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文学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典主义文学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梁实秋；古典主义；评论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81-02

梁实秋从小家境富裕，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精通古文，从小接受的教育大多是儒家的一套，后来又出国留学，使得梁实秋为文给人的感觉既有儒家君子的温柔敦厚，又不失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公平精神，笔锋显得不够凌厉。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后走上古典主义的必要经历，但后来走上古典主义道路似乎有着某种征兆，在后来提出的观点多多少少与这段经历有关。从小的学习也为古典主义打下深厚的功底。梁实秋曾经是热衷浪漫主义的文艺青年，而二十三岁赴美留学，师从白璧德之后，博学慎思的白璧德把他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梁实秋彻底成为古典主义的拥护者，并成为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理论的奠基人。

一、梁实秋观点转变历程

梁实秋提倡新人文主义，认为一位作家如果不能冷静全面的观察人生，即会失于偏激成为浪漫主义。当然梁实秋认为革命文学同样以偏概全，最终引发与鲁迅的论战，即有名的鲁梁论战。论战发生时梁实秋二十五，鲁迅四十七，梁实秋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姿，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有一些左翼作家也参与论战，如冯乃超等。论战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一年初才告一段落。梁实秋写《卢梭论女子教育》，鲁迅针对此文发表了《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论战由此开始。论战的争端在于：文学应该正视普遍的人性，抑或强调阶级性。梁实秋主张人性超越阶级而且历久不变，文学表现正是这种普遍而恒久的人性。鲁迅则认为人性因阶级而不同，更随时代而变化，不能一味要求文学去处理抽象的人性。而这一问题不能单纯地说对错，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梁实秋能够挺身而出，明确地指出文学的本质，表现出了智者的眼光。

二、梁实秋对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

1.古典主义的基本观点及西方古典主义大家的观点

古典主义，一般而言，它有两种基本定义，从狭义上讲，它是指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法国兴起后流行欧洲各国的一种文艺思潮，同时也指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因其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上坚持以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为典范，而被称为古典主义，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从广义上讲则是指一种文学精神、美学倾向、审美理想或创作品格，它在古今中外文学历史上均有不同程度地表现。其特点是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古典主义被等同于美、理性、健康和传统。

“文学是生活的评论”是阿诺德从社会功能、历史使命的角度对文艺的定义做的界定。从亚里士多德到阿诺德再到白璧德及梁实秋，其学术的特质就是偏重于文艺的社会功用，强化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古典主义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有纪律的。总之，是要用理性、纪律、普遍人性价值等古典主义原则来对抗五四以来个性解放、尊情、崇尚自然等现代价值取向。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从那以后，特别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及后来，这一观点被重述和讨论着。白璧德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而梁实秋作为白璧德的弟子，梁实秋是不会忽视这一观点的内容和主旨的。在“与自然同化一文中”，梁实秋回顾卢梭与提可在各自作品中所提到的与自然同化，觉得这样太玄妙，例子太极端。并表示现代人与自然同化，不外乎两种意义：（1）与自然同化，所以逃避现实社会。（2）与自然同化，所以到忘我境界。诺瓦里斯认为凡是在这个世界不快乐不如意的人该走向自然，住在那较优世界的宫里。在自然里他可以找到一个慈爱的心，一个朋友，故乡，上帝。这是明明白白地讲，与自然同化乃所以逃避现实生活。逃避根本的是个很丑的意思，不承认输败、不自甘暴的人绝不逃避。而古代的文人墨客对自然的爱：吟风弄月，侣鱼虾而友麋鹿，不是与自然同化，本质上也是对现实社会的逃避。王尔德却又是另一个极端，认为自然使人觉得渺小，梁实秋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夸大狂，而极端主张与自然同化的，与王尔德相比又是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情感的放纵，主观的幻想。

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止于人性，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继承了他的老师白壁德的人性观。白璧德所谓的人性有两个层次意思，第一个层次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人性，人普遍有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性质。第二个层次是二元人性论，这是白壁德人性论的核心。即人身上有理性和欲望二元，用理性控制欲望，以善抑恶，白壁德认为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增加理性的成分，削弱欲望，但是理性不是所有人都有，只存在一部分人身上，这一部分人就是古典主义者。

2.古典主义的社会及内在理性

梁实秋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强化文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可以利用文学从事社会教育，但是文学不是革命或政治的工具。梁实秋曾明确提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宁静的沉思。这种精神愉悦要符合伦理标准和古典立场，不是随心所欲的迷醉。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排除涤净相通。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就起到了这一作用，即悲剧的功效在于能引起观众的悲悯情感，这种情感本是人人都有的，但经过悲剧的刺激作用下，使观众的情绪得以排泄，然后情感得到安息。梁实秋认为这样使人可以达到一种内在的健康。

新古典主义认为一切文学都有规律，戏剧有三一律，规定理想的悲剧有五幕，如果是四幕或六幕就不适当。文学作品中对老年人的描写必须是缺乏热情的、易怒的对年轻人有残酷的批评，如果把老年人描写成善良、热心的就不符合规律。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批评是对的，但是浪漫主义者所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理性，体制的精神，一齐打破。浪漫运动的这一举动就是过度的。他认为文学可以不要外在的规律，但是有一种内在的标准，就是古典主义称的文学的纪律。新古典主义定下的规律是外在的，古典主义的纪律是内在的，就是作品中要有节制，理性驾驭情感。梁实秋认为文学之所以重纪律，为的是要求文学的健康。人性是复杂的，情感地表达有真有假，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浪漫成分在任何作品中都可能存在，但只要有纪律作为统领才能有好的健康的作品，就像人的身体，身体内部有秩序与规则才能是健康的。所以他的观点是，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把理性作为文学的唯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作为最高节制的机关。

三、对梁实秋古典主义观点的评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发轫期，梁实秋现代性的古典文学批评思理立场却一度遭受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建构的尴尬误读、冷落、打击与忽视。这一点从鲁梁的论战就能初见端倪。实际上，梁实秋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建构之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观都或隐或显地遭受到当时学界的鄙薄、针砭、苛评，甚至一概抹杀的诟病，因舆论引导的偏差而旁生出诸多的误解、误读，使其独到心得思想被一度边缘化，甚至被遮蔽、淹没、尘封，以致其诸多敏锐而锋芒的思想亮点鲜被学者概观论及。他曾开宗明义地论析：“西洋文学，除了极端浪漫派及晚近的颓废派以外，差不多都一致地承认文学是贴近于人生的。欲救中国文学之弊，最好是采用西洋健全的理论，而其最健全的中心思想，可以‘人本主义’一名词来包括。……我不用‘古典主义’这名词，因为人本主义包括的范围较广，即浪漫运动中之较健全的理论与作品也可包括在人本主义之内。中国的儒家思想极接近西洋的人本主义，孔子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颇多暗合之处，我们现在若采取人本主义的文学观，既可补中国晚近文学之弊，且不悖于数千年来儒家传统思想的背景。”他不仅曾纠正了当时新思潮激进浪漫派之极端和过度的危险错误，同时也有力地概括并肯定了现代新思潮与新文学批评中的某些正统的东西。

梁实秋的观点也有某方面的缺点，比如虽然一直强调普遍的人性，但是对于人性，梁实秋自己也不能给出具体的定义。梁实秋出国留学时期，美国的经济政治等已经有了比较高的发展，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是比较顺应当时美国环境的，而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激进，表现在文学上是对革命文学的推崇。梁实秋在当时推崇古典主义对于大众而言自是不易接受。

参考文献：

[1]潘水萍.“古典的”与“浪漫的”――梁实秋文学批评思想之现代性张力启示[J].山西师大学报，2012（7）.

[2]周薇.《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之文学批评观[J].淮安师范学院学报，2005（6）.

[3]邹超才.“异类的古典”――梁实秋文艺思想评述[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5.

[4]陈晓丹.从几个关键词解读梁实秋古典主义文艺观[J].作家杂志，2008（10）.

[5]潘水萍.古典主义在中国[D].广州：暨南大学，2011.

[6]白春超.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及其反响[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5）.

[7]俞兆平.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J].厦门大学学报，2006（4）.

