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国文学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篇2

一、童年和韵律

儿童对韵律的敏感既反映了深藏在他们身体中的一种个人性和集体性的审美本能，又代表了一种与童年安全感有关的秩序感。

（一）韵律感是一种本能

对韵律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体现着这一古老的韵律本能。就连行走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体现了人类肌肉运动的某种韵律性。在音乐、舞蹈、建筑、绘画、文学等艺术样式中，人类与生俱来的韵律感更获得了充分的表现与传达。这种人心中天然的韵律感，与我们身边所有的生命现象、乃至我们周围一切环境所表现出的内在韵律感有着深刻地联系。四季轮转、昼夜更替、草木枯荣、候鸟迁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似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某种节奏规律，我们人类正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而无形的节律场之中。在把握这些韵律的过程中，人类也将自身融入到了这一韵律体中，比如，随着日历和钟表的发明，我们人类也部分地成为了由年、月、日、时、分、秒的韵律来界定的一种文化生物。儿童的身体继承了这种积淀在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的韵律感，他们身边充满韵律的生活则进一步强化着他们身体内的这一韵律原型。我们看到，韵律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它也表现为个体童年期的一种本能感觉。婴儿还在胎儿时期就感受到母亲有节奏的心跳，而婴儿期出于本能的吮吸行为，也是一个富于节奏感的动作。实验发现，如果对哭闹的新生儿播放与母亲心跳频率相近的声音，会使他们渐渐安静下来。婴儿也享受像摇篮那样有节奏的摇晃运动。早期儿童发展的研究表明，婴儿更容易注意到周围环境中节奏分明的声音。此外，儿童的游戏活动也体现了这种显在的韵律感。童年时代的许多游戏本身就富于韵律性，像跳绳、踢毽、荡秋千、打水漂、坐翘翘板等，都是讲究节奏把握与配合的游戏。在儿童发展的早期，这种游戏的韵律性又表现得格外明显。童年期的韵律感中包含了原始和本能的审美成分，它有时外化为儿童的一种艺术本能。美国发展心理学家H•加登纳在《艺术与人的发展》一书中写道：“在制作领域，一个一岁的幼儿有时能获得规则的节奏或制作出非常原始的绘画，虽然那也许只是胡乱的练习而不能算作品，然而开始作画的笔触都是有节奏的；它使我们感到，与生俱来的熟练行为的运动成份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原始的审美活动。”这一与韵律感有关的“原始的审美活动”，也是人的审美本性的一种表现。因此，儿童的韵律感既体现了儿童天然的一种心理和活动本能，也体现了他们固有的一种审美本能。

（二）韵律感与秩序感

童年期的韵律敏感又与儿童对秩序的敏感有关。韵律指向规律，规律则代表了一种可以预期和把握的秩序，这种秩序感可以带来令孩子们感到愉悦的舒适感和满足感。这一与韵律相关的秩序感，包含了一种对儿童来说至为重要的安全感。年幼的孩子对秩序有着格外的敏感，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序的节律意味着身边的世界正处在一种稳定、合适、安全的状态中。因此，小孩子往往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些活动，以此来建立和巩固一种广义上的节奏规律。二、三岁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一类游戏：一个孩子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垂到地面的桌布。小伙伴们看着他爬进去之后就走出房间，然后再回来掀起桌布。当他们发现桌子底下的同伴时，就会高兴得大声叫嚷。这个游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依次说：“现在，我来藏。”然后爬到那张桌子底下。孩子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重复的行为，也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躲藏起来的同伴，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游戏程序。显然，在这个游戏中，令他们感到兴奋和快乐的并不只是“躲”和“找”的过程本身，更是通过有规律地重复的“躲”和“找”来确认生活的秩序，获得安全的体验。在这里，重复意味着节奏规律性的叠加和强化，这是幼儿韵律需要的表现之一。当一种行为或活动得到有规律的重复，从而形成一种可以预期的节奏时，它就成为了一个能够带来安全感的对象。因此，“一个年仅三岁的儿童可以连续50次地不断重复同样的活动”。同时，为孩子安排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利于他们发展起健康的情绪和健全的人格。从韵律中产生的秩序感，也加强了对事物的控制感，它同样是儿童格外需要的一种感觉。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幼儿在听完一则故事之后，不断要求成人反复讲述这个故事，并且开始兴奋地参与其中一些动作或情节的预测。在这里，重复的讲述使原本陌生的故事越来越处在孩子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对于那些客观上最缺乏控制事物的力量、主观上又十分渴望获得这一控制力的年幼儿童来说，它的意义显然非比寻常。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适应生活中的随机变化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但这一适应力的发展不是跳跃性的。对于年幼的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们在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学会面对和适应那些不可控的变化。综上所述，儿童期是一个从身体到心理都富于韵律敏感的发育时期。这一既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本能、又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韵律感，在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二、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儿童文学，尤其是读者年龄段较低的幼儿文学，是一类十分重视语言韵律艺术的文学样式，这种重视与儿童的韵律敏感有着必然的关联。这一语言韵律艺术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语音层面。

（一）韵文体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在所有语言类作品中，富于韵律感的歌谣、故事等作品能够迅速赢得儿童读者的好感，并促进儿童对相应语言的学习和记忆。“押韵的文字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在一项研究中，妇女在怀孕的最后3个月反复诵读苏斯博士的《戴高帽的猫》，结果婴儿出生52小时后，可以从其他未押韵的书中分辨出苏斯博士的韵文书。”[4]84有鉴于此，韵文类儿童文学作品在幼儿期的阅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类作品既包括节律齐整的儿歌和短小简单的儿童诗，也包括采用韵文体的故事、童话等。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易辨识也最为常见的声韵特点无疑是押韵，而最典型地运用押韵手法的儿童文学体裁，则是儿歌。比如传统童谣《老鼠嫁女》就有着整齐的歌行和规律的押韵。“轿”、“闹”、“袄”、“帽”、“炮”、“猫”、“了”等开口韵韵脚，既造成了童谣鲜明的节律感，又渲染了“老鼠嫁女”的热闹氛围。儿歌是以语音上的韵律为第一审美要素的儿童文学作品，其韵律特征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除了句末的押韵外，还包括句中语词彼此配合构成的声韵效果，以及对偶、排比、回环、重复等句式上的声韵效果。传统童谣中的绕口令、连锁调、问答歌等，大多同时综合了上述多种韵律手法，其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琅琅上口的音韵特点，使得年幼的儿童在理解这些歌谣的意义之前，就能先记住它的语言。除儿歌外，另一类鲜明地体现了儿童文学语言声韵特点的体裁是儿童诗。相比于儿歌，儿童诗的声韵艺术更为自由，其韵律感也更为舒展。例如薛卫民的儿童诗《房顶上的小树》，采用隔句押韵的形式，它带来了全诗声韵上一种显在的齐整感。但与此同时，晚清以后西方文学翻译工作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得到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才被广为翻译和出版，这一时期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传统和现代，西方和本土文化两种形式的争议。一、西方文论向东方推进民国时期西方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为新文学创作和生产起到一定借鉴作用，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也为新文学创作缺乏的理论提供一定指导。在中国，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后，西方文艺理论系统大趋势更加规范化。最初是经过日本传播和翻译，欧美文论和俄苏文论才在中国得到一定传播和阅读，民国建立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翻译成汉文，民国时期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引进，非常熟悉就是章锡琛对于日本《新文学概论》的翻译，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等。欧美文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连载的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在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了《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文艺理论书目，为了能够真正阅读和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学习英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欧美文艺理论的还包括1929年翻译的瑞恰斯的《科学与诗》，民国时期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有50部左右，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于外国文学作品有深刻的认识，正是因为外国文艺理论基础作用，也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构建。

（二）、西方文论的翻译趋向本土化

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仅就具体文学作品来说，虽然彼此存在一定文化差异，但是本土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西方文学话语规则和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也存在一个巨大文化鸿沟，翻译工作中存在一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通过一定的转译、改译和编译进行本土化解决。

