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评估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价值评估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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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society,the change of growth patter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the importance of valu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by dint of property assessment theoryto do the value assessment,which can analyse and mas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which will offer data decision-making refrence.

关键词:环境生态资源;资产评估;价值计量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property assessment;value measurement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7-0073-02

0引言

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地域和国别,影响着世界每个角落。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保证环境与生产、贸易、消费等协调发展已成为重要议题。另外,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及其发展速度是国家决策最主要的信息依据,如果它里面没有充分体现环境的价值,那么指标就是不完善的。联合国制定的《21世纪议程》和我国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都明确提出要扩展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便建立起环境与经济的综合核算体系。将环境资源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之一,也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要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理论付诸实践,那么揭示环境生态资源的成本概念和价值信息,以提高经济活动和环境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就成为了一条值得研究的方向。

1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的重要性

1.1 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一是无序规划、盲目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环境破坏,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二是消耗过大、日益脆弱的生态基础不能承载经济的高速增长,制约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另外,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一方面应该把环境标准的提高看成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契机,保护环境意味着提高经济单位的环境生产力,意味着有效地利用资源,降低单位产出所制造的污染量;从另一方面来说,环境保护的实施和治污义务的承担也已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环境生态与经济发展结合更为紧密,联系越发突出,两者之间的平衡很脆弱,也容易被打破,这就需要相对精确地对其定量预测和深入研究。

1.2 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对环境和经济的认识要客观、动态;既不能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也不能不计成本地保护环境。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集约式发展和科学发展。转变以往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除了要求观念上的更新之外,还需要将环境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当中,最好能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梳理和调和环境问题,发挥环境通过经济手段施加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以价格运行机制和经济调节杠杆来抵制和扭转人们无偿或低代价损害环境的观念和行为。

1.3 环境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以往,环境生态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被排除在经济学的主流视野之外,更谈不上专门考察环境生态资源的价值。随着当前环境经济学、环境会计分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不断发展和研究,也为环境生态资源的价值计量提供了可能。

2环境生态资源的经济特征属性和分类

环境与资源的概念存在着纷争,联合国环境署在1972年给环境(资源)下的定义是:环境(资源)是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因素的总称。这一概念突出了环境生态资源的经济属性,促成了环境和资源在认识上的统一,二者的结合使环境有了实际的物化途径,也使资源有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另外,环境系统是由生态资源系统和社会系统所组成的开放系统。其中生态资源系统能够提供四种服务:原材料输入来源、维持生命系统、分解和容纳生产与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提供舒适。同时,环境生态资源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还存在三种经济联系:社会发展为环境改善提供经济条件,而环境生态保持可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两者的不协调将造成削减行动或环境恢复。资源―社会的经济联系,也决定了环境价值的存在,而且这种价值是可以随着经济活动的进行而发生交换和传递的。环境生态资源被赋予经济属性、服务功能和传递价值后,也就具有了资产的特征,以至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联合国统计署在1993年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将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实际或潜在影响的自然资源归为自然环境资产。应该注意的是,环境生态资源又不同于一般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它的特征有:

2.1 整体增值性和长期受益性合理利用环境生态资源,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将不会缺失,甚至可自主积累,自动增值,长期受益。

2.2 自然选择性和市场竞争性。环境生态系统各因子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竞争规律。同时,环境生态资源又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

2.3 开放性和融合性。环境生态资源既具有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和扩张性,它的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题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

2.4 固定性与逃逸性。环境生态资源既具有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环境会造成环境生态资源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资本功能性逃逸。

2.5 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环境生态资源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转化。

2.6 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地域性。不同区域的环境生态资源与社会关系的组合和匹配都是不一样的,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环境生态资源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环境生态资源经济特征属性的认识和总结,为其计量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3环境生态资源的价值计量

环境生态资源的计量包括实物计量和价值计量两类。实物计量主要利用环境资源统计方法,直观地核算出环境生态的现有当量;价值计量以实物计量为基础,是环境生态资源的计量重点和难点。价值计量根据有关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和公认准则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生态环境的价值运动,即生态环境的价值、成本、耗费、损失、经营开发、绿色收入和利润等,确定出环境生态的绩效。

3.1 环境生态资源实物量确认与计量环境生态资源的实物量,受资源的质量品位、资源的赋存利用条件和地域因素制约。以森林资源为例,如果确认森林的实物量,应该具体核查林地和林木的权属、数量、质量和空间位置等,实践中通常采用抽样控制法、小班抽查法和全面核查法进行。要核查的具体项目有:①林地:所有权、使用权、地类、面积、立地质量等级、地利等级等。②林木:树种权属、树种组成、林龄、平均胸径、平均树高、幼龄林的单位面积株数、中龄林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近、成、过熟林的立木蓄积,材种出材率等级、经济林的单位面积产量、薪炭林的单位面积立木蓄积量,未成林造林地上的幼树的造林成活率、造树保存率、竹林的立竹度、均匀度、整齐度、产笋量等。

3.2 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的思路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较实物量计量复杂。我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工始于1988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1994年以来,许多部门相继开展了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原国家科委牵头开展的中国自然资源核算研究、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牵头并与世行合作开展的城市环境与真实储蓄及绿色GDP核算研究、北京大学进行的可持续发展下绿色国民核算研究等。不少学者也对环境的实例进行了研究实践。

我国目前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如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各种方法名目繁多,提供了计量的很好条件,但是可以发现,各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范围不尽相同,对它们的研究、比较和探讨还不够深入,方法很多,但是应用起来却往往难于下手;各自之间的联系也缺乏细致的甄别,选用不同方法,得出的价值往往出入很大,又往往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过硬依据,权威性、公正性、中立性受到质疑,不利于普遍理解和广泛推广。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资产,环境生态资源利用资产评估的理论来进行分类和评估,有利于整体把握和更加公允。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资产评估作为国际通行的中介服务,理论研究深入,学科体系健全,并且对于资源资产的评估已拥有一套成形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工作结果受到各方认可;②资产评估以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为基础进行分类和衍生,便于理解、掌握和应用,使工作方法更系统科学,能够计量和区分种类繁多的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制定经济政策、自然资源政策、环境政策及其他政策提供客观、系统、轻重有序的基础数据;③资产评估行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专业服务行业之一,目前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几万名,具有广泛的实践群体,活跃在市场经济一线,并且环境资产评估的中介性和环境影响评价的专业性可以有机结合,更有利于环境生态工程的构建。④资产评估是涉及有关生态环境价值资产的产权转让、抵押、担保等经济行为所必要的程序和标定公允价值的主要依据。

3.3 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方法

3.3.1 成本法是指在计量环境生态资源时首先估测被评估资源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源业已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方法举例如下:①重置成本法。如探矿权在现行技术条件下,采用新的价格费用标准,获得与被评估的探矿权具有相同勘探效果的探矿权重置价格,扣除技术贬值来估算探矿权净值的方法。②复原成本法。如重新营造一块与被评估林木资产相类似的林分所需要的成本费用,作为被评估林木资源价值的方法。

3.3.2 市场法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环境生态资源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称。方法举例如下:①享用效益估价法。指享受某种资源由于环境的不同产生的差价,记为环境差别的价值。如景观好的地段房价高,高出基准价格的部分被认为是享用该地段景观的超额收益,可以通过平均价格乘以调整系数算得。②资源交换估价法。采用替代的方法评估资源交换的意愿价格,如调查某地“能否用A元作为交换而禁止商业捕鱼?”通过对A的设定和变化,将结果作为对此地渔资源价值的一种衡量。

3.3.3 收益法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被评估环境生态资源未来预期收益折现或者本金化处理,来判断资源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方法举例如下:①现金收益法。如企业排污权交易、二氧化碳交易可以获得现金收益,那么相应的资源和设备就拥有减排价值,选取折现率或资本化率予以折现或者资本化,评定出价值。②权益收益法。如某些风景区被评定为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4A级景区等称号会带来更多的收益,这种权益价值应该进行核算,增加到资源价值当中。

3.3.4 综合法即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两种或三种方法的综合。

3.4 环境生态资源集合价值计量的步骤环境生态资源的利用通常是通过对多个环境资源要素的集合,以系统的形象出现。对这个集合进行计量、评定价值,需要在进行实物计量、价值叠加之后,还要累加收益,核销损失,抵减支出。其中,收益主要体现在排污权交易、CDM交易、生态补偿收益、生态以奖代补收益等现金收益和通过环保认证、质量认证等权利收益。环境系统损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如森林增长速度减缓、工厂单位产值耗能增多等;另一方面包括因环境破坏而付出的罚款和超额税收。在此基础上就能核算出环境生态资源集合的价值。

4结语

基于资产评估理论的价值计量方法只是环境生态资源计量的一条思路,目前在实务中结合起来应用还不多,但是随着人们的逐步认可和有关业务的不断开展,并通过加强与环境工程传统领域的交叉、渗透和融合,这种方法应该能为环境和谐与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支持。

不可否认,目前任何一种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基本上都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只能计量那些可以商品化的环境资源,而对其他一些环境资源由于认识上、技术上的一些局限而无法实现价值量化;或者当环境资源与传统资产之间的替代关系比较复杂时,往往容易造成计量结果与环境实践的出入很大;此外,资产评估方法更多的时候还是给出资源的标定价格,对于内在的价值会因各种条件的局限而与实务有所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资产评估理论的环境生态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应该可以成为能够依托的重要工具,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生态,推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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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生态系统是由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组成的巨型复合生态系统,由于地域分布差异,各子生态系统的大小、形状、数量、类型、构型也存在不同,这些都将影响流域能量流动、物质输送和物种变化。流域生态系统通过水与碳、氧、氮、磷等物质的循环过程得以维系,其中水文过程(水资源、水环境)是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与水资源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由于大部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无法在常规的商品市场得到反映,因此在经济发展决策中得到的权重或关注度通常较小。如果能够量化这些价值,可促使人们全面认识流域生态系统在支撑经济建设、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保障生态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利于帮助决策者寻求合理的流域资源配置和生态系统管理方法[5]。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也是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生态修复的重要依据和科学基础[6-8]。

    笔者在总结国内外有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归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和评估方法,重点阐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和内涵,总结分析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生态修复和流域综合管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国内外研究动态