篇2

关键词：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

一、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及渊源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社会背景]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费希特等古典主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预测，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小的影响。[思想基础]

在文学传统上，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与浪漫主义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浪漫主义一词即来源于传奇一词。而18世纪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和卢梭对感情抒发的崇尚，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铺平了道路。[文学传统]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

1、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往往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浪漫主义作家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枷锁，于是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突破文学描绘现实的范围，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他们特别重视爱情题材，对人的梦境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

2、描写自然风光，歌颂大自然。由于厌恶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反感庸俗丑恶的现实，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便成为浪漫主义诗人共有的特点，而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则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他们标举卢梭的“回归自然”的主张，把自然看作一种神秘力量或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浪漫主义作家不仅歌吟本国自然之美，而且乐于描绘异国风光，如美洲的丛林和大草原，地中海沿岸各国，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哥特式的建筑，古代的废墟等等。

3、酷爱描写中世纪和以往的历史。从司各特开始，至雨果、大仲马等浪漫派小说家，许多以历史题材为描写对象。他们的描写不重在反映历史真实，而在表现自我的想象，往往只是撷取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在史书上语焉不详，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驰骋。有的浪漫主义者美化了中世纪封建宗法制度，把中世纪当作“黄金时代”以与资本主义来对立。

4、重视民间文学，尤其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都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为此还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这是因为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

三、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又称现代派文学或先锋派文学，是20世纪前期欧美各种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总称。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可以说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在新时代的继续和发展。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由多种流派组成的文学思潮，其观念演变和价值取向是多元、复杂的，不同的流派与团体往往各有各的主张，但它作为20世纪极富创新和反传统精神的文学思潮，在总体上又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现代主义文学突出地表现异化主题。文化是人的外化与象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现代主义倾向于文化批判，本质上基于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

第二，现代主义文学强调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具有主观性和内倾性特征。在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看来，传统文学那种看似逼真的人物和物象描写其实是一种假象。因此，必须摈弃对人物性格和一切相关的附属品的描绘，使读者进入人物的心理现实，这就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改变了传统的艺术思维模式。

第三，现代主义文学普遍运用象征隐喻的神话方式，追求艺术的深度模式。神话式象征的意义在于对未知领域的诗性揣摩，是将最内在的、最深刻的心灵体悟转化为认识的对象，因而，它的价值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在体悟，这种体悟往往是多义性的。

第四，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以丑为美”、“反向诗学”，大量描写丑的事物。现代主义作家处在20世纪那个失落、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的社会，他们往往从更深层次上思考着人的命运、人的本质和人类前途问题。他们觉得人类自身具有恶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因而希望通过艺术来表示与人性之恶的抗争，表示对丑恶的反抗。但是他们反传统的个性又使他们不愿像古典艺术家那样一味地高唱人性美的赞歌，而是着意于描写丑，暴露丑。现代主义作家对死亡、黑夜、堕落、犯罪、畸形、变态、疯狂、瘟疫、尸体等的描绘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表现出“以丑为美”、“反向诗学”这一新的美学倾向。不过，现代主义作家的“以丑为美”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为美来肯定，而是无情地解剖、否定现实与自我平庸，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追求。因此，在这种美学追求的背后，蕴含着对人生的严肃而崇高的爱。

四、浪漫主义诗歌与现代派诗歌的联系和区别

从总的艺术方法来看，现代派采用表现法，而非白描法。这里所谓的表现法是指现代派作家用歪曲客观事实的方法来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描写客观事物或直抒自己的胸臆。不妨举两首诗来做对比：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 and noon a purple glow /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I will arise and go now /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 I hear the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 or on the pavements gray /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这首叶芝早期的著名作品是典型的浪漫派后期唯美主义的诗篇。他直抒胸义的道出要离开这个充满的痛苦的世界去过隐居生活的愿望。他对因纳斯弗利岛景色的描写也是一种白描法，没有加以主观色彩的渲染。虽说因纳斯弗利岛只是爱尔兰的一个小岛叶芝是把他当成是隐居生活的象征，但这是摆在纸面上的，显而易见的。虽说他抒发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但只是一种白描的艺术方法。请读另一首诗：

豹――在巴黎植物园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 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是里克尔1903年的作品，与其说他在描写被困笼中的豹子形象，不如说诗人是在体会豹子的心情，甚至还可以说是他借豹子的心情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心情。这里的拟人化自然是常见的艺术手段，但从常理看，即使把豹子当成人来看也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感情。显然是里克尔发掘自我的结果。整天关在笼中的豹子无疑会讨厌身后的铁栏杆，但他不可能感受到这么深刻的程度，以至认为“千条栏杆后没有宇宙”他可能感到有力无处使的苦恼，但不会认识到力之舞的中心一个伟大的晕眩。这些诗说明里尔克是用自己的思想歪曲了豹的感受能力来表现他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这还是他以对客观的忠实描写著称的早期作品，如果拿他后来书写主观情思的杜伊诺哀歌来作比较，浪漫派与现代派在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在写法上，里克尔不像早期的叶芝那样直抒胸臆，而有曲折隐含地把把抽象观念和具体形象相结合的特点。

总起来看，现代派文学的艺术特征与近代文学中出现过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是颇为不同的。现代主义吸收了其他文学的特征---------特别是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但他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大于其联系。虽然浪漫主义中有些作品已开风气之先，具有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宋寒冰.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2] 柳东林.西方文学的非理性特点及禅意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篇3

    一.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延续着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接纳与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理念进行创作,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原则,展开了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从而改变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

篇4

有目的性地选取名篇进行解读能使学生在增加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强自信心。比如，在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学习希腊神话时引入相关的油画欣赏，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可在教材中适当加入插图以增强视觉刺激，加深记忆。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进行知识渗透。可在自编教材中加入相关艺术专业知识进行比较对照，使文学知识和艺术知识融会贯通。在进行各文学时期知识梳理的同时可以补充艺术史知识的简介，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学和美学发展的脉络，理解历史发展中文化变迁的进程，使文学学习和艺术专业学习得到整合提高。单个文章解读中也可以将文学知识和相关艺术知识糅合起来。比如，解读《伪君子》引申介绍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戏剧理论“三一律”时，可将文学、绘画、建筑、音乐、表演风格结合艺术史中古典主义及新古典主义一同讲解。这能使学生在了解文学技法的不断创造演化中学到一种创新求变的思维方式，对艺术技法、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的独立创造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并学会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品位进行艺术的创新。[5]配合教学内容设计课后的知识总结及复习环节。由于艺术院校学生学习主动性差、自治性差，所以要在教材中设计知识总结和复习环节，其中复习环节需要设计创新性题目才能达到有效目的。在教学实践中，课后作业誊写老子著作《道德经》效果显著。学生反馈：从抄录老子五千言中重拾荒于修习的中国书法；也在字里行间领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妙，加深了对古代文学、古代哲学的兴趣；在文章品读中得到了艺术境界的提升，根据《上善若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等篇章由意入形，给艺术创作注入了文化内涵。结合学生心理引入正确的思想观念。文学是思想沟通的媒介，是最好的思想教育载体，所以在文学教材中要加入对艺术院校学生的灵魂疏导内容。首先，文学课上梳理中外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能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能使学生认知灿烂的世界文化，理解人类思想的演变。其次，作品背景的具象介绍能够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们感受各种不同的文化理念。《论语》一课对孔子生平的介绍能够使学生改变对孔子是瘦小干枯的陈腐学究的错误印象，正确领会儒家的伟大思想，培养学生形成仁爱知礼的思想观念。再次，名篇赏析能够使学生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用灵魂去触摸作品的精神内涵，这是文学教育对个性自由的艺术院校大学生最好的思想熏陶。

改进文学课教学方法艺术院校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课程应摆脱教师一言堂的填鸭式教学，积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多种形式促进教学方法上互动式的创新。（1）加强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授课时教师应环顾全体同学，根据课程内容设置课前及课上提问、朗诵、讨论环节，增强参与性。课堂上，教师应努力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中来。（2）制作优质的多媒体课件。比如，授课对象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外国文学课件中，可用彩图简介介绍“文艺复兴文学三杰”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同时对比“文艺复兴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播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牧歌等，通过视觉、听觉等多感官调动来提高教学效果。（3）布置有效的课后作业。教师可以根据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知识结合学生专业兴趣来设置课后作业，促使学生在发挥学生专长的同时更好地吸收文学营养，塑造健康人格。可以给美术院校大学生布置读名著配插画的作业，给音乐院校大学生布置古诗配乐、编剧表演的作业。（4）发挥互联网传播优势，渲染课后学习气氛。通过网络进行文学知识渗透能减少学生的抵触情绪。比如在校园网络论坛上开辟文学园地，在微博中定时更新古代诗词或西方神话典故等内容，在聊天群里与学生互动等等。

优化教学评价制度艺术院校应该根据学科特色建立、完善适用于文学课的一系列评价制度。（1）重视对教师的评价。重视对教师教学情况和教学效果的监控，完善教师考勤制度；积极开展听课和评课活动，将专家点评、教师互评、学生参评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2）加强对学生的评价。优化成绩配比，按各艺术院校的实际情况分配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完善请假条制度，促进学生对文学课的重视。（3）完善对管理体系的评价。充分发挥各个教学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任课教师和学生对管理部门、管理系统给出评价，群策群力提高教学监管质量。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陈传席先生指出：“艺术院校必须加强文化基础课”、“教理论的教师尤须大人才、大学问家”。[6]艺术院校文学课教师更要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授课能力，甚至包括心理疏导能力。（1）提倡文学课教师进修。应提倡艺术院校文学课教师选择在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领域攻读更高学位或进入研修班深造。（2）鼓励文学领域教学科研。艺术院校应推动文学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创造高质科研成果，推出高水平的文学精品课、示范课。

