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时间：2023-06-02 15:02: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的思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研究背景
“精准扶贫”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的，这也是第一次把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政策。根据我国贫困标准统计，目前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几乎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农村强则中国强，农民富则国家富。
乡镇政府作为中国最基层的国家政权直接面对并服务于广大农民，是国家与原子化农民之间的“缓冲带”、“安全阀”。这里所说的乡村治理也就是转型后乡村治理，即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在乡村治理背景下对精准扶贫进行研究，则更利于提高扶贫资源在农村的利用，从而促进小康社会的实现。
2乡村治理转型后对精准扶贫的影响
2.1乡村治理主体的改变
农业税改革前，乡镇政府被称为全能型政府：收税收费、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治安无所不包。但是农业税费的改革后对乡镇政府形成了新的权力和格局，乡镇政府在免除农业税的治理中几乎不再有收入利益可言，对村庄治理进行全面干预不但没有足够能力，也没有了积极性和动力。在黑龙江省同样出现类似状况，自税费制改革后，许多地方的乡镇政府转变以往做法，转而支持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治理主体很大程度落到了村庄精英肩上。在扶贫过程中，救助资金以及扶贫项目一般都要通过村庄精英来完成。随着扶贫政策的贯彻，村庄精英的功劳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事物有两面性，由于人性的自私性，村庄精英在识别贫困户时可能存在不公平性，列为贫困户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贫困者。在农村，村民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落后，即使明白不公平性，也是跨级“闹”乡镇府、县政府。上一级无暇村级矛盾，很多不满也是不了了之，致使真正贫困户久久不能脱贫。
2.2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农村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社会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流动性，进城务工成为当代农村青年的致富之路。这种“离土离乡”的变化使村庄成为空心村，尤其是在贫困村，空心化更为严重，留在村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没有年轻力壮的青年做支撑，对产业扶贫的执行产生了阻碍。F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土壤肥沃，阳光充足，适合万寿菊的种植，邻乡H村因万寿菊项目的开展，整村实现了脱贫。看到H村的成效，在乡镇府以及村干部的努力下，也引进了万寿菊项目，但是村民参与度并不高，尤其是贫困户更是不敢尝试，此产业项目在F村难以执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能力的、年轻力壮的村民流失严重。此村没有产业扶贫的支撑，只依靠低保和社会救助的方式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并不能实现真正脱贫，而且返贫严重。
2.3乡村治理财政制度的转变
农业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从向下“收钱”变成了向上“要钱”，此后出现了“穷财政”与“有所为”、“权利小”与“责任大”、“政策好”与“遗憾多”等矛盾。这种“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体制和严重的村级债务，使乡村治理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贫困村，村级负债甚至高达百万。从当前致贫的原因来看，呈现出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并存的特点。从共性因素看，许多贫困村、贫困户在交通、用电、水利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方面仍很困难。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继续推进开发式扶贫，加大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和生态治理的支持力度。但是仅依靠扶贫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乡镇财力的支持，因乡镇财力“空壳化”，无力实现“有所为”。X村是国家级贫困村，走访X村时，发现道路泥泞、房屋破陋，农田中水利设施落后，遇大雨天，则会出现“水漫金山”状况，有的贫困户家中，一年下来，颗粒无收也不是罕事。
从个性因素来看，针对致贫原因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要结合实际，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比如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利用专项扶贫资金鼓励其创业。但是除专项扶贫资金前期的支持外，乡镇政府财力却无力支持贫困者创业的后续工作，如发展进入困境期，乡镇政府是否有能力帮其度过困难？创业失败后又何去何从？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就不能做到善始善终。
3基于乡村治理思维的对策建议
3.1加强治理主体的监督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大势所在，村庄精英也将成为村庄治理的领导者。因此，加强对扶贫资源的立法监督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增强村庄精英为人民服务的大局意识，以带动贫困户脱贫为使命。另外，要对农民加强权力意识宣传，自下而上形成监督体系，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3.2改善治理环境
“空心化”的农村现状严重影响到了扶贫项目的进行，因此要结合农业政策，鼓励优秀的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他们提供小额贷款的便利条件、技术支持等相关扶持。此外，要加强手工业的发展，例如借鉴山东农村脱贫模式，联系一些半成品加工工厂，在村庄开设手工作坊，使贫困者在闲暇时期可以有事可做，既不用远出，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还可以改正农村的不良风气。
3.3设置治理资金鼓励
除扶贫资金外，还应按照贫困村人口数量、贫困程度。国家应适度加大乡镇政府的财政掌控能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加强资金利用的监督。鼓励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发展，从“输血式”救助变成“造血式”自救。对于治理发展较好的村庄，应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提高更多村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参考文献：
[1]何晓杰.“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乡村治理：以东北乡村为研究视域[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0
[2]邓大才.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01.
