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负债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资产负债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分析；信息利用

作者简介：李全中(1959－　)，男，河南南阳人，经济学学士，河南财经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与财务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3－0083－04　收稿日期：2010－02－26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外对公允价值计量顺周期效应的关注，阿兰等人(2008)认为盯市会计具有潜在的传染效应并可能引发顺周期效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花旗、美林、瑞银、百士通等金融机构纷纷要求废除或暂时停止采用公允价值会计；但在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2008年12月30日提交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银行倒闭潮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同时也提出需要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国内学者也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缺陷、完善公允价值会计、改进会计监管以及公允价值变动对经营业绩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黄世忠(2009)指出公允价值会计假设市价代表企业资产的价值，但市价并不总能代表资产的价值，并指出公允价值会计在经济萧条时由于计提大量的减值损失，进一步引起恐慌，使得本已恶化的经济雪上加霜，在经济繁荣时由于确认较多的投资收益，使得已经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陆宇建等人(2007)指出由于交易价格本身的不确定性，要求上市公司报告有关公允价值的不’确定性信息就显得尤为必要，例如应披露未来存续期间金融资产交易价格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齐东平(2009)指出证券监管者应根据公允价值计量对资产价格虚拟效应未雨绸缪，通过改善信息披露以及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王守海等人(2009)指出在微观层面应加强计量误差的信息披露，在宏观层面应加强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关于完善公允价值计量信息披露的问题，盖地等人(2009)指出由于缺乏客观概率，根据概率来估计资产的价值反过来又会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公允性；关于公允价值计量对报表的影响，黄世忠(2007)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将加剧经营业绩波动不是绝对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通过多次而不是一次性反映收益，是缓和而不是加剧了经营业绩的波动；但郭毓娟(2009)指出公允价值引人加大了企业利润的波动性。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如夏成才等人(2007)、姜国华等人(2007)、李红霞(2008)对公允价值的理论和运用进行了较多地研究。

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影响的研究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偏重于公允价值计量对业绩的影响，旨在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技术、加强政府监管。公允价值变动较为剧烈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人损益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计入损益表，所以目前公允价值计量对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的研究。企业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而所有者权益的会计信息是衡量企业财务状况、配置资产和负债的重要依据，也是计算经营业绩指标的基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实际影响如何，如何正确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以中国3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帮助企业、投资者、债权人正确利用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信息。

二、样本选择的说明

在样本选择上，股东权益或每股净资产反映了股东财富的账面价值，其变化反映了现代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情况，同时不论何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都最终要影响股东权益总额或每股净资产的变化。而且股东权益作为偿还债务的保证，也是配置负债的依据，所以本文根据证券之星网站对2008年每股净资产变动率的排名，选择每股净资产降低率在50％以上的上市公司，并在其中剔除了2007年以后上市的缺乏前后期对比资料的公司、由于每股净资产基数较小稍微变动就会导致大幅变化的ST公司、单纯由于转送股使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但不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司，将余下的31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对其分析，试图了解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情况。

通过对上述31家样本公司的研究发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是影响2008年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的最集中的原因，在股市上涨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导致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翻倍上升，并成为企业大幅举债的依据，在股市下跌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导致股东权益又跌回谷底，此时部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也被腰斩，另外一些不能相应压缩负债的企业，负债的比重大幅上升，导致存在诱发财务危机的巨大风险，因而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引起的报表数据总量时而涌向峰顶时而跌落谷底、报表数据结构时而负债率大幅下降继而又剧烈上升的现象比喻为“报表地震”毫不为过。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股东权益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所选样本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的分析，这31家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的原因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转送股以及金融资产投资以外其他各种原因引起的经营亏损等。为了了解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情况，将31家上市公司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或主要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导致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的上市公司，另一类是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导致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的上市公司(有关资料见表1和表2)。在表1和表2中，每股净资产变动率是期末每股净资产较期初每股净资产的增减额与期初每股净资产的百分比率，数据来自证券之星网站；每股净资产变动原因是按照各因素影响的大小排列的。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看出：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是导致2008年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的主要原因。在选择的每股净资产降低率大于50％的31家上市公司中，有6家公司是纯粹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引起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占31家公司总数的1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作为主要因素之一导致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的上市公司有14家，占31家公司总数的45％。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的每股净资产

大幅波动与资本市场的波动成同向变化。在2007年股市大涨时，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一般都大幅上升，在2008年股市大跌时，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一般都大幅降低。

3、影响2008年股东权益大幅降低的原因中，来自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很少。只有用友软件和东方航空存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2008年东方航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640093万元，占其亏损额1258088万元的51％；2008年用友软件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7423万元，远低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64058万元。

四、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分析

根据证券之星网站的数据，将2008年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每股净资产大幅降低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关资料整理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资料可以看出：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资产负债率随资本市场的波动而波动。在2007年股市上涨时，样本中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14家公司中有10家资产负债率下降；2008年股市下跌时，除2家资产负债率不变外，其他12家公司资产负债率都表现为上升。

2、在2007年股市上涨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成为增加配置负债的依据。在14家公司中有皖维高新、哈投股份、西水股份等3家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幅度较大，有7家公司资产负债率小幅下降，另外4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还有所上升。即使资产负债率降低幅度较大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降低幅度也仍然低于每股净资产上升的幅度。以西水股份为例，如果当期负债不变，期末资产负债率应为11％[47／(47+53×6.88)]，实际期末资产负债率为21％。这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的股东权益成为大幅增加负债依据。

3、在2008年在股市下跌时，大多数存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的上市公司不能相应减少负债，因而导致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60％，2008年存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的14家公司中有9家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超过10个百分点，有5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超出了可以接受的范围，其中南京高科资产负债率由47％提高到67％，广电信息资产负债率由54％提高到68％，上海电力资产负债率由56％提高到75％，华银电力资产负债率由70％提高到87％，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的资本结构大幅变化，不亚于强烈地震对地质结构的影响。这说明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损失引起股东权益大幅减少的情况下，部分存在金融资产投资的上市公司不能相应地减少负债，从而导致存在发生财务危机的巨大风险。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了强烈的“报表地震”。以宇通客车为例，根据宇通客车2007年和2008年年度报告，2007年宇通客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使股东权益增加15亿元，使股东权益由2006年末的14亿元增到2007年末的29亿元，2008年宇通客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使股东权益减少16亿元，使得股东权益总额由年初的29亿元减少到2008年末的17亿元；负债总额由2006年末的23亿元增到2007年末的52亿元，再减少到2008年末的29亿元；资产总额由2006年末的38亿元增到2007年的81亿元，再减少到2008年末的46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使得企业资产、负债、股东权益时而翻倍增长、时而被拦腰斩去，如同强烈地震对地表的再造一般。

五、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利用

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股市运行一般较为稳定，而中国股市波动较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报表的震动更加剧烈，正确理解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并作出正确的决策，对于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投资者本金的安全、乃至国家的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把握资本市场未来的变动趋势。公允价值变动的利得与损失具有未实现、不确定的性质，公允价值变动的利得能否最终实现，公允价值变动的损失是否最终一定发生，关键看资本市场未来的变动趋势。对于公允价值变动利得而言，如果未来资本市场的牛市能够得以保持，这种利得才有可能带来现金流入，与这种利得增加的股东权益相匹配而增加的负债风险较小；反之，如果未来资本市场的牛市不能维持，这种利得可能是暂时的纸上富贵，根据这种利得增加的股东权益相应增加的负债，很可能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

