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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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配网;低电压;综合治理

中图分类号：TM7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2-0029-01

1.农村配网低电压的原因

1.1 农村配网基础设施不健全

我国农村配网设施运行年限普遍较长，变电站的数量和分布也多有不足，中低压供电线路的供电范围较大，但是供电线径较细，而且随着供电年限的增加线路老化现象严重，输电距离长，输电容量小，配电变压器容量难以满足农村用电需求，造成农村配电低电压现象经常发生。据相关数据分析，我国农村65% 的用户用电容量不足0.8kVA，86% 的农村低压供电半径超标，75% 的低压主输电干线的线截面积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标准。

1.2 农村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相关的农村政策，农村的发展十分迅速，这就造成了农村用电需求的增加。彩电、电脑、冰箱等高功率家用电器逐渐走入农村百姓家，打破了农村以前仅仅是使用白炽灯照明的用电模式，这些家电的普遍使用造成了农村的供电设施配备与用电需求严重不匹配，农村配置电容量不足，电网无功缺额越来越大，导致无功功率在输电网路大规模输送，从而引起农村配网“低电压”现象愈发严重。

1.3 农村用电特性引起低电压

因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平常家中多是老人和小孩，用电量不大，而且较为稳定，农村电压也能够达到正常供给。然而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陆续返乡，农村用电量短时间内大量增长，尤其在灯火通明的除夕，电灯、电暖气等家用电器的大量使用，造成配电线路和配电变压器工作负荷严重超载，进而造成农村配网低电压现象的出现。

1.4 供电设备运行维护不到位

保证电压质量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综合性较强，电网的结构、供电的能力、用电性质的判别以及设备是否正常运行，这些都是保证农村正常供电必不可少的因素，忽略以上因素，不能做到对各因素的透彻分析，就可能形成管理漏洞，进而影响供电质量。可能出现三相负荷不平衡，变压器未调挡，变电站母线未调压，无功补偿装置未充分投运等现象，进而引起农村供电电压不足的现象出现。

1.5 农网建设改造不彻底

农村配网自建设改造以来基本处于无投资的状态，线路、变压器等基础设施使用年限过长，而且基本都处于带病运行的状态，明知道农村配网存在低电压问题而无力治理。伴随着国家体质改革，新一轮的农村配网改造正在积极进行，对农村配网改造的投资也逐年增长，农村配网低电压现象正在逐渐缓解，然而农村配网低电压问题存在已久，要想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治理是很难实现的。

1.6 改善项目落地困难问题

近两年在解决人口密集城镇配网低电压问题的时候，时常发生改建项目落地难的问题。居民以影响正常生活、影响自身健康为由，阻碍配电变压器的修建，出现了一方面居民用电电压低，一方面又拒绝改善低电压状况的局面。

2 农村配网“低电压”治理难点

2.1 做到建立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

根据具体的治理项目建立严格的组织体系，可以根据需要建立专门的治理项目领导小组和组织机构，并且明确领导小组和组织机构的工作职能。同时要求各个辖属区域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责任到人，确立严格的责任制度，保证工作的层层落实，从上到下的确保治理工作正常、高效的开展。

2.2 做到严格的运行管理

在实际工作中，要确保农村配网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的力度，逐步建立健全电压质量管理体系，并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对客户端电压进行实时巡查，并建立相应的巡查制度，同时建立完善电压质量监控网络，应定期对电压质量和负荷进行实测，根据实测数据掌握农村配网低电压现象的相关信息，并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测，如发现电器设备接头接触不良等缺陷，要及时进行维修，保证供电设施的正常运行。准确掌握各配电设施的运行机理和工作特性，并对低电压信息进行实时收集，建立电压质量问题查找、分析和提供相应的整改措施等相关工作相统一的管理体系。如果发生三相负荷不平衡，配电变压器挡位不当或者迂回供电等故障，造成农村供电电压不足，要对故障进行及时处理，采取相关措施消除低电压现象，并提交书面故障报告，对故障情况进行统计，以便于治理。在农村地区开展有序用电宣传，引导农村居民合理用电，尤其是在用电高峰期，指导居民用电错开高峰期，进而保证农村居民可以正常用电，同时减少农村配网低电压现象的发生频率。

2.3 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

在制定低电压治理方案时，要严格遵循国家电网公司以及地方电网公司关于农村配电网络改建的相关政策和技术建议，根据待治理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努力确保治理即达标。在项目安排方面，优先治理均户用电量小、低压供电半径长的区域进行治理，优先治理人口密集的区域，优先治理95598投诉受理的区域。设计治理方案时，要根据治理区域的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导线截面和供电半径，对于导线截面和供电半径的选取，要根据手册进行查询，例如，满足10kV 的线路供电半径，乡村不宜超过15 千米，低压线路供电半径乡村不宜超过500 米。不仅如此，选取过程中还应根据线路的载流量，电流密度以及线路末端电压偏差等多个方面因素进行考虑，综合各个因素进行全面的计算分析。对于导线截面的选择，电网架空主干线应大于95 平方毫米，低压主干线导线截面面积应大于50 平方毫米，中性线截面面积应与相线截面面积相同。在进行缩短供电半径工作时，可以调整重负荷线路，重新分配现有负荷，并根据投入和产出比，适当增设变电站。

2.4 做到组织有序

农村配网低电压综合治理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任务相对繁重，施工作业点较为分散，战线较长，同时易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因此，在进行治理工作时，一定要做到精心策划，严密组织，有序安排，严格落实治理方案的各项工作，加强对施工力量的组织，以确保可以顺利、成功的完成治理工作。治理完成后，要对工程进行数据实测，现场询问，座谈交流，以评估治理工程是否充分发挥效益，是否可以彻底的消除低电压问题。从项目立项方面来看，是否存在治理标准偏低或者选型不当的问题，是否存在因永久性施工缺陷，进而影响设备，造成运行故障的现象，为以后的农村配网低电压治理问题提供可靠依据。

2.5 开展对线路及台区电压监测分析工作

随着scada 系统及台区用电采集系统的运用，使得基于电压采集的大数据分析变为可能。能够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采集系统基础数据进行处理，从低电压台区所在线路、发生时间和累计天数进行综合分析。以监测数据分享为依据，对低电压台区进行精准定位，为配网申报改造项目提供依据。

