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范文
时间：2023-06-02 15:01:3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阻碍的因素
1.1基础结构设施建设力度薄弱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逐步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基础设施设备有了明显的改善，例如：重修了乡村道路，更好地连接了城乡的沟通，开辟了崭新的销售方式；引进了新的机器设备，减少了对人工劳动力的使用，缩短了产物的产出时间等等，但其机械化的投入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匮乏。支持地方农业发展的基础资金是有限的，将农业发展逐渐趋于机械化，也不仅仅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支持就可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最终，还是需要依靠从事农业的工作者从根本思想意识出发，进行思路的转变，才能真正地对农业发展形成有利条件。很多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逐渐老化，未能给予及时地更新处理，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也相对降低，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仅依靠政府的支持，人们过于依赖政府，未能从自身出发去创新改革，最后可能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1.2产业结构因素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农村的发展极其重视，因此了很多惠民政策，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完成。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国各地区的农业发展却存在供求关系不平衡的情况，这也导致很多农产品的供给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这些类型的农产品需要从国外进口。但是某些农产品却出现滞销的情况，无法进行出口，而内需也无法解决这些农产品的销售。这种农业领域供求关系及其不平衡的情况无法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模式已经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也无法满足新时代环境下的社会需求。因此，我国农业产业结构需要进行一定的改进，比如要更加多样化，才可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如鱼得水，面对各种各样的突况，可以做到从容不迫。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农产品在全球化市场当中的地位低下的情况，进而可以稳定我国农业产业的波动。也可以减少因为价格的不稳定性，农民每年耕种的时候倾向去种植经济属性较高的农产品的状况，从而使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的稳定性可以有着大幅度的增加。
1.3科技创新因素
农业科技创新及推广和农业经济发展效果间息息相关，通过科技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帮助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和推广。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经济发展及推广工作中，农业科技成果较不普及，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认知度还不高，在农业的建设中使用机械的概率小。农村科研成果转化及推广的难度大。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十分匮乏。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匮乏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科研的成果，同时也会影响科研类机构的运行。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具有博士学历的研究人员在农业科研机构人员总数的比例相对较低，而且这些科研人员队伍当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以及创新骨干力量不足。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科研人员还存在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的问题，这对于农业相关科技的发展工作而言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国家农业产业经济建设工作造成制约。
3乡村振兴战略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3.1深化改革进程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是当下最为紧迫的工作任务，在面对着新形势、新任务，我国主线应该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主体内容，总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去积极探索一条现代农业产业的体系。这也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全新的课题。深化改革进程，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找到恰当地适合农村发展的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除了选择恰当的种植生产地区，我们还应当根据当地的实施情况进行规划和统筹，合理的划分，充分利用农业思维，将植物种在最恰当的土地上，制定科学的统筹方案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加大对农村的科技投入和经济投入，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来支撑整个农产品的产业体系。其次是要加快农村产业化的集群发展，促进有关产业的融合，地方政府也要按照相关的国家文件的要求，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集群发展。最后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如把农产品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加快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农产品可以在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从而解决创新成果推广滞后的弊端。
3.2推进协调发展
在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遵守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相关部门要完善法律制度，在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营造一个法律环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这个理念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加强对城乡统筹的协调和推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就需要将乡村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政治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帮助城乡由原来的分割独立的情况转变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结构。要相关政府机构加快制定有关振兴乡村的法律条文，同时也要完善与这些有关的配套的制度。因此，政府部门要快速地完成对农业产业经济有关的法律条文的评估，对其中与农业产业经济不相适应的法律条文进行清理或修订，使有关法律条文能够适应农业产业经济发展。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政府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加大对大中型农村企业的补助，促进相关企业人员在当地的落户。充分地发挥农村企业的作用。通过农村企业的规模扩展之后对人才的需求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强对政策的贯彻于落实，将政策细化，使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可以真正的为农村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章可循的法律条文，建立一个与农村产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帮助农村居民建立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企业，通过政府对企业进行扶持，扶持过后的企业，多余的资金投入到对社会的帮助之中。这样的帮扶模式可以帮助乡村企业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2]。
3.3加大投入力度
想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合理制定发展规划，就需要改革创新来促进乡村发展。这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们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麻烦。因此，在我们推进乡村振兴，还有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时，必须要结合农村实际的发展状况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文件要求，在农业产业经济发展中，要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积极探索符合科学的对策。要想真正实现科技振兴以及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效益的提升，那么给予科技创新工作以及人才培养工作足够的重视，具有很高的必要性。从农业科技创新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重点针对技术人员进行创新能力的培训工作，可以整体提升示范基地以及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域的建设效果。
篇2
关键词：乡村振兴；林下经济；对策；辽宁
一、引言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辽宁省出台了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系列文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基础产业的林业，即是实现生态宜居的主体，也是实现农业现代的主要载体。本文通过对辽宁林下经济发展特点的分析，探讨如何在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林下经济的效益。
二、辽宁林下经济特点及效益分析
（一）辽宁发展林下经济的背景。在集体林权制度发生改革后，集体林地承包到户，农民通过对林下土地的种植、养殖等进行立体复合经营，从而实现农、林、牧等各业的共同发展，在不砍伐树林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发展林下经济是促进森林覆盖率、提高林地的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集体林权改革和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1］。辽宁通过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进和几年来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森林的生态效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也为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了较好的资源条件。从东北地区的角度看，近几年来的林间养鹿、林下参药、林间种蛙都取得了较好的收益，2011年仅松江河地区在林业方面收益达8.65亿元，而林下经济的收益占到了总收益的2/3。东北地区盛产的黑木耳、人参、松茸等都可以林下种植。从全国的角度看，大多数研究和调研表明，发展林下种养增收增效是显著的：寇祥明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发展林间套种牧草和养鹅的循环农业模式比稻麦轮作模式增收2.8倍；丁大俊等认为发展林下养禽经济效益显著，还能修复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周乃富的研究也认为林下养鸡能有效改善土层养分；吴宝成等对比了低树龄杨树套种中药细柱五加和露地栽培细柱五加的根冠农艺性状和根皮产量，发现套种的细柱五加的农艺性状和根皮产量均高于露地栽培的；丁晶晶等研究结果表明，杨树林下种植雪菜可使农户每公顷林地年增收纯收益4.6万元；陈州调研发现，林茶间种，除了林木的收益外，茶叶的采摘期可延长8-9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8%，茶园平均每亩增收500元左右。可见，发展林下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综合效益。（三）辽宁地区发展林下经济成功案例。辽宁位于环渤海和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是东北地区唯一沿海、沿江、沿边省份，拥有出海大通道，“一带一路”的重要建设节点，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在集体林权体制改革过程中，辽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截止至2018年，辽宁林业用地面积为735.92万hm2，森林面积为571.83hm2，森林覆盖率达39.24%。辽宁的气候、水源、地形和土壤条件适宜食用菌、果菜、药材等林下经济作物的发展。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辽宁看到了发展林下经济的前景，在各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全省林下经济开发面积达143.33万hm2，林间养殖动物驯养存栏量达5000万头（只），建设了中药材、食用菌培育基地和野生动物驯养示范基地，成立了建昌核桃、朝阳杏枣、铁岭平榛、丹东日本栗、抚顺平欧杂交榛、桓仁林蛙、西丰梅花鹿等一批特色产业企业，建立了与林下经济有关的专业合作社近千个［2］。截至2018年，以林蛙驯养繁殖为主营项目的辽东地区实现林蛙年产量2亿余只，年效益达13亿元。以林下饲养河蟹为主营项目的盘锦年产河蟹7.2万吨，年效益36亿元。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开发的并获得收益的林下资源有林下人参、细辛、刺五加、玉竹、五味子、龙胆草等药材；榛子、南果梨、薄皮核桃等干果（水果）；平菇、香菇、滑子蘑、木耳等食用菌；刺龙牙、大叶芹、龙须菜、蒲公英、蕨菜、猴腿蹄盖蕨、水芹菜等山野菜；林蛙、狍子、野猪、梅花鹿、鹅、鸡等动物；青山沟、凤凰山、关门山、医巫闾山等森林旅游资源，逐渐形成了辽东森林食品、药材、旅游为主要发展项目，辽西林药和林下种养的产业发展格局。（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林下经济的瓶颈。辽宁林下经济发展的基础雄厚，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近两年来辽宁林下经济的增速趋向缓慢，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林下经济开发不单追求森林资源的开发，而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打造林下立体经济和多功能文化体验，实现森林康养，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全省建立的多种经营体协同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数量不足，还需大力挖掘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辽宁林下经济新的增长。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辽宁发展林下经济的对策
（一）建立新型林下经济经营主体。乡村振兴既要实现产业振兴，也要实现生态宜居，发展林下经济是林区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实现林下经济高产优质，就要形成采、收、产、销的完整经营体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构建多种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新型林下经济经营主体至关重要。根据辽宁省林下经济发展现状，以市场为导向，对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经营主体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形成功能稳定且各发展相关主体之间互促互进的发展模式。1.加强龙头企业对其他经营体的带动与合作。龙头企业作为林下经济经营的骨干，能够保证林下经营产品的供应稳定，因此要积极进行林下新产品的研发，在深加工、产品产业链条、连锁经营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积极开发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不断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龙头企业将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推广给一些中小企业、个体、合作社、家庭林场等其他经营体，这些经营体通过服务于龙头企业提供其所需的产品［3］，进而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各经营体间要相互合作，协同发展，形采、收、产、销的良性的互动，共同推动辽宁省林下经济的发展。2.拓展林下经济产业链条。形成林下经济产业链条是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资源、客户、终端产品加工企业形成产业链条。培养一些规模化的企业为龙头企业，加强龙头企业与林农的有效合作，向林农宣传并推广好现代林下经济与传统林业经济的区别，加深对林下经济的理解［4］，提高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意识，不断加强龙头企业基地与林农间的联系，优化关联产业的布局，实现林下经济的有效发展和管理。3.加强科技研发和金融机构扶持。科技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发展林下经济也不例外。政府要扶持龙头企业的科技研发力度，积极建立企业、农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空间，探寻适合该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龙头企业也要加大科研的投入，利用科技的力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产品的精深加工。辽宁的林下经济基础雄厚，应面向高校推广林下经济项目，引领科研机构为企业和林农提供科技支持、做好新产品的研发推广、指导林农科学生产经营［5］，同时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龙头企业搭建与高校的联合实践基地，吸引更多的人才在林下经济中实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政府也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推出金融产品、灵活贷款方式等渠道［6］，增加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信心，缓解企业、林农发展林下经济资金短缺的困难。4.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完善行政行为，比如统一管理或者削减林业税费、补贴种植费等举措来促进林农主动发展林下经济；通过与林业协会的对接，发挥林业协会在行业间的推动作用，帮助经营主体实现市场化信息服务一体化，打造林下经济产品的品牌效益，提高消费者对林下经济产品的认可度。（二）实现林区的可持续发展。林下经济发展不可人云亦云，当地应根据自身的生态环境因素和生产生活特点找到适合本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推进，以地区整体经济布局为出发点，做到不过度开采，不浪费资源［7］。辽宁已经形成了林下经济发展的区块产业，对于处在发展瓶颈上的项目，也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新的突破点。林木都有正常的生长周期，而森林资源自身的生长恢复速度较慢，开发利用森林资源要加强后备资源的培育和引种，保证原材料的供给；而对于林下经济而言，随着林木的生长和森林微生态的改变，可选择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以及经营模式都应当随之调整，一成不变的经营模式无法实现林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探寻适宜的土壤环境和林木生长条件，特别是龙头企业要准确把握可发展的林下种养殖品种和种养模式。科研部门要指导企业、合作社、林农在瓜果蔬菜、牧草牲畜等复合模式经营中应注意的问题［8］，比如品种的选择、树种的间距、作物的管理等。（三）加强“智慧林业”在林下经济发展的应用。2016年国家林业局编制完成了《“互联网+”林业行动计划——全国林业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互联网+”林业模式在林下经济上得到了有效应用。“互联网+”林业主要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量子通信技术为支撑，以网格化、数据化、物联化的形式，实现林业的多元管理和资源的精准共享［9］。而“互联网+”林业就是以“智慧林业”为发展方向和目标。“智慧林业”的应用，使得林业发展的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互动的运行模式，林业建设得到了更加科学的规划，林业经营得到了更加高效的管理，林下经济模式选择得到了更加精准的分析，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与此同时，“智慧林业”也为林下种养殖产品广开销路。随着人们对绿色产品的渴求，林下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农村电商将优质的林下产品向全国人民推介，企业发展、林农的收益得到了保证。“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更需要发挥“智慧林业”的作用，使林下经济发展更精准，更贴近人们的需求。（四）打造森林旅游与康养产业发展。森林康养即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开展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辽宁开发了很多森林旅游资源，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随着生态的恢复和森林覆盖率的提高，更多地区的森林公园和湿地保护区因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具备了康养要素条件。一些乡镇依托乡村振兴的有利政策，自主开发一些短期旅游项目，一方面让游客在参与体验生产的同时放松了身心，另一方面家庭林场在当地完成了林下产品销售，降低了运输和销售成本［10］。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有效推动了林业供给侧改革，在发展森林旅游的同时，也要加快培养森林康养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宣传森林康养知识，开发森林经济的体验模式。森林康养专业人员将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给游客，让游客的农林知识在森林康养产业中得到普及。大力开发人们追求的“森林疗养院”“森林瑜伽馆”等创意休闲模式，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产品，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山林文化传播出去［11］，不断丰富森林康养的文化内涵，使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度结合。