1.翻译中语言障碍问题会导致文本交流问题，尽管民国时期很多日本理论著作不断完善，但是对于日本民族文学，还是需要对于欧美和苏俄文艺理论进行一定借鉴工作，当时影响最大的专著就是《新文学概论》和《苦闷的象征》。但是由于文化交流匮乏和语言障碍导致翻译工作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民国时期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必然会出现很多转译。

2.在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中会出现节译和改译问题，因为东方和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翻译也必然会出现差异化，导致很多翻译家都选择进行节译和改译，会将很多文学典故和例子进行删除，这样就会采取“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的做法，最主要是做到“意思对”。原著中的典型例子会翻译承中文，也因为国人对于西方学术知之甚少，所以会根据本国材料进行翻译。

3.新文学杂志和相关的出版社都对于文学创作进行一定研究工作，翻译出版西方的文艺理论，纵观民国时期新文学流派作家，可以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进行一定联系，可以很好发挥自身优势，《社会的文学批判》《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和《小说月报》等不断连载欧美文学翻译作品。

4.中国现代出版业主要分为商业和人文两端，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在商业和人文，阅读和接受西方文论与翻译中成长，并不是新文学那样具有明显的利益制衡方式，新文学的小说和诗歌都是不断借鉴欧美文学理论思想发展，文学生产和写作本身就存在一定文学话语规则，理论上是形而上存在性，也很难吸引大众进行阅读，最终导致文学消费出现一定层次问题。

结论：

篇3

的新诗集《尝试集》第一编中的诗歌产生于民国五年、民国六年，在这两年时间内新诗的实验室只有一个人，当时的新诗界在创作上一片萧条。自身也倍感如此。如在艺术上，他大方承认钱玄同对自己新诗创作所说的“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嫌太文了”的批评。只是到了《尝试集》第二编，才开始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才开始真正的“诗体大解放”的新诗创作。

的《尝试集》共收诗作74首，分为两编和附录三集。除附录里收的22首旧体诗词外，其他两编都是处于尝试阶段的新体诗。第一编共收诗歌23篇，包括后来影响甚广的《蝴蝶》《江上》《朋友篇》等诗作。第二编共收诗歌29篇，后来得以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诗歌，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一颗星儿》《希望》等都被收录在此。而这些诗歌在《尝试集》出版后大多都被收录进了中学的国文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歌有多数在后来被选编进了中学国文教材。沈星一编选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选录了《一颗星儿》，秦同培的《中学国语文读本》选录了《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六首，张弓编的《初中国文教本》以及罗根泽、高远公、黎锦熙等编选的《初中国文选本》则选录了《威权》，朱剑芒选编的《初中新国文》以及《朱氏初中国文》选录了《一颗星儿》，后者还选录了《奔丧到家》等。

这一集中的多数诗歌写于1918年至1919年间。从第一编到第二编，本着进化论的精神，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曾做了解释。他说第一编中的诗歌，“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至于第二编，“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作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他自己坦承“《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其中的《威权》《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诗作，他认为在形式上“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正如自己所说：“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地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这仅仅是就《尝试集》的发行量而言的，如果算上数以万计的中学生对国文教材中诗歌阅读的话，他的白话新诗的影响不可估量。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尝试集》自身“开风气之先”的艺术特质。这也正如陈子展很早就指出的，“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而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在他的“尝试”之后，如其所言：“这两年，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话诗。白话诗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家渐渐多起来了。”。是以，朱光灿先生才说：“在《尝试集》的创作中是尽力运用‘现在的白话’，和接近民众口语的现代的活的语言，不避俗字俗语，讲究文法，注重运用标点符号，不用套语，不用典故。这就使《尝试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推动白话替代文言而成为新诗最适宜的工具，初步形成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诗的语言方面，起了开创性与示范性的作用。”口¨正是本着这种开创性和示范性的作用，本着“摆脱旧时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的艺术精神，让“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跑到了他的诗歌里面去，才导致他的白话新诗艺术水准的提高，才让白话新诗有资格作为范文跑到了中学的国文教材里，继而通过讲授实现了自身的经典生产。

那么，中学的国文课中，新诗是如何通过讲授来进行知识生产的呢？

担任过上海澄衷中学校长的曹幕管曾写文章《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对创作新诗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不废文言作诗”，“以白话作诗也者，只是试验而已，练习而已”。纠对于白话新诗的出现，他认为：

凡学校出身，自初多攻散文，少读诗句，学作对联，更系外行。人情于其所不惯者，兴味自为之锐减。韵文少读，律诗少做，偶尔觑面，遂觉难识，亦事之常。因而“艳诗艳词”，意象纵极深厚，比兴纵极允当，而凡为学校出身者，未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谨愿者藏拙，倔强者鸣鼓，趋时之士相与盲从而附和之，天下则纷纷矣。此白话诗之所由来也。

虽然曹氏对白话新诗并不看好，但这段话却指出了当时学生对旧体诗歌的陌生感，也就是不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这恰恰是白话新诗进入中学国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吴仁援在《汉诗现代化新论》中认为：“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老百姓嘴里的白话口语有着与时俱进的本性特质，而诗歌的发展变化又与白话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具有最自由、最活泼生命力的诗歌，它必然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它必然是有感而发、因情而生的。白话文以其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内涵，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找到了白话文，意味着为诗歌工具的‘焕然一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白话新诗不仅在于好懂，更重要的是与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密不可分。

事实上，白话新诗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变革最突出的新文学代表，更与五四呼唤个性以及想象自我的内容密不可分。因此，朱湘才说：“浪漫体的文学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最迫切的需要。这种体裁的文学，在教育上，是地位极为重要的。想象与体格的发展都在少年时代；处在这个时代内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积极的恋爱文学，健全的、优美的骑士文学给他们阅读，一定能培养成为想象丰富、魄力坚强的国民。”

正因如此，白话新诗在中学国文课堂的讲授重点不外乎语言形式与蕴含的关乎生存与生命体验方式的思想内涵两个方面。

的诗歌《鸽子》最初被选人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后来王侃如编的《新学制初中国文》、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等教材也选编了这首诗歌。在最初选择这首诗歌的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中，编者通过这首诗主要是想给学生明示新诗的形式特点，同时意图涵养学生的心力，以期在文学形式上能够启发学生自由、明白、迅速、直接地表现自我的情感。在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中，教材“参考”对“文体”的说明如下：

本篇是首写景体的小诗。内容系描写空中群鸽飞翔的状态。虽则字面浅显，句式解放，但句尾依旧押韵，尚不能认为纯粹的新体诗。作者自己曾说，他的新诗含有词调的很多，像本篇的格调确乎带有词的意味与音节的。

“表解”强调了本篇的“描写”内容，即描写了晚秋的天色与群鸽在空中飞翔的状态。由此可见，教材对《鸽子》一诗的讲解不仅仅是诗歌所描写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讲述了诗歌在艺术上的特点，强调了初期白话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这在当时教材开始重视文言文的大背景下，应该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证明，在经历了重重考量后进入中学国文教材的新诗，在中学的国文教育中也总是面临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学国文教育的场域是语文技能培养的空间，更是社会权利根据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对知识进行整合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新诗的思想内涵经历过打磨渐渐适应了当时的教育宗旨，与其时的主流政治文化结合，在这种知识生产的复杂对话中很好地发掘了文本的深层意义，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增值与空间流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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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图南对云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阐述。1938年，楚图南撰文评述：云南文化“大约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日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佛教等各种宗教传入云南，与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织；“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发生明显的变迁；“革命以后，海禁大开，云南也有滇越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侵入到云南来了。但文化的实质，仍是和以前的一样，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的一切，仍然有着绝对的支配的力量”，“云南的社会和文化虽然从明时以来，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的爆发开启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楚图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进脉络，描述了云南边地文化的特殊内质，又强调抗战的发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对于云南颇为隔膜的人往往将西南边地视为蛮夷之邦，例如，从昆明走出的现代作家陆晶清在北京读书期间，“许多外省的同学，博学的教授”常常以猎奇的心态对她发问，使她“深恨不幸生长在云南”。楚图南对云南的地缘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评估，他看到了云南的边缘优势：“云南因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能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环境里面，从容准备，一旦国势颠危，中原多难，振臂一呼，异军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当前的国运，又转危为安。”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在文化上一向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云南有谁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占领（据）的重要地位呢？有谁知道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贡献呢？”。据楚图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闭性，却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优势。与此契合的是，1938年茅盾在昆明讲演时，高调宣称“云南有深山大泽，有生龙活虎”，茅盾的这个判断或许并非礼节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作为云南省会，昆明获得了明显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文人当中，以为边疆城市昆明萧条、落后者为数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见闻稍广的文人确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昆明这样市内多山的都市，这真是山国的产物……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因而赞誉昆明是“山国中的天国”、“城市山林”。也有文人欣赏边城昆明的绮丽多姿：“昆明，这天然的一个华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着南国的温馨。”还有文人澄清事实，化解外人对边城昆明的误会和偏见：“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边远蛮荒，瘴气苦人的所在，又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国人很少有机会去观光……要知道昆明的好处，不仅是四季长春，气候温和，而且到处都是山光水色。”于此可见，昆明的边城文化特质在民国文人那里已经得以确认。

