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诗歌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隋代诗歌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日本研究指出，年轻女性喜欢穿后跟较高或瘦型鞋，脚趾容易受到挤压，脚的血液循环不畅，严重时会导致脑部血液循环不畅，进一步使摄食中枢的下丘脑外侧区供血不足，从而引起厌食。同时，穿这样的鞋时间长了会引起脚垫和脚底疼痛，导致人体内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分泌大大减少，通过摄食的神经生化机制，使食欲大大降低。

高脂肪食物可缓解低落情绪

很多健康知识都提醒人们当心高脂肪食物带来的“健康负担”。然而比利时科研人员日前发现，这类食物可通过胃影响大脑，缓解糟糕的情绪，但这一发现不能成为心情抑郁者胡吃海塞的依据。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日前的研究报告说，这个小组征集了12名体重正常的志愿者，让他们看一组令人伤感的图片，听旋律忧伤的音乐，同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脑部。随后，研究人员通过饲管向一半志愿者的胃部注入脂肪酸，其他志愿者的胃中则注入生理盐水。为避免被测试者对食物展开联想并影响心理活动，他们事先未被告知摄入的是什么。

研究结果显示，伤感的音乐和图片使志愿者的情绪全面低落，但摄入脂肪酸的志愿者比摄入盐水者的悲伤程度轻50%。这是因为当脂肪酸注入前者的胃部后，与其忧伤情绪相关的大脑部位的活动受到抑制。

科研人员还认为，上述发现对肥胖人群、饮食紊乱症和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深入研究中，这个小组将力求征集更多志愿者。

部分保鲜膜塑化剂严重超标

前段时间的台湾“塑化剂”风波，让人们认识了塑化剂DEHP的面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8月10日公布保鲜膜质量调查报告，检测结果显示，7种PVC保鲜膜中，3种塑化剂DEHP用量超标，有的超标达76倍。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金狮介绍，目前保鲜膜主要有PE、PDVC和PVC三大类，其中PVC保鲜膜因有塑化剂，被国家列为限制类别，且规定“不能直接包装肉食、熟食及油脂食品”。今年6至7月，协会对北京、广州等地大型超市和批发市场销售和使用的7种保鲜膜进行了检测。

按照国家标准，DEHP在塑料材料定迁移量不得超过1.5毫克/千克，然而在7种PVC保鲜膜样品中，检测塑化剂DEHP超标的有3种。另一种塑化剂DEHA是国家禁止用于生产食品保鲜膜的，但检测发现，有4种保鲜膜样品含有DEHA。

调查还发现，PVC保鲜膜标志不规范，没有明确标示“不能直接包装肉食、熟食及油脂食品”，只有一种明示“禁止用于微波炉”、“产品不含DEHA”，大部分PVC保鲜膜没有明确保质期，有的甚至没有生产日期和材质。

董金狮说，PVC要拉成透明柔软的保鲜膜，需要加入大量的塑化剂，而塑化剂溶于油，在与油脂类食品或容器长时间接触或高温，就容易渗出，长期积累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如果PVC保鲜膜中的氯乙烯单体超过了国家标准范围，还有可能致癌。

多个品牌燕窝亚硝酸盐超标

浙江省工商局近日检查发现，浙江市场所售血燕亚硝酸盐含量普遍超标，平均达到4 400毫克/千克，最高更是达到11 000毫克/千克，而“燕之屋”等品牌均涉其中。

亚硝酸盐为一类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具有毒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致癌物质。国家强制性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严格限制添加亚硝酸盐，仅允许生产腌熏肉等制品有微量残留，限量为30毫克/千克，最高熏制火腿残留量也不得超过70毫克/千克。比照限量标准，问题燕窝中的最高亚硝酸盐含量已超过300倍之多。

站直能让人减轻疼痛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试验表明，站直了不仅给人以良好的印象，还能减轻身体的各种疼痛，让人感到全身舒畅，心情愉悦。

研究人员先给志愿者的胳膊绑上血压计，然后进行充气，直到他们感到疼痛为止。而后第二次试验前，让志愿者先保持20秒钟的瑜伽姿势，背部挺直，两脚叉开。结果证明，站直了可以降低身体对疼痛的敏感度，无精打采则会让身体对不适更加敏感。《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认为，是因为这种姿势能够提高身体对疼痛的忍耐度。

研究人员指出，疼痛既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而站直身体，不仅能缓解和预防身体上的不适及疼痛，还能缓解情绪上的痛苦。因此，他们建议，平时可以顶本书，看看自己能不能站直；当感到不适时，也不应蜷缩身体，而应挺胸直立，并尽可能舒展身体。

“劳苦”上班族更易酗酒

新西兰一项调查发现，上班族日工作时间过长，饮酒、酗酒比例会升高。日工作时间似乎与酗酒习惯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新西兰奥塔戈大学以1000名25~30岁年轻人为调查对象，询问他们每周工作时间及饮酒习惯等问题。调查结果发现，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人滥用酒精的比例远远高于无业者的酗酒比例，达1.8~3.3倍。

调查发现，这一年龄段的酗酒比例与男女性别无关。日工作时间久的上班族之所以出现更高的酗酒比例，可能是因为他们想借助酒精减轻由工作产生的心理压力。调查同时表明，与同事长时间相处往往提升酗酒可能。这是因为，每天长时间工作意味着与同事相处的时间更多，可能激发更加浓郁的交际氛围，进而增加酗酒可能。

随身带张爱人照片 婚姻幸福感更强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随身带张爱人照片，有助于保持好心情，提升婚姻幸福感。

研究人员招募了一批女性志愿者，让她们在心情沮丧时分别看爱人照片、陌生人照片或其他物品，同时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她们的大脑。结果发现，当志愿者看着爱人的照片时，大脑正中前额叶皮层活动活跃，而这一部位与人的安全感、心灵安慰感密切相关。志愿者也表示，当看到爱人照片时，她们会觉得痛苦感减弱。参与研究的心理学家解释，这是因为爱人的照片可以起到安慰、安抚的作用，透露出安全信息。

“爱情是苦难的避风港。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凝视自己爱人的照片，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研究者建议人们随身携带一张爱人的照片，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夫妻关系，还能增加幸福感，让人笑口常开。

人饥饿时爱乱花钱

在人感到饥饿时，最好不要上街购物，因为饥饿会让人更爱花钱。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科学家发现，饥饿时人的购物欲望会大大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商品也更容易动心。研究人员发现，人在饥饿时会分泌出“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人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人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

郁闷时应少吃糖

五彩缤纷的糖果、香喷喷的蛋糕，谁看了都眼馋。然而，据美国“心理中心网”报道，郁闷时最容易被糖“伤害”。

篇2

关键词：初唐；齐梁文风：律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在唐代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诗歌了，“诗歌”是唐代的一个名片。如王国维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但我们往往在很多时候会忽略唐代的其它文学现象，比如唐代的“赋”。按照史学的分类，唐代的赋论研究也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然而初唐的赋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上承六朝时期的文学风格，下启盛、中、晚唐时期的文学风格，所以初唐时期赋的创作对于唐以后的创作起着很大的影响。

一、对六朝文风的延续

魏晋六朝一个战争纷乱的朝代。也是文学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很多文学现象、作品、理论等。对唐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南北朝时期的文学风格，南方文学注重辞藻华丽，属于婉约型；北方文学注重语言质朴，属于豪放型。这两种文学风格影响到唐代文学的各个方面，在赋这方面有很大影响。

“骈赋”兴盛于魏晋时期，初唐时代的“赋”也会受魏晋时期“骈赋”的影响。

骈赋即骈文，形式上都有对仗、押韵等方面的要求。与当时“永明体”的产生息息相关。“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善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若以文章之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媸，不得顿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①“四声八病”这一理论是由南朝人提出的。注重形式的押韵，对偶，讲究用词，声律。

南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经济发达。所以当时文人创作以抒情为主，感情细腻。《文心雕龙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观物与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②

北朝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气候常年干燥，经济欠发达，加上常年战争。所以北朝文学注重内容的实际意义，不重视形式，语言质朴显得有些豪放。“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於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若乃鲁徵、杜广、徐光、尹弼之俦，知名于二赵；宋该、封弈、朱彤、梁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优劣，时运然也。”③

初唐文人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北齐、北周旧臣，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江总、许善心、虞世基等。

