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现状及对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老龄化现状及对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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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中西部 东北地区 老龄化 现状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养老问题将是中国人口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最重要挑战。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由区域人口的共同发展所创造的，而其产生的人口负债也将由区域共同承担。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

一、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老龄化现状

（一）四大区域老龄化进程加快，西部及东北地区程度加重

自2000年只有东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高于全国水平0.89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65岁以上人口比重均在7%以下，但是在2010年，四个区域65岁以上人口比重均在8%以上，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达到9%，东北地区达到了9.12%，超过全国水平0.2个百分点，超过2000年水平2.51个百分点。可见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这四个区域的老龄化程度在日益加重。

（二）四区总体及少儿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抚养负担最重

从总体来看，2000年到2010年这四个区域的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都呈下降趋势。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归因于0—14岁人口比例下降的程度大于65岁以上人口上升的比例。例如，东部地区的0—14岁人口比重在十年间下降了6.19个百分点，但是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十年间则上升了1.07%。此外，西部地区的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均为四个区域最高，也就是说西部地区的每一百个适龄劳动力要抚养26.25个儿童和12.5个老年人，这比全国水平分别多抚养3.95个儿童和0.52个老人。

这四个区域的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预示着潜在的后继劳动力的减少和适龄劳动人口负担比重的增加，这都会不可避免的使老龄化程度日益恶化，而且在2000年到2010年间，西部区域的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的增加比例仅为2.96%，远远低于其他三个区域与全国水平。

二、老龄化危害

（一）加重适龄劳动人口负担，使养老金财务状况恶化

人口老化也就是60岁或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加，根据我国的现行退休制度，这必然会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平均负担。Rosa Aísa，Fernando Pueyo和Marcos Sanso（2012）认为出生率的减少和预期寿命的增加逐步增加了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率，也使关于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财政增加。[1]养老更多的要靠社会，但是社会养老负担的加重，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二）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根据六普资料显示，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主要来自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全部生活来源的分别为48.3%、52.15%、50.14%和35.95%，其余的生活来源则来自于劳动收入，离退休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老年人口除了接受家庭养老外，离退休养老金是生活第二来源，但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口的第二生活来源则为劳动收入，可见家庭养老的功能在逐渐弱化。

（三）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胡鞍钢等（2012）利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索洛增长理论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不利影响。[2]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在不久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威胁，这将影响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三、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建议

（一）养老应社会统筹与个人积累并进，家庭与社区养老结合

社会统筹要与个人积累齐头并进，为包括各类职业养老金和私人储蓄的个人积累建立私人账户，保证养老基金管理的科学性与高效性。开发与逐步健全老年产品和服务专业人员市场，提升老年服务的多样化与高质化。建立并完善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辅助，公共福利设施养老手段为补充，社会保险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

（二）探索弹性退休制度，缓解养老压力

柳清瑞，苗（2004），孙玄（2005）等以养老保险收支平衡为出发点，覃福晓（2002）以妇女比男性早退休5—10年的政策的不合理性探索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的可行性。[3][4][5]在欧洲，政府也在努力说服选民延迟退休，以缓解养老压力和劳动力人口不足。Eric French， John Jones（2012）认为鼓励推迟退休的退休金改革应该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群的工作年龄，从而增加老年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增加了对未来养老金的贡献。[6]Rosa Aísa，Fernando Pueyo和 Marcos Sanso（2012）也认为退休年龄的延迟增加了对养老利得的贡献率，同时有利于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支撑。[7]而根据我国的国情，随着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为了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应该探索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

（三）走地域特色的“产出性老龄化”之路

1982年由美国学者巴特勒提出的“产出性老龄化”（也称“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发展战略，强调老年人的市场价值。我们要倡导地域各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确保人们进入老年阶段后仍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同时引导老年消费群体需求与地域特性相结合，比如西部地区要将民俗文化考虑其中。各区应该加快开发老龄产业，使“银发经济”将成为其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均衡性， 我们要通过积极探索地区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积极应对老龄化，抑制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激发出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化挑战为机遇， 寻求“老龄时代”的“人口红利”。

注释：

①中国的四大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西），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参考文献：

[1]Rosa Aísa，Fernando Pueyo，Marcos Sanso. Life expectancy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J]，J Popul Econ （2012） 25：545—568

[2]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 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J]. 人口研究，2012（3）：15—24

[3]柳清瑞，苗.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推迟退休年龄策略研究[J]. 人口学刊，2004（4）：3—7

[4]孙玄. 关于退休年龄的思考[J]. 人口与经济，2005（3）：67—71

[5]覃福晓. 男女退休年龄的法理思考[J].学术论坛， 2005（5）：142—146

[6]Eric French， John Jones. Public pensions and labor supply over the life cycle[J]，Int TaxPublic Finance （2012） 19：268—287

[7]Rosa Aísa， Fernando Pue-

yo， Marcos Sanso.Life expectancy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J]， J Popul Econ （2012）25：54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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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对养老保障制度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分析 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 浅析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可持续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分析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的养老保障 老龄化对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浅析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其对策 老龄化“高压”下的养老保障制度及其相关研究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对策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亚洲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 承德市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研究 人口老龄化影响下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浅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养老制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7]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67.

[8]郑功成，实现全国统筹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刻不容缓的既定目标[J]理论前沿，2008，（18）12-15.

[9]穆怀中，中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M]沈阳？押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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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替代率；省级统筹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2.5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2-128-02

一、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一）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的共同背景，我国于2000年老龄化率达到6.69%，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规定 7%的老龄化水平。黑龙江省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于2005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率达到7.58%，比当时全国老龄化水平低1.49个百分点。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黑龙江省总人口为38312224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318.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32%，比全国老龄化水平低1.1个百分点。2011年黑龙江人口老龄化率稍有下降，达到8%。同年黑龙江省的总抚养比，即少年儿童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为24.58%，低于全国34.4%的平均水平。与南方沿海城市相比经济欠发达，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较晚、老龄化程度也较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小。但据有关数据显示，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进一步恶化，2020年老龄化率会上升到24%，到2060年黑龙江省老龄化将攀升到73%的水平[1]。