2、把握公允价值变动综合信息。会计报表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利得与损失反映的是当期公允价值的变动情况，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为非流动资产，该项投资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使股东财富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不应只看一个会计期间，而应考虑各期公允价值变动的综合信息。资本公积的会计报表附注中的其他资本公积的期末余额主要反映当前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累计数，如果该余额为正值，即便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为损失，也仍然表明当前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体上是有收益的；相反，如果该余额为负值，即便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存在利得，也仍然表明当前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体上是亏损的。

3、注意剔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数额较大、品种单一，变现难度远大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把由此而形成的股东权益作为偿还债务的保证具有极大的风险，为此在计算资产负债率指标时应剔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影响，以正确衡量财务风险。

六、结论

篇2

文／陈志斌(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企业高负债的成因及影响,论述债权转股权的意义及不足,探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出路。 

［关键词］债权转股权;资产负债率;股权出路 

［中图分类号］F830 9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1516(2000)02-0011-02［收稿日期］1999-12-21 

［作者简介］陈志斌,男,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系硕士研究生。 

        国有企业的大量负债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造成了银行资产的大量沉淀,潜伏引发金融风险的危险因素。为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债权转股权,对此我们加以探讨。 

       所谓债权转股权是以国有商业银行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对企业的股权。这不是将企业的债务变为国家资本金,不是“贷改拨”,更不是将企业的债务一笔勾销,而是把银行与企业之间原来的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或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 

       一、高负债的危害,债转股的意义 

     国有企业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进入市场,面对市场的风风雨雨显得格外的步履维艰。经统计,在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超过65%以上的公司有102家,其中资产负债率在65%至80%的有81家,资产负债率在80%至100%的有17家,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有PT渝汰白、ST白云山、PT农商社等4家。在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公司中,ST公司和PT公司占绝大多数(详见下表)。 

  

过高的负债至少具有以下危害:一是影响企业经营业绩,侵蚀企业净利润,加大了企业财务风险,一部分老企业甚至每年的生产利润还不足以抵付当年的债务利息。渝汰白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1998年底,该公司负债高达12亿元,尽管目前企业产销两旺,但每季度二个多亿的产值所获取的利润连利息都难以还清,更不用说还本了【注】；二是导致了银行坏帐率的提高,容易形成金融风险。这些不良资产对国有专业银行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转变构成了双重障碍,三高的负债率也往往成为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最大的障碍,有意进行资产重组的企业将望而却步。 

      通过债转股可以较好消除以上的不良影响,债转股对国家、企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各方面都有深远意义: 

     对于国企来说,实施债转股,一是有利于优化企业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符合债转股条件的企业,可以重分利用这一大好机遇。 

    二是有利于企业降低利息支出,降低成本,从而提升利润水平,实现产业升级,增加国家税收收入,对于大中型企业。重点项目来说,有利于尽早达产达效。例如,上市公司实施债转股后,许多企业的每股收益将发生较大变化:(如下表) 

  

      三是可以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后,有助于企业适度分权,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科学决策和监督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对于银行来说,债转股的顺利实施,可以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加快不良债权的回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不良资产上,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与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对那些债务负担较重、但仍有市场前景和潜力仅是资本金不足的国企实行债转股,无疑是盘活不良资产,促使资产尽快流动,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是比较贴近我国实际情况的得力措施。 

      债转股为企业二次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强调“阶段性持股”,且由于国有企业的融贷上对银行债务的高度依赖和由此形成的高负债率,从债权入手,实际上是解决国企机制问题,建立资产管理公司是第一步。如果指导思想不是解决企业深层次的问题,就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了。对于债转股企业一定要在转换经营机制上下功夫,债权转股权不是万灵的。如果企业不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经营机制,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债转股将成为一种数字游戏。虽然帐面上暂时会变得好看一些,但长远来看,仍难从根本上摆脱产品竞争力低下,效益滑坡,亏损加剧的泥潭,步入吃完财政(拨)吃银行(贷),吃完银行,吃股民的怪圈。债转股仅是风险从银行转移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身并不能化解业已存在的风险,将风险转为效益的工作主要还是要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完成。管理公司必须将规范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植入企业,敦促其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或有的放矢地提供投资银行服务,从而提高其持股企业的赢利能力和企业偿债能力,促使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二、债权转股权的途径 

         如何改变国企的困境,产权置换、股权转让等风靡一时的形式在国企三年攻坚战的第二年,对大部分国企来讲已显得药不对症,目前提出的债转股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理论上有具合理性,它属于债务重组的一种方法。但具体操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且方式较多,各有利弊。 

      企业如何进行债权转股权,可以设计出很多具体操作方案,但我认为,每一种方法只有符合企业实际和我国国情才算好方法,国家组建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几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以此作为投资主体,通过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实施债转股。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些讨论。 

      完全资不抵债的公司债权全部转为股权,并对流通股股东溢价增发新股,从而对债权人作补偿。债权人将其所有债权转化为股权,相当于公司的净资产完全由债权人出资形成。理论上公司应成为债权人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中,原非流通股可以全部更换为债权人所有,但流通股由于特殊原因不能为债权人所有。因此,债转股相当于债权人将高于自己的全部权益摊薄到流通股股东手中。这与债转股维持债权人不受损失的原则相悖。因此相应要求流通股股东做出补偿,其补偿方式可以以高于面值的方式溢价增发新股,以溢价部分弥补债权人的损失。如琼民源与中关村的重组模式设计。 

     债转股与上市公司和控股母公司之间的资产重组相结合。由于上市公司债转股动作会涉及到上市公司股权的变更以及股本规模的变化,运作程序比较复杂。具体的运作模式可以这样设计:上市公司将其债务剥离到控股母公司,母公司可用自身相对较好的资产抵债,或是上市公司的债务和资产一起剥离给母公司,留下空壳后将控股权转让,剥离至母公司的债务按债转股的方式操作。上述操作不会造成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操作便利,同时还会和壳资源的保护相结合。如成量股份的案例即是按此种模式操作的。 

       债转股与增发新股及股份回购相结合。管理公司债转股的目的不是作为一个战略投资者,而是为了盘活不良债权,因此它不可能长期成为债转股公司的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部分原负债率相对较低的公司,在经过债转股和增发新股之后资金相对宽裕,债转股上市公司有可能对这部分由债权转化而来的股权实施回购。资产管理公司藉此套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成为企业的阶段性持股股东。阶段性持股意味公司最终目的是要将股权脱手,退出投资领域,收回投资。股权退回的渠道,可以有转让、回购、上市等。其中,向第三者(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转让可能会成为其持股退出的主渠道,因为符合上市条件或具备回购能力的企业毕竟是少数。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债转股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为国企和银行解困的范围,而涉及到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领域。退出也将给广大上市公司提供极大机遇。 