南朝注重形式，不太关注内容的实际意义。导致在初唐时期“赋”的创作上，讲究声律、辞藻。加上五言诗歌的发展，所以在初唐“赋”创作就会受“骈赋”创作模式的影响。比如“初唐四杰”“赋”的创作，就有南朝遗风“四杰之骈文，大率措辞绮丽，讲究用词，对偶，多用四六之句。在当时他们受裴行俭的讥议。“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④

所以初唐的“赋”就向“律赋”的方向发展。音律，对偶比六朝辞赋在声律的要求上更为严格，与律诗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对初唐以后创作的影响

唐初到玄宗即位以前，是唐朝建立和巩固时期。这时的文学基本上还承袭齐梁的余风，但已在酝酿改革出现了提倡汉魏风骨或气骨的新思潮。赋仍以骈体为宗，但一些较优秀的作者已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而增加清新质朴的色调和刚劲有力的气势。⑤因受六朝文风的影响，对当时初唐的学者来说。也有反对延续六朝文风，如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⑥陈子昂把初唐文风与汉魏风骨相联系，反对六朝绮靡文风，注重文章内容不要只注重华丽的外表。反对没有风骨、没有兴寄的作品。复归的风雅的目的就不止美刺比兴，而要追求多悲凉慷慨之气的建安风骨，作品内容要有所寄托，与追求藻饰的齐梁诗风划清了界限。《贞观史要文史》中：“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稗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可见无论各个阶层的人物，大多反对绮靡文风。

在写作内容上不再像六朝时期那样局限于宫廷、女性、声色犬马等享乐的内容。而在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如王勃《涧底寒松赋》《慈竹》多磊落不平之气，文风亦较挺拔。骆宾王《荡子从军赋》描绘边塞征战生活的，杨炯的《浑天赋》有关天象的，刘允济的《明堂》写宇宙万象与官室典礼的，刘知几《慎思赋》写处世哲学的等等，涉及面很广。

在形式上，“律赋”的创作形式得到了强化。这与骈文还有一定联系，隋代兴起的科举制，在唐代逐渐发展。“唐骈文之所以称盛，则以诗赋取士，列为专科。今体章奏，视同典型，其应用之广，模仿之勤，此种风气，遂亘数千年而不绝。因此骈文之为物，遂逐渐具体化而标准化。然天下之事，法立而弊亦随之，文学之演变，贵乎多方发展，而不贵乎统一集中，拘泥声律，崇尚用典，此皆标准化阶之历也。律赋为骈文所造成，而亦为骈文之阻碍物，渊源于唐，遗害于后代，谓非标准化之影响乎？”唐代的进士考试一般分为三场，第一场诗赋，第二场帖经，第三场策文，场场定去留，首场是关键。中唐以后，以诗赋考试为首场。试赋一般采用律赋，以便统一标准。律赋在唐代、宋代和清代都曾经作为科举考试文体之一。由此可见初唐时代的“律赋”不仅对中、盛、晚唐时代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后面几个朝代都有很大的影响，可见它的光芒之耀眼。

三、结语

“唐诗”是唐代名片，大多人只注重唐有“诗”这一文学形式，但忽略了其他文学形式并行发展着，也许是唐代“诗”的光芒太耀眼，以致于遮住了其他的文学形式，比如律赋。

参考文献：

[1]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李延寿.北史文苑[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刘煦.旧唐书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马极高.赋史[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陈子昂.四库全书陈拾遗集.[M].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

[7]吴兢.贞观史要文史[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刘麟生.中国骈文史[M].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6.

[9]詹航伦.唐宋赋学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龄出版社.2004.

注解

①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898―900）.

②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6

③李延寿.北史文苑[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78）.

④刘煦.旧唐书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06）.

篇3

关键词： 中国山水画； 流派； 重要画家； 代表作品

中图分类号： J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6-0092-02

中国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古史记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只是实物未能流传至今。今天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面，是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与《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不过，这两幅画是以人物为主体，山水只是背景衬托而已。

既便如此，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林、兽、鸟已结合得相当完整。山石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面的不同，依靠层次来表现山峦的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都成为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贡献，不独于人物画，对山水画亦功不可没。

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画家与专论，山水画以较为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崛起于中国画坛，成为中国画的一大门类。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山水画作流传于今，只能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发展水平。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留传于今最早的山水画。展子虔擅长中国画的各个门类，人物、山水与车马无不精湛，世称“唐画之祖”。

《游春图》是一幅以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面山清水秀，水气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岸边与山间小道，数人或骑马或漫步，或袖手伫立，兴致盎然。画家通过对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表现了“游春”这一主题。

《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拉开了帷幕。

至于唐代，李思训与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子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用笔工致严整，着色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李道昭继承其父画风，时人谓之“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这样，从隋代展子虔，到唐代李思训、李道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独具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

唐朝还出现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水墨山水画。

王维是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全才，精擅诗歌、书画、音乐。王维绘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以笔墨精湛，喜好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诗与画的有机结合。正如苏轼所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绘画史将王维视为诗画结合的创始者。

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大家辈出与流派纷呈的时代。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为巨壑，其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构图，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岫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关仝师从荆浩，青出于蓝，自成一体，喜作关、陕一带的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其传世之作《关山行旅图》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林木有枝无干，但却乱而有序，简而有趣。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与其弟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也称“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地山水风景与北方迥异。在董源的作品中，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矮丘秀峦、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的自然风光。巨然继承董源画风，其代表作《秋山问道图》表现深谷丛林临溪之草舍中，三位隐士谈经论道，周围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

北宋出现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徙居山东营丘，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作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融合，形成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山水画的重要画派还有“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米芾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见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启发了米芾，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合。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表现出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至于青绿山水，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这一画派不为士大夫画家所看重，被认为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一度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力排众议，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青绿山水画，使之进入成熟时期，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南宋在临安建立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南宋绘画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明显不同。画家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绘画艺术。

五代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我们还应该谈到另一种新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是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鲜明的个性。黄公望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王蒙的画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而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王蒙独繁。倪瓒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构图、形象简，用笔干，用墨淡。吴镇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他三家皆重笔，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宋人遗风。

明清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

沈周融合前代大师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富于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传世名作有《庐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工书画,能诗文。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首肯，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华亭派影响最大。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极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与“创新派”，并一直左右了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以“清初六大家”为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王时敏有关系，王、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与师承关系造成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恽寿平后来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篇4

关键词： 地域意象 生成机制 古典诗歌 北固山 美学原理

“地域意象”是指用以表现特定区域的人文景观、地方特色，并且由于大量、长期、反复地使用，以至于成为承载该区域地方经验、历史记忆、文化遗产的故实、典故，不仅流播于当地，而且流通于外地的地理文化意象[1]。这里的“地域”，并非单指特定的地理空间区域，更包含着诗人从现实继承的、理解的与想象的空间，蕴含着诗人在观察这一空间时的感受、情绪、主观的情境认识和价值判断[2]。这里的“意象”，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指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3]。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研究中，“地域意象”是较独特值得关注的一类。举例来看，如果说“花”、“鸟”、“月”等传统意象是因其自然属性与人事的悲欢离合存在暗合而逐渐成为诗歌创作中承担有一定意蕴的特定符号的话，那么地域意象如“北固山”其巍峨险峻的自然属性显然不足以让它承担起家国之思、英雄豪情这样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必然是人文活动的改造、人文精神的灌注在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它需要经历哪些阶段？有着怎样的美学和心理学基础？便是本文探讨的主旨所在。

一、地域景观的自然存在

地域景观的自然存在状态是其成为诗歌中地域意象的先决条件。倘若地域景观的自然属性本身不足以满足创作主体的审美需求，那么创作主体就不能相应地对地域景观进行文化上的关注和创造，地域意象的生成就无从谈起。

地域景观的自然存在状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审美客体能否为审美主体带来心理愉悦，二是审美客体在地域空间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否值得关注。

首先这种心理愉悦并不限于单纯或单一的喜悦感、和谐感，审美愉悦包含人类情感从最低的音调到最高的音调的全音阶，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4]。具体而言，北固山除却其前中峰嘉木繁荫、山光水色浑然一体所带来的优美感之外，其后峰临江枕水、绝壁如削更给人带来了宏壮雄伟之感，因此陈从周先生曾评说：“看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三山，大有三山镇京口、此地镇长江之慨！”[5]

