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策略范文
时间：2023-06-02 15:02:0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资产配置策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资产配置荒 成因 投资策略
一、资产配置荒的成因分析
2015年年初，在改革预期升温的基础上，中国股市出现了自2007年来的第二次疯牛行情，各路资金纷纷涌入股市，助推A股价格一路飙升，A股赚钱效应的光环使得市场闲余资金找到了方向标。为避免股价过度上涨，抑制过度投机，2015年6月，证监会开始严查场外配资，股价出现了断崖式暴跌，从最高的5178点一路跌至2850点的最低点，给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大量的资金撤离股市，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在股市风险大，债券绝对收益率低下，PPP项目不规范、房地产行业收入比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以谋求收益最大化的“出逃”资金找不到合理的资产配置方案，由此进入资产配置荒时代。造成资产配置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金融资产供给的快速收缩
金融资产与投资需求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资产供给的扩张往往伴随着融资需求的增加，投资需求增加会使得家庭乃至生产企业去银行融资以获得充裕的投资资金，这一方面会刺激房地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会加快资金流速，增加对金融资产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波及到了房地产业以及银行业，居民投资意愿的下降直接降低了银行表内业务的收入。经济增速放缓同样对债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方性债务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基于债务风险可控的目标，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这当中主要包括：将地方债务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开正门、堵偏门，规范融资平台等措施。这项措施使得标准化债券融资明显反弹，非标向标准化融资开始分流，债券供给增多，降低了债券的价格。2015年开始，我国实行地方债置换也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债券的收益率。在房产投资意愿下降，银行表内业务低迷及正规发债渠道放开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的供给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甚至是消亡，因此出现了金融资产供给不足，成为资产配置荒的原因之一。
（二）金融衍生资产收缩引发再配置
金融衍生资产收缩引发的资产再配置主要体现在股市衍生资产的收缩。股市大跌之前，由于股市投资需求的急剧膨胀，各种股票衍生产品也相继推出。例如：2014年12月，证监会就《股票期权交易试点管理办法》及相关指引征求意见，同日，上证所《股票期权试点交易规则》。2015年股票期权正式开始试点，标志着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更进一步。相关金融衍生品的推出，不仅丰富了传统的股指期货、融券卖空、转融通等做空手段，同时也大大改变了A股习惯性做多的思维，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在金融衍生产品丰富的背景下，投资者可以选择自己所倾向的金融产品，灵活的选择做多或者做空，这大大刺激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据统计，2015年3月16日-3月20日当周，A股新增开户数为113.85万户，刷新2007年6月1日当周以来的新高。然而在股市出现大跌之后，曾具有高收益的股票衍生产品变得不再受青睐，金融衍生资产呈现缩小态势，巨大的风险也让资金纷纷撤离股市，场外观望态度浓厚。在这种情况下，资产回报预期仍高与高收益资产收缩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因此，股票衍生资产收缩引发资产的再配置，也是导致资产配置荒的重要因素。
（三）美加息预期增强
美国在经历2007年来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持续复苏，失业率下降，居民收入增加。基于美国经济状况好转，美联储加息预期变得越来越强烈。如果加息预期最终实现，那么人民币兑美元将贬值，这样可能会推动资本退出中国市场，其直接结果会拖慢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下，加大A股市场的波动。面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强烈，中国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方面抛售在美的外汇储备以维持人民币稳定，另一方面，央行降息降准，以维持国内货币充足的流动性。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股票市场的波动，却使得银行存款以及相关理财产品的收益下降。银行业务机会成本增加使得投资者不再愿意将资金存入银行。在股市波动大，债券绝对收益低下，银行存款机会成本加大，房产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具有投资意愿的资金便找不到合理、适当的投资方式。
（四）实业投资下滑
企业投资可以分为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金融投资是指企业将一定的盈余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以获得股息和债息为目的的一种投资行为；而实业投资指的是企业直接将资金投入到自己的企业或者合作的企业当中。金融投资是实业投资的产物且以实物投资为基础，实业投资的运营状况将时刻影响着金融投资的发展情况。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融资困难、产能过剩等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企业融资困难主要表现在融资渠道狭窄和融资成本高两个方面。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产能过剩以及融资困难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实业投资开始出现下滑。实业投资的下滑直接牵扯到金融投资领域，企业不再有更多的闲余资金进行金融投资，从而导致金融资产的收缩。
二、资产配置荒下的投资策略
根据资产管理人的特征以及投资者的性质，资产配置策略可以分为买入并持有策略、恒定混合策略、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对于国内经济不景气，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地方债务风险增加，股市债市收益低下，资产配置荒的情况，可从资产管理人的风险偏好以及投资性质来制定资产配置荒下的投资策略。具体如下：
（一）买入并持有策略
买入并持有策略是指在确定恰当的资产配置比例，构造了某个投资组合后保持这种组合在一定年限不变的投资策略。买入并持有策略是消极型长期再平衡方式，它适用于有长期计划并满足于战略性资产配置的投资者。在股市出现急跌之后，股市的系统性风险被大大的释放，很多的股票价格在连续下跌中已经展露出了投资机会，不少股票甚至跌破净值，已经具有长期投资的价值。因此在股市的继续下跌中，我们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当前，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阴影下，股市一度下跌至2850点。中国证券市场缺乏的是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我们要做的是等待市场悲观情绪的好转，在国家各项利好政策的刺激下，股市重启牛市，金融衍生资产再度扩张。对于继续下跌的股市，我们可以挑选基本面好以及跌破净值的股票逢低建仓，做中长期价值投资，等待股市渐渐好转。
（二）恒定混合策略
恒定混合策略是在假定资产的收益情况和投资者偏好没有大的改变的条件下，保持投资组合中各类资产的固定比例的一种投资方式。它适用于风险承受能力较稳定的投资者。如果股票市场价格处于震荡、波动状态之中，恒定混合策略就可能优于买入并持有策略。股票市场的大跌使得投资者对股票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改变，投资者更加愿意将资金投入无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以“资金为王”的市场中，将资金投向银行理财以及债市的恒定混合策略似乎为一种更加保险的投资策略。
（三）投资组合保险策略
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是在将一部分资金投资于无风险资产从而保证资产组合的最低价值的前提下，将其余资金投资于风险资产并随着市场的变动调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比例，同时不放弃资产升值潜力的一种动态调整策略。当投资组合价值因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提高而上升时，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也随之提高；反之则下降。
在资产配置荒的背景下，我们不应当只将投资目标放在一种标的上，而应该运用投资组合策略来分散投资，从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在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浓厚、A股波动大以及央行一度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的背景下，我们不应当看到的只是人民币贬值对引起的汇率变化以及银行存款的机会成本加大，应当用反向思维去看待美元汇率的上涨――将目标转向汇市。如：2014年12月1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1195元，而2015年9月18日的数据显示1人民币对人民币汇率为6.3067，增长了约3.06%，且美元今年以来一直呈现逐渐上涨的趋势。因此，在当前美联储加息预期下，我们可以将资金进行分散化投资，将一部分资金投入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同时，将适额资金转向汇市以及债市。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金融支持；外汇；业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 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15）02-0020-03
金融支持下外汇业务管理要从新常态出发，发挥外汇资金的管理作用，提高外汇资金的利用效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要利用经济增长的优势创造良好的外汇业务环境，为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投资环境良好，劳动力市场优势比较明显的今天，我国外汇业务要和金融模式结合在一起，形成金融与外汇的联动机制，为外汇的综合性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同。
1.金融支持下建立外汇增长业务模式创新
外汇储备可以有效的协调世界经济资源，但是外汇储备量过大同样会给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要科学合理的管理好外汇，确保外汇业务模式创新化管理，提高外汇资金的综合利用效率。针对拥有一定规模的外汇需要进行有效的经济运行管理，确保经济模式能够符合外汇全面优化管理的要求，提高外汇的综合管理水平。
1.1金融支持下外汇业务货币政策管理模式优化
金融支持的环境下，外汇货币政策要进行全而的优化，确保货币管理能够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外汇多的情况下，兑换后会造成货币的被动增加，尽管央行会采取一定的对冲措施，但是多余的货币如果能有效的业务管理，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对国内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如果对冲量激增，那么政府所承受的利息成本会很高。因此在金融支持下外汇货币业务政策需要进行实时更新管理，确保符种业务资金能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必须要进行资本项目的综合性管理，按照货币化的要求，积极稳妥的推进项目的综合化管理，提高资本的综合运行水平。新增外汇储备必须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让短期投资资金和长期投资资金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金融支持下外汇货币业务政策调整，可以有效控制资金流动，合理使用资金，全面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1.2金融支持下外汇资金运行效率优化
高额外汇储备是从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因此要从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出发，实现对外汇资金的综合性管理，全面提高金融外汇资金的管理效率，为金融外汇资金的全面优化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金融外汀：资金需要从多方面经济发展情况出发，积极稳妥的推进国民经济的全方位监控管理，提高金融资金的综合运行效率。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会面临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等方面的问题，必须要从外汇资金管理的角度出发，发挥金融政策的积极作用，提高金融资金的利用效率，为金融资金更好的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外汇资金的利用效率提升是提升金融质量的重要策略，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提高金融资金的综合管理水平。
1.3金融支持下制定避免外汇贬值风险的策略
外汇资产在资金运行过程中要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确保外汇资金的保值增值，为外汇更好的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金融资产在运行的过程中要对其风险形成机制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对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提高金融资产的综合性管理水平、为金融资产的综合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实现金融资产的多元化管理，为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形成营造良好的氛围。外汇贬值风险最典型的情况是美元贬值问题，如果我国长期持有美元储箭，如果因经济等问题美元贬值，我国外汇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在进行外汇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从多方面考虑风险因素，确保外汇储备能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
2. 金融支持下外汇业务管理机制建设的思考
外汇管理是个系统性工程，必须要从外汇的管理策略出发，按照金融政策要求，稳定外汇管理模式.全面提高外汇管理水平。通过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达到优化外汇管理的最终目标，为外汇全面有效的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
2.1金融支持下外汇储备需挤出投机性资本泡沫
外汇储备管理优化的过程巾，需要通过金融手段不断挤出投机性资本泡沫，通过有效的资本运行管理，提高外汇资产的运行效率，为外汇资本的综合性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二外汇资本管理必须要从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出发，通过对各种资金管用模式进行比较，确保资金管理能够符合外汇储备管理的要求，提高外汇储备的运行效率，为外汇储备的全方位控制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金融支持下要对外汇资本运行的游资压力进行系统性分析，确保外汇资本的管理符合资本运行预期，全面提高外汇资本的管理水平。外汇资本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汇率改革的主动性原则，通过对各种资本改革的模式分析，实现对资本效率的全方位分析，为资本的全面有效管理创造良好的平台。
2.2金融支持下坚持限度开放资本账户政策、对外汇进行多样化管理
金融支持下外汇储备政策要符合货币资源管理的要求，通过有效的外汇成本管理，可以降低外汇储备成本，提高外汇资本的利川效率，为外汇的管制效率提升营造良好的条件外汇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从升值预期等方面出发，积极稳妥的创造条件为外汇管理创造条件，实现外汇管理的多样化处理。在新的国际市场环境下，外汇储备问题比较突出，必须要从风险性管理出发，对各种隐蔽的风险进行分析，有效遏制破坏性风险，为外汇资产的安全化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外汇管理的过程中要从投融资的角度出发，按照金融资产的多变性管理要求，提高外汇资本的综合运行管理水平，为外汇管理的创新模式形成营造良好的条件资金链实现的过程中要形成交互的管理模式，提高外汇资本的运行积极性。
2.3金融支持下外汇储备要适度放宽流出管制
金融支持下外汇储备要对资金流进行有效的管理，发挥资金流的综合管理效率作用，为资金的全方位控制管理营造良好的条件。金融支持下外汇储备管理需要从多方面的因素出发，积极稳妥的推进金融模式创新，为外汇资金的流程化管理创造平台。金融支持下外汇储备的规模要进行全面的分析，确保外汇储备规模能够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保证外汇储备更好的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外汇资产运行与外汇资金管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必须要从资产投资的角度出发，保证资本配置能够符合综合性经济管理的要求，积极稳妥的实现外汇业务的综合性管理。外汇资产的配置管理是流出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要从资金流的综合性态势出发，积极稳妥的推进外汇资本的全面管理，实现外汇资本的流人和流出管理，提高外汇资本的运行效率。外汇储备通过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保证资金能够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为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和科学化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外汇资本管理必须要从外汇储备的角度出发，对外汇投资的模式进行优化，建立完善的外汇资本管理制度，为外汇资本的全面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外汇资本管理需要从外汇储备的规模出发，进行有效的金融政策引导，提高外汇资本的综合管理水平。外汇资源对经济运行中的宝贵资源，必须要从金融资源化管理的思想出发，积极稳妥的推进金融模式创新，为金融资产的科学化配置营造良好的氛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要适当用好外汇储备，从多方面提高外汇资本的投资效率，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外汇资本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的基本原则，积极稳妥的推进外汇业务的多样化管理，提高外汇资本的综合运行效率，为外汇资本的全方位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是外汇管理优化的重要内容，必须要贯穿到外汇管理各个环节，全面提高外汇管理水平。
篇3
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继续增长，信托、债券等非银行金融产品违约率持续攀升，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维持在高位，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再度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器”，肩负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使命。面对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处置机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亟需创新不良资产经营策略，加快业务转型升级。
