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主义范文
时间：2023-06-02 15: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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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的基础上，但现实情况是，亚非拉等后进国家在被发达国家压榨和压制了几百年后，相对优势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贸易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与政治紧密相连。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自治的问题。贸易自由主义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国人必须首先安全的生存下去，完全依赖他国的生产，必然会导致在国家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无法自处。
第三，贸易自由主义忽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的关系。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而财富的原因就是生产力。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由来已久，它的支持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保护幼稚工业、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政府的干预和恰当地利用保护手段会非常有助于企业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贸易保护主义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对于保护幼稚工业，首先政策制定者无法确定哪些幼稚工业值得保护，即将来一定会有盈利，人们在确定保护项目时往往根据该产业给人的印象有可能是有效益的，但是承担幼稚工业低效益产品的额外费用却是普通民众，保护幼稚工业导致的资源浪费也要全民来负担。而且，我们通常不了解哪些民族产业是需要保护的，往往是在决策者的振臂一呼下，某些产业就成为了民族产业，必须得到保护。至于保护就业，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反问，为什么本国具有优势的产业不能扩大生产，而是把大笔资金投入到不具有优势的产业，以浪费资源和国民资金来保障其工人的就业。在国内政治中，保护主义总是容易成为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篇2
【关键词】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 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 法律问题
一、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法律问题产生的背景
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无疑则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有效促进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持续健康发展？笔者认为， 政府拟定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规划，区域内相关省区各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是有效促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长期合作的重要步骤。但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稳定的法律支撑保障体系， 才有可能真正确保区域首长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能够顺利地付诸实施，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构想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二、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遭遇法律障碍
（一）地方政府法治程度不高。
由于地方政府法治程度不高，依法行政尚未成为区域内各级政府的自觉行动， 加上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长期实施省份经济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必然会出现各行政区在追求自身地方经济利益的同时，忽视或损害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如产业结构上的重复建设、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热衷市场分割和制造环境水域污染等等。
（二）区域经济立法不全。
为了谋求更大、更强、更快的发展，中国的一些省区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尝试着进行区域合作，如先后成立过“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西南六省七方联席会、环渤海经济区城市联席会、长三角 15 城市市长联席会等，但由于中国区域经济法律制度缺失，不仅未能及时制定出保护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而且传统的司法和执法体制也很难超越地方行政权力的严重束缚， 其结果， 必然导致各行政区政府政出多门， 为了保护和谋求地方利益而大搞市场垄断和市场分割， 根本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省份经济空间格局一直难以突破，甚至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板结化”倾向。
（三）区域执法软弱乏力。
虽然中国已经制定和颁布实施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价格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一系列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 但这些法律在该经济区域内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
三、泛珠三角市场一体化与投资服务贸易自由化亟待建立完备的法律支持体系
（一）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1.制订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法》或《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法》
实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想，积极推进区域内各利益主体之间的长期有效合作，就必须抓紧制定一部《区域经济合作法》或《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法》，借助法律的力量来调控和平衡该区域内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该法的主要内容， 是要明确规定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形式、程序，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组织各自的权限、义务、职能和职责，建立区域协商仲裁制度等等。作为促进和振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它的尽快制定对于确保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加快推进《区域规划法》
由于我国至今一直没有制定《区域规划法》，所以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规划工作一直缺乏应有的指导、规范和制约，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区域规划工作体制不顺，所制定的各种区域规划大都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为了有效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就应当在进一步改革和理顺我国规划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区域规划工作的法律，以逐步确立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
（二）签订《泛珠三角区域信用公约》。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区域经济有效合作的基础。为了促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良好合作，建立健全区域信用管理体系，在区域内确立统一的信用标准和信用规则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合作各方首先应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共同签订《泛珠三角区域信用公约》，并尽可能赋予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其次，还应进一步修改完善金融法、物流法、科技进步法、人才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组织力量对已经制定生效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和“红头文件”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理，以彻底清除对那些妨碍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再次还要完善执法机制，加大执法力度。
鉴于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存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在我国完全有必要引入和建立符合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和双重司法制度， 以消除地方立法和司法审判中的地方袒护主义。其基本的思路是，在维持现有法院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另行按照经济区的发展要求设置大区法院。如我国目前现有六大经济区，可以初拟设立六大区际法院，以直接受理和审判区际法院管辖的跨区争议案件。对于不服大区法院判决的，包括违反宪法有关条款规定的案件，当事人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最终判决，以树立法律的权威，从而确保区域经济的有效合作和一体化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进应重视和加强对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2（05）.