    当前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已经成为生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9-10]。特别是1997年COSTANZA等[11]在《Nature》上发表的有关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文章,掀起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潮,在全球、国家、市、县、区域、流域等不同空间尺度上,针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海洋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研究广泛开展。中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最为突出的特殊时期,近年来该研究领域发展较快,但总体处于概算式研究和模仿研究的初步阶段[12-18]。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近年来该领域逐渐兴起的研究方向。国际上(主要是欧洲、非洲和美洲),大多基于流域管理、土地/水资源利用、经济政策制定、公众教育等目的,评估流域水资源、水土保持、减轻灾害等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9-21],权衡分析经济服务和生态服务、流域上游保护与下游经济的关系[4],探讨农业发展、土地利用变化和不同政策措施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2,20,22-24],并尝试采用直观的分类描述和评估结果以使公众更容易认识和理解所处生态系统的价值[25]。国内方面,已有关于黑河、海河、淮河、黄河、太湖、洞庭湖、延河下游、玛纳斯河、石羊河、鄱阳湖和九龙江等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报道[21,26-29],当前的研究重点是评估各种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变化、农业措施、水力发电等)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与流域上下游补偿机制相联系[7]。目前,国内流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主要套用全球或区域尺度的研究方法,其相关评估方法、指标体系和赋值标准各不相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特点和内涵也未见明确阐述。

    2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和评估方法

    2.1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

    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福利传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从不同学科或跨学科视角,基于不同目的和研究尺度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分类方法,整体上以Costanza、De Groot以及MEA(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小组)的分类体系最具代表性[30]。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时空异质性以及评估目的不同,目前所有分类体系都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和局限性[31-32]。由表1可见,随研究目的不同(如通过评估影响公众选择和政策制定、平衡上下游的保护与发展、加强流域资源管理、提高公众认知、构建绿色GDP、揭示人类活动影响机制等),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或指标体系也呈现多样化特征,但主要包括水资源、农产品和原材料、水和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文化娱乐这6大类。其中,水资源包括工农业用水、生活用水和船舶运输等;水或气候调节包括水体自净、防洪、基流、固碳作用和固氮作用等;水土保持包括维持土壤肥力、减少土地废弃和减轻泥沙淤积等;生物多样性包括生物栖息地、珍禽特有越冬地和植被生产力等;文化娱乐包括狩猎和捕鱼、湿地景观、水鸟景观、科考旅游等。据案例统计,水资源、农林牧副渔产品、水调节、水土保持和文化娱乐是目前流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最为关注的内容。由于目前对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与价值评估方法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赋值标准也不一致,导致评估结果难以直接比较。

    2.2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国内外对全球、区域、流域等不同尺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方法可分为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3大类,具体包括市场价格法、生产率变动法、享乐价格法、旅行费用法、支付意愿法、成本费用法和收益转移法等。采用这些方法计算获得的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反映人类的需求,但并不能完全体现它对整个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对流域生态系统“隐性”的生态功能(比服务功能更重要,是提供生态服务的基础)还很少也很难进行定量估算。对于流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虽然可以借鉴全球或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方法,但无法完全反映流域生态系统的特性。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流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作了改进和探索,主要包括3个方面:

    (1)在评估中融入社会因素,考虑流域利益相关者的支付意愿。将自然、经济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评估中考虑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价值[37];考虑流域居民和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和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或补偿意愿[38-41]。通过公众调查(包括流域居民、专家和管理者),可以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25]。支付意愿调查法可以广泛用于那些间接的或不可见的生态服务评估,但缺点是受限于调查者的主观意识和对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25],还受到家庭年收入、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环境保护意识等因素的影响[42],易造成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此外,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36,43],也可以反映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对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

    (2)强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的表达,运用GIS技术建立相应的评估模型。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存在高度的时空异质性,运用GIS技术能够实现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22]。而且基于GIS建立的各种评估模型可用于模拟和分析整个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布情况[33,44],使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化表达成为可能[45],可视化的评估结果更直观,对实践的指导也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3)强调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评估应基于长期的生态系统监测。试验监测结果能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提供基础数据[35]。由于我国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尚不健全,流域研究成果零散,不足以支持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动态变化评估。针对数据缺乏问题,唐增等[46]应用最小数据法,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收益的空间分布计算生态系统服务机会成本,进而推导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曲线,该方法对数据要求低,计算简单,可以满足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生态补偿)政策分析的需要。

    目前,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从生态学和经济学2个角度进行计算[47]。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价值通过生产成本理论估算,未考虑消费者偏好。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学价值主要源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换价值,以消费者偏好为基础,未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内部的生态学机制和公共服务性。这些评估方法通过量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引导人们有效使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失衡问题,但很少考虑人文心理和社会经济因素[33,48]。此外,受技术限制,现有评估方法大多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状况,如未将森林生态系统的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区分对待,使得最后的评估结果往往偏差较大,难以直接应用于流域管理、生态补偿或生态修复相关政策的制定。因此,在当前大力实施生态工程的背景下,如何在评价体系中将生态系统结构进行细化是今后生态系统服务量化研究的一个重点。

    3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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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评估

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型态,是推动现代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发展的有效形式。近年来,休闲农业悄然兴起,并逐步成为各地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之一。现阶段,已有不少成功的实例,但是该领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与国外相比,特别是在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估方法研究方面差距还很大,尚不能完全胜任指导实践的重任。

一、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的一般特征

与传统大众旅游资源不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突出休闲农业旅游环境质量的重要性。从经济和社会、自然生态发展的角度分析,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外部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外部性体现在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功能上,这种外部经济的公益效能是其外部特征。二是社会性。部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可以直接产生生物产品,具有经济价值和个体性,但是在其实现个体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的生态环境效益远远大于前者,而且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目的是对其资源和环境效能的可持续利用,可视其为社会价值。三是生态敏感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敏感和脆弱的生态系统,特有的生境养育着珍稀动植物资源,是自然遗产存留和科学研究、环境教育的重要区域。其生态系统内部物质流和能量流的运移对生态系统退化恢复意义重大。四公共物品属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侧重的是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环境,其生态和环境服务属于人类共有的公共财产,无法通过市场确定其经济价值。

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研究的意义

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决定了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核算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有利于旅游开发投资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有利于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开发的保护、规范与可持续发展。目前,国际上资源与环境价值货币化核算的理论和评价方法多建立在效用理论、资源稀缺论、福利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基础之上。国内对旅游价值经济价值的研究也已有所深入,多是将可供游憩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环境物品,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替代价值或间接评估得到,而且以森林资源的游憩价值研究较多,对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货币化核算方法尚未涉及。主要原因是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评估核算理论和社会需求的相对滞后。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并非独立存在的,确切地说是自然资源和环境所具有的一种游憩功能,很难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从区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或环境中单独剥离出来。由于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至少在形态上是一种环境资源,具有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以排他消费的公共物品特征。因此,不宜用传统的商业资产评估方法,进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估。随着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体系的倡导以及世界性休闲农业旅游的潮流,对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与环境的货币化核算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三、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分析的理论基础

第一,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界定。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从形态上与区域景观类型及其环境,是休闲农业旅游景观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综合体,从本质上休闲农业旅游景观资源是其环境资源的组成部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提供游憩功能的同时,无形中提供了环境享受功能。因此,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价值包含了其游憩价值(经营性)和环境价值(非经营性)。非经营性的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财产,具有无排他险和不可分割性。它需要通过可经营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产生旅游吸引力,要依靠社会资金维持发展。经营性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为社会准公共财产,在提供公共生态功能同时,提供旅游服务功能,包括有形的景观、无形的环境,具有无排他性。由于经营权一经营大众有偿分享使用权的权利可以分离,因此其具有部分可分割性。如可进行旅游观光活动的试验区,国家、集体的经济林,农业用地、荒山的承包权等。无论休闲农业旅游资源是否可经营,都具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option value)。使用价值可理解为有差别,有人指的是直接服务价值,这里指的是直接使用资源的实物生产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指的是不消耗资源,间接使用资源的服务价值,包括了旅游等多功能使用价值;选择价值指为确保未来仍可使用的一种保险支出,意指消费者对某种游憩资源的未来需求不太确定。非使用价值,包括遗赠价值、存在价值。人们对于某一游憩资源,愿意支付若干代价以保护该资源,让未来世代也得享有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劳务,则民众为此一目的而愿付出之代价总和可称为遗赠价值;某些游憩资源具有独特的景观,或为许多野生动物之庇护和栖息之所,或因该资源具有国际性或民族性的特殊意义,所以,民众如果知道此一资源获得适当保护而存在,便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民众因此心理的满足而愿意付出之代价总和称为存在价值。

第二,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货币化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与环境影响评价理论(EI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并随公共产品理论、福利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剩余和个人偏好等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RFF)、伦敦环境经济中心(LEE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CED)等为该领域研究其做出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前,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理论的一部分,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货币化理论主要是成本效益分析理论(Cost-Benefit Analysis,CBA),其思想来源于Julse Dupuit在《论公共工程效益的衡量》(1984)中提出的“消费者剩余”的概念。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旅游与环境冲突问题的日益严重,John Krutilla在《美国经济评论》(1967)上发表了自然保护的再认识,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经济价值理论”,认为出于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不确定性等原因,需要对一些稀有的珍奇的景观和生态等舒适性资源进行保护,在可再生限度内严格控制使用,特别是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唯一性”、“真实性”、“不确定性”、“不可逆”等重要概念,这为后来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评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70年代以后,随着福利经济学对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非市场化商品与环境等公共产品价值的思考,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价逐步形成理论体系。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approach,TCA)在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后,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e approach,HPA)得到广泛应用。90年代以来,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在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货币化评价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受到不同方面的冲击和责难,主要集中在CVM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等方面。