一、关注非银行类不良资产，创新收购端交易模式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深耕银行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的同时，还应高度关注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交易机会。通过拓宽收购渠道，创新交易模式，扩大不良资产处置规模，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1.拓展不良资产收购渠道。目前，尽管银行业不良资产余额增加，但处置手段更加多样化，除传统处置方式外，商业银行还开展了不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加大了通道代持转让的业务规模，真实的不良银行贷款供给市场规模有限，并且对外出售的资产质量下降。加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将收购不良资产的对象拓展到提供高息融资的非银行金融领域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扩大不良资产业务规模的重要一步。随着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并伴随结构性调整，前期以债权或股权投资为企业提供中高成本融资的信托资产，在刚性兑付下未来项目风险将逐步暴露。另外，国内债券市场信用风险累积，企业负债率持续上升，流动性趋紧，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等公募债违约渐成常态。与银行相比，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端来源处于中下游，资金成本及杠杆率偏高，在宏观政策及市场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加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收购其逾期或存在潜在偿还风险的债权。此外，非金融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增长、回收期拉长，信用风险有所加大，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非金融企业不良贷款仍将高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建立沟通渠道，及时了解企业状况，择机介入并寻求后期合作。
2.创新收购端交易结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金来源的期限和成本决定了业务产品的模式和结构。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是真正实现“调结构”，不断拓展业务创新的基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银行贷款，贷款额度的限制叠加货币金融周期转向的资金高成本预期限制了可开展的不良资产业务规模，而业务规模扩大受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业务创新的拓展。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改变传统“包来包去”的通道业务模式，主动调整策略应对市场变化，有效对接金融机构形式多样的不良资产处置需求，充分利用金融工具引入市场闲散资金，提高收购处置效率。
（1）不良资产证券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将大量不良债权以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众多投资者手中的债券，增加资产的流动性。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国内重启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行和招行作为首批试点机构，已经累计发行14单证券化产品，起到一定的规模示范效应。但相比国外成熟资本市场，本轮不良资产证券化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主要以对公贷款和信用卡逾期贷款为主，基础资产质量较优，难以体现不良属性；二是产品分级层次较少，目前发行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都只分优先级和次级两个档次，无法充分满足不同风险偏好者的资金配置需求；三是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证券投资者数量有限，除少量私募基金参与外，公众参与度较低。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欲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除不良资产包的收购折扣率低于证券化的折扣率外，还需在产品设计上进行完善：第一，根据风险收益比的要求，将产品划分更多层次，满足不同投资者投资偏好。第二，自身购买部分劣后级产品，降低其他投资者风险，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第三，加大基础资产处置力度，最大限度获取超额收益。总体来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不断尝试走向成熟。
（2）结构化信托。信托公司发行专项不良资产处置的集合信托计划，用于收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遴选的不良资产项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及劣后级资金方，其他机构作为优先级资金方，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通过设立合伙企业用以受让银行的不良资产包并加以处置。另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将存量项目债权的本金收益权装入专项信托计划，外部投资者认购信托计划中的存量项目的本息收益权，募集得到的资金支付给资产管理公司，专项信托计划取得存量项目的本息收益权。该种业务模式利用外部资金与內部存量资金的置换，提升了存量项目的收益率，为资产管理公司受困于资本约束，没有新増可用资金的情况下，扩大不良资产收购提供了一种思路。结构化信托模式的缺点是现有信托资金特性与不良资产处置匹配性较差。不良资产处置周期基本在3年~5年左右，大型资产包处置周期甚至会更长。目前信托产品期限普遍在1年~2年左右，无法覆盖长周期的不良资产处置要求，容易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造成流动性风险。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结构化信托产品，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错配问题，下一阶段可尝试发行中长期信托产品，全面覆盖不良资产处置周期。
（3）不良资产处置基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对接银行、保险、信托、财富管理机构等资金，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合作，发行专项不良资产处置基金或不良资产收购、并购重组等主题投资子基金，专注于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企业间不良债权投资。在与银行合作过程中，通过成立普通合伙的形式引入银行低成本资金，借助银行深晰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优势加速不良资产处置，这种模式可以确保更大的资产收益。在与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通过地方政府资金的介入，化解地方存量债权债务关系，助推地方产业调整升级。地方政府资金的介入能够保障不良资产处置过程的顺畅，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和当地司法的阻碍。在与大型集团公司合作过程中，通过不良资产基金的介入，可以有效疏通企业间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提供流动性支持帮助企业恢复经营运转。另外，对于处置时间成本较大的不良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与市场处置机构进行合作，通过有限合伙的形式与处置方共同发起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引入投资机构提供优先级资金，有限合伙作为劣后级资金方，完成对不良资产包的收购，并由处置方对其进行处置。
（4）不良债权收益权转让。债权收益权在金融市场上活跃已久，是一种常见的交易标的，其实质就是金融市场为实现特定的交易目的而创设的新型金融产品。债权收益权交易可以把一些流动性较差但长期来看在未来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债权，通过创设收益权的方式提前将这部分未来收益变现，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可以盘活存量不良资产，加快不良资产的周转，从而加大收购规模，对一些不良资产包加快处置，提高收益水平。
二、树立资产经营理念，拓宽资产处置思路
在经济下行期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增大的背景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要改变传统处置策略，树立资产经营理念，重点关注具有溢价潜力的资产，围绕资本市场，充分借助债务重组、债转股、实物资产经营等手段，提升不良债权高端收益。
1.债务重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针对无法按期清偿债务的企业，通过收购不良债权并对债务主体、偿债期限、债务利率、担保方式等债务要素进行变更，消灭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利条件，使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与调整后债权的各项要素条件相匹配，提升债权价值，实现债权收益。此类业务主要有以下三类：
（1）债务更新。债务更新主要是对债务公司当前债务情况进行更新，如降低债务公司的应还利息、应还账款，延长债务期限等，通过对债务公司负债状况的调整来对其资产进行优化，使债务公司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提髙经营效益上；另外，对抵押物进行更新，通过增加抵押物或变更抵押物种类保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对债务主体进行更新。通过变更债务公司，将经营不善的公司债务资产转移到经营状况良好、并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其他公司中，从而保证资产管理机构的应收账款不减少。
（2）折扣变现。折扣变现主要针对债务企业无发展潜力而采取的经营策略。通过对债务企业所有债务进行重组打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短时间内回笼资金，加快资金周转。折扣变现可以分为一次性或分期方式执行，但折扣额度及还款期限需要协商确定。
（3）资产置换。资产置换主要是债务企业或第三方偿债主体用等价的其他资产来交换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企业债权。置换资产一般具有易变现或变现价值高的特点，如应收账款、上市公司股权、生产设备或地产、专利或知识产权等。债务重组过程中，对于抵押物的重新设定是保障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权益的关键一步。为有效控制收购债权的偿付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承接原有抵质押担保的基础上，可以另外追加其他资产进行抵押担保，以增强项目缓释风险。
2.债转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不良债权收购切入，将持有的债权以债务人增资扩股或共同成立公司的形式转为股权，之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债权人变更为财务投资者、阶段性持股人，持股期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持股到期后通过分红、股权转让或置换、控制人回购等方式实现股权溢价退出。
（1）债务重组+债转股模式。债务重组+债转股主要针对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首先对债务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对债务期限进行展期，并按约定收取重组收益。在债务期限内，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持有的债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并择机在二级市场退出，获得一、二级市场资本溢价收益。
（2）债转股+上市退出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所持债权实施债转股后，借助股东身份为债务企业经营发展提供金融专业支持和服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待债务企业经营改善之后，推动其改制上市并择机出售其所拥有的公司股权，获取收益。债转股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转股企业的运作。
（3）债转股+股权置换模式。债转股+股权置换主要针对旗下拥有上市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运用债权投资并结合债转股模式，获得大型企业优质资产股权，其后通过资产剥离和重组，将优质资产转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的置换。该模式的总体原则即是通过交易结构的创新，将流动性差的转股股权置换为上市公司股份，从而提升股权价值和流动性。
（4）债转股+资产注入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企业实施债转股后，为助推企业发展进行商业化增资扩股、股权投资、资产重组等资产注入手段，随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提高，作为股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取得相应资产增值收益。3.实物资产经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将具备一定使用功能的债权资产用于租赁，并按照约定收取租金，或将拥有的实物资产作价入股到实体企业中，通过经营开发改善实物资产状态，提升使用价值和额外收益。实物资产经营所涉资产主要是不良债权抵质押所回收的土地、厂房、工程机械等资产。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问题资产经营策略建议
不良资产处置凭借“包来包去”赚取差价或单纯债务重组赚取利差的方式已难获得较高收益，下一阶段，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创新处置策略，以债权收购切入，通过财务整合、产业整合乃至行业整合的投行手段，盘活资产并最大限度挖掘价值，实现较高盈利预期。
1.扩大资产收购规模，探索轻资本运营模式。面对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处置机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创新收购交易模式，积极开展“基金化、证券化、结构化”业务，降低项目投放对资金的依赖度，扩大不良资产经营规模。一是拓展不良资产来源，除银行渠道外，主动介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股权及企业间应收账款类债权；二是积极推进与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拓宽不良资产收购资金来源，以共同设立不良资产基金或结构化信托的形式加大对商业化项目的投放；三是积极探索轻资本运营模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从中收取财务顾问费或资产管理费的形式获取收益。
2.积极参与市场化债转股。除参与银行主导的股权投资基金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与银行合作成立债转股子公司，由合资公司作为不良资产和债转股的专门平台，通过基金化方式，发挥双方优势，以达到由资产到资本再到资金的转化目的。另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设立债转股并购基金，加快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实施。在项目选择上以产能过剩产业中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龙头企业、新兴产业高杠杆成长型企业作为重点对象，着力发掘结构性产能过剩中的债转股机会。
3.主动做强并购重组业务。围绕资本市场，积极拓展并购重组业务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业务开展的重要着力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借助机构投资者优势，有效对接并购重组业务前端及后期资金需求，获取资产增值收益。一是为上市公司提供短期融资支持，以较低的风险获得固定或浮动收益。二是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获取上市公司股权和资产增值收益。三是参与拟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业务，通过阶段性持股获取分红或在二级市场择机退出，同时间接获得公司上市后的定向增发机会。四是成立并购重组专项基金。与上市公司或区域投融资机构成立特殊目的载体，挖掘并购资源，开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务。五是提供股权质押业务。被并购企业通过交易获得上市公司大量股权，在锁定期内不得出售，但囿于资金压力会将锁定期股权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质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参与股权质押业务，获得固定收益外，风险相对较小。
4.以投行思维贯穿经营业务。不良资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进入壁垒逐渐消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可将投资银行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结合，改变过去“以通道为主”的业务模式，转变为“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新型模式，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融合不同业务板块的金融产品功能，综合运用“存量+增量”、“债权+股权”、“收购+经营”、“自主资金+结构化融资”等手段，为客户和市场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综合金融服务，努力实现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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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礼耀.不良资产处置的周期策略[J].中国金融，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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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决策；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25-06
