要么是我们利益平衡的结果，要么是其它成员对规则的滥用。如果是前者，平静面对其它成员的贸易限制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是后者，利用法律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是应当采取的行动。采用法律手段可能因意识形态因素而影响政治、文化和其它经济领域的正常往来，但任凭其它成员对中国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的滥用，则可能成为我们对WTO法律体制缺乏信任的标志。国际事务中完全相信法律是幼稚的，但WTO体制下表现出对法律的不信任则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利益集团企图操纵意识形态的情况之下。民众以法律理性看待欧美WTO诉讼，因为他们不怀疑这两个诉讼主体实行的法律制度。如果我们怀疑WTO的法律体制，完全用政治方式代替法律途径，就将很难期望我们的行为不被误解，民众的意识形态不被利益集团所操纵。由此看来，即使短期之内，中国与其它WTO成员之间的WTO诉讼，会因民众的泛意识形态思想，而影响到中国与这些成员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正常交往，只有在不断启动WTO法律程序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树立一个法治的国际形象，最终去意识形态化，恢复民众，包括WTO“法庭”的仲裁者，对中国与其它WTO成员贸易纠纷的平常心态。

篇2

毛德龙

一、世界贸易组织概说

（一）世界贸易组织建立

1994年4月15日124个乌拉圭回合参加方的政府和欧洲共同体的代表于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sh）最后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最终文本。这个回合的谈判为国际贸易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法律框架，设置了更为有效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全面降低关税，制定了关于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多边规则，加强了农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的多边规则，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关贸总协定（GATT1947）成立于二战以后。1947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23个国家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了100多项双边减让关税协议，以解决当时进出口中关税过多而严重干扰国际贸易的迫切问题。1947年10月30日，上述23个国家中的8个国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并宣布从1948年1月1日起临时生效。待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后，以国际贸易组织中的相关内容取代。由于国际贸易组织未能生效，上述议定书（简称关贸总协定）一直处于适用状态，并在以后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直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再次成为各国关心的议题之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于1986年9月在乌拉圭埃勘探特角城拉开帷幕（也称乌拉圭回合）。该轮回合先后有125不国家或地区参加，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生效以来议题最多、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回合，历经8年多时间。基于此，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前，各参加方就再次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总体达成了协议草案。1994年4月15日，参加谈判的代表完成了对乌拉圭回合最后文本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签署，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取代了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相比，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依照《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以下简称《世贸组织协定》）而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或WTO）是一个常设性的负责全面落实《世贸组织协定》的行政机构，它的职能除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所具有的监督协定的执行以外，还负责审核各成员方的政策，解决贸易争端。

其次，世贸组织的一揽子协议不仅包括关贸总协定调整的货物贸易规则，并把过去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纺织品贸易何题．也纳人了调整范围。世贾组织不仅扩大了货物贸易的调整范围，而且将调整的领域扩大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再次，原先的关贸总协定是依照1947年10月30日《关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而生效的。按照这个协定书，参加国同意临时适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在不违背各参加国现行立法的最大限度内临时适用该协定的第二部分。而《世贸组织协定》规定，世贸组织应为其成员之间与该协定有联系的贸易关系和在该协定各附录中有联系的法律文件，提供普遍适用的框架，不再是“在不违背各参加国现行立法的最大限度内临时适用”。《世贸组织协定》还改变了各缔约国可以有选择地参加历次多边贸易谈判所形成的协议的做法，把包括在该协定附录1、2、3中的协议以及与其有联系的法律文件，都规定为该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都具有拘束力。只有附录4中的四个协议，成员方才可以选择参加。世贸组织进一步强化并澄清了关贸总协定中不很明确、易被误解的规则，同时，把这些规则普遍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组织机构

主要有部长级会议、常务理事会、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预算和财务及管理委员会等，若干单项贸易下的工作组、秘书处等。部长级会议由所有参加方的代表组成，它有权对各多边贸易协议的事项作出决定。部长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由所参加方代表组成，在适当时召开会议，负责在部长级会议休会期间执行部长级会议的各项职能以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授予的职能，如争端解决职能、贸易政策评审职能。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在常务理事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分别负责各相关协议的执行监督工作。上述理事会的成员从所有参加方代表中产生。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预算和财务及管理委员会在部长级会议下设立，从所有参加方代表中产牛，分别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所赋予的职责。若干单项贸易下的工作组负责各单项贸易协议赋予的职责，并向常务理事会报告工作。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导，总干事由部长级会议任命。总干事和秘书处根据部长级会议的规定履行职责。

二、世界贸易组织法中的竞争法体系

在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并存1年后，世界贸易组织于1996年1月1日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承担了关贸总协定的一切权利义务及法律体系，故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除了原关贸总协定的法律体系外，还包括：1994年4月5日签署的《马拉喀什宣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最后文本》、《部长会议决议与宣言》、部长会议通过的决定以及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其中，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最后文本包括：附录4《关于多边货物贸易协定》、（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农产品协议）、《关于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申请协议》、《关于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关于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执行协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执行协议》、《关于装运前检验协议》、（关于原产地规则协议》、《关于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关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关于保护措施协议》；附录1B《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各附录》；附录1C《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附录2《关于对争端处理管理规则和程序谅解》；附录3《关于贸易政策评审机构》；附件4《关于若干单项贸易协议）即（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国际牛乳协议》、《关于牛肉协议》等。

世界贸易组织的竞争法规则体系主要有倾销与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国营贸易及其限制、政府采购制度、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反不正当竞争等制度。此外在《关于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中都有所涉及。

篇3

一、更新法学教育的思想与观念。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法学教育应当更加注重培养精通WTO规则的法律专业人才，以及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贸易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十分重视培养法科学生的依法治国观念、法制统一观念、非歧视观念、国民待遇观念、透明度观念、司法独立与公正观念。只有这样，法科毕业生在日后从事的司法工作和法律服务工作中，才能真正做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正地裁决涉及外国当事人的经济贸易纠纷，或者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从而树立我国法治的良好形象。

二、开设与WTO有关的课程或专题讲座。根据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教育部高教司在1998年确定法学专业开设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14门主干课程。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应将“世界贸易组织法概论”也列为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一些有条件的法学院（系）也可以开设若干与WTO有关的课程或专题讲座，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我国加入WTO的挑战与对策等，以使法科学生对WTO及其规则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三、设立WTO专业方向。一些高水平及有条件的法学院（系），在法学专业的学生修完一、二年级的专业主干课程后，可考虑从三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开设WTO专业方向，供学生自愿修读，以培养一批精通WTO规则的法律专业人才。该专业方向可考虑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沿革、世界商品贸易规则、世界服务贸易规则、世界知识产权保护、WTO争端解决机制、WTO案例、中国与WTO等课程。同时，该专业方向的课程一般宜使用双语或原版教材进行教学，以使学生通过一年半左右的学习，既精通WTO规则，又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

四、与国外法学院（系）合作办学。根据服务贸易规则，国外的高校将会进入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但基于教育主权原则，外国高校只能与我国高校进行合作办学而不能独立办学，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以对这方面的合作进行规范和引导，促进中外法学教育的合作与发展。同时加入WTO以后，要尽快培养高水平的WTO法律专业人才，其最佳途径是选派学生到国外留学。另一方面，WTO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进入和抢占中国市场，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我国的法律制度。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选择部分法学院（系）与国外法学院（系）开展合作，互相交换学生，进行WTO专门法律人才的培养。

篇4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但它不能回避全球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对自由贸易原则提出的挑战。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到底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调整多边贸易体制、修改多边贸易原则和规则以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还是不触动这些既有的原则和规则、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内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这是已经争论了十余年而且仍没有定论的问题。〔1〕

在乌拉圭回合确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中,虽然一些条约的某些条款涉及环境保护,〔2〕却不存在任何关于环境保护的专门条款;《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也只是在前言中提到,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一个公开的、非歧视的、公正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也要“为着持续发展的目的而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寻求对环境的保护和保全”。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设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负责对贸易与环境关系中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就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条约的修改提出建议。不过,迄今为止,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可谓差强人意。〔3〕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将贸易与环境确定为重点议题之一,〔4〕体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但就目前的情形判断,此次谈判的前景殊难预料。〔5〕

通过多边谈判修改规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一过程注定是漫长和艰难的。在规则修改之前,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不断面对由于其成员实施环境措施而导致的争端。如何解决这些争端,既关系到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也会影响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内“环境争端”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考察该组织解决这些争端的实践,探讨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可能性。

一引起争端的主要原因:单边环境措施

可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引起争端的环境措施,其目的是保护环境,而其形式却是对贸易予以限制,或者至少具有限制贸易的效果。它们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国内立法的单边环境措施,另一类是基于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环境措施。迄今为止,多边贸易体制内的“环境”争端都是由于单边环境措施而产生。

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法规和环境标准,广泛涉及产品的质量、成分、包装以及生产工艺或生产方式。例如,规定汽车发动机的废气排放量,禁止洗涤剂、杀虫剂等产品中含有某些有毒化学物质,要求产品包装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要求捕鱼方法不得危及某些濒危海洋生物,等等。这些国家的环境法规常常允许其政府对不符合上述环境标准、可能危害环境的进口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然而,由于不符合进口国的环境标准而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的出口国通常指责进口国是利用环境措施设置贸易壁垒,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关于环境措施的贸易争端就是在这种分歧中产生的。这里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在多边贸易体制内,一个国家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环境法规和实施环境措施的权利,是否应受它根据《关贸总协定》及其他相关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的限制?如果是,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原则上,《关贸总协定》禁止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是与总协定的一些基本规定相抵触的,如关于最惠国待遇的第1条、关于国民待遇的第3条、关于禁止数量限制的第11条第1款等。但是,总协定第20条规定了可以背离非歧视原则的“一般例外”。其中的b款和g款经常被援引作为实施单方面贸易限制以实现环境保护目的的正当理由。根据这两款的规定,国家可以为保护人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但第20条的导言还规定了实施这些措施必须遵循的条件,即“不得构成专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并没有预见贸易与环境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进入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包括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措施,如何处理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成为GATT面临的新挑战。从1982年到1995年,GATT争端解决程序共受理了七起涉及单边环境措施的争端:1982年“美国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金枪鱼和金枪鱼制品”争端案;1987年“美国征收汽油税和其他环境税”争端案;1988年“加拿大限制出口未加工的鳕鱼和鲑鱼”争端案;1990年“泰国限制进口香烟”争端案;1991年第一个“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争端案;1994年第二个“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争端案;1994年“美国汽车税”争端案。这些争端的共同特点是,申诉方指责被诉方采取的环境措施违反了总协定中关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或禁止数量限制的原则性条款,而被诉方则声称其环境措施符合《关贸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中b款或g款的规定。因此,对这些争端的解决主要是围绕着对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的解释。

在关于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讨论中,强调贸易自由化的学者对GATT的上述争端解决实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GATT关于环境措施的案例法很好地说明了GATT法和GATT争端解决制度在有效处理新的世界性挑战方面是成功的……”;〔6〕而且,它“不仅证明‘绿色保护主义’和‘绿色帝国主义’是多边贸易的威胁,还证明GATT争端解决程序为遏制这些威胁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并没有限制国家决定其环境政策目标、利用有效环境政策手段的”。〔7〕