四、结语
林下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潜力，有投入少、回报大的优点，可以成为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社会、市场、人们对生活需求品质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政府应出台更多政策扶持林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各经营体之间更应融合协同发展，加大林下经济的集约化模式。在乡村振兴发展背景下，要因地制宜规划好各地区的发展目标和特色发展模式，不断推进林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乡村的产业发展更加兴盛，生态环境更加美好，人民的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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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农业；生态经济；农业发展；模式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入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但是之前的发展道路往往是以自然环境换取经济总量的提升，随着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必须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维护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曾多次提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而且农业经济的生态性质量还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生态经济下的农业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地球是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而农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水土保持、净化空气、为护生物多样性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各地区位强调自身的经济总量提升，而忽视农业生态保护，盲目进行扩张使得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问题，虽然在短期内提升了区域性的经济发展，但是从宏观角度而言，农业生态保护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提高人类生存质量，并能有效缓解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对于减少自然灾害降低异常恶劣天气等问题也有重大的意义。我国当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要站在高瞻远瞩的角度审视未来的国家发展问题与方向，党和政府已经密切重视到当前农业生态经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构建生态型社会的重要改革方向，相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农业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根据当前我国农业资源建设及保护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二、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经济的原则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各大中型城市，农村经济普遍偏低，由此也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但是如果盲目进行农业投资，可能造成一定的经济成本损失，所以依托于生态体系的规划可以让城市经济快速拉动农村经济，促进城乡结合，并能够合理配置乡村资源。农村有着更加广泛的自然资源，通过优化，可以打造更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因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生态体系建设规划可以有效缓解城乡的两极分化矛盾，促进两种经济融合以及相互带动加快农村地区的招商引资，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三、生态经济下发展农业经济的策略分析
（一）推动乡村经济振兴与脱贫攻坚工作
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矛盾或冲突点，相关工作人员应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科学谨慎的态度进行全面实指导和落实，以此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性发展。其次农村基层工作部门要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战略管理部门进行融合，最好以一套领导班子进行统一管理，这样能够有效推动工作的尽快落实，也能使得双向工作之间进行良好的融合。最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战略的有机结合，要更多的听取基层百姓的声音，在实施振兴方案和规划期间，对于资金的使用要有长远性的明确规划，重点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工作，同时也更加透明公开的方式对外进行信息公布，并定期对相关工作组进行考察及评价。
（二）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看待。首先，经济的发展需要秉承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稳步推进产业转型，促进当地农民提高思想意识，更多的利用科技化、现代化的农业手段提高自身的价值。其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于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农村地区消息闭塞、资源不足，因此在信息渠道上与城镇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在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也应该重典整治农民的精神贫困。因此不能采用单一性的思想或方式，而应该注重两个大方向的同时推进，在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上，尤其在道路、电力、环境污染治理、通信等方面做好基础设施改进，秉承“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绿色发展理念。同时也要注重农村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思想道德宣传、提高农民思想意识，以丰富的精神食粮让农民提高幸福感。
（三）鼓励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发展
我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包括种植养殖，是单一化的产业输出，随着当前科技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化，农村经济要摆脱单一化的发展模式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推进，要积极鼓励多元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不仅要促进各项的产业升级，同时也要为各类经济产业的融合提供平台。首先农村地区广袤，每一个地区都有着自身的经济特色和优势，各级政府应以更加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引导农户参与新兴的农业产业结构，有效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同时也为新兴的农业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其次农业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需要针对区域性的产业进行升级与延伸，但是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民文化水平不高，思想认识不足，此时需要政府部门牵头成立各类的培训机构，为农民提供更多创业就业的学习平台，以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能力，为农村经济产业转型储备更多人才。最后多元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和挖掘小农业产业的实施路径，并深度结合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者心理，进行创新与创造，例如绿色种植、康养中心、文创农村产品等都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多元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良的环境才能更好的吸引消费者，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战略的结合，操作过程中要对农村地区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深入挖掘旅游及文创产业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
（四）借助网络优势打造特色农业模式
互联网改变了当前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学习习惯，同时也为更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契机，因此农业生态经济模式应充分重视网络的优势及特点，改变传统模式的空间及时间局限性。特色生态农业的相关概念是为了迎合当前日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很多城市中的人们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往往产生向往自然的想法，而特色农业出现正好符合当前人们的需求，同时也为小镇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增长机会。但是当前政策提出后，很多地区盲目上马项目，忽略了市场需求以及同质化问题，造成了特色农业生态项目盈利效果不佳的现状。但是很多人对于田园生活非常向往，苦于缺乏相关的基础配套及服务设施，因此无法摆脱客观局限性，相关部门可以将城乡协同发展与特色农业生态产业相结合。
（五）注重农业生态的产业升级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程的脚步不断加快，当前城镇中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而生态农业需要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不仅是居住的空间，同时也要注重其娱乐休闲等多方面的服务空间。特色农业产业与田园综合体相较于城市具有更多的土地资源，因此企业积极推进生态农业基地建设，不仅能够促进自身的行业转型，同时也能推进我国生态农业服务体系更加全面化和系统化。相对而言，现代人则更喜欢相对恬静的生活，特色生态农业区域及田园综合体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能让现代人与自然风光无限亲近，还能为现代人日常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种植蔬菜、养花以及其他农业生产，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业余生活。针对上述情况，相关人员应充分考虑注重其自身农业生态产业升级，并了解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现代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文化、娱乐、餐饮、旅游、养生等多方面的综合一体服务经济，将不同群体的消费模式进行融合，打破了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已改变了传统农业发展观念，为更多现代城市人消费提供了途径，有助于形成生态和竞技的良性循环，提升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能。
（六）强化农业生态环境的评价工作
农业生态环境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在进行农业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将公众作为主体非常必要，但是需要从多方面考虑问题。首先要加强公众对于环保意识的提升，以科学的态度看待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两者之间的平衡性，既要保证国家经济稳步发展，同时要尽量降低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其次，要注重公众的参与性，了解每一个环境改善的主体所需，民众的参与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自身以及改善当前的生存环境，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既是义务也是责任，与自己以及后代都有着密切的健康联系。建立公众的诉讼机制，对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多元化发展深远却意义重大。目前我国的诉讼机制还不健全，需要与完整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手段作为辅助，目前国家层面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但是要落实到地方，还需要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作出努力，建议从“扩大原告的起诉权利”以及“取消环境公益诉讼的时间约束”两个方面入手，让任何一个部门以及居民都有权利对我国的环境进行监督与诉讼，同时取消时间约束可以对环境影响进行深层追责，保护群众的环境权益，尤其对一些深远性的环境污染要彻底根除，夯实农业生态发展的基础，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做好保障工作，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效能的有效提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中，生态经济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提升农业发展效能具有重要地位。我国的农业环境治理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应注重公众的主体地位，强调公众对于生态建设的监督以及参与性，通过提高公众的意识，着力构建现代生态体系和竞技体系，改善和拓宽农户的参与方式，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能，为我国的农村才能环境改善以及制度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适应当前农村经济改革发展趋势，同时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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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海南;国际旅游岛;韩国;济州岛;旅游发展
2009年底，国务院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海南旅游业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济州岛与海南岛同属岛屿型旅游目的地。虽然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是一种创新，没有现成模式可循，但韩国济州岛等其他岛屿型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经验，将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成立背景
按照韩国行政区划，韩国全国共划分为1个特别市、6个广域市、1个特别自治道和8个道。济州道是韩国唯一的特别自治道，济州特别自治道行政区域内包含韩国最大岛屿—济州岛及周边8个有人岛和55个无人岛。
旅游业一直是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的核心产业，特别是自2006年设立济州特别自治道以来，以济州岛为中心，济州旅游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2002年1月26日，韩国政府颁布了《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特别法》，该法自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特别法》的核心目标是将济州岛建设成为国际化的旅游、休闲、会展城市。主要内容是：打造“世界和平之岛”，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外国人自由往来济州岛，加强对外沟通与联系（济州岛实施免签证入境，扩大游客停留区域，为游客提供外语服务等）；培育国际化的教育环境（设立外国大学，设立国际高中，实施教育财政特惠政策等）；实施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建设济州尖端科学技术园区，设立济州投资振兴园区，设立船舶注册特区，促进水上休闲业发展）；促进旅游业及乡村文化发展。
为了从行政、财政等制度上对“国际自由城市”建设予以支持，2006年2月21日，韩国政府颁布了《济州特别自治道设立及建设国际自由城市特别法》，2006年7月1日韩国政府批准将原来的济州道升级为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特别自治道确立了4+1的核心战略产业：“4”代表旅游、教育、医疗和绿色农业，“1”代表尖端产业。可以说，建设“国际自由城市”是济州发展的目标和愿景，设立“济州特别自治道”是推进济州“国际自由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
二、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成立以来旅游业发展情况
1.旅游业吸引投资情况
设立济州特别自治道对旅游业吸引投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表1数据可知，2004年—2007年，济州特别自治道每年设立的吸引投资目标额略有递减，但实际吸引的投资额持续增加。2004年—2006年，目标完成率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为52.8%、54.7%和65.0%，特别是2006年设立济州特别自治道以后，2007年目标完成率达到110.5%，大大超过了最初设定的旅游业吸引投资额的目标。
表1 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旅游业吸引投资情况 单位：亿韩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
2. 旅游人数
2005年—2009年济州来访游客人数如表2.