将文学学习延伸到校园文化建设、产学研建设中可以根据艺术院校学生思维活跃、才艺丰富的特点，设计一系列校园活动来使学生关注文学，如举办新生班集体诗歌朗诵比赛、主题辩论赛、主题征文等。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应用，可以在产学研项目中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国务委员刘延东指出：要完善高校面向科研院所、企业、地方开放合作机制，加快引进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7]艺术院校应在校企合作中引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吸纳优秀学生加入艺术项目实践。完成作业和项目的过程，能够使学生树立主动学习、创作学习和合作学习的理念。[8]只有让学生们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愉悦感才能使得艺术院校的学生真正关注文学，学习文学，热爱文学。综上所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始终要以学生为核心，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创造多种途径和方式优化课堂教学，并在课余时间通过产学研结合的主题活动方式全方位展开文学教学工作。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文学教学收获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些研究实践还有改进之处，艺术院校的文学教育仍然处于探索的阶段，相信通过创新性教学，文学教育在艺术院校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作者：陈艳 薛婧婧 单位：鲁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

篇5

[关键词]法国古典园林；勒诺特尔式园林；园林艺术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65-02

一、时代背景

17世纪，在欧洲大陆的哲学领域中盛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哲学，其代表人物有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荷兰哲学家和神学家斯宾诺莎以及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等人。理性主义哲学认为一切科学都是一个归纳系统，依照欧几里得几何学模式，反应出自然界没有偶然性这一事实。各种公理就是人们自身固有的概念，而且原因必须与其结果相呼应，因此在园林中一切都经过仔细研究和推敲，尽可能避免偶然性景物或出乎意料的效果。

17世纪下半叶，西欧几个大国正处在多事之秋。意大利在内乱中耗尽了精力；西班牙因战争而元气大伤，在低谷中徘徊；英国人忙于经商和传教，无暇他顾；德国也被内战洗劫一空，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感知和理解。相反，法国君权专制政体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社会安定，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世界艺术中心也从意大利转到了法国。这些为法国的园林艺术提供了最适宜的成长环境。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绝对君权专制统治也发展到了顶峰，古典主义成为御用思想与文化。古典主义文化体现出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而理性主义哲学则反映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资产阶级渴望建立合乎“理性”的社会秩序的要求。所谓合乎“理性”的秩序，即由国王统一全国，抑制豪强，建立和平安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秩序。君主被看做是“理性”的化身，一切文学艺术，都已颂扬君主为中心任务。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极有天赋的造园家——安德烈·勒诺特尔脱颖而出。

二、安德烈·勒诺特尔简介

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e Le Notre，1613-1700）出自造园世家，其父是宫廷园艺师，其父在路易十三时期在圣·日耳曼花园工作过，去世前是路易十四的园艺师。勒诺特尔从13岁起师从巴洛克绘画大师伍埃习画，结识过当时著名的古典主义画家勒布仑建筑大师芒萨尔等鼎级人物，丰富了自己的艺术思想。勒诺特尔的成名作品是沃克斯·勒·维康特府邸花园（图一，沃勒维贡特庄园鸟瞰），这是法国园林艺术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作品，也是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的杰出代表。大约从1661年开始，他投身凡尔赛宫苑的建筑，并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华。他还设计和改造了许多府邸花园，如枫丹白露城堡花园、圣·日耳曼·昂·莱庄园、圣克洛花园、克拉涅花园、默东花园等。他的杰出才能和巨大成就，为他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和地位，也促使风靡欧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勒诺特尔园林风格的形成。

三、勒诺特尔式园林的艺术特点

勒诺特尔式园林正是理性主义与绝对君权制度完美结合的产物，是17世纪审美标准的体现。

在阐述勒·诺特尔式园林的艺术特点，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勒·诺特尔在造园史上所起的作用。勒·诺特尔出现之时，意大利的造园界已渡过了它的辉煌时代，而表现出愈演愈烈的巴洛克式倾向。生逢此时的勒·诺特尔将变化无常、装饰繁琐的巴洛克倾向一扫而空。给造园设计带来了一种优美高雅的形式，必须承认这就是勒·诺特尔的丰功伟绩。勒·诺特尔在庭园构成中运用的种种要素，其绝大部分实际上一直使用在意大利式庭园之中。不过，他采用的是一种与前不同的方式对它们运用自如。

（一）花园有明显的轴线，主轴线控制全园，为建筑轴线的延伸

轴线是勒·诺特尔式园林的灵魂，是展现“伟大风格”的最佳手段。所有的造园要素都是根据轴线来布置的（图二，沃勒维贡特庄园平面图）。轴线是整个构图的中枢，是花园的艺术中心，最华丽的花坛、最辉煌的喷泉、最美丽的雕像、最壮观的台阶，一切最精彩的东西都首先集中在轴线上或者靠在它的两侧。轴线是景观序列的展开线。越毗邻宫殿的地方，人工装饰性越强；离宫殿越远的地方，要素更为简单，装饰性越弱。

轴线也是一条景观线。勒·诺特尔式园林大多建造在平缓起伏的丘陵地中，轴线虽然是笔直的，但它随着地形的变化而起伏。宫殿位于轴线中较高的位置，可以俯瞰花园景观的变化，尤其是壮丽的主轴线。轴线一端通向城市，另一端通向森林和原野，中间是宫殿和花园，这种巨大的结构使园林与城市、与自然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成为从城市到自然的过渡。

（二）均衡、有序，人工美高于自然美的平面图案式园林

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在造园艺术中的现是标榜理性，把和谐当做形式美的最高原则。他们认为，自然式造园的原料，但必须加以“驯化”，把它纳入一种构图，使之合于使用，合乎规则，整齐匀称，去掉一切偶然的东西。

（三）水景丰富

大运河——“一”字形或“十”字形布局，大量使用瀑布、水渠、水镜面，喷泉。

运河是勒·诺特尔式园林中最壮观的部分。它突出并延长了轴线，扩大了空间。运河是中轴视线的延续，往往也是空间转换的界面和道路迂回转折的地方，同时也是开展水上游乐的场所。运河常常位于轴线的远端，长长的笔直的岸线伸向远方，水面反映着天光，使透视线消失在水天交界处，产生无限深远的感觉。

除了运河，勒·诺特尔式园林中还运用了大量其他水景，如水池、水镜面、喷泉、池或湖、跌水或瀑布等。

（四）轴线、路径交叉点常用喷泉、雕塑、建筑小品装饰

在主轴线的空间节点，一般布置喷泉水池作为强调，起到了标志空间序列的作用。林荫路的交叉点也布置有小的喷泉池，作为装饰和引导。

勒·诺特尔式园林中，白色大理石的雕像和瓶饰是一种装饰性要素，是用来点缀庭园并烘托园林气氛的。在尺度广阔的园林中，雕塑的题材和造型并不显眼，而它出现的位置反而更为重要，这种点状排列的竖向要素产生的序列感，可以起到加强空间的作用。

（五）植物修剪，常用黄杨篱组成刺绣图案，使用花卉装点

勒·诺特尔式园林中，花坛是园林的装饰性要素，一般布置在宫殿前的平台上，从宫殿的楼上俯瞰，有很好的观赏效果。花坛中最奢华的当属刺绣花坛，另外还有水花坛、英国式花坛等。许多刺绣花坛用常绿的黄杨构成，虽然图案旋转波动，带有巴洛克趣味，但色彩凝重，外轮廓规整，实际效果并不像版画中那样让人觉得过于繁琐，相反，它统一在全园的整个构图之中，显得庄重大方。

四、对勒诺特尔式园林的评价

法国造园史家曼金在指出：“勒·诺特尔为庭园配置的露台、台阶、坡道、栏杆、池泉等等，都发挥了不但重要而且还常常令人心情舒畅的作用，经他的处理，甚至连树木也成了新样式造园的材料。他将树木或布置成高墙、或构成长廊、或呈圆形的天井、或似成排的立柱，一言以蔽之，勒·诺特尔在庭园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纪念性建筑物的真正的性格，它不仅自身结构华美无比，而且又与主体的石造宫殿相映生辉，形成一个硕大无朋的绿色宫殿。正如查理·布朗所述，这种庭园不仅是严肃庄重的散步场所，而且还备有许多地方来举办大型的集会及一与皇宫相称的豪华的宴会。”

