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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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常德地区养老院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收集常德市养老院老年人建立档案120人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60例，干预组接受综合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一般的生活照顾，干预12个月时，采用生活质量量表分别对两组老年人的健康行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功能、功能独立康复程度进行比较。结果 入组时，两组生活质量评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12个月时，干预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护理干预 ；养老院；生活质量

据全国老年办消息，到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6亿，占总人口数的12%，到2020年将达到2.48亿，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总数为4.37亿[1]。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国已进入老年社会。养老院已成为目前大多老年人的归宿。但目前养老院缺乏专业人员对老年人进行系统的护理干预，本文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养老院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提高其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调查是在常德地区3家养老院老年人的健康档案中，采取整群抽样方法，抽取120例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年龄结构为60～9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8.45±21.21）岁。其中60～70岁老年人60人（50.00%），71～80岁56人（46.67%），81～90岁4人（3.33%）；男58人，女62人。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意识清楚，有阅读能力或可用语言表达，与调查人员沟通无障碍；3、排除精神障碍、认识障碍、重症及疾病终末期患者

1.2方法

1.2.1干预方法

研究人员通过与老人的交谈、沟通，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说明干预的目的，评估包括老人的一般资料、健康行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状态，、功能独立程度，评估结束后，发给健康手册。

1.2.1.1干预组

安排经过培训的1名医生和2名护理人员进行集中和针对性干预。内容包括（1）心理护理帮助老人建立情绪宣泄渠道，用积极的情绪引导老人建立平衡的心理状态；采用放松疗法，对有心理问题的，联系心理医生，给予治疗。（2）健康行为干预 告知老年人不良健康行为的威胁和危害性，鼓励老人建立健康行为，如按时进餐，保持适当的体重，每天6小时以上睡眠。戒烟、戒酒。指导养老院按规范制定食谱。对于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特殊疾病的患者应有针对性的食谱。制定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包括运动项目、运动时间、运动量等。定期评估效果。（3）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对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老人进行训练，包括穿衣、进食、如厕、沐浴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进行康复训练。（4）慢性病管理 指导按时服药，必要时作好药物标记。强调服药的注意事项及不良反应。第1月每1周1次，第2-6月每2周1次，第6-12月每1月1次。同时发给健康管理手册。

1.2.1.2对照组

只发健康管理手册，由养老院护理人员提供生活照顾及定期培训指导。

1.2.2评价指标

1.2.2.1健康行为评价健康行为评价[2]主要包括：经常吃早餐，饮食规律，保持适当体重、适当睡眠，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不饮酒、不抽烟。

1.2.2.2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该量表[3]程度分为四级：完全自理、有些困难、需要帮助、完全不能自理，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自理能力下降越明显。

1.2.2.3心理功能评定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作为老人的心理功能评定指标。包括20个条目，每一条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的症状，反映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精神运动和抑郁的心理障碍。每个条目均按1-4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

1.2.2.4功能独立性康复程度评估 包括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两部分，共16个小项 [3]运动功能包括：吃饭、洗澡、穿衣、排便等。认知功能包括：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社会交流、记忆力。程度分为6级，按独立完成、部分独立、需要督促、一些帮助、很大帮助、完全帮助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独立程度越差。

1.2.3资料收集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2名护士进行资料收集，强调收集前先和研究对象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良好关系并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说明干预的目的，要求。当场发卷当场回收。

在干预前及干预12个月时各发放问卷1次。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100%。

1.3数据处理

用EpiDate3.0录入和计算机逻辑核对方法，发现错误，及时修正；用SPSS 15.0统计软件完成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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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区联动；农村经济意义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农村，新型的合作型经济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从刚刚出现开始，农村合作经济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出现了农村出现了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相互交错的格局。在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下，如何构建农村经济的崭新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各地农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一直以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然后因为农村资源相对较少，交通相对来说还比较闭塞，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乡村工业发展缓慢，在农村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乡镇企业，即使有几家比较有规模的生产型工厂，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为主，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低。农村的土地分别掌握在农户手中，田地也因此划分各自的单元。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型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乡镇企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管理无序，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分散生产，各扫门前雪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

二、“三区联合”模式在新型农村经济中的意义综述

“三区联合”的概念，是国家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来说“三区联合”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区、农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高效的联动治理的模式。以农业区的生产资料来为工业区的生产提供保障，以工业区的产品来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区的先进管理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传统工业已近于饱和，这种过饱和的状态，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环境污染之外（如雾霾天，污水），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农村中竟然出现了农田荒芜的现象。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形势下，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提倡在农村中建立农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构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合乡并镇”的举措。农民的居住区被渐渐集中，而农业区渐渐连接成片，这些都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并为农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探索出了农村居住社区、农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工业园区统筹联动的“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治理模式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1、多元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了