篇3

所谓债权转股权是以国有商业银行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对企业的股权。这不是将企业的债务变为国家资本金，不是“贷改拨”，更不是将企业的债务一笔勾销，而是把银行与企业之间原来的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或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

一、高负债的危害，债转股的意义

国有企业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进入市场，面对市场的风风雨雨显得格外的步履维艰。经统计，在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超过65%以上的公司有102家，其中资产负债率在65%至80%的有81家，资产负债率在80%至100%的有17家，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有PT渝汰白、ST白云山、PT农商社等4家。在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公司中，ST公司和PT公司占绝大多数。

过高的负债至少具有以下危害：一是影响企业经营业绩，侵蚀企业净利润，加大了企业财务风险，一部分老企业甚至每年的生产利润还不足以抵付当年的债务利息。渝汰白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1998年底，该公司负债高达12亿元，尽管目前企业产销两旺，但每季度二个多亿的产值所获取的利润连利息都难以还清，更不用说还本了【注】；二是导致了银行坏帐率的提高，容易形成金融风险。这些不良资产对国有专业银行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转变构成了双重障碍，三高的负债率也往往成为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最大的障碍，有意进行资产重组的企业将望而却步。

通过债转股可以较好消除以上的不良影响，债转股对国家、企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各方面都有深远意义：

一是有利于优化企业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符合债转股条件的企业，可以重分利用这一大好机遇。

二是有利于企业降低利息支出，降低成本，从而提升利润水平，实现产业升级，增加国家税收收入，对于大中型企业。重点项目来说，有利于尽早达产达效。例如，上市公司实施债转股后，许多企业的每股收益将发生较大变化。

三是可以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后，有助于企业适度分权，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科学决策和监督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对于银行来说，债转股的顺利实施，可以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加快不良债权的回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不良资产上，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与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对那些债务负担较重、但仍有市场前景和潜力仅是资本金不足的国企实行债转股，无疑是盘活不良资产，促使资产尽快流动，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是比较贴近我国实际情况的得力措施。

债转股为企业二次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强调“阶段性持股”，且由于国有企业的融贷上对银行债务的高度依赖和由此形成的高负债率，从债权入手，实际上是解决国企机制问题，建立资产管理公司是第一步。如果指导思想不是解决企业深层次的问题，就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了。对于债转股企业一定要在转换经营机制上下功夫，债权转股权不是万灵的。如果企业不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经营机制，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债转股将成为一种数字游戏。虽然帐面上暂时会变得好看一些，但长远来看，仍难从根本上摆脱产品竞争力低下，效益滑坡，亏损加剧的泥潭，步入吃完财政（拨）吃银行（贷），吃完银行，吃股民的怪圈。债转股仅是风险从银行转移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身并不能化解业已存在的风险，将风险转为效益的工作主要还是要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完成。管理公司必须将规范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植入企业，敦促其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或有的放矢地提供投资银行服务，从而提高其持股企业的赢利能力和企业偿债能力，促使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二、债权转股权的途径

如何改变国企的困境，产权置换、股权转让等风靡一时的形式在国企三年攻坚战的第二年，对大部分国企来讲已显得药不对症，目前提出的债转股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理论上有具合理性，它属于债务重组的一种方法。但具体操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且方式较多，各有利弊。

企业如何进行债权转股权，可以设计出很多具体操作方案，但我认为，每一种方法只有符合企业实际和我国国情才算好方法，国家组建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几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以此作为投资主体，通过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实施债转股。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些讨论。

完全资不抵债的公司债权全部转为股权，并对流通股股东溢价增发新股，从而对债权人作补偿。债权人将其所有债权转化为股权，相当于公司的净资产完全由债权人出资形成。理论上公司应成为债权人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中，原非流通股可以全部更换为债权人所有，但流通股由于特殊原因不能为债权人所有。因此，债转股相当于债权人将高于自己的全部权益摊薄到流通股股东手中。这与债转股维持债权人不受损失的原则相悖。因此相应要求流通股股东做出补偿，其补偿方式可以以高于面值的方式溢价增发新股，以溢价部分弥补债权人的损失。如琼民源与中关村的重组模式设计。

篇4

[关键词]流动性；财务结构；资产结构

[DOI]10.13939/ki.zgsc.2016.40.129

1 财务流动性与财务结构

葛家澍（2008年）财务流动性是一种财务信息，它包括资产的变现程度和负债的偿还先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按照流动性排列，左边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右边包括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表反映了资金的来源与用途，任何资产都对应着一定的资金来源方式，按照资产与资金来源方式的对应关系，可以将企业的财务结构划分为稳定结构、平衡结构和风险结构。稳定结构是指在资产与资本的对应关系中，流动资产的资金不仅仅来源于流动负债，而且还有一部分来源于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既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属于低风险、低收益的财务结构。平衡结构是指流动资产的资金来源全部由流动负债提供，即流动资产等于流动负债。风险结构中流动负债既满足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又要满足非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即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房地产企业的建设周期较长，负债经营程度较高，不确定因素很多，一旦决策失误，会使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控制财务风险。

2 财务结构的衡量指标

衡量企业财务结构特点的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是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表示一元的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偿还保证，是衡量短期营运资本是否充足的基本指标。速动比率是企业的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在这里我们使用流动资产扣除存货来简单估算速动资产。现金比率可以用现金类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进行计算，通常现金类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万科交易性金融资产比重很小，一些年份没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我们直接以货币资金作为分子。现金比率是衡量短期偿债能力的最为稳健的指标。现金流量比率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是衡量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否满足到期债务的重要指标。从下表可知，自2008年以来，万科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都逐渐下降，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的财务流动性降低。但是企业的现金流量比率较为稳定，说明企业的主营业务比较突出，自身产品的获利能力较强，靠企业的产品能够取得大量的现金，满足企业的未来发展。

3 财务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3.1 财务流动性与资产结构

企业的资产结构也是衡量企业财务流动性的重要方面。其中，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越高，企业资产流动性越差，资产质量越低。自2008年以来，万科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率仅仅为1%，2014年和2015年下降为0.4%。这与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销售特点有关，非常低的应收账款说明企业流动资产质量较高。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合理比率，对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也会产生影响，非流动资产的比重越高，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就越大，经营风险越高。企业非流动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的增加往往是在前期盈利驱动下导致的投资规模的扩张。房地产企业较长的开发周期决定了其非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只有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才能放缓房屋开发速度，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从2008年以来，万科流动资产占非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9.63%、17.89%、20.31%、20.84%、22.63%、11.90%、10.66%、8.51%。逐渐下降的流动资产比重说明万科流动性风险加大，重资产结构的特点无法逆转，这与万达的轻资产结构战略相反。为避免现金流短缺，企业必须扩大融资规模，支撑非流动资产的长期增长。从表中可以看出，万科的资产负债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3.2 财务流动性与股权结构

企业的融资方式有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两类。在资产负债率一定的情况下，股权结构也会影响财务流动性。有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增加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股票流动性降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也会降低股票流动性。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和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从而降低财务风险。自2015年以来，宝能、恒大、华润等大股东的持股都对万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控制权之争说明企业未来经营前景较好，财务风险较小。

