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建设文献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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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K878 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56-02
传统村落，通常情况下是指形成时间较早（民国以前），拥有较为丰富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聚落形态。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精髓、民族文化的家园、中华儿女的乡愁、多彩贵州的靓丽名片。因此，对贵州传统村落进行调查研究，不仅能够传承乡土文化和保存历史记忆，更是有助于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实生活需求。
一、贵州传统村落保护现状
贵州省共有426个村落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的16.7%，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云南。2016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公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1602个村落列入，贵州省又有120个村落入选。同时，据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资料显示，贵州省民族村寨较多，50户以上的民族村寨约有1万余个。在国家民委2014年的首批340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挂牌名录中，贵州省有6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入选，数量全国最多。
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即着手开展村寨调查并进行保护试点工作，建立了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工作进入国际化视域。“1995年，中国和挪威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对贵州省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考察，拟筹建一种新型的文化机构――生态博物馆。至2005年，相继建成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和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形成了独特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1]但由于历史发展，贵州传统村落的分布极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东南部分地区[2]，同时省内很多市州并不重传统村落的保护，很多市州在美丽乡村建设时只注重形象工程，追求片面发展，对很多村落进行统一“穿衣戴帽”，造成了村庄原始风貌的破坏。
因此，从总体而言，由于观念滞后、经费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无针对性的管理保护模式等诸多方面原因，贵州省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大多数的传统村落仍然面临消亡的危险，进一步加强其保护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贵州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及文化保护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主要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8%。民族的多样性，使古村落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特征。吴正光在《领略贵州古村落古韵》[3]一文中从自然环境、历史流年、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美丽外观、鲜明个性、丰富的内涵等方面对贵州省的古村落进行了详实的描述。吴正光认为，形成于元明清时期的古村落，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如花溪青岩镇、开阳马头寨、松桃寨英、雷山西江镇、锦屏隆里、黎平肇兴村等，是贵州最具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古村落。李晓兰在《新时期贵州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传承》一文中从“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地方历史文化的结晶与积淀、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意蕴”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贵州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贵州传统的古村落深刻体现了贵州各族人民的乡愁与记忆。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来，在贵州省传统村落文化方面的研究当中，主要包括村落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两方面。李松在《多民族地区村落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的思考――以贵州荔波水族村寨研究项目为例》一文指出，研究者应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进入社区，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能力和传统监督机制，在长期深入的调查基础上与村民共同谋划社区的文化发展和保护。刘晓晓等在《基于文化集体记忆的贵州雷山控拜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指出贵州雷山控拜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以重建村落文化集体记忆为核心，开展村落文化记录、村落文化交流学习、鼓藏文化凝聚力调查和文化传习等保护活动，实现了民族村落“活态”遗产的动态保护，保持了村落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罗德启在《中国贵州民族村镇保护和利用》一文中提供了贵州民族村镇保护和实践的一些具体有效的办法，认为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政策，特别要注重民族村镇整体风貌的保护，保护文化与发展旅游相结合。燕海鸣，杜骞在《社会学视野下的传统村落以贵州塘都为例》一文中认为传统村落保护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为解决更广义上的三农问题提供一种途径，保护传统村落不仅要面向文化的保护，更是为维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基本秩序。蒋盈盈、王红在《浅谈贵州民族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以花溪镇山布依族村寨为案例》中提出综合性保护村落文化景观，理顺体制，形成合力，推动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袁承蔚等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贵州屯堡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一文中指出贵州屯堡文化村落保护与开发需要坚持“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引导，保护与开发并举，人文与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总路径”，特别要注意屯堡村落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另外，针对传统村落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和遗产保护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资料。
三、贵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的概念虽然最早源于浙江省安吉县，但从2004年起，贵州省就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着力推广起源于遵义市余庆县的“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创建活动，特别是2013年以来全面实施“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打造了“四在农家”这一张亮丽的名片，唱响了“四在农家・美丽乡村”这一享誉全国的品牌。
据《贵州省推进美丽乡村小康寨建设两年综述》显示，“十二五”时期，仅仅是贵州的小康寨行动计划就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截至2015年10月底，全省累计完成投资75.19亿元，项目建设覆盖近2.6万个自然村寨。[4]李克明在《贵州毕节：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实践与目标思考》[5]一文中总结，近几年毕节市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2007至2008年起步试点、扩点村庄整治，2008至2009年持续抓了农村危房改造，2009至2010年重点推行了黔西北民居改造和建设，2010至2011年重点推行了“五园新村”建设，2011至2012年重点推进了特色小城镇建设，2013至2014年重点推进了农村“两个硬化”建设，2014年以来重点推进了通村水泥路（油）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美丽乡村公（户）厕和垃圾池的建设试点。作为“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的发源地，遵义市通过多年努力创建，全市农民受益率达90%以上。2014年，市启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创建工作，新增创建点322个。其中，按照全景域理念、4A级旅游景区标准推进33个市级精品工程建设；完成6条高速公路沿线林业绿化美化景观通道建设，覆盖120个重要景观节点、面积为10481亩，种植花草点37个、面积达3528亩。因此，按照农业部的美丽乡村创建的“十大模式”，贵州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侧重于生态保护、环境整治、休闲旅游、文化传承这四大类。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许多传统村落被湮没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贵州省自然也不例外。为此，贵州省接连出台有关指导意见，专门就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通过近几年的不断努力，保护与发展初见成效。其中，通过大力实施“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帮助民族村寨、传统村落改善水电路、排污等基础设施，扶持发展绿色有机种养等传统产业和传统手工业，让当地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生活，自觉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因此，夏月华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问的矛盾，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做到规划有序、措施得当，将保护的理念贯穿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必能使传统村落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但文红《美丽乡村建设与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利用》一文着眼于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等背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贵州省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方法及开发模式，认为只要在技术和管理模式上创新，村落文化景观就完全可以助力美丽乡村建设。陶波则在《六盘水“美丽乡村”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一文中从六盘水当年“传统村落”零记录的现状反思，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日程，在小城镇和乡村建设过程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建设，既留住“乡愁”，又留下文化。
综上所述，对于贵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思路，目前的研究已有较为清晰的的认识，但仍存在着研究区域不平衡、研究角度不全面等各种问题，如对贵州省传统村落在微观方面的研究，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黔东南州地区，以侗寨、苗寨的研究占据了大多数，而其他集聚地研究较少[6]，特别是对于铜仁市、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等地的传统村落研究较为匮乏。另外，针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法规不完善、保护与发展体系缺失、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难、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影响、人居环境改善与传统村落原始风貌变迁等问题的研究还较为匮乏。因此，还需进一步研究传统村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点、与村民的内在关联，协调好保护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因地制宜，解决好传承和发展问题，真正在下一步美丽乡村建设升级改造过程中促进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
