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会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互联网社会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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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多元主体；社会协同治理

一、“互联网+”战略下社会的新变化

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升级：“互联网+”战略下，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发展生态。目前，“互联网+”正在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极大改变了一些行业的运行和发展模式，许多企业在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后发挥出了以往不具备的功能，从而使企业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成功转型，脱颖而出。首先，“互联网+”能够直接创造出新兴产业，促进了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其次，“互联网+”带动了传统产业变革。无论是工业制造还是农业生产，只要传统产业创新运用互联网技术，都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总之，“互联网+”促进了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业等的融合创新，打造出了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

二、“互联网+”战略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因此成为必然要求。同时，互联网本身具有的诸多特征也为多元主体协同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从当前中国网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43.8%的网民表示喜欢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可见，网络空间已成为中国网民平等发表言论的重要场所。[2]网络平台的平等性使来自社会底层草根群体的声音，能够突破传统媒体时代的限制因素，更直接、更显著地被社会倾听并引发关注。这种来自网络的声音也正是普通民众要求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而网络的发展显然给予了他们满足参与社会治理需求的平台。

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共享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自由、自主地从网上获取、分享信息，发表意见，进行个性化选择。这内在地推动了社会治理开放性的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使更大数量、更广范围、更多类型的社会个体有了加强联系和互动的可能，大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协同。马克・格兰诺维特曾说：“互联网使我们对世界的情况了解更多，我们有了更多的弱连接，我们意识到了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观点。动员大众参加政治或其他活动更加容易。”如果将社会看作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那么形成多元主体整合性的社会协同治理，在互联网时代将成为可能。

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一）运用信息化工具，建立“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的社会协同治理信息系统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还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各个社会治理协同主体之间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信息的获取、分析、整合及利用。实现了治理信息的有效整合及全面覆盖。互联网搭建的信息协同技术平台就是要建立社会治理大信息系统，这一系统在硬件上要依托现有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相关通信企业，构筑信息协同大平台。同时，网络管理信息系统所具备的数据收集、分类筛选、计算和存储等功能，实现了对社会治理信息的锁定、跟踪、分析、整合、存储，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利用网络监督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监督机制

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权”与“利”，扩大公共监督，保障治理的公平与公正。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过程中，除了存在主体单一、效率低下的问题外，还存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果不公等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社会治理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首先，政府作为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常常对于社会问题反应迟缓、该管的事情不管，不该管的事情却大加干预。其次，其他治理主体，诸如企业、公民、社团组织等，又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性的参与社会治理，在参与治理过程中也不免存在各种非理性的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监督各治理主体及其治理行为成为了发挥社会协同治理功能的一大难题。然而，今天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曝光，似乎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不可否认，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高效、应用广泛的监督手段。尽管网络信息鱼龙混杂，但互联网时代，各治理主体通过网络形成的虚拟连接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决定其治理态度与治理行为。因此，网络平台既是合作协商平台，也是相互监督的平台。利用网络监督，有利于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监督机制。

四、实现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协同治理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2015年，“互联网+”无疑是最热的词汇，互联网技术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已然成为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在社会治理领域，实现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结合，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协同治理的效率、创新社会协同治理的手段、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另外，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中国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要坚持创新驱动。而这里的“创新”显然也包括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制度、模式和手段的创新。因此，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有利于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革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推行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的社会协同治理，既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延伸，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需要。当然，从实践的角度看，对“互联网+”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推进过程应保持应有的理性。毕竟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而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如何使“互联网+”社会协同治理发挥正效应，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之，“互联网+”战略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还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我国社会的特征和现实情况，进一步的细化和具体化。

参考文献：

[1]骆毅，王国华.利用“互联网+”实现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关键举措研究――以美国“公众专利评审”项目分析为例[J].情报杂志，2015，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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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背景；社区治理；应对措施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118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2-0-02

我国在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区治理。这是社区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我国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划中，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互联网+”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如何结合现代化的先进科学技术应用手段，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飞速提升，就成为社区工作人员重点研究的课题。

1 “互联网”+背景的基本概念

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研究领域中，各个行业和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互联网+”社会发展背景的研究，并没有总结出一套系统化、理论化的完整概念。在我国发展进程中，有关“互联网+”背景的基本概念论述，主要可以根据研究观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两方面不同的内容。