抗战之后的昆明更显光彩夺目，那时的文人自豪地宣称“昆明，这是一个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于是乎就被雅称为‘文化城’，成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城市”。抗战对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响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断言“抗战没有发动前，昆明是被称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战使得“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由此“把这块文化荒漠改变过来”。抗战结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叹昆明再度冷落的历史命运：“昆明的素养原本不深，借抗战而一起的昂扬毕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归于一仆”，“胜利后，本市重要性顿失，中央机关多东迁，逃难学校亦相继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在昆明发展史上，民国文人提出的“抗战”决定论或许有待斟酌，而抗战机缘改变了昆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分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空间上的边缘价值与时间上的抗战分野，共同确定了民国昆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坐标。1944年闻一多大声疾呼“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该现象无论在昆明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二、城市比较与空间接受：民国文人对昆明的阅读与归化

抗战机缘使昆明迎来了大批外省文人，“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文人对昆明的审视与品读，伴随着异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文人将边城昆明与燕京古城、江南都会、荆楚名镇、岭南美邑作比较，折射了地域文化元素的交流和融合，反映了战时文人的故园情结和家国之思。

文人跋山涉水进入西南边疆，将滇境最繁华的昆明与他们昔日蛰居或游赏的城市进行对比，完全合乎情理。了解昆明发展史的民国文人看到：这座边城在抗战之前“是座朴素古老的山城，虽有滇越铁路交通、贸易市场，依然无甚进展，现代的建筑除却法国人的几间大旅舍外，简直是凤毛麟角，文化也无甚发达”，抗战给昆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习惯了大都市物质享受的文人难以适应边城生活，战时物价的暴涨又导致了更大的经济压力，造成了部分文人撤离昆明的现象，某些文人竟然“直截了当地回港沪平津去了”。文人对于城市的选择是生活行为上的城市比较。抗战结束之后，昆明文化气氛有了显著变化，文人慨叹昆明文坛的凋零和“新闻窒息”，“住在昆明的人都说，要看新闻还是得读重庆尤其是上海的日报”，这样的城市文化比较，体现了文人对昆明政治环境突变的不满情绪。

除了少数文人认为昆明的风景“比不上江南”，觉得“昆明的翠湖自然及不得杭州西湖的体态明媚”之外，盛赞昆明胜过其他城市的文人比比皆是。有人宣称“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风景的优美，国内其他都会很少能比得上”，“昆明可比一美丽的乡下姑娘，她的美全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饰上”；有人断定“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样明媚的山水，却没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气的一个城市”；有人认为昆明“山明水秀”、“天然美丽”，“远非半由人工修筑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有人觉得昆明的滇池胜过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太湖少妆饰，如朴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贵妇！滇池却像内地的女学生一般的健美！”有人肯定昆明的市容之美，声称“贵阳是远赶不上它的”。老舍高度评价了昆明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他说：“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

在翻译学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分别表现为文化上的“求异”和“趋同”思维。“归化”是“将原文独具特征的东西采取‘入乡随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语中的转换方法”，其依据在于“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对于战乱中被迫辗转于边疆的民国文人而言，在空间感知方面更倾向于“归化”情结。

迁居昆明的文人当中，“在北平住惯了的人，到了昆明，说它像北平。在杭州住久了的人，又说它像杭州。如果再到昆明的新住宅区走走，又觉得它像天津，像南京”。有人评价昆明的正义路极像“上海的南京路，及汉口的江汉路与中山路”；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是“昆明的文化街”，“可以媲美上海之四马路”。昆明“热闹拥挤的马路，翠湖里的月夜，大观楼的满园春色”，在某些文人看来“与撤退前的武汉有点相似”，而昆明“乱弹茶铺”的娱乐情形又“略同南京夫子庙清唱”。很多来自故都的文人认为昆明酷似北平：在老舍眼中，“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黄裳觉得昆明“颇有北平的风沙之意”；朱自清由昆明的白鹭想起“北平太庙里的‘灰鹤’”；吴宓认为昆明“圆通公园、翠湖”等景致“甚似北平”，“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陈寅恪借吟咏翠湖抒发“想京华”的幽情；冰心也肯定“昆明市像北平”，昆明的太阳令她“感觉到故都的温暖”，“昆明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黄卓秋指出昆明的建筑与景象“颇有北平风味”，因而“有第二故都之雅号”；绿蒂发现昆明与北平在“民风淳厚”与“古朴的市容”这两方面最为相似……在边城昆明与故都北平之间发掘诸多的空间联系和文化共性，表明由中心到边缘的民国文人恢复国家疆土、重构文化谱系的深层意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在边城与国都之间寻找精神脉络，杭州人陈蝶仙发觉昆明与其故乡的风物之绝似。李长之关于昆明风景的点评最为精到：“它正是兼南北之长的。因此，任何游人，都在这里发现和家乡相似的部分。”“想”北平者与“思”故乡者具有文化心理的共通感———身居边疆城市而“归化”于远方的精神家园。

外省人的故园“归化”心态却有可能引起云南本土文人的不适与反感。楚图南讽刺了逃难至云南“喘息”的堕落文人，他们嘲笑边疆文化与生活之落后，却又将享乐之风与腐败习气带到云南：“据说现在的云南有些像北平了，又说有些像南京了，又说有些像苏州，只是缺少了‘吴侬软语’。”民国文人在审视和描述昆明的精神“归化”意识中包含着多重心理因素，而这种“归化”也许会在云南本土内外的文人当中引发理解及评价上的分歧。

三、风景意义与社会伦理：民国文人对昆明风土人情的评价

昆明绝美的风景给文人留下至深记忆，何兆武当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刘绪贻回顾说“昆明市四季如春”、“风物宜人”。相同的地理景观展现在所有在场的观众面前，惟有心智灵敏者方能神会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吴宓仰观昆明天空所产生的强烈震撼：“雨后天晴，观天山云之变动，形色万态，美丽难名。……宓既观其静，又观其动，心会神驰，极欣悦！”吴宓能够“于此画中，偶窥宇宙之美”。拥有吴宓那样的心灵感悟力的审美者并不多见，昆明风景对一般观赏者而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义来。