参考文献
[1]宋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贵州实践《中国文物报》2015-12-10
[2]佟玉权，龙花楼.贵州民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 《经济地理》 第35卷第3期 2015年3月
[3]吴正光.《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年01期 P23-28
[4]《贵州日报》2015-11-28
篇2
建设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在维吾尔传统人居文化研究方面，更需要从课题研究的高度来重视，通过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基本观点、基本内容、创新价值等环节逐一实现。以便更好地对维吾尔传统人居文化和优秀的地方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这既是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在文化传承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又是对村落传统建筑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遗存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
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研究综述
多年以来，学界对新疆维吾尔族建筑、民居以及装饰艺术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卓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前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对维吾尔传统村落的传承与更新需要借助于由多元因素构成的人居文化理论进行研究，以便于更科学合理，宜人宜居。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评述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城乡巨变的过程，城镇化问题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学者们开始对中国的城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Kirkby，1985），又如从经济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城镇化的发展（Marton，2000；Cook，200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村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遂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背景，试图概括和总结中国传统村落变迁的规律和模式。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农村社会与文化》（1956年）一书中提出在现代文明中，城市是“大传统”，农村是“小传统”，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农村会不可避免地被城市所蚕食和同化。之后保罗•奥利弗（PaulOliver）在著作《房屋与社会》（1960年）中提出了被人忽视的乡土建筑不仅是当地而且还是其他地区建筑设计者创作灵感的源泉。可以看出从麦吉的城乡一体化概念，到雷氏的地区性人居建筑文化研究，以及保罗的乡土建筑与文化等，都是尊重不同地区文化而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对地区性整体共性特征的分析，重视乡村人居环境中建筑的地位和价值。国内著名学者刘沛林（1998年）提出了建立系统的人居文化学的构想，认为真正的舒适宜人而又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建设，必须有相应的人居文化思想作指导。院士王小东与其博士生宋辉（2013年）通过对新疆喀什老城改造与更新策略的回顾，发现在改造和更新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现状环境和人文变迁，要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保留和重构城市整体风貌，使特色得以传承，风貌得以重塑。新疆师范大学李群、李文浩等（2010年）在进行鄯善县麻扎阿勒迪村规划设计实践时，认为生土民族建筑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建筑，代表着新疆典型的土性文化，承载着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统文脉。闫飞（2012年）认为当前维吾尔族人居聚落"空间"模式已跨越了单纯的建筑功能划分，呈现出当地民族人居文化的演进，是区域性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类因子的综合体现。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学者们开始从百姓人居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但多数学者都只是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并未重点关注现代化过程中村落人居文化变迁的问题。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所以在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要注重对百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居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基于此，本项目将以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为基础，通过对维吾尔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深入剖析现代化进程中百姓在劳作模式、生活方式、精神需求等人居文化生活方面的变迁，最终提出符合现代化新疆建设的政策建议。
二、选题的意义
本选题从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变迁视角入手，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田野研究来进一步加强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了解，进而增加对新疆乡土社会结构和地域文化的理解。虽然在城镇化背景下关于古村落的保护和民俗生活方式有了不少研究，但有关现代化建设与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研究甚少，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现代化与传统村落人居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这也会为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新时期建设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主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铺垫性研究。主要陈述研究的背景、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概述等。
第二部分：维吾尔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通过各个角度考察在现代生活中维吾尔传统村落百姓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其中主要包括在家务农、进程务工、农村帮工和换工习俗的变迁等问题的分析。
第三部分：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方式变迁。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资料来展示，维吾尔传统村落所处的环境、民居建筑材料、建筑形态、装饰艺术特色、营造方式、民俗文化等的变迁等等。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变迁的原因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为充分了解村落人居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意义，需要以多个维吾尔传统村落为“点”，勾连成“面”来考察更广泛的区域，从而在更为全面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
第四部分：新时期人居环境建设中精神需求的变迁。通过对维吾尔传统村落里民间游戏娱乐习俗和习俗的田野调查，分析新时期人居环境建设对百姓精神需求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并提出对策。
（二）研究思路
本课题主要以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需要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成果进行理论思考，与原有研究结论进行对话。从问题导向、理论与实践发展导向入手，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界定出维吾尔族村落人居文化概念及内涵；从目标导向和人居文化要素把握入手，对维吾尔族传统村落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法，结合国内外人居文化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通过著作研读和文献检索，查阅并认识己有的相关理论和历史文献资料，对其进行系统性梳理，从而明确合理地界定概念，解析其内涵，把握课题研究整体性，保证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2.调查研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及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参与考察、背景分析等方法，研究各地村民的行为模式，重点分析传统村落形成背景、形式、特征，传统民居文化及其本质。明确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变迁的内外因素及趋势。
3.多科学交叉综合分析。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从多学科，多角度分析村落发展现状，以研究目标导向和人居环境要素把握入手，运用社会学、民族学、设计学、建筑学等进行交叉综合研究，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变迁进行理论探讨，科学合理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四）主要观点
1.维吾尔传统村落在其生产生活方式上具有一定的民俗规约性和社会秩序，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实行租赁、承包等方式不断进行流转，因此百姓的劳作模式发生了巨变，百姓在失去土地之后，通过打工和制作手工艺品维持生活，传统村落里百姓之间的帮工和换工习俗也逐渐被物质化了。
2.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与研究，使方法更科学，成果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创新性，为建设稳定、和谐、繁荣的现代化新疆做出应有贡献。
四、预期价值：本课题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应用价值
（一）理论创新
1.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运用交叉学科综合研究法对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判断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推动新时期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发展的实施策略与建议。
2.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为新疆建设具有现代地域民族特色的人居环境提供创新性理论基础。
（二）应用价值
1.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结合现代化建设中的比较有特点的维吾尔传统村落进行实证研究，探索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2.为避免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生态破坏、发展趋同、场所精神缺失现象提供参考解决方案。
总之，对维吾尔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需要研究工作者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学院南疆住村工作组同志两年多以来的工作、生活、调研等对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客观、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王小冬 单位：昌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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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群.土性文化——新疆鄯善县麻扎村生土建筑景观规划设计解析[J].装饰，2010（03）.