表2 济州来访游客人数 单位：千名
资料来源：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观光协会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访问济州道，济州特别自治道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在韩国国内，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内游客，自2006年特别自治道成立以来，共在韩国国内大型城市举行旅游说明会36次，在旅行专业报纸刊登旅游宣传文章64次；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在中国、日本等地举办旅游促销活动399次。
济州特别自治道设立3年来，济州来访游客持续增长，2007年增长2.2%，2008年增长7.2%，2009年增长12.0%；特别是来访外国游客，达两位数的增长，2007年外国游客增长率达到17.6%，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来访外国游客未有增加，但2009年很快恢复，外国游客人数大幅增加，增长率达17.0%。由上述数据可知，设立济州特别自治道对促进旅游业发展效果是显著的。
3.观光振兴基金预算支持及放宽旅游企业审批手续等情况
随着济州特别自治道的设立，济州获得了更多观光振兴基金支持。2007年获得了44亿韩元的观光振兴基金支持，自2008年开始，济州每年获得100亿韩元的支持；同时，进一步放宽了旅游企业的审批手续，旅游开发企业审批期限由原来的22个月缩短到13个月（减少了9个月）。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济州旅游业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济州旅游费用高
韩国著名报纸《朝鲜日报》在2006年9月22日第4版刊登了“旅游费用最高而游客满意最低”的文章，对济州岛旅游中存在的“高价、低质”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有韩国学者指出，济州岛旅游费用与东南亚相比，贵很多，特别是济州岛的酒店费用、餐饮费用和交通费用都较高（包价旅游产品除外），对自助游游客和家庭游客极其不利；通过比较中、日、韩（济州岛）2夜3天高尔夫包价旅游产品可知，济州岛的费用也是最高的。
2.休闲型旅游产品亟待开发
济州岛是韩国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也是亚洲10大国际会议城市，每年在此召开100-120余次国际会议。在建设国际自由城市背景下，如何将现有旅游产品与教育医疗产业整合是济州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开发特色医疗旅游产品和教育旅游产品是关键；同时，来济州岛旅游的外国游客主要是日本、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游客，这些游客一般坐直航飞机抵达济州，在岛上停留最多2夜3天或是3夜4天，如何开发更多休闲型旅游产品让游客停留更长时间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服务质量亟待提高
韩国观光公社组织旅游专家于2007年3月31日——4月1日对济州主要旅游地进行了旅游服务暗访，暗访结果显示，服务人员的外语能力普遍欠缺，服务态度不好，特别是餐厅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低。
济州特别自治道于2007年5月4日的“游客投诉处理案例报告”显示，游客投诉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从业人员态度不好及交通服务质量不高。
四、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启示
2009年12月31日，国发[2009]4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六大战略定位：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海南旅游业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济州是韩国唯一的特别自治道和最大的岛屿，海南岛与济州岛同属岛屿型旅游目的地，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济州国际自由城市建设分别是中国、韩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国际自由城市背景下的济州特别自治道于2006年设立，迄今国际自由城市已建设了3年，建设经验和教训值得思考。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的设立，使济州旅游业投资、旅游人数大幅增加，旅游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改善，对济州旅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相信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逐步深入，海南旅游业势必迎来高速发展期。
但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济州岛旅游费用高、服务质量低等问题，也早已存在于海南旅游中，只不过存在的形式并非“高价”而是“低价”，但这种“表面低价”是具有欺骗性质的，最终游客面对的是过多的自费项目和旅游购物等“高价”。具体来说，由于海南部分旅游企业追求短期效益，对包价旅游产品进行削价竞争，导致“零负团费”、购物欺诈、宰客现象等问题频频出现，旅游价格起伏过大，严重损害了海南的旅游形象。
济州岛休闲型旅游产品亟待开发问题也是海南岛旅游产品设计开发中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有中国学者指出，海南旅游观光线路单一，“环岛三日游”作为海南旅游主打产品一统十多年不变。同时，由于旅游产品开发缺乏远期规划，投资经营者不是靠产品的吸引力和优质服务来吸引客源，而是靠提供高额回扣，严重制约了海南旅游产品的丰富和完善。
济州岛旅游服务质量亟待提高的问题也是海南旅游经营中存在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中主要表现在旅游服务意识不强和旅游服务技能偏低两个方面。
五、建设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海南旅游业发展对策建议
第一，对于包价旅游产品中的“零负团费、购物欺诈、宰客现象”等问题，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严格规章制度，依法对违规者以严惩；同时加强对旅游者 “明白消费、快乐旅游”的宣传，引导旅游者合理消费。对旅游业快速发展而导致的“高物价”问题，政府应通过税制减免、对旅游企业实行优惠补贴等手段，抑制旅游消费价格过分上涨，维护旅游消费者的权利。
第二，充分利用岛内丰富旅游资源，开发特色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和休闲旅游产品，使游客在岛内停留时间更长。海南岛与济州岛相似，四面环海，非常适合开发海洋休闲旅游产品。在产品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将旅游度假产品与医疗、保健结合，可以提升旅游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旅游收入，让游客满意。
第三，提高旅游服务水平。旅游服务的核心是“让游客满意”。“游客满意”意味着游客对旅游全过程（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的满意。应充分利用IT技术，建立功能强大的旅游信息数据库，使游客在旅行前更方便地获取相关信息、接受旅行指导；应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使游客在旅行过程中获得满意的服务；应提高顾客关系管理水平，定期回访游客，使游客在旅行后与旅游企业保持良好的关系，使游客满意，提高游客的忠诚度。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海南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和做法，不断探索创新，使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担负起“试验田”、“排头兵”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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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春节慰问活动总结1
20xx年2月7日上午，xx五中党支部书记、校长苗xx，副校长张xx、程xx及工会主席韦安亭等学校领导到退休教师和困难教师家中走访慰问。
走访慰问过程中，每到一家苗校长都和退休、困难教师进行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情况，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并送上新春的美好祝福、慰问金、礼品。向他们介绍学校目前发展情况和今后的发展思路，真诚地欢迎老领导、老教师常到学校走走、看看，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学校的工作，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
退休教师和困难教师对学校领导走访慰问感到非常亲切，对学校领导的关怀和慰问表示感谢，他们说，作为五中大家庭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了解到学校的发展成就和思路后，他们感到十分高兴，对学校的前程充满信心与期待。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学校的发展，并祝愿学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春节慰问活动总结2
春节期间，镇党委和政府在全镇广泛开展慰问活动，认真制定慰问工作方案，要求慰问干部端正态度，以满心热情看望慰问群众，做到“身入心也入”，积极主动与群众交心谈心，听取群众诉求和理解群众困难，尽力解决群众所急，真正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慰问和鼓励送到千百人民群众中，推动党群关系密切发展。
提前谋划慰问事宜，有条不紊开展工作。一是方案制定。制定可行性高、实用性强的方案是保证慰问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镇党委研究确定了慰问时间、慰问人员分组、慰问人员选择标准以及慰问注意事项，同时根据各村人口情况确定各组慰问任务。二是人员摸排。根据镇党委确定的标准及人数要求，各村（居）两委干部将人员摸排好上报镇党委统计汇总，镇党委广泛征求镇纪委、派出所、计生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充分保证慰问人员的代表性和先进性。三是物资准备。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控制经费支出，购买的物资既能体现党和政府对慰问人员的关心也能充分展现机关单位崇尚节俭的良好作风。
认真组织进村入户，分门别类关怀到位。为增强此次春节慰问的成效性，镇党委确定走访的人员主要有生活困难群众、返乡农民工和致富带头人等三大类。一是走访困难群众。困难群众是党和政府最牵挂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水平直接反映小康社会建设的成效。慰问小组在走访慰问中除送去准备好的慰问物资外，还注重和困难群众谈心，认真记录影响其生活困难的主要因素，争取运用现有惠民政策尽早帮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二是走访返乡农民工。常年在外的农民工具有一定的见识和眼界，他们对外界和本地区发展的差距必然会有自己的思考，慰问小组特别注重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鼓励他们返乡创业，积极发展产业，为家乡发展增添力量。三是走访致富带头人。致富带头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慰问小组在慰问中尤其注重听取他们在发展产业致富方面提出的建议以及希望镇党委、政府帮助解决的困难。
确保慰问尽显真情，统筹协调为民解忧。在慰问活动结束后，根据方案要求，各小组要在相应村（居）组织“两委”干部召开座谈会，由联系领导就慰问工作情况、收集到的意见及建议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在会上进行通报，广泛征求“两委”干部看法。而后，各小组结合慰问工作和座谈会征求到的意见形成书面总结统一上报镇党委。镇党委汇集各组意见后，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待解决未解决的事情、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和谐安定的不稳定因素和各项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到位、不全面问题进行统一研究抓解决方案，真真正正为民做实事，解难题。
春节慰问活动总结3
一、领导重视，统一部署
社区的领导十分重视开展元旦春节送温暧慰问活动，社区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专门对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进行布置，决定开展形式多样的春节慰问活动：一是在元旦春节前夕对困难居民，特困居民由工会进行一次困难补助；二是拨出春节慰问专款，并按照要求普遍进行一次走访慰问，把温暖送给每个居民；三是对孤寡老人派专人进行看望、慰问；四是向上述人员发出慰问信；五是个别路途遥远不能走访的，进行电话、信函表示慰问。由于领导重视，人力和资金上得到了根本的保证，有力推动了春节慰问活动的开展。
二、突出重点、措施有力
社区居委会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它摆上工会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好困难居民的生活保障工作，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切实做好元旦春节慰问工作，社区工会首先对社区所有人员状况进行了一次普遍摸底调查工作，逐一进行了事前专访或专门联系落实到人，及时发现了困难人员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在元旦前集中一段时间做好特困居民人员家庭的核实摸底工作，及时调整充实了特困居民档案，摸清了底数，为送温暖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实施送温暖活动中，我们注重突出重点，将生活一般相对困难和特别有灾有难大病等的区别开来，如特困、大病致贫居民、特困单亲家庭等，采取有针对性地进行困补等措施和办法，切切实实的为他们排忧解难。由于抓住重点采取有力的措施，使真正有困难的居民得到了及时的帮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篇6
“十五”规划提出城镇化战略，至2002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39.09％，已超过1998年世界发展中国家38.4％的平均水平。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重心仍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超大城市群现象。
一些大城市正积极开展城市现代化建设，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承办2010年世博会，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显著提高，将较快地进入国际化城市的行列。
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城镇化。“十五”以来，在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地方政府不仅制定了明确的城市扩张目标，而且努力拓展融资渠道，加大城镇建设投资。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实力显著增强，从单一房地产项目开发投资转向城市产业构建，出现了在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下声势浩大的民营造城运动。
我国城镇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1．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一是“十五”以来，在积极实施城镇化战略中，一些地方存在城镇建设“”倾向：急于求成，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大城市纷纷争建“国际大都市”，中小城市纷纷建设“大城市”。目前，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约占全国660座城市总数的28％。
一些地方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建设，不顾客观条件，下达“城镇化率指标”限期完成。
二是目前我国土地市场的混乱和土地管理失范具有范围大、涉及面广的特点。许多城镇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大面积乱批乱占土地。在经营土地背后，一些地方政府向土地管理部门直接下达年度土地出让指标，以求完成财政创收任务。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已成为不少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
三是城镇化的换牌运动。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
2．农民工问题
一是农民工社保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外来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3.4％和2.7％。
二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流动儿童各种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义务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应平等获得城市义务教育。
三是农民工安居问题。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如不能有效改善，那些环境不断恶化的低收入社区将成为城市的“毒瘤”。
3．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对城市就业带来新的挑战。城乡就业成为一体，意味着就业将从“城镇从业人员”转变为“社会从业人员”。户籍放开后，极有可能出现劳动力集中流向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现象。
4．城市产业支撑问题
城镇的发展最终离不开产业的发展。在当前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各级政府最应做的不是急功近利地建空壳城镇，而是利用本地资源、环境条件，发展经济，构建产业体系。
5．失地农民保障问题
据有关研究估计，全国失地农民达2000万人。在城镇化的早期，失地农民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安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用工方式市场化，政府不能把农民硬“塞”进企业。按法定标准算出来的征地补偿标准太低，根本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据有关调查分析，2002年被征地的农民人均获得补偿按照当地物价水平，仅够维持基本生活两年半。
6．土地流转问题