一、引言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农民工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精英，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同时还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越来越熟悉城市的生活，相反，对农村的生活越来越陌生。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的逐渐延长，农民工年龄日益增长，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退休阶段，这一批农民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成为这一批农民工的选择难题。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农民工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重点，目前农民工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因此，研究农民工是否愿意城市化以及如何城市化成为政府和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现有文献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关于农民工迁移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人口学视角进行分析，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的研究比较少，这可能与数据比较难取得相关。从仅有的少数经济学研究文献来看，也主要是在传统的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基础上稍做扩展，然后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没有对影响劳动力迁移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理论探讨。鉴于上述局限性，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制度经济学和资产组合理论出发，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机制，并基于调研数据用二元logistic实证分析五类农民工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
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伴随着对生计概念的完善而发展起来的。生计（livelihood）本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主要指经济主体的生活状态、谋生方式或者为求得生存而产生的计策，直到Chambers and Conway（1992）提出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概念，他们认为可持续生计包含了各种能力、资产和活动，这些都是可持续生计的手段，并且经济主体可以凭借这些能力、资产、活动提高生计水平①。随着可持续生计概念的不断发展，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也不断完善，其中DFID（1999）发展的可持续框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既包括可持续生计，又包括制度②。本文根据农民工生计特点，结合李树茁等③ （2010）、靳小怡等 ④ （2011）的相关研究，将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纳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如图1所示。
在改进后的框架中，为研究农民工行为的代际差异，我们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同时将每个农民工家庭所持有的五类生计资产又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型和城市型，以分析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和路径。每个农民工家庭在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等约束下做出短期生计资产配置的策略，以及在远期是否进行城市化的抉择。
在图1呈现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对生计资产配置约束下农民工的城市化决策展开分析。从短期来看，资产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使资产增值，即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使收益最大化，或者在控制收益的情况下使风险最小化。而从长期来看，资产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消费与储蓄以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即通过资产配置实现消费的平滑。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短期和长期风险收益特征总结如表1所示。
基于表1中列示的各类生计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特征，从短期资产配置来看，对于全部劳动都在外务工的家庭，可以放弃对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的配置，而应该集中在城市型社会资产和城市型金融资产的配置上，通过城市型社会资产的配置，并通过城市型社会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实现金融资产的快速积累；对于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的家庭，从短期来看，应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形成城市劳动力，同时，应该提高城市型社会资产的配置，利用城市型社会资产实现替换工作或者就业的目的，从而将社会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
从长期来看，农民工面临城市化与不城市化之间的抉择，这取决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偏好。如果农民工偏好于城市生活，则可以选择城市化，并通过市场定价方式把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流转给其他农民，把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转换为金融资产，再把金融资产配置到人力资产和城市住房当中；相反，如果农民工偏好于农村生活，则可以持有自然资产和农村型物资资产，放弃城市型金融资产并将存款冉鹑谧什转换为农村型金融资产，加大对人力资产的配置，以实现人力资产与自然资产的结合从而转换为金融资产。
二、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模型建构
其中，c表示农民工购买城市住房的成本，方程左边表示农民工的资产积累，右边表示农民工城市化至少的资产积累，当方程成立时，说明农民工的资产积累足够支撑农民工城市化。
从方程（9）可知，制度（1）是影响农民工财富积累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从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层面来分析制度如何影响农民工财富积累。
对于户籍制度而言，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被限制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其劳动力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劳动力要素价格也被市场扭曲，因此降低了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积累。对于土地产权制度而言，拥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自然资产是其相对于城市居民的主要特殊资产，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明确，使得农民工无法有效利用自然资产，更无法获得自然资产的全部收益，这使得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积累速度被大大减缓。
总之，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都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方程成立的可能性下降，因而降低了农民工实现城市化的必要条件。从效用的角度，根据方程（3）―（4）可知，制度约束由于降低了收入水平，从而减少了农民工对城市组合商品的需求，而农民工对农村组合商品的需求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方程（8）中“城市化”决策成立的可能性降低，即现存制度约束降低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工在生计资产和现行制度约束下的城市化选择行为后，我们将利用建筑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五种生计资产禀赋对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影响程度。由于农民工选不选择城市化的决策为定性响应变量，本文因此采用logit的估计方法，实证方程设定为：
其中，Pi=1表示农民工选择城市化，Pi=0表示农民工不选择城市化。核心解释变量x为自然资产、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等五种生计资产，控制变量z为其他因素。
1. 数据来源与相关概念界定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所需的数据⑦，样本选自**集团公司下属建筑企业在北京、武汉、西安三市的建筑工人，总共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200份预调查问卷，1800份正式调查问卷，最后回收1800份问卷，通过检查、剔除遗漏、逻辑混乱的问卷后，共计收集到有效问卷1386份，为了提高有效问卷的有效性，在无效问卷中对留下联系方式的问卷进行回访，从而又得到有效问卷123份，合计有效问卷1509份。
此外，本文对“城市化意愿”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定义。本文使用“是否希望成为xx市民”作为衡量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指标，使用农民工是否已经在城市购买房产判断农民工是否已经实现城市化。本文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是1980年及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
2. 变量
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⑧，我们的主要变量设计如表2所示。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考侯红娅⑨（2004）、黄乾⑩（2008）等研究文献，将性别、婚姻状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本文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时间的情况下，研究自然资产、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
3. 实证结果
表3报告了五类生计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回归结果。从前文可知，每一类生计资产可细分为农村型生计资产和城市型生计资产，而农村型生计资产和城市型生计资产对农民工城市意愿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除在表3的第1、3、5列中报告了五类生计资产总量的影响外，在表3的第2、4、6列，还将分析细分生计资产（农村型和城市型）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同时，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资产组合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必要单独分析生计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因此，在表3的第1-2列、3-4列、5-6列，我们分别报告了生计资产对农民工总体、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和分析可知，总体而言，自然资产对农民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农村型物资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城市型物资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物资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为正；农村型金融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城市型金融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金融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为正；农村型人力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城市型人力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正，人力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的综合效应为负；农村型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为负，城市型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意愿影响为正，社会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不显著。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自然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负；农村型物资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显著为正，城市型物资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显著为正，物资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为正；农村型金融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型金融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显著为正；农村型人力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型人力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人力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显著为负；农村型社会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型社会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社会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自然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农村型物资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城市型物资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物资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综合影响显著为正；农村型金融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型金融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综合影响显著为正；农村型人力资产和城市型人力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均不显著，人力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也不显著；农村型社会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型社会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影响显著为正，社会资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综合影响显著为正。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制度经济学和资产组合理论出发，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决策的机制，并基于调研数据用二元logistic实证分析五类农民工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
理论分析表明，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土地产权制度的归属不明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都降低了农民工生计资产的积累。上述制度约束既降低了农民工达到城市化必需资产积累的可能性，又减弱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实证结果表明，自然资产、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以及社会资产对农民工总体的城市化意愿影响程度各异；将每一类资产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型和城市型再回归分析，得到农村型、城市型生计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五类生计资产总量、农村型和城市型生计资产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响同样呈现出显著差异。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政府要通过采取如下措施来促进农民工城市化：
第一，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有效的制度可以提升效率，而无效的制度只会提高交易成本，降低社会效率，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才能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给予农民工更公平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工人力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换。
第二，改革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农民工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方式而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提高农民工资产的积累速度，提高农民工自然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换。
第三，改革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是农民工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融资产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具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可以提高农民工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数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并使农民工城市化时间提前。
第四，建立完善的社会培训体制。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产水平有所提升，但农民工整体人力资产水平^低，综合素质较差。政府要审时度势，构建多元培育机制，积极履行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职能。对于教育培训、养老服务、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社区环卫、社区医疗卫生等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公共服务，由政府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各类专业化服务机构，与之签订购买服务合同，由专业化服务机构直接提供服务{11}。通过完善社会培训体制，提高农民工人力资产水平并实现人力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换，则可以提高农民工资产的积累速度，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和城市化速度。
注释：
① R. Chambers and G. R. Conway，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②The Department for L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1999.