其一是将“互联网+”背景的研究重点放在社会经济金融行业的研究领域，具体指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其二则主要强调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基础治理工作中所能发挥的优势和具有的发展潜力。通过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及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协调有序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2 社区治理实践工作开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由于“互联网+”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我国产生和持续的时间较短，因此，其在社区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当今社会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仍存在大量需要管理人员及时解决和应对的矛盾问题。目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社区治理仍处于并将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由原始工作模式向现代化管理方式转型的中间时期。

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影响下，受传统社区治理思想的约束和限制，“互联网+”社会发展背景下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不但没能结合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应用手段，反而限制了社会公众及社会企业单位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参与程度，严重缩小和降低了社区治理的管理力度。

3 “互联网+”背景下，提升社区治理力度的思考

3.1 革新发展思想，摆正认知理念

在广大社会成员的认知中，有关“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仍旧属于一个较为陌生的字眼。但自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手段为依托的信息化生活方式，已经逐渐渗透到我国社会成员日常工作及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这一社会背景要求社区工作管理人员在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过程中，要真正认识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性，结合信息化处理技术改变治理工作的开展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的社会发展背景确实能帮助社区治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自身的工作治理水平，但“互联网+”的信息化处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工作人员在开展社区治理时，可以将互联网技术作为辅管理工具，但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技术。当管理出现一定的问题和弊端时，仍需要相关管理人员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制定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3.2 强化教育宣传力度，提升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度

管理人员还可以在日常工作中，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网络信息传播功能，不断强化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宣传力度，使社区更多群众参与到治理实践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为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赢得更多群众基础。社区治理工作开展效率的高低，有时能直接体现出一个社区发育成长状态是否完善。

社区治理应引导更多社区成员参与其中，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如在治理方案方面，集思广益，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工作人员要培养社区成员养成强烈的集体发展意识，在社区团体中形成家文化的认知发展理念。在保持个性发展认知观念的基础上，为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负责人提供相应的建议和意见，使管理人员能在了解和结合社区群众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理方案，实现社区治理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

4 结 语

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效率和质量，有时能决定整个城镇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与社会成员个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互联网+”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刻了解社区治理与实践工作开展的重要性，才能秉承正确的发展认知观念，实现治理力度与质量的全面优化和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欧伟强.“互联网+”背景下上海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以普陀区平江社区“自治家园”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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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作为我国行动计划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方式形成新的形态，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变革也带来契机，通过树立“互联网+”新理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丰富教学资源等提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关键词】“互联网+”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效性 探索与实践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面向高职院校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于在帮助高职学生提升思想道德素质的、树立正确是想信念、培养品格意志等方面的发挥重要作用。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不甚理想，如何提高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是值得业界深入探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互联网+”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作为我国行动计划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方式形成新的形态，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带来了启示。

一、“互联网+”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变革的必要性

“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推动经济社会形态不断地发生演变，为传统业态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互联网+”与“互联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互联网”中，互联网更多的是仅仅当作信息传播的工具和载体，是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物理叠加。“互联网+”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六大鲜明特征，是通过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使传统行业与外界物质、能量、信息广泛链接和深度融合，从而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新的业态。

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这标志着教育进入了“互联网+”的新常态。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借助“互联网+”实现变革有其现实必要性。

（一）“互联网+”丰富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以网络为平台的互联网是当代大学生最常用的信息互动交流方式，信息传播呈指数级速度增长。这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鲜活教学资源，丰富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方便了高职院校学生可以自主查阅信息、资料，从而丰富学习内容，开阔眼界，提高学习主动性、积极性。

（二）“互联网+”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式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发展，必然带来教育教学的互联网化。“翻转课堂”、“MOOC”、“微课”、“在线课堂”等新型网络课堂颠覆了传统授课的形式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由“互联网+”的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学生可以由需求向和任务导向进行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思想交流，教育者随时随地可以为受教育者“面对面”进行“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还可以建设教学资源库和学习检测题库，方便学生在互联网上自我学习和自我测试，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及问题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需要进一步体现高职教育的特色