将昆明风景的美学价值与城市社会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锐对比者，莫过于沈从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来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单纯地欣赏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丽云朵其实能够给予世人“一种无言之教”，各类庸俗市民忙于谋求实际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沈从文经常在信件中“详细介绍昆明和呈贡特有的景物”，却屡屡抨击后方城市的不良风气，他宣称：“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沈从文的批评并非针对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责了那些战时逃难至昆明、追求城市享乐的外省人。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学问”，“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他真切希望昆明这座秀美的城市能够迎来真正的精英豪杰，当来到昆明时，沈从文认为“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可以“让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民国文人对于边城空间的和谐之美充满着强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战激流中，外省人蜂拥而至，给边城社会增添了驳杂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钱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聚集了“广东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夹杂着“海外的华侨”、“越南人和法国人”、“奸商和官僚”、“谣言的散发者”以及“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人群。对于纷纷攘攘的昆明社会，文人的道德评价是紊乱的：一方面盛赞“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称昆明人既“笃厚”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褒扬昆明人“非常进取，充满了朝气”；另一方面又将昆明视为“后方冒险家的乐园”，认为昆明由中国的“堪察加”变成了“暴发户”的乐园，城里充斥着“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风情的闺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车夫”、“乡下来的姑娘”、“大学生”和“”。文人对于战时昆明社会的伦理批评暴露了边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动下的文化突变及步伐缭乱。多元化的城市主体在特殊语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戏剧化的城市文化场景，有的文人嘲笑“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半开化的倮族土人”在街头并行的现象构成了战时的昆明文化“奇观”，撇开了边城的发展实际和历史遭遇的道德判断，其实包含着非公正的文化心理。

若从精神维度观照昆明的风土人情，文人对于边城另有评价。艾芜看到群峰围绕的昆明“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暂住昆明的老舍“老觉得静秀可喜”，林徽因欣赏“昆明永远那样美”的同时又感到“寂静”和“冷清”，凤子寄居昆明期间“日子过得平静然而寂寞”，黄裳在春城“觉得异常的空虚与平静”，李长之对昆明过于恬静、悠闲的生活环境似乎有些忧虑：“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施蛰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告诫外省人说，“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一个喧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他又“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冯至从昆明市区迁居杨家山的林场茅屋伊始，觉得“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后来却被抗战的呐喊声从田园环境中唤醒，他逐渐和林场茅屋“疏远”，城市对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从静穆安宁的山林到喧嚣紧张的都市，冯至审美趣味的变化在抗战时代的文人当中是典型现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闭塞的山国心理，倡导刚健狂野的边疆人文个性。楚图南宣扬“伸出拳头，向黑暗的统治猛烈的进攻”的“云南精神”，彭桂萼认为“高山深谷的边疆，有他磅礴粗壮的气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动雄奇的力量”，期待吹响“奋亢的军笳与悲壮的号角”。激荡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全国文人，以及他们对于边疆风土人情的精神体验与美学评价。

四、结语

边城的地缘属性十分不利于昆明形象的历史传播，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抗战以前仍未得以根本改观。1938年，李长之试图纠正人们对于昆明形象的种种“误读”：“一般人没到过昆明的，总以为还是‘五月渡泸’时的光景，以为还是蛮荒之地。实则大大不然。但照外国人的游记上说却又以为此地是象牙古玩等等珍奇东西的出产地，说来便颇神秘了，这依然是言过其实。简单明了地说，这地方有一点近代化，大体上乃是和内地的几个省会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而已。”抗战兴起之后，昆明地位的骤然提升带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外来文化元素的强行注入既推动了昆明社会的现代转型、促进了边城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城文化发展的内质失衡与多元混杂。

漂流至边疆的民国文人大多以“归化”故园的目光打量边城昆明，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上进一步沟通了边城与内地的联系，却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中国文人据“中心”测“边缘”的传统文化心理。在战争情感作用下，文人更倾向于激越震撼型的审美体验，这在抗敌救国的时代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始终以此种审美心态检阅边城的风土人情，似乎不够开阔与深刻。

篇5

关键词：《济南的冬天》；经典；中学语文教育

所谓文学经典，主要是从文学阅读的结果来说的，而不是从作品创作的层面来谈的。无论作家如何强调作品的精彩，没有读者的大量持续地阅读和赞赏，很快便会被时间淘洗掉，那么经典是难以形成的。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定义主要是产生于各级各类文学教育的过程，并最终体现为教材这样一种建立在阅读共识基础上的作品选本，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识读。可以说，能够入选文学教材，尤其是持续入选各种教材，超越编选者视野的局限被不同教材选本选择的作品，自然堪称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说，老舍的作品应该是代表。民国以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他的作品都是国文或语文教材里的常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质量堪称上乘。尤其是在众多作品中，有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限定，始终被推荐给学生诵读的名篇，《济南的冬天》即为代表。那么，《济南的冬天》何以能成为公认的经典呢？情与景的和谐融通，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老舍是写城市的圣手，济南之外，伦敦、北平、青岛、武汉，都曾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但囿于时代的残酷格局，这些城市的底色大多是晦暗和凄苦的，在价值取向上，不适合青少年读者。唯独对于济南，老舍有着不一样的情感。1930～1934年间，老舍曾经将妻携子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年。

这四年，不但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年，更是他家庭生活比较惬意的时光，这对于一生颠沛流离的老舍来说，有着梦一样的留恋，“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吊济南》）情之所至，他甚至尝试写了长篇《大明湖》来重塑这座心中的城市。“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他此类难以抑制的情感笔触，还洋溢到了关于描述济南四季的系列散文里。以恣肆的笔法，写济南秋天的景色、市井的见闻、街谈巷语，甚至连日常食用的大葱都不放过。可以说，感情之充沛，情意之真挚，在城与人的和谐关系上，感人至深。《济南的冬天》作为写济南城市篇章中最为精粹的部分，首先用不同城市风格对比的方式，拿北平冬天的风和伦敦冬天的雾与济南冬天的静谧和响晴来作比较，并因之而有“理想的境界”，用“可爱”“摇篮”等童话格调来为这座城市的山构图。描画这里的水呢，则是“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如此温情的笔法、拟人卡通式的语言，将温暖慈爱一如母亲看护婴儿的舐犊之情呈现于纸上。寄情于景，寓情于景，这对以实现“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为目标的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自然是理想的文本。

作为写景大家，老舍写作《济南的冬天》时，已经有了独立的风格、深刻的思想、老辣的文笔，并得到了众多写景大家的赞誉。朱自清说：“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1]（P.289）从审美感知的角度说，《济南的冬天》很完美地体现了老舍用现代汉语写景的卓越之处，温婉、细腻、幽默、风致，易于体会和经验，富于画面感，不一而足。但如果只是停留于审美的层面，显然还不是中学语文教材的良木。无论是“扩大识字量”“初步掌握精读和略读的方法”，还是“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都对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提出各种条件的严格要求，以适应接受对象的认知水平。或者说，文本的语言工具性要求优先于对审美性的需求。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文本语词的使用上应该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进一步说，所选文本要能在结合现实表达需要的过程中，为汉语的现代化做出典范性表率。其次，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在内容上应该尽可能地单纯、单一，主题指向性要明确，不能出现如诗一样的层叠意义。因此，几乎所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都要作适当修改。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解释，“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润补色。”[2]（P.131）自然，《济南的冬天》作为节选本，也有一个被修正、修润的过程。

在发表不久之后的1936年1月，首次入选《初中国文读本（第三册）》[3]的时候，就以“济南的冬天”为题目，从原本节选的段落变成一个能够独立自足的文本，从语言表述系统和意义阐释系统上实现了本质性独立，并删除了与核心表述无关的文字。比如删除了原作开头“上次说了济南的秋天，这回该说冬天”这一类的联结性语句，直接入题，毫无挂碍地剥脱了和文章核心意象无关的枝蔓。对于这种必要的“修正”，有些教材的编写者采取在教师参考书中介绍原作的办法。比如人教版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四年制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就在《济南的冬天》的课文讲解后面，以“有关资料”的内容，介绍了作品的出处，并作了“此文虽系节选，但能独立成篇”的说明。其实，这种做法值得借鉴，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以注释的形式直接放在课文中，以显示课本编选的严谨性、严肃性和真实性，也让学生从文学的角度了解现代汉语文学的历史变迁，做追根溯源的发生论探索。最后，我们可以审视该文的题材和语言。20世纪中国文学先天性地和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反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成为主流创作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解读和规训自然成为众多作品的题旨指向。而《济南的冬天》立足于写景，写一个季候、一座城市，这都是具有超越性的选材，从而让这篇文章如饭后月下的谈天，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期待视野上的分野并不大，讲述起来也就心有灵犀了。从语言上说，《济南的冬天》多用短句、拟声词和语气词，这很适合于中学生的朗读，在音韵铿锵、节奏相谐的声音里带入情感的质地。整部作品用词素朴，无生僻字、艰涩字，日常用语如家常便饭，贴近生活，明白晓畅而又不失优美和流丽。对于实现“学习欣赏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欣赏优美、精彩的语言”的教学目的来说，《济南的冬天》都是具备典范意义的佳作。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朱自清经典［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2］李大圣.百年反思———语文育人功能检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女权主义；批评；广告；男权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280-02