几乎所有国家城市化进程都是从土地的自由流动制度改革开始的。同样一块地，用来种粮食和用来盖厂房，其产生的价值有着天壤之别。在城市征地的同时，各地出现了各种自发的土地流转。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大中城市的郊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以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等形式自发流转的行为大量存在，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7．行政区划调整与创新问题
目前，行政区划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区和经济区不一致，制约了经济发展。我国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在相当程度上寄生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许多负面效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经常对经济进行不合理的干预，行政区成为阻隔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堵“看不见的墙”。
8．投融资问题
目前，各地政府通过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土地批租”融资、实施政府担保贷款等，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能力。建立“土地储备制度”，不仅推动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土地要素市场的形成，带来土地收益的增加；而且在土地储备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土地储备基金为地方政府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了前提。正是由于土地储备制度扩展了政府的融资渠道，2003年以来的城市建设投资规模迅速增大，不少城市的城建投资规模是以往年份投资规模的数倍。
如何看待因“土地储备制度”而增强的地方政府城市建设融资能力？如何判断和把握一定时期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投资规模和结构，防范可能存在的“城市建设过度投资”问题，仍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十一五”时期加快城镇化的战略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在中国只有让农民换个活法，换一种生活方式，核心是分流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所以，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通过城镇化，使更多的农民进城转变成为市民。
要把握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度”，既不能搞城镇化“”，又不能失去城镇化发展的机遇期。
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已成为制定城镇化战略的两个着眼点。全球化最明显地表现为一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会促使城市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要素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目前，国际制造业有向我国大量转移的趋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和热点。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是我国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有利条件。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城促乡，以工促农，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五个统筹”。城乡统筹，解决城镇化问题，意味着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将城乡这样一个区域的整体力量发挥出来，城乡联动，共同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统一起来；二是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体系，即以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关键是构筑一个有机的区域发展体。在这个区域发展体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单个城市的规模大小，而是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联系的强弱。在城镇化发展中“联系”是最重要的因素。通过“联系”（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实现产业、经济、人文、文化等的交融、互动与联动。
推进城镇化要重视对“联系”的研究。即要研究空间布局，要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以背景区域来设计城市规模、城市产业分工和产业体系构建；要关注城乡过渡带的发展，注意点应放在承城启乡的过渡地带，承上启下的小城镇、小城市发展。重视城市群（带）、都市圈的发展；要重视区域联系方式及功能的强化。
我国城镇化的特点是“农民进城”。因此，要加快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关键不在于政府如何“促进”城市的发展，而在于降低政府设置的进城“门槛”，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在于发展城市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完善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城市对农民的吸纳力；在于加强劳动力培训，增强农民进城的素质能力；在于激活农民所有资产，并在城乡间自由配置，增强农民进城经济能力。城镇化是国民经济综合性问题。
城镇化有两种操作模式：一种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另一种是政府集引导、主导于一身。很显然，采用前一种办法是巧借市场之力。而采用后一种办法则依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不可避免出现政府行政职能的越位，并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政府与市场共同促进城镇化发展应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
三、“十一五”时期加快城镇化的战略选择
（一）农民工市民化
我国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数达到9000万―1亿，每个人平均从农村携带1―2个人（配偶、孩子、老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最现实的，首先是如何将全国近1亿的农民工转变成市民。“十一五”期间应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使其落户城市，安居乐业，并逐步市民化。
第一，合理调整大中城市的农民工政策。大中城市应适当放宽条件、降低门槛，将符合要求的农民工纳入大中城市落户的范围进行考虑和安排。
吸纳农民工在大中城市落户，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不负责任地放开”，而是要根据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从符合农民工特点的要求出发，逐步探索农民工在大中城市落户的吸纳机制和操作程序，使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第二，积极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我国农村社保制度建立完善并与城市社保制度接轨之前，过渡性的措施是采取“分层分类”地推进，将农民工进行分类分层，按照他们的实际需求提供社会保障。根据工作特征，可将农民工分为两类：一是缺乏稳定的工作岗位，长年在外打工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二是已经在城市中找到工作，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的农民工。对于农民工而言，最要紧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险，而是要有针对性。农民工的工伤保障制度应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予以确立。同时应积极试点，创造条件，最终使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政府应在职业培训、就业咨询、住房供给、子女上学和最低工资等方面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并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义务，是国家对国民素质的投资，农民工子女应平等享受城市义务教育。另外，在大城市应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存保障”体制，以使那些陷入困境的外来民工能够暂时找到合法的活路。鉴于有些大中城市农民工数量庞大，有必要设立由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管理机制和协调机制。
第四，打通农民进城的渠道。政府应建立农民进城就业的动态监测系统，定期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信息。对国家产业进行合理布局，以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向。另外，积极发展劳动中介组织和农民自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城市的组织程度。
（二）寻找或创造非农就业机会
1．将振兴制造业作为战略重点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第三产业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不高，人均资本拥有量低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速农业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动力来自大规模的工业化，没有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是难以做到的。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确立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较低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使社会的需求相对较低，限制了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张。工业化国家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移是因为发达的制造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物质财富。中国人均财富占有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必经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水平较低，面对全球化竞争，中国仍应该把振兴制造业作为战略重点。
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成体系的加工组装制造业。围绕着成本下功夫，走规模化、集约化道路，在自己有优势的制造业领域做大、做强，这是中国制造业安身立命之道，也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2．重视产业集群的发展
制造业发展，其竞争力还在于产业组织形式，即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集群效应在国际上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在美国，许多州纷纷抛弃以单一企业为主的产业政策，设计和执行集群型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已有20多年历史，它对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和浙江省的地方经济、城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产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在我国长期未能被清晰地认识。产业集群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根据浙江、广东、江苏城镇化的实践经验，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十分重视和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的集聚，并以集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过去讲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主要是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等，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后，这些优势已不再明显，或者不复存在。但是，产业集聚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产业集聚的形成，再一次增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
在此情况下，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群，而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其它地区的产业转移上。（1）统筹优化生产力布局，把工业园区整合为产业功能区。（2）把产业链做成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脉。一是把大项目做成大产业。依托一个大项目，形成一条产业链。二是变大企业规模拉动为产业带动，重视大企业与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建立紧密联系，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三是强化产业内部联系，提高交易效率。（3）创新产业集聚的体制和机制环境。一是塑造区域文化，促进企业相互合作、互动发展。二是建立区域服务体系。积极发展中介机构，大力发展出口商、生产力中心、信息中心、质量检测控制中心、行业技术中心等集群服务机构。发展区域性行业协会，使其在投融资、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人才培训、产业损害预测预警和反倾销等方面发挥作用。三是建立专业化市场。统筹市场布点，培育区域性市场品牌。
3．加快城市第三产业发展
据统计，1996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每提高1％，就可以增加7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就可以创造9000多万个就业岗位。毫无疑问，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市经济是一个系统，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产生出巨大的系统效益，落后的城市服务产业会严重影响其他产业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影响城市的整体经济功能。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国家，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每转移1个劳动力，同时就向第三产业转移2个及以上的劳动力。而我国最近20年来，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每转移1个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只转移了0.65个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制度障碍，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垄断体制的约束，如城市公用事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垄断性行业的发展就十分缓慢。不彻底打破垄断，城市第三产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所以，要下大力气打破城市第三产业的行业垄断，加快改革步伐，对外资和民营企业开放，在用工上要取消户籍限制和对外地人员的限制，以加快大中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
4．大力发展非公所有制经济
非公所有制已经稳住了数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民。推进城镇化，打造适合于非公经济发展的城市环境和产业发展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解决就业，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政府应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设计与规范实施，激发民间力量，通过市场来解决就业问题。其中关键性的措施是积极促进发展新企业，通过创业解决就业。政府要建立创业服务体系，把政府有限的财力用在鼓励创业上，为创业者提供帮助。
（三）政府职能转变
1．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管好自己该管的事。城市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经济活动的重点是在公共经济领域。对产业经济和消费经济，政府的角色应是保障公平的秩序和间接的调控。
公共经济的规模和水平基本上反映一座城市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状态，也是这座城市政府的职能和业绩的综合体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把城市政府管理的属性界定为“公共行政管理”，城市政府职能公共化是一种同经济市场化伴生的现象。在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城市政府更应以强化“公共服务”为职能转变的基本取向。
2．加强规划、规范和引导作用
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三大依次关联的环节：一是城市的布局、分工体系规划。二是单个城市的建设框架规划。着重从合理组合及形象、美学角度进行规划设计。三是城市的功能培育。即根据所确定的城市功能定位，对符合该城市功能要求的要素，加快定向集聚，强化功能培育。对不符合该城市功能要求的要素，则设置一些政策性门槛，使其改变流向。定向集聚的结果，使在总体上实现资源的合理分流和配置。