2.6 确保配网建设改造精准投入

在低电压台区监测定位的基础上， 配合配网规划及网架建设需求，强化配网建设精准投资。特别是对中压线路半径超过15km 的10kV 线路，要增加上级电源点布置，改善网架结构;对于户均容量不足2kW 的台区，要选择负荷中心进行增点、增容。

3 结语

为了保证农村配网的正常运行，需要在实际的治理工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突破治理工程中的难点，努力开发新的治理技术和方案，为农村配网低电压治理工程提供更好更新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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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政教关系走向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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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齐聚,共话北洋——“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外侨与中国口岸城市——“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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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起点——“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暨首届中国城市史年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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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维

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研究

论转型乡土社会的司法策略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本质

法律评价社会面向的哲学思考

法律惩治道德越轨者之意义探究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问题探析

司法沟通的语境、修辞与转换

调解考核制度的设计与功能悖论

A市B县检察院抗诉案件调查与反思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综述

论反垄断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宪法性地位

公开民事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识别与保护

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关于加强整治新建城区社会治安的调研报告

司法受众之心理维度与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径

论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构建

正义理念在中国传统儒学法文化的表达及其价值

纠纷解决的城乡差异——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法律社会学解读

关于法律必须被信仰的问题——兼评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评析——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

司法如何保护婚姻——基于离婚案件二次现象的分析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羁押执行交付问题研究

转型之惑与实践之学——评李瑜青教授《法律社会学教程》一书

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对象剖析与技术改革——传播学视阈下的司法公开方法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与区域经验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价值冲突与预设——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司法近代转向与现代国家寻找——评《帝国枢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转向》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律师职业主义变革——评《律师、国家与市场》

冲突理论的脉络及其当代法治启示——基于冲突理论脉络展开的考察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结合N市检察队伍现状进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对接——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兼评高其才教授的《法社会学》

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读周大伟先生《法治的细节》一书有感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中结案考核及其悖论——以J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例

法律与文化互动的三点思考——以传统儒学与中国法治建设关系为切入点

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与人民法院形象塑造——关于人民法院社会形象的调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众认同的心理解码与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传实践的实证分析

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与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会调查的分析

转型时期制度适用困境:原因、对策及反思——以对小城地沟油问题的讨论为例

积极探索实践护航自贸试验——人民法院为自贸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述评

由西向东、由理论迈向实践——评汤唯《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

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当代法治发展与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诉求与实践诉求分离和统合的实证研究——以河南A县基层人民法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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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整治；生态安全；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3.24 文献标识码： A

一、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

1、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往往会破坏生态平衡

增加耕地面积是土地整治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土地整治中为增加耕地面积，往往对原有河沟进行裁弯取直，从而改变河沟的自然状态，使河流流速、流量发生变化，不利于水生生物栖息和繁衍；其次，许多地方在土地整治项目区域中，进行了大面积的填埋河沟和坑塘，不仅损害了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还会减少区域内的水面率，减弱滞蓄能力。

2、项目不具有可持续性，可能会引起土地退化

有些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前的可行性研究内容和深度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往往不考虑项目后期效益的可持续性和管理的便利性。如在项目区的选择上，可能某一区域较适宜耕种，但远离农村宅基地，农民耕作很不方便，由于人力物力不足，项目结束后许多经营管理活动随之停止，造成整治后的农田，往往第一年还在耕种，第二年就开始撂荒，项目后期效益难以实现。

3、忽略生态环境保护设计，可能会加剧水土流失

土地整治活动中容易出现各种土壤侵蚀的诱发因素。如土地平整过程中，地表扰动改变了土壤的原有结构，使土壤质地更加疏松易蚀；农田埂坎、田间道路建设往往形成陡坡；大面积增加耕地的同时，植被覆盖率降低，尤其是处在体闲期的农地基本无地被物等等。由于土地整治甚少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设计，即使有林草措施，大多也只是沿沟渠、田间道路两旁营造防护林，施工过程中保护环境措施薄弱，因此忽略生态环境的大规模土地整治有可能造成新的土壤侵蚀和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加剧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

4、缺少生态景观规划，可能会降低生态系统稳定性

土地整治中，农田景观结构被较大程度的改变，多处水域、荒草地、林地、园地等转化为同一利用类型的耕地，降低了土地利用类型的异质化程度和景观多样性。同时，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和技术指导及科学的生态景观规划，黄土高原的土地整治若不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和对景观文化的保护，盲目追求“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树成行”的标准化建设，使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布局不当，结构单一，极易引起物种数量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使农业生态系统的抵抗力及适应力下降，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并导致孕育地域文化的乡土风貌受损。

二、完善土地整理的对策和建议

1、注重生态环境治理，真正实现土地整治由数量向质量转移

⑴ 建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体系

开展农田林网、护堤、田螃、坡面防护和沟道治理等工程建设，因地制宜确定项目区防洪标准、沟、路、渠绿化率、应保留的水体面积及其周围应设置的自然植被缓冲带等。

⑵ 做好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搞好坡耕地治理、沟道治理、成片造林、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沼气池等建设，综合治理。同时对于农村新建居住小区要搞好村庄内部规划，并且安排相应的环境保护工程，填埋和焚烧垃圾相结合，注意村容村貌建设，并考虑村庄内部绿化。

⑶ 重视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工作内容不是简单的开方挖填平整，还需要根据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确定土地平整方案，结合灌排沟渠、道路、林网布局，考虑机耕和田间灌水的要求进行耕作田块建设，在平整过程中还应采取合理的地力保持措施以保证土地开发整理后的耕地质量。

⑷ 提高耕作层地力

土地整治工程不仅要保证项目区耕地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也要保证耕地的质量在工程实施后不降低，即达到提高上地利用率和生产力的目的。因此，土地平整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需对原有耕地平整时，应采取地力保持工程措施。

2、加强生态环境分析评价，因地制宜开展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应依据区域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进行广泛深入的基础调查，结合当地土地利用特点和总体规划进行适宜性、可行性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选择合适的土地整治区域，并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不同区域特点和类型，推进差别化土地整治模式，实行多样化的技术标准、目标要求、管理模式与保障措施。在水土保持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土地开发的重点应转向沟道造地。保证建成后的土地整治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3、科学制定土地整治规划，优化土地利用格局