但是,通过考察GATT解决上述争端的专家组报告,笔者认为,尽管GATT承认缔约方享有决定其环境政策的自,但担心环境措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工具的倾向却始终占据上风。在上述争端中,援引总协定第20条b款或g款提出的主张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专家组的否决。专家组认为,总协定第20条规定的是例外条款,必须予以狭义的解释;而且,援引第20条有关条款的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这样,被主张符合总协定第20条b款或g款要求的环境措施显然要受到严格的审查,而要想在GATT框架内证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贸易限制的合法性实际上就相当困难了。例如,专家组对第20条b款“保障人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中所谓“必要性”的解释是,“没有可选择的符合总协定的措施或者没有与总协定抵触更少的措施的情况”。〔8〕也就是说,专家组所关注的不是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是“保障人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这个目标所必需的,而是强调措施必须在“最低限度”违反总协定的其他规定。此外,专家组对第20条g款也作出了严格的解释,强调为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的“相关措施”,必须是以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为其主要目的的措施。〔9〕专家组确定的这些审查标准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专家组对总协定第20条的解释只是关心有关措施是否符合总协定,而没有考虑到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0〕

最能体现GATT对环境保护持保守立场的例子是第一个“金枪鱼”争端案。美国于1972年制定了《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禁止任何直接或间接对海洋哺乳动物造成伤害的捕鱼行为,禁止进口通过这种行为捕获的鱼类及其制品。由于墨西哥使用大型拖网捕获金枪鱼造成大量海豚死亡,美国根据上述法律禁止从墨西哥进口金枪鱼及其制品。1991年墨西哥向GATT提起申诉,指责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第11条和第13条。美国则援引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作为辩护的理由。〔11〕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个争端对于处理多边贸易体制内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出了日后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时必须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涉及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的环境措施;二是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是否要受适用范围的限制,即国内措施是否具有域外效力。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联的。由于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引起的环境危害通常发生在进口国以外,而进口国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采取的贸易限制就必然提出了国内环境措施实施中的域外效力问题。

在第一个“金枪鱼”争端案中,专家组否定了美国提出的不同捕捞方法捕获的金枪鱼不是“相同产品”的观点,认为“相同产品”只涉及产品本身的性质而与产品的生产或加工无关;而且认为总协定第3条只允许对进口产品适用国内质量法规而不得适用关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国内法规。专家组同时还否认美国的行为符合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的要求,认为这两款只适用于采取措施的国家的管辖范围以内。〔12〕专家组的上述主张遭到广泛的批评。批评意见认为GATT的立场与日益强烈的环境保护要求背道而驰。〔13〕有学者甚至这样评价,GATT在“第一个‘金枪鱼’争端中的推理是大胆的,但却误入歧途,它试图在国际法律秩序正在发生的根本变化面前维持GATT法律秩序与世隔绝的状态”。〔14〕

尽管在第二个“金枪鱼”争端中,GATT对上述关于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适用范围的解释有所修正,但却提出了新的限制,即一个国家不能在追求环境目标时采取迫使其他国家改变政策的措施。〔15〕

GATT在“金枪鱼”争端案中所坚持的原则使关注环境保护的人士担心GATT的有关规定会成为实施环境保护措施的重大障碍。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同的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会使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GATT对“相同产品”的定义不能促进采用对环境有利的生产方法。而GATT对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适用范围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需要不一致。臭氧层损耗、全球变暖、酸雨、水污染、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这些都绝非某一个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防止全球环境恶化、保护人类共有的资源是每个国家的义务。而贸易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因此,如何将各国单方面保护环境的行为尤其是保护人类共有资源的行为与多边贸易体制协调起来,是世界贸易组织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做任何修改。除了《关贸总协定》外,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中还有一些条约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环境保护。其中,《贸易的技术障碍协定》和《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与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个协定都强调,各国在制定技术规章或采取卫生或植物检疫措施时应遵循现行的国际标准;而且,技术规章或卫生、植物检疫措施不应超过为实现合理目标(包括保护人、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和保护环境等)所必需的范围,不得在情况相同的成员之间造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对国际贸易构成变相限制。不仅如此,这两个协定都规定了“最少贸易限制”(theleasttraderestriction)原则。《贸易的技术障碍协定》第2条第2款规定,“如果导致采用有关技术规章的情况或目标不存在,或者如果情况或目标发生变化后,能采用更少贸易限制的方式时,则这些技术法规应予以取消。”《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第5条第4款则规定,“成员在决定合理的卫生或植物检疫保护程度时,应考虑尽量减少贸易的负效应这个目标。”显然,环境保护虽然被承认为是合理目标,但这些规定的主旨仍然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现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内,一个国家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环境法规和实施环境措施的权利,要受它根据《关贸总协定》及其他相关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的限制。至于这种限制的范围,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时对上述有关条款的解释。

这样,在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上,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在实质上有别于GATT,也集中体现在争端解决中。

二“环境”争端解决中的新迹象

世界贸易组织在成员数量、职权范围、运行机制以及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使以前的GATT难以望其项背。其中,全新的、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制度尤其引人瞩目,它所表现出来的高效率已经为世界贸易组织赢得良好声誉。在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解决的争端中,下列争端是因环境或健康措施而引起的。它们是:1996年巴西、委内瑞拉诉美国的“汽油标准”争端案,1997年美国、加拿大诉欧共体的“荷尔蒙牛肉”争端案,1998年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诉美国的“虾和海龟”争端案,2001年马来西亚诉美国的“关于实施虾和海龟争端裁决”的争端案,以及2001年加拿大诉欧共体的“石棉”争端案。与前文提到的GATT时期的“环境”争端一样,这些争端涉及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一个国家实施的单边环境措施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中b款或g款的要求。通过考察世界贸易组织解决这些争端的实践,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新迹象。

(一)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的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采取“保障人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即使这些措施违反了非歧视待遇、禁止数量限制等自由贸易基本原则。前面曾指出,这是一例外条款,为防止其被滥用,GATT专家组曾对援引这一条款的情况予以严格审查,尤其是强调其中的“必要性”是指“没有可选择的符合总协定的措施或者没有与总协定抵触更少的措施的情况”。这样的解释实际上使援引第20条b款难以成功。而在“石棉”争端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支持欧共体援引这一条款以证明法国关于石棉及相关产品的措施不违反《关贸总协定》。这是从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中成功援引第20条b款的第一例,因而格外引人关注。

在“石棉”争端中,专家组指出,法国采取的关于石棉的措施属于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措施,而且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可合理利用的替代措施”。〔16〕上诉机构对专家组的这一立场表示支持,并进一步指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权决定它们认为合适的健康保护水平;法国所采取的措施的目标是扼止石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这也是它所确定的健康保护水平;〔17〕而且,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上诉方加拿大所提出的“较少贸易限制”的“控制使用石棉”的措施不足以实现法国所确定的健康保护水平,并非一个可合理利用的替代措施。〔18〕

显然,与以前相比,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理“石棉”争端的上诉机构不再像过去GATT的专家组那样强调依据这一款采取的措施必须在“最低限度”违反总协定的其他规定,或者符合所谓“最低贸易限制”的要求,而只是强调这个措施必须是实现它本身的目标所必需的,而这个目标就是“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并不承认先例原则,但“石棉”案的裁决结果明确显示,多边贸易体制内人们对贸易和环境关系的态度已发生某种变化,成功援引环境例外条款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

(二)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的解释与GATT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解决实践相比,另一显著变化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在“汽油标准”争端与“虾和海龟”争端中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作出了新的解释,而且是对环境保护来说非常积极的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是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以实施“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该措施与国内生产或消费限制一起实施“,作为总协定的一般例外之一。新的解释体现在三个方面:“可用竭自然资源”:尽管GATT的争端解决实践承认海豚和一些鱼类是“可用竭自然资源”,但始终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明确解释。在“虾和海龟”争端中,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认为对这一概念的“合理解释”应是“像矿物那样的有限资源,而不是生物的或可更新的资源“;因为“生物”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所以不可能是可用竭的自然资源。〔19〕上诉机构明确表示这一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它指出,“可用竭”自然资源与“可更新”自然资源并不相互排斥;现代生物科学证明,原则上可再生即可更新的生物物种常常由于人类的活动被消耗、用竭乃至灭绝;生物资源与石油、铁矿石和其他非生物资源一样是有限的。因此,总协定第20条g款并不仅限于保护“矿物”或“非生物”自然资源。〔2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机构还进一步指出,总协定第20条g款是50多年前起草的,条约解释者应当根据国际社会当前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来阐释这一条款的用语;尽管乌拉圭回合没有修改第20条,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前言表明缔约国都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并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和国际政策的目标。〔21〕上诉机构援引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判例以及著名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认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前言明确承认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第20条g款中的一般用语‘自然资源’在内容和范围上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其定义是发展的”。〔22〕上诉机构还以《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一世纪议程》、《保护野生迁徙动物物种公约》为据,说明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在提到自然资源时都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因此,上诉机构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今天还将第20条g款仅仅解释为保护可用竭矿物或其他非生物自然资源显然是太落伍了“;“根据条约解释中的实效原则,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的措施,无论是生物资源还是非生物资源,都属于第20条g款的范围“。〔23〕

“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

前面已经提到,GATT曾将第20条g款中“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解释为以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的措施。显然,这个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原来条款的内容。与之有所不同的是,“汽油标准”争端与“虾和海龟”争端的上诉机构的解释都分别强调引起争议的措施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这个合法目标之间的实际联系;认为只要存在这种联系,该措施就是“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上诉机构论证了确定基线的汽油规则与保护清洁空气之间存在着密切且真实的手段与目的的联系。〔24〕同样,在“虾和海龟”争端中,上诉机构论证了禁止进口某些虾及虾制品的609条款与保护海龟这个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手段与目的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是密切且真实的。〔25〕因此,无论是汽油规则还是609条款,都被认为是“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在解决“汽油标准”争端过程中,关于第20条g款的解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问题是在《关贸总协定》第20条导言和g款中都使用的“措施”一词应指整个汽油规则还是指汽油规则中关于确定基线的具体条款。对这一问题,专家组认为,这里的“措施”一词是指汽油规则中具体的歧视性条款,这些条款违背了总协定第3条,而被诉方(美国)正是试图对此援引总协定第20条规定的例外情况。但是,上诉机构批评专家组的上述解释忽视了基本的条约解释规则。它认为,“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对某一条款的解释不应对其他相关条款的目的和宗旨有所损害。对于汽油规则中关于基线的规定,作为一个整体(无论适用哪一种基线方法),需要结合汽油规则中其他防止空气质量恶化的有关要求来理解。脱离汽油规则的其他部分,很难理解关于基线方法的那些条款。规定基线方法的条款与汽油规则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因此,第20条g款中的“措施”在本争端中是指汽油规则而不是其中的歧视性条款。〔26〕显然,上诉机构对第20条g款作出了比专家组更为宽泛的解释。

