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05-31 15: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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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贸易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参与到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对中对外贸易的影响也随之加深，其在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1.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崛起之势。20世纪90年代前后，美日欧以均衡的经济实力形成世界格局中的“三足鼎立”，但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就走入了低迷的状态中，欧洲经济增长稍有放缓的趋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呈崛起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3年世界各国的GDP总量排名中，中国的GDP总量为9.3万亿，巴西的GDP总量为2.5万亿，印度的GDP总量为2.2万亿，俄罗斯紧随其后，GDP总量为2.1万亿。据预计，未来1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不相上下。
2.多边贸易体系谈判进程迟缓不前。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形式，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充分利用世界资源的最基本途径，但是无论在任何时期，贸易自由化都是相对的，是与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存在的。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纪经济不平衡趋势在逐步加强，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要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就使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竞争逐渐加剧。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经贸呈迟缓态势，从而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再一次加剧，致使贸易冲突升级，新贸易保护政策随之诞生。但是，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自由贸易竞争的激烈化，致使谈判进程缓慢，并不断在寻求各国统一利益立场的解决办法。
3.区域自由贸易相对比较活跃，并得到蓬勃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使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由于双边贸易谈判进程迟缓，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成为了世界各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的新途径，从而促使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途径变得方便。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到了区域合作经济中，从而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WTO成员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区域自由贸易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二、基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制定
1.转变对外贸易的出口方式，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从我国关于对外贸易的政策上分析，目前我国是以出口贸易为主要贸易战略。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我国的出口贸易在结构与方式上都存在着局限性。首先，出口产品的结构大多数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因此，有着世界加工厂的称号；其次，我国的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相对比较低，缺少市场竞争力。由此，我国应及时改变对外出口产品的结构和方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转变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生产制造，并积极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以提升我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2.强化我国对进口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制定相应的进口贸易战略。进口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不仅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还关系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因此，应强化我国对进口贸易重要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制定相应的进口战略，以更好的引进并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保障我国经济的安全。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要着重突出进口贸易的重要性，并积极的扩大进口，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要注重对技术原料资源的引进，以保证我国资源进口的多元化，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3.提高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面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形势，为了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实力，我国应全力提高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这就要求国家要鼓励服务贸易企业积极的引进先进的技术，提高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实力。与此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扶持力度，同时，要完善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净化服务贸易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服务贸易企业也要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完善管理体系，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来武装自己，从而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实力。
4.积极地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当中。在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要积极的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当中，以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实力。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要积极的加强与港澳台之间的贸易合作，使我国的经济共同的繁荣发展并走向富强。其次，要用全面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格局中，寻找与自身利益需求互补并关系友好的合作对象。
总结：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当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最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并在经济转轨探索中，纵观全局的把握好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以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竞争实力，以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2000年学术年会在哈召开[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0（06）
[2] 庞兴忠.《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系列丛书即将问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92（01）
篇2
关键词:贸易战略调整 服务贸易 竞争优势
一、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瓶颈和贸易战略调整
近年来，中国出口的产品竞争力不强、倾销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使得出口贸易面临严峻挑战（顾卫平，邓雅勤，2007）。中国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和发展加工制造业获得了贸易大国地位 ，但要从贸易大国发展为贸易强国，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而培育竞争优势则是必由之路。
但是，国内学者多是从如何培育加工贸易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研究培育贸易竞争优势的，裴长洪和彭磊（2006）认为要充分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进一步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促进加工贸易的“落地生根”、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很少有学者从服务贸易的视角研究贸易战略的调整。
二、发展服务贸易与贸易战略调整的关系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江小涓等，2001）。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材料显示:1980年～1998年，全世界农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7％和25％下降到5％和20％，而服务业却从56％上升到61％。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升到70％左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大多在70％以上。可见，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规模就越大，水平也越高，经济的发展程度是与服务贸易的水平相联系的(刘庆林，2004)。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转变贸易结构不合理现状的突破口。
除此以外，服务贸易还有以下的特点使它和贸易战略调整息息相关：首先，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具有替代性，不仅能减少全球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有利于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而且对企业、对一国贸易增长方式也是有利的；其次，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进口服务贸易，能为经济运行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服务供给和支持，促进经济的高效发展，从而促进货物贸易及整个对外贸易的高效发展。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2004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均位居世界排名第三，中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出现了近97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
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虽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917.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2.1％，但服务贸易额仅有1928.3亿,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约11％，这个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此可见,我国的货物贸易发展迅速,但服务贸易发展缓慢,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并不合理,服务贸易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海运、旅游等比较传统的领域，旅游和运输服务的出口占中国服务出口一半以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比重仍然很低。
最后，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方面仍有许多缺陷，如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缺乏统一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管理部门，服务业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容易产生责任不明确、交叉和条块分割、经营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垄断等问题。服务业的统计也不规范，在行业划分标准、服务标准等方面有许多不符合国际惯例。
总之,中国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如果不尽早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使服务贸易止步不前,更会拖延贸易战略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反的,如果服务贸易能够快速地发展起来,那么贸易战略结构调整的步伐就能够加快。
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转变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虽然，至今为止，服务业还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服务业的比重势必逐步上升，并且将成为推动经济进步的重要支柱，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加大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时，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政府可以在两个方面扩大服务贸易。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以有效地规范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还很落后，服务业中许多部门都无专项法规。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暂时相对薄弱的服务行业在给予保护的同时，应对本国服务业提供一些政策和资金支持。
再次，加快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要想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要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附加值。
最后，创新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企业战略管理。在管理服务企业时，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综合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尽量实现人力资本、生产价值和财务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裴长洪 彭 磊: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现阶段我国贸易战略调整[J].财贸经济,2006(4)
[2]顾卫平 邓雅勤: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理论反思[J].上海经济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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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领军城市,北京和上海服务贸易总额长期稳居我国前两位,对我国服务贸易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基于此,了解北京和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剖析其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原因,对探究我国中心城市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特征
(一)进出口规模与速度并重
从BOP统计下居民与非居民间的服务贸易来看,2000-2007年北京服务贸易总额由114.1亿美元上升到503.06亿美元,8年间增长3.4倍,年均增长率为23.1%,高于同期北京货物贸易20.9%的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同期,北京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北京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和)的比重由2000年的18.7%上升到2007年的20.7%,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7.3%上升到2007年的20.1%,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由2000年的38.1%上升到2007年的40.9%。其中,出口额由63.01亿美元上升到252.81亿美元,进口额由51.04亿美元上升到250.2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5%和24.9%,服务贸易顺差规模基本呈增加态势。
与此同时,2000-2007年上海服务贸易总额由79.1亿美元增加到559.1亿美元,8年间增长7倍,年均增长率为32.3%,高于同期上海货物贸易25.8%的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同期,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上海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2.6%上升到2007年的16.5%,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11.2%上升到2007年的21.9%,服务贸易依存度由2000年的14.4%上升到2007年的34.9%。其中,出口额由36.07亿美元增加到250.9亿美元,进口额由43.05亿美元增加到30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2%和为31.7%,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逆差。
(二)“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
从FATS统计下外商附属机构服务贸易来看,2007年,北京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40.8亿美元,占引资总额的80.6%。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服务营业收入277.7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其中,位居收入前三位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分别占57.2%、12%和10.9%;2007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53.2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7.1%。外商投资企业服务贸易收入221.6亿美元,同比增长24.1%。其中,位居收入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依次占比26%、22.6%和21.7%。
从自然人移动服务贸易来看,2007年,北京和上海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对外设计咨询合同分别为317项和6185项,合同金额分别为23.7亿美元和73.5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14倍和7倍;实际完成营业额分别为9.4亿美元和50.2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4倍和5倍;派出劳务人员年末在外人数分别为1.13万和3万,同比分别增加64.4%和9.7%
(三)传统项目和新兴项目并进
从出口行业结构来看,2002-2007年,运输和旅游两项传统服务贸易项目一直是北京和上海服务贸易出口的优势项目,平均占比分别为39%和63%,但2004年之后均出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新兴服务贸易项目出口发展迅速。2002-2007年,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以及宣传三类项目在北京和上海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均较高。北京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前三位的行业是电影音像、咨询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上海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前三位的行业是金融、咨询和广告宣传。
从进口行业结构来看,2002-2007年,运输和旅游两项传统项目在北京和上海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平均占比分别为48.8%和65.2%。此外,北京服务贸易进口中所占比重较高的行业是咨询、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建筑安装和劳务承包服务,进口增速较快的行业是保险、金融和运输服务,上海服务贸易进口中所占比重较高的行业是咨询、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增速居于前三位的行业是旅游、金融和运输服务。
从服务贸易差额行业结构来看,2002-2007年,北京服务贸易一直呈现顺差,且顺差幅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旅游、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和广告宣传是主要的顺差项目,而且建筑安装和承包工程、电影音像逐步由逆差转为顺差;只有保险和运输服务的逆差2007年分别比2002年增长15倍和14倍。而2002-2007年,上海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且逆差幅度大幅增加。其中,运输、专利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保险一直是主要的逆差项目,旅游服务则在2005年之后开始转为逆差且逆差大幅增加;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和广告宣传一直是主要的顺差项目,而金融服务和电影音像则开始出现由逆差转为顺差的迹象。
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原因
1.战略定位明确,服务贸易重要性认识逐步提高。随着服务贸易对城市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北京和上海纷纷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战略定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外经贸发展规划》先后明确了北京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战略定位和要求。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2009-2012年上海服务业发展规划》、《关于促进上海服务贸易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则为上海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行动纲要。
2.产业发展基础稳固,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日益形成。2008年北京和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0488亿元和13698.15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3.2%和53.7%,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72.4%和55%,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3%和62.4%。2001-2008年,北京和上海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5%和15.7%,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和4.8%。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和7.1%,2分别高于整体经济和就业增长的平均水平。由此可知,北京和上海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日益稳固,这将为两地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产业基础。