（二）黑龙江省的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1.步入老龄化社会较晚，发展速度较慢。黑龙江省于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为7.58%，仅高于国际标准0.58个百分点。根据全国统计年鉴数据资料显示，进入老龄化社会后，黑龙江省老龄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年增加0.148个百分点，到2010年老龄化率达到8.32%。

2.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渐趋高龄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近年黑龙江省的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不断增加，2008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 353万人，其中80岁以上人口37.4万，占比10.6%，与2001年相比80岁以上人口增加15.1万、0.9个百分点。

3.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代际抚养压力增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人口出生率只降不升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逐年增加，使年轻人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期间虽有波动，但总体趋势仍然是上升的[2]。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5年黑龙江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8%，2008年增加到11.48%，2011年则增加到9.96%。

4.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3]。城市老龄化水平低于农村老龄化水平，除了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加的原因外，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务工加大了农村本地的老龄化程度，同时外出务工人员参加流入地的养老保险，缓解了城市的老龄化压力。

二、黑龙江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问题分析

（一）养老金替代率较低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退休人员所领取的退休金与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养老金替代率可以衡量一定时期的社会保障水平，它的确定不仅受到工资和价格的影响，投资回报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产生影响。国际劳工组织规定，退休金的最低支付水平为退休前工资的40%-50%。表1是我国与黑龙江省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对比图，可知就全国而言，虽然受老龄化的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呈逐年增加趋势、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只增不减，但全国养老金替代率的水平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与此相比黑龙江省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呈逐年波动下降趋势，2004年养老金替代率为56.7%。到2011年下降至50.8%。如果养老金替代率持续降低，将不能为退休者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这有违社会保障人们最低生活水平的初衷。

（二）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

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实行全国统筹是进一步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要求。就全国而言，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尚未实现全国统筹；就地区而言，只有少数地区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黑龙江省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实现了省级统筹，但省内养老金调剂力度不大，基金的统筹和调剂主要集中在省一级，各市县的积极性调动不够，于是形成了企业依赖政府，下级依赖上级，相互推脱责任的现象。统筹层次低，使得基本养老金分散管理，资金不能在地区间、不同年龄结构间流转，必然破坏养老保险自身的平衡，影响了基础养老保险功能的发挥。首先，在黑龙江省不同人群享受的保险待遇是不同的。养老保障水平最高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其次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最低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部分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只能领55元养老金。这些养老保险项目之间缺乏统一的制度协调机制，待遇水平难以衔接，引发许多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其次，不同县市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水平不同。一般市级区会比县级区保障水平高一些，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最后，劳动力流动后的养老保险关系接续问题复杂。劳动者工作调换后，其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相应部分的资金都要随之流转，各相关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需要为之付出管理成本，这是效率的流失。

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不仅影响了养老保障制度的整体效应，阻碍了劳动适龄人口地区间流动，而且破坏了“以人为本、人人平等”的原则，使各类人员的保险待遇水平参差不齐，不利于全国养老保障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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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　养老保障　南通

    莫尼汉(Moynihan)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可见，养老保障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间题日益突出。南通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濒江临海，自古为“崇川福地”，今有“长寿之乡”的美称。作为中国沿海的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在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上同样也面临着挑战。

1农村养老保障的性质

    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养老保障是一种公共物品，其实并不全然如此。经济学家对公共物品的定义比较多，其中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理论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54年，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提出“公共物品”这一概念，他认为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即每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个人消费的减少。通常而言，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非排他性。这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或者很难将不付费的消费者排除在公共物品的收益范围之内。一般而言，公共物品一旦提供给社会中的某一个人，社会中的其他人也都可以从该物品中受益。(2)非竞争性。即公共物品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不需要追加任何生产成本，“某个人或厂商对公共物品或劳务的享用不排斥也不妨碍其他人或厂商享用该物品.也就是说.增加一个消费量的边际成本等于零。”此后，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指出，萨缪尔森所定义的公共物品只是少数的纯公共物品，他认为公共物品是“出于某种原因，有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并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或服务”。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的物品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被称之为“准公共物品”。

    考察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其实现方式有三种: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由于实现方式的不同，农村养老保障的性质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并非就是单纯的公共物品。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由于其提供主体是私人，并且具有排他性，所以属于私人产品。社会养老是指由社会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的职责，社会养老保障的提供主体可以是集体，可以是商业组织，也可以是政府。其特点也是不同的:集体提供的养老保障其范围比较小，对象比较集中，且每增加一个人会使整体成本增加，或是降低原有成员的福利，可以看出是具有半排他性的，是准公共物品。商业组织提供的养老保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是具有非排他性，所以是公共物品;而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障范围比较广，同样具有非排他性，也是公共物品。

2南通市农村养老保障现状

2.1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农村老年人口激增

2000年时，南通市65岁以上人口为943 453人，占总人口的12.03 % ; 2001年，南通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2.3 %。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同期江苏的9.1%与全国7%的水平，与同期美国的13%接近，也与其他发达国家的14%差距不远。截至2005年11月，南通市共有常住人口734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5.12 %。这表明南通市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速。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就被称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地区)。据此，南通市人口年龄结构已进人老龄型。据预测，南通市老年人口在未来30年时间里将快速增加，到2036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15万人，是2000年的2,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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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减少　老龄化　人口结构　综合国力　人口策略

作者简介：田香兰，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107－15

基金项目：2011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TJZZ10－098)。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这种情况将长期持续下去。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再生产，就谈不上综合国力。现行的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口增加为前提的，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必然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矛盾，从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削弱综合国力。

一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日本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考察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时，可以运用人口规模、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等指标，而考察人口老龄化现象及趋势时，可以运用老龄化率、老龄化速度、平均寿命等指标。

(一)日本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分析

从人口规模来看，2004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2779万，达到高峰，2005年减少到1亿2777万，比上年减少2万人，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人口减少现象，日本开始进入人口减少阶段。今后，人口将持续减少，到2055年将减少到8993万，到2105年减少到4459万(参见图1)。由于人口规模的变动具有再生产惯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为止，也很难改变人口减少趋势。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力人口也明显减少。2008年，劳动力人口为6650万人，但到2050年，将减少到4228万人(预测数据)，相当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图2显示了日本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总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称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数量会维持现状。195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7，由于创历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称作“1.57冲击”。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续，2005年再次创造历史最低水平，降到1.26。此后，2007年虽增加到1.34，但仍然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出生人数(参见图2)来看，第一次婴儿潮时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数为270万人，而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为210万人，但到了1975年减少到190万人。此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1985年为143万人，2005年为106万人。2006年，虽有所增加(109.2674万人)，但到2007年(108.9818万人)，又减少了2856人。日本已进人人口减少的循环当中。

