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消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金融消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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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金融消费者保护

2007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诸多金融领域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漠视。2010年7月1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多得-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多德法》），其中所构建的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体系成为了该法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最大亮点。

一、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根据《多得法》，在美联储的体系内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A）。作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中独立的为消费者的存款、借款以及获得其他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保护的的行政机构，其目的就在于保证金融消费产品与服务的公平、透明和竞争力，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该机构的独立性。根据《多得法》的规定，CFPA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独立的领导和决策权。二是独立的财务体系。三是独立的法律制定权。

此次的改革法案，立法者期望通过设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终结多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受金融监管重视、保护效率低下、保护机构缺乏保护动力的局面，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到与金融风险监管同样重要的地位。

此次美国进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对美国金融业在高速发展和扩张情形之下对金融监管方式的反思和修正。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寻找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点，《多得法》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正是基于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而进行的。当局通过建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统一了金融领域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和监管主体，不仅解决了传统分权监管体制下监管目标冲突、监管权责不清、保护效率不高的问题；同时还对信息披露制度、消费者投诉制度、纠纷解决制度等进行了细化，强化了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

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设立，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了和金融监管同样重要的高度，这对于保护消费者自身权益，降低金融风险，改善金融机构形象，维护整个金融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的建立正是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中，关于国家干预原则在金融领域的有力实践。

二、我国当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社会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经济发展起步晚，金融业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迅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和金融消费者群体的不断扩大，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集中表现在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的侵害。同时金融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由于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自主选择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等多方面权益均受到来自金融机构的侵害，这些不仅损害了消费者自身和合法权益，也给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隐患。

目前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立法上缺乏专门的规制。

我国目前在立法上没有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法律规制方面存在很大的空白。目前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一方面依据的是《中华人名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另一方面依据的是相关领域的金融法律，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及各金融监管部门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金融商品和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行业的特殊性，适用《消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其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并不高；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各监管机构依照各自的规章制度解决问题，无法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全面有效地保护，不仅不能解决相关纠纷，反而容易导致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矛盾的激化。

2、监管机构的组成上，没有统一、高效的监管机构。

多年来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上，处在消协、工商、质检等部门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多重监管之下，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门的监管机构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受理消费者投诉机制和解决纠纷。

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虚拟性和服务专业性强和特点，消协实际上无法对金融消费者提供有效地帮助和预警作用，消协自身职责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也其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无法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金融风险、金融行业稳定的统一。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金融体系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伴随着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在消费者进行金融消费的过程中，其权益的侵犯往往是多重的、复杂的，使得在消费者权益受损时各监管机构相互之间反映迟缓，容易产生监管漏洞。

3、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消费者自身素质不足

在金融消费领域，导致消费者权益被肆意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者对于金融市场信息知悉的不足。我国当前金融领域没有有效、公开的信息披露平台，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和联系。因此不论是构建监管机制还是相关的立法，都应当充分激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同时，如果消费者自身无法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中相关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就会造成对产品和服务在方式方法、预期收益等方面理解的错误。目前绝大多数的金融消费者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极为有限，加上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导致消费者在信息和专业知识方面处于弱势，其消费往往带有盲目性和侥幸心理，在选择金融产品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的侵害。

三、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借鉴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立法实践，对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出以下建议：

1、面对我国当前存在法律空白的问题，应当整合现有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相关配套的制度。从法律层面规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金融消费者概念及其权益范围”，明确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规定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相关法律责任，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问题。

2、仿照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构建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借鉴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模式，针对我国金融领域现行的“一行三会”的监管结构，设计由国务院牵头，在国务院内部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负责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同时在央行内部成立类似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授予其独立的监管权，依法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监管；同时在各金融监管部门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负责监督各自行业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并接受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再监督。在各行业协会内部设立相应的机构具体负责消费者保护工作的联络和纠纷的调解。

此外还应设立专门的信息披露部门，及时披露有关市场分析、纠纷解决的信息，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不受侵犯。并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办公室，开展对消费者金融知识及自我保护的教育和对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重要性的教育。

一个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是金融业安全、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应当认识到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对于国家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在借鉴国外优秀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尽快构建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以保护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促进金融行业健康、长远发展，提高我国金融行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http：//banking.senate.gov/public/_files/070110_Dodd_Frank_Wall_Street_Reform_comprehensive_summary_Final.pdf

[2]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律机制的介绍与启示[J].金融发展，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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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体系极化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073-02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和发展的新趋势

在过去30年里所加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仍在不可逆转地使世界经济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全球化过程是与运输、通讯、企业组织技术和生产技术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性变革相互渗透和耦合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大幅提高，不仅导致了以跨国公司全球化扩张为主要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和在全球尺度内的重新配置，而且显著扩展了货币和金融在全球跨时空“延展”和“压缩”经济活动的功能。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过程中，随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和整体格局已发生重大改变[4]，①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了融合性发展，全球金融运行规则和标准逐渐明确和统一，单个金融中心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控制性影响相对减弱；但因在资产定价、风险控制、信息传递和资本集聚与扩散等领域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作用，国际金融中心仍是世界各国（地区）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展开竞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第二，全球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的平均水平显著提高，各国金融结构趋同化发展趋势明显，资本市场在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的作用日渐突出。特别是金融结构传统上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背景下，更加注重直接金融的作用；相应地，资本市场在金融中心竞争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三，虽然以经济金融规模及其交易总量为基础的金融集聚规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地理区位仍是金融中心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因素之一，但在金融自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金融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工具的完善和创新以及金融工具数量和种类的增长等基本因素的协同作用，已使国际金融中心向最大程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和提供尽可能高的流动性的方向发展，信息生产能力和金融体系极化效应在金融集聚中的作用已显著增强。这是当代金融发展导致金融集聚方式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传统的形成路径(由国内逐步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过渡式发展)已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二、金融体系极化效应及其对当代金融中心竞争和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金融体系是金融中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统一体。经济学家在解释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机构的角度来解释的，认为金融中介因市场上存在各种摩擦或因市场的不完备性而在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托宾（Tobin,1984）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中介机构是市场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其最终阶段是一个涵盖所有商品和所有意外事件（contingencies）的完整市场体，它们被称为完全市场[12]。另一种观点则从功能的角度，即从金融体系所提供的服务（如初创性、配置性、融资性等）的角度对金融中介的存在予以解释[1～2]。

从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分布看，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越发达，则不同金融产品的价格越可能成为不同市场风险水平的连续函数，这种市场就越易于满足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供求者的需要[3～5]。当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所构成的网络与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的不同风险偏好形成一一对应时，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将转变为一种便于风险定价的市场。这种市场所具有的风险甄别和提供广泛流动性的能力，对金融交易会产生一种向内集聚和向外扩散的极化能力。考虑到金融体系作为一个广义性范畴，涵盖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等诸方面，为方便起见，我们将这种效应称为金融体系极化效应。在当代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这种效应成为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集聚金融资源的一种重要的内生机理。

我们的分析方法仍然只是把金融体系极化效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未明确地涉及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本身的结构和性质。为深化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地区分哪些金融产品或市场可能产生更强的金融极化效应。Clark 和O’Connor(1997)在分析金融业的地理集中性时,根据不同金融产品所具有的信息特征，将其区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并将其内在性质与金融业的地理集中性联系起来。透明类金融产品交易量巨大,只有更大的金融中心才具有集聚这类产品的能力和效率,所以透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成为金融体系最顶层的服务[6]。

从全球金融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看，近三十年来金融工具的数量和种类及其交易量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增长，主要与透明性产品的创新及其迅速增长的交易有关，并且它们主要集中在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对于半透明性和不透明性的金融产品,根据它们所具有的信息特性,其交易显示出更多的地理性特征,这类产品的交易规模往往更多地与其所涉及的经济区域的实体经济规模具有密切的联系。

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体系极化能力：相关经验证据

我们可以从当代金融中心各竞争要素的作用中进一步观察金融体系极化效应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英国伦敦金融城在2007年度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更加明确地将进入金融市场的成本和难易程度等因素（market access）作为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五大基本因素之一，①它通过金融中心的证券化水平、股票和债券的存量及交易规模等关键性指标来反映[7～8]。

根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公司（IFS）2006年11月的统计数据，全球外国股票交易量的74%、外汇交易量的50%、交易所衍生品交易合约的40%、场外衍生品交易量的67%、对冲基金资产的87%、基金管理业的55%以及国际债券二级市场交易量的70%以上等重要的金融市场和交易，都集中在美国和英国两个发达国家，其中，纽约和伦敦是这些市场和交易的主要集中地[9]。它们对全球金融资源的这种集聚和配置能力，显然与其金融市场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近二十年来，随着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基金组织大量运用衍生金融产品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无论是场内交易还是场外交易）获得了迅猛发展；同时，金融中心的该类市场越是迅猛发展，其集聚和极化效应越是得到强化。伦敦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2001年4月到2004年4月，全球场外（OTC）衍生品市场日均交易量从7 640亿美元猛增到15 080亿美元。此间，伦敦的市场领导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其全球性市场份额从1995年的36%上升到2001年的36%，2004年则进一步上升到43%。需要强调的是，伦敦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处于全球市场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不断地推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而这正是金融体系极化效应的本质所在。据英国银行业协会估计，2003年在全球35 000亿美元的信用类衍生品（credit derivatives）中，伦敦占有45%的份额，而这一地位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通过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动态化地满足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参与者的需求。

四、结论

本文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了金融体系极化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其对金融中心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根据本文的分析，金融中心的金融体系极化能力在较大的程度上与该金融中心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态及其信息生产能力具有密切关系[10～11]。由于半透明、不透明性金融产品（如信贷和保险市场）的交易通常与特定的交易主体有关，其内含的信息具有显著的地理性特征，跨越地理障碍的金融极化能力相对较弱。为突破这一障碍，实施跨境、跨地区的金融兼并或到金融中心设置分支机构成为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和产生金融集聚的重要方式。但是相对来说，透明性的金融产品和市场（如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由于便于标准化，有利于大幅降低国际化交易的信息成本，因而更易于产生金融极化效应，该市场越发达，则跨境、跨地区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这也成为当代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全球金融资源的重要领域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美]雷蒙德・W.戈德斯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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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莫顿・米勒.金融创新与市场的波动性[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4] 张幼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开放战略的升级[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08,(3).

