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型农民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回流决策；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12307

一、引言

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1]，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有利于两者的无缝对接，实现人的城镇化。当前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除了具备农民工群体回流的一般性因素外，还包括群体回流的特殊性决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源于其异质性特征直指其回流决策，从而影响并制约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虽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代际回流差异显著[2]。但是，却鲜见将新生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作为检验指标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针对回流决策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整个农民工群体或代际比较，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或停留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3-4]，或止步于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建议[5-6]。此外，研究层次多集中于影响回流决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保障碎片化等宏观因素，或家庭决策与风险分摊等中观因素[7-8]，缺少微观个体层面的具体分析[9]。诚然，劳动力流动与社会保障接续或风险成本是促使农民工返乡回流的重要方面，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0]。在微观视角下，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凸显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根源。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特征是否对其回流决策产生影响？尤其是置于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决策，自身特点与个体偏好是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诱因吗？同时，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提高收入水平[11-12]，那么，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中，收入边际效用的影响力是否改变？收入水平对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如何？尽管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但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基于此，本文以新型城镇化改革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为切入点，拟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用异质性特征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回流决策。

二、异质性特征与研究假设

异质性特征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特征，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分析比较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在回流决策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等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基本特征，也兼备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体现为禀赋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等方面。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有利于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引流政策异化对农村乡镇工业成长、县域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本等基础的侵蚀，优化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条件。

1禀赋异质性

禀赋异质性体现其人力资本特征，反映劳动力构成差异对回流决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差距明显，本文通过4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异质性：一是受教育年限，反映基础教育资本的一般知识能力情况；二是技能级别，体现专业技术资本情况；三是非农就业年限，反映经验、技能积累资本情况；四是更换工作频次，反映职业迁移资本情况。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具备了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新生代农民工应对非农就业风险的化解能力也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使他们不再一味追求在城市就业，而更倾向于在本地就业或创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异质性决定其回流决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禀赋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回流意愿越强烈。

2环境异质性

环境异质性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客观条件，反映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由于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城市融合程度以及社会保障风险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环境的制度限制和市场歧视。在现实中，一方面，一旦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周期处于调整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群体就必然面临失业，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在城市没有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风险化解机制，其退路就是回流，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不具备务农技术，不具备传统农民的特征；另一方面，城市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未能供给平等的就业保障权益，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强度、就业质量和就业援助等政策环境中处于从属地位，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更趋于主动保护自己的权益。基于此本文通过4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环境异质性：参加社会保险与否、身份定位、每周工作时长以及签订劳动合同与否，并提出研究假设2：

H2：环境异质性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并且其流动向制度限制少或市场歧视弱的城市集中。

3偏好异质性

偏好异质性体现其对利益诉求的个体偏好。农民工回流决策特征存在代际差异主要体现在非农就业驱动力、流动或返乡就业等偏好方面，分为生活型、经济型和发展型并存三类[13]。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从单纯地要求实现基本经济利益权益向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主要动因是为了提高收入水平或改进生活方式，注重经济价值，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价值观已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水平，更倾向于职业发展和生存环境，追求经济收入与职业发展并存的就业标准，其利益诉求从经济型转向了生活型与发展型并存或发展型[14]。基于此本文通过3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异质性：经济利益型、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与此相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更倾向于留在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是对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新型城镇化不仅满足了他们对公共服务和就业方式的偏好，也避免了其在就业层次与自己的个体偏好存在差距时“用脚投票”引致的高失业率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受其偏好异质性的影响，并且倾向于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主动回流。

三、检验模型与研究设计

本文实证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2―201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组织的针对湖北省武汉市青年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形成了16―35岁处于就业状态的768条具有完整观测信息的数据库。武汉市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均较为发达，进城农民在行业和区域分布均匀，在农民工流动问题上兼具流出地和流入地双重特性，因此，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问题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为了检验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因素，本文构建了Logit回归模型：

log[Decisioni，t/（1-Decisioni，t）]=α0+

α1Endowmenti，t+α2Circumstancei，t+α3Leveli，t+

α4Chenglireni，t+α5Marigei，t+εi，t（1）

在模型（1）中，因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您决定在哪里工作”的二元哑变量。若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到本地或乡镇就业，视作回流，取值为0，选择在城市就业则取值为1。自变量分别为Endowment、Circumstance和Level。控制变量引入婚姻状况Marige及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Chengliren两个变量。各主要变量的指标含义及测度如表1所示。

本文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农村税费过重、想外出多生孩子、城市收入高、村干部作风恶劣、家乡封闭保守、对当地的职业不满意、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城市生活条件好、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不愿意干农业、呆在家里没事干等）12个虚拟变量指标描述偏好异质性，但每个变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三个公因子，并依次分别命名为经济利益型、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

由表2可知，样本中有73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就业。在禀赋异质性层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050年，430%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年限高于样本均值，在获得技能水平方面，230%的新生代农民工具备初级以上技术水平，具有更换工作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750%。在环境异质性层面，48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4小时，有44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份应该是城里人，有550%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合同签署率达到了500%。在偏好异质性层面，均值为0000，标准差为1000，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控制变量方面，有780%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成为城里人；680%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了自己的劳动所得；婚姻状况均值为0380；42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样本均值。

随后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禀赋异质性层面，回流决策与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年限、更换工作频次指标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8、-0071和-0060，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3、-0071和-0060，三个指标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与回流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具备较高人力资源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到本地或者乡镇就业，技能级别指标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46，没有通过相关分析的显著性检验。这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现象基本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1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性证据。环境异质性层面中的是否参加社会保险、身份定位、每周工作时长以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指标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1、-0071、0100以及0077，且四个变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回流决策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制度环境的影响方向有正有负，市场歧视与回流决策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至少达到5%，即劳动力市场越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越希望在城市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2提供了初步的支持，但仍需进一步证实。表2还显示，偏好异质性层面中经济利益型指标没有通过相关分析的显著性检验。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97和-0113，且显著性水平均达到1%，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69和-0114，显著性水平为10%和1%，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均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过程中，越看重生活环境或职业发展，越倾向于回流。这与假设3的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控制变量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指标与回流决策之间显著负相关，二者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74和-0087，且显著性水平均为5%。这意味着已婚或不愿意成为城里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离开城市就业。

2异质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异质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内在联系，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从度量禀赋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文化程度较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更换工作频次相对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选择回流。从模型（1）―模型（8）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出，受教育年限、务工年限和更换工作次数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技术等级或职称的系数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年龄构成集中在16―35岁的青年阶段，多数样本达不到评定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年龄，然而年龄在职称评定中具有重要影响，技术等级或职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很难体现出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结合表2和表3的分析结果得出假设1通过了检验。

（2）模型（2）―模型（5）中环境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模型中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长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市场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确实存在显著影响，工作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就业。参加社保变量的系数在8个模型中对回流决策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身份定位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身份定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影响，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流。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即签订了规范就业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稳定就业，符合实际状况。综合考察变量系数的显著效应以后得出假设2通过了检验。