现阶段政府可行的主要举措，一是改变户籍和各种城市管理制度，降低城市“门槛”，使人口行政性聚集向市场性聚集过渡。二是提高城市的要素经营效率和城市竞争力，使外延性城市扩展向内涵性城市拓展转变。三是通过产业扩充和产业聚集，使从政府造市向产业扩市的市场化机制转变。四是国家有关部门要结合制定“十一五”规划，与有关地方政府合作编制全国城市体系规划、省及经济区城市体系规划，就全国、一个省或一个经济区范围内的城市功能分工体系和组合效应进行规划研究。五是对城市中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进行有力度的整治，促进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六是提高城市中的人均收入、人均福利、人均社会保障的水平，促进贫弱城市向全面小康城市迈进。特别地，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公共品，对公共品的享受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权利。
3．积极推进中部人口大省的城镇化进程
一系列数据说明我国经济重心在沿海，社会重心却在中部。特别是鄂、豫、皖、湘、赣等省，人口非常集中，GDP占全国的29％，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5.5％，农业人口占到全国乡村人口的27％以上,外流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55％。“五普”城镇化水平平均为28.6％，低于全国平均8.5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集聚了相当多的乡村人口，并面临最少的自然资源和最为严重的贫困问题，政府应优先解决中部地区的“三农”问题。中部地区是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最重要的地区，如何推进城镇化在全国意义重大，应是我国城镇化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如果这部分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村人口能够得以顺利转移，将会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调整提供巨大的空间。所以，在“十一五”时期，在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同时，实施中部城镇化战略，集中力量在中部省份，特别是在鄂、豫、皖、湘、赣等省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关键是发展一批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加大中央的财力支持和政策的倾斜。
四、“十一五”时期城镇化目标
采用多种预测方法，对“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基本呈快速发展趋势，年均增幅有望达到1―1.2个百分点左右。到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可能达到47.5％，将达到1998年世界47％的平均水平。
“十一五”时期实施城镇化战略的总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提前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协调发展；保持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经济关系的协调，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促进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统筹城乡，实现城乡社会共同进步。具体目标：
（1）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到2010年，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47％以上，达到1998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
（2）完善城镇结构体系。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现代交通、信息联结一体，功能互补的大中小城市网络体系。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城镇结构体系。适应城镇体系发展的趋势，重视对城市连绵区的合理组织，完善发展政策和管理体制。实施重点：一是强化三大城市群，加强长三角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带的整合和发展。二是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着力构建中部中心城市，进一步强化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建设。三是以县城为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城市。通过重点建设城关镇和强镇，到2010年把它们发展成为以下三种规模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县，以城关镇和强镇为依托，发展为1个30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1―2个5―10万人的小城镇。人口在50―100万的中等县，发展1个20―30万人的中等城市和1―2个5―10万人的小城镇；50万人以下的小县发展一个20万人的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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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两型社会 武汉城市圈 旅游业 发展路径
一、武汉城市圈与两型社会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经济总体发展呈现相对滞后的局面，与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中国腹地中心身份不符。为了振兴湖北经济，使湖北率先在中部崛起，并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2003年11月，湖北省政府提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武汉“1+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km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以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周边城市。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综合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的申报获批，武汉将被推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最前端，既要有效节约资源、保护好环境，又要做到经济可持续发展。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武汉城市圈“综合改革试验区”，也就是以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为核心要素的改革试验区。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全国来说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中部的改革试验区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考虑。武汉“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获批，将成为“两型社会”的重要示范基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的突破口。
二、“两型社会”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
1、旅游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关系
（1）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有利于形成节约型社会风气。资源的稀缺性，不仅是经济发展长期面对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突破的瓶颈。因而，平衡供求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合理开发，而合理开发不是缩小开发的规模，而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下，对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划，结合特定的生态、地质、技术、文化与经济条件进行合理、有序、适度的开发。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有助于促进市场秩序走向良性运行，对于解决当前武汉城市圈旅游市场混乱局面有较好的治理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形成节约型社会风气。
（2）建立节约型社会有利于促进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旅游资源是在一定自然和文化积累基础上的稀缺资源，只有进行有效利用，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节约型社会恰恰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它提倡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其核心是节约资源。旅游业发展只有在节约的基础上，才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
2、旅游业发展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
（1）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两型社会”的建成，将使一个城市变成天堂般的“宜居城市”、“和谐城市”，它将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它时时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尽可能多的欢乐、祥和、幸福。旅游业的发展，依托于良好的旅游资源与怡人、怡景、怡情的旅游环境。旅游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生活环境的过程，体现了人类对美的阐释和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宜居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生活环境的结果，旅游业的发展将会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
（2）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从人本身出发，不是把人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通过生产和过程达到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协调。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对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上，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就是注重合理开发的一种发展理念，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1、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现状
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市和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土地总面积为5.81万平方公里。武汉城市圈内旅游资源丰富、门类齐全，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总量占踞湖北省半壁江山。从自然资源来看，圈内现有3个山地森林生态自然保护区，11个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和3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从人文资源来看，拥有1个世界文化遗产，1个历史文化名城和2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此同时，圈内有3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1个5A级旅游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对武汉城市圈发展一体化旅游市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旅游资源拥有地缘优势和良好的互补性，武汉城市圈在旅游资源整合和区域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2007年城市圈共接待国内旅游者5773万人次，同比增长23%，占湖北省的57%；接待入境旅游者57万人次，同比增长17%，占湖北省的43%，武汉城市圈为全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初，武汉城市圈开始推行旅游对接营销方案，在旅游规划、旅游品牌、旅游开发、旅游促销、旅游线路、旅游市场等方面实现一体化。由湖北省旅游局牵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建立了旅游局长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了“联手结对、联媒宣传、联合促销、联企开发”的思路，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武汉市发挥龙头作用，先后与孝感、咸宁等地签订了合作协议；城市圈内各城市开展了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和旅游资源调查等活动；一批重大旅游项目正在建设中，成为城市圈的新亮点；以科教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三国文化旅游、温泉度假旅游为特色的城市圈旅游产品体系初步形成。目前，湖北省旅游局已安排专项经费，由武汉市旅游局组织各城市共同编制城市圈旅游实施规划和行动计划，确定建设重点与建设时序。
2、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旅游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如东湖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水中氮、磷、COD、BOD5等含量显著超标。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先进地区相比明显滞后，“食、住、行、游、购、娱”配套不够完善，尤其是城市至旅游景区之间道路等级较低，城市中的旅游设施建设滞后，景区环保设施和标识系统不完善。三是各城市的旅游资源开发总体上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缺乏对城市圈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如缺乏统一规划和统筹，圈内出现了部分低档次、低水平、近距离重复建设和项目同质化的现象。四是各城市对旅游营销没有形成合力和联动机制，因而缺乏整体推进氛围和武汉城市圈整体形象。五是各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不健全，区域界限、体制障碍、利益分割等突出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六是旅游市场秩序混乱，商业网点建设未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景点建设项目规划混乱，景点重复建设严重，景区内部管理无序，城市圈旅游发展大环境尚未形成。综上所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武汉城市旅游圈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使各个城市之间的旅游资源难以整合，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举措，使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得到协调、有序的持续发展。
四、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1、加强政府主导作用，优化旅游资源配置
在“两型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只能通过供求矛盾互动在事后，因此这种调节是以资源浪费为代价的。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要将负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和正外部性的社会收益内部化，降低污染排放和资源滥用，需要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将旅游开发中的外部性内部化。围绕“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对武汉城市圈旅游资源进行普查和统一规划，确立城市圈旅游总体布局与资源整合方案，确定建设重点与建设时序，并按总体规划计划安排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项目与区域。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加强项目招商与精品旅游景区建设，避免重复建设和不合理开发。
2、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强化旅游环境保护执法力度
在旅游企业经营过程中，应以“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为指导，向游客广泛宣传生态旅游知识，提高保护生态资源的意识，倡导文明、和谐的旅游消费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必须强化环境保护执法力度，建立以法律为主导的环境保护体制为。制度是推行资源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保障，资源环境保护错综复杂，单纯依靠政府，难以应付众多分散、流动的管制对象。因此，要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3、扩展与延伸旅游产业链，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系统
在旅游业发展中，促进城市圈二元经济结构（从传统生产部门向现代生产部门）的转化，如绿色食品生产和加工；推进产业转型，如观光农场、休闲牧场的出现以及乡村休闲游、工业旅游的开展；在传统第三产业中积极进行经营方式的创新，如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型酒店，对房地产业销售方式的创新，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善原有产业结构状态，促进新的产业生长，如会展业、休闲娱乐业、旅游房产业、旅游餐饮业、旅游住宿业等。推动对武汉城市圈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商贸文化的挖掘，通过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创新，促进第三产业中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不断扩展与延伸产业链条，创新传统生产方式，构建循环旅游经济系统，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形成。
