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价值评估范文
时间：2023-06-01 10: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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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干热河谷 坡耕地 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 规划设计 措施体系 效益评价
中图分类号：S1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22-0229-02
引言
云南省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元江、怒江、南盘江等干流及其部分支流，如绿汁江、普渡河、勐河、龙川江、鱼泡江等深度切割、地形比较封闭的区段，范围涉及11个州、市的34个县（市），土地总面积约1.1万平米公里。
干热河谷地区热量丰富、光热充足；降水少而且集中、蒸发量大，水热不平衡；植被恢复困难、生长量低、覆盖率低。由于人口压力大大面积开垦的坡耕地，坡度陡，水土流失严重，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土地退化现象，土壤性状恶化，肥力下降，土地生产力降低，生态功能和环境调控能力差。
大量研究表明，坡耕地严重的水土流失所导致的农田表层土壤以及氮磷钾等营养物质的流失是土壤质量退化的重要原因，对于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的干热河谷地区而言更为突出。因此，通^坡改梯工程的建设，使耕地的保土、保水、保肥能力显著提高，减小流域内水土流失，减轻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提高耕地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逐步形成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效地缓控制由于水土流失引发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发展。
现以楚雄州双柏县普龙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这一典型的干热河谷地区坡耕地治理项目为例，详细说明其规划设计方案，所提出的治理措施及所产生的效益进行详细评价。
1 流域概况
1.1 项目区概况
工程位于楚雄州双柏县大麦地镇境内的绿汁江河谷地带，流域所在区域内坡耕地比例高、面积大，坡耕地面积4.19km2占流域总面积的48.55%。流域涉及人口1562人，全部为农业人口，主要民族有汉族、彝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8%以上。农业劳动力905人，农业人口密度181人/km2。耕地总面积6289.65亩，农业人均耕地4.03亩/人，粮食总产量546.7t，农业人均产粮350kg，农村经济总收入391.94万元，农业人均纯收入1330元/人。
受哀牢山山体南北走向影响，阻隔了东南湿润季风的输入，使河谷底部形成干热条件，其植被稀疏矮小，为多刺灌丛和耐旱肉质植物生长，具有降雨少，蒸发量大，干旱严重的地区特点。流域内光热、土地资源丰富，适宜多种热带、南亚热带作物、特种经济植物、热带果树和冬早蔬菜生长。由于气候干热，水利基础设施落后，经过多年耕种的坡耕地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当地政府、群众对开展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要求迫切。
1.2 坡耕地坡度组成
流域坡耕地总面积419.31hm2，其中5～8°坡耕地面积为216.64h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51.7%； 8～15°坡耕地面积为108.18h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25.8%；15～25°坡耕地面积为94.49h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22.5%（表1）。
1.3 坡耕地水土流失现状
流域范围内水土流失面积为459.43hm2，其中坡耕地水土流失面积419.31hm2，占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91.3%。坡耕地水土流失面积中：轻度流失面积216.64h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51.7%；中度流失面积108.18h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25.8%；强度流失面积94.49h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22.5%，坡耕地上的水土流失量达到1.73万t/a，占流域内年流失量的95.6%，坡耕地上侵蚀模数为4126t/km2.a。造成流域内坡耕地水土流失的原因主要是干热河谷区域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坡耕地耕作频繁、土壤肥力及黏度下降等因素（表2）。
2 治理措施设计
2.1 坡改梯措施
干热河谷地区大面积的坡耕地是造成流域内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坡改梯后可改变地形坡度，滞留地表径流，稳定土壤，具有保水、保土、保肥作用，进而为山区农、林、牧、副业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本次工程规划实施坡改梯面积6289.65亩，根据流域内土壤、地质、水文、坡度等因素，梯田设计为土坎水平梯田，田坎侧坡63°，根据不同地貌坡度设计田面宽度3.71～9.51m之间，田坎高度设计为四种高度：当坡度在5～9°时，田坎高度设计为1m；当坡度在10～14°时，田坎高度设计为1.2m；当坡度在15～19°时，田坎高度设计为1.3m；当坡度在20～24°时，田坎高度设计为1.5m。田边设蓄水埂，蓄水埂顶宽取30cm，高30cm，内侧坡比1：1，外坡1：0.5。梯田内侧设土质排水沟，由受益农户在每次耕作时自行清理。
2.2 农田灌溉措施
工程区位于绿汁江干热河谷地区，区域内地形高差变化较大，部分区域高差大于200m，考虑到项目区种植热作水果、反季节蔬菜的需要，以及干热河谷地区蒸发量大，土壤保水效果差等特点，灌溉输水系统需具有节水灌溉特性，经综合分析，农田灌溉措施布置如下：采用灌溉主管从河口河水库输水干渠上已预留的取水口取水，根据需灌溉的地块垂直等高线布置支管和分管，引水至各地块中的调节水池内，灌溉配水管采用滴管管道沿田块等高布置。共布置灌溉主管3.19km，支管2.04km，分管9.45km，配水管30.43km，100m3调节水池9座，200m3调节水池6座。
工程区灌溉水源为河口河小（一）型水库，水库配套输水干渠已修建至项目区附近，可供项目区灌溉的流量为0.56m3/s。工程区设计灌水率根据综合治理后的种植作物灌水定额、作物种植比例及灌水时间等综合确定，灌溉保证率取P=75%，灌溉的综合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90。工程区灌水率为q=0.72m3/（s.万亩），最大灌溉流量为0.45 m3/s。
2.3 田间道路及截排水措施
工程区内部道路均为土质路面，由于年久失修，路面狭窄且凹凸不平，雨季难于通行。为了方便农业生产与管理，满足项目区内交通运输需要，本次设计根据实际需要在流域内布置机耕道路和作业便道，道路走向主要考虑原地形地貌条件并充分利用原有的道路系统，尽量节省工程量。
为了满足工程区内交通运输需要，机耕道路路面设计宽度4.0m，作业便道路面设计宽度2.0m，路面采用15cm厚砂砾石铺垫，道路外侧设置C15混凝土路沿，道路内侧设置C15混凝土排水沟，可排除坡面汇水，避免洪水冲刷梯田。根据农户需要针对道路按200m～300m间距设置回车平台。同时为方便群众耕作，沿机耕道路在跨道路排水沟一侧按需要设置下田口，连通机耕路至田块。共布置机耕道路26条、作业便道10条，总长度27270m，田间道路布置密度65.1m/hm2。
3 工程效益
流域内现状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粮食作物为玉米，特色经济作物为冬早蔬菜、蚕豆等。由于流域内主要以坡耕地为主，农业基础、配套设施薄弱，耕作及管理技术落后，导致作物产量较低，同时因缺乏合理的产业结构规划，严重制约着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通过本工程的实施，完成坡改梯及配套灌溉、机耕道路和道路排水沟等内容建设，为流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招商引资，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冬早蔬菜和葡萄栽植。通过流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降低传统低产低效作物种植比例，推广农业新技术，着力发展特色产业，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对坡耕地采取坡改梯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后，流域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度达90%，年减蚀量达1.18万t，年蓄水效益达32.48万m3，流域内土壤侵蚀模数由原来的2098t/km2.a降到726t/km2.a，人为因素导致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全面提高流域内蓄水保土能力，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发展。通过坡改梯及其配套措施的实施，大幅增加流域基本农田的数量，提高耕地的水利化程度，促进流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单位面积的产出大大提高，增加经济效益达24000元/hm2.a。
4 结论
楚雄州双柏县普龙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在设计及后期实施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
（1）规划思路指导经验：设计过程中山、水、村、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结合外业调查情况，切实做到合理统筹规划。设计过程中注重专业分工配合，以水土保持专业为主，抽调农田水利、水利工程、农村资源与环境和土壤等多个专业人员配合，确保工程实施方案涉及的水土保持规划、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及田间机耕道路治理工程等单项工程内容设计深度。
（2）梯田工程设计指导经验：结合外业实地调查情况，按照当地耕作习惯，合理划定地块边界和田坎控制高度，田面宜宽则宽、宜窄则窄、相近坡度区域尽量保证一梯到头，尽量避免出现加梯现象；针对平均坡度较大的地块，大型推土机施工难度大，通过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本次梯田施工修平田面结合地形实际坡度，采用大、小型机械分块施工。田坎和蓄水埂结合区域内土壤、地质等实际情况，施工采用洒水后人工夯实。
（3）灌溉工程设计指导经验：结合项目区水源条件，按照作物种植调整规划进行水资源的合理分配计算，配套设计的引水、蓄水、排水、灌溉等坡面水系工程，做到，能蓄能排，保证灌溉引排合理，同时配套好背沟、排洪沟、挡水沟等排水设施；灌溉主管尽量平直，分管沿蓄水埂走。
（4）田间道路设计指导经验：田间道路走线基本沿老路规划，但需结合沿线坡改梯后地形变化，对参照相关小流域项目机耕道路设计经验，对纵坡比、转弯半径进行优化调整，能直则直，尽量减小与坡改梯地块结合处填、挖方边坡高度，保证地块地埂的稳定和地块内灌排自如。
（5）截排水设计指导经验：通过细致的现场调查，结合地形、坡改梯后的路网进行截排水沟布设，做到排水畅通，水不乱流，防止坡面径流进入坡改梯区域，冲毁田面、田坎和蓄水埂，保障坡耕地整治质量及永续利用。
干热河谷地区受流域内坡耕地大量存在、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的制约，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缓慢。通过坡耕地综合治理的实施，将流域内适宜坡改梯的坡耕地全部建设成为梯田，配套相应的灌溉和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了流域的生态环境，为流域内种植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有力的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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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耕地价格评估的现状
1.耕地价格评估作为政府支农投资的参考手段应用不够。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三农”的扶助力度，如大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划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但是对耕地收益价格评估的投入和重视不够，使得耕地价格评估对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和投资计划的参考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耕地价格评估专业化程度薄弱。具体表现为：执业标准不规范，存在人为操纵评估价格的现象，行业公信力不强;监管力度不够，评估执业人员的执业素质和执业操守有待提高。
3.耕地价格评估未能充分服务于农业经济活动。随着农业生产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耕地经营权的流转日益频繁，各种形式的农地转包、租赁经营、作价入股等已在不少地区涌现.但一些地区由于没有开展耕地估价工作，使得耕地经营权的流转缺乏科学计量依据，耕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补偿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现代化的实现。
二、耕地价格评估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前提不明确
对耕地收益价格进行评估前，应明确评估前提，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考察耕地的收益能力。目前，很多评估人员工作中出现了以下问题：首先，评估基准日不能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耕地价格也在不断变化中，评估基准日不能合理确定，估价结果必然会产生误差。其次，作物种植制度不明确，这对估价结果影响很大。作物是一年一熟制还是一年两熟，是连作制还是轮作制，对不同作物产出价值影响很大。
再次，耕地开发程度不清晰。耕地外几通，耕地内场地是否平整，是否已具备种植生产条件，这些都影响者评估结果的确定。
(二)缺少深层次数量分析
目前耕地估价中采用的估价模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过分简化，缺少深层次的数量分析。部分估价人员运用收益还原法求取耕地纯收益时，直接采取近3年耕地实际纯收益的平均值，忽视各年耕地收益受作物种植制度、自然条件、集约利用水平等影响而应综合考虑的调整因素。这种计算方法虽然简化了计算过程，但也造成了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缺失。另外，选取土地还原利率时，也有直接选取一种利率而不考虑市场经营风险因素的影响的现象，这些评估过程的简化违背了土地评估机构作为中介服务机构所应有的谨慎性与专业性，对本行业的公信力和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三)参数选取主观性强
近年来，我国耕地估价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其中参数选取主观性和随意性表现于以下方面。
1.还原利率的确定存在的问题。目前，在实际估价中通常是直接选取一种利率法来确定资本化率，但采用此方法误差较大，应该在已选利率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市场和风险情况加以适当调整。
2.客观总费用的计算存在问题。一是漏掉了一些项目的费用;二是对一些费用的测算不合理，导致许多地区的农地呈现负收益状态，为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耕地价格设置了障碍。
3.纯收益测算存在的问题。当前测算农用地纯收益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法，即直接求取耕地近3年纯收益基础上用收益还原法进行地价测算，可能产生由于种植作物不同而引起地价不同的现象，往往出现“高收益高地价、低收益低地价”、“同一块土地，收益大相径庭”等不合理现象，进而导致耕地使用权资产价值的流失，这势必影响了地价评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四)信息的收集缺乏科学性和动态性
实际估价工作中，耕地估价的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影响耕地质量及价格的因素很多，要使耕地估价的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耕地质量情况，必须广泛收集有关的社会、自然、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另外，信息和资料要收集和采取多年的连续的数据，这样才能尽量减少误差使评估结果更科学。然而，部分估价师考虑到资料收集的烦琐和困难，仅收集和采用近几年的数据信息作为评估资料，这样计算出的评估结果科学性和合理性很值得商榷。
三、完善耕地收益价格评估的对策
(一)耕地估价前提必须要明确
1.明确估价基准日。估价基准日是土地价格的定义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由于地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不断涨落和变化着的，如果不明确所评估的价格是哪个时点的价格，则所评估出的价格就毫无意义。因此，明确估价基准日是明确耕地估价的必要前提。
2.标明作物种植制度。由于土地具有多宜性，因此在符合可持续利用和合法利用的前提下，耕地的利用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主要表现在作物种植制度上。由于同样土地种植不同作物会产生不同的生产能力，进而产生地价的差异，因而为了使耕地估价更加科学、准确，必须标明待估耕地作物的种植制度。