在过去，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很简单，乡镇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农村，过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对政治方面的治理。基本不涉及乡村经济的概念。而在新型农村经济的“三区联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侧重于农村人口居住区的管理，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乡镇政府村支部更象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其工作重心在逐渐的向发展经济转移。

2、乡村经济的管理权利和资源配置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经济的管理中，政府部门对乡村的的管理权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对境内的组织以及资源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而乡村的资源客观上却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点，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乡政村治”的理念。实质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当前“三区联动”模式下的乡村经济管理权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立体调动和分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机制由以往的单核心向多核心进化，强调了基础村组织在农村合作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适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更适于对境内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的综合治理。

3、着眼于农村型工业区建立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巨大的，虽然我国的农业是第一产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成型的工业区构建。新型的“三区联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工业区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强调。更加注重于农村经济中，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立体管理。将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构建成一个有机经济体。

4、“三区联动”模式格外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则

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当前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市场永远是对的。在这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共识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也这个经济规律中运行。只是在过去，经济发展的意识和理念在农村比较薄弱和淡化。“三区联动”的模式从国家的高度对市场规律的作用进行了界定。新型的农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目前正在我国多地的农村纷纷建立。这些新兴的治理主体的出现，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公平、平等、竞争的色彩。这些组织的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无疑会对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三区联动带来巨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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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体化;农村;宗教发展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已成为乡村个体化的需求，乡村个体化也为农村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机会，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必须结合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个体化的出现对中国农村宗教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乡村的个体化形成推动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本文就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的问题进行以下研究。

一、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现状

（一）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随着宗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世俗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日益严重，当代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不能仅通过宗教本身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中追寻答案，不能单一从宗教本身性质方面进行探讨，更不能否定宗教本身特点的重要性，将视线拓展到社会中，综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促进了农村宗教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现状。

（二）以基督教为主要的

在农民生活的流动性为农村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的前提下，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根据基督教本身的特点而言，基督教组织性极强，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增强了信徒的归属感，其独特的管理体系，提升了教会信徒的凝聚力，并通过极强的传播性从而够成了这个庞大的组织。在其教会内部，信徒相亲友爱、团结互助，富有极强的归属感。乡村个体化在促进基督教发展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基督教自身的特点与农村个体化的融合，为基督教契合个体化农村社会需要创造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农村大多选择基督教为重要。

（三）多种并存现象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较为多样化，基督教、家庭教会、三自教会等遍布城乡社会，通过其组织结构的严密与完善的管理体系，促使的传播更加广泛，进而形成了巨大的组织机构。近年来，为给行动不便、年老体衰的信徒提供方便，许多农村地区频繁的出现家庭教会现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集会的形式，通过互助的方法使人舒缓愁闷、焦虑的心情，家庭教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徒的日常生活需要。使每位信徒有着共同的信仰与理念，借助精神理念使集体更加团结，随着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多种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

（一）个体化与基督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的基督教在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在个体化之前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广泛推广，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理念得以改变，农民逐渐了解的自由性，由排斥转变为认可。个体化的出现，在改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将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加强农民选择自由的意识，由于农民在信仰上逐渐实现自由化、多元化，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从社会角度分析，个体化便是造成基督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个体化与新兴宗教的关系

中国农村的宗教主要属于分散性宗教，当代社会逐渐趋于个体化，中国原有传统的理念以逐渐消散，在此时期，的自由性得以实现，新兴宗教成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宗教之间的竞争当中，基督教在农村宗教市场占据强有力地位，在众多新兴的宗教中，基督教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在个体化的村庄里新兴宗教得以崛起。这些新兴宗教的传播，历史关联性极强，个体化的出现为新兴宗教提供转变的契机。

（三）个体化与农村宗教组织的关系

农村宗教组织的发展依赖于个体化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教组织在农村体系中并不被看好，农村居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其发展状况十分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得到巨大改变，农民的思想逐渐开放，乡村体系个体化之后，人们不再干涉他人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主要靠各个阶层的领导解决问题，进入个体化后，农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个体化将意味着传统意识的消失，使人在行动上得以自由，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教组织发展的必要因素。

三、结语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经历了及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农村实现个体化发展，为宗教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宗教的迅速发展，农民应保持理性对待，尊重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信仰，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通过了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与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结论：个体化的存在促进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晓荣.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12（02）：155-159.