(二)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趋势

196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为25.6％，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为68.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为1:11.2，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岁所占的比例为66.1％，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

人口老龄化率(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日本于1970年老龄化率达到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2005年达到20.5％，进入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1亿2743万人。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创历史新高。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据日本《2009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预测，到205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参见图1)。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平均寿命来看，195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7.7岁，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9.6岁、女性达到86.05岁，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长寿国之一。

二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影响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一场国家危机，将严重削弱其综合国力。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笔者主要从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中选取了几个影响因素。

(一)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1、综合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

衡量一国实力最常用的指标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条件和人口等。经济、军事、科技、自然条件、人口等是物质形态的，可称为硬国力；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态的，可称为软国力。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汉斯・摩根索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来创造和供应综合国力的物质工具，它显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丰富的人口资源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能力，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综合国力是前三者相加与后二者相加的乘积。

从国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显著减少意味着综合国力的下降。而且人口减少，经济实力也会随之下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了综合国力基础调查。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提出了由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三个层次立体构建的综合国力评估体系。2004年，日本内阁府报告指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直接影响综合国力及社会活力。”同年7月，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发表了《关于人口减少与综合国力的最终报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综合国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经济价值创造力、国际社会应对力等三个部分组

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综合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的评价体系包括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五个直接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四个影响要素。国情决定其综合国力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是其最大的国情，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考虑人口因素较多。

2、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人口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人口作为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考察人口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口数量，还要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因素。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尤为重要。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国防提供更为雄厚的人力基础。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过大，就可能会出现社会生产劳动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况，从而对经济建设和战争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任何国家，只要人口减少，人力资本总量也会减少。一旦人口减少，从宏观上看综合国力会缩小。科技的进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产。人口状况最终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双重压力下，日本面临综合国力日趋衰弱的局面。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3.3％，排在第五位。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缩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预计到2050年所占比重将下降到1.0％(第18位)。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减少，意味着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力削弱。中国与日本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日本的6.6倍，1995年为9.7倍，2050年将增加到15.1倍。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

(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与综合国力

根据上述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从人口角度，笔者选取了其中六个对日本综合国力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价值方面

短期经济预测关注的是需求层面的变化，而长期经济预测需要关注供给主体。一般预测长期经济活动需要以20～50年或更长时间为对象，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供给主体受到关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使劳动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减少，竞争力削弱，抑制经济发展。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及优良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及创造经济价值能力受很大影响。虽然可以利用老年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老年人的流动偏好低，直接影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阻碍经济发展。日本劳动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根据推算，到201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比2005年将减少400万，GDP增长率被拉低0.4个百分点。有预测说，到2030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将比2000年缩小15％。GDP减少，内需也随之缩小，内需规模缩小，导致各种产业基础削弱，储蓄率下降，影响投资所需资金。财政状况恶化，政府的长期投资减少。而企业投资又主要依赖国内储蓄，因此假如中长期国民储蓄率下降，企业将很难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及产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其创造经济价值能力，进而削弱综合国力。

2、国际影响力方面

国际影响力与人口及GDP规模密切相关。日本人均GDP从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20年来，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明显下降。1990年，日本在东亚拥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业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东亚所占比重下降为人口6.7％、GDP52.6％、制造业GDP55.3％。日本GDP缩小，政府开发援助规模随之减少，很难维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ODA的规模大幅度扩大。但进入90年代，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长期低迷，财政困难，日本政府不仅改变了ODA的政策方针，也修改了援助条件。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规模近年降至第五位。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合作局及其他四个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冻结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外务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政府公共债务负担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贷款规模。ODA规模的缩小再次印证了日本综合国力削弱，也说明日本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

3、可持续发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变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不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续的需要，也是保持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及急剧减少将削弱综合国力。2005年，日本国情调查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32个道县人口都在减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62271个人口过疏村落中有2643个村落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由于税收减少，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难运行，基础设施投资受阻。由于耕地荒废，交通通讯落后，过疏地区的农地和森林很难维护，粮食生产、防止灾害等问题颇多。市町村负责的护理保险、国民健康保险等难以维持。而上述地区的风俗文化、自然遗产也面临无法传承的局面。

4、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稳定方面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使其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诉求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联合政权的上台，表明了“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是刚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财政侵蚀防务支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军事开支，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其战争能力。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中位年龄投票人也趋于老龄化。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龄为40～49岁年龄层，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岁年龄层，到2040年后，将增加60～69岁年龄层。由于老年人的发言权增加，日本政治将更加趋于保守，政策焦点也将集中在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上。此外，从民族结构的变化上看，虽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体地位，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加。上世纪80年代为止，移民不过60万～70万人，但到90年代，超过100万人，到2005年超过200万人。1990-2005年的15年间，增加了1倍。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为0.6％，到2005年，增加到1.2％。日本政府担心这将会影响到日本人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政府既希望用引进外来劳动力来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又担心移民增加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国家稳定。

5、国民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费用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儿童补贴及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提高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突出民生主义，强调收入再分配，但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对抚养人口的分配，意味着对劳动力人口的分配减少。尤其是抚养人口分配升高，不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对财政也带来巨大挑战。如果养老金及医疗费用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国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有可能超过其负担能力。2008年，日本的国民负担率为40.6％，潜在的国民负担率为47.5％。这说明国民负担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另外，2008年，国民养老金保险实际缴纳率低于50％，而国民健康保险未缴纳率超过10％。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其缴纳各种保险费用的能力。

6、国家发展方向选择方面

日本国家发展正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第一次是军国主义武力扩张(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国优先发展经济(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谋求政治大国(1983～2009年)。

在第三次国家发展方向选择上，日本全然不顾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选择了走政治大国道路。事实上，人口增长为前提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已被人口减少的低速甚至负经济增长模式代替。因此，综合国力逐渐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适合走政治大国道路。第四次日本国家发展方向转型从2009年执政开始。政权已提出“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增长战略”。“新增长战略”需要以人力资源为依托，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国家发展模式成功转型的有力保障。保持综合国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国一条路，只要符合国情，民生优先，将人口制约条件转变为发展杠杆，仍然可以保持综合国力。通过采用适合于少子老龄社会的制度、技术、服务，照样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国家发展模式。