3.揭示耕地开发程度。不同的耕地开发程度，对耕地种植作物的选择和投入产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视耕地是否平整、水利通电设施是否齐全，可综合考虑评估种植水田还是旱田更为适合，是种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获利更大。
(二)加强深层次数理分析模型的应用
运用适当模型估算土地纯收益。通过对各种评估方法的综合比较，目前收益还原法是耕地价格评估的首选方法，因此土地纯收益的合理测算至关重要。耕地纯收益系统中，由于部分信息时明确的，部分信息不明确，对于这样一个灰色系统，可以借鉴灰色系统理论，通过建立灰色预测模型(GM)，收集4—5个年份数据为样本，即可计算得到估价年期的预期纯收益数据。
运用合理方法测算土地还原率。目前，比较常用的较合理的还原利率确定方法是“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它是在安全利率的基础上，根据农用地收益的风险大小，加上一定比例的风险调整系数，以此作为还原利率。由于农用地风险难以确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对评估师的专业性和经验性要求较高。另外，采用 MonteCarlo模拟法确定还原利率也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运用概率密度函数模型。根据影响耕地价格的各种因素的变动范围和趋势选择适宜的概率密度函数模型，计算机通过产生的随机数，采用模糊数值迭代法计算得到预期还原利率值。
(三)选取参数时要遵循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
应全面分析确定还原利率的方法。目前在评估实务工作中可以使用的还原利率的测算方法，包括土地纯收益与土地价格比率法、安全利率调整法、现实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和MonteCarlo模拟法。土地纯收益与土地价格比率法对成交案例的可比性要求较高;安全利率调整法对风险调整值的确定方面要求评估师将其专业性和评估经验相结合;现实投资收益排序插入法需要较高的技术性，将搜集到的各种类型投资收益率排序、分析对比，根据经验综合分析确定还原利率;MonteCarlo模拟法对数学模型的应用要求较高，但测算结果更有说服力。评估师应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分析选择合理的还原利率确定方法。同时，要考虑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是指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在经济学中是指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在耕地估价过程中风险的表现有两方面：由于自然灾害等非常原因导致各年间耕地产出剧烈波动;安全利率调整法中风险调整值的确定直接影响还原利率，进而影响最终评估结果。因此，对风险发生的概率要考虑和重视。
(四)科学、连续地收集相关信息
1.掌握作物的常年产量和平均价格。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作物的种植条件和产量会出现上下波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收集资料时应剔除非常因素的影响，取得作物的常年产量。由于经济环境、宏观政策以及供给关系的变动，每年作物的价格都会有所浮动，应该求出平均价格作为本次评估中年总收益测算的基础。
2.年总收益测算时要考虑财税政策的影响。财税政策虽然不能直接影响耕地的经济产出量，但可以通过粮食补贴政策、农机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等影响耕地净收益。在一些粮食生产大省，农村税费改革和种粮补贴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耕地生产的净收益。另外，土地政策对耕地价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规定了土地的用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的利用方式，从而决定了耕地所能带来的收益量，最终影响耕地收益价格。
3.资料的收集要尽可能齐全且有一定时间跨度。年总收益是农用地按现用途合理有效利用土地所取得的持续而稳定的客观正常年收入。年总成本费用是指农用地的使用者在进行生产中所支付的年均客观总费用。由于农业生产是一个开放系统，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在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因此，应全面收集有关投入和产出的资料，并保证所收集资料有一定时间跨度，这样才能尽可能保持数据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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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海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基本情况
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末，海南省已有三亚、东方、海口、琼海等14个市县全面开展了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省测量农村土地面积已达466.5万亩，占国土“二调”农村耕地面积的49%，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近8万本，建立档案近22万卷。2015年5月，海南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计划于2015年底前完成确权土地测量及核查公示工作，2016年底前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城镇化的加快，进城务工的农民不断增多，而农民又不愿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农民流转土地的愿望强烈。海南省计划建设全省统一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及服务中心，包括1个省级流转服务中心，22个市县区级服务中心。同时，还将推动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合同制，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体系，探索基准地价、公开招租竞标的流转制度。海南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大批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进行规模化开发，形成了集约化、产业化经营管理，但普遍存在融资困难、改造扩建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尤其需要金融支持。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开办土地经营权质押贷款”。一些地区随之围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开始开展金融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效。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全力提升以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所有权“三权三证”抵押融资为重点的“三农”金融服务便利化水平的精神，为激活农村土地，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及农村融资渠道，解决农村融资担保难的问题，如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
海南省抓住国家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机遇，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2014年1号文件精神，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从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出发，在文昌市、澄迈县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为全面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打牢基础。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扶持“三农”发展，海南省于2012年出台印发了《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管理办法》，为海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了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海南全省累计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3000多万元，让2000多万农户及时获得银行金融服务。
二、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制约因素
1、缺乏可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
目前，我国现有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信用社三类。农业发展银行实力有限，且在县级以下几乎无分支机构，不直接面向农户，开展农地抵押业务能力有限;农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银行，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不高，据调查，土地经营权处置难、难以变现是目前涉农金融机构不愿开办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主要原因;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要力量，长期服务于农业，但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鉴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严重缺失，即使法律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贷款，但仍然难以推进。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不明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不确定，使得承包者的投资安全和投资利益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制约了土地顺利的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不到位，导致农村土地流转矛盾纠纷屡见不鲜，使得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的信贷业务难以开展。另外，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法律上缺乏一定的效力，也是当前涉农金融机构不愿开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主要原因。
3、土地价值评估困难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主要由农民和金融机构协商确定，或者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评估，缺乏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评估标准，评估操作随意性和主观性较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通常期限较短（为5―20年），金融机构难以评估此类权益的价值，实际价值难以合理确定。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取决于土地承包经营的时间、土地经营收益，加之受自然条件、生产经营项目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评估机构难以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际价值做出准确判断，土地的实际价值得不到正确定位。评估价值普遍低于土地经营权实际价值，加之评估方法不科学，不仅影响了土地融资功能的发挥，也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
4、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市场
债权人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的前提是，抵押权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时，可以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变卖，以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这就需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作为拍卖、变卖的载体。海南除个别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市场外，大部分地方没有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大多由农户私下进行。由于流转市场发育缓慢，流转信息不畅通，无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公开竞标、拍卖，一旦经营户出现贷款违约的情况，金融机构处置抵押物难度较大。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变现，较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使得土地抵押融资难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影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推广。
5、农村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备，操作不规范
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村土地流转呈零星流转、口头流转、短期流转方式。即使部分农户采用“签订合同”的形式进行流转，也无任何签证手续。农村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备，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效用不强，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失去推广应用的条件，大多涉农金融机构也不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土地流转部门不明确，登记制度缺失，农村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导致流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进行抵押登记，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开展。
6、风险保障机制缺失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需要相应的中介组织和必要的风险保障机制。因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特别是农地抵押贷款用来经营养殖业、农作物种植的市场风险更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将造成土地上附着物出现重大损失;或因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导致土地上附着物市场价值大幅降低。这都会直接影响贷款经营户的还款能力，导致信贷风险加大，进而降低了金融机构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另外，农业保险发展尚不足，欠完善的农业保险不足以降低农民收入的波动性，而农民收入是农民还贷的主要资金来源。
7、相关法律法规障碍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没有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做抵押。《担保法》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即使央行和银监会都明确表态希望各地区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但是基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很多地区都难以实施这项贷款业务，即使个别地区实施了，也很难推进。
三、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各地纷纷涌现的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金融创新能够释放农村经济发展潜力，值得鼓励和推广。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区在试点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和限制。各试点地区应适当放宽对不良率的容忍度，要对农民手里的“三权”价值做科学的评估，从而避免盲目评估带来的代偿风险，应针对农村金融的特殊性，推出一套适宜的风险防范机制和措施。
1、政策扶持农村金融机构，强化贷后管理