其次，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人们对地域景观给予更多的关注，至少能够使地域景观作为诗歌创作的背景出现在文学文本中。就北固山而言，其位于京口地区（今属镇江市），地理位置颇为独特。一方面京杭大运河与长江在此交汇，形成“十字黄金水道”，作为南北交通枢纽、漕粮要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增大了北固山景观被发现和鉴赏的可能。另一方面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优势天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使得京口北固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所。《北固山志》载：（东晋）蔡谟尝起楼于上以置军实[6]。可见最初北固山更多的是以“军事山”的形象出现的。

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为军事活动提供了可能，更是为文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为后世文人挖掘其历史文化底蕴奠定了基础。

二、人文活动的干预

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最一般规定的是“情景交融”，传统美学认为，“情”、“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不妨列出这样的公式：

意象=感情+景观

在公式{1}满足的前提下，地域意象若想在诗歌中不断发展上升，就依赖于感情的上升、景观的上升，“感情的上升”是指文人诗歌中所抒发的感情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表现的意蕴日益深厚，“景观的上升”是指自然景观日益优美宏壮、人文色彩日益浓厚。

感情和景观的上升则需要人文活动的干预，具体表现为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从而使得自然景观逐渐向人文景观过渡。人文景观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感情的多样性，感情的多样性使得诗歌创作呈现出多重主题，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多样性的文学主题中会有一项被格外突出，最终使地域意象成为富有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在文学中承担有特定功能的符号，至此地域意象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走向成熟。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公式{1}，我们又可扩展、推导出如下公式：

根据上述公式{2}，我们便可以对以北固山为代表的地域意象做出一定的分析。实际上，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及文学发展规律都会对上述各个阶段产生影响。就文学发展的规律而言，魏晋时期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美”的价值属性得到进一步确认。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中将文学与“神明”、“气韵”、“空灵”等表示审美属性的词语联系起来，无疑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蕴含着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特殊的审美属性[7]。在这样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北固山的优美风光便能够被创作主体发现，并成为诗歌中反复吟咏的对象。从现有史料看，北固山首次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象出现于诗歌中正是在刘宋时期，元嘉四年（427），宋文帝刘义隆巡幸丹徒，时谢灵运陪同出游，曾作《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这一时期的北固山大多仅仅以原生态的自然形象出现于诗歌创作中，本身并不承担创作主体的过多感情。但不管怎样，北固山意象在这一时期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

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被发现以后，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便成为可能，这种“改造”一方面使得地域景观更光鲜生动、更富有人文色彩，另一方面为文人的创作提供生成的空间。

实际上通过“搜韵”网站在对唐宋有关北固山意象的诗词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发现在唐代北固山文学已经呈现出遁世隐逸、羁旅宦游、人生感怀、咏史怀古等多重文学主题，这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走向成熟的文学发展规律同样密不可分。实际上在唐代，表现羁旅宦游的北固山诗歌更显著，例如孟浩然的《早春润州送从弟还乡》、李嘉v的《留别毗陵诸公》、齐己的《送东林寺睦公往吴国》、李颀的《送卢少府赴延陵》等，这与北固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有较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得京口地区变成交通的中转站，更成为人生命运的中转站，因此表现好友伤别之情的诗歌及面对未知旅途、进行人生思考的诗歌便大放异彩，北固山意象开始由冷静的、沉默的自然山水逐渐带有人的感彩。

值得一提的是似乎越到王朝末路，咏史怀古的诗歌便越有兴盛的倾向，文人的情感便越有上升的空间，晚唐五代时期同样如此。以北固山为例，一方面它曾是三国时期吴国都城所在，刘备与孙权曾于此商讨破曹大计，梁武帝曾在此登临，手题“天下第一江山”的美名，北固山自身具备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诗歌咏史怀古主题的土壤。另一方面，它毗连金陵，北望广陵，在众多诗歌中总能看到北固山与金陵、广陵两所城市的对话，例如“石头城外青山叠，北固窗前白浪飞。尽是共游题版处，有谁惆怅拂苔痕”（齐己《怀金陵旧知》）、“石头城下泊，北固暝钟初”（贾岛・送朱可久归越中）、“天远楼台连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回头却望金陵月，独倚牙旗坐浪头”（杨蟠・《陪润州裴如晦学士游金山回作》）。北固山总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既漠视金陵这所所经历的六朝兴衰，又观望长江北岸繁华一时的扬州是如何在连年的征战下变成断壁残垣。北固山的这种身份，尤其容易唤醒文人在登临此山时对于历史兴衰的感慨。

北宋时期，宋太祖推崇守内虚外的养士政策，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宠命优渥的生活环境使得北固山诗歌呈现出更多的宦游享乐、酬唱赠答的文学主题。宋《嘉定镇江志》载：甘露寺多景楼不知其所始……登北固山题咏者多不及多景，则楼当建于本朝无疑[8]。多景楼面向长江，凭栏远眺，江山秀色尽收眼底，这一方面使得多景楼成为宋代文人登临赏景的场所，另一方面成为文人雅聚、开展文学竞赛的所在。例如苏轼就曾于多景楼写下“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樽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的丽词佳句。此外，北宋时期三教融合的思想使得文人对于社会现实、对于人生自我都有敏锐的洞察；宋代尖锐的民族矛盾、繁华表象下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传统士大夫对于社会政治的动荡亦极为敏感，因此这一时期北固山文学同样不乏人生感怀、咏史怀古之作。这些作品虽然并非北固山诗歌的主流，但促使北固山诗词逐渐与深沉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推动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过渡，另一方面由文人情感与人文景观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多类文学主题中，逐渐显示出一种英雄之气和兴亡之悲，为南宋辛弃疾等爱国词人的北固山词的出现开了先河，为北固山这一意象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北固山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在民族战争中显著的地理位置，成为士人登临吟啸，抒发爱国情怀的首选之地。这一时期的代表文人如辛弃疾、陈亮、刘过等辛派词人，他们均为矢志复国之士，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他们壮怀激烈、大声疾呼，写下了诸如“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天下英雄谁敌手”（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宋・陈亮《念奴娇・多景楼》）、“江流千古英雄泪”（宋・刘过《多景楼》）等大量英雄诗词，有着强烈的战斗精神，充满英雄的悲慨，使得北固山这一意象开始逐渐承担起家国之思、英雄壮志这一深沉的文化主题。

至此，从魏晋到唐宋，历经将近一千年的演变，以英雄文化、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北固山地域意象最终得以生成。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人文活动的参与下，文人情感是如何与景观相互作用生成多种文学主题，在文学的历史发展潮流中，多个文学主题又是历经怎样的消长起伏最终发展成为传达特定价值取向的诗歌意象。

三、文人意识的附加

在公式{2}中，人文活动“改造”自然景观对于地域意象生成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改造”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是如何发生的，仍有必要进行详细论证。

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造”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物质的，即人力施加于自然景观使其发生形变，如阁楼庭院、廊台楼榭的修建等；二是精神的，即文人意识的附加。物质层面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文人意识的附加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在文人意识附加的过程中，“移情”是重要的心理基础。移情作用说源于立普斯，他的理论是以几何形体为依据的。立普斯认为希腊建筑中多立克石柱本是一堆无生命的大理石，但是我们在观照石柱时，它却显得有生气、有力量，仿佛从地面上耸立上腾，这就是移情作用[9]。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类似联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即凭借以往的经验解释目前的事实，我们最原始推知事物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活动和情感，测知我以外一切活动的人物和情感[10]。多立克石柱承受重压的姿态唤醒了我们出力抵抗、毫不屈服的人生记忆，在人们进行审美的凝神关照之际，我们忘记了物我的差别，于是出力抵抗、耸立上腾这些本来只是我们心中的感受便投射到石柱身上，似乎变成了石柱自身所带有的自然属性。

立普斯的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分析文学作品中以北固山为代表的地域意象。宋乾道五年（1169），陈天麟的《重建北固楼记》云：“兹地控楚负吴，襟山带江，登高北望，使人有焚龙庭空漠北之志。”[11]陈亮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中亦言：“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北固山如何能做出“争雄势”？登临北固何以使人有“焚龙庭空漠北”之志？实际上并非北固山自身带有这些特性，而是在南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处危难关头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的自我意识投射到北固山，从而使北固山呈现出人才有的姿态和情感。