根据区域地形地貌特点与水土流失规律，通过合理的规划布局，让耕地、道路边坡等径流产生区和林草等径流滞纳区在流域空间上相互平衡，可以有效控制流域的水土流失；同时，通过合理规划耕地、道路、林网、坝系等景观，优化土地利用格局，可以使生态系统结构多样化，提高景观空间异质性和景观多样性，改善生态系统脆弱的状况，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在涉及废弃宅基地复垦开发、空心村整治的土地工程中，根据空心村演化的“生命周期”规律来科学制定中长期战略及规划，同时注意乡村景观的生态价值和文化背景的融合，把丘陵沟谷、河川平地等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土地整治中梯田、乡村建设结合起来，营造优美的农业和乡村景观。

4、强化生态化设计，营造保护型生态环境

土地整治过程中应考虑生态化设计。如防治水土流失，一方面，农田采用自流或喷灌的灌溉方式，可拦蓄地表径流和泥沙，增加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农田的土壤侵蚀；另一方面，综合考虑开挖面、道路沟渠、沟头、坝坡埂坎等易发生水土流失区域的林草建设，并修筑淤地坝、谷坊、沟头防护等水土保持工程，采取林草和水土保持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护坡治沟，拦蓄泥沙，减少水土流失。在稳定生态系统方面，道路、沟渠等承担着生物迁徙、物种交流功能的廊道，应进行生态化设计面非过度硬化；林草建设时构建乔灌草相结合、针阔混交的防护林带，不仅可以提高林草植被的成活率，而且能够增加区域内物种种类，使植物群落结构多样化，健全区域生态系统。

5、重视生态效应评价，提高土地整治效益

鉴于土地利用改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在土地整治中应重视生态效应评价，以水土流失等生态过程为主，明确辨别影响景观生态环境的因素，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评价。通过评价结果，了解各个因素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为今后地区土地整治的规划设计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并对可能产生的加剧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充分的预测和评估，从而全面提高土地整治的管理水平和实施效益，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结束语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着重于乡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遵循土地多功能性、生态性、乡土性、地方性、景观性等原则，建设生态文明乡村。实现数量、质量和生态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整治活动，传承乡村的传统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奇胜，刘红萍，张安录，我国农地整理中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J]，生态经济，2003(10)：16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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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 环境资源 资本化中国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立项课题：“旅游环境法律保护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旅游业的发展为视角”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为200803lx168。

作者简介：罗亚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法学，讲师，华东政法大学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商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210-03

一、引言

广西的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自然资源，如桂林山水就是享誉国内外的旅游胜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特别是城市人口，越来约追求精神享受，把回归自然，体验乡村生活和少数民族风情，欣赏田园风光作为逃避城市紧张生活的替代。广西是农业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域风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跨境旅游资源，以及历史遗迹，这些正符合了现代旅游发展趋势。因此，近些年广西的旅游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最初的自发性的、小规模的经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化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广，使广西的旅游业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wWW.133229.CoM

乡村旅游主要依托农村的自然风光与农村人文活动等资源，以城市居民作为目标市场，满足消费者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等各种消费需求。该类旅游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尤为重要，由于无节制的消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严重，因此，环境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农村的环保一向投入甚少，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投入。在自然资源变得越来越紧缺，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的情况下，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目前我国关于旅游环境的法律非常欠缺。当前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是以“市场失灵”①作为理论基础的，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规制，以期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解决环境保护的“外部性”问题。但是，由于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私利，在保护与治理环境上总显得动力不足，特别是乡镇政府，有着更为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单纯发展农业在大多数农村都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如乡镇企业就成为乡镇政府的优先选择。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发生冲突时，政府肯定会牺牲环境而选择发展经济。尽管有人建议把环境保护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可是官员们除了有谋求政绩外，更有谋求经济利益的愿望。这就是所谓“政府失灵”。现有的法律体系不能很好地满足发展旅游与环境的矛盾冲突，需要寻找新的路径解决发展乡村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和谐问题。

二、广西乡村旅游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

近年来，广西乡村旅游得到较好地发展，截止2009年底，广西建成常态性经营的乡村旅游点达300多个，“农家乐”500多家，创建农业旅游示范点192个，分布在广西14个市80多个县（市、区），其中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34个，广西创建的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数量排全国第9位，西部省区第2位。广西旅游局与农业、建设等部门合力打造了15条农业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了一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目前广西主要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有以下几种:1.农家乐(渔家乐等)；2.现代农业新村；3.民俗（族）文化寨或古村落；4.集观光、体验、购物于一体的农园；5.高科技生态农业观光园；6.依托乡村名胜开展乡村旅游；7.乡村红色旅游。

虽然广西的乡村生态旅游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缺乏整体科学规划，暴露出很多问题，制约了广西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本质、内涵、资源条件和客源市场认识不足，不能够准确把握和认识自由资源，及资源的开发，也没有很好地针对目标客源进行开发。

2.宏观管理力度不够，缺乏整体规划，体现为分散、小规模无序经营。

3.基础设施较差，如交通不便，卫生条件较差等，影响乡村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4.旅游服务整体质量不高，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5.由于法律缺位，监管不力，规划欠缺，出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人文环境特色弱化甚至恶化等问题。

广西已提出将旅游也作为广西的支柱产业，打造旅游大省的口号，而乡村旅游又是广西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当前已出现的问题，已对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造成阻碍作用，使乡村旅游处于较低层面的发展，而消费者对旅游服务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要解决这样的矛盾，以及上文谈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我们需要重新设计符合当今经济与环境关系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而且使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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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构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环境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对于发展乡村旅游，自然资源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对于乡村旅游更多地依重农村或山区自然资源。可是现实是，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几乎全部投入到城市，对农村几乎没有投入。虽然自去年起，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甚至中央财政安排了10亿元的专项资金，进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促治”政策的实施，但是在具体的防治工作当中还是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目前我们的环境管理体系基本是针对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的，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适用性不强；同时由于我们在开展农村环保工作中普遍存在重工程、轻制度的现象，使得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措施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等。再加上农村地广人稀，污染太过繁杂分散，农村环境保护的机构队伍薄弱、基础能力薄弱、法规制度薄弱、管理手段薄弱、技术支持薄弱，农村环保问题严重。