[5] Allen,F and Santomero, A.M.(1998),“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1,1461-85.

[6] Clark, G. L. and O’Connor, K.(1997) The informational content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fiancé

industry, in K. Cox(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ford.

[7] City of London (2005)：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cityoflondon.gov.uk/economicresearch.

[8] City of London(2007),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 cityoflondon.gov.uk/economicresearch.

[9]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2006)，“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UK”.

[10]Porteous,D.(1995), “The Geography of Finance: Spatial Dimensions of Intermediary Behaviour”, Aldershot: Avebury.

[11] Porteous,D.(1999),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enters: Location,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Martin R.(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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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普惠制金融；覆盖面；可持续发展

Abstract：China is promoting rural financial system reform，and the reform program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should be a priorit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rural micro-credit in order to better guide the actual work in China，so that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could be available to all farmers. Inclusive finance emphasizes the wide coverage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microfinance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coverage of microcredit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ree empirical analyses of th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performance of micro-credit status and the main problems，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ly.

Key Words：rural microfinance，inclusive finance，coverag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81-04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小额信贷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方法之一。联合国将2005年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并倡导“普惠制金融体系”。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而普惠金融服务思想与我国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更是相得益彰。目前，我国正在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普惠制应该是改革方案中的一个重点。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进行研究和总结，让农村金融服务惠及所有的农民。普惠制金融着重强调金融服务的广覆盖面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从小额信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效应以及覆盖面和可持续性三方面，实证分析其绩效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农村小额信贷绩效分析

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是对传统小额信贷的重要创新和发展，是普惠金融体系的主体。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资金互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正规金融机构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的市场结构，有效地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水平。

（一）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主要依靠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一般农户、农业的资金需求额度较小，因此，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户贷款、农业贷款，实际上均可以归结为小额信贷。笔者选择了农业贷款和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作为研究变量。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并且消除了物价因素的影响，其中农业贷款增长率=本期-基期×本期农村消费者物价指数/基期×本期农村消费者物价指数；农业贷款中大部分是农户贷款，农业贷款是指农业短期贷款，不包括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农业中长期贷款。因此分析农业贷款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

从图1中可看出，1999―2009年，农业贷款与农业增加值呈同步上升趋势，其中1999―2003年两者增长缓慢，2003年之后增幅明显加大，说明农业贷款与农业增加值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增长带动了对农业贷款的需求，农业贷款的增加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增加值的提高。农业贷款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农业增长率，反映农业贷款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不稳定。2005年后，农业贷款的增长率放缓，农业增长率保持平稳波动。这说明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贷款对农村经济的贡献在逐步提高。

为了更加准确地说明农业贷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使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以农业贷款作为自变量，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仍然采用1998―2009年的年度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方程参数及其检验见表1。

LnYt=4.61118+0.584099LnXt

根据表1，R2=0.95，拟合度较好，t=15.02555，拒绝原假设，可以得出农业贷款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模型显示，在我国农村地区农业贷款每增加1%，则平均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加0.584%。由此说明了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分析

农村金融合作机构的农业贷款增速平稳，规模扩大，支农服务功能在增强（见图2）。从供给总量上来看，截至2009年末，全国农村金融合作机构农业贷款余额达2.1万亿元，其中农户贷款达16416亿元，而2002年仅有4218.7亿元。据银监会统计，目前，中国有农户约2.3亿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有1.2亿户，其中，获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农户数超过78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占1.2亿有贷款需求农户的65%。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市场占有率较低，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情况看，截至2009年3月末，全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2518.6亿元，农户联保贷款余额为2006.3亿元，虽然增速较快，但留下的市场空间仍然较大。

上述仅仅从宏观的供给总量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考虑到供给与需求及两者的有效匹配程度，可能更为深入。据李明贤等（2008）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进行衡量表明：如表2所示，就农村贷款服务看，首先，贷款服务覆盖广度很低，每万名农民才有1.08 个农信社网点，作为最主要的贷款提供机构，农信社网点对行政村的覆盖率只有12.6%，使得农信社与农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程度降低。其次，不管是农户还是乡镇企业，其在农村信用社贷款中所占比例都不高，而且贷款对农户的覆盖率只有32%，对乡镇企业的覆盖率只有 52.9%。第三，贷款服务覆盖深度也不够，尽管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有55.6%都得到了贷款，但是贷款对其资金的满足率并不高，整个农村地区农民的人均贷款额只有741 元，不足农民年纯收入的1/4。农户从正规金融得到的贷款只占其借贷资金总量的53.5%，剩下的46.5%需要从非正规金融市场上获得，乡镇企业所需资金的满足率则更低，只有44.9%。

（三）小额信贷可持续性――以亳州市农村信用社为例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可持续性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状况。随着其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农村信用社总体上结束了连续10年的亏损，经营效益显著好转，实现了扭亏为盈，不良贷款率下降，资产质量明显提高，如图3所示，其四级不良贷款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可持续能力得到提高。

为分析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笔者于2010年8月份对亳州市部分农村信用社进行了实地调查走访。亳州市地处中原，位于安徽的最北部，与河南接壤，农业从业人口169.45万。由于该市主要的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属于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相对较多，在关于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绩效情况分析中，该地区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调查表明，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使亳州市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业务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该市2005―2009年农村信用社的利息收入（其中主要是农户贷款利息）逐年提高，其贷款逾期率呈现下降趋势。在笔者与亳州市部分乡镇信用社主任的座谈中了解到，目前该地区农村信用社仅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一项业务就可以覆盖其运营成本并实现盈利。农村信用社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上来，降低了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的风险，提高了贷款资产质量。根据对亳州市谯城区农村信用社的调查，目前该区发放小额信用贷款中不良贷款比例只有1.5%，即便出现信用风险其本息大部分还能最终收回，贷款损失率很低。调查同时还发现，邮政储蓄银行推行的农户小额信贷利率（月息1.302%）比农村信用社（月息0.849%）的要高，因此农村信用社目前在该地区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据统计，在2009年对农业的新增贷款中，农村信用社投放农业贷款所占的比重高达98%。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开展实现了其政策预期的绩效，即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注入了活力，在为农户提供有效信贷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效益的改善。但同时还发现，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上的绝对垄断地位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

三、制约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因素

（一）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缺乏竞争，小额信贷可持续性乏力

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且金融服务品种少，中间业务发展缓慢，结算手段落后于县域内其他商业银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才刚刚起步，虽然发展较快，但覆盖面仍然较低。尽管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彰显活力，但对小额信贷扩展的积极性也显得不足。主要原因是：一是小额信贷主要是面向中低收入的贫困户，因此一般无抵押物，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二是小额信贷政策扶持与支农义务不对等，缺乏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和一定的利息补贴以及呆账贷款核销等方面的配套措施，缺乏支农积极性。三是小额信贷由于受地方政府直接干预比较多，而且其盈利能力相对较弱，与农信社商业性及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是不相匹配的，因此农村其他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缺乏内在动力，发放较为谨慎。

（二）信贷模式过于单一，产品缺乏创新

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供给模式与农民需求变化之间也存在矛盾。在我国农村不少地区，目前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方式单一，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仍然突出。十几年过去了，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虽有创新，但大部分沿用的是GB模式，即小组联保、整借零还得贷款。小组联保模式在我国的许多地方造成了将最贫困人群从小额信贷服务中排除出去的现象，而且“垒大户”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发放范围过窄，仅限于从事农村土地耕作或者其他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个体经营户。小额信贷期限较短，贷款周期缺乏弹性，一般都以一年为期，缺少适合经商和加工等生产活动的灵活贷款。

（三）内控机制不完善

小额信贷组织的管理能力低、管理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2009年财政部组织的对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2008年度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表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内控制度执行不力比较普遍，会计核算不实的问题仍较突出，其管理水平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着众多的风险，这要求小额信贷机构应该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来保证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运营。另外我国小额信贷机构还缺少专业风险管理人员，在贷款的鉴别与发放以及债务追讨方面都缺乏经验和能力。

四、对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培育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服务体系，构建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

需要培育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类型、多种治理形式的适合各种市场需要的多层次金融组织。农村小额信贷市场要形成农村信用社、地方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相互竞争的局面。

（二）完善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分担机制

建立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给予开办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商业性保险的机构以税收减免，适当给予财政补贴。对投保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险的小额贷款农户，在贷款利率上要给予适当优惠。要引入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对小额信贷机构给予一定比例资金的补偿，缓解其扶贫目标与盈利性目标的矛盾，从政策上支持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农村小额信贷模式与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机构应借鉴非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模式中有益的经验和做法，推广“经营户贷款+合作社+基金担保”、“农户+专业合作社+基地”、“征信+保证”、“专业合作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模式的小额农户贷款业务。要积极探索、创新适合“三农”特点、具有差异性和多样化的小额信贷新产品，支持当地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

（四）完善小额信贷内控机制，控制小额信贷风险

金融机构要强化内控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业务监管、财务管理和风险预测等各项内控制度。要形成严格的业务流程，岗位之间必须相互制约，避免操作风险。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日常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完善管理信息系统，加大小额信贷专业技术的运用，要为小额信贷专业性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持。探索完善激励机制，科学制定小额贷款发放、管理和收回责任目标及考核奖惩措施，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曹子娟.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2]焦瑾璞，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杜晓山等.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胡金焱，李东亮.普惠性可持续农村小额信贷体系的构建路径[J].金融发展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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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流动性;对手风险

Abstract:Although the currency appearance of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seems to be illiquidity and financial market chaos,the real root of its lies in the transaction counterparty risk. Thus,while the Fed has taken an expansive monetary policy and inno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increase the liquidity of financial markets,these policies can only inhibit economic recession in a short term,but can not really eliminate the financial crisis,it may be delayed or even deterioration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monetary policy,liquidity risks,counterparty risk