3.3 财务流动性与收入增长

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加会引起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的增加，当企业销售收入迅速增加时，可能会导致支撑增长的资金不足，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万科自2009年到2015年以来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9%、4%、42%、44%、31%、8%和34%，股东权益的增长百分比自2009年到2015年分别为17%、20%、24%、21%、28%、10%和18%，股东权益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需要企业调整负债从而支撑企业收入和资产的增长。万科流动资产的增长率自2009年到2015年分别为58%、38%、28%、22%、5%和18%，而流动负债的增长率分别为90%、55%、29%、27%、5%和22%。流动负债增长速度高于流动资产增长速度加大了企业流动性风险，说明恶化的行业环境对万科的流动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3.4 财务流动性与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不足会导致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下降，财务流动性的实质在于现金流的总量与时点的对应情况。在经营、投资和筹资现金流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从2011年起呈现一定的波动性，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一直都为负值，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自2013年也呈现负值，2015年企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为负值，说明企业财务出现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万科的非流动资产的比重提高，经营收入的增长导致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增加，在股东权益增长比重有限的情况下，过快的流动负债增长和持续为负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加大了企业的财务流动性风险，因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万科应密切防范财务风险，降低投资规模，剥离不良资产，改变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股权融资比重，从而避免流动性风险。

参考文献：

篇5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科，600064.SH）是上市公司中有名的投资大户，2007年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获益颇丰。不过，新会计准则对股权投资尤其是限售股权的处理也让公司管理层喜中有忧，一则净资产收益率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而下滑，再则巨额股权投资对公司的股权融资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其实，如果充分领会了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组的意见精神，对限售股权的账务处理加以改进，公司管理层会轻松很多；对投资者来说，伴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如何评价类似南京高科这样具有大量股权投资的上市公司，也有必要更新一下观念。

由是观之，南京高科2007年定向增发方案的失败以及融资以债权为主思路的转变，与人们对新准则的理解偏颇不无关系。

净资产收益率的尴尬

南京高科名为高科技公司，经营的业务却与高科技不沾边儿，乍一看这应该是一个定位不清的公司。不过，从年报的内容来看，南京高科对其发展战略还是很有思考的。

在2007年报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颇得战略管理真谛：“公司通过对内外部环境以及自身资源优势的分析，以增资并控股南京仙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契机，进一步明确了‘以房地产为龙头，以公用事业（水务）和优质股权投资为两翼’的产业发展战略，并据此果断退出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热电业务，集中优势资源推动核心产业快速成长，取得良好效果。”

南京高科“果断”退出了资产收益率较低的热电业务，却尴尬地发现2007年自己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只有3.19%，比2006年还低了1.22个百分点。

众所周知，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上市公司业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委屈地解释道，“根据新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溢价计入股东权益――资本公积项目中的报告期末余额为566,564.21万元，若扣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溢价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为10.78%。”其实，南京高科2007年的业绩相当不错，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亿元，同比增长了62.39%。

在年报中，南京高科还详细阐述了其主要资产计量属性变化情况：

“本公司在2007年前三次定期报告中，根据财政部于2007年2月1日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将持有的处于限售期内的上市公司股权计入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根据财政部2007年11月16日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及2008年1月21日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的新规定，公司在2007年年度报告中，将持有的处于限售期内的上市公司股权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采取公允价值核算。上述资产计量属性的变化，使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溢价计入股东权益――资本公积项目的金额大幅度增加。”

然而，我们查阅了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第1号（2007年2月1日），并没有发现其中有可将限售股权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说法。

分类与估值问题

不过，这样做的上市公司并非南京高科一家。申能股份（600642）在2007年半年报中也将持有的处于限售期内的交通银行（601328）和海通证券（600837）股票投资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以成本法核算。

将限售股权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有一定的道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五条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南京高科持有南京银行（601009.SH）11.17%的股权。南京银行于2007年7月在上交所上市，作为南京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南京高科承诺自南京银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南京银行股份，也不由南京银行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显然，南京高科对南京银行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而处于限售期内的股权也不存在活跃市场，因此公司有理由认为这部分股权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那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的专家们为什么主张将限售股权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专家们认为限售股权的公允价值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在《工作组意见》第3号中，专家们明确阐述了应该对限售股权如何计量：“企业在确定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公允价值时，应当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根据活跃市场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应当是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采用估值技术时应当尽可能使用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工具定价时所使用的所有市场参数。上市公司限售股权的公允价值通常应当以其公开交易的流通股股票的公开报价为基础确定，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该公开报价不是公允价值的，应当对该公开报价作适当调整，以确定其公允价值。”

南京高科的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其持有南京银行的股数为2.05亿股，市值为39.19亿元，但并没有披露曾对市值作调整以确定这部分股权的公允价值，也就是说，公司直接以市价作为限售股权的公允价值了，而这显然不符合专家工作组意见的精神。

与之相比，兰生股份（600826）就充分领会了专家们的精神。兰生股份持有的海通证券和交通银行股权也处于限售期，公司对这部分股权公允价值的计算参考了证监会计字[2007]21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对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股票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其公式如下：

股权的公允价值=初始取得成本+（本会计期内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述股票的收盘市价-初始取得成本）×（该股权限售期内所包含的交易所总的交易天数-本会计期末至该股权限售期结束所包含的交易所总的交易天数）/该股权限售期内所包含的交易所总的交易天数

南京高科年报确认的南京银行股权溢价高达37.02亿元，如果按上述公式计算，则溢价只有约5亿元，公司管理层就大可不必那么紧张了。

偿债能力堪忧

类似南京高科这样将股权投资业务作为主营业务之一的上市公司是越来越多了，但如何评价这类公司，投资者的理念还不够成熟。一方面，有些投资者狂热地追捧某些因股权投资而业绩大增的上市公司股票，不顾这些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极差，而将投资收益也乘上一个市盈率倍数对公司股票进行估值；另一方面，尽管某些公司的主业经营得不错，下一步发展需要资金，却因为持有大量股权投资而不能或很难从股市上融到资。

我们来探讨如何看待这类公司的融资行为。

南京高科的发展战略是以房地产为龙头，而房地产是一个资金密集性的行业，所以融资渠道是否畅通非常重要。很多房地产企业之所以上市，其目的就是为了拓宽股权融资之路。然而，南京高科却与众不同，在年报里宣称要“继续做好短期融资券和人民币信托理财产品等低成本创新融资工作，将短期融资券和信托理财产品发展为公司常规融资手段。适时尝试资产管理、公司债、人民币结构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

经电话询问，公司证券部门解释说，文中人民币信托理财产品主要是贷款类信托。也就是说，南京高科未来主要通过债权来融资。

从已公布年报的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见表1）来看，尽管南京高科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在29家公司中名列第7位，然而流动比率却更低，为1.12倍，名列第4。这样的资本结构其实是有问题的。资产负债率低当然以债权融资为好，但1.12倍的流动比率在一般制造业企业中已经不能算是高的了，在地产行业就更成问题，这是因为地产行业的流动资产中存货的变现速度要远远低于制造业。在上述29家地产上市公司中，流动比率的平均数和中位数恰好都是1.94倍，足以说明南京高科的短期偿债能力堪忧。因此，即使南京高科要发展债权融资，也应以长期债权为主。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见表2）。