[2]袁泉世纪末对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EB/OL].http：//dsaj.gov.mo，2013.
篇3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着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
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篇4
自由主义思想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初期的自由主义维护宗教宽容、崇尚贸易和实业。关于自由主义最早的详彻论述见于洛克的著作，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同年美国革命制定了第一套根基于自由政府概念的宪法，18世纪晚期自由主义成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发展到现代，自由主义者杜威、凯恩斯、罗斯福主张建立更精密的政府制度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堡垒，在延续资本主义的同时保护公民免于过度的贫穷。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则以政府角色的不正当改变为由反对这些制度。尽管具体观点有分歧，但自由主义者们在维护个人自由相对于其他政治目标的优先地位，在维护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观念是共同和一贯的。
容易引起人们诟病的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的态度。自由主义者主张一种多元的文化政策，强调尊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通常反对政府限制文学、艺术、学术、赌博、性、、合法婚姻年龄、堕胎、生育控制、酒、大麻及其他，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这些领域，荷兰在这方面可视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多元的文化政策和道德领域过分的个人自由会给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病：享乐主义流行、、乱性、泛滥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政策导致的道德观念的混乱有关。这种道德和文化观念上的混乱既不利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也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持保守立场的人们看来，自由主义者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人性的迁就和放纵常常是无节制和令人无法容忍的。我们理应在道德的善恶之间、在观念的美丑之间保持更为传统和有节制的立场，因为对生活放纵和无节制的态度对于人类精神的成长总是不利和有害的。美国文化和媒体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当代美国人意识到国家伦理道德观念受多元主义文化的影响而呈下降的趋势，从而主张向以上帝信仰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观念回归。
篇5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启示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2］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篇6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中国经济改革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20、30年代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思潮，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新形势下的回归，它秉承自由主义原则，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和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从早期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边缘性思潮，开始占据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后来，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新自由主义作为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应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推动的全球化实践，成为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之一。新自由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来源各有不同。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以及强调弱化国家的职能是其基本的经济和政治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许多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评析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新自由主义的借鉴与中国经济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渐趋深入，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思路设计受到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影响。诚然，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新自由主义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
首先，新自由主义对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肯定具有积极意义。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确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尽管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但撇开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前提的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肯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正是市场经济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激发了中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虽然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已经明晰，仍然有许多人对传统体制抱有幻想。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以应对经济衰退。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矛盾再次成为改革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出现了关于“国进民退”和“再国有化”的争论。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反危机的特殊性，来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甚至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尽管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持续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还远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借鉴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分析，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主张具有现实意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会扭曲正常的市场信息，限制私人经济活动，不仅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也会造成对民主政治的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此主张国家放松管制，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国际化。除早期个别提倡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之外，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也强调国家在保证市场和价格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方面不可或缺，认为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保证契约的履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思想可以为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新旧体制下的政府作用和功能有着根本差异。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明确方向。