立普斯的移情作用说侧重于由我及物，但实际上文人意识在对自然景观进行附加时常常是双向的，不仅外物可以感染上审美主体的情绪，审美主体也常常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审美客体的影响。即如朱光潜所言：“有时我的情趣也随物的姿态而定，例如睹鱼跃鸢飞而欣然自得，对高峰大海而欣然起敬，心情浊劣时对修竹清泉即洗刷净尽，意绪颓唐时读《刺客传》或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便觉慷慨淋漓。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震荡，全赖移情作用。”[4]107

地域意象也同样如此。北固山横枕大江，巍峨峭立的山峰与浩渺奔腾的江水浑然一体，登高望远，纵目天极，心胸怎么能不开阔、情性怎么能不摇荡，反观北固山势，前锋、中锋、后峰三峰连贯南北，犹如巨龙卧饮长江，气势何等雄伟壮观，立于此处何人不想吟啸壮丽词句？正如清人周镐所言：“予每读卢肇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发旧年’辄为此山悲壮半晌。”[12]

通过对文人意识对自然景观的附加过程的具体分析，结合公式{2}，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公式：

通过公式{1}{2}{3}，我们便得出了以北固山意象为代表的、能够传达特定的文化意味、具有象征符号功能的地域意象生成的一般过程。

在本文中，我们梳理出以北固山为代表地域意象是如何在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上升为能够承担家国之思、英雄壮志的文化符号。首先，地域景观要能够成为地域意象，其内在的审美属性要被审美主体唤醒；其次，地域意象要想在文学创作中逐步上升、逐步丰富其内涵，人文活动的干预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我们着重分析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精神改造，即文人意识的附加，在这个过程中移情作用至关重要。综上，通过{1}{2}{3}三个公式，便得到了地域意象生成的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1][2]潘泠.汉唐间南北诗人对地域意象的不同形塑――以《乐府诗集》为中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3]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51.

[4]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5.

[5]徐苏.江山雄北固[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11.

[6][清]周博义.京口三山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1635.

[7]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59.

[8][宋]卢宪.嘉定镇江志[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277.

[9]立普斯.论移情作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0]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53.

[11]巩本栋.辛弃疾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1.

篇5

一、飞天的音乐性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是中原商旅去西域的必经之地，是佛教传入内地的窗口，更是中国、印度、埃及、伊朗四大文化古国的融汇之地。它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汇集的地方。敦煌音乐的孕育、诞生，除了与佛教有关之外，与当时音乐的发展，中、西音乐的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音乐的发展概貌。随着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交融，东西越来越频繁的互通有无，乐器与音乐得到了充分的结合与创新。

1.乐器的东渐与融合据史料：早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就带回了乐曲《摩河兜勒》和乐器箜篌、琵琶、笛等。西域各国也有人到长安学习汉文化，如乌孙王翁归靡与汉族解忧公主结婚后，就把他们所生爱女弟史送到长安学习弹琴。公元65年汉宣帝时，龟兹王绎宾曾到长安，返回时从长安带去了大量汉文化的笙、箫、琴、瑟等乐器。长安赠赐旗鼓歌吹数十人，把中原乐舞送入了西域。公元386-432年之间，龟兹乐传入中原地区，后凉吕光曾把龟兹乐曲和龟兹乐队带到了中原。此后，北魏和北齐宫廷中都演奏龟兹乐，北魏的曹婆罗门则以擅长龟兹琵琶而著称。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阿史娜氏为皇后,西域各国组织了大批乐舞伎人赴长安作为陪嫁，经敦煌到达中原。皇后不仅带来了龟兹、疏勒、康国、安国等音乐，还带来了擅弹琵琶和熟悉五旦、七调理论的龟兹乐工苏祗婆。龟兹乐流传到凉州地区后，产生了杂以羌胡之声的西凉乐。隋、唐以来，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相互往来甚为密切。隋代七、九部乐、唐代九、十部乐，大都是中西音乐交流的结晶。西域音乐东渐，中原音乐西传，都要交汇于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乐伎所持乐器主要有腰鼓、海螺、横笛、羌笛、角、曲颈琵琶、箜篌等。

2“.音乐会雏形”式的乐器搭配在飞天壁画的直观表现中，我们不难分辨出这些乐器，更加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分类，总结出了规律。如西魏第285窟南壁的一组飞天乐伎，是精品佳作，此组飞天乐舞伎12身，其中10身持乐器排列在中间，两身舞伎在两侧。乐伎身姿韵味独特，着装华丽，尽情地打击、吹奏、弹拨。所持乐器自东向西为齐鼓、腰鼓、羌笛、横笛、排箫、笙、直颈琵琶、曲颈琵琶、阮咸、箜篌。既有打击乐、吹奏乐，又有弹拨乐。中原乐器排箫、笙、阮咸和本土乐器羌笛、直颈琵琶占了乐器的一半，既是中西乐器的融合，又突出了中原及本土乐器，是一组很有音乐价值的飞天乐舞。北魏第437窟的中心柱上的一组影塑飞天乐伎，虽然仅持琵琶、腰鼓、铜铙在演奏,但是在整个壁画乐伎中是绝无仅有的。在飞天这一系列的形象中，“香音神”或琵琶合奏，或与其他吹奏、弹拨类乐器相配合，不禁让人联想到，在美丽超脱的神界，仙女们正在开一场音乐盛会。这里不分民族、不分国家，在这里只有音乐的饕餮。《敦煌乐谱》的研究最早者是日本林谦三先生和中国的任二北先生，他们率先举起破译、解读的大旗，到目前为止，约有十余种译读之版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乐谱的研究离不开根据当地音乐特色来还原，更加离不开敦煌的壁画与史料。不同门类的乐器进行有规律的排列，不难看出历史中皇家乐队的排列与规模。如果说我们遗憾的是不能100%的聆听敦煌古乐，但是能庆幸的是我们通过壁画将其恢弘雄伟，悠扬飘渺体味的百感交集。

二、飞天的舞蹈性

舞蹈是转瞬即逝的艺术，在没有古代舞蹈动态资料的情况下，那些凝固在石窟壁画上的各代舞蹈形象，就成为珍贵的舞蹈史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凝固在石窟壁画上的各代舞蹈形象，才使得我们在今天还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舞蹈史料，学习、继承这几千年的灿烂的舞蹈文化，并且将其发扬光大。飞天的美在“飞动”，动静结合，打破了洞窟中呆板、森严、教说的气氛，使观者眼前一亮，得到视觉上的缓解，使洞窟富有生气。其通过人物形体的变化，如身体的翻转、扭曲，四肢的伸展、摆动，衣裙飘带飞扬的走势以及背景纹样的流动感，使画面中的人物造型具有上升流动的感觉，从而体现出由力量、运动和速度构成的灵动美，体现出一种节奏与韵律美。比如第321窟西壁佛龛两侧各画两身双飞天，其“吴带当风”的视觉感，宛若九天仙女下凡：身材修长，昂首挺胸，双腿上扬，双手散花，衣裙巾带随风舒展，上而下徐徐飘落，像两只空中飞游的燕子，表现出了潇洒轻盈的飞行之美。飞天所到之处朵朵鲜花飘落，花开花落花亦开满天……“飞天”舞姿多曲线，线条流畅优美，体态呈S形，主要是由膝（单膝推动，双膝转动）、胯（松胯，推胯）、肋（左右平移，前后斜推）的移动，而形成整个肢体形态的曲线。脚的形状和位置，十分独特，有勾、翘、歪、开等特征。脚的基本形态有小歪脚、勾脚吸腿、勾脚侧抬腿等。这是“飞天”舞蹈独特的特点。1917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成功地演出了《天女散花》。据梅先生说，最初他是看到一幅“散花图”才开始构思的。而为了演好这出《天女散花》，他参考了敦煌的各种“飞天”画像，并设计了“绸舞”作为其中“云路”“、散花”两场重头剧的主要舞段。其实，早期梅先生舞的绸与我们现在的不同，当时为表现天女御风而行、云端散花，选用了质地极薄、一丈七八尺长的绸，并且不借用棍来舞，而是手执双绸，靠手臂、手腕的巧劲来舞绸，舞起来飘然转环如流风回雪。梅兰芳先生创造的这种边唱边舞的“长绸舞”，不但更好地烘托了天女御风而行的形象，也为京剧艺术的表演增添了新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梅先生使沉睡千年的石窟壁画中的形象，如此酣畅地夺壁而出。