“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一起实施”:

GATT曾经将此解释为“主要旨在使这些限制有效”。〔27〕即使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条款的含义,这个解释都显得非常牵强。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上诉机构对这一段文字作出了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它指出,前面援引的关于条约解释的国际法基本规则在这里同样适用;这一段文字的含义应当是:“政府的措施(例如汽油规则)与国内生产或消费自然资源的限制一起实施“。换言之,“应当将‘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一起实施‘解释为一个要求,即对有关措施施加的限制,不仅针对进口汽油,也针对国产汽油“;“这个条款是对以保护的名义对可用竭自然资源的生产或消费施加限制而规定的一个公平(even—hand-edness)要求“。〔28〕在“虾和海龟”争端中,上诉机构沿用了这一解释,指出,由于609条款对进口虾的限制同样也适用于美国渔船捕获的虾,这是一个公平的措施,因此,609条款是与限制国内捕虾一起实施的措施,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前后两个不同的争端中,对《关贸总协定》第20条g款所作的新的解释是一致的。这个新解释最直接的后果是,它使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其环境保护措施援引第20条g款变得相对容易了。从促进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三)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20条在列举例外措施之前,还有一段导言,规定了采取这些例外措施应遵循的共同条件,即“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GATT的争端解决实践中,总协定第20条的导言虽然也曾被援引或适用,但由于专家组对第20条各款作出了非常严格的解释,使GATT缔约方援引第20条“一般例外”的各种情况的主张通常被专家组予以否定,这样,第20条导言的作用以及它与第20条各款之间的关系反而被忽视了。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上诉机构第一次对第20条导言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它应具有的法律意义。

审理“汽油标准”争端的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没有审查所争议的基线方法是否符合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要求,这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因为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之通则”的必然结果之一是解释必须使条约的所有用语都有意义和效果,解释者不能自由诠释以致条约的整个条款或段落变得多余或无用。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作用是确保总协定第20条各款规定的例外措施以合理的方式实施,既关系到采取例外措施一方的法律义务,又关系到其他各方的法律权利。因此,援引总协定第20条时,不仅要符合其中某一款的规定,而且还要符合该条导言的要求,以防止对总协定第20条“一般例外”的滥用。〔29〕援引总协定第20条例外条款的当事方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美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其未对国产汽油和进口汽油适用同样基线方法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上诉机构得出结论认为,尽管美国汽油规则规定的基线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属于总协定第20条g款的范围,但它不符合总协定第20条导言的要求,即该方法的适用构成“专断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和“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因而对此不能援引作为一个整体的第20条。〔30〕

在“虾和海龟”争端中,总协定第20条的导言与各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明确。上诉机构否定了专家组的分析方法,强调适用第20条,应首先考察争议中的措施是否属于其中某一款规定的具体例外,然后再分析该措施是否符合导言的条件,而不能采用相反的分析方法。上诉机构援引了以上它在“汽油标准“争端中所作的分析,指出第20条的导言所表述的是一条国际法一般原则,即关于国家行使权利的善意原则,目的是防止“权利滥用”;解释和适用第20条的导言,是在一成员援引例外条款的权利与其他成员依据实体条款享有的权利之间划一条平衡线;这条平衡线随具体情况而变化。〔31〕这一精辟分析成为判断一成员的措施是否符合第20条导言的标准。而且,在后来“关于执行虾与海龟争端裁决”的争端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还有机会运用这一标准,判定美国的执行措施没有构成不合理的歧视手段和变相的贸易限制,因而符合第20条导言的要求。〔32〕

(四)关于国际环境协定作为解释渊源

在GATT关于环境措施的争端解决实践中,当事方常常援引国际环境协定,以说明其采取措施的性质,或是属于总协定第20条b款所规定的“保护人、动植物生命健康的必要措施”,或是属于第20条g款中“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对于当事方的这些主张,GATT专家组一般强调,其职权仅限于根据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争端涉及的措施,而对被援引的国际环境协定不予考虑。〔33〕

在第二个“金枪鱼”争端案中,美国援引有关国际环境协定支持其适用总协定第20条g款的主张。

该争端的专家组认为,与GATT不相关的国际协定只能在《关贸总协定》不清楚时作为次要解释渊源,而且,即使《关贸总协定》不清楚,由于当事方援引的国际协定从未在总协定的起草过程中被提到,因此,这些国际协定不具备什么证明价值。〔34〕尽管专家组承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表述了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应据此解释条约。但专家组实际作出的解释却并非与之完全相符。专家组认为争端当事方援引的双边或多边环境协定不是在《关贸总协定》全体缔约方之间缔结的,不构成“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也不构成“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甲、乙项),因此不应予以考虑。〔35〕但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的丙项规定:解释条约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因此,在GATT的法律框架内,虽然多边环境协定不能被用来对抗该协定的非缔约国,但对于适用于争端双方的多边或双边环境协定,GATT专家组在解释第20条有关条款时是应该予以考虑的。

对于国际环境协定是否可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的解释渊源,是一个存在着争议的问题。

否定的意见认为,《争端解决谅解书》限定了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不能对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以外的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裁定。〔36〕肯定的意见则指出,《争端解决谅解书》同时还规定,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解决中应按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阐明《关贸总协定》及其他相关协定的现行条款,这样就不能排除对有关国际环境协定的考虑。〔37〕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对国际环境协定是否可以作为解释渊源作出了回答。审理“汽油标准“争端的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这一“解释之通则”是为全体当事方和第三方所信赖的,已经具有习惯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规则的性质,构成了国际公法习惯解释规则的一部分,根据《争端解决谅解书》第3条第2款的要求,上诉机构应适用它来阐明总协定及其他有关协定的条款。这个要求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总协定的解释不应孤立于国际公法之外。〔38〕

这就意味着,对总协定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条款的解释不应孤立于国际环境法之外。在“虾和海龟”争端中,为说明美国的609条款不符合总协定第20条引言的要求,专家组援引1992年《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有关条款,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国际合作寻求保护海龟的措施,并且指出,“一般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都明确提倡利用协商手段而不是单方面措施来解决跨国界或全球环境问题,尤其是涉及发展中国家时;因此,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环境法两方面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应优先采用协商的解决办法。“〔39〕前面已经提到,审理“虾和海龟”争端的上诉机构为解释总协定第20条g款中的“可用竭自然资源”,援引了多个国际环境协定及宣言。不仅如此,上诉机构还依据《濒危野生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说明海龟属于“可用竭自然资源”;同时,上诉机构还在其报告的注释中强调争端各方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以说明保护濒危海龟是争端各方的共同政策。〔40〕

显然,在解决涉及环境措施的争端中援引国际环境协定作为解释渊源,已经为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对于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而言,这应当说是一个好迹象。

三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单边环境措施的两个问题

前面曾经提到,由单边环境措施引起的争端往往会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二是国内环境措施的域外效力。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在解决上述“环境”争端时已越来越倾向于环境保护,但仍没有明确回答这两个问题。

当争端涉及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时,如何解释《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4款即国民待遇条款是一个关键。这一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境内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境内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或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本国相同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在GATT解决的第一个“金枪鱼”争端中,美国认为它为保护海豚限制进口金枪鱼的措施是对外国产品适用国内渔业法规,因为根据总协定第3条第4款,一国有权使外国产品与本国相同产品一样服从同样的规范。专家组否定了美国的主张,将总协定第3条第4款解释为只允许对进口产品适用关于产品质量的国内规章而不得适用关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国内规章。这个解释曾经遭到广泛的批评。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第3条第4款的适用范围。处理“金枪鱼”争端的GATT专家组将有关生产方法或工艺的环境措施排斥在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即使是在国内外产品之间同等适用。而实际上,大量的环境措施是直接规范生产方法,并影响着产品的贸易,如在许多国家普遍适用的生态标志就是鼓励消费者优先选择以有利于生态的方法生产的产品。在后来的“虾和海龟”争端中,上诉机构承认美国的609条款是“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而该条款基于不同的捕虾方法禁止进口某些虾和虾制品,强调不同的捕虾方法具有不同的环境保护后果。因此,上诉机构实际上暗示,世界贸易组织并不绝对禁止为保护环境而利用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贸易限制手段。但上诉机构显然回避了需要明确回答的关键问题:以不同捕捞方法捕获的虾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不同产品?或者规定捕捞方法的产品措施是否在总协定第3条第4款的适用范围内?

在判断一个成员的措施是否符合总协定第3条第4款时,“相同产品”是一个关键概念。因为,如果争议的措施涉及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并非相同产品,就不存在违反国民待遇的问题。在“汽油标准”争端中,专家组援引GATT认定“相同产品”的标准,根据产品的物理特征、最终用途、关税分类,认定进口汽油和国产汽油是“相同产品”。〔41〕并且声称,“总协定第3条第4款所涉及的是相同产品的待遇;其措辞不允许因生产者的特点及其所持数据的性质而给予较差的待遇”。〔42〕这个解释显得模棱两可,因为它没有明确说明按照不同生产方法生产的汽油是否不属于“相同产品”。有学者评价它使各国政府更加难以制定可行的规范性措施,因为环境规范的制定者认为有许多理由根据炼油厂的污染记录给予汽油不同的待遇;而贸易规范的制定者则要根据生产者是否有商标或专利许可证而对其产品予以不同的待遇。〔43〕在“石棉”争端中,上诉机构对第3条第4款中的“相同产品”有更深入的解释,强调在确定产品的相同性时应考虑有关产品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关系。〔44〕但上诉机构对此的说明仅限于产品的物理特性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如这个争端中石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性,并没有进一步阐述在判断产品的“相同性”时是否应考虑同样可以影响有关产品竞争关系的不同的生产方法。因为,不同的生产方法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成本,而且会影响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的消费者的品位和习惯。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国内环境措施的域外效力,关系到如何理解总协定第20条b款和g款的适用范围。“虾和海龟”争端就涉及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609条款所要保护的海龟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的管辖范围。上诉机构在说明609条款属于总协定第20条g款规定的例外措施时,专门声明:“我们将不讨论第20条g款是否暗含管辖范围限制的问题,也不讨论如果存在这种限制,其性质或程度的问题。”〔45〕上诉机构的观点是,由于至少海龟出现的一些水域在美国的管辖范围内,“对于第20条g款来说,这个迁徙的濒危海洋生物与美国之间的联系就足够了”。〔46〕这就意味着,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保护环境资源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只要这一资源与该成员的管辖权存在着某种联系,该成员就可以援引第20条g款证明其限制措施的合法性。从上诉机构的这些分析来看,可以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并不绝对禁止一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保护其领土以外的环境。但这一点同样需要进一步明确。显然,在如何对待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以及国内措施的域外效力问题上,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它只是“透露”了与以往不同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倾向于环境保护的“信息”。围绕上述两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尤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虾和海龟”争端中对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表现出的宽容态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美国尽管是“败诉”方,却对此表示积极欢迎,认为上诉机构在明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环境保护措施的重要关系问题上作出了许多重要并且积极的结论。〔47〕而泰国,“胜诉”的当事方之一,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上诉机构的意见“将导致基于生产工艺或方法的环境措施的数量迅速增加并且以第20条作为这些措施的法律根据……这有可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纪律在未来的适用产生深远的制度性影响。”〔48〕这些不同反应表明,世界贸易组织仍将面临环境措施引起的争端以及如何解决这类争端的问题。

