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残酷的现实：

传统工业化引致环境问题，而工业化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主要靠污染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了环境污染

考察人类环境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明历程，但也是引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尤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启动人类飞跃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引爆了人类环境问题的炸弹。最初震惊世界的以伦敦烟雾事件为代表的“”环境灾难性事件，就是工业化国家传统发展模式引致环境污染的写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使得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不仅包括劳动力、资本，而且包括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资源。因而，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也随着经贸全球化而从工业化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内。

由于市场失灵问题在全球层面的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拥有发展工业化的需求，尤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环境与贸易管理体制与标准的差距等诸方面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工业化国家污染产业，向环境要求最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动力和势差，同时，也铸成了环境污染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铁的现实。

从2000年和2004年世界主要区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产业构成看，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以服务业（70%以上）为主的经济结构，而拥有优良的环境质量；低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近30%）占很高比例；而只有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低收入国家第二产业比例（35%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我国尤其明显，2004年第二产业占46%；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2004年服务业占其GDP比例达到72.5%。

据有关估算，工业化国家大约80%以上的污染物，是依靠经贸结构调整而转移出去的，而仅有约20%是靠提高资源环境效率来实现的。因此，工业化国家主要靠污染产业转移和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来满足其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贸结构转型，达到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的目标,而其自身资源环境效率提高对改善环境贡献率不大。

环境问题与工业化发展方式或经贸结构存在高度一致性。即污染物主要来自经济结构中的污染产业及其低下的资源环境效率。因此，调整经贸结构和提高资源环境效率，是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的根本所在。

主要工业化国家经验：

合理的资源能源与环境定价、汇率、贸易措施，是工业化国家促进经贸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节能减排的具体而成功的政策手段

日本

及时抓住能源危机与日元升值的契机，成功实现经贸结构转型，并由此基本解决由传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与80年代日元升值，是促成日本经贸转型的最重要契机。日本正是及时抓住这一契机，成功实现经贸结构转型，并由此基本解决由传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随着能源危机与日元升值，日本出口急剧下降，尤其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产品，几乎就不生产、不出口了。重化工产业，要么大幅度提高资源环境效率，要么转移到环境标准低的其他区域。如先是亚洲四小龙，进而向我国转移。而日本本土仅保留研发与市场销售部门。因此，促使日本经济结构，从纺织、重化工、钢铁、水泥等工业，逐步转向建筑、银行、证券、卡通、娱乐业等现代服务业。日本经贸结构转型的成功，带来了环境污染排放的大幅度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显著改善，原本受到污染的大气、河流、土壤等得到了休养生息，并逐步恢复了原有的生态功能。因此，污染产业转移和资源环境效率的提高，成为日本环境大大改善的必要前提。

德国

把握马克升值，并借助于“结构调整”，化解其贸易顺差的同时，间接地转移了污染产业，并逐步而有效地解决了其环境问题

与日本类似，“二战”后德国也曾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和庞大贸易顺差以及不断恶化环境的历程。为了化解巨大的贸易顺差并解决环境问题，当时西德政府采取了所谓的“结构调整（Structure adjustment）”政策。

在高额顺差刺激和推动下,德国马克均出现资产的重估和升值。德国马克逐步升值的过程，也是污染产业不断转移出境、重化工产品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以至于原来作为传统重化工产品基地的德国，已开始大量进口重化工产品。如，从中国进口焦炭、生铁以及化工原材料。其直接显著的环境效果，是原来被严重污染的莱茵河、易北河现在重新恢复了生机。德国是为数很少的几个《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现在已经接近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美国

鼓励发展信息经济和提升服务业比例，促进经贸结构转型缓解环境压力，但却一直延续着高消费发展模式，并承受着消费环节所产生的环境问题

美国环境容量比欧洲与日本大，其经贸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借助于市场机制，鼓励发展信息经济，提升服务业比例。如，在美国西部硅谷申办一家公司只需要一美元的注册费及若干小时就可注册成立新公司。特别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比例达到76%。

美国还充分利用其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投资证券保险业务，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摩根斯坦利、美林、花旗，还是纽约证券、纳斯达克、芝加哥期货市场，都是国际金融界屈指可数的有重大影响力的重要机构。

此外，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鼓励大量进口廉价的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鼓励高消费。进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隐含着污染外包，使得美国本土避免了很多污染。估计表明，如果美国进口产品在本土生产，则美国至少要增加1/3以上的碳排放。

美国鼓励发展信息经济、提升服务业比例以及大量进口廉价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是促进经贸转型和缓解环境压力的成功经验，而推行高消费发展模式，使美国在总量和人均量上成为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大国，这则是深刻的教训。

未来取向：

尽管主要工业化国家自主性地直接采用用于环保目的的贸易措施不多，但在当今经贸全球化和国际资源环境大循环的新态势下，贸易环节拥有促进经贸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不可忽略的政策空间

随着经贸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贸易手段亦应是当今促进经贸转型节能减排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以下国际贸易案例，已展示出贸易环节，拥有促进经贸结构转型和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不可忽略的政策空间。

(1)鼓励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

出于保护本国环境的目的，工业化国家鼓励进口资源与环境产品。如，美国封存本国油田而大量进口中东拉美的石油；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进口东南亚木材而保护本国森林的政策；德国进口中国的钢材取代本国钢铁企业的产品。

(2)鼓励海外投资建厂转移本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为了保护本国环境，工业化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建厂，将本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出去。例如，日本在我国秦皇岛等地投资兴建了水泥厂，松下索尼将其制造业部分转移到我国以及其它东盟国家而将市场与研发部留在其国内。

(3)禁止、限制对本国环境有害的产品进口

禁止、限制对本国环境有害的产品进口，一直是各国保护环境的必然要求。尤其工业化国家，借助于环境管理优势，以环保名义或借口，采取进口限制措施，构筑绿色贸易壁垒，同时间接地调整了经贸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如2000年9月巴西以“国际贸易部长令”方式禁止翻新轮胎进口。

(4)征收出口环节资源、能源与环境税

为了不使本国资源外流太多，一些国家征收出口环节的资源、能源与环境税。如，俄罗斯对出口石油天然气征收出口税。有些国家对某些资源环境敏感产品，通过运用出口许可证、出口配额以及企业环境行为审核等手段，实行出口限制或禁止出口政策。

启示与机遇：

工业化国家经贸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在我国暂时还不具备调高能源与环境价格、允许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运用绿色贸易措施，促进经贸结构转型实现节能减排，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急需

“十一五”以来，根据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遏止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过快增长。尤其中央财政2007年235亿元和2008年418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工作。《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指出，2007年中国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呈现重要下降“拐点”。

但从总体上看，节能减排的推进力度和速度不平衡，主要表现节能与减排的目标不协调，存在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现象，企业推进节能的动力和力度大于减排，节能减排任务依然艰巨。

尤其我国长期以来出口导向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引致贸易价值量顺差，并孕育着巨大的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或代价。

目前节能减排政策已成为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控制外贸顺差过大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节能减排贸易举措，已取得一定进展和初步效果。但从政策的作用范围、作用点、作用力度、协调性、稳定性看，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应着力填补贸易政策中相关有利于环保的政策等缺位。

目前所采取的和环境与资源相关的贸易措施，如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限制，双高名录等措施，对于节能减排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利于环境的贸易措施的缺位，有待于在今后政策制定过程中予以考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高一资”产品的名录范围不够宽，以考虑节能为主，对于减排考虑不足；特别是对于水污染物（COD）减排考虑缺口更大；

