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代文学思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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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文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模式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重构文学思潮史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想要促使文学思潮史持续发展，相关者在构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本身，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问题分析

1.叙述方式墨守成规。对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先宏观整体（不涉及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是我国文学思潮史最常采取的叙述模式；再对比今夕写作的环境、背景及原因；最后分析文学作品本身”的模式，文学思潮史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学思潮史叙述模式是人们经过长时间总结、归纳出的既定模式，是前人叙述思路的模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然而正是这种“先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方式仍然建立在现有的文学思潮史叙述基础上，难以有所创新和突破，继而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拓展与发展。

2.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缺乏创新。因为编写文学思潮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史家，这些“大家”们熟知某些时段的文学作品、文学创造理论，正是这些思维主导了他们的编著思想，使他们认为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是构成文学创造思想的两个因素，文学形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文学创造。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在编著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尽管20世纪文学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问题，也就解决此问题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文学思潮史分析了作品的主旨、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成就，然而作品的个性却被一笔带过，严重者甚至完全被忽略。

二、分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措施

1.从作品的风格地位出发讨论。20世纪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思潮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作品作者”当成重点，研究围绕着作者的背景、环境展开，详细地罗列了这些内容之后才会延展至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文本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作家中心”的写作模式，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难以展现，文学思潮变成了舍本逐末的“架子工程”。基于以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关注点应被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力，充分的感悟作品内部蕴藏的意义、精神，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过度的、片面的“替作者”阐释作品的外部特征。例如，在论述《阿Q正传》时，应以小说的艺术成就为始论点，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讽刺、议论以及古典与文言句式杂糅方面，再研究主人翁的性格、形象，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再在最后的阶段内指出小说的内涵及作者想要唤醒民族的英雄血性。

2.从宏观角度出发分类文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和著作都以时间为论述的轴线，这种论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方便人们快速的查找相对应的时间、历史、事件。然而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模式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因为太过于看重时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极易导致社会史与文学思潮史相混淆，并最终使后者变为社会史的“复述”。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著作人应立足于宏观角度，分类文学思潮，使得文学思潮能够形成“块状结构”，继而能够专题化。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感性价值出发，利用作品内容展示历史、时代的变迁、发展，并揭示人性的发展历程，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3.兼顾各种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需要兼顾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思潮，继而形成互补的发展生态以及呼应的叙述张力。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作品本身上，在论述具体的某个思潮的时候，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流动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描述作品，自然而然的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而不是以论述社会史为方法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4.打破文学研究中惯用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惯用的文学史概念与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样具备某些优势，但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以全面了解现有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作者环境,然后采用全新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打破原有的概念体系约束，进而更加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思潮史独具特色的意义和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构建离不开敢于打破现有文学史的勇气、意识，要在充分尊重作品本身，尊重时代背景、尊重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以“异文体同”思潮的概念为借鉴依据，构建专题化的文化思潮总体框架以及新的思潮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流行线索，也才能实现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岚.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浅析[J].青年作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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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侵略者在给中国带来坚船利炮的同时，也给文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碰撞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新文学总能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子。“时期”的文学革命思潮、左翼文艺思潮等都与外来文化有直接联系，就连我国传统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也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五四”可以算作现代文学思潮的正式开端，这一文化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巴黎外交的失败，在列强的侵略之下许多有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反抗侵略的救国之路，“以笔代刀”在思想层面为人们提供思想指导和治疗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现代文学思潮由此诞生。

二、现代文化思潮的不同流派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作者的思想以及阅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它是作者内心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作者会创作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思潮中也产生了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表现主义文学思潮、象征主义文学思潮，此外还产生了创造社、新月派、左翼文学思潮、等不同的文学流派，下文将做具体阐述。