（二）传统环保法律制度的弊端

在我国，在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下，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更谈不上将之作为资本来看待。长期以来，中国资源行业的发展一直是行政权力为内生变量的，包括对自然资源的配置，也大多是通过无偿的行政委授实现的。从法律上来说，自然资源只是行政管理的附属，其自身的价值或是资本属性无从谈起。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环境只是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市场机制的目标是人造资本的最大化,并以此实现经济在总量上的增长,环境要素在此仅是作为生产对象存在,市场机制对人造资本最大化的推进同时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无限扩张。由此也形成了“环境保护与市场机制天然排斥”的普遍观念。对应到旅游业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旅游开发程度越高的地方，往往自然环境，乃至人文环境破环越严重。就是由于传统理论下，自然资源等环境要素是排斥在市场之外的公共资源，没有资本化，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市场主体不愿意付出成本进行环境保护。不仅如此，由于使用自然资源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再加上监管不力，经营者往往无节制的地消耗环境。对于行政监管，由于认识上的不足等原因，也显得力不从心。

（三）环境资源资本化的转变

人类发展到今日，人类已面临着资源紧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峻环境局势。因此，有学者提出“生态经济理论”。在该理论下，宏观经济被视为一个包含内容更多，更有支撑能力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即经济只是生态经济的一个子系统，而将环境保护提到比经济发展更优越的地位。以生态规律影响和支配经济发展的进程。在生态经济的理论基础下，要求立法将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资本的基本构成，并不断提高其生产效率和通过投资扩大供给。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法律应将生态环境等资源纳入到物权理论框架中。在传统的物权理论框架中，土地和海域早已纳入物权中，对除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构建的较为完善。其他的生态旅游资源，也可以按照使用权等他物权的创设②，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的权利，按照物权制度，将这些权利市场化，通过拍卖，由经济实力强，开发最为合理者获得使用或开发的权利。旅游环境资源不再是无偿的公共资源，而成为“自然资本”。如果要获得自然资本的使用权或利用权，需要通过市场交易。

通过环境资源的资本化设计，将原来视为公共产品的自然资源等环境资源“内部化”，使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一旦环境资源权利成为资本，纳入到投资者的成本之中，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或利用权的拍卖，而获得资金，专款专用与当地旅游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这样既解决了政府在环保上资金投入不足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也可以真正实现“谁使用谁治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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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广西乡村旅游环境保护制度框架的构建

针对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及所面临的与环保发生冲突的困境，基于环境资源资本化的制度设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相关法律制度：

（一）制定地方乡村旅游发展法规

目前有不少地方盲目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无序经营，没有对环境污染的评估，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与浪费。要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继续发展，应根据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制定符合旅游发展与当地自然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地方法规。法规应制定当地乡村旅游的目标和宗旨，对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手段；禁止性行为；法律责任等。在地方法规的指引下，地方各级旅游部门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引进投资及项目开发应符合规划要求。中国

（二）旅游环境资源资本化

对于自然资源，可以根据其所有权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权利，如开发利用权，使用权等。乡村旅游所依托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有两类:国家所有权和农村集体所有权。而经营者也有两类：外来旅游企业和本地农户。将旅游环境资源资本化，就是要经营乡村旅游服务的经营者有偿使用青山、绿水等传统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资源。对于旅游企业，如果使用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应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自然资源使用费，这个制度可以按照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设计；对于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应与该地的农村集体组织签订承包协议，有偿使用。而经营者是当地农户的，由于经济能力弱，他们经营旅游也是在其传统的生活习惯基础上进行的，原则上不需要象旅游企业一样付费，但应当缴纳适当的，相当于环境保护的保证金。

（三）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

目前广西的农村生态旅游规模化经营的不多，很多都是当地农民自行个体经营。分散式、小规模经营往往经济实力较弱，没有长远规划，比较急功近利，带有较强的“靠山吃山”的心态，很少关注环境问题。对此，应制定地方法规，规定较高的进入门槛，引进具有先进开发与管理经验的旅游经营企业进行整体性开发。这样可以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较为有效、协调的利用。地方政府在进行招标引进旅游项目时，应重点考核其对当地环境保护的措施的可行性，使环境资源合理利用及环保纳入经营企业的运营成本之中，从而达到旅游开发与环境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环保双赢的局面。

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并非指仅投资多的旅游企业才能经营乡村旅游产业，而将当地农民排除在旅游发展之外。这里所指的高门槛，更大程度上是指对环保的贡献。对于当地农户经营旅游行为，更多的要靠行政力的约束，如收取排污费等。

（四）有效地将农村生态旅游目的地农民纳入旅游产业中

对于风光秀丽的生态旅游景区，往往也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如广西的大化县、田东县、东兰县、巴马县都是有名的贫困地区，近几年由于大力发展旅游业，当地的经济与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鼓励当地农民从事旅游，农民分散的、小规模可能对旅游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都不利。引进外来投资，又可能将当地农民排除在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之外，而他们还很有可能要承受因为开发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让当地农民参与旅游业，享受到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所带来的实惠，同时又不会造成不经济、不环保的效果呢？

这需要当地政府在引进投资时，要求旅游经营者做好规划，将当地农民作为其经营的有机组成部分。双方的合作可以是多种形式的：

1．农民可以通过村委会等集体组织与经营者签订协议，以他们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作为资本入股。这要求首先将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他物权利划分成股份，并且作价，转化成资本。这种方式的合作，恰恰与上述制度设计相吻合，也是当地农民最深的参与旅游开发的一种方式。通过自然资本入股，农民成为股东，可以参与开发与经营决策，对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表决权，这也遵循了环保民主原则。

2．无论当地农民是否有自然资本入股参与，都可以加入旅游服务、甚至经营管理行业之中去。当地农民世代居住在本地，与当地资源形成天然一体，其实他们也是当地旅游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以民俗资源作为开发旅游的重点的地区，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是苗族风情，消费者除了欣赏秀美的山水风景之外，更是想要体验当地的民族风情。当地农民的生活和民俗，通过旅游企业的良性包装，呈现给消费者。而当地农民可以在保持自己的生活传统和习俗，同时又不离开家门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生活。参与的方式有二：第一，受雇于旅游经营企业；第二，与旅游经营企业签订协议，将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承包给农户或农户联合体。协议中明确约定承包项目与范围，旅游经营企业统一管理，指定服务标准，由经营者就农户经营项目对消费者承担责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发民俗资源的时候，法规应做适当的引导，避免将民俗风情展示舞台化、商品化。在开发的同时，注意外来文化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经营者应配合文化部门对当地的民俗文化的研究与保护。

3.对于不愿意或者没有劳动资源的农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分享利益：第一，通过所在农村集体组织所有的自然资源入股方式获得分红；第二，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按照与经营者的协议，从旅游经营者处获得补偿款。该补偿款是用于弥补因开发乡村旅游使其遭受到对原有安宁生活破环的损失或容忍。