第二，所确定的退税减免、临时出口关税的力度不够大，还不能起到应有的扭转和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作用；

第三，以限制为主，相应的鼓励性政策配合不足；在管理上，应当分设禁止、限制、允许和鼓励等分类措施，区别对待；特别是鼓励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措施不足。

2.减排目标在分解给地方政府的同时，也可以考虑给贸易部门和行业部门分解相应的减排指标。

从政策的作用对象看，我们已经认识到应该从管理企业到管理行业和产品，从管理生产到生产、消费、贸易等全过程管理。因此，从政策目标的分解上，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减排目标分解给地方政府的同时，可以考虑给贸易部门和行业部门分解相应的减排目标，以达到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为减排目标而共同行动的政策目的。

3.“走出去”的过程中，帮助投资目的地国家建立适当的环境管理体系，使我国对外投资在环境方面合法化。

篇2

【关键词】 国际贸易惯例;效力;意思自治;强制性;法律约束力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77-01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

（一）惯例本身不是法律，对当事人不具有强制性或法律约束力

国际贸易术语在国际贸易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二百多年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际上没有形成对国际贸易术语的统一解释。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使用贸易术语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和做法。为了解决分歧，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国际法协会等国际组织及美国的一些著名商业团体经过长期的努力，分别制定了解释国际贸易术语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国际上被广为接受，从而形成为一般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国际贸易中经反复实践形成的，并经国际组织加以编纂与解释的习惯性做法。

（二）惯例的采纳与适用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

买卖双方有权在合同中做出与某项惯例不符的规定。只要合同有效成立，双方均要遵照合同的规定履行。国际贸易惯例的运用是以当事人的“意识自治”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国际商会《2000通则》的规定，FOB条件下卖方承担的风险是在装运港货物越过船舷之后就转移给买方。然而，我国一家国有大型贸易公司在按FOB条件从国外进口机械设备时，为了促使卖方在装运港装货时注意安全操作，以免货物在装载时受损，特在进口合同中加订“货物越过船舷，进入船舱，脱离吊钩并安全卸抵舱底，风险才转移”的条款。按照“合同优先于惯例”的原则，履约时，仍以买卖合同的规定为准。

二、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实现方式

（一）当事人的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对其有拘束力的前提条件

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在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时，当然可以在合同中明确排除某部分的适用或改变其中部分的规定。所以，当事人选择的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代表当事人全部的权利和义务，而只是为了简化合同条款。当事人也可以完全改变国际贸易惯例的内容，但应当指出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一经当事人自行变更，就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惯例了，而是转化成为当事人之间的自行约定。这种自行约定明显不同于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是为了尽最大限度统一国际经济交往，自行约定只是为了满足合同双方的特殊需要。

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则成为合同的具体条款。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定的约束力一经当事人选择而被确定。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与法律的强制力直接结合起来。

（二）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自动适用于当事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是否存在不经当事人选择即具有“强行法”意义的国际贸易惯例? 虽然国际法中有“强行法”的提法，国内法中也有“强制性规范”，但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本来就没与权威性的意志连接起来，而且其拘束力也具有间接的普遍性，各国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未提出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别强制性。而且，国际商会作为国际贸易惯例的编纂机构，也曾特别警告说它所制定的这些惯例仅仅是私人机构制定的，只有在当事人直接或间接采用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不可轻率地肯定其具有法源地位或法律拘束力，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择某一国际贸易惯例，当然适用该国际贸易惯例; 当事人没有选择，则表明当事人不愿意受该惯例的拘束，国际贸易惯例不具有主动适用于当事人的属性。

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效力在于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选择国际贸易惯例是对其发生拘束力的惟一方式。当事人没有选择，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不被激活，即使在国内法、国际条约均未有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也无权主动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限制

（一）当事人明示反对

国家明确表示反对某一国际贸易惯例或其中的部分条款，则该国际惯例或其中部分条款即使被当事人选择了，也不能约束当事人。因为一般来说“国际惯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约束反对其适用的国家和当事人”。这也是国际贸易惯例是非强制性规范的体现。

（二）违背国内强制性规范

国际贸易惯例的内容有可能违背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根据国家神圣原则，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不能凌驾于国内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之一，借口适用国际贸易惯例而排斥国内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肯定是错误的。国际贸易惯例如果与国内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相矛盾，则国内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排斥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

篇3

关键词：国际货物买卖 法律选择 利益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指营业地分处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它的正常圆满履行，会实现不同国家当事人旨在通过交易获得预期利润的初衷。国际经贸的大量实践证明，买卖双方在交易中关注的重点正是如何促使合同圆满履行以实现预期利润。但亦有大量事实表明，非常态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非圆满履行也占一定比例，这种情况下，往往牵涉诉讼、仲裁等解决争议方法的使用，因此对交易主体来说，做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预防，即审慎进行法律选择以全面维护自身利益尤为必要。

对法律选择利益的阐释

法律选择利益可从狭义、广义两个角度把握。狭义的“法律选择”利益是指在国际货物买卖争议处理过程中，因为法院或仲裁庭适用国际货物买卖主体事先在合同中选择的法律从而使某一方当事人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或裁决所带来的利益。这里的利益不是因为程序的不公正或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而是由于各国法制不同、国内法与国际法不尽相同，导致同一国际经济贸易争议案件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所带来的具体利益。广义角度的“法律选择”利益，则还包括某些无形的、抽象的利益。这可以从法律选择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现实意义理解：在合同中明确选择适用的法律，能够提供具体指引，有助于合同双方义务的履行，权利的享有，减少争议的发生；也有利于在合同发生纠纷的时候“有法可依”，维护作为国家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利，以免受制于人。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法律选择的原理解析

既然进行法律选择能带来超过不进行法律选择的利益，国际货物买卖的主体就不应该忽视这种行为。在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过程中，要注重法律选择条款。只有通过事先的明确约定，才能防患于未然。相应的，在实践中就必须要明确一些基础性问题：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协议选择法律？可供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有哪些？其适用特点如何？下面逐一分析：

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世界公认的选择合同适用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使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成为可能。但是在这个领域存在诸多限制，因此法律的选择也须有所顾忌。从当今各国立法实践和国际仲裁实践来看，“意思自治”主要受五个方面的限制：首先，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时间、方式、范围要符合其所属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其二，当事人自主选择只能在任意性法律范围内进行，不得违背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第三，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必须有合理的根据，不得选择与合同毫无实际联系的法律。第四，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必须“善意”“合法”，不得规避公序良俗；最后，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必须公平、合理，不得违背一方意愿。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领域，当事人应该在限制之外协议选择法律。

可供选择的法律及适用特点

根据各国立法实践和国际仲裁实践，通常可供当事人选择作为处理国际货物买卖争议的法律主要包括三类：一国国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具体而言：国内法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因国而异。国际条约主要指《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贸易惯例主要包括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法协会、国际商会等组织编篆、制订的国际贸易统一条件；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贸易协会、商业团体等制订的提供给当事人选用的标准合同；在某些行业中长期流行的惯例；特定贸易方式下形成的一些习惯性做法以及港口、码头惯例等等。