以上论述表明，由于勒·诺特尔式造园具有意大利式造园中所没有的典雅庄重的风格，所以它的局部处理也颇具匠心。下面我们进一步从庭园构思方面来研讨勒·诺特尔式造园的特征。意大利造园属于露台建筑式造园，与此相反，法国式造园则可称为平面图案式。尽管两者都采用规则的形状，但其特征却截然不同，即前者有立体的堆积感：后者则有平面的铺展感。如果说意大利式造园的选址大部分是高爽干燥的丘陵地带，那么法国式造园则不囿于风景特别优美的场地，它们中的许多甚至造在沼泽性低湿地带。所以法国式造园不同于意大利式造园那样必须从高处往下看，而是利用宽阔的园路构成贯通的透视线，或设水渠，展现出意大利式庭园中无法见到的那种恢宏的园景。基于这样的庭园外观，勒·诺特尔式又被称为“广袤式”（grand style）。尽管法国式庭园中也筑有露台，但与利用斜面将几个庭园部分重叠起来的意大利式相比，法国式中所设的几级宽大的露台不过是使水平面多有些变化而已，从整体来看，它仍然是一种几乎近于平面的庭园。如将法国式与意大利式在平面图上做一番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两种方式设计的主轴线都是从建筑物开始沿一条直线往外延伸，其他的部分都是以该轴线为中心对称布置的，从而使整体能统一起来，因此，这两种样式是可以说是非常相似的。但在局部设施方面来说，却有一些属勒·诺特尔的独创，它们也构成了法国式造园的特殊之处。

勒·诺特尔和他的造型师们虽然没有创造出新的要素，但是他们因地制宜，根据每个园林各自的地形特点以及面积的太小，用新的创造性的方法来使用这些要素，创造出了更为统一、均衡、壮观的整体构图。这种“伟大风格”的核心在于要加强中轴的艺术表现力，使所有的要素均随着中轴而设置，按主次顺序排列在轴的两侧。轴线作为整个构图的中枢，它反映了“古典主义”艺术对构图统一性的追求，也反映出了绝对君的政治理想。此时，轴线作为花园的艺术中心，不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里那单纯的几何对称轴线。最壮观的台阶、最华丽的花坛、最美丽的雕像、最辉煌的喷泉，它们最精彩的东西必然是集中在轴线上或者靠在轴线的两侧。勒·诺特尔式园林风格的形成同样也是法国园林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从那以后，“法国式”再欧洲逐渐成名，已经为欧洲各国造园家们所熟悉。勒·诺特尔式园林不单单是在历史上深深的影响了欧洲各个国加的园林风格。而且，与现在主义所追求的空间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之处的是，它同样有着简介但富有变化的空间结构、严格的几何空间形式和关系。它的空间的序列性，空间的明暗对比、大小对比，都对当代的设计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著名的现代园林设计师都非常推崇勒·诺特尔式园林，并要从中吸收大量创作灵感的原因。勒·诺特尔式园林的影响是某些设计师设计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美国现代主义风景园林师丹-凯利（DanKiley，1912-2004）和极简主义风景园林师彼得·沃克（Peter Walker，1932-）。

篇6

关键词：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传统美

中图分类号：B83-06（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1-0183-04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紧密，川端康成把三岛由纪夫视为“年少的最好师友”，而中村光夫认为三岛《永远的旅行者》是最成功的川端论。川端是三岛涉入文坛的荐赏人，两人有师生情谊；三岛和川端持续了长达25年上百封书信往来，两人知音相惜切磋论艺；三岛和川端平日互赠新作，渴盼得到对方的评点，每逢节日又互相领受栗子点心、衬衫、酱菜、香水、雕像等礼物。1958年川端因胆囊疼痛住院三岛开出了常常的住院用品目录单，恳切而周到，两人宛如生活密友；川端是三岛与妻子瑶子的红娘，川端还数次问候三岛的儿女并赠与书包，两人也加深了两个家庭的感情。由于两人的特殊关系。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很多中国读者都是通过阅读川端逐渐靠近了三岛，对川端和三岛的译介也互相促进。三岛两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为候选人，他还为川端写过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信，川端最终获得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川端获得诺贝尔奖后，三岛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不再主动联系川端，只有两封被动回复川端的信函。而川端说自己获诺贝尔奖的理由，第一多亏所谓日本的传统，我把它写在作品里了；第二多亏各国译者的努力，但若用日语审查就更好了；第三多亏三岛由纪夫君，他去年被提为候选人，但因过于年青而失去机会，于是轮到我了。

我们可以说，川端带动了三岛，而三岛在某种意义上成全了川端。但若从日本传统美的角度看，两人的写作路数却大异其趣。川端1920年考入东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转入国文系，早年是新感觉派的中坚，创作了《感情装饰》，后来还采用西方的意识流手法进行了《针、玻璃与雾》、《水晶幻想》等实验。但是他却宣称“我的作品新感觉派的分子不浓”，在对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有了对比认识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根应是日本的古典美，而他后来的创作也一直以发扬日本的古典美为己任，他悲悯地叙说着日本的风雅、物哀和幽玄，他的作品和人生犹如一幅写意画，点染着一支脉脉多愁随风摇曳的冰菊。三岛自幼受日本古典文学的熏陶，生活在西洋化的时代，他在希腊古典主义的力量美和酒神精神的不羁、日神精神的浪漫中找到了西方和日本的交汇点，将希腊的男性力量之美注入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中，他的文学和人生融为一个强烈的意象，那就是钢刀。在日本的传统中，“菊”是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历史上，公（皇室）武（将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左右着历史的进程，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菊与刀”来总结日本的国民性；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逊等等。川端文学所代表的风雅纤细的阴柔女性美和三岛文学所代表的刚力血腥的阳刚男性美恰恰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两支潜流，冰菊与钢刀代表着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把川端文学和三岛文学在对传统古典的书写上合而观之，可窥见日本传统美的特异性，也可反观两位作家在创作历程中对传统美的扬弃。

一、自然风物咏情怀

日本文学和自然是十分亲近的，森林繁茂、被海洋所环绕的自然景观，使日本从古代就形成了“万物有灵观”，而且在四季变换中形成了“无常”与“轮回”的观念。因此，日本文学深深地沾染了“物我互渗”的气息。借物抒情比比皆是。中国的南禅传入日本后，他们对世事易变，万物无常有了更加的深切的感受。四季的变化，花朵的飘零，尤其是那些精致细小的事物的瞬间幻灭，都能让他们产生“物哀”的感觉。日本人对自然的尊崇是众所周知的。在日本，皇家的家徽是，德川家的家徽是三叶葵，三岛家的家徽是报茗荷，植物占绝对多数，所以要在植物的性格上把握日本文明的本质。但是现代科技和战争使环境恶化，美丽的自然千疮百孔。战后日本迅速重建，大力发展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的生存环境愈来愈糟糕。西班牙文化使节两度访日的迪耶斯·德尔·科拉尔说：“与西方的技术文明相遇，是远比与日本人的想象更厉害的恶魔相遇。……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是在无机的技术文明的沙漠里，生命感枯竭了的现代人谋求恢复丧失了的人性而发出的本能的呐喊，憧憬野性和尚古主义的乡愁，是现代人精神上、生理上的必然需求”。川端和三岛文学中都反映出了对自然的向往，但是角度却不同。

川端文学向往优美的境界，以平安朝的“物哀”、中世纪的“幽玄”和近世的“风雅”等为基调。川端将笔端直指自然意象，他的作品不以曲折动荡的情节取胜，而着意描绘自然界的景物。渲染一种空灵哀婉的怜惜之情。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到地面的原野山川，从雨雪冰雹风暴烟霭到彩虹夕阳晚霞云焰，从壮丽的丑陋的树木到美丽婉约的小花无名的小草，从癞蛤蟆飞蛾到萤火虫蝴蝶，自然界的种种造物均能在川端作品显露。但他不是为写自然而写自然，他笔下的一草一虫，往往可以和人物达到对话的效果，也彰显了川端作品笼罩的淡淡的阴柔美。绚丽多彩而昙花一现的彩虹在川端的作品中也就是一个意象。《古都》中有关杉树林的描写已经成为了日本美的代表，而追求哀愁、余情的情愫则集中在反复对彩虹的描写上。在秀男去给苗子送腰带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个下午，北山的天际出现了好几次彩虹。

“秀男抱着苗子的腰带一走上马路。彩虹就跳入了他的眼帘。彩虹虽宽大，色彩却很淡雅，还没有完全划出弓形来。秀男停住脚步，抬头仰望，只见彩虹的颜色渐渐淡去，仿佛要消失一样。

秀男前后三次看到类似的彩虹“彩虹也都还没有完全成弓形，有些地方总显得淡薄些。

他心里嘀咕：“噢，彩虹是吉利的象征呢。还是凶邪的标志？”《古都》

孪生姊妹苗子和千重子从小被迫分离，长大后又不期相聚，但她们无力改变再次分离的命运，川端将彩虹和人物的心情故事并置叙述，这里的彩虹是旁观者眼里的风景，也代表着作者的视角，他的哀叹和惋惜很好地渲染了世幻无常的幻灭之美。他笔下的景物都可以营造出一种虚幻美，笼罩着淡淡的乡愁，舍弃现实的根基发扬了古典的悲悯之美。所以，川端文学的价值，首先在于他对孕育并哺育了生命与人的自然的热爱与讴歌……自然是环境也是主角，而他也借助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将自己纳入了日本歌咏自然的传统中。