其实，就南京高科而言，看起来很安全的资产负债率指标其实也很脆弱。

以3月5日的收盘价重新计算南京高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市值，会发现它与2007年末相比已经有了20%以上的损失（见表3）。不考虑其它因素，那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的下降会使南京高科的资产负债率上升到49.86%。当然，这样的资产负债率在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如果考虑到由于南京高科并不是一家纯房地产企业，而随着公司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实施，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上升。作此判断的依据是在29家已公布年报的地产上市公司中，预收账款占资产的比例平均为14.94%，而南京高科仅为4.20%。

更悲观一些分析，南京高科的资产高度集中在金融和地产行业，如果地产行业出现稍微大一点的危机，并影响到金融机构，那么南京高科受到的影响将非常大。（见表4）

根据南京高科的这种情况来看，公司很有必要加强股权融资。

融资问题思辨

其实，南京高科董事会2007年1月15日曾经通过了一项定向增发的议案，计划募集资金4亿元投向两个房地产项目。然而，2007年10月23日，公司又公告称，经与保荐机构协商，保荐机构已向证监会提出撤回增发申请材料。

南京高科定向增发失败，公司方面的解释是，“拟投资项目开发进展良好，公司可通过其他渠道解决项目建设资金，结合当前融资环境变化等因素……”。不过，从现金流量表来看，2007年南京高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4.34亿元，投资活动为-2.87亿元，而筹资活动为6.55亿元。因此，所谓的其他渠道其实就是增加了借款。公司撤回定向增发申请真正的原因还需再找。

参考其他上市公司2007年的遭遇，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是公司将定向增发的价格定为不低于董事会召开会议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而2007年1月14日公司的股价仅为9.99元，到10月22日已经涨至34.10元，再按原定价方案定向增发如同利益输送。

其次，是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有关部门对地产公司融资进行了限制。

第三，就是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类似“雅戈尔”的情况。

在这之前，雅戈尔（600177）发行可转债的申请遭到了证监会的否决。据市场人士分析，雅戈尔是沪深两市之中最为典型的”交叉持股“公司之一，拥有包括中信证券(60030)、宁波银行(002142)、交通银行(601328)等7家上市公司的股份，总市值近200亿元，其中流通股市值就达130亿元左右，这意味着雅戈尔至少在账面上来看是不缺少资金的。一位资深投行人士对媒体表示，按照雅戈尔现有的情况来说，证监会的判断是合理的，因为公司不缺钱，或者缺钱的话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而且成本更低，那么再融资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而南京高科的情况与雅戈尔是如此的相似，也就不必再去碰一鼻子灰了。

问题是，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股权投资又何尝不是？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微公司2007年末总资产为2731.60亿美元，其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就有443.29亿美元，占总资产的比重高达16.23%。与之相比，南京高科2007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占总资产的比重只有2.50%。虽说公司账面上有巨额的股权投资，可其中一部分处于限售期内无法变现，就算是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随时变现的股票，是否出售也应该根据公司的投资理念结合市场情况进行操作，不可能也不应该根据公司其他业务的现金需求进行操作。

这样看来，如果不是实施新会计准则，公司持有的股权投资仍按成本法计量对南京高科的融资倒是件好事，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的投资者认为公司账面不缺钱。

其实，南京高科以未作任何调整的市价计量限售股权，是否也有降低资产负债率以利于公司债权融资的动机，是值得探讨的。如果是这样，市场对新准则的理解就真的有待提高。

对上市公司是否该融资，套用巴菲特的思路可以这样决定：只要一块钱在公司手里能够创造出多于一块钱的市场价值，那就不妨把钱给他们。当然，这需要市场是有效率的。从A股市场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可能是奢望。在我们的市场上，出现过上市公司创造的EVA为负，却因为每股收益上升而受到投资者追捧的情况；也出现过再融资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利，却不被市场接受、方案一出股价一落千丈的情况。

如何在这样的市场中生存并发展，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也就怪不得一个新准则就让南京高科又喜又忧了。

篇6

［关键词］：资本结构企业治理

一、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征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已成为国企改革和脱困的障碍，阻挠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其基本特征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股权结构和所有权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三高”和“三低”，即外源性融资比例高，内源性比例低；间接融资比例高，直接融资比例低；债务性融资比例高，资本性融资比例低。

（一）总体状况

从总体上看，当前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方面的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影响；既有银行信贷约束软化的因素，也有企业监控机制不健全的原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的统计，随着企业融资总额的逐年上升，间接融资比重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至1997年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中仍占77%，在企业资本总来源中占绝对优势，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长时期高负债状态。直接融资由1995年的12%上升至1997年的23%，虽然比重增加近一倍，但仍然相对较低，其中主要来源于股票融资，债券和商业汇票融资的发展和商业汇票融资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二）债务融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的融资在教长时间里高度依赖于国有专业银行而形成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导致企业缺乏活力，亏损严重。

国有企业负债率偏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并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债务总量快速增长，资产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2、企业银行借款等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不断下降，拖欠货款、欠缴税利和应付工资福利费等非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不断上升，债务结构不合理。

3、不合理资金占用越来越多，债务逾期未还金额不断增加，企业偿债压力越来越大。

4、从企业资金融入效率来讲，负债率偏高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偏高，影响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收益率，同时由于负债率偏高，使企业债务风险越来越大。银行贷款利率超过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样的高利率、低收益，其结果是企业利润不够偿还贷款利息，贷款包袱越来越重，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务风险。

近年来，为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实行贷改投，将中央一级的原拨改贷形成的本息余额转为国家的资本金；逐渐加大核销国有专业银行呆帐的力度；加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将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种种措施，对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大，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从贷改投的效果来看，拨改贷资金在整个国有企业基本建设规模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即使全部转为国家资本金，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幅度也很小。因此，尽管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来改善目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但效果并不明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直接融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直接融资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发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正在稳步推进，企业融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迅速拓宽，直接融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结构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其中以股票融资的发展最为迅猛。但就目前状况看，不仅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相比，直接融资的发展也显滞后，规模仍然偏小，还存在许多影响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1、企业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方式。包括股票、债券、银行承兑汇票等在内的直接融资占企业新增筹资额的比重迅速提高，其中股票融资提高最快。直接融资的发展，使我国企业融资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除了上市股票和公开发行的债券外，规范的票据融资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企业内部的职工入股和集资也成为许多改制中小企业认同的融资方式。此外，融资租赁，资产置换等新的融资方式也开始出现，直接融资的规模逐年增长。

2、直接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多渠道直接融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企业改革中资金需求的紧张状况也得到了缓和。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育不够成熟，证券市场的法制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因此市场的发育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和非规范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证券市场规模偏小，市场发育不完善，不能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1997年，我国证券（包括股票、国债、企业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市场交易额只占GDP的35%左右，且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交易，大多数国债和企业债券也不能上市流通。商业汇票的流通市场也尚未形成。扣除这些不能上市交易的部分，我国证券市场的流通市值实际不足10%，而1996年，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其证券市场的流通市值与同期GDP的比例分别为224%、178%和133%，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巴西，其比重也达到93%、145%和67%。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市场规模太小了。