国内法的适用有三种：一是适用本国法律。由于交易主体对自己国家的法律非常熟悉，因而这一约定条款对自己十分有利。二是适用对方国家法律。这是一种对对方最有利的法律适用约定。按照这一约定，合同一旦出现纠纷，解决合同适用的实体法律是对方国家的法律，聘请律师也只能到对方国家去选择，对自己相对不利。三是适用第三国法律。在对外贸易谈判中，由于双方对法律适用的约定问题比较敏感，有时双方互不让步，很难达到统一，可能出现谈判双方排除适用各自国家的法律，选择适用第三国的法律作为解决合同争议的实体法。

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现在较常见的法律适用约定，对双方当事人较公平，受到大多数国家贸易界人士的欢迎。根据公约第一条至第六条有关适用范围的规定，可以提炼其四大适用特点：

第一，公约仅适用于商业性国际货物销售，这里的国际性是以营业地为标准，货物的销售范围不包括公约第二条的六项排除事项但可以扩大到买方提供部分物料由卖方组装加工的销售合同。第二，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卖方和买方因此种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不涉及销售合同、合同的任何条款及惯例的效力、不涉及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不适用于产品责任争议。第三，公约规定了其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的两种情形：如果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合同当事人的所在国都是公约缔约国，当事人没有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在销售合同中明示、默示的选择解决合同争议的法律，将自动适用公约；如果当事人的营业地一个位于公约缔约国，一个不是或者当事人的营业地都不在公约缔约国，则不能直接适用公约。但是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则应该适用公约。但根据第95条，缔约国可以声明对该条款作出保留，美国、中国都据此作了保留。第四，公约亦认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依照其第六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十二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当事人排除适用公约可以采取明示或默示两种方法。前者就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其合同争议解决不受公约调整。后者可以以三种方式表达，第一种方式是在合同中选择适用非缔约国的国内法或者明确指明适用缔约国的国内法；第二种方式是当事人采用了内容、术语、理念与公约不相协调的标准合同条款；第三种方式是通过诉讼地的选择传达当事人意欲以仲裁庭、法院所在国的国内法为准据法的意图从而排除适用公约。

国际贸易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自发形成的，为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某类贸易中所经常遵守和普遍接受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感与合理期望的任意性规范。因此，国际贸易惯例既不是国家立法也不是国际条约，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经过国家以直接途径或间接途径予以认可。总的来说，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当事人选择适用。在理解上应当掌握两点，其一，当事人不管是采取什么方式选择惯例都必须基于双方趋近于明示的协商同意。其二，贸易双方当事人可以适应需要，对传统的惯例共同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增补。第二种，默示推定适用。这种方法一般多适用于当事人有共同选择某一惯例的意向但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它以推定的形式适用惯例，排解当事人争执。第三种，国内法强制适用。强制适用是指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国际商业合同关系直接适用国际商事惯例，这种适用方式是强制性的。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予以适用，不再依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我国进出口商法律选择的有关问题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126条、民法通则第142条、145条、150条以及海商法、票据法中的专门规定中。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民法通则》第150条还规定，在依我国冲突法指定应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时，不得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

由上可以得出我国现行法律适用一般原则：第一，国际条约优先原则，即当我国业已加入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有不同规定时，应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即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第三，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在当事人未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或者选择无效时，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四，适用国际惯例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尚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我国进出口商法律选择的注意事项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进出口商在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应高度重视法律选择的问题。实践中要注意下列事项：

第一，合同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法律的方式、时间、内容等目前在我国均无明文规定，可借鉴原最高院1987年对涉外经济合同法解答的有关精神。即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既可以在订立合同时,也可以在订立合同之后；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问题及合同形式问题不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只能是该国的实体法，而不是冲突法和程序法；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应采用书面的、明示的。

第二，当事人依意思自治原则确定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的国内法时，可以选择任何国家的法律。一般而言，基于自身利益维护考虑，首选是本国法律；若对方拒绝，可考虑选择适用与我国法律体系比较接近，或与我国有地缘关系，或有共同法律文化背景的第三国或地区的法律，如选择新加坡或香港的法律；尽量避免选择对方国家法律为准据法。但要注意，合同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不得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不能与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否则法院可拒绝适用。

第三，在公约适用问题上，注意结合公约的规定及我国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转发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来把握。在希望适用该公约时，可以采取与对方明确约定适用公约或者在与缔约国的公司达成的货物买卖合同不做法律选择的方式。在不希望适用该公约时，可采取前文所述的当事人排除适用公约的明示或默示方法。由于公约调整范围所限，我国贸易公司应根据具体交易情况，对公约未予规定的问题在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或选择某一国国内法管辖合同。另外，公约认可意思自治原则，公司根据交易的性质、产品的特性以及国别等具体因素与外商达成与公约条文不一致的合同条款并不影响公约的其他条款适用。

第四，国际贸易惯例的协议选择在我国集中表现为国际贸易术语的选用。因此，对外贸易经营者要基于其进出口方向来恰当选用。一般情况下，进口商可以考虑选用FOB、CIF术语；出口商则考虑选用CIF、CFR术语。对不熟悉的术语要避免选用。此外，对于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但在国际货物买卖领域涉及的国际惯例也要有所关注。

总之，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恰当地订立法律选择条款是保障在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国际贸易经营者应该予以充分关注。

参考文献：

篇4

论文摘要：中国入世时承诺如果国际贸易中一方初始上诉权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那么在所有情况下，应有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所有行政复议都不是终局性的，都要赋予当事人提请司法审查的机会，让法院享有终局裁决权。按目前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明显与入世时承诺不符。而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能，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当前由普通法院行政庭实施司法审查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了的形势需要，外贸救济的司法审查主体应该由专门的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实施。

1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的必要性

    1 .1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井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1.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别国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于进口贸易摩擦，我国国际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成绩斐然。现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贸法》为核心，以《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这对维护我国公平的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国际贸易行政救济措施，但司法救济措施却只有2003年实施的最高院的三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法院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司法审查的需要。

    1.3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变化了的涉外行政诉讼需要

    人世以后，我国行政诉讼工作将日趋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有: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我国的人世承诺，凡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性行为等原来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最后都要纳人到司法审查的范畴。

    (2)涉外行政诉讼的增多。人世后，进出口贸易额大增，大量的外国企业、公民涌人国内市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这使得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五花八门，诉讼当事人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加复杂。

    (3)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复杂化。我国承诺国内法律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将被清理、修改、废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对滞后，将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和混乱，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国行政诉讼的错综复杂。

2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之管辖权

    中国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是出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来建立的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以中国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争议为限，但并非一切的贸易争议均由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贸易争议交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而把因合同争议所引起的纠纷排除在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之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2007年的进口贸易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同时我国也成为全球与别国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将外贸合同案件也交由国际贸易法院管辖，那么国际贸易法院就会因案件过多而无法承受;第二，我国已实行统一的合同法制度，若将内贸合同案件与外贸合同案件交由不同的法院去审理判决，可能会影响合同法的统一贯彻执行。因此，由外贸合同争议所产生的纠纷仍应归由普通法院所管辖，而应把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归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具体来说，人世以来，虽然中国努力把命令干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引导型政府，但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痕迹依然很明显，这显然与中国的人世承诺不符。如果单靠政府自身意识之转变来兑现人世承诺，没有外在的监督力量，这个转变的过程将会是非常漫长而且缺乏效率的。因此，通过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行使司法监督权将会极大的促进这一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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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一体化 贸易 法律

全球一体化是一种必然趋势，随着各国在经济方面的逐渐融合，更多层面的对接和交互成为一种现实。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对外贸易早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保障对外贸易活动顺利实现、营造良好国际贸易环境的基础。虽然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但就法律体系整体性而言，我国在贸易法律体系方面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展开贸易法律体系完善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国贸易法律建设作用