（3）从度量偏好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模型（6）―模型（8）中回归模型没有发现经济利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均为负，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和5%。这表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对其回流决策有显著影响，且越倾向于生活环境或者职业发展的群体，其就业选择越倾向于回流。这为假设3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此外，没有发现交互效应对解释变量存在影响。综合考察变量系数的显著效应以后得出假设3通过了检验。

（4）在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显著性水平达到1%，这意味着改变未婚状况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回流。此外，表3还显示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成为城里人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就业。

纵观这8个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务工年限、每周工作时长、生活环境型及婚姻状况等4个变量对回流决策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然而，职业技术等级和经济利益型两个变量未能体现出显著的影响。这可以说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回流决策中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并不是特别看重。此外，技术能力的高低也不会影响就业地点的选择，即较高技术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样也可能选择回流，而较低技术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可能会选择在城市继续务工。除这两个变量以外，其他变量都能对其回流决策给予不同程度上的解释。

3异质性特征与收入水平的分组样本回归

为更进一步检验收入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本文依据回流决策变量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城市样本组和回流样本组两个组别，并进行分组的回归检验。在此回归模型中，对收入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后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度与前文回归模型一致。结果如表4所示。

禀赋异质性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两样本组中受教育年限、务工年限和更换工作频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两组系数值差距不显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等级或职称对收入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年龄或资历在技术水平或职称评定中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构成方面处于16―35岁之间，多数人达不到评定技术水平或职称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认证体系的不完善，技术水平或职称在应用上具有狭窄性和主观性，导致等级相对较高的人群集中于一些传统部门，因此，即使无职称有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这些回归结果说明，无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哪里就业，禀赋异质性指标对其收入水平都具有显著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倾向于远离城市，依然能够依靠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为研究假设1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经验支持。

环境异质性指标中，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和身份定位变量对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城市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小于非城市样本组，这表明城市的制度环境对收入的影响更小。劳动力市场指标只有每周工作在城市样本组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希望在城市获得更高的收入可能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分组回归检验表明，环境异质性对收入水平存在解释力，但不是全部，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希望避免环境异质性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可能会选择在城市就业。这为研究假设2提供了间接的经验证据。

偏好异质性指标中，生活环境变量在两组样本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显著性水平至少为5%，但回流样本组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城市样本组。这表明，相对于城市样本组，选择离开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越倾向于生活环境，收入水平越高。在城市样本组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异质性越倾向于生活或发展，收入水平越低。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倾向于生活环境而离开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可能并不低，即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即使回本地就业也不一定比在城市就业的相对收入低。此外，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地点在哪里，经济利益都不是决定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这为研究假设3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尝试：

（1）调整回流决策。前文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衡量其回流决策，但是这只是当前的回流决策，为了验证异质性特征对回流决策的长期影响，本文将回流行为代替回流决策重新估计模型，采用当前就业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城市就业赋值为1，表示不愿回流，否则为0，表示具有回流意愿。调整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禀赋异质性层面，技术水平或职称仍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3个因素均对回流决策产生显著负效应，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变化；衡量环境异质性的四个因素均对回流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变化；偏好异质性中生活环境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前文将偏好异质性特征的12个维度通过提取公因子综合为3个维度进行测度，这种处理方式在操作上显得比较方便，然而，可能抽象了不同维度的具体特征。另外，也使得在模型中难以检验不同需求偏好的有效性，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每一项偏好异质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具体作用，本文对这12个需求偏好维度指标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指标分别进行回归。模型中除了农村税费过重、家乡封闭保守和受教育机会少维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9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0%的检验。由于受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列出模型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本文贡献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根据已有文献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将其划分为禀赋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并以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制度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其次，构建了一个基于异质性特征的Logit回归模型，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768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研究假设。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越高，回流意愿越强烈；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环境因素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定；而个体偏好中经济利益边际效用的影响力下降，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流。此外，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影响显著，同时，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与以往针对农民工回流的传统文献不同，本文将回流决策问题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从整个农民工群体缩小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深化了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理论认知，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诱因。其次，本文以我国深化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切入点，揭示了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的内在联系，从而为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微观制度建议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贡献了新路径。最后，本研究针对回流决策、收入水平和异质性特征的研究，也为新型城镇化、社会保障改革等政策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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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24

一、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内涵、特征和类型

（一）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新型农村社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不同观点。《江苏省镇村布局规划技术要点》将新型农村社区定位为从事第一产业农户的聚居点。也有学者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就是为农民提供的一个生活空间复合单元。一般认为，我国的新型农村社区主要是指以分布于镇域范围的农村村庄居民点为空间载体，通过城乡规划指导，相关政策的控制、引导和激励，使得分布零散的村庄居民点向地域位置较中心、基础条件较优越的地方集并，最终形成具有规模合理、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特色突出的农村新社区。

（二）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特征

新型农村社区，应该是农村农民广泛的参与社区管理、社区公共设施及齐全、村民生活水平较高、居住外部环境优美、与城市协调同步发展的新型社区。由于其居住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民，因此，新型农村社区有别于一般的城市小区。首先，新型农村社区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是社区的主人，主要的管理者和居住者，新型农村社区主要应当体现村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社区。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有别于传统的村庄和村落的重要区别在于新型社区中配备了完善的公共设施，能够给社区的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再次，农村新型社区的农民应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稳定的收入和精神追求。再次，农村新型社区存在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良好宜居、适合生存的自然环境。最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应是同步推进的，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包括农村的进步，新型农村社区必须是与城市协调动态发展的新型社区。

二、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的内涵

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传统的乡村村落改建为现代化的新型农村社区，绝不是拆几间屋建几栋楼就能完成的，必须要有完备的政策保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进程。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新型农民主体角色定位――公共政策机制构建――社会保障、建设资金保障措施”为路径，着重从社区建设规划、农民权益保障、基层组织运作、多元资金投入和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着手，构建系统化的新型农村社区政策保障机制。首先，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人的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还是农民权益的保障。社区的建设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建楼盖房上，而是应从衣食住行诸方面的转变，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参与、民主选举，让他们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让农民过上像城里人一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内涵的生活。其次，必须重视社区规划设施建设。农民生活在社区中，不仅仅是一间屋子一张床，而且应有相应配套的公共服务场所、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完善的便民服务、金融服务、计生服务、环境卫生管理服务等，让社区居民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最后，最重要的，也是农村社区得以持续发展的，必须构建完善的物质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和社区建设资金保障机制。只有构建了完善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机制，农民才能真正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的维系，必须以有力的资金支持为后盾，因此构建多元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资金投入保障体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分析与理性探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号召，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随着十后我国掀起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巨大风潮，广大农村地区新型社区建设的进度也得以不断推进，但是目前新农村社区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期公共政策缺乏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是一个牵涉诸多领域、影响地域广泛、建设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政府政策支持是保证新农村建设长期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而目前很多地方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偏重于房屋建设，大拆大建，对短期内提升村庄形象的面子工程着重笔墨，而对于事关新型农村社区长远发展的人口政策、土地政策、财政政策等却甚少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缺乏合理政府政策规划指导的资金投入将会陷入低层次重复建设的恶性循环。