（五）当地政府成立专门的监管组织

通过将自然资源资本化后，环境与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得以有效利用与保护，政府的环保压力大大减轻。但并不是说政府对此就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转变职能，从执行者变为监管者，保证市场的良性、有序运行。针对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的特点，政府监管组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定乡村旅游服务标准；2.按照相关法规，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进旅游开发经营企业；3.监管自然资本权利交易过程；4.监管经营企业与农户的行为，如果他们有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行为，依法采取行政手段；5.对农户分散经营进行必要的组织与培训。

在进行行政监管时，要特别注意防止行政权的过分膨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政府常常喜欢当场上的“运动员”而不是“裁判员”，因为直接参与经济，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立法就是要政府回归本位，成为市场的监管者，防止恶性竞争或破坏竞争的行为。对于难以资本化的，具有较强公益性的公共资源，难以用市场手段调节的，需要政府投入加以保护。

五、结语

良好的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有利条件，但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优势可能难以发挥，最终成为制约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笔者试图跳出传统环境保护的思维，在生态经济的视角下，构建一个农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将原本作为无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本化，从而将“外部化”的问题转为“内部化”，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制度的具体构建仍需不断探索，本文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

注释：

①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的状态，特别不能按最优化原则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自然资源一直以来作为公共产品，存在产权不明的状态，市场运作无法组织和实现自然资源的提供。自然资源被排除在市场交易之外（外部性），市场交易主体不会为消耗自然资源而付出成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这类外部性和搭便车一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

②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我国的法律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自然资源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基于我国公有制和当前的政治体制，具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一点已达到基本共识。所以这里讨论的权利为非所有权的他物权。中国

参考文献：

[1]余小军，马融.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综述．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8).

[2]走进新农村“2010广西乡村旅游”正式启动.人民网广西视窗.people. com. cn/gb/179409/179464/10817241.html.2010-1-15.

[3]谢晓岗.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百色市为例．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张璐.生态经济视野下的自然资源权利研究．法学评论(双月刊)．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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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畜禽养殖 污染负荷 治理

中图分类号：X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b）-0150-01

1 畜禽养殖污染综述

最近几年我国畜禽养殖业快速发展，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畜禽养殖业发展过快就我国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是我国环境的一大威胁。畜禽养殖业是地下水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我国的众多河流中，由于畜禽养殖业的原因造成的水污染比比皆是，总体来说，50%以上的污染负荷均来自畜禽养殖业。其中饲养圈的清洗与污水的随意排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粪便污水排入环境中，未净化污水对水体造成破坏，许多专家研究表明畜禽粪便流失是造成地表水地下水的有机污染的关键因素。当然，畜禽业还会污染空气，传播细菌，危害生态，但归结到底还是产生的粪便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该污染的负荷计算与治理分析。

2 禽养殖产生粪便负荷量计算

（1）畜禽养殖产生粪便负荷量，首先要考虑的是计算畜禽每年的粪便量，主要利用存栏量与排泄系数和饲养周期相乘求积。

（2）畜禽粪便负荷量的计算：计算完每年的粪便量后，便可以考虑负荷量计算，而粪便的处理方式也比较单一，即以有机肥料的形式重复利用。但由于不同畜禽粪便的肥料效果相差巨大，所以在计算负荷量之前还要以含氮量为基准将其进行转化，转化为标准猪粪当量，然后就可以计算负荷量。计算过程中，以耕地面积作为我们实际的负载面积，再根据粪便的负载量，即可算出结果。对应计算公式为：

式中，为畜禽粪便以猪粪当量计的负荷量[]；Q为畜禽粪便转化为猪粪的总量（）；s为有效农耕面积（）；X为各类畜禽粪便量（）；T为各类畜禽粪便转换为猪粪当量的换算系数。

（3）畜禽最大负荷值计算：畜禽最大负荷值即可承受极限，作用为当地肥料是否超过农耕地的最大承受能力，是否对周边会有环境威胁。计算公式为：

其中，R为各种粪便最大负荷值，为畜禽粪便以猪粪当量计的负荷量[]；为农田有机肥料最大承载量。

（4）小结。

通过对近几年一些调研结果的参阅，我们可以发现畜禽养殖污染负荷量与调研当地的自然条件关系很大，人口集中地和畜禽产品供应地的污染相当严重，同时必须要警醒的一点是，全国只有不超过10个省份污染负荷量合格，对环境都存在潜在威胁。所以，针对已经发生的情况，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对这些污染进行治理，并在日常劳作过程中注意防治结合。

3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分析

（1）畜禽业污染治理的第一步，就要最广泛的使饲养者和企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思想认识，提高环保意识，由于畜禽养殖业的工作疏忽给周围带来的环境问题致使周遭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与当地住户的矛盾，所以宣传工作很重要。此外，各大主要部门也要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有关部门要把治理工作记为议事日程，制定工作计划，对于困难企业与个人政府要适当予以补贴与帮助，对畜牧业的主管部门给予经济支持，把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2）根据不同地区的畜禽养殖现状，可以适当调整布局，合理规划，实现有效治理。同时应坚持加大治理投入，加大法制管理。在充分论证证据合理的前提下，对于污染较大的地方一定要严格处理，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来处理。相关污染防治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举措，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开展专项整治，地区政府部门之间通力合作，以粪便资源化和综合利用为立足点，以环境容量为基准，严格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来执行，同时加强对私排偷排的监管，对于那些完全依靠污水处理的企业或畜禽场提高征收费用，争取早日实现地区污染负荷达标。

（3）对于畜禽养殖污染，最简单最基本的处理方法是对污染物的合理处置，比如尽量减少水洗笼舍，改为人工清理粪便，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减小水的污染程度。其次，还可以加强废水污水的处理，加大技术投资，争取实现污水处理后的资源回收利用，如可以采用废水厌氧处理方法等，都能有效治理污水，改善环境，还可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推广粪便干、湿分离技术，也可以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实现生产模式从传统农业“资源—畜产品—废物排放”的生产过程向“资源—畜产品—再资源化”生产过程的成功转变。

（4）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处理污染的水资源是一方面，但其他处理的污染同样不可忽视，比如如果动物为了保证生长需要摄入某些营养元素，如氨磷等，那么必然会造成排粪中两种元素的污染；再比如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采用种养配套结合的办法，回收粪污返田，结果则是饲料中的其余添加剂的残留致使土壤遭到破坏。相关问题还有很多，所以在思考的解决办法时候必须从畜禽品种，圈养方法，食用饲料全方位多角度考量，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污染问题。