政府扶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如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培训，提供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机制，特别对涉农贷款投放比例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励。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针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特殊性，建立贷后跟踪制度，在贷款发放后，从资金使用到平时农业生产情况，不定时地进行贷后调查，凡是影响贷款到期收回的风险因素，都要引起重视并及时介入解决，最大化降低贷款收回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应对相关金融机构增加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消除金融机构“惧贷”心理，使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更加良性发展。
2、建立统一权威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构
建立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构，制定“农村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管理办法”，可以引入中介机构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价值进行评估，农村金融机构也可组建独立的土地流转评估部门，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创造有利条件。政府或者土地管理部门也可组建独立的土地流转评估中心，培养专业资质评估人员，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的评估，为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还可建立科学的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合理确定农村土地价值。
3、加快建设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机构，健全土地经营权争议仲裁机制，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流转平台，并明确其相关职责，即汇集土地使用权委托流转和受让的信息，土地流转供求的信息，接受供求双方咨询;组织开展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竞投活动，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协调供求双方有关事宜，促成流转双方达成意向，并协助办理有关流转手续，提供统一的合同格式，做好合同的鉴证服务;对土地流转跟踪服务，协助调解合同纠纷，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和经营者三方的合法权益。
4、逐步完善农业保障机制
加快组织成立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和发展农业保险机制，降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信贷风险。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对农业亏损进行适当的补偿。农村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多种担保方式，如对额度较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推行“公司担保+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收益保证+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和“基金担保+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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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资源耕地
耕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农业资源，关系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然而，我国各地乱占耕地现象非常严重，保护耕地、防止耕地资源流失是当前一项非常迫切的战略任务。实施耕地资源核算，建立耕地资源核算制度，能够加强对耕地的监控和管理，是防止耕地资源流失的有效措施。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2亿hm2这条“红线”，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用耕地的各种因素不会减弱，反而有可能增强，守住这条“红线”的前景并不乐观。实施耕地资源核算，能够从源头上掌握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情况，适时进行政策调控，有利于加强耕地资源的管理。
1实施耕地资源核算的意义
耕地资源核算是指对一定时刻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耕地资源，在充分调查、准确测量的基础上进行实物量的核算，以及利用合理的价值评估方法，对其进行价值量的测算的过程。耕地资源核算的结果反映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存量状况和动态变化情况。实施耕地资源核算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1.1实施耕地资源核算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在农业的各个要素中，耕地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各地占用耕地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22亿hm2，而2000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28亿hm2，我国耕地6年净减少约666.67万hm2。耕地数量的大幅减少必然会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要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防止耕地资源的进一步流失。当前我国耕地统计核算制度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很难及时发现耕地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这无法适应国家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必须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耕地资源核算制度，每年对耕地资源进行核算，发挥其“监控器”和“报警器”的功能，实现对耕地资源的有效控制和管理，确保耕地绝对数量不减少。
1.2实施耕地资源核算是加强耕地管理的需要
由于人口增加、农民生计所迫和社会需求强烈等原因，掠夺式生产经营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致使近年来耕地质量不断下降，现在耕地中劣质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5%—45%。然而，我们国家在耕地管理方面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严重。实际工作只停留在耕地丈量的范畴，缺失质量核算这就使国家无法准确全面地把握土地资源的经济社会价值现状，更难以防范耕地资源的隐性流失。实施耕地资源核算将会解决这一问题，耕地资源核算不仅对耕地的实物量进行核算，同时还对耕地的价值量进行核算，客观地反映耕地的质量情况，能够对耕地资源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价，从而提高耕地的管理水平。
1.3实施耕地资源核算是改革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
现阶段，我国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重视经济产值及其增加速度，资源消耗无法在国民经济中反映出来。一个国家的矿产耗尽，森林大量减少，水源短缺，空气污染，可是国民经济核算却表明收益增加，经济运行良好，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这种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下，必将导致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造成自然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自然资源核算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综合反映经济增加值和对资源造成的消耗。然而，我国资源核算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成熟，尚未形成涵盖所有资源的核算理论和方法。实施耕地资源核算能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资源核算的内容，加速资源核算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推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EEA)的实施。
2耕地资源核算的基本理论
耕地资源核算作为资源核算体系的一部分，其基本理论和资源核算是一致的，其内容以资源核算和土地资源核算为基础。
2.1耕地资源核算的主体
耕地资源核算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应该指定专门的机构(例如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等)来实施核算。耕地资源核算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实际核算过程应按照行政级别自上而下地进行部署、自下而上地逐级汇总核算。
2.2耕地资源核算的内容
与土地资源核算相对照，耕地资源核算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实物量核算，另一方面是价值量核算。所谓实物量核算，是指对耕地数量方面的测算，侧重于“量”的确定，主要使用土地丈量等基本方法，实物量核算是耕地资源核算的基础;价值量核算，是对耕地的价值水平进行合理的评估，综合反映耕地的经济价值，侧重于“质”的评定，由于土地的“质”属于数学上边界难以准确划分和界定的处理对象，因此这一过程可通过模糊数学的手段来实现。价值量核算是耕地资源核算的重点，是耕地转化为货币形态的重要过程。
实物量和价值量又都包括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存量和流量反映耕地资源的不同属性。存量记录某一时刻的数值，侧重描述量的多少，是静态数据;流量反应不同期间数值的变化，侧重反应变化的程度，是动态数据。耕地资源核算应该包括实物量存量、实物量流量、价值量存量和价值量流量四个数据指标。
2.3耕地资源核算的程序
一项完整的耕地资源核算主要包括界定核算对象，实物量核算，价值量核算，存量和流量核算以及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部分。
实施中，首先应该确定核算对象，界定核算的范围和特征，其次进行实物量核算，之后通过数学模型估计测算耕地的价值量。这时实物量和价值量都是存量数据，最后通过相邻两次存量数据的比较得出流量数据，反映耕地资源的增减变化，这就是流量核算。
耕地资源核算乃至资源核算的最终目标是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核算。但从当前形势看，绿色GDP核算的实施还存在很大的难度，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需要时间。因此，现阶段我们先不考虑耕地资源核算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问题，等到条件成熟再将其纳人国民经济核算。
3耕地资源核算方法
一项完整的耕地资源核算包括耕地资源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两部分，既要进行存量核算也要进行流量核算。
3.1耕地资源的实物量核算
耕地资源实物量核算主要反映耕地核算期初和期末的实物存量以及期内的变动情况，目的是采集有关耕地属性的精确数据。实物量核算主要是耕地测量，在技术方面主要采用土地丈量的方法，随着技术的进步，土地丈量已发展为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主要有GPS技术、电磁感应技术等。耕地实物量核算的应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不是本文研究的范畴。
实物量核算可以借助账户来完成，这些账户通常都采用会计账户形式和复式核算方法，一般包含期初结存数、本期增加、本期减少和期末结存数等内容。这些内容满足基本平衡关系:期末存量二期初存量+本期增加一本期减少。
3.2耕地资源的价值量核算
价值量核算赋予耕地资源一种货币性价值，是反映和揭示耕地质量的一种方法。耕地价值量核算的方法比较多，目前能够为多方面接受的是收益还原法。这种方法以土地收益为理论依据，认为土地价格是土地收益的资本化，土地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土地收益的大小。
这种方法的基本公式为:
MV=a/r
其中MV为耕地的市场价值，a为耕地的年纯收人，r为耕地的还原利率。
首先要确定耕地的年纯收人，其在数值上等于耕地的总收益减去耕地的总费用。
耕地总收益的计算取决于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以及主产品和副产品当年的产量和市场价格。计算时可根据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对各作物收益进行加权求和。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R为耕地总收益，m;为第i种农作物的客观产量，P"为第i种农作物的平均市场价格，k;为第i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n为农作物种类数。
耕地总费用主要包括物质费用、人工费用、投资机会成本和相关的农业税费等，其中人工费用采用工作日乘以劳动日工资价格来计算，投资机会成本等于物质费用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乘积。
其次要确定还原利率。还原利率的确定是评估耕地市场价值的关键。具体测算耕地的还原利率时，通常采用”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的方法进行测算。通常取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安全利率。对于一般种植业用地来讲，其风险调整值可以在1%—2%左右，而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的农地风险调整值可以大于5%甚至10%。
3.3存量和流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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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年底，全市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46119份，签订家庭承包合同452788份，签订土地流转合同13155份，流转面积17.7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8%。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1、有偿流转租金不高。尤溪县调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实物支付或以实物折价支付租金为主，以实物或实物折价支付的占75%，以现金支付租金的占22%，不付租金的占3%。租金支付差距大，每亩租金最低为10元，最高为980元，多数在100元以内。
2、流转以短期为主。据调查，全市土地流转期限在1年以内的占58%，1-5年的占37%，5-10年的占3%，10年以上的占2%。说明经营权流转的短期及非稳定性。
3、转包和出租居多。全市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别为6.91万亩、1.28万亩、1.34万亩、7.53万亩，分别占流转总面积的38.9%、7.2%、7.5%、42.4%，其中转包和出租的占81.3%。说明农民流转的大多数是有偿的。
4、农民自发流转为主。从承包地流转的过程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主要是在农户之间进行，但农户与企业连片出租、规模经营的比重正在提高。从尤溪县调查来看，农村中有90%土地流转操作是在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且流转土地数量小，只有10%是成规模的土地流转，操作发生在农户与农业企业之间。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成效与主要做法
去年我市在*、将乐县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信贷试点工作。至200*年底，*县农村信用联社通过公司、基金担保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各类形式共发放15.6万元贷款支持红豆杉规模种植户，涉及土地流转187亩。将乐县已发放以14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抵押的贷款20万元。其主要做法是：