（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与现实需求脱节

目前，新型农村社区整体规划方向与现实实际需求脱节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出于政府机关和领导政绩考虑，一些地方盲目开展新农村社区建设项目、盲目提高建设标准，甚至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争取上级政府资金投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手段，扭曲了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意图。有的地方社区建设布局凌乱、不同功能用地混杂、生产生活相互干扰，农业养殖区与居民点混杂，影响社区村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三）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低，建设滞后

我国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是以小型自然村为主，其特征即是分布零散，加上部分地区主要是山区丘陵地区地理地貌条件的约束，限制了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教育、医疗、环卫等公益性设施的配套水平。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山区因交通条件限制，城乡一体化尚未形成，即使部分通过政府强推建立起新型农村社区，但是无法接受上级行政区域的辐射，教育、医疗、卫生等情况完全无法与新型农村社区相匹配。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导致乡村地域特色的缺失

我国的农村乡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社区规划设计者对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知之甚少，盲目模仿或简单照搬城市小区的建设模式，不考虑农村的实际，导致原本各具特色的农村地域风貌和文化特征被磨灭逐步丧失，从功能上割裂了农村生态系统内部特有的联系。

四、完善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建设对策与思路

新常态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应坚持“新型农民主体角色定位――公共政策机制构建――社会保障、建设资金保障措施”为路径的建设思路，着重从长期公共政策落实、社区建设规划、基层组织运作、地域特色发展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一）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期公共政策，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人口、土地、财政和社会保障政策是新农村建设及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与大拆大建不同，长期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农民身份和地位真正转变的根本保障。注重发展农村社区的基础教育、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社会认知和技术水平，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农村人力资源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推动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强新型农村社区的资金投入，加强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险建设，为农民安居乐业提供综合性的政策保障，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二）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政策，调整农村社区规划与建设标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系统的过程，要综合考量人文、社会、环境因素和地理条件。尤其是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早已形成了格局各异的地域特点。因此，在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农村当地的实际，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符合当地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社区建设标准，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优先选择交通方便、位置适中、既有利生产又方便生活的区域。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活休闲的不同需求，通过社区建设为整合城乡资源搭建平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科学配置和合理流动，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三）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政策，扩大投入，加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是农村社区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途径。但是如何发挥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功能？唯一途径即使扩大投入，迅速促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优惠的政策吸引个人、集体、社会、政府等主体投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现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共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多元化的投融资方式，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完善农村文化产业政策，因地制宜保留特色，发展新型农村社区文化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乡村文化是我国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独具风土人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必须要考虑当地的人文风情，结合相关村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因地制宜，进行统筹安排。在建设过程中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将社区经济、文化发展与土地利用规划合理衔接，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将传统的农业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特色和亮点予以保留。条件适宜的地区，还可以结合自身旅游资源，发展地区特色旅游，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旅游业建设，将农民增收、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五、结语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农村建设道路能否长远走下去，取决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能否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并引导基层政府正确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构建系统化的新型农村社区政策保障机制，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同时， 推动新农村建设有序进行。

注释：

吴业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2.

周祥胜、赵嘉新、秦晴.城乡统筹视角下“镇域总体规划”编制探索――以四会市江谷镇为例.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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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发的探讨

编者按：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某某地方苹果滞销、某某地方大白菜烂在地里。而相反的例子甚至更为常见。如，郑州、南阳等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到城市里设立蔬菜直销市场，既方便了市民，也解决了菜农买菜难问题。又如，蜜橘市场价每公斤16元的情况下，浙江省衢州市清水瓜果专业合作社的蜜橘却卖到每公斤40元还供不应求。该合作社负责人说，不愁销一是因为种得好、质量高，二是因为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队伍。随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农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显示出发展生机与潜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主体。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怎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越来越多的人也在琢磨着同一个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发展，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的基础上，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发形成或政府引导，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利益关系下的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称。党的十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四化”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一个整体，其中集约化和专业化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组织化和社会化着眼于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共同服务于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

当前，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专业大户与普通农户相比较，突破了家庭的生产边界，拥有较多的设备和较先进技术，具体特征表现为分工深化、专业化生产及服务、规模适度、生产经营具有较高科技含量，是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创新和农户整合变异的产物。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是制度化、规范化的专业大户，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他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使农业由保障功能向盈利功能转变，商品化程度高，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民主性、互、开放性、灵活性、专业性等特征。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及专业协会，是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拥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营产品优势明显，能形成带动面较大的特色产业且产品有市场竞争优势。具有规范化、现代化、产业发展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等特征。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龙头企业担负着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的重任，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力量。

种养大户的优势在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势在组织和服务农户，龙头企业的优势在资本、管理和农产品加工销售。应该充分发挥三者的优势，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加快构建既能促进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又能确保农民平等参与进程和公平分享成果的现代农业发展机制。 佑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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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权分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权属改革；风险预防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78-04

随着农地三权分置的推行，消除了原有土地流转的诸多限制，亟待提出适宜三权分置新格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方案。本文拟从三权分置改革视域出发，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问题，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过程中的潜在风险进行预判，进而提出经营主体培育方式的对策建议，以期有效地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并推动三权分置改革发展。

一、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桎梏

我国人多地少格局长期存在，截止2012年底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仅为6.2亩，远低于美国的56.51公顷。[1]人多地少的格局加上土地两权分置体制下农地无法自由流转，决定了目前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碎片化的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为主。同时，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乡土情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较低，也阻碍了土地的规模化、科学化经营。

第一，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特性掣肘土地的有序流转。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经营权与承包权相分离，从而促进农地的有序流转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但是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所具有的“半工半耕”“乡土情怀”特性与土地流转难以洽和，阻碍了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掣肘三权分置改革。首先，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2]为主要特性，生产力较强的青壮年进城务工，但仍将土地交给留守农村的生产力低下老人妇女经营，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乡土情怀掣肘土地流转。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广大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并具有高度的乡土情怀。在这种观念下，农民大都认为土地是养老的保障及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而不愿意出让土地，致使许多农民宁愿农地抛荒也不愿意流转土地。

第二，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分散性与农村土地的碎片化影响土地的规模经营。规模化经营强调土地应具有规模性和连续性，还要求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便大型机械操作与运输，但在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下，很难实现上述要求。首先，农地和农户的高度分散性阻碍了土地流转。下，出于公平原因，农户根据土壤优劣所分配土地具有分散性和碎片化。高度分散化的农地是规模化经营的一大瓶颈，在取得流转土地时，既要考虑农户数量，又要考虑农地是否相连以便进行规模化、机械化运行，阻碍了土地的规模集中。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恋土情结，保留农村耕地以期年老以后能够回到农村耕作，导致租让期短并且不稳定，从而使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存续。最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难以建设所需基础设施。在需要建设公路、疏通水渠等方面，由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较为分散，农民往往具有搭便车心理而不愿意投资，致使规模化运作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