四、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方法选择

目前,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替代市场技术评价法。它用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具体有旅行费用法、机会成本法、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享乐定价法等,主要适合无市场交换但有市场价格部分的评价。二是模拟市场技术评价法。它以支付意愿来表达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目前主要是条件价值法。休闲农业旅游与生态系统和环境密切相关,通常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被作为一种环境物品进行价值评估,通过将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资产进行评估,并纳入旅游资源开发的成本一效益体系,避免对资源的无序开发、无偿使用和资源浪费。但无论是对生态资源的游憩功能进行经济价值评估核算还是对基于生态资源环境的生态系统功能评估核算,目前国内外其代表性的评估方法有以下几类:政策性评估、生产性评估、消费性评估、替代性评估、间接性评估、直接性评估。评估方法为实际市场评估法、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影子价格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从本质上是通过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影子价格、公众(包括游客等)的支付意愿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的,从方法上也是上述几种方法的变种或组合。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直接价值可以通过估计生物生产量计算得到,包括游憩价值环境享受价值在内的间接使用价值可以采用上述评估方法或者上述方法的组合估算,非使用价值可以根据其表现形式,如珍稀动植物生境、科学研究、生态系统永续等与其直接价值融合评估,因为,资源与环境的价值不是独立的几部分,而是互有重叠的。以下是对游憩价值的两种主要评估方法:

第一,旅行费用法。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是基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和消费者剩余理论的一个方法,旅行费用法是利用游客与旅行目的地之间相关行业的市场消费行为来评估风景区(旅行目的地)的旅游价值,同时考虑旅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建立需求函数测算消费者剩余。但是旅行费用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需求函数自变量的范围界定,费用是旅行总费用、区域费用还是游憩费用,由什么组成;二是时间的机会成本的比例选取,休闲农业旅游区别于大众化旅游,其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三是游客的当前支付意愿与资源价值的关系,不同游客的支付意愿和资源价值的关系;四是对于没有游客的风景秀丽之地,就没有旅行费用,但肯定有支付意愿,采用该方法时需要变通;五是计算结果代表的消费者剩余,往往是旅游价值总量的一部分,造成实际价值偏低。一般适用于短途旅行或游憩目的地评估。

第二,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CVM),属于直接性经济评价方法,从消费者的角度通过一系列的条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投标等方式获得消费者的WTP(Willingness To Pay),通过数据处理综合得到所有消费者的WTP,即该区域休闲农业旅游资源的游憩值。常见的方法有:自愿支付法(Willingness To Pay)、调查法(Survey Method)、直接询问法或假定价值法(Hypothetical Valuation Metho)。该方法是基于自愿支付是商品价值的唯一合理表达这一认识的。该方法存在的问题:如何确定所有游客或者潜在游客的支付意愿;资源环境价值的支付意愿的游客范围如何确定;现在评估价值与未来评估价值、资源环境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等;对CVM理论和应用的有效性问题,用个人意愿偏好的直接调查法易出现阿罗“不可能定理”描述的公共产品投票悖论现象,因为个人在无法影响他人意愿偏好的情况下,受决策退出自由和无须承担责任的影响,易出现“搭便车”行为,有意夸大或减少对某种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因而难以显示整体的真实支付意愿,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也就难以评估。

综上,任何方法都只是在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对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价值的一种估价,多是通过支付意愿、心理价格、旅游费用、游客调查等基础数据实现的。目前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经济价值评价有三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一是数据基础问题: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评价需要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人口、资源、发展等在内的大量数据,数据的现实性、准确性、可用性甚至选用什么样的数据都会影响评价核算的结果;二是未来的价值的评价问题:采用未来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价值核算可能比较准确;三是包括3S在内的新技术应用问题:所有的模型中都需要大量的空间数据支撑,通过空间拓扑分析、属性分析可以较好的展示景点、景区、景域之间的空间关系,叠合社会经济生活等基础数据,利于大量游客各种数据的分析与处理。随着计算机数理统计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日益成熟,在其他领域已经有不少成功应用范例。在旅游资源评价与核算中,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综合分析与利用,对旅游资源价值核算与评价的准确度将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建军,李朝阳,田明中.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构建[J].地理研,2006(3).

2、王建军,郑进军.旅游资源调查和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J].旅游学刊,2004(1).

3、袁书琪.试论生态旅游资源的特征、类型和评价体系[J].生态学杂志,2004(2).

4、翟辅东,肖曾艳.隐性旅游资源显性化的概念和应用[J].旅游学刊,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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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条件价值评估法西部山区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6-0057-04

一、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内涵与研究意义

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和特纳（Turner）系统地讨论了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构成，对环境资源的价值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他们认为，资源价值的货币化是以效用主义为基础，直接或间接地建立于以满足人们的偏好所产生的价值，把环境资源的整体价值划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两部分。克鲁蒂拉（Krutilla，1967）最早提出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概念，认为这类价值的存在源于公众对保护资源有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农地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等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世界各国对环境品质改善、自然保护等没有市场价格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的研究及应用开始日益频繁。

农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且无法替代的资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复合体，具有提供粮食、蔬菜、木材等实物型产品，以及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育土壤、调节气候、提供开敞空间等维持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稳定的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然而，保护型农地的经济价值较小，非市场价值较高；农业用地机会成本较高、经济报酬较低，风险较大；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及娱乐用地经济效益较高。受比较利益驱使，每年都有大量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人地矛盾不断加剧。

山区是人类较早生活的地方，也是人地关系最为敏感和突出的区域。相对于平原地区而言，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严重的水土流失，频发的自然灾害，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相对落后的观念意识，导致山区农地资源流失问题尤为严重。

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处在东经100°15’～103°53’和北纬26°03’～29°27’之间，幅员面积60423平方公里，下辖17个县市、616个乡镇，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境内地貌复杂多样，高山、深谷、平原、盆地、丘陵相互交错，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也是农地资源退化和流失非常严重的地区。以凉山州作为研究区域，通过了解山区农民农地保护的认知情况，科学评估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运用经济方法加强山区农地保护研究，采用价格手段体现农地价值或农地的保护效益，不仅能够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带来的影响，而且通过提高土地资源农业利用的比较效益，能够真正起到缓解山区农地资源低效率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二、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农地非市场价值作为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而又客观存在的价值部分，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市场，难以用市场价格直接衡量，只能通过非市场评估技术估算。非市场价值评估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有“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CVM）、旅游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TCV）和特征价值法（Hedonie　price　Method，HPM）。与CVM相比，HPM、TCM属事后评估方法，仅能推估当期资源的使用价值，难以包含非市场价值中的选择价值。为此，衡量农地较为完整的非市场价值，CVM是当前唯一可行的评估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方法。

CVM基于假设条件的问题安排，采用问卷调查，通过模拟市场来揭示消费者对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并推导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是一种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最终得到公共物品非使用经济价值的研究方法。

三、基于农户认知程度的农地非市场价值估算

出于问卷的专业性和农民对加强农地保护、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认识基础考虑，本研究采用抽样走访的调查方式。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介绍调查背景，解释农地资源的各项功能效益和各项假设前提，了解受访者对农地保护的认知程度、支付意愿及受偿意愿。本调查主要集中在农地类型分布和利用方式颇具代表性的西昌市、会理县、宁南县、普格县、布托县、昭觉县、美姑县、德昌县、盐源县9个县市。共分发调查问卷432份，回收有效问卷406份，占调查问卷总量的93.18％。

（一）基于农户支付意愿的农地非市场价值

有效样本中有353户农户对保护农地有支付意愿，占86.95％；不愿意为保护农地捐钱、出力的家庭有53户，占13.05％。调查中关于农民参与农地保护问题，我们让受访农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捐赠货币，二是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当地农民收入较低，货币支付能力有限，因此有支付意愿的样本中有89.52％的农户选择通过参加义务劳动保护农地。

在价值处理方面，我们将农民以劳动方式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按其同期的机会工资折成货币价值，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得出凉山州农民日均工资14.32元。剔除年均支付意愿大于家庭年收入10％以上的异常数据样本，我们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愿意保护耕地的有289户，占71.18％；对园地、林地和水域的支付率分别为75.37％、38.91％和64.53％。根据凉山州统计年鉴，凉山州2010年有农村居民1017607户，以上述受访农民家庭对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支付率和户均最高支付意愿为参考，便可估算全州农民家庭对不同类型农地非市场价值的保护意愿及凉山州农地非市场价值（见表1）。

从受访农户参与农地保护的情况分析，农民家庭普遍对当前流失速度最快且与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耕地资源的支付意愿最高。估算结果显示，按支付意愿计算不同类型农地资源中，园地的非市场价值最高，其次是水域、耕地，林地的非市场价值最低。单位农地非市场价值的高低与资源禀赋显著相关，资源越丰富的农地类型，非市场价值愈低；反之，越稀缺的资源，非市场价值愈高。

（二）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农地非市场价值

农民作为农地保护的直接执行者，其受偿意愿直接影响农地非市场价值的高低。调查问卷设计基于以下假设，为了更好地调动农民保护农地的积极性，政府每年拿出一部分专款，按照家庭种植农地的面积、类型和保护的程度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询问农户认为保护单位耕地、园地及村里公共林地和水域资源每年最低需要补贴多少钱，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保护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农户保护单位耕地每年的平均受偿意愿是3366.30元／公顷，园地3109.35元／公顷，林地3468.60元／公顷，水域3077.55元／公顷。以上数据显示，凉山州农民对农地资源的受偿意愿普遍较高。一方面说明当地农民希望通过获得经济补偿的方式保护农地的愿望比较强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对不同地类的受偿意愿差异不明显，说明农民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差异认识还比较模糊，农业经营随意性比较大。这也是造成农民在农地利用中经常转换地块利用方式的主要原因。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从农民作为农地保护执行主体接受政府补偿的角度出发，同前以22.75％的还原利率，计算全州农民的平均受偿意愿及根据受偿意愿估算的农地非市场价值结果（见表2）。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对凉山州农户进行的调查，本文分析当地农民参与农地保护的认知情况，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凉山州农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分析表明：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农户已经意识到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86.95％的家庭对保护农地有支付意愿，农地非市场价值约为4120.90元／公顷。从农民作为农地保护执行主体，保护农地接受政府补偿的受偿意愿（WTA）角度出发，农地的非市场价值约为104570.42元／公顷。基于不同假设前提所得到的农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差异显著。从保护农地得到政府补贴农民受偿意愿（WTA）角度估算出的农地非市场价值与从农民家庭支付意愿（WTP）角度估算出的农地非市场价值相差25倍之多。