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成为必然，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是国际贸易等活动规范化、高效化发展的基本保障。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加强我国贸易法律建设具有下述几点：

（1）逐渐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贸易活动中容易受到不公平对待，部分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各类不平等法律法规及贸易规则，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而这些国家制造的贸易壁垒，限制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做大做强。因此，从实际出发，采取必要的主动措施不断优化我国法律条款和机制，已经成为我国自我保护和积极应对不公平贸易待遇的主要举措。总体来看，对外贸易法律体系更为完善，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相应合理的法律环境，进而使对外贸易能够依法依规展开。

（2）引导贸易市场规范发展。法律法规是对市场行为的直接约束和规范。只有建立、健全法律体制和产业发展规划才能使贸易市场持续稳定、规范发展，进而促进市场的不断优化和整合。我国当前贸易市场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法律体系的创新优化有助于减少外部影响，实现产业升级改造，促进贸易市场规范发展。

（3）有利于我国确立国际贸易主导地位。作为贸易强国，我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化贸易法律体系框架的构建当中，进而不断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发展，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有效提升本国法律的实践性和普适性，使我国贸易产业发展沿着规范高效的轨道前行，在对外贸易量价齐升的背景下，逐渐占据国际贸易主导地位，掌握与贸易规模相等的国际贸易话语权。

二、我国现行贸易法律体系尚存问题

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现行贸易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贸易法律体系的指导性和适用性较差，限制了我国贸易产业的优化创新发展，展开现行贸易法律体系尚存问题分析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和价值。

（1）法律对实践缺乏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而相应的法律体系构建工作却滞后于对外贸易实践。现行法律缺乏必要的指导价值，难以起到规范市场行为、提升贸易效率的作用。我国现行贸易法律体系的完善构建起步于2000年入世后，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创新，颁布实施部分新的法律法规，并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进一步推动我国贸易市场化、多元化、自由化开展。但随着我国贸易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现行法律指导性下降。相比较2000年，201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达到4.3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总额中占比超过13%以上，但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近年来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贸易法律不仅仅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工具，更多时候也成为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从法律角度来看，不论是外部国际法律方面，还是国内法律体系构建方面，法律因素已经成为影响贸易总体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将法律因素不断放大，强化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显然是当务之急，而法律体系缺乏必要指导作用已经成为我国贸易法律的一个突出问题，而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加以思考和探讨。

（2）缺乏主导性。长期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相关国际法及制度规范，制定权和执行权不掌握在多数国家手中，更不受发展中国家所控制，更多是少数发达国家长期控制着国际贸易框架体系的主导权，鉴于本国利益，这些发达国家经常通过设置不合理规则，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伤害到发展中国家贸易自主发展权益。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贸易国，理应具备更强的贸易主导权，但受限于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现阶段在贸易领域我国法律引导和推动作用不明显，进而使得我国企业容易在贸易活动中受到负面影响，在法律规范不对等和不对接情况下，最终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全面快速发展。

三、完善贸易法律体系策略

（1）强化法律实效性。贸易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和优化，需要考虑到对外贸易的动态发展，结合贸易市场变化而不断修订和科学优化，使法律能够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都强化了本国贸易领域立法，我国通过对对外贸易法和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贸易领域法律的保护性，但就法律体系的完整性而言，我国依然要不断完善并强化法律体系，使其实效性更加突出。

（2）建立动态法律体系。对外贸易法律体系建设要结合贸易实践，逐渐实现动态构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各类争端此起彼伏，贸易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类事件频发。例如，美国等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意在遏制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发展，形成对我国对外贸易较大的外部影响，为了积极应对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和复杂的国际法律体系变化，我国应建立起动态法律体系，通过实时有效地对法律机制和体系的创新和优化，提升法律的针对性，抵制欧美国家的贸易垄断和非市场化竞争，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不断通过法律武器争取和巩固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有地位，为对外贸易长期稳定发展打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突出法律的引导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市场机制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外贸易领域依然存在种种不足。因此，通过贸易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创新，能够更为突出法律的引导作用，提升市场发展的规范性，形成对外贸易发展的合力，使我国企业能够更好地立足于国际化市场，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降低法律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增强法律的辅助和推动作用。

四、结语

全球一体化早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体化过程中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机遇与风险都是并存的。就我国而言，国际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对外贸易已经造成了一定影响，法律制度和体系亟待不断完善，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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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晓燕.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与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兼容性浅析[J].经济师，20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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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事合同通则；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示范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称“公约”）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下称“通则”）这两个国际文件的性质是不同的。因为公约明显可以称之为国际公约，而通则则很难将其归为国际法律文件传统分类的任何一种。自1988年生效以来，公约已经得到包括全部主要贸易国（但日本除外）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批准。然而一个公约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批准和加入国的数量还包括公约生效后在一特定缔约国的适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国际贸易的双方是否确实同意公约适用于他们的交易合同中。实践表明公约在适应社会、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在国际领域内统一适用是公约面临的最大问题。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文件的性质特征和适用范围方面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这两个文件是对立、并存抑或互补？商事合同通则是否对销售合同公约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其中两个文件的不同适用范围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 ： 二个文件的性质-对国际的立法的重述

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究竟是什么关系？尤其在销售合同公约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时，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何以要倡导编纂商事合同通则？并且，二者的并存，难道没有造成混乱与重复的危险吗？ 我认为，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它们形成的历程入手。1980年销售合同公约的通过，是从1929年开始持续50年多年工作的终点。从一开始，所设想的就是具有拘束力的统一规则。原因是在当时，法律实证主义即将法等同于国家法的教条占支配的地位。其结果，法律统一的全部尝试，不得不采取了先在国际的层面达成合意，然后再纳入各国的国内法体系的统一立法形式。 1964年的两个海牙条约-《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的统一公约》（ULIS）和《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成立的统一法公约》（ULF）-尽管在数十年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未能取得成功。仅仅被九个国家批准，而其中七个是西欧国家。1968年联合国新设立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开始工作之时，基本的选择是准备有拘束力的规范。当时，之所以坚持此立法方式，也有新的根据。因为随着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第三世界的兴起，法的统一化进程，已经不再局限于比较少数的具有单一经济社会结构的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所谓第三世界的新独立国家也参与了进来。这些国家几乎都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严格的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经济。如果这些国家打算参加国际商业交易的话，必须就对外的交易关系制定特别的规则。特别是，有必要认可本国的经济主体，享有与来自市场经济诸国的竞争对手基本相同的契约自由。这些特别的法律制度，无论由本国单方面制定，或者由国际层面就国际买卖契约的场合达成合意，都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但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选择统一的立法方式的结果，不可避免地缩小了起草者的行动范围。由于参加交涉的各国法律传统的差异及各国社会经济构造的不同，导致了某个问题被从最初设想的规范对象中排除出去。关于其他许多事项，是就对立的意见作妥协处理的结果，只能将该问题以或多或少没有解决的形态遗留下来。其结果，导致销售合同公约中存在若干重要的漏洞，适用范围狭窄，还有不少规定的意思含混不明。公约仅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一些很重要的交易类型被排除在公约之外。公约的适用反映了国际贸易中有形贸易内容，而服务贸易被明显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对于知识产权则更无涉及，甚至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货物也被排除于公约适用范围之外。如销售合同公约明示，关于契约的有效性、契约可能对所售货物所有权的影响（见第4条）、 货物造成买主及其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时出卖人的责任（见第5条），不适用该销售合同公约。还有一些规定，使用了极端含混、不明确的词语，掩盖了实质上什么合意也未达成的事实（见涉及遵守诚实信用的第7条1款、根本违反合同的第25条、关于收取迟延的金钱的利息的权利的第78条）。