篇3
关键词：郑州；休闲农业；发展；对策
休闲农业是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近年来，中国休闲农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日趋壮大、产业类型丰富多样、发展方式逐步转变、品牌建设不断推进，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产业。发展休闲农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增加就业容量、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渠道，是传承农耕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有效手段[1-10]。近年来，专家学者针对休闲农业的研究论述日益深入增多，王鋆等[11]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休闲农业定义与内涵做了充分的阐释；杨华等[12]对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概念的模糊使用做了辨析与厘定；李旭东等[13]对中国休闲农业发展以及农业转型升级提出了相应的观点与对策。针对休闲农业概念的研究，有益于帮助产业梳理发展思路；针对休闲农业发展对策的研究，有利于帮助休闲农业整体升级，但具体到区域的休闲农业发展，因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相应研究报告提出对策的迁移性较差。王继东等[14-20]对郑州休闲农业的研究表明了郑州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与劣势，申丹萍[21]对丰乐农庄的研究为企业发展提供对策建议，但现有研究对郑州休闲农业整体发展的指导性不够清晰。郑州市是河南省会，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郑州休闲农业的发展在全国也越来越有影响力。笔者通过这几年休闲农业业务工作的开展，对郑州市所辖县（市）区休闲农园、休闲农庄、农家乐、休闲乡村和国家农业公园等多种经营形式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地方主管部门、经营者、从业人员、带动农户以及部分游客进行了深入交流，总结当前发展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郑州市休闲农业现状的调查分析，结合郑州农业资源优势，以期解决郑州休闲农业发展存在问题，针对郑州未来休闲农业发展的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
1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郑州休闲农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改善农村（庄园）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致富增收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调研组也发现，当前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的发展环境还需要净化，产业内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仍有待解决。
1.1主要成就
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紧扣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两大主题，依托农业特色产业和农村自然资源，立足“沟通城乡、优化生态、服务市民、富裕农民”，以挖掘农村文化内涵、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为抓手，以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为支撑，着力绘制“山、河、沟、岭、原”美丽画卷。郑州休闲农业已初步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目的地、农民致富增收平台、都市现代农业样板，为建设“美丽郑州”做出了重要贡献[22-27]。
1.1.1产业规模壮大，经营效益提高，带动能力增强
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郑州市共有休闲农业庄园186家（13.33hm2以上规模型），特色村18个，年接待游客超过1500万人次，年营业收入超过18亿元，带动5.9万农民致富增收。
1.1.2发展类型多样，经营主体多元，投资渠道拓宽
郑州各县（市、区）结合本地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地理区位、文化底蕴，挖掘乡土文化，注重文化创意，创新发展模式，形成了以休闲农庄、休闲农园、农家乐、休闲乡村和农事节会活动为主的休闲农业经营形式。中牟国家农业公园的建成已成为郑州休闲农业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并丰富了休闲农业发展类型。近年来，郑州市大力推动农耕文化依托型、农事节会带动型、农业景观拉动型等多样化模式发展，逐步形成了集休闲观光、养生度假、文化传播、科普教育等多功能的产业体系。随着社会资本大量进入休闲农业领域，逐步形成了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元化的休闲农业投资格局。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格局，投资渠道不断拓宽，融资能力显著增强，促进了郑州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稳定持续提升。
1.1.3内涵不断丰富，功能日趋完善，品牌持续提升
郑州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充分挖掘中原乡土文化，展示农耕文明，走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人文化创意的道路，将中原地域特色文化、自然景观、人文遗迹等纳入到经营范畴，使休闲农业内涵逐渐丰富。通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品牌策划和文化消费项目开发，郑州休闲农业逐步形成了观光、游憩、娱乐、体验、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的综合体系，不断提升了产业功能。近年来，惠济区的丰乐农庄、中牟弘亿国际庄园、新郑君源有机农场，以及二七区的“樱桃节”，荥阳的“河阴石榴节”，中牟的“西瓜节”、新郑市的“枣乡风情游”等已经成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休闲农业品牌。
1.1.4休闲主题明确，空间布局优化，协调同步发展
2013年，郑州市围绕都市区建设规划，立足自然、历史、人文资源优势，结合自然禀赋及区域内休闲农业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按照布局区域化、建设规模化、主题特色化、市场差异化，规划了五大休闲农业示范区和五大精品线路。2013年以来，每年组织开展“走进乡村寻梦田园”系列主题宣传推介活动及休闲农业企业星级示范创建评定工作。郑州休闲农业发展逐步形成了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星级示范企业，到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再到休闲农业示范区的协同发展格局，呈现出点线面同步协调发展态势。
1.2存在的主要问题
郑州休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发展环境和产业内部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2.1规模有待壮大，结构有待优化，服务有待提升
郑州休闲农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但产业规模依然较小，产品总量供给不足。2013年郑州常住人口已经超过900万，若按人均每年2次休闲农业消费计算，休闲农业市场规模将超过1800万人次，而目前年接待规模仅为1500万人次，接待能力尚有近300万人次的缺口，如果再加上省内、省外乃至国外游客，当前郑州休闲农业规模与庞大的市场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在消费旺季，接待能力不足的现象更为突出。休闲农业产业结构还存在着“小、散、低”的问题，产业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当前休闲农业庄园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内部各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制约了行业间的合理分工，各个主体都比较重视自身内部资源，但对相互间的分工协作还不够重视，多数未能形成产业链共生关系，难以获得专业化分工效率，还会形成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28-29]。服务接待水平有待提高，休闲农庄内部的导引、休息、安全、卫生、消防、娱乐、餐饮等服务设施的开发与管理还不完善，从业人员服务离专业化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员工缺少职业教育或专门培训，餐饮服务、客房管理、接待礼仪、导游讲解等水平有待提升[30-32]。
1.2.2产品品位不高，内容农味不足，项目内涵不丰富
项目内容上农耕文化内涵不突出，中原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缺乏，品味不高。农庄当中较多效仿西方都市风格，让农庄成为缩小版的都市，或者成为不土不洋的“混搭”，中原传统文化消失殆尽。产品结构单一，以吃住为主的观光型居多，缺乏农业休闲体验项目，农味严重不足[33]。未能深入挖掘农业产业文化资源，民俗文化内涵不够，产品功能主要以满足游客物质需求为主，缺乏满足精神层面需求的产品和氛围，难以满足游客对“游”、“娱”、“养”的需求，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单体消费少，对带动农民致富增收的作用有限[34-36]。郑州休闲农业承载着中原农业文明，要能留得住乡愁，就要使农庄乡味更香，农味更浓。郑州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如豫剧表演、剪纸等传统手工艺、传统习俗文化、农事节会等，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满眼望去尽是现代化的建筑和过分人工化的观光园，看不到农村的古朴与原生态、看不到农村的民风民俗，感受不到农味[37-42]。
1.2.3项目规划滞后，扶持政策不足，规范亟需出台
从整体上看，郑州休闲农业庄园规划经费投入不足，规划质量差，有的规划与建设环境不协调，导致规划难以实施，许多规划仅仅“纸上画画，墙上挂挂”。部分休闲农业经营者缺乏前期规划论证，加上后期投资跟不上，导致部分项目没有实现合理开发，土地闲置现象比较普遍。当前郑州市财政每年用于休闲农业的扶持资金已达3000万元，但这些资金对于全市的休闲农业主体带动还是有限的。目前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休闲农业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有待细化。由于缺乏必要的培训，组织能力及管理技能准备不足，经营者凭着自己的经验对庄园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做出决策，明显跟不上消费市场发展的要求，在充分利用区域优势资源，有效整合空间，优化生态环境，彰显特色方面比较滞后。
2发展定位与目标
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发展，郑州休闲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加快休闲农业发展步伐，不仅要巩固产业基础，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把握发展的基本方向，树立清晰的发展目标。
2.1战略定位