三　阻止综合国力衰退的三种人口政策及效果

对于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如何保持综合国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消除人口问题对综合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不得不同时推进三种不同政策，即：“防止人口减少政策”、“适应老龄社会政策”，以及“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

(一)防止人口减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实施“防止人口减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会经济体系。为了防止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儿休假法》，1996年规定育儿期间可以得到25％收入补偿以及免缴社会保险费。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建设省等四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天使计划”。1997年，人口问题审议会发表了《少子化报告书》，开始认真考虑少子化问题。1999年，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促进阁僚会议”，制定了《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并根据此方针制定了新的“天使计划”(2000～2004年)。此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2004年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

2009年，上台后，非常重视养育及教育问题，制定了多项措施。具体政策为：(1)增加各项补助。增加生育一次性补贴(55万日元)；到中学毕业为止，每年给每个儿童补贴31.2万日元(平均每月2.6万日元)。为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实施高中生学费减免制度，在大学设立奖学金。(2)放宽对幼儿园、保育园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企业投资幼儿托保设施，实行弹性产假，营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儿环境。(3)扩大教育需求，发展教育产业，广泛接受外国留学生，推动民营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加强理工科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虽然针对出生率下降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上台后，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援家庭育儿上，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实施了儿童补贴政策。但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儿童补贴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增加儿童补贴，只能适当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担，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家庭收入减少的问题。养育成本上涨、家庭收入减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男性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参加工作是必然趋势。因此，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为女性创造工作家庭兼顾的社会环境上。但日本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效实施“防止人口减少策略”的体制保障。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产业结构(服务业的扩大及雇佣的不稳定)及家庭结构(女性就业、家庭不稳定)的变化，福利供给的三极结构(国家、家庭、市场)发生了动摇，国家的福利供给功能下降，家庭负担增加。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福利、企业经营体系，适应女性平等参加工作的社会。同时，还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务设施，实现保育服务社会化，让更多的民间企业及非营利团体参与这项事业。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工作及家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率低的问题。

(二)适应老龄社会的政策

1、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号)，并根据该法第9条至第13条，就“就业与收入”、“健康与福利”、“学习和社会参与”、“生活环境”、“调查研究”等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方针。内阁府、总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具体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内阁府下设老龄社会对策会议，协调各省厅的具体计划，从宏观上综合促进老龄社会政策。总务省下设老年人对策室和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老年人对策室主管老龄问题，主要调查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并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提出老龄问题的对策建议。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问题。通过制定和实施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向契约制度的转变，消费者可以根据“契约”自己选择服务方式。

2、加快发展老年人福利事业

日本实施以全体老年人为对象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厚生劳动省作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组织实施老年人福利发展规划。1986年制定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计划》(黄金计划)，1994年制定了《新黄金计划》等。为发展老年人福利，积极增加各项资金投入。在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成立了社会福利协会、非营利性组织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在福利供给上，扩大民间企业的参与，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多样化。民主

党政权确定的“新增长战略”中提到发展医疗护理和健康相关产业。主要措施有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扶持新药品和医疗护理技术研发，开发和建设无障碍住宅，开展新型居家服务，填补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加强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收入、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十年来，实现了“行政措施”向“契约制度”的转变，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在适应人口老龄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巨额财政支出。2007年，日本社会保障支付总额为91.4305万亿日元，占GDP(374万亿日元)的24.4％。而GDP增长率仅为0.3％。社会保障支付额中与老年人有关的支付为63.5654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69.5％。按具体领域来看，养老金支付为48.2735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52.8％)、医疗支付为28.9462万亿日元(31.7％)。日本财政已不堪重负。因此，财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实施“适应人口老龄社会策略”的资金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增加。为了阻止债务的持续增加，必须增加分母即GDP。通过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缩小财政赤字，实现财政重建。除了做大分母之外，还需要缩小分子，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推测，假如落实的竞选公约，国债总额将从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0年的243％。因此，只要不缩减社会保障支出，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财政重建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实现财政重建的途径并不是缩小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而是提高消费税。但是，为了得到国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费税的名称改为社会保障目的税。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会弱者，不应把全体老年人当做社会弱者，用巨额的社会保障财政供起来，过度保护老年人。应为老年人营造创业及再就业的环境，使其发挥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适应人口减少社会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政策，促进女性就业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与男性平等的劳动力，禁止就业上的歧视，此法成为女性劳动力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很多女性倾向于育儿任务完成后再就业。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业制度》和《劳动省关于确保男女雇佣机会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具体内容为包括确保在就业方面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顾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时间制工作、提高女性地位、开发女性能力等。具体措施：(1)通过女性重返工作岗位计划，对女性进行普遍的技能训练，使女性可以寻找离家近的企业上班，让女性可以灵活地在企业之间流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机会成本；(2)改变工资体系，采取同工同待遇，减少女性的收入损失；(3)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方便出入。另外，通过制定《劳动者派遣法》、《短时间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为女性再就业提供方便。

2、修改移民政策，吸收外国劳动力

2005年6月，法务省设立了“促进多文化共生社会研究会”，2006年3月总务省也召开了“多文化共生研究会”，提出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在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的基础上，平等生活。过去，日本移民政策强调“同化”，而现在强调“共生”，并采取提供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措施保证外国人在日本就业及生活。“外国人才交流推进议员联盟”提议，今后50年内，日本应该向“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过渡，使移民人数达到日本总人口的10％，即1000万人左右。该机构还建议制定专门的移民法，以明确移民国家的理念，并设置移民厅负责相关事务。

3、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促进老年人就业

2004年6月，日本政府重新修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实施继续雇用制度。《老年人就业稳定法》是日本应对老龄社会所制定的法律。《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所有企业都有义务雇用老年人。从2006年开始，企业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提高到65岁。企业可以从以下三种形式中任意选择一种：(1)废除退休制度，不以年龄为理由终止劳动合同；(2)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采用65岁退休制度；(3)采取“延长工作年限制度”以及“再就业制度”，确保65岁为止的雇用。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之后，到退休年龄后仍被继续雇用的人数，从2005年的12万人(48.4％)增加到2008年的31.6万人(73.3％)。《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不仅有效保护了老年人的权益，也促进了老年人就业。