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在欧美。从诞生之日起，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欧美得到广泛传播，其影响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人们应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它从诞生之始，便对文学作品中歪曲妇女形象的现象给予了猛烈批判。

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类似，世界上最早的广告行业也诞生于西方世界中的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广告街麦迪逊大街，就是当时美国乃至世界的广告业中心。美国广告业发展如此之早，那么，在此文化环境影响和熏陶下的美国广告，是否也会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而带有女性主义意识，并进而由美国广告行业传播至中国广告行业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批评，它要求我们应以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20年代初，广告由世界广告业的发源地美国，径直传入中国。当时中国刚刚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无论是民主意识的发展还是现代广告的发展，都尚处于萌芽阶段。然而，西方广告自传播之日起，受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影响，其广告中所涵盖的转型价值观和新女性模式就为中国民众打开了视野。民国初期上海《申报》所刊载的诸多广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女权主义在中国广告中的影子。翻开上海《申报》影印版，从其为数不多的广告作品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图片广告随处可见。无论是香烟广告亦或是胭脂水粉广告，它们都选取了优雅美丽的女性来作为内容的主体。

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是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兴起和发展的，在女权批评的初兴阶段，批评家们首先想到的，即是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父权、男权意识，或是男性作家对妇女面貌的扭曲。人类在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史的时间与空间。这一特点反映在广告作品中，即是广告创作者对妇女地位的贬低以及有意无意在广告中流露出的男权意识。

首先，在中国广告中，男权主义多通过对男性主导地位的推崇来表现，这点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广告作品中最为常见。在这类题材的广告作品中，与封建旧社会相比，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显著地提高了。但照看孩子和做家务的重担仍压在她们的身上。以某感冒灵颗粒冲剂的电视广告为例，在该广告中，至始至终都是以男主角的口吻来叙述的，但在男主角说到一句“那暖暖的一杯，不仅能让人摆脱困扰…..”之时，电视画面急转，立刻切换成一位妻子模样的女性手持一杯热腾腾的药剂，送到男主角手上。众所周知，从古至今，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女儿、妻子和母亲的三重角色，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也总是服务者，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贤妻良母，是应围着丈夫、围着小孩、围着家庭转的“三围”女性，她们是服务者而非被服务对象，她们为丈夫为家庭奉献了所有，到头来却有可能沦落成被抛弃的命运。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文学描绘，妇女都是作为家庭的、被征服的和性的角色而出现。例如中国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中，其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章节，即为我们刻画了这样一位惨遭抛弃的中国古代女子。中国历朝历代文学作品中，顺从、谦卑、贤淑的“天使”总是众多男性作家中出镜率最高的女性形象，惯性思维也使得我们通常把女子置于家庭主妇的形象之中，为何在中国的众多广告中，就没有或是很少有“家庭妇男”形象的出现呢？这点值得思考。

其次，在中国广告中，通过对女性被欣赏地位的定位，也从侧面揭示了男权主义在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的现实。大众传媒与广告不断制造各种现代“现代女性”形象，其基本要素不外乎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人是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的自由，同时也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或。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众多形象或是妻妾形象，就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男权思想作怪的结果。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广告中也出现了一些颂扬男权主义的作品，多年前被勒令停播的某知名方便面品牌，在其新推出的广告作品中，即以一句裸的“泡的就是你”的“经典”广告词，以其电视广告画面中香艳的女子沐浴场景，在为其赢得高关注度的同时，其低俗的性暗示也为其招来了不少骂名。女性为何总是处于为男人所玩弄、所消费的对象呢，这点值得我们深思。

总体说来，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论坛中颇具颠覆性的革命，它是西方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其产生初期虽是为西方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而服务的，但其发展到后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所衍生出的许多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和新创造，却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乃至思想史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中国当前广告中仍有一些封建糟粕的因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未来广告业的发展前景也必定如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一样，是值得后人无限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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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是地处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海要塞，而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通道就包括了西南面的好望角，它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并且富含黄金和石油。1488年，迪亚斯首次到达好望角后，从此掀开了南非的殖民统治时代。各殖民国的入侵，使得南非一些本土语言成为记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语言。据统计，南非现在的官方语言就有十一种，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英语。当然，并非只有南非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地理位置同样十分特殊的加勒比地区也遭遇了西方语言的入侵以及本土语言的没落。

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成为各殖民国的争夺焦点，而殖民者的入侵，造成了本土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和加勒布人）几乎被消灭殆尽，使得本土语言一度没落。此外，来自非洲、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大批奴隶的迁入，带来了新的语言，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种族、语言、文化。近代，随着一些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作家的活动，加勒比本土语言又逐渐兴起，并最终立于世界语言之林。那么，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又有何积极的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内容。

一 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由来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了解，便可窥见其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文化具有很广的含义，传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不断的历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传统和风格。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色彩，因为每种语言的形成都是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这其中有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社会地理等多方面所形成的，这些构成了语言的一种独特标志，如中国的语言就是带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各种表达方面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的一种语言文化，其发展的特征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一种鲜明的浓缩体。一般而言，语言文化中包含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语音、语意、语法及语用等层面，这些层面综合体现了一种语言文化的综合面貌。

以语言的词汇来说，不一样的民族的语言中的词汇量、词汇的用法和词汇的特色是带着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如加勒比的早期词汇中是不会有熊猫这种词汇的，因为很显然，在很久以前，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任何词汇的创造与创造者的早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见，语言和文化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语言的学习过程也有对于国家文化的极大融合，所以加勒比英语文学与其本土语言意识一样，也有着天然的融合过程。

关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是这样描述的：“从全球体系来看，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加勒比英语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一种文化语言，并对其他语言的发展有着一些密切的影响。正因此，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在新大陆一经发现后，便与南非地区一样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对象。

文化的侵略从发展的开始，这也是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重要策略。而且，语言就是一种手段。正如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所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争夺，欧洲殖民国依旧采用了文化侵略的方式，在这种手段下，作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英语便出现在了加勒比地区本土原住民口中，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于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加勒比英语诞生了。

随着加勒比英语的诞生，也出现了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这些作家使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并认为只有使用了标准的西方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根据一些早期的加勒比英语作家所说，他们的少年时代是在背诵欧洲著名的诗歌散文或者阅读一些名家的长篇小说中度过的。“人们对英国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得还要多。”这便是对当时加勒比英语文学形式下的加勒比地区文化现状最好的描述。于是，在这些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活动下，形成了早期的加勒比英语文学。

二 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现状

当然，上述描述的只是最初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表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加勒比地区后，在当时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本土语言复苏的倾向。一些作家在其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一些本土意识，这些作品中同时包含了对宗主国和本国的浓厚感情，例如：雷德凯姆作品中便描述了他对英国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而另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民族语言不应该是使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对本民族进行描述，而应该是使用与他们所生存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语言，v·s·奈保尔以及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grace nichols），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有相关的描述。这种倾向的主要创作表现为，雷德凯姆的创作还混合了英国文学的忠诚和作者本土的大爱情结，这种对于本土文化的尊敬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加勒比本土文化的特点，雷德凯姆的英文中还有一种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的矛盾，矛盾主要体现了朦胧的本土意识，本土意识中的矛盾性说明了他们的经验和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这之间的断裂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无法被强行输入的特征。如奈保尔写的散文中有一句：“有一位老妇人折了花朵给我，我将这朵花朵点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闻着，茉莉花，茉莉花。”在这里，词语和花之间在“我”的心中是脱节的，他们没法同时存在。作者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茉莉花在加勒比英语中没有特定的说法，所以作者觉得非常的生疏，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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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一些后殖民地作家开始感到困惑，在文学创作中是选择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亦或是选择保持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平衡？沃尔科特的诗句便道出了这些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然而，尽管有困惑，但对于本民族的热爱还是让他们决定选择本土语言。于是，一些后殖民作家开始探讨如何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束缚，并试图建立他们本土语言的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开始关注本土语言，并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如克里奥尔语、卡里普索小调、西印度语等。