(二)多边环境协定与自由贸易规则的冲突

近一二十年,为了实现环境目标,多边环境协定越来越多地利用贸易条款,规定或者允许缔约国采取歧视性的贸易限制。然而,这种基于多边环境协定、以贸易限制为手段、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措施却是与传统自由贸易规则相冲突的。这样就在国际法上提出了如何协调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问题。一些多边环境协定规定了强制性的贸易条款。例如,《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逐步停止生产和消费某些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采取对非缔约国予以更多限制的贸易控制手段;〔49〕《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某些动植物物种的进出口规定了许可证管制制度,允许对不遵守公约的缔约国予以惩罚性的贸易限制;〔50〕《关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和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禁止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进行危险废物的进出口贸易。〔51〕还有一些多边环境协定明确规定允许缔约国利用贸易手段来实现协定的目标。例如,《禁止用长拖网捕鱼的惠灵顿公约》允许缔约国采取符合国际法的措施,禁止在其境内装卸或禁止进口用长拖网捕获的鱼和鱼产品。〔52〕多边环境协定规定贸易限制条款的目的,除了对具有环境影响的产品本身的贸易予以控制外,还试图使整个条约体系更加有效,鼓励更多的国家参加条约,并使那些不加入条约的国家不能获得“白搭车”(free—riders)的好处。〔53〕

然而,很明显,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贸易限制尤其是歧视性贸易限制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禁止数量限制等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它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并很可能通过争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实践中尚未产生由于实施多边环境协定规定或认可的贸易限制而引起的争端,但理论上产生这类争端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可能产生两种情况的争端:

(1)产生于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之间的争端

例如,甲乙两国同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一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甲国根据该多边环境协定的有关规定对乙国实施贸易限制,而乙国则会指责甲国的行为违反了《关贸总协定》或其他相关协定的有关条款,甚至指责甲国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不符合它所引以为据的多边环境协定。如果不得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解决这个争端,〔54〕则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一、对甲乙两国都有拘束力却又相互冲突的国际协定,哪一个应优先适用?二、负责解决争端的专家组是否有权对争端涉及的多边环境协定进行解释?如果专家组遵循习惯国际法之解释规则,回答第一个问题似乎并不困难。因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规定,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后定条约之规定应居优先。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后来又缔结或加入了内容与《关贸总协定》相冲突的协定,可以认为该国放弃了它在《关贸总协定》下的有关权利。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定论。〔55〕

(2)产生于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的争端

例如,甲乙两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甲国根据它缔结或参加的多边环境协定对该协定的非缔约方乙国实行贸易限制,而乙国则会指责甲国的行为违反了《关贸总协定》关于禁止数量限制的第11条、关于最惠国待遇的第1条和第13条等等。显然,要解决这个争端,就必须阐明多边环境协定相对于《关贸总协定》及其他有关协定的法律地位。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目的是试图协调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限制条款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个建议是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进行个案审查,该款允许在“特殊情势”下经3/4成员国表决同意免除义务。然而,通过这个方式解决以上类似争端在技术上不太可行,其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56〕另一个建议是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方法,规定某些多边环境协定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57〕这个建议似乎具有其可行性,但它首先需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进行多边谈判取得协商一致,补充一条新的规则,承认某些多边环境协定高于世界贸易组织各协定的法律地位。这无疑是非常困的。

篇5

    一、更新法学教育的思想与观念

    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法学教育应当更加注重培养了解乃至掌握WTO规则的法律专业人才，以及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贸易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十分重视培养法科学生的依法治国观念、法制统一观念、非歧视观念、国民待遇观念、透明度观念、司法独立与公正观念。只有这样，法科毕业生在日后从事的司法工作和法律服务工作中，才能真正做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正地裁决涉及外国当事人的经济贸易纠纷，或者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从而树立我国法治的良好形象。

    二、设立与WTO有关的课程或专题讲座

    根据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教育部高教司在1998年确定法学专业开设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等14门核心课程。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应将“世界贸易组织法概论”也列为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同时，一些有条件的法学院（系）也可以开设若干与WTO有关的课程或专题讲座，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我国加入WTO的挑战与对策或中国与WTO等，以使法科学生对WTO及其规则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三、设立WTO专业方向

    一些高水平及有条件的法学院（系），在法学专业的学生修完一、二年级的专业主干课程后，可考虑从三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开设WTO专业方向课程，供学生自愿修读，以培养一批精通WTO规则的法律专业人才。该专业方向可考虑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沿革、世界商品贸易规则、世界服务贸易规则、世界知识产权保护、WTO争端解决机制、WTO案例、中国与WTO等课程。同时，该专业方向的课程一般要使用双语或原版教材进行教学，以使学生通过1年半左右的学习，既精通WTO规则，又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

    四、与国外法学院（系）合作办学

    根据服务贸易原则，国外的高校将会进入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但基于教育主权原则，外国高校只能与我国高校进行合作办学而不能独立办学，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以对这方面的合作进行规范和引导，促进中外法学教育的合作与发展。同时加入WTO以后，要尽快培养高水平的WTO法律专业人才，其最佳途径是选派学生到国外留学。另一方面，WTO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进入和抢占中国市场，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我国的法律制度，也需要我国法学院（系）与国外法学院（系）开展合作，互相交换学生，进行WTO专门法律人才的培养。

    五、启动师资培训和教材编写工作

    不管是更新教育观念还是开设WTO专业方向或与之有关的课程，都需要高水平的教师来完成。因此，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尽快启动这方面的师资培训工作，包括选派教师到国外进修，与国外相关机构共同设立培训机构，举办WTO师资培训班，让著名专家进行网上授课培训，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同时，还应尽快启动WTO专业方向课程或与WTO有关课程的教材编写工作，以满足教学急需。

篇6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WTO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体现了它在国际经济中规模巨大和日益重要的商业意义。由于大部分服务贸易与国内经济紧密相联，因此GATS将对WTO成员的国内法律与法规产生重大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其出口额与进口额到2000年已经分别居世界的第12位和第10位，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与进口额的2.1%和2.5%，占中国总出口额与进口额（货物与服务）的比重为10.8%和13.8%（见表1）。因此，对服务贸易的承诺与减让成为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议定书及其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及第二条《最惠国豁免清单》体现了中国政府对GATS基本规则的认同，以及对服务业实施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本文将根据议定书的内容就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定量评估，并对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表1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统计概况  

1985　1990　1995　  1998　  1999　  2000

出口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10亿美元）

2.93　5.75　18.43　23.88　26.17　30.15

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　0.77　0.73　  1.55　  1.79　  1.93　  2.1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9.68　8.48　11.02　11.51　11.82　10.79

进口

服务贸易进口总额（10亿美元）

2.26　4.11　24.64　26.47　30.97　35.86

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　0.56　0.50　  2.06　  1.99　  2.29　  2.5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  5.05　7.15　15.72　15.87　15.74　13.74

服务贸易差额（10亿美元）

0.67　1.64　-6.21　-2.59　-4.8　  -5.71

资料来源：根据WTO(2001)计算。

  二、GATS规则、服务贸易减让表与中国入世议定书

从原则上讲，设计和起草GATS的最初意图是将业已存在的管理货物贸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但是由于服务贸易的特点以及谈判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GATS在它的29个条款和8个附件中还是包括了许多新内容与新纪律。其主要内容包括：(1)一套适用于影响所有服务贸易措施的一般概念、原则和规则；(2)列在成员方减让表中的具体承诺；(3)就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定期举行谈判的谅解；(4)考虑到部门专业性的文件附件和附录。GATS还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成员仍然需要根据国内政策目标对服务提供进行必要的管理。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和《最惠国豁免清单》，是遵照WTO的样板格式达成的。作为GATS的最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之一的最惠国待遇与GATT不完全一样，它允许成员方通过负清单方式在GATS生效时提出一次性豁免，并逐步通过谈判加以消除，这反映了一些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成员不愿意让那些限制较严的成员在不做出互惠减让的情况下搭便车。金融、电信、视听、运输等曾是被广为引用的最惠国待遇例外。不过中国的第2条豁免清单却比较简单，只涉及海运、国际运输、货物与旅客三个运输部门，这些部门尚未在WTO内达成相关的协议。下面重点分析中国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包括形式、内容、数据与评估方法。

服务贸易在交易方式与壁垒形式上的特点，使得它的减让表与货物贸易减让表存在很大区别。

首先是关于服务部门与活动的分类。GATS减让表的部门分类以《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系统》(CPC)为基础，共包括乌拉圭回合谈判的12大类约160个具体服务活动（注：具体分类表参见WTO(2000)。）由于需要与WTO其他成员的减让表进行国际比较，本文将根据WTO秘书处(2000)的研究分析中国11个大类（排除“其他未包括的服务”）的149种具体活动的承诺情况，这其中对中国个别具体服务活动的分类进行了调整（注：与160种具体服务活动相比，排除了航空客运服务（不属于GATS管理范围）以及10种没有CPC对应分类号的其他服务活动。针对中国的减让表中做出承诺但没有对应分类号的具体部门进行了调整，将“维修服务”、“办公机械和设备（包括计算机）维修服务”归入“设备维修及保养服务(CPC633+8861-8866)”，“寻呼服务”、“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归入“语音电话服务”(CPC7521)，“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归入“航空运输支持服务”(CPC746)，“笔译和口译服务”等归入所在大类的“其他服务”，“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和“租赁服务”因无法归类而略去。）

其次，对于每一个服务部门或活动都要按照GATS创造性的4种提供方式定义做出减让或约束。绝大多数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通常不像商品那样可以储存，所以经济学在传统上将服务视为“非贸易品”。为此，GATS提出了适用于所有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换方式的基本定义：(1)跨境交付（服务产品本身跨越国境，如设计图纸）；(2)境外消费（如旅游、船舶的境外维修等）；(3)商业存在（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以法人开业权和相应的待遇以允许其在境内经营，如金融和电信）；(4)自然人流动（外国公民直接进入境内提供服务，如法律咨询）。其中，商业存在对服务贸易的意义最为重大，它与投资紧密相联，而自然人流动则涉及入境和居留等许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再次，减让表中的承诺内容包括GATS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对市场准入（第16条）、国民待遇（第17条）和附加承诺（第18条）的基本要求。与其他成员相似，在中国的减让表中只针对个别服务活动作了附加承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国民待遇不像在GATT中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它是通过正清单方式列入减让表，即只针对做出具体市场准入承诺（也以正清单方式表示）的有限部门实施，并同时允许存在限定和例外。这反映出对取消国内服务提供者从本国管理中享有的优势依然持较保守的态度，及要求对服务业外国竞争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然而，这些承诺均是约束承诺，即确定了对外国服务和其提供者给予的最低或所允许的最差程度的待遇，但也不妨碍在实践中给予更优惠的待遇。