“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女性及外国劳动力。日本政府为促进老年人及女性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社会及企业雇佣意识尚未发生变化，老年人及女性只能从事短期劳动及临时劳动，无法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特别是老年劳动力创新精神减弱，劳动生产效率不高，也影响再就业。而女性由于习惯在结婚后辞掉工作，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职业培训，无法挖掘女性劳动力的潜力。因此，日本单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源难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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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州市；老龄产业；老龄市场

二十一世纪，世界人口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三大人口问题之一。广州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程度高、长寿化显著的城市之一，据预测，2015年末，广州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40万人，比 2010年增加24万人，增长21%；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将超过 16%，比2010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广州市已进入老年型社会，尽管广州市发展很快，但其人口老龄化特征依然没有避免全国的共性，即“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不仅有利于老龄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研究广州市老龄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现状

迄今为止，老龄产业在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的定义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老龄产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横跨第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是专门为老年人生产和提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业的集成或集合” 。老龄产业又被称为“银色产业”，“银发产业”和“银龄产业”。

目前，由于我国厂商多注重青少年和儿童人口的市场需求，而巨大的老年人口的市场需求则受到压抑，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多是老年人营养品、保健用品，其他类型的适宜老年人群的服务产品比较缺乏。广州市的老龄产业发展同全国的的整体情况差不多，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仍然没有形成全面发展的局面，产业发展相对集中在营养品和保健用品的开发上，但广州从90年代以来老龄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总体上已经领先于全国的发展水平。广州大多数的老年服务企业都是市一级的老年人服务企业，面向的是全市的老年人群体，这些企业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服务规模更大，服务水平更高。但是，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仍然滞后于广州整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广州市老龄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国内发展比较好的南京、大连、上海等城市缺乏自己的特色，存在一定的差距，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特别是在满足多样性的老年人服务方面。

二、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产业规划指引，老龄产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学术界，都一致认为老龄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但直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的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尚未出台，各省、市更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广州市也不例外。由于缺乏行业指引，相关部门在老龄产业的市场准入，产品生产标准以及监管等方面缺位，广州市老龄产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一些老年日用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而真正适销对路的老龄产品供给不足，老龄服务市场、老龄旅游市场以及老年人住宅市场亟待开发。

（二）民间资金进入不足，老龄产业发展滞后。

尽管老龄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老龄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市场上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却严重供给不足，老龄产业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于庞大老龄人口的发展。由于政策不明朗，政府对老龄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又加上已有的优惠政策没有落到实处，很多企业家对是否进入老龄产业还处于观望状态，民间资金进入不足。以养老机构为例，目前广州市10区2县级市有养老机构166家，其中，民办养老机构仅有61家，占了不到四成。近几年来，随着原材料以及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民办养老机构遭遇发展瓶颈，想提价却困难重重，如果广州市政府不加大补贴力度，这些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将难以为继。

（三）产业发展专业化人才不足，缺乏高素质人才。

在老年用品上，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少，很多老年用品都是模仿国外，老龄用品市场没有吸引到高科技人才。而在老年服务业上，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目前，广州市专为老年人服务的护工一般都是“50、60”成员，而80后、90后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涉足这一行业。在文化层次上，护工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是小学毕业。由于社会上对护工存在偏见、工资水平低，护理专业的学生很少进入老年服务市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老龄产业的发展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撑。

三、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出台产业发展规划，指引老龄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广州市有专门针对老龄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但缺少对老龄产业发展的指引。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促进老龄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广州市政府应在全国出台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后，尽快出台针对广州市老龄产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以使广州市老龄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提供并落实政策优惠，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老龄产业。

要使社会资金真正进入老龄产业，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老年人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第二，加大宣传力度，改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第三，落实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优惠，使优惠政策既能看得见，更能用得着，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第四，加大对老龄产业的扶植力度，从融资、税收、用地等多方面着手，鼓励社会资金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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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长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一）老年规模扩大，老龄化呈加速态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天长市老年人口增长迅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1990年天长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0194人，占总人口比重为8.98%；2000年增加到69954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84%；到2010年达到92705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37%。从增长趋势看，前10年增长46.6%，增加了1.98万人；后10年增长53.4%，增加了2.27万人。

国际上，通常把人口年龄结构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初天长市人口的年龄结构类型处于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阶段，2000年已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老年型结构更加凸现。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从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的时间，而天长市老龄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10.6%，只用了20年时间。

（二）老年人口仍以低龄为主，但高龄化趋势明显

2010年，天长市9.27万老年人口中，60-79岁有8万人，占86.3%；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1.27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比重的13.7%，低龄老人占主体。但高龄化呈加快趋势，与2000年相比，高龄人口增加6460人，占老龄人口比重提高了4.78个百分点；比1990年增加了10061人，比重提高了8.44个百分点。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

天长市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这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历程常见的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的特点不同。2010年天长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城镇常住人口为32.46万人，农村住人口为27.83万人。城镇60岁及以上人口39481人，老龄人口比重为12.18%；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51750人，老龄人口比重为18.60%，高于城镇6.42个百分点，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这也是农村人口中老龄人口比重高的原因，显示出农村养老问题更加突出。

（四）老年人口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女多男少

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4.43万人，女性4.84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为91.7；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女性8074人，占63.6%，性别比为57.3；百岁老人性别比仅为25.0，百岁男性老人明显少于女性。

（五）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

本世纪以来，天长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的辐射力、吸引力和人口聚集力不断提升，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同时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出生率持续降低，引起天长市劳动力人口总抚养比有所上升。

“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天长市总人口总抚养比，由1990年的38.92%上升至2000年的45.60%、2010年的45.07%；少年人口抚养比由1990年的31.46%、2000年的33.17%降至2010年的22.76%；老年人口扶养比由1990年的7.46%，上升至2000年的12.43%、2010年的22.31%。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天长市人口老龄化正呈现加速发展，并日益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农村需要照料的老人比例呈高发态势。