[2] 洪艺郡.当前中国农村宗教问题研究综述[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0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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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凤芝，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

通讯作者：许峰，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规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区域城市品牌系统构建与合作发展研究”（编号：10YJC630309）；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美食在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中的潜力及对策研究”（编号：11CJJJ05）；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研立体化教学体系创新模式研究”（编号：SDYY1116）；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旅游发展进程中的社区共享机制研究”（编号：IFW10024）。

摘要旅游发展改变了目的地的区域结构，当地社区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可持续旅游的实现，成为决定旅游产业化速度与质量的重要力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目的地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文章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特征和研究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在关注社区角色与定位的演化基础上分辨了各种观点和见解，梳理出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差异和差距。尤其凸显在同一命题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观点，还原出社区参与和旅游发展的复杂博弈关系。国外学者主要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本质和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同类型社区参与的比较以及治理结构等领域展开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释义、实践意义、经营模式及其存在问题以及多角度理论透析等方面的命题。今后的研究应该避免概念分歧和理解简化，力求研究起点的一致性，并应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和发展演进对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整体考察。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5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22

旅游发展已经成为改变区域结构的重要途径，目的地社区作为这一过程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状态与行为引发了学界持久而深入的关注。“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是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都与社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所以从社区的角度来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和管理，谋求旅游与社区的共同发展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1］。随着民主意识思潮的发展，作为旅游发展的直接承载者，社区居民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主体角色，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其视为提升当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对该领域的国内外学术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以求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化。

1社区参与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的缘起

在西方旅游研究进程中，社区参与理念最初是与旅游规划相对接的，强调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纳入当地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2］；之后，社区参与理论逐渐深入到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各个环节，通过整合旅游地社区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运作，形成了“借助旅游业这一新兴经济模式达到社区全面发展目标而非仅仅经济增长”［3］的理念。受西方旅游早期研究的启示，加之中国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将旅游发展研究的视角转向更为复杂但却实际生动的社区利益群体，并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背景中寻求突破口，力图在发展理念上改变多数情况下社区居民的弱势地位，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和反思。

“社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概念，自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1年最早提出之后，至今在各种社会学文献中已经有百余种定义；而作为一个舶来语，“社区”在国内学界的滥觞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已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在其对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上，学者们从研究阶段划分［4］、研究内容归类［5］、生态旅游社区［6］、乡村旅游社区［7］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文献评述，但多倾向于关注“旅游发展”的“果”而非“社区参与”的“因”。本文则较关注社区角色与定位的演化，采用国际、国内横览的方式来构架文章，通过横向对比，力求分辨出社区参与旅游的各种观点和见解，又梳理出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差异和差距。尤其凸显在同一命题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观点，还原出社区参与与旅游发展的复杂博弈关系。

孙凤芝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2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综述

2.1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本质和内涵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Arnstein［8］就指出社区参与的目的是实现权力的再分配，从而使社会能够合理公平地获益并承担成本。Haywood［9］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定义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决策过程，包括当地政府、居民、规划师和专业人员等，而Simmons［10］以加拿大Huron县为例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的三阶段模式，Connell［11］则进一步指出参与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更是通过知识共享和认识自我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发展的过程。基于此，Arnstein［12］、Pretty［13］、Tosun［14］分别对社区参与的类型、程度与进程进行了区分。从根本上来讲，社区参与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和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15］，前者是实现社区参与的关键步骤和保障程序，后者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直接原因和主要目的，直到今天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程度、居民生活质量等话题依据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6］。但不同学者存在观点分歧，如Simpson［17］就指出社区参与决策过程对其他旅游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包袱”，并列举中国、泰国、巴西等实例说明发展旅游经济重在使社区获益而非社区参与决策规划过程。

2.2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

受到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密切关注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所承受到的复杂影响，Scheyvens［18］在20世纪末较早地引入社区增权概念并从社会增权、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四个维度来评析旅游对社区的影响和结果。相关研究持续到今天，例如MatarritaCascante［19］通过对哥斯达黎加不同地区发展旅游的过程和结果的对比调研，发现“广泛参与、开放沟通、社会包容以及居民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对于社区通过旅游业实现全面发展有密切关联；Sebele［20］则深刻剖析了博茨瓦那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和面临的问题，肯定了社区旅游给当地居民做出的贡献，并指出更加深入的社区参与模式和与管理当局的互动能够确保乡村居民获得增权，并有效保护自然资源。