篇2
关键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two yuan system defects, combined with China's typical pilot areas of rural land reform practice experience, to adapt to the rural land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direction and measure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rural land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上世纪80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土地的城乡两元化管理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1.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
1.1现代农业发展与农地经营规模狭小矛盾的普遍性
农地流转与我国的城镇发展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关系密切。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要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2008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地流转的方向和基本原则又做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由此使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更加受到各界关注。但现实中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致使农村土地流转不畅，我国农地经营规模普遍表现出狭小、破碎的特征。据权威数据统计，当前我国农地流转规模仅10%左右，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也只有16.1%，而在农业连片经营条件良好、便于规模化集中经营的黑龙江省，更是仅有8%。2007年，全国农户家庭人均经营耕地仅2.16亩。
1.2农民增收与其土地财产性收入不足矛盾的显著性。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偏低，多数年份徘徊在60%左右，远低于70%的世界均值。有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4万元，折合美元2130元，不及美国同时期人均消费规模1.56万美元的1/7。拉动内需尤其是农村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国际经验看农民增收最大的前景还在于财产性收入，主要是依靠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获得的收入，理论上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大增长空间。但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看，无论是从总量还是比重，土地财产性收入还远远未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持续增加，年增幅达18.5%，高于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率。但从绝对量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依然偏少，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缓慢，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有限。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167元，只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与1995年比仅提高0.6个百分点。。
1.3节约集约利用与土地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矛盾的突出性。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用地达133平方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82.4平方米的水平；我国城市的容积率仅为0.33，而国外一些城市达到了2.0；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更是达到2.7亿亩，是城市的5倍。
1.4城乡统筹与城乡二元土地市场矛盾的尖锐性。由于城乡土地分割管理，为谋求土地利益最大化，各种以非正规方式谋求土地财产权益的灰色市场，在诸如城乡结合部等地区迅速发展，如各地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城中村等。
2.城乡一体化对当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要求
2.1加强农民权益尤其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护。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同价”，以此盘活城乡之间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促进农业和农村区域非农经济的深入发展。
2.2坚持和完善严格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确保18亿亩的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改善。同时，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创新，保障建设用地的合理需要。
2.3制订和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的管理规范。从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用地标准、规划控制等方面保障农村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和市场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2.4严格农村土地管理。完善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提高基层土地管理人员的素质，强化基层土地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创新基层土地管理的模式，提高农村土地管理的效率。
3.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实践
3.1成都土地“确权赋能”。2009年成都市给农民发放“四证”，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使用权证》和“两卡”（耕地保护卡、养老保险卡）对土地确权，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耕地，使农民可享受耕地保护金，以及因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而享受农民养老保险补贴，从而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3.2苏州“三置换”。即通过“集体资产所有权、分配权置换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承包经营权换股权”或“社保”、“农民宅基地换住房或合作社股权”，帮助“农民”顺利变身“市民”，让已经离开农业、离开农村、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自愿进城。