根据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的结果，本文提出进一步保护农地的几个建议。

首先，应建立农地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缓解农地流失。长期以来，人们对农地资源价值认识不足，更多注重农地的经济产出价值而忽视农地非市场价值的存在，必然会造成农地过度非农化及农地非农化价格扭曲。近年来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农地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尚未建立。随着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迫切需要建立完善农地资源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将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纳入农地资源配置决策中，提高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缓解农地流失，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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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一般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分析，经济效益包括由于由企业发生环境成本支出而改善环保措施而带来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社会效益则包括企业形象的提高、绿色产品的开发与销售、环境风险的降低、职工和附近居民发病率的减少等间接效益。

环境费用是指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或主动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费用)，目前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为达到环境保护法规所强制实施的环境标准而发生的费用，如环保设备的投入成本及营运费用；二是国家实施经济手段保护环境时企业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如超标准的排污费、环保基金等；三是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环境要求而主动付出的环境成本费用，如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环保声誉，开发绿色产品等。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环境费用效益分析中的价值评估法对环保项目及各种污染方案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进行分析计量，再结合财务管理学的有关知识，进行环境绩效审计以确定该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及效果性。

一、环境费用效益的价值评估方法

环境费用效益的价值评估是绩效审计的重点和难点，但这也是环境费用效益的评价基础。环境费用效益的价值评估方法又称环境经济评价技术，它通过一定的手段，对环境资产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进行定量评估，并且通常以货币的形式表征出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直接市场价值评价法。直接市场评价法是将环境质量视为一个生产要素，其变化会引起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从而导致产品价格和产出水平的变化，通过对这种变化的观察和量度并用货币价格测算可评估环境变化的影响。主要包括生产效应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

二是揭示偏好价值评估法(替代市场法)。揭示偏好法通过对人们表现出来的环境偏好(人们在与环境联系紧密的市场中所支付的价格或所获利益)估算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价值。该方法主要有内涵资产定价法、防护支出法、旅行费用法等。

三是意愿调查法(陈述偏好法)。意愿调查法是通过对人们表达出来的环境偏好估算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价值。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是典型的陈述偏好法。意愿调查评估法通过调查，推导出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假想变化的评价。当缺乏真实的市场数据，甚至也无法通过间接的观察市场行为来赋予环境资源以价值时，只好建立一个假想的市场来解决。意愿调查评估法试图通过直接向有关人群提问来发现人们是如何给一定的环境变化定价的，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支付意愿或接受赔偿意愿是意愿调查法的特点。如投标博弈法、比较博弈法、无费用选择法、专家调查法等就是几种常用的意愿调查法。

二、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的审计程序与方法

第一，识别环保项目的费用与效益，并进行货币计量。首先应确定分析目标及分析范围，识别主要的环境影响，在这一阶段，应充分利用环境经济专家的工作及意见，尽可能全面地考虑环境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然后通过价值评估技术对上述物理效果进行货币计量。进行正确的货币计量是费用效益分析的重点和关键。借用环境经济学的价值评估方法对环境绩效审计项目所造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计量，也是环境费用效益分析的关键所在。

第二，用财务管理学知识把发生在未来的费用与效益贴现为现值。由于项目的实施及运行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费用和效益也会随时间而积累。因此必须把时间因素考虑进来，从而有可能将发生在不同时间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对比。

第三，通过财务指标将贴现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对比。将环境影响的费用和效益的现值与其他方面的费用和效益的现值相加，求出总的费用现值和效益现值。然后利用财务管理学的投资决策指标，如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等作出决策。

第四，确定评价标准，进行综合评价。由于审计项目的复杂性，环境绩效审计采用的标准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具体项目进行分析。主要依据有《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规定。

第五，提出审计结论和建议。

以下通过实例，运用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进行环境绩效审计，并分析项目是否可行，是否经济有效。

1、砖瓦厂概况：占地100亩，年产粘土砖块3000万块，日产10万块，投资356万元，营运期10年。

2、费用成本估算

(1)直接费用

(2)环境成本(间接环境影响)

环境成本主要指使用资源和造成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费用。为简单起见，这里只考虑主要的环境影响，即毁田取土和氧化物污染气体对桑蚕生产的影响所带来的环境负效益。

一是毁田取土。本项目每年制砖毁田300亩，假设以耕作层40cm取土量计，采用机会成本法计算其损失。以土地原有使用功能(种植水稻)为代表，每亩年产水稻500kg计，每公斤净收益1．0元，则该项目一年毁田取土的成本为：

500×1．0×300=15(万元)

二是氟污染。一般砖瓦厂废气中氟化物的排放浓度为20～30毫克，立方米。此浓度足以对其风向1000米范围内的蚕桑生产产生严重影响。对此项环境成本难以用治理费用计算，故用氟污染对蚕桑生产的影响来评价成本。由于在蚕生产期间(一般为5月下旬到6月中旬)，地方政府均强制要求砖瓦厂停产以保护蚕生产，因此可以用停产所带来的经营损失作为砖瓦厂氟污染的环境成本：

10万块／天×30天×0．1元／块=30(万元)

3、效益估算

(1)生产效益。年产3000万块砖，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生产效益为：3000万块×0．1元／块=300(万元，年)

(2)环境经济效益(间接影响效益)。砖瓦厂回收利用煤渣的问接经济效益，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煤渣的回收利用减少了毁田取土量。本项目可回收煤渣量126公斤／万块。低比例渗入粘土中制砖，每年可减少毁田2．5亩，因此产生的效益用种植水稻得的收入来表示。

2．5亩x500公斤／亩×1．0元／公斤=1250(元／年)

另一方面，煤渣回收利用可减少用地2亩，用以上相同方法计算其效益为1000／年。

两项合计为2250元／年，由于水稻种植的重复性，该项效益第二年起应累计计算。

笔者认为在成本效益分析时环境审计人员应采取抓重点的方法，先对重要事项进行处理，然后再解决次要的事项，这样在重要事项解决后，其他有关事项就会迎刃而解，从而可以省去在某些次要问题上所占用的时间，节省相关的审计成本。而分析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具有丰富审计经验的审计人员，因为在错综复杂的证据面前，有经验的审计人员知道如何抓住审计重点，如何从收

集到的审计证据中找到隐藏在证据后的问题。

4、综合评价

综合前面的分析计算，该砖瓦厂的费用一效益计算如表2所示。

净现值=-63．10(万元)

环境效益÷环境费用=0．72

5、环境绩效审计结论和建议

(1)费用效益分析表明，砖瓦厂的环境经济评价净现值小于0，效益费用比小于1，不论从长期或短期看，砖瓦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其中某些影响是不可恢复的。

(2)该项目的效益，第二年比第一年有所上升，其余均是逐年减少的，说明砖瓦厂是非可持续发展的。

(3)改善砖瓦厂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积极开展废物制砖机等的研究，开发新型建材，保护耕地资源。加强对砖瓦厂废气，尤其是氟化物的污染治理，以减少环境污染损失。

三、使用环境效益分析法的注意事项

环境费用价值评估法在环境绩效审计中的最主要应用就是提供量化结果。但在应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运用环境效益分析法时注意结合我国的国情。现有的研究也多数照搬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因此在借用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综合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核算体系，仅依靠现有的会计资料，对项目进行评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是不全面的，还有可能是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因此在进行环境绩效审计采用此方法时不仅注意经济上的可行性，还要从环保方面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正确计算环保成本和环保效益，要包括所有发生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其次，在进行环境绩效审计时，要注意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是否适用。例如，意愿调查评估法评估环境资源的价值，在我国很少有实例，这主要是因为普遍缺乏进行市场调查的传统及人们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偏低，很难得出真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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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会计学院辽宁·大连）

摘要：资产评估是确定资产价值，便于企业开展决策的重要途径。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矿产资源作为一种耗竭性资源，如何利用及客观评价当今矿产资源已成为业界的首要问题。本文介绍了矿产资源的内涵、矿产资源资产评估的理论基础并对有形实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通过分析与介绍，对矿产资源资产的评价与评估做出详细的界定。

关键词 ：资产评估；矿产资源；矿业权

一、矿产资源资产的含义

众所周知，矿产资源是经过亿万年形成，存在于地球表面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其形态包括固、液、气多种。由于这些矿产资源对人类有可利用价值，因而国家将矿产资源作为国有资产来管理和控制，并建立完善相应法规来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例如我国不允许随意开采矿产资源，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矿产资源从定义上来讲指的是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可开采利用的天然物。我国矿产资源资产的评估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1997年，基于第一部《矿产资源法》对我国评估行业进行定义，并于1995年依据《地质勘查成果资产评估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将勘查结果作为无形资产来处理；第二阶段，依据相应法规对矿业评估制度与流转制度进一步完善，将矿产资源的评估方向确立为对探矿权和采矿权价值的评估。

二、矿产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相关理论

1．矿产资源资产的特点

(1)矿产资源是经过漫长年代形成的不可再生资源，或者说不可在现有条件下形成。人类对其利用的过程就是它的消耗过程，是耗竭性的消耗。

(2)矿产资源大多埋藏于地下或海底，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同时，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复杂，只能通过勘探来获得，其过程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3)由于资产资源交易过程中会出现矿业权的转让、出让等程序，因而涉及的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开发者、勘探者和投资者之间构成了复杂的权益关系。

2．矿产资源资产的价值构成

矿产资源资产的价值包含三方面：矿产资源本身的价值即矿产资源的内在价值、矿产资源的权益价值和投入的劳动价值，其中矿产资源的权益价值和劳动价值统称为外在价值。

(1)矿产资源资产的内在价值。其内在价值主要由矿藏的丰度和品味所决定的，其价值是由大自然决定的，而与劳动的投入无关，即不论投入多少劳务或勘探成本，矿产的丰度是不会改变的。在评估实务中，可根据矿藏的品味来计算资源价值。用公式表示为：

(2)矿产资源资产的外在价值。矿产资源的权益价值包含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和矿业权权益。矿产资源所有权指的是将所有权出让给他人所获得的收益，其表现形式多为租金，是权利转移的一种表现。矿业权是一种无形资产产权，具体包括探矿权、采矿权和矿产发现权。矿产发现权指的是专业人员依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的脑力劳动，其价值由获得的资源来决定。