旅游发展使边缘化但特色突出的贫穷乡村地区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Holden［21］发现大量的事实却证明经济增长并不总是能够使社区得到全面的发展提升。Haija［22］对约旦旅游经济发展的探究就提供了反面案例，某些当地政府在未征询社区意见的情况下对其未来发展实施强力干预，如村落搬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将社区参与和当地旅游业发展（如规划、资金及劳动力安置等）相隔离，从而引发当地社区在物质资料和自然文化资源方面的价值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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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问题;对策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 question i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ortant origin， must process the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question reasonably correctly in the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environment question which in our country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exists， proposed in the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农村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但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渊源，在开发利用和保护上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致使环境污染的趋势出现由城市向乡镇蔓延，再向农村扩展的势头，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息息相关。如何科学地处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正确合理地处理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键所在。

1农业生态环境的特征

我国的农业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等，是一种产业环境，直接主体是农业类产业的生存发展。从农业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广延性、区域性、复杂性，同时又有半自然、半人为调控的特征。

农业由于分布面积广，光、热、水、气等外界环境因素又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改变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着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系统。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自身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上盲目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也会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加上病害、虫害、气候等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2农村环境的状况

目前，农村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随着农业的发展，农药、化肥对农产品的污染及农膜产生的“白色污染”大量增多，村镇居民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焚烧秸秆造成大气污染，规模化养殖及水产养殖造成的污染也愈加严重。以山西运城市为例，该市是全省粮、棉、果基地，小麦、棉花、果品等诸多农产品的商品率均占全省的80 %以上，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土地利用率已达80 %以上，耕垦指数为43.7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生态平衡与生物种群的稳定，化肥农药施用极不平衡，农药残留量增多，农药中毒人数逐年增加，还造成土壤板结，作物贪青晚熟，淋溶下渗流失，造成水质污染。超标污水的灌溉，大气降落物的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堆存，污染事故的增多，使土地和作物污染增多。恶劣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农业环境污染纠纷事件逐年上升。

改革开放给乡镇企业带来了蓬勃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复苏和兴起，但乡镇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 %。农村工业中从事汞制品、砷制品、铝制品、联苯胺等产业，以及噪声和振动污染的行业，由于技术工艺落后，设备简陋，管理和各种制度不健全，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允许排放标准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直接危害职工健康。比如运城，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经济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已由单一农业大区发展为门类较全，农工并举的组合区域。环境污染特征是以二氧化硫污染为主，烟尘和二次扬尘为副的大气污染，以有机物质和氮素为主要污染物质的水质污染，以工业固体废弃物为主的固体废物污染，且污染趋势趋于加重，并由城市向乡村蔓延扩展的势头，从而影响农业生态环境。

3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问题

3.1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

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特别是以化学肥料替代有机肥料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耕地化肥施用量约每公顷375 kg，而发达国家化肥施用水平约每公顷200 kg。氮素化肥过量施用，会流失进入水体。研究证明，婴儿发生亚硝酸盐中毒或变性红血素症以及成人消化道内由于形成亚硝胺而致癌的现象，都与饮用硝酸盐含量高的河水有密切关系。磷肥含有多种有害物质，过量地施用磷肥，使这些有害物质在土壤中不断富集，进入“食物链”。

3.2工业“三废”排放的影响

近些年来，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企业增加较多。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布局分散、规模小和经营粗放等特征，从而造成工业“三废”排放居高不下，呈增长趋势，使得周边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国每天排放的污水量超过1亿 t，其中80 %以上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使河流、湖泊、水库遭受污染，许多水库也开始进入富营养化状态，城郊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最为严重，给城市供水带来严重危害。

3.3城镇乡村基础设施滞后

这方面突出体现在城市气化率低、热化率低、绿化率低、烟尘控制区发展水平较低，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力度、治理资金投入较低。目前，山西农村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同时由于集中供暖建设滞后，居民取暖、做饭及餐饮业的耗煤多为直接燃烧，低空排放，大量的由煤炭消耗产生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直接影响着环境质量状况。

3.4农村生态环境脆弱

目前我国农村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业投入品使用不合理，农业面源污染有增无减。伴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70 %未经处理直接向外排放。农作物秸秆资源浪费现象较为普遍，近30 %的秸秆没有得到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现象突出等。

3.5大量农田被占用和毁坏

如今我国可以开垦的荒地所剩无几，而现有耕地却被大量侵占，其中农村工业的占地面积是惊人的。除直接占用耕地外，农村工业还污染和破坏了大量农田。据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业废水而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亿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5 %左右;每年因污染而减少的粮食超过了100亿 kg，直接经济损失125亿元，其中因为农村工业污染和破坏而引起的达47 %以上。

4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对策

4.1持续发展必须兼顾环境目标

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是农村农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农村城镇化能否实现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如果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2强化农村环保法律手段