郑州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地貌、便捷的交通等独特优势，根据农业部提出的“以农为本、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规范管理、强化服务，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发展要求，郑州应确立“聚传统华夏文明，铸休闲农业辉煌”的总体定位。郑州休闲农业发展要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与农业产业提升结合，与城市和谐发展结合，与农民增收致富结合，要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43-46]。
2.2总体思路
按照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的总体定位，依据“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农业为基，以创新创造为径，以古朴村落为形，以强村富民为本”发展的总体思路，对郑州市不同地区、不同休闲农业企业所拥有的人文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进行深入研究、挖掘、整理，对产业发展所依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产业特点等进行摸查，对现有的经营项目进行合理分类，统筹考虑，确定每种类型的发展定位和建设重点，科学规划，有序推进[16,18-19,47-54]。
2.2.1以农耕文化为魂
要加强中原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导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的灵魂所在。要提高保护意识，完善保护机制，深挖科学内涵，着力发掘保护好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找出统摄休闲农业发展的文化之魂、趣味之魂。
2.2.2以田园风光为韵
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建设，把美丽田园纳入基本农田或永久农田，加以珍惜和保护。强化动态管理，把创建过程与美丽田园的打造相结合，真正使那些田园美、山水美、人文美的典型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
2.2.3以生态农业为基
要把休闲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推进农村资源环境的保护利用。相互依存、相生共荣的好环境，天人共美、各美其美的好生态，天蓝地净、山青水绿的和谐美，是郑州休闲农业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
2.2.4以创新创造为径
要提高农业领域的创意与设计水平，推进农业与文化、科技、生态、旅游的融合。针对郑州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服务功能单一、经营形式雷同、创意人才缺乏等问题，要切实引导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创意策划水平，扎实推进创意农业的策划设计。
2.2.5以古朴村落为形
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切实推进古朴村落的保护开发工作。古朴村落凝聚着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不仅有美学价值，而且是乡村文明的载体，是休闲农业的软实力，对完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提高城市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2.6以强村富民为本
要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致富增收为发展休闲农业的根本目的，着力壮大休闲乡村实力，大力发展农家乐集群。在保障乡村集体权益和确保农民主体地位不变的前提下，有序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当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
2.3发展目标
坚持把农业文化遗产、历史古村古寨、特色民居民俗等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实现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原则，保护古建筑、原生态，着重突出中原文化特色，合理规划建设，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和自然山水、文化传承相协调，逐步打造“河南休闲农业先行区”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区”。未来休闲农业发展要通过稳步扩大产业发展规模，着力提升产品品位，加强休闲农业各业态有机整合，推进休闲农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休闲农业产业价值，带动乡村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55-59]。
2.3.1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通过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休闲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联结，使发展类型更加丰富，经营项目更加多样，促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加速休闲农业实体和一定规模以上的休闲农业企业数量增加，实现接待人次和经营收入持续增长。
2.3.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建设一批规模大、产业基础强、服务功能全、经营效益好、游客满意度高的休闲农业星级示范点；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休闲农业片；实现休闲农业的规范经营、科学发展，促进郑州农业农村经济更好发展。
2.3.3区域布局更趋合理
结合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条件，郑州各种休闲农业发展类型因地制宜，由城市郊区和名胜景区周边向传统农区等适宜区域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原休闲农业集群发展格局。
2.3.4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休闲农业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通过提升产业的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实现直接从事休闲农业经营的农民收入比本地一般农民高出一倍以上，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本地一般农民收入增长平均速度。
3发展思路与重点任务
在未来发展中，郑州休闲农业建设要稳步提升休闲农园，规范发展休闲农庄，大力发展农家乐集聚村。
3.1稳步提升休闲农园
针对休闲农园建设和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要围绕休闲、养生、度假功能，开展园区的规划与建设，提升建园水平、景观水平和服务水平。一是壮大规模，凸显特色。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开展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加工，做大规模，形成特色鲜明的景观，为休闲农园经营提供农业种植基础。二是优化布局，美化环境。重点围绕休闲功能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形成曲径通幽的休闲体验环境，打造休闲化的农业园区。三是完善设施，拓展服务。完善园区休闲服务设施，拓展休闲功能，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包装宣传为切入点，充实和提升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科普教育、娱乐健身、度假养生等休闲内容，为休闲农业发展提供多重便利[60]。
3.2规范发展休闲农庄
针对休闲农庄无序发展、对农民致富和农村建设带动不力的现实，要以规范发展为重点，加强休闲农庄的规范建设。一是严格准入机制和建设规范。严格执行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规划建设、产业要素配置、安全和卫生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建设要求，严格休闲农庄准入机制。以休闲农庄星级评定为抓手，加强建设标准和服务水平要求，规范休闲农庄建设和发展，确保休闲农庄的规范经营和持续发展。二是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竞争能力。坚持现代市场机制驱动，提高休闲农庄的自我发展能力，要重点加强农庄景区化建设和特色化发展，切实增强休闲农庄的市场竞争能力。三是持续增强辐射能力。强化带动能力，以农庄企业为核心，以周边生产基地为支撑，打造“企业+基地+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形成休闲农庄与周边农村之间较强的产业发展联结机制，带动周边地区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61-63]。休闲农庄通过创意、创新可以围绕某一主题，人为创建出一个可供游乐的景点。如“看涨台”、“点将台”、“官渡之战古战场”、“朝阳沟原形遗址”等吸引游人前往。
3.3大力发展农家乐集聚村
针对农家乐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要进一步鼓励农民合理开发自有资源，加强经营条件和环境建设，增强规范服务意识，提高品质和品位。一是加强政策扶助和规划引导。通过强化文化资源开发和景观建设，为农家乐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创意元素。二是加速集中布局。围绕重点景区、道路等，开展集中布局，推进积聚发展，放大休闲农家发展积聚效应。三是加强规范引导。结合农业部《农家乐设施与服务规范》，加快制定郑州农家乐（休闲农家）发展规范和星级评定标准，推进建设和服务标准化建设，促进规范发展，鼓励农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致富增收[64-67]。郑州农家乐集聚村的发展理念可以借鉴台湾民宿的发展经验，重点围绕无景点旅游进行。所谓无景点旅游，就是游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不会去逛景点，而是一种自主、自愿、自助、自由的休闲游。现代人旅游更注重品质、休闲、舒适、灵活，更讲究精神内涵，更愿意彰显个性和独立，不愿扎堆，不愿走形式。围绕这一特点，农家乐可以通过创意、创新，围绕某一主题人为创建出一个可供游乐的地点。可供借鉴的创新、创意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3.1改造老房子
基本原则是“一切皆可为我所用，没有一件废物”。老房子越来越稀少，老房子本身就是稀缺的旅游资源。因此，保留老房子的外貌，赋予它现代化的内涵，这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重点。
3.3.2展示老物件
基本原则是“一切皆可为我所用，这里有你想不到的稀罕物”。收集各种农村以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娱乐用品、农具工具、牲畜用品，开设老物件展览馆。
3.3.3演示老手艺
基本原则是“一切皆可为我所用，这些都不仅出现在回忆中”。贯穿农村生产、生活的老手艺，如榨油、打铁、织布、点豆腐、纳鞋底、剪纸、剃头、捏面人、糊灯笼、补锅、修伞、染布以及各种编织刺绣、传统小吃、木工、泥瓦工等，都应当挖掘开发进行展示体验。为了增加体验活动，增强互动性、参与性、娱乐性，一方面可以现场展示，一方面可以传授体验。一个农村老人就可以操作几十样手艺，如果老手艺过于偏门，先找懂行的农村老人培训，然后让企业员工代为传授。