中图分类号: F830.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09-04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在74亿美元的债务压力下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正式揭开美国次贷危机的序幕。此后,大量金融机构或因投资于次级债券出现重大损失而陷于破产,或因无法筹集资金而导致股价大跌。一时之间,众多金融机构纷纷大量囤积现金,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么,这次金融危机的真实根源究竟是什么呢?美联储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对症下药并且取得相应效应呢?本文将从金融危机的货币表象入手,对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货币表象

众多金融机构突然大量囤积现金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流动性短缺、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一)同业拆借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的危机症状最早表现在伦敦同业拆借率上。图1记录了3个月的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美国3个月隔夜指数掉期合约(OLS)的利差走势。两者的利差一般少于10个基点。这样小的利差主要是基于套利的原理:一家银行以LIBOR借出3个月期限的资金并进行放贷获利,同时通过联邦基金期货市场对冲隔夜利率变动的风险。但是在2007年9月9日,这一利差跳到了40个基点;而在整个2007年秋季, 这一利差都在25个基点和106个基点区间大范围波动。

(二)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上的危机主要表现在由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等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和同期限的美国国债的利差上。通常认为政府机构债券只比国债的风险稍高而流动性稍低,因此,两者的利差也一直维持在15到25个基点左右。但从2007年9月开始,两者的利差就翻了一倍,超过40个基点以上;到了2007年秋季和冬季,因为危机进一步严重,这种所谓的“机构利差”在2008年3月突破了90个基点。这种变化表明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因不愿再接受除美国国债以外该国任何其他债券,从而出现“资本逃离”。

(三)商业票据市场

商业票据市场上非金融商业票据与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的利差也不断扩大。前者是由大型公司如通用电气等发行的票据;后者则是以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的票据。因此两者的利差可以被看作是房地产市场损失的变量。Cecchetti(2009)的研究显示,2007年6月和7月间,ABCP较非金融商业票据溢价5个基点;2007年9月中旬,这一数据扩大到86个基点;而到了2007年12月初,则超过了100个基点。

另外就商业票据数量而言,危机前后的变化也很大。在危机开始时商业票据总量达到2.2万亿美元。其中,ABCP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1.2万亿美元。但是从2007年9月中旬开始,票据发行人开始无法像以往一样滚动票据有效期限,未偿清商业票据数量由此也陡然下降了近3000亿美元,到2007年底这一数字达到4000亿美元。并且,Cecchetti(2009)的研究表明,未偿清商业票据数量的下降完全可由ABCP的下降解释。

(四)回购协议市场

持有各种资产的金融机构主要依靠回购协议满足其短期流动性需求――这种需求在过去十多年里变得惊人的大。但就在金融危机前夕,这一状况发生根本逆转。因为回购协议需要抵押而联邦基金贷款不需要,所以回购协议利率通常比联邦基金利率低5到10个基点。但在2008年2月底,当联邦基金利率为3%时,国债的回购协议利率降到1.95%。最后,因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迫切地想持有美国国债,甚至愿意接受零利率的回报,这使得回购协议利率进一步跌到0.20%。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真实根源

以上分析表明, 2007年8月初的金融恐慌引发了对现金的囤积以及风险溢价的大幅提高,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上出现惜贷并最终发生流动性枯竭。那么,金融市场上何以会出现惜贷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放款人预期会有更多的客户出现违约,因而信贷风险会持续增加;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在放款时银行面临不确定性以及资产负债规模的约束,而银行一旦发放贷款后,就有可能或者因为受制于备用信用贷款条款而被迫进行放贷,或者因为持有的抵押资产贬值而蒙受损失,因此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

可见,导致金融市场惜贷并最终发生流动性枯竭的逻辑根源在于:尽管市场上的金融机构都希图通过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在获取丰厚的佣金和手续费的同时把风险转移到下一个买家。然而,每个参与者是买方的同时也是卖方,因而风险并不能真正被转移出去。次贷危机爆发,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是如此复杂和不透明,几乎没有一个机构完全清楚自己的资产多大程度上与次贷相关,更不清楚风险有多大;但每一个机构都清楚其他机构与自己的情况相同,从而无法信任其他机构并为其拆借资金。

因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尽管金融危机的最直接表象是货币市场的混乱,但危机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导致这种混乱的流动性枯竭,而是隐藏于混乱内部的对手风险。事实上,Taylor(2009)通过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Taylor以LIBOR和OLS的利差作为对手风险与流动性风险之和的指标,而以回购协议和LIBOR的利差作为对手风险的指标。回归分析表明,这两个指标高度相关。这一结果恰好证实,导致市场出现混乱的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对手风险。

三、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当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干涸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一)传统的货币政策

1. 公开市场操作。从2007年8月9日开始的整个8月份,美联储频繁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除通常采用的隔夜回购交易外,根据需要,还多次使用14日回购交易等满足市场持续流动性需求。2007年8月10日当日注入流动性更高达350亿美元,远远超过十亿美元日均交易规模。

2. 降低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基准利率是金融市场上具有普遍参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资产价格均可根据这一基准利率水平来确定。美联储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整体利率水平,并影响市场流动性。因此,尽管面临通胀的压力,2007年9月18日至2008年4月30日,美联储共7次下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而2008年9月中旬金融危机恶化升级之后,美联储又分别于10月8日、10月29日和12月16日3次调降基准利率累计175个基点,目前,美国基准利率在0%―0.25%之间,已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3. 降低贴现率。贴现利率政策是美联储通过制定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及货币市场的供应和需求,通过规定贴现票据的资格来控制资金投向的一种金融政策。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将贴现率从6.25%下调至5.75%。2008年9月中旬危机恶化之后,美联储又3次下调贴现利率累计175个基点。至2008年12月,美联储累计下调贴现利率575个基点,并将基准利率与贴现利率的差距由100个基点降至25个基点。同时,美联储还多次放宽可接受贴现票据的范围,并将贴现期限由通常的隔夜暂时延长到最长可到90天。

(二)创新的货币政策

尽管美联储将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几乎用到极致,但仍然不能阻止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国经济持续放缓的趋势。为此,美联储在2007年12月之后进行了货币政策创新,相继推出了多种新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供给,放松银根,恢复市场信心。

1. 定期拍卖融资便利(Term Auction Facility ,TAF)。TAF是通过拍卖机制定期主动向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创新,旨在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美联储每月向金融机构提供短期借款,提前确定数量,采取竞价拍卖的方式确定利率,同时收取金融资产作为抵押。所有被美联储银行认为财务状况良好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及在一级信贷贴现窗口有贷款资质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均有资格参与TAF竞拍。从2007年12月12日TAF被创造出来至2008年11月10日,美联储通过23次TAF拍卖累计注入流动性资金达到14803亿美元。

相对于窗口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TAF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TAF更有针对性,可以将资金注入问题更为严重的特定机构;另一方面,TAF使联储可为更多的交易商以更为宽泛的抵押物形式来注入长期资金。并且,操作过程中TAF确保银行可以匿名参与竞拍。这样,竞标者就不用担心竞标会被解读为资金处境极为艰难或急需资金融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2. 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PDCF是一种针对投资银行等市场交易商的隔夜融资机制,旨在紧急状况下为市场交易商提供援助来拯救濒临倒闭的公司。PDCF允许一级交易商可以像存款类金融机构一样从贴现窗口借款,借款利率与贴现窗口的一类贴现利率相同,抵押品包括适用于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所有合格抵押品,加上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资产支持债券。由于一级交易商得以使用更为宽泛的债券抵押,这些债券在私人借贷过程中也被接受为抵押品。此外,PDCF还有助于降低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支持债券和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从而提高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买卖资产支持债券的能力。PDCF于2008年3月16日被推出,2008年9月14日美联储宣布扩大PDCF适用的抵押品范围。在2008年9月15日之后,每周更新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PDCF项下数值由之前接近于零的低水平上升至800亿美元左右,表明PDCF力度有所加大。

3. 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TSLF是一种通过招标方式向市场交易商卖出高流动性国债而买入其他抵押资产的融资方式。TSLF由美联储公开市场交易室承办,其交易对手仅限于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级交易商,交易商可以提供联邦机构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以及其他一些非联邦机构债券资产。它的期限一般为28天,可用于改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迄今仍被广泛使用。TSLF首次交易时间为2008年3月27日,2008年9月中旬次贷危机恶化之后,美联储于9月15日宣布扩大TSLF适用的抵押品范围为所有投资级债券。在2008年9月15日―11月10日,美联储通过15次TSLF操作向市场注入了共4300亿美元流动性资金。次贷危机以来的39次TSLF操作累计注入的流动性资金达到12832亿美元。

此外,美联储还通过AMLF(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Liquidity Facility,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CPFF(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商业票据融资工具)及MMIFF(Money Market Investor Funding Facility,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等金融创新工具,以及与多国央行达成互换协议的形式,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四、 美国货币政策效应评析

显见的是,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救市力度之大,政策变化之频繁,都是史无前例的。但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许多政策效应也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在实践中这些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则尚待时间的检验。不过理论分析表明,这些货币政策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应。

一方面,这些政策无助于消除金融危机。根据汤凌霄(2008)的归纳,对于中央银行的注资政策,英国央行行长Mervyn King,美国经济学家Gary Becker、Roubini,以及摩根斯坦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和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等都认为,该项政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隐患。他们指出,仅通过注入流动性,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并最终使危机更为深重;并且,央行注资是通过让信贷变得更为容易获取的方式解救被困的金融机构,使它们能继续不负责任地发放高风险贷款,从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因而,美国等国家央行的集体紧急注资行为,只能令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流动性泛滥的形势加剧,从而催生下一个资产泡沫。