第三，传统农业经营主体阻碍了土地科学化经营。科学化运作是农业经营与现代化、市场化的产物，要求作物种植的科学化与作物经营的市场化。首先，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科学化运作知识。传统农民一般是以依靠经验种植、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为主，缺乏科学的运作知识，在育种、施肥、除虫等过程中科学性较差。而农业种植又是具有高度外部性，较低的科学化运作往往会在授种、除虫过程中给周围农作物带来负的外部效益。其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缺乏市场化观念。传统农民在耕作过程中缺乏市场导向意识或者经营行为滞后于市场波动，导致农民耕作过程中总是被动地跟随市场走向，缺乏进行土地种植科学规划的意识。

二、三权分置改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要求

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调整变革土地权属关系，盘活整个农业经营格局。而农业经营主体，则为土地权属关系变革的中枢。因此，三权分置改革要求必须培育与此新型权属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一，具备科学高效的生产经营能力。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通过经营权有序流转，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推动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发展。高效生产经营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三权分置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摆脱传统农业运作时精耕细作、小农化生产特征，利用新型科技手段进行科学播种、科学培育、科学收获，利用单位面积较低的投入，获得单位面积较高的回报，从而既推动资本、技术、土地资源、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又可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更符合市场需求。传统农业缺乏市场意识，遏制了农村经济活力，与市场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格局严重脱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地从事农业生产，并疏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

第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带来较高的经济红利时，还要有可持续发展能力。首先，具有土地培育的能力。传统经营模式由于农民多、农地少的国情所限制，发展轮作的情况较少且土地肥力保持能力较弱，故土壤肥力下降较为严重，对化肥、农药依赖较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该摒弃其弊端，利用新兴科技成果，通过土地轮作、物理与低污染除虫进而优化土壤培育和生态除虫。其次，具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农业生产的水源、运输都离不开相应的水渠、公路等基础设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农民资金较为雄厚，且没有农民间建设基础设施的“搭便车”效应的缺陷，独立建设能力较强。最后，具有长期的土地租赁关系。短期的土地租赁关系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持续性投资的动力，长期的租赁关系能使经营者更加注重土地的培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具备与村民和谐共处的能力。三权分置通过农地经营权，鼓励土地流转至种植大户手中，无疑涉及种植大户与镇政府、村委会、村民等诸多关系。但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的获得、劳动力的获得及生产生活中接触的主要对象为农民，建立与农民良好的关系极为重要。首先，建立与农民良好的土地流转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自由流转土地，而不能为了扩大农业规模而侵犯农民承包权益。其次，与农民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规模化经营仅靠种植大户仍难以完成，还需雇佣相应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因此，需要协调好与雇佣农民间的劳资关系。最后，建立与农民良好的生活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触对象主要为农民，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利益相关。在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发挥良好的外部性效应，控制不良的外部性效应。

第四，具备危机应变能力。总体来看，“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影响大以及农业品价格的蛛网特征，即使当今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业部门‘靠天吃饭’的特征仍没有根本改变。”[3]新型农业主体亦农亦商，既面临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的风险，又面临着市场波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该具备危机应变能力。首先，应具备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是三大产业中受自然影响最大的产业，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条件的变化均会给农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新型农业主体需要具备应对自然灾害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需要有完善的信息收集处理系统，能够提前收集相关科研机构、国家机关的气候变化的预报及预警；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发展无土栽培、滴灌、大棚等自然依存度低、科技含量高的农业运作系统。其次，要具备应对资金短缺的能力。农业具有投入大、收益低的特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旨在建立规模经营体系，必定需要大量的投入，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4]的背景下，必须具备自身坚实的融资条件。一方面，利用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建立经营主体自身健全的融资体系，吸纳银行、投资机构资本，夯实经营过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建立与地方政府良好的沟通机制，取得相应的资金扶持项目以及在资金链断裂时取得政府支持。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过程中的风险及预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传统农业农业经营主体的替代，在这种变革中，必然涉及诸如农地关系调整、经营方式的颠覆、思维模式的冲击等矛盾。加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身的逐利特征，在逐利时很可能跨越道德与法律边界，从而带来一系列风险问题。

第一，政治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存在工商企业借机购买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等危害农村土地公有行为。三权分置改革鼓励土地有序流转，部分不法商人可能借着流转土地之名进行侵害土地公有制性质、土地权属关系的行为，从而破坏农村集体所有制，动摇我国经济基础。其次，可能因土地纠纷而引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常相较农民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更为先进的技术，拥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可能利用手中资源与镇政府、村委会勾结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同时，也可能存在极个别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不惜违背“农民自愿”[5]原则，进而激化农村相应主体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最后，可能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在利益诱导下，违背“农地农用，鼓励种粮”[5]原则，不顾《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2014年《土地管理法》第63条）而“大量囤积土地，用于非粮生产”，[6]进而危害我国粮食安全。因此，政治风险的预防必须健全土地流转立法，根据三权分置改革的新情况，制定适应新型农村土地权属关系的法律、条例，预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引发的纠纷。严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三权分置实施过程中各种“球”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政策造成扭曲。

第二，经济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造成农业结构性失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后者的农作物的选择主要根据经验或者习惯，而前者农作物的选择主要根据市场走势和预判。但同时也由于这个原因，前者有可能放弃回报率低的粮食、菜蔬，而追求回报率高的经济作物，造成农业结构性失调。其次，可能造成单位生产率下降。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市场特征，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率较高，而三权分置将农民从土地中释放出来，单位劳动力投入大大降低，新型经营主体以营利为目的，可能重视总体收益，而轻视单位产出，致使经营者收益提高，而土地总产出却下降，进而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可能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村携带有大量资本，在资本的炒作下可能引起农村土地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操纵农产品市场，进而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7]因此，必须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的经济规制。首先，要对新型农业主体转入土地进行规制。对于农民而言，新型经营主体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新型经营主体是否拥有足够的资金关系到对农民资金的偿还能力，对新型经营主体转入农村土地必须形成相应的担保制度，以保证农民能够如期获得相应租金。其次，要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规制。主要是通过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的方式防止农业大户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以获取垄断地位，从而推高物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对农产品的质和量进行规制。一方面，要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要健全土地用途监控制度，防止土地抛荒、滥用。