3.发展重点突出,服务贸易出口逐步扩大。围绕商务部服务贸易工作指导意见,北京和上海根据当地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支持重点行业服务贸易出口。北京市先后出台《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和《关于促进本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等政策,同时在融资、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人事管理等方面对金融、文化、软件、技术、服务外包等重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给予优惠支持。而上海则结合建设“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四个中心的实际和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以金融保险、运输、服务外包、文化教育等作为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行业,并通过制定促进该行业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和专项规划,进行重点推动。如《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上海软件外包国际峰会的召开以及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行业目录的确定极大地促进了上海服务外包产业、软件产业和文化产业服务产品的出口。
4.统筹协调加强,服务贸易促进协调体系日益完善。为加强服务贸易各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北京和上海都采取措施不断提高服务贸易促进协调水平。一是重视服务贸易跨部门联系机制的作用。除成立专门的服务贸易处负责服务贸易工作外,两地还注重根据不同行业特点,联合有关部门建立更为紧密的重点部门工作机制。如上海于2005年率先在全国成立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二是重视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发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两地都成立服务贸易协会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同时注重官方网站建设,以方便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服务贸易信息支持;三是重视服务贸易调查研究工作,充分调动各层次力量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进行官、产、学、研的联合调研。除做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的年度编印和工作之外,在各层次的立项课题中突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选题。包括“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立项中加强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重要问题的立项。
三、提升中心城市服务贸易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狠抓根本,重视服务贸易发展的服务产业基础。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服务产业的支撑,从北京和上海的经验看,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为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保障。然而,当前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比较低。2008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40.1%和33.2%,而其他主要中心地区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分别为38%和46.2%、42.9%和32.2%、41%和33.2%、38.1%和38.1%,3不仅低于OECD对服务经济社会60%的界定,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55%的水平。因此,各中心城市和地区应当结合当地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稳固的产业发展基础。
第二,瞄准重点,积极培育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行业和企业。服务贸易的发展要紧密结合当地的具体产业基础和经济发展环境,利用优势,凸显特色。从北京和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看出,不同的城市功能定位、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地区优势对其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和特色的影响。我国其他中心城市和地区应认真落实商务部关于服务贸易工作的具体行业发展指导意见,借鉴北京和上海的经验,依托具体的服务产业基础、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培育增长潜力大的重点服务行业和企业,努力打造凸显地方特色的重点服务品牌。
第三,立足全球,抓住服务贸易国际产业转移战略机遇期。未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是,金融、保险、信息技术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将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中心城市要把握国际服务贸易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在继续挖掘运输和旅游服务等传统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的同时,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和信息技术等现代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立足自身的城市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力争在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业务中占取有利地位,不断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篇4
一、承接服务业转移的内部条件
浙江省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1年)的增长速度比全国大约快六个百分点;在1982~1990年的增长速度的波动性较大,如在1983和1989年低于全国增长速度,而在1987、1988和1990年的增长速度几乎与全国水平一致;1992年后的增长速度比全国大约快3个百分点,但2008年除外。通过比较可发现,2001―2008年间浙江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引发了浙江经济将向何处去的思考。
按照经济发展阶段论,当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了起飞阶段,此时具备了实现产业转移的内在条件,即经济发展促使服务业存在向外扩张的动力。浙江省在1985年和2000年的人均GDP分别为363和1621美元,而2004年则接近3000美元,在2008年突破了6000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在2008年才突破了3000美元。从经济发展相对水平看,浙江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由1985年的1.24逐步增加到2004年的1.97,并且在2004-2007年间基本不变,但在2008年下降为1.86,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浙江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出现了较大下降。
经济结构可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产业从业人数的相对变化也是考察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产业结构看,浙江省的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要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如1985年的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接近全国水平,而2005年后则不到全国的1/2。但是,浙江省的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自1985年来就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表明浙江省的经济结构优化更多体现在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优化相对不明显。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第三产业的转型或升级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浙江省第二产业的快速提升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随后为实现第三产业反哺第一和第二产业就要求通过第三产业的升级发展来提升区域经济的运行质量。从就业构成看,浙江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1985年的54.9%下降到2008年的19.2%,而全国同期的该值仅从62.4%下降为39.6%,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浙江省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在1985~2007年间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别不大。
考察浙江省的第三产业构成,可以发现,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是浙江省的主要服务行业,占据着60%左右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通常可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而生产业由于具有经营性和可贸易性的特点,不仅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服务,也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中间投入服务,因而有必要对此进行考察。对比《北京市生产业统计分类标准》[京统发〔2009〕11号],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对应着流通服务,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应着信息服务,将金融业对应着金融服务,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应着商务服务,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应着科技服务,据此可考察浙江省生产业的发展状况,将相关数据代入可以得到浙江省的生产业比重。在2004~2007年间,浙江省的生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8.04%、57.82%、58.77%和59.27%,而北京在2005~2007年的该比重分别为56.81%、57.21%和59.39%,显示出浙江和北京的服务业总体构成差别较小。然而,北京在2005~2007年的三产比重分别达到了69.1%、70.9%和72.1%,比浙江省同期大约高30%,显示出两者在服务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由上述分析可知,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总体上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基本可满足实现服务业升级的条件,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既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鲜明反差。浙江省已经具备了用以实现第三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条件,为与其他经济部门实现协调发展并促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此时就需通过外力来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实施承接服务业转移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更进一步,浙江在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是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引致的,这更凹陷了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的必要性。
二、承接服务业转移的外部条件
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服务业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会对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全球产业大转移对浙江服务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为有助于实施赶超战略,而挑战则是会对本地相对较弱的服务业会产生较为强烈的冲击效应。作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应通过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来强化核心竞争力。因此,从外向型经济发展要求吸引更多服务业、国际服务产业转移要求为相关产业寻求落脚点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稳健发展促使聚集经济效应日益显现来考察浙江省承接服务业转移的外部条件。诚然,还有诸多外部因素会影响着产业转移,如经济发展形势、次贷金融危机,但在随后分析中不予考虑。
1.外向型经济发展要求吸引更多服务业
改革开放政策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促使使外贸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加入WTO更为国际贸易的稳定推进铺平了道路。如果用货物贸易额和服务贸易额与GDP的百分比值分别表示货物贸易开放度(用表示)和服务贸易开放度(用表示),由相关数据可知我国在1997年的和分别为34.15和5.52,随后值增加很快且在2005~2008年间维持在65左右。与之相对应的值增加相对缓慢,如在2008年仅为7.78。从服务业来看,在2008年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40.1%的份额,但服务贸易并没有与之出现同步发展,这表明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从浙江的值看,在1998~2004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4个百分点,并且在2008年仍然低近3个百分点,由此可知浙江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也是相对较低的。浙江经济发展的外向性相当明显,但其相对脆弱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很有可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稳健发展的瓶颈,因此有必要通过吸引更多的其他区域的服务业转移来破除这一困境。通过外来服务业引致的鲶鱼效应在刺激本地服务业的同时也会带来自身快速的提升,而浙江外向型经济的稳步发展则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
2.国际服务产业转移要求为相关产业寻求落脚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区域或国家为了实现比较优势而积极实施了相对开放的政策,由此引致要素和资源逐步在全球实现最优配置,即国际分工格局在稳步地形成。目前,全球各大产业在进行重新调整,而既有的各种便利条件逐步促使国际产业向我国漂移,主要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进行转移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往往交互发生作用,通常是通过第二产业转移带动第三产业的结转。作为长三角的经济重镇,浙江如何承接国际产业就不仅仅是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调整的重大事项。如浙江能有效吸收国际第二产业和服务产业,则通过“二小时经济圈”和杭州湾大桥就能有效地将浙江省内和上海乃至江苏有效衔接起来,在提升浙江省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同时增强长三角在全国的经济话语权。为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浙江省应该通过何种措施来实现推移?政策要发挥绩效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区域内相关产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为使浙江省能够有效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提升区域内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是根本。
3.长三角城市群稳健发展促使聚集经济效应日益显现
区域化和集团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利于形成区域发展的名片,而抱团发展则是重要的途径,其根本路径是通过产业集聚产生的外溢效应来推动本相关产业发展。一个区域的稳健发展除需要具有发展极外,亚中心区域的快速提升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应该将相关产业有效组织起来,通过累积效应产生更强的示范效应。该区域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总体水平还相对较低,因此应该通过产业集聚来实现组团式发展。就长三角区域内部而言,浙江在全国的地位比上海要弱但比江苏要强,从国家各项相关战略来看也是如此,即处于承上启下的雁身位置。浙江服务业的发展既能为上海相关产业才发展提供支撑,也能为江苏服务业的进一步升级提供动力,而长三角服务业发展也能为全国相关产业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拉动效应。
三、政府政策支持
在2008年末的人均GDP顺利达到6000美元后,浙江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这会是经济发展的“新起点”还会是“天花板”?然而,伴随之而来的各种发展瓶颈也会逐步地制约着浙江的发展,如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许就是一个信号。为预防经济发展出现断代,浙江省各级政府出台了各种措施来提升经济发展的竞争力,通过经济转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服务业转型与升级是重点所在,即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联动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稳健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浙江省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内在要求。我国各地区的竞争,也逐步在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尤其是在如何承接服务业转移层面。
篇5
关键词：马克思；服务贸易；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076-03
联合国贸发会议了2015年《贸易政策重要数据及趋势》报告，报告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不仅涵盖货物贸易，还涵盖了服务贸易，其规则也超越了相互关税减让。自开始记录以来，2015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增长的比重首次超过商品。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对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包含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的内容。
（一）自由贸易政策
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定义：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也明确指出了自由贸易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那就是：“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机、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充分地发展。”[1]同时，他还指出，自由贸易可以促进消解保护关税制度，导致商品价格降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保护关税政策
关于保护关税政策，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削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一种人为的过渡的手段。可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资产阶级扩大资本积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升级，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恩格斯说，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关税政策“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场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1]。可见，保护关税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发挥巩固其现有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其扩大经济利益，提升经济地位，开拓世界市场的枷锁。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但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意味着国家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必须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更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优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受到挑战，我国在推进贸易全球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吸收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精髓，提出了提升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水平，鼓励服务贸易发展，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标。为此，我国特制定了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以便使我国服务贸易形成价格优势，力求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帮助服务贸易企业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在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二、我国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决定，用两年时间，在哈尔滨等5个国家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重点对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便利化等八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进行探索。要求试点地区不但要加大力度积极宣传、推广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要扩大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范围，即由服务外包扩大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务行业。目前已公布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
（一）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后，我国已将部分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等纳入了增值税征收范围，并实行跨境应税服务实行零税率或免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的附件《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出口应税服务范围。零税率是指对出口的应税服务除了在出口环节不征税外，还要对该应税服务在出口前已缴纳的增值进行退税，使该应税服务在出口时完全不含增值税，从而以无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体现了国家提升服务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助力服务贸易发展的目的。出口应税服务免税仅是指在出口环节不征收增值税，直接免除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享受政策的企业范围由服务外包扩大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务行业，给予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并对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据实税前扣除。