Taylor(2009)也指出,正是政府的货币干预政策导致、延长并恶化了此次金融危机。对政府政策反应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后,Taylor(2009)指出,2000-2006年间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低于常规下应有的利率水平从而带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引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错误诊断银行信贷市场上的问题并以此进行的政策反应,进一步延长了金融危机的时间。Taylor(2009)认为,如果导致危机的原因是流动性不足,则通过窗口贴现或新增窗口或者提供其他的便利措施以增强流动性的政策反应就是恰当的。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此次金融危机的真正症结在于对手风险,因此正确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强调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质量和透明度,并直接应对因房屋价格下跌所导致的违约率的上升,或者寻求更多的途径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注入更多的资本。最后,缺乏清晰的、可预期的干预政策,恶化了金融危机。为什么对一些金融机构及其债权人提供援助但对另外一些金融机构则不提供,其干预程序和标准是怎样的?在什么情况下,政府会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政府又会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救助?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担忧导致银行同业借贷的风险溢价加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恶化。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抑制经济进一步衰退,长期效应则有赖于其他政策的配合。金融市场动荡会蔓延至实体经济,进而可能影响就业、投资和美国社会福利。因此,美联储进行注资干预,通过对市场流动性的直接投放,传递了着力缓解危机的信息,适度平缓了危机造成的恐慌心理,从而能有效增强市场信任度。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邹新和程实(2009)分别从市场信心、信贷紧缩、商业票据和股票市场等四个方面,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他们发现,货币救助政策的出台,确实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避免市场情绪的崩溃,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信贷紧缩和商业票据市场的压力。不过,货币救助政策并未能起到全面挽救市场信心的作用,市场紧缩局面和票据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而且股票市场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Mishkin(2009)从反向角度证实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抑制经济进一步衰退。Mishkin(2009)指出,如果联储不采取零利率政策,不给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结果会是怎样?显然,紧缩的货币政策无疑会降低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结果是经济下滑更加严重,资产价值的波动更大,由此信用溢价上升并带来经济的进一步收缩。而经济的收缩又会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并导致更为严重的风险后果和更为严重的经济收缩。如此循环。而且,如果美联储不采取扩张政策,国库券的利率会居高不下,房贷利率以及企业借款的成本都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高。由此,消费支出会进一步降低,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萧条。因此,短期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确实能减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Mishkin(2009)同时也指出,尽管低利率和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的政策有助于缓解危机加深的步伐,但仍然需要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美国经济,而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当前经济和减少税收负担之间做出平衡。另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货膨胀预期,导致在将来某一时期通胀水平显著增加。

参考文献:

[1]Frederic S. Mishkin,Is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Working Paper 14678,2008,省略/papers/w14678.

篇5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研究

一、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及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

总体上说，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制度几乎都以可疑交易或者可疑行为（统称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为中心，要求金融机构报送有洗钱迹象和可能的交易行为的有关信息，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时要求提交大额交易报告[1]。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颁布了《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负责人民币、外币可疑交易的监测分析，我国开始建立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制度。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反洗钱局，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成立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作为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金融情报机构，具体承担反洗钱资金监测职责，并且实行本外币可疑交易资金监测一体化[2]。截至2009年末，可疑交易分析已全面覆盖银行业、保险业、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2009年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交易报告1.78亿份，可疑交易报告4293.3万份（见表1）。从2004—2009年银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接收量统计表（见表2），也可以发现可疑交易报告量逐年递增。

（二）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存在的不足

近几年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有了大幅提高，仅2009年通过分析筛选就发现1082起具备高度洗钱嫌疑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这些重点线索开展了反洗钱调查，最后根据调查情况向侦查机关移送和报案共654起，涉及金额3711.7亿元。各地侦查机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案线索共立案侦查119起（其中以洗钱罪立案侦查23起），占报案线索数的24.1%①。但目前也存在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的问题。

1．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难以有效提高

面对当局的罚款威慑，金融机构一定程度存在“护卫性”行为，自我保护意识决定了“拿不准就报”、“报比不报好”、“多报比少报好”，而不论所上报的交易或者行为可疑与否，缺乏对可疑交易信息的主动识别和筛选，这也是近年可疑交易报告量增加的原因之一。许多金融机构只是机械地依赖其反洗钱监测系统预警提示，不加分析判断，简单地录入客户信息就上报，这种报告往往涵盖信息太少，会漏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有的则采取“扩大化”的办法，只要自认为符合可疑交易识别标准的交易，就不加分析和重新识别客户身份就上报，由于报告的交易信息太多，反而降低了信息分析处理的效率。同时在现场检查中还可发现，当金融机构业务系统提示为可疑交易时，有关业务人员未进行认真审查，甚至根本不审查就确认为正常交易，这样做出导致失去大量的有价值信息[3]。

2．可疑交易监测分析信息范围不广，不能全面分析

一是局限于资金交易分析，缺乏身份主体分析的有效配合。对客户身份信息的准确定位是可疑交易监测的重要环节，没有准确定位，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居民身份证统一数据库，但该数据库并没有涵盖所有自然人身份信息，法人或准法人身份没有统一的数据库，难以准确、完备的实现对交易主体的身份定位。目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支付清算系统等还未实行连接，还处于独立运行状态，有碍于对异常账户类型进行有效监测。除了与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系统相连接外，还没有与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的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管理系统的接口，银行业金融机构还无法通过账户管理系统实现对存款人提交的各类开户资料证件进行真实性确认，横向信息传输难以落实，也就不能更好地识别客户。同样在法人主体有关信息分属于工商、税务、质监和海关等部门的情况下，不能更好地综合定位。如某企业账户在资金上是正常运作的，但其工商法人资格已经注销，税务登记也已经注销，这就无法识别。另外，没有信息跟踪功能，当金融机构认定为可疑交易上报，在此之后发生的信息没有要求连续上报，无法连续监控。

二是可疑交易分析主要局限于交易行为分析，缺乏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分析的配合。交易是一个过程，财产关系是一种状态，状态和过程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脱离财产关系，仅从交易行为获取涉嫌犯罪的线索是很难的。

三是可疑交易资金监测局限于个体分析，缺乏与区域分析、宏观分析的有机结合。发生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洗钱数量与系统的某些参数有相对稳定的数量关系，如异常的现金流通量、国际收支统计出现超常的统计误差等[4]。当前金融机构对客户身份的了解仅限于开户资料和平时与客户接触时，从客户交谈中获得部分信息，少部分外勤人员通过走访客户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多是一些贷款户，但对于一线临柜人员了解的信息就很少了。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经营特点及资金流量流向规律等客户信息不是必须向银行提供的，这些信息由工商、税务等部门管理，银行柜面无法了解这些信息。上面讲的财产信息全国也没有建立统一信息库，同时这些信息由房产管理部门管理，金融机构和反洗钱监测中心无法掌握。

（三）反洗钱工作主动性不强，报告不全面

一是一些金融机构系统设置的可疑交易报送标准远低于《办法》（[2006]第2号令，下同）要求。如证券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之一“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多数机构将“长期”设定为2~3个月，远低于《办法》一年的标准，系统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全部报送。二是依赖系统筛选，缺少人工识别。对于由客观标准为主观识别构成的上报标准，一些机构按照客观标准设定系统参数，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未经人工识别即予上报。三是要素填写不全。银行业、保险业可疑交易报告要素为40项，证券期货可疑交易报告要素34项，有的要素系统不能自动提取，人工填写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有些就不进行补充，这样造成可疑交易报告缺少一些项目。

二、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的原因

（一）可疑交易报告主动性不足

在我国主要采取义务报送制和举报制，其中金融业和特定行业实行义务报送制，举报制则作为义务报送制的补充。义务报送制缺乏质量控制机制、举报制缺乏市场化激励机制，导致信息完备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影响了可疑交易资金监测的分析效率。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在有关制度上已经明确，是强制性报告的，但非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则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意愿。如果激励机制不完善，不能促进报送机构将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内在化，将导致金融机构采取非合作博弈的策略，如防卫性的报送特征型可疑交易，消极甚至拒绝报送非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导致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性和完备性降低[5]。

（二）反洗钱社会成本高，金融机构反洗钱主动性难以调动

金融机构是反洗钱的主阵地，根据反洗钱监管要求及反洗钱工作的实际需要，金融机构在反洗钱方面会增加五种成本：一是制度成本，金融机构根据监管要求需要建立一整套反洗钱内部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二是雇员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和培训成本，三是检查成本。金融机构检查过程中形成的计算机设备、办公用品费和差旅费等支出；四是流失客户，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和对可疑交易资金数据的报告制度会使金融机构失去一部分客户，客户的失去意味着利润的损失，尤其是当其他金融机构不认真执行反洗钱规定时，将会使该金融机构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五是档案管理成本，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在一定期限内保存客户的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这使金融机构保管档案成本增加。如果金融机构付出的成本得不到适当补偿，则其参与反洗钱的积极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三）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虽然看似简单，却不易操作。如《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与来自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赌博严重地区或者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第十二条第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第十三条第十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的”等规定中的“地区”或“中心”不明确，在实际报告时无法参考。二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充分考虑证券市场的特征。《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证券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仍主要停留在对客户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监测的简单层面上，未充分考虑证券业在证券发行、证券上市、证券评估、证券交易、证券交割、让利分红等环节可能存在的洗钱风险点，在当前 股市资金实行银证转账，客户保证金流出流入股市实际由银行监控的情况下，明显呈现证券业反洗钱工作与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的同质化，对股市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分析容易流于形式。《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六款将“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列为可疑交易标准。在股市上涨期，上述两种现象大量存在，将此交易列为可疑交易，既大量增加证券营业机构无价值的可疑交易报告量，也增加反洗钱监测信息中心分析、处理信息的工作量。三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考虑新型业务的特点。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加大，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如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银证产品、银保产品等，这些金融产品有别于传统金融产品的新特点，如资金形态的虚拟性、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交易速度的快捷性、业务办理的无纸化、产品特征的模糊性等，但《办法》仍缺乏针对这些金融新型产品设计可疑交易识别标准[6]。

三、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效率的若干建议

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既要从源头掌握客户全部信息，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和举报积极性，通过多层次分析机制和引入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技术，发现更多的犯罪线索。