我国农村环境管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可喜进步，颁布实施了一批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但相对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而言，农村城镇化后的环境保护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从总体上看，尚未建立起适应小城镇特点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由于绝大多数小城镇环境保护机构不健全，监督执法工作不到位，难以将小城镇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因此，我国农村环境管理的法律手段还必须强化，真正确立法律手段在管理农村环境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3创新环保思路，科学制定规划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中央加强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创新思路，科学制定规划。把新能源技术、农村节能技术、垃圾无害化利用技术、农作物秸秆资源化技术、无害化农产品的生产技术、污水处理利用技术、生态保护等技术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4.3.1创新思路，切实做到管理到位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在还处于相对贫困的情况下，环境保护意识十分淡薄。面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加强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环境保护知识，掌握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及法规。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广泛宣讲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乡镇要组建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形成县、乡、村三级环保管理网络，以确保农村环境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落实到位。农村环境保护具有分散、面广、量小的特点，必须加强管理，积极服务于农村环境保护。农民建房选址定点、畜禽圈舍的布局、农药及化肥的使用等都是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不容忽视的问题，以更好地控制农村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4.3.2制订规划，切实做到投入到位

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农村环境保护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要有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通过这些规划，有步骤地实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有计划地安排资金的投入。在争取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发动广大群众，增强自主意识，加大自身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加快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步伐。

4.4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形成环保工作合力

农村环保是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任务量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应纳入地方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中，并将目标转化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抓好环境规划、执法监督，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形成环保工作的合力，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

4.4.1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建立长效机制

农村环境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要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统一模式、统一标准、不搞“一刀切”。努力探索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适应农村特点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制度。

4.4.2科技领先，切实做到技术到位

农村环境污染因素复杂，污染源分散不集中，治理难度大，对治理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坚持科技领先的原则，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先进治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目前运城推广的农村沼气利用技术具有很好的环境效果。大力发展沼气、风能、太阳能、秸秆气化生物质能等新型清洁能源。

4.4.3协调配合，切实做到参与到位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和配合，积极参与，才能有更大的整体性的收效。按照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发挥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做到力度到位、措施到位，真正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任。

4.5结合乡村建设实际，开展环保综合整治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环境污染由以乡镇工业污染为主转变为乡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污染等污染并重的态势。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要做到与环保责任状相结合，与乡村建设规划相结合，与绿色创建相结合，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与提高村民环境意识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倡导绿色生活、绿色生产，树立全新的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4.5.1与村庄建设规划相结合

把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清洁水源、清洁田源、清洁家园和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农业生产清洁化、城乡环保一体化、村庄发展生态化等内容纳入规划之中，并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充分反应地方特色，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4.5.2与绿色创建相结合

创建环境优美的乡镇、生态村、绿色村镇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4.5.3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

积极发展有机农业，这不仅能解决农村面源污染，提高农民收入和人民健康水平，也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根本举措。

4.5.4与提高村民的环境意识相结合

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是农民本身，要通过广泛宣传，让广大农民从“要我建”转变到“我要建”，主动为建设美好家园尽职尽力。使其对新农村建设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同时进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大乡村工业污染防治力度;要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线，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结合点上做活文章，发展生态安全农业;解决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有效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5结束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农民的出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农村环境污染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局面，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只要我们重视和积极应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我们是能够让广大农村真正实现“生态良好”的目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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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玉庆.新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与对策[N].中国环境报，2006.11.20

篇6

【关键词】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 TU98文献标识码： A

1、前言

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自然灾害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社区是减灾的基石，加强社区减灾能力，是当前国际减灾的主要趋势之一。我国引入社区减灾已有多年，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加强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建设是我国的减灾任务之一，全面提升社区综合减灾能力已作为构筑和夯实国家防灾减灾实力的基础性工作。但总体来看，国内专门从事社区减灾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关于社区减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还都是浅尝辄止，可借鉴的不多，特别是我国农村社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潜在的危害多，其能力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背景：乡村社区灾害管理实践简介

（1）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作者分两个阶段从不同的侧重点开展了乡村社区灾害管理能力建设工作。2009年8月-2011年3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贯岭乡和擂鼓镇的10个社区开展“北川社区主导的灾害管理试点项目”，社区防灾减灾以及应急响应能力得到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责任感加强，社区在灾害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得以开发，当地政府应急管理规划及政策对接取得了一定成效。2011年7月-2013年12月，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建中乡和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老厂乡开展“中国乡村减灾与扶贫能力建设项目”，该项工作旨在促进乡村可持续性生计及经济发展，提高脆弱人群应对风险的能力，转化其生计模式以保护其所在社区，并帮助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所带来的影响。

（2）基于对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的认知和理性思考，作者重点关注与乡村社区减灾密切相关的两个群体---群众和乡镇干部，分别采用基线调查、回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讨论等方式展开研究，具体的样本情况见表1。