商事合同通则补充了销售合同公约未涉及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反映的国际贸易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形贸易还包括无形贸易，它所适用的国际商事合同类型，既有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又有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促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统一法原则那样雄心勃勃的方案的因素，可以说是既源于销售合同公约的优点，也源于销售合同公约的不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销售合同公约这样的国际买卖统一法在世界上未被采用的话，也就可能不会有制定关于国际商事契约一般规则的尝试。同时，因为销售合同公约表明了立法层面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及达成该销售合同公约制定过程的艰辛与障碍，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就放弃了制定具有拘束力的规则的计划，设计了独自的方案和摸索别的途径，构想在国际的层面上实现美国法律重述那样的规则。198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这些成员均以个人资格参加，不代表自己的政府的见解。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这样的努力获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商事合同通则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被称为是“自《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来国际贸易法领域最重要的业绩”、“对商习惯法最具权威且最有价值的记述”。200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保有原来条款的基础上对该通则进行了补充。使其更加完臻。

二：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关系

（一） 销售合同公约和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范围

原则上，大部分国际商业交易是适用维也纳公约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1）（a）规定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本规定表明即使合同双方并没有认识到其营业地是公约缔约国，公约仍可适用于该合同除非当事人明确排除公约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合同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内而且合同订立于公约生效后，公约自动适用于合同。合同的国际性主要依赖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即使合同当事人营业地不在公约缔约国内，在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时，公约也可以适用于合同。非缔约国当事人是否可以明示选择公约为合同的准据法，虽然公约在此方面没有规定，但实践表明是可以的，这也是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公约对缔约国来说虽然是有拘束力，但它的适用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规定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而商事合同通则主张对“国际”合同的概念作最为宽泛的解释,仅排除那些根本不含国际因素的合同,即合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仅与一国有关。即使是这样的合同,如果当事人的本国法没有强制性的相反规定,它们仍然可以约定适用商事合同通则， 另外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本通则管辖时，则应当适用本通则；或者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人法"（"lex　mercatoria"）或类似法律管辖；或双方当事人未选择任何法律管辖其合同时，该通则也可适用。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关规定，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商事合同通则涵盖更广的范围，即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全部。

（二）：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关系

一般认为，销售合同公约与商事合同通则之间在适用上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关系，因为销售合同公约是仅以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为对象，而通则的适用范围则广的多，所以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以外的合同，二者不发生适用上的重叠。尽管公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但仍有非公约缔约国当事人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无疑为商事合同通则的作为国际统一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机会。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但是，在有形货物买卖合同领域，二者也并非不相容的，而是互补的关系。例如，由于销售合同公约也并非强制性的规则，它的适用有一定的任意性，缔约国的当事人间缔结买卖合同同样可以修改公约的条款在合同中加以适用或完全排除公约的适用。这样的情形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事合同通则就有适用的余地。在双方当事人本身明示选择作为合同的准据法，言及“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的情形，即可以将商事合同通则解释为“法的一般原则”或“商习惯法”。目前，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适用商事合同通则的仲裁裁定已有十多件。另一方面，在公约的适用条件得到满足时，在应适用销售合同公约的案件中，鉴于它是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而商事合同通则目前尚不能称之为国际惯例，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示范法”，所以通常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优先于商事合同通则。但由于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当事人也许会将销售合同公约的个别条款，置换为更适当的商事合同通则中的对应条款，甚至于以商事合同通则替换整个销售合同公约，至少在目前还难以考虑。所以商事合同通则能起到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使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明确化，即使在国际买卖合同以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准据的场合，商事合同通则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和合同法统一化进展的成果，商事合同通则无疑可以用于解释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2条（4）规定：“本通则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的文件。”以前为了解释销售合同公约，裁判官或仲裁员每次都必须探求解释的原则和基准。商事合同通则的出现使这种工作变得非常容易。例如，商事合同通则第7.3.1 条为判断债务不履行是否达到根本违约所设定的若干基准，将有助于理解销售合同公约关于这一重要概念有几分含糊规定的第25条。同样，规定受害方当事人解除契约的通知不能排除不履行方当事人补救的权利的第7.1.4条，可以用来解消与此相应的销售合同公约第48条关于此点所生的疑问。其次，补充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除有使销售合同公约不明确的词语明确的作用之外，商事合同通则还可以用来填补销售合同公约的漏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由于商事合同通则包含的内容比销售合同来的广，在销售合同未涉及的领域内（如欠款计息的利率、期限和确定方法），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章第2条（3）规定：“当适用法对发生的问题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规则时，本通则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商事合同通则产生以前，各裁判官或仲裁员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是先确定该一般原则，再从该一般原则导出须解决的特定问题的答案。这种工作因可以援用商事合同通则而变得容易。

三：商事合同通则对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创新与发展

《通则》的制定过程不仅是一个借鉴和吸收各国合同法以及以往统一合同法精髓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多方面对传统合同法有所突破的过程。正如《通则》在“引言”中所言:“《通则》试图适应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而专门制定一种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得那些被认为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具体化,即使它们还未被普遍接受。”这一目的使得《通则》的许多规定更加精确与科学。 商事合同通则对货物销售公约未曾涉足的许多问题进行有益的尝试，建立了下列几项新的制度，体现了商事合同通则在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基础上的创新。

1、 有关合同的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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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承诺 电子商务合同 edi

    20世纪末至今,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发展,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企业的国际贸易模式也随之优化进步,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市场交换的全过程已成为现实。电子商务作为国际贸易不断深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全球贸易竞争的日趋激烈,在国际贸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将愈趋明显。同时,电子商务的应用也为国际贸易中法律规制提出挑战,电子数据交换(edi)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自动、及时的信息交流、数据交换和处理,开创了“无纸贸易”的新时代,使传统理论中要约承诺的形式、生效时间地点、安全性、能否撤销等规定受到质疑,值得探究。

    一、传统承诺理论的规定

    承诺是指受要约人按照要约人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一种意思表示,在国际贸易中,也称“接受”或“收盘”。被要约人一旦表示承诺,则表明要约人、被要约人之间以达成协议,合同即宣告成立。《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8条第2款规定:“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发价人所规定的时间内,如未规定时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发价人,接受就成为无效,但须当适地考虑到交易的情况,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迅速程度。对口头发价必须立即接受,但情况有别者不在此限。”传统理论中,关于承诺生效的时间,存在投邮主义和到达主义两种不同理论。

    英美法系采用投邮主义,即在以书信、电报作出承诺时,承诺的通知一经交付邮局投邮立即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即使是由于邮局的疏忽致使承诺的通知在作践耽搁或丢失,风险仍由要约人承担,而与受要约人无关,且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英美法系采用“投邮主义”的目的在于缩短要约人能够撤销要约的时间,从而改善受要约人在交易中的被动地位。但在要约人收不到受要约人承诺时,以“投邮主义”而强加给要约人的合同成立其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之不同,大陆法系采用到达主义,如《德国民法典》第130条规定:“对于相对人所做的意思表示,于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发生效力。”我国亦采用到达主义,即遵循《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关于承诺的撤回,除当面表示承诺和采用投邮主义立法的国家不存在外,采用到达主义的国家规定了承诺撤回问题。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22条,“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生效之前或同时,送达发价人。”我国《合同法》规定与之相同。