三、哈尔滨市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包括的行业类别较多，如运输、旅游、文化、技术贸易、金融等等。
（一）服务贸易企业总体情况
哈尔滨市服务贸易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吸纳大学生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技术贸易、研发服务外包等业务表现突出。2015年研发服务外包的合同额，占全市服务外包合同总额的68%。二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初见成效。哈尔滨市部分重点税源企业由传统生产制造业向现代生产服务业转变，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哈飞航空和哈飞空客、天狼星电站设备公司等。三是云计算服务发展迅速。2014年初借助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安全保证、能源保障、人力资源及成本等综合优势，哈尔滨市被发改委、工信部列为全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并成为国家重要的云计算产业基地和云计算示范城市核心基地。四是动漫设计等文化服务业特色鲜明。平房区的黑龙江动漫产业基地培育了品格文化、极光文化、英立科技等文化及科技类骨干企业，形成了从数字动漫、立体影像、新媒体基础网络运营、广告策划创意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玩具设计等衍生产品以及新媒体人才培训等多领域的聚合产业集群。五是对俄服务贸易有所突破。针对对俄贸易特点，以中俄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积极开拓对俄服务贸易市场，并取得一定成果。特别是黑龙江赛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及中亚拥有较完善稳定的销售网络和渠道，开发建设了国内唯一一家大型中俄双语B2C购物交易平台，实现了在线通关、国际交易支付、结汇、物流配送等跨境贸易“一站式”商务综合服务。
同时，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对全市180户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进行了参与服务贸易意向性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享受税收优惠情况、对哈尔滨新区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的了解程度等。
首先，受访企业特点。其一，总体规模不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国有企业占比较大，占53%；其二，技术贸易企业比重不大，仅占13%；其三，目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比例不高，占30%；其四，受访企业实际平均税负较为适中，为3%，但41%受访企业主观认为税负较重或非常重。
其次，受访企业面临的困难。一是人工成本急剧上升、资金压力十分紧张；二是对服务贸易政策适用行业、区域范围以及申报程序比较模糊；三是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服务贸易企业经营发展的预期并不十分乐观，51%受访企业认为未来无明显影响。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部分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情况分析，总结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缺乏统一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从本次调查看，国税系统信息获取渠道单一，过度依赖其他政府部门信息。统计数据不完整、不精准、不全面，不能互相印证，只能得出较为粗略的分析结果，难以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企业解决涉税难题。
第二，缺乏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目前国家尚无下发统一的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导致部分具备一定研发能力、能够进行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相对突出的企业无法进一步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支持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配套措施没有形成合力。目前哈尔滨新区规划重点发展的服务贸易行业分别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国税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业务沟通极其有限，相互之间的信息了解较少，各部门的优惠政策相对独立，没有形成有机的合力。
第四，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工作有待加强。根据调查结果，部分服务贸易企业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对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了解，对税收优惠的备案及审批流程并不熟悉，对税务行政审批认知还停留在过去。
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第一，积极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协作，共建服务贸易信息共享平台。国务院提出重点发展的“6+1”服务贸易的管理部门包括财政局、商务局、工信委、旅游局、文化新闻出版局、卫计委等多个部门。建议尽快建立跨部门的管理组织，形成容纳多项数据的电子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特别需要税务部门的积极参与，开展有深度的经济数据及税收收入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税收方面的建议。
第二，积极落实创新发展服务贸易认定标准，用足用好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家出台统一的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前，参照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城市的认定标准，制定哈尔滨市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标准。积极促成服务贸易企业所得优惠政策尽快落地，并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开展宣传工作，争取企业及时尽快掌握，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特别要建立税收绿色通道，为服务贸易企业办理退免税手续。
第三，积极宣讲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打通税收优惠“最后一公里”。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网络媒介，重点宣传服务贸易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全面认真梳理服务贸易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编制操作性强的服务贸易企业税收指南手册。举办税收政策宣讲会、服务贸易企业专题税收论坛，提高纳税人对相关税收政策认知度，对重点企业上门辅导，打通纳税人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最后一公里”。
第四，尽快出台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促进企业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借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鼓励企业加入服务贸易行业，同时提升企业研发高附加值服务产品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内的投资项目的纳税人，在规定范围内，给予免征进口自用设备及其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
篇6
关键词:中巴贸易;贸易地位;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91-04
一、中巴贸易发展及贸易地位的变化
(一)中巴贸易发展概述
中巴两国于1974年8月建交,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35年中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由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贸易额从1974年的1 742万美元增长为2008年的484.97亿美元,年均增长25.5%。进入新千年,双边贸易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8年双边的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了16倍,2004―2008年贸易额翻了两番(见图1、2)。
在贸易收支方面,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甚至有时中国向巴西的出口总额不及两国的贸易逆差。数字显示,2000年以后,中国的逆差率基本在-0.5以下,并在2003年达到最高,即-1.74,虽然之后几年逐渐缩小,但总额依旧很大(见下页表1)。
(二)中巴双边贸易地位变化情况
自1974年建交,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高层密集互访,中国、巴西这两个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政热经热”的良好局面。在金融危机中,中巴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反复,但良好的双边贸易自动修复机制及完美的贸易互补性促使双方的贸易地位不降反升,位于地球两端的两个大国贸易关系更为紧密。
1.中巴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巴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并有所提高,但至今巴西一直未能成为中国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
2003年,巴西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第十一位贸易伙伴国。在2004年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迅速升温,中印贸易超出中巴贸易。2005年,由于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需求增加,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量大幅提高,中国同沙特的总贸易量也在同年超出中巴贸易额。之后的三年,随着中国对巴西进口的铁矿砂等资源量的快速增加,中巴贸易又在2008年成为继俄罗斯和印度之后的第十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对巴西的资源品巨大需求导致巴西从2003年开始基本位于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前十位,且各年在前十位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增长。
2.中巴双边贸易在巴西对位贸易中的地位
中巴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也促使中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几年,中国一直是巴西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市场。
2004年,中国成为其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此后基本每两年跃升一位。2008年以364亿美元成为在巴西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其中,从中国的进口额也位列第二位,向中国的出口额位于第三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同各国贸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受铁矿砂、石油以及飞机出口的推动,中巴贸易在危机中逆流而上,在2009年3月份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4月份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1-8月份中巴双边贸易继续稳定发展,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市场。
(三)金融危机以来双边贸易关系的新变化
自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便开始下滑②。2008年10月份以前,双边贸易额同比增幅一直维持在86%以上 ,其中,5月份增长最为迅速,同比增幅高达110.7%,环比增幅为35.2%。受金融危机影响,从10月份开始同比增幅及环比增幅开始大幅度下滑。10月份的同比增幅由上个月的94.0%下降为57.5%,11月份继续下滑,出现近几年的首次负值。而环比增幅则由9月份进入下降通道,并在之后数月连续大幅下降,12月份下降幅度高达31.0%。至同年11月份同比增幅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一直维持在负值状态。而环比增幅在连续下降4个月并在2009年1月份出现最大一次降幅后连续几个月快速攀升,即双边贸易关系从2009年伊始开始逐渐升温,贸易额增加。但是截至9月份双边贸易额还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见图3、4)。
而从贸易收支的角度来看,危机暴发至今,除2009年12月外,中巴双边的贸易的差额延续着过去一贯的趋势,即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中国的逆差率在2009年的4月份出现了最高,为-2.0,此后,中国的逆差率逐渐减少(见图5)。
相对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变化而言,中巴双边贸易额在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13.9%,而中巴双边贸易虽然也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7.3%,幅度明显低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增幅。另外,中巴双边贸易相对于巴西同其他国家贸易下降额度而言,幅度并不算太大。而且由于2009年来双边贸易的快速恢复,在今年3月份,中巴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国。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09年前四个月中巴贸易额达32亿美元,也超过总额为28亿美元的美巴贸易①。
二、中巴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变化
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品类共1 400多种,这些产品多为资源性产品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主要有铁矿石、大豆、石油和食用植物油。以2004-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这四年中国从巴西总的进口量分别为86.7亿美元、99.9亿美元、129.2亿美元和183.3亿美元。铁矿砂的进口量最大,4年的进口量分别是28.7、38.8、55.3和94.5亿美元,其增速明显高于从巴西进口总量的增速,其所占各年的比率也因此逐年提高。其中,中国去年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进口的铁矿石占其总产的17.4%,这个比例还在持续增长②。其他各类资源品的进口量也基本逐年提高,但比率有所波动。除资源品外的其他各类产品不仅进口量很少,而且各年波动幅度很大,偶然性很强,但大多涉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总体而言,资源品进口比率呈现逐年稳定提高的趋势,其他类产品进口量很少,而且波动性很大。
与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同,在2009年前4个月,中国向巴西出口的产品4 000多种中基础产品仅占2.3%,其余的97.7%都是工业品。而且相对于巴西向中国出口集中于一两种产品而言,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出口额相对比较平均。以2007年为例,纺织品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额仅为8.64亿美元,其他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产品包括服装、鞋类、钢材、塑料、焦炭和计算机。根据2007年中国商务年鉴统计的数据,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中仅粮谷、水产品、茶叶等9种产品的出口额未超过1千万美元,其他23种产品出口额均超过千万美元。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总出口额也仅为28.8亿美元,占2007年总出口额的25.3%。各类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较为稳定,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在2004-2007年中增长率超过50%。
从中巴双边贸易产品的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双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从巴西进口资源品的增长有助于分散战略性能源与资源进口的风险,而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多为中国有较大优势的工业制成品。
三、中巴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以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发展中的市场,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巴同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着相同的发展诉求。而中国正在实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也预示着中巴双边贸易在世界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后将会有更快的增长。
(一)传统贸易的带动作用依旧强劲并会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是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的产品。中巴传统贸易产品包括巴方出口的矿产等资源性产品和中国向巴方出口的机电类及纺织服装类产品在今后数年将依旧是双边贸易的主体。巴西向中国出口中多为资源性产品,但是从比例来看,也仅占中国总进口资源品中较小的一部分。近年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对资源需求明显加大,资源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中国资源的外向型需求将越来越大。巴西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铀、铝矾土、锰、石油、天然气、煤等。其中已探明的铁矿砂储量为650亿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铀矿、铝矾土和锰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对于保证我国未来的资源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将成为中巴今后一段时间内双方贸易的基础,由此带动整体的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双边投资带动双边贸易发展
目前,中巴双边投资额相对较少,中国对巴西的投资目前仅涉及资源类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巴西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2.17亿美元,仅占中国对拉美全部直接投资的0.7%①。巴西对中国的投资也较少,除2002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合资建立的ERJ145系列涡扇支线飞机总装生产线外,近几年鲜有新的大型投资,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巴方在中国的中小型投资总体不大,截至2008年底,巴西在华投资额为2.7亿美元②,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3%,占中国利用外资的0.3%。这与中巴双边贸易发展程度相比,中巴双边投资额明显较少,双边投资发展水平低,但反过来说明将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巴西作为拉美国家的领头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重要成员,1 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洲总面积的67%;人口总数约为2.46亿,约占南美洲人口总数的65%。通过签订的一系列产品通过巴西可以进入拉美的其他国家,从而绕开很多贸易壁垒,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拉美各国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限制。同时面对金融危机,欧美等国也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通过巴西市场进而扩大同整个拉美出口贸易以及绕道巴西进入欧美的成为中国各大公司的不错选择。据巴西《圣保罗州报》报道,除奇瑞汽车已正式在巴市场开展销售外,中国两家自主汽车品牌比亚迪和江淮客车都已为近两年进军巴西市场制订出计划。除此之外,两家中国卡车生产厂商也对巴西市场表示出兴趣,还有不少大型合作项目正在建设或洽谈中,如武汉钢铁集团在2009年7月1号宣布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投资兴建一年产量为500万吨钢材的钢厂,总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③。大型跨国企业投资、政府性投资贸易中心的建设,以及贸易洽谈会的举行,将进一步带动双边文化的交流,促进彼此全面的贸易投资。
同时,巴西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随着新兴服务贸易的展开,全球服务外包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双方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可能,这也为双边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新兴技术性贸易使中巴双边贸易不仅在量上有大幅提升,质上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四、政策建议
为克服现有双边贸易的局限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不良影响,促进双边贸易在今后数年内继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进一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重要的是加快启动中―巴双边“自由贸易区”(FTA)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中巴FTA谈判,加快中巴经贸一体化进程,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中巴贸易自由化。考虑到已签订的8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同对方国家、地区贸易额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现阶段考虑同巴西更进一步经贸合作关系对两个发展中大国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众多选择中较为合适的一种。
(二)为解决大多数在巴投资的中小企业管理经验缺乏,融资能力差以及风险意识淡薄。在现有的经贸合作区建设经验基础上,筹建在巴西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方便中国企业对巴西的投资[3]。同时,成立专门的中巴贸易保险公司,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在中巴经贸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巴西经济不稳定[4]。定期向相关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项目介绍,如巴方的采矿、冶炼和能源行业的,以及巴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对彼此信息的了解是扩大贸易的前提条件,通过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贸易洽谈会的开展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双方企业对彼此的了解,从而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
(三)实行货币互换,并在今后数年逐渐扩大互换货币的比例。中巴双边贸易使用各自货币(雷亚尔和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再依赖美元,以避免由美元价值的波动带来双边贸易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陈楠,伊西科. 中国-巴西――贯穿发展世界的轴心[J] . 商务周刊,2009,(14):50-57.