（一）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影响到经济发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必然造成劳动力减少，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普查资料显示，天长市16岁以下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如15岁10764人、14岁9450人、13岁7640人等等，加上劳动力人口外流，势必导致该市新增劳动力人口逐渐短缺。

（二）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社会养老压力增大。

一是养老保险压力剧增。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养老金缴费者逐步减少，领取者逐渐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直接冲击着养老保障制度。二是医疗资金需求膨胀。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在医疗方面的支出也远远高于年轻人和中年人。除了医药费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高龄老人会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照护服务和相应的资金支持，对公共医疗和公共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普查资料显示，全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退离休养老金生活的只占9.80%，但依赖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67.71%，还有3.47%依赖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

（三）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大量“四二一”家庭，一对夫妇要供养4个老人，不论是家庭的经济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传统的养老模式已不能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普查资料显示，天长市60岁及以上的单身老人户有4118户，一对老年夫妇户有26895户，约占全市家庭户总户数的17.2%，这是一个庞大的独居或空巢老人群体。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目前天长市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时期，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还将加剧，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并将成为影响天长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社会赡养能力

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压力。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属于先富后老或边富边老。而天长市老龄化则提前来临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加快发展经济，要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只有“蛋糕”做大了，很多事情才有能力妥善的解决。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以获得足够的财政储备，提高社会赡养能力。

（二）强化全社会养老服务功能，提倡全社会养老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在现阶段亟须建设“梯度”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混合养老等方式并存，提倡全社会都来关爱老年人，赡养老年人，因地制宜解决养老问题。应充分挖掘社区资源，发挥社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优势，建立多家庭互助联合体，组建养老照顾网络，互帮互助，也可以法律咨询、婚介以及康乐中心等方面的服务，不断完善服务项目设施、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健全服务网络。发展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由专门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如老年人托护中心、心理咨询与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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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征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市2010年底总人口862.7万，65岁以上人口61.76万，占×市总人口的7.16%，已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发展阶段。根据2010年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市的老龄化程度仅比上海市低三个百分点，而不同于上海这个有“东方明珠”之称的沿海发达都市， ×市“未富先老”将面临前严峻的老龄化局势。

（一）老年人口规模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以及20世纪中后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普遍推行，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2010年底，×市65岁以上老年人61.76万，占 ×省老年人口总数的7.9%。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市虽作为中部二线城市，随着 ×市政府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及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我市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增长为74.83岁，比十年前增长了3.43岁，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得出生率大幅下降。×市201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市总人口7.16%，人口老龄化高于 ×省0.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老龄化形势严峻。

（三） ×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

×市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呈不断加快趋势，65岁及以上老人在1980年-2000年每年递增2.4%，2000-2010年为3.8%，增速达1.4个百分点。数字表明，×市老年人口不但在绝对量上呈上升趋势，更主要的是增长速度的逐渐加快。

（四） 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市200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占本市老龄人口的10.05%，而到了2010年该比重则上升为12.38%，这表明×市高龄老年人所占比重在不断增大。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市在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尚不发达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一）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适龄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着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其后果是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劳动人口的稳定供应，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比重加大，劳动适龄入口数量减少与比重下降。预计到21世纪中期， ×市劳动力数量将有近1/4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

（二）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被赡养人口的增加必将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当我市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际抚养比就会出现大幅度提高。未来我市家庭现阶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个成年孩子将负担6个长辈。虽然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有助于缓解家庭负担，但这一模式的家庭抚养比重仍将影响我市年轻劳动力的收入支出。

（三） 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人均寿命延长，几十年的低生育率和我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未富先老”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结果必然会提高社会负担系数，使社会负担加重。而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补助等社会保险项目的社会保障资金征收困难更加剧了政府在养老等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压力。

（四）养老院数目少致使养老矛盾升级

×市现有老年人100万，而养老院有仅有54家，其中公立养老院31家，床位8000多张。和十二五规划要求相比，×市养老床位还有一半缺口。 更为严峻的是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私立养老院虽然能提供较好的环境但高昂的费用使很多老年人望而却步。

三、解决×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对策

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必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战略性问题，我们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应对，做出正确的战略性选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应对之策。

（一）积极发展经济，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难题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应对人口老龄化局势，发展经济是关键。只有尽快提高我市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抚养老人的各种需求，被用来进行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物质财富才会充足。应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使更多人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社会保障的实惠，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二）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积极开发老年产业 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可以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毕竟老年人口并不是纯消费者，他们中间仍有一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劳动经验和知识积累相对丰富，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发展。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为了满足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对商品、服务和劳务等消费越来越多样化。随着老年人口的逐年增加，其需求也会日益增长。这时，市场机制将引导社会资源不断向开发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用品、医疗产品、保健用品，以及老年大学、老年旅游等产业转移，尤其是在高龄老龄化阶段，社会对满足老年成员的消费需求将明显增大。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提升老年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三）尽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全方面服务的新型养老体系

1、新型养老体系应该以家庭养老为基础

从总体上讲，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因此我们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同时，我们也应看到，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同时，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重礼节、讲孝道的民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天伦之乐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因此，家庭养老的功能虽然不断弱化，但目前仍是我国养老的基础。

2、 新型养老体系应该以社区养老为依托

社区养老是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基层组织为主导，强调政府、社区、家庭、个人等多方参与，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全方位服务的养老模式。这一模式符合人们居家养老的思想诉求，同时又能解决家庭无人照料的难题。目前全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提供老人餐桌、上门义诊以及大庆市打造的十分钟养老功能服务圈等等。

3、 新型养老体系应以机构养老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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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

老龄化现象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带来了诸多影响。首先，大量的老年劳动力退出劳动市场，使得劳动力资源减少，极大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庞大的老年人有着多方位的需求，国家用于供养老年人的公共支出不断增加;再次，快速的老龄化考验着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并且养老金支出常显赤字，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养老，使得家庭养老负担非常沉重。可以说，过早步入老龄化社会，对我国来讲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才资源匮乏，社保体系不健全，这要求我们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的潜能。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相当一部分人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高超的技术水平，卓越的管理能力，广阔的人脉关系，极具开发价值。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寻我国老年人力开发的途径，不仅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弥补人力资源的缺口，减轻家庭负担。促进老龄化积极和健康的发展，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从广义上而言是指一个社会，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日益提高，也就是群体的老化问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21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国老龄化速度超快，老年人口数量巨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地区老龄化与城乡老龄化差异较大是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主要特点，现阶段的人口年龄比例正是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黄金”时期，70岁以下的老年人比重大，具有很大开发潜力。