3.3嘉兴“两分两换”。将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权、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一方面，使在城镇已就业且有社会保障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另一方面，通过宅基地的置换及土地流转，腾出更大的用地空间。
3.4天津“双置换”。2009年3月份起，葛沽镇开始尝试通过“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和补偿”，先把全镇土地收归镇政府，整合后将农地转为国有再招拍挂出售。葛沽镇25个村庄拆迁后建成容纳25个行政村、5.1万村民的楼房，腾出约3000亩建设用地。
4.应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4.1改革的基本原则
4.1.1坚持依法管地原则，在《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框架下进行，对于法律没有详细规定的，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原则要求，积极探索。
4.1.2坚持明晰产权原则，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现农村集体土地登记发证全覆盖。
4.1.3坚持集约高效原则，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土地利用新路子。
4.1.4坚持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原则，把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同时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方利益，这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2改革的基本方向与配套措施
4.2.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法律体系，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对农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林地等，进行确权登记，为市场配置土地奠定基础；其次要在农地物权化的基础上，探索农户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置的权利，保证农民土地产权收益的实现；三是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下，允许改变农地用途直接入市，实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同场交易”；四是加快对集体土地流转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立法工作，从源头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合法化问题。
4.2.2完善土地市场体系，促进城乡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非农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全面纳入土地有形市场建设，通过招拍挂流转；积极探索农民参与和共享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合理分配机制；加大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力度，更多地引入招标和拍卖等土地出让方式使农村土地的配置完全遵循市场的供求变化。
4.2.3规范政府管理职能
首先，强化规划管理，真正落实“土地用途管制”，也只有在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下，才能保障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其次，引入市场操作，公开投标定价，杜绝以行政方式从中获取超额利润的“越位”行为。再次，变干预为服务，更多的在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登记、公证等方面做好服务。第四，政府应严格监督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法维护保障土地流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篇3
作者以湘北红镇为田野个案，通过对乡村混混滋生、成长与壮大乃至主导整个乡村社会这一逻辑历程的描述、理解和解释，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乡村社会灰色化的基本路径，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转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镜。在书中，作者以叙事的表现手法，对乡村混混群体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试图以研究乡村混混这样的他者，来反观本群体和社会自身，从而对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自己独特的思考。
作者的问题意识是明确的，研究发现也是真实的，其理解解释亦是合理的。但是，排开价值中立的要求不谈，我们仔细地思索，便会追问：作者笔下的乡村混混何以在当下中国当道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混混业已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体暴力统治乡村社会，更是在利用这种暴力改变乡村社会生态，尤其是乡村社会伦理价值观念。问题是，混混何以当道、何以能主导乡村？
首先，离不开对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解和追问。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早已不是当年笔下的熟人、社会，而是更多地体现出去熟人社会化、陌生化的特性，更多地体现出贺雪峰所言的半熟人社会以及吴重庆所言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特性。乡村社会在熟悉性不断降低、陌生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乡村社会价值系统、意义系统和治理理念等都发生了变化。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中国农民不断地走向一种向外用力的人生，金钱意识不断抬头，以金钱论英雄亦见怪不怪。与此相关，中国乡村社会的集体意识不断淡化，个人意识、个人本位逐渐抬升，伦理、纲常以及传统型权威等不断式微，乡村社会缺乏一种主导性力量来控制乡村伦理、舆论与价值观念。在此背景下，一些暴力资源拥有者利用此空隙，不断地侵蚀集体资源、侵犯个人权利、侵害乡村社会，乡村混混在乡村得道便是最好证明。
其次，乡村基层组织的虚化与弱化亦不可忽视。自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基层组织不断弱化，乡村组织的能力不断下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部分地区的村级组织已形同虚设。调研发现，众多村级组织的负责人要么是不在村里，成为不在村干部（村干部纷纷进城即是例证）；要么是混世魔王，骗取国家补贴与工资，不搞任何建设，不解决任何问题（村庄公共品供给能力下降即是证明）。在一些地区，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村干部或因为缺乏体制性资源，或因为寻求自保，常常在纠纷调处时不作为，致使乡村社会矛盾丛生，这不仅使得乡村混混因为拥有暴力而在纠纷中占有优势，更是使得其甚至越来越成为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长此以往，民众有了问题不找组织，而找混混，日渐成为一种常态。