（5）加大科学投入与粪污处理与资源化技术研究。根据当前的养殖计划，找到最合适的科学的养殖与排污方案，实现城市乡村网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综合利用。例如可以推广清洁生产的技术，整个养殖过程从饲料，饲养管理，饲养清洁等多方面全程控制，控制饲料种类，以科学的方式喂养与管理养殖，科学饲养，科学配料，环保排放，增添防污措施，降低排泄物的气味散发，废水沼气化，综合利用各种条件治理防污。同时，在城市郊区，如果经济能力允许，可以建设畜禽污水处理工程集中处理，也可与邻近企业共建环保污水排放处理区；如果经济能力不高或是规模不大，可以先作为试点高效肥料生产基地，研究有机肥料与饲料的改进方案；加强畜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研究，争取技术早日完成研发，投入市场，这样污染的防治定会更上一层楼。

（6）建立一批粪污处理企业也是一种解决途径，毕竟现如今的很多污水污物排放都是企业或养殖场自行解决，处理手法业余，也没有积极性，如果建立很多专门的厂商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要加强模范单位的带头示范作用，给予表扬与优惠，推广成功经验与经营模式，这样会带动整个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4 结语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按照合法，科学，有效地污染治理道路前进，我有理由相信未来我国的畜禽养殖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1] 张绪美，董元华，王辉，等.中国畜禽养殖结构及其粪便N污染负荷特征分析[J].环境科学，2007.

[2] 张克强，高怀友.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处理与处置[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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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了关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的研究。国外方面，该创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研究较少，才刚刚起步，但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关注。  

一、国外研究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的垂直合作属于典型的金融创新，该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场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金融带有偏见，认为非正规金融服务太窄、零碎和无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农村金融小组，就发展中国家对私人和机构性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许多诽谤给予了纠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适宜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服务项目创新的一种来源，能够服务于穷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纪80年代起，有意义的努力是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结合到正规金融项目中去。例如，马拉维的lilonwe土地发展项目、津巴布韦的储蓄发展基金会、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的phbk（连接银行和自助小组的项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为通过直接的补偿计划把货币放贷人和银行联系在一起，货币放贷人的工资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变化。研究还表明，治理乡村生活的规范和准则有助于约束人可能的策略行为，从而帮助金融机构。varghese（2004）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筛选、监督和状态核查问题以及执行问题，通过对银行自己发展发放贷和银行与非正规贷款人联结起来发放贷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较，得出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联结的激励相容条件。条件表明银行应当根据货币放贷人的机会成本和信息贡献补偿货币放贷人。 

二、国内研究 

左臣明，马九杰(2006)提出在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前者有成本优势，而后者有信息优势。正式提出将二者连接起来为农村金融服务的设想。 

武翔宇（2007）在综述中总结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有三种联结模式。第一、正规金融雇佣非正规人，如私人放贷者、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或小额信贷机构等，由其代为筛选、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非正规人贷款的条件、佣金水平等由正规金融决定。第二、转贷。即正规金融向非正规机构贷款，非正规机构再将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转贷给农村借款人。非正规机构向农户贷款利率、贷款条款等不受正规金融干涉。第三、正规机构隐含的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如正规金融通过“信贷配给”来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非正规贷款人通过提供贷款给非意愿违约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并与其共享未来的盈余。并说明了金融联结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联结条款的设计和联结的效果。并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银行雇佣乡村中介筛选和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时补偿方案的设计。提出我国农村可能作为联结中介的主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金融类乡村中介，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信贷协会、互助会等；二是村庄资源如村庄的供销社、卫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产性的组织,如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四是非政府组织。 

邵兴忠（2008）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对接研究。提出了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他认为，垂直连接主要有三种方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连接：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商品信用）的连接；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合会、小额信贷）的连接。 

杨福明、黄筱伟（2008）以温州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协同性。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协同性是金融生态体系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主张把民间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生态主体，在对民间金融的改革和规范过程中，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吴成颂（2009）提出了我国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进行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构想,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建议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服务体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为标准。只要合法的放贷者和金融小组就近简单备案，就可以进行放贷活动，以实现垂直连接。 

刘杰（2008）对垂直连接的前提条件、效率、可行性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互补”关系是实现“垂直连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响“互补”关系形成的相关因素。另外，“垂直连接”的效率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有关。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既有可能形成竞争也会造成合谋。竞争的局面是“垂直连接”所愿看到的。进一步放宽假设的情况是，我国大多数地区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垄断市场结构特征。“垂直连接”的剩余可能会被垄断者完全占有，但同时加大了农村资金的供给，其代价是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而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规金融垄断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并不会完全占有剩余，所以应当被视为“垂直连接”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之，“垂直连接”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可行是有条件的。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应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立各自的政策预期，不能搞一个模式。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商业化程度越高，“垂直连接”越有效。 

万川川（2010）以辽宁农户家庭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存在着协同效应，两者通过‘垂直连接’是能够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想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采取的模式，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可以考虑跟商品交易互联以及和自有资金放贷者和金融小组的合作。 

参考文献： 

[1] 武翔宇.我国农村金融联结制度的设计.金融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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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规划编制；无锡

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猛，2011年人均GDP超过10万元，城镇化水平约70%，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农业正在从传统的生产角色向生态角色转变。自1980年代以来，无锡市开展了五轮农村（村镇）规划编制工作，统筹布局产业、居民点和各类设施，为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做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

1 前四轮村镇规划编制回顾

1.1 第一轮村镇规划（1980年代初-1985年）

无锡市的乡村和集镇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起始于1980年代初期，第一轮规划是各乡镇组织编制的简单的集镇建设规划。因资金、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局限，成果很不规范，基本上就是一张规划图。

1.2 第二轮村镇规划（1986年-1989年）

1986年前后由各县建设局组织编制了第二轮规划编制，第二轮规划编制仍然是粗线条的不完善的规划。

1.3 第三轮村镇规划（1990年-1994年）

各县（市）组织的第三轮集镇规划的编制工作，受到了当时各级领导的重视，邀请了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南京大学、江苏省规划设计院等单位编制各乡、镇的集镇总体规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于1992年前后，根据省建委的统一部署，开始编制村庄建设规划，重点是村庄居民点规划。