课程教学内容应该符合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和身心发展特点，密切联系实际生活。但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现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多抽象少具体的明显不足，理论政策宣传性强，但内容脱离了高职学生的生活实际，针对性不强。在对200名高职学生的随机调查问卷中显示，80%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枯燥乏味，75%的学生表示对思想政治理论内容不感兴趣，11%的学生甚至认为大学开设思想政治课程没有任何意义。教学内容解决不了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形式需要进一步丰富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理论性很强，只有不断丰富教育教学形式和手段，通过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增强课程的实践性，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比较单一，常常还实行100多人甚至 200 人的大班级授课制，教师难以管理课堂，也缺乏与学生有效互动。在调查中，学生表达了对网络学习的诉求。71%的学生认为当代大学生需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其中有29%的学生认为非常需要；关于网络文化的看法中，认为有用的占到35%，40%的学生选择有点作用，持肯定看法的占到75%。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需要进一步健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素质的高低是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存在数量不足短缺、资质不齐，教学部门对兼职老师、外聘教师难以管理等问题。调查表明，仅有50%的学生对自己的任课老师满意，72%的学生认为任课老师专业知识丰富能满足教学需要，40%的学生认为老师授课形式单调、方法单一，教学中缺乏启发性、生动性和趣味性。有5%的学生认为教师责任心不强，对教学工作敷衍了事，甚至政治思想不坚定，出现言论不当的现象。

（四）学生思想素质和能力的需要进一步提高

相对于本科学生，高职学生在理论素养、认知水平、学习动力、学习习惯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学生政治意识淡薄，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重要。调查中显示，25%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就业没有直接关系，仅仅是为了取得学分而已；仅有15%的学生认为作为当代大学生最应具备的修养是政治修养；80%的学生表示了存在不同程度的听课不认真；40%的学生有过迟到、早退、旷课等现象；85%的学生表示课堂上玩过手机游戏，课堂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借助“互联网+”提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

（一）树立“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理念

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主体，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加强“互联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创新运用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互联网+”正在引领教育现代化改革进程，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必然要适应“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发展。“互联网+”背景下，现代高职院校管理者，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顺应“互联网+”新形态，用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互联网+”，树立“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理念、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构建“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体系，真正打造“互联网+”思想政治理论课新业态。

（二）提升教师队伍“互联网+”素质和工作能力

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推进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互联网+”的关键，“互联网+”的特殊性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涉及技术、理念、方法等方面。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者一定要迅速转变观念，进入角色，积极投入到这场新的教育技术改革中，成为新的实践的主体；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根据角色分工和定位，发挥优势，协同配合，形成“互联网+”素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团队。

（三）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库

教学资源库建设是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推有畔⒓际踉谥耙到逃专业教学改革与教学实施领域综合应用的重要手段。遵循“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的逻辑，强化应用功能和共享机制设计。资源按照“能学、辅教”的定位，教学资源库能使凡有学习意愿并具备基本学习条件的职业院校学生、教师和社会学习者，均能够通过自主使用教学资源库实现不同起点的系统化、个性化学习，并实现一定的学习目标；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教授对象和课程要求，利用教学资源库灵活组织教学内容、辅助教学实施，实现教学目标；学生可以在课堂教学以外，通过使用教学资源库巩固所学和拓展学习。通过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推教学改革，扩展教与学的手段、范围和形式；带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变革，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1]刘震，曹泽熙.“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实践与思考 [J]. 现代教育技术，2013（8）.

[2]朱千波.探索“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新途径[N].新华日报，2015-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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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思想政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互联网+

当前社会科技发展迅速，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在当前社会生活中，“互联网+”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在各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在教育领域中，“互联网+”也得到了较好的利用，促使了脱离于时展的传统教学模式被其他先进的教学模式所替代，符合了当前时展的基本要求，能够有效且高效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的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使其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更多的教学思想出现在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之中，这使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更好的培养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学内容由“单一”到“多元”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高中阶段思想政治课的延伸，因此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和高中思想政治课内容是相互重叠的，其实这只是一个表象问题。因为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学习要求更高，要求学生对这一部分知识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所以这部分知识不光要学生进行学习，还要求学生要认真的进行学习，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但正因为知识内容的重叠，使得部分学生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很重要的思想，使得学生对课程内容学习不用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再加上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较为单一，在教学时由于学科的特殊性教学需围绕着教材进行，然后在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透彻后才能将理论联系实际，这使得学习的过程极为枯燥。同时，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知识是对社会现象的总结，因此和当前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样不能满足学生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理，给学生造成了一种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过于陈旧的错觉。

这个时候教师需要采取积极的教学手段，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积极的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将原本单一的知识进行形式丰富的呈现，同时教师还要了解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学习时的思想状态，以及在学习中的实际需求。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使用“微课”来对单个或多个知识点进行教学，并把“微课视频”通过互联网及时通讯工具传给学生，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看视频，借此来巩固所学的相关知识。同时教师还可以建立一个QQ群或微信群，在学生的课外时间和学生进行探讨，可以是学习上的问题，也可以是生活上的问题。