三 加勒比本土语言复苏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殖民主义者撤出后，本土语言意识开始复苏，对于一些后殖民作家来说，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本土语言、开始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并且不断改进和发扬本土语言，使得本土语言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一席之地。

克里奥尔语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复苏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起源于18世纪末期，是在加勒比当地的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种植园中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所以情况比较特殊，发展的语言类型非常综合。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卫·戴比迪认为，“加勒比语言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对于世界文学来说，尽管它是一种方言，但它有着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带给语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很大的语用资源，对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了多元化，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20世纪初，许多加勒比地区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运用克里奥尔语，如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路易斯·班内特（louise bennett），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它代表着加勒比本土语言开始复苏。但与此同时，本土语言的复苏也遭遇了一些阻力：一些作家在使用克里奥尔语时表示困惑，如女作家荷洁（merlehodge）在她的作品中这样写到：“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对于这种困惑，我们将它称为克里奥尔化。

对于克里奥尔化现象，在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thwait）之前，没有人能够对其做出一个全面而明确的解释。布莱斯维特不仅对克里奥尔化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肯定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的文化地位的人。布莱斯维特同时也是当代巴巴多斯诗人的代表，他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便是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创作的。

作为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学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v·s·奈保尔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闻到”很浓烈的加勒比味道。如《米格尔大街》小说集使用了大量的西印度的口语，而在《蓝色马车》一书中，奈保尔这样写着：“中国的孩子叫我爸爸，我黑得像块炭，我老婆黑得像沥青，可是，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哦上帝啊，是谁在我的咖啡里放进了牛奶。”在这里，他使用了一种有着明快节奏的、带有加勒比地区比较粗俗和乡村味的语言，我们把它叫做卡里普索小调。卡里普索小调在加勒比本土语言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小调源于古巴的“钢鼓爵士乐”。钢鼓是一种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非洲黑人发明的可奏出两个音程的打击乐器，以其铿锵有力、具有表现力和节奏性而被当地人广泛使用。这种小调一直流行于特立尼达，它的形式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在奈保尔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种小调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幽默感。

从加勒比本土语言到加勒比英语，再到加勒比本土语言，虽然加勒比本土语言一度没落，但它最终战胜了西方语言，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在此过程中，加勒比本土语言吸收了东西方语言中的精华，发展了自身，使之更加深入人心。加勒比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战斗”及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对当代全球化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

作为历史产物的加勒比语言传统文化既有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对待世界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贯的文化方针，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吸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放弃一些与社会现状不符合的不良成分，这样才能够将世界语言的精华和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遵循着其是对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多元记录而且真实再现的角度去看，对于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英语文学和本土英语意识的发展，更要带着文化传承的目光去理解。加勒比种植园传统文化塑造了民族醇厚中和、勤奋勇敢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文作风，这一点不仅仅对当地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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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土文化由来

关于文化本土化创新的说法并不是现在才有，我们国家对于本土化创新问题的关注起源很早，中国近代本土文化的发展过程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从佛学的输入，到西方精神文化的崛起，再到思想的反思，尽管有大量的西方文化的融合和输入，但中国近代本土文化还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遵循了本土化的原则，从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多样化的文学发展格局。（吴立保，2010）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和扩张，文化国际化又一次开始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和文学领域。面对着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中国的本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香港大学甘阳教授在很多讲话中指明，中国本土文化需要不断地创新，但是又无创新的出路。在不清楚自己的根在何方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全面融合西方文化进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最首要的是解决“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而后才是谋求最大的发展。如若“不知根”，就谈不上什么“植根、育根”的后话。（吴立保，2010）因此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又一次成为了影响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关于本土化的理解，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赵飞等（2011）指出，所谓本土化即是指本民族的、传统的、现实的东西。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创新不仅要吸收外来的优秀人文传统和文化，更要对中国自身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加以发扬和创新。顾明远（2011）也提出文化的最大特性是民族性。但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也是发展的，随着文化的长河不断向前迈进，总会有一些与时代、与社会脱节的内容被淘汰出局，同时也会有新的文化内容被融合进来，在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吸收国内外优秀的民族文化内容到本民族文化之中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文化的发展除了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还有时代性和发展性的内容，对于外面的元素不是全盘地吸收，而是采取带有批判性的接纳方式，在保持原有的本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吸收有利于自我文化发展的外来精华。文化的本土化就是一个保持原有特色的过程。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在转型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并不是单对某一民族而存在的，是文化交融的思想观。（吴立保，2010）因此文化本土化在我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势在必行，而高等教育则肩负着实现文化本土化的重要使命。

二、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体现

目前，很过国内外的学者都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在新的世纪里发挥巨大的作用。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打了一个比喻，阐明中国的传统儒家和墨家文化理念之中的仁爱、兼爱等重要学说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也是改变目前社会歪风邪气的一剂良药。我国的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就提出了“东学西渐”的观点，指明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可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事情并不与预测的一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并没有被展现出来，那些蕴藏在文化之下的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素养和人格的东西有很大部分被埋没掉，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中国文化失语症”。（吕吉瑛，2006）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首当其冲的就是改革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关系思想。中国近代文学作品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关系的建构必须自觉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在刘震云的很多作品中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是中国本土文化背后的人民精神现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尽的义务。团队相对于个人在受到法律约束的同时要做好对每个成员的保护。中国本土文化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不管是谁，他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却很难感受到自己在这个团体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反而由于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过于注重自我利益，变得患得患失，相互猜忌。在《新兵连》这部作品中，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诠解。新兵努力上进表现本是一种良好的夙愿表达，但是那些所谓的“骨干”名额毕竟有限，战友之间就变成互相阻碍发展的对手。在作品《塔铺》里，主人公的父亲为了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找到一本参考书而步行上百公里，这种博大的父爱不得不让人为之动容。借来的书说好要在第10天的时候归还，可是为了让儿子多看一些，却编了一个在路上把书弄丢了的谎言，从这个事情看，老父亲对儿子是无私的，但是对外人这种做法却显出自私的一面。

三、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权力”

刘震云小说作品中对于权力文化的展现主要是以乡村故事作为切入点的。《头人》里的申村和《故乡天下黄花》的马村，还有《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花朵》的河南延津，都是典型代表。这些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流露出来的都是“本土权力”的化身。权力是凌驾于个体之上来支配个体命运的。农民既是权力的受害者，又在内心对权力有着无比的渴望和憧憬。刘震云从作品中指给世人的权力不单单只停留在表面的叙述上，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对农民精神层面的挖掘来发人深思，让读者对权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面世于1989年的作品《头人》描述的就是在一个叫“申村”的小地方，历经半个多世纪，村里面7个“头人”来回更换的故事。“申村”本是一块盐碱地，寸草难生，很多人搬迁到这里都是依靠在这片土地上刮盐卖盐为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村庄。最开始，这个小乡村还不在意谁是头人，谁来主导和统治这个村落的问题，只是在每年要往县里上缴田赋时才选出一个代表作为头人，去挨家挨户收田赋。后来乡里的火夫传授了如何当村长之后这个被选举出来的头人才懂得如何去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支锅烙饼吃，而那些治理村落的方式无外乎“染头”“封井”两种方法。这种村落治理的模式一直沿袭着，也约束了申村后面历任村长。不管是在民国时，还是在解放以后，村里一直延续着这种方式。这种自然衍生的行为规范着村民的生活，也决定了权力文化加以口耳相传的经验成为了乡土社会里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当这种本土化形成之后，权力就成为大多数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为了竞选上村长，争权者开始托关系、送礼，最后演变成雇佣土匪绑票杀人。所有行为愈演愈烈，也把人们对权力的追求与渴望推向了顶峰。很多村民在这种本土文化的演变中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与思想，随着一代代政权变更，一代代人的更替，不管政治话语如何变换都难以改变在人民头脑中形成的那些固有信仰。