（一）全面落实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一是以银行结算基本存款账户核准号为基础，构建单位银行账户管理体系。一个单位首次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时，经当地人民银行核准后产生一个核准号，以后这一核准号伴随着该单位存款终生，开立其他账户都必须凭此核准号，就算基本账户开户行发生改变，其核准号也不改变，可以考虑以存款人信息智能卡方式管理。所有银行账户纳入基本存款账户下管理，包括单位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和单位银行卡，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单位保险账户、单位证券账户和单位期货账户也纳入管理。账号管理系统和反洗钱分析中心其信息管理都是以基本账户的核准号为基础进行管理，全面掌握存款人资金动态，这样账户管理和信息管理相统一。二是以个人社会保障号为基础，构建个人银行账户管理体系。为方便自然人管理自己所有个人银行账户，也为监管部门对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和资金信息监管提供支持，建立以个人社会保障号为基础的个人账户管理体系，按照社会保障号码标准，首次在账户管理系统中开立个人账户的自然人，由系统登记社会保障号码。以后个人不管以何种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开立何种账户，都集合在此号码下管理，不但包括个人结算账户、个人协议存款、通知存款、个人活期储蓄存款账户和定期储蓄存款账户，而且还包括个人证券投资账户、期货投资账户和国债投资账户，也包括各种银行卡和信用卡。对于联名账户，需要指定账户主体，主要信息归属于主体人，其他从属人只是标注。

中国人民银行应按账户管理系统的设计要求，加快与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信息管理部门合作的步伐，将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与账户管理系统进行连接，从各信息系统的比对情况对存款人提供的开户资料、证件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真正做到了解客户，促进存款实名制的落实，为反洗钱提供真实、完整、有效的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可疑交易分析监测系统更应与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和现代化支付系统等相关业务系统相连接，对有关业务系统的处理情况进行监测、分析。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升值预期持续居高的环境下，大量文献资料表明了大量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已成为洗钱的重要工具之一。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数据库，将这些信息也纳入反洗钱监测分析信息范畴，就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相关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分析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依托账户管理系统，建立客户信息档案库，进行集约化管理，更能综合反映单位和个人的信息，以供各金融机构和反洗钱分析中心以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查询和分析。同时以仓储方式管理可疑交易客户信息，并进行长期跟踪分析。洗钱犯罪分子的识别不可能单凭一次交易就可以确定的，洗钱犯罪活动往往是在合法交易中掩盖其非法交易，这就需要根据长期交易信息进行跟踪分析。

（二）全面推行洗钱风险分类管理制度

鉴于客户身份识别在洗钱预防措施中的基础地位，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逐步呈现以风险为基础的发展趋势。金融机构应按照客户的特点或者账户的属性，考虑行业等因素，在对客户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客户实行正常、关注、可疑三类风险管理。对于高风险客户，应实施更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对于低风险客户，可以采取简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甚至免除实施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从而提高客户身份识别的有效性，同时也适当平衡了反洗钱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当然，在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后，还应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更新客户资料信息，并在持续关注的基础上，适时调险等级，使风险分类管理更准确。

客户风险分类管理，目前银行类金融机构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许多机构还没有推行。针对近期监管对恐怖融资监控要求的提高，各商业银行应加强对黑名单尤其是联合国制裁名单有关交易的监测。如可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出的部分低风险客户甚至是有把握不会涉及可疑交易的客户名单维护到现有反洗钱报送系统，让系统不再生成与之相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这样做即减少了需要人工识别交易的数量，同时减少了报送人民银行的可疑交易总量，也意味着没有通过校验的可疑报告被退回而需要人工补正的工作量的降低。当然，这一操作需要以金融机构客户风险分类制度的有效、各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名单的确定和更新流程的可控等条件为前提，随意使用将会产生较大的控制风险。对高风险洗钱客户，不仅局限于标准化可疑交易信息的分析，逐步开展财产关系的分析，通过拓展分析法，提高发现、识别涉嫌洗钱犯罪信息情报的效率。要使反洗钱机制有效地发挥效率，对具有高度洗钱风险的客户不仅要分析交易行为或交易过程，也需要适当扩大对其财产关系的监测分析，从财产状态追溯可疑交易，进而获得洗钱犯罪情报。

（三）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激励机制，激发反洗钱的内部活力

只有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督管理制度，才能真正将外在的义务内化为金融机构履行好义务的动机，在现代化金融企业中已形成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员工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协调机制，建立有效的反洗钱激励机制，就是对反洗钱工作特别是可疑交易报告工作融入利益最大化机制。

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效果评估制度。对金融机构反洗钱情况实行评级制，并定期向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通报评价结果。对积极参与反洗钱活动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较高等级评价，并将评价等级与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的金融优惠政策挂钩，评价等级越高，金融机构享受的金融优惠政策就越多，如市场准入政策。同时对于评级差的金融机构加大现场检查频率，对评级高的少检查甚至免检，从而降低检查成本。

二是对追缴的洗钱非法收入实行分成制度。为有效调动和保护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洗钱非法收入分成制度，为反洗钱提供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单位和个人，在洗钱资金追缴以后，可根据其贡献的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奖金。即使洗钱资金追缴不回来，政府也应该给予奖励。或者对收缴的赃款不立即上缴国库，而是仍然存放于银行一段时间，这样至少可以给金融机构一个调整期，以缓冲大额存款的减少对其经营管理的影响。政府也可从罚没收入中拿出一定资金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基金，对为反洗钱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物质和精神奖励。

三是建立涉嫌洗钱行为和可疑支付交易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打击洗钱犯罪的威慑作用，强化对可疑支付交易的监督，积极鼓励单位、个人通过举报方式提供涉嫌洗钱行为和可疑支付交易的情报和线索，形成“打击洗钱、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四是建立可疑交易质量考核制度。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开展可疑交易甄别，将识别和判断依据深入到交易实质的判定上，结合客户身份识别、行业特点分析及相关交易背景判断交易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形成可疑交易报告。对由反洗钱数据采集系统自动生成但有足够理由排除的可疑交易数据应及时删除，对未达到可疑交易报告标准、系统未采集但经办过程中发现明显可疑的报告，应审慎识别、确定可疑后予以报送。监管部门可对报送的有价值的非标准型可疑交易给予奖励，鼓励金融机构提高报告质量，另外还应建立反洗钱信息披露成本补贴制度。

（四）建立多层次分析机制

一是建立分类分析中心，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金融机构提供的可疑交易信息集划分为若干子集，如将可疑交易信息划分为银行类、证券交易类、保险类和其他类等，对可疑交易的分布特征和洗钱犯罪的相关度进行经验分析。二是建立综合性分析中心，就是根据分类中心的分析结果，进一步综合各类信息进一步判断。三是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可以根据不同洗钱犯罪的区域分布特征建立区域监测分析制度，即根据洗钱上游犯罪的区域分布特征，推断相关洗钱犯罪及可疑交易的分布特征，确定不同区域应重点监测的可疑交易类型。有些洗钱犯罪的可疑资金交易分布是全球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则是区域性的，因而有必要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洗钱犯罪活动具有区域性特征，建立区域性分析中心，并且改变现在全国统一可疑交易标准，可以根据区域特点增设区域性可疑交易标准，区域性分析也需要根据区域反洗钱活动的特点不断创新监测分析方式和方法，以不断挖掘可疑交易，从而更好地为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服务。建立多层次的分析机制，就是不同的分析团队，采用不同地分析方式方法和分析技术，有效地发挥聚合分析和拓展分析的各自优势，提高监测分析效率。在分析上引入目标锁定技术：一是锁定所分析的机构，二是锁定区域的行业，三是锁定某一行为人，这样可以为反洗钱检查提供可靠依据。

（五）建立灵活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制度

我国由反洗钱主管部门规定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而不是由金融机构自主判别和决定一项交易是否可疑。《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列出了58种可疑交易报告标准，要求金融机构予以报告。实际上，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可疑交易标准实际上大多被看成是需要金融机构在判别可疑交易过程中应该加以关注的异常交易。简单地说，我国所谓的可疑交易报告按照国际标准只是异常交易。在《反洗钱法》审议通过后中国人民银行制订和颁布了新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减少了银行业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数量，首次规定了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的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并强调金融机构应在分析基础上识别和判断可疑交易，但仍没有完全取消客观标准。

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应逐步将目前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调整为主观标准，让金融机构真正承担起识别可疑交易的职责，这将对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努力程度、情报分析的能力、案件调查效率和整个反洗钱制度的效力产生持久影响。一是逐步取消目前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明确规定由报送主体主观判断和报送可疑交易报告。当然，反洗钱主管部门要调整对报送主体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加强对报送主体的宣传、教育、培训、指导和合作，必要时进行检查和处罚。二是主管部门会同其它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根据破获案件所总结和归纳出来的洗钱类型和指标，制定各行业可疑交易报告的识别指引，并且根据新的洗钱类型和新业务开展特点定期修订、更新和增加，当前需要尽快建立网上银行和手机支付等业务的可疑交易标准。三是前面也提到了可以根据区域性可疑交易特征设立区域性可疑交易标准，并不断调整。

（六）不断引入国际先进技术，不断总结我国可疑交易特征

所谓的可疑交易模型是指某种可疑交易在客户和交易特征方面的不同组合模式，是各种现实洗钱或犯罪行为模式的抽象。由于洗钱行为的共性，许多交易模型在全球都会被认定为可疑，但由于各国监管要求不同，各银行的业务领域和产品不同，可疑交易模型的数量、高发领域及组合也会具有不同特点；另外，可疑交易模型库应是一个动态更新的过程、某一时期新的犯罪类型、某个地区高发的犯罪形式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量化和模型化。目前国际比较成熟的可疑交易分析技术，如智能数据分析和朴素贝叶斯分类技术。新的洗钱方式会不断被犯罪分子利用，也会在不同国家传播，引入国际成熟可疑交易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就是总结学习以提高我国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能力，同时不断总结不同上游犯罪诱致或恐怖融资派生的洗钱交易的资金流向、流量和分布模型，在现有的各种特征型可疑交易基础上扩大特征型可疑交易的类型。为义务报送机构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将某些非特征性的可疑交易提炼为特征型的可疑交易，形成分析模型，在再次出现相同特征交易就能及时发现，有利于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高增安.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有效吗？[N].证券市场导报，2007-04-10.