①取得矿权的基本成本。基本成本中包含支付员工的薪酬、取得权利所发生的费用、法律咨询费以及仪器设备的租赁费等。

②矿产资源补偿费。由于矿产资源是耗竭性的、不可再生的。因而，对资源的开采也是对全球资源的消耗。为了补偿资源的开采所带来的矿藏减少，国家会征收一定的所得用作为补偿。

③由于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因而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这可能会导致周围环境的恶化，造成土壤、水、河流、植被的污染，还可能会导致地下被挖空，造成地面塌陷、山体滑坡等一系列环境恶化。因而，在开发商对矿藏开采的同时，国家会收取一定的补偿费用来补偿因开采矿产而造成的生态失衡、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

3．矿产资源资产评估的实质、评估对象与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的本质是评估人员依据相关法规，采用科学方法，对资产价值进行估算的过程。评估实务中，需要依据资产自身状况、相关市场数据等信息对资产进行评估。

从理论层面看，对矿产资源资产的评估既包括实物形态的评估，也包括非实物形态的评估。因为，矿产资源也是一种资产，无论是其价值评估还是权益资产评估，其评估原则和原理与其他种类资产是一致的。主要目的是衡量评估的价值，为国家经济核算和资产交易提供依据；然而，非实物形态的评估主要指勘探矿产资源和采矿权的评估，即无形资产的评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矿业权交易所准备的。

矿产资源资产评估是针对实物形态资产的评估，其持续期限是依据实物的消耗速度决定的；而针对勘探矿产资源和采矿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其评估价值主要依据于政府颁布的许可证使用期限。

在评估实务中，具体的评估方法要依据具体评估对象和目的来确定。针对矿产资源资产常用的评估方法主要有收益法、成本法和市场法。总体来看，这些方法都适用于矿产资源，但矿产资源不同于其他资产，因此在评估实务中要依据资产的属性选择具体评估方法。例如，以矿产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多采用收益法；以资产出让、产权交易或融资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则多采用成本法或市场法。具体方法的选择还需要评估人员依据实际情况和个人经验加以判断。

三、影响矿产资源资产价格的因素

1.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可替代程度

众所周知，物以稀为贵，在矿产资源的价值评估中也是同理。矿产资源是耗竭性资源，该资产越稀缺，则可替代性越差，因而其价值越高。同时，我国针对矿产资源设立了相关法律法规，不仅对探矿权、采矿权的权限加以限制，而且对稀缺资源采取保护性开采政策，从而使资源的价格大幅提高。

2．矿产品供求情况

由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可知，在市场需求一定的前提下，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需求越大则价格越高，形成供不应求即有市无价的市场情况，例如金、锑、钼等稀有金属；相反，供给量不变时如果需求减少，则产品价格降低，形成供过于求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存在于如煤炭等廉价矿产资源。所以，矿产资源的供求情况会直接影响其资产价格。

四、我国开展矿产资源资产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矿产资源资产评估可以帮助所有者维护权益，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依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而非个人，所有权不因土地所有者的改变而改变。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国评估行业刚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矿产资源基础薄弱，从而导致了近些年个人开采矿藏现象严重，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生态环境。因此，我国变资源无偿为有偿，保障国家资产不受侵害。

其次，矿产资源资产评估可以帮助企业核查实物账户与价值账户。众所周知，国家经济建设离不开矿产资源得支持，只有了解国家真实的矿产价值、数量与分布等信息，才能方便国家管理、合理规划发展方向以及制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我国目前已经开启矿产资源的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并为其完善做出努力。

最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矿产行业也陆续出现转让等经济行为。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有偿转让勘查成果、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权必须经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所以，矿产资源资产评估是我国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为矿产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矿产资源作为一种耗竭性资源，矿产资源评估对于资源的利用有着促进作用，不仅能提高利用效率，也能促进矿产权在市场上的流转。我国矿产资源资产评估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因而，需要我国学界及评估界进行实践探讨，研究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估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光明．企业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农业大学，2005.

2．范振林，矿产资源核算研究．中国矿业，2014(8).

3.Hotelling H.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onal Economy, 193 1, 39(4).

篇7

【关键词】 矿产资源； 生态价值计量； 生态价值补偿

引 言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能源基础和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开采强度也越来越大，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破坏日益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外理论界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计量及补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我国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生态价值概念研究

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来源于开发过程中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指由经济活动导致的并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由经济主体承担的不良后果，最终表现为社会福利的减少。开发矿产资源会影响并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居民的身体健康，从而使人们获得的效用减少，因此，环境的破坏者应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最早提及“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概念的是马歇尔（Marshall，1890），庇古（A.C.Pigou）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1920年庇古（A.C.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中对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指出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对于正的外部效应，政府应予以补贴；对于负的外部效应，应处以罚款，以使外部性生产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此之后，众多学者就生态补偿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国外学者Cuperus（1996）认为生态补偿是采取修复和重建受损生态系统使得生态价值损失得以弥补的过程。Lofo Resource Focus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生态补偿主体对补偿客体进行补偿以维护生态系统长期安全的行为，补偿主体为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补偿客体为生态功能服务的提供者。Noordwijk（2005）提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付费概念，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提供者进行付费，以经济手段来替代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管制，具有交易自愿性、生态系统服务确定性和买卖者对应性等特点，其实质相当于生态补偿。

此外，部分学者还认为生态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其中使用价值是指可直接供人类消费的产品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最早是由约翰·克鲁蒂拉（John V.Krutilla，1967）将其引入经济学文献的，独立于对它使用的产品价值，相当于资源环境的总价值与其使用价值的差额，包括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遗传价值等。

二、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计量研究

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计量主要服务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服务于国家经济核算体系；另一方面服务于企业或市场对生态价值的评估。在经济核算体系方面，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詹姆斯·托宾和威廉姆·诺德豪斯（James Tobin & William D.Nordhaus）等人就通过闲暇时间的减少、资源耗减、污染加剧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修改经济核算账户的思路，并在GDP核算的基础上构造了“净经济福利”指标。该指标的提出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资源环境计量问题的关注，并提出诸多方案来研究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赫费德尔和尼斯（Hoffe Del & Kniss，1970）通过计算污染与控制污染的费用所提出的修正核算GDP的方法。1976年诺德豪斯（Nordhaus）与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该指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调整，并将“净经济福利”指标定义为：家务劳动价值、闲暇、地下经济创造价值以及环境成本四个方面。

服务于企业或市场对生态价值评估方面的计量研究，目前国外主要有三种分类观点：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迪西（J.A.Dixon，2001）所提出的二分法包括客观评价法和主观评价法；三分法则是基于生态环境市场的预设，包括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意愿调查法等；米歇尔和卡森（Mitchell & Carson，1989）提出的四分法包括直接观察法、间接观察法、直接假设法、间接假设法等。

目前，直接市场法的具体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生产率变动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和防护费用法等；替代市场法的具体评价技术包括旅行费用法、特征价格法、特征工资法和生产函数法等。在上述方法中，应用最广、最容易被理解的价值评估技术是直接市场法。

由于有些环境变化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计量，于是出现了替代价值法，如由霍特林（Hotelling，1947）最早提出的旅行费用法。旅行费用法是由霍特林给美国公园服务局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后经克劳森（Clawson，1959）、克劳森和科耐彻（Clawson & Knetsch，1996）发展形成，现已发展出三个模型：克劳森和科耐彻的分区模型、布朗（Brown，1973）的个体模型和弗里曼（Freeman，1993）的随机效用模型。

在环境的变化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价格来度量又难以用其他价格来替代时就出现了意愿调查法（contingent valuadon method，CVM）。CVM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陈述性偏好方法，是在假想的市场条件下，调查人们对改善环境效益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接受环境损失的赔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以WTP或WTA来计量改善环境或破坏环境的经济价值。戴维斯（Davis，1963）将其应用于缅因州滨海森林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研究。布鲁克赛尔（Brookshire，1976）对CVM进行改进，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评估方法。哈尼曼（Hanemann，1984）建立了CVM与随机效用最大化原理（RUM）的有效联系，为CVM奠定了经典经济学基础。1986年，美国内务部把CVM确定为用于计量“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并推荐CVM作为评价资源和环境的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的基本方法。米歇尔和卡森（Micthell & Carson，1989）、汉利和斯帕什（Hanley & Spash，1993）以及贝特曼和威利森（Bateman & Willistion，1995）等对该方法进行了推广。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CVM的应用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研究案例和著作呈指数形式增长，卡森（Carson，2003）经过统计发现，1995年围绕CVM研究发表的论文达2 000余篇，截至2001年相关文献已达5 000余篇，评价对象遍布100多个国家。

随后，在上述基本方法基础上衍生出效益转移法，该方法既简单、直观，又省时、省钱，但转移误差较大。有些学者和政府机构还提出了资源等价分析法（REA）。资源等价分析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栖息地等价分析，后来进化为资源等价分析的普遍方法，且变成了计算污染事件损害的主导方法。由于该方法以资源服务（实物损失），而不是市场价值来衡量损失，所以有学者怀疑它不能提供基于经济福利原则的精确补偿。针对上述问题，Mattew zafonte和Steve Hampton（2007）提出了一个基于货币化的REA模型，并与传统REA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基于货币化的REA模型的福利偏差较小。

三、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补偿研究

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进行补偿是人类对生态系统本身的补偿，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关于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补偿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研究和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方面。

（一）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研究

从理论上看，生态补偿是促进资源开发中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一种经济手段。目前，国外提出的补偿理论主要有环境资源利用的不可逆性、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资本化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这些理论已经成为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普遍认可。

不可逆性是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的生态学基础。从人类社会几乎无限增长的需求看，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系统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的表现为不可逆，它从本质上规定了资源的“单流向”特征，自然资源环境作为供体总是被消耗的。因此，艾伦·科特雷尔（Alan Cottrell，1981）提出：“资源是会枯竭的，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耗和给予保护和关心。”

产权论是开展补偿的法理基础。产权论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平等地保护生态平衡的义务和平等地获取和享受生态服务功能的基本权利。界定环境资源产权主要可以确定谁应该负有补偿的责任，谁应该具有被补偿的权利。科斯（Coase，1960）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如何界定初始权利，只要可以自由交易，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