1、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和实际情况相一致，在把生活融入写作的过程中，不过分的夸张和渲染，它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是相队里而存在的。在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鲁迅的《阿Q正传》，作品中鲁迅通过对阿Q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为，如说自己和赵老爷是本家、被打后说暗地里的谩骂、摸尼姑的头、爱看热闹、临砍头前大喊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折射出当时社会状态下人们的一种病态心理，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致使很多人读过《阿Q正传》会会觉得惴惴不安，总觉得在阿Q身上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2、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作者的个性和寄托，他们或者生性浪漫、豪放，或者在经过现实打击后选择的具有反抗性的精神，在作品中表现出大量的抒情成分，具有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文学形式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徐志摩、冰心、许地山等。冰心作为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大多有真挚情感的流露，母爱、儿童、自然是她作品的主题。《纸船》是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读全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冰心一边折着纸船一边想象自己的母亲，在最后一句中通过奇特的想象，把希望纸船能够进入母亲的梦作为点睛之笔凸显出作者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新月社是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作的文学团体，他们大多是留学人士写作风格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大，在加上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在作品中直接表现为浪漫主义的色彩。《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代表作，通过一系列环境的描写表达作者细腻的情感处理方式，表达了作者的忧伤与不舍。

3、象征主义文学思潮

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和古代文学创作中以物言志、以物言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大都通过对一个事物或时间的描写表现出社会的主流状态，对社会的不满会作品创作的源头，在文章中或者嘲讽或者批评。提到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不得不再次提到鲁迅，在《孔乙己》中他通过对孔乙己茴香的“茴”的四种写法的描写，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酸腐儒生；《血馒头》讲述了一家为治病用馒头蘸受刑人的血的事件，表现出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认知；《狂人日记》则直指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通过这一系列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的文学作品就像直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刀子，具有强烈的警示效果。

4、左翼文学主义思潮

左翼文学主义思潮是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吸收借鉴之下创办的一种先进行、激进性的文学创作形式。先进性是指它一改现代文学产生以来的资产阶级倾向，把社会主义理论融入文学创作的过程之中；激进性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革命的倾向是左翼文学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鲁迅、萧红、茅盾、张天翼等。在《子夜》中，茅盾为我们描述了30年代的上海，在民不聊生、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现代化都市的上海有钱人仍然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勾心斗角等生活，深刻的表达了作者的讽刺之情。《虹》作为矛盾的第一部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开始时的亢奋和激动，直至失败后的对革命的动摇、对社会的失望，甚至导致他们精神的幻灭、意志消沉的情况下并逐步走向堕，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之情。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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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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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文学思潮；民间信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59-02

《白鹿原》中充斥着鬼魂观念、梦的预见性以及辟邪巫术风水等东方神秘的原始观念。同时又夹杂着儒家仁义、道家“无为”、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观念。这部表现宗法制农村生活和村落家族文化的著作，掀起了新时期民间思潮的一股浪潮。

一、民间思潮的滥觞

“民间的本来含义是指一种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立的概念，是指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下层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中形成的生活风俗和心理习惯。”①民间思潮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当时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思潮和启蒙批判思潮为主潮中，民间思潮只能算是一股暗流。②“能够确认的真正自觉显现民间立场以及新的审美倾向的作家是从老舍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的创作思潮。”③民间文学思潮大规模地出现，应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之后。80年代之前的民歌和样板戏是官方对民间文化的一种发掘。民歌将民间口头流传的民谣和顺口溜转化为书面创作。样板戏则是融合了民间古老说唱艺术，并将戏曲戏剧艺术推陈出新。

80年代的寻根思潮指向了民间文化中的野史、传说和神话故事，重于挖掘边缘性和地方性的文学，企图通过对民间文化的发掘重铸现代民族文化。这股思潮在80年代为中国文学的文化转型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却走向了自身的边缘化和偏执性。大多数作家往往抓住某种民俗加以渲染，忽略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缺乏对现实人生问题矛盾的揭示，使得寻根文学最终走向了蛮荒僻远，在1987年寻根文学就渐入式微。

90年代至今，民间文学再一次掀起了一股浪潮。民间文学以都市民间文学和乡土民间文学为两个主要走向。都市民间文学的传统可以追溯至30年代的海派文学，特别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金锁记》展示了当时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百态生活。被称为张派传人王安忆的《长恨歌》应该可以算作是都市民间文学的90年代的杰出代表。民间文学思潮的另一脉，乡土民间文学影响比较大的有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及《檀香刑》和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具有史诗般的叙事风格，可以看做是白鹿两姓家族的家族史，也可以看做是陕西渭河平原地区乡村民俗的百科全集。

民间文学在学界虽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底层人民生活风俗和心理习惯的挖掘，是民间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白鹿原》被称为“民间社会的挽歌”，《白鹿原》充分挖掘了中国底层人民的民间信仰，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民间信仰，使得本书具有独特的民间色彩。民间信仰被杨庆归类于佛道之外弥散的宗教，其内容大都不超出图腾崇拜、灵魂崇拜、巫术、祭祀等范畴。