1、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条件和范围。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是合法流转取得或通过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等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拥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权属证明材料；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关系清晰、合法，村委会或发包方对土地未做“禁止抵押和再流转”限制。承包经营租赁协议和手续符合国家法规政策；三是抵押期限为《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期以内，同时抵押人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应为3年以上，截止信贷抵押之日起，剩余期限不短于2年。
2、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价值认定和抵押登记制度。由贷款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价值进行认定，认定的一般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价值=年租地平均收益×经营期限+种养物价值。同时明确了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信贷业务的抵押登记部门。抵押登记后，还要将情况抄报乡（镇）农村土地管理部门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备案，以方便农村土地管理。
3、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风险防范措施。一是把好贷款用途关，防范信贷风险和用地政策风险。借款人取得贷款必须用于农业开发项目及抛荒地复耕；二是合理确定贷款金额与期限。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金额不超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认定价值的70%。贷款期限由贷款人按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确定；三是建立担保机制，创新贷款模式。①“公司+土地经营权抵押”，即农业产业化企业是承贷主体，并将企业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同时企业负连带责任；②“基金担保+土地经营权抵押”，即行业设立基金，由基金担保和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共同担保以获得贷款，担保责任由基金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约定比例分担；③“土地承包经营权作股权抵押”，即两个以上经营户以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成立联营公司，把股权作抵押申请贷款；④直接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取得贷款；⑤其他符合法规的贷款模式。
4、政府支持，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组织保障。*县政府下发了《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的实施意见》，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规范，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在试点区域建立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以协助抵押权人对经营权抵押的土地进行管理和流转，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信贷业务试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利弊分析
（一）有利因素
1、增加农村融资渠道，突破农业融资的“瓶颈”制约。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突破了农村土地不能作为抵押物的瓶颈制约，使经营户认识到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生存的资源，还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融资，既可提高农户保护土地的意识，也可为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提供有效的途径。
2、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实现土地、金融等各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通过流转，改变了传统简单生产模式，农村土地逐步向集约和规模方向发展，有效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同时，一旦抵押人出现贷款违约，银行可以将经营权及附着物一起进入土地流转市场拍卖转让，土地资源的配置将更加合理。
3、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实现了双方互利多赢。土地经营权抵押信贷业务的开办，一方面促进了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改变了过去以小额信贷为主的单一信贷模式，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村经济建设中去，从而推动了集约化金融模式与小额信贷等农村金融发展多元模式的形成。
4、解决了农民特别是种养大户担保难的问题。由于经营大户生产成本投入大，资金缺口较大，对信贷资金需求迫切，通过设定土地经营权抵押信贷，可以支持其开展生产种植，从而方便土地集中使用，使抛荒的耕地重新得到利用和开发，提高土地利用率。
（二）不利因素
1、金融风险加大。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农业保险业务尚未全面展开，如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或市场因素影响，将给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影响了金融部门对这项业务的全面开展。
2、办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手续繁杂。金融部门为了保障其既得利益，最大限度降低金融风险，设立了防范信贷风险的有关措施，手续繁杂。加上评估机制不健全，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农户要实现以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困难很多，部分农户宁愿以更高的利息通过商业贷款或民间融资的方式更为便捷，影响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四、土地流转和抵押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流转程序不规范。目前，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主要以转包为主，流转形式比较单一，且大部分是在亲戚、朋友或相互关系较好的村民之间内部、私下流转，流转规模较小，且当事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未向发包的村委会或村小组登记备案，或未经发包方同意，合同条款的公平、完整、规范等也较欠缺。即使个别签订了书面合同，也都是农户间的不规范合同，极易产生土地纠纷。
2、中介组织及流转市场发育缓慢。由于农民思想观念守旧，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及流转市场的发育。如*县沙溪乡于20*年组织到浙江等发达地区考察土地流转工作后，成立了土地信托服务站，但至今都没有正常运作。尤溪县反映，目前全县15个乡镇都没有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机构不健全，导致全县绝大部分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出现自发性无序流转。
3、乡村组织越俎代疱。一些乡村组织不尊重农民的意愿，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搞强制性的土地流转。有的把土地流转收益中的一部分作为乡村集体收入，损害了农民和集体利益。三元区反映，尽管国家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但个别地方依然以村规民约的形式规定每3-5年对承包土地进行调整。有的地方不顾客观实际，以产业化规模经营为由强行流转，严重侵害了农户利益。
4、农村保障机制不健全。当前的农村土地担负产出农产品的经济功能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他们不愿将所承包的耕地的经营使用权长期地转出去，而是把耕地转包给兄弟姐妹和亲戚；在转包给“非自家人”时，一般宁愿把耕地转包给外村人或同村不同组的人，也不愿给同村同组的农户。同时也造成想种地的没地种，有地的不想种的粗放式经营，降低耕地的利用率。
5、农村土地抵押价值认定不够科学。农村价值评估权威机构尚未建立，对农村土地抵押价值认定不够科学，贷款人主观意愿成份比较大，抵押权人实现农村土地经营权这个抵押物的价值也相对比较困难。
五、对策与建议
1、稳妥推进，保障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党的农村土地政策，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过程中，必须十分明确和做到：在30年承包期内，除非农民主动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否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通过任何手段使农民失去承包的土地（国家需要征用除外）。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才能真正使农民在土地制度上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要进一步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权利，让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让农户对承包的土地享有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权利。同时，要采取政府、村集体和个人合理负担筹集保险费的原则，积极探索“土地换保障”的办法，逐步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对承包期内将承包土地全部流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居民，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参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保等福利待遇，并在进城镇经商或办企业或就业等方面给予优先和方便。对受让经营土地的外地经营主体，在农业技术培训、户口、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照顾。
2、建章立制，规范运作。建议及时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范围及操作程序，构建适应市场化及农村实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要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体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中自愿原则。流转时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流转合同，报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土地流转的期限应由双方协商约定，但最长的期限不得超过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应签订流转的合同，以合同的形式将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固定下来，流转合同应标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址、流转期限、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价款以及违约责任，使双方一旦发生纠纷，调处有据。
3、创新机制，培育市场。一是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后，业主每年应交纳一定数量的风险保证金，如合同到期无纠纷发生，风险保证金如数退还。二是要积极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在有条件的村组组建生产企业，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方式，组织开展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试点探索工作，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推开。三是要积极培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流转市场的培育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确立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户作为流转市场主体的地位。乡村组织应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条件和自愿、有偿原则，不应强行集中土地。政府部门应着重做好法律政策宣传、制定流转规则、流转耕地供求及价格信息、监督土地流转公开公正和保护正当交易，不要轻易干预农民的市场选择行为。要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建设。
4、宏观调控，严禁包办。一是政府要对土地流转有宏观上的调控。完善产权登记制度，建立科学的农地资产评估体系，合理评价农村土地价值，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二是要建立约束政府行为过度干预的机制。准确定位政府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而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与民争利。三是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对有关法规和政策的了解，使土地流转由自发逐步转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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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耕地利用;耕地补偿;生态补偿
耕地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耕地相对短缺。处于城市化发展中的中国，科技迅猛发展，经济不断创新，这些不仅影响了耕地的利用，甚至是以耕地资源“代价性减少”为基础。耕地面积减少、质量的下降、失地农民保障的缺失、城市土地开发成本低且用地效率低以及耕地污染、退化等等问题;农地具有多宜性及正外部性，农产品由于其公共产品属性，在价格无法带来利润情况下，正外部性无法得到补偿且保障补贴政策迟迟未明确立法保护，如果不解决，耕地转用情况加上耕地利用问题势必会愈演愈烈，从而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带来的耕地资源的缺失，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优化：整体上协调耕地供需与人口增长、工业化发展、城乡统筹城市化进程的矛盾;具体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和利用效率。对于出现的问题，除了宏观调控，最迅速有效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对其损失进行合理补偿。
一、耕地补偿的划分
综述耕地补偿技术路线与理论逻辑，耕地补偿大致分为基于外部性内部化原理的补偿、基于发展权转移原理的补偿和基于社会平均收益原理的补偿。
外部性内部化原理的补偿是指耕地农业利用所创造的外部效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由其他社会成员免费享受，而对农民保有和保护耕地给予的相应经济补偿。政府补贴和产权交易方式是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典型补偿方式。基于发展权转移原理的补偿是指发展权从所有权总的分离，产生的归属和收益分配的问题;基于社会平均收益原理的补偿是指农民从事农业劳动应该得到社会平均工资，投资农业生产经营的资本也应得到平均利润。农民因从事粮食生产而失去的机会成本远大于生产所得，国家应该对其进行补偿，农民也会因此提高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学术界对于外部性和发展权转移的理论主要进行区域补偿研究。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指为了协调不同地区在耕地保护上的利益关系，即在总体上最大限度地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耕地的合理要求，而从尽量满足区域之间耕地保护责任和义务对等的角度出发，由经济发达、人多地少且不全履行本区域耕地保护责任的一方，向经济欠发达、人少地多且过多承担耕地保护任务的一方提供补偿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对于面向农户的补偿研究主要依据社会平均收益原理及部分发展权转移原理。
二、耕地补偿价值测算模型