4、完善旅游集散功能，为旅游业良性运行奠定基础
武汉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但武汉市及城市圈中各城市的交通建设仍滞后于旅游业发展。因此，应完善水、陆、空等现代旅游交通体系，开通水上旅游运输专线、增设旅游专列、开展旅游包机业务，实现快捷集散的目标；充分利用城市圈内现有交通设施，完善旅游城市之间以及旅游景区之间的交通路网系统，使游客能方便迅捷到达旅游目的地，提高景区的可进入性，为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五、结论
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建设“两型社会”涉及到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涉及发展战略选择、观念更新、制度变革等因素。它要求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并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引导可持续消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因而，建设“两型社会”，是解决当前武汉城市圈旅游业问题的有效理念，在这一科学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将会带来旅游业发展上的变革，促进武汉城市圈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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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人工智能；农业企业；财务
当前国内农业企业数量众多，业务内容多种多样，规模大小不一，资金数量悬殊，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财务管理设备、理念和财务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也有一定差异，财务实践形式多样化，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形成较大差距。因此，人工智能赋能农业企业财务管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农业企业和农业企业财务
（一）农业企业
农业企业一般指以农业经营为主，采取独立核算的农业经济单位。从狭义上来看，它指的是采取独立核算的农业经营生产单位。当前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多地和相关联机构、部门融合，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日益延伸至产前环节与产后环节，催生一大批一体化、综合性的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如此一来，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与加工、为农业服务等方面的企业，均应被列入农业企业的范围内。所以，农业企业指的是在一定场所，集合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设备等多种生产要素，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消费者提供包括天然纤维、食物等内的动植物产品与相关服务；在承担风险与利润动机的条件下，采取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独立经营的农业经济单位。本文采取这种农业企业的广义定义。
（二）农业企业财务
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受到农业细分领域彼此借力的影响，经营多元化、产品多样化的现状导致农业企业繁多的财务会计内容。相应地，农业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也充分体现出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需要单独核算相关细分领域的成本费用与多种类型的非生产性开支。农村地区的管理机制比较复杂，通常情况下农村地区采取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管理制度，服务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经营活动。当前，农业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适应统一化、现代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农业企业急需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移动互联网等人工智能科技进行财务会计操作，进而持续提升财务管理的效能。
二、人工智能与农业企业财务的融合
（一）人工智能
1955年认知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关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的设想是关于“制造智能机器的工程与科学”。从本质上来讲，人工智能指的是让机器像人类那样思考与行动，进行深度学习与自我学习，理论上能够对人类思维进行模仿，得出相应结论与拥有智慧。国务院2017年7月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智能农业，构建典型农业大数据智能决策分析系统，推广示范智能牧场、智能化植物工厂、农产品加工智能车间、智能化植物工厂、智能农场、智能渔场、农产品绿色智能供应链、智能果园等集成应用”。智能意味着，计算机能够加工、采集相关信息并结合自身知识经验与现有阅历，获得问题处理的能力。人工智能指的是，人们将特定程序输入计算机，计算机系统经由学习和运用有关应用程序，并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来解决生产工作生活中的问题。人工智能是一门综合性强的新兴学科，涵盖控制论、管理学、信息学、逻辑学、数学等诸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适用于农业生产的不同阶段，对农业生产经营的产后、产中与产前阶段实施全产业链监控，在此基础上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的高产化、高效化、集约、优质化、安全化、生态化等，助力企业实现可续发展的目标。
（二）人工智能赋能农业企业财务的优势
人工智能赋能农业企业财务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智能对财务管理的推动和改善，打造智能财务。智能财务要求智能化技术、设备覆盖企业的财务流程，它包括三大层面：首先是以财务与业务融合而成的智能化财务共享平台，它也是智能财务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是以商业智能为基础的智能化管理会计平台，它是智能化财务的重中之重。再次是，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财务平台，能够推动智能财务的可持续发展。第一，促进业财有效融合。土地及针对性的劳动工具、资金、劳动力等基础资源，是农业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首要生产资料。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随着这些资源的变动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地域性，这也是影响农业企业生产经营时间和周期的显著特征。众所周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如今和农业生产经营的结合日益密切，赋能具有典型行业特征的农业财务会计业务，积极助力农业企业的发展。人工智能背景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放大企业财务科核算的工作的自动化与数字化，农业企业的业务财务融合趋势持续加速。此处的智能主要是指人造的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基于现代财务管理丰富、工具和理论，利用人类财务专家和人工智能机器（基于人造的认知智能与感知智能）组成更强大的人机协同智能系统，在双边动态开展复杂的农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延伸、扩大与部分代替人类财务专家的各种财务管理工作，进而开展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战略、管理活动。第二，推进实施监督审计。它借助各种人工智能会计对相关业务活动进行监督，进而深度挖掘农业企业财务数据和信息背后的经营管理状况；持续改进财务分析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提升其对业务工作的改进与落实。与此同时，它可以发现与反馈存在的各种风险和问题，从财务管理、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的视角设计出更优化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综合分析企业的资产规模、资金筹集分配、投资盈利水平等信息，以科学的财务分析助力未来发展规划和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科学性。第三，发挥管理会计职能。构建以商业智能为基础的智能化管理会计平台，是智能化财务的重中之重。在此过程中，要合理打造农业企业的人工智能财务体系，综合多种会计知识、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综合经营分析、财务决策、会计报表分析与预算管理等等多种功能，更高效、更精准地处理农村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助力管理、决策、财会的高效性与科学性。双汇集团财务系统的财务机器人流程中用到的自动化技术，是典型的电脑模拟技术，在财务会计活动中通过模拟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的具体操作流程，结合机器人的自动化流程开展财务，多技术融合的优势，成本控制的实现、工作效率的增强都得以体现。在此基础上，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财务平台才能逐步构建起来，有效推动智能财务的可持续发展。河南省不少农业企业纷纷利用芸豆会计智能财务管理系统，其智能化、全自动的财务系统借助人工智能科技、图像识别技术使传统的人工财务记账转变为如今的人工智能处理财务信息，形成了更加标准化、更智能化的记账理财记账流程。它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将服务于当地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当作重中之重，为大量农业小微企业、财务企业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财税综合服务平台，持续强化其管理会计职能。
三、人工智能赋能农业企业财务的主要渠道
如今一些农业企业主不懂得借贷记账法和财务会计业务，又面临着压缩劳动力成本和企业开支的压力。为了提升财务管理效率，它们邀请各类专业做账企业采取各种技术性财务软件，通过扫描各类原始凭证，使其自动生成政府机构认可的财务报表；在剖析财务报告的过程中发现更多审计漏洞，改进审计手段与方法。会计计量领域的公允价值计量以会计信息相关性为基础人工智能促进业务财务的有效融合，从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中获得更大的公允价值，切实增强会计信息领域的相关性。
（一）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系统涵盖大量的网络神经，是传递财务信息的关键途径，它能够精准而快速地传递财务信息和数据。人工神经网络有BP、ART、RBF、HOP等多种网络，采取类型众多的处理单元，对人脑神经系统的相关机理和操作进行模拟，依据差异化的联结方式组合而成相应的网络。它通过学习知识库、自主学习、深度学习、修改推理机的，帮助人类扩展对各种外部世界的深刻理解与智能化控制。这些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网络神经系统，通过模拟人类的神经系统，对为数众多的财务信息和数据进行处理，依据各个板块的要求提升财务信息数据分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然后交给专业化的财务管理子系统处理，完成后分类整合全部的财务数据和信息，并返回原处。如今它已经被普遍运用在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公司的财务管理活动中。如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著名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智能财务管理系统综合BP、ART、RBF、HOP多种神经网络。基于BP神经网络财务系统，侧重于函数逼近、分类、预测和优化等诸多领域。该公司以期进行纳税评估、战略财务管理、风投项目评价等多个领域。ART网络重点用在财务信息挖掘、财务数据质量控制、深度挖掘隐蔽性强的财务数据和信息，财务危机报警与财务诊断等多个领域。RBF网络聚焦该集团的客户关系管理业务与相应的施工项目造价评估等活动，HOP网络则被广泛运用到该企业的工程技术领域中。
（二）财务管理专家系统
就财务管理专家系统的字面意思而言，这种人工智能系统达到专家级别的专业化学习、理解、运用和分析能力。财务管理专家系统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智能程序系统，可以借助人类专家的问题解决方案、各种理论、经验、方法和知识，化解财务领域的各种复杂问题。财务管理专家系统能够依托计算机能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获取大力的专家知识，且永久保留专家知识、易于复制和快速转换，其分析判断能力不会受到环境的较大影响。与人类专家相比，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便宜，能够在很大程度代替相关领域的专家。如今用友、友强等不少财务软件开发公司纷纷开发出基于云存储的农业企业财务管理专家系统，农业企业能够通过租借的方式获得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作为一家著名的农业高科技企业，如今已经成长为以种业、饲料为主体业务，以植物保护、动物保健、生物饲料、种猪、疫苗为辅的农业大型知识企业。它采取友强财务公司开发设计的财务管理专家吸引，以有效化解企业财务会计领域中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合理而科学借助该专家系统化解这些难题。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复杂的各种财务问题进行转化，使它们成为一个个易于解决的、难度不大的子问题，并逐步解决这些子问题，再经由财务管理专家系统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和优化，从而形成更科学的财务管理解决方案。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行“金三”系统，它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完善财务指标分析机制的设计和建设。它能够从农业企业的海量申报数据中比较和获取非正常的各种财务指标，强化国家对农业企业的财务监管。审计专家、金融实务人才、财务分析师在财务会计实务中积累了珍贵的、不成文的经验与知识。这些知识和经验应通过相应手段，被保存和累积到专家系统知识库中，以有效发挥专家专业的知识技能优势，更有效地提升农业企业的会计财务管理质量和水平。
（三）智能识别提高全样本审计效能
农业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财务管理技术，可以快速而准确地识别和处理海量的财务会计信息，它可以规避传统抽检的舞弊风险、审计面不够宽泛、重大人为失误、耗时较长、效率较低等诸多问题。德勤会计公司为世界上不少农业企业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样本审计服务，尽可能地消除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利影响。整个操作过程的业务风险得以降低，记录追踪准确而全面。农业企业的合规审计业务得以实现“全查”，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完成各个任务的相应步骤，能够当作审计证据并满足合规要求。这是因为，人工智能财务会计软件具备较强的光学扫描、自然语言处理等性能，能够从农业企业数量庞大的财务信息中识别出关键的审计内容，自动做好财务会计的审计归纳。它可以化解人工难以准确快速提取样本关键性材料的问题，对传统审计流程进行优化、劳动力得以从繁重的脑力中解脱出来。同时，财务信息采集和审计内容提取的精度和速度得到显著提升。
（四）各层财务人员积极适应
整体来看，财务会计队伍的角色要持续转型，发挥“军师”、“参谋”的决策支持功能。要以引入的人工智能信息系统为支撑，顺应管理会计领域的发展和智能化、信息化财会系统的深层次变革，适应智能财务的快速发展。大型农业企业财务会计队伍中的基层、中级、高级会计人员面对人工智能日益广泛运用于财务管理的形势，都应积极行动起来。首先，基础会计人员要做好报销、传输、整理、制单等重复性、简单化的财务工作。要掌握更多角度、更多层面的财务会计知识，实现自身专业、职业的不断发展，成长为人工智能无法代替的复合型专业化人才。其次，中层财务工作者要做好企业报表的统计分析、数据处理加工、成本管控等，首先要转变财务管理的思维，从之前的财务思维过渡到决策助力和管理会计层面，持续放大财务会计管理的眼界和格局，强化相关经济业务的管理与预测，协助处理公司风险处理和公司战略，促进企业的平稳尽快发展。要充分利用各种人工智能处理简单化、重复性强的业务工作，并以此进行精准科学的数据分析和统计结果研读，实时跟踪财务信息，并做出有效判断，逐步提升工作效率。再次，高级财务工作者要充分把握企业的资金调度、资本构成决策、投融资成本使用与风险、业务风险分析等；要保持对经济环境、政策、市场等的敏感。不断熟悉所在企业的具体业务模式，参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制定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财务管理规划。以财务资金的使用和调度助力投资融资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实现关联方采访、利润最大化等多个目标。
结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日益提高。各级会计人员要持续丰富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在深入动态挖掘财务会计信息，促进多种数据源的有效聚合，洞悉企业发展变化的态势。通过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财务共享中心，形成更加规范的财务记录和会计报告。以人工智能的显著优势推动业财融合、全面审计监督，促使数据信息利用效率增加、财务活动精细化程度提高。农业企业要持续发挥人工智能科技“军师”和“参谋”功能，推动企业正确决策、精细化管理、战略规划实施。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Z］.2017-7-8.
［2］王京京，马雄风，李丽霞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科研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及前景［J］.农业展望，2018，14（04）：58-60+81.
［3］李嘉欢.人工智能下财务决策支持系统的机制与实施路径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9.
［4］陈金凤.浅议人工智能时代企业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J］.现代商业，2020（17）：181-182.