    二、e时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及问题

    e时代,最初用来指电子(electronic)时代,电脑网络出现后email以其快速、简便、多功能等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了传统的手写邮寄信件。电子商务合同,是指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当事人通过数据输入进行要约、承诺,以网络传输进行送达。

    传统的书面合同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原件上手书签名、盖章或按指纹,以表明当事人对该书面合同内容正确性的确认。而在edi合同中,手书签章被电子签名所代替,即由符号及代码组成,经由键盘输入并存储于计算机磁盘中。

    在电子商务合同的签订过程中,要约与承诺的意思表示由当事人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以电子方式实现瞬间传递的,因而由其所依赖的技术和其运作方式的独特性,产生许多新问题。

    如:数字形式的电子签名很容易被他人模仿、破译或篡改,服务器故障导致延迟而产生生效时间争议及撤销争议等问题,这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亟待解决。

    三、新形势下“承诺”的法律问题探究

    (一)“承诺”表达新形式问题

    在电子商务中,虽然采用edi取代了传统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形式,但承诺仍具有在电子商务合同当事人间意思传递的重任,因而电子意思表示在形态上仍然可表现为要约、要约邀请或承诺。在edi环境下的承诺,因法律并未具体规定表达方式,又是当事人约定的结果,故以数据电文新形式表达的承诺也当具有法律效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制定的《电子贸易示范法》第11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合同要约及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手段表示,并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否认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二)“承诺”的撤回与撤销问题

    承诺的撤回,是指承诺人阻止承诺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意思表示。采取投邮主义作为承诺生效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承诺可以撤回,但大陆法系国家对承诺生效采取的是到达主义原则,认为承诺可以撤回。e时代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承诺开始以电子形式表达。从法律规定上,撤回需要在承诺尚未送达要约人之前追回并终止其效力,然而计算机一旦发出承诺,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一种方式,将撤回的通知先于或同时于承诺送达。因而,此种意义上承诺撤回是不可能的。

    承诺的撤销在传统合同中并不多见,因为要约一经承诺,就标志着合同的成立。承诺的撤销即意味着对已经成立的合同的撤销,因此进入到违约制度规范的范畴。但是,鉴于网络交易的快捷和特殊性,法律可以采用约定或法定宽限期限的办法对电子承诺给与特殊的待遇:承诺到达相对人时暂不生效,在经过双方约定的宽限期后承诺始生效。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规定一个合理宽限期限。

    (三)“承诺”生效的时间、地点问题

    传统意义上承诺的生效时间,英美法采取投邮生效原则,但需要的是,根据英美法学者的解释,投邮主义的承诺只适用于邮寄承诺及以电报承诺两种方式。倘双方以电话、传真等即时同步传递要约或承诺时,则承诺人之承诺必须清楚地传到要约人的手中,否则不生承诺之效。 大陆法系对承诺的生效采用的是“到达主义”,承诺的通知必须于其到达相对人时才生效,合同亦于此时才成立。因而综合两种学派观点,最为科学的电子承诺生效的时间点,应以“到达主义”为主。

    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是在不同地点的计算机系统内完成的,但由于电子数据可在任何地点发出,如果采用英美法系的“邮箱规则”,会使合同成立的地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发生诉讼时管辖法院与法律的选择。大陆法系的“到达主义”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一缺陷。

    (四)电子商务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问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应用,商务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也出现了新问题。传统理论中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问题,如我国《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缔约责任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一是由于合同订立过程必须由第三人(网络经营者)的介入,二是网络安全与商业秘密的泄露问题。故合同缔约无效或不成立,可能由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通讯失误或网络安全等问题造成。

    此外,在电子数据的传输过程中,当事人的有关信息也可能被窃取、泄露或者删除、篡改等。但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合同无效或撤销,尚无专门的网络安全立法规定,故在加强技术手段保障的同时,也应当弥补这一领域的立法缺陷。

    四、相关立法比较及应对建议

    对于承诺的生效时间,我国采纳的是大陆法系的做法。由于利用edi的方式仍然有一定间隔,如到达文件箱后的保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必须设定“到达主义”的例外。 如韩国《贸易处理促进法》第15条第2项规定,受要约方的信息在服务提供者的电脑文件箱里记录后,“度过通常运行时所需的时间后”,被推定已到达。此即规定在到达服务提供者的电脑文件箱并记录之前的危险,均由信息发送人负担。

    对于承诺撤销的规定,建议通过立法规定,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当事人约定对电子承诺给予特别期限的宽恕,或这直接由法律规定合理的宽限期限,但应注意此期限应当比较短暂,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性。

    对于承诺表达新形式下的安全性问题,可赋予电子签名与手书签名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规定:“如果一项法律规则要求签名,或者规定某一文件未经签名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则采用电子签名的形式满足该法律规则。”同时,也可借助指纹、声纹、dna比对辨认等技术,加强电子签名的安全性,确认当事人的身份。

    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缔结过程中数据泄漏、删除、篡改等问题,一方面可采取技术措施,如防火墙保护、口令输入、生物码指纹输入技术等进行监管,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可借鉴国际商会制订的《电传交换贸易数据统一行为守则》的规定:“传送电文的中介人保证,对中转传递的电文不得作未经授权的改动,并保证不得将其内容透露给未经授权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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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国际贸易中，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体现了国际贸易商标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价值。地域性保护制度差异是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障碍，国际社会为协调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地域差异障碍进行了立法构建。目前，国际贸易商标显著性立法构建中出现了以驰名商标为典型的扩张性保护与平行进口为典型的抑制性保护趋势。

商标的显著性是指商标自身具有独特的识别特征，能够区别商品或服务出处，它是商标的固有属性，也是法律保护的重要目的。在国际贸易中，保护商标的显著区别性是商标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价值。

商标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促进功能，其功能的发挥是基于商标具有的显著识别性。国际贸易中构建商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商标的显著性能够得到超越地域限制的国际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显著区别性是商标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也是获得保护的基本依据，同时还是商标权人权利利益的根本维系基础，是国际贸易中商标所涉的各方利益予以立法平衡的焦点。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制度保护的地域

传统上，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构建商标取得及权利保护制度，以维护显著性利益。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的保护在一国之内市场对于维系商标显著性尚可有效，但在国际市场，商标显著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原因在于：一国企业依本国法律标准（申请或使用）所取得的商标权利，只能在本国地域范围内行使，超越国界将不再受到保护，除非在他国依照该国法律标准另行取得对原商标显著性的垄断使用权。此外，各国商标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受到法律保护的显著性区别要素构成要求及保护程度也存在差异。如有的国家所保护的具有区别性质的商标仅为图形文字或其自组合商标，而有的国家则允许也保护立体商标，甚至具有区别性的气标、声音也可获得保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

（一）加强协调国际商标显著性保护的立法

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地域障碍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了立法协调活动。如19世纪早期制定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及以后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制止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建立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立法对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不断加强。

（二）确立平等的商标显著性域外保护标准

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地域特征，商标保护仍主要依赖于各国的商标保护制度。商标显著性的协调首要方面是提供公平的保护标准，这体现于国民待遇标准与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适用。