③ 李树茁等：《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7期。
④ 靳小怡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新领域：农民工生计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1年第3期。
⑤ 该组合产品指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衣、食、行等产品，不包括对住房的消费。
⑥ 为使模型更简洁，把农村组合商品价格设定为1。
⑦ 限于篇幅，文中不列示“农民工生活及务工情况调查问卷”。
⑧ 由于通过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本文沿用杨云彦和赵峰（2009）的做法，使用极差标准化的办法进行处理，即：Zi=。
⑨ 侯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经济问题》2004年第7期。
⑩ 黄乾：《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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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系统性风险；顺周期效应；历史成本会计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5-0055-07
一、当前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争论
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汇丰控股为在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准备，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次贷潜在的风险悄然蔓延，开始逐步向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渗透，各国央行纷纷向银行系统注资救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产生，股市暴跌、银行倒闭、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市场爆发了系统性风险（黄隽，2009）。
自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众多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指责公允价值会计强迫确认永远不会实现的损失，扭曲了财务报告、动摇了投资者信心，从而导致危机的恶化和蔓延。美国国会通过的《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美国第157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并对其存废做出抉择。此后的G20峰会上，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也成为了议题。一时间，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成为众矢之的。
公允价值同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等概念一样，都属于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允价值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各项会计核算中。中国在2006年、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其38项具体准则，实现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公允价值计量也大量地出现在各项准则条款中。表1总结了美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及中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定义和核算层级。
国内外学者对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arth（2004）的研究指出，公允价值的运用导致的财务报表波动性可分为三类，即估计误差波动性、固有波动性和混合计量波动性。估计误差波动性源自公允价值（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需要大量的估计和判断；固有波动性源自内外部经营环境对报告主体业务活动产生的影响；混合计量波动性源自现行会计准则要求对一些资产和负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对其他资产和负债采用历史成本计量。随着公允价值使用的增加，可以减少混合计量波动性，但增加了估计误差带来的波动。Hodder，Hopkins and Wahlen（2006）构建了全面公允价值收益指标，通过对202家美国商业银行的研究发现，全面公允价值收益的波动程度远远大于净利润和综合收益的波动性。这种扩大的波动性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波动性。路晓燕（2006）全面回顾了公允价值会计在国际上的运用及对公允价值问题的实证研究，认为由于其高度的相关性，公允价值会计极可能成为21世纪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夏成才、邵天营（2007）认为应推动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并对影响公允价值会计实践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Plantin，Sapra and Shin（2008）分析了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计量体系的优劣。他们认为，历史成本模式会导致某种信息无效，但公允价值模式会导致另一种信息无效，并会产生次优选择。当企业的资产以长期性且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为主时，公允价值模式会对企业产生最大的损失。Allen and Carletti（2008）认为在金融危机时采用公允价值会计评估企业的偿债能力不可行。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使企业资产价值小于负债价值并导致破产的情形，在采用历史成本模式下可能不会发生。黄隽（2009）的研究表明，杠杠化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使商业银行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葛家澍（2009）从计量属性的本质上分析了历史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的特点，认为历史成本是主要的计量属性，而包括公允价值在内的其他计量属性仅为补充。葛家澍（2009）从财务会计的理论层面剖析了公允价值计量，认为历史成本信息由财务报表提供较好，而公允价值信息由报表附注、其他财务报告提供较好。张荣武，伍中信（2010）从产权的角度分析了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历史成本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若即若离；在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彻底悖离；在混合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适度耦合。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学者将研究视角更多地放在了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②及系统性风险上。Cifuentes，Ferrucci and Shin（2005）较早提出了公允价值会计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存在偿债能力监管要求时，资产流动性下降将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又迫使企业出售更多的资产来满足监管要求。处置资产又将进一步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金融系统整体倒塌的风险。罗胜强（2006）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所涉及的重要概念及许多实际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它的实施会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Robert Boyer（2007）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使得企业的收益中包括了未实现的损益，并通过会计加速器③和金融加速器④的效应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Adrian and Shin（2008）发现金融机构的杠杆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效应。当金融机构越多的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这种顺周期效应就会越明显，从而也增加了银行业的系统风险。Urooj khan（2009）对公允价值导致金融系统整体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公允价值导致了风险在银行间的传播，特别是在市场流动性较差的时期，对那些资本较小或公允价值资产负债占较大比重的公司，更有可能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王守海，孙文刚，李云（2009）指出，从微观角度看，一方面，当资产不存在流动性市场时，必须使用估计模型来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但预测未来与之相关的参数是非常困难的，估价过程中大量自由判断和不确定性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公允价值导致了财务报表的波动，通过市场参与者非理性行动又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从宏观角度看，一方面，通过金融加速器和会计加速器的相互作用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之间的混响效应⑤，在公允价值的作用下也深化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还有一些学者对公允价值计量引发金融危机的观点持谨慎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IMF，2008）采用真实数据，通过模拟法，对5家美国和欧洲大型银行集团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在正常、低谷和高峰等三种不同经济周期中是否会产生顺周期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模拟结果显示，不论这些银行采用公允价值对全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计量，还是对部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计量，都会在正常、低谷和高峰这三种不同经济周期引起银行净资产的大幅波动。差别在于，正常周期的波幅明显小于低谷周期和高峰周期。美国SEC于2008年选取了50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在金融机构中，无论资产还是负债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并在报表中确认的比重都不高，公允价值计量不是导致银行经营失败的因素。Laux and Leuz（2009）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是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产生传染效应需要更严谨的分析和研究，而历史成本计量也并非是避免金融危机的解决办法。黄世忠（2009）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诱发顺周期效应的机理和传导机制，并对各种应对策略进行了评述。王守海，孙文刚，李云（2009）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信息框架，在坚持公允价值会计的原则下，克服其对金融系统稳定性产生的不利影响。于永生（2009）论述了公允价值会计产生顺周期效应的根源是财务报告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关联性和次贷产品的复杂性，认为将扩大公允价值应用确定为金融工具会计长期目标是正确的。，田高良，齐保垒（2010）认为公允价值不是引起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它也绝不仅仅只是充当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替罪羊角色。胡海峰，罗惠良，李晓峰（2009）认为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而言，按市价调整的会计计量是计量金融工具最具透明性的方法，其本身并不会带来任何损失。
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1999年后，在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证券类资产呈明显上升趋势，以10大商业银行为例，证券类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平均从27%上升到35%左右。而美国SEC于2008年选取50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样本中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占所有资产的45%，负债占所有负债的15%，计入损益表的“公允价值变动”只占总资产的25%，其余20%计入全面收益表。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已完全突破了传统的信贷领域，转而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非利息收入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资本市场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越来越大（黄隽，2009）。
刘贵生（2009）以中国A股上市的14家银行2007年的财务报告为样本，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财务波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公允价值计量尚未对中国上市银行业绩造成实质性影响，但从单个银行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对个别上市银行的财务波动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黄丽娟，张佳梦（2009）以中国13家上市银行2006年第一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数据，分析了银行持有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对其利润波动性的影响，发现公允价值计量下银行利润的波动性显著大于历史成本计量下的利润波动性，但这种波动性的增加并不是源于银行自身的因素，而是市场环境的变化。
已有的实证研究基本上以现行的金融工具四分类为基础进行分析。在现行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标准最宽松，而其公允价值变动并没有确认为损益，而是确认为权益，但在出售时可以将计入权益的部分转为损益。这样就给报表编制者提供了一种可能，尽可能地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类，一方面可以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损益的波动性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在“必要”时有选择地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调节利润。已有的研究忽略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利润表潜在的影响，仅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进行分析，无法得出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业真实影响的有效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A股已上市的14{6}家银行2007―2009年年报作为研究样本⑦，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年报。我们在研究中考虑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利润表的潜在影响。如果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对报表净利润的影响为“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 从资本公积转入损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调整后的公允价值损益比重”。
表2表明了各上市银行公允价值计量的描述统计，相关比率计算公式如下：
公允价值资产比重=（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资产
公允价值负债比重=（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总负债
公允价值损益比重⑧=?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佐/净利润
调整后公允价值损益比重=?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从资本公积转入损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佐/（净利润+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从资本公积转入损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从表2可以看出，以公允价值核算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低，平均数小于10%，但个别样本超过了20%。2007―2009年，公允价值资产比重均值变小，样本标准差逐年变小，说明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各上市银行主动减少了以公允价值核算的资产，采取更审慎的经营策略；各银行的差异性也在减小，表明整个银行业对待以公允价值核算资产的经营策略趋同。