原郊区也在1993年以每个镇为单位在一些空地上做了新农村建设规划，建了一些农民别墅。

1.4 第四轮村镇规划（1995年-2001年）

1994年编制的无锡县县域规划，对各乡镇建设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随后于1995年展开了第四轮的乡村和集镇规划编制工作，一直持续到2001年撤市建区。1996年，原锡山市各镇组织编制完成了以各镇为单位的镇域规划，并按照镇域规划开始编制中心村建设规划，对中心村规模做出了预测，对中心村的用地布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筹安排。1999年，根据镇域规划开始了第四轮集镇总体规划的调整工作；2000年，着重编制了重点中心镇的镇区总体规划。

2 前四轮农村规划的经验与教训

前四轮的乡镇、村庄规划是以各建制镇为主体编制的，没有充分考虑到无锡所处的苏南地区的城镇密集、人多地少、乡镇工业发达等特点，各自为政编制规划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2.1 对城镇发展的动因认识不清，导致了规模屡次突破

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是无锡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器，直接催生了乡村工业化进程明显高于城镇化进程。村镇发展速度加快，再加上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导致了村镇两级产业同步发展，有些地方村级工业发展的速度甚至超过了镇区。规模也突破了原有规划预测。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现有的规划预测手段是基于人口增长决定城镇规模而忽略了经济增长是城镇发展的本质动力这个根本问题。

2.2 区域观念不强，导致了区域城镇发展无序

前几轮的城镇、村庄规划是在城镇体系规划等上层次规划缺失或者指导不力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从孤立的单个城镇、村庄看，村庄规划是完善的，但是从区域的角度看，各个规划存在着功能定位雷同、道路难以对接、重大基础设施不协调等先天性的缺陷。

由于城镇、村庄规划是在封闭的范围内进行的，都有各自的配套区、产业区、生活区，零散的建设用地通过村庄规划得到认可，与“三集中”的思想背道而驰。产业规模没有进一步集聚，居民点数量没有压缩，配套设施建设小而全。有些市政基础设施难以实施，有些乡镇、村庄规划仅仅成为各行政主体获得工业用地的一个手段，造成区、镇、村的条块分割，工业用地散布，产业结构雷同等问题。

城镇、村庄规划几乎不可能触接到行政区划调整等上层次的课题，因此造成行政区划一旦调整，编制完成的规划就很难实施。另一方面，无锡市人多地少，城镇密集，各乡镇范围狭小，1990年江阴市、宜兴市、无锡县有113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面积仅35.18平方公里。范围狭小，必然造成传统的中心村、基层村的等级结构不完整。同时农民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到1980年代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与规划的中心村并无多大差别，因此，中心村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造成了事实上的中心村没有实现。

2.3 生态环境重视力度不够，导致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前两轮的规划基本上是对城镇、村庄的规划，而非镇域范围内的总规。后两轮的规划虽然有所涉足，但对镇域范围内的农田、非建设用地安排仍考虑不足。另一方面，无锡市编制规划的村庄、村庄范围广、数量多，必然造成建设用地散布市域，直接导致污染源的遍地开花和治理难度的加大。

3 第五轮农村规划探索（2002年以来）

3.1 第五轮农村规划编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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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发表题为《社会资本的随笔》的短文以来，社会资本的概念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越来越多，社会资本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术语。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制度、关系、态度与价值观念的综合体，在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研究文献非常多，但研究者们都是从独立的某一方面来讨论，这样对于人们系统全面的认识社会资本是不够的。在经济学中，“当一个人的消费或企业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的效用或另一家企业的生产产生一种原非本意的影响时，就会出现外部性”。依据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划分方法，社会资本属于“准公共物品”范畴，具有非排他性，所以社会资本便也具有了“外部性” 。本文通过归纳整理前人们的研究，从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析层面上综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及消极效应，使人们客观全面的认识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更好的指导个人、团体和组织的行为活动，并对以后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二、社会资本基本理论分析

1916年第一次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主要是指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但是随后的几年，社会资本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对于社会资本的构成，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表述。著名学者帕特南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因此“信任、规范和网络”被他看作社会资本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社会资本构成问题的论述，最早来自科尔曼，他对社会资本形式的讨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后来的学者立足于确立社会资本的分析层面，希望依据此来说明社会资本的构成。最早用社会资本分析层面研究来说明社会资本构成的学者是社会学家林南，他划分了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析层面：个人分析层面和团体分析层面。运用政治学的一般分析方法，我们还可以把团体分析层面再次划分为以社会组织（企业）为单位的分析层面和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层面。由于存在社会资本的多层面性，社会资本的研究更为丰富。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和分析，主要从个体分析层面以及社会组织（企业）分析层面来分析社会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效应。

三、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

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大体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从比较宽泛的经济文化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网络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三是直接以社会资本作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四是社会资本功效的研究。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的两个层面出发，关注社会资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效。

第一，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一种隐性的资源，人们需要把它转化成现实的力量才会对个人的行为能力产生影响。正如波特（1997）所述，一个管理者为企业带来增值的部分来源于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协调能力。这就说明，社会资本对于个体的价值源于能够在各种机遇之间进行联系的能力。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不多，学者对个人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对于个人来说，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存量和通过个人所结成的社会网络越密集，它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多，工作生活就越容易。前人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讨论了个人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行政裁量与司法公正等问题的关系。胡永远（2007）利用了Heckman两步法，估计了个人社会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概率和初始工资的影响，对比分析了非社会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周佑勇等（2007）指出了中国社会由一张血缘、地缘及其他因素为纽带的关系网所织成，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会受到该网络的影响，从而行政主体在裁量过程中都要考虑作为制度因素补充的“非制度因素”；杨帆（2008）分析了个人社会资本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指出由于社会资本自身的属性、传统思想文化原因、制度原因以及司法官员的主体因素等原因，现阶段我国司法公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损害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第二，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越来越丰富，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下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Nahapiet 和Ghoshal（ 1997） 指出，企业社会资本是嵌入到企业的、可利用的、源于个体或社会单元所占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国内学者，边燕杰、丘海雄是国内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他们（2000）指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而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上述综述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还不统一，这导致了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杂乱无章。

国内，边燕杰、丘海雄（2000）的研究表明在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产业类型、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一致的基础上，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大，其人均生产总值越高，即社会资本对人均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提升作用。还通过案例说明，企业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不同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不同部门间的资源交换和整合以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创建竞争优势，并且提高了办事成功率。

四、社会资本的消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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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品博弈；囚徒困境；合作；强互惠