二、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进行教学改革以改变教学模式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通过教学改革来改变教学模式，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予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放下所谓“教师”的架子，学会和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在关心学生学习情况的同时，也要对学生的生活予以适当的关心，尝试着和学生做朋友，不简单粗暴的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循循善诱，使其能够积极主动的去进行学习。

例如，教师在讲授到“道德与法制”这一部分知识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丰富的互联网资源，获取相应的网络课程，并且要注意进行筛选，尽量选择名校名师为主讲的网络课程。教师在引导学生进入网络课程的学习前，先对课本中的知识进行一次梳理，让学生明白即将进行的学习的重点、难点在哪儿，并提出相应的问题，将问题留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网络课程时更具目的性，知道该注意哪些方面的讲解，该去寻找什么问题的答案。师生一起进入到网络过程的学习之中，在学习之后教师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先讨论网络课程学习前所预留的问题，再讨论学生对该次网络课程的学习心得或其他，然后教师再对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简单的总结，这样一堂课下来，学生能够高效的接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知识。

三、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进行教学改革以转变资源分享模式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进行较为全面的教学改革，引导学生从互联网上获取相应的教学资源，并根据这些资源来进行整合，从而对教学内容进行革命性创新。同时，教师的教学改革要充分突显出“互联网+”的优势，将整合的相关教学资源进行优化，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来搭建起资源共享的交流平台，使学生学习的渠道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例如，教师利用校园网络的优势，搭建起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资源共享平台，将资源共享平台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二是教师对学生之间的学习资源共享，三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学习资源共享。在这样一种模式下，教学资源的交换是极为便利的，教师与教师之间可以进行很好的资源交流，并就日常教学进行意见的交换，同一年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可以联合起来进行“微课”的制作，将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从课本中提取出来，制作成一个个时长在5至10分钟的微课视频，上传到资源共享平台上，让学生自由下载学习，而学生也可以将学习中的学习资源进行上传共享，通过教师审核后就能将自己上传的学习资源展示在其他人面前。当然，资源共享平台的功能还不止于此，教师还可以联系学校的资源共享平台的技术人员，给平台添加上用户的交互功能，让教师可以通过平台同学生进行线上交互，学生也可以将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发表到共享平台之中，就此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讨论。这样就使得线上和线下教学的界限被模糊化，学生的学习时间就从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得到了有效的延伸，使得学生碎片化的时间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当然，事物是具有两面性的，“互联网+”在给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的挑战，正因如此，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蒋朝莉，李桂东.互联网思维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提升[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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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 政府治理 流程再造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眼下，全球信息化正在朝着高端方向发展，主要特征是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基础上，智能化正粉墨登场：企业的经营模式被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革。O2O、分享经济、跨界整合等诸多新的经营模式以及移动出行、互联网金融、移动医疗等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有可能会颠覆传统的企业概念、社会生活内涵、政府治理方式等，进而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用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手段来宣传政策法规正被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取代，政府用实体手段提供服务和管理也让位于互联网服务与管理。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若要实现华丽“转身”，就必须依赖大数据支持，打破现有的数据分割体制，构建共享平台，实现政府流程的再造。

互联网改变了政府治理环境

首先，政府公共服务外部性被赋予新的内涵。按照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职能，因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如路灯、灯塔，任何人都是可以使用的）。这是公共管理理论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税收理论的基础。但现在，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网络平台，诸如百度、谷歌尽管是私人公司创办的，但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搜索和使用，并不必为此付费。拥有数亿用户的微信也是免费提供的，它甚至成为当今人们交流的主要方式。由此要问，在这些领域，公共与私人公共服务的边界在哪里？谷歌、百度以及微信为什么可以具有外部性？微信中形成的社交群体，通常被人们视为社会组织形态，人们之间互换信息、提供服务，也呈现出了外部性。在这里，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变得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在模糊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职能预示着公共管理、市场管理和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及其理论都将发生革命性的进步。

其次，组织方式日趋平台化。著名企业家史玉柱曾提出：“在我看来，未来公司就是一个平台，公司组成的大平台，然后让很多小的团队在上面跑，谁跑赢了谁就成功了。”一语道破公司的平台化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社交网络、传感器网络以及企业、学术部门、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储存了巨大的数据，那里面有人、有时间、有地点、有事物、有事件，国际国内，古往今来，彼此之间还相互关联。大数据每年以6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在数据储存和处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计算机的各种认知能力不断扩张，如触觉、视觉等，它将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一同发展，并与人类互动。过去人类通过个体和集体以及传统的通讯方式建立的市场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改变了市场的外部场景和内部认知系统，随身不离的手机已经成为人类认知系统的延伸。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预见到了“网络企业”的出现对就业、工作方式的影响。他写道，“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未来“网络政府”的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在社交网络基础上的政府，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来创新治理模式和服务供给方式。政府将主动公开信息与市场社会分享，激发企业和居民的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开放和分享型政府”。