（2）企业融资来源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从企业新增融资构成来看，银行贷款1995年占88.4%，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仍占80%左右；企业通过发行证券等直接融资最多也只达到了23%，同国外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融资占企业外源融资比重美国在50%左右，日本在30%以上，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也都保持在30%左右。我国企业直接融资规模显然偏低。

（3）居民金融资产品种单一，有价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过低，投资渠道狭窄。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额中，银行存款占80%以上，有价证券只占10%左右，持有现金和其他金融资产不足10%。，而发达国家居民金融资产的比例一般是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各占三分之一。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足，企业融资渠道不充分。

二、资本结构对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

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资本结构本身又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就一般意义而言，资本结构是指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比例关系，它反映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金融关系，即以资本和信用为纽带，通过投资与借贷构成的股东、债券人和经营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由于在产权意义上，企业的资本结构体现了企业治理主体的权利基础，因此合理的资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企业治理的有效性。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畸形发展，不但导致了企业资本营运效率的低下，而且导致了企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扭曲与失衡，治理机制难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也妨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一）所有权结构对企业治理的影响

产权主体缺位是影响整个国企改革成效的最大占障碍之一，也是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纵观20年以来的企业改革历程，无论是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还是后来的“利改税”、“拨改贷”以及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企业的资本生成制度，从制度变迁的效应来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侧重于政府控制的放松，而不是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在企业不存在产权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扩大了企业的自。由于企业产权边界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的债务就不具有约束力，这就为企业过度的负债扩张提供了客观上的环境和主观上的动机。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内部人控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放权让利”改革的不断推进，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事实上都落到内部人手中，而未下放的的权利仍然掌握在各级行政部门手中，他们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还远未停止，这就形成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相结合的治理结构特点。一方面，出现了经营者权力迅速增大而对其监督与约束力度大大减小的趋势，以经营者为首的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过多干预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造成了这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原因是复杂的，企业融资结构仍是主要原因，特别是没有从企业融资体制入手改革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长期以来，由于对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存在片面的认识，即只强调国有经济绝对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注重国有企业的质量和效益；只强调实物形态的资产管理而不注重价值形态的资本运营；不是从国有经济总体上来认识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只是从具体的每个企业是否是纯国有资本企业这样狭隘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1）在国民收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即国家财政投资能力日益下降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企业的国有经济性质就不得不以极少量甚至是零国有资本金创办国有企业，再通过国有银行把非国有的资金集中起来贷款给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银行负债率居高不下，形成所谓的“债务危机”；银行作为外部出资人又没有形成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机制,银行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2）在企业内部形成国家独资的股权结构，而国家，实际上政府作为企业惟一的所有者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产权行使的问题，即国家作为企业的外部出资人并没有以所有者的身份进入企业并在企业内行使所有者职能，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虚置。

在作为债权资本主体的银行和股权资本主体的政府都没有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而企业外部的市场（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又未形成的条件下，就大力推行经理责任制，实际上是将外部出资人的部分或全部决策权和收益权，在缺乏必要制约的情况下交给了企业经理。尽管在政府手中还保留着最终控制手段即经理任聘和解聘的人事权，但这一手段的实施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不透明性及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能上不能下的传统等。因此，必然会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这种企业治理结构，造成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激励、约束机制缺乏，压抑了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力和效率。

（二）债权治理功能弱化

从融资的角度看，单纯依靠股权控制难以有效的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问题，因为债权人与经营者之间也同样存在着问题，这类问题的有效解决，还必须借助于债务的治理作用。债务的治理功能主要体现为债务人面临着债权人的压力和破产机制的约束，如果企业经营失败，无力履行债务契约，债权人就可以有债权持有者转化为债权所有者，按照契约或有关法律对债务人进行相继治理，如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或重组等。为了避免控制权的丧失，经营者只有努力经营，力争保持财务状况良好，至少将经营状态维持在能支付债务的水平之上。因此，有效的资本结构能将债务的硬约束和股票的投票权结合起来，发挥两种控制方式的合理作用。

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过程中，债务的约束功能是微弱的。一些企业虽然已是债台高筑，却还不断从银行发债融资，国有企业的债务并未给经营者带来多少压力。理论上，企业的支出不得大于其货币存量与企业的收入之和，如果企业的支出超过收入的限度就会破产，那么这种约束就是硬约束，反之就是软约束。我国目前的债务约束显然是软约束。国有银行作为特殊的债权人，其自身也没有明晰的产权边界，其资产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法人；同时国有企业也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体现为同一所有者之间的内部借贷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借贷还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进行的，不是市场行为。

因此，这种银企关系是扭曲的，银行与其说是债权人，不如说是企业的资金供给者，企业是资金的使用者，企业债务到期即使不能按期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银行业无法行使对企业资产的最终控制权，难以实施破产和清算等。由于资产国有化，即使破产和清算对企业经营者也不具有约束力，甚至会出现企业自行申请破产以逃避银行债务的奇怪现象。即使经营者不能履行债务人的义务，其利益也几乎不说什么影响。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借钱不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下，企业的经营者就会进一步负债经营，银行也缺乏干预企业决策的真正动因，因此债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鉴于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资本结构的优化为起点，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为核心。

参考文献：周双喜，公司治理—国企改革的关键，经济师，2003（12）

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篇7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笠捣⑿姓裣喙匾滴?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篇8

关键词：营运资金 融资 投资

营运资金的直接效率体现在营运资金对创造营业收入的保障能力上，直接效率的衡量指标有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以及营运资金周转率。间接效率是由直接效率引发的影响，包括对损益的影响、对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对整体财务流动性的影响。

一、营运资金的投资策略

营运资金投资策略主要是指对流动资产的管理。营运资金的投资策略按照资产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适中的、保守的和激进的投资策略。衡量营运资金投资策略的指标主要有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和经营流动资产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一）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是反映企业资产结构的重要内容，企业非流动资产比重过高，会造成非流动资产的闲置和浪费，而企业流动资产比重过高，又可能造成流动资产闲置，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在企业经营规模一定的条件下，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越高，企业资金的报酬率就越低，流动性风险越小；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越低，企业资金的报酬率越高，流动性风险会越高，企业采用的就是激进的投资策略。由表1可知，中青旅近5年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从62.38%逐渐降低至39.72%，说明公司营运资金从稳健的投资策略转为激进的投资策略，提高了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加大了对固定资产等资产的投资比重。

由图1可以看出，中青旅存货周转速度的加快带动了流动资产周转速度的上升，存货周转效率的上升会使公司总资产周转效率加快。但是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下降导致流动资产周转上升速度不及存货周转速度。由图2可知，2013年及2014年应收项目的周转速度快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公司营业收入的质量在下降。公司在加快营运资金周转的同时，应该合理降低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

（二）经营性流动资产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经营性流动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可以作为营运资本投资策略的衡量指标，该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越宽松。中青旅流动资产中不包含金融资产，因此以流动资产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计算分别是77.9%、57.75%、36.75%、38.57%和33.24%，说明营运资本的投资策略从宽松逐渐转为激进，流动资产占用资金的比重在逐渐减少，公司提高了流动资产占用资金的管理效率。