在表现自然的层面上。三岛对“物哀”的审美情致的继承少了悲悯的哀怜，而多了刚烈的力度。他的作品中大段的自然风物描写很少，但是他从人性的角度展示人对自然的疏离，通过对现代技术文明的谴责达到了对自然的返归。《爱在疾驰》和《潮骚》一样描写清新脱俗的爱情故事。当偏远的渔村四周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之后，渔村慢慢被吞噬，所剩无几的渔村成为城里人旅游观光的去处。在IBM工厂工作的正木美代不喜欢车间工作的男同事，却恋上了身上充满泥土气息的修一。他们一波三折的爱情以大团圆告终，而现实中，美丽的偏远渔村在现代大企业面前节节败退已经是不可挽救的事实。

《沉潜的瀑布》中主人公城所升从小就是一个只知道玩冷冰冰的玩具的幸福王子，除过年轻、金钱、出类拔萃的头脑、强健的体魄、没有拖累的自由外，他还有一个名声不错的职业，再加上把自由限制在不至于无聊的之内的佐料一这就是他眼里的爱情。他是一个没有感情无所事事的多余人，和数不清的女人幽会，随意捏造自己的身份。城所升几乎丧失了对任何人的感觉，爱情在他的眼里也只是人工之物。在遇到显子之后，他似乎懵懵懂懂地体会到了爱情的动人之处。在大山中越冬的几个月里双方一直不能见面，他轻易地被显子的一个电话所感动。但是显子飞蛾扑火般炽烈的爱情还没有到达他可以接受的程度，让他避之不及。在面对显子丈夫的盘问之下，他犹如犯了错误的小孩，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显子。如同美丽瀑布一样的显子最终对城所升绝望而自杀。城所升是水库的设计者，他的感情也象水库一样可控，失去了人性中应有的质朴和感性。冰冷的水库是现代技术的象征，而美丽的瀑布是自然的化身，水库吞没了轻盈透亮的瀑布，自然就这样离人类越来越远。“技术完全机械化的时代如果到来的话，人类的热情就消失了。精力就会成为多余的东西。所以，倾注于科技进步上的热情和精力也具有自我否定的侧面。”三岛发出了对人性和自然复归的呼唤，对于现代文明的反对，对自然的眷恋，和川端相比，他更加直面现实，批判科技和战争的负面影响，呼唤对自然秩序的重建。

二、死亡观念殊相异

一个民族生死观的形成受制于地域环境、人文历史、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恒久的渗透影响。日本四季分明，气候多变，常常遭受地震，海啸的袭击，从《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流传下来的无常美既是一种孤寂伤感的艺术感受，又有一种对死亡的认可和平静。在《源氏物语》“桐壶”一章中，皇帝的更衣死了，作者却引用一首古歌赞叹：“生前诚可恨，死后皆可爱。”死亡美学是日本传统美不可或缺的一面，川端和三岛对待死亡的态度恰好处于古典美的两极，川端的描写如冰花般玲珑，三岛的描写如利刃般尖锐。川端笔下的死亡多为自然发展的结果，继承了日本传统中对死亡不绝如缕的哀吟，恰如枯菊凋残意犹存的静美，渗透着佛教的虚无。而三岛渴望古希腊青春活力的阳刚美，却倡导武士道传统中突然中止的死亡，主人公多在最美最年轻的时候选择自杀或杀害他人这种利刃般暴烈的残酷美。

川端康成的《禽兽》中描写死亡的字眼是“新娘一样美丽的死”，《睡美人》中老人对年轻姑娘的假死状态的观察就是将要死的“生”和活着的“死”之间的交流，是死亡和生命的互相关照，是虚无和存在的相互体认。死和生是随时互相转换的，而极致的美就是这种不定的生和死灭状态。《山音》中写到信吾在九次梦中梦到了十个人的死亡，以菊子衔接梦境和死亡，使原本让人恐惧的死亡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一种生存的慰藉。在《雪国》中，叶子从失火的蚕房坠落而死，川端没有描写坠落的原因，而着力渲染叶子柔软、无拘无束的，身体在耀眼的银河的映衬下夺目的美，这种惊艳之美如银河倾泻而下对在场的岛村进行了洗礼。

武士道的圣书《叶隐》宣扬的为天皇效忠的殉死理念是“当一个人被迫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时，重要的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三岛将武道文化精神作为他的文学的规范，《文化防卫论》中声称“风雅”要素发展不平衡，刀的尚武要素被排除在文化概念之外，刀是“武士之魂”，菊与刀的核心就是文化概念的天皇及天皇制。他认为要医治日本文学的软弱。必须在文学中发扬武士道文化，他的作品中充斥着把血腥和死亡并将之与美联系起来。《纯自之夜》和《沉潜的瀑布》都是写婚外恋的故事。郁子和显子为了逃脱平庸生活和毫无生机的家庭束缚，爱上了别的男人，但都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抛弃。看透人生的无意义和虚无之后，她们选择了自杀。

《丰饶之海》四部曲的主人公都没有活过20岁，最后，万念俱空的聪子和年迈的本多也将走向死亡，小说结尾是这样写的：

此后，再不闻任何声音，一派寂寥。园里一无所有。本多想：自己是来到了既无记忆，又别无他物的地方。

庭院沐浴着夏日无尽的阳光，悄无声息……

从《假面自白》中的塞巴斯蒂昂殉教之美到《奔马》中阿勋的剖腹自杀，最后演绎到三岛的壮烈献身，都体现了他这种刚烈的死亡美学。三岛也专门研究过佛教的轮回，在战后动荡的社会中，他觉得天皇制的“文武两道”理念不得实现，桀骜而敏感的他产生了深深的“追求日本传统美的最后一个人”末世情结，1970年，他切腹自杀，十三个月后，川端康成在其公寓口含煤气管自杀而亡。虽然都是自杀，他们的迥异方式诠释了他们对“死”与“美”的主题的不同阐释。年迈的川端在伫立在生死的边界最终跨入死亡，在他的意念里，从来没有把“死看作结束，而是看作一种过程，是无常的流转之相的一环，是美。”而三岛在武士道传统召唤下用暴力和鲜血把自己武装成凝聚着忠君护主的刀，他的死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死亡观也和个体选择有绝大关系，虽然都选择自觉结束生命的方式，川端其人其文面对死亡是一种平静甚至审美的接受，笼罩着淡淡的哀伤，，但是绝没有愤怒和反抗，他将死亡看成生命的升华和永存，是生的起点，对死亡多是用一种下意识去回应。三岛笔下人物和他本人的自杀多是对理想的憧憬面对混乱现实的不满和反抗，通过这种自我拯救方式达到英雄色彩的人生，他们往往在最青春，最美丽的时候自杀，死得过于激烈。

三、花容须眉别样美

两性关系在日本的地位也比较独特。日本远古时期母系社会较其他民族要绵长得多，日本很早兴起了农耕文化，而太阳神就是一位慈爱的女神，成为日本人心底永不磨灭的女性崇拜原型。随着儒学男权思想的浸入，女性地位逐渐下降，女性崇拜心理已经退隐到潜意识层面。但没有完全抹杀。川端在1969年的夏威夷公开演讲中说：“少年时代的我。阅读《竹取物语》，领会到这是一部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小说，它使我憧憬、使我心旷神怡。也许是这份童心起作用吧，至今我还常把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所写的‘辉夜姬不染世人的尘垢，发誓保持高洁’，‘辉夜姬升天，凡人是无法求得的’这番话，引用在我的文章里，不仅仅是修辞。”川端作品的很大一部分美来自于他塑造的女性群像，这有日本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眷恋的心态，也受自《源氏物语》中对女性细腻独到的描写，更是他的孤儿体验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他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往往和花的意象缠绕起来，薰子如一朵清新的雏菊，千重子象一支忧伤的紫丁香，叶子不可触及犹如焰火之花，驹子是一朵水灵灵的荷，近子若黑色的曼佗罗，唾美人如无常的沙罗双树花。川端对《伊势物语》中关于藤花的一段记载感慨道。“……我觉得这种珍奇的藤花象征了平安朝的文化。藤花富有日本情调，且具有女性的优雅，试想在低垂的藤蔓上开着花儿在微风中摇曳的姿态，是那么纤细娇弱，彬彬有礼。脉脉含情啊。它又若隐若现地藏在初夏地郁绿丛中，仿佛懂得多愁善感。……灿烂的平安朝文化。形成了日本的美，正象盛开的‘珍奇藤花’给人格外奇异的感觉。”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营造的正是这里描写的花的优雅意境，他从平安朝的古典美中汲取了营养。创造出了妖娆的女性形象，他的作品渗透着一种女性的清雅、柔和、朦胧的阴柔之美。