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往往出现许多政府部门在利益驱动下，以“市场失灵”为借口，不愿意放弃部分行政权力，不愿意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履行新的职能，使得政府职能行使普遍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尤其是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已经成为现阶段深化改革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与中国经济改革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对问题本身及其产生的原因，需要我们理性分析。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盲目推崇，导致了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导致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缓解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大大弱化，一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近年来，关于财富和收入的合理分配开始成为全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但是否能够因此认定财富分配不公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呢？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通行指标。在联合国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00多个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除了中国外，其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另据世界银行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两组数据令人深思。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中国财富集中度不亚于新自由主义思想根基最深的美国。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属性决定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比这些国家更加关注和致力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简单地把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中国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实施多元化的社会调控体系以干预收入分配。
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全球化，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新自由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的非管制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存在的劣势，只能听任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坚定的市场化改革和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密切相关。中国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实践所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步摆脱了传统体制下对国家的依赖，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制度变革和布局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这可以从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500强中的数量逐渐增多得到反映。不过，国有企业制度本身存在复杂的委托关系和特殊的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存在于垄断行业的事实，仍然考验着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机结合的理论命题。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仍然是阻碍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因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选择合理的经济调控方式，依然是下一阶段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全面私有化，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全面私有化进程。全面私有化使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一些国家普通民众的经济贫困化和社会地位边缘化。
不可否认，中国国有企业的复兴与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所有制改革的推动。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确实付出了包括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银行不良贷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不公等代价，但私有化并非中国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与东欧、俄罗斯等主张私有化的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持续推动的所有制改革，激发了中国各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企业）的活力，提升了中国民营经济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中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融投资等方面还受到诸多限制，继续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仍是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方向。但是，新世纪以来凸显的一系列社会不公问题，却与所有制改革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改革的思路出现了偏差。只有继续推动所有制改革，调整改革思路，以公平发展为导向，坚持让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识和凝聚力，减少改革阻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篇7
国际市场变幻莫测，各国学者也应从多方面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剖析，提出不同的理论。本文通过分析当今时代背景，概述了杰克逊实用主义、彼得斯曼自由主义两种分析国际经济法的视角，以便使国际经济法的理论更为丰富。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多元化；视角
国家经济法兴起于二战之后，是刚刚起步的一项法律，同时也是概念饱受争议的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经济法这一领域却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这样的景象，理论较为单一匮乏。然而随着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的开放，国际经济法这一领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其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丰富，逐渐出现学者丰富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上知识，并与其他学者进行交流，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了剖析国际经济法的视角。
1时代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英国与美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拉丁美洲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东欧剧变等，一系列国际方面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迫使各国改变自身的经济体制，逐渐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全球经济体制开始转型，并逐渐结合，也符合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国际层面，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WTO、IMF以及世界银行同样也发生变化，而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变革，对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环境等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以环境为例，各个国家发展经济，就必须采集生产所必备的资源，如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分开采，部分资源已濒临消失，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弃物，使环境受到污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渐紧张。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法已不再仅仅涉及经济方面，其对政治、人文、环境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国际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相关学者的视角也不可只局限于经济，应拓展自己的视野，挖掘国际经济的内涵，从而使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日趋完善，各国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2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具体视角