以公允价值核算的负债占总负债比例较低，平均数小于0.5%，即使个别样本中，也没有超过3%。事实上，以公允价值核算的负债均为业务需要而发生，如代客衍生交易，等等，表明中国的上市银行均避免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以降低市场风险。而对因银行自身的信用状况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公允价值负债重估的异常现象，中国上市银行基本不会发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较低，2007―2009年比例均未超过5%，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样本标准差也在逐年变小，说明整个银行业均在主动减少公允价值变动对损益表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上市银行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比例并不高，对净利润的影响也不大，特别是公允价值资产比重要远远大于公允价值损益比重，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并未对中国上市银行经营带来放大的风险。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2007―2009年，正是金融市场动荡的时期，公允价值损益比重较低，是由于会计准则造成的“隐瞒”结果，即因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类别，其公允价值的波动没有体现在损益中。各银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额远远大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额与衍生金融资产金额之和⑨，也说明各银行在选择金融资产类别时有所侧重。我们经过重新计算，得到了调整后的公允价值损益比重。
从表2可以看出，考虑可供出售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后，对净利润的影响显著变大，3年平均数均超过了20%，说明公允价值对各银行的影响并没有体现在利润表中，而是大部分计入了权益。样本的标准差非常大，个别银行甚至超过了50%，公允价值计量已经能对利润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可见，平均数不超过10%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对利润表的潜在影响可以超过20%，公允价值计量起到了放大风险和收益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扩大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这种放大效应值得关注。
尽管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已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成功上市，但仍承担着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和履行国家行政任务的职责，其经营行为往往不完全是市场化行为，因此与其他股份制银行相比，可能会更谨慎地选择公允价值核算的金融工具。我们将工、中、建、交4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各项数据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允价值资产比重大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说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持有策略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谨慎，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公允价值负债比重恰恰相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值要小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并且这种差异在2007年和2008年都是显著的。由于各银行公允价值负债比重数值均较小，这种差异应归结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业务上较股份制商业银行种类更多，而不是经营策略上的差异。公允价值损益比重的差异没有规律，仅在2008年出现显著性差异。但从调整后的公允价值损益比重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数值要远远大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⑩，说明公允价值计量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要比财务报表展现出的大得多。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并非微不足道。由于现行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提供了四种资产核算类别、两种负债核算类别，对于如何分类又强调了“管理层根据其购买和持有金融工具的意图和能力”，这就为管理层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事实上，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类别，正是各家银行管理层的最优选择。通过这种选择，掩盖了公允价值计量对利润的波动性影响，并能有选择地平滑收益，但却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也违背了准则制定者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初衷。另一方面，尽管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对待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上比股份制银行更审慎，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明显的。这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公允价值计量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问题。
三、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是会计环境的必然选择
财务会计作为反映经济交易或者事项的一门科学，从来都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化的，尤其随着现代公司制的建立、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技术革新的加剧，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相应地，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国际国内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现代企业最突出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企业“内部人”的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的投资人、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财务报表几乎成为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唯一信息来源。为了确保投资人能够做出正确投资决策，社会必须做出一种制度安排――保证公司提供财务信息的真实与公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这是赋予“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社会责任。
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全部或绝大部分项目都是按历史成本计量并纳入财务报表。这种会计模式适合于可以明确辨认的会计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企业所有者侧重于关注资本的保全，以及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等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因此要求财务报表应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计量时要做到客观性、具备可验证性。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其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财务报告应特别关注信息使用者特别是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与债权人作出投资、信贷和类似资源配置决策有用的信息。这类信息应有助于使用者评估主体未来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这类信息主要是关于主体的经济资源、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主体资源及其要求权变动的信息。换言之，对资源分配决策有用的信息，主要是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资金流量方面的信息，既包括已完成交易循环的交易的信息，也包括尚未完成交易循环的甚至是将要发生的重大事项和情况的信息，当现行价值与历史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时，还应包括现行价值的信息。公允价值会计的实践，有助于提供同企业业绩及未来发展状况更相关从而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更有用的信息（夏成才、邵天营，2007）。
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储蓄和贷款危机”则暴露了历史成本应用于金融工具计量的缺陷和不足。储蓄和贷款协会通过储蓄账户和其他短期债务筹集资金，以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形式发放给购买居住性房地产的借款人。资产、负债在流动性和利率上的错配，给储蓄和贷款协会埋下了隐患。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美国，受通货膨胀影响，市场利率逐年攀升，一些储蓄和贷款协会所持抵押贷款的市值已低于其债务的市值，事实上已资不抵债。但在历史成本模式下，上述损失无法在财务报表中体现出来，因而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无法察觉到这些金融机构偿债能力的实质性变化，等到这些机构破产时已经为时已晚。此后，公允价值模式才在金融工具核算中逐步推广开来（于永生，2009）。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资产市场的不断完善，单纯以历史成本模式应用于财务报表编制（特别是金融工具核算）已经无法满足报表使用者的要求。会计环境的改变要求在实务中更多地引入公允价值模式。然而，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允价值模式尚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需要克服的是计量模式的难度和成本上。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要求对许多没有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这就需要寻找恰当的估计模型来评估其公允价值，如果不存在公认的估价模型，报告编制者还要尽快开发适用的估价模型。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主观判断，其可靠性备受质疑，很容易被银行管理当局所利用，为其操纵利润及其银行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弹性空间。其次，公允价值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顺周期效应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经济本身就有周期性和波动性，公允价值计量能如实反映经济的周期性和波动性正是会计功能有效发挥的体现，会计本身不能抚平经济的周期性和波动性。金融机构将公允价值会计作为金融危机的“替罪羊”，目的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开脱自己次贷发放泛滥和风险管理疏漏的罪名。因此，不能将金融危机的产生归结于会计计量的选择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允价值模式的顺周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克服这种缺陷，需要准则制定者慎重考虑。最后，对金融负债核算中出现的因主体自身信用状况改变而产生的违反常理的损益，也需要准则制定者提出应对之策。
四、启示与对策
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这些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又可能对其他团体的利益产生影响。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不同的会计程序导致各个主体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Zeff，1978）。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导致的会计国际趋同过程中，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的性质使得会计国际趋同的本质从会计技术性之争演变为产权博弈之争。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产权制度有待完善，资本市场还不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很多的薄弱环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全面推行公允价值计量，一直是美国会计准则的目标，国际会计准则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然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并不具备全面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强行应用公允价值计量，不但会降低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更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系统性风险，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在对金融危机及会计计量的反思中，我们要充分结合中国国情，提出适用于中国的会计准则。公允价值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科学地设计改革方案，稳步推进公允价值计量，才能使实行公允价值计量的风险最小化，发挥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
监管机构要与会计准则制定者加强合作。现有的银行业监管体系，虽然基础数据仍来自于会计报表，但需要在其之上进行调整。会计核算与监管体系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信息披露的复杂性和增加了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理解难度。缩小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有利于减少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压力，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提高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效率。
监管机构要提高对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的防范。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联动性增强，较小的市场波动可能带来广泛的影响。银行业监管机构应不断完善压力测试技术，构建和完善金融稳健指标体系和早期风险预警指标系统，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银行业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准则制定者可以增加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披露要求，如补充提供公允价值变动的原因以及管理层的应对策略、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要素的历史信息等。如果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分辨导致公允价值变动的不同因素，就能够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最重要的一点是，银行业要对自身有准确的定位。商业银行的目标是稳健经营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果较深地涉足资本市场，既会扩展盈利的空间，又会增加风险的可能。商业银行不是投资银行，要避免激进的经营策略，以控制风险并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注释：
①参考自，田高良，齐保垒：《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存在的问题及其争论研究》，载《现代管理科学》，2010年第1期。
②顺周期效应和反周期效应是经济学用于描述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相互关系的术语。如果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保持正相关关系，则说明存在顺周期效应，反之则存在反周期效应。
③会计加速器是指在经济下滑时，公允价值的应用使金融机构确认了大量的资产减记，从而要求增加监管资本，金融机构又需要出售风险资产来满足监管资本要求，进一步导致资产价值下降的恶性循环。
④金融加速器是指金融部门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表现出的过于谨慎或过于乐观的行为，由此导致在经济繁荣时风险被低估，在经济下滑时风险被高估。
⑤混响效应是指随着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金融创新的广泛应用，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深化，某一市场的变化会对其他市场产生影响。
⑥截至2010年11月17日，我国A股上市银行数量为16家，其中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上市时间均为2010年。由于分析时间段为2007年至2009年，故样本中剔除了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