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系统论述了外部性理论，提出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其他经济主体受益而又没有得到后者补偿；负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其他经济主体受损但是没有补偿后者。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别指受偿主体和补偿主体的受偿和补偿状况。

生态资本化论为确定补偿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戈德斯坦（Goldstein，1993）认为除了传统的加工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存在第四种形式的资本即自然资本，其是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所构成。自然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外部影响，这种影响未能通过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生态补偿就是要把这种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使其成为一种可计量的资本。

公共物品理论最早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55年提出的，萨缪尔森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物品如果由市场提供，则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而是等着他人去购买，自己顺便享用它所带来的利益，造成“搭便车”问题，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自然资源环境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面临供给不足、拥挤和过度使用等问题，应给予补偿。

（二）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价值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生态价值补偿对象和生态价值补偿途径等方面。

1.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研究

国外学者基于生态价值补偿的基础理论，逐渐展开了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补偿的定量研究，其中如何确定补偿标准一直是生态价值补偿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1985年美国建立保护与储备计划，该计划是长期由政府资助、农场主自愿参加的退耕计划。美国学者安德鲁·普兰丁格（Andrew J.Plantinga，2001）等针对该项目进行了研究，推算出不同地区在不同补助条件下人民愿意退耕的供给曲线，并提出了相应的补偿标准。1999年，Hamndar运用线性规划和灵敏度分析对确定农民退耕的机会成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通过与机会成本比较给出了可能的补偿水平；2007年，Peralta通过对矿山环境修复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以复垦成本为依据核算了矿山生态环境的补偿标准；此外，Junjiewu（1999）、Morana（2007）和Cooper（2007）等也提出了生态补偿标准模型。

2.生态价值补偿对象研究

关于生态价值补偿的对象，即外部性的受害者，国外目前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主张受害者因遭受损失而应得到补偿；以科斯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当生态资源的产权界定清楚、市场机制完善时，外部性的受害者就会自动与外部性的制造者进行有效协商，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好外部性问题；鲍莫尔等人认为如果以帕累托最优为目标，对于受害者既不应该征税，也不应该补偿，因为外部性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害水平能够引导受害者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而对受害者的任何补偿或征税则容易导致受外部性影响的个人作出无效率的反应。

3.生态价值补偿途径研究

国外提出的生态价值补偿途径主要有四大类：庇古税、补偿型交易、居民环境权的保障和开展跨区域补偿。庇古（Pigou，1920）将外部性视为市场失灵的表现，并认为当边际私人收益（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成本）背离时，政府应该对外部效应的制造者征收庇古税。庇古税成为环境税的雏形，之后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环境税展开了研究（Jorgenseand Wilcoxen，1996；Goulder，1995；Tullock，1967）。科斯（Coase，1937）则认为外部性是由产权不清引起的，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自愿协商、谈判与交易来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的这一思路被戴尔斯（Dales，1968）引入资源环境领域，以运用市场手段、通过污染权的交易，来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萨格森（Segerson，1987、1989）对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进行了经济学与法学研究，该研究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如何保障居民的环境权以及如何有效补偿居民因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损失。之后，学者们针对矿产资源开发中对土地、水源和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研究（W.D.Watson，1999；Helena McLeod，2000；David Gerard，2000）。关于跨区域补偿问题，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和资源环境经济学家把国家—区域经济关系模型和能源部门的能源—环境关系模型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经济—能源—环境一体化模型，如SEAS模型、MORSE模型等，为研究矿产资源的跨区域补偿提供了方法。

四、研究文献评述

（一）生态价值计量研究评述

针对生态价值计量的方法，虽然国外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提出了多种测算方法，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的能够准确评价外部环境成本的方法标准和技术路线。目前国外主要推崇的方法依然有其局限性，也经常受到批评。关于生态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在选择具体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的时候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对同一环境现象可以采用不同评估方法，结果导致计算结果常常大相径庭。

2.在生态价值评估的过程中，忽视外部环境影响的时空差异性、影响的连续性与复杂性等，对影响经济价值评估的因素重视不足，造成计算结果不全面、不精确。

3.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评估使用价值，而对非使用价值如生态环境的审美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选择价值、遗传价值、存在价值等进行估算的成果很少。

（二）生态价值补偿研究评述

现阶段矿产资源开发的价值补偿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总体来讲，研究成果比较少，而且不够系统。具体存在以下不足：

1.补偿模式缺乏全面性，可操作性差。提出的补偿模式没有能够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全面涵盖所有的价值损失，且很多补偿手段实际操作性不强。

2.价值评估缺乏不确定性分析。矿产资源价值补偿的影响因素较多，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量化比较困难，目前尚没有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很多的补偿额没有与生态价值切实联系在一起。

3.动态价值补偿研究较少。有些学者研究了不同开发阶段的特点，但在研究价值补偿时很少考虑不同的开发阶段价值补偿的差异，没有针对不同阶段对补偿模式进行设计。

五、结论及启示

现阶段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证明了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国外研究的计量与补偿方式大多以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为对象，并假设生态补偿为由市场机制解决，将其放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框架内进行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的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并且它们还使过度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和污染排放合理化、合法化，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生态价值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因此，在深入分析和借鉴国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研究矿产资源的价值计量方法，探讨价值补偿的有效途径，将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相结合，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把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转化为内生因素，研究准确衡量矿产资源价值的方法以及模型，探讨可行的补偿途径。这对建立和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和使用过程中的补偿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力、效果都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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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实践表明。我国国土资源的管理理念、制度框架、政策体系、运行模式的演变。也经历了自然资源无价值论转向有价值论的认知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长期实行的政府划拨土地制度，无偿、无限期，就源自于根深蒂固的自然资源无价值论思想。而现阶段，加快制定国土资源战略，设计国土资源管理的顶层框架，明确国土资源持续管理模式，正是在自然资源价值观基础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社会的具体体现。所以，用自然资源价值现指导国土资源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应尽早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既然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那么其价值量如何衡量呢?这就涉及到资源价值核算这一技术性、难点性和关键性环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文件中明确规定：“各会员国的主要目标为扩大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该体系，至少所有会员国的核算体系应包括附属自然资源核算制度”；“应在所有国家中建立环境与经济一体化体系，应发掘更好的方法，用来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由环境提供的其他贡献的价值，国民生产总值和产值核算应予扩充，以适应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体系，从而补充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产值核算的方法”。

为此，一些西方国家开始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其中，挪威和芬兰是欧洲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且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挪威将自然资源划分为物质资源(如渔业资源、矿物、林木等)和环境资源(如空气、水、土壤)。对土地、水等资源进行了核算。为了遏制过度砍伐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芬兰将自然价值交易机制纳入森林保护计划，森林所有者对自己林区的生物多样性、动物栖息情况等生态指标进行全面评估，然后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政府达成长期或短期的保护协议。政府依照相关法律条文，对森林所有者给予经济补偿。

此外，德国通过对各类土地使用情况与经济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土地使用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美国也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视作一国财富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识别来自资源环境的货物服务流量，测度其对生产的贡献。

我国资源核算工作起步较晚，但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引入消化阶段、90年代的理论研究阶段和当前的实践应用阶段后。已取得明显进展。尤其在环境、森林和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颇为深入。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的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争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这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虽然还算不上真正的自然资源价值核算，但这已为我国今后的资源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尽管世界各地对资源价值核算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但距离用于国民经济核算管理实践仍有很大的差距。资源价值核算的理论基础、价值来源、价值确定方法、价值模型及其参数选取、核算口径等缺乏统一性；核算管理缺乏规范性；核算结果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性等，从而导致已有的理论性成果可操作性差，不能转化到资源管理工作实践。另外，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忽视经济质量的发展阶段，消耗型、污染性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下，对资源价值的认识不到位，更难以贯彻到资源可持续管理实践中。历史经验教训表明，资源环境管理必须未雨绸缪、提早谋划，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应尽早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全面转变观念。深入贯彻资源价值观

树立科学的资源价值观，是制定国土资源管理战略决策的根本和前提，是创新国土资源利用与管理模式的必然要求。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的最终目标是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运作；换句话讲，就是确保资源的价值量不断增加。严格保护1g亿亩耕地红线，与其说是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保护，不如说是对耕地这种优质土地资源价值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管理就是资源价值的管理，需要全面贯彻资源价值观的思想，以先进的理念指导实践，以科学的理念规范行为。

寻求资源价值核算技术突破并加快转化

自然资源价值评估涉及内容广、类型多、难度大。强化理论基础研究是关键。技术方法的滞后源自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善。融合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国民经济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加强交流与合作，重点破解资源价值来源、单项核算与综合核算的转换、实物量与价值量的表达，核算结果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对接等难题。

考虑到同一资源在不同地区以及同一种资源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如已有的效果评价法、收益损失法、旅行费用法、随机评估法等各不相同)，其价值量评估结果差异很大，亟需技术标准体系的规范统一。明确统一的资源分类体系，从价值评估方法和流程以及参数体系等方面分门别类地制定出相应的资源价值评估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分门类的资源价值评估规程，满足资源价值在空间上能够横向对比、优化调控，在时间上能够纵向衔接、动态监管的实践需要。

完善机制，保障资源的可持续性

将资源价值观付诸土地管理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现阶段应从机制上着手。

首先，应摸清我国资源价值量，服务资源管理科学决策。据已有报道，俄罗斯所有自然资源的总价值约为300万亿美元；其中，饿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价值约为3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美国已经探明的自然资源储量价值为10万亿美元，西欧为2.5万亿美元。地大物博，自古以来是国人对资源家底的定性论断，而且经过了上世纪的全面综合考察，基本掌握了我国资源的数量和分布问题，但资源价值却一直无从揭晓。

在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日渐被认可的今天，已有的资源信息数据已无力支撑土地决策管理实践，摸清我国资源数量和质量背后所隐含的资源价值量成为当务之急。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摸清我国自然资源总价值量这一总量信息，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国土资源的功能定位和战略导向，也是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实现精细化、定量化、动态化的根本要求。