2．1杰克逊实用主义政策视角。杰克逊对国家经济法的剖析角度与理论别具一格，其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对待，以政策与制度作为切入点，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分析，具体有以下两点：第一，杰克逊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具体内容，还是论述的总体风格，都体现其所秉持的实用主义与提出的政策导向。杰克逊的研究风格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公法和私法、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外交和贸易、国际和国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虽然在杰克逊的论述中，依旧可以发现经济优于法律、私法优于公法、国际优于国内，但相比之前的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更善于处理这些问题，其能够将各派理论即历史材料糅合在一起，对自身理论进行证明。杰克逊没有纸上谈兵，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并没有脱离实际，其没有抽象地探究国际经济法存在的意义、价值以及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国际经济法的存在与价值、以及国际法可以使自由贸易得到发展，结合时事进行论述。即可探寻到世界贸易体制应建立一定的规则导向，利用规则引导各个国家进行跨国贸易。然而，杰克逊并没有急于为世界建立严苛、明确的国际公共法律以及设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凡是较为宏伟的计划或理论，杰克逊本着实用主义理论，都对其持有怀疑态度。杰克逊强调利用强调利用多元化的互惠、交易、协调过程，从而使各国决策者对自由贸易持支持态度，并支持制定国际经济法律。第二，杰克逊不仅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贸易进行导向，并制定详细的规则与秩序，要求各国遵守，还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甚至一般的国际经济关系所制定的体制上升至宪法高度。杰克逊从国际经济宪法的角度看待国际经济法，将其精神充分体现出来，强调利用规则对贸易进行导向，而非通过强权对贸易进行干预，杰克逊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的“SIFT”过滤功能，选取国内政策符合要求的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同时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国家，减少国家政府对自由贸易的限制，避免部分国家假借自由贸易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
2．2彼得斯曼自由主义理想视角。彼得斯曼是著名的经济法学家，同时也是国际经济法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创始人。彼得斯曼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法的理论同实践、历史相结合，提出知识与价值的最终体现是个人，如果个人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自由使用财产，在跨国市场或国际市场都拥有自由使用财产的权利，便可体现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专业化与合理化，从而使各国国民财富能够得到长久增长，而各个国家的经济也可以得到稳步发展，进而使世界经济呈现持续繁荣的状态，若要使世界经济状态能够到达这种状态，并得以保持，便需各国制定相关的民主宪法法律制度。然而，各国在对外贸易方面都极为小心，各国长久以来都以重商主义为主要思想，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从而保证本国企业的发展，对外来企业进行限制，甚至打压，从而避免国内部分生产部门受到冲击与伤害，然而这却为国家整体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总值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国家如果希望解决国内自由贸易政策失灵，体制失效的问题，便需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帮助。WBG、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建立经济制度调整各个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各方面的细节，如关税，对各国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事务方面进行指导与干预，并警告与约束一部分违背国际经济规则的国家，甚至采取适当的手段对其进行制裁，避免国家的公共权力被部分人滥用，从而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害，甚至威胁到世界经济的安全。彼得斯曼提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干预范围逐渐扩大，法律规则也日益明确、检查机制也得到完善与强化，从而证明国际经济法能够借助完善的机制对跨国使用的私人财产进行保护。
3结束语：
现今，世界经济逐渐向一体化发展，国际经济法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各国学者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探索越发深入。学者应从多方面角度剖析国际经济法，完善国际经济制度，使国际经济能够得到稳步发展，进而使世界各国受益。
参考文献
［1］那力，王彦志．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多元视角［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02：61－67．
篇8
[关键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
引言
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前进，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伟大创举。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少弊端，它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更加频繁、不可预测，规模更大，波及范围更广，它使发展中国家处在了更加劣势的位置。发展中国家在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做出有力的决策和改变，摆脱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软控制”。
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70年代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涨的困境，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兴起，并得到西方世界三大政治家的认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德国总理科尔。新自由主义肯定“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主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倡导个人主义，提倡私有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全球化应运而生。
二、全球化的弊端
(一)发达国家的全球化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统治下的一种“帝国”主义体制。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规律和自由平等原则，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全球秩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如今在西方世界，人权和平等是政治家们的口头禅，可是，这仅仅是思维的惯性，并不是约定的行为方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等方面并没有话语权。世界运行在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之下，而这些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是由西方国家联合制定并推向现实的循环运作之中，纵观一系列国际化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其决策层里很少能看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全球化是资本的国际垄断，它建立的是资本的世界累计制度。事实上，全球化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自由。
(二)扩大了贫富差距
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实行技术封锁，人才管制，进而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一方面推行贸易自由，赚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人才等资源由于受到限制从而流动程度较低，对发展中国家的带动作用不强。
(三)加剧了金融动荡