4对策措施
4.1完善休闲农业扶持政策体系设立专项扶持资金，重点用于休闲农业庄园、农家乐特色村基础服务设施提升和精品线路、农事节会活动的宣传推介工作。项目建设补助资金主要分两块，一是主要用于休闲农业庄园的基础设施、乡村民俗展览馆、公共卫生间、果蔬花卉廊亭、标识标牌等建设；二是农家乐特色村中农家乐外部的环境整治、美化绿化，农家乐内部即餐厅、客房、卫生间、厨房间的改造，消防、安全设施的建设等。三是主要用于全市休闲农业品牌的宣传、精品线路的推广及农事节会打造等活动。
4.2制定休闲农业准入机制和服务规范标准根据各区（县）发展实际，制定休闲农业行业准入标准[68-70]。通过项目管理，从运行机制、经营场所、接待设施、内部规章制度、会计核算、人力资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服务质量等多个方面，加强对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的管理，做好对休闲农业星级评定、财政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的立项审批、指导协调、组织验收、监督管理等工作。加强行业自律和服务组织建设，鼓励发展协会等中介组织和农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挥社团组织作用，规范竞争行为，促进休闲农业良性发展。
4.3加强对休闲农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强人才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逐步把从业人员培养成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善于经营管理、掌握服务技能和营销手段的新型实用人才。组织基层管理人员和经营者到台湾等休闲农业发达地区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推动郑州休闲农业创特色、上台阶，早日成为河南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
作者:朱桂霞 史亚军 单位:郑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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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特色小镇；东大镇；低碳旅游
0 前言
旅游特色小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和旅游二次创业的推动力，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关注，城郊旅游小镇作为旅游小镇开发最为活跃的类型之一，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浙江是特色小镇的发源地，享誉全国的有互联网小镇、梦想小镇、基金小镇、云栖小镇等，是规划与设计领域的一种创新品类。和“互联网+”一样，“特色小镇+”与“一镇+一业”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和部分地区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容器和利器。
东大镇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距城区21千米，处在城乡接合部，镇内地热资源丰富，景点有温泉浴、高冠峪瀑布和祥峪旅游度假区等，秀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显著的区位优势彰显着东大镇旅游业的独特魅力。借鉴浙江省特色小镇打造经验，依据自身资源优势，以“特色小镇”理念引领东大镇旅游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低碳旅游研究的较多，蔡萌，汪宇明指出低碳旅游：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为生态文明新时代背景下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发展指向。王润等以福建省平潭岛为规划案例，从旅游交通、旅游住宅、旅游活动等方面阐述，说明了低碳旅游规划设计的要点。丁金华，陈雅B，胡中慧，韩雨薇以黎里镇朱家湾村为例，在低碳理念的指导下，从自然景观、聚居空间和行为模式三方面梳理低碳旅游与乡村景观更新的关系。李小明等对江苏省丹阳市飞达村低碳旅游社区的构建进行了研究。陈方丽，王锦良对浙江温州低碳小镇建设探析，提出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的先进理念。众多学者的研究对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浙江特色小镇案例分析
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启动于2015年，同年6月公布了第一批37个省级特色小镇名单。截止到目前，共有79个特色小镇列入省级创建名单，51个特色小镇列入培训名单，江南药镇、远洋渔业小镇、宠物小镇、和合小镇等等都是浙江特色小镇的典型代表。
浙江省的特色小镇既非行政区域概念，也非产业园区概念，而是相对独立于市区，以“特色”为引领，将“特色”产业化，将小镇旅游化，走“特色产业+旅游”的发展之路，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环境因素的具有社区功能的平台和区域。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产业定位突出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文化特色是其立足点；功能定位突出聚合，功能聚合并非简单相加，而是深挖、延伸、融合产业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和社区功能；建设风格突出精美，根据小镇的地形地貌、环境特征和历史文化规划打造精而美的小镇。
3 东大镇低碳旅游小镇打造的可行性分析
东大镇特色小镇打造首先具有资源可行性。东大镇地热资源丰富，其大多属于第四系孔隙地下热水类型，富含S、Zn、Ca、K、Si等元素，具有良好的医疗效果[1]，东大镇温泉旅游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和知名度，东大度假区是关中七大温泉度假区之一[2]。另外东大镇环境优美，众多景点分布其中。其次具有区位可行性。东大镇位于秦岭北部，距离西安城区仅21公里，经西太路、西沣路都可半小时到达。以历史文化著称的西安市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但分析其旅游产品发现历史文化古迹观光游是其主线，温泉休闲度假类产品和低碳产品是其短板，东大镇低碳旅游产品的开发可以和西安现有旅游产品形成有效互补。
笔者运用田野调查法，多次走访东大镇，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调查低碳旅游产品开发的现状，了解社区居民对低碳旅游产品的期望。实地调查发现，东大镇在低碳旅游产品开发方面有一定成效，例如，开发了以高冠瀑布为代表的徒步运动产品、不同季节的果蔬采摘活动等。虽然东大镇低碳旅游产品开发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低碳旅游产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 东大镇低碳小镇旅游产品开发的建议
4.1 重点低碳养生旅游产品
以低碳养生为主题，充分利用美丽清纯的自然风光，开展徒步、山地自行车、温泉、SPA等项目，不仅有多样化的养生形式，而且周围炫彩夺目的花卉景观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另外，沿着山体修建有氧运动步道和自行车道，方便游客进行运动锻炼和游客旅游活动的开展，让游客体验负氧离子“空气维生素”的独特健身效果。以东大镇地形特征为依托，分区域分季节种植不同的花卉，营造阳光花海的浪漫氛围。在花带中设置各种材质、形态、颜色各异的绿道慢行系统，形成意境深远风景道。另外，当前营养丰富和美味可口的野菜价值凸现、需求加大，野菜已经成为一种绿色健康的饮食风尚，因此可以设置有机蔬菜和野菜种植基地，也提倡游客选择当地绿色蔬菜，减少食品的运送造成的高碳排。
同r可在本镇建设各种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升级改造精品景区旅游基础设施、 构建生态廊道、绿色乡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工程，策划以低能耗、低耗损为主的低碳旅游活动产品，大力开发山地生态游、珍禽观赏游、休闲度假游、温泉游、乡风民俗游、健身养生游等低碳旅游产品。
4.2 全方位建设低碳体验环境
在低碳体验环境营造上，东大镇还可建设生态停车场，生态厕所，新能源汽车加油站、太阳能科普园、低碳生态民居、风能游乐园、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以及夜景照明采用LED 的低碳旅游吸引物。同时优化城镇布局，改善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立低碳、生态、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为东大镇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4.3 培育低碳生活方式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更环保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低代价的生活方式。低碳不仅是旅游行为，也是一项符合时代潮流的生活。低碳小镇的建设不仅是东大镇旅游的转型发展，也是东大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低碳小镇在推进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更应引导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培育新的低碳生活方式。如从西安到东大镇的公交车可“森林”搬进车厢，呼吁选择低碳环保绿色的方式出入东大镇。东大镇的街道上可贴写低碳生活的宣传标语。对社区低碳的积极践行者给予物质和精神激励。
4.4 规划引领，科学发展
旅游发展规划先行，东大镇旅游开发不能任其发展，科学系统的规划不仅能够有效地指导产业布局、设施建设、市场开发，而且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少走弯路。东大镇的低碳旅游规划应该综合考虑产业布局、城建、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多方面，从而达到多规合一。
4.5 产业延展，市场运作
东大镇应围绕低碳旅游产业大力拓展上下游产业，以形成完成的产业链条，形成“低碳主题，旅游为主，产业完备”的局面。政府、企业各司其职，政府通过制定规划、政策等手段对产业进行宏观把控，企业通过市场行为策划产品、开发市场，并注重龙头企业集团的积极培育，通过土地使用、投融资、人才引进、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措施，积极发挥龙头企业集团在特色小镇打造过程中的作用。
4.6 制度保障，激励开发
在东大镇低碳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应转变角色，做企业和市场的服务者，围绕小镇开发制定包括土地、税收、人才、环保、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确保旅游开发活动的有序开展。另外，设立低碳旅游开发奖励基金和市场开发专项基金，对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先进工作单位和个人给予资金奖励；并制定市场开发资金补贴方案，对企业进行形象树立、广告宣传、营销活动进行资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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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方丽，王锦良.浙江温州基于“三生融合”理念的低碳小镇建设探析[J].小城镇建设，2013，7：66-69.