三岛由纪夫是带着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写作的。如果一味地挑战传统，可能会中断传统文化。骨子里非常古典的三岛，其实更多思考的是如何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和文学，但是传统文学的柔弱之美与战后的社会似乎格格不入。如同要练就一身强健的肉体一样，他怀着将阳刚之美植入日本文学的雄心。力图改变日本文学的现状。对传统的执著和对西欧的向往难免使三岛被二重性的感觉所困扰，他苦苦地思索如何确立自己文学的主体性这个难题。这个矛盾在三岛和希腊相遇时得以解决。1951年他游历希腊时，发现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了不可动摇的力度和广博的气度。“在日本的观念中，有一种赞叹短暂、可怜、在历史上瞬息即逝的态度，这种美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而希腊的古典美，则与此相反，常常被表象为镇定自如、充满力量、仪表堂堂的状态，显示了一种永恒的美的概念。”他憧憬希腊的英雄主义和男性肉体的力量美，将肉体的思考和理性的思考统一起来。他主张作家应该用理性和知性写作，将男性原理和政治概念融入文学之中，“反省和发掘自己体内的硬派的因素。”用希腊的理性写作，他致力于文体的改造，模仿森欧外和洋结合的文体，以此区别于只表现感性的文学。就这样，他坚持文学中对男性美的塑写，赞美男性的青春的肉体，憧憬希腊英雄主义和男性肉体造型的宏大气魄，同时不忘锻炼自己的肉体。实现着心目中的理想：文武两道。“‘武’就是落花，‘文’就是培育不朽的花，”。就这样，三岛在日本古典主义和希腊的古典主义中找到了自己文学的归宿。他将自己的游记结为集子取名《阿波罗之杯》，阿波罗神在古希腊主掌光明，同时身兼医药之神和诗歌之神，象征着生命的活力和永恒，这似乎也隐喻着三岛对希腊文学理念的借鉴是一种自我改造，是对日本文坛的矫正。

篇7

关键词：文艺理论；20世纪中国；主体性；间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150-08

一、回顾：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

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建构主体性，首先需要确立人的个性主体（尤其是感性意志）的本体地位。尽管古典主义文论也讲主体，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体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体最终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则之中。因此，古典主义所讲的和谐统一是以客体消融主体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古典主义美学为客体性美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望，如《礼记・礼运篇》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但却将这种感望归于“天理”，正所谓“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焉”，这样，人的感性便完全被纳入封建伦理规范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感性。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更加明确地排斥了人的感望。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情与理统一的和谐美，而且与古希腊一样，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体现着和谐美的古典文艺，但这种和谐美的实现常常是以压抑和钳制人的感性为代价的。

在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在《叔本华与尼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等论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观点。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对于消解古典主义的客体性，建构近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一个人在个性主体的意义上与古代伦理理性产生分离。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将西方文学中“理想派”（浪漫主义）、“写实派”（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同时引进中国。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①梁启超的阐释虽然有些原始、初级、粗糙，但这毕竟是中国文论史中首次对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明确论述，其意义显然要超出这种论述本身。后来，王国维又在《人间词话》中再次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分别，他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时期，这种有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抽象的理论提倡，终于演化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种文艺流派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群体伦理理性的冲击和反判，从而确立了个性主体的本体地位。无论是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所断言的“新文明之诞生……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都将个人置于与社会群体尖锐对立的位置。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就是根植于这种人与社会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则逐渐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艺论集序》中写道：“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求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抛弃主体的个性，转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④。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正逐渐出现，标志着以崇尚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发展已告一段落。

主体性理论也曾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复兴，这主要体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中，但随着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主体性的呼唤再次被淹没。

作为近代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也讲主体性，但浪漫主义主体与现实主义主体又存在着质的差异。浪漫主义文论追求个性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文论则追求主体的特殊性。作为刚从社会伦理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浪漫主体，浪漫主义尚缺乏一种社会内容的具体规定，显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大人类主义，它将整个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现。浪漫主义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类之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实行超阶级差别的爱的推移。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文论则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特别关注自然，对于社会存在，他们也能采取较理智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者反对浪漫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而主张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到现代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终结。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强调主体的特殊性相比，现代主义则强调个性主体的个别性。其审美意识的结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对理性目的的剥离，从而丧失了理性目的的总的统摄。在现代主义那里，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异化的力量，主体感觉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们特别表达了一种荒谬、无聊、空虚的纯体验的感觉。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处于主体性建构的临界点，是主体性历时发展的最后环节，可称之为“主体性的黄昏”。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主体性的建，也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义的消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互动性，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古典主义不会只受到近代审美意识的冲击，它也会对后者进行反击。梁实秋曾在《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书中，从古典主义客体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主体个性化倾向进行批驳与苛责。⑤

第二，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理应充分尊重主体性，它所崇尚的主体群体性也必须以个性主体为前提，群体应由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组成。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主体群体性却时时表现出抹杀主体个性的倾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极力膨胀人的主观意愿，漠视客观现实的规律，结果却导致了“假浪漫主义”的出现。“假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理性目的与理性认知的融合，前者则导致理性目的对理性认知的脱离。“”时期的文艺仍然标榜“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实质上成为“伪古典主义”的试验场。“伪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虚假的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其中主体的理性目的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伦理规范的所谓“根本任务”，并强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体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主体的理性认知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外在法则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对主体的感性体认进行了抽象化剥离。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审美意识主体性彻底解体。

第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逃避崇高”为旗帜、以“调侃”为主题的王朔小说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现象还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它虽然带有从西方横向移植的明显特点，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文化背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受到大众文化的奚落和嘲讽，以“逃避崇高”为旗帜的王朔小说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王朔小说中的“调侃”主题、对精英意识的弃置、对“崇高”的嘲讽以及他的大众文化立场、宁愿流俗的态度，都构成了对审美主体性的致命一击，使得还残存在“先锋派”小说中的一点点主体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在坚守大众文化立场、放弃知识分子话语及写作方式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与王朔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放弃了许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再有意嘲讽精英意识，而是将这种态度贯穿在具体的纯客观的叙事与写作之中。他们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客体还原，将一切主体性的东西搁置在括号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琐碎的带有原貌性质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在注重客体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似乎与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倾向，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审美主体的构成中，追求感性体认与理性认知的矛盾统一，其中感性体认为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认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艺术结构，它是对感性体认的艺术升华。这样，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便可以再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会场景，并具有严密的艺术结构。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却放弃艺术典型的塑造，在审美主体构成中，搁置主体的理性认知因素，只专注于从感性体认得来的生活碎片，虽然有鲜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伟的艺术气魄。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新写实主义小说归入现实主义文论范畴之中。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完全搁置，王朔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

主体性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二、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型

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无疑受到外来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成为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话语“失语症”，到最近一两年的“强制阐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断裂。基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的文论，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避免西方话语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论者迄今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个可资操作的方案。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风骨”“神韵”等一系列的范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尚不能对它们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又如何让文论初学者或者外国的文论研究者来掌握它们、接受它们？又如何实现论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国文论“边缘化”的目的？中国文论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文论话语转型能否完全无视这一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

笔者深感有文论话语转型的必要，但在实现转型的目标和手段上却有着自己的私见。笔者认同下列观点：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论，尽管具有丰富的价值资源，但其概念的构成形式、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均基于特定的v史背景。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艺术品评所操用的术语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这种文人圈中，人们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审美趣味大体一致，因此其概念话语均带有自明的共享性质，彼此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方肯定能听得懂。作者在写作的同时，已经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位置上，他可以从自己作为读者的立场上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判；读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图，并以作者的身份来对作品做出反应。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资源的诗话、词话、画论、文论、曲论、乐论、传奇评点等，往往三言两语即能道破艺术的真谛，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论证。中国文论发展到近代，则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性。由于文艺要担负重要的启蒙职责，需要面对文人社群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其话语方式进行转换，以弥合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此，要谈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必须首先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寻找转型的动力。尽管在中国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但西方文论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是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文论的影响顶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论的启迪，这在王国维、这两位中国现代文论的缔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的“西学”知识背景的同时，同样也不应该忽略他们深厚的“中学”知识背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当然也有“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问题。纵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取向，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文论思想的阐释者，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强调文艺理论“必须与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相结合”。⑦这种意见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外来文论话语横向移植的倾向，但以下四个问题同样不能否认。第一，这种分析性知识质态的移植或切换并非唯一的现代性知识的生成形式，如宗白华的文艺理论话语显然是个例外。第二，中国文论发展中即使有对西学异质知识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论家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驱动使然，其中存在着“反传统的中国传统”问题。第三，我们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存在文化“误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借用西方话语时，由于受到本土经验的干扰，其“能指”与“所指”在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关联性有时会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借用的是西方话语符号的“能指”，而“所指”的却常常是中国现实文本。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意义生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这也使得西方知识的全面置换打了折扣。第四，要将知识话语的建构与价值话语的建构进行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从概念的外延上讲，话语不仅仅是知识性话语，而且包括价值性话语。我们在接受西方知识性话语的同时，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价值性话语，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并非不证自明。