国民待遇是巴黎公约最先采用的公平保护标准。此待遇标准要求是在尊重商标地域独立保护的前提下，为本国与国外的不同商业竞争者提供了相同的保护标准。该原则在之后的一系列的商标保护国际条约中延续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将国际贸易基本规则—最惠国待遇引入商标国际保护制度。最惠国待遇标准的确立，使得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的竞争者对于商标显著性具有平等的保护基础。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确保了商标显著性利益的保护平等，对于恢复被扭曲的国际贸易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三）制定显著性保护的具体认定适用规则

商标显著性是商标法权利制度构建的基础，在商标法律制度中也有专门针对显著性问题的规定。在TRIPS协定中规定了商标需具有显著识别性，应具有视觉可感知性。这一定义确认了商标应具有显著性的基本要求，但就如何认定显著区别性并明确规定，有待于立法与司法事件的进一步明确。同时，对于显著性的强度认定标准问题。TRIPS协定中也规定了因使用可获得商标显著性，这是对商标显著性的“第二含义”理论的承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与抑制

（一）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的保护的扩张

1.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表现。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显著性保护适用领域的扩张。在国际贸易中，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占有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一些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品质优良，具有良好的商誉，所使用的商标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些竞争者会将这些驰名商标在其他不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领域上注册使用，并利用使消费者对商标所指示的来源误解，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并有可能对原驰名商标产生淡化效果，损害企业的商誉利益。本质上，这是一种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有驰名商标的商誉会产生淡化效果。传统的混淆理论与保护制度对制止搭便车的淡化行为难以发挥作用。针对这一问题，又基于反淡化的理论，在驰名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上，从保护领域扩展至了非相同及类似领域。

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保护地域的扩张。传统的商标显著性保护是基于地域性保护，商标的显著性也具有地域性，而驰名商标保护在一定条件下获得超越地域的特殊保护。如根据TRIPS规定，成员方在对驰名商标提供特别保护方面，应当考虑到由于宣传和信息的跨国界流动，而导致有关商标在被请求给予特别保护成员地域内驰名的结果，驰名商标一经认定，在他国未取得商标权之前的显著区别性价值能够得到确认保护。

2.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本质理解。在国际贸易中，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其根本原因在于驰名商标所凝聚的巨大的利益价值。驰名商标不同于普通商标，不仅起着识别商品或服务的作用，而且更凝结着企业的商业信誉，体现着企业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驰名商标也代表着消费者的消费利益，对国家而言，驰名商标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实力，是一国民族工业的集中表现。保护驰名商标显著性是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保护广大消费者，维护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国家竞争实力的需要。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正是体现了对上述几者利益保护的重视。

（二）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抑制

在国际贸易中，也存在着对商标显著区别性保护进行限制的问题。这种限制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权利用竭为理论解释基础的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商标平行进口的后果是在同一市场同时存在两种来源不同的相同商标的商品。这些商品上的商标相同，导致消费者难以区分产品来源，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商标显著区别，显著性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1.对于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议。对于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最主要的是地域排他性保护与权利用竭理论之争。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商标权具有地域垄断特性，即同一市场上在相同及相近的商品上商标使用具有专有排他性，商标需要具有显著区别性。商标平行进口则破坏了商标权的专有排他性，损害了商标的显著区别功能。而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支持者理论依据主要是权利穷竭原则，认为附有某商标的商品一经商标权人或其授权人的同意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商标权人即丧失了对其控制，其权利即告穷竭。另外也有人主张，从商标区别性的功能看，国际贸易中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主要目的禁止他人假冒，发挥商标的基本功能，但对于使用相同商标的真品已无能为力，而相同商标合法地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之上的真品平行进口就属这种情形。

2.商标平行进口问题本质理解。商标平行进口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商标显著性的利益之争。这种利益表现为商标竞争者之间、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竞争，也涉及到了国家贸易管理的利益。商标平行进口首先影响到了同一市场的相同商品、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利益，实际是商标权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其次，商标平行进口也涉及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利益之争。反对者认为同一商标授权各国不同使用人使用后，开发出的商品总是应考虑当地的国情、风俗、口味等因素而不同，因而在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情况下，平行进口将会混淆消费者，扰乱市场交易秩序，进而损害国内商标权人的良好商誉。而支持者认为平行进口实际上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专有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其主旨是对商标权利人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平行进口制度可以成为国家贸易进行控制的一个手段，因而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论也反映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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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式联运单据的概念

《联合运输单证统一规则》中规定：“联运是指至少使用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将货物从其一国被掌管的地方，运到另一国指定交付的目的地的运输”。多式联运不仅要涉及多程运输，而且还必须是不同运输方式构成的。从现行多式联运业务看，运输方式的组合基本上是围绕着海上运输方式形成的。而中国海商法对于国内多式联运的规定是，必须有种方式是海运。

联合国贸发会和国际商会在《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中规定，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单据是指“证明多式联运合同以及证明多式联运经营人接管货物并负责按照合同条款交付货物的单证”。《1991年国际商会关于多式联运单据的规则》做了更详细的定义：“‘多式联运单据’是指证明多式联运合同的单据，该单据可以在适用法律的允许下，以电子数据交换信息取代，而且可以（a）以可转让方式签发，或者（b）表明记名收货人，以不可转让方式签发。”

我国1997年10月1日施行的《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中规定，多式联运单据是指证明多式联运合同以及多式联运经营人接管货物并负责按合同条款交付货物的单据，该单据包括双方确认的取代纸张单据的电子数据交换信息。

2 多式联运单据与海运提单的异同点

2.1 多式联运单据与海运提单的相似之处

（1）都具有货物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明功能。单据条款上都印有承运人、托运人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是法律承认的处理有关货物运输的依据。

（2）对于将货物交给承运人运输的托运人，海运提单和多式联运单据都具有货物收据的功能。作为货物收据，不仅证明收到货物的种类、数量、标志、外表状况，而且还证明收到货物的时间。

（3）都可以在跟单信用证项下发挥结汇的功能。根据《UCP600》将运输单据分成了七大类：提单、不可转让海运单、空运单据、租船合约单、多式联运单据、公路铁路或内陆水运运输单据、快递收据邮政收据或投递证明都可以凭以结汇（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

（4）多式联运单据和海运提单表面上相仿，实质性内容上非常相似。

（5）多式联运单据和海运提单都可分为可转让与不可转让。作为可转让的多式联运单据，具有流通性，可以像海运提单那样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扮演重要角色。

2.2 多式联运单据与海运提单的不同之处

（1）适用的国际运输公约不同。海运提单适用于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三大国际公约；联合国贸发会和国际商会颁布的《1991年国际商会关于多式联运单据的规则》对多式联运单据最具约束力，除此之外，多式联运在各段运输过程中还要受到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法规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约束。

（2）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海运提单适用于单一海上运输方式；而多式联运单据适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涉及多程运输。

（3）签发人、签发形式不同。海运提单的签发人往往由实际承运人船公司签发，在货物装船港口，一般在货物实际装船后签发，须以“已装船”形式签发，银行一般只接受“已装船”的提单；多式联运单据的签发人资格上没有限制，可以是全部运输或其中一部分运输的实际提供者，也可以是货运人，都可以作为联运经营人签发联运单据。一般在多式联运经营人接收货物后即可签发，接收地点可能在港口，可能在远离港口的集装箱站或集装箱堆场、也可能在内陆地区发货人的工厂，又由于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是接管货物时便开始，因此，多式联运单据是以“收讫备运”或“货物已接管”的形式签发，银行不要求多式联运单据表明货物已装上指定船只。