在这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二三十年里，世界已经发生两场大型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98年的金融风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市场任意开放带来的产物，当时的东南亚国家在各方面都不具备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由于这些国家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同时资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和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于是全球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大量游资涌入这些国家投机，国家的外汇储备往往很快被劫掠一空，而且造成持续的金融动荡。”开放的后果是，当欧美游资游走于市场时，“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发挥作用，而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也没有了干预的力量，危机在所难免。08年祸起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波及全球。其影响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源于全球化带来的高开放程度。全球化便利了贸易的进行，促进了国家之间的交流，却也为金融危机的广泛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加剧了世界的金融动荡。
三、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虽然全球化有其内在的弊端因素，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但是，这一发展似乎都来自于出口的拉动。欧美发达地区消费数额巨大，必须依靠进口才能满足，这也带动了内需严重不足、结构失调的经济体。这种形势，无疑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软控制，发展中国家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毕竟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范例，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内需的严重不足，人口膨胀导致的经济总量和平均量的不平衡，发展中遇到的环境问题，法律监管制度的缺失等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腾飞阶段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一)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弹性
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必修调整经济结构，改变过去出口带动增长、第二产业“独霸天下”的局面，努力扩大内需，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只有内需驱动的经济体才具有弹性，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只有内需驱动的经济体才可以减少对他国的依赖，增加自己的独立性，增强抗击危机的免疫能力：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向强大必须实现的转变和改革。
(二)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鼓励创新
美国企业把技术分为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但是在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的几乎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技术的进口永远处于被动状态，一方面别国严格限制高科技的输出，另一方面代价太大。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必须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实现技术进口到自主研发的关键性转变。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但相距真正意义的实现还差得太远。何为科技?其实质不过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才、设备和资金的融合，其根本在于创新：人才来源于教育的模式和体制，设备和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因此，要想成为科技强国，必须加大投入，加大教育的投入，加大设备和资金的投入。
(三)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国际化
虽然全球化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但是整体上它利大于弊，极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进步。
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世界这个大舞台，要想改变不平等的形势，只能实现自我的强大和崛起，利用好每一个发展和改革的机会。这就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成功经验都值得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寻求合适的机会，为自己争取参与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话语权，包括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谋求职位，参与决策的制定，而不仅仅是被动等待政策的到来。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预；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003-03
西方经济学始于重商主义，自重商主义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哪一个学派的理论能够做到让所有学者都认同。虽然诸多学者意见各不相同，但是从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来看，西方经济学说主要分为两大学派：一个是注重以个人欲望满足为归依，分析经济问题建立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简而言之，政府干预为国家的行政机关通过采取经济计划和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预；而自由放任则相反，主张尽量的少干预甚至是不干预经济，通过市场自行对经济调节。
纵观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可以发现，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一直都处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现的状态。这种现象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根据时代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呈现出的相对应的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早期的经济思想（从远古至中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各种经济观念、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期，此时经济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较为突出的经济思想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所关注的问题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治水发展农业、等级和阶级的观点等。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国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以及满足王室的大肆挥霍，铸币无法满足王室的需求，于是当时出现了一股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学说——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于截取金银。之后蒙克莱田上书路易王朝，极力主张国王积极干预管理国家经济，将重商主义推向了。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家获得荣誉和不断致富，因此政府应执行有利于本国商人的政策。蒙克莱田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向晚期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的人物，也是较早将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上升至国家层面的人。到了重商主义晚期，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了蒙克莱田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审查，政府已构成人民精神的一个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人民离不开政府。
重商主义时期的政府干预思想相对狭隘，此时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进行中央集权以获得金钱来巩固地位，这也是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莱田将政府干预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也仅仅是为了使国家不断获取金银。这种体现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特征的“唯利是图”的经济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遭到了后来大批学者的反对。