篇6

[关键词]李商隐；佛教

晚唐时期，文人与佛教结缘是一个普遍现象，诗文大家李商隐也不例外。不过，李商隐与佛教的关系更具典型意义。首先，李商隐自幼跟随一位精通《五经》、恪守儒道的叔父学习，少年时学仙玉阳，中年丧妻后则尅意事佛，和儒、释、道都有密切关系。其次，李商隐诗歌向以沉博绝丽、深情绵邈著称，这样一位以艳语为本色的诗人，却对佛教有着异乎寻常的虔诚。李商隐曾于梓州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自出财俸，特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华经》七卷；在临终之际甚至愿削染为知玄弟子，弃绝世事，遁入空门。在他身后，佛教把他列入佛门“传灯录”，现存最早为其诗作注的道源也是明末一位僧徒。揭开层层看似矛盾的面纱，理清李商隐和佛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深入剖析李商隐深微的心路历程，破解“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李诗之谜将大有裨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李商隐生平考证和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佛学角度来探讨的却很少，只有吴言生《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王增斌《李商隐的佛道情缘》、陈引弛《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等少数论著做过初步探析，从而为这一研究的拓展留下了广阔空间。本文将通过解读李商隐诗文，对其修佛历程、佛教观念以及佛教在其思想中的地位进行探讨，以期对其研究的深入略尽绵薄。

一、李商隐的修佛历程

李商隐自幼就与佛教有密切接触。他自言“《妙法莲华经》者，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始自童幼，常所护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他与僧徒一直有所往来，如澈师、臻师、惠祥上人、融禅师等，其《归来》诗云：“旧隐无何别，归来始更悲。难寻白道士，不见惠禅师。”这位“惠禅师”很早就与李商隐交好。随年竞日驰，仕路波折，李商隐对佛教沉溺日深。三十六七岁赴桂管期间，他自叙心迹：“白衣居士访，乌帽逸人寻。佞佛将成缚，耽书或类。”(《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此际义山已深耽佛道。39岁妻子病故后，义山对佛教更是抛洒出超常的热忱，“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虽从幕府，常在道场。犹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甚至迸发出“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题僧壁》)的狂热。

李商隐向佛，是一个由浅而深、渐至沉迷的过程。他自述向佛动机：“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尅意事佛”，则义山一意事佛是为排解妻子故后内心的苦闷。但仅仅“丧失家道”四个字绝不能涵盖义山向佛的缘由。大体说来，义山向佛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是时代风气的浸染。众所周知，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崇”的政策，社会上崇佛风气很盛。晚唐，由于佛教势力极为高张，唐武宗曾发起“会昌法难”，但不久佛教又再度兴盛，至懿宗时已具相当规模。据《杜阳杂编》记载，咸通十年(873)懿宗迎佛指舍利至长安，“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剧谈录》引《京城坊曲》载：长安“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辆，他物丰盈，悉皆称是。”教众之极端狂热、佛教之巨大影响可见一斑。于广大士人而言，此时唐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君王庸懦，宦官专权，朋党纷争，朝政日非。对国家和自身前途备感失望之际，士人渐以佛教作为精神依托，北宋儒门淡泊尽归释氏的现象已初露端倪。这是义山向佛的文化背景。

其二，是远大理想和困厄现实的矛盾。李商隐才名早著，初志人曹，“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为能有所作为，他四处干谒，冻饿十载，后为令狐楚赏识而得一第，又无意间陷入党争漩涡，以致大半生沉沦幕府，漂泊天涯，“官不挂朝籍而死”，这与其初志相较实是天悬地隔。

其三，孤傲个性与无奈处境的矛盾。李商隐虽出身低微，但自以为“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才高性傲。对黑暗现实不满，义山就生出“欲狂走远飏”的狂想；活狱触怒上司，他便有“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自况》)的傲岸行径。可李商隐不得不在浊淖中求生存，他“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兄妹9人的贫寒之家，身为长子、仅任九品微职的义山却是“五服之内，一身有官”。因此，他不停地请谒、上书，令狐绚、彭城公、刘舍人、李相公等等，在每一个可利用的机会，殷殷剖白着自己的一片用世热心。为了生活，为了前程，义山不得不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这给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痛苦。

其四，是家庭和感情的不幸经历。李商隐生性浪漫多情，他深爱过脱俗的女冠，苦恋过美艳的使府姬妾，他渴望着“心有灵犀”的情感交流。然而所有的情爱均是无果的花，她们或者成为“同时不同类”(《柳枝五首》其一)的他人之宠，或者已流落他乡，甚至已埋骨垅头，这些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敏感脆弱的心。上苍也曾赐予他一角的瑰丽与温馨，义山与妻子王氏情爱弥笃。身处桂管异乡，他思念妻子：“此楼堪北望，倾命倚危栏”(《北楼》)；归家途中，他想到将为人父，兴奋不已：“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楱”(《凤》)!可是好景不长，王氏竟也撒手人寰，弃39岁的义山西去。

审视李商隐的一生，入朝无路、仕宦无门、谋生艰难、归隐不能、情爱不果等，是其向佛的诱因；而妻子的溘然长逝，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坍塌后，李商隐真正绝望了。苦闷迷惘中的义山，恰如鲁迅所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自我的理想抱负、个性情感与外界的冲突对其精神造成的逼仄紧迫感，使李商隐一步步转向了佛教。义山佞佛，与其说是为信仰，毋宁说是将其作为一种心灵、精神哲学，在“烦恼”中得一份“菩提”，以摆脱精神痛苦，在失衡的人生境遇中重获心灵的平衡、安适与超越。

二、李商隐的佛学观念

(一)李商隐的佛学宗派

李商隐修佛总体看应属于天台宗。天台宗形成于隋代，是中国最早创立的佛教宗派，由智额开创。因其以《妙法莲华经》为教义根据，又称法华宗。李商隐对《妙法莲华经》一直极为推重，认为它是“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其教义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己愿舍身求法：“换骨惟望於一丸，剜身止求于半偈。……藻辉于至真，而又以七喻之微，较五常之要，吻然合契，永矣同途。”旧李商隐以天台宗师知玄为师，其《别智玄法师》诗道：“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道源注：“智玄当作知玄”。清屈复《玉溪生诗意》笺谓：“人生未有不恋室家者，今云鬓别离之怨，不得已也。僧教以传法者为本师，十年住山，原欲知公传法，乃移易而去，歧路之悲，反以杨朱为真本师矣，其不得已之情为何如哉?”可见义山是以知玄为传法本师的。《宋高僧传》亦载：“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尝从事河东梓潼幕，久慕玄大师”，而凤翔府知玄写真旁，“李义山执拂侍立焉”，可见天台宗已把李商隐看作派中弟子。

中晚唐禅风大炽，禅宗作为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对士大夫的思想生活影响最大。李商隐交往的僧徒如澈师、臻师、惠祥上人、融禅师等，都是禅宗大师，他从禅宗也汲取了大量营养，特别是其“修心”之说。不过，李商隐修佛是为寻求精神的寄托，并不为精研佛理、出世成佛。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体证了佛理，并借助于天台宗以及禅宗等佛学思想来求得解脱。揆诸义山的六百余首诗，与佛教有直接关系的有二十首，引用佛经、佛典以及意境受佛学影响的诗也有相当一部分，但李商隐对佛教教义的体悟，更多的是人生体验层面的契合，是精神感受层面的交融，而不仅仅是诗文字面、名相义理的契合。

(二)李商隐对佛教教义的体证

原始佛教为了论证人生无常，提出了诸多命题，其中万般皆苦、一切皆空、涅槃寂静是其教义的基石，是佛教与其他流派相区别的主要学说标志。李商隐以其独特的诗人气质，直觉地体证到佛教真谛，体现了诗情与佛理的相通。

1.万般皆苦

佛家有“四圣谛说”，即苦、集、灭、道四谛，其中苦谛是佛教人生观的基石。众生为无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会产生种种痛苦，主要的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是谓八苦。李商隐向佛是从体验人生痛苦而登堂入室的，其向佛历程几乎是佛教“一切皆苦”的生动注脚。八苦中前四种是生理痛苦，怨憎会苦指怨憎的双方却无法远离而生出无限苦恼，譬如李商隐和令狐绚的关系等，这些多有论者述及，暂不赘述。

爱别离苦指感情融洽双方的无奈别离。义山半生流离、十易府主，饱尝与亲朋的离别之痛，对爱别离苦有超乎常人的感受。在他诗中，仅“离”、“别”的字样反复出现达85次之多。他写别离之痛：“伤离适断肠”(《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一曲送连钱，远别长于死”(《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写离别之频：“浮世本来多聚散”(《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人生何处不离群”(《杜工部蜀中离席》)；写对别离的无可逃避，彻骨痛楚：“此生真远路，几别即衰翁”(《寓目》)、“人生死前唯有别”(《离亭赋得折扬柳二首》其二)等。如此惊心动魄的诗句是义山人生的现实，也是他在痛苦离别中对生无自性的一种感悟。

求不得苦指人生而具有食色名利等种种欲求，然诸法无常，欲求往往不得满足，理想终为泡影。义山“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二首》其二)，这使他对求不得苦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诗中好用“望”、“隔”等字，“望”是充满期待和盼望，“隔”则是所望与所得总有鸿沟天堑之远，所谓“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义山追求的总在山那边、天尽头，即便努力了，得到的仍是无尽的焦虑、彻骨的凄凉，这是求不得苦的形象写照!