要做出合理补偿，首先必须测算出需要补偿的耕地价值。通过对耕地资源价值构成的综合分析，本文认为耕地资源总价值应包括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内涵与实质的揭示，指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只应包括具有正外部性的非市场价值，即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补偿包括耕地直接损失补偿和机会成本。
国外的价值评价法有成本分析法（CAM）、特征价值法（HPM）、条件价值法（CVM）、旅行成本法（TCM）等。国内主要分为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综合评价法。蔡运龙提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计算模式V=Vc+Ve+Vs。其中，V表示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的总价值;Vc、Ve和Vs分别表示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廖和平等提出从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发展权价值、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和生态安全价值五方面初步核算耕地资源价值，并分析测算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谢高地提出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测算耕地生态效益及景观与科学文化效益，采用替代成本法测算粮食安全效益和社会保障效益，是多种方法的集成和综合。
三、国外耕地生态补偿经验借鉴
1、美国
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为解决干旱、沙尘暴、经济萧条等问题展开的“休耕计划”到政府补贴政策，再到1985年农业经济滑坡再次展开的土地休耕计划及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可以看出，美国耕地补偿，是在利用土地休耕计划期间，建立了农业保护基金，生态补偿制度，成立了保护项目，充分公平合理地补偿了农民，激励计划的完成与实施，解决了农业经济问题。
2、德国
德国将对生态农业的重视，反映到了强调耕地生态功能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绿色、生态、安全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体系、系统全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的建立上。德国采用政府支付为主，企业参与的模式，对实施农业环保措施的农民按照耕地质量给予不同等级的资金补贴，同时还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用以鉴定有机农产品。一般生产有机农产品的企业都会加入相关协会，协会会对其进行定期抽查、检测，并对不合格规定的企业进行惩罚。总的来说，德国是用耕地生态补偿改变了农民的耕作方式，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建立，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3、加拿大
首先，加拿大的耕地补偿理念从单纯的保护土地资源扩展为健全土地资源与农户、农业、农村“四位一体”的协调机制，统筹农业农村协同发展。其次，健全补偿组织，加拿大依靠政府、NGOS、民间团体与组织、个体等多个主体联合推动农地保护补偿。同时，实现社会化管理。再次，提高补偿方式“四化”――多样化、专业化、动态化与梯度化。最后，完善补偿法规，规范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农地保护补偿政策效应，通过健全耕地补偿法规，保障耕地保护补偿的稳定性、权威性和科学性，从而实现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高效性和长效性。
四、我国耕地生态补偿的现状
1、我国耕地的生态价值认识不足
耕地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价值，而我国目前却忽视了对耕地生态价值的保护。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对保护耕地的生态环境缺乏积极主动性，导致耕地质量下降。
2、我国耕地生态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首先，立法中缺少耕地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定。我国有关耕地保护的相关规定基本上是对耕地数量进行保护，缺乏完整的、系统的耕地生态保护性的法律制度，没有法律权威做保障。其次，缺乏相关的鼓励和优惠措施。最后，缺乏系统的监督体系。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耕地保护动态监测体系，而《土地管理法》也并没有对如何监督检查作出详细的说明。
3、我国耕地保护实践中生态补偿的缺失
我国人多地少，供不应求，只能盲目的通过增加化肥农药的数量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从而增加收益。一定程度上收益是增加了，但是这些化肥农药会通过生态系统循环对空气和地下水造成不可泯灭的污染。
五、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路径建议
1、完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立法
将生态补偿制度法律化，可使生态补偿制度步入正轨，并能更好地顺利执行。应加大耕地保护生态环境补偿法规的普法力度，加强耕地生态价值宣传，提高人们对生态服务功能的认识，使耕地生态补偿制度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过程中得到体现。
2、完善与耕地资源有关的税费制度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确立了环境税费制度，通过税收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我国相关税收制度主要表现在：耕地占用税方面，应征范围过小，免征项目需要适当取消;农地流转税方面，征收部门分散，没有形成监管体系，征收力量不足;有关生态环境的税收，一方面缺乏跟上环境步伐相应的税费制度，另一方面已有的税收制度力度不足以规范破坏行为。
3、提高耕地保护的公众参与程度
加拿大在农地保护补偿机制中逐渐突出农户角色作用，农户在解决自然环境保护问题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多项目验证通过农民来保护农田是发展保护农田最好的方法。中国也应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项目设计，强化其在项目运行中的作用。角色的变化有利于农户树立主人翁精神，进而提高参与和执行项目的积极性。
4、促进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
中国目前最常见最直接的补偿方式为资金补偿，但是农民受文化素质限制，往往不会科学合理地使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物质、技术支持的方式予以补偿。在实物和经济不足情况下，还可以采取政策补偿。目前中国采取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
5、实现动态平衡中量的平衡到质的平衡，提高耕地质量
耕地质量的高低关系到粮食产出量，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提高耕地的生产力，实现耕地从量的平衡到质的平衡的转变，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努力维护好现有耕地，恢复好已经受到破坏的耕地，提高耕地生产率，科学合理的利用耕地，防止水土流失和耕地污染，做好耕地生态补偿的各项工作。还要建立和完善耕地生态补偿基金制度，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耕地生态补偿科技监测和建立耕地生态补偿评估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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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论文摘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其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是值得关注的。本文通过结合调研的第一手材料，系统地分析了目前浙江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浙江省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建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土地均分制度所形成的小规模、细碎化的土地经营模式已经与现代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形成相悖之势，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对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浙江省属于我国的沿海地区的发达省份，较早地出现了农民流转土地使用权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自发行为，并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因此，对浙江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出现的新隋况和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于2009年8月对浙江省上虞市和新昌县的l0个农村的10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2份。
一、目前浙江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和特点
1．流转主体的基本情况
(1)年龄结构老化。随着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年轻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老人农业已经成为浙江省所面临的现状。在被调查的92个农户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受访者占到受访者总数的71．74%，其中50一60岁的占47．83%，60一70岁的占14．13%，70—80岁的占9％；年龄在50岁以下的受访者仅占到受访者总数的28.26%，其中30-40岁的占5．43%，40-50岁的占22．83%。WwW.133229.cOM
(2)文化程度偏低。文化程度会影响到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认识程度和认可程度，从调查资料统计分析看，受访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到受访者总数的70.65％，其中文盲占3．26%，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占到30.43%，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占到36．96%；文化程度在中专或高中及以上的农民仅占到29．35%。
(3)近半数农民兼业。在92个受访农民中，有42．39%的农民是兼业型农民，其中14．13%的农民兼有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作，28.26％的农民兼有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作；7．61%的农民完全放弃农业，以第二、三产业的工作为第一职业；只有50%的农民以经营农业为第一职业。这说明尽管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要高于农业经营收入，但是仍然有部分农民还是不愿意将土地使用权全部转出。
(4)家庭总收入主要以非农收人为主。浙江是人多地少的省份，2007年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64亩，加之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低下，农户家庭总收入中主要以非农收人为主。在被调查的92个农户中，除去20个农业规模化经营大户，剩余的72个农户中，非农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70%以上的农户比例已经达到77．78%。
2．土地流转的基本概况
(1)各村耕地流转率差异较大，流转较为规范。上虞市除中兴村外，其他各村耕地流转率都介于30%至50%之间，这是由于上虞市经济发展较快，各级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新昌县除圳塍村外，其他各村耕地流转率都介于10至30％之间，相对于上虞市，新昌县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耕地流转率较低一些。此外，在所有受访农户中，耕地转出户与转人户签有租包书面协议的比冽为74．19%，土地使用权流转较为规范。
(2)农户主要以租包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在转入耕地的农户中，以“租包”和“代种”的方式转入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分别占到86．11%和13．89%；在转出耕地的农户中，上述比例分别为64.52%和6．45%，另外有29．03%的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殴的方式转出土地使用权，这是因为浙江省在2009年2月刚刚出台了首个规范土地流转的《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在经营权本身及土地的用途不会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将土地经营权物权化、股权化，以激活土地资源和解决目前许多农民设立合作社时遇到的资金短缺问题。尽管“土地股份合作制”，这种流转方式于2000年就已经在浙江省出现，但是仍处于兴起和发展阶段。
(3)农户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时，限于村集体和村组内的一般农户、规模经营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对转出耕地的农户进行访谈，有16．13%和19．35%的农户分别将土地以“租包”的形式转给本村组的—般农户和规模经营大户，有51．61%的农户将土地以“租包’域者‘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人股”的方式转给本村合作社，另外有12．90%的农户将土地租包给村集体。
(4)土地使用权流转规模小。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模主要体现在流转的土地面积上，除去20个规模化经营大户，一般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入和转出的规模都比较小。户均交易规模在2．8亩左右。尽管转入2～3亩土地可以提高农户农业经营的规模，但距离真正的规模经营相去甚远。可以说，目前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义要远大于对于农业规模经营的意义。
3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1)多数农户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从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统计分析来看，有77i17的农户愿意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其中“愿意全部转出”和“愿意部分转出”的农户分别占15.22％和22.83%，“愿意转入”的农户占39．13%；其余22．83%的农户不愿意参与流转土地使用权。
(2)农户愿意以租包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在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中，有74．65％的农户愿意以“租包”的形式进行流转，有1．41%和8.45%的农户愿意以“代种”和“互换”的方式进行流转，另外有15．49％的农户愿意以“入股”的方式进行流转，这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入股的办法刚刚出台，新成立的合作社所带来的收益尚不明显，只有少部分人愿意以入股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
二、浙江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观念的落后限制土地使用权流转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已经有所提高，并且收^来源主要以非农收人为主，但是大多数的农民还是不愿意全部放弃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依然十分留恋，难以割舍，表现出浓厚的恋地情结。在所有转出户之中，全部转出的农户仅占转出户的41．93%，另外58.06%的农户只是转出了部分土地，留下部分土地进行耕种。此外，目前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老年农民是浙江省农业劳动的主力军，文化素质和年龄的限制以及保守的思想观念使得这部分农民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使用权，因而加大了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难度。
2．流转期限短造成对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