《故乡天下黄花》这部作品可以当成是《头人》的延续和发展。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用了更多的笔墨更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荼毒之深，危害之广。从表面上看这部作品主要叙述了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包括家族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实则作家想展现的是诸多矛盾之下形形的人物，这些人实则都是权力的奴隶。

四、中国本土文化的反思

当我们言说“贴近本土”“贴近本土人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可能仅仅是在展示以及复制一种“中心一边睡”的学术霸权，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想象中的他者的建构。这种建构集中反映在中国本土文化运动的主旨中。为了这一主旨，本土文化的概念得到了发展。这种主旨的精髓虽然意在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控制，但是本土文化运动中或许并不可能真正揭示本土人的思维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只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中，而非存留在被研究者的头脑中。结果如一些本土学者所感叹的那样，在没有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背景而盲目地倡导本土文化的时候，最终仍是不能够实现中国本土文化的真正繁荣，而只能够是一种虚假的“泡沫繁荣的状态”。对于现实的本土社会剧烈的结构转型及其后果，文学作品只能是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最终也只能成为本土社会重新分配资源的依据，而无勋于对当地人生活的促进。

五、结语

本土化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国际化而提出的，两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对立面。文化的发展必须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同时还要兼容自身的民族本土化特色。（顾明远，2011）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学作品的本土化肯定要从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兼具全球视野。（吴立保，2010）中国本土文化建设也应在全球视野的指导下，在发扬本民族文化优势的前提下，做到洋为中用，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得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走出国门，以文化为媒介，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为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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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语教材编写；培养目标；学生需求；人文性；《大学英文选》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5?0054?04

近年来，英语本科专业教材的编写出版不断繁荣，各类教材推陈出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教学的新思路，也丰富了教材使用的选择。但是，在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呼吁英语专业回归人文学科本位的背景下，英语专业教材尤其是综合英语教材编写过程中如何充分彰显专业人文性却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已成为国内英语教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教材是专业学生最基本的学习工具和核心材料，而按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各种目标要求编写教材，其选材取向直接关系到《大纲》规定的各种语言知识、技能、人文素养等目标能否实现，需要外语教育工作者认真探究。在已有的研究中，文秋芳提出了英语专业教材编写的三大原则[1]。庄智象则指出现有英语专业教材中对人文科学和文化重视不够的倾向[2]。这些论述，阐明了当前教材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包孕了教材编写的新理念，对英语专业教材的编写具有较普遍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分析《大纲》教学要求的不平衡性以及教材编写过程中盲目的需求分析给编写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以一本民国时期编写的英语教材为例阐述英语教育人文性内涵如何体现在教材编写选材中。

一、教材编写的依据及相关问题

（一）教学大纲

《大纲》开篇指出，《大纲》所作的各项规定是编写英语专业教材的依据。这要求《大纲》确定的培养目标与教学要求必须在教材编写中予以体现。《大纲》确定的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复合型英语人才”，学生“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3]（1）。客观而言，这样的目标描述是比较全面的。

就具体的教学要求来说，《大纲》对各类专业技能如语音、语法、词汇、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等又按级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不一一列举。但是在文化素养方面，《大纲》仅要求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熟悉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具有较多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具有较强的汉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3]（1）。比较《大纲》专业技能与文化素养的教学要求，可以发现它们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前者条目清晰，层级分明；后者则笼统含糊。《大纲》仅指出学生在四年学习中要熟悉英语国家的概况，学习较多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培养较强的创新意识，至于“文化传统”“人文知识”等究竟要包括哪些层面的内容，《大纲》则语焉不详。从开设课程来看，专业技能课课程类型丰富，学时较长，体现人文素养的课程除了文学、英美国家概况等少数课程外多数被列入选修课，而通观此类课程的教材，内容往往多介绍说明，少思辨分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诚然，关乎语言本体的知识和技能，在教材编写中须充分关注，但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过多关注语言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对人文科学和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教学要求上的不平衡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纲》较高层次培养目标能否实现，因此不容忽视。此外，从教材编写者角度来说，依照《大纲》描述的语言本体结构特点进行选材编写，方便按部就班，易于操作。相反，要将文化素养这些高层次目标内容全面落实在编写中，则无法一蹴而就，它需要编者自身视野开阔，人文素养深厚，语言功底扎实，这样在选材时方可博采人文精华，集成学习精品。

毫无疑问，包括教材编写者在内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在这一问题上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编写者在选材编写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兼顾基本功、知识面、能力及素质各个方面，做好各阶段各方面统筹考虑，在选材上要既重视语言技能训练又认真挖掘较系统的人文科学素材，力争每篇选材“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帮助实现技能训练融入文化教学，实现《大纲》规定的各级培养目标。相反，若编者畏难怕苦而避重就轻，或缘于自身学养所限缺乏甄别眼光，则无法汲取真正的人文精髓，仅会炮制一些新的大众读物，其结果也必然是昙花一现，不能成为教材精品。

（二）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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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杂志》；小学英语；不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9-0014-02

作为国际交流语言的英语，在我国越来越被重视，学习者的年龄也趋于低龄化。自2001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小学英语教育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城镇小学依照部颁规定普遍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英语必修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甚至部分农村地区也纷纷效仿将英语课的开设时间提前至小学一年级，幼儿双语教育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英语学习的起始年龄普遍提前，“英语过热”的发展趋势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小学英语教育不能盲目跟风，应科学理性地对待。早在民国时期，教育界的前辈们就已经展开了对小学英语课程开设的研究。《教育杂志》是我国近代创办较早，刊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且影响力最大的教育类期刊，在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作用不容小觑。观今宜鉴古，本文以《教育杂志》中有关是否开设小学英语课的讨论为切入点，从理论、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对我国目前小学开设英语课的不合理性进行探讨，以期望能为我国目前的英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理论层面