篇9
关键词：师范教育；教师职业；教师素质；教育结构；教育过程
师范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我国教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师范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师范教育现代化是适应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迅速达到先进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大工程。师范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又是师范教育高度发展的一种状态。
一、全面审视师范教育的重要作用，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
我国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1](P374)，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1](P.88)作为普及教育之本的师范教育办得好与不好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事。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适当的国民，“就全靠教育”，“要造就适当的国民，须有适当的教员。”[1](P374)而要想有适当的教员，就要有适当的师范教育，所以陶行知先生认为“师范学校负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1](P374)“国家所托命之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2](P139)将师范教育提到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密切关联的高度来阐明其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对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实施，使全社会认识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关键在师范教育。这就是说，只有师范兴，教师兴，才能教育兴，国家兴。师范教育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技开发等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功能，还具有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特殊功能。
师范院校要为基础教育发挥全面的服务功能主要表现为：一是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和服务指导，包括中小学教材教法改革研究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形成职前职后师范教育一体化的办学体制；三是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教育决策咨询。全面发挥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功能，是师范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师范教育重要功能的体现。这为教师专业化提出了迫切要求。教师专业化是适应新形势、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的客观要求，也是师范教育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促成教师是一种专业的认识，得益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的《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书》（1966）指出：教育工作应被视为专业。就目前来看，教师工作只是在“服务重于报酬”这一点上符合专业的标准，而在其它所有方面几乎都远离专业的要求。[7]（P98）教师在专业化过程中存在并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第一，由于目前的教学是以讲解式为主，所以无需专业性学习，教学可以凭经验而得，这与低技术型行业一样。第二，学校课程、教学内容、考试时间等无一是由教师根据需求自定的，因此实际上也不存在所谓专业的自由。第三，教师职业的修业时间远低于其他专业。第四，教师就业资格较易获得。
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就要建立统一的教师专业标准和严格的教师资格制度，组织相应的教师资格考试和颁发教师资格证书。依法保障教师素质，从教师队伍的入口把住质量关。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大幅度提高，普通教育师资的来源要由以培养为主转变为以选拔培训为主。
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将会使我国独立存在的师范教育体系被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所逐步代替，这意味着师范教育从“师源”到“生源”的开放，即鼓励有能力的教育机构积极参与教师教育工作；鼓励非师范院校的学校毕业生经过规定的培训取得教师资格证书，从事教育职业。今后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概念将代替“师范教育”一词，对教师职前、入职和职后教育进行全程设计。所谓教师教育一体化就是适应社会和教育的改革要求，针对现有师范教育中职前在职隔离、体制机构各自为政、教育内容重叠交叉、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据终身教育思想、教师职业生涯理论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构建一个体系完善、机构合理、内容科学的一体化教师教育模式，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6]
二、重新整合师范教育培养目标，使教师素质综合化
培养合格的教师是师范教育的根本任务。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从社会需要出发，在不同的时期对教师的要求就不同。教育学家陶行知曾提出：在提倡新教育时期，对教师的培养目标是：其一，“要有信仰心”；其二，“要有责任心”；其三，“要有共和精神，事事与学生共甘苦”；其四，“要有开辟精神”；其五，“要有试验精神”。在试验乡村教育时期，对教师的要求是能够做到：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环境的阻力化作为助力，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精神；做人民的朋友，有献身教育事业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难教育时期，对教师的培养目标是：应当解决国难而不可加重国难，必须追求真理，讲真话，跟学生学，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教师的培养目标是：教师必须虚心好学、宽容，理解学生，能解放学生的眼睛、双手、头脑、嘴和时间、空间，跟民众学习，放下先生架子等。陶行知在各个阶段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基本精神。[3](P637)
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培养目标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它体现了师范教育的专业特性，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培养有生活力教师的教育目的和办学宗旨。对于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师范教育改革，培养合格师资仍具有借鉴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发展，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有必要借鉴陶行知师范教育培养目标的思想，重新设定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要求师范教育培养的学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有机结合于一身。
确立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特别要注意：第一，专业素质与文化素质相结合，使教师的培养建立在较宽的学术视野的基础上。第二，突出教师素质培养的重要地位，使学生具有为人师表的职业特质。第三，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为学生今后教书育人、确立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打下坚实基础。第四，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使学生既有从教的知识，又有从教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有强烈的敬业精神，科学的教育理念，追求真理的品性，优良的人格特征，好学习、善创造、讲奉献、为人师表，能够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
然而，我国目前师范院校现行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与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方面：师范教育没有自己的特色；师范专业结构模式简单；师范毕业生不具备从业竞争优势；师范教育教学不能适应中小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现代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师范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1）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必须做到四个结合，即提高整体素质与强化专业基础相结合；拓宽专业口径与适应中学教育改革相结合；开拓专业新领域与适应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突出师范特色与面向普通中学相结合。
（2）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首先是明确师范教育课程结构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强化基础，拓宽口径，文理渗透，提高能力；其次是把握建构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体系的统一性、实践性、广博性、衔接性和超前性等主要特征。
（3）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体系的途径与方法：首先是预测未来，确立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改革与发展措施，要建立“师范教育一体化”模式，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的师资一体化；其次是努力增强师范教育体系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再次是合理使用师范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必须重视解决重复办学的问题。笔者认为师范院校应与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合并，以更好地实现“师范教育的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实现教师素质的综合化。
三、建立全方位师范教育培养体系，使师范教育结构多元化
二十年代初，陶行知曾根据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我国师范教育的经验，提出了“广义的师范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广义师范教育对于师范教育的办学方向、教育功能、结构模式、培养目标、教学机制、管理体制等都赋予广泛的含义。
一是确立面向大教育的师范教育办学方向。主张师范教育必须面向全部学制的要求。全部学制包括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样的教育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文素质的提高，逐步从小教育裂变为大教育。大教育也就是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师范教育必须为大教育培养和训练各种各样的教育人才。
二是全方位的师范教育功能。广义师范教育不仅要培养训练教员，而且要培养训练教育行政人员、各种指导员、各种学校校长和职员；不仅要培养未来师资，而且要训练在职教师；不仅要培养训练教师具有一般的学识才能，而且要分别因学校等级、市乡情况、学科性质而培养训练教师具有特定的学识才能；不仅要培养教育工作人才，而且要培养教育科研人才；不仅要有学历教育，而且要有岗位培训，等等。总之，“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1](P448)
三是多元化的师范教育结构。1977年后，我国针对中小学教师学历普遍较低的现实，我国政府对师范教育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截止到1997年，我国拥有高等师范院校232所、教育学院229所、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中等师范学校892所。至此，一个与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基本相适应的师范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
我国现行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主要分成以培养新师资为主的各类师范院校教育和以训练在职教师为主的教育学院、进修学校、广播电视教育等师范继续教育。这样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总的来看存在着不够完善、不够灵活的地方：一是重视新师资的培训而忽视在职师资的继续教育；二是重视教学人员的培养而忽视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三是重视学历教育而忽视素质培养；四是重视学校教育人员的培训而忽视社会教育人员培训；五是重视正规化而忽视机动性。
目前教育的发展又向师范教育提出了不少新功能需求，首先是来自中、小学在职教师学历水平提高的趋势；二是对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干部的培养要求的提出；三是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继续教育，在学历和实践经验都达到一定水平后，要求科研型的进修，为培养创新型的教育专家服务。为了克服目前我国师范教育功能缺失的问题，确立新的师范教育发展理念，变“终结性师范教育”为“终身性师范教育”，变“知识传播型的师范教育”为“知识催生型师范教育”，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层次、一体化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纵向沟通，横向联系，协调发展，形成整体优势，以实现师范教育结构多元化达到符合全部学制需求的目标。
四、全面提高师范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过程现代化
师范教育必须适合社会生活和学生的个人需要，其培养的方法必须与社会生活实践和学校教育的实践结合，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提高师范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过程现代化。
第一，开展多元的生活教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学校要根据社会发展和培育人的需要，在学校组织健康的生活教育、劳动的生活教育、科学的生活教育、艺术的生活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教育等。在现代生活中还要进行现代教育，“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4](P248)
第二，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对学生进行生活教育，可通过集体生活进行。因为集体生活是全部教育的基础：其一，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二，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其三，集体生活用众人力量共同创造出合理的生活。
这种集体生活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集体自治，目的是让学生在集体自治中学会自治；二是集体探讨，目的是让学生通过集体的努力，追求真理；三是集体创造，目的是让学生运用有思考的行动来产生新价值。这种集体生活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而是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并注意个性发展。
第三，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二是对事来说是做，对己来说是学，对人来说是教；三是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无论哪方面，‘做’成了学的中心，即成了教的中心。[5]坚持“教、学、做合一”原则最主要的是要处理好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使之彼此达到整合。
教与学都要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这就是要把实际生活中的事拿来研究，一面动手干，一面动脑想，手、脑相结合，以达到“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教与学以“做”为中心，就是说教与学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进行。这种做有三个特征，即行为、思想、新价值的产生，[5]也就是通过学习、思考，进而创造。
教与学是教育活动中两个基本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教，不在教学，而是教学生学。教师不能“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而应该主动了解学生，改进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提高自己，去教好学生。
第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进行生活教育，必然需要依赖并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的自动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就要提倡“自动主义”，即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
“智育注重自学”，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学，不是坐而受教。学生除了跟教师学，还要跟伙伴学、跟民众学、到图书馆去学、到社会和自然界中去学。“体育注重自强”，就是动员学生自觉、积极地“建立健康堡垒”，因为，“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的身体是为了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所有。”“德育注重自治”，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自治“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适应学生之需要”、“辅助风化之进步”、“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1](P.29)
当前我国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是一场深刻的教育革新，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素质教育是当今社会文化，特别是其生产和科技发展水平及其趋势对学校教学客观要求的反映。目前师范教育也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轨压力，我们有必要构建现代化的师范教育模式，以实现教育过程的现代化。
第一，师范教育要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基础教育的现展意识。我国现代化建设既为师范教育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给师范教育内容提出了丰富的教育素材，“运用它来增加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力量，增加我们的信仰。”
第二，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教育环境。知识、才能、创造性已成为确立教育目标的三个支点。现代教育特别要注重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个性。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是生活的主体，而生活的真谛就是自我选择，人的这种主体性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产物。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丰富个性的教育环境，其中重要的是在教育中必须把师生关系放在一个民主、平等、友善和合作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
第三，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过去以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式的教学模式，建立一种新的开放式教学模式，使课内与课外结合，实行多渠道施教；知识与能力结合，倡导实践出真知；实行主导与主体结合，坚持学生本位观念。
综上所述，大力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不仅是师范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师范教育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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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行知全集.第八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陶行知全集.第四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陶行知全集.第三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陶行知全集第二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篇10
当前，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双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从工业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611美元，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1.8％，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据对147个国家和地区截面数据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呈现出“倒U型”变化。当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时，工业化加快推进，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升；当人均GNI处于5000～10000美元时，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保持稳定，工业化着重是提升质量；当人均GNI超过10000美元时，进入逆工业化时期，工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就河南省而言，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
从城镇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为38.8％，比全国平均水平49.7％低10.9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其中50％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30％～50％的区间为加速推进时期，而50％～70％为减速推进时期。河南省目前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区间。这表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加速推进的“双加速”时期。尤其是，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预计会更快。
在这种“双加速”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容易与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产生冲突，从而造成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协调的局面。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反思和总结。这些地区过去也曾经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断吞食着大片农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粮食生产呈现萎缩状态，农业现代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1978年到2010年，浙江和广东的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下降了63.3％和50.1％，粮食产量则分别下降了47.5％和12.8％。目前，广东、浙江等地已由过去的粮食主产区转变为粮食主销区，而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该认真吸取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验教训，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新路子。这种“三化”协调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要求和河南的省情，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中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化”协调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其核心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互动融合、协同发展。一是“三化”同步推进。即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使三者的速度、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三化”互动融合。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绿色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城镇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保障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三化”互动、融合发展。三是“三化”协同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构建现代新型产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以绿色城镇化为引领，建设产业集聚区，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为工业化提供空间载体；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粮食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基础保障。在“双加速”条件下，推进“三化”协调着重要抓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与传统工业化相对应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以信息化为支撑、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生产效率高、注重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共享工业化成果。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对中原经济区而言，重点是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先导区，为中原崛起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把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支撑中部崛起、引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国家级新增长极。目前，河南省已经确定建设180个产业集聚区。今后重点是引导人口和产业协同集聚，向有条件的城镇和产业集聚区集中，推动产业集聚区向园区化、特色化、集群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其次，加快推进绿色城镇化。河南人口多，城镇化水平低，人口转移压力大，耕地保护任务重。因此，河南省的城镇化必须走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绿色城镇化道路，把城镇集约开发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充分发挥郑州的核心和龙头带动作用，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构建郑州大都市区，使之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二是推动郑汴同城化和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强化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构建面向城市群一体化的主导优势产业链，培育群体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城乡一体、互动融合、错位竞争、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三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特别是要按照城市的标准加强小城镇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业支撑，促使其向专业化、特色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第三，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河南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首先要确保推进粮食生产现代化，全面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除了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外，还应配套抓好粮食储备、中转、交易和金融等环节，将河南建设成为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和交易中心。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立一批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步伐，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依靠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来提高收益。