转贴于

五蕴盛苦也称“五取蕴苦”。“五蕴”包括人的身心等各方面。五蕴盛苦被认为是一切痛苦的汇合，点，既是其他苦的根源，又是一切苦的聚集。李商隐诗晦涩、朦胧，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体味和演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对心灵世界的表现、非现实意象的运用、大量使用典故等。然而，就李商隐的个人经历而言，他体验到的社会、人生等诸般痛苦汇聚而发为歌诗，其内涵复杂，往往很难有一种明确的解释。如“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端居》)、“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等，可谓触目成愁，无往而非伤心之境，其中蕴含了伤时、伤春、沉沦、漂泊、孤寂等种种痛苦，颇难指实，是“五蕴盛苦”的典型体现。

2.一切皆空

“一切皆空”并非指一切都不存在，而是指万事万物，包括现象的和超现象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无不是变化无常、不遑安住的，都没有起主宰作用的灵魂。换句话说，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相对和暂时的。

发挥这种想法，视人生为梦幻，是大乘佛学劝世的妙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文人士大夫“人生如梦”的人生观亦与此有关。义山诗写“梦”达78句之多，涵盖了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济世抱负是“长梦采华芝”(《东还》)；甜蜜爱情“惟有梦中相近分”(《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天伦相聚只落得“悠扬归梦惟灯见”(《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整个心路历程是“顾我有怀同大梦”(《十字水期潘待御同年不至时韦寓居水次故郭汾宁宅》)；纵观漫漫历史长河，也不过“三百年间同晓梦”(《咏史》)。李商隐人生如梦的观感与佛教教义可谓不谋而合。

与梦幻感相伴产生的是无常，认识到无常已是一种解脱。义山盼望能一展抱负，而为了生存，却不得不奔波于碌碌红尘。义山觉得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随意抛掷着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是徒劳，对此他深感迷惘，《井泥》一诗就集中反映了他这种困惑。井底之泥污浊卑微，淘井时却无端升腾而承雨露阳光，远谢同群；自然之外，茫茫宇宙、历史亦是如此：吕不韦、刘邦无端由贱而尊，伊尹、樊哙无端由卑而贵……真是“大钧运群有，难以一理推”，种种无常幻化，根本没有规矩、轨迹可寻!推而广之，“锦瑟无端五十弦”(《锦瑟》)、“秋蝶无端丽”(《属疾》)、“人岂无端别”(《晋昌晚归马上赠》)、“今古无端入梦中”(《潭州》)……在义山眼里，一切都是充满了机缘和合的“无端”!而“无端”所蕴涵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自主性，恰恰是佛教无常观念的最好说明。

3.涅槃寂静

远离烦恼，断绝相累，寂然常住，就称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是前面“三法印”的终极，是一种解脱的境界，是佛教的最终理想。李商隐修习的天台宗有两大理论支柱：“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指事物的一切性状于一心中同时存在、互不妨碍，“三谛”即事物的空、假、中等真实性状。所谓“一念三千”，“一念”即一心，“三千”指宇宙的整体，即宇宙的整体就存在于心念之中。这两个学说强调的都是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即万事万物都是虚妄不实、没有自性的，而其变幻实际上是人的认识所致，只有“心”才是永恒的存在。人不必也没有可能去改造客观世界，只要把自己的认识改变一下即可解脱烦恼。由此观点出发，则一切时空、物我、荣辱、得失等乃至是非、生死间的差异，只不过是心的幻相，它们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性、没有差别的，当然也就不必为此烦恼，这正与禅宗寻求解脱的所谓“不二法门”相通。义山对此深有会心。

李商隐《题僧壁》诗云：“大去便应欺粟夥，小来兼可隐针锋。”《大乘止观法门》卷二有言：“心全体唯作一小毛孔，复全体能作大贼。心既是一，无大小故，毛孔与城俱全用一心为体。当知毛孔与城，体融平等也”，则空间的大、小全是主观想像得来，不论设想其大为一城或小为一毛孔，在意识领域并没有区别。诗中又道：“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佛教在时间上有自己独特的观感，《杂论集》第二谓：“时者，谓于因果相续流转，假立为时，何以故?由有因果相续转故。若此苦果已生，已灭，立过去时；此若未生，立未来时；已生未灭，立现在时”，故《成唯识论述记》卷八指出：“一念生灭，假说过、现、未，而实无有时分可得。”所谓时间长短，三生或一世，不过是人一念的变现，故义山诗谓“三生同听一楼钟”，此即“一念三千”思想的体现。“月”是禅家常用的喻理之物，义山《月》诗写道：“初生欲缺还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月牙儿弯弯，人们慨叹于其残缺；即便一朝圆满，这月即是有情的了吗?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全都是人心作怪。诸相非相，月的变幻不过是境随心转，人心中先有了“缺”和“圆”的概念而致，其实，月并无本性可言。总之，义山通过天台宗“一念三千”以及禅宗心法等观念，泯除了时空、物我、顺逆、升沉等诸多事相的差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脱。

解脱的境界就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情怀。李商隐在超功利、泯物我，恬淡空灵的心态下观照外物，凡俗世界的一切均不复挂心，所谓“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北青萝》)。又《华师》诗云：“孤鹤不睡云无心，衲衣筇杖来西林。院门昼锁回廊静，秋日当阶柿叶荫”，当诗人衲衣竹杖出现时，举目处孤鹤盘桓、回廊寂静、柿叶成荫，好一片清凉世界!借助佛学思想，诗人终于寻到了内心的一份安宁和平衡，初步体会到了涅架寂静之境。

三、佛教在李商隐思想中的地位

首先，李商隐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及仕路波折、艰辛历尽后依然高歌：“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李商隐对百姓的苦难深怀同情，目睹人民生活“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傍，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的悲惨状况，发出“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呐喊；即便是尅意事佛后，义山仍牵念着国事，创作有《南朝》、《齐宫词》等大量咏史诗，讽刺君主不思进取、荒丧国。李商隐的政治诗约占其集的1/3，不仅数量多，而且是晚唐诗坛上反映现实最为深广、思想性最强的一家。清代朱鹤龄曾将其与致君尧舜、“未尝一饭忘君”的杜甫相提并论，固然是溢美之词，不过，儒家殷忧君父、关怀国事的精神的确贯穿了义山一生。

其次，李商隐一贯佛道双修，佛教并非其唯一宗教信仰。义山少年时期在家乡玉阳山参加过道教养炼实践，后一直和众多道士保持着密切交往，如宋华阳姊妹、永道士、白道者等；他时有参与养炼的迹象，如大中二年37岁时，就曾进行修习并把体验写成了道教色彩浓厚的《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一诗；即便是入梓州幕尅意事佛期间，义山还作有《梓州道兴观碑铭并序》等文章，阐述自己对道教的满腔热情。可见，佛教始终未在义山心中一枝独秀，他是兼收并蓄，自由出入于儒、释、道三家。