（4）责任形式、责任期间不同。海运提单采用单一的责任制度，对应的责任期间为“钩对钩”；多式联运单据采用网状责任制的形式，即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负责，其责任根据适用于货物损害发生区段的法律来确定。多式联运单据中有一项联运经营人对货物的全程运输向货主单独负责的条款，赔偿责任制度方面普遍采用网状责任制。对应的责任期间一般是从接收货物时起到交付货物时结束。

（5）运输条款和贸易术语不同。海运提单对应的运输条款是港到港条款，适用的国际贸易术语是 FOB、CIF、CFR 等；多式联运单据对应的运输条款包括场到场，门到门，站到站或站到门等，除了适用以上几种贸易术语外，还可以是 FCA、CPT、CIP 等。

3 多式联运单据与海运提单的功能比较

海运提单之所以在国际贸易实务交付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所具备三大功能，尤其是物权凭证功能。多式联运单据是否具有提单的这些功能呢？

3.1 海运提单的功能

（1）提单是承运人（人）向托运人出具的收到或接管货物的收据。承运人签发的提单表明承运人已将货物装上船舶或已确认接管。因为国际贸易交付的特点，将货物装船象征卖方将货物交付给买方，装船时间即是卖方的交货时间的象征。那么“已装船”提单，不仅证明收到货物的状况，还证明货物装船的时间，按时交货是履行合同的必要条件，提单的装船时间证明具有重要的作用，提单作为收据具有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2）提单是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提单条款规定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法律承认提单是处理有关货物运输的依据，所以常被认为提单本身就是运输合同。但是，提单上印刷的条款是承运人单方制定的，并不是承托双方商讨签订的。而且在提单签发之前，承运人就开始进行托运货物并将货物装船的等工作。另外由于海洋运输的特点，托运人并没在提单上签字，只有承运人的签名。所以大多数人倾向于提单是运输合同证明的说法。

（3）提单是承运人交付货物，并可转让（除记名提单）的提货凭证。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有权在目的港以提单提取货物，而承运人（无恶意）凭提单发货，即使持有人不是真正货主，承运人也无责任。提单的转移就意味着物权的转移，连续背书可以连续转让。

3.2 多式联运单据具有运输合同证明和货物收据的功能

从多式联运单据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多式联运单据具有作为多式联运运输合同证明和货物收据的功能。

进一步分析，在国贸实务中，提单持有人在提货之前是无法检查货物状态的，而货物的基本信息和状态是通过提单来了解的，为了保护提单持有人的利益，提单从表面证据成为最终证据，具有运输合同证明和货物收据的功能。在国际多式联运中，主要进行集装箱运输，多种运输方式，多种运输手段，更加难以了解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状态。所以，在联运经营人和单据持有人之间多式联运单据也必须具有运输合同证明和货物收据的功能，决定性的证据。

3.3 多式联运单据具有物权凭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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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沟通；经济贸易；文化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频繁的贸易不可避免需要沟通。随着经济贸易往来的频繁，以及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跨文化沟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和经济影响也逐渐受到经济研究学者的重视。跨文化沟通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包含了许多方面，如文字语言、文化背景、历史内涵、地域差异等，这些也都是影响国际贸易之间的关键因素。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及成立亚投行，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贸之间的地位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经贸中更加具有话语权，近年来，中国的经贸业务迅猛增加，对外经济总额也逐年上升，新的对外经贸结构格局逐步形成，已经逐步从过去的中国制造向现在的中国创造转变，对外贸易结构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些新的国际贸易特点也使得跨文化沟通有了新的变化趋势。

一、跨文化沟通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文化差异给国际贸易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以中国对外经济为例，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差异，使得在对外贸易初期，跨文化沟通一直是制约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一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经济文化的文化冲突给国际贸易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际贸易往来，如中国人在经商过程中讲究综合思维和中庸态度，往往是“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这和英美的务实文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更加注重的是服务的质量和商品的细节，而对于原则性的东西，西方人往往没有太大的意愿。尤其是西方国家中的德国，一向是以细节著称，严谨的态度使得他们在经济谈判中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处理，而中国文化的综合思维和中庸思维则可能成为妨碍其中经贸环节的障碍；辩证来看，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促使贸易不断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如中国提出的创新观念就是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技术和经贸形式进行创新，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二）语言沟通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另一重要因素

国际贸易往来不可避免的是语言的沟通，由于中国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与西方语言有所不同，因此在语言沟通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语言沟通不畅，或者翻译过程中出现与交易国家语言文化偏差，就会导致在商业谈判中造成一定的误会或形成晕轮效应，从而使得经济贸易谈判谈判破裂，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跨文化沟通中的价值观念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价值观念是人类主观评判的标准之一，也是决定善恶的标尺。价值观念和一个国家的道德文化、历史背景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容易受到宗教、利益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当今国际贸易中伊斯兰教国家与其他宗教的价值观念差异，决定着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非伊斯兰教国家经济贸易的成败。因此，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取舍有着紧密的联系。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都是以利益为前提，经济贸易就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此这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贸易形式、谈判风格和贸易种类；而中国一直讲究利益共存和平等协商，因此在商业谈判中一直讲究的是和平谈判和协议为主，以互惠互利为基本出发点，兼顾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决定了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过程中，跨文化沟通时需要综合考虑两国的价值观念。

（四）法律法规对经济贸易的影响

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更是一种经济贸易的行为准则。任何经济贸易形式都必须考虑到经济交往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必须得到被交易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认可，才能实施下一步正常贸易，除此之外贸易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国家与国家法律法规不兼容的情况。相比较西方而言，中国的法律法规还处于不断健全和完善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经基本构建起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这就使得在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在西方国家有法可依的贸易条款，可能在中国并不存在；或者在西方国家通用的经济贸易准则在中国并不适用等情况。跨文化沟通中的法律法规既可能给经济贸易造成一定的阻碍，同时也是保证贸易正常有序进行的保证，在法制化的今天，任何经贸形式都需要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强制约束，这样才能保证贸易的正常化，避免经济贸易矛盾、经济贸易冲突和不正当的竞争。因此对待跨文化沟通的法律法规，需要辩证看待，充分认识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中的不足，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二、新形势下跨文化沟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跨文化沟通在经济贸易前期可能是阻碍经济贸易的主要障碍，但随着文化的融合、文化趋同、沟通的频繁以及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跨文化沟通在经济贸易后期会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一）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趋同是经济全球化的助推剂

文化的融合和文化趋同使得各国际贸易国家在谈判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找到共同点，从而促进商业谈判的成功和提高国际贸易业务量，提高国际贸易的成功率。此外，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趋同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助推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会促使经济贸易文化呈现多样性，更能从贸易双方中找到利益共同点。

（二）信息全球化为跨文化沟通和国际贸易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普及，各个贸易国家沟通也越来越频繁，国际贸易形式也更加方便快捷；信息化也为各个贸易国家互信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使得各个贸易国家能够借助互联网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从而更能通过了解一个国家的背景、历史、价值观念、法律法规等来降低交易的失败率，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和交易的效率。可以说信息全球化为跨文化沟通和国际贸易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推进，跨文化沟通对于国际贸易的副作用会逐步减小，取而代之的是业务量的增加和交易额的上升，但就目前趋势来看，跨文化沟通对国际贸易还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强化对跨文化沟通和国际经贸之间的动态研究，进一步探索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让跨文化沟通成为国际贸易的桥梁。

作者:张春玲 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