从整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现状，其中有采纳，也有拒绝；有借鉴，也有变异；有西方的知识话语形式，更有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中国现代性文论话语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地发生、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首先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说明。“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⑧文论知识的增长，不仅是文论自身内部的知识调整，更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经验的回应。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中，话语系统的变换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即使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其自身依然存在着“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如果我们断言，中国传统在现代出现了断层，我们就应该接着追问这种断裂变换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传统。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而分别将传统与现代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毫无变化的僵死实体，从而忽视和抹杀传统和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连续性”“断裂”的论断仍然是西方话语，这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来。但“中国传统断裂论”也同样没有将福柯的理论贯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误读”。论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上，采用断裂的判断，但当他们分析传统这个概念的时候，却给传统赋予了“连续性”。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听一听福柯本人关于传统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解说。他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或者至少是相似）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而这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⑨不幸的是，“断裂论”正是通过“变换连续性主题”、通过无限夸大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极力缩小两者本身中存在的差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这里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百年来文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单一模式来限定本身具有诸多差异性的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显露出自身的理论困境。

三、展望：间性研究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间性研究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包括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四个方面，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间性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学科间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文艺理论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文艺理论与当代审美实践的P系。通过文化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对比和无谓纠缠，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促进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通过主体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进一步认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间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内外二元对立模式，促进文艺理论文本研究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创新。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论文《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从克里斯蒂娃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间性超越了主体间性研究和“渊源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样，阅读成了在文本之间的游走过程，而意义则存在于文本与其他相关符号系统之间。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学术背景则是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变。文本间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所提出来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文本意义的相互开放”基础上文本与文本之间所达到的交融与会通。在这个意义上，再划分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互文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经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的，也是为他人的，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引者注）概念被用来标示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唯我论倾向。同时，主体间性还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和美学，“让哲学和美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种离开人类生活世界的客体与主体的隔绝与对立”。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主体间性的概念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作者、世界、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研究要侧重研究的是作者与世界、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不再把作者对世界的感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主体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忽视的读者的地位得到重视；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注意到作家对文本的决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对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决定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读者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看到文本对读者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接受与变异；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学艺术反映的被动对象，而是与我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某种敬畏和依存感。与西方古典美学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哲学为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以“致中和”为审美理想，完全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美学可以成为今天文艺美学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与西方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形成对话格局。

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的学科关联性和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认识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的讨论，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其结果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特征与品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人文学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显然是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点，容易滑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泥坑。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种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皈依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毫无疑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一样，研究对象均脱离不了文学艺术，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上述各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相似于家族的学术部落。

谈论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当然不是否认文艺理论的特殊性，否则文艺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艺”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艺术是指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这些文学艺术形态之间是并列的，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新出现的文艺形态（如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多媒体动漫等），则具有文学与艺术的综合性、兼容性，传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读者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性，阅读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性文艺。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适应当前审美实践的主“场域”由过去小说、诗歌、散文到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写作的变化。

文化间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语中有三个词都可以被翻译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cultural studies，有学者分别把它们解释为“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笔者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细微差异。“跨文化”这个词已经很好地将这三个词的意义提炼了出来。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便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罗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许多希腊世界的文化。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尝试的那样。在文学领域，根据德国著名理论家伊瑟尔的说法，跨文化话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写法非常独特的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小说和自传，而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学家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采用戏剧的手法，既对所涉哲学的原则作精要的叙述，又对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格进行描述，同时又扼要地阐释了卡莱尔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而这正是对该书书名的解释：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惯例，裁缝则是指形式与惯例的创立者；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位裁缝则是英国的卡莱尔。这就形成了一种沟通英德两种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话语，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将两国不同的思想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的裁缝。伊瑟尔在《跨文化话语的出现：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篇文章中指出：“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对跨文化话语的勾勒，是一个模式，而绝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缩影。不过，它倒确实提供了有关这种碰撞可能被确认的线索。跨文化话语不可能被确立为一种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包容进来的超验的姿态，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为模式。跨文化话语也不是一种凸现的第三维，它只能行使连结网络之职，并将假定一种形态，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现存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伊瑟尔看来，跨文化研究也许不会关心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具体过程，但却为理解和研究这种过程提供模式和线索。这种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F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性。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间性研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领域内的单纯的文化研究会越来越难以进行。过去将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亨廷顿的世界七种或八种文明的划分，也显得粗糙。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霍夫斯戴德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价值抽样调查，得出了表现各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五个层面：个人主义（IDV）、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长期倾向性（LTO），计算出了53个国家和3个地区在这五个层面上的数值，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量的差异性。霍氏为跨文化研究创立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文化价值五个层面的数值之间可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质的差异，而表现为量的差异。这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国的PDI为80，IDV为20，MAS为66，UAI为30，LTO为118，而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值则分别为36、90、61、51。这表示，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级在各方面的差异，不太注重个人主义倾向；在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传统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亚。而这样的比较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在注重个人权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亚，而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注重个人权利。这就消除了以往异质文化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困惑。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美学是表现美学，而西方美学是再现美学。这就容易将中西美学完全对立起来，消解了中外美学对话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美学中并不是没有再现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学表现的因素，中外美学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这种量的差异性就为中外美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绝对论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这条记载说，在条枝（即今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美学著作。这种中外相互参证的跨文化阐释法，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学术范式。

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而言，文化间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间的开放性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艺术的接触、交流、相遇、传播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译”“跨国界传播”及“跨语际欣赏”等问题。文化间性研究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强调文学艺术欣赏与消费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价值的普世性。

文化间性研究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决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术话语缺失的问题，以真正做到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第二，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资源。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哲学美学而言，中国古代则具有更加丰富的文论资源，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包括诗话、词话、评点、画论、书论在内的文论资源，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走向当代，更易于被国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进文艺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文化间性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因而可以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并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有机统一的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②：《“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③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④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⑤详细论述请参见李庆本：《梁实秋与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终结》，《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⑥具体论述参见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传统、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科学时报》1999年2月2日）。⑦参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⑧[美]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4页。⑩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7.[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赛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张玉能：《主体间性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A书局，2002年，第2页。程主编：《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Wolfgang Iser.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3―3164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One Hundred Years

Li Qingben

篇8

一、英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史

1、英国文学发展史及其具有的特点。英国文学在整个英美文学体系中,当得上“源远流长”的称谓。英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内部遵循自身的规律,同时还受到相应的政治、历史以及宗教等的影响,早期的英国文学为盎格鲁萨克逊阶段,然后出现了文艺复兴,接着便是新古典主义的诞生,随后从浪漫主义发展到而今的现实以及现代主义等。英国文学在二战之后,基本上由过去的写实,变成多元和实验的趋势[1]。英国文学的首要特性为帝国叙事,其特有的传统即为乌托邦文学及反面乌托邦文学,而其包含的一个基本精神则是经验主义。

2、美国文学发展史及其具有的特点。十九世纪末从英国文学中脱离并自立的美国文学,其早期尽管仍然处处透露着英国文学的味道,然而在随后的数百年光景,其逐渐孕育出了自己的风格。美国文学共出现过三次大的的变化,第一次是十九世纪前期形成的民族文学;第二次和第三次乃是美国文学在一战及二战后两度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有近十位。乡土主义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声,其在早期的美国各地不断涌现。随后美国文学的文学结构逐渐向着三十年代的新批评派,五十年代逐渐兴起的结构及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方向发展[2]。

二、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本身隶属于文学一个种类的文学评论,具有特定的内涵,且评论语言均被加以严格整理,因而可以从语言差异上来体会其对文学评论带来的影响。

1、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本质象征,语言在本国或本民族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英语作为英语的正宗语言,具有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其漫长的历程经历了OldEnglish、MiddleEnglish以及ModernEnglish三个阶段,其文化传承作用可以通过语言的使用体现出来。由于语言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英国评论家在使用英语时,或许出于对语言传统神圣性由衷地崇敬,或许是顾忌对语言传统造成随意破坏,所以张狂程序远及不上美国英语,其应用与文学评论上的语言比较正统[3]。而美国语言因为是从英国语言衍生而出的,其伴随着英国英语与北美大陆印第安土着语的接触而生,尽管核心仍然秉承着对英国英语,然而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的民众、政治以及文化均充满创新与叛逆。同时,由于美国在政治、历史及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包袱很轻,所以在使用语言方面的顾忌很少,比较张狂和大胆,并且处处彰显着美国一度推崇的“一切皆有可能”精神。

2、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从英国文豪《哈姆雷特》之中,可以从其主人公哈姆雷特苦苦挣扎的复仇之中,看到其被抒发的淋漓尽致的优柔寡断性格,这就好比是英国文学评论,无论是在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文学评论,亦或是当今荒诞派、边缘体验以及非个人化理论等,无不体现出英国文学评论徘徊于受传统束缚以及脱出传统束缚之间。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国文学评论便再没出现能够于世界批评界呼风唤雨的顶尖人物,因而其文学评论界不仅需要深刻反思过去那种荒诞及迷离理论,同时还应重新阐释和铸就传统理论,构建全新的评论思潮。以人道主义文学评论为例,由于发展历史情境各异,所以在人道主义方面,英国文学比较保守,美国文学则取向激进。英国文学在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大都反对暴力革命,如歌德倾向的改良主义,狄更斯强调“用爱战胜恨”歌颂博爱,提倡宽恕,是英国人道主义的主体思想。