[2] 张兵,任希丽. 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的演变以及其原因分析[J]. 国际贸易论坛,2009,(秋季号).
[3] 周升起.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趋势与政策[J]. 东亚论文,2009,(75):12-15.
篇7
关键词：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5.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尤其中国大陆有形贸易总额从1990年1154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到2010年达到29740亿美元，增长了近26倍，而同期全球贸易总额增加4倍，中国占全球贸易总额由1.65%增加到10.34%。进出口贸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全面拉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点、增长机制、结构变化、未来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也有些学者从地理学角度分析研究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的变化。现有的从地理学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从中国大陆与对外贸易重点国家出发，研究中国进出口贸易国别格局研究，主要分析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变化情况，如杜艺中从出口方面对我国经济具有显著影响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张煜等对与我国15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等；二是以我国国内各省区或者国内经济地理板块为基本单位，研究我国国内不同地区近年来对外贸易发展的空间差异情况，如鲁奇等对我国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格局成因分析，刘卫东等分析我国各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等；三是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中国大陆与全球不同区域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如朱华友等研究我国与国际区域贸易组织贸易合作和竞争情况，火正德对于中国与欧盟贸易关系的现状描述及对未来展望，于峰等关于中国对拉美和非洲特定地区的贸易政策等。
但总体来看，受到研究目的、数据占有、技术手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收集整理较长时间序列的对外贸易统计数据，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空间上涵盖世界上所有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并按照世界经济地理板块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格局的空间变化，能够作为预测未来对外贸易格局变化趋势预测的基础依据的研究明显不足。可见本文选择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并且贸易政策上具有一定连贯性的1990-2010年期间的有形贸易数据，以经典的世界经济地理板块为基本空间分辨率，全面揭示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变化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增长特点
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11）、《世界统计年鉴》（2011）提供的对外贸数据（期间未考虑人民币与美元在不同阶段的汇率变化），整理为表1、表2，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的平均增长速度，中国大陆在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中国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从进出口总额来看，1990-2010年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7.64%（同期全球贸易平均增长7.32%），贸易比重由1990年占全球（合计69，990亿美元）的1.65%增加到2010年的10.34%（合计287，487亿美元），对外贸易的总体地位迅速提升。从全球国家和地区贸易的重要性次序来看，进出口贸易额由1990年的第15位，提升到2010年的第2位，仅居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之后。
第二，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增长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1990年以来，全球对外贸易以世界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为分界点，大致呈现出10年为周期的阶段性增长特点。中国大陆进出口额的增长虽然与全球贸易增长周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但是也有自身的周期特点。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增长的黄金阶段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之间的“黄金十年”，其促进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外向型的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获得的相对较好的对外贸易发展环境。
第三，维持较高的贸易顺差，并且逐年累计递增也是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重要特点。中国大陆贸易的出口额明显高于进口额，除了1993年形成122亿美元贸易逆差之外，其余年份均为贸易顺差，并且贸易顺差总额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维持较高的顺差一方面反映我国较长时间的促进对外出口贸易政策的有效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主要贸易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限制的结果。当然中国大陆出口商品的价格、品质、服务等各方面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也是顺差产生的重要原因。
2 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的变化
除了对外贸易增长的特征之外，中国大陆对于全球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外贸易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面研究和认识这些深刻的变化，对于国家制定相应的区域性对外贸易政策，培养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人才，充分关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贸易基础环境，客观判断对外贸易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等方面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2.1 主要对外贸易伙伴（国别）的变化
研究采用1990，2000，2010三个年份的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前20的国家，分析研究主要对外贸易国别的变化特点。在此基础上，对于2020年前20位的国家进行展望分析。统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1、2011），在EXCEL环境下对统计数据进行排序整理，形成表3。
从图表中看出：1990年，中国大陆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145个，对外贸易总额为1106亿美元（海关口径，下同），其中前20位和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贸易总额合计分别为989亿美元和782亿美元，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89.4%和70.7%。总体呈现出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高度集中的特征。
2000年，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165个，对外贸易总额为4669亿美元，其中前20位和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贸易总额合计分别为3955亿美元和2766亿美元，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84.7%和59.2%。对外贸易国家和地区的范围逐渐扩大。
2010年，存在有形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233个，对外贸易总额为28671亿美元，其中前20位和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贸易总额合计分别为21803亿美元和12663亿美元，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76%和44.1%。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贸易伙伴趋于分散。
2.2 主要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地理区域）的变化
目前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分区一般分为13个分区，由于南极地区不涉及对外贸易问题，本文按照12个经济地理区域，即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欧、东欧和北亚、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中国大陆对于全球各经济地理分区之间的贸易变化，研讨贸易格局的空间变化特征和趋势。基于1990年和2010年中国大陆对于233个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统计数据，按照经济地理分区包括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归并，得到各地理分区的对外贸易总额数据，在GIS软件支持下进行统计数据的地理编码，实现统计数据的可视化，形成专题地图1和图2。
从对外贸易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综合来看，我国对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都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增长最快的地区为东亚、西欧和北美地区，中亚、北非等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20年来增长近30倍。1990年我国对东亚进出口贸易占绝对优势，贸易额为58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50.8%，超过一半。2010年对东亚进出口额8883.4亿美元，但占进出口总额下降为29.9%。其次是对西欧的进出口贸易额1990年177.9亿美元，所占比重15.4%；2010年4937.2亿美元，占16.6%。最后是对北美洲的进出口，从1990年贸易额136.8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4129.2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也从11.8%上升至13.9%。其余9个区域在1990年和2010年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均小于10%，该9个区域比重之和从1990年22%到2010年近40%，其重要程度逐年增加。
3 对外贸易空间格局变化趋势展望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未来发展中，基于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增长的惯性，进出口贸易额仍将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平均增长速度应当在12%以上。假定全球贸易额按照5%的年均增长率递增，到2020年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200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将更加强大。预测以上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主要考虑：一是国内促进外向型经济增长的政策不会有较大变化；二是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以及出口商品的国际综合竞争力还将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三是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不断增多，刺激有形贸易的增长。
从贸易国别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美国、德国、日本仍将是主要贸易伙伴，这是因为我国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含量产品需求，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量只会增不会少，同时，我国廉价初级产品的出口也是发达国家的“宠儿”。此外，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伊朗等国的贸易额会有一定增长，国家发展对于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内的自给能力会不断下降，进口会有一定增长。
从贸易的经济地理板块来看，我国将加大同资源储量丰富区域的贸易额。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供给紧缺问题将显现，对矿产，农产品、石油等的需求会大大增加，同具有矿产资源优势的拉丁美洲，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东南亚和以石油出口为主的西亚贸易额会逐步攀升，这就需要我国鼓励企业收购一些能源、矿产、农业、林业等资源产业，确保掌控石油、钢、铁、大豆等初级产品进口的主动权，获得稳定的资源产品价格和供应。
4 结论
篇8
关键词:贸易发展;人力资源;教育回报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55―06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有所缩小,却在此后的20年中不断拉大｡更应发人深思的是我国的贫困人口虽然从3亿下降到3千万,但其下降速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愈加趋缓,甚至在2004年出现了脱贫人口返贫导致的贫困人口数目反弹的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并存的问题都与迅速扩大并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息息相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贸易,主要集中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汽车和机器设备)交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衣服和鞋类)｡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传统的Heckscher-Ohlin模型,这种贸易方式会使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国更集中生产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劳动力,尤其是低技术劳动力)的产品,从而提高这些要素在国内的相对收入｡但是,新型贸易方式“外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发达国家为避开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以及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低价格劳动力､新兴市场和各种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的吸引,将其制成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发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中国优惠而稳定的政策,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对各国投资形成了巨大磁场｡跨国公司的进入提高了对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如同传统贸易方式带来的结果一如既往地为保障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做出了贡献｡然而,跨国公司通常拥有领先于我国企业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因此他们的进入和“外包”的方式虽然带来了大量贸易,但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上对我国高教育和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了我国广大低技术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
不难看出,日益扩大和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与我国的“减贫”工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贸易引发的收入增加和教育回报对提高农村人口教育会产生如何影响?贸易加速了农业人口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程,而这种迁徙在城镇和农村中同时带来了棘手的入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和长期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下文将从分析贸易对农村教育回报的影响和我国农村和城镇教育的现状入手,分析经济发展和贸易模式变化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并尝试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提出政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模式变化和农村教育回报