[2]唐旭，师永彦，曹作义.中国反洗钱工作有效性研究[J].金融研究，2009（8）.

[3]师永彦.对我国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增长过快的分析[J].中国金融，2007（19）.

[4]潘丽，刘伟.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制度及效率研究[J].金融与保险，2009（9）.

[5]杨瑾.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信息披露激励机制的建立与完善[J].上海金融，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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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12.2；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1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加强了全国各国金融贸易活动的强度，也同样为各国的金融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同样受此冲击。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开始探讨，到底开放的金融服务市场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的影响是否有利。

一、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现状分析

1.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可以从下表分析：

中国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的进出口情况（万美元）

从该表可以看出，自1998起到2012年止，在这15年之中，保险服务的进口数额一直呈现着增长的态势，年增长率为17.81%；而保险服务的出口额度虽然有变动，但是也呈现着增长的趋势。这些数据可以体现出，在保险服务中，不论是进口额还是出口额，都在持续增长，但是明显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属于贸易逆差。相较于保险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在1998-2012这15年中进出口额增长变动趋势更大。如上表所示，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8年的2696万美元增长到1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7%。进口额虽然历经起伏，但是同保险服务贸易相同保持增长。从该表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状况看出，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

2.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分析

基本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内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行业都吸引了一大批的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与此同时，我国的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同样接触机会向外扩张，将国内的金融服务等输出至国外。因此1998-2012这15年中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是不断扩大的，且扩大的规模与速度不断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度也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则显得水平较低，比较落后。

二、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1.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金融发展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我国FOI与PRIVY之间高达138.122的数值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换句话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因此金融市场发展潜力较大，前景广阔。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对金融的发展呈现着十分关键的影响。另外，再根据TRADE、PRIVY与SIZE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并且规模越大的话就越能够存进我国金融的发展。

2.中国金融增长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相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与PRIVY之间呈现正相关的状态，因而可以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金融增长显著的影响显著。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受到金融增长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程度并不大。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的贸易水平越高的话，那么其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就越高；此外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也比较低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就会相应提高。除此以外，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指标就是DEPTH，也就是M2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该指标与前面提到的人均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这两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DEPT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小。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预测，我国如果想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仅仅依靠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

总的来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首先由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再由金融发展为动力间接的推动经济的增长。一般来说，金融服务贸易对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能够显著的推动金融的增长。但是实际情况上，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我国的经济增长受到金融增长的效应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推动作用较小。

三、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在为各国带来一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实践证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从我国角度来说，必须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加以重视，充分认识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时分析，找出目前我国应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找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把握这次机遇，并以此为契机迅速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叶薇，徐兰霞.基于资本角度谈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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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小企业 财务管理

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出现了产品出口下降,库存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财务状况恶化,生存和发展相当困难。因此,加强财务管理,防范企业风险,已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当前应对金融危机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分析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近几年,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旺盛的创新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动力。但是,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体制的影响,中小企业在加强财务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阻碍;另一方面,在同大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暴露的问题日益明显。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出规模小、资金和技术构成较低,受传统经济体制影响等因素,有相当一部分忽视了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管理思想落后僵化,使企业管理局限于生产经营型管理格局之中,企业财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使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面对重要挑战。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大都采用利润最大化的指导思想。因为他们觉得利润越多则企业的财富增长得就越多,越接近企业生存、发展和盈利的目标。但利润最大化目标也存在一些缺陷:①没有考虑取得的利润与投入资本的关系,实现的高额利润可能是牺牲了的大量的经济资源而获得的;②没有考虑获取的利润同其承担风险的关系。投资决策仅仅局限于比较不同项目收益的大小作为决策的依据,这显然是不可取的;③难以协调企业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为了追求经营绩效,企业往往会将收益放在第一位,而忽视了经营和投资的风险,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④没有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利润最大化目标只是一种短期性目标,这会使投资决策往往倾向于短期行为。少部分中小企业依然坚持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二、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1. 缺乏政府政策支持,融资渠道少

资金筹措困难、资金严重不足、融资难、担保难仍然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目前很多中小企业还不具备向公众发行债券和偿还的能力,直接融资的渠道对中小企业来说几乎没有。因为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效益低、风险高、诚信度低,而且大多数中小企业是非国有企业,致使很多银行不愿或不热情向中小企业贷款;而且在进行贸易活动中,供货商一般不愿意给予中小企业贸易赊账的待遇,而没有贸易赊账的支持,中小企业就不得不用现金付款。这就使得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的持有比例较低,货币资金常常处于短缺状态,这也使其难以开展长期投资业务,只能以短期投资为主,这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多年来,我国政府的政策体系倾向于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而忽视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普遍注册资本较少,资本实力有限,土地、房屋等银行认可的不动产数量较少,同时很多中小企业都处于成长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资金需要量是企业生产周期中需求量最大的,资金短缺问题成为其发展的瓶颈,资金不足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2. 财务管理意识淡薄,管理制度不健全

财务管理意识淡薄,企业始终在高风险区运行。这表现在:财务机构的职能不清晰,与其他部门的工作衔接不明确,财务机构职能仅限于会计核算及资金调拨;资金管理、税务筹划、财务计划与监控、决策支持等职能缺少相应的机构和岗位平台支持;会计核算工作缺少系统、规范、适用的制度进行规范;财务支出审批的责任不明确;财务会计档案的归档、保管和借阅缺少明确适用的制度规定等。财务控制薄弱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的风险意识不强,资金管理不严,造成资金闲置或不足;资金回收困难,应收账款不能兑现;存货控制薄弱,存货过多,造成资金呆滞,周转失灵;非货币性资产(例如原材料、半成品、固定资产)管理不到位,出了问题也无人查找,资产浪费严重。

3. 对财务管理工作不够重视,企业管理混乱

中小企业在经营决策方面有着高效率的优势,但决策程序较粗糙,决策所需信息中,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并无规范的规则,财务人员几乎不会参与收集分析信息,决策信息准确度较差,决策的可靠度低。 缺乏必要的投资分析,造成投资失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不少中小企业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断加快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产品开发。但由于中小企业对优秀财务管理人员的吸引力不大,导致最高决策者常常难于进行正确认识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作用,造成了投资严重失误。某些经营者存在重技术、轻管理和重销售、轻理财观念,认为企业效益靠的是业务发展,不是“管”出来的,忽视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和参谋决策作用。

4. 缺乏高素质财务管理人员,能力有待提高

高素质财务管理人员缺少,是影响中小企业财务核心作用难以很好发挥的主要问题。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是私营性质,投资人集所有权和经营权于一身,在进行财务活动和处理各种经济关系时,凭个人意愿,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倾向;另一方面,在中小企业,真正的财务专业人才很难留住,财务人员大多未经正规的专业培训,缺乏财务管理的能力,难以为管理高层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

三、解决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具体途径

1. 加强政策支持,拓宽融资渠道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立法和相关政策出台,保护广大中小企业健康成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资金经营的能力差等决定了它通过市场融资资信很低的特点,这从客观上也要求国家通过稳定的融资机制给予适当的扶持,建立和完善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 增强财务管理意识,提升管理层次

中小企业应形成重视财务管理的风尚,重视财务预算、运营资金管理、财务控制等工作,紧紧围绕企业目标,从大局上把握企业经营,提升企业财务管理层次。在财务管理中要特别树立风险观念,善于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进行科学预测,有预见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使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使用和财务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注重加强企业财务风险分析和预测,高度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信息及重要指标,主动调整企业各项财务指标和目标任务,对企业未来财务活动和财务成果作出科学预判,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3. 重视企业现金流的管理

稳定充足的现金流, 是企业应对危机、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全面树立以资金管理为主导的企业财务管理理念,强化现金流管理意识,高度重视企业现金流管理。一旦流量不足,企业就会出现财务危机,生产经营就会面临停顿,甚至导致企业清算。因此,筹备资金、组织资金供应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任务。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生产经营和发展战略的需要确定合理的资金需要量,依法、合理地筹备所需要的资金。企业对筹集的资金实行统一集中管理,降低资金成本,增强资金保障能力。企业要强化资金计划管理,增加现金流入,控制现金流出,按不同环节、不同业务的合理需要调度资金,有计划地安排现金流量,防止现金收支脱节。

4. 强化成本管理和控制

市场需求萎缩,企业面临营业收入下滑、成本费用刚性支出、盈利能力下降等多重困难,严格控制企业成本,是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举措。进一步优化业务和管理流程,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强化各项预算定额和费用标准的约束力,重点加强对原材(燃)料及辅助材料的采购管理,妥善处理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的关系,努力尽可能减少非生产性支出,降低管理费用。

5. 积极缓解企业库存压力

经济减速和外需乏力是企业库存压力不断加大、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企业应采取综合措施,有效缓解库存压力,不断提高企业产销率。坚持以销定产,准确把握产品市场发展态势,加强市场形势预测,科学合理组织生产,适时调整产品结构。

6. 稳健财务管理

科学投资,适时扩展中小企业要靠持续地创新和不断地进行技术改进来巩固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但是这种强烈的成长意愿却与其技术开发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筹资能力及管理能力的缺乏产生了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思想要比大企业更为稳健,切忌操之过急,盲目扩展。当中小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适当扩大规模,进行科学投资,投资新的项目,风险也随之变化。此时,中小企业应进行比较详尽的可行性分析,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分析新的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收益、成本和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风险,或者主动和风险投资公司接触,求其帮助。

参考文献:

[1]王秀芳,王秀萍.如何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J].甘肃科技纵横, 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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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小企业;应对策略 

始于2007年2月份的美国次贷危机。目前已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美国又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因此金融危机除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引发国内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种间接损失是巨大的。为此。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和维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及时遏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中小企业的发展事关国家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3%、我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以及出口总额的62.3%，而且，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家底最薄弱、生命力最脆弱的群体——中小企业身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其他受到较大影响的行业包括电子、玩具、五金、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房地产业等。 