篇4
9月12日上午，示范区组织人事局组织各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全区各村干部代表开展了“党建引领推进中心工作培训会”，会上，邀请了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赵化录同志为我们进行了授课。我作为一名村支部书记有幸参加了培训，收获颇多、受教之深，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
党建工作常常被认为是务“虚”，这个“虚”要务得有水平，悟出实效，推动实践，这才是务“虚”的境界。赵华录书记的讲话紧密结合实际，给我们明确了任务，掌握了规律。是的，基层党建工作亟待加强，我们这些村干部更是责无旁贷，要不断学习，提高能力，要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贡献精神，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农村党建工作之路。而朱莉副书记从形势到组织建设问题的分析引人深思，“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回想这朴实而又发人深省的三句话，提醒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做一名称职的农村干部。
二、丰富了自身党建知识。
常言道：温故而知新。作为一名支部书记，应该熟悉党建理论基础知识，业务知识，才能让自己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可常常因为工作忙碌而忽视学习，有时候一些政策性强的业务知识要翻书才能肯定，自己也很想有时间好好学习。端正态度、抓好乡村治理，使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乡村社会的风气更加文明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加强理论学习，增加党建知识，确保更好的指导实践。
篇5
关键词：乡村社会；法律选择；不知法；知法
一、是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选择法律
（一）乡村规范与国家法的矛盾
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结构的重新审视，一时间，原本相对独立的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到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构造中来。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的乡村规范体系“曝光”于国家法治建设面前，面对这一看似与国家法治建设格格不入的东西，究竟怎样协调平衡成为现阶段不断讨论的话题。什么是乡村规范，有的学者称为“民间法”、有的学者称为“习惯法”、还有的学者称为“软法”等。无论称其为何，基本上在传统性、民间性、内部性等方面达成一致。①目前，就乡村规范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观点认为：“乡村规范属于非国家法，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地域性，国家法要吸收一部分乡村规范；而乡村规范也要向国家法靠拢，逐渐将部分乡村规范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在前面承认乡村规范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之后要上升到国家法。因为既然作为国家法，就必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指导意义，然而乡村规范只在一定地域内部人们基于身份关系或者血亲关系而形成的长时期的、延续的约束本地域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则。自然这与国家法的基本特征相违背，又怎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还有部分观点认为：“乡村规范与国家法格格不入，自然要实施国家法废除乡村规范，要在乡村社会中依照国家法来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对此，这种观点是法律万能论的体现或者说是法律中心主义的表达。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范约束，倘若社会只能依赖于法律，可想社会将会凝固，陷入一片拘谨当中，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制于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当中，这样的社会会发展？那历史是如何进步的？因此，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社会变迁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历史的进步性，陷入法律万能论当中。基于上述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乡村规范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法律文化，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具备传统性、延续性的特点。而且这种文化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变[1]。赋予其法律文化的内涵，是因为在文化的大系统中，乡村规范起到了法律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在现代观念当中有时显得不可思议或难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人员流动缓慢的地方而言是最适合不过了。其次，在乡村社会中，规范的选择是基于人们的偏好，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商品的性价比、用途等等，最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最优化的商品。再次，与其说是选择规范不如说是选择文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长期基于身份关系建立的熟人社会已经形成，面对国家法的不断冲击下，其往往表现出抵制或不认同。这种抵制或不认同不是两种社会治理结构的博弈，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它们各自表达不同的意愿，国家法所表达的是“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乡村规范表达的则是“乡土社会的乡土正义、熟人社会的连续性”。因此，两种不同的意愿表达不存在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文化所体现的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在短时期内这是不能消除的，也是社会发展正常的表现。
于是乎这并存于社会中的两套规范体系被广泛热议。如果说非将乡村规范吸收于国家法之中，这多此一举。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吸收，这就必须要考虑效益问题、在吸收的过程中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正比等问题。笔者认为：乡村规范在一定地域内起到的规范约束作用见效快、人们普遍认可和信服。它是一种社会延续的产物，完全可以由国家法来实施外部监督和适当改变（这里说的改变是不改变乡村规范的本质内核，使一些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规范趋于合法化）。不必排挤乡村规范使之没用存在的空间，也不必完全废除，况且既然说其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深埋人们内心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于乡村社会之中没办法废除之。因此，在既要建设法治又要面对乡村规范的矛盾中，可以采取国家法对乡村规范的外部监督使其在不改变原有文化内核的同时逐渐合法化，并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