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流程再造

第一，适应互联网环境的决策模式。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消息灵通、选择空间大、消费需求苛刻，加上企业之间竞争激烈，这就要求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便利。“数字打假”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并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标。“数字打假”成功地节省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美国医疗系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正在改变人们原有的消费需求模式。数字时代的新消费模式正在打破原有的旧模式。这是当前认识互联网对政府决策影响的前提。

第二，应对互联网环境的“马背原则”。政府角色是互联网时代的角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府角色。互联网时代，政府是要给互联网立规矩。问题恰恰在于，网络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以过去规避风险的经验来约束未来的行为，在传统社会往往是可行的，特别是在那些不流动和变化缓慢的社会中是可以的，但在互联网时代却不适应。政府决策如果在“马背原则”下实施，可能会比传统意义上的决策实施更加奏效。“马背原则”讲的是在美国许多西部大片中看到的情景：骑在马背上的牛仔将住，对周边情景进行一番观察，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变化的互联网、消费者以及企业来说，政府要想使自己的政策奏效，就必须成为马队中的一员，而不是临时叫来救火的“消防队”。许多新事物、新业态，与其马上规范，不如给它们一个发育的时间和空间，待趋势明了再做决策，岂不更好？

第三，构建互享信息、互信互利的合作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必须建立一个为自己决策服务的，目的在于寻求更好决策方法的超级大数据系统。把层级节制的政府决策转变成无缝隙的决策过程，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整套不同的组织原则，即政府流程“再造”，通过“再造”使决策机制充满新的活力，这是适应新形势的强有力工具。当前我国搭建统一数据平台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大数据在当前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机制问题。国家治理体系依赖于制度建设，应当从制度建设入手来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协同治理体系。要紧紧围绕“透明、参与、协同”的原则来完善制度体系和政府的治理水平，提高企业信息的开放水平和全社会的参与水平。政府应当更加关注信息公平、共享，保护民众的参与，同时加强企业和民众的合作，以此打破行政壁垒，转变干部作风，建立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和政府治理与服务平台。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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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第十个“世界信息社会日”之际，信息社会50人论坛又在北京组织召开“2015信息社会发展论坛”。此次论坛上，来自国际、国内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就“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与推进达成共识。

“互联网+”是中国抓住信息革命历史机遇的战略选择。“互联网+”旨在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是新时期中国全面推进信息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为中国提供了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中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拥有最大的发展潜力，有理由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实践已经证明，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变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行的。

“互联网+”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创新推动力。“互联网+”就是要将互联网基因注入到经济社会肌体，形成新的市场观、资源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的现实选择，是中国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全面进入信息社会的加速器。中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实施“互联网+”策略，可以发挥市场大、网民多的优势，推动应用领域的大众创新。在大时代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希望“互联网+”能够给小企业以空间、给年轻人以机会、给未来以梦想。以“互联网+”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中国发展。

“互联网+”是全方位的融合与创新。经过多年发展，互联网不仅已具备技术网络、媒体、渠道、基础设施的特性，而且还包含老文化思维方式、发展模式、生存环境、国家竞争新疆域等多重属性。“互联网+”一定是全方位的融合与提升，不能是选择性应用，更不能只是作为标签使用。目前，“互联网+”的重心在于技术与行业的融合，并不断创造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需要有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成为新常态。信息生产力发展面临旧有法规制度和传统利益格局两大阻力，需要松绑、去咒、破除瓶颈。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要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对待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要宽容，留出发展空间。应鼓励小微企业积极创新，在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放水养鱼”。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提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责任的分散化、治理机制的合作化。

“互联网+”呼唤经济发展理论的伟大创新。信息技术革命远未结束，真正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目前信息革命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影响就已经如此巨大，以至于很多人都无法适应，未来又将如何更加难以预测。传统经济学理论已滞后于信息经济发展实践，新体系的建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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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网络文化产业；生态治理

伴随新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不再是科学技术的代名词，而是像基础设施一样开始全方位嵌入各个行业的创新中，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趋向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产业+互联网”，即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应用于互联网之中的形态；另一方面是：“互联网+文化产业”即基于网络技术产生全新的文化形态，如网络视听、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网络信息服务等互联网应用于各大行业的形态。