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据预测，2050 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男性将达到 73.65 岁，女性为 79.01 岁。受退休制度的影响，我国的老年人口不断膨胀，其中有大量可供开发的老年人力资源。截止到 2010 年 11 月 1 日，仅60-64 岁低龄老年人就有 58816996 万，这部分人处于低龄老年阶段，刚从工作岗位上走下来，思想观念较新，也具有继续就业的热情和能力，如果将其充分利用，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1.有助于弥补人力资本缺口。

当前，我国的人才资源结构十分不合理，低层次人力资源有富裕，而高层次人才资源十分匮乏。据统计，我国离退休人员中的科技人才占全部科技人才中五分之一，两院院士大多数也超过 60 岁。让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有助于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定位，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肯定与尊重。同时老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减轻晚辈的压力，老有所用，这是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2.有助于促进积极老龄化。

离退休使得老年人停止了职场生活，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在生理和心理上达到老年阶段。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改善其晚年生活。帮助老年人在社会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能够有效避免不良情绪的产生，还可以帮助老年人开发新的人脉圈，赢得尊重感和满足感，有效避免了“退休综合征”的产生。

三、河北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1.老年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我省老年大学有2000多所，在校学员超过15万。开设声乐、电子琴、钢琴、二胡、葫芦丝、萨克斯、民族舞、模特、楷书、行草书等专业。另外还成立戏剧团、艺术团、书画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组织，极大的充实了老年人的生活，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河北省逐步推进“终身学习”大有帮助。

2.退休干部继续发挥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66万离退休干部中，在农村发挥作用的有5万多人，其中担任顾问、党支部书记或委员职务的老同志共有1800余人。省委书记周本顺专门批示，要求大力宣传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担任顾问13年的离休干部张士英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省离退休干部向张士英同志学习。在全省离退休干部中迅速掀起关注农村、支援农村、深入农村、建设农村的热潮。

3.老年人积极参加活动。

为丰富老年人的社会文化活动，政府加大了对老年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老年人的教育投入，例如总投资6000万元人民币，占地120亩的老年活动中心在石家庄市龙凤湖畔建成。这里的老年人拥有了一座专属于他们的江南风光游乐园。这个老年活动中心由南派园林设计大师李政设计，依龙凤湖湖光山色的自然优势建成。游乐园给老年人提供一处集休闲、修养、修身为一体的活动场所。

四、河北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1.开发程度低。

河北省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从深度上和广度上看都是很低的。老年人离退休之后继续从事社会工作的很少，在业率较低，河北省老年人在业率尚未超过 50%，老年人力资源的闲置情况十分严重，开发程度低。

2.就业行业不平衡。

根据 河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业老年人的就业领域集中在农、林、牧、渔和水利业，这几个行业的在业老年人占全部在业老年人的 91.13%。也就是说第一产业的在业老年人占全部在业老年人的 91.18%，第二产业为 2.91%，第三产业为 5.91%。

五、河北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1.政府积极引导，创造良好环境。

政府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应该发挥导向作用，积极引导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努力创造合适的社会环境，不是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全部包揽。把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纳入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有利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法律和法规制度;适时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和弹性工作时间制，破除老年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实行弹性制，让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构建全方位的养老保障体系。只有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才能谈得上“老有所学”与“老有所为”。

2.个人积极相应，践行老有所为。

调动老年人社会参与热情，树立积极的心态与老有所为的观念。大家也应该正确认识老龄化与老年人力资源的社会价值;积极发展和推进老年教育，发挥老年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主渠道作用。积极鼓励和帮助老年人参与教育与培训活动，组织老年人接受再教育，开展终身学习，对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力发展老年事业，以老年人服务老年人，广开门路促进低龄老年人的就业。让年轻的老年人加入到护理业中，增强老年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障的能力;鼓励老年人员积极参与社会（区）活动，老年人可以通过组建老年人协会等老年团体组织，以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为主，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大力发展老年志愿者队伍，规范志愿者的组织机构，维护老年志愿者的合法权益，使老年志愿者成为新时代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3.市场积极配合，拓宽就业渠道。

设立老年人力资源库，构建老年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平台。要适时组建老年人才市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老年人才交流活动，组织老年人才为发展知识经济作贡献;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组建老年人才中心和老年人职业介绍所，组织老年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或举办老年人才市场，为供求双方牵线搭桥。

参考文献：

[1] 刘晓星.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青海省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青海民族大学，2012.7.

[2] 程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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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 养老服务； 产业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诸如体制法律不完善、地区不平衡、资源利用不充分、行业服务水平低、服务理念不合理以及养老思想落后固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老年人口群体养老需求的满足，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的构建，因此，如何切实可行的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前养老产业研究关注的重点。

一、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培育并发展养老服务市场已经20多年，但是养老服务产业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1.政府投入不够，管理体制僵化，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一是投资体制还不健全。目前看，国家投资多于民间投资，虽然民间资本投入在增加，但都是在利润的驱使下，临时的多，长期的少，还缺少长效机制调控资金投入。

二是政策体系还不太完善。这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相关的组织、关系、布局和措施不与国家出台的政策相配套。另外，政策落实不到位不透明。国家出台的政策都是很具指导性和前瞻性的，但落实的过程中常有不到位不透明的现象。

三是管理体制还没理顺。一直以来的养老服务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惯性，造成目前管理的僵硬状态。政府的管理角色没完全转变，导致民间投资人的创新管理空间不大。另外，政府部门运行机制不灵活。老龄事业机构出现了组织臃肿，人员过多的现象，这样使运行的效率低下，也浪费了很多资源。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计划色彩过重，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导致养老服务机构运行僵化，没活力，缺乏竞争力。

四是法律法规相对政策滞后。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目前还是1996年颁布的，显然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不同步。四是政策的监管还很欠缺，甚至有空白；目前机构注册弄虚作假、霸王条款、服务质量差等显现还是很多的，但都没有有效的监管机构和制度。