改革开放初期的和贸易开放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带来了契机｡他们纷纷进入城镇,由农民变为生产工人,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过程中进行简单重复的工作,从而赚得比在农村农业生产更高的工资｡然而,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技术､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外包”盛行: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被分割,并根据各环节所需禀赋特点分布到不同国家｡在贸易方面,外包模式带来了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同时使南北贸易重新变得重要,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机械､电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环节中｡这些环节在发达国家属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相对落后,跟随跨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生产环节在当地则相对成为技术密集型生产｡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技术在发达国家不断更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环节的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所在的发展中国家雇员的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如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生产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图1描述了十多年来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其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从八十年代末接近40%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0%｡在制成品贸易结构方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玩具和服装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基地｡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把许多高端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密集运用劳动力资源的环节转移到了中国｡典型的例子包括Dell把全亚洲市场的个人和商用电脑装配设立在厦门的生产基地,以及Nokia在苏州启动了旨在服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全球第二个3G网络产品生产基地｡技术密集产品中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的转移使中国进口大量的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同时由于成品服务于海外市场,中国成为组装加工后的成品或半成品的出口基地,由此出口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迅速增加｡
分工和贸易结构变化对国内要素产生了收入分配效应｡尽管从国家整体来看,分工深化和贸易扩张通常会提高各参与国的福利,但对于不同要素收入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首先,贸易提高了国内丰裕要素――劳动力的收入｡在资本积累加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贸易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近十年来电子加工产业等的迅速发展｡出口部门从农业人口中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在中国长期存在二元的经济结构,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所以提高劳动力要素收入更多地表现在贸易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超过1.25亿人,比上年增长了6.4%,而以往各个年份的增长比例大多还高于这一数值｡尽管缺乏精确的估计,但是从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来看,贸易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发展,从贸易模式来看加工贸易增长最快:《海关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上升,并逐渐超过一般贸易｡2004年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达55.24%｡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占据着很高的比例①,而近十年迅速增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更多只是中国出口了其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出的中间品｡因此,中国仍在对世界持续输出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出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其次,贸易扩大了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一是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见图2)｡由于农产品贸易WTO谈判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实际保护仍然非常高,因此中国农民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获益相对较小｡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制造企业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农业的技术进步却相当缓慢,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扩大了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其二,外包生产模式导致制造业中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Feenstra和Hanson从劳动市场需求变化角度论证了外包模式会扩大发展中国家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回报差距[1]｡Acemoglu从技术进步角度阐明国际贸易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使得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能力使用贸易和国际化生产带来的电脑等信息技术工具;由此,高技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从而回报增加也就越快｡[2]
通常,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跟技能高度正相关,因此贸易会扩大我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距｡Zha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不断增加｡[3]
贸易的分配效益带来了以下启示:提高教育是农村人口脱离贫困以及在长期中提高收入的关键因素｡其一由于贸易扩大了制造业与农业间收入差距,农村家庭收入中来自打工工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是否能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起着重要的影响｡其二由于贸易提高教育回报,所以教育就成为影响打工者未来收入增加和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上升以及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以及农村人口在城市化建设中角色转变的重要性,农村人口包括伴随父母来到城市中的学龄少年受教育问题将成为今后三十年中国教育事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其影响不仅涉及到农村人口脱贫,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加和结构优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得以解决或是缓和的保证｡
中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结构在过去十五年迅速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是国家积极的教育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等非政策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农村人口教育: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从而为家庭教育投资奠定基础和加速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中就业而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收入提高对教育的影响相对比较简单:教育作为一种奢侈品,其收入弹性大于1｡考虑到中国目前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收入提高对于农村家庭孩子接受教育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尽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品,理应由政府来负担,但中国目前情况使政府财政支出尚不足覆盖义务教育开支｡因此,教育花费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重大开支｡《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一指数分别为25.9%和23.3%｡因此,即使没有人口迁徙,贸易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快速提高对于降低农村儿童辍学率以及帮助农村青少年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都有积极意义｡
人口迁徙入城务工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则较复杂｡首先分析其积极方面:若把打工家庭分为举家外出和父母外出子女留守两类,迁徙入城家庭的孩子受到教育的平均数量和质量无疑高很多｡城市学校软硬件设施都比农村高,当城市小学在三四年级就开始英语和计算机教育时,大部分农村孩子还只是从图片上见过电脑｡同时,生活环境的改变,包括普通话推行､老师及同学传播的信息和思维习惯等,入城家庭的孩子会比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在后期更容易融入现代经济生活节奏中｡最后,入城家庭及其子女自觉和自发受教育的意识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影响在无形中提高:入城家庭能真切感受到知识差距带来的物质收入差距,而这种激励比在电视上看一百遍“知识就是力量”的公益广告更为真切｡
尽管农村受教育在不断改善,但目前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2004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8%,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4.4%①;同时,经费支出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太低,2001年此比例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47%②,远低于包括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该比例③;最后,经费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也有较大差异｡
按照当前的体制安排,教育投入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农村基础教育很大部分由县或乡镇政府负担费用｡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县政府本身财税收入较低,地方政府提高基础教育便必然遇到资金硬约束｡加上教育投入的回报期长,地方政府对此的关注和积极性自然会远低于GDP､产业结构或是财税收入｡因此,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其实由农村家庭负担了很大比例｡根据统计数据①,历年农村家庭直接负担的义务教育投入都超过了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30%｡由于农村家庭大多不止一个孩子,教育带给普通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就愈发明显｡
农村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是地区间教育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和成效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各地区农村居民劳动力文化状况这一指标,2005年在东部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劳动力中大专以上比例超过了7%,其中北京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不到8%｡而在最为落后的五个中西部省份贵州､云南､､青海和宁夏,大专以上的比例无一超过0.6%,而小学或文盲的比例却都大于50%｡
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来自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引发的家庭收入增长不等,进而对教育投资产生不均等影响;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分担机制加剧了地区间教育差距｡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力明显加强,地方财政收入则相应被削弱｡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上升至54.6%｡而地方部分,省级财政占了总财政收入的30%左右,县财政只有10%左右｡但教育经费的承担比例则刚好反过来,以2004年为例,中央级教育支出只占预算内教育拨款的7.43%,大部分由各地县政府来承担｡这种财权和事权上的错位使农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县政府的财政收入,无疑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省份的财政收入从而教育投入要高得多｡经济发展差异与教育不均衡互为因果,如果缺乏政策性的引导很难打破这一循环｡
第三点是人口迁徙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尽管总体来说,目前城市中务工族子女受教育的条件相比农村有很大提高,但是该群体所需的平等受教育机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城市公立学校对非本地户口儿童的收费歧视现象较为突出｡以北京2005年为例,流动人口子女进公立小学和中学就读都需比当地儿童多缴纳两项费用:2000―5000元的一次性赞助费以及每学期大约600元的借读费｡收入本就处于城市底层的入城打工者面临这样的经济压力使得相当大比例的务工族子女只能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或将孩子留在家乡｡打工子弟学校处于教育边缘,条件比公立学校差,并且从制度､资源和人员配置上都很不稳定｡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情况在东部很多城市,尤其是工业聚集的地区得到了很大缓减｡根据我们在广东顺德和江苏常州等地的走访了解,大部分工业聚集地都为职工开设几乎不收费的员工子女学校(集中在小学和学前教育)或是对职工子女上本地公立学校提供资助,很大程度上缓减外来子女上学给务工人员的经济压力｡
除了举家外出户,还有很大比例的务工人员子女由于经济原因､户口制度以及各省份间教育考试制度的割裂而留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当年不能与父母外出同行的农村儿童比例高达56.17%,全国6―1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到2000万人｡对于这一群体,除了父母收入增加可以带来对教育投入的增加,贸易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首先,孩子在中小学甚至是学前阶段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大都由年纪较大､文化背景更差的爷爷奶奶或是亲戚朋友照顾,因此很难对这些孩子进行良好学习习惯和健康的性格和人生观的教育和培养｡此外,家庭间长期缺乏亲子交流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忽视｡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融合是时代的趋势和特征,这一经济背景给中国农村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贸易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制造业的转移,提高了转移人口的收入;同时,当代贸易模式提高了教育回报,考虑到教育水平同样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制造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教育问题成为农村人口收入提高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国际贸易是对农村人口受教育最重要的非政策影响因素之一,收入效应和人口迁徙效应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然而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对贸易究竟如何影响农村孩子受教育,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减少其负面效应做出最终判断前,我们在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现状基础上对发展趋势做出判断｡首先,经济和贸易结构的发展会使得教育回报率上升,使教育成为农村人口长期减贫的关键｡其次,由于政策对农业人口的一些倾斜,在短期内农业人口向外迁徙的速度会放缓｡然而从长期来看,大比例的农村人口脱离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同时人口迁徙中举家迁徙的比例也会不断增加,子女跟随父母到城镇读书的比例随之增加｡最后,随着新农村运动的开展,国家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并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因此城市与农村教育的落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结合上述趋势判断,我们给出以下参考性的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重点在于从政策方面完善教育经费和收入的来源结构,加大中央财政对于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保证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落实｡然而从长远来看,农村人口分布相对分散,并且计划生育使得各地区学龄儿童的数目相对较少,因此农村学校的平均就读人数相比城市中的学校要少得多,而且还将继续减少｡而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初始成本,在农村学校中每个人头上的花费会相对较大,按照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很难有财力把所有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接近城市中教育的水平｡可预期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城市中打工子女受教育会成为农村人口下一代教育问题的重点｡尽管可能执行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就这一问题我们仍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减少乃至消除城市中学校对孩子上学收费等的户口歧视,公平对待所有的入学儿童,甚至可能对贫困家庭提供适当的教育补助｡第二,政府提供补质的精神文化教育(比如社区活动等),丰富这些缺少关注的群体的精神生活｡并且,这些公众教育中应该包括对家庭教育者也就是父母的教育意识培养｡
参考文献:
[1]FEENSTRA, ROBERT AND GORDON HANSON-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2): 240-45.