二、营运资金的融资策略

营运资金融资策略主要是指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匹配关系，即选择何种融资方式为企业的永久性流动资产和临时性流动资产融资。根据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关系，企业营运资金的融资策略可以分为稳定型、激进型和适中型的融资结构。

（一）营运资金的融资结构。企业流动资产的资金来源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短期资金来源，一部分为长期资金来源。易变现率可以作为企业营运资金融资结构的标准指标。易变现率是指经营流动资产中长期筹资来源的比重。易变现率越高，说明企业融资环境越宽松。易变现率=[（权益+长期债务+经营性流动负债）-长期资产]/经营性流动资产。中青旅易变现率如表2所示。

中青旅的易变现率较高，说明公司采用稳健的融资策略，利用长期资金为长期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提供资金来源，采用稳健融资策略可以减少公司未来偿付利息成本的不确定性，规避利率波动的风险，同时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较低，可以降低短期借款偿还的再融资风险。中青旅稳健的融资结构也说明中青旅资金比较宽裕，这可以进一步从中青旅下降的资产负债率（表3）中体现，根据新浪财经的资料，中青旅的资产负债率在2014年显著低于行业平均值，下降的资产负债率降低了公司的负债成本，减少了公司破产偿债的风险，股权资金作为资金来源途径所占比重逐渐升高。

（二）营运资金的融资来源。中青旅的应付项目一直大于应收项目，预收项目显著高于预付项目，说明应付项目可以较好地弥补应收项目的资金占用，中青旅采用预收账款的方式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提高了营运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计算中青旅融资来源比重发现，商业信用占负债的比重在80%以上，说明公司运用成本较低甚至可能没有成本的商业信用，会极大地降低公司资本成本，同时长期负债的比重较低，说明公司的资金成本压力较小，整体资本成本较低，能够有效地改善营运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进一步衡量中青旅营运资金风险，计算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借款长期占用的现象很有必要，如果公司短期借款本年累积量远远大于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余额，说明公司在不停地还款与借款，存在短期借款长期占用的现象。

短期借款本年累积量=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长期借款增加量

长期借款增加量=期末长期借款额-期初长期借款额

从表5可知，除2010年公司存在明显的短期借款长期占用的问题外，中青旅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短期借款长期占用的问题已经得到显著改善，公司短期偿债风险明显降低，还款能力逐渐增强，财务结构越来越稳健。

三、营运资金的管理策略

在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加快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有所改善呢？中青旅近五年的净利润分别为42 001万元、50 492万元、52 781万元、47 852万元和50 747万元。而2013年流动资产周转率下降为2.59时，当年净利润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因此，提高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改善营运资金的管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提升企业价值。

中青旅首先要提高营运资金周转率，加快存货周转速度和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由于公司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下降影响了公司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因此公司要加强对应收账款的事前、事后和事中管理，尤其明确事前责任制，严格考评公司客户的信用条件。尽量从应收账款改为预收账款，使资金周转速度加快。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存货的竞争能力，加快开发类似于乌镇、古北水镇等的经典旅游项目，提高公司资金的整体流动速度。

在资金来源安排上，由于股东权益资金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公司资产负债率逐渐下降，易变现率等指标逐渐上升，公司营运资金融资结构更加稳健，但是资金要在盈利性和流动性之间寻找平衡，中青旅应该加速资金的投资和行业的扩张，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马忠.公司财务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篇9

资金“脱实向虚”，是指社会资本离开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致使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萎缩，而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的趋势，其实质是产业空心化，又叫去工业化。近年资金“脱实向虚”，使得中国金融体系、房地产业不断膨胀，形成泡沫，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资金“脱实向虚”的表现

资金“脱实向虚”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增长速度远超实体经济。2001-200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4%，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8.3%，高于《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的目标值5%，已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美国和英国两个金融大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7%左右。

社会融资增量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从2015年上半年的3.17%下降到2016年上半年的3.12%，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在下降。

另一个衡量资金“脱实向虚”程度的指标是各类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的比例关系以及两者的增长趋势。根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中国实体性财富的总价值大约为380万亿元，包括160万亿元左右的房地产、150万亿元的企业非金融性资产、50万亿-60万亿元的土地和资源性资产，以及近10万亿元的汽车等。然而，中国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450万亿元（不含衍生品），差不多是GDP的7倍，包括了200多万亿元的银行货币资产、近100万亿元的标准和非标准债券，以及100多万亿元的各类资产管理性资产。金融资产不仅存量规模庞大，而且近年来以每年新增30万亿-40万亿元的速度增长。金融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充分表明了全社会各主体的债权和债务关系还在不断扩展。

2.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但实体经济仍存在资金短缺现象。近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迅速，2014-2016年M2分别增长12.2%、13.3%、11.3%，而经济增长率却不断下降，2014-2016年GDP增长率分别为7.3%、6.9%、6.7%。主要原因是超发的货币未流入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融资困难。

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看，2017年3月反映资金紧张的企业比重有所反弹，升至41.1%，特别是超过五成的小型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

从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看，2016年各项贷款总额比上年增长13.5%，其中企业经营性贷款同比增长6.6%，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长3.1%，新增贷款中，房地产相关贷款比重高达45%，房地产已明显金融资本化。

3.金融资产增长很快，而实体经济增长慢、回报率有限。金融投资收益最终来源于实体投资收益，过度的金融投资不仅不能维护实体经济的发展，还会对实体投资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越来越冷、金融投资越来越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实体投资增速逐年下降，呈现个位数增长，2017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走低，分别比全部投资增速低1.5和3.4个百分点。金融投资规模却在快速增长，各类资产管理平台在不到5年时间里从不足18万亿元的规模快速扩张到超过100万亿元的水平，大量资金从企业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等热门投资领域。金融投资泛滥，金融业平均利润率高过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据测算，中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在6%左右，而证券、银行业平均利润率则在30%左右。

4.部分金融机构存在“体内循环”。资金在金融体系里空转。当资金从银行到信托和其他金融机构，再到实体经济，推高了资金成本，加剧了实体经济成本上升。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在同业、理财、资产管理、票据业务等领域创新发展较快，同时也带来规模过大、链条过长、杠杆过高、关联过于复杂等问题，造成整个资产负债表畸形和异化。如同业超过存款、表外资产超过表内。这种过度的体内循环，不仅增了金融业的利润，而且抬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5.房地产业占用资金过大，形成泡沫。资金从金融部门流向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两类情况。一种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是进行套利活动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或是流转链条拉长，虽然最终可能还是进入实体经济，但提高了融资成本。另一种情况是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过程中存在配置错位，主要表现是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而没有流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现在房地产业创造的GDP只占全国的5%，而它却占有了25%的信贷资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房价大幅上涨，大量闲置资本流入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套利活动，以实现资本增值。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涉足房地产的企业越来越多，特别是有明显获取贷款优势的国有企业利用廉价的资金大举进入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在“脱实向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大量实体企业也纷纷寻找机会介入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业。三是上市企业收入更多依赖于金融、房地产投资等非主营业务收入。