在詹姆斯·斯图亚特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总结的时期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张经济应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经济思想被称为早期古典主义。法国的古典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他有着重农的观点和自由放任的双重思想，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认为，由于买卖人都是为自己打算，因此社会经济秩序就需要整顿，这种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利只属于大自然不属于国家政府。作为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魁奈主张经济自由。在他看来，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实行经济自由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重要条件，其著作《经济表》描述了一个理想、自由竞争经济的商品与货币的循环流动的过程。此时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主要是主张遵循自然秩序，不要人为的打破自然规律。他们还没有认识市场规律，因此，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也是狭隘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不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还是主张经济自由的重农主义，其大部分的经济思想都是围绕奴隶主与奴隶，农田水利等方面，这些理论相对分散而没有融会贯通，此时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经济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密受魁奈的影响颇多，重农主义的学说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赞同重农主义的学说。在理清他与重农主义者争辩时所产生的思想后《国富论》诞生，经济自由主义形成了具有说服性的学说体系。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可以从他的“经济人”假设、 “看不见的手”、政府充当国家经济的“守夜人”这些理论中体现出来。“经济人”假设即认为参与经济生活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够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确的决策。除此之外，斯密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组织管理着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处理及时又有效，因此在经济方面国家的职能非常有限。在他看来，经济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干预，政府只需要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得到充分实现即可。在斯密看来，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守夜人”，个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使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里发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图批评、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张自由贸易并废除强制干预农作物价格的《谷物法》。李嘉图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利润的下降是一种“自然趋势”，人为干扰反而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他主张废除《谷物法》。同时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学说——比较成本说，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作为保护贸易论倡导者，李斯特并不十分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区别，同时他对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做出了改进。李斯特认为，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太绝对，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是无法实行自由贸易的，因此实质上李斯特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坚持者。李斯特反对斯密关于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说法，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要靠国家政府的努力。与李斯特一样，穆勒也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而非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起初他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观点，在《论自由》中他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市场制度存在的缺陷，因此他认为自由放任不是绝对的，政府干预适当需要，政府干预应以不损害自由市场的效率为限度。
这一时期是古典经济学盛行与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点，但是他们的经济思想中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反对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由自然秩序转移到了市场规律，实行经济自由变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古典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已不再受到人们热烈的追捧，它体系中的一些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理论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经济学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发了号称“经济学思想变革”的边际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古典主义的结束。边际主义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表著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并非一致，也不属于统一体系，但是他们都在继承了古典主义的政府对经济的最小干预的主张后，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方面。边际主义者捍卫市场配置分配，反对政府干预，谴责社会主义并阻止劳动者工会主义，认为它们是无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逐渐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性人物，他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派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同时他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虽然他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政府干预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认为应该通过税收和津贴来克服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对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庇古也主张运用间接控制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垄断以克服各种形式的垄断对资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响。