⑦2007年1月1日，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正式实施，金融工具四分类核算正式启用。此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中没有明确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计量。因此，分析的时间段起点为2007年。
⑧由于各银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有收益也有亏损，为便于比较，均取绝对值；调整后的公允价值损益比重也如此处理。
⑨从2007―2009年，各银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平均值/（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平均值+衍生金融资产平均值）的数字分别为：6.60、6.67、13.22。这表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不仅远大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资产，而且这种差异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在逐渐扩大，体现出了管理层对会计核算的选择性。由于篇幅限制，详细数据未列示。
⑩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差异并不显著，均值差异较大是由于个别银行的极端数据造成的。剔除这些极端数据，依然无法得出差异显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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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Measure on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Gao Yu1, Chen Yan2
（1. School of Financing, Central Finance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2. Department of Finance Accounting, ICBC, Beijing 100140, China）
篇6
关键词：资本运营 巴塞尔协议 商业化 金融风险
在国内金融业发展的商业化转型背景下，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众多经济主体纷纷创新发展模式，拓展新业务，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以控股或全资方式将业务范围延伸至证券、信托、基金、金融租赁甚至银行等部门，此外，对于非金融业务的房地产行业也有所涉猎。与此同时，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链条不断扩展、股权关系日益复杂以及综合化经营步伐加快的发展现状下，其内部的非系统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如何提升风险预防和控制能力是各家公司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
巴塞尔协议下的国内外金融监管发展新标准
金融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底了版本三的新《巴塞尔协议》（见表1、表2），协议拟定进一步提升资本计量标准，并且重新定义和强化了资本概念。在新标准中，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控股集团继续保持足够的资本水平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充分增强金融业的损失自担能力。为了达到版本三的《巴塞尔协议》要求标准，金融资产管理企业必须在资本管理上加强策略研究，而对于商业化背景下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企业，伴随经营业务的多元化、市场化和综合化发展动态，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需要在公司改制大潮中加强政策和经营机制方面的偏重研究。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制度颁布之前，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均以试行版《银行并表监管指引》作为指导，其次参考财政部出台的《金融类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以及银监会试行版《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等规章制度。在2011年3月8日之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了自己正式的管理章程，即银监会出台设立的试行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该章程的出台为商业化转型下的资产管理公司优化管理提供了最为全面的参考依据。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资本和组织结构特点
（一）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结构特点
经测算后的公司合格资本率达到监管部门的指定要求。以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例，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中的规章标准为指导，经测算后的集团合格资本率符合最低资本数量要求，并且具有可以充当资产安全垫的超额资本准备。在净资产与总资产比例估算体系下，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并杠杆比率为28%，与银行业杠杆率5%左右的水平相比具备突出优势，这也构成了目前国内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平均指标水平。国内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构成相对简单，主要构成为核心资本。以长城、信达、华融以及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典型，这四家行业龙头企业普遍具有简化的资本构成，其实收资本、未分配利润、股东权益以及资本公积等指标都归属于核心资本，而附属资本在种类和占据比例上都相对较少。在商业化转型背景下，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政策和总体经济红利会使得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及未分类利润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且会逐步建立起附属资本的补充渠道，可以预见其管理资本的总体数量会进一步增加。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补充工具有限，资本补充渠道相对较少。受到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历史业务和公司体制方面的制约，目前国内金融资管行业的资本补充渠道和补充工具均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此外，由于资产管理行业历史发展较短，相关的行业数据积累量较小。因此，一个规范化、科学化和长期化的资产管理系统数据库亟需建立。
（二）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结构特点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和监事会分别对董事会会议负责，风险控制委员会全面负责公司资产风险控制，总裁以下设立资产管理部门、股权投资部门、财经研究所、博士工作站、不动产投资部以及总裁办公室等分支，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资本操作组织架构（见图1）。
对于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是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主要核心任务，商业化经营最初只是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经营要求，因此，我国最初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安全控制建立在金字塔组织形态顶端。即使是目前，在国内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运行已初具规模的发展趋势下，这一组织结构仍具有先天稳定性，而金字塔组织结构也使得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控制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总裁以下的资产管理总部可借鉴的成熟资本管理经验较为缺乏。巴塞为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具体考虑》一文中指出“银行等并表管理金融机构内部应设立正式组织，目的是对资本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指示和引导”。在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资本管理和风险控制都有明确的尽职要求，诸如“资本管理政策委员会”等组织的负责人都是由具备专门性知识的高级管理层人员担任，然而，这种专门性资本管理组织机构仅仅在少数几个大型金融集团中才有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下属部门尚未建立健全此类职能，在行业监管条例较新的条件下，不存在成熟的经验模式以供借鉴。
风险控制委员会在现行条件下的风险控制工作基础相对薄弱。在资本管理控制理念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依旧缺乏对于资本运营控制的科学和系统构划，部分大型公司的风控委员会虽然已经对于建立资本充足率指标有所尝试，但是这种尝试还远未形成资本硬性约束。此外，我国金融公司发展的现行股权结构和较强的行政参与特性也决定了商业化经营的尴尬地位，规范性的公司风控治理结构亟待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营控制外部条件需要更好的进行完善。
投资决策委员会受到资产管理行业的外部监管趋于严格。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都意识到了外部监管对于金融体系风险识别的重要性，巴塞尔委员会也进行了对于金融机构微观投资决策监管规则的变革工作，拟定了监管资本的风险覆盖范围，规定了监管的风险捕捉能力，在资本工具质量和监管杠杆率标准、反周期超额资本准备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我国，2011年3月出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对于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部门投资决策的严格化监管要求。
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本运用控制的解决方案
银行类金融机构资本净额和加权风险资产测算主要是以年度业务预算和未来业务规划为依据，这种资本控制方法对于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估计过于粗略，且不能准确把握违约率、风险敞口等风险作用因子，长期来看，这是对于计划资本充足率目标的扰乱，一旦遇到较大压力值测试就会产生系统性连锁风险，因此，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控制要防微杜渐，从以下两个方面规划整体资本管理解决方案：
一是综合研读最新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寻求与资本管理监管要求的吻合一致。《指引》中提及的“资产管理公司资本并表管理以企业商业化转型和定量管理、定性控制作为考虑因素”条款要进行深刻分析，明晰“定性控制”的基础定位是资源配置优化和资本效率提升，“定量管理”的基础定位是杠杆率和最低资本指标。针对《指引》中的指标概念，资产管理公司要因地制宜的设计独立测算架构。
二是设立和补充完善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理的整体结构。不同于其他存贷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构成和业务体系都具有自身独立性和特殊性，这也决定了公司资本管理水平的提升是长期性和渐近式的，因此，在此渐近式的水平提升过程中要不断补充和完善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结构调整流程（见图2）。
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首先要树立资本管理观念，其次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将业务流程与组织流程进行有机结合，将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员工等对于资本补充及公司发展之间的认识达成一致，从日常经营活动中加强资本约束力建设。资产管理公司要通过对于风险管理和资本规划理念的引入来提升资本精细化控制水平，通过改进管理流程和评估方法来实现总部和分支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并根据业务企划和到期执行状况来估计资本充足率，使得资本运营控制得以实现既定的设定目标，并有所优化。建设和依赖经济资本配置评价体系。金融机构资本使用效率和股东价值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经济资本管理，因此，建立以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以及经济资本占用ECO为核心的经济资本管理量化评估体系是强化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约束意识和增强长期资本回报能力的重要措施（图2“α”过程）。规范资产管理公司资本计量首先要确保资本缓冲水平，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以后，资产管理公司应将《指引》对本公司资本状况和经营管理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综合梳理各种资本项目的定义，在符合《指引》对于监管资本最低要求的基础上来稳定资本缓冲水平。技术性支持建设力度的加强。在内部风险计量模型、资本相关系统建设以及压力测试模型之外，资产管理公司还要在会计体系和资金定价转移体系等方面加强投入力度。资本管理技术支持系统的规划统筹对于科学开展资本管理工作意义重大。技术性支持建设体现为经济资本分配下的绩效考核一栏，其余诸如内部模型、内部评级以及高级计量在内的上层技术性工作则可以保证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操作安全在轨，这是构成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资本控制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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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 财务经营 商品经营 货币经营 资本经营
企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营利组织，追逐利润是其本质属性，企业的财务目标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这需要在企业存续期间的财务经营、财务管理、财务治理等活动中渐进地、累积地实现。经营，指的是企业适应并利用其环境的活动，从外界获得资源并为之提供经济品。管理，指的是企业利用已有的资源使之达到高效利用的状态的活动，使企业的存量资源服从并服务于企业的整体目标。治理，指的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予以协调的活动，对企业的收益及为之付出的代价在各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维持企业的存续。三者对财务目标的实现缺一不可。目前，财务理论的研究限于财务管理、财务治理，而财务经营甚少。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理财的领域不断扩大，现代企业的理财领域已从企业内部与商品经营活动相结合的理财扩大到企业外部与产权交易和金融资产投资相结合的理财，企业的盈利也由内部经营的盈利和对外投资的盈利两大部分构成。企业财务部门的任务由此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围绕服务于企业商品经营活动开展各种财务运作，即对企业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运动进行管理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二是独立地进入金融、产权市场，组织各种财务经营，即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参与市场交易，以谋取经济效益。
财务经营理论可以提供一种新理念。财务经营是财务活动的扩展，是财务管理的一种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财务管理的一种新的方式和技巧，对企业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企业转变经营模式有现实意义。何谓财务经营？现将企业财务经营及其模式分析如下：
一、财务经营概念
财务经营的概念在我国财务学界尚未形成一个标准的或权威的定论。笔者认为，财务经营是指企业以实物商品、金融资产、产权为对象，利用特定的财务手段，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过程。这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财务经营首先是财务管理者的观念，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次才是一种方法、过程、技巧。树立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整合，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资源运作的效益的观念，通过财务经营环境分析、财务经营目标确定、财务经营策略的选择,以及财务经营操作方式的确定等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第二，财务经营的层次性，它不仅包括投资于企业内部商品经营活动所开展的财务运作，而且包括在金融市场上开展得对金融资产的买卖和在产权市场上进行的产权营运。
第三，财务经营更注重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它不仅要注重资金周转环节上的纵向分布和结构，更注重资本在不同经营方向上的横向分布与结构，以及在此相关的风险、时间、空间分布与结构。
二、财务经营对象