二、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宗教实体，人们相信本氏族起源于某一种动植物或自然现象，这种动植物就被人们视为自己的祖先，这种动植物亦即图腾。人们将这种图腾视为本族的保护者，认为人和图腾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渗关系，或者认为自己是由图腾转化而来，死后又会再次变为图腾。这种图腾成为世代相传的图腾神话，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崇敬它、崇拜它，后来逐渐发展到通过宗教仪式来祭祀这种图腾。弗雷泽说：“图腾保护人们，人们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它的崇敬，如果它是一种动物，那么，即禁止杀害它；如果它是一种植物，那么，即禁止砍伐或收集它。”④

白嘉轩在大雪地里发现一株绿油油的五片大小不一的小蓟，认为是传说中的白鹿。于是白嘉轩谋划出一条巧取风水地的计谋，先退后进，谋得鹿家那块风水宝地，随即给父亲迁坟。这之后，死了六房老婆的白嘉轩，终于让第七任老婆为其生了三男一女。女儿白灵死前借白鹿托梦，朱先生死后，一头白鹿飞向天空，都使人容易联想到百灵和朱先生就是白鹿的化身。朱先生是关中大儒，仁义善良，白灵反抗封建婚姻家长制度，思想先进，二者身上所赋予的思想内涵与白鹿作为被崇拜图腾之间有契合之处。甚至白嘉轩认为其子白孝文的改邪归正都是风水宝地、白鹿的保佑庇护。在这里白鹿已成为白鹿原上两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由一头白鹿演化而来的。

三、祖先崇拜

“鬼，人所归为鬼。从人像为鬼头，鬼，阴气，贼害”，⑤“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⑥鬼就其本义而言是对死人灵魂的称谓，在后来的演变中，由于死人的灵魂有不同的权能，故而把权力大的如族长叫做神，而把权利较小者称为鬼。后来又由于把人们的善恶分移到信仰对象上，神多为善良之辈，而妖魔鬼怪多为凶恶卑劣之徒。在《白鹿原》中，大儒朱先生犁毁罂粟、放粮赈济、只身赴乾州劝退兵总督、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朱先生是一位智者、预言家、道德完人和儒家传人。朱先生临死前只剩半根黑发，死后化作一只白鹿而去。无以数计的群众跪在雪地，香蜡插在雪下，阴纸在雪地燃烧，烛光纸焰连成一片，这是原上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村民通过打幡将死者亡灵引导入坟墓。白鹿原的村民已经将朱先生视为一种神来敬奉。朱先生吩咐家人在墓砖上刻上“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颇有些诸葛亮预示“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的神奇智慧，更把朱先生的神奇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灵魂崇拜的另一层面是祖先崇拜，民间往往通过祭祖建宗祠等仪式来强化这种民间信仰。祭祖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活动，祭祖也是人与神的联系，多为向神祈求，邀取神的恩宠。《白鹿原》全书175次提到祠堂，祠堂被田福贤和鹿兆鹏作为轮番处理对手的场所后，祠堂恢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祖，在列宗列宗牌位前，点上紫色粗香，全族老少诵读乡约，作揖磕头三叩首，叩拜祖宗。白孝文辱没族规与小娥通奸，也是在祠堂被抽打。白孝文和黑娃后来衣锦还乡，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祭祖宗。在这里祭祖不仅是向祖先邀宠，期待庇护恩泽，更成为一种强化族人认同自己的仪式，也成为加强族人血缘认同的一种纽带。

四、巫术

白嘉轩第六个女人胡氏被鬼缠身，一撮毛法官坐鬼抬轿神速如风，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登红鞋抓鬼，将红布袋内的鬼放在锅里煮死焙干。这里的法官就是能操纵神的巫师。这种能操纵神灵的特殊能力就是巫术。弗雷泽提出“巫术――宗教――科学”三段论的进化模式，认为巫术产生于宗教之前，人们对超验的非正常的状况往往求助于巫术。