篇5
关键词：美学农业；休闲农业；联系；区别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05.008
农业美学悄然兴起于21世纪初[1-7]。笔者认为，美学农业指的是以农业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田园、水域和环境，乃至整个农村地区（包括农村地区的道路、城镇、集市、村庄、厂矿和自然环境等）为载体，进行农业劳动主体革命、农业劳动对象革命、农业劳动工具革命、农业劳动技能革命、农业劳动过程革命、农业劳动产品革命、农业劳动观念革命，既运用农业生产技术，又运用美学艺术手法，既生产农业物质产品，又生产农业审美产品，特别是通过田园景观化、村庄民俗化、自然生态化的实现，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农业[7]。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1 联系——休闲农业是美学农业的始作俑者
1.1 休闲农业的开拓性引发了美学农业的革命性
种稻，生产稻谷；养猪，生产猪肉。这就是农业，农业的功能。准确地说，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所从事的农业，所开拓的农业功能，都是利用水稻、甘蔗和猪、牛等农业动植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与土壤、气候、水和生物等农业自然资源的作用，生产可满足人类营养、品尝和原料需求的稻谷、蔗料和猪肉、牛肉等农产品。
然而，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种新型的农业形态，即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结合农业生产、农民活动、农村文化和农家生活，发展观光、休闲、旅游，从意大利、奥地利始发，逐渐扩展到欧美，乃至世界。我国则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这一农业形态就是休闲农业[8]。
休闲农业突破了传统农业的局限，将农业功能从原先只生产可满足人类营养、品尝和原料需求的农产品中拓展开来，拓展到观光、休闲、旅游的层面，拓展到生产农业精神产品。这意味着农业具有多功能性；这更意味着农业的多功能性有待于人们的发现和利用，或者可以说，呼唤着新的农业形态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呼之而出的自然是美学农业。美学农业不但继承了休闲农业的农业多功能拓展，而且将这一拓展扩充到农业的各个层面，并将引发一场全新的农业革命，即农业劳动主体革命、农业劳动对象革命、农业劳动工具革命、农业劳动技能革命、农业劳动过程革命、农业劳动产品革命、农业劳动观念革命。农业劳动主体革命，指的是将具有生产农产品的素质、形成生产农产品的思维和从事生产农产品的工作的农业劳动主体改变为具有农业美学素质、形成农业美学思维和从事农业美学工作的农业劳动主体。农业劳动对象革命，指的是将仅生产粮食、糖料、蔬菜和水果等农业物质产品的土壤、气候、水和生物等自然资源，改变为既生产农业物质产品，又通过其各要素的“宜人”外观，及其按照美学规律的排列与组合，形成足以唤起人们审美情趣、愉悦人们审美心理、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田园景观，并与生产者（或劳动者）一起构成和谐的统一体，成为生产者（或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工作）的生活环境。农业劳动工具革命，指的是将仅作为生产者（或劳动者）手脚延伸，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生产农产品的锄头等各种工具和设施，改变为既作为生产者（或劳动者）手脚延伸，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生产农产品，又具有给生产者（或劳动者）在外观上以美感，在使用上以舒适，并能够与劳动对象和生产者一起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农业劳动技能革命，指的是将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等，通过农业劳动工具，仅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生产农产品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改变为既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和生产农产品，又以文字简明化、表格化、图形化、公式化、文艺化和美学化等最简单、易懂、易识、易操作的形式形成、存在，且能给生产者（或劳动者、使用者）带来愉悦的心理感受。农业劳动过程革命，指的是将付出体力、精力、物力和时间，生产农产品，交换农产品，满足生活需求
实现享受的农业劳动过程，改变为锻炼身体、表现能力、增长知识、彰显健美、愉悦心情、生产产品，丰富生活内容，享受生命的农业劳动过程。农业劳动产品革命，指的是将农业劳动仅生产粮食等农业物质产品，改变为既生产农业物质产品，又使其在营养丰富、品质优良、卫生安全和口感适宜的同时，具有能够反映这些标准、统一、美观的外观，且通过美观的产品、健美的植株、美化的田园以及民俗化的村庄和生态化的自然，生产农业审美产品。农业劳动观念革命，指的是将把农业劳动认为是一种生产农业物质产品，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劳动认识，改变为这样的认识：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农业物质产品的劳动，还是一种生产农业审美产品的劳动；它是生活的需要，是丰富生活内容的需要，是人类价值体现的需要，是人与自然构成和谐统一体的需要[9]。
1.2 休闲农业的景观性奠定了美学农业的审美性
众所周知，休闲农业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景观性，通过田园景观的营造，招徕游客。使用物理的方法，将传统的圆形西瓜、椭圆形西瓜做成方形西瓜；利用光线的作用，将苹果做成带有“福”、“喜”字的图案；运用棚架的搭建，将叶、花、果颜色不同的作物及其品种组合成各种图案，如蔬菜迷宫等。
休闲农业的景观性奠定了美学农业的审美性。笔者定义的农业审美产品指的是以农业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田园、水域和环境，乃至整个农村地区（包括农村地区的道路、城镇、集市、村庄、厂矿和自然环境等）为载体，进行农业劳动主体革命、农业劳动对象革命、农业劳动工具革命、农业劳动技能革命、农业劳动过程革命、农业劳动产品革命、农业劳动观念革命。通过载体各构成要素的各自“宜人”外观及其按照美学规律合理地排列和组合创造农业美，特别是通过田园景观化、村庄民俗化、自然生态化的实现，生产出来的既能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又能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产品。农业审美产品可分为田园景观审美产品、村庄民俗审美产品和自然生态审美产品，田园景观审美产品又可分为农产品审美产品、作物植株审美产品、田园景观审美产品、田园科普审美产品、田园休验审美产品、田园养生审美产品和田园生活审美产品[10]。 1.3 休闲农业的旅游性拉动了美学农业的全面性
休闲农业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11]，开展农业旅游，并使农业在旅游经济的驱动下蓬勃发展。据报道，2010年全国共有“农家乐”150 万家，规模休闲农业园区接近2万个，带动农民1 500万人，接待国内外游客4亿人次，休闲农业营业额超1 200亿元。这表明休闲农业不但具有旅游性，而且是一个如日中天的朝阳产业。
在休闲农业旅游性的拉动下，美学农业将这一旅游元素推向各个层面，包括农产品、作物植株、田园景观、田园科普、田园体验、田园养生和村庄民俗、自然生态。农产品，通过农产品大小、长短、色彩和造型来形成市场；作物植株，通过作物植株的叶色、花色、果色、高低、造型和群体组合来形成市场；田园景观，以田园为载体，以农业动、植物为基调，田、林、水、电、路协调统一，在农业物质产品的追求中凸显农业审美产品，从而形成田园风光的农业景观市场；田园科普，以田园为载体，用农业生产及其过程、行为、工具来普及农业知识的科普活动方式来形成市场；田园体验，通过在田园中进行农业劳动，获取农业劳动知识，体验农业劳动生活的生活方式来形成市场；田园养生，以田园为生活空间，以农作、农事、农活为生活内容，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生活目标，形成回归自然、享受生命、修身养性、度假休闲、健康身体、治疗疾病、颐养天年的一种生活方式市场；村庄民俗，以村庄为载体，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形成市场；自然生态，以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为载体，通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保护和利用来形成市场[10]。
2 区别——美学农业是休闲农业的掘墓人
2.1 美学农业的乡村行政区域性突破了休闲农业开发区域的局限性
从上述定义可知，美学农业以整个农村为载体，即以组成农村的三大块——田园、村庄和自然为载体，特别是美学农业园区，更是以乡村的整个行政区域为载体，并以田园景观化、村庄民俗化和自然生态化为目标[12]。所谓田园景观化，指的是田园不但生产粮食、糖料、蔬菜和水果等农业物质产品，而且通过美观的产品、健美的植株和美化的田园，生产农业审美产品，形成
足以引起人们审美情趣、愉悦人们审美心理、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景观。所谓村庄民俗化，指的是村容村貌的整治必须富有地方特色、民俗特色，寓现念于民俗文化之中，既实现村容村貌的整治，又使民俗文化得以传承，还使村庄各具特色，千姿百态。所谓自然生态化，指的是村庄和田园四周的自然资源得到妥善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达到良性循环的程度，并与村庄和田园构成和谐的统一体[13]。