[2]ACEMOGLU D AND R SHIMER-Wage and Technology Dispers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67:. 585-607-
篇9
[关键词]清代；清水江；木材贸易；三门塘
清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拓殖和经营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雍正年间开辟“新疆”，这使得贵州东南部一带进入了帝国版图，而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采运贸易也渐次纳入由沅水经洞庭湖与长江水系连接的全国性市场。清水江两岸的村落和地方社会由此产生了或隐或显诸多变化；围绕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活动的展开和现实经济利益的争夺，这些沿岸的许多村寨都进入到历史的记录和我们的视野中。在贵州省锦屏县和天柱县一带的清水江下游，因历史的原因被界分为内江和外江，光绪年间官府确立了内外三江共同开设木行经营木材贸易的制度，锦屏的茅坪、王寨(今锦屏县城)、卦治称为内三江，而紧邻的天柱县清浪、坌处、三门塘则称为外三江。本文将要讨论的三门塘寨，即为外三江之最下游者，其在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门塘是个杂姓村寨，王、吴、刘、谢等为寨中大姓。本文以三门塘寨刊存的各类石碑为主要材料，通过对清代清水江下游村落社会历史衍变过程的梳理，从一个侧面来考察清代西南地区的商业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
[收稿日期]2003-05-31
一、姓氏与村落
三门塘寨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从明洪武二十四年置天柱所，到万历二十五年改所为县，三门塘或均属天柱所辖。现存较早的一方碑铭，是万历三十九年主要由该寨谢姓施银修桥的《兴龙桥》石碑，其铭曰：“今据大明国湖广道靖州天柱归化二图清水江三门塘梁溪口石桥乙座”。①是以知三门塘至少从这时起，已被纳入天柱县图、里、坊、厢的里甲系统之中。
较早提及三门塘寨各大姓氏的，是该寨南岳庙刊刻于乾隆三十四年的“三姓众等同立”的《庙坊碑记》，碑文中有云：
吾辈倡首王汝宏，生员谢光龙，信士王
甫山、吴君胜、王达先等，于承祭间，每思神
为人主，吾人尚有栋宇之居，而神反无栖托
之所?三姓云集，均曰唯唯，一诺而前唱后
和，乐捐余金材木，于辛巳冬，遂穷匠氏以
经营，而古庙复兴焉!②碑石还铭刻了捐资者的姓名，其中王姓101人、吴姓22人、谢姓19人。我们尚不清楚何以三门塘的另一大姓刘氏没有参与该庙坊之修建，因为这时的刘姓显然已经是三门塘的一个大姓，比如乾隆三十二年的《次修渡船碑记》就由“生员刘士鳌谨撰”，而且碑中也有众多刘姓人名。
田野调查中报道人提供民间关于三门塘之得名三种说法：一是这里的一条河冲有几十个鱼塘，而这个寨子旧有三个寨门，故称三门塘。二是历史上王、谢、尹三姓最早到这里开发定居，三姓就是三氏门宗，于是就以“三门塘”名寨。三是相传王姓祖先最早迁来此地，他是清水江下游湖南黔阳三门潭的人，按照湖南人的口音，“潭”与“塘”同音；他本来是以船为家、沿江打渔，逆水而上来到这里，后来娶妻生子，就在岸上起房安家。于是人们提到这里时，就称三门潭打渔那个人住的那个地方，三门塘慢慢地也就成为寨名。③很明显，这些传说中有一种以王姓为中心的倾向。王姓今为三门塘最大姓氏，因而产生这样的村寨发源的记忆似乎不难理解。
在三门塘寨头，有王姓的宗祠“太原祠”，据称兴建于乾隆初年，后毁于咸同之际的战乱，至光绪三十四年重建。同样还较完整的保留在三门塘寨中的刘氏宗祠，也是建于乾隆、毁于咸同，重建于光绪初年，民国年间整修为中西合璧的建筑外观。④然而，又据三门塘刘氏族谱及口述资料，刘姓先祖中名刘节(又名伏保)者，于清道光年间始自黎平府铜鼓徙居三门塘，光绪初年，刘节率其子孙创建刘氏宗祠以祀其始祖。⑤我们无意在此考证相互矛盾的两说的可信度究竟如何，也无法厘清三门塘刘姓迁徙发展的历史脉络；对照遗留下来的碑铭材料，倒是使我们对后来以刘家祠堂统一起来的三门塘刘姓人众，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对村寨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与其他姓氏人群的复杂互动关系，可以有更多一些的认识和理解。
或者前述王、吴、谢“三姓众等同立”的《庙坊碑记》只是一个例外，也未可知；只是尚需材料的发掘以资进一步的考证。我们看到，同样是捐修，嘉庆二年重建兴隆庵，则是集全寨各姓人众之力完成的，“为首信士王通一，生员刘占魁，信士刘渭、王邦先、吴必杰、刘修身、王通慧、王相朝、王通古、谢名佐”，庠生王政三所撰《修
庵碑记》云：
兴隆庵，古永福寺旧迹也。明万历间，建于亥把冲口，梵宇森严然，立庵以尊佛，兼以之而培风水焉。余村自钟灵山发脉，蜿蜒奔赴，凝结与东北中者，后龙未续，缺陷颇多。及我朝康熙十有二年，爰历坤舆，卜宅于斯而迁之，以补元气，以培风水。遂更名为兴隆云。奈旧宇两造，毁坏难堪，湫隘纷沓，每击木而心伤之至。乾隆辛亥岁，诸首人始从而重修焉。拓其基，高而峻；建其室，弘以深。后工竣，命为文以志之。余思庵以奉佛，闻佛所居，有鹫岭祗园，黄金布地，玛瑙作阶；斯即台楼秀丽，似难以栖佛者。但自汉以来，古今之作庵者多矣，若杭，天下一大都会也，灵隐栖霞诸寺，不过取其湖山环境，左右映带，幽可娱佛圣之栖，明可供游人之览耳。是庵，耸然起于石壁之上，诸峰来朝，势若星拱；清河环下，碧浪排空；昼则舟楫上下，夜則渔火辉煌；天地之灵秀，无处不锺矣。况梵宇重修，堂室宽敞，登览者谅亦欣羡曰：诸君此举，虽非比鹫岭祗园之盛睹，而适挹山川之胜，亦可作杭诸寺观也。以视向之毁坏湫隘者，不有间欤?故书以勒诸石焉。⑥
这一方石碑还刊刻了约三百个捐修者的姓名及其捐银数。三门塘乃清水江下游一带传统的民间款组织“四十八寨”之一，而嘉庆年间正值清水江木材采运贸易的一个兴盛时期，集全寨众姓之力，扩建临江的兴隆庵，并刊刻竖立高达四米多的巨型石碑以记其事，是极富象征意义的。新建的梵宇“挹山川之胜”，几“可作杭诸寺观”；则得此庵补元气培风水的三门塘，不也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通过全寨各姓人众的急公捐修，固为尊佛敬佛培补元气风水的一种群体体验；与此同时，通过这一盛大的活动，不能不说也是对三门塘村寨内部各个姓氏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一次很重要的显示与整合。
就在这同一块石碑的背面所刻的《重修碑记》，记载的是道光二十年的又一次集三门塘众姓之力重修兴隆庵的事迹。据碑文载，道光七年，兴隆庵因“祝融播虐，燧帝施威”而化为一片灰烬，致使“荒烟蔓草，顿失昔之檐楹；冷露寒霜，空思前之殿宇”，于是有了道光二十年的这次重修之举。为首之人仍是三门塘的刘、王、吴、谢四姓，虽然有杨姓等极少数其他姓氏的人参与了捐修，但该碑的落款特别地突出了四大姓，曰“皇清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小阳月谷旦四姓九甲众等同立”。这可以说又是三门塘各姓之间的一次重要的互动，似乎也是在三门塘寨的公共事务别确认了四姓的主导地位。
当然，这些都是在三门塘作为一个整体向外界展示时，所反映出来的村落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活动中相互沟通和合作的一面。而各大姓氏特别是最大的两姓刘姓和王姓之间，对各自主体意识的表达及不同利益的强调，也很普遍的反映在现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碑铭中。或许，正是在这种以姓氏为单位的小群体利益与村落共同利益的冲突与调整过程中，构成了三门塘具体的而然的历史过程。二、修路、修桥、修井：
各姓氏之间的自我意识
构成三门塘主体的各大姓氏，在的过程中，无不通过对村寨内公共事务的参与来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同时也通过本姓族人的活动或建树在村落社会中标识自己。这种标识在村落的许多公益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其深深的印记。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三门塘的七座古寨门，各有其名：大坪阶头的吴家大门、谢家阶头的谢家大门、刘家阶头的刘家大门、渡口拱桥阶头的刘家西大门、王家阶头的王家南大门、小寨阶脚的王家西大门、大兴团东边的王家东大门。而寨中的“某家阶(或街)”也都是各大姓氏各自捐修而以本姓命名的花街石板路。从现存碑刻来看，早在乾隆二十七年，在三门塘吴姓就已“体先人之志，作善继之谋”，重修了大坪吴家阶。儒生彭效朝在为其所撰的《修路碑记》中云：“予思团中一阶，虽非通衢之要，有功德可纪；然吴君等此举，或亦有修路之心，并可以引入修路之心，亦甚有惬予修路之心。因不禁不揣固陋，遂搦笔而书，以志美焉。”⑦再如王家阶也是用整条的青石板从江边一路上坡一直铺至寨中，为道光三年王姓阖族共137人捐修，由本族庠生王政三撰写的碑铭《视履考详》云：
嘉庆己卯岁，族中人始动重修街道之举。或曰：茅茨不剪，土阶三尺，尧帝有然，今当仍旧，无庸修。或又曰：兹处僻壤，非孔道通衢、车马辐辏，不必修。余思二说皆非。夫街者，携也；杂也，谓四出之所往来，携杂而别也。斯地四姓聚处，各立有街，若刘则有西街，吴有东街，而王姓居中。在于前人，街已开辟，奈历年久远，崩缺颇多，难以便行。今值时和年丰，而族子侄等，募化本姓，捐赀重建，伐石塌平，继至今，事竟成功。往来共歌荡平矣。人日之暇，首人以序索余，因抒数语以记诸石焉。⑧这则简短的碑文，既表明了王姓族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开辟了石阶，嘉庆己卯岁即准备重修；又指出现在正值“时和年丰”，于是“募化本姓，捐赀重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碑文所记的四姓各立有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以姓氏为名组织捐修的街道或其它公共设施，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刊碑记事，其中常常包含着对本姓历史的重新记忆或是对“我族”主体地位的确认和重申。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对三门塘有关修桥修井等碑铭的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比如，基本上被王姓为主的人群排除在三门塘最早迁居者之外、也无份参加前引乾隆三十四年南岳庙坊捐修的刘姓，在道光三年捐修三门塘寨口的时候，刊立了一座十分壮观的石碑，碑题《复兴桥》，碑亭左右刻有一副对联“巩固如金城多承祖德”、“坦平若鹊渡聊济人行”。兹抄录碑文如下：