最后是承诺的方式。具体承诺在形式上分为“水平承诺”和“部门承诺”。前者适用于减让表中所列的服务部门和活动，而后者则针对具体分类的部门或活动，因此对减让表的分析必须将两种承诺结合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对服务贸易的承诺方式包括“没有限制”、“不作承诺”、有保留的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四种。“没有限制”是指对以某种方式提供服务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不采取任何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限制，这意味着近乎完全的自由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对于某种提供方式在水平承诺中列明了限制措施，即使在部门承诺中没有限制，后者也被视为受到限制。“不作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说明不承担任何义务，保留充分的政策自由权是另外一个极端。介于它们之间的是有保留的承诺，即详细列明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进行限制的具体内容及措施，其性质是不完全的自由化。它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作承诺”。可见，“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都是“约束承诺”，类似于GATT减让表中的“约束关税”。

对承诺方式还需要做的一点说明是应该在分析中考虑承诺的深度，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约束承诺中应该区分“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前者所占的部门或活动比例最能代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本文在度量自由化的程度时采用了“简均”和“加权平均”两种方法(Hoekman  and  Kostecki,1995)。前者将所有约束承诺设为1，其他为0；而后者考虑到限制的程度，将“没有限制”设为1，有保留的承诺设为0.5，其他仍为0。二是在有保留的承诺中，按照GATS的规定成员可以维持“在原则上被禁止使用”的6种市场准入限制，包括：(1)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2)限制交易或资产总额；(3)限制服务总产出的数量；(4)限制雇佣的自然人数量；(5)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实体形式；(6)限制外国资本参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资数额。但这些措施对服务经营的限制效果和程度显然是不同的，比如投资审批就比股权要求弱。对于这个问题，由于限制措施本身具有定性而非定量的特点很难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中国减让表量化分析的效力。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况进行替代研究。

  三、对中国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评估与分析

  （一）总体减让概况及跨国比较

首先，考察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范围。如表2所示，在149个服务分部门中，中国对82个部门做出了约束承诺，承诺比例为55%。如果排除视听、邮政、基础电信、运输服务等46个敏感部门（排除的原因在于对这些服务活动的承诺有待于在以后的WTO谈判中修改或撤消（注：WTO部分成员于1997年达成了关于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的协议，但为了与WTO的相关研究实现口径上的一致性，在这里仍然将这两个部门剔除。）），中国的承诺比例上升为63%。与WT025个发达经济体、77个发展中经济体和4个转轨经济体（注：关于106个经济体的具体名单和分类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相比，从总体水平上看，中国对服务业的具体承诺与转型国家相似，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较低于发达国家。在WTO统计的GATS谈判参加方所承诺的具体服务活动的数量中，中国居第二档次（81-100个），是做出部门减让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其次，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部门范围（结合考虑提供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出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表3中的“平均数”和“平均覆盖比例”，是按照前述的“简均”和“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它们分别报告了在考虑和不考虑限制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他WTO成员（包括按照收人标准划分的高收入国家、其他所有国家和大发展中国家（注：  分类标准与具体情况参见Hoekman和Kostecki(1995)。））对596项具体活动（149个部门×4种提供方式）的承诺比例。就市场准入而言，中国对约一半的服务活动做出具体承诺，略低于高收入国家，大大高于发展中大国和其他国家。但如果考虑约束承诺的深度，中国的部门覆盖比率将大为降低（为35.2%），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较低(18.6%)，这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真实程度与水平。国民待遇的情况十分相似，但其承诺的开放度明显高于市场准入，有近1/3的服务活动完全不受任何歧视性措施影响。

  表2  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概况  

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的

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除视听、邮政、速

  承诺百分比

递、基础电信、运输服务外的承诺百分比

中国

  55

63

发达经济体

  64

82

转型经济体

  52

66

发展中经济体

  16

19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表3  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服务活动具体承诺的部门覆盖比率  %  

  

  　中国　高收入　其他所　发展中

  国家　  有国家　  大国

市场准入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51.7　  53.3　  15.1

29.6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35.2　  40.6

9.4

17.1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

  18.6　  30.5

6.7

10.9

国民待遇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51.5　  53.3

15.1　  29.9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  41.9

42.4　  10.2　  18.5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

  32.4

35.3

8.5　  14.6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Hoekman和Kostecki(1995）。

  （二）总体减让的详细情况及跨国比较

表4比较了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按服务提供方式划分的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限制方式情况，它揭示了表2和表3的深入内容。在市场准入方面，从服务提供方式上看，中国对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的限制最为严厉，有一半多的部门受到约束限制，另外一些部门不作承诺。特别是在对服务贸易具有深远影响的商业存在的承诺方面，比其他成员（包括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差距。这体现在“没有限制”的部门（仅占1%）比例远低于后者，而“不作承诺”（包括未列入减让表，占46%）的比例却大大高于后者。相比而言，对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限制却较为宽松（特别是对境外消费没有限制的比例高达52%），不过这两种方式“不作承诺”的比例也依然很高（57%和4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对某些具体服务活动，两种方式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如建筑工程的跨境交付）。最后，中国在跨境交付上的承诺特点与发展中国家十分相仿，对其中57%的部门“不作承诺”，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只有25%，这主要是因为跨境支付经常被视为是商业存在的替代方式，不作承诺可以更多地吸引外资流入。

  表4  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情况

（做出承诺的服务活动占全部服务活动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

没　  有　  不　  没　  有　  不　  没　  有　  不　  没　  有　  不

有　  限　  作　  有　  限　  作　  有　  限　  作　  有　  限　  作

限　  制　  承　  限　  制　  承　  限　  制　  承　  限　  制　  承

制

诺　  制

诺　  制

诺　  制

诺

市场准入

中国

21　  21　  57　  52

3　  45　  1

52　  46

0　  55　  45

发达经济体

65　  11　  25　  87　  12

2　  39　  60

1

0　100

转型经济体

52　  11　  37　  79　  11　  10　  37　  61　  12

0　  99

1

发展中经济体　44　  10　  46　  70

2　  28　  20　  75

5

5　  81　  14

国民待遇

中国

44

1　  54　  55

0　  45　  30　  20　  50

0　  55　  45

发达经济体

70

5　  25　  95

3

2

0　  97

3　  17　  83

1

转型经济体

70

3　  27　  93

3

4

0　  88　  12　  51　  48

1

发展中经济体　52

3　  45　  66

1　  33　  28　  63

9　  45　  34　  2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在国民待遇方面的具体承诺呈现出与市场准入相似的结构，但体现出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对国民待遇限制的频度从总体上说比市场准入要小，特别是在商业存在方式上甚至好于发达经济体（30%对0%），反映了中国政府消除差别待遇和引入外部竞争的决心；二是在自然人流动方式的承诺上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距，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为零，体现出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审慎的态度。

  （三）分部门承诺的情况

首先按照前述的方法计算了中国11个大类服务部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列于表5。从表5不难看出，中国对健康社会服务以及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两大类部门未做任何承诺，这是承诺在部门覆盖率上的主要差距。不过其他国家在这些部门的承诺也相当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服务中的所有分部门都做出了承诺，结合提供方式考察，它们的简均承诺比例为75-90%。在敏感部门中，中国对通讯、金融（包括银行和保险）服务做出了较大的减让，部门和方式承诺比例都超过了2/3，而对运输服务的承诺较低，只有约1/4。余下的两个部门——商务和旅游只承诺了其中一半服务活动的减让。另一方面，如果综合考虑具体承诺的深度，所有部门的减让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因为从表5中可以反映出“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最高也只有35%。其中敏感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三个部门完全自由化的比例没有超过1/5。国民待遇分部门和方式的总体承诺结构与市场准入则非常相近。

表6和表7报告了按照4种提供方式和3种承诺方式细分的中国服务业分部门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在市场准入方面，所有做出承诺的部门都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方式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及管理，没有限制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四个开放程度最高的部门也完全受到有保留的限制。境外消费的承诺最高，已经做出承诺的部门除了金融、运输等敏感部门外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跨境交付的约束情况比境外消费差一些，集中体现在三个敏感部门与商务、分销服务上，这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在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国民待遇方面，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依然相当严格，但在商业存在方式上比市场准入要缓和许多，包括敏感的7个部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非歧视待遇。境外消费和跨境支付的承诺情况也略高于市场准入下的相应比例。

  表5  中国对服务业分部门的具体承诺情况  %  

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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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在过去一年里，在民政部门的领导下，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紧密围绕服务于党和政府决策的需要，紧密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需求，认真组织专家学者对 领域进行深入的、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抓好组织机构建设工作，学会常务理事会顺利召开

按照民政部门的要求， 研究会推进研究会党建工作，组织党员会员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引导广大会员坚持学术研究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会常务理事在年初也召开了工作会议，总结了前期工作，研究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安排。

二、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举办或参与各类专题研讨会

研究会创新法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渠道，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之间，开展了跨地域、跨学科的沟通联系和交流合作，建立合作联系机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不断尝试走出去，广泛开展国际、省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会还举办或参与各类相关学术研讨会。 会成员参加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年会、中国国际私法年会、中国世贸组织法年会、中国法律语言学年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国内会议并进行主题发言，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三、学会网站、微信群运行良好，日常工作有序进行

投资创办学会网站，网站目前运行状况良好，为会员单位做好信息、宣传报道工作，在会员单位及会员之间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为扩大学会的影响和会员间信息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充分利用 会的微信群，及时传达上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布置研究会的工作任务，便于成员之间加强联系、及时沟通信息，让大家及时了解和掌握 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问题，并听取大家对研究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日常工作中，学会能够及时传达、完成民政部门交办的各项任务，做好会员间的日常联系及沟通，组织会员参与各种调研活动。

四、学会成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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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限制;出口战略;对策

1 中国出口面临的贸易摩擦概况

1.1 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1~8月，我国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48起，总涉案金额64.8亿美元。美国已对我国产品发起“337调查”13起，较2009年全年增加62.5％，且案件数量还在不断上升。2010年9月，欧盟委员会再次对中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约41亿美元，此案不仅成为迄今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也是此类高科技电子产品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贸易摩擦中。

1.2 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

除了传统的美欧反倾销调查之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也纷纷涌现。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鞋类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印度对中国产农药用化学品二乙基硫代磷酰氯作出反倾销仲裁，墨西哥继续对原产于我国的高碳锰铁征收21％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哥伦比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打火机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等。

1.3 贸易摩擦总体态势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尽管中国出口总量还不到全球的10％，但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82％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除了贸易救济调查之外，还有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商品直接实行了贸易保护措施，在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比例高达67％。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曲折，各国保护国内市场和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仍将日趋激烈，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中国部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同质性趋强，竞争面扩大，也会产生贸易摩擦。即使危机过后，全球经济也将面临再调整，各国更加注重内外均衡发展，必将通过结构调整寻求新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出口仍将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可以说，我国面临贸易摩擦的态势将呈现常态化。