第三，社会风险及其预防。首先，可能存在过度开垦的风险。土地的所有权与承包权均不属于新型经营主体，而经营权的续期难度较大，出于利益导向或者因与农民交往中集聚的不满心理，经营主体可能在最后几年的承包期内过度开垦土地，大大降低农村土地肥力、破坏农地的生态平衡。其次，可能引发失业、贫困等系列社会问题。三权分置必定涉及大量土地流转，农民流转土地后进入城市务工，由此会引发就业、医疗、住房、户籍、教育等系列社会问题。一些人在农村失去若干年的土地经营权，在城市又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当花完土地经营权租让所得后，可能沦为贫民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当该现象成为常态后，则会加剧城乡贫富差距，滋生城市贫民窟，甚至使国家走向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再次，可能造成农村生态破坏。农村土地的产权不属于经营者，农村也不是经营者的最终归属，可能致使经营者不顾农村生态环境，肆意排放污染物，带来负的外部性效应，破坏农村生态平衡。最后，可能带来农民的心理失衡。三权分置不可避免地使大量农民租让土地进入城市，由农村“熟人社会”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带来心理落差，而且会带来传统农民精神依托的宗族、氏族的衰弱，恋土情结找不到新的替代，进而造成农民心理失衡，甚至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健全三权分置配套设施。首先，改革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壁垒，以推动农民城市化进程。其次，健全农村环境监控制度及建立相应的农村污染标准，通过收费、罚款等方式，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因污染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维持农村良性生态环境。最后，引导城乡融合的舆论走向，减少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排斥和农民对城市居民的敌对心理。

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途径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及因素极其复杂，既要注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方面能力的培育，又要预防在此过程中引发的诸多风险，需要政府、村委会、科研培训机构协同努力，主要有外部引进、内部培育及协同经营方式。

第一，外部引进。外部引进指从农村外吸纳经营主体来规模化经营土地。外部引进具有较雄厚的资本优势与技术优势，通过招投标方式，由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出面，以村或者小组为单位流转土地。该种模式对象主要针对有经营能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主体，一般该主体以农业研究专门人员或者外部种植大户为主。该途径有两方面优点：一方面，外部主体较内部主体选择性更大、范围更广，更适宜择优合作。相较于有限的内部主体，外部主体的财力更加充裕，与外部市场联系更加密切，更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地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多以专业的农业种植大户或者有农学专业背景的人为主，具有农村内部所不具备的种植技能。同时，外部经营主体又具备原农村居民所不具备的市场知识和视野，能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是外部主体也具有相应的缺点：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对本地的生态环境、市场情况、民风民俗缺乏系统的把握，在运行过程中易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或者丧失当地市场机遇。另一方面，外部经营主体身份上不属于本村人，村规民约及农村舆论力量对其约束乏力，易与村民发生矛盾，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也可能过度开发农村生态资源、肆意排放污染物，破坏农村生态平衡。

第二，内部培育。内部培育指对农村中符合条件的经营者进行技术培育或者给予相应资金支持。内部培育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农村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内部经营主体本身为农村居民，与周围的环境都熟悉，同时也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内部培育主要具有两个优势：一方面，较外部引进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内部培育的主体是农村土著居民，受农村舆论约束较强，从而较外部主体更注重环境保护和土壤肥力保持。另一方面，由于内部主体本身属于农村，故与本村居民更为熟悉，较外部经营主体更易于协调与村民关系。但是作为内部主体也具有相应缺陷：一方面，内部主体相较外部经营主体目光短浅、经营技术落后、市场狭小，对资源整合程度不佳。另一方面，内部主体与当地居民更为熟悉，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与部分村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不能据理力争，而宁愿违背科学经营规律和市场规则，向村民妥协。

如表1所示，内部培育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与村民和谐程度，但具有主体选择性少、科技生产技能弱的缺陷；同时，外部引进虽然具有更高的主体选择性与科技优势，但容易产生外部成本及与村民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协同经营来发挥两种培育方式的长处。

第三，协同经营。协同经营指内部经营主体与外部经营主体联合经营。固然，对于经营主体培育的上述两种模式，较传统经营模式更具效率和科学性，但都仍具备各自的缺点。对此，可以通过协同经营的方式来改进。一方面，协同经营的主体包含内部经营主体，可以对经营过程起约束作用，防止新型经营主体过度开发和降低负的外部性效益。同时，经营主体中农村原有主体更便于与村民沟通，具有更高的和谐型。另一方面，经营主体也包括外部经营主体，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具有更强的投资能力和销售渠道。具体地说，协同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内部担保人制度或者雇佣外部职业“经理人”制度来培育。内部担保人制度即外部经营主体进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时，需要通过本村担保人来承租土地，通过对担保人本村身份的约束来实现对外部经营主体的有效约束，以免外部经营主体不顾村民利益而做出肆意破坏农村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的行为。雇佣外部职业“经理人”制度，即内部主体拥有经营对象产权，具体运作过程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实现，这样既可以发挥村民对产权所有者的约束，又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引入外部的先进经验技术，从而趋利避害，培育真正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参考文献：

[1] 闫小欢，霍学喜.农民就业、农村社会保障和土地流转[J].农业技术经济，2013，（7）.

[2] 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3] 魏陆，吕守军.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47.

[4] 邢乐成，梁永贤.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与出路[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5] 韩长赋.“三权分置”改革是重大的制度创新[N].人民日报，2014-12-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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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公益性职能定位。解决基础性、公共性、普惠性的问题，要靠公益性专门机构这样的“国家队”来承担。农民教育培训具有显著的公益性特征，作为国家兴办的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公益性是农广校办学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因公益性地位不稳固，各级农广校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屡受冲击。因此，广泛确立、加强巩固各级农广校的公益性定位，在体系建设工作中首当其冲，刻不容缓。只有在定性入位的原则问题上锱铢必较、寸土不让，农广校的农民培育事业才能“名正”，继而“言顺”，最终“事成”。

保持和完善独立完整的办学体系。历经33年发展，农广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建制和乡村教学点五级办学体系，具备了中国农民教育培训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下大力气抓好农广校体系建设，就要保持农广校相对独立完整的办学体系，没有农广校建制的，通过整合资源争取同时建立农广校和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五年内基本实现全国所有地（市）和农牧业县（市、区）全覆盖；对于农广校办学机构和办学场所被撤并和挤占的，要争取尽快恢复，实现办学机构一个不少、一个比一个强、一个比一个有特色。

加强队伍建设是农广校发展的软件基础。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培养一支既有理论会讲课、又有技术能动手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今后五年，全国农广校力争将专兼职教师队伍扩大到10万人以上，“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80%以上；造就一支思路清晰、勇于开拓，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高素质校长队伍，农广校将全面开展县级校校长轮训，使每一位校长都成长为学校的灵魂，进而努力成就一所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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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SWOT分析 路径 浙江

中图分类号：F299.21；F301.2 文献标识码：A

浙江省作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呈现出县域经济、专业市场、小城镇发展齐头并进的格局。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而新型城镇化是现有城镇化的“升级版”，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是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以浙江为例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行经济学中SWOT分析，思考新型城镇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特征

1.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化的本质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等结构的变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人们对现代和未来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把新型城镇化定义为：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以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产业集约化、环境生态化，走科学发展、资源低碳、环境友好、城乡统筹、社区和谐、文化传承、个性鲜明、可持续发展之路，达到城镇化的最佳状态。

1.2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新型城镇化是吸收了传统城镇化的精髓，摒弃传统城镇化的糟粕，是对传统城镇化的扬弃。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基本特征：