企业财务经营的对象按照其经营的场所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1.商品经营。在企业内部以控制的各种实物资产为经营对象。目的是服务于企业的商品经营活动，通过计划、预算，对企业资金运动的速度、方向、规模和结构进行控制，在保证商品经营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资金占用，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货币经营。在金融市场上以金融资产为经营对象。金融资产在金融市场上又称金融商品或金融工具，它主要以各种有价证券为主体。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有价证券可以分为化身证券（包括各种短期票据，如国库券、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等及可转让定期存单）、资本证券（包括各种债券、股票）和衍生证券（包括各种金融期货、期权合约等）三大类。金融市场的各种金融资产按期限长短，又可分为短期金融资产和中长期金融资产；按其职能作用，还可以分为基本的投资筹资性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和衍生的保值投机性金融资产(如期货、期权、互换)等。
3.资本经营。在产权市场以产权为经营对象。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对其交易，进行企业兼并、重组，其结果是企业产权的转移或重新划分及由此而引起的企业资产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转移或重新划分，达到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提高企业资本增值的目的。
商品经营、货币经营和资本经营三者相互渗透。资本经营是商品经营的强大推动力。资本经营会为商品经营提供良好的前提,为商品经营提供规模效益、协同效益,使无用、无效和低效资产在社会范围内重新配置后,为商品经营产生更大效益提供条件。同时资本经营通过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的重新组配,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商品经营上,组配是手段,使商品经营取得更大的利润是目的。另一方面，资本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提高资产的运行效率，以确保资本不断实现增值。资产重组是资本经营的重要内容，但是商品经营中也包含资产重组的内容，企业为了更加充分的使用企业现有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必然会对一些具体生产过程进行不断的调整和组合。
货币经营侧重于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资本经营则侧重对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可控权利的扩大，两方面的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是紧密联系的，例如当一家企业投资于另一家企业的股票，在一定额度获得的只是股票分红和买卖股票的差价收入，但当该企业所持有的股票达到足以影响被投资企业的决策管理，从而从对其的控制权和影响权来获得额外利益时，这就成为了资本经营。
商品经营、货币经营和资本经营是动态的统一，这种动态统一表现为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的过程。资本经营的规模要与不断发展的商品经营的规模相适应，要适时适度。随着商品经营规模的扩大，资本经营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商品经营发展过程展现了企业发展的轨迹，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相互适应过程，就集中表现为在企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不断发展的动态统一过程。
企业经营者必须把握好资本经营、货币经营和商品经营的关系，使其相得益彰，不能顾此失彼。要进行财务经营，其核心就是要加强成本、风险和效益观念，要精于计算成本和风险，把降低成本和风险作为重目标，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机会成本，通过选择和比较，进行择优。财务经营的关键在于本金的不断增值，应始终把增值放在首要地位，只要是有利于本金的流动和增值，并不拘泥于经营的具体形式。
三、财务经营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科斯指出，“经营意味着预测和通过签订新的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之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
财务管理的三个基本观念：一个是绩效观，一个是分配观，一个是经营大于管理。即管理必须对绩效负责，没有产生绩效的一切行为都不是管理的行为，其次，作为管理一定要不断地分配――分配权力、责任和利益。最后，财务管理本质上是服务，是对财务经营的服务，经营是选择对的事情做，管理是把事情做对。经营关乎企业生存和盈亏，管理关乎效率和成本。经营是对外的，追求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本项目建立自身的影响，从而获取利润；管理是对内而言的，强调对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建立良好的工作秩序，保证盈利得以实现。
财务经营与财务管理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管理是经营的基础、保证，经营是管理的前提和目标。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经营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必然发展为财务经营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在企业的不同发展时期，企业对不同层次的财务经营行为是不同的。在企业发展初期，由于企业还比较弱小，企业的各项工作都还在完善之中，企业的产品、市场都还在培育之中，这一阶段的企业抓的是产品质量，是节能降耗，因此强调的是商品经营。随着生产的扩大，能否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满足生产扩大的需要，能否保证资金流转顺利进行、资金的补偿得到满足是这一时期财务工作的焦点问题，更要强调企业货币经营的能力。当企业的产品形象、财务形象等在市场中树立起来，这时，积极地捕捉恰当的机会进行资本经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此时应综合运用商品经营、货币经营、资本经营，不可片面强调资本经营的作用。
另外，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不同层次的财务经营强调的程度也不同。中小企业本身实力较弱，且抗风险的能力较小，更应强调企业的立业之本、强调商品经营;而大中型企业由于已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和实力，应该注重使用企业货币经营和资本经营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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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永波:企业资本经营：理论与实践[J], 经济经纬,2OO6.5
篇8
新准则中规定，不同类别的资产其会计处理方式不同，因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分类的不同决定着市场价值变化对盈利水平和银行权益的影响。如对AFS资产，在出售前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价格变动计入权益，当AFS真实出售时，计入权益的变动都将转为损益；而交易类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损益，直接对银行损益产生影响；HTM类别的资产则只在资产到期出售时才对银行损益产生影响，HTM类资产的减值对盈利的影响较TRADING类资产要平缓的多。
新准则中金融资产分类的标准并不是基于资产本身的特点，比如流动性、市场和到期时间等，而是基于管理者持有该证券的动机和是否具有持有到期的能力。但是这种基于持有动机为标准的资产分类体制可能会影响投资证券对于银行的使用价值。比如，HTM类别的资产由于不能提前出售而使得资产流动性降低。这种分类限制了用HTM证券进行日常的投融资活动以及其他的银行经营目的，于是降低了这类债券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AFS类别的证券未实现损益则为银行带来管理上的灵活性，但其与HTM证券相比的使用价值孰高孰低，则完全取决于银行的动机是要降低监管资本还是降低其他合约成本。于是，银行在资产或负债产生之时如何决定其资产分类，将对新准则加之于商业银行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将通过设计单一品种的国债，研究在新会计准则下当银行考虑该准则对其影响时的资产分类决策。
一、文献综述
国外很多学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针对当时出台的资产分类会计规定作了相当多的实证研究。Papiernik(1998)在其博士论文中假定，一方面银行管理者都会策略性的重构其证券组合来降低其资产对利率风险和监管资本风险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要继续维持其金融灵活性。他通过对200个银行分成SFAS115准则的前期实施者和后期实施者进行实证，检验了银行管理者对SFAS115准则(主要是对债务证券投资组合规定)做出的反应，研究发现前期实施者维持较低的监管资本水平，并且资产重新分类形式的资产组合重构显著增加。Barth(1994)认为在投资证券的买卖上，似乎银行管理者能有更高程度的管理灵活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成熟市场中较低交易成本的债券，他通过对国债和市政债券不同程度组合的债券投资组合分类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点，他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组合中持有更多的国债能降低公允价值估计误差。
Beatty(1995)的实证结果表明，银行在采用新准则的季度中降低了证券持有水平，且缩短了他们证券组合的平均到期时间，另外检查了AFS资产组合数量是否和资本波动降低、保持流动性、利率风险灵活性、影响报表收益有关，但不涉及资本监管水平。在Beatty(1995)实证的基础上，LeslieHodder，etal(2002)实证研究了SFAS115会计准则如何影响银行会计选择和风险管理决定，由于AFS有价证券市场价值未来的变动会影响未来的权益和监管资本，银行将资产分类为AFS，则这种潜在的资本波动性会增加未来符合监管要求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银行监管风险；证券若分为持有到期类，则当需要满足流动性需求时是有代价的。他们通过230个公开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检验了银行资本水平与银行证券组合的规模、AFS类证券、HTM类证券、利率风险水平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表明，由于实施了SFAS115，银行投资组合公允价值敏感性的降低必然与AFS类资产的分类有关，研究证明SFAS115影响利率、目标风险水平以及整个证券组合规模。
可见，银行持有证券出于很多经营方面的需要，但主要还是为了满足流动性需求和降低收益波动性。LucasandMcDonald(1992)认为证券通常比贷款资产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可以将其出售获取现金以满足储户提款、贷款增长及其他银行经营需求。与这种流动性理论一致，他们建议银行持有证券，因为对银行贷款质量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当有流动性需求时贷款很难以公允价值出售，而这种流动性需求则多来自于储户提款和贷款增长的不确定性。还有很多实证研究支持这种资产分类方面的会计选择被用于降低收益的波动性(Trueman，Titman，1998；Hand，1989；Bartov，1993)。Barthetal(1990)、Moyer(1990)、Scholesetal.(1990)研究检验了管理者使用次要收益成分(主要是已实现证券损益(SGL))来平滑其主营业务收入(即证券损益前收益(EBSGL))。Papiernik(1998)也在其文中检验了银行管理者在SFAS115下实现证券损益(SGL)的不同动机，研究表明银行管理者使用SGL来管理其资本水平、平滑收益和满足税收计划等目标。
以上研究从实证角度检验资产分类准则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通过对银行在实施资产分类这一准则前后的数据分析，验证了银行考虑资产分类的各类动机。由于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不久，尚缺乏银行经营的数据，因此实证检验尚不可行。本文则将在国外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新会计准则中资产分类这一会计选择建立简单的理论模型，并讨论其现实意义。
在模型构建方面，Allen，F和Gale，D在比较金融系统的研究中为银行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在他们的研究中，分别对银行和保险部门构建了两阶段模型，用于研究信用风险在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从而研究系统风险。其中对银行的设计，他们假定存在风险中性投资者和储户，且银行持有长期(主要是信贷资产)和短期两类资产，并研究信贷资产不同状况时的均衡和与保险部门之间的信用风险转移情况。本文将借鉴Allen，F.，Gale，D.(2006)中对银行结构的模型框架，对银行资产赋予债券类产品和贷款，按照新会计准则中要求的资产分类及其处理进行研究，并依据投资者效用和动机研究银行的资产分类决策。
二、理论建模
按照Allen，F.，Gale，D.(2006)的模型，同样考虑三个时点，T=0，1，2。为基准利率，是银行发放贷款、债券投资和存款利率考虑的基点。这里假定存款利率即等于基准利率。利率结构如图1所示。
图1利率结构
在T=0时，银行吸收1单位储蓄存款，所有储户为单位1。假定储户只在T=1或者T=2时取款，前者为早期消费者(比例为λ)，于是早期消费者在时间T=1时会取款；后者为后期消费者(比例为1-λ)，后期消费者在时间T=2取款为
在银行持有资产方面，由于商业银行进行股票投资在中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本文只考虑两种金融资产，即债券和贷款。其中债券可以按照银行的需求分为交易类、可供出售类和持有到期类资产。令债券和贷款都在T=2时到期。
(一)债券
在不同的会计准则下，投资债券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旧准则下，债券一般根据其期限的长短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新准则下，则根据银行的持有动机，在债券购买之时便要确定将其分为交易类债券(TRA)、持有到期(HTM)或者可供出售(AFS)的债券。对于T
RA，债券价格变动都将记入损益，即短期资产只赚取差价，这与传统会计准则计量可视为一致，因此本研究暂不考虑TRA；对于AFS，在t时刻的1单位在t+1时刻仍旧为1单位，但短期资产价格变动将会记入权益，待出售时权益转入损益；对于HTM，只在到期时才可出售，在0时刻1单位投资于HTM的债券能在2时刻产出单位商品。
(二)贷款
(三)银行的决策
银行从储户那里获得资金，储户对他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不确定，即以λ概率他们是早期消费者，只在时点1消费商品；以概率1-λ是晚期消费者，他们只在时点2进行消费。关于这样的消费时间偏好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对流动性的偏好，同样需要有作为提供流动性保证功能的中介。
这里，银行经营要避免发生挤兑问题，即针对储户都要能满足他们不同时间偏好的消费，同时，由于长期投资的收益(主要是贷款)大于短期债券价格变动的收益，因此银行还是要在满足储户流动性需求的同时，尽可能的留有更多的长期资产。总体来说，银行经营要考虑其投资者(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这里以投资者的效用为目标函数，以满足储户流动性需求为约束条件。从两阶段来说，即是投资者在两阶段期末的资产价值最大化。
即对于银行来说，选择的借款企业目标群体质量必须满足
(四)模型求解
银行的决策满足银行投资者价值最大化，即令(3)式最大化，其约束条件为：
的条件下，从金融资产分类的角度看，投资者期末价值π只与全部金融资产在贷款和债券投资之间分类多少有关系，而与债券在AFS或者HTM之间分类无关。这即验证了会计准则的变化，尤其是金融资产分类这部分，证券投资可以分做可供出售或者持有到期，取决于银行管理的意愿，但实际上HTM和AFS之间如何分类并不影响投资者回报。
但在新会计准则下，持有较多的AFS资产会使得权益波动较大，对于风险中性的银行来说，会权衡流动性需求、权益稳定、资产收益这几个方面。即从会计角度看，除了账面上的投资者价值最大化以外，银行还需要考虑会计报表上损益和权益的稳定性，因此可以由此来求得AFS和HTM的分类规模。
这个权益增加量是新准则对银行产生的影响。持有到期部分的债券(HTM)，由于是折价发行债券，因此价格必定上涨，原有准则(LOCOM，市场价格和成本价孰低原则)与新准则在会计上处理的结果是一致的，即仍旧保持原来的价格，而贷款部分的资产在会计处理上不随着债券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因此新准则对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上。这里可见，银行并不希望持有过多的AFS导致其权益变动，即便在这个时刻由于AFS债券价格的上升导致的未实现收益，使得银行的权益增加，但在债券到期出售时，由于这部分未实现收益会从权益转为收益，使得银行权益又降低。而权益的变动意味着银行资本充足率会发生变动，而这不是银行所希望的。
在时点T=2时，AFS、HTM和贷款都到期。在T=1时未出售部分AFS此时也到期需要出售，因此会将T=1时期权益增加转为收益的增加，即权益会减少，这也是新准则产生的影响。同时银行收益增加，但增加部分与旧准则会计处理产生的结果相同。
三、研究结论
新会计准则下，对于风险中性的银行来说，银行要权衡流动性需求、权益稳定、资产收益这几个方面。即从会计角度看，除了账面上的投资者价值最大化以外，银行还需要考虑会计报表上损益和权益的稳定性。本文通过建立新会计准则下银行资产分类会计选择模型，获得以下结论：
对于总资产1+的配置，一方面要满足资产流动性需求，同时尽可能地降低会计处理后的银行权益波动，另一方面，通过总资产在债券和贷款两者之间的配置，并选择一定项目质量的借款企业群体，以实现银行投资者要求回报的目标。即从金融资产分类的角度看，投资者期末价值π只与全部金融资产在贷款和债券投资之间分类多少有关系，而与债券在AFS或者HTM之间分类无关；模型的解也证实了银行按照持有动机对资产进行分类，可供出售类债券AFS的规模取决于银行预计未来的流动性需求，与前期消费者的比例和对基准利率的预期有关，而与银行投资者要求的期末回报无关；当时，贷款发放额度与投资者要求的期末回报成正比，表明贷款的配置额度取决于投资者要求的回报。
在新会计准则下，银行收益和股东价值仍主要取决于银行的投资战略和对市场的预期，如当经济景气、投资增加时，银行减少短期投资扩大信贷规模，增加信贷收入；反之则缩小信贷规模，减少信贷损失。会计准则中单纯对资产分类规定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到银行的实际收益，但短期内银行会考虑其流动性需求和监管资本的稳定性，来决定银行在AFS和HTM资产方面的分类决策。