我国很多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为主，吸纳的劳动力较多，而金融危机造成中小企业的举步维艰，甚至大量倒闭，这就造成了失业人口尤其是失业农民工数量激增。据农业部对安徽、广东等11个劳务输出、输入大省120个村的典型调查显示，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约减少6.5%务工人员，其中多数为外来农民工。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受损的区域将进一步扩大，涉及的行业进一步增多，而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和失业人口的继续增加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进一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可以从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探寻： 

(一)企业自身存在的障碍 

我国的中小企业经历过市场严酷的考验。普遍具有开拓、创新、坚韧、灵活的特点，但是其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与大企业相比。在技术、资金、人才、管理、营销渠道、组织能力等各方面的资源都处于劣势。 

1.企业专业化程度低。中小企业规模不大。却“小而全”，将大量资本重复投资在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项目上，很少有企业具备自主品牌和核心竞争优势。生产能力不仅过剩，而且分散。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又造成行业内部过度竞争。 

2.中小企业主缺乏长远的战略。中小企业主在创业过程中，往往急功近利，对企业的发展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从管理才能上看。中小企业主大多数是靠个人的悟性和某些机遇取得成功的，很多人知识结构不完全，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在这些企业走向快速发展之后。企业主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很多中小企业在膨胀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腐败、分裂和失控。 

3.经营管理不规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中小企业大多实行家长制管理，没有合理的组织体系，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甚至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结果是缺乏对市场的准确预测和把握，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据测算，我国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为291%，中型企业为163%，小型企业只有128%。 

4.缺乏技术、知识和人才。对我国而言。大多数中小企业是靠离开土地的农民发展起来的，职工素质低，技术人员与专业管理人员缺乏。而且，员工对学习普遍比较淡漠，企业和员工积累、更新知识的能力都很差。 

(二)外部环境给中小企业带来的障碍 

1.中小企业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中小企业的创办资金主要是个人积累资金和借贷资金，这种投资结构决定中小企业的启动资金是极其有限的;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抵押担保，而且信用不足、贷款规模小，难以从银行得到信贷支持;同时，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开放度不能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因此，与大型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获取营运资金等非战略性资产的难度很大，企业外生性扩张阻力太大。 

2.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需求减少。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美国、欧洲等与我国外贸联系紧密的国家和地区，因此造成出口型企业的国外市场需求量急剧减少。同时由于国内失业人口的增多、居民收入的降低和面对金融危机时消费的进一步锐减。中小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也进一步压缩。 

3.人民币升值给出口型企业带来困扰。首先，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初中级产品，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外币表示的我国商品价格上升，直接削弱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汇率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经营风险。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上升，对那些已出了货但还未收货款，或已签了订单的企业，更是形成了直接的汇兑损失，也给那些应收汇账款较多的中小企业造成了更大压力。 

三、我国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抵抗金融危机的威胁，不仅需要企业自身顽强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给予中小企业广泛而深入的政策支持。 

(一)中小企业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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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英国金融督察服务模式（FOS）

中图分类号： F830.3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1-0064-05

金融消费已成为大家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金融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资本和货币的流通发展，消费者在面对金融产品的时候也成为了“金融消费者”[1]。但是，在面对如此之多的金融消费产品的时候，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不免受到侵害；而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更进一步地增加了我国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维权中的难度。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消费者维权，特别是金融消费者维权的立法极少。根据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这一概念，确立一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机制，用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纠纷中的合法权益。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英美等国开始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陆续出台了《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法案》（美国）和《金融监管的新方法：判断、焦点及稳定性（方案）》（英国），在这两个法案中均明确阐述将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同时，这些改革方案也相应涉及了金融消费纠纷体制权限和归属的调整，使这一金融监管体系更加有效。因此笔者也建议，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消费纠纷争端解决机制，维护金融消费市场秩序，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深化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对当前国内外金融消费的形势以及我国近年来多发的金融消费纠纷案件，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不足，结合国外立法和司法经验，提出在我国建立金融消费纠纷争端解决机制的这一想法，以期找到更适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解决办法。

一、我国现有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实践中，当遇到金融消费纠纷时，消费者会采取如诉讼、投诉、行政等各种解决方式，其结果也各有差异。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我国，尽管金融消费者相对于金融机构处于劣势，但却有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善于用各种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很多不足，如金融机构内部缺少适当的投诉部门和解决途径，金融主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处理金融纠纷时多采取行政手段而缺少法律手段，金融自律组织更是缺乏力度等。

（一）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机制――投诉无门

以我国银行为例，一般都设有免费的投诉电话、邮箱，或者在各网点设有专门的客户经理来处理金融纠纷投诉问题。当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考虑时间、金钱等因素，直接与金融工作人员交涉或是向金融机构投诉，成为大部分金融消费者的首选。

但是，这些金融机构内部的解决部门并不能解决消费者的实质问题，通常会出现搪塞现象，一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权力不够，无法真正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消费者直接向金融机构投诉时，金融机构既是“选手”又是“裁判”，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这对于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2]。

（二）行政申诉解决机制――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国的金融体制采取的是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金融监管采取行业型监管，并不是西方等国家混业经营模式下流行的功能型监管。我国目前主要分为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分管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分管证券期货市场；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分管保险市场。上述金融监管部门解决金融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行政手段。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汲取英美等金融行业对于金融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经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也相继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从2011年底到2012年年底，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保监会保险消费者保护局、银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相继成立。

也正是我国金融体制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因，不仅导致监管主体不一致，而且在不同金融行业行使的法律规范及其标准也有所差异。在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面前，需要多个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执行，可是现实中经常会发生多个部门同时监管或是同时认为不属于自己的监管范围而相互推诿，导致效率低下。此外，同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机制一样，金融监管机构多与金融机构关系密切，因此不免存在偏袒的行为，金融监管机构难以发挥正常的监管功效，更难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

（三）准司法和司法机构解决机制――仲裁乏力，诉讼费神

就当前已有的金融消费纠纷案件来看，一旦向金融机构内部投诉无果，行政申诉无效，大部分金融消费者转而向仲裁机构或是法院寻求公平。

早在1988年的《银行结算办法》中就有提到“收付双方发生的经济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或向仲裁机关、人民法院申请调解或裁决。”（）[4]证监会，保监会也都有一系列的通知，明确规定金融消费纠纷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也正是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先后在2005年和2008年通过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以更好地处理金融交易纠纷，并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成立了专门的金融仲裁机构。但遗憾的是，高效、快捷、保密性强的金融仲裁并没得到广大金融消费者的接受。事情上，大部分的金融仲裁机构将金融纠纷的解决更多地寄托在法院诉讼上。例如，它们在自己的格式条款中都直接规定，如果发生纠纷应采取法院诉讼的解决方式，这也说明这些金融仲裁机构的现实作用甚微。

（四）网络和传统媒体解决机制――治标不治本

金融消费者利用微博、论坛、新闻媒体等舆论的力量保障自身的权益，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快捷、全面、传播率高等优势也激发了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金融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发生纠纷时，在采取投诉和行政手段的同时，往往也会借助媒体的力量。媒体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金融消费者解决与金融机构的纠纷问题，但是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诱发双方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域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借鉴

金融消费纠纷在世界各国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包括极具创新性的诉讼替代性纷争解决机制，以及仲裁、调解、督察员制度，这其中以英国金融督查服务（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简称FOS）最具代表性和广泛适用性。FOS在英国率先应用之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还是大陆法系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将金融督查服务（FOS）制度与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消费实际相结合，从而塑造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模式，为中国大陆解决金融纠纷提供了丰富经验。

（一）英国模式――金融督察服务（FOS）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大爆炸”开始就着力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将1985年成立的证券投资委员会（SIB）改组为 “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拟监管英国金融行业。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2000》（FSMA）中更明确了金融服务管理局统一管理英国金融业的职权。之后其成立了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 提供替代性争议解决模式专门处理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投诉；并且设立了金融服务赔偿公司（FSCS），从而形成了金融服务业的“一站式”赔偿机制[5]。由此可见，当前英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主要是由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领衔的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和金融服务赔偿公司（FSCS）组成。这其中以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为核心。

FOS的争议解决程序可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金融机构内部解决。在金融消费纠纷发生的前八周，由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方式自行商议。第二阶段：FOS程序。案件首先由FOS督察员受理，督察员根据实际情况和联系，通过对于书面证据的审查（而非传统的听证或质询），公正合理地做出裁定。消费者或金融机构任何一方对裁定不服，可以申请调查员复核。调查员所做出的复核裁定为最终裁定。若此时消费者还是不服，则可以向法院提讼，但消费者接受最终裁定，金融机构必须接受[6]。

由此可见，“英国模式”是由金融机构内部监控、类似仲裁机构的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针对金融企业倒闭后实行赔偿的金融服务赔偿（FSCS）和司法机构这四个层面组成，既切实保障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又增强了消费者对于金融机构的信任，更推动了英国金融行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该模式在FOS程序时，督察员只进行书面审查，尽管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查的中立和客观，但是并不能全面地了解纠纷事实，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在搜集证据资料等方面相较于金融机构有明显弱势，金融机构提交的证据也更倾向于保护自身，这样就导致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落不到实处。

综上所述，英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值得我国借鉴的。首先，英国成立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是独立的，具有中立性；其次该机构也不同于仲裁，不需要事先的仲裁协议，消费者不服还可继续向法院等[7]。

（二）日本模式――行业型金融督查服务（行业型FOS）

1996年日本开始展开了一场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为了更好规范金融消费市场，日本相继出台了《金融商品销售法》（2000年）、《金融商品交易法》（2006年）以及2009年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修正案》，这些法律的实施形成了日本金融消费的诉讼替代性纷争解决机制（简称金融 ADR）。

日本金融 ADR 制度的模式属于行业型 FOS 制度。因为不同金融行业相对应的解决机构比较多，而金融机构的业务也纷繁多样，若每项业务都与解决机构签订合同，则明显不合理。故日本规定金融机构至少须与任意一个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签订合同即可，同时须公布签订的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的名称。