这就是美学农业的乡村行政区域性。美学农业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美学农业以全方位的姿态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因为农村都由田园、村庄和自然3大块构成；美学农业的这一特征意味着美学农业突破了休闲农业开发区域的局限性，因为大部分休闲农业都几乎没有同时以田园、村庄、自然为载体，因此可以说，美学农业弥补了休闲农业在开发区域上的局限性，使农业、农村得以全面、完全的发展。
2.2 美学农业的民俗文化主题性否定了休闲农业开发主题的随意性
美学农业在建设中、特别是在园区建设中，是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准确地说，是以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为主题。一般来说，民俗文化包括产业文化、特产文化、生态文化、建筑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和民俗文化等类型。因此，以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为主题，并将所选择、确定的民俗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所有或主要的建设项目中[12]。广东省徐闻县是中国菠萝第一县，不但历史长，而且面积大、产量高、品质优。1860年开始引种，现分布于曲界、锦和、前山、下洋、下桥、和安、龙塘、新寮和南山等9个乡镇，面积1.4万hm2，总产41万 t，产值7亿多元，素有“中国菠萝之乡”之称，菠萝果大、形美、汁多、肉香、可口、质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享誉东南亚，先后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和国家a级绿色产品称号。因此，若在徐闻县，特别是在其主产地——曲界镇建设美学农业园区，就可考虑建设以菠萝文化为主题的美学农业园区，并将菠萝文化进行抽象化、艺术化、符号化处理，变成具有抽象性、艺术性的菠萝文化符号，然后将其有机地融入园区各功能区和所有或主要的建设项目中，随着园区的建成，一个以菠萝文化为主题的美学农业园区就凸现出来了。
美学农业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准确地说，以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为主题，意味着当地的美学农业、特别是美学农业园区具典型性和不可替性。如上面提到的以菠萝文化为主题建设起来的美学农业园区，其他地区、包括其他非菠萝主产区都不可复制，即使复制，也会失去民俗文化和美学农业意义。这样意味着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美学农业，特别是建设起来的美学农业园区将各具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特色，从而使广大乡村成为千姿百态的美丽家园。
休闲农业在建设中、即使在园区建设中，开发的主题往往是随意的，抑或是没有主题，抑或是以某一不具有当地典型产业文化的作物为主题（如西瓜主题公园等），抑或仅考虑艺术性。即使是有主题，主要局限于主要或个别项目中，抑或处于浅层的文化开发、利用上。这样，发展的休闲农业、建设的休闲农业园区自然不具有典型性，或者可以说，具有复制性。这就是目前各地发展的休闲农业、建设的休闲农业园区十分雷同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美学农业的主题性不但赋予美学农业、特别是美学农业园区之灵魂，而且否定了休闲农业开发主题的随意性，弥补了休闲农业的缺憾，引导休闲农业朝着美学农业的方向发展。
2.3 美学农业的生产生活实物性纠正了休闲农业开发建设的非农性
美学农业和休闲农业都具有审美性、文化性、娱乐性和旅游性。但是，美学农业所发展的农业动植物，如水稻、甘蔗和蔬菜等作物，香蕉、荔枝和龙眼等水果，木麻黄、桉树和大王椰等树木，猪、牛和羊等牲畜，鸡、鹅和鸭等家禽，鱼、虾和蟹等水产品。不但具有审美性、文化性、娱乐性和旅游性，而且仍然追求高产优质，水稻仍在追求产量10 500，12 000 kg·hm-2，甚至13 500，15 000 kg·hm-2；所建设的农业生产设施，如沟渠、田园道路、林带、棚架、机井和田园房屋等，不但具有审美性、文化性、娱乐性和旅游性，而且具有生产性，作为生产之所需，有利于生产之发展。同时，美学农业不设置、建设纯粹为了审美、文化、娱乐、旅游的非生产性项目或设施，如乘凉用的亭子、观光用的观光台和游泳池等。 然而，休闲农业
却往往不同，所发展的农业动植物，不但不追求高产优质，而且不考虑正常产量，甚至仅将其作为审美、文化、娱乐和旅游的对象；所建设的农业生产设施，往往不考虑实用性和是否有利于农业生产，有的甚至仅仅作为审美、文化、娱乐和旅游的对象；更有甚的，还往往建设上面提到的非生产性项目或设施。休闲农业在开发建设上存在严重的非农性，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农业和其发展方向。
因此，发展美学农业，通过其生产生活的实物性，可极好地纠正休闲农业开发的非农性，遏制其对农业的背离，回归到农业的发展方向上。
2.4 美学农业的生活目标质量性超越了休闲农业开发目的的经济性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一样，生产的农业物质产品也追求产量、产值、效益；营造的农业景观也用来开发、旅游和赢利。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一样，都具有经济性。
然而，美学农业的终极目标却不是经济指标，而是生活质量，准确地说，其营造的农业景观，也就是生产的健美植株、美化田园和民俗化的村庄、生态化的自然，并不是为了旅游，游客，农业审美产品的上市、销售，而主要是为了生产者的本身，为了生产者生活、生产环境的营造，生活、生产内容的丰富，生活、生产价值的体现，总的来说，是为了生产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休闲农业则不同，其终极目标是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利用农业来发展旅游业，是农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的结合，是既创造农业产值，又创造旅游产值[14]；或者可以说，其利用的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结合的农业生产、农民活动、农村文化和农家生活，主要是通过游客的旅游需求、生活需求来实现产值、盈利，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娱乐需求，一句话，为了的仍然是生活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
因此可以说，美学农业的层次更高，超越了休闲农业，回归了农业的本质，实现了农业的生产生活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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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混合式教学；多维赋能；《中国建筑史》
1问题的提出
《中国建筑史》属建筑学专业理论课程，为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课程内容涵盖建筑的技艺、文史、艺术诸多方面知识，拥有理论、实践两大教学体系。一是作为理论课，使学生系统学习建筑理论，了解和掌握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特点和成就，培养其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和人文修养等综合素质；二是作为实践课，使学生学习建筑营建技艺，初步掌握本土建筑的类型及其建造方式，具备分析、评价、借鉴我国传统建筑典型实例构造方式和创作思想的实际能力，进而提升其建筑设计和实际动手水平。当下，随着建筑行业与学科专业的发展，各高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质量评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尤其需要开展注重能力培养的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学生正确地、创造性地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1]。显然，传统的中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大多难以达到课程所制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鉴于此，“教育观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由重知识走向重能力”[2]，课程赋能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2“多维赋能”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2.1“多维赋能”教学模式
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是要使学生“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3]；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所谓教学“赋能”，意即培养能力。就建筑学人才培养来说，即要着力赋予学生活学活用建筑史论，具备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等能力，践行“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3]的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建筑史》教学“多维赋能”何以可能？改革实际探索表明：在教学目标赋能、教学内容赋能、教学方法赋能、教学实践赋能、教学评价赋能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并收到预期成效。