最后，李商隐对佛学教义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其解脱并不彻底。鸠摩罗什《维摩诘经注》卷三云：“凡说空，则先说无常。无常则空之初门。初门则谓之无常，毕竟则谓之空。”义山只不过刚达到了“无常”的初门，离毕竟空还隔了道障栏。他在人生苦况中感悟到了无常幻灭，渴望着忘却一切烦恼。殊不知，这种对“无常”、“忘却”的执着也是佛教观念不彻底的表现。义山对痛苦的解脱是“会心”、“求心”，所谓“贞吝嫌兹世，会心驰本原”(《明禅师院酬从兄见寄》)，其实这也是佛教妄念之一，执着于心。禅宗有“即心即佛”的提法，但只不过是为防止人向外驰求的权宜之计。当人们停止外求时，应该摈弃对超越的执着，认识到“非心非佛”、“触处皆成佛道”。然而，义山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视一切为无常、幻梦，力图忘却差异、超脱万物，不仅未达到毕竟空(心也是空)，更未证悟到“非心非佛”境界。

篇7

对国务院作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决策，笔者作为桂林市民的一分子，获悉该消息后万分兴奋。然兴奋之余，却对桂林旅游如何改革的问题陷入沉思。因为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比较少，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比较多。

笔者认为桂林旅游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1.旅游模式单一，互动活动较少，以至于一些游客发出这样的感叹：“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地方一通拍照，回去被问啥也不知道!”当然不只是桂林旅游存在同样的问题，全国其他地方也存在这样的问题。2.旅游企业数量众多，良莠不齐，而缺少大型有自主品牌的旅游企业。笔者在桂林黄页搜索发现在旅游观光这一栏目下有308家旅行社，可见其数目繁多，让游客不知如何选择。3.部分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偏低，非法拉客、宰客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桂林旅游业的形象。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亟须实践科学发展观，打造有桂林特色的旅游业：首先，创新旅游模式，增加互动环节。1.依托桂林的山水资源，旅游过程中穿插有桂林特色的旅游赛事和体育赛事，比如抛绣球、对山歌、划竹排、打门球等比赛，让游客参与其中；2.举办大型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自驾游活动，让游客自主安排旅游日程，满足他们自主旅游的愿望；3.让游客参与当地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并可以举办制作大赛，并设置奖品或奖金，增加比赛的趣味性和竞技性；4.建设夏令营基地，邀请国内外的中小学参加，集宣传、娱乐、学习于一身。其次，政府支持、引导旅行社发展，集中力量打造几家大型的旅游企业，支持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办分店或点。对于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可以鼓励他们在主要的国外游客来源地设置分店或点，让游客在选择旅游企业时放心，不用担心受骗上当。最后，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和旅游市场监管。大力发展旅游职业教育，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健全监管体系，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设，提高行业自律水平。(木子鱼)

打造世界级个性化旅游名城

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后不久就明确提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突显了国家对桂林的高度重视。我认为我们应抓住这个试验，把桂林综合改革成世界级、个性化的国际旅游名城。

首先，要定位高远。“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明确显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层次高而地位重，是国家为引领世界旅游而进行的旅游综合改革的城市区域试验。它不应是一地一景的改造，也不仅是旅游要素的提升，而应是产业协调、城乡一体，以旅游为主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先行探索和实践。因此，我们应登高望远，立足世界水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超前而全面地谋划，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智慧，科学、长远而高标准地制定规划，开发和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积极争取全方位的扶助支持，寻求深层次、宽领域的国内外协同合作，扎实而有序地探索推进，确保建成的桂林旅游试验区能引领世界旅游潮流。

第二，要突出特色。桂林试验区要确定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领域。根据桂林优美自然风光、深厚文化积淀、浓郁民俗风情和良好生态环境的优势和基础，以低碳型旅游作为桂林的特色和核心，把桂林建设成为世界低碳型旅游目的地和示范地。因为低碳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低碳型旅游则是今后旅游的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可按照低碳理念规划旅游发展，开发旅游产品，提供旅游服务，倡导旅游行为。按照低碳要求疏解、改造、提升老城区，规划、建设、经营新城区，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通过推进低碳技术提升传统旅游产品，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培育绿色旅游工业，打造品牌商务会展，建设宜居养生环境。在低碳型旅游的建设中，探索并形成以旅游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的桂林风格、桂林机制、桂林标准和桂林模式。

第三，要推进有力。机不可失，时不待我。应尽快成立以市委、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各相关职能部门都参加的桂林市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委员会，强力推进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研究、规划和建设。在思想理念上要新。要开拓创新，敢想、敢试、敢闯，以全新的理念指导旅游区的改革，善待在创新工作中失误的同志，在全市形成“不怕失误，只怕耽误”的氛围。在工作方法上要活。要用足、用好、用活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关于“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关于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建设及发展生态、环保、低碳经济等各项政策。积极争取国家各项发展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快速推进试验区相关的技术开发、项目建设及推广营销等。还可以通过低碳型旅游区域的建设和低碳旅游行为的倡导、推广，争取世界发达国家或一些国际组织的低碳交易项目或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在落实措施上要实，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真抓实干，鼓实劲、出实招、见实效，以实绩论英雄。同时，积极宣传、发动、鼓劲，形成全市全民参与的氛围和热潮。在追求目标上要优。不管是哪个方面、哪项具体工作，都争取精益求精，出“世界级、个性化”的精品。总之，通过狠抓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把桂林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及生态环境推向崭新的、世界级的高度。(沈秋林)

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行动步骤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既需要中央和自治区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统一共识和高度重视，把它当作头等大事，需要全市共同奋斗，形成建设合力。而且等不得，拖不起，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第一步：筹划成立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的办事机构。筹划组建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的办事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重大事项会商协调制度，协调解决桂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建议自治区有关部门，围绕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目标，树立全局意识，提出本部门支持建设的政策、措施，建立层层落实的推进工作机制。成立专门机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领导和推进试验区建设工作，检查督促政策、任务的贯彻落实，研究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建议桂林市人民政府聘请国家、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国内外知名的专家，作为建设的咨询顾问，为总体方案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提供咨询和建议。各县区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

第二步：开展重大问题调研。尽快组建由市委、市政府研究部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及国内外、区内外专家学者组成的综合研究团队，围绕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重点领域改革和重大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咨询论证，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建议和意见，进而为制定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及行动计划，为争取自治 区、国家政策和项目等配套支持奠定基础。

第三步：尽快编制上报国务院的实施方案。在综合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加快编制上报《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争取国务院、自治区出台支持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决定》等配套文件。同时，加强与自治区和国家相关部门跟踪对接，积极主动努力争取自治区和国务院相关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

第四步：营造建设的良好舆论环境。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全方位提升宣传力度，设立试验区的官方网站，积极推行整体联动宣传，加强与中央有关媒体、国内知名媒体、国际和海外知名媒体合作，搞好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整体形象的策划、包装和宣传。通过互联网平台，邀请社会各界的群众、网友、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各类媒体，为试验区建言献策。

第五步：高起点编制试验区建设规划。学习借鉴先行地区试验区经验，用较短时间编制出《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规划》。规划要突出体现高水平、国际性、示范性、综合性、操作性。将其定位为桂林市“十二五”期间发展的重中之重，纳入广西“十二五规划”。以试验区建设引领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同时编制试验区建设推进计划。围绕规划提出的总体目标，将试验区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部门，签订责任状，定人限时完成，严格绩效考核。市及各县区、有关部门要滚动编制年度工作计划，确定年度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重大改革创新任务。加快推进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第六步：分步实施，先期试点。围绕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重点领域的改革，用1―2年左右时间，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2―3个县区对应实施l项改革，进行先期专项改革试点。在加强协调指导的基础上，鼓励试点县区大胆创新，敢于突破，认真总结改革经验，全面推广铺开。

第七步：立法推进桂林国际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建议把推进试验区建设有关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改革试验内容与国家有关部门行政法规有矛盾的，允许先行试验。国家法律或行政规章没有规定的，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或自治区政府拟定法规，加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相关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推进试验区建设。(小了，王小)

依托区域优势发掘桂林的人文旅游资源

张艺谋在编导奥运开幕式的很久之前就已经帮咱桂林编导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印象・刘三姐”，这剧目堪称唯美宏大、气势非凡，而且达到了预期的商业收益――靠什么?难道就靠这一条漓江?