其次，应完善国土资源管理考核体系。以自然资源价值观思想为指导，计入资源环境成本核算GDP，即采用绿色GDP核算体系，需要完善当前相关的国土资源管理考核体系。一是完善耕地保护目标考核体系。在配合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保护双向考核的同时，应加入耕地价值量的考核内容。尤其在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任务时，不但要保证补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还要确保其价值量不减少。二是完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考核制度，对涉及GDP的四个考核指标应采用绿色GDP统计口径核算。“冒浓烟、流黑水”的高额GDP严重违背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本意，是土地利用与管理所坚决杜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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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性建筑 评估 收益法

中图分类号：F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29-03

引言

历史性建筑反映了不同时期人文、社会、环境与历史记忆，是人类延续的物质载体之一，担负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传承作用。但是由于v史悠久，加之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历史建筑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消失，保留至今已经为数不多。中国的历史性建筑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因历经沧桑、年久失修，大都处于自然毁损状态，而目前各地正在经历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由于历史性建筑具有建筑又非建筑、文物又非文物的特性，使其价值评估难以确定。这种定价能力的缺失，已严重阻碍了非文物历史性建筑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了历史性建筑的保护。

一、历史性建筑含义、特性及其价值

历史性建筑是指各个历史阶段（包括不满50年）保存至今，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其它价值要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化传承或历史风貌的房地综合体及权益。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风貌建筑等。

（一）历史性建筑主要特征

1.礼制贯穿于当中。中国的历史性建筑有明确的礼制规定。建筑的规模和形制，均等级不同，有严格的规定。在单体建筑或大型建筑，乃至城市规划，都要贯穿中轴线，主要建筑都安排在中轴上，中轴线左右对称，左祖右社，前朝后寝，前为大朝办公之处，后部为居住要地。

2.在重点部位进行装饰。一座历史性建筑不单纯是工程技术，同时也是一种综合艺术。在综合艺术中，要体现雕刻、彩画、壁画、色彩以及各种装饰，所以往往在一座历史性建筑中的一些部位做重点装饰。以一个佛殿为例，其柱壁石、屋檐、斗拱、瓦当、正脊门窗等部位都做得很精致。在梁架、斗怼⒘和饭现上都有雕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防御性较强。中国古城池、宫廷、庙宇、佛寺、书院、会馆等类型之建筑，都体现出一种军事防御思想。民居也是如此，每一户大宅都筑高墙，甚至修炮台，设望楼，安设水井，开设后门等，这一系列设计和建造，都体现出防御性。

（二）历史性建筑价值

纵观历史性建筑物的特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文物价值。根据我国文物法规定，历史性建筑能够成为文物的必须具备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及环境价值。除此之外，历史性建筑还应具有其经济价值。

1.历史价值。历史性建筑物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其历史价值可以从遗留下来的痕迹了解建筑物过去的风风雨雨和历史烙印。最为明显和持久的古代遗留建筑体现在传统文化历史的各物质层面。作为建筑，历史学家和建筑史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可以从建筑规制、建筑艺术等方面获取非常宝贵的物证。历史性建筑不仅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实物资料，更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同时代的重要见证和文化传承。

2.科学价值。历史性建筑的科学价值，具体体现在建筑文物自身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是前人创造发明、辛勤劳动成果的结晶，对当代建筑物的科学技术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在现在的仿古建筑物中，古代的一些建筑技术成果还在使用，而有些技术已经失传，我们已经无法模仿。例如，斗拱的构件，有严格的尺寸规定。清制“不复有单材足材之别”，材高为材厚（10分）的两倍，也就是“斗口”尺度的两倍。一切用料的尺寸，都与斗口尺度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斗拱每拽架为三斗口，横拱间的高差为二斗口，檐柱径为六斗口，柱高六十斗口等等。这就是最原始的建筑模数的运用，它们是形成中国建筑比例尺度协调合理、建筑形制缜密完善的根本保证。

3.艺术价值。历史性建筑的艺术价值在于：（1）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也反映了文物产生的时代艺术风格、工艺技术水平和人们的审美视角；（2）这些历史性建筑文物都具有一定艺术鉴赏性，是历代艺术大师和劳动人民智慧、勤奋的结晶，有很多的宝贵经验值得当代人传承、参考借鉴；（3）这些艺术性的建筑文物具有独特的魅力，永远被人们欣赏与学习。例如，中国的建筑彩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体现着不同民族的习俗、文化和偏好，是历史性建筑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志，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前来观赏。历史性建筑能够成为旅游资源是其艺术价值在经济效益中的最佳体现，对当地的旅游经济也是很好的促进。历史性建筑一般来说是地方风俗习惯发生的“容器”，也是城市生活最有地方特点的场所，因而，历史性建筑对于城市的旅游业来讲，是宝贵的旅游资源。近十几年来，国际旅游业由传统的自然美景旅游有向兼顾自然美景而领略异国（异地）异质文化为主的旅游过渡的倾向。从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发表的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1995）》中的统计结果来看，对人文景观和风俗习惯的兴趣始终是国内旅游的一项重要的旅游目的，其中对风俗习惯的旅游兴趣在逐年上升。所以说，历史性建筑保护也关系到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4.环境价值。历史性建筑作为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生态环境的特性以及供人们观赏、使人们愉悦的功能。

5.经济价值。商品价值的形成以稀缺性为前提，稀缺性是指物品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是有限的。由于稀缺和需求的存在，所以产生价值。历史性建筑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和不可再生性以及人类的需求欲望，同样存在着经济学的价值。而从劳动价值论来分析，历史性建筑作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投入巨大的劳动时间及力量，也符合了历史性建筑作为商品形式、存在经济价值的本质特征。

二、历史性建筑评估现状及方法选择

通过历史建筑综合价值的合理评价，可以为历史建筑的重点保护、修缮及再利用提供决策依据，而对历史建筑经济价值进行准确评估，可以鼓励引入民间资金，为进一步完善历史建筑市场建设等方面提供决策支持。然而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相关研究较少，由于缺乏完整科学的技术体系，无论是评价成果或是评估价值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经常会忽视历史建筑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的特殊性，导致历史建筑的潜在价值被低估，无法科学、合理量化历史建筑各类信息功能，包括在经济上的反映，使得历史建筑在修复时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在交易时很难达到公正、合理及客观性。

对于历史性建筑，常规评估方法有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等，针对不同的历史建筑类型，当前评估方法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规范要求，造成了评估价值难以准确计算。

从估价方法的选用上来看，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市场比较法是最能体现估价对象公开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但运用市场比较法的前提条件是在短期内有一定数量的类似成交案例，这一点对于历史性建筑评估较难。随着市场的逐渐开放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国内某些区域内历史性建筑的交易逐渐增多。但是在区域既定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比较也仅仅是在历史性建筑物质实体的可比上。由于每个历史性建筑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无形资产价值不尽相同。因此，使用市场比较法对历史性建筑进行价值评估有较大局限性。使用成本法时，由于历史性建筑的建筑材料及工艺的特殊性，需要有别于普通房地产进行定价。除此之外，工期、税费、利润、人力、管理费用等，都与普通房地产有较大差异。运用成本法对历史性建筑进行定价，还应考虑折旧。如果从普通房地产折旧的角度去考虑，现存的历史性建筑几乎没有价值，事实上并非如此。正是由于历史性建筑具有文物的属性，存世时间越久远，其价值也就越高。运用成本法难以对这一部分价值进行定价。假设开发法多用于待修缮的历史性建筑价值评估，从理论上来说，假设开发法是成本法的倒算，即依然存在上述问题。

历史性建筑物评估，除建筑物自身房地产价值外，还存在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等无形资产价值，此类价值难以进行计算。因此，笔者认为相对其他方法，收益法更能贴合实际情况，历史性建筑现多用于出租、经营等实际使用，运用收益法进行计算，除收益基础数据较为客观并较易取得之外，所计算的价值内涵中也包含无形资产价值，更能客观体现历史性建筑价值。

三、运用收益法对历史性建筑评估的具体操作及实例分析

现存的历史性建筑中有许多用做博物馆、旅游景点、书院茶楼、文化会所等商业经营性物业，并具有相应的收益能力。对于此类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评估其整体价值及租金价格等，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在对历史性建筑的评估中，除去其本身所有的房地产价值，难以评估的是其无形资产价值。相比于其他评估方法，运用收益法进行计算，其历史性建筑的收益是房地产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等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收益，这种整体的收益正是我们能捕捉到的最真实反映历史性建筑价值的市场信息，不必刻意去剥离历史性建筑收益的价值内涵，除非要单独评估其中的某一种价值，而且刻意剥离反而容易产生较大偏差。

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评估思路

1.直接收益。

（1）租金收益。对于处于租赁状态的历史性建筑，租金收益可根据租赁合同直接取得。（2）经营收益。指门票或表演等，依托历史性建筑所取得的收益。（3）旅游收益。指因发展旅游业而给社会带来的可以测算的直接经济收益，比如，各类旅游企业所实现的利润和上缴的税金，这些收益是客观存在的，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通过旅游经济活动给旅游目的地地区带来丰富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信息，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2.间接收益。

（1）经济繁荣和相邻地段的地价增值。通过历史性建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周边房地产价格上涨。（2）旅游活动带动的商业、服务业和其它产业效益，历史性建筑作为商业环境的一部分，具有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的功能，能够促进周边商业租金上浮、服务业收入增长等效益。（3）文化市场和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历史性建筑的设计构造、装饰色彩及建筑情调等所表现出的艺术个性、风格、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给人们在精神上或情绪上的审美感染力。（4）依托历史性建筑的文艺作品创造的经济效益。历史性建筑作为一种记载和表达历史文化、艺术形式等多重信息要素的综合体，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效用。

3.收益的求取。

（1）直接收益。通^已签订的租赁合同或经营状况，可采用实际或客观数据。通常通过已签订合同及周边市场调研可了解其直接受益情况。（2）间接收益。对于历史性建筑，无法求取直接收益，可运用市场提取法、特征价格法、专家打分法等计算其收益。

收益法所采用的评估公式如下：

V：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收益价值；

A：估价对象未来各期的净收益；

Y：估价对象报酬率；

n：估价对象的收益年限或持有期。

（二）估价实例

1.工程概况。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地处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的一些建筑，该建筑多为1～2层砖木结构用房，建成年代较为久远，建筑面积约930平方米。目前营业收入主要有门票、皮影戏、老腔表演、服饰展览等。周边商业服务机构较多，周边配套设施较好，整体居住生活环境一般，商业氛围较好，较适合商业经营。