2.市场运作不佳，供需失衡

一是缺乏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服务设施不足、服务水平较低。我国的养老服务产业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起步阶段，服务设施还很不足，缺乏统一的市场规范、行业标准以及行业监管机构，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随意提高服务档次，抬高服务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等现象还很多，使养老服务产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受到影响。

二是供需不对称，矛盾无法及时解决。养老服务产业投入成本大、回收周期长，行业风险高，而随着物价水平、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企业短时间内收益不显著，导致很多企业望而却步，这直接影响养老服务产业的总体投资规模和投入力度，但是社会养老需求却在日益增长，造成供需矛盾严重失衡。

3.产业模式单一，未形成规模化产业链

目前我国养老产业产品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与居家养老配套的家政服务，但这类公司充其量就是一个服务中介的性质，他们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水平低、内容范围窄、服务价格不合理，更不能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特殊性、专业性的服务。二是传统的养老院机构养老。但政府和企业只是单纯的依靠创办养老机构，并简单的套用养老院、敬老院等运营管理模式来加速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大多数养老服务机构对老年人也只停留在以医、食为主的同一模式统一标准的服务照顾上，不能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特殊性的服务项目。多数为小规模投资经营，并未真正形成产业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化整体发展程度较低，致使产业市场占有率低且市场竞争力弱。

4.行业服务水平低，态度较差，服务理念不高

一是养老服务人员流动性大、专业水平低、队伍老化严重。因为养老服务人员的待遇普遍比较低，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人员流动大，从业的人员也没经过专业培训，少数人还有歧视老年人歧视养老服务工作的态度，给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服务态度差。一方面，产业服务人员多是下岗人员和外来人员，他们只能凭经验做一些简单的日常护理和家政服务，对老年人身体护理、心理疏导、精神关爱不到位。另一方面，作为服务人员的提供者，有的企业不仅没有对服务人员进行高质高效的专业培训，而且缺乏对员工的严格管理和监控，甚至还放任员工的不符合服务规定的行为，这都严重影响了养老服务产业的服务质量。

三是服务理念不合理。大多数人从事这一行业都是为了挣钱，无论是企业老板还是员工，这无可厚非，但也绝不能唯利是图。如很多公司为了挣钱，打出很诱人的宣传，做出各种承诺，各种设备和服务一流等等，而一旦将老人招进来，完全改头换面，设备差，环境乱，服务态度差，致使老人们不再相信这种机构，信誉也越传越差。

5.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老龄产业市场需求规模存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领先于全国各地，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市场消费需求释放不足，导致难以支撑产业发展基础。

一是省际之间存在不平衡。湖南作为人口大省和老龄问题较突出的省份，养老服务业建设任务繁重。由于经济欠发达，建设任务重，投入相对不足，使全省养老服务业发展跟不上形势。全省集中养老床位占有率仅为1.28%，五保集中供养率仅为2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9%和31%），即使是省会长沙，发展仍属滞后。陈卓颐曾比较了长沙、南京和石家庄三个省会城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情况，发现长沙市与南京市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进入老龄化时间相同，老年人人口所占比例相近，但是养老服务业发展却存在较大差距，集中养老床位仅为南京的45.26%，床位比低于南京117.31%。即使与石家庄市比较，长沙市的发展也明显滞后。

二是省内也存在不平衡。湖南省的养老服务总体而言，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发展要好，西部区域发展相对滞后。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来看，长沙市位居全省第一，登记在册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共计144个，张家界市登记在册的养老服务机构数最少。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程度与当地老龄化程度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显。

6.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思想根深蒂固，不利于产业发展

在中国文化固有的思想里，四世同堂，享天伦之乐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孝悌，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即使现代生活节奏快，工作忙，但在传统和家庭道德方面，子女一般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老人自己也不太愿意去。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形成的“福利化养老”认识误区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

二、促进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基本对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必须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借鉴国外养老产业发展经验，采取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三方联动的发展策略。

1.政府――聪明的投资者

一是应制定养老服务产业的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

首先健全与养老服务产业相关的政策，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基金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的特点。因此，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在于改革养老保障制度，进一步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加对生活困难老人的养老补助，使老年人口切实拥有均等机会来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是完善养老服务体制。

首先，鼓励并规范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进入养老服务产业。养老服务产业化需要引进各种社会资金共同投入市场，除了利用好政府投资，还要支持非公有资本投资养老服务机构，采用多样的经营形式。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养老服务产业的管理主体，简化管理机构。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现在还存在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的现象，由民政部门、劳动部门、卫生部门等单位共同管理，并且城乡和农村的管理差异很大。

最后，要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政府接投资管理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建立完整的审核、评估和监督机制。

2.企业――忠实的执行者

企业应该以身作则切实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首先，养老服务产业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可以为老人提供非常便利的生活环境。

其次，完善各类专门护理机构，满足实施特色服务的要求。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老年人的因病死亡率降低，但因为机能的下降和消失，很多老人有不同程度的不能自理生活，在一般的养老机构也很难满足特殊老人的需求。专业护理院的出现能弥补这一块市场的空白。同时，对于不同情况的老人要量身制定护理计划和服务计划，有的放矢，提高效率，保证质量。

最后，不断提高专业培训服务的技能，提高服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养老机构中的服务质量是非常重要的，服务作为软件是赢得市场的重要因素，要提高服务水平，每个机构要注重服务人员的培训，培训包括提高为老年人的服务意识和具体服务行为的专业性。机构的管理人员要不断学习行业内的先进管理经验。

3.个人――坚定的支持者

老人及儿女应改变过去社会对养老产业的旧观念。长久以来，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始终停留在“养儿防老”的层面上，导致一部分老年人对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十分抵触，因此政府应积极的正面宣传和引导老年人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使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意识到社会化养老是现代社会普遍推行的养老方式。在肯定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合理、强调个人和家庭责任的同时，更要建立适合老年生活和活动的配套设施，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引导人们理解市场概念、社会概念和产业概念。

随着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加上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增长空间巨大。养老产业的推进需要社会发展的支持，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关注老年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使老年人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参考文献：

[1]董昕，刘强，周婧h.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西部论坛，2014，24（4）：78-86

[2]文雯.湖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供求分析[D]湖南师范大学，2013

[3]陈卓颐.湖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状况与对策研究[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9-12

[4]赵阳.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与问题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11

5[5]朱宇轩.湖南省城市社区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4（3）：249-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