2 中国出口贸易的战略选择

如此密集高发的贸易摩擦，表面原因是在全球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短期内不能寻找到新的替代产业引领经济走出低谷的前提下，各国都试图通过扩大出口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商品国际市场份额提升、部分产业升级对原有世界贸易格局形成挑战，在传统贸易壁垒受到WTO限制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开始由低端产业转向高端产业，甚至波及制度领域。如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领域正从货物贸易向汇率、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扩展，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也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从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三个层面协调应对机制，相互配合、各负其责，采用“多管齐下”的应对战略。

2.1 政府层面

政府在未来的一系列会谈时，积极进行反制。如在与美国谈判中，可考虑通过对其影响广泛的部分农产品实行反制措施，借助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这一条件，通过各种资源手段的整合，来遏制美方保护主义升级的冲动。从长远来看，中国则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战略。政府应引导有关行业协会尽快建立出口协调机制，尽量做到出口增长率不要过快，出口国家不要过于集中，以求化解出口风险。同时，可考虑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第三国(比如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转移，借助这些国家相对优越的出口环境，规避可能的贸易壁垒。此外，应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贸易摩擦监控预警机制，完善和健全中央政府、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四体联动”贸易摩擦监控预警机制。

2.2 行业协会层面

行业协会应立足于国际市场，对全球范围内各行业的生产规模、供求关系、价格水平、创新能力、技术标准、产品结构等一系列数据、行业动态进行收集、整理、研究分析，及时向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通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协助政府在WTO规则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国协商解决和预防各种贸易摩擦。

要想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首先必须使行业协会的职能发生转变，在利益共存共荣之下，行业协会才会具备主动为企业服务的动力；其次行业协会应具备对外对内的有效协调能力。国内行业协会应与国外贸易伙伴进行相对应的民间性沟通与对话，进行有效的对外协调。这也是避免对外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在立案之前，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很多工作都应由协会来出面磋商；最后，行业协会应该监督企业行为、规范出口秩序。我国国内一些企业缺乏自律与自我约束的机制，对新开拓的市场一哄而上，结果导致我国企业之间互相杀价，恶性竞争，这也给了国外以反倾销的口实。但这也在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行业协会在对国内企业的监督、协调和规范出口秩序方面做得还不够。必须认识到外国市场的开放是有限而有序的，我国的出口同样必须有序渐进。而这种整体有序渐进的战略，应该由行业协会来协调制定并监督企业的自律。

2.3 企业层面

首先，要提高对WTO规则的认知度和运用熟悉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并没有对“非市场经济条件”进行严格的界定以及制定具体的处理规则。企业应积极研究、正确理解和深入把握WTO成员的相关法律法规，将“特别规定”的内容置于WTO法律框架下进行评估，按照透明度规则要求的各项条件予以审核。

其次，积极寻找途径，规避贸易壁垒。一种方式是变竞争为合作，从而达成双赢；另一种方式是到起诉方所在国家投资，从而规避贸易壁垒。

篇9

一、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与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从国内法看，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据联合国统计，仅在1995年，变更投资制度的64个国家的112项规章中，就有106项是扩大自由化程度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2〕变化最大的有前苏联、东欧国家、拉美安第斯条约国等。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自90年代初就实行经济转轨，并制订和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加强对外资的保护。〔3〕拉美安第斯条约国于1991年通过了第291号决议，取代了其1987年的第220号决议，新的决议基本上放弃了关于外国投资的共同政策。〔4〕在国际层面上，双边投资条约网正在不断扩大，在1996年6月已有的将近1160个条约中，约有2／3是在90年代缔结的，涉及到158个国家。〔5〕经合组织也着手制定了"多边投资协定"。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于1992年制订了《外国直接投资指南》，对外资准入、待遇、征收、争议解决等主要问题作出了规定，该指南虽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它对关于外资的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GATS、TRIMs协议和TRIPs协议已成为规范国际投资的重要文件，构成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部分。

具体来说，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强化对外资的保护。

（一）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国家对外资进入进行管理，是国家原则的行使。因此，各国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外资进入以及外资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进入。在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和利益、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有目的的利用外资，较为强调对外资进入予以某些限制。到了80年代后期，这一限制已逐步放宽，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

1.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或部门逐步开放。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些事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部门，均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以维护本国的和利益。当然，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对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更严些。但近年来，这一限制已逐步放宽。有些传统上由本国投资者独占或控制的领域，特别是服务部门，现在也面临着逐步开放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对服务业的开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于1995年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银行、保险、对外贸易和零售商业等行业均已有限制地对外开放。

2.允许外资进入的条件逐步放宽。〔6〕这主要是指所谓的"履行要求"问题，即外资获准进入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履行某种特定义务。这主要包括当地成份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当地股权要求、外贸平衡要求等。〔7〕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引导外资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外资法中对此作了规定。这些要求一般体现在关于审批外资进入的积极标准之中。近年来有些国家修改甚至取消了这一要求。例如墨西哥1993年的新外资法就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的履行要求。〔8〕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均允许设立由外国公司全部拥有股权的子公司，而不再要求仅采取合营企业的形式。在国际层面上，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已明确禁止与GATT国民待遇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不符的某些限制性投资措施，包括某些履行要求方面的措施。

（二）加强对外资的保护

经过多年的实践，许多国家对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资的法律保护也日趋加强。例如，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新外资法均对外资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包括保护外资不受国有化的影响，若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则予以补偿；保证外国投资者所取得的收益汇出国外等。安第斯条约国第291号决议对资本和利润的汇出已未加限制，而留给各成员国自由决定。

同时，近年来国际上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埃及、南美的一些国家，已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俄罗斯的外资法保证给予外国投资者与俄国人相同的财产权和投资权，排除差别待遇。在国际立法上，TRIMs协议将GATT的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GATT则要求在承担特定义务方面实行国民待遇，显然这比以前规定的国民待遇在范围上更广泛一些。

促使国际投资法发生上述变化的有多种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战后至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独立了，为保证其经济上独立，它们坚持经济原则，强调国家对外资的管理，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到了8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缠身，经济发展缓慢，为摆脱这种困境，它们将利用外资的重点转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它们已认识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既可带进资金、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又不致于使国家承担债务，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状况，再加之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上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和妥协，即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并强化保护。与此同时，70年代高涨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也走入低谷。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投资的主张在国际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现有的关于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将会继续得以改进和发展。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对外资的保护，将仍是各国外资法努力的方向。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实体规范的多边框架或公约将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努力的目标。关于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应予处理的一些问题，如关于外资准入与经营的投资措施、待遇标准、与企业行为有关的问题、投资保护和争议解决等，现已由国家层次进入了国际层次，成为国际性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但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对这些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从战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要使一项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被国际社会接受，就需要兼顾所有各方的利益，例如，既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投资的要求，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并带来共同的好处。

二、BOT的法律问题

国际投资的发展，在实践上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BOT问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是80年代以后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合作方式。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一些国家和地区亟待发展其基础设施但又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于是就采用BOT方式促进政府和国际私营企业合作，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例如英法海底隧道、香港东区港九海底隧道等一批耗资巨大的项目，都是以BOT方式集资建设并投入运营的。在我国，1995年和1996年国家计委已批准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湖南长沙电厂一期工程作为BOT试点项目。BOT的法律问题已受到人们关注。

（一）BOT的概念与特征

什么叫BOT？这是人们首先想要了解的问题。概括说来，BOT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9〕可见，BOT方式的主要特点是：（1）私营企业基于许可取得通常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建设和经营特定基础设施的专营权；（2）在特许权期限内，该私营企业负责特定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并取得效益；（3）特许权期满后应无偿将设施移交给政府。这几个特征把BOT方式与一般合资、合作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二）BOT特许协议问题

BOT项目通常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安排，如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股东协议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项目公司间的特许协议，它是BOT项目合同安排中的基本合同或基石。然而，关于特许协议，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国际上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特许协议，其内容通常视项目之不同而异。因此，为使我国BOT特许协议规范化，可考虑制定标准文本，以规范当事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理论上，对特许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在国际上还存在着争议。若BOT特许协议是政府与外国投资者间订立的，那么有关国际特许协议或国家契约所引起的一些法律问题在BOT方式中也会出现，例如，这种协议是国内法性质还是国际法性质？协议应适用什么法律？政府改废协议的效力与责任如何等。若BOT特许协议不涉及到外国投资者，那么这种协议属什么法律性质？是私法性质还是公法性质？我国学者间对此仍有争议，有的认为是民事合同，有的认为是行政合同。笔者认为，国际特许协议仍属国内法性质，将这种协议看作行政合同可能更为适当。因为这种协议的一方是政府，他方是私人投资者，协议的内容涉及到公共利益，合同通常要受公法支配，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变更合同。因而它与一般民事合同是有区别的。

（三）BOT项目融资问题

在BOT模式中，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股本和贷款。股本主要是由项目公司的合营者或股东所投入的资本组成的。除股本外，项目公司通常还须通过贷款取得足够的资金，这种贷款是项目公司仅以项目自身收入和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

在BOT项目筹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项目的预期收益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通常希望有预期的投资回报，如每年用预期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投资回收金。对于贷款者来说，他们一般要求以项目的预期收益作担保并以项目的全部财产作抵押。

预期收益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项目经营者能否自行决定其商业政策，包括依市场需求确定价格。由于公用事业部门涉及到国计民生，政府通常会对价格予以管制。在确定BOT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时，政府可以允许经营者依市场定价，让社会公众承担项目的成本费用，也可以限价，并对经营者或用户予以补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BOT项目的产品或服务予以补贴不一定妥当，政府之所以采取BOT方式，就是希望避免由政府补贴。因此应考虑允许经营者自行确定价格，但政府又必须有管制措施，如规定最高限价等。如确属应予补贴的，应只对用户发放补贴，而不是向经营者发放补贴。

为了确保预期收益，外国投资者或贷款者有时还要与政府有关部门或用户订立回购合同或销售合同，以通过这种长期合同保证用户使用该基础设施并按约定的标准付费，保证投资与贷款的回收。合同还应对定价规定相应的调节机制。在我国以前有关电力方面BOT项目的谈判中，外国投资者往往坚持要求我国政府保证一定比率的投资回报率。这就涉及到政府在何种条件下可提供保证、以及投资回报率究竟多少才合适等问题。一般来说，若是项目公司直接向用户收费的，政府不必提供保证；若项目产品是由政府收购的（如所建发电厂的电力进入国家电网），投资回报率的确定应结合项目的类型、投资大小、建设周期长短、风险大小及特许的期限来综合考虑。

有关BOT的法律问题还很多，如政府保证问题、建设、经营、贷款等各种合同的法律问题、风险防范问题、环保法律问题等，均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跨国收购与兼并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跨国收购与兼并活动日趋活跃和频繁。据联合国调查，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再次将兼并和收购作为公司的一项中心战略，以便在海外建立生产设施，保护、加强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能源分配、电信、制药和金融服务等是跨国收购和兼并活动较多的行业。〔10〕近年来中国关于跨国兼并和收购的活动也明显增加，一方面，中国企业收购了某些外国的企业，另一方面，外资也收购和兼并了一些中国国营企业。