更厉害的厉鬼田小娥没能被法官收住，全族人造塔镇压厉鬼田小娥，是一种集体驱鬼的“巫术”。田小娥与黑娃通奸私奔，与鹿子霖苟合，设计陷害白孝文，逼死狗蛋，最终被鹿三所杀，因为没有子嗣，死后变成了孤魂野鬼。“没有后嗣，就不能获得祭祀，这样的‘鬼’在‘阴间’就得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鬼在空中流浪，给村里带来疾病与灾祸。因此，要举行镇抚它们的各种礼仪。”⑦小娥这一冤魂附身在鹿三身上，更被认为是白鹿原瘟疫的源头。弗雷泽提出了巫术的两条法则，其中一条是“类似法则”，认为相似的东西可以产生相似的结果。⑧例如用刀刺杀泥人像可以让真人感觉到疼痛。古印度佛教建筑塔传入中国时也译为“方坟、圆冢”，坟是用于安葬死者躯体的，经过历代的发展，塔就被赋予了镇压邪恶灵魂、镇妖怪、镇天灾的含义。

弗雷泽以巫术“金枝”命名其书，《金枝》讲述各种巫术禁忌。本文借金枝之名，以一窥民间信仰在20世纪文学的涌动，进而分析《白鹿原》中民间文学思潮的发展。

注 释：

①②③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7.

④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33.

⑤⑥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200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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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引入影视片段，教师通过利用学生的感官直接对事物感知，直接获得对事物的初步印象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插入影视教学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感受生活与历史，形成感性认识，获得相关文学学习的表象，为教学活动的进一步打下坚实基础。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活动的增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积极推进实现实践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学科特点

（一）形象生动。现当代文学是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使学生对作品有全面、系统而深入的了解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及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基本规律，培养学生的理解阅读能力，而影视教学的运用，结合影视语言的自身特点和学生独特的文化接受心理，将教学内容视频化、图像生动形象化、缩短文学形象，让文学语言形象生动，使学生缩短了与文学历史距离及时空差距，提高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体现文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提升教学效果。有效地拓展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通过强烈的视、听、感觉对比产生的冲击力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因势利导，影视教学模式的“症候”分析。在影视教学中同样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在实际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融入影视教学模式，其利弊是共存的。在文学课程的影视教学模式中，影视欣赏片段不宜过长，并且有选择性的在教学中插入影视片段。在教学中影视过长则会导致学生对在文学课以影视取代而产生依赖，认为影视欣赏就是放松教学的表现，忽略影视欣赏的本质，教师则有偷懒的嫌疑，对教学管理形成了不良之风。

在文学教学中结合影视教学，在教学上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成果，但归根到底画面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在有共同之处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教学中语言以想象为主，而影视则是以视觉取胜，影视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与原作的基本内容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教学中影视不能成为主流代替文本，但在当前的现当代文学教学活动中，存在不少这样的现象，将影视与语言文学混为一谈，并且以画面内容代替原作精神，这正是文学课程融入影视教学模式的误区所在。

（三）影视教学的最终目的，培养实践型人才。1.有益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在影视欣赏中，通过影视对文本改编的差异性，教师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明确设问、适时提问和渐次推进。学生可以密切联系自己对影视内容的看法提出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观影时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演员的容貌、剧情的曲折上，而是要达到看为了学、学为了更好的看的终极目的。2.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教师通过插入视频教学，在声音、色彩、光线等综合刺激下，引发起学生的注意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兴奋度，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使学生主动的参与到知识的追求和学习中，促进实践型人才的培养。3.有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在文学教学中引入的视频教学模式，通过画面塑造及语言交际情景再现，使学生对特定时代的历史环境下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时代文化特点容易理解和把握。

三、教学方法新探

视频教学通过将文学以画面的形式穿插在文学课堂教学中，是学生身临其境，以历史的眼光对文学作品急性思考和理解，更容易理解文学作品的情感，增情教学的时效性，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兴趣，通过历史再现的方式，使学生对作品的原著作者、文学想象及文学思潮流派进行思考，产生对文学学习的兴趣，进而达到文学史的教学目标。

四、将使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一）运用影视教学模式辅助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1.在多媒体环境下构建生动的课堂教学模式。当今，随着媒体和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信息高度密集的形势下，现当代文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对感性事物具有较高兴趣的特点，合理的运用影视资料，选择一些与课堂内容相符合的影视片段，在课堂进行短时间的影视播放，通过声音、画面、色彩等刺激学生的兴趣，构建丰富的课堂教学达到教学的目的；2.加强学生对生活感知深度。通过生动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增强对文学历史的感知力度，加强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帮助学生更快成长；3.树立“大文学观”的教学理念，重视“人”的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史从文学史观上来说把文学还原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的总体活动中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和对人的重视，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主要动力。