篇9

关键词：世界文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观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文化正在向世界文化发展，各个民族在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发生融合，形成了具有统一性的世界文化。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逐渐从民族主义文学的壁垒中走出，形成了更加广阔的文学意识，而比较文学也应运而生。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并成为了比较文学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为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与手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1、文化形态呈多元化并存融合状态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越来越频繁，使世界文化形态出现多元化融合并存的特征。从目前世界文化现状可以看出，现代东方文化已经与传统东方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融合了西方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而现代西方文化与古典西方文化也大有不同，其中渗透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元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受古代东方技术的启发而发展，同时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又反过来借鉴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西方现代诗从我国汤匙中得到启发，改变了英式诗歌的句法与诗法，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篇，而我国的现代诗歌又受西方影响。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一直处于多元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2、民族文化意识加强并建立起全球文化意识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逐渐从欧洲中心逐渐向世界多中心发展，建立起了全球文化意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逐渐融为一体。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3、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世界文化的多元并存特点以及全球化意识的建立，使得东西方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交流与碰撞，使世界文化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研究逐渐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人类的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向着宏观总和的方向发展。

二、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

世界文学的发展表现在从民族文学主义的狭隘观念逐渐转向了更加广阔、宏观的世界文学观念。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特点：

1、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发展

当前世界文学的发展正处于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转型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文学交流活动逐渐向世界性发展，国际性文学组织、团体陆续出现，对于文学创作的视野扩大与思想激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与渗透中不断发展，各国对外来文化、文学的接收使得民族文学的圈子得到了扩展。

2、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兴盛与世界诗学的产生

现代文学批评的兴盛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特点。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人文主义批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批评以及文学―美学批评三个阶段，批评的对象逐渐从作品向读者发生了转变，开始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以及读者的反应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促进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以及“平行研究”以及“接收研究”的发展，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同时还促进了世界诗学的产生。世界诗学的萌生以及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比较文学观的建立有促进作用。

3、世界文化与文学联系加深

文学的产生受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从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中的各个学科与文学相互影响渗透，使得文学在内容以及形式上都出现了变化，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三、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观建立

1、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相结合

比较文学研究者需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并用世界性的眼光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要树立起世界意识，并具有全球性文学观念，倡导比较文学中的世界精神，使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方向发展。在建立世界意识的同时，要加强民族意识，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文学，以民族文学的发展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同时民族文学吸收外来文学中的精华，使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建立起比较文学观。

2、文化意识与文学意识相结合

从比较文学的命名可以看出，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所以，比较文学观的建立应该以文学为基础，以文学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日益紧密，使得文学的研究与其他文化学科之间的融合越来越多。因此比较文学的研究要求文学意识与文化意识相结合，以文学意识为主，以文化意识为辅，突出文学性。

3、比较意识与诗学意识相结合

比较文学并不是简单的比较，因此有比较并不一定可以称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以多种多样的比较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观的建立需要建立在比较意识之上，而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仅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同时需要具备诗学意识，总结分析文学发展的规律，更好地建立起比较文学观。在比较文学观众，比较意识是基础，而诗学意识则是主导思想。

总之，在如今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不断向全球性发展的背景下，比较文学观的建立需要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文学意识与文化意识、比较意识与诗学意识之间相结合，才能建立起适应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比较文学观。

参考文献：

[1] 张德明.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论一种比较文学观的建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0(4):110-120.

篇10

关键词：

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初读便可以叫人眼前和心底一亮；又因脑际回响着德曼的那句话：文学的生命正在于“误读与误解的可能”。岂有不试图论之之理？

一

此书主体包括八节，第一节综述象征主义，接下来几节分别论述叶芝、瓦莱里、艾略特、普鲁斯特、乔伊斯、斯泰因等六位作家，最后一节“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让我们看到一点与书名标题有关的信息，叫作“阿克瑟尔与兰波”。

第一节传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的生成、演变、发展，在恰到好处的地方抖出一句点睛之语：“事实当然不是一套方法论或价值观完全被另一种取代，相反，一切是在反复对抗和修正中生长的。”见地毕现。书中14、15、16页关于象征主义的主张、倾向、特征、任务、性质的解析更是令人振奋，因为那正是我们现在还在沿用的观念。

作家单篇依次而下。每篇不拘一格，虽多以分节形式出现，却无严格界线，常常前后勾连、印证、或补充：

艾略特一节主要评说其诗歌散文特点及《荒原》主题；

普鲁斯特一节细致地说明《追忆似水年华》的结构、主旨、人物表现、叙事方法、格调特征，进而分析作者个人的生活、个性与创作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地位确认；

乔伊斯一节着力于《尤利西斯》的技法和特征，及作者的写作心态；

斯泰因一节，简要指出其创作文字和风格的缺陷，并借以贬斥了象征主义的奇怪分支：达达主义；

最后一节回应到首节，告诉我们书名的来由——维里耶的《阿克瑟尔》，且此书被《法国现代文学史》的作者拉卢誉为“19世纪末的《浮士德》”——因此把之前评述的作家统摄在一起，顺理成章地做出一个全面性的综合界定。

作品评析方面，艾略特的《荒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都不惜笔墨，淋漓尽致，又在需要收尾和刹车的时候缓缓停将下来，余韵悠长。相反，窃以为，作者对普鲁斯特和兰波生活细节的穿插陈述，价值和美感稍欠，尽管不少材料确属罕见。

二

文中比较性的文字，颇有情韵。第55页下面一段可为例证：马拉美是一个水彩画家，而瓦莱里的才华在于雕塑；马拉美倾向于阴性，瓦莱里有一种雄性色彩；甚至调动音乐和戏剧的声色质地来形容和评价两者的作品。短短三四百字不仅说明了瓦莱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而且传达出师生二人诗歌创作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如上类比或对比，是全书结构和行文的惯用手法。且往往涉及到人与人、国与国、作品与作品、过去与当下等侧面。诸如叶芝—萧伯纳，法朗士，艾略特—庞德，普鲁斯特—狄更斯，乔伊斯—福楼拜，兰波—魏尔伦，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尤利西斯》—《奥德赛》，古典—现代、当代等。以此纵横捭阖，观点趋于鲜明，思路趋于灵动，生成轻松惬意的审美过程和读后回味。

文中长句居多，插入补充说明式语句也多，大有不吐不快之势：

“易卜生终其一生亦在两端——个人的浪漫主义式的自我个性的责任，以及与之相反的社会责任——之间苦苦挣扎”；

“其中意象的混合，精心设计的隐喻，热情与智慧的结合——宏大与乏味的方式的结合，物质和精神的大胆融合——这些特质对那位英语读者来说肯定似曾相识”；

“而这位有着忧愁而动人的声线、哲学家的头脑、萨拉森人的钩鼻、不合身的礼服、和仿似苍蝇复眼一样看透一切的大眼睛的细小男子，主导着场景，扮演着大宅里最后的主人的角色”；

言辞间涵盖的表里情绪自然是酣畅不尽，但是语句冗长势必导致审美疲劳，毕竟言辞内外渗透着文化含蕴及理解鸿沟。

其次，新鲜奇趣的比喻耀人眼眸。如“窗板似的眼睛”，“船像鸽子一样走过”，“一首诗就像一个沉重的砝码”等。

此外，书中呈现的作家和作品、典故和故事、流派和思潮等相关内容，无形中使人增长了知识。而这些东西在我们通常的教材和资料中只寥寥指点、甚至未曾提及。

三

书中的评论大都旗帜鲜明。

其一，赞誉、溢美之词屡屡直陈：

“他（叶芝）的文学原则是象征主义的，但他表达得更为清晰，并对之热情维护，这一点在英语世界里无人能及”；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带出了文学前所未有的美”。

言辞指向不免绝对化，但从别一角度映衬出作者品人的独特个性、评书的独到见解。

其二，批评仿佛也不遗余力：

“当我们细读瓦莱里的散文时，却找不到多少思想”，“他也同时常常无病，故作深沉地老调重弹”，“处处自卫但又不可一世”；

其实，不管评价如何，说者与被说者都应该庆幸。因为，他们的互动，推动的是文学良性发展的大车轮。

另外，书的第6页第二三段，解说到科学、生物学、历史学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以此为例的相关论述，愈加充分地表现了作者作为批评家所拥有的锐利、宽泛、纵深的眼光。

四

书中令人格外喜爱的是那些高屋建瓴型的笔墨。比如：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就是个人的反叛”；

“象征主义是19世纪自然主义的解药，正如浪漫主义是17—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反悖：象征主义之于浪漫主义，则事实上是发展而非对立”，以及紧接着浪漫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的对比性语词都相当精辟。

最后，不妨借用书中原话来辅助形容整体的读后感受：

“读者则像过路的人，突如其来地被诗人推下来的重物所震撼，承受一种完整的美学效果，甚至比诗人创作时所感受到的更强烈”。

不期然，笔者恰成为这么一个读者，威尔逊则扮演着诗人的角色、假借书中文字，给予读者兴奋喜悦与疑惑追问相互交织的“震撼”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