跨国收购与兼并活动主要受被收购地国的法律支配。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企业时，就必须清楚地了解东道国的法律，包括关于外资的法律法令、反托拉斯法、环境法、劳动法等，否则就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例如我国企业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的两起收购就曾受阻或遇到麻烦。一是中国国营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美国西雅图的Manco制造公司，美国布什总统依据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授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迫使中国公司放弃了这项收购。另一起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88年收购一家特拉华公司--凤凰钢厂，因涉及到劳工纠纷和环境保护等问题，遇到不少麻烦。〔11〕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

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实践上，外商大都是采取合资的方式，收购我国一些国营企业的51％以上的股权，有的甚至一揽子收购某一地区所有国营企业的控股权。〔12〕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帮助国营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经营体制转换和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外销等。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关于外资收购与兼并方面的法制尚不完善，如何管理外资收购与兼并还有许多问题需待研究和解决。

首先，对外资收购与兼并的审批与监管有待于加强。在实践上，外资购并过程中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如外资通过收购与兼并可能进入某些原本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或部门；国有资产可能由于作价评估不合理而大量流失；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外商可能会采用"借壳上市"等方式，不出资或以少量资本收购国营企业。为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严格外资收购审批制，由外资管理部门统一行使审批权。要健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出资问题上，要严格出资时间，防止外商以被收购企业或以新的合营企业名义在海外上市，然后再用所筹资金缴纳收购所需的资本。

其次，防止外资收购造成垄断，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外资收购或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可能形成地区性垄断或行业垄断，从而限制竞争，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了泉州市37家国营企业的多数控股权、以及收购了多家轮胎橡胶厂，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此，我国应研究和制定反垄断法，以有力地防止企业垄断、保护竞争。

再次，上市公司收购需进一步加以规范。我们知道，收购既可协议收购，也可通过证券市场公开收购。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如股票就有A股、B股之分，还有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之别。这样，收购人要通过市场公开收购往往不好操作，而被收购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因此，我国应制定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收购的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完善有关制度，包括信息披露、收购要约、强制收购制度等等，使公开收购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此外，关于反收购的措施及其合法性问题，也需加以研究。收购有友善式收购和敌对式收购之分。对于敌对式收购来说，如果目标公司不愿意被外资收购，就得求助于某些法律手段。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反收购的有力武器，例如，公司法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可允许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可使用"毒丸"的策略、可发行超表决权股等，目标公司可据此进行收购防护。目前我国公司法尚缺乏这些规定，我们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在公司法、证券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实践上，外商大都是采取合资的方式，收购我国一些国营企业的51％以上的股权，有的基本一揽子收购某一地区所有国营企业的控股权。〔12〕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帮助国营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经营体制转换和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外销等。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关于外资收购与兼并方面的法制尚不完善，如何管理外资收购与兼并还有许多问题需待研究和解决。

首先，对外资收购与兼并的审批与监管有待于加强。在实践上，外资购并过程中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如外资通过收购与兼并可能进入某些原本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或部门；国有资产可能由于作价评估不合理而大量流失；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外商可能会采用"借壳上市"等方式，不出资或以少量资本收购国营企业。为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严格外资收购审批制，由外资管理部门统一行使审批权。要健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出资问题上，要严格出资时间，防止外商以被收购企业或以新的合营企业名义在海外上市，然后再用所筹资金缴纳收购所需的资本。

其次，防止外资收购造成垄断，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外资收购或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可能形成地区性垄断或行业垄断，从而限制竞争，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了泉州市37年国营企业的多数控股权、以及收购了多家轮胎橡胶厂，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此，我国应研究和制定反垄断法，以有力地防止企业垄断、保护竞争。

再次，上市公司收购需进一步加以规范。我们知道，收购既可协议收购，也可通过证券市场公开收购。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如股票就有A股、B股之分，还有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之别。这样，收购人要通过市场公开收购往往不好操作，而被收购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因此，我国应制定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收购的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完善有关制度，包括信息披露、收购要约、强制收购制度等等，使公开收购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此外，关于反收购的措施及其合法性问题，也需加以研究。收购有友善式收购和敌对式收购之分。对于敌对式收购来说，如果目标公司不愿意被外资收购，就得求助于某些法律手段。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反收购的有力武器，例如，公司法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可允许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可使用"毒丸"的策略、可发行超表决权股等，目标公司可据此进行收购防护。目前我国公司法尚缺乏这些规定，我们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在公司法、证券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外资收购和兼并我国企业还会涉及到职工的劳动保障、社会保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这方面的法制也有待于研究和进一步完善。

四、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

世界贸易组织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作出规定，是晚近国际投资法的新变化之一。世贸组织之所以对投资问题作出规定，其客观原因在于贸易与投资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都是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服务的。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而贸易和贸易政策又可以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政策通常是各自独立的，而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有效执行方面并不一定总是相互协调或相互支持，其中某些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秩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作用或影响。由于国际上尚无调整国际投资的普遍性实体法律规范，对于某些限制或扭曲贸易的投资措施也无力纠正，在此情况下，由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顺理成章的。

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有三个：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这几个协议成为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TRIMs是乌拉圭回合的三大新议题之一，《TRIMs协议》是世贸组织第一次就投资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仅适用于与货物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

为促进世界贸易的扩展和自由化，就必须避免采取并消除某些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的投资措施。在实践上，某些国家制定的关于管制和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措施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即造成对贸易的限制或对贸易的扭曲。例如，对外资采取某些减免税的鼓励措施，可使享受此优惠的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对产品予以补贴；另一方面，对外资规定某些"履行要求"，则会导致对贸易的限制。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议是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两种措施的，即将有关税收减免等投资鼓励措施，放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处理，而TRIMs协议则专门处理那些对贸易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措施。

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包括哪些，国际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发达国家所指的Trims范围较广，达10余种之多。〔13〕《TRIMs协议》是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做法来对应予禁止的Trims作出规定的。依其第2条规定，凡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国民待遇）或第11条（数量限制的一般取消）不相符的Trims，包括那些国内法或行政命令项下的强制性或可予强制执行的措施或为取得优势地位所必需的措施，都属于禁止之列。其解释性清单又进一步列举了几种禁止性措施，包括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等。这样，除已列举的措施外，其概括性规定可囊括其他所有未予列举的投资措施，解释起来具有较大弹性。因此，对于哪些措施会被纳入TRIMs协议禁止的范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TRIMs协议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规范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国际性协议，因而具有重要地位。它将关贸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等原则引入国际投资领域，这对于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取消限制贸易的Trims，将会有力地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TRIMs协议的实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保护其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对其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但该协议给了发展中国家较长的过渡期，并允许其在规定的情况下暂时背离协议第2条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也是乌拉圭回合的新议题之一。GATS是关贸总协定就服务贸易达成的第一个协议。这一协定对于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服务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要提供服务就往往需要在当地设立机构或商业场所，〔14〕这必然会涉及到外资能否进入服务业及其待遇等问题。

GATS中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第三部分承担特定义务中关于市场准入（第16条）和国民待遇（第17条）的规定。

关于市场准入，GATS没有予以定义。一般来说，它是指是否允许外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市场的问题。依GATS规定，在市场准入方面，成员国承担的义务有两点，一是通过承担义务计划表来承担特定的市场准入义务；二是在承诺市场准入的部门里，除承诺表另有规定外，不得采取所列举的6种限制性措施。这6种限制性措施中，前4种是关于数量限制措施的，后2种则与投资密切相关，即（1）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的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才可提供服务；（2）对参加的外国资本限定其最高持股比例或对个人的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额予以限制。

市场准入的实质是使服务市场逐步自由化。这当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的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案，因为服务业在这些国家不发达，而且服务业中的某些部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GATS的达成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但市场准入仍会产生一系列冲突，例如强制性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影响有关国家关于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的自；若外资对本国服务市场无积极作用，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让其进入服务市场。GATS对此采取灵活的解决办法。其第16条表明，成员国可自由决定其承担的市场准入义务的程度，并可明确地保留限制某些服务进入的权力。其承诺单可列举不对外完全开放的部门并维持某些限制。从目前的情况看，完全要成员国放弃其对服务的国家管制是不可能的，灵活的方法是逐步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取决于各成员国的政策目标和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国民待遇，GATS规定的是一种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即成员国依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部门、条件和资格给予国民待遇，而不是将国民待遇普遍适用于所有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GATS关于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的规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二者都是就承担特定义务而言的，但市场准入是讲外国服务的进入问题，而国民待遇则是指外国服务进入后所享受的待遇问题。一旦成员国作出特定承诺，国民待遇的某些义务就会自动地随之产生。例如，凡承担特定义务的部门，成员国须合理、客观、公正地实施其国内规章；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司法、仲裁、行政程序，以便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迅速作出审查并给予公正的决定和适当的救济；此外，成员国对承担特定义务项下的经常交易，在国际支付和转让方面不得予以限制，除非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方面的困难或因此受到威胁等。〔15〕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协议》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又一新的协议。这一协议也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因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可能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仿冒其技术且低成本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

《TRIPs协议》的宗旨是使知识产权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确保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的实施对合理贸易不造成任何障碍。它同样强调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对这两种待遇的例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相对现行其他国际公约，TRIPs协议规定的保护标准更高。例如，它将版权的保护扩及到计算机程序等方面，保护期为50年；邻接权和租让权已得到承认；将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展适用到服务和那些与注册商标不相似的商品和劳务；所有的产品发明和程序发明，包括药物和微生物领域的发明，都可被授予发明专利，专利期限为20年；集成电路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10年；采取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临时性措施和刑事制裁等措施，制止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加强了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力度，等等。这些措施显然对知识产权给予了更为有力的保护，对国际投资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结合其他国际公约，通过国内法程序加以实施，将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法的若干思考

晚近国际投资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深化扩大，对我国外资法的完善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自1979年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以后，我国已制定了大量关于＠①资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以外商投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体系。这些外资法律法规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需要，在利用外资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对外开放的扩大，外资立法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例如，现行外资法是将企业组织法与政府管理法规合并在一起的，而且是依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分别立法，这就难免有重复甚至不一致之处；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仍并行存在，这两套法制间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相互矛盾或不一致之处；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我国的现行外资立法中的某些规定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协定的规定也不尽相符。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

完善我国外资法的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适应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逐步实行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的并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不得不将对内和对外的经济法制分立，实行双轨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这种对内对外分别适用两套不同经济法制的做法将不得不予以改变。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逐步向法制统一的方向迈进。例如，在税法方面，关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的征收已内外统一了起来；1996年的《外汇管理条例》也统一适用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境内机构。但是，还有些领域仍然是双轨制，包括企业所得税法、合同法、公司法等。例如公司法的某些制度，如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组织结构等，与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不一致。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某些协调措施，逐步取消双轨制。

（二）在两套法制并轨的条件下，可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法典，代替目前以三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群。随着我国关于企业组织法（如公司法、合伙法、合作企业法等）的健全和完善，这些企业组织法应统一适用于国内设立的公司、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这样，外资法就可以将企业组织法排除在外，而以国家管理外资的法律制度为主体。同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管理问题，若不是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也应纳入相关的部门经济法调整，如通过税法、外汇管理法、海关法、土地法、金融法、会计法、劳动法等来统一调整内外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税收、外汇、海关进出口、土地、信贷、财会、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不必将其纳入外资法典之内。这样，外资法典所规定的应是政府管理外国投资的特殊性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外资准入、外资的审批、外资的待遇、外资的保护、对外资的鼓励、对外资的管理、以及投资争议的解决等。