云南是喀斯特地貌，贵州也是喀斯特地貌，并且人家的著名景点也不是差的，例如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黄果树大瀑布等景点都不比咱差，这是事实。但老谋子就偏选我们桂林，为什么?因为他嗅到了、捕捉到了这里浓郁的人文气息。所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但凡有了青山绿水却少了人物，就缺少了天地灵动之气；但凡有了人物却没了故事，就缺少了那份神秘感和吸引力――这就是人文的力量。桂林，还有多少个待字闺中的刘三姐还没被世人发现?一个?两个?十个抑或千百个?还有多少个世外桃源等待着人们去认识、去了解、去身临其境地感受?我想，大桂林有许多可以发掘、可以宣传、可以充分调动起来的人文旅游元素!

就说临桂县吧，她乃状元之乡，文武皆全，既有民国时期代总统李宗仁、风云人物白崇禧，也出现过清代状元世家陈氏一族；再到游桂林非去不可的阳朔县，这里既有游人如织、充满了异国情调的西街，又有书画一绝、震烁古今的徐悲鸿大师故居；再说到古为“粤楚咽喉”之地、入选CCTV“2005中国十大魅力古镇”的兴安，这里既有规模宏大的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的“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又有被郭沫若先生称之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千年人工古运河之一的灵渠；还有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县、灵川县、全州县、灌阳县……无一不各具自身的特色。

在漫长的岁月里，桂林的奇山秀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激发他们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文章，刻下了数千件石刻和壁书，另外，漫长而独特的历史还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古迹遗址；时期，桂林成为中国著名的文化城，众多的爱国作家、艺术家汇集在这里，谱写出抗日文化的新篇章。悠久的历史，为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孕育了深厚的文化。每一个桂林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使更多的中外游客认识和欣赏到桂林的旖旎风光、了解到桂林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素养，使得更多的人来桂林旅游参观的同时深刻体会到桂林所蕴含着的那沁人心脾的人文气息。

旅游业是可以拉动内需、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大行业，在不断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又必然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连锁反应的作用是巨大而显而易见的。打个比方说，早几年国足外籍教练米卢先生率领中国足球队历史性地闯进了世界杯，人家米卢先生心情一好就想给自己找一地方去度度假散散心，听说咱桂林不错就来了，不光来了，他还二话不说就在这帮咱买了套房子――这就是连锁带动效应。桂林人应把握好时代的契机，不断创新思维，把“旅游人文桂林”的认识更加全面地融入到桂林的人文山水之中，树立起“和谐自然，和谐社会，人文旅游”的新型旅游理念，与此同时，更多有实力的社会名流、各界人士必定会更加看好桂林这片丰饶的发展热土、亦会因整个桂林的人文山水深入人心而慕名前来，搞开发和投资，迁宜居而置业。倘如此，可以预见，桂林的环境优势会更为显现!(李彦文)

建设具有桂林特色的桂林北线快速BRT

桂林有湘桂粤黔四省会等距中心的地理优势，是连通珠江三角洲与川渝、大西北的重要支点和中继站。

正在建设中的贵广高速铁路和湘桂铁路复线使桂林即将成为桂林一贵阳(昆明)、重庆(兰州)、广州(厦门)、南宁(东盟)、衡阳(长沙、武汉)等六个方向的枢纽。虽然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在规模上是国内前30名航空大港，但是随着国家继续加大对高速铁路的建设，铁路仍将是中外游客进入桂林的主要交通工具。

目前桂林原有的城市主干道市中山中路一中山北路一北辰路一始发站(高速铁路交汇站)一桂黄公路，这条桂林的城市主动脉由于以前的设计路面狭窄，节点多、堵车严重、沿途路边老建筑有碍观瞻，远远不能适应由始发站(高速铁路交汇站)快速进入桂林市中心的需要。因此建设一条具有桂林特色的桂林北线快速BRT(Bus Rapid Transit快速公交系统)，使之与桂林高速铁路建设相匹配，也是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基础建设的迫切需要。

桂林北线快速BRT，我们可以借鉴厦门城市快速BRT经验，那是城内高空快速BRT，桂林北线滨江快速BRT是建设成为高架桥的形式还是地面全封闭形式?可以由专业设计公司进行论证设计，可以适当降低高架桥的高度，在高架桥和漓江之间用相应高度的树木加以合适的掩饰，就如同BRT在树林中穿行一样。

快速BRT可由桂林始发站－高架桥－南洲大桥－虞山桥－解放桥广场(终点)来回循环运行。桂林北快速BRT的优势有：

1　大大缩短由桂林始发站(高铁交汇站)到市中心的速度，估计时间不用6分钟，可以大大提高中外游客由高铁站进桂林市中心的速度，也可以提高桂林市中心到高铁站的速度，充分体现“桂林速度”。

2　这条快速BRT也是一条标准的漓江风景线，沿途可以欣赏漓江中的南洲岛、泗洲湾、蚂蟥洲、伏龙洲，还可以欣赏叠彩滨江新区、虞山、东镇门古城墙(木龙湖宋城景区)、伏波山，同时可以欣赏南洲大桥、虞山桥、解放桥，日夜景色各不相同。

3　是中外游客由高铁站进入桂林的第一印象。

4　可以借势整体搬迁六狮洲、下关村、大河村等桂林北漓江边的老村，提高城市整体品位。(谭家忠)

让旅客进一步了解桂林文化

桂林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与饮食文化。像甑皮岩石器时代的制作、兴安灵渠的水利建筑、独秀峰隋代颜延之手迹、万寿巷的舍利塔、桂海碑林的摩崖石刻、靖江王府的藩王府文化、象鼻山的纪念馆、八路军办事处，2000多年古代先贤留下的诗歌文章以及近年兴起的阳朔渔火节、资源河灯歌节、龙胜红衣节、恭城月柿节，还有桂林米粉、灵川狗肉、荔浦扣肉、马蹄糕、粉利糍粑、“桂林三宝”等等桂林名特产品。笔者认为，桂林的文化旅游已逐渐形成与自然景观并贺齐驱的旅游热点局面和发展趋向。

桂林是一座世界著名的山水历史文化旅游名城，不只拥有“甲天下”的风光，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可惜，长期以来，桂林的旅游都是以山水观光旅游为主导，致使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被人们忽视。有识之士指出，相对滞后的旅游，导致桂林在世界性的文化旅游大潮来临时丧失主动。因此，桂林旅游工作者有必要深入研究桂林历史文化，将自然风光融入更多的文化性、历史性元素，使旅游活动更有卖点和生命力。

如何进一步探究桂林文化旅游内涵?笔者以为不妨从多角度、多层次提炼、研讨和开发，例如利用歌仙刘三姐的号召力，把壮族的饰品、苗族的蜡染、瑶族的建筑融为一体，并以此为基础，将着重点放在旅游项目设计和市场开拓上。唯有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才能在推进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中获取较佳的实用价值和操作价值。(老妞)

重视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

到桂林来的游客临走前都想买点特色纪念品，可买什么好呢?桂林的旅游纪念品并不少，如玉石雕、竹木雕、金银饰品、美术陶瓷、山水画，可这些东西其他地区也有啊。在人们心中，南阳是中国玉雕之乡，所产玉雕不仅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曲阳石雕早就享有盛名，它创造了灿烂的中国石雕文化，在西汉时就被汉武帝盛赞为“雕刻之乡”。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的湖南省衡阳县石市乡竹木雕工艺源远流长，作品“遍及大江南北名楼古刹”。至于金银饰品、美术陶瓷、山水画等，其他地区早就享有盛名了。相比之下，桂林的这些旅游纪念品就逊色得多了。

特色旅游纪念品，顾名思义就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精巧便携、富有地域特色，并让人铭记于心的纪念品。它是城市旅游形象的一个符号，也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产品不仅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还要具有代表性、知名度，让游客觉得它有很高的收藏与鉴赏价值。因为游客带走的是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缩影，一个与当地文化艺术进行交流的中介。

因此，推进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必须重视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

笔者认为，桂林特色旅游纪念品开发应立足于历史文化，结合“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独特景观，可以组织人员精心设计，也可向社会征集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方案，好中选优，真正筛选出能代表桂林历史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有品位的旅游纪念品。

值得一提的是，搞好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大幅度拉动旅游经济的增长。因为旅游是由“行、游、住、食、购、娱”六大相关要素组成的，“购”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并以纪念品作为首选。有关资料显示，在世界旅游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美国、瑞士及中国的香港，旅游纪念品收入可达整个旅游行业收入的60％左右，在当前大力发展桂林旅游经济的形势下，特色旅游纪念品无疑会成为促进桂林旅游经济增长的一支生力军，对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庆文)

我的两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