（二）运用影视教学辅助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的意义。1.能更好的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2.加强课堂教学中师生间的情感交流。3.强化现当代文学课堂的审美教育效果。

（三）在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教学的方案及措施。1.教学模式的重新构建，对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及影响力的影视片段进行收集整理；2.教学内容上的生动实用设计，教学方式具有新颖性。在教学内容上插入影视片段使课堂突破了传统模式，力求线索简明精炼，纲举目张，注重系统性与逻辑性相结合。对文学作品的还原及艺术情景升华，使学生融入文学作品所构筑的艺术境界之中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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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反本质主义，主体意识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参考文献：

[1]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J].文艺理论研究.2004(5):81.

[2]汤奇云.解码“先锋小说”[J].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2.

[4]汤奇云.从“主义”写作到后“主义”写作——当代文学发展轨迹一瞥[J].天津文学.2010(8):108.

[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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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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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价值广泛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呈现出价值观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化而言的。当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转变,主要是作家对于文学的价值认识和美学认识的多样性造成的。在一系列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从、鲁迅、巴金、茅盾的文学作品,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创作,再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17年文学,都表现出了中国作家强烈的思想意识。当代文学创作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尊严,对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阶段,然后发展到属于现代派的先锋文学阶段。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无论在文体实验,还是在选择题材,当代文学都表现出它的多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虽然未能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枷锁,但还是有很多的作家自觉地从现代化的理念中发出呼吁,支持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当代文学创作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之后突出表现丰富的审美形态,从审美层面表现文学创作的多元化。20世纪末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众多作家依靠自己的文学素养,创造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由此,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80年代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这和当时解放社会思想密切有关,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解放了思想,在文学创作上更加自由活跃。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文学创作漏洞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创作动力不够,没有积极进取的意识。体制带来的影响虽说是外在因素,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作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却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创作的作品多数存在着类型化的趋向。与此•58•同时,作家不再关注社会民生和生活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精神资源的匮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贫瘠。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触更亲密,沟通更频繁,而这正是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影响之一。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的存在与传统的出版形式已经形成了彼此认可、合作互补的双赢局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让网络文学有了新的市场。通过网络资源,人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的文学网站,网络期刊和各类文学论坛占据了读者们的视野。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倾听国家和人民的声音随着商品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迅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社会行业。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是个体劳动,却不会是个体事业。因为,作家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要满足于个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应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注和关心,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需求相联系,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要具有现实担当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导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我国综合竞争国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人们生活幸福了,而且社会价值观念也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正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作家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关心人民的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二)认清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下的文学创作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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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合作”式学习模式能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勤学好问的学习态度和探索性的创新精神，教给学生自主获得知识的能力和创造的本领。同时可以提高发现、吸收新信息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中，首先是构建小组“自主――合作”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成长、合作学习的平台。这种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学潜能、个性得到张扬，课堂上开展发展性的教学活动，极大地焕发了课堂的生命活力。不仅仅是回归教育本位，更是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把课堂教学建立在小组合作的自主学习的基础上，从而使课堂结构和教学活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引发出崭新的教学功能，尤其给学生提供一个发展空间，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这种新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活动的特点是：课前指导学生进行自主性的超前学习，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学潜能；课堂展开启发性的教学活动，让课堂充分焕发生命活力。一般说来，所谓自主绝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教师调控下真正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在课堂中坚持“少讲多学”，即教师少讲，学生多学；凡是学生能读的就让学生读，凡是学生能说的就让学生说，凡是学生能想的就让学生想，凡是学生能讨论的就让学生讨论，凡是学生能写的就让学生写，凡是学生能做的就让学生亲自做。教师如何抓住这一契机加以引导就成了关键，给学生充分的自学时间、提问时间、读书时间和练习时间这样才能打破以往束缚学生自主学习的桎梏。这样教学与发展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机制。合作是多方面、多渠道的，既应有师生之间的合作，更应体现学生之间的合作师生之间的合作，教师是引导者、启发者；学生之间的合作则体现学生的互助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好地让学生产生一种互助友爱的感情，体会到帮助人的成就感和集体荣誉感从而学有乐趣，学习积极性也有明显提高。