在本研究基础上，可以设计更多种类的可投资证券，或交易类证券和衍生产品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带有资产分类转换问题的更为复杂的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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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 20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前进,在金融深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1)银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了以4大国有银行,3家政策银行,2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2)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最为显着。从1993年~2000年我国上市股票数从217只增长到1099只,增长5倍多,而市价总额从3541.0亿元增长到41000.0亿元,增长11.6倍,上市公司数从183家发展到1025家,增长5.6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
(3)外汇市场的改革。外汇市场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取消了外汇调剂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00亿(美元),2003年底估计达3500亿,可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备强大的抵御外汇风险和外债风险的能力。
(4)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以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垄断,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
(5)利率市场化。1996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国债发行利率实行市场招标,公开市场操作的回购利率实行了市场招标。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最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6)金融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国已出台了各项金融业的相关金融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点说明,我国金融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绩,如:我国金融的电子化、基金市场的迅速扩大等等。这些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等。
2. 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从各个方面粗略地说明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 · 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关指标来判断我国金融深化的综合程度。
从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与广义货币量M2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个百分点(见表1)。金融相关比率则从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长了15.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26%(见表2)。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明显加深。事实上,1996年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迈入发达金融结构水平的行列。
三、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启示
对于金融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理论联系,近几年西方的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的测试结果都认为经济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1996年帕特里克为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设计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帕特里克的假设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测试证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假设是正确。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长,金融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激励、相互制约的关系呢?在这里我用实证分析来说明,选取了1979~2000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将数据作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
用强制回归或逐步回归检验得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均不显着,说明接受H 假设,即经济增长不影响金融深化。
实证的结果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我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帕特里克的“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激励,相互制约关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尽管我国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攻坚问题”,主要是:(1)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2)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场的缺位问题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4)利率市场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5)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的严格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汇兑换自由化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金融深化的“拦路虎”,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问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纽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均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国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机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最优次序,我将上述问题中的(1)、(2)、(3)、(4)(5)分为A类;(6)分为B类;(7)分为C类。A类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B类在A类问题解决基础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国际力量下逐步解决;最后解决C类问题。
首先,A类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和自由化的问题。重点是银行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涉及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认为重点要引入金融创新机制,金融创新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将产生一个综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二是进行金融市场的创新,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三是进行金融机构创新,提高我国货币化进程的质量;四是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其次,B类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资本市场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场的A、B股问题;A、B不仅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而且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解决的同股不同价的关键是A股和B股的并轨。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资力量实现A股和B股的并轨。 解决同股不同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经尝试将非流通股抛向资本市场,试验的结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不得不暂停试点。这说明非流通股的减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渐进。我认为主要采取“转”的方式,如建立“公股减持基金”、 “债转股”、 “债转股基金” 等等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减持。
最后是C类问题,即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我国的外汇市场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这种策略是正确。只有在国内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才能尽量避免因外汇市场的开放对国内的金融业产生重大冲击。我国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条件不成熟,是决不能贸然实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总之,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应当始终与其经济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不同的金融问题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着.周庭煜等译.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篇10
关键词：通货膨胀；理财；储蓄
1. 通货膨胀的当前情况
据权威部门统计表明，去年10月份我国人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约4.4个百分点，居过去25个月以来的首位，食品价格上涨10.1个百分点，为CPI贡献74%。通货膨胀通常被群众这样解释：清早带着百元大钞去超市购物，发现在买了一斤牛肉，二斤鸡蛋，几个馒头，三斤水果后，百元大钞已所剩不多了。在第二天再奔向超市的时候，不得不多带几张百元钞票。在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飞涨的物价的巨大压力下，以上的种种情况，都是无论哪种通货膨胀，都直接给我们群众的生活带来的最切实的影响。
2. 通胀的特点
1） 价格的全面大幅上涨。
通货膨胀的出现，带来的不仅是粮食、石油等产品价格的暴涨，更是以粮食、石油产品为基础的其它产品价格大幅提升。当前，我国无论是实体产品，还是虚拟产品均呈现价格上涨趋势，而且汇率、粮食、楼市等诸多价格问题纵横交织、复杂异常也是我国急需要面对的问题。
2） 各类商品中食品价格涨幅居首位。
在与其他不同种类商品的价格涨幅差距被不断拉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中，蔬菜价格的涨势还遥遥领先与各类食品的价格涨幅。
3） 资产价格飞涨催生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由2008年至今，以房价为代表的中国资产价格飞速增长，仅09年一年，北京的房价近乎翻番，我国政府更是为应对急需调控的房价出台诸多措施，“国五条”的推出，虽未完善具体实施的细则，却已让人民感受到了政策带给楼市的巨大影响。同时，一些可以储藏价值的商品，如古玩、文物、字画等的价格同样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3. 我国当前家庭理财的情况
就我国家庭资产结构来看，基本是以存款储蓄为主体形式，国民的存款总额在2012年底就已高达40万亿人民币之多。我国的家庭式金融资产有以下几种类型：近7层的家庭储蓄占据主置；股票、其他有效证券、外汇；现金及保险准备金等。在西方发达国家，交易账户这种在家庭金融资产中属于低风险形式的理财方式是大多数人所青睐的。只有4个百分点左右的储蓄和债券比重更是远远低于我国的储蓄比例。由此不难看出，中西方国家就储蓄在家庭式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我国历史和现代环境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民众更多的倾向于将资金用于更为稳健的储蓄方式上。我国的家庭收入一直以来都处于比较低的情况，由此在出现风险的时候，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所以，居民希望能够让家庭的经济情况一直处于较安全的一个状态，他们更多的愿意选择储蓄这种较为保守的理财方式。与此同时，我国股市对民众的吸引力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收益较低；当前我国还在不断发展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十分的不健全，大部分居民仍然放弃高收益、高风险的风险性投资方式，而选择储蓄、购买国债这种较为稳健的投资理财方式。实质上，中国家庭收入情况是我国家庭式金融理财方式选择的首要考量因素。
在当前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医保、房产、教育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都是我国民众在家庭生活规划中需要提前安排的。这就使得我国大部分家庭在理财过程中会遇到如下问题：怎样能通过一些方式使家庭的金融资产在通货膨胀中规避风险；如何能够应用金融、投资、理财等方式使自身的资产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随着家庭理财产业的不断发展，国家不单单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家庭式理财体系，还要金融组织的配合，推出多种多样的理财产品、恰到好处的理财方式，促进我国投资环境的改进，这样我国家庭的资产才能够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从而使投资的收益率有所增加，推动家庭财产的使用效率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4.不同阶段应对通货膨胀的方式
在我们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工作开始，人生开始被分割成五个不同的阶段，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处于被养育的状态下。在我们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薪资的回报之后，我们将步入以下五个不同阶段：事业上升阶段、婚姻起步阶段、生儿育女阶段、事业有成阶段、退休阶段。在面对生命中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不断改变投资理财和规划的方式来应对每个阶段的一些特点。
1）事业上升阶段：在我们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享受着第一份薪资带给我们的幸福和满足感，由于事业的初期，相对的存款都比较少，满足日常生活和租房需求是这个时期理财的首要目标。同时还会考虑到在大学时期的一些助学贷款的偿还问题，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了些许的储蓄积累，为今后的人生和理财规划等方面做了充分的考虑。通过学习金融理财知识，运用理财分析工具，充分做好市场和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分析，提升自身能力，量力而行，适当冒险。
2）婚姻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的人们由于刚刚创建家庭，相比较应对风险的能力适中，相对资产较少，这个阶段的理财目标就是能够应对买房、买车的需要，同时为儿女的教育基金、应对突发状况的资金等方面做充分的考虑，通过强化资源配置、做好充分预算、量力而行、谨慎支配收入这样一些策略式的理财手段，使整个家庭的理财规划更加合理。在这一阶段不仅要考虑到房产、保险等的规划，还需要兼顾儿女教育、赡养老人等多方面的需要。
3）生儿育女阶段：在此时期，初为人父母，由于家庭积累少、子女支出较低，可以通过控制消费、节流支出等理财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储备教育资金，还可以引导子女的拥有正确的消费观念。
4）事业有成阶段：这一时期的人们，通过不断的积累，自身资产处于较高水平，负债少，可以调整储蓄和投资比例的方式，来为退休以后的各项保障做好前提性的保险规划。
5）退休阶段：在这一时期中，由于资产累计达到一定水平，生活压力小，不妨可以通过一些收益较为稳定的理财方式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避免风险大的投资，减少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影响。
正确应对不同人生阶段的投资方式，适度投资、合理规划，多元投资，以获取最大收益。
5.结束语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建立一些较为合理的理财观念，合理调整家庭理财结构，积极挖掘可能存在的财富机遇，通过不同的投资理财手段，加快财富积累，来创造一个高品质幸福的生活。（作者单位：建行锦州分行）
参考文献：
[1] 王聪.张海云，中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0 （6）
[2] 杨惠杰，浅议我国居民个人应如何进行投资理财规划[D].商丘，商丘职业技术学院，2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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