边际主义出现后，瑞典学派的主要创造人威克赛尔也对经济理论进行了大综合，但是威克赛尔的综合理论体系更偏向于边际分析方法，与之后的凯恩斯经济学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威克赛尔并非英语世界的人，因此他的学说被埋没了。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学派也主张经济自由，其中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发表了《自由主义》一书来全面的概括他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成为个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础，同时他强调，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导致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米塞斯主张自由劳动，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迁移。奥地利学派的继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与米塞斯等经济学家一起反对，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诽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自由竞争时期后期，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开始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规模，垄断自然形成，并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受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经济思想不再坚持彻底的自由放任，而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可见这一时期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大部分的经济学派也坚持经济自由。但是相比18世纪中叶至19世级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那种自由主义一边倒的情形，此时经过多数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发展，政府干预主义开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许多经济学家都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下熏陶成长。但是一场“凯恩斯革命”将新古典主义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政府干预主义取代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成为主流。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凯恩斯和凯恩斯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让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无所适从并逐渐被人诟病，不再居于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正好符合时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逐渐衰退。凯恩斯思考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失业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单凭私人企业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利润驱动已经无法解决这一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终结。凯恩斯在《通论》中体现出来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都是针对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不仅描绘了客观存在着向国家干预型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可能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加强了这种可能实现的概率。自此，国家干预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作为临时的危机时课的应急措施，而是以后将长期居于经济思想正统地位。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受此影响，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经济学地位产生动摇。加上当时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问题，而只是将问题延缓了。此时，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再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很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呈现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应学派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主张经济自由的流派不断地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
五、总结
综上所述，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说是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相互交替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与该时期相适应的经济思想，有些可能是在反对前人的基础上成立的，有些则是继承了前人的经济思想，但是我们无法肯定的说后产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每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与闪光点。弄清楚这两种经济思想在不同背景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参考。中国经历过由政府完全掌控经济的计划经济时代，目前正处于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初期，在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对当代西方这两种经济思潮的演变和实践，应该进行理性分析和准确把握。我们应当既要看到西方经济思想中适合中国的长处，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又要吸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经验教训；既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又要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总之，在强调实行国家干预的同时，应充分保护和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强调实行经济自由的同时，又必须发挥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平等竞争，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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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反倾销法价值取向国家利益反倾销立法与实践
在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国际自由贸易之际，中国与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已逐渐成为对外贸易关系的常态。中国企业遭受国外反倾销的制裁时常见诸报端，中国作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似已成公论。当前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普遍重视对我国在国际市场屡遭反倾销制裁问题的研究，但怎样利用反倾销法来抵制外国产品对华倾销应同样引起重视。在入世后关税逐步降低并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的情况下，我国也面临着国外企业倾销行为所带来的严重产业损害。清醒地把握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完善我国的反倾销立法，推进反倾销法实践以维护国家利益，对于应付复杂激烈的国际贸易局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尝试运用利益分析方法，对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行剖析，以求对我国反倾销事业有所裨益。
一、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倾销法价值取向的悖论性
世界上最早的反倾销法可以追溯到加拿大，1904年加拿大首次在关税法中增加了反倾销条款，被后人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反倾销法。其后，新西兰、澳大利亚及美国等也较早制定了本国反倾销法。各国最初的反倾销立法是针对外国商人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维护进口国市场的竞争秩序及自由竞争的国际贸易秩序。这点从反倾销法的立法根据“倾销有害论”可见一般。
从国际反倾销法产生的历史看，它的产生和发展是CAT/WTO的贸易自由原则的具体体现,贸易自由主义是国际反倾销法的旗帜。国际反倾销法的发展是与从GATT到WTP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联的。二战后美国为推行国际贸易“自由化”,拟设立国际贸易组织，这才有了关贸总协定的临时适用。总协定确立了包括第6条反倾销原则在内的一系列围绕贸易自由化、公平贸易和市场准入的新原则和新规则。从GATT第6条到1967年《守则》再到1979年《守则》进行了不断改进，之后的WTO《反倾销协议》对于反倾销问题又做了进一步规定。国际反倾销守则制定的目的就是限制和禁止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维护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各国对出口国出口倾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一个调整和矫正的手段。
毋庸置疑，反倾销法对于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自由和有序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对于反倾销的正当性，理论界向来是存在争议的。现代经济学家经过缜密分析和科学论证，得出结论：笼统地把倾销说成是“不公平贸易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不合适的。从法律学说的层面来看，反倾销法的实施并没有反映出分配正义而在实践中，各国对反倾销的现实应用却已经使之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工具，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壁垒。在WTO框架下，用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工业已不太可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反倾销来保护本国国内工业成为各国的一种选择趋势。