其次，改变教师单向授课模式，构建“师生互动”教学模式，给学生以自主的学习权利，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精神。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因为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任何求知过程都是不可能自然延伸，新的知识不是我们灌输进去的，而是学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参与、探索、自我构建而获得。另一方面，教师要更新观念，要作为教学活动中的普通一员，融人到学生学习之中，为学生营造一个自主、合作、讨论、探究的课堂教学环境，并通过教师引导，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教师应成为深刻理解学生的观点、想法和情感特征的知音，与学生共同探索新知；形成“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

比如通过讨论课的进行，既锻炼了学生组织语言、驾驭材料、表达观点的能力， 又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的习惯。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只有通过讨论，教师才能准确把握学生对原有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获取新知识的思维障碍，在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发现问题并即将解决问题时，经老师开导，学生便豁然开朗，从而让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思维的乐趣，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当然课堂教学不应拘泥于某种固定不变的程式，预设中需要开放地纳入直接经验和弹性灵活的成份，教学目标必须潜在和开放地接纳始料未及的体验。让师生在互动中即兴创造，超越目标预定的要求。突显课堂教学的开放性，无拘无束的提问以及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设疑，方能使课堂充满着智慧的挑战，显露出勃勃的生机。

再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加课堂趣味性。除了传统的授课方法，还可以配合多样化的方法。如可以通过播放相关电影片段加强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借助多媒体使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融会贯通，增强学习的形象性、直观性、兴趣性。当代文学有很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这对于阐释作品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如《活着》、《动物凶猛》、《妻妾成群》、《t高梁》、《伏羲伏羲》、《万家诉讼》等都拍成了电影，教师在讲授这些作品时，可以播放相应片段，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如由余华小说《活着》改编的电影《活着》，能增进学生对当代小说新写实小说特点的了解。新写实小说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对“主体”和“历史”的解构，如果教师仅仅从小说出发，向学生讲解会显得枯燥而晦涩。但辅之以视频资料：福贵在赌场输光了所有家产，开启了他流浪的时光；经历了战争劫后余生的福贵毫不犹疑选择了回家，见到妻子女儿朴素又真诚的欣喜；“”到来以后福贵家庭的妻离子散等等，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电影将文字描述的场景转化为影像，更能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小说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我们辅之以课外活动，如开展有意义的课外活动、组织学生撰写影评、支持学生社团改编、表演文学作品、参加各种层次的比赛等，从而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情。

要培养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就要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为自主学习奠定自信的基础。

最后，变革考核模式，侧重综合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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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资较弱，难以胜任本科教学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课程建设的灵魂所在。在成为本科院校之前，很多专科学校的老师多为本科学历。大多数学校升本之后，都会实施一些提高教师学历学位的措施，这对于提高师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教师们大都通过各种形式取得了硕士学位，但绝大部分是通过在职形式取得的。由于学历欠缺，又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导致教师在知识结构、教学方式、能力素质等方面难以有质的提升，也就很难胜任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部分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僻，办学条件较差，办学经费较为紧张，在引进高学历教师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也就难以形成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等方面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缺乏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

（二）教师的教育理念不能适应本科教学

教育理念就是人们追求教育的理想。升本之后，学校虽然会采取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培训，但在短期内很难搞清本科与专科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区别，甚至有不少教师认为本科就是比专科多一个学期的课程而已。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不少老师仍旧固守专科阶段的教学模式，只是多讲一部分文学史和作品，教学缺乏广度和深度，不能满足本科教学工作的需要，也就难以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提升本科学生素养能力方面的作用。

（三）教学内容更新慢，教学手段落后

由于科研能力的限制，很多教师不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也就无法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甚至有一些教师把多年前写的教案反复使用而不做任何更新，采用与中学语文类似的教学方法，认为讲文学史就是了解作家生平和分析作品总结其中心思想，根本没有自己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见解。在教学手段方面，即使采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也只是把教学内容一字不落地复制到课件上，板书变成了念课件。教师对知识体系的勾勒、课堂结构的设计和教材知识的整合等方面做的很不到位。