一、“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征

（一）延长了文化产业价值链。自互联网融入文化产业以来，文化产业最显著的特征变化就是价值链得到延长，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价值链也跟着动态变化，随时都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这种文化产业价值链就是文化碎片的解构与文化产业化的建构。例如，一个在互联网上因点击量很高而引起广大群众关注的时事或故事，可能成为文化产业的素材资源，进而可能加工成电影或电视剧，这会快速推进影视作品的产业链，实现其价值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互联网+”对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影响形成了双向互动、双向循环结构，即“互联网+”对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影响除了体现在正向延伸还体现在反向延伸上，换句话说，就是由热门的文化要素反过来影响经营内容。事实上，文化产业价值链在互联网的影响背景下，在遵循互联网“社会化、大数据、系统性、平台、用户、免费、极致和跨界”思维模式的前提下，可以有不同方向的延伸。

（二）文化与“互联网+”科技之间的跨界融合日益显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延伸能力也越来越强，互联网的品牌效应也不断强化，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互联网技术，不但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思路，指明了新发展方向，同时也解决了互联网产业出口问题。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在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文化产业的基础上，强调了互联网对文化的浸透，使跨界融合的思路更加清晰，使文化产业形态越来越多元化。

二、“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文化产业生态治理

（一）“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文化产业中的问题。网络文化产业在“互联网+”背景下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产业的研究证实了网络文化产业生态系统的存在，并将之分为两大部分，即内生态主体和外生态主体。内生态主体包括网络文化企业、网民、政府监管机构、媒体及行业协会主体；而外生态主体则包括网络生态环境下剩余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研究表明，外生态主体与内生态主体有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作为最重要的技术因素在中国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影响我国网络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科学技术。研究还发现，网民与文化环境相关系数为0.042，而企业、协会及媒体的相关系数为0.061，这说明虽然我国网民的比重较大，但是主要是以免费和共享的态度参与其中，并没有起到监督和治理的作用，对网络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不够。

（二）“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文化产业生态治理对策。1.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管理机制。要想真正发展网络文化产业，首先要脱离政府主导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让广大网民不仅参与到网络文化中，还要成为网络文化的主要影响者和推动者。在大（大数据）、云（云计算）、平（平台化）、移（移动互联网）时代，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改变“直线职能”的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互联网思维，建立扁平化、跨部门、整合联动的网络文化管理机制和开放融合政府内部生态循环机制，使政府管理更加高效、快捷。2.加大网民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程度。要加强注重网民、媒体、行业组织与网络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到网络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来。随着管理方式和管理机制的全方位改变。形成了政府主体、外部环境以及其它主体相辅相成的文化生态循环体系，营造一个有创新、创意的文化生态环境。3.打造全方位网络文化平台。在确保技术创新的前提下，重点构建财政、汇率、金融、借贷等建立与网络文化发展相关的经济机制，推动网络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贸易的有机结合、构建和提高整个社会的网络文化素养。

总而言之，“互联网+”不是万能的，只不过是当下多种互联网产品的表现形式，而“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就是运用互联网思维，是系统内的各个主体相互协调，从而构建具有创新开放思维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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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环境保护；环境治理

环境保护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向自然中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在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同时，也给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雾霾、河流湖泊富营养化、农田重金属污染，都直接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基于此，国内外都对环境保护给予了相当重视，不仅进行了大量治理技术开发和实际应用，而且还投入相当的资源进行环境管理研究，以更好地提高环境保护效率。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有的行业甚至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2015年7月中国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互联网+发展，并且把“互联网+绿色生态”作为重点行动之一[1]，因此环境保护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次革命性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过程，然后就互联网可能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1从污染治理到环境治理

中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早在1979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然后经过数次修改，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已于2015年起开始实行。此外，还制定了许多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管理法规，形成了一整套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在政策法规的指引下，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进步。在环境保护的起步阶段，不论是环境管理还是治理技术，其重点都在如何保证污染源满足排放标准的要求，例如，排放的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等指标是否满足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要求。在这一阶段，环境污染得到了初步遏制，单个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浓度明显降低。但是随着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发展，污染源数量急剧增加，虽然单一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数量下降，但是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在继续增加，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认识的深入，对污染治理的要求也提高到了污染物总量的控制，不仅限制污染物排放浓度，还对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提出要求。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进入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从而为环境改善提供物质基础。另外，在此期间，纳入治理范围的污染物种类也比之前明显增加，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近年来，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变化是污染源由点源为主发展到点、线、面、体源等多种形式并存，而且各污染源之间互相影响，共同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如果仍然依靠以往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技术，已经难以有效保护环境，近年来频发的雾霾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此情况下，污染治理开始向环境治理转变。近年来，中国相继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工作目标由以往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调整为改善环境质量[2-3]。这表明未来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将发生重大变化，由以往的污染源治理转变为对环境的综合整治，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有新的技术予以支撑。