表1社区灾害管理实践样本

样本 样本数 调查方式 样本描述

社区群众 713 基线调查 其中四川省三台县建中乡369位，云南省会泽县老厂乡344位

45 回访 均来自实践社区

乡镇干部 88 问卷调查 来自绵阳市各乡镇，包括曾遭受过重灾侵害的乡镇和受灾相对较轻的乡镇，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社区灾害管理，为客观、理性思考奠定了基础

20 深度访谈

150 参与式讨论

（3）鉴于四川省绵阳市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其自然灾害情况具有代表性，研究时做了重点关注。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5·12”地震极重灾区，其巨灾经历和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减灾能力建设实践均具有极其特殊的启示意义，其灾害管理经验和防灾减灾的本土智慧也是世界灾害管理知识范畴内的宝贵财富，很有必要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和系统总结[2]。绵阳市其它县（市、区）内的农村社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威胁，对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对照分析、理性思考提供了参照。

3、减灾视觉下的能力认识与分析

为了提升农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水平，作者在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减灾能力有其内在的构成逻辑，直接影响行为方式及行为效果，因此以实践和研究样本为基础，探求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层次，以期找到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能力建设途径。

（1）能力构成要素探究

根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减轻灾害风险定义[3]，灾害风险是危害、脆弱性（易损性）和能力的综合反映，通常被表述为“灾害风险=（危害+脆弱性）/能力”，该表述显示能力不足是风险增高的重要因素。在5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同时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社区灾害管理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知识、态度、技能和组织四个要素。

（2）各要素对能力的影响分析

基于实践感知和对灾害管理能力构成的认知，我们假设：知识、态度、技能和组织四要素中态度对能力的影响最大，其能激发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主动性并常态化；储备的知识技能越多越丰富，态度越积极、越主动，越能发挥能动性；有效的组织可以建立起高效的运行机制，更好地促进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储备，达到集体态度的转变，为能力提升营造良性的文化氛围；态度的转变、知识技能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增强组织的有效性，提高组织的良性运转。

分析采集的乡镇干部的样本发现，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依次是态度、有效的组织、知识和技能，与假设和实践一致。参与问卷调查的88名乡镇干部中58人认为态度是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占比43%；38人认为是有效的组织，占比30%；在问及“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应从哪些方面开展”时，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 79人认为要着重加强社区群众的态度转变，占比90%。受访的20位乡镇干部更强调态度的影响程度，都认为态度是影响能力建设的关键因素。150余位乡镇干部在参与式专题讨论中强调更多的是态度对能力建设实效性的决定作用，只有积极主动的态度，才能将能力建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为。

（3）对影响能力的关键因素态度的进一步解构

减灾能力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改善能力结构、降低灾害风险。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态度的内在机理，继续深入解剖，力图发现其影响行为取向，进而激发能动性、提升能力水平的内在逻辑路径。

研究中，对比分析不同人群、不同社区发现，曾经受过重大灾害影响社区的干部和群众的灾害管理态度普遍积极、主动。深度访谈乡镇领导时发现，受灾害威胁比较重的乡镇群众的参与积极性高，而受灾害威胁比较小的乡镇群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可见，个人（或社区）经历对态度的影响很大。

综合分析采集的乡镇干部的样本发现，减灾态度受个人经历、性别、社会关系、贫富差距、知识水平、宿命观念、依赖心理、是否参与过灾害管理的具体活动等因素影响，其中“个人经历”是关键因素。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认为影响减灾态度因素的排序依次为知识水平、个人经历、参与不够、心理依赖、社会关系、贫富状况、性别。其中72人认为知识水平对态度的影响最大，占比82%；64人认为个人经历对态度的影响最大，占比73%。而150余位乡镇干部在专题参与式讨论时认为，个人经历对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对20位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中，当问及“什么是影响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时”，曾经受过重大灾害影响社区的乡镇干部的答案全部为“个人经历”。

（4）能力构成因素影响模型

综合评估实践和样本数据发现，能力由组织、态度、知识、技能四大要素构成，其中态度起决定性影响作用，态度的改变决定其余三个因素的改变，进而影响整个能力水平。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历、知识、观念、组织程度，各自的影响权重不同，经历居首，经历可改变观念，也可激发吸取知识的主动性，激励参与组织与活动。由此可以根据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层次构建图1所示的能力构成因素影响模型。该模型可为探索能力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包括方法的选择、内容的设计等。

4、基于能力要素驱动的社区实践模式

建设乡村社区的减灾能力，作者认为应从能力的构成要素着手，做到防灾为先，内化于心，减灾为本，外践于行。结合5年来的实践经验与理性思考，尝试提出“一划三机制”的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实践模式，即：以减灾计划为核心，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培训机制和参与机制，构建社区减灾能力体系。