目前浙江省大多数的农户愿意以“租包”的形式流转土地使用权，但是在转出耕地的农户中，19．35%的农户没有与转人方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明确界定流转期限；剩余80．65%的农户虽然与转入方签有书面合同，其中协商租包期限在5年以下的比例为25．81%，协商期限为20年的比例为54．84%。由此可以看出，近半数的土地流转交易中或是没有协商期限，或是协商期限仅在5年以下，这就会诱发农户对转入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不利于转人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建设。另外，在转人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大户中，仅有20％的大户对转入土地进行了灌溉及配套设施投资。
3.社会保障发展缓慢造成土地生产效率低下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发昂缓慢，所以农民对放弃土地承包的后顾之忧尚未解除，在转出耕地的农户中，有58.06%的农户不愿意永久的转出土地经营权，有54.84%的农户希望签订流转合同的期限为5年以下。此外，目前浙江省近半数的农民在从事农业同时，还弃有第二、三产业的工作，农业收人在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重较小。从访谈中可以了解到，这些农民只愿意转出部分土地，进行耕种只是为了满足自家口粮需要，处于“既不愿意放弃田，又不愿意多种田、种好田”的状态，这种粗放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必然会影响农地的生产效率，并严重制约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4．价值评估机构的缺失制约土地使用权流转
“租包’，是目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户流转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在我们所调查的样本户中，没有农户以“互换”的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在对71个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进行访谈时，仅有一名农户愿意以“互换’’方式流转土地，而实际上这个农户却以租包的方式转入了土地使用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缺乏土地使用权价值洋胸，农户无法对想要互换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合理的价值度量。当缺少这种衡量土地使用权价值的尺度时，农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放弃了“互换”的土地流转方式。因此，土地价值评估机构的缺失限制了土地流转的方式，进而阻碍了土地使用权流转范围的扩大和跨区域发展。
三、促进浙江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建议
1．分层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
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具有主体地位，在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进程中，“农民自愿流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和遵守的，这就要求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土地是否流转以及采取何种形式流转，由农户自主选择和决定。由于浙江省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和思想观念的不同，他们对土地使用全流转的认识和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也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所以浙江省在完善、提高和发展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时，应分层促进土地流转，积极引导愿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对于仅愿意转出部分土地和不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应采取相应的政策进行鼓励、支持和引导，以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2.延长土地使用权流转期限
土地使用权流转期限过短会造成农户对转入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进而造成土地状况的恶化。在流转合同中界定较长的流转期限有利于农户对转入土地进行长期投入，使土地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一方面，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流转期限长的合同双方进行奖励，并且对于不同长短的期限进行差别化奖励；另一方面，在土地流转较长期限的合同中，土地的租包价格可以经相关机构评估，并根据每一年经营同等数量土地的机会成本进行调增或调减。这样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双方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差别化奖励政策的引导即可以实现土地使用权的长期流转，又可以规避农户对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
3．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效地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所以应该逐步建设涵盖农村居民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的综合保障体系，弱化农村土地对农户的保障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尽可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当前浙江省多数农村家庭中的非农收入占有很大的比重，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年收益对于农民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建议研究“用土地使用权流转出让金作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金”制度，为农民解除放弃土地使用权的后顾之忧，使“完全不依赖土地为生计”的农民真正离开土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篇8
关键词：衡水湖；湿地；价值评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1引言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因具有巨大的水文和元素循环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 。在《湿地公约》中对湿地的定义是：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长期或暂时之沼泽地、泥炭地，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的水域地带，包括低潮位不超过6m的滨岸海域。各类湿地在提供水资源、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对湿地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人们对湿地进行过度开发和破坏，因此，为了让人们对湿地资源进行保护和合理开发，就必须对湿地的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进行科学的评估，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湿地的经济价值和重要性。
2 衡水湖湿地概况
衡水湖旧称“千顷洼”，湖面75平方公里,面积与蓄水规模仅次于白洋淀，是华北平原第二大淡水湖。2003年6月，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考证，衡水湖为浅碟形洼淀，是太行山东麓倾斜平原前缘的洼地积水而成,属黑龙港流域冲积平原中冲蚀低地带内的天然湖泊。
衡水湖是华北平原唯一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衡水湖湿地处于太行山麓平原向滨海平原的过渡区，为鸟类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
在衡水湖栖息的鸟类多达317种(截至2010年5月的观测记录)，其中国家Ⅰ级保护的鸟类等7种，国家Ⅱ级保护的鸟类49种。
衡水湖水量丰沛，水清草茂，是淡水养殖的理想场所，其中鲫鱼占93%；另有芦苇、蒲草、莲藕分布。水产品年产量2463.8吨。
衡水湖具有蓄洪防涝防旱、控制土壤侵蚀、降解环境污染等功能，它对调解周边乃至京津地区的气候、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为衡水及周边地市提供饮用水和工农业用水，发挥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也可以称为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及其效用。1997年Constanza和Lubchenco等首次系统的测算出了生态服务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根据生态服务功能可以将服务功能价值分为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从生态服务功能和利用状况的角度出发，根据环境经济学对环境资源的价值划分方法，还可以划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
3.1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构成
由于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多样性，湿地具有多价值性。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划分方法以及衡水湖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衡水湖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划分为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见表1
表1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构成
价值类型
湿地服务功能类型
评价方法
直接使用价值
物质生产价值
供给价值
科考旅游价值
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
旅行费用法
间接使用价值
物种栖息地价值
调控水量价值
污染净化价值
固碳价值
生态价值法
影子工程法
影子工程法
碳税法
3.2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评价方法
3.2.1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是指对有市场价格的并且没有费用支出的生态系统产品和功能进行估价的一种方法。
3.2.2旅行费用法
旅行费用法用来估算那些没有市场价格的自然景点或者环境资源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旅游消费者在消费这些环境商品或者服务所支出的费用来估算湿地的旅游价值。
3.2.3生态价值法
生态价值法是将Pearce的生长曲线与社会发展水平及人们生活水平相结合，根据人们对某种生态功能的实际社会支付和物种价值来估算生态服务价值的方法。
3.2.4影子工程法
影子工程法是指人工建造一个工程来代替生态功能或者是原来被破坏了的生态功能，然后用建造工程的费用来估算生态功能的价值或者是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价值。
3.2.5碳税法
生态系统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吸收大气中的CO₂释放出O₂，固定大气中的CO₂，对维持大气中的CO₂和O₂的动态平衡、减缓温室效应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碳税法是指根据湿地中不同植被单位面积的固碳能力计算湿地不同植被所吸收的CO₂量，并根据国际和国内对CO₂排放量收费标准将生态指标换算成经济指标，得出固定CO₂的经济价值的方法。
4衡水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4.1物质生产价值
衡水湖湿地的物质生产功能主要包括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和水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芦苇、蒲草和鱼类的生产。
芦苇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不仅是重要的造纸工业原料，又是农业、渔业、编织业的重要生产资料，还能起到防风抗洪、净化水质、调节生态平衡的作用。
据统计资料，衡水湖芦苇年产量为6900t，衡水湖区年产鱼2000t，芦苇的平均价格为410元/t,平均鱼价为7.99元/kg。根据公式：
V1=∑Pi*Yi
式中V1表示物质生产价值；Pi表示第i类物质的平均市场价格；Yi表示第i类物质的年产量。
所以衡水湖物质生产价值为6900*410+2000*7990=1880.9（万元）
4.2供给价值
衡水湖是长江东线、中线引水工程的必经之路，担负着为京、津及下游地区提供优质水源的重任。衡水湖的水资源主要用于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三个方面。其中，工业用水主要用于衡水电厂的冷却用水，农业用水主要用于保护区内耕地的灌溉用水，根据《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4-2020）》的内容，可得到衡水湖的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以及总用水量，见表2。
表2衡水湖年生态补水量估算表 106m3/n
项目
水量
水价（元/ m3）
说明
年总用水量
237.19
生态需水量
181.36
含植被蒸腾、水面蒸发、水质稀释等
水面
38.88
年蒸发量676mm，面积57.55km2
湿地植被
39.52
年蒸腾量810mm，面积48.75 km2
陆地植被
42.97
年蒸腾量451mm，面积95.27 km2
改善湖泊水质最小稀释净水量
60.00
湖泊容积（300*106m3）的20%
湖泊渗漏量
45.71
以东湖原自然渗漏量推算西湖
工业用水量
2.32
1.47
万元GDP耗水量442 m3，7500万元
农业用水量
4.06
0.15
亩均用水量301m3，面积8.99 km2
生活用水
3.74
2.85
人均用水量78 m3/年，4.8万人
年总来水量
117.49
区间降水
114.20
518.9mm，220.8 km2
污水净化回用
3.29
两个生物氧化塘分别日处理4500t污水
年补水量
119.07
总用水量-总来水量
根 据公式：
V2=∑Pi*Vi
式中V2表示衡水湖供给价值；Pi表示第i类水的价格；Vi表示第i类水的用量。
因此可以计算出衡水湖湿地的供给价值为:
2.32*1.47+4.06*0.15+3.74*2.85=1467.84(万元)。
4.3科考旅游价值
衡水湖属于内陆淡水湖，具有独特的草甸、沼泽、水域等多种生态系统，是珍稀鸟类等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具有非常大的科考旅游价值。
衡水湖湿地可供科考旅游的面积为7500hm2。根据谢高地等对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我国湿地生态系统的旅游文化科考价值为4910.9元/hm2; Costanza等人对全球湿地生态系统科考旅游的功能价值的计算为861美元/hm2,折合人名币为5424.3元/hm2（按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6.30计算）。取二者的平均值为5167.6元/hm2。根据公式:
V3=L*a
式中V3表示湿地科考旅游价值；L表示单位面积科考旅游价值；a为湿地面积。
所以衡水湖湿地的科考旅游价值为5167.6*7500=3875.7(万元)
4.4物种栖息地价值
衡水湖湿地是两栖类动物繁殖、迁徙、越冬的场所。是众多鸟类在华北平原中南部最为理想的栖息地，同时也是国际迁飞路线的重要中转站。
按照Costanza等人对全球湿地生态系统栖息地功能价值的计算为304美元/hm2，折合人民币为1915.2元/hm2（按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6.30计算）。根据谢高地等人在研究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中物种栖息地价值为2234元/hm2。取二者平均值为2074.6元/hm2。衡水湖湿面积为7500hm2。根据公式:
V4=W*a
式中V4为湿地物种栖息地价值；W为单位面积物种栖息地价值；a为湿地面积。
所以衡水湖区物种栖息地价值为2074.6*7500=1555.95（万元）
4.5调控水量价值
湿地在蓄水、调节河川径流、补给地下水和维持区域水平衡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996年和2000年河北省发生洪水期间，衡水湖在防洪蓄水、调节水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4-2020）》的内容，可以得到衡水湖高水位和低水位所对应的容积，见表3。
表3衡水湖水位控制与库容
东湖
西湖
最高水位/m
21.5（西湖湿地恢复前）
22.5（西湖湿地恢复后）
21.5
库容/亿m3
1.9-2.1
0.8-1
总库容/亿m3
2.7-3.1
根据表3衡水湖水位控制与库容，可以得到衡水湖的调蓄能力为0.4亿m3 。根据表2衡水湖年生态补水量估算表可以得到衡水湖的补水量为1.197亿m3。目前的单位库容造价为5.71元/m3。根据公式：
V5=v*h
式中V5表示湿地调控水量的价值；v表示湿地的最大蓄水量；h表示库容的平均价格。
因此得到衡水湖湿地调控水量的价值为（0.4+1.197）*5.71=9.12（亿元）
4.6污染净化价值
湿地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有助于减缓水流的速度，当含有有毒和杂质的流水经过湿地时，流速减慢有利于毒物和杂质的沉淀和排除。