礄何以复兴名也?盖谓为后人者。能继志述事之言也。斯礄，水自右旋，抱树而下。而世业风水之术者，佥以礄足固一村水口，且外森立二石，名曰傍浦岩，又有古木左右映带，每谓坚如铁券、固若金汤，可卜。斯地之发祥焉，在明万历四十一年，有刘公唐万、舡万，乃好善之人也，曾立石礄于斯，而村之财丁颇盛，此水口紧关之一验也。奈至乾隆戊辰，礄忽倾毁，难以遂志。故将石平街面，路因以改。今幸二公后裔，能继其志述其事，于嘉庆癸酉年，各家捐资，重修故制。登临望之，宛然虹卧春波、鹊填秋水矣。但是举也，固一村水口，虽或有感于风水之言，而其能承先人之遗志，便通往来行人，一为而三善俱备，讵非前已兴之，后必兴之，兴而又兴之谓哉。故乐其善而为言以寿石。⑨石碑还分别记录了刘姓的唐万公后裔26人和舡万公后裔6人的姓名及其捐银数。石碑所反映的前后捐银修整此桥者，均为刘姓一族所为，这或许跟刘姓作为大姓或成为大姓有关。显然，以“复兴”名桥乃一语双关，通过对明万历间先祖善举的追忆，以及“固一村水口”风水重要性之复述，所谓“继志述事”，无疑是刘姓唐万、舡万二公后裔重温历史、激活自我主体意识，同时也向别姓他人昭示本族力量与团结的一次社会活动。
在三门塘寨有十多口用石板铺砌的水井，很特别的是其中两口水井全由妇女捐修，坊间的解释是因为其时族中的男人都忙于做木材生意，无暇顾及此类事务。建于宣统三年的石井，从碑铭中可清楚知道是三门塘大兴团的王门十九位妇女捐修，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本族妇女独捐的缘由，碑文云：
稽井，由来久矣。唐尧凿井，兆民饮德，周王画井，数口无鑑。古时徙处。同井臼第，以井为利用饮泉之区，而以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扶、持相亲睦之地。迄今年代虽远，典章犹传，溯共现凤，令人景仰，如在。想我村大兴团，自始祖由黔徙处于斯，前后左右，山水环抱；房屋上下，稻田围绕。田坎行径湾中，涌出清泉，仿之廉泉让水，不足过之。吾先公昔年多伟人，屡钟贤士，井坎行径，约族人砌石修补，以便往来。自昔及今，历年久远，井石毁坏，泥土浸入，每逢春夏暴雨绵落，井泉清洁翻成混泥。族中妇女睹斯，同心动念，踊跃捐资，乐为造化，较先公之修凿，更加完善。井中踏石板，不使泥从中出，井外石板竖四方，俾免污流外浸，由此以后，泉流清洁，人生秀灵。缅先公至兹族居处，并无异姓，因以募化捐资，祗我一族，并不募及别人。非为度量狭隘，思维绳祖武，重本根也。重本者，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吾村井泉，讵是悬空降流而本可溯乎?觉易系辞曰山上有水，又曰山下有水，则山上之水即为吾山下井泉之源，不可踩问而知。孟子尝曰：居之安，则资之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易所云改邑不改井，而井养无穷，信有然矣。余故代以为序。
族晚邑文庠绍周王国桢代撰⑩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王门十九位妇女各捐钱由一千二百文至二百四十文不等，重修一井，以洋洋数百言记之，显然不只为让这些妇女与其善举流芳百世，文字间所传递着的追宗念族的情思，始祖由黔阳而来，“先公昔年多伟人”；尤为重要的是，在解释“募化捐资，祗我一族，并不募及别人”的理由时，强调“非为度量狭隘”，而是因为本族先祖徙居三门塘，“并无异姓”，是为了表达对先祖最早来此开村辟寨筚路蓝缕功绩的缅怀。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将妇女捐资修井活动仪式化的动机，可以说，正是藉着妇女捐资修井这一微不足道的活动，道出了王姓人群在区域性商业化发展的背景下现实村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诉求；而这在多个姓氏聚居同一村寨，存在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环境下，无疑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三、造舟与修渡：
地方整合与官府资源
在三门塘寨保存下来的各类碑刻中，数量较多的除了有关路街和桥梁的捐修碑记外，关于造舟修渡的石碑也多达十二块，其中记载的主要是三门塘及附近村寨为清水江两岸往来之便共同捐资造船修渡的情况，是不同时期更大空间范围内不同村落之间互动与整合一种侧面的反映。
在三门塘寨头的碑林中，有一块乾隆三十二年刊立的《次修渡船碑记》，很详细的记录了戒僧悟透约集寨老、募化济渡的具体过程，文曰：
尝观溪涧之间架桥梁，庶免病涉之患，江河之处修舟渡，方鲜望洋之嗟。若余寨三门塘，住居清水江边，其江发源于黔属，下达辰河。过江处非小涧，实巨浸焉。纵非京省上下通衢，亦村庄往来要道。未置舟渡之先，寨中虽有私舟，无非便于一家一人而已。是以上下往来，至此而徘徊嗟叹，及村內之无舟者，亦不得骤登彼岸也。其甚难为何如哉!至雍正丁未年，幸获戒僧悟透，中年出家，秉性仁慈，专存利济心、发普渡愿。先修坌处一渡，次及三门塘，月本寨耆老王茂祥、刘子盛等，募化本寨中并附近村內，共得银柒拾余两，买渡田、造渡船、 召舟子。上下往来，乘舟登岸，虽无舟亦若有舟也。其甚便又何如哉!然而，僧不止于是也。自修余寨渡后，又于黔之下游、楚之上游，修数十处之要津，随为成效。其功彰彰，在人耳目间。故不仅黔楚士民称颂，即府州县主，莫不亲见其事而叹服也。岂非沙门中所罕见哉!⑾
虽以戒僧悟透活动为记事之脉，但也道出了三门塘从一家一人私舟摆渡，到雍正丁未“上下往来，乘舟登岸”的历史过程。而且本寨耆老王茂祥、刘子盛等在戒僧悟透的相约下募化各寨，包括了三门塘和附近的村落。该碑文又载，到了乾隆年中，悟透再次来到三门塘兴隆庵，为解决长久造修船只和招请舟子，与寨人“共商一劳永逸之计”，拟“广募百金”；未及施行，“不意乾隆二十四年，僧于天华山圆寂”。至乾隆二十八年，三门塘寨“王汝宏、谢子芳、刘天相，抱塘寨吴士尊，中寨刘俊贤，殚发善心，与僧亦有同志焉，仍募本寨中，并附近村内，又得银百余两。一文不苟，购买渡田，积造舟费。庶招舟子，可无俯仰不足之忧。”可以看到，以三门塘各大姓的耆老为中心，为济渡养渡，附近一些村落在某种程度上被整合为一个较大的地域组织。口碑资料表明，晚清及民国时期，修渡有时成为一种派捐，但同时又与三门塘作为外三江的江利的共享及资源的分配相关联，折射出三门塘与附近村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此碑在乾隆二十八年乐捐者姓名及所捐银两数目之后，记录了买田、刻碑等具体的开支。另一块乾隆三十六年刊刻的《捐修桥路碑记》
中，则对捐银的安排和使用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对我们了解三门塘义渡的实际运作，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兹将此段文字抄录于下：
此碑以上本寨并各寨共捐银壹百肆拾壹两(旁注小字：后又加捐叁拾式两零)，碑银在內。次碑剩银陆两外，又有银柒两。募化经手：生员刘士鳌，信士王汝和、王志圣、王通籍(小字旁刻：四人又共捐艮四两)。支销开后，刻碑壹块并碑亭共费银[式]拾柒两。
用价并费去银陆拾壹两，得买本寨土名老虎冲口第叁蚯，直形中田，禾柒褊；肆蚯，直形中田，禾拾柒褊；伍坵，扇面形中田，禾伍褊；共载粮式升零叁合壹勺零叁圭柒粒玖粟式黍。并买土坵内坎，去价壹两伍钱。又用价并费去银叁拾陆两八钱。得买坌处土名苗田正冲，第玖拾陆坵，五不等形上田，禾叁拾叁稿；玖拾柒坵，梳形上田，禾陆稨；玖拾八蚯，口形上田，禾拾壹稨；共粮肆升玖合八勺柒抄伍拃叁圭。又用价并费共去银叁拾伍两，仍(得?)买坌处土名苗田正冲，第壹百壹拾壹坵，立鸡形中田，禾叁拾肆稨，共粮式升柒合零八抄叁柞式圭零叁粟式黍。又乾隆拾肆年三寨架口岩溪礄所剩之银拾玖两捐在渡上，得买喇赖寨土名螺系坪，第肆拾垃，方形中田，禾叁稨；肆拾壹蚯，不等形中田，禾叁稨三手；肆拾叁坵，棱形中田，禾式稨肆手；肆拾伍坵，三尖形中田，禾式手；共粮七合伍勺陆抄柒柞叁圭陆粒伍粟陆黍。买田三处，共费价银壹百叁拾肆两三钱，余银修渡。
其有苗田正冲，立鸡形田，另贩耕种，每年收得禾花三拾四稨，四房人等经手，留心清查，生放世代造舟，永不可俣。⑿
从以上一段碑文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与修渡有关的许多事务性的细节，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对三门塘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在一个商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的条件下的实际运行机制，更多一些认识和理解。其一，地方士绅在这样的村落公益事业中充当重要角色。我们看到，在乾隆三十六年记录的修渡活动中，“募化经手”的是以生员刘士鳌和信士王汝和、王志圣、王通籍等四人，不过即使是象征性的，他们也要“四人又共捐艮四两”。同时，他们也因此拥有一些权力，包括共同经手用捐银所买的田产，“生放世代造舟”；当然也可能还包括就相关的事务做出决定，如买卖田产，以及如碑文所记的将“乾隆拾肆年三寨架口岩溪嬌所剩之银拾玖两捐在渡上”等等。
其二，从这段文字中还可以看到，所捐得的银两购置了很多田产，作为支撑义渡的基础。据口碑材料称，负责扒船摆渡的人家，就依靠这些田谷保障生活，他们或自己种、或租给他人耕种；后来还为义渡购置了木山。此外，为了保障义渡的稳定，后来还在渡口修了一间三层的“渡船屋”供摆渡人一家居住(咸丰八年的《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碑，即记载了咸丰七年“丁巳之冬”，“募化各甲以及远近邻村，置地起屋，以放渡船，以居舟子”的事实⒀)。有了这些恒产和相应的条件，使得三门塘的义渡在往后的年岁中一直没有中断过。
其三，用捐银购置的这些渡船田，都要向国家负担田赋，虽然是赋额较低的“苗田”，如“用价并费去银陆拾壹两”所购买的本寨三坵田，“共载粮弍升零叁合壹勺零叁圭柒粒玖粟弍黍”。其他田土也都无不如此。所以不论负责摆渡的舟子自己耕种与否，他都要负责向官府缴纳这些渡船田的田赋。
其四，碑刻载明，所有一百多两捐银用来购置渡船田之后，“余银修渡”；而造船费用另有“四房人等经手”“另贩耕种”的一处田产来保障，这块田是“用价并费共去银叁拾伍两”从上游的坌处寨购买的，每年可收“禾花三拾四稨”。
虽然三门塘义渡的修备，是一桩地方性的事务，还是少不了对来自官府的力量的借助。乾隆五十年，“三门塘渡口众等”即呈请天柱县“颁赐禁条”十条，刊碑铭石。⒁其主要是对“司渡者”的一些要求和规范，其中一条云：“司渡之人，若非轮流，恐久怠玩。议每年正月初一日更换，交代禾花，半分下手。如强者，鸣官究治。”说明三门塘义渡实行的一种司渡者一年一任、轮流充当的制度。结合上面提及的咸丰八年《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碑，以及民间口碑资料来看，这一制度似乎后来发生了变化，司渡可能经过了一个由轮流到专门化的过程。再如禁条的最后一则云：“外买田，截取二把，另招一人耕种。将禾逐年积凑买木，倘舡朽坏，以备整造。如有期满，并强耕者，鸣官究治。”这似乎与前引乾隆三十六年所刊“其有苗田正冲，立鸡形田，另贩耕种，每年收得禾花三拾四稨，四房人等经手，留心清查，生放世代造舟，永不可悮”一句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另外，我们在嘉庆二年的《修渡碑记》上看到，因“前所获金，费用已尽”，不得不又藉众人之力再捐资造船。⒂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我们对三门塘渡口众等建立各种机制、征引包括来自官府的各种力量和资源以保证和维护义渡运转的认识和理解。