（1）组建社区减灾自组织，提升社区主体作用。

与其它的社区自治一样，减灾也需要组建自组织来实施相关的具体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使之成为基层政府职能的有益补充。实践中，经过群众的反复参与式讨论、投票选举，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组建了9—11的工作队伍。评估表明减灾自组织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缺陷，在实现基层政府管理职能向社区的有效延伸的同时，也为基层群众参与社区管理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

参与讨论的150位乡镇干部认为要实现有效的乡村减灾，社区必须到位，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和能力提升很有必要，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工作的盲点和不足，也能更好地建立起基层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回访的45位实践社区群众认为自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贡献智慧和能力的平台，通过自组织的主动作为，搭建起了良性的诉求表达、信息整合、资源高效利用、群众积极参与的渠道。

（2）以培训为纽带，驱动能力要素合理构成。

培训是知识传递、技能传递、标准传递、信息传递、信念传递行为，培训是减灾能力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取得实效，应以需求为导向规划科学合理的培训内容，以能力要素为基础甄选适合社区实际的培训方式。

1）以需求为导向规划培训内容

为了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设计培训内容应以需求为基础。实践证明，需求是分层次、分阶段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操作层面的内容，包括常见自然灾害的识别与应对常识、安全（逃生）设施设备的使用技能、自救互救的相关知识、急救的方法和措施等；有社区层面的综合减灾内容，包括组建应急队伍、提升社区灾害管理自组织的能力、加强社区与外界的合作与交流等；有减灾与减贫的需求，更愿意探索可以更好抵御风险的、适合社区实际的生计模式。这些需求不是绝对的、孤立的，除了具体到某个层面的操作细节外，很多的内容互相促进、相互补充。因此分类别、分阶段地实施并跟进培训是重要环节。

实践中，通过基线调查发现并挖掘需求，结合需求的建设目标，开发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培训模块，包括知识技能模块、应急演练模块、应急队伍建设模块、制定社区减灾计划（规划）模块、生计发展模块。实践评估表明这些模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例为适应北川羌族自治县贯岭乡政府提出培训其“党员义务应急队”的需求，根据乡村应急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规划的培训方案 [4]。

2）以能力要素为基础甄选培训方式

根据学习、借鉴和实践总结，我们采用讲授、案例分析、参与讨论、情景模拟（或称为体验式）等方式开展或指导社区培训。在能力要素中，针对知识，主要采用讲授和参与讨论方式；针对技能则主要通过讲授和情景模拟方式；针对社区自组织的建设和能力培养则主要采用参与讨论、情景模拟等；针对态度提升则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和参与讨论增加间接的经历。

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认为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方式对社区培训最有效，占比达到80%；深度访谈的20位乡镇领导更强调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认为更容易被农村群众接受；回访的45位实践社区群众中51%的认为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效果最好，最受启发。

（3）制定符合社区的减灾计划以凝聚共识

实践证明，社区减灾能力建设需要长期的干预，要使这种干预能够影响并改变社区，最好能够主流化、本土化、政策化、长期化，因此需要凝聚共识，制定减灾计划就是凝聚共识的过程。减灾计划的制定涵盖了社区减灾的各方面，包括社区基本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社区灾害风险的分析，备灾措施、应急响应机制、灾后恢复重建等，因此制定社区减灾计划不仅是认识和梳理灾害风险，更是理性、全面、深入地思考社区的发展的过程。制定社区减灾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社区的减灾行动可以看成是在规划的基础上展开并不断完善的，因此可以通过制定该规划凝聚共识。

制定社区减灾计划的过程，也是社区不断认识、优化社区资源的过程。资源包含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基础设施、社会资源，实践发现，现在普遍存在对资源的认识、挖掘、整合比较欠缺。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80%的人认为社区减灾现在过多地强调物质资源而忽视或轻视了人的能动性，77%的人认为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而内部资源的整合不够，68%的人认为对资源的认识还不到位，以致没有有效挖掘。

制定社区灾害管理计划的过程就是充分调动社区群众参与、发挥群众能动性、挖掘群众智慧、整合内部力量的过程。150余位乡镇干部的专题参与式讨论中提到，群众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预案的实效性。实践发现，通过社区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群众从新的视角审视生活的社区，从中发现潜在风险和社区本土资源；参与式讨论帮助社区群众形成行动计划和方案，从而提高了社区群众识别灾害风险、整合社区资源的能力，同时提升了社区成员参与社区灾害管理的能动性。