（1）资源要素节约、低碳、集约发展。从根本上避免“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带来的城市虚胖，采取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方式，要突出内涵式紧凑型城镇发展理念，注重资源集约性要求，注重能源绩效综合管理。

（2）城镇布局、产业、规模协调发展。根据各地的自然、经济、人口等因素，需要区域内城镇间的分工协作，使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

（3）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面临将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满足由乡村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4）鲜明文化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文化传承，彰显特色，能做到延续文脉，留住刻骨乡愁。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提倡地域差异性和多样性。

2现阶段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的SWOT分析

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省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新型城镇化将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因素，但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下面对这些因素进行SWOT分析。

2.1新型城镇化的优势

（1）城镇化快速发展，呈现中心镇转型发展态势。近几年，浙江小城镇快速发展，呈现县域经济、小城镇、专业市场齐头发展的格局。2013年浙江省城镇化水平达到63.2%，全国平均水平达52%，居全国各省区第三位。温州市以建设现代化小城市为目标，在5个中心镇开展“镇级市”试点，已成为浙江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2）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发达。浙江省内沿主要交通线影响的小城镇密集地带分布体现在以杭州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和3大沿海沿江区域。

（3）专业市场发达，助推城镇化。浙江有60%以上的新兴城镇是因专业市场的兴起而建设起来，通过“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模式发展。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康五金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市场所在的城镇转移。

（4）历史积淀，浙商文化以商兴镇。自古以来，浙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受永嘉学派、四明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的思想影响，或多或少带有功利主义色彩，造就了经商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

2.2新型城镇化的劣势

（1）城乡分割依然存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浙江省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尚未从根本上突破，其中户籍、土地、住房、社保等制度障碍依旧存在，农民工难以市民化、农民住房缺乏完整产权等新的城乡二元问题。

（2）城乡财政体制不合理，规划建设不够超前。把中心镇改为小城市要求是一级完整的城市政府财政体制，这种改革必然要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长期以来，我们把小城镇作为农村的经济中心、行政中心和农村功能区进行规划建设，需要改变原有的规划理念和投资建设的体制机制。

（3）财政预期投入与现实矛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受制约。在中国省域竞争力排名中，浙江省排第五名。近几年，当地政府财政趋于紧张，存在财政预期投入趋大与财政现实趋紧的矛盾。

2.3新型城镇化的机遇

（1）快速发展稳定期。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目前浙江省的城镇化率为63.2%。

（2）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有利时机。以信息化、知识化、网络化、国际化为特点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崛起，赋予城镇化新的内涵。如能够形成世界性流通网络，增强交易能力、便利市场交易、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节能技术，发展循环经济，优化生态环境。

（3）改革试点给全省新型城镇化提供借鉴。在浙江省小城镇综合制度改革中，走在“排头兵”的首推温州市，创造了国内外闻名的“温州模式”，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之一。

2.4新型城镇化的挑战

（1）环境资源承载力减弱。环境压力加大的挑战，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问题相当突出，目前，在进行的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战略决策就是很好的佐证，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2）人口土地矛盾突出。浙江省作为陆域靠海小省，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以丘陵山地为主，可用土地只有2万平方公里，人口密集，人地矛盾特别突出，人均耕地仅为0.46亩，尤其是耕地承载力严重不足的温州市、台州市和舟山市等。

（3）户籍改革有待突破。鼓励和支持农民进城，对制约人口自由迁移的户籍、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要剥离依附于其中的各项权益、福利以及限制，才能真正实现全体居民在公民权利上的平等化。

3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思考

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于强调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入城农民的新型市民化转变是新型城镇化的“神”，只有“形”“神”兼备，新型城镇化才有外在的高质量和内在的高品质。

3.1探索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

（1）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做好城乡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个重点就是剥离户口上的附加功能。参考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因素，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因地制宜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可以采取“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方式，直接给予其城镇户口，应使户口登记回归本位。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创新。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要实行“发展性救助”，不仅要注意输血，更重要的是要造血。

3.2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

（1）中心城市周边小城镇。依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中心城市周边区域小城镇要发挥地域优势，做好配套文章，如杭州市、嘉兴市、宁波市三市周边小城镇依托中心城市成长，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地方产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临近上海地区，发展临港型产业、跨国公司的出口加工基地，而杭州和绍兴要发展以高新技术、现代医药、服装等优势产业。

（2）东部沿海小城镇。东部沿海小城镇以港口资源、海洋旅游资源、海洋生物资源见长，优势明显，加上沿海地区培育中心城市，沿海高速公路和沿海铁路的建设，如浙江省温州将有望成为浙、皖、赣、闽四省的主要出海通道之一，台州与温州连成一体形成全省产业和城镇布局的轴线。台温城市化要继续培育中心城市，民营企业是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所在，注重对民营企业滋生土壤的培育。

（3）内陆山区小城镇。山区城镇加大重点镇扶持力度，要选择一些基础条件较好、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进行重点扶持，义乌是个很好的例子，义乌成为区域增长极的过程也带动了周边小城镇的发展。要尽可能地拓展交通线，实现山区小城镇与周边中心城市之间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通。

3.3分阶段实现市民化

（1）第一阶段―实现工作岗位的非农化。当务工作是解决转型农民吃穿住的问题，才能够融入城镇的生活，成为市民中的一员，才能够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求。改变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平等对待新进城镇农民与原城镇居民就业的权利。

（2）第二阶段―实现技能提升的职业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神”之所在，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的成功与否，因此对转型中的农民进行培训，实现技能职业化提升是关键。

（3）第三阶段―新型市民社会的构建。要带来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交融，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人文关怀，调动进城农民表现自我的积极性，从而使进城农民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3.4延续文化脉络和留住刻骨乡愁

（1）前提是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青山、绿水、碧云、蓝天，“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它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是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巨大资本，如遂昌县依托绿色产业、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经济的腾飞。

（2）关键是文化保护。融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新型文化城镇建设也是一个亮点。十里不同姓，百里不同俗，形成了城镇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浙江省城镇文化相对更开放、兼容、集约、重商、冒险、开拓等性质，城镇文化虽有差异，却没有优劣之分。如杭州的都市休闲茶文化、宁波的港口文化、温州的崇商文化、金华是婺文化、衢州的书院文化、丽水的生态旅游文化。

（3）目标是文脉传承。“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将来时，“乡愁”不仅仅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眷顾，而是对原有精神的依恋，是一个地区走向美好未来的信心。

4结语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推进新型城镇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力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我们相信，有着无穷智慧与勇气的浙江人民，只要坚持“弘扬浙江精神、凝聚浙江力量”，就一定会将新型城镇化这一伟大实践的“浙江梦”变成浙江大地上最为美好的现实。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立项课题《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伟（1977- ），男，浙江平阳人，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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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9.