四、“当江”及其对生活的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数量如此之多、如此之庞杂的碑刻的出现，可能都与三门塘“总三江九溪众流，为内外江木材交易之门户”⒃有关。三门塘濒临清水江，岸高塘深，是屯放木材、撬排停排的好处所，来自下游地区乃至以沅水经洞庭湖连接全国市场的商业的影响，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所以直到光绪年间外三江获准与内三江同时“当江”，三门塘作为外三江之一，才开始了其当江歇客、代客买木的区域性商业市场的历史。虽然在光绪朝之前特别上嘉庆年间的“争江”过程中。没有直接的资料帮助我们对三门塘与木材贸易的关系有所了解，但还是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资料中窥见一二。
三门塘成为外三江之一，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四十八寨之一的社会背景之外，其独特的木植加工修整技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清水江木材采运活动中，木材的品质是参与买卖各方讨价还价的焦点，而各种木材存在的缺陷，名目就多达七十余种⒄，据称三门塘一带的木工最擅长处理这些，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只值一半价钱的“脚木”的比例，提高木材的档次；也正因如此，后来外三江的木材经营量三门塘寨占到七成。⒅当然，三门塘之成为外三江之一，就如外三江最终享有与内三江一体当江的权利一样，其真正的原因可能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总之，三门塘在光绪年间成为了清水江下游木材贸易重要的外江码头，“三帮”、“五勃⒆之外的各个商贸帮派以及零散的客商开始在这里歇住买木。按照内外三江之制，由三门塘开设木行的主家代客到内三江当江之处购买木材，然后放运下来交予客商，并代客商雇请排夫看守、撬排和放运到下河。后随着江规日渐变为一纸空文，也有直接去到支流河溪向山客购买木材的。这样，围绕木行行户的经营活动，三门塘居民就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事与木材贸易相关的工作，如担任木行中的“文管事”(主要负责记帐之类事务)、“武管事”(主要负责河面木材丈量、管理木坞及指导加工木材等事务)或撬排守排、修整加工木材等等。而因为木材买卖活动的展开，村寨中为客商、排工等提供服务的事务也就越来越多。上节提及宣统年间妇女捐资修井的《重修井碑记》和另一块记录三门塘小寨妇女捐修情况的《修井路碑记》，以及民间对其作出的解释，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三门塘村落社会生活围绕木材贸易而展开的历史事实。
其实，不论是在三门塘成为外江的前后，木材釆运贸易这一区域性商业活动，对该寨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都是可想而知的。惟其如此，三门塘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留下数量可观的碑铭才是可以理解的。以道光三年三门塘刘姓重修复兴桥为例，碑载唐万公和舡万公后裔共32人，捐银数从最多的二十两，多数为十余两，到较少的七、八两和个别的一、二两。试想，如果不是与清水江木材采运贸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是单纯从事传统的农耕生产，这样的捐修可能吗?
同样可以说明问题的是，三门塘各姓在不同时期进行的修路、修阶、修桥以及刻碑等所需要的石材，基本上都是从三江之上距三门塘五六十里之遥的打岩塘购买并载运下来的，⒇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门塘居民相当的经济实力。而这种经济实力，无疑也主要来自与木材贸易直接或间接的商贸经济活动。对三门塘
各姓居民经济力量成长的这一推测，或可从《乘凉楼》石碑的记载中得到间接的证明。在三门塘寨王家阶头，与上节论及的《视履考详》石碑并排而立的，是嘉庆六年的《乘凉楼》碑，碑文记载了将旧亭之瓦并楼枝卖出、生息运用情况，以及王姓125位族人乐捐的姓名和银数。碑文曰：
乾隆四十一年，卖旧亭之瓦并楼枝，得银八钱二分。至嘉庆元年，本利得银二十五两六钱，买地并合食、化字、选择去二两四钱，存廿三两二钱。至三年，本利得廿八两七钱。开销于后：砌坎三两二．买木廿七两九钱，木匠二十一两五钱，买瓦六两五，刻碑三两，合食、香纸、利市一两零。[21]
这里讲述的是两个简单的情况：一是放银生息，旧有的本银八钱二分，经过二十年，到嘉庆元年已经变成二十五两六钱；两年后又得利息五两五钱。二是修乘凉楼的开销，共银六十三两二钱零，旧亭生息所得之外的三十四两五钱零，即为碑中所载众人捐资。虽然没有进一步的材料说明本银放在何处生息，但在没有任何特别的物产却有着一条正频繁进行木材贸运的江河的一个小村落，除了与木材买卖或放运有关的生理，几乎不能设想如此高的利息还可能出自何处。正如口碑材料中所反映的，下游的名以“德山帮”的木材商人，以其早期附搭“三帮”之一的江西临江帮在内江采购木材而被称“罐子客”，相信类似的搭带在木材买卖中也可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我们还推断在雍正年间“归总木市”定三江之制以前，沿清水江下游两岸很可能存在过各村寨自主“当江”的时期，则三门塘应该是从较早的开始就与木材采运贸易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即以乾隆五十年《禁条碑记》来看，在陈述开列禁条情由时，有云“两岸码头，不许木、舡阻塞码头，有防过渡一条为要。因前未刻碑禁谕于此，以后至罔利之徒，突踵其弊”；又云“凡遇客商，遵禁远吊，无至后悔无及。”[22]这些文字都表明，即使是在三江轮流当江制度已经确立之后的乾隆年间，三门塘都不只是一个木材过境的沿江村寨，而是时常都是一派繁忙景象的重要商埠；至少在木材贸易运输的繁忙季节，确实有大量木材和船只停靠，无论是修整加工、撬排待运、甚或是上河木材在此议价交易等等，都是可能的。故此碑文才称不许客商吊舡木在两岸码头，有防过渡，要求其“遵禁远吊”。这样，在漫长的与木材采运贸易有关的地方经济社会活动中，三门塘各姓人等理当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基础，惟其如此，如此之多之盛的刻碑铭石的需要才会产生、才有可能得以实现；风水、庙宇、石阶、桥渡等在三门塘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才有其现实的基础；对各种捐修活动的戏剧化和仪式化处理，才能找到其实际的经济支撑和体现其象征的价值。即如嘉庆二年的《修渡碑记》，碑亭右侧的石板上刻有“造船共费银壹拾伍两捌钱并碑亭刻字费银柒两三钱”[23]，造船济渡是一种实际的需求，而碑亭刻字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意义也值得花足够多的银两去彰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造船济渡与树碑立传同等重要。或许这正是身处其间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村落生活。
注释：
①《兴隆桥》石碑，刊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现破裂残碑尚在三门塘梁溪桥头。
②三门塘南岳庙乾隆三十四年《庙坊碑记》。
③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访问王承炎先生的口述材料。
④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考察，据王承炎先生整理的材料稿本。在村口和复兴桥上就可以远远看见题名“太原祠”的王家祠堂。进到寨中，见到了三门塘闻名遐迩的刘家祠堂，在偏处西南一隅的少数民族乡村出现这样一座中西合璧建筑，即使是民国时期的产品，也足以让人对它的美伦美奂和在周围建筑物中鹤立鸡群而惊叹。
⑤杨通河、杨德润、姚敦屏《三门塘刘氏宗祠》，载黔东南州文化局编《黔东南文物志》(第五集)，1997年12月。
⑥三门塘嘉庆二年《修庵碑记》。碑立今三门塘小学。
⑦三门塘乾隆二十七年《修路碑记》石碑，立于大坪街头。
⑧三门塘道光三年《失履考详》碑，现立于王家阶脚道旁。又据三门塘王承炎先生抄录整理的《碑林选刊》云：水边至大门旧迹石板阶38级，往上达街坪12l级。
⑨《复兴桥》石碑，道光三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处。
⑩《重修井碑记》石碑，宣统三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
⑾《次修渡船碑记》石碑，乾隆三十二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⑿《捐修渡船碑记》石碑，乾隆三十六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⒀《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石碑，咸丰八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⒁《禁条碑记》石碑，乾隆五十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⒂《修渡碑记》石碑，嘉庆二年刊立，现存三门塘寨口碑林。
⒃《勒碑刊铭》石碑，公元二年庚辰岁元月一日立，现存三门塘寨头碑林。
⒄《锦屏县木材行业史料》(稿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工商联、锦屏县工商联合编，1959年9月，第25页。
⒅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访问王承炎先生的口述材料。
⒆所谓“三帮”是指安徽徽州帮、江西临江帮、陕西西安帮；“五勷”是清水江下游及其汇人沅水一带，今贵州天柱和湖南黔阳、芷江等地的木帮，具体说，就是天柱的翁洞、巨潭为一勷，黔阳的托口、原神为一勷，黔阳的金子、大龙为一识勷，黔阳的西溪、天柱的柳寨为一勷，芷江的碧涌、冷水为一勷。“三帮”、“五勷”是清代以来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商帮。
⒇2001年8月19日，笔者在天柱县三门塘寨调查，据王承炎、刘万珍等人讲述。
[21]《乘凉楼》石碑，嘉庆六年刊立，现存于三门塘寨王家阶头道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