根据表2可以得出，衡水湖的污水净化回用3.29*106m3/n；改善湖泊水质最小稀释水量为60.00*106m3。可以得到污水净化总量为63.29*106m3。单位污水处理成本为0.4元/m3 。根据公式：
V6=P*N
式中V6表示湿地的污水净化价值；P代表单位体积污水处理的成本价格；N表示污水净化总量。
所以衡水湖污水净化价值为63.29*106*0.4=2531.6（万元）
4.7固碳价值
湿地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湿地是陆地上碳素积累速度最快的自然生态系统。
衡水湖湿地中芦苇和蒲草的固碳能力最强，单位面积的储碳量最大，衡水湖湿地生态系统的总固碳量为93810.2t
根据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碳税率标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我国的造林成本250元/t和国际碳税标准150美元/t的平均值597.5元/t作为碳税率标准。根据公式
V8=M*c
式中V8表示湿地的固碳价值；M表示湿地吸收CO₂的量；c表示固定同样体积CO₂的成本。
所以衡水湖湿地的固碳价值为597.5*93810.2=5605.2（万元）
5保护措施
衡水湖是的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枢纽，对于衡水市乃至整个河北省以及京津地区的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衡水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衡水湖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要是调控水量、物质生产、吸收CO₂调节大气价值、科考旅游价值，而衡水湖湿地的间接使用价值远远大于它的直接使用价值。
对于衡水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由于统计数据的误差和不全、价值估算方法的不当以以及客观因素的差异，以上结果可能存在一些误差，但仍可以说明衡水湖湿地具有很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衡水湖湿地作为一个具有多种生态服务价值的国家级湿地，对于区域内的生产生活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所以对衡水湖湿地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其生态环境和生态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5.1水资源保护
目前，衡水湖的水源补充主要靠从黄河买水维持。如果黄河连续几年断流，衡水湖就有面临干涸的危险。衡水湖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污染后，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因此，衡水湖的污染已成为威胁衡水湖湿地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在保护衡水湖水资源的过程中要做到多渠道引水，保障衡水湖湿地的水源补给。加强对衡水湖湿地的水质监测，多管齐下。在入湖口处利用植物生长能够吸收湖水中的P、N的生态过程，增强湖水的净化能力，并对衡水湖湿地范围内的居民区、工厂企业区的垃圾、污水进行严格的治理和处理，严禁未达标的污水和垃圾排入湖中。
5.2鸟类的保护
衡水湖湿地是许多鸟类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和多种冬候鸟的越冬地。2006年10月30日，经亚太迁徙水鸟保护委员会（MWCC）和鸻鹬鸟类工作小组批准，衡水湖国际级自然保护区成为东亚-澳大利亚鸻鹬鸟类保护网络新成员。在规划衡水湖湿地时应根据鸟类迁徙路线及栖息地分布进行合理规划，选择对鸟类迁徙栖息影响小的区域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进行开发，在鸟类栖息的核心区和其他关键区附近设立交通标志，包括保护和区划标志，设警示标志严禁鸣笛和超速以降低交通噪声源强。
5.3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衡水湖湿地的生态补偿机制包括政策补偿、立法补偿和技术补偿三个方面。在政策补偿上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建立地方政府间得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区对保护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在立法上，尝试开征生态税，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基金。在技术上，要不断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理 念，以及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做好衡水湖湿地区域内的生态建设。
尽管，衡水湖湿地具有非常大的生态价值，但在开发利用中，也要注意湿地的脆弱性和承载力。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要注重生态效益。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永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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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马兰
出生年月:1987年12月
性别：女
民族：汉
籍贯：河北省
篇9
关键词：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40（2016）02－0061－00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其中，对于承包地经营权，明确要在坚持保护耕地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对于农村宅基地，明确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赋予农村土地抵押、担保权能，农村土地具备了融资功能，为土地规模流转、发展现代规模农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与趋势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邵阳市是农业大市，全市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达512.26万亩，农村土地流转呈以下特点：一是土地流转面积快速增长。2014年9月末，邵阳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142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35万亩，增长32.71%，其中流转耕地98.7万亩。参与土地流转的家庭承包经营农户已达63.5万户，占总农户数的35.55%。二是流转形式多样化。既有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互换、转让等形式，也有不需要变更经营权证的转包、出租、入股、租赁、代耕、托管、连片开发等形式，其中以转包和出租为主要流转形式，以耕地为例，转包和出租的土地分别达到47.8万亩、28.6万亩，占比48.43%、28.98%。三是流转期限呈中长期化趋势。全市超过10年以上土地流转面积75.5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53.17%，适应了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需要。四是土地流转范围不断扩大。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流转的土地由因外出务工而无力耕作的抛荒地，扩展到因自己耕作效益低而不愿耕作的责任地，由当初的旱地和“四荒地”，扩展到水利、交通条件好且进行过土地整治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五是流转土地经营产业化趋势明显。调查显示，流转土地的用途不再局限于耕种低效益、低产出的农作物，而是转向耕种优质水稻、西瓜、大棚蔬菜、葡萄、中药材等效益高的作物，由人工耕作转向农业机械化耕作，由三无产品转向品牌化、规模化生产经营。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趋势。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趋势。2014年9月末，邵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耕地90.6万亩，占全市农村耕地流转面积的91.79%。1.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家庭农场一般是独立的农业法人，需要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相比专业大户，土地承包关系更稳定。如邵阳县近年在23个乡镇建立家庭农场，流转土地25万多亩。2.土地向专业大户流转。专业大户一直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力量。2014年邵阳市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耕地流转面积合计达到60.05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的60.84%。3.土地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近几年，邵阳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呈快速发展态势，从2011年的1510家发展到2013年的1942家，全市特色农业经营大多数采取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土地流转面积也逐年扩大，目前流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达到24.3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的24.62%。4.土地向产业化龙头企业流转。产业化龙头企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通过建立“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模式带动了地方农业的发展，从农民手中流转的土地也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达到了6.25万亩。
二、两权抵押贷款发放情况及其制约因素
截至2014年9月末，邵阳市累计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960万元，尚未发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发放两权抵押贷款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一）法律有限制性规定。按照《宪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土地没有私人所有制形式，只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农村土地基本上属于集体所有。我国《担保法》第37条第（二）项和《物权法》第184条第（二）项都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5条也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押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总体而言，目前两权做抵押贷款与现行法律仍存冲突，不但此类贷款较难推广，已发放的贷款也存在较大法律风险。
（二）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不完善。一是中介服务缺失，目前邵阳市除武冈、邵东、洞口三县（市）正在尝试建立县乡两级土地流转指导机构、中介机构以外，全市至今没有形成土地流转和租赁市场，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信息平台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二是财产处置难，农民住房用于抵押形成不良贷款时，如果对住房进行拍卖，本村原意购买的农户不多甚至没有，而外地居民更不愿意进来购买。
（三）两权的价值低、评估难。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只注重农户土地总面积，对每块具体土地的市值只做了粗略描述甚至没有记载，对于土地上的附着物，银行更不好对其进行控制，因此贷款金额往往大幅低于抵押物的评估价值。此外，农村土地随着已承包年限增加，评估价值不断缩水，也增加了评估的难度。
（四）传统思想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适合作为贷款抵押物。我国当前实行的，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性质和福利功能。在我国这种地少人多的传统农业模式下，土地对农民来说尤其重要。农民的传统思想认为，以农村两权作抵押，一旦抵押权人的权利实现，抵押人就可能丧失起码的生存条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使两权抵押贷款有法可依。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改革精神，修改现行法律对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法律限制，譬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抵押之类的规定，应当废除。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的规定，修改为“承包期长久稳定不变”，只需根据农户数量和土地供给进行土地调整，避免土地抵押价值因年限下降。
（二）完善农村产权流转和处置机制，使两权贷款风险可控。一是健全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机构。县、乡两级政府应建立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土地资产评估中心等机构，提供政策咨询、规范合同文本、对土地流转进行登记、供求信息对接以及土地价值评估等服务，畅通农村产权流转和处置通道。二是建立农村产权流转网络信息平台，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信息库，与县级联网，对于大宗土地流转信息，还可有选择性报送省、市两级。三是建立农村产权流转预警机制，规定一定规模的土地流转必须纳入风险预警范围，对未按规定程序通过资质审查、未进行合同鉴证备案、没有提供风险保证金、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流转大户，建议金融机构不要对其发放贷款。
（三）加强地方及信贷政策引导，推动金融机构主动作为。一是地方政府应牵头，制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明确抵押登记的机构和程序，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拨付财政资金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二是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应出台指导意见，明确两权可以用作抵质押，对贷款的条件、程序、利率等提出指导性意见。
（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农户无后顾之忧。通过多种措施解决农户的社会保障问题，逐步改变以土地为保障的传统观念，鼓励农户将土地大胆转出。一是开展土地流转社保试点，对将土地流入农业龙头企业且流转期限在10年以上的流转农户，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采取政府、企业、农户按照一定比例分摊的办法缴纳。二是统筹城乡发展，对进城落户的农户，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就医和子女入学等机会，对进城务工、经商达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给予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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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湿地；双边界二分式CVM；生态补偿；受偿意愿
当前，我国湿地资源面积萎缩严重，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下降。天津的七里海湿地面临同样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生活需要，人为将七里海湿地分割开垦为农田，造成其面积不断缩小，生境严重破碎。王祖伟等［1］积极探索恢复七里海湿地生态环境的技术方法，其中，退田还苇、退田还水是恢复湿地面积与生态系统的主要技术之一。但是，湿地修复必然涉及微观经济主体———农民的权益，如何在充分尊重农民主观诉求的基础上，还原七里海湿地面积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值得探讨。笔者采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引导技术，调查天津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探究农户对生态补偿措施的最小受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IWTA），定量估算七里海湿地因开垦为农田所造成的生态损失，识别影响农户WTA的主要因素。笔者研究可为该地区生态补偿量化标准的确定提供一定参考，为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户生态补偿积极性、规范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促进补偿措施的推行提供依据。