从另一个视角来考察，反倾销法体现的保护主义则是为国际条约所认可的合法措施，WTO《反倾销协议》实质上间接承认了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及其合法性。GATT第6.1条表述道:“各缔约国认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的贸易内,如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该受到谴责。”倾销并非一概都要反对，国际体制允许用反倾销税约制的，并不是倾销本身，而是造成损伤的倾销。一言以蔽之，WTO《反倾销协议》及各国反倾销法都以倾销是否给国内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及其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标准来划分倾销的合法与非法，而不是从倾销对公平竞争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来划分,其本身体现了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价值标准。
二、国家利益：解读悖论性的关键切入点
虽然国际社会具有统一的反倾销法律,但这一法律只为各国国内反倾销立法提供指导和范本,并不直接参与各国反倾销的具体实践。WTO《反倾销协议》虽历经修改,但某些条款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各国在反倾销实务中仍具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尽管从长远的国际层面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全人类的福利,但如果把某一国视为一个单位的话，保护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对该国有利。一方面要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各国又有利用反倾销工具，保护本国企业的迫切需要。
然而，无论其立法的初衷如何，从其司法的实践来考量，反倾销法的本质更多地倾向于保护主义。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才能挖掘出它的合理性或正当性背后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理查德・A・波斯纳针对美国反倾销法的论断在这里似乎可以做个注解：“实际引发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针对外国生产者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措施的考虑远远不仅是对掠夺性定价的关注，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了保护美国产业免受真正低成本的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而不论外国生产者低成本是否由低薪金、低污染控制和其他管制成本，良好的经营管理、良好的工作条件，更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引起的。
如果再进一步地考虑，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侧重又有所不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达成了国际协定，从而能以共同的行动贯彻贸易自由的价值取向。因而反倾销法在国际层面以追求贸易自由主义价值为主流。以《反倾销协议》为主体的国际反倾销法既反对倾销这种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允许各国对其采取制裁措施；同时也反对将反倾销法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破坏现有的自由贸易秩序。而在国内层面，各国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大前提下，基于原则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具体实施国际法。一国立法当然应从国家意志和利益的考虑出发，把本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摆在首位，因而，国内反倾销立法侧重贸易保护的价值取向则在情理之中。不同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各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功能，贸易自由主义势必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牵制。同时，一国反倾销法的制定与实施还要与现有的国际性法律规范和国际公共利益相协调，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
国际反倾销法与国内反倾销法在价值取向问题上既冲突又协调的局面，是由国际社会公共利益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分歧造成的。反倾销法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反对不公平贸易的一种措施，另一方面又是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一种手段。但从一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来考量，要理解反倾销法这种兼具反不正当竞争和贸易保护双重功能的特殊法律，就必须把它定位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
三、反倾销立法与实践：维护国家利益的着力点
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由于WTO《反倾销协议》所隶属的WTO规则体系自身的特点，应在策略上有所平衡和把握。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第一份上诉机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WTO协议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每一个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WTO协定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第16条第5款亦规定：“本协定的任何条款不得保留。”WTO的规则体系对成员履行WTO协议义务严格规定了具体的执行要求，即在国内法律措施与WTO制度相冲突时，成员具有取消、修改国内法律或措施的义务，这极大地强化了作为多边贸易体系柱石的WTO制度的效力。同时，由于WTO规则的框架性特点，它只是提供了在国际层面上涉及贸易领域的法律框架，其具体的实施仍主要赖于各成员的国内执行，后者才是WTO制度的重心所在。对于隶属WTO规则体系的《反倾销协议》来说，它在本质上是协调各国在反倾销领域的各种矛盾的平衡器，是国家间就反倾销问题协商后达成的国际经济条约，需要国内反倾销法的补充才能在国内得以实施，而各国国内立法必须向这个国际标准看齐。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WTO《反倾销协议》某些条款的模糊性，实践中各成员国在协议基本要件的解释及实施标准上仍然有较大的差异，在反倾销实务中仍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由于反倾销法在国际和国内价值取向侧重的不同，决定了当前国际反倾销的规律就是在WTO《反倾销协议》这个统一的法律平台之上，各国怎样“合法地”在自由贸易中争取最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发展环境。对于国家来说，制订不违反国际发展趋势而又具有本国特色的反倾销法，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产业和国民利益，才是真正的科学策略。
近年来，由于我国关税削减等方面的改革使市场准入条件降低，加之缺乏相应的有效监管，外国公司纷纷以低价战略进军中国，倾销现象普遍。到目前为止，外国产品对我国倾销已涉及到彩卷、建材、计算机、钢材、造纸、化工、家电等诸多产业，扰乱了国内正常的市场秩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而中国运用反倾销武器维护本国产业利益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层面，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对外反倾销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说是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但较快的发展是建立在直接转换适用成熟发达的国际反倾销立法成果的基础上，而不是来源于我国丰富的反倾销实践和较高的立法技术。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反规避条款、调查程序及调查方法等问题上还存在着条文简单、模糊的弊病，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层面，自1997年12月10日首次对原产于美、加、韩的进口新闻纸立案调查，截至2006年12月，共对外反倾销立案46起。我国初步运用反倾销的实践表明，其救济效果是良好的，但还存在调查机构执法经验不足、预警机制的产业覆盖面太窄及相关行政审查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总之，我国进口产品反倾销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际自由贸易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反倾销运行机制还远未成熟，加强反倾销立法及实践的研究已是在国际贸易中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当务之急。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