2“互联网+”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1]。“互联网+”的影响将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到环境保护行业，“互联网+”可能会在以下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a)环境监督公开化。以往的环境监督主要依靠专业人员或在线仪器检测结果，人员检测难以实现无间断现场核查，在线仪器又容易被污染企业数据造假。“互联网+”时代，普通居民就可以发现环境问题，及时公布，而且信息渠道公开透明，人人可以参与，发现的问题容易引起社会关注，有利于问题迅速解决；b)环境治理系统化。未来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将多行业、多环节同时发力，从源头减量、排放控制到污染治理、生态恢复共同开展，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准确分析环境问题产生原因与治理的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提高环境治理的整体效率；c)环境评价大众化。环境质量的好坏不再是单一的政府部门公布环境质量来进行评价，普通大众将更多地参与其中，发表自己对环境质量好坏的看法，就如河水是否清洁，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最有说服力一样，环境质量是否好坏，大众的切身体会才更有意义。在此基础上，未来环境治理工作的考核也将发生重大改变，治理的好坏，民众说了算。

3结语

“互联网+”时代与以往相比将有显著差异，要做好环境保护，必须要认清“互联网+”技术可能产生的冲击与前景，这样才能更好把握产业发展方向，从而在管理和技术两方面提前做好准备，以更好地完成环境治理的任务。

作者:贾蕙宁 李超 单位: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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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农村食品安全；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27-02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还不高的客观情况下，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由于农村的地域广阔、人口分散，对于监管有很大的难度。要想解决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公众参与是有效的办法之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更是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手段。

一、食品安全治理与公众参与概述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公众的关注。我国的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治理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制定了为数众多的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颁布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并且相关部门不断通过各种市场监管行为来保证人民的食品安全。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信息都将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些事件一方面反映出监管的漏洞，同时也反映出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的不足，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在面积广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做好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方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公众参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公众参与的说法也在媒体上屡屡出现。从狭义上来说，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在代议制政治制度下参与的选举活动；广义上说，公民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在定义方面，学术界还有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于公民参与的内容还是有相对比较普遍的认知的。一般来说，公民参与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立法层面，即公众在立法的过程中参与立法；第二个层面是政府管理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基层治理层面。同时，《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也体现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合理合法。

二、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

近些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食品安全治理的机制体制已经初步健全。特别是在城市，由于其市场比较集中，监管比较便利，监管频率也比较高，城市居民的食品安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相较于城市地域广阔、居民居住分散、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等原因，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大量存在。

（一）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防范意识不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食品的种类和来源都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农民自己种植、养殖等手段获取。农村的集市是农民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的场所，由于产品多数是自己生产获得，而且以生鲜产品为主，产品质量比较容易辨识，产品流通的范围也比较小，因此较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食品生产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大量产品通过现代、工业化的手段走进农村的市场。同时，农村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农民自行生产的农产品种类在减少，农民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取食品的比例较过去却在逐渐地增多。而长久以来简单的消费习惯，使得农民普遍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防范意识不足，但是面临的问题却不断增多。

（二）农村食品生产流通环节问题多

由于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有差距，在食品的选择上农村消费者更加倾向于价格低廉的商品。但是，由于流通环节相较于城市多，很多优质商品在最终到达农村消费者手中的时候价格比城市居民购买时要高。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在城市无立足之地，而在农村市场却能够如鱼得水。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商多为非法经营，很难保证产品质量。

另一方面，农村本地的食品生产者，由于资金有限，很多都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很大一部分经营者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法制观念淡薄、道德约束差，对于食品安全认识不足，生产设施设备落后，工艺水平低，不按照国家与地方标准组织生产，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监管部门，对于农村食品流通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其监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城市，出现的问题也远远大于城市。

（三）基层农村食品安全力量不足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管理等多个部门，很多问题的解决要通过各个部门的配合协调才能够解决，由于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很难形成合力。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主要负责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其设置仅仅到县一级，在资金、设备、人员的配置上也很难覆盖农村市场，监管难度十分巨大。