资金“脱实向虚”的原因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也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健康的虚拟经济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资产收益高于实体经济利润。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走高，叠加实体经济疲软因素，导致资金流向偏离实体经济领域。一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货币投放规模不断加大，在目前资产荒的背景下，房地产成为资金逐利的区域，从而加剧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幅度。二是实体经济收益率下降。传统制造业产能趋于饱和甚至过剩，制造业盈利水平下降，此外，企业劳动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实体经济的收益率大幅降低，不少企业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加之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转型升级后劲不足，导致资金缺乏好的投向，一方面金融业要寻找新的盈利出路，另一方面实体企业也进入金融领域寻找新的机会。

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传导路径不畅通。金融业增加值逐年增加，反映出金融业发展势头良好，但目前金融业不能给予体经济有效支撑，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依旧存在。

一是间接融资占比过大。由于中国企业大多依赖间接融资，国民经济的风险一直集中于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银行风险防控压力增大、惜贷情绪严重，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是资金空转严重。资金在企业之间转动，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造成资金空转现象。一些获得信贷资源的企业频繁参与套利活动，以低成本获得融资后，再通过委托理财和信托产品的方式贷给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人为延长融资链条。

三是低效率和无效率的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金，使得正常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投资率下降，而货币被大量无效占用。中国实体经济因为转型相对滞后，至今仍存在大量对利率不敏感的僵尸企业和预算软约束融资主体，从而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催生了一些金融乱象。从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来看，僵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72%，正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1%，如果能够出清一部分僵尸企业，完全有可能降低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

3.非金融企业投资不足。“脱实向虚”的情况已经形成了企业的流动性陷阱，大量的货币发行出来以后并没有能够迅速地拉动经济，企业信贷方面表现不佳，说明企业没有进行有效投资。

一是企业投资意愿不足。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情况，企业存在持币观望的态度，大量的资金停留在企业的存款账户上。投资意愿不足，主要原因是实体企业各种成本不断攀升，利润摊薄，负债率上升，实体经济面临着成本高和税费高的双重困境，加上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增加以及经营用租金、各种税费的高昂支出，使得盈利能力逐渐下滑，给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生产带来许多困难。在内生动力不足的同时，某些国有垄断行业放开力度不大，影响了民企的投资积极性。

二是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由于实体经济回报率持续下行以及未来经济走势不明朗，大部分企业将短期的金融投资作为第一选择。

4.过度的金融创新游走于监管边缘和空白地带。一是快速发展的金融业态与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格局之间存在矛盾。当前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交叉性金融产品创新过度、过快，导致出现监管真空，形成监管套利。目前不少所谓的金融创新处于监管边缘和空白地带，尤其是在金融业跨界和综合经营，以及新技术运用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风险加大，随时有向其他领域溢出的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更加复杂，产品的关联性和风险传染性更高，也更容易出现风险，当前许多机构正在向三四线城市布局，那里的金融监管相对薄弱，信息相对闭塞，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加。

二是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业态的发展，在带来融合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风险更加隐蔽、传染性更强、监管难度更大等消极的一面。

四点建议

防范资金“脱实向虚”，治本之策是加快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创新转型，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提高金融服务供给能力。这就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提高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金融业要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提供精准服务，提升金融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强化金融监管和治理，遏制金融系统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行为。加强对股票、债券、基金和汇率市场的监管，及时判断、监控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二是发挥金融政策的导向作用，强化金融监管。应加强金融风险研究，增强对各类易发风险的预见性，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范金融市场，矫正不合理的金融行为。应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完善人行征信系统，将小额贷款公司、P2P平台等纳入征信系统，完善工商、税务、电力、海关、环保、质检等部门的信息公开制度，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基础数据，完善资产登记制度，规范资产交易行为。

篇10

关键词:金融国际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会计信息质量

一、金融会计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一方面，金融会计国际化改变了我国传统金融资产、负债分类方式，其将金融资产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以及持有至到期贷款等，将金融负债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等。这种分类方式能够改变我国现行会计实务中采取长期、短期分类核算投资的方式，充分反映我国商业银行持有金融工具的意图、目的，从而帮助金融报表使用者对商业银行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判断。另一方面，在没有其他金融负债、资产变动的情况下，金融工具价值波动将会带来金融资产负债率的波动，同时金融会计国际化还将对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减值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规定除交易性的金融资产外，其他金融资产减值都应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由此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资产的波动。

二、金融会计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损益表的影响

(一)金融会计国际化对对商业银行经营损益的影响

根据现行的金融会计框架，金融工具价值变动仅仅在其价值实际实现时才能确认为收益，而这可导致商业银行可能为了增加金融会计利润而进行某一项金融交易。会计准则则要求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应该在金融资产负债表中给予确认，并要按照金融工具不同的计量属性、不同的持有目的将金融负债、交易性的交融资产等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损失、利得等纳入到银行当期的损益中，对于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波动而出现的损失、利得等则直接计入到资本公积中，这样就可以遏制商业银行利用金融工具价值变动而操纵利润行为的出现。另外，对计提减值准备不得转回的规定与要求，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业银行通过减值准备转回来进行利润操纵的难度。

(二)金融会计国际化对商业银行损益表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尤其是衍生的金融工具表内确认必将出现大量未实现损失、利得，以传统的成本原则、配比原则、实现原则以及稳健原则为特征的收益确定模式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此，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在努力改进财务业绩报表，最终产生了作为“第四财务报表”的“全面收益表”。国内金融会计的国际化变动，尤其是公允价值计量和派生金融工表内确认的引入，也将极大地促进商业银行损益表的完善和改进。国内银行界必须参照“全面收益表”来制定一套新的损益披露机制，才能对银行经营业绩作出更准确的反映。

三、金融会计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减值准备方式改变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现行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金融资减值准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规定除了交易性的金融资产，在摊余成本计量的其他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要将这种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减值至可收回金融金额，其中可收回金额可以按照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这种规定不仅考虑了金融债务人实际的抵押品经营情况以及财务情况，还综合考虑分析了金融债务人所在行业发展前景、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技术等的影响，从而提高会计质量，满足会计信息对外披露的要求。

(二)公允价值运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运用公允价值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符合现代化风险管理需要以及目前银行行业风险管理惯例，有利于金融财务报表使用者切实了解商业银行真实的财务状况。但是运用公允价值也会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计量的变动性、不确定性以及集合性都难以真正满足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另外，公允价值任何变化都会反映到金融损益表中，或将导致市场对商业银行价值的判断错误。

四、金融会计国际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促使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金融会计国际化不仅仅是会计处理规范转换的过程，也是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风险预警、风险识别、风险规避以及风险决策，其与金融工具风险披露、金融工具计量和减值准备计提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套期保值会计等紧紧相连。因此，金融会计国际化可以促使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有效使用金融工具会计。

(二)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提出更高要求

金融会计国际化还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将衍生金融工具部分纳入到表内进行反映，而这影响了加权风险资产计算。另外，在金融资产证券化方面，金融资产能否从表内转移到表外主要依据的就是与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回报、风险是否发生了转移。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金融国际化的不断推进，金融会计国际化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损益表、会计信息质量以及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商业银行只有适应这种趋势、抓住金融会计国际化的机会，才能贴合并适应国际化的市场竞争，进一步扩大自身市场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张安民,杜金岷.金融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J].南方金融,2013(2)

[2]李焰.金融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J].企业导报,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