[3] 周起业.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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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任丘市始终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实施‘三化’互动，在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同时，积极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用城镇化理念建设农村，强力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紧抓机遇，先行先试，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积极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新机制新模式。

2014年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对农村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大举措，、那么先让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农民呢？新型职业农民”是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它不仅要有农业生产技术，还要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政治素质、科技素质和身体素质诸方面，能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使自身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律、讲文明、综合素质高，具有现代特征农民的总称。自2014年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以来，我句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890人，其中生产经营型640人、专业技能型150人、社会服务型100人。通过培训，全市涌现了一大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等致富带头人，辐射带动了周边农民，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开展新型农民培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农民是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只有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才能形成持续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的力量源泉，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

1.2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整体素质不高。

1.3 培育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1.4 通过对农民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并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使之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2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意义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迫切需要。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要提高我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让十几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放心，最根本的还得依靠农民，特别是要依靠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只有加快培养一代新型职业农民，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农民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得到提升，农业问题才能得到很好解决，粮食安全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我国正处于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作为基层的一名农业技术员，在深入走访农村、农户的过程中，发现农业生经营方式正从单一农户、种养为主、手工劳动为主，向主体多元、领域拓宽、广泛采用农业机械和现代科技转变，现代农业已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产业体系。只有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市场意识，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农业发展才有人才支撑。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素质结构性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以妇女和中老年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超过50%。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今后“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关键是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作为关系长远、关系根本的大事来抓，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持等措施，留住一批拥有较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从事农业，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3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3.1 拿我市举例来说农业人口58万，农业从业人员46万，目前全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890人，认定目标309人，远远不能满足全市农业适度发展经营需求。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资金支持力度，适当增加认定数量，扩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总量，尽快形成一支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主力军，助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3.2 允许学员连年培训，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水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具有发展意识、自身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出去，而留守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年龄普遍偏大或文化素质较低，对职业技能的接受能力较差，由于项目要求，同一学员三年内不能重复培训，造成部分学员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不明显。建议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文化水平等特点，按照产业发展需求设置课程，允许有适度经营规模的学员连续进行培训，适当延长受训时间，切实提高农民的从业水平和整体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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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运行满意度； 影响因素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atisfaction of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on the operational statu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We adopted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city surrounding three towns a total of 276 households rural residents family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the factors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basic situation，health needs and utilization，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 satisfaction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ng farmers satisfaction were analyzed.Result：In this study，a total of 276 questionnaires，263 valid questionnaires，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95.29%.263 cases of farmers on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satisfaction” in 187 cases （71.10%），“general” in 67 cases （25.48%），“not satisfied” in 9 cases （3.42%）.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in that age，education，occupation，health status，the awareness of the six factor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hospital，an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P

【Key words】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Running satisfaction； Influence factors

First-author’s address：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14.032

农村合作医疗形式是我国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该医疗形式于20世纪80年代衰落之后，我国农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逐渐突出，为了有效解决农民医疗保障的社会问题，我国于2002年10月提出“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2]。而农民作为该制度的参合主体，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了新农合制度的推广与发展。本研究针对本市周边3个乡镇参合农民进行调查分析，并探讨影响参合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随机抽取本市周边3个乡镇共276户农村常住居民家庭进行相关问卷调查。在本次调查所选取的3个区域其2014年新农合农民的参合率均在97%以上，符合本次调查要求，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参合农民，且年龄均在18周岁以上。

1.2 问卷设计 参考文献[3-4]，并根据本地区特点进行问卷设计，主要内容涉及以下内容，（1）基本信息：包括参合农民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数、经济水平等；（2）卫生需求及利用情况：包括参合农民自身健康状况、就诊与住院情况等；（3）满意度：调查参合农民对现行新农合方案的满意度总体评价。

1.3 研究方法 问卷回收后，收集整理数据，以参合浓度整体满意度为指标，分析不同因素对参合农民满意度的影响，问卷调查中将满意度分为“满意”、“一般”及“不满意”，影响因素分析中将“一般”与“不满意”作为“没有满意”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2.0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首先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采取 字2检验或Mann-Whitney秩和检验，对于单因素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各因素进一步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双侧检验P

2 结果

2.1 调查情况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276份，回收有效问卷263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5.29%。本次调查中，对新农合制度“满意”187例（71.10%）、“一般”67例（25.48%）、“不满意”9例（3.42%）。

2.2 单因素分析 对可能影响参合农民满意度的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健康状况、对新农合知晓情况、住院情况6个因素对参合农民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P

2.3 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参合农民满意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将上述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一步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新农合知晓情况、文化程度、年龄、职业、住院情况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为影响参合农民满意度的独立因素（P

3 讨论

参合农民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满意程度，将对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参与参合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5-7]。在本次调查当中，对263例农村参合农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对新农合制度“满意”187例（71.10%）、“一般”67例（25.48%）、“不满意”9例（3.42%）。表明本次研究的参合者对于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制度总体满意度较高。

本研究对影响参合农民对新型医疗制度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对新农合知晓情况、年龄、住院情况以及职业为影响参合农民满意度的独立因素。从参合者来看，其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对满意度有着明显的影响，在年龄上，随着参合者年龄的增长其满意度呈现一定的增长趋势；而参合者文化程度越高，其总体满意程度越低，这表明参合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期望值也就越高，因此当现行医疗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不能够充分满意其医疗期望的时候，便会造成对医疗制度总体满意程度的降低，这与相关调查研究结果相似[8-10]；在职业方面，农民对于新农合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职业，其可能是由于不同职业人群对于新农合医疗认识的不同造成的，此外可能由于其职业的不同，对于新农合医疗制度的期望值有所不同，故而导致不同职业人群对于新农合制度的满意度不同[11-13]。参合农民对于新农合医疗制度其知晓程度对于满意度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参合农民其对于新农合医疗制度相关权利义务知晓的人群其满意度更高，而不知晓的人群满意度更低，提示需要加强对于参合农民的宣传力度，力求让每一位参合者均了解其自身的权利义务[14-15]。参合者住院情况也是影响满意度的独立因素，这可能与新农合医疗制度的统筹方针有关，新农合医疗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其医疗基金主要用于住院费用的补偿，因此对于有住院情况的参合者而言，其满意程度更高，这与相关报道相一致[16-20]。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参合主体的各项特征对于参合者的满意度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由于本研究调查样本量有限，且并未针对参合农民具体不满意项目进行分析，提示下一步研究需要深入分析参合农民不满意原因，以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提高参合农民满意程度，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市周边乡镇参合农民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状况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影响参合农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包括参合者文化程度、对新农合知晓情况、年龄、住院情况及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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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待遇；可行性

作为以国家财政大规模支出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给了农民一种待遇感觉？在改善农民的医疗状况方面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在农民享受医疗服务方面产生了多大效果？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从农民的待遇感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待遇效应进行探讨。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调查抽样方式，采取分层和非严格概率抽样方法，分别对两次调查抽样方式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采用经验分层和非严格概率抽样方法对浙江、江苏、福建、河北、湖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四川、陕西11省38个行政村进行调查。