三、互联网条件下公众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可行性探讨

（一）互联网可以丰富公众参与的途径

互联网技术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加方便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在过去公众参与的相关活动中，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是很多人不参加的原因，互联网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空间上的障碍，为公众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对于地域广大、居住分散的农村市场，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管事务，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互联网有利于公众参与相关知识的传播

公众参与政府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相关事务，必须要了解相关的知识，否则是无法进行有效参与的。目前农村对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宣传主要是通过宣传栏、宣传单、广播等方式，相较于互联网时代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显然大大的落后了，互联网可以有效地帮助公众积累相关知识，帮助其更好地参与相关事务。

（三）互联网技术有利于监管部门配合公众参与活动，提高监管效果

相较于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互联网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的速度与效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处理相关事务的效率可以大大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良好的互动，激发公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提高监管的效率。

四、互联网背景下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建议

（一）充分利用互联网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相较于城市，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要低得多，很多年龄比较大的居民对于网络还比较陌生。但是，随着青少年群体的成长，网络与农村居民越来越近，近些年农村的互联网用户也在逐步上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6月的报告显示，农村网民的数量达到了1.91亿，农村网络普及率为31.7%。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通过各种新媒体的手段普及农村居民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提高其食品安全的意识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有效的农村食品监管网络平台

在农村的食品监管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发现问题去找谁。相关监管部门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相互协调往往影响处理的效果。建立信息化的平台不仅仅是信息处理的平台，更多的是将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理顺合作的机制，形成合力，更加快捷有效地处理相关的问题。同时，平台的建立有效解决了农村居民食品出现问题到底找谁的疑问，客观上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执政的满意度。

（三）引导和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网络社区建设

网络社区在网络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的网络话题都是通过网络社区受到公众关注的。农村食品安全，可以借鉴网络社区的部分经验，引导和加强农村网络社区的建设，将身边的事、关心的话题、政策法规等在网络社区中传播，让网络社区成为信息的平台、农村居民发声的平台，对于食品安全中所遇到的问题，在社区中相互提醒，在社区中集体维权，在社区中出谋划策。

（四）配套出台鼓励和保障政策与措施

由于在农村公众参与的意愿还比较低。通过互联网参与的意愿可能更低。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参与的人员进行必要的鼓励机制还是十分需要的。这样可以调动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提高治理的效率。对于参与的人员进行经济上、精神上的奖励，对于本人有鼓励作用，对于其他村民有榜样作用。可以在村一级的单位设立食品安全的网络监督员，不但要将相关信息上报，还要在网络社区中，提醒周边居民的注意，可以大大降低行政监管的成本。

五、总结

在互联网快速普及、网民人口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有了充分利用互联网，鼓励和发动公众参与的条件。在未来的治理中，从农村消费者入手，让每一个受到假冒伪劣食品危害的群众、每一个发现不安全食品的群众都能够成为监管的帮手，是一条解决农村食品监管问题可行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 案例与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06.

[3] 蒋卫卫.试论食品安全监管中公众参与问题[J].人才资源开发，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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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形成的是一个大网络，被服务的节点却是一个个小个体。这些小个体有时似涓涓细流，有时又如波涛骇浪。如何有序引导，推动良性治理，是互联网时代下的一个新课题。追本溯源，小个体既是社会治理的服务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因此要重视这些小微主体的参与功能，树立小微治理的发展思路。

我们正在不断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也一直在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实现善治，是各级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今社会，多样化需求不断增长，以多元主体提供的多元供给来应对多样需求的趋势正在逐渐显现，微公益、微治理就是多元参与的一个重要表现。小和微能接地气，小和微亦能落地。因此，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构建大格局，更要关注小和微。

精准扶贫就是政府微治理模式的一个体现。何为精准？即为精准识别、精准服务和精准管理。要实现精准，除应具备统筹安排的大局思维以外，更多应该明确微观思维主导下的服务定位和服务供给，即微观其需，助其自助。精准扶贫，要求各方各司其职，各定其位，点对点，一帮一，这是政府精细化服务的具体表现，这也要求政府要由原来政府主导型的简单给予，逐步转变为以救助个体需求为导向的精准支持，其服务特点也由原来的平均主义计划性转变为精准主义市场性。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以尊重受助个体为核心的微治理将逐步推开。即使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后也势必会面临个性化的社群需求，而微治理则能在互联网支持下为此实现精准化的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