日本版FOS制度的程序主要是投诉处理程序和纠纷解决程序（见图 2）。（1）投诉处理程序，消费者可以向指定纠纷解决机构投诉，该机构督促金融机构及时处理和解决；（2）纠纷解决程序，消费者或金融机构在发生纠纷时，可以向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申请纠纷解决，该机构受理后成立相关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委员会在调查之后达成相应的一般和解案或是特殊和解案（一般和解案当事人可以自由反悔，特殊和解案有一定约束力且只适用于当事人是消费者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日本的金融 ADR在借鉴英国 FOS 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混业经营和金融纠纷解决纳入在一个轨道上，这种创新价值更有助于构建多元化金融纠纷解决体系。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分阶段地从分业经营的基础上推行行业型FOS：即我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自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这点我国也已经完成），分别设置金融调解制度，条件成熟后陆续开始深度吸收借鉴 FOS 制度，并逐步建立起统一的 FOS 制度，以构建完整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三、对构建我国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不同于英国和日本成熟的金融市场体制，我国金融市场目前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尚属于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照搬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上述国家在设立FOS模式之前，已经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律保障，反观我国现有金融法律法规，金融立法多为部门规章，效力低，即缺少由人大颁布的高效力的法律，即便是金融部门规章，相应数量也较少。从这可以看出，在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之前，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特别是金融消费领域的法律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一）明示“金融消费者”概念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明确了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将金融发展的重心放在了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方面，直接引发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讨论。我国现有的法律规章制度中，无论是刚刚修改实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都未提及这个概念。金融消费者是有别于普通消费者的，若不在法律中明示“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那么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也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确定可以在《消费者保护法》的基础上进行明确，即“金融消费者是为了金融消费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其权益受法律保护。”

（二）确立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性质

笔者认为，结合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融合国外日渐成熟的FOS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一，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速度快，从零开始形成另外一套成熟的解决模式是不现实的；第二，FOS模式不仅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起步应用，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也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FOS被证明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都是可以适用的。此外，比较美国模式，FOS的时间经验更多；第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市场也在向全球发达金融市场看齐，借鉴国外成熟的FOS模式，更益于我们学习西方金融市场，也易于被西方金融市场的认可。

当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下属都设立了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局，各金融行业也有相应的自律性组织，在这基础上，可以在各消费者保护局的主导下，设立不同行业的“半官方性质”的纠纷解决机构，各金融机构在设立登记时，应强行要求与纠纷解决机构达成强制管辖的协议，只要是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的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产生纠纷，消费者选择通过该途径解决的，金融机构必须接受管辖。而纠纷解决机构应独立于各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消费者保护组织，即保持中立[8]。

（三）健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框架

在金融纠纷解决的程序上，笔者认为应该分为以下三步（见图3）：

第一步，金融机构内部解决。发生纠纷后，消费者先与金融机构沟通，通过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流程尝试解决问题，在一定的工作日后，金融机构没有回复消费者或者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消费者可以向解决机构申请纠纷受理，若最终裁定金融机构承担责任，则金融机构不仅要赔偿消费者，还要向解决机构缴纳罚款；若金融机构在相应的工作日内，做出回复并给出解决方案，而消费者不接受的，消费者也可以向解决机构提出申请，进入解决机构的解决程序。

第二步，纠纷解决程序。纠纷解决机构受理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选择可参考现行的仲裁机构仲裁员的选择）。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案件事实、书面评议和当面询问双方当事人之后，做出审议结果。

第三步，若双方有任何一方不服审议结果，可申请复核，复核委员会只对调查委员会审议的程序、法律（规则）适用等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核，不对案件事实性问题进行复核（在此参考了WTO的争端解决模式），复核裁定为最终裁定。若消费者接受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且审议结果有法律效力；若消费者不服，则可向法院提讼。

四、结语

通过对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现状的分析，以及对英国、日本现有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方面，无论是立法还是纠纷解决机制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发展快的背景。尽管相比较国外成熟的保护机制，我们的消费者保护局显得力不足道，可是进步是不能忽略的。笔者相信，随着时间发展和条件成熟，我国金融立法逐步完善，FOS模式的解决机制也会随之建立，并形成高效、便民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最终全方位地保护金融消费者，使得我国金融市场更加成熟。

注释：

（1）《银行结算办法》第一章第十条，“银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审查票据、结算凭证和有关单证。收付双方发生的经济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或向仲裁机关、人民法院申请调解或裁决。”

参考文献：

[1]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分析[J].东方法学，2009，（5）：13-22.

[2]叶林，郭丹.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J]. 河北学刊，2008，（6）：160-162.

[3]延婧婧.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思与探讨[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20-35.

[4]巫文勇.金融行业协会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兼评中国现行金融行业协会的缺陷与不足[J].上海金融，2010，（1）：47-50.

[5]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国外及港台地区投资者赔偿制度研究[N].证券时报，2001-09-13.

[6]刑会强.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新思路[J].现代法学，2009，（9）： 48-58.

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向型中小企业；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金融危机下我国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

（1）产品销量下滑，贸易额锐减，大量企业纷纷倒闭停产。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对外依存度高。金融危机后，主要对外贸易伙伴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遭受重创，国内市场不景气，对外需求减少。国际市场的萎靡使得我国中小企业的出口贸易额严重缩水，出现经营困难，主要表现为：订单减少、产量回落、库存增加、出口下滑。大量中小企业不堪重压，纷纷破产。诚然，企业倒闭是正常的市场淘汰，然而，众多中小企业的倒下说明，我国经济运行和中小企业的企业经营已经进入了低迷时期。（2）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融资难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和信用风险，同时也提高了商业银行贷款的门槛，一般接受贷款的都是那些信用度高、抗风险能力强、经营管理好、财务状况透明的企业。而中小企业大多不具备这些特点，再加上金融危机后，受控制信贷规模，贷款实际利率上浮等因素的影响，大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持谨慎态度。虽然危机后有关部门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政策支持，取消了信贷规模的限制，但由于中小企业在融资能力上的天然劣势，这些政策措施仍然没有实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3）外部环境更加恶化。据商务部报道，2010年中国贸易摩擦遇到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随着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标准的提高，我国企业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竞争力。此外，这些国家还加大了对我国的反倾销力度，出口形势严峻。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难的原因

（1）经营模式粗放，缺乏科学的管理模式。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采用粗放型管理，即能源消耗大、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科学的规范制度。他们多靠数量取胜，又片面追求低价来创汇，以致企业经济效益不高，本不具有应对危机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物价大幅度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导致生产的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中小企业的盈利岌岌可危。由于我国实行新的劳动法，劳动力成本上升，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步减弱。使得东南亚的越南、印度、泰国等凭借更加低廉的成本，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建厂。（2）企业自身竞争力不足，信用缺失。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竞争力不足，信用缺失。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都资金有限，经营规模小，生产盲从，抗风险能力差；生产出来的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潜力小。面对大企业的挑战，往往竞争力不足，影响了企业的融资能力。还有一些企业财务不透明，甚至长期准备几本账目，用于应付国家税收部门和相关的国家检查部门或投资单位，使得企业信用缺失。此外，由于我国企业信用体系整体不完善，有些企业不讲信用，不按期归还贷款，在银行有不良记录。还有的企业财务约束力不强，常常改变贷款用途，影响二次借贷。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银行业的发展也不景气，许多银行为避免自身陷入困境，对中小企业纷纷“亮红灯”，影响了企业的贷款。（3）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采用更具隐蔽性和针对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出口国家的商品进行层层限制。苛刻的标准实施后，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都达不到标准，以致出口产业损失严重，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同时，随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各国都纷纷采取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如美国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开始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等领域全面施压。人民币的升值增加了中小企业在外汇结算中的损失，尤其对于一些在人民币尚未升值之前签订合同的企业，本币升值后，这些企业在结汇时出现重大偏差，损失惨重，甚至出现经营困难，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前景不太乐观。

三、我国外向型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

（1）着眼国内，扩大内需。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范围内内需低迷，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陷入衰退，我国出口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可以着眼国内，积极开发国内市场，寻求发展契机。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潜在市场广大，特别是农村市场。从长远来看，这也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再加上金融危机后，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的有利政策，机会甚佳。外向型企业应抓住此次机会，重新考察国内市场，规划产品生产线，提高产品质量，完善营销体系，构建国内销售渠道，早日走出出口受阻的阴影。（2）转变企业管理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欲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必由之路。中小企业应转变传统的贸易发展方式，抛弃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之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积极实行品牌战略，走自主创新之路。只有不断地加大R&D的投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才能真正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在国际市场上用实力说话，力争上游，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行股份制改革后，一方面可以借道股权进行融资，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实现筹资社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股份制改革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3）国家、企业“双管齐下”，解决融资问题。国家应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政策，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一是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力度；二是继续实施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风险准备金税前提取等政策；三是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监管，引导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健全自律组织，加强风险防范；四是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中小企业上市。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优化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信用度，建立良好的信誉，按时归还银行贷款，不可改变资金用途，失去“二次贷款”机会。（4）制定应对贸易摩擦策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制定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综合运用政治、法律手段，积极应对摩擦，提高贸易摩擦应对能力。二是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从而绕过区域贸易壁垒，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广泛收集有效的情报和信息，建立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协调企业行为，积极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四是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同时认真研读国外主要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反倾销体系，加强我国产品标准化建设，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五是要积极运用WTO的相关原则积极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尽可能的使损失降到最小。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外向型中小企业处境艰难，履步维艰。明确其所面临的困难，是更好地解决困难的基础。但限于篇幅的原因，以上仅是谈到外向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众多困难中比较典型的几个，并对主要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自身经营管理的欠规范化和信用的缺失使得中小企业在危机下困难重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造成了中小企业不利的外部环境。金融危机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完善我们的金融体系，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高我们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规范度和专业度，才能使中小企业在危机中不断成长，不断发展壮大。

参 考 文 献

[1]刘慧文．论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J]．国际经济．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