一、传统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结果

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它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形成，博弈论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随后几年，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2][3]，泽尔腾（selten）于1965年发表了关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萨尼（Harsanyi）则于1967年展开了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很早，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开始重视博弈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他们的研究重心已逐渐由一般均衡转向对拥有有限信息的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将博弈论应用于公共品问题的论文也是在这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问题一直都是历代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之一。

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共有n个人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每人都有y单位的钱且同时决定投资某个公共产品，gi表示参与人i投资的数额，a表示个体的边际报酬率（0

πi=y-gi+a∑nj=1gi（陈叶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此时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这种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败，使集体陷入无人合作的均衡结果中，而这种博弈均衡结果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的经典例子，它反映了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我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时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迎（1985）[5]曾在文章中写到，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时，整个系统的收益却将处于低点。

做为经典博弈理论关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最经典应用，囚徒困境这种博弈均衡结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个理性人在面临选择时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现在，个体间的合作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无关民族无关国家更无关教育程度，没有契约保障的合作显然具有普遍性，农村居民可以共同筹资修水渠，城市居民也会达成一致共同购买保洁服务以确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净卫生，而这显然与理论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结果不符。

二、对完全理性假设的质疑

事实上，传统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质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纪六十年表的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人的认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种情况下会存在认知不足的结论。Fehr与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总结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更证实了人的行为会偏离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学者陈叶烽（2010，2012）写到[11][12]，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个体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异质社会偏好的个体。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绍过此类研究，并说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车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复杂的合作系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认知能力外，还受到诸如自我形象、社会评价和个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所进行的分层，人们不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爱、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会实现也都非常重要，而这些需要共同驱使个体的行动，也正是因此，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绝对存在的。姜树广与韦倩（2013）[14]曾说，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最终物质支付，还受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影响。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区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诸如声望、信誉、道德、舆论等，都形成了对其成员的无形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体间合作提供公共品成为可能，并在面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因素的诱惑下，取得集体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释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论

目前理论界有很多解释现实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合作现象出现与维持的原因，其中的群体反复博弈理论（Fudenberg D，Maskin E，1990）、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 W.D，1964）和群体选择学说（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错的理论成就。在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类似理论，其中于显洋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城市单位小区的特点，他说在这种单位小区中，个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关系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和追求身份意识等[16]，而这种显著的同群意识[17]建立起来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个体较顺利地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同样地，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中，长期重复博弈使个体更看重长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困境[18]。

在诸多对合作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中，基于对未来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选择的互惠机制最引人瞩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19]和基于奖励或惩罚的强互惠理论[20]。这种互惠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界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了检验，认为个体间合作行为中存在着互惠关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个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业安，宋紫峰[23]也曾运用公共品博弈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互惠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

互惠理论中的强互惠概念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合作关系，是因为很多个体在采取合作抉择后，常常会不吝惜成本而去惩罚不合作者或者奖励合作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且惩罚机制较奖励机制更为普遍，它也被称为利他惩罚。早在1992年，人类学家就发现惩罚不合作者是早期人类社会维持合作的重要机制[24]。1995年动物学家也证实，惩罚是社会性动物维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更显示，人们已经通过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发现了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6]。

国内学者也进行过惩罚机制的相关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论文就表明，惩罚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实验对象中较之不能交流的对象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人们能通过交流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当群体中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品单位收益时，会增加个体合作难度，但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仍然明显。

强互惠较之其它理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对于任何一个无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惩罚机制来形成并维持合作，但这种惩罚机制必须尊重个体意愿，且经济惩罚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具备普适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认定为必须保证供给的可以强制征税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适用经济惩罚。但无论是城市集体还是农村集体都可以参考以上诸多理论，将惩罚机制建立在保证反复博弈的长期性、形成熟人社会、形成同群效应或共同信仰等基础上，在此时，惩罚也将演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们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评价、声誉或者集体信仰，自然会被他所生活的集体所约束，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

其实这种惩罚机制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已经出现雏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识且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中，业主们往往会共同筹资雇人打扫社区内部共有部分，以保证所有人的卫生健康需求。尽管这种筹资方式不具备强制性，但因为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和保洁费用的小额性，使得搭便车成为一种为人不齿的贪小便宜行为，这就造成社区内大部分居民最终都会选择一起负担这种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惩罚机制维持合作的作用其实是明显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应平台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引导和培养，只要发现某个集体拥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应引导措施，指导集体自发提供他们所需的且个体自愿并有足够能力承担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起来，这种自发供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满足集体需要。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好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监控工作，惩罚机制虽然能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明显效果，但却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惩罚演变成过分谴责或恶意诽谤，就会对公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违背了公共品供给最开始的自愿原则，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Neumann，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 Nash.J，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o.36，1950

[3] Nash.J，Non-cooperative games.Annals of mathematics，54（2），1951

[4]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经济学家，2012

[5] 张维迎.从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经济学》，1985年第6期

[6] 李子江.《关于纳什均衡点的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7] Kahneman.D，Beatty.J，Pupil diameter and load on memory.Science，1966

[8] Kahneman.D，Beatty.J，Pollack.I，Perceptual deficit during a mental task.Science，1967

[9] Fehr.E，Schmidt.K.M.，The Economics of Fairness.Reciprocity and Altruism――Experimental Evidence and New Theories.Munich Discussion Paper，2005

[10] Cardenas J.C.，Carpenter J.，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Lessons from Field Lab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

[11] 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12]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

[13]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东南学术，2010

[14] 姜树广，韦倩.信念与心理博弈：理论、实证与应用.经济研究，2013

[15] 唐兵.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

[16]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

[17] 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9

[18] 叶文辉.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

[19] Nowak.M.A，Sigmund.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2005

[20] Rand.D.G，Dreber.A，Ellingsen.T，Positive interactions promote public Coop- eration.Science，2009

[21] Croson.R，Theories of Commitment，Altruism and Reciprocity，Evidence from Linear Public Goods Games.Economic Inquiry，2007

[22] Croson.R，Fatas.E，Neugebauer.T，Reciprocity，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Coop- eration in Two Public Goods Games[J]，Economics Letters，2005

[23] 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

[24] Boyd.R，P.Richerson，Punishment Allow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or Anything Else）in Sizable Groups.Ethology Sociobi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1992

[25] Clutton-Brock.T，G.Parker，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Nature，1995

[26] Deuervain.D，U.Fischbacher，V.Treyer，M.Schelhammer，U.Schnyder，A.Buck，E.Fehr，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Scienc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