（二）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与法律选择乡村社会的矛盾
初看这句话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中，这里说的法律是广义的概念，包含了乡村规范。而“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这里的法律仅指国家法。也就是说，前面是从静态的角度阐述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矛盾，这里从动态的角度去阐释。在不断进行的法治建设中，乡村社会也摆脱不了法治框架的干预。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表现出消极、抵牾的态势，但国家法的强行进入使得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乡村社会只能被动去接受这些看起来条条框框的东西，至少是表面上接受了。原本传承的特有文化受到了国家法的影响，乡村社会开始反思其本域内的规范，试着去接受国家法。然而，在“试用行”中，乡村社会发现本土社会不适应强制的、冷冰冰的东西，对于国家法的强行介入，以往存在于乡村社会固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受到冲击，熟人社会受到国家法的外在束缚。所以，每当乡村社会发生一些纠纷矛盾时，他们还是会依赖于长期传承的温和、高效、便捷的乡村规范。因为，固有的社会状态是长期保持的结果，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正，更多的是乡土的公正[2]。一旦国家法适用其中，就会僵化保持已久的社会氛围，而且很难恢复其共同维持的社会秩序，后续问题要比现实纠纷重要得多。所以，建设法治社会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更多的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国家法的强行推行，不单单是法律宣传、法治教育等停留在表面化的措施，更多的要考虑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社会环境、文化状况、人员文化程度、当地乡村规范等等一系列实际因素，倘若只是盲目地追求法治化的指数、指标的完成百分比这只是一时麻痹公众的眼睛，没有从根源上实现法治建设。如果一味的把国家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每当出现一些事件时就批评社会法制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等制度性的原因，那么社会将受到各种条框的约束，每个人行为时考虑的因素往往比不为行为的成本要大，故而人们更多的去选择小心谨慎办事，一旦稍有不慎，将会有法律制裁。试问，这样的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
二、知法还是不知法
目前，每当乡村社会出现发生一些棘手的案件时，总是批评该地区法治建设落后，百姓法治观念欠缺等一系列论断。而且这种论断似乎成为当今正统的论断。初看这样的观点，觉得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会发现一些问题。（一）对个案的分析趋于表面化，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这种观点呈现出一种公式化、套路化的姿态。（二）政治性色彩浓厚，往往这些腔调出现在政府公文或者新闻报道中，这就使得这类语言得到“普及”为人所熟知。每当发生于乡村社会一些案件时，究其原因时，这些套话就跃然而起。（三）这种观点呈现出扩大化、覆盖化的趋势，缺乏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因为每一个案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似相同或相似，但究其原因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仅仅从表面上类推一些相似案件就套用这种观点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分析案件时可以比照相类似的案件，比照分析只是方法，但是不能套用结果。
多年来，我国的普法工作没有停止，难道是普法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另有原因？按照上述公式化的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且是这样的结论：
这样的程式化的推导只是表面上符合逻辑，但缺乏理论支撑，不能让人信服。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排除一些基层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可能确实不知法，但这样的面积毕竟很小，不能肆意扩大。就一些案件而言，根本不是不知法这样简单的原因所致的。当违法者与受害人面对可能要受到国家发的制裁时，就会选择作出一种充满文化意蕴的理性选择[3]，选择乡村规范更有利于恢复打破的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恢复以往的熟人社会。通常这样的选择被看作是不理性的、越轨的，但是其实是处于他们的理性选择。不是他们不知法，更多的是一个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因为他们知法才会去平衡去选择，倘若真的不知法，还会去权衡吗？去选择吗？这时是没有退路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国家法。因此，针对目前出现的这样观点，认为乡村社会不知法是缺乏依据的。
在社会的发展中，社会治理方式不同也是正常的，毕竟社会是一个文化表达载体，不同的地域所表现的文化不同。知不知法只是人的一种主观认识，而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的，如果过分追求社会对国家法的认知，无疑是要通过主观的改变去改变客观存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治建设不仅要把目光放在国家法的健全与完善，还需要考虑现实的广大乡村社会内部实际情况，正确看待乡村规范、正确处理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关系、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文化底蕴。（作者单位：1.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法院）
注释：
① 谢晖教授称之为为“民间法”，高其才教授称之为为“习惯法”，罗豪才教授称之为为“软法”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法辨[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篇6
乡土的被抛弃和被遗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诸多两难性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乡土意识的丧失和社会基层的碎片化，使我们陷入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实的断裂和撕扯，以及单向度生活的无助之中。一方面是城市生活的局促、紧张，以及严重的雾霾等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寂寥和荒芜。据报道，在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消失的自然村高达90万个。更为严重和难以面对的，是老人的孤独死亡和自杀率上升。