2福利感受

按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安排，中央财政每年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按人均10元安排补助资金，地方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不低于人均10元，具体补助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提高到20元，并规定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10元。农民缴纳筹资总额1/3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到筹资总额是40元（2006年）标准的医疗待遇，而且根据大数法则原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民的大病医疗费用可以报销40%以上。从制度来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具有明显的福利性质或公共产品特征[1]。但调查数据说明，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感受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强烈（完全肯定的人仅占15%），甚至有人认为完全不是农民福利。这一问题可从农民针对“你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谁”的回答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解释。除54.4%的农民认为最大受益者是农民外，分别有7.7%、10.7%和20%的农民认为是这项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等医疗机构，甚至有7.1%的农民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大受益者是乡镇干部和政府。从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感受与对最大受益者认识两个变量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Lambda系数达到0.533），且这种关系在总体中也相当显著（sig.=0.000）。说明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大受益者是农民的人有着更强烈的福利感受，换言之，那些并不非常认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福利性质的农民，较大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受益者是医疗服务提供方或政府。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现存的问题

3.1筹资机制不稳定，筹资水平低 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纸中筹资问题是相对比较重要和关键的问题之一，稳定的筹资机制能够保证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顺利推进。但是，当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并没有建立相对比较科学的筹资机制，并且常用的筹资水平也比较低，并且这种筹资机制和农民快速提升医疗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再加上基层的资金筹集工作压力大。同时，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筹资机制不稳定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户生活水平等尚存在较大的差异，政府在短时间内很难建立稳定、统一的筹资机制，加大了筹资难度[2]。

3.2保障水平低，范围小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相对比较严重，再加上饮食安全等造成一些疾病，如：呼吸系统疾病、肿瘤等发病率较高，再加上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使得农村人口发病率提高。在农村少量的资金、较高的发病率等很难满足“保大病”的目标，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地区，这也是造成患者家庭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且，这种也使得家庭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中，农村由于疾病等原因缴费较少，使得资难，保障水平低导致农户因病致贫。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进对于政府的补贴是和农民自愿相互联系的，部分患者由于贫困或法律意识差等造成他们并没有缴纳保险的意识，当疾病袭来，只得自费医疗，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3]。

3.3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区发展差异比较显著，国家在设立医疗服务网点时更多的是根据行政区划分和设立的，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和认可差异考虑欠佳，从而造成医疗资源与人员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对于人口较多、医疗服务需求大等地区获得较少的医疗服务；而对于人口较少的地区则出现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乡镇医院医疗资源闲置现象比较严重，县级医疗卫生体系相对比较繁琐，层层相扣等，使得医疗资源进一步浪费。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对医疗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农合的服务，新农合服务也应该更上台阶，促进我国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4结论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国医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我国农民创造的一项互相共济的医疗制度，它在窝工农民卫生服务、解决农民看病难等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实施和推广能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相应的制度提供参照，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金迪斯.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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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偿机制；社会评价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1-0083-01

1　基本概念

1.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殛其补偿机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补偿方案主要包括3个基本参数：起付线、封顶线和补偿比。起付线是新农合基金对参合农民进行补偿时计算补偿费的起点，封顶线是指新农合给予参合农民的最高补偿额度。起付线的高低直接决定参合农民的受益面，而封顶线则可控制个人报销总额。补偿比的设计不仅可以控制医疗费用，并可通过对各级医疗机构设置不同的补偿比，起到引导病人流向的作用。

1.2　社会评价

由于新农合制度自身具有非营利性和服务大众的公益性特征，所以在该制度实施过程中，社会评价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所谓社会评价，是指一个事件发生后，特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发生后，民众议论、评价的社会现象。社会评价会对该事件行与不行、好与坏，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新农合实施效果的评价受评价者知识、能力、思想、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2　有关新农合补偿机制的社会评价

2.1　正面、肯定的评价

国家设计以保大病为主要目标的新农合补偿保障制度，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因患大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将该制度目标设定为农民大病医疗保险，充分体现了国家关注农民健康状况的意志，摆脱了传统医疗的低水平高覆盖率模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客观来说，这一点也是政府限于现有经济能力，而采取的低水平初级阶段农民健康权保障模式。有关学者研究表明，与参加新农合之前相比，大部分农民未因经济困难所致的未住院率及未愈自动出院率亦有下降，该补偿机制目前在减轻农民疾病经济负担，解决农民因贫致病和因病致贫问题上已取得一定成效，新农合的推行有助于农民的医疗救治，参合农民确实从中得到了实惠。

2.2　负面、否定的评价

一是补偿机制不合理。为了规避道德风险，各地在制定报销的管理办法时，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限制条件都很严格，很多医疗费用都不在报销范围之列，而且起付线较高、封顶线偏低、参合农民受益面小。特别是家庭困难的农民，往往由于难以筹措经费，只好放弃治疗，农民形式上失去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实际是放弃了享受新农合的“补偿权利”。

二是门诊费没有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住院床位费、检查费可报销的上限太低。一次性住院医疗费保险设置起付线。一年度最高可报销费用设置封顶线，参合农民在具体的报销补偿标准面前，往往显得望梅止渴，获得实际补偿费用不高。

三是以统筹大病为主的补偿机制，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我国目前新农合筹资水平不高，为保证基金的有效利用并维持一定的保障水平，现行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模式，这实际上容易诱发高危人群的参与积极性，而健康人群却会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选择性加入会威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的可持续性。

2.3　上述社会评价分析

新农合制度的政策目标定位是“保大病，缓贫困”，理论上看，该制度可以增强农民抵抗大病风险的能力，对“大病致贫”的现实背景有针对性。但是，在现实中，大病往往导致大贫，小病和慢性病却往往导致小贫和“可持续”贫困。笔者调查访谈发现，在农村地区，农民生大病的比例相对较低，绝大部分是小病和慢性病，而就是这些小病或慢性病导致了大部分农民的贫困。这些“病”不需要住院，农民也就无法报销或从新农合中得到补偿。

另一方面，我国正快速步人老龄化社会。随着农村老龄人口迅速增加，老年人患病率较高，且多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具有病程长、难治愈且容易出现多系统、多脏器疾病并存的特点，现有的分级补偿机制，以乡(镇)卫生院为主体(补偿比例最高)的制度设计，明显不能满足农民的健康权保障需求。据有关学者的调查与测算，全国大多数地方对住院费的报销比例一般在50％以下，平均报销率仅为31％。还有学者开展过一项以“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生了大病，看病一般选择什么医疗机构”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回答“县或县以上医院”的占76％，回答“乡(镇)卫生院”的仅占19％。为什么农民放弃补偿比例较高的医疗单位，而选择补偿比例较低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农民对乡(镇)卫生院的状况缺乏信心，使得他们患大病时并不会因为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的报销比例高，就拿生命当儿戏。新农合把乡(镇)卫生院作为收治参合患者的“主力军”，实际上超出了乡(镇)卫生院的实际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综上，目前新农合的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看病贵压力，但实际补偿水平难以真正有效地缓解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缺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有的保障功能，长远来看会削弱新农合制度发展的持续性。

参考文献

[1]李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现状及建议[J].合作经济与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