1.英语学习的最佳年龄问题。英语学习者的最佳学习年龄，一直是英语教育史上一个争论较多且无定论的问题。社会普遍认为，英语越早学习越好，基础打得越牢。早在民国时期，赵廷为就对此提出质疑：“初级中学开始建筑基础并不为迟，十二岁正是学习外国语最好的开始期间。所谓年龄愈幼，基础打得愈好，只是一种比较，并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不能打成好基础。我们晓得有许多的人，本来不懂德文或法文的，到了德国或法国去留学，在短期间内学成很好的德语或法语。这就证明，年龄大了再打好的基础，乃是一件可能的事情。”然而，目前我国英语从小学一年级学起，究竟有多少理论依据？莱恩伯格最先提出的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设理论是我国小学开设英语的主要理论依据。他认为：在人的大脑发育成熟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内，语言习得能够自然地发生。但超过一定年龄（2～12岁）之后，大脑不再具有这种处理语言输入的能力。Lamendella则认为，早期学习语言可能更有效，但对于年龄较大的人来说学好语言也不是不可能。随后，与关键期假设理论相关的课题研究陆续展开。但不同学科的专家对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还未达成共识，结论不一，如学习自然语音的关键年龄，学者Long认为是6岁，而Scovel则认为此观点无法证明，只能模糊的定为青春期之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键期理论所研究的是自然语言的学习，指的是母语或本族语，而非外语、非本族语，英语在我国属于外语而并非自然语言。我国的小学英语教学目前仍以正规的课堂教学为主，根本不存在自然或双语制的语言学习环境，致使小学生学习语言的优势无以发挥。因此，笔者认为将西方的关键期假设理论强加到我国外语教育的土壤上，未必存活。关键期假设理论只是通过对比而得出的结论，其科学性还有待考究，况且该领域尚处于研究阶段，未形成定论，就盲目地将其作为我国小学开设英语课的理论依据，不得不对其开设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2.小学生认知能力的分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学习必然要接触外来异质文化。在英语课堂中，本土文化的输出应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国家之注重英文其最高目的是希望凡读了英文的人西洋优越的文化――尤其是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同时希望能把本国的高深文化如哲学、文学等介绍给西洋人阅读，使西洋人知道我黄帝之子孙在过去人类文化上实有惊人之贡献。读英文的目的在于介绍文化。”外来异质文化的过早输入会不会影响本土文化的学习和输出呢？在自然语言的学习中，处于青春期之前的儿童模仿力和大脑可塑性较高，在外语语音方面的学习更占优势。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认知发展的四阶段论，深化了人们对英语最佳学习年龄的认识。从他对思维和语言的研究来看，处于青春期之前儿童的认知结构还停留在依赖具体内容的抽象思维中，未达到脱离具体内容的抽象思维阶段，对事物的长时记忆较差。英语学习需要培养英语思维能力，过早开设英语课程反而会干扰学生母语思维能力的培养，易造成思维上的混淆。母语是外语学习的基础，母语认知能力的早期培养有助于学生语言知识的良性发展。笔者认为，在学生母语学习的最佳年龄期（5～10岁）内是不宜开设英语课的，以防外来文化干扰本土文化的学习，得不偿失。

语言学习中除语音外，语法和词汇能力的发展与年龄的增长成正比，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岁。青春期后的学生更适合外语的学习，因为他们的母语认知能力已基本成熟。与成人相比，心理干扰较少，有利于语言的输入和内化；与儿童相比，理解能力强，有较高的语言组织策略性和异质文化甄别能力。目前，我国一些城市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并不科学，最适合的是五年级（10～11岁），最晚不能晚于初中一年级（12～13岁），起始阶段应重点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发展听说能力为主。

二、观念层面

英语是用于学习和国际交流的一门工具性语言，我们要认清其本质，切忌将其学科化。“英语本身并无价值，它不过是我们学习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已，其应用价值主要有翻译、交流、读书消遣、研究学术，等等。学生费七至八年时间学习英文，尚不能精通，无法达到英语教育的目的，极不经济，耗时耗力。”小学英语学习的起始年龄提前的影响因素还来源于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英语学习观念的合力。

首先，从社会方面来看，伴随着国家英语教育政策的颁布，各地小学陆续开设英语课程，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社会各界对此极为重视。认为小学开设英语课程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初中生的学习负担，学龄提前也有助于帮助学生为日后的英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各种小学英语辅导机构不断萌生，商业气息浓重，鱼龙混杂，质量堪忧；其次，在家庭方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理，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由于工作繁忙及自身英语水平有限，就将希望寄托于小学英语辅导机构。在学校开设英语课前，提前把孩子送到英语辅导班补习，力求提高孩子的英语成绩，并乐观地认为这是一种智力投资，殊不知这样只会打压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使其产生厌恶感，未曾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和身心特点；最后，就学校方面而言，在落实国家规定时，一些学校不考虑实际状况，一哄而起，竞相开设小学英语课，形式主义严重，然而教学质量却并不理想，学科化和应试倾向严重。所以，盲目地拉长英语学程并不经济，会造成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欲改良现在的外国文教学，我以为顶要紧的事是使教师认明外国文是一种注重练习的科目。”学校应转变传统英语课堂中以语言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加强练习，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笔者认为，社会、家庭和学校对英语教学的观念应加以转变，需尽快认清英语的本质、学习英语的真正目的以及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语言学习的关系问题，切忌盲目跟风，需静思慎行。

三、实践层面

1.小学英语师资水平较低。过强的师资队伍是我国小学英语教育成功的首要条件。研究表明，在自然语言的学习上，小学生的语音发展要优于成年人。尽管我国目前没有自然语言习得和双语教学的环境，但是良好的师资水平却可以更好地促进小学生英语的学习。该阶段教师除了要掌握基本的教育理论知识外，还要有扎实的英语专业知识及标准流利的口语，熟悉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并能熟练运用教育教学技能。然而，目前我国小学英语教师素质却并不理想。从事小学英语教学的教师质量参差不齐，学历较低（师范中专或大专学历），英语专业出身及接受过普通高等师范学校正规专业化教育的很少，多是半路改行的转岗教师，尤其是农村地区更为常见。他们整体专业水平不高，语言技能较差，语言文化背景知识匮乏。教师语言输入的准确性将会直接误导小学生的语音发展，日后难以纠正。赵冕认为：“因为教员的教法不良，在小学内教授二年英语（以前是三年），确实是有了一点基础，可惜所见的基础是负的，不是正的；因为有了这点基础，以后的英语教学不但不能省力，而且要加上一些额外的功夫来破坏他，矫正他。”小学是学生接触英语的起始阶段，没有过硬的师资队伍，教学质量就无从保证，影响也是深远且难以弥补的。

2.教学设施短缺，语言学习环境不佳。“英文教学的效率如何增进，我以为教师的技能和教授的方法虽极重要，然究属不过为许多因素中之几种。最属重要者，恐在于外国文学习环境的设施。”小学生语言的学习，无意义的学习要比有意义的传授学习效果好，因而利用多种渠道、积极使用教学设施来创设语言学习环境十分必要。完善的教学设施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一，尤其在我国不具备自然语言学习的环境下，其作用尤为重要。因而，小学英语教学应极力推广多媒体辅助教学，利用网络、电视、投影仪等设备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目前，我国有条件的学校虽硬件设施齐全，但由于班级规模较大，教师教法墨守陈规及使用先进设备的能力欠缺，致使教学设施不能充分利用，形同虚设。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小学英语教育的财政投入较少，无法满足农村地区小学的需求。这就导致优质丰富的教育资源与学生之间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减少了学生的英语接触量。学生只能通过教师课堂知识的传授获得目的语的相关知识，教学效率较低。只是一味地延长英语学程，增加英语学时，是极不经济的做法，还不如缩短学程，从如何提高教学效率的角度开展英语教学。

3.小学教材种类繁多，难度较大。选择优秀的教材对于开好小学英语课是很重要的。小学英语教材内容的选择应以激起学生兴趣为主，符合小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张士一在对选择教科书标准的介绍中认为：“材料愈多故事的趣味愈好；程度要是逐渐加增，不是突进的；与其跳得太快，不如走得慢些，使初学可以充分熟。”民国时期的教材是种类偏少，满足不了学生的学习需求。然而，目前我国的小学英语教材却种类繁多，容量和难度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我国目前小学英语教材主要有三种：一是从国外引进的教材：难度较大，显然不适合我国小学生的使用；二是国内专家或学校自主研发的教材：浅显易懂，但是发音不够准确，且编排结构及内容选择都是以母语思维为基础，不利于目的语的学习；三是中外联合编写的教材：虽然图文并茂，趣味性强，但外国专家对教材编写的介入是全方位的，在编写过程中并未依据中国无自然语习得的环境而把英语作为外语来设计，因而此类教材也存在缺陷。另外，我国小学教材内容“一刀切”，城乡及地区差异不明显，大多以介绍西方文化和城市文化为主，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学习，偏离其生活经验，相对较难理解。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能够吃透教材，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然而就目前的师资来看，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小学与初中教材知识衔接不足，重复现象严重。英语学习的真正阶段应该在初中，过早开设只会造成巨大的资源耗费，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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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邦彦.研究英文应有的认识[J].教育杂志， 1939，29（10）.

[3]关于外国文教学的几点意见[J].教育杂志， 1924，16（8）.

[4]赵冕.改进吾国小学英语教学管见[J].教育杂志，1926，18（6）.

[5]张士一.小学外语教学法举隅[J].教育杂志，192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