西方的近代工业史、城市发展史，作为他山之石，可以是我们思考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借鉴。在近代西方，单一的城市化是片面化的发展观和理性主义文化的体现。在这样一种社会逻辑中，似乎城市的就是文明的和科学的，而乡土的就是未开化的，甚至是野蛮的。但在经历过短暂的城市化狂潮之后，二十世纪下半期，西方出现了迅速的逆城市化。由于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和犯罪增长等城市病日趋严重，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和农村流动，市区“空心化”。以人口集中和工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绿色政治运动和乡村保护运动，成为对城市化和工业主义的直接对抗。今天，我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方兴未艾，如何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避免城乡二元化，以及避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
一个必然的逻辑结论是回归乡土，也就是切实把工业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统一起来。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在社会发展方向的定位和社会制度顶层的设计中，要重新认识发展的真正意义，树立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实统一的发展观。在个体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要着力培育和践履科学而健康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对社会、对自然、对人类未来的责任。重塑乡土意识和家园意识，无疑为新的价值和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厚实而开阔的话语空间。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真正认识和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更加贴近自然和乡土的，生态经济和绿色产业的优先发展是乡土回归的直接道路。最后，充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投身乡村的守护和建设。这里，政府的意志和责任无疑是很重要的，政府可以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有序引导资本和企业到广大的农村来，引导它们为乡土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政府也有必要引导大量新生的社会组织，投身乡土社会的建设和治理。
篇7
中国政府机构中的弹性要素——基于议事协调机构的一项分析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英国公共服务类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视阈下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灾害治理:政府与公益组织的良性互动
组织平台创新与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以宁波市江东区“社区网络发言人”建设个案为例
社会服务购买延续机制的中国语境
公司型地方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特征
科学发展观意涵:基于政府决策维度的认知
网络反腐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建设
双向同构:缩小三大差距的政情话语机制
论涉法涉诉的传统法律文化困局
行政规划的法律内涵研究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为例
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民间规则认同模式研究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与应对
房地产调控的难点误区及对策
非常规突发事件动态应急群决策:“情景—权变”范式
公共权力理性建构的逻辑进路
高可靠性应急管理政府:借鉴与构建
网络监督的兴起与政府行为模式创新研究
中国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与职场生态优化探析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终端机制——以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为起点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阐析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哲学底蕴论析——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解释视角
房价失控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矫治
探析应急管理理论的跨域治理网络模式——“5·12”汶川特大地震全国研讨会观点之启示
论权威主义的功能与发展前景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价值取向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实基础、种类及立法控制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困境及其纾解
论专业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的空间及特殊性探讨
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探讨
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本质
论公共事务治理的二元对立特征及其缺陷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误区与实践策略
公共管理学中必须厘清的几个概念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行政学院行政咨询职能的分析
公务员绩效考核的环境建设
区县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背景下的政治参与和沟通
行政区划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公权异化再思考——基于古典社会契约理论的阐释模式
公民监督:监督权利和监督权力的会通
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刍议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
关于增强行政复议公正性的若干思考
在视界交融中认识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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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生活废物污染处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污染处理现状