2.估价状况。

（1）年经营收入。

（2）租金价格。

房地产年租金=经营收益-经营支出-商业利润

=4197500-4197500*（20%+20%+19%）-4197500*15%

=890919元

即每平方米月租金：890919÷12÷930.04=79.83元/m2・月

估价对象六幢物业整体经营，且面积较大，根据估价人员调查了解，该物业租赁期限较长。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实际的成交价格可在此价格基础上下浮12%。

即：79.83×（1-12%）=70元/m2・月（取整）

通过收益法对历史性建筑进行租金或价格评估，其结果与现实市场基本相符，比起运用其他方法，其结果更为准确、客观。

四、总结

除收益法之外的其他评估方法，如市场比较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共同指向一个焦点性问题，即依附于历史性建筑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等。显然，这也是历史性建筑难以使用普通房地产评估方法的原因所在。相对于其他估价方法对于历史性建筑的价值或租金价格评估，使用收益法更为准确及客观。运用收益法对历史性建筑进行估价，根据客观调查或者财务报表较为容易取得基础数据，且计算结果不仅只是历史性建筑的房地产价值，亦包含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等无形资产价值。目前，一些部门仍将历史性建筑认作城市中的“痈”，使原本应该留下的历史性建筑消失在改造过程中。拆除容易恢复难，时间不等人，所以， 现阶段加强对历史性建筑保护项目的经济评价， 做好历史性建筑的保护工作，给下一代留下历史性建筑这笔宝贵的财富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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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向东，薛磊.历史建筑遗产保护中的科学技术价值评定初探[J].山西建筑，2007（35）

[3] 朱向东，丁辉.中国古建筑信息构成及价值初探[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7（01）

[4] 吴守志，金建清.非文物古建筑价值评估初探.国际房地产评估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

[5] 马宁平.中国古建筑之斗拱构造艺术[J].安徽科技，2003（12）

[6] 苏童.历史文化名城天水伏羲庙历史地段保护的评价体系与方法[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7] 刘晓君，王玲，王美霞，罗武干.古建筑保护项目的经济评r[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西安 7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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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景园林；适宜性评价；对比研究；海绵城市；水敏性城市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8-0100-02

1.引言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洪水，城市内涝，地下水位下降，水生物柄息地丧失等各种各样的水危机，问题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其总体目标是强化城市径流雨水源头减排的刚性约束，使城市开发建设后的水文特征接近开发前，有效缓解城市内涝等。因此，海绵城市建设又被称为低影响设计和低影响开发。20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种城市规划新方法――水敏性城市设计（WSUD），如今WSUD为解决城市水体、污水和暴雨雨水等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并转向关注水体污染、水土流失、城市内涝等近年来影响人们生活的城市水问题。《水敏性城市设计评估选项》（以下简称《选项》）编写于2009年，并随水源提倡法案条文（National Water Initiative（NWI））的发展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指南》建设流程和内容已成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参考依据，通过对《选项》的评估过程和方法进行介绍，并比较研究国外雨洪管理体系，促进中国海绵城市的建设。比较方面包括二者的目标、场地类型、具体设施三个方面。我国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不同基址条件对海绵城市建设的适宜性，因而还补充介绍了WSUD的评估选项和内容，以说明在海绵城市设计阶段的场地评估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必要性。

2.设计目标

WSUD的目标设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功能角度出发，注重雨水措施的生态多功能性。“水质”目标包括减少污染荷载及环境保护的多重目标。“水量”目标包括对径流持续时长、洪水频率、峰值流量和径流总量控制。“养护”目标包括敏感区域维护和自然排水系统养护等目标。“水供给”目标包括饮用水需求和供给缩减及可持续循环。我国《指南》的目标设定于规划阶段，目标包括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其中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径流总量控制一般采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控制目标。且径流总量控制目标以开发建设后径流排放量接近开发建设前自然地貌的径流排放量为标准。

《指南》的目标着重于雨洪径流总量控制，目前径流污染强调对悬浮物（SS）年总量进行控制，在污染严重的区域并具有过量的有害化学成分类型的情况下，其原有功能会受到影响的同时也可能发生二次污染。因此用地类型应当具体到实际项目中，宜结合专业分析软件与单项设施事先进行适宜性评价。

3.具体设施

最佳管理实践（BMP）：是指在WSUD中具有保护、收集、治理、传送、存储和再利用水资源的结构和非结构性元素。WSUD结合了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并且能够影响开发过程中居民的用水行为。导则将工程性BMP分为了两个种类集群，包括“饮用水需求缩减技术”以及“暴雨雨水管理技术”，并对其特征进行介绍。

《指南》中将具体设施按功能分为渗透、存储、渊节、传输和截污净化设施。指南列出了每种设施的施工做法。在实际建设项目中，应当注重设施中不同土壤类型的渗水能力需要与设计目标的降雨频率相适应，以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各个设施能够将其中的雨水排空以承担下次降水事件；此外《指南》中欠缺对每种措施所承担的污染物去除功能的量化评估方法。

4.场地类型

最佳规划实践（BPP）：指WSUD的基址评价，规划和设计部分，是由在城市范围内能够达到特定的管理目标的最佳实践规划方法所构成的。它基于基址的物理和自然属性以及容量评价，将水体和相关环境管理目标融入规划和设计中。

《选项》中将BPP所涉及的场地类型划分为：公共开放空间网络；房屋、道路布局；街道景观等几种场地类型。《指南》巾的场地类型分类也囊括了所有城市室外用地类型，针对各实际情况提出了参考设计理念，并提供了设施规模计算方法，此方法已运用于大量理论研究中。

基于现有的BMP，在具体的发展类型和用地规模中则可以在现有工程技术成果中选用适当的BMP达成WSUD设计目标。与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导则不同之处在于，该导则同时也将饮用水供需缩减技术与雨洪管埋技术同时加入到了WSUD中，每项技术措施各自对应各种类型的场地提供了一系列是否适宜的建议，并由等级评分的方式决定是否选择某项具体措施。

5.WSUD选项的评估

《选项》的特点在于其WSUD选项评估，可以分为对WSUI）选项的价值评估和WSUD评估过程。WSUD选项的价值评估方法利用了三重底线对各个选项进行评估，但这种方法若进行量化则更佳；在WSUD评估过程中，将评估尺度分为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广域评估，作用是保证WSUD达成总体目标：即现有成果是甭达到总体水文影响最小化、是否保护环境的特定生态功能、是否具有备用水源、是否达到总污水处理目标、总成本是否最低等；第二等级是局部范围评估，该评估确定的是具体目标（包括水质，水文和饮用水，污水减排目标等）所对应措施的类型。第三等级是详细评估，即埘详细设计要素的评估以及检查与导则不相符的技术措施。评估过程由第一等级逐级发展至第三等级。

5.1局部范围水敏性城市设计目标的评估

在局部范围WSUD目标评估中，导则将评估过程以不同的技术类型分为两部分：“暴雨雨水管理技术”评估和“饮用水缩减技术”评估。在前者的评估中，评估方法分为两步，第一步是WSUD措施针对特殊的基址的可行性、适宜性和威胁性的基址评估。基址评估利用评分系统来衡量WSUD措施实施的危险因子的重要性，如果危险闪子得分高，其重要性也会随之提升，危险因子包括平均坡度、年均降水量、土壤渗透能力等。并且对每一项危险因子进行权重分配再合计总分，从而得出该项评估结果。根据不同的分数段又推出了低、中、高实施风险所分别对应的评估等级和与其形成正比的所需信息量（图1）。

第二步则需确定WSUD所采用的过滤净化技术是否能达到相应过滤目标。例如在暴雨过滤净化评价中，单一过滤设施都应有多种功能和形态，该导则罗列出不同占地面积的治理设施所能承担的过滤和净化能力，其研究成果显示其面积与所承担的过滤功能数量和可过滤的污染物粒径以及限制因素数量成正比。所以需要根据设计方法措施的限制性因素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对象及规模。

5.2综合化的暴雨、雨水和污水评价

在局部评估过程之后则是整个设计方案的综合化评估。WSUD综合化适宜性评估项是基于水质、水量、水供应、污水、环境设施的WSUD总体目标而设立的，选择适当的BMP并进一步进行量化评估，以确定最适合解决基址特定问题的措施，量化评估中得分过低的项目需要对其必要性进行判断。

针对分值低的特定低分BMP则需要对其缺欠功能进行补充，并对为每个BMP重新进行适宜度量化评分，具体设施正如前文所述分为两个方面，“饮用水缩减技术”以及“暴雨雨水管理技术”。用这些具体BMP设施再次与以上评价方面一一对应，分析评估其适宜性，得出的评价结果对整个WSUD项目都有参考性的价值（图2）。

《选项》以评估的方式将基于实际条件的BPP所对应下的BMP与最初的总体WSUD设计目标相互融合，一旦在评估过程中发现某些BPP与整个项目不相符合，则会进行调整和重新评估，即第三等级详细评估的任务。

6.结论

经过对《指南》和《选项》的目标、设施、场地三个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的分析，应当认识到我国海绵城市还处于初期建设阶段并且详细介绍了后者的评估过程和方法，从而得出《选项》对我国《指南》所具有的借鉴性意义。

（1）从二者的设计目标量的比较可知，在总体目标的设定阶段益将目标设定得更为充分，需要考虑污染较为严重和降水频率较高的条件下，降雨事件对设施排水的不利影响；并在污染物净化目标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证设计目标对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发挥导向作用。

（2）由于《指南》中的各种技术措施相比于《选项》缺乏系统的评估及评估方法的介绍，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净化能力、使用寿命、建设成本、适应能力等各项数据据应经过专业评估和实验得出，为项目各个目标提供参考数据。

（3）与《选项》极为相似的是《指南》中的场地类型的编制，应当注重各个地区场地的特殊性，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并通过量化评估选择适当的措施类型，在评估过程中应当借鉴国外对水文、地形高程等数据的相对易于获取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