（四）生源整体质量偏低

新升本科院校的声誉往往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考生报考积极性不高，生源质量远不如老牌本科院校。再加上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很多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将来的工作没有直接的作用，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英语、计算机等实用课程的学习上。

二、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以文本为根基，加大阅读原著经典

当下的现当代文学史以史德方式注重对整个文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发展轨迹的描述，对重点作家作品的点拨，而相对忽略和轻视了文本阅读。老师和同学们热衷的是各学术期刊、论文专著所撰写或者转发的各类文学评论与文学批判，各类考核也以文学史的现象为主体，而忽略了对第一手文本作品的研究描述。更加奇怪的是师生对随手一个作品、随意一个作家都能评论的头头是道，对原本原典却没有完整、系统、深入地品读过。简单化和程式化的表达首先违背了文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它很难做到让学生在阅读思考中提升自己的审美分析能力、激荡自身的人文情怀，进而最直接地去感悟文学的魅力，而限于背诵熟记一些万能回答模式的条条框框。将教材、论文当中的给定结论作为定论来规范答案，严重限制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而在文学的四要素（作者、读者、世界、作品）中，作品才是根本，离开了作品，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学派也就失去了依附的基础，再多分析也是纸上谈兵式地夸夸其谈。因此尤其在学生基础薄弱、师资力量较弱的新型本科更应该提倡、鼓励、支持、要求学生大力阅读原著。在课前教师可以告诉整个文学史的教学进度和大致规划，告知学生什么时间段大致应该阅读完哪些经典代表性篇章，保证自身阅读进度与教学进度跟进，有可能的话阅读整本的原著；课堂上课前可以抽查几名学生复述小说情节、畅谈散文感悟、背诵优美诗歌，真正能够鲜活地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熏陶；课下也可以以小组形式让同学书写读书笔记、撰写课程小论文。

（二）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增强互动模式

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繁杂、各类流派交错层叠，原本传统式的课堂讲授方式往往让学生应接不暇，在上一节课的课程还没有理解消化吸收的同时下一节的内容又出现。因此教师可以适当调整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和模式。要寻求师生之间的“共振”和协调，既要学生跟上老师，也要老师服务学生，尽可能在与教学大纲等硬性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多一些软性的活动。因为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忠实地执行教学课程计划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师生共同熟悉课程、填充课程的过程。分成小组有代表的在课堂进行讨论演讲，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教学课堂的丰富性，扩大了信息量，提高了教学效益，同时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真正使教学成为创造性的活动。

（三）改革原有考核方式，多以“大作业”形式

如今的现当代文学考核方式仍多以书面为主，而且题型基本稳固在名词解释、简答、论述、作品赏析的老态模式。学生也只需要将可能考试试题进行整合，考前突击硬背一下就可以应付。这种单一的书面考试确实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知识的识记与掌握，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也滋生了学生懒惰心态，以为考前刻苦背书就能够过关。因此教师在考核上要尽可能使用“大作业”的方式，由一元到多元让学生开动脑筋。比如制作关于现当代某位著名作家的年谱，让大家知晓分享作家一生的起伏事迹；排练优秀话剧，在彼此协作当中增强自身的团队意识、角色意识，培养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享作家的照片、手稿、作品原版封面设计等图片；抑或者让大家分享介绍自己获取文献、查找文献的经历，为将来撰写专业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总之尽可能多种考核综合考察，减少单一方式的简单命题，只有老师想尽办法、出尽点子，才能防止学生懒惰，应付考试。

（四）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学以致用显成效

绝大部分的新生本科院校都是地方院校，更多的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因此依托地方资源，在地方文化热土当中吸取营养、感悟文化是水到渠成，也是必然要求。现当代文学教学时一方面可以“走出去”，尽可能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作家故乡实地考察，研究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和特有底蕴。这种将原先传统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体系当中加上“实践育人”更易凸显实效。以我校所在地新乡市为例，以刘震云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已经进入了文学史教材。在课堂讲授的同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探寻作家足迹、参观博物馆与展览馆、做社会调查，这样就可以建立文化底蕴，提高其在社会实践中融会贯通文学知识的能力和素质。另一种就是“请进来”，邀请本地作家、诗人代表来学校和学生面对面做直接的沟通交流，让大家真正近距离了解作家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分享作家们的创作经历、展示其创作成绩、更直接地去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