近几年来，国家逐渐对乡村环保科技进行投入，但我国乡村而积大、人员多，相对的环保科技投入就显得过于涣散。当前乡村环境保护多是直接套用城市环境保护的技能系统和办理办法，不契合乡村实践，出资大，能耗高，运转办理杂乱，技术流程长，未形成合适我国乡村特色的合适处理技能系统或形式。乡村生活废物处理与处置而临规模小，处理本钱高，人员办理缺少，搜集、运送系统尚待树立，小规模的燃烧处理和填埋处置一时难以达到现行标准的情况。
1.2乡村生活废物处理进程存在的疑问
1.2.1乡村生活废物处理缺少资金投入
当前我国乡村经济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仍较低，大有些乡村生活废物处理没有专门的办理资金，上级财务部分也没有给予专门的财务扶持。乡村废物搜集、处理设备建造和运营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关于落后的乡村区域短时间内将无法按城市废物处理形式进行一致搜集处理。二是缺少资金扶持方针，镇、村级经济承受才能弱。
1.2.2乡村生活废物基础设备建造滞后
通常乡村的转运站都设在镇区中间或居民区旁边，没有对转运站的布点选址作归纳计划剖析，然后形成有些搜集点运送间隔远、运送费用高；转运站周围缺少防护办法或离居民区间隔太近，然后形成转运站作业所发生的臭气、噪声、废水及尘埃等疑问，对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大有些乡村的日子废物搜集运送通常选用拖拉机或农用车的敞开式运送力一式，运送进程简单形成废物的散落、废水滴漏和发生臭气等二次污染疑问。
1.2.3科学研讨广度、深度不行，成果转化有待加强
关于乡村日子废物污染防治的科学研讨既要从搜集处理的关键环节进行技能、力一法、技术和设备等力一而的研讨，也要关于不一样区域的特色从环境监督管理力一而加强研讨。没有完成研讨成果转化，还需要与国内外有关部分进行深入的技能合作和沟通，联合展开有关乡村生活废物污染防治的技能研讨，经过掌握国际动态，推动我国乡村的日子废物污染防治技能作业。
2乡村生活废物污染防治处理原则
2.1在各级政府的注重程度增加，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发展
这些年，我国的乡村环境健康疑问已逐渐导致大家的注重，政府也加大了乡村环境保护的注重和投入。可是，我国的乡村环境归纳整治的起点较晚，办理单薄，基础设备，环保法律法规系统不完善，乡村环境卫生情况依然非常严重。因而，在各级政府的注重程度增加，乡村环境，完善政策法规，支撑和引导乡村废物处理系统建设。
2.2筹措资金，加大投入
在乡村区域的废物处置系统归于乡村公共商品的范畴，对乡村公共商品的供应，我国的变革税收准则，县和乡镇政府的权利比产权，该疑问的不足乡村公共物品供应变得愈加显着。2003年，我国乡村施行税费变革，即撤销乡镇和村庄储藏，添加税收率，农业税和农业税收附加为主的乡村税制和公益事业集资的“一事一议”制。2006年全国废农业税，革除国家农（牧）业税，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撤销，一同，国家施行粮食直补，良种补助，农机具置办补助“的补助准则。因而，我国的乡村废物处理的资金来源应当多样化，多方筹措，保证资金投入。
2.3加强环境保护的宣扬和教育工作
因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付出志愿有着积极的效果，因而咱们应当加强乡村的宣扬和教学作业，经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宣扬栏等乡村居民易于承受的环保宣扬方法使宣扬常识渗透到农人的平常日子中。在乡村学校里大力遍及环保常识、环保理念，教学孩子从小树立环境保护认识，表现中小学学生作为乡村环境保护的宣扬队和主力军的效果，经过他们来影响摆布乡邻，全面进步乡村的全体环保认识。
2.4加强源头分类、灵活选用收运方法
关于间隔废物搜集点较近的住户鼓舞他们自觉地将自家发生的废物进行简便分类并投放到指定搜集点。关于间隔较远的住户，应先将自家发生的废物进行简便分类，一同在每家或几家住户门前树立小型废物箱，由拖拉机、三轮车等源头搜集车辆一致搜集并运送于每村的废物搜集点。将废物搜集点设在灵敏口标缓冲区外，然后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废物搜集备选点应定在交通条件较好，利于废物搜集车进入的路途上。关于有废物紧缩车的区域可选用与其配套的可移动式大型废物箱作为废物搜集点容器，条件较差的区域可选用防渗式露天废物池，应联系地域气候区别设计不一样的废物搜集点，如终年大风区域应对废物搜集点进行防风处理避免废物污染周边环境，多雨区域应加固防渗办法避免污染地下水及土壤。
2.5完善乡村生活废物处理基础设备建造
积极探索合适不一样区域特征的城乡统筹环境基础设备建造的路途，进步乡村环保技能装备水平。在城乡联系部和近郊区经济基础较好的乡村区域，可思考和城市一同一致计划、一致处理的准则，归入县（市）处置系统进行一致处置。推动城乡废物一体化搜集处置系统建造，加速镇（乡）废物中转设备，乡镇或区域生活废物无害化会集处理设备建造，积极展开现有日子废物处理设备的无害化改造或封场，保证会集搜集的乡村日子废物得到无害化处置。偏远乡村主张分类搜集、就地处理，有机废物和无机废物分类搜集，一同加强乡村有机废物资本化基础设备资金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废物处理设备建造。
2.6量体裁衣展开乡村生活废物处理形式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要按照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资源化的综合防治原则，根据洁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指导思想，确定乡村生活废物污染管理应从源头控制，施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末端资源化的原则。从源头上削减生活废物的产生，以降低和减轻污染物末端治理的压力，提高环境污染防治和管理水平。乡村生活废物污染防治应立足于乡村实践，允分思考不一样区域的乡村社会经济展开水平、自然条件及环境承载力等区别，遵从城乡统筹、量体裁衣的准则，统筹城乡生活废物污染防治基础设备建造，完成乡村日子废物污染处理及资本化基础设备城乡共建同享、村村共建同享，推动乡村日子废物污染防治工作。
2.7源头分类会集式处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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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价值观念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这样的价值观多有某种“主义”的特点，“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其在西方语境中大为不同，但在“主义”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
目前西方对政府的研究有两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从政府的职能出发，倾向于建立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则从政府权力的授予来考察，倾向于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这两种思潮形成于20世纪，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论文百事通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扩大国家责任，但并不认为国家权力是无限的，可以不受限。而自由主义由于害怕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主张缩小国家权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要国家干预。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二者产生矛盾的前提是：国家的责权对应。