1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环境功能和效益。生态补偿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方式，调节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的制度安排，可以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对于生态补偿意愿，国内外学者均做了有益探索。KELLERT［2］认为生态补偿是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或进行异地重建以弥补生态损失的做法。COOPER等［3］、HAMDAR［4］、PLA?NTINGA等［5］分别采用数学模型分析了美国农民退耕意愿和相应补助要求之间的关系。KULA［6］利用生态学与经济学的交叉方法，通过设计生态经济模拟程序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MORAN等［7］对苏格兰地区居民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问卷调查，采取层次分析法（AHP）和实验选择（CE）法进行统计分析。JOHST等［8］建立了生态经济模型程序，以实现分功能、分物种的生态补偿预算的时空安排。BIéNABE等［9］通过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调查分析哥斯达黎加居民和游客对增加环境服务水平的生态影响补偿。ALIX?GAR?CIA等［10］比较分析了平均式付费和风险式付费2种补偿方案的效率。WUNDER［11］强调了生态补偿效率的动态基准线评估法则。我国学者对自然环境生态补偿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于补偿理论、补偿机制等宏观问题研究层面，在补偿量化方法方面的研究较少。周晓峰等［12］以边际农业生产收入和环境保护成本的平衡点为准核算了退耕还林补偿金。熊鹰等［13］则对湿地生态补偿进行研究，通过对农户的调查，根据农户实际情况，以生态功能服务价值为上限，以农户损失的机会成本为下限来确定具体标准。杨光梅等［14］采用意愿调查法对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牧民对禁牧政策的WTA进行初步估算。冯晓森等［15］从成本和效益角度对生态补偿额度进行计算，并建立相应指标体系。顾岗等［16］采用影子工程法，以水源地生态功能区建设所带来的外部正面效益的最低估计值来确定补偿标准。刘玉龙等［17］则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研究，并构建补偿标准计算模型。鲍锋等［18］主要针对森林补偿标准进行研究，提出以森林资源的生态区位商和主导生态价值来计算森林生态补偿标准。钟瑜等［19］则运用机会成本法确定退田还湖农民的收益损失，并以此作为补偿下限，同时以直接市场价格法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以此作为补偿的基础。综上，对于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森林、草原、耕地及流域方面，对于地球3大生态系统之一的湿地，此方面研究甚少，从实证角度研究湿地生态补偿的成果则更少。在研究方法上，生态补偿量化研究多采用生态足迹法。此方法主要侧重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容易忽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且计算过程中缺乏统一标准。也有学者采用CVM估算资源或环境物品的价值，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采用CVM中的开放式或支付卡方法引导人们的支付意愿或WTA，这些方法被证实很难引导出受访者真实的意愿。笔者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调查区域农户对湿地生态价值的认知水平，运用双边界二分式CVM定量分析研究区农户最小WTA，并采用logistic模型深入探讨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
2研究区概况
七里海湿地位于天津宁河区境内，距天津市区30km，距北京110km。该区域分布在俵口、七里海、淮淀、潘庄和造甲城5个乡镇的24个村，总面积为190km2。核心区和缓冲区面积为95km2，其中，核心区为56??5km2，潮白新河从北至南穿流而过，将七里海分为东海和西海。东海为水库和苇地，面积为16??26km2；西海为苇海，面积为32??27km2；潮白新河及河滩地面积为9km2。七里海湿地属于典型的泻湖湿地生态系统，是自全新世晚期以来的海退过程在天津平原残留下来的众多潟湖之一，后演化为淡水沼泽。潮白河是主要补给水源，在枯水期，低洼潮湿的沼泽以地下水补给为主。七里海湿地本为一体，村与村之间一般以土堆或河渠为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七里海面积不断缩小，支离破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粮食生产需要，还进一步蚕食开垦了周边30多km2沼泽，使其变成农田。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工农业废水排入湿地，进一步威胁湿地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七里海湿地现存的主要问题包括：（1）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2）植物群落严重衰退，野生动物资源及种类大幅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3）水资源日趋枯竭，地下水过度开发，以致地面沉降；（4）湿地环境污染加剧。对于七里海湿地面积的恢复，可以采用退田还海、退田还水技术，同时，有选择地取消七里海的分割围埝，保留部分围埝用于后期管理和保护性开发。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于2016年3—4月，对七里海湿地核心保护区周边的24个村农户进行湿地生态补偿意愿调查。为了考察多种因素对农户认知、态度和动机的影响，调研小组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进行问卷填写，以保证问卷质量。此次调查问卷内容分为3个部分：（1）农户对七里海湿地生态价值认知的问题；（2）提出增加七里海湿地面积的具体方案（退田还苇、退田还水等），针对此方案每位受访者会被问及2～3个WTA组合问题；（3）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调查。开展正式调查之前，课题组首先到宁河区七里海镇进行相应的预调查，以确定合理的投标值。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和简单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样本区域覆盖了湿地周边俵口、七里海、淮淀、潘庄和造甲城5个乡镇的24个村。调查方式采用面对面访谈调查，发放问卷450份，全部回收，删除语义模糊失真、前后矛盾等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422份，有效率为93??8％。3??2分析方法采用双边界二分式CVM，二分式选择问题格式所模拟的市场交易场景与真实市场中的消费决策过程十分相似。受访者针对某一假想商品的一个给定价格决定是否购买，调查问卷可以设计成1种“是”和“否”的问题格式［20－21］。受访者只需在“是”与“否”之间做出选择，可以有效地避免受访者由于不熟悉公共物品而产生的偏差。HOEHN等［22］认为二分式选择问卷能提供人们讲真话的激励因素，受访者对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估价如果低于报价数量，受访者就不会回答“是”。笔者采用双边界二分式模型调查受访农户的最小WTA。对于初始标的值，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将再选择1个较高标的值或较低标的值进行二次提问，对应“支持－支持”“支持－反对”“反对－支持”“反对－反对”4种回答的概率分布，建立极大似然估计的对数似然函数模型，通过双边界二分式WTA的数学期望公式得到最终结果。
4研究结果
4??1农户生态价值认知分析受访农户的样本基本特征描述见表1。首先，根据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推导，设定一个潜函数：y＝a＋bx＋cw＋ε。（1）式（1）中，y为虚拟变量，表示回答结果，y＝1（是）和y＝0（否）；x为社会经济变量；w为投标值；ε为扰动项；a、b、c为参数。根据DAILY［24］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法，结合七里海湿地的地理位置及七里海湿地现状，将七里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信息功能3大类。每类功能开发相应观测量表，以评估受访者对七里海湿地生态价值的认知情况，同时调查农户对湿地现状的认知水平和对问卷的理解程度。调查结果（表2）显示，农户对湿地的生态价值认知总体呈积极水平，其中，57??11％的农户认为湿地具有生产功能，只有11??14％的农户对湿地的生物生产功能持消极态度。就生态功能而言，大多数农户对湿地水质净化及涵养水源功能表示认同，分别占46??21％和51??18％，说明七里海水体对周边农户的生产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同时有高达68??01％的农户认为湿地具有休闲娱乐功能，此与近几年开发的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带动了七里海周边旅游业有关。在调查现状认知过程中发现，66??11％的受访者均表示七里海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进一步调查发现水资源减少、栖息鸟类减少和水体污染是影响农户认知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生态功能与现状的认知，92??65％的受访者愿意接受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响应增加湿地面积的具体方案，7??35％的受访者表示抗拒（表2）。笔者分析了农户不愿意接受补偿的具体原因。少部分农户表示土地是他们世代生存的根本，将土地使用权出让会让他们“无事可做”，方案的经济补偿功能远小于其心理保障作用；因此，再多的经济补偿也不愿接受，体现出对土地的地方依恋情节，属于真实抗拒，该部分样本量占总样本量的5??22％。还有部分农户表示，附近部分村已有将土地出让给第3方经营并获得较丰厚经济补偿，且第3方承诺提供就业机会，他们等待土地出让给同类型机构进行经营，由此可推断，如果经济补偿充足且能提供长久稳定的就业机会，这部分农户愿意出让土地；因此，不属于真实抗拒，该部分样本量占总样本量的2??13％。
4??2农户WTA与原因分析根据双边界二分式CVM的逻辑原理，在初始投标值的基础上依次进行单位投标值递增（减），采用二分式引导技术对农户WTA问卷进行统计整理，按年均补偿意愿和征地补偿意愿分别进行统计，得到投标值分布概率（表3～4）。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对初始标的第1回答为“否”的概率明显大于为“是”的概率，这说明农户对经济补偿的第一反应是比较保守的，或者希望得到更多的补偿。调查中还发现，农地耕作年收入约为22500元?hm－2，也有部分村镇已经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第3方经营，经济补偿约为450000元?hm－2；因此，部分农户会与其他补偿方式进行比较，补偿金额的心理预期也会根据土地收益进行计算。
4??3农户最小WTA的计算与验证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采用logistic模型并引入以下11个社会经济属性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农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健康状况、是否有非农收入、是否有养老保险、对湿地生态功能的认知水平、对七里海现状的认知。采用SPSS17??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和双边界二分式分析，结果见表5。参考PINDYCK等［25］关于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绝对似然比（LR）和Wald检验，LR值分别为50??2和66??7，Wald值分别为104??4和112??3，表明模型间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来看，模型通过了相关检验，表明双边界二分式模型在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补偿意愿分析中是有效的。从显著性检验结果和回归系数来看，无论是年均补偿方式还是征地补偿方式，家庭年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是否有养老保险及对七里海现状的认知水平均显著影响农户的WTA水平。家庭年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和是否有养老保险均与WTA呈显著负相关，即家庭年收入越高，有非农收入或有养老保险的农户愿意接受的最小经济补偿越小；对七里海现状的认知与WTA呈显著正相关，即认知水平越消极，其最小WTA越小。将表5中数据分别代入式（2）～（3），可计算出受访农户对于出让土地以恢复七里海湿地面积的平均最小WTA为23198??55元?hm－2?a－1，按征地补偿计算，WTA平均值则为499171??35元?hm－2?a－1。
5结论与讨论
以天津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为研究案例，采用双边界二分式CVM模型分别计算湿地周边农户年均补偿意愿及征地补偿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
（1）以恢复七里海湿地面积为调查前提，湿地周边农户平均最小WTA为23198??55元?hm－2?a－1，真实抗拒受偿农户按最高标的52500元?hm－2?a－1计算，则受访农户平均WTA为23896??65元?hm－2?a－1。七里海核心区面积从建国后的108km2缩减至目前的56??5km2，若按折现率5％计算，则可计算出七里海湿地因“开垦农田、人为分割”造成的生态损失为12922??11万元?a－1。若按征地价格进行统计，WTA平均值则为499171??35元?hm－2?a－1，真实抗拒受偿农户按最高标的750000元?hm－2?a－1计算，则平均最小WTA为509014??00元?hm－2?a－1，此数值高于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宁河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表》中该片区420000元?hm－2?a－1的指导价格。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调查时间滞后于地价表的时间，这一时间段地价上涨，且部分村镇已经出让土地使用权，受访农户的心理价格会与之比较从而导致心理预期也会随之增长。对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调查分析，可以为该地区生态补偿量化标准的确定提供一定参考，但是，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全面的机制，可尝试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补偿和社会补偿为辅助等多元化补偿形式，如从旅游交易收入中提取补偿费用等。同时，提高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农户的自我扶植能力，管理部门应充分考虑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为农民提供新的收入来源。
（2）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对湿地生态价值认知情况总体呈积极水平。大部分农户愿意接受一定补偿以实现“退田还苇、退田还水”的规划方案，占样本量的92??65％；少部分农户表现出抗拒态度，地方依恋是主要原因，这部分农户以老年人且无非农收入者居多。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尊重农户的主观诉求，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让利益相关者直接协商对话，在分歧中寻找共同点，探讨更有效的补偿方式与社会保障机制，使其更有效地参与到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3）在影响WTA的社会经济属性分析中，受访农户的家庭年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是否有养老保险及对七里海湿地的认知水平均显著影响WTA，有非农收入或有养老保险的农户，其WTA低；究其原因，有非农收入或有养老保险的农户家庭每月有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心理保障作用强大，对经济补偿的心理预期较小。而家庭收入越高，说明受访农户有其他副业作为经济保障，更愿意接受经济补偿，这一结果与王昌海等［26］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对七里海现状的认知与WTA呈显著正相关，即认知水平越消极，其最小WTA越小；可能是因为受访农户大多经历过七里海湿地因人为干预而导致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从“占海垦田”到潮白新河开挖，从东海水库建设再到分割治理，致使2002年春季水库完全干涸，宁河区政府先后投入400余万元从上游购水引入七里海。经历过七里海湿地生态环境变迁的农户，对目前现状的认知水平更强，或者更希望“还原”湿地以往的生态面貌，从而可接受的经济补偿额度越小。综上，生态补偿的顺利推行在于收入水平的增加与人的素质的提高。基于此，要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和公众参与水平。同时，为失地农户提供长久稳定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从而减轻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进而推动生态补偿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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