（三）外资法的内容应与有关国际协议及惯例相衔接。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我国现行外资法中某些规定与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等还不大一致。例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有可能被视为TRIMs协议所禁止的当地成分要求；关于将产品全部或大部出口作为外资企业设立的条件之一，要求合营合同中包括产品内外销比例的规定，以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实现外汇收支平衡的要求，也可能会被认为是TRIMs协议所禁止的措施。这些规定应予以修改。

我国还应根据有关国际协议及惯例，进一步完善外资法。例如，在外资准入方面，我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及时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定期公布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明确禁止、限制、允许及鼓励外资的产业和部门；在服务行业，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对外开放；应进一步简化外资审批程序，给外资的进入和开业提供便利。在外资待遇方面，要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改变目前内外资企业间存在着差别待遇的现象，例如，在税收上，要使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和税负统一，税收优惠应统一对内外资企业适用；在服务收费方面，要逐步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企业经营活动方面，内外资企业应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

注释：

〔1〕据联合国统计，世界直接投资增长率在1984年为1.5％，而在1986-1990年则达到28％，1991年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国际直接投资一度有所下降，但1993年以后又趋上升，1995年世界投资流入量达3150亿美元，为创纪录水平。见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

〔2〕〔5〕〔10〕见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贸易和国际政策安排概述》，第24-25页；第25页；第7-8页。

〔3〕SeeDavidE.Birenbaum,BusinessVenturesinEasternEuropeandRussia(1992);CherylW.Gray&WilliamW.Jarosz,"LawandtheRegulation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Experi-encefromCentralandEasternEurope",33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1(1995).

〔4〕EnglishVersionofDecision291in30I.L.M1283(1991).

〔6〕〔13〕关于外资准入自由化趋势，参见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67页。

〔7〕所谓的履行要求通常包括：限制外国投资所有权的当地股权要求；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技术许可要求和技术转让规则；限制对外金融转移的汇出和外汇限制；限定生产水平的生产制造方面的限制；为替代进口而施加的国内销售、当地成分和当地制造要求；旨在增加东道国出口实绩的出口要求等。SeeT.Moran,TheImpactofTrade-relatedInvestmentMeasures(TRIMs)onTradeandDevelopment:Theory,EvidenceandPolicyImplications(UNCTC,1991)。

〔8〕SeeMexico:ForeignInvestmentActof1993,33I.L.M.207(1994).

〔9〕SeeS.W.Stein,"Build-Operate-Transfer(BOT)-AReev-alution",TheInternationalConstructionLawReviev,Pt2,1994,P103.

〔11〕关于这两起收购，参见JamesV.Feinerman,EntertheDragon:Chinese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LawandPolicyinInternationalBusiness,Vol.22(1991),p.547.

篇10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和人权的关系越来越敏感，人权作为一个普遍的字眼，人权保护体制应该随着贸易全球化发展而有所扩张。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是国际法一部分，在推动世界各国贸易的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多边贸易体制于国际人权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产生。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将WTO规则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冲突和分歧看成是各个法律体系分支的矛盾，提出应该以固有的解决不同规则之间冲突的方式来协调，最终实现多边贸易体制下对国际人权的保护。

关键词

多边贸易体制；WTO；规则；国际人权保护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国际贸易于人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但是该研究在我国还处在初级阶级，目前的很多理论和说法也可以寻到国外学者各种观点的影子。本文也是以国外先进观点为借鉴，在大的指导背景下，分析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保护国际人权，各种规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一种必然存在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提出解决措施，使其逐渐融洽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一、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人权法律制度概述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

多边贸易体制主要是指GATT和WTO所形成的贸易体制。“多边”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词语，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了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世界多边贸易经济体制，1947年4月10日至10月30日,在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进行了关税减让的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一致的有关多边贸易关系的协议和“关税减让表”，签订了临时适用议定书，这就是当时临时的多边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极大促进了国际贸易量的快速增长。

（二）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完善

人权保护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内容也是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总的来说经过了三展史：第一代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为主要标志；第二代是随着社会主义思潮而来的，人权内容由此得到了扩张，包括工作权、教育权和健康权；第三代人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有了维护和平、环境保护、共同发展的意识。通过上述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人权保护从提出到人权法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是随着人们自我保护意识提升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对大自然的保护是一个普遍性的观念，由此也可以看出，人权的国际保护逐渐走向了国际化,并己经成了世界各国必须遵守的责任和义务，国际人权保护不仅有了完善的条约体系,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国际人权保护的监督机制和实施制度。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关系

贸易自由和人权保护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贸易自由的时代需要多边贸易规制进行调节，但是人权保护也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没有了人权，人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这也意味着人权保护在多边贸易体制运行下必须考虑周到，制度化。

（一）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人权法的共同价值

WTO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人权法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WTO宗旨中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比如，两者都支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实现。平等互惠以及非歧视原则的坚持等等，GATT体制对于人权的保护是一种被动状态，但是WTO体制对于人权的保护却以主动为主，WTO体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说明了该体制各项制度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它对人权的保护更是值得延伸和推广的，这就表示了国际人权已经随着时展、体制的变革得到了国际关注。

（二）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人权法的不同之处

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人权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共同价值，但是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同，存在很多差异也是在所难免，总的来说形成过程是不同的：国际人权规则由于是以人权为主要内容而建立的国际规则，因此对于人权的保护是单一的，而且针对性很强，其中很多规定都是为人权保护而设立的，规定也比较细致和全方位，但是多边贸易体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贸易增多情况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尤其是经过多轮谈判之后增加的，因此具备概括性和总原则性，在实际操作中适用性也有所限制，对于谈判中持否定意见的国家适用性就比较弱。并不像国际人权法一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三、WTO规则和国际人权法冲突的几个方面

WTO规则和国际人权法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和规则，在制定方式上、原则基础上以及具体的规则方面都存在很大冲突，这些冲突制约着国际贸易的未来发展，因此本文对此作出了探讨，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对两种规制在发展权方面和环境权方面的冲突作出解释：

（一）发展权方面的冲突

发展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力，但是他们对于发展模式的要求却不一，国际人权法中，该权力被称之为第三代人权，很多国际文件中都可以看到，199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宣布发展权的确立,给出了发展权的定义：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的总和。多边贸易体制下，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该实行差别待遇，对于所有成员的外部债务应该制定解决方案，最终促使各国发展权的实现。但是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虽然具备一定的公平性，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干预比较强，很多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决定还有执行都受制于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现。

（二）环境权方面的冲突

环境权是随着时展新提出的权力，环境污染的程度，全球环境指标的屡屡被曝出，都显示了全球环境保护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否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切身利益。随着国际法的健全和完善，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呼声，大大冲击了WTO规则，因为它只是在宗旨和大原则上对此有所体现，具体规则或者附属协定中关于环境的保护措施却十分欠缺，因此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失衡应该得到调整，比如，美国对泰国虾的贸易禁运争端,美国对欧盟牛肉争端，这些都触及了环境保护、绿色壁垒相关政策。多边贸易体制下，环境保护是必然的，但是打着保护环境的幌子，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是WTO规制应该尽早解决的问题，这也是该规则和国际人权法冲突的关键。

四、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人权保护对策

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多边贸易体制”。在WTO事务中，“多边”是相对于区域或其他数量较少的国家集团所进行的活动而言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贸易国，都是该体制的成员，但仍有一些国家不是，因此使用“多边（multilateral）”一词，而不用“全球(global)”或“世界(world)”等词。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目的是使贸易尽可能自由流动。但是国际人权又是如今呼声很高的权力保护之一，如何在这种贸易体制下形成对全世界人权的保护是我们现在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人权保护是全世界的，但是多边贸易体制却有例外国家，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完善措施，希望对未来国际人权保护有所帮助。

（一）对GATT第20条进行修正

由于GATT第20条中规定了“一般例外”的几条原则，但是对于人权的内容提到的却不多，而且非常不具体。但是WTO框架内应该设立人权保护相关规定作为纲领性的要求，也是人权保护所应该依附的总原则。本文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办法，在未来发展中必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根据WTO规则,修改协议需要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才可以，但是在人权问题争论如此大的今天，是否会有过半数的人同意对于协议的修改是一个未知的问题，而且即使协议修订被通过，对于那些反对的成员是否能够接受也是未知数。这种情况下，人权问题即使被列入，也是没有现实层面上的操作意义的。再比如，在未来不可知的世界里，会发生的例外情况会有很多，即使在此处罗列的在详细，在未来都有可能在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建立增加一个但书条款作为未来发展可能性的一个兜底条款，这样可以在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相关部门进行解释，以便很好的解决国际争端。

（二）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协调

从国际矛盾解决综合案例来看，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方式，也是贸易和人权出现争议时备受青睐的做法，因为它们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和高效性。解释WTO法必须严格遵循国际法，国际人权也是国际法下面的一个分支体系，因此将国际人权法真正的贯彻到WTO整个框架下面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却出现很多阻力，比如两种制度的建立初衷不同、很多原则性的条款也不同，如何能将二者进行合理的融合，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再加上任何引入的解释都是通过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进行，难免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不严格性。没有统一性的标准和原则，对于引入问题的类型、内容以及执行问题都会在后期产生争议，一旦存在争议，该机构的威信和适用率都会大大降低。

（三）利用“多哈TRIPS宣言”的方式协调

“多哈TRIPS宣言”是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权共存的一个协定，该协定的出现为很多国家解决贸易与人权问题提供了借鉴，这种方式是逐渐、逐个解决问题的，因此备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喜爱。但是由于这种方式的针对性比较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多哈TRIPS宣言的通过，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劳动问题在这种局限性的协定下也出现了争议。但是不可否认，该种办法在短期内还是比较适用的。

（四）签订与贸易有关的人权协定

多边贸易体制下，人权的保护可以参考知识产权国际上的积极办法执行，具体做法通过谈判实现，比如在整个WTO规制下，将有关人权保护的规定，作为贸易相关协定，写入“WTO协定”的附件。换言之，WTO是一个管理全球贸易和行为的机构，是一个经济协调中心，将人权保护列入其中非常之合理，虽然这个过程会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但是只要国际社会承认人权的价值和重要性，达成协定是必然的趋势，因为人权问题是每个国家人民都需要而且迫切需要的，是人类的呼唤和发展需要。其次，签订与贸易有关的人权协定是一个比较系统、彻底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多边谈判达成的协定的标准性和实用性都很高，也是比较公平的，为人权与贸易的很多争端提供了解决办法，给每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五、总结

综上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错，国际社会之间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考验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该规制潜在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日益明显，但是对于人权的保护已经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多边贸易体制下，WTO规则和国际人权法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已经各自成为了一个体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是越来越尖锐，虽然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但是之间的冲突也是备受关注，本文就以此出发点，提出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通过各种规制对国际人权进行保护，希望对人权保护政策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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