2.2“多维赋能”教学改革与实践
2.2.1教学目标赋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2018版《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文件》也明确了建筑学专业建筑史本科教育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掌握中外建筑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基本史实，熟悉各个历史时期建筑的发展状态、特点和风格的成因，熟悉当代主要建筑理论及代表人物与作品；另一方面熟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既存建筑利用的重要性与基本原则，能够进行建筑的调查、测绘以及初步的保护或改造设计。课程改革立足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多维赋能在目标定位上下功夫，使建筑学应用型本科人才能力培养达到预定的毕业要求。2.2.2教学内容赋能中国建筑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内容赋能通过专题化教学来承担，以此加强学科专业关联性、提升教学计划灵活性、适应教学目标多样性，扩大教学资源开放性[4]，达到多维赋能的效率要求。教学内容分如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砥砺前行——中国建筑史序言。从建筑史代表性作品，到建筑、建筑学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综述厚重的中国建筑历史，进而汲取前人经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责任感；开启活学活用建筑史论至建筑设计的能动意识。第二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特征、演变、成就以及知识的表达。分为上栋下宇——中国古代建筑特征、源广流长——古代建筑发展概况、天人合一——建筑意匠3个专题。采用先线上预习，后线下讲授和研讨的教学方法。课后要求学生梳理、拓展所学知识，绘制知识点谱系图表，学习知识的整体架构、相互联系以及逻辑结构图文表达。第三阶段：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实例与价值。分为匠人营国、乡土中国、庙堂高远、华夏瑰宝、咫尺山林5个专题。内涵认知与体验、分析与解码、转译与思辨，并联系实际安排学生对古城绍兴等地的系列古建筑开展调查，提高学生对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价值认知度。第四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本土营造技艺的解读与体验。古建“文法”——宋、清建筑做法专题，在史论讲授、研讨的基础上安排学生搭建若干典型古建模型的实践环节，学生撰写小论文，并交流、分享实际动手操作成果与心得体会。第五阶段：近代中国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的传承、革新以及本土重构。对近代中国“西风东渐”建筑思潮开展课前线上导读和课堂讨论，探究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及其营造技艺以及中西方理念融合的当代价值和创新应用。课后布置建筑小设计作业，将古建思想和技艺在当代建筑的创新应用作为成绩的核心评价指标，最后完成分享、讨论、评价学生设计作品，同步师生教学反思。在以上教学内容设计中，引入现场考察、制作、设计；文献检索、论文写作、图文表达等环节，把更多的赋能训练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完成理论联系实际并向提升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转化。与此同时，教学还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德育赋能，突出思想引领和价值功能，探索立德与树人、育人与立才相统一的教育实践路径[5]。教学融入央视栏目国家宝藏中的“样式雷”视频，探讨“工匠精神”；融入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唐代佛光寺的过程，探讨“家国情怀”；尤其是在实践训练的过程中，让学生走进古村、古街、古镇，自觉成为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创新者。2.2.3教学方法赋能课程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基本取向开展教学方法改革[6]。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①，整合了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改变单一史论教学模式和传统作业形式，融入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改造、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等实际案例讲授，同时强化建筑实地调研、古建模型制作、地域建筑设计等实践环节，理论联系实际，有效赋予学生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的实践应用能力。就教学方法赋能而言，改革实践别注重运用以下几个方法的实际运用，培养应用型创新创造人才：一是自主学习法，在教师引导下，通过学生线上线下自主查询资料、选择学习内容、整合信息资源、研讨交流，提升专业高阶思维能力；二是团队合作法，学生自行选择成员组建实践团队，以团队合作形式进行相关建筑的考察调研、研讨交流、设计制作、成果展示，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创新创造思维、项目集体攻关能力；三是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除了增加课堂教学实践环节以外，还课内课外联动，借助第二课堂有效补充，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比赛，开展理论、实践、创新一体化运作，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应用、实践创新的能力（图1）。2.2.4教学评价赋能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教学评价赋能，需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不以卷面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把教学实践环节以及学生的实际能力纳入评价范围。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积极探索对学生自身能力纵向进步与发展的增值评价[7]。改革教学评价中加强赋能，则十分有利于提升专业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水平。首先，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为助力应用型人才培养，开展地域特色的建筑设计实践教学环节，从选题的创新性、理论知识转化应用、绘图质量、语言表达、视频效果等方面，对学生建筑设计能力进行评价考核。基于学生自我发展诸多个性差异，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是在教学评价中一一对应，帮助学生发现兴趣、挖掘潜力、发展特长、大胆创新。其次，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教学的全过程是在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进行的，具有生成性和发展性，学生求知的日常性、训练的自律性、成长的动态性，其本身蕴含着各种能力的生长，这就需要对其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在线自主学习指导、课内外能力实训、地域传统元素批判、设计创新思维形成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再次，开放式激励评价赋能。激励评价是一门艺术，特别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领导之间开放式互动。激励评价赋能展示的正能量，强调“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8]；而开放式相互激励评价，可创设出学生的能力感和自信感，进而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习氛围。
3实际成效与问题反思
篇7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外围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在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摄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区的人们前来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