第四，搞好长效机制的建设。同步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难度大、任务重，必须通过改革探索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重点是围绕“三化”协调发展，加强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三化”协调的新型体制机制，如工农城乡利益协调机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机制、耕地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将河南省建设成为全国“三化”协调的示范区，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经验，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化”协调发展中的几种关系 王永苏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内容，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富民强省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从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工业是服务业大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规模条件，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初中期，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开始从工业化向城镇化转变，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河南全省看，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中期偏前阶段，发展工业仍然是多数地方加快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必须明确，当今的工业化已经不是与城镇化分离的农村工业化，而是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工业化，是以城镇为依托，以工业集聚区为载体，以特色产业集群和基地为目标，以新城区为方向的工业化。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工业化水平决定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水平。工业为农业提供农机、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资料，水利、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依靠工业，现代设施农业就更离不开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在耕地面积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的条件下粮食产量持续提高，粮食亩产从过去的200多斤提高到现在的近1000斤，主要得益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科技进步。如果我们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到能够把大量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田，我国的粮食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城镇化同样有利于粮食安全。城镇化促进农业的规模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改革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农业投入，也促进了农村耕地承包权的流转，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强化了农民的种粮倾向，显然比把农民局限在农村更有利于粮食安全。
必须树立系统的粮食安全观。从全局和长期看，重视和确保粮食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对立起来，以粮食安全为理由阻碍、迟滞工业化城市化的观点、做法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强调“以粮为纲”，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粮食安全状况却远远好于强调“以粮为纲”的年代。这充分说明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取决于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本身，而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与粮食安全正相关，与粮食风险负相关。我国的粮食问题，主要还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太低，补农带乡的能力太弱，农民向城市转移太少、太慢，农业规模太小。因此，必须在保障基本农田、节约用地的前提下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同时加大财政特别是中央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补农带乡的长效机制。
三、加快经济发展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
河南的基本省情仍然是人口多，基础弱，人均水平低。虽然经济总量排全国第5位，但从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看，经济规模不大的问题仍很突出。河南经济结构不优、发展方式粗放、企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紧，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加快发展与加快转变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谋转变，以转变促发展，坚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四、加快城镇化与防治“城市病”的关系
并不是加快城镇化必然产生“城市病”，而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滞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规划的前瞻性不够、建设投入太少，导致了“城市病”。城镇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载体，加快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低成本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基础工程来抓，大幅度提高城镇化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以城镇化统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防治“城市病”是加快城镇化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应当明确，产生“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化发展太快了，需要降下来，而是我们规划建设管理城市的水平提高太慢了，亟须提上去。因此，在城市化问题上，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尽快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增加城市建设投入，用改革开放发展的办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五、保证建设用地与保障耕地红线的关系
“三化”协调的根本要求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耕地面积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其中耕地不减少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因此，在非农建设用地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如何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就成为三化协调的关键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完全消除，农村改革还不到位，有利于农民转让农村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尚未形成，导致进城农民工不愿意转让农村宅基地，加上农村土地整治复耕的责任落实不到位，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从而影响农村土地复耕。因此，必须确立动态的耕地红线观，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建立健全城乡耕地的占补平衡机制。
(作者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加大“三化”协调发展先行
先试力度 喻新安
一、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构建起“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通过公共财政等手段，阻止农业农村资源要素外流，实现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由单向转向双向、由不对称转向对称、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进一步催生农业农村内部活力，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二要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激励机制。要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财政补助、奖励、投资参股、担保和保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国资金、银行资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和聚集，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促进城乡市场开放统一，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要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动互促。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确保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建设，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忽视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切实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坚持走内涵挖潜和集约节约用地的路子。主要通过编制实施农村土地整治规划、规范推进村庄整治和改进农用地整治项目管理、健全各类建设用地标准体系、加强土地供应政策调控、推进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和集约利用、加大闲置建设用地清理处置以及强化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管控等措施，健全农村土地整治、节约集约用地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二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等制度创新。抓好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和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
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三要稳步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指标内，省政府可以调控各市土地年度利用计划；探索建立重点建设项目省域内跨区域补偿耕地机制；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土地开发整理多元投入机制；构建以保护农民权益和推进农村发展为核心的土地动态调控管理机制。
三、在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加快城镇化步伐。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实现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二三产业分流，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永久性劳动者。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包括把县城建设成为中等城市，这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领域。积极发展新型农村社区，使之成为农村的集贸中心、加工中心和居住中心。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取消户籍城乡分置制度，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就业、培训等方面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实行“两衔接”“两置换”，鼓励农民进城，即探索建立城乡对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上交农村承包地的，置换为城镇养老保险，为其计算一定时限的城镇养老保险交费；对上交宅基地的农村居民，置换为城镇住房，奖励其一定的城镇住房面积。三要完善人力资源市场机制。建立规范、功能齐全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富有成效。培育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连结起来，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合理使用。
四、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优化政府结构和行政层级。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调整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结构，做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二要加快推行省直管县(市)改革。科学合理划分省与市县的职责权限边界，确保政府履行职能准确完整到位。三要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执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自查、督查和社会评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建立重大决策后评估制度，严格行政问责，严肃责任追究。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作者为河南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 耿明斋
一、何为新型城镇化
要知道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旧的城镇化。旧的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开放及要素自由流动式，大致上说，这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路径；二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封闭及要素行政配置式，这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为代表；三是市场化进程中无序拓展式，这以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镇化模式为代表。这里要多说一句，为什么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是无序拓展的?因为这些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工业化开始加速发展时，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尚未被打破，农民自己办的工业企业进不了城，不得不在村上镇上聚集，人口和相应的服务业也在这些村上镇上聚集，村镇随之也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小城镇连片对接就使得这些大大小小具有城市形态的区域单元填满了整个空间，但却没有整个城市空间的规划，因此也没有强大的中心城区和完整的城市功能。
相对于上述三种旧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就容易弄清楚了。大致上应该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规划的，即根据人口空间迁徙的基本趋势确定城市建设的地点、类型与规模；二是开放的；三是集约的。
二、何谓“引领”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引领”的含义。
一是城镇化是三化协调发展的“结”和“扣”，三化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集中在城镇化上。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项目落地空间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及现代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城市来提供，农业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是土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是要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就必须先解开城镇化这个“结”和“扣”。
二是走在前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起点和源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也是提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很多人不太能接受的原因。实际上。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先后次序是分阶段的。在现代化初期，工业化自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进人中期以后，城镇化就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河南目前的情况来说，城镇化需要走在前面，不仅是工业化已到了中期阶段，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都与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先行的城镇化，工业化很难向前推进了。就技术条件来说，现在的工业项目需要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来支撑，所以需要依托功能更完善的城市来发展。就制度条件来说，18亿亩耕地红线的硬约束已经不允许你随便在什么地方建工厂了，必须依托城市。
三是把滞后的补上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是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河南也不例外。除了城市建设水平低、功能弱之外，最典型的表现是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大批农民的就业非农化了，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也基本城市化了，但农民的身份却没有改变，没有真正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成为候鸟族，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现象，河南这样的农民工就有2000多万。这不仅影响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率，也与现代化的初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相悖。提出城镇化引领，有助于推动这些滞后的问题尽快解决。
三、如何“引领”
我认为，“引领”就是要着力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让农民“进得去”，就是要真正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进城农民真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二是要让农民“出得来”，就是要大规模推动农民进城，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城中村、城边村、被产业聚集区涵盖的村和其他有产业支撑区域的村城镇化改造的力度，实现整村城镇化。同时也要探索推动一般农区单户居民向城镇迁徙的条件和机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农民进城过程中一定要把农民在农村原有的利益，主要是土地增值收益完整地留给农民，推动农民进城不能以剥夺农民的权益和利益为代价。
四、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如何设定?也是回答城镇化如何引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就中原经济区全局来说，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自本世纪初开始谋划中原崛起战略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城市板块划分
及发展定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省域内区域发展之间潜存的矛盾也时不时地会浮现出来，甚至成为发展政策争议的焦点。中原经济区战略的谋划逻辑上似乎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通过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把省辖18城市都放到一个平台上，然后再来重新界定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原城市群的范围也被重新审视，提出了中原城市群至少包含18城市的概念。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在全域范围内科学地界定和划分城市板块。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为该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首先，《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郑汴一体化和郑洛工业走廊为轴，南北向紧密联结许昌、焦作、新乡3市，成为城市密集区，这实际上就是中原经济区核心区的概念。其次，是对差不多每个省辖市在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上都给了说法。循着这个思路，我认为，整个省域内的城市版块结构应该如此划分：即郑汴洛焦新许核心板块、安濮鹤豫北板块、洛平济三豫西板块、商周驻信漯豫东南板块和南阳豫西南板块。周边四板块各自自成中心，又与中央板块呼应互动，就会形成分工明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共享、功能互补、产业互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良性发展局面。同时，周边四大板块又可以通过与各自相邻的省外区域紧密连结，形成共享和互补互动的发展关系，将中原经济区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对接，使中原经济区融入到整个全国的发展格局中来，获得更多的外部助力。
(作者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的区域政策导向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思路 李小建
一、省内区域上升到国家战略标志着新的区域政策导向
近5年来，全国有30多个省内区域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这些区域所在的省区，基本上覆盖了全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发展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国的区域政策基本上以省际大尺度为单元。区域经济政策主要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这些政策对促进具有共性的大区域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对省内区域的关注，隐含着中国区域政策的小尺度区域化，从而使区域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国家针对各个区域的特殊问题和优势特点，出台具体的政策，更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区域多样化非常突出的大国的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
1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可更好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与其相关，各区域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同一时刻，不同区域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有不同发展特点，有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他环境需求。如果全国实施完全一致的资源政策，可能会带来十分矛盾的结果，对一发展阶段区域非常适宜的政策，对另一发展阶段的区域就不那么适宜了。针对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从而更好的体现区域公平
2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有利于各区域优势的发挥。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区域发展的最优设计，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针对这种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
3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利于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客观存在。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地区处于较为落后状态。有些落后地区覆盖较大区域，较多落后地区并不连片。如在东部发达地区中也有落后地区，甚至东部沿海地区内的区域差异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更大。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考虑落后地区的发展时，可从明确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人手，根据这些发展条件和阶段特点思考落后地区的发展机理、发展路径。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就十分关注连片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比如，思考如何激发落后地区各种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来。如在农村地区，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区发展；进而建立基于农户的农区发展理论。在山区由于交通困难、信息不畅、资源贫乏等原因，造成连片贫困区，可以通过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等措施来解决发展问题。还可研究通过加强区际联系，促进落后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力量实现发展等等。
4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针对性解决特殊地区的问题。特殊问题地区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老工业基地地区、粮食主产区、城乡一体化区、民族地区等。应该针对这些相关地区所存在的主要矛盾，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并进而在理论层面进行凝练，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持。事实上，有些特殊问题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这些区域实际上承担了应该有更多的区域承担的负担。譬如，长期以来，资源型区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伴随着资源枯竭，这些地区原有产业萎缩，职工下岗，并可能出现如矿区沉陷、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粮食主产区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为国家生态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农产品所固有的社会公益性，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迟缓。较小的区域政策，可针对这些区域的特殊性，给予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整体，只是表现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侧面。比较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自然协调地发展，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工业化本身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积累反脯农业，两者相伴而生。两者的发展自然导致城市化，因为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后，人口就业主要是在工业和第三产业，居住地也主要是在城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多数证明了这种同步现象。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呈现特殊的不同步发展?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一是中国的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二是中国实行特殊的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发展迅速，这就使得其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由于大量的人口仍然滞留于农村，人均的农业资源占有量远远不能适应规模经营的需要，使得农业现代化非常困难，再加上工业化进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农业，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也远远滞后，也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化”不协调现象。
解决“三化”不协调问题，可从多方面人手。以下从村镇格局调整和建设谈点思路。
中国当前各地农村居民点具有不同的格局，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分散为主。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居住环境要求的角度，从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角度，从各种土地资源的最佳利用角度考虑，这种居住格局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是居住的适宜性与耕作适宜性之间的倒置。从人们当前的居住需求看，地势稍高点的地方居住适宜性更好。但是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是农民大多居住于平地和谷地，耕作则爬山坡。这种状况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居住适宜性和耕作适宜性的倒置。但在先规划后发展的地区却出现了与此不同的景观。人们的居住地和乡村聚落在山坡上，山坡下的平地、谷地用于农业耕作。如果将这种土地利用结构引入我国农村地区，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人居用地和耕种用地的矛盾。
二是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基础设施规模门槛之间的矛盾。当前农村居民点大多呈分散分布的空间格局，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但是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备都具有的规模门槛，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门槛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么没有基础设施，要么基础设施没有充分利用。现在一些地方要么没有学校要么有学校没有学生，医疗设施的配备也是如此。因此，当前农村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医院、学校、道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备形成矛盾。
三是农村居民点功能与农业专业化生产要求的矛盾。当前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必然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发展。如果要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格局，一些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也正是要改变聚落分布、增加聚落规模，通过新型城镇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必须要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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