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国家福利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国家福利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国家福利。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其价值重合主要在于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
二、对当前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研究的思考
就传统中国而言，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传统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并非因为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的属性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抑制个性，父权制家族桎梏与专制国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更具有非儒家色彩（或曰法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不仅抑制个性，而且抑制小共同体；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而且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古代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尤其东南一带发达，因此公民社会的发育比南方更为困难，
现在对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的研究有一种套路，认为中国传统的地方治理有以下五个特点：国权不下县（县以下是自治）；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自治靠乡绅。这些特点可以归总为：县下无吏皆自治。最早提出传统中国国权不下县的是韦伯。他认为，中国的儒教不可能导致现代化，因为它是非理性的，而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凭借的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卡里斯马”型权威。
三、中国地方治理结构的历史与转型
1.县下无吏并非自古就有。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县下无吏的。古代乡吏是政府养的一些官员，用以为国家治理社会；乡役是政府强行指定一些人为国家治理服务。隋唐之后出现乡绅。考察历史可知，隋唐之前乡村治理是以乡吏为主的；隋唐之后则由乡役和乡绅共同治理。靠乡役治理，存在治理者的积极性问题；而靠乡绅治理，其本身存在两面性的问题。总之，在隋唐之后的这种制度比较乡吏治理，自治较专治浓重得多。
2.乡役、乡绅治理地方是专制而非自治的表现。
首先，地方由乡役治理并不等于存在地方自治，相反，恰恰是专制的反映。因为乡役是被政府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制为政府办差的。其次，乡绅也非地方自治的体现者。乡绅是在隋唐以后伴随科举制度的完备而兴起的，其人员构成主要来自：候补官吏，丁忧、守制、退休致仕的官员等。乡绅可以享受由国家给予的待遇：优免权（明代以后这种优免权更加扩大）。乡绅是地方上实际的权势阶层，他们虽不具有儒家狭隘的忠君观念，但其对中央政府更确切的说是当权的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依赖，尤其是在政府更替时其随风倒的本性更是暴露无遗，明末清初时乡绅表露出来的明显的投机行为可为佐证。虽然隋唐宋以后，在庶民中出现了宗族组织，但其往往不是由血缘而是按政治等级制度（由本族中功名最大的人来主持）组织起来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乡绅不能作为地方自治的体现者，他和乡役同样是传统专制的产物。
3.中国地方治理的两难现象。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历史上缺少一种村社传统，这就产生了中国地方治理的两难现象：豪强与酷吏。豪强代表了地方势力，基于“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考虑，他们竭力维护地方利益。而中央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派出自己的人马-“酷吏”（司马迁语）治理地方。科举制度和与其并行的回避制度、轮换制度容易使地方官产生短期行为，唯中央命是从，完全没有对地方负责的观念。
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与之相伴而生的回避制度也随之消亡。民国期间又推行委派制度，这使得地方治理方式发生了转变。1949年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干部多来自外地，于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回避制度，这一时期的地方治理兼有豪强和酷吏的弊端。期间，回避制度受到很大冲击，很多地区都实行了干部本土化，形成了地方上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了地方豪强的产生。为避免这种情况，政府又从历史上寻求解决方案，重新恢复了回避制度，但这又强化了地方官员的短期行为，容易使他们滋生酷吏心态。
纵观中国历史，地方治理是一种集权的思路，既没有福利国家的传统，也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所以，我们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跳出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套路，摆脱在豪强和酷吏之间摇摆的困境，实行治道变革，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文明。
之后，与会学者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部分学者的讨论如下：
之一：治道应该分两层来讨论。中国的互制分两层：中上层和基层。如果把乡村一级说成专治的话，其假设在于：乡绅只忠于官方，而不注重地方百姓的福利。互制的机制在以前是存在的，到宋明，中上层官员选择机制必然使其忠于皇权，但他们也可用“四书五经”来制约皇权，或利用皇权之间的机制来制约皇权。如海瑞。中国的互制是有的，只是与西方不同。因此讨论应注意两个问题：1.分上下两层；2.专治和互制。
之二：为什么中国的治道两千多年未改变，也难以改变？有几点需要考虑：1.理论问题。中国到现在几乎是互利主义的政治。关于中国治道的考量，既要接受西方的理论，又要自己的创新。为什么西方的理论不适于解释中国的治道？一是人治基础在于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二是与之相对应的法治基础是宗教。思想观念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发展到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平等，制度也由神法、自然之法发展到法律，使之成为高于一切的东西。无论是福利主义的政治，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其基础都是法制的。而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人治。2.中国人治传统可以追溯到夏朝或更早，这样的传统仍在继续。而当今国人未曾从物理学、心理学等理论上予以更深的挖掘。其原因就在于习惯：记忆习惯；理解习惯（包括行为、操作）；创新习惯（包括思考、提问）。人治的潜在习惯渗透到每个人的行为、思考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摆脱传统，这样的习惯可以是文人或历史学家去延续。而新的治道更无从照搬西方的理论，必须有待各位同仁的努力。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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