（4）努力构建基层政府、本土社区、外来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社区减灾的协同机制。

在实践干预和社区调查中发现，农村社区减灾在协同机制的建立上普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社区缺位，公众参与不足。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47%的人谈到因参与不够导致社区群众与基层政府沟通不畅，社区动员能力不强，很难形成共识。二是社会组织缺位，社会协同不足，来自于社会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不能有效参与进社区减灾实践。除实践干预的4个乡镇、30个乡村社区外，深度访谈中有1个社区曾经有社会组织参与减灾，社区回访中云南项目点仅有1个社区有外来人员（驻当地企业）参与。

社区减灾应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因此，探索基层政府、本土社区及外来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减灾有效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唯其如此，才能优化配置当地资源、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应对社区灾害风险，这也是作者将持续观察和深入探索、思考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减灾行动, 新华网 ，2009.05.11

2.张建任翠华. 社区灾害管理最佳实践案例[M]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3.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术语, 百度文库 。

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社区参与；途径和机制

中图分类号：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25804

1引言

国内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日益凸显，并从旅游研究中的一种理念概观应用于指导旅游发展实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1]，在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旅游、社区旅游、遗产地旅游、红色旅游、古村落（城镇）旅游等旅游发展形式实践和研究中被积极倡导和应用，然而从社区参与视角研究事件旅游相对较少。

从社区参与主体的视角来看，社区参与问题关键是参与什么和如何实现参与即参与的途径和实现机制。这一课题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聚焦点，围绕这一主题，国内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参与主体可以多重身份角色[2]凭借资源、产品、资本、实体（兰海，2009）等形式直接和间接参与[3]到多模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关于实现机制构建的研究，蒋艳（2003）构筑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操作流程图；丁焕峰（2006）分析了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王琼英（2006）建立了一个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动力与保障机制；安艳艳、张文（2007）构建了一个综合主导机制、协同机制与规模机制的社区主导体系；吴雅玲（2007）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探讨；刘旺（2008）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旅游参与的微观机制；宗圆圆（ 2008）将农民参与旅游开发设计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机制；叶春等（2009）编制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其外还有社区教育和培训机制（吴双好和李静2007；郭凌和王志章2009；明跃玲2010）、权利关系下社区赋权机制（保继刚，孙九霞2008；左冰，2009；翁时秀和彭华2010；郭凌、周荣华和耿宝江2012）、利益相关者博弈中利益分配机制（胡静等，2007；韦复生，2007；魏敏等，2008；饶勇等，2008；代则光等， 2009；张世兵等，2009；李志飞， 2008）和综合多项措施的机制建构（刘纬华，2000；佟敏等，2006；刘旺等，2008）研究。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现机制的研究，学者们是基于实证的参与现状、存在障碍分析基础上的模式机制构建研究的逻辑。

民族旅游地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案例区域，对民族地区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而言存在村寨、社区和乡村旅游研究中的内容和范式上的耦合。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节庆旅游活动的开展依托于社区和社区居民参与的基础。本文以彝族阿细祭火节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为研究案例主要探讨在传统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社区参与节事旅游活动的内容和途径，在此基础上构建社区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实现机制。

2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的社区参与就是指社区组织及居民作为参与的主体和举办者参与节庆活动的策划和筹备、运行和管理及节后旅游影响的应对处理中来，以期实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的良性传承和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彝族阿细祭火节是云南省弥勒县西一红万村阿细人祖辈留传下来的古老传统节日，相传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节期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初二和初三，初三是最隆重和重要的一天。举办地社区的红万村有农户308户，乡村人口1212人，其中男性654人，女性565人，农业人口1195人，劳动力803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703人。社区组织主要有村民小组委员会、青年协会、老年协会、文艺宣传队和临时性组织祭火队等。本文主要采用实地参与社区田野调查方法，笔者曾于2012年2月22至3月10日参与了节庆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对社区参与节庆活动内容、组织形式和收益分配进行详细观察和访谈，收集到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3社区参与民族传统节庆旅游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3.1对社区参与主体再认识

广义的社区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单位组织、中介组织和社区居民群众等；狭义社区参与主体，即社区居民[4]，本文研究中的社区参与主体是指作为“共同体”的社区组织和作为群体组成部分的社区居民。在社区旅游中社区居民是旅游地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是一群 “弱势” 的 “主人”[5]并且在旅游发展中承担和扮演多重身份角色[1，2]。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一直被认为是社区参与不足的限制性因素。笔者认为作为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世代的举办传承者，社区居民具有举办节庆旅游活动的能力和自信，并会随着旅游的发展而不断提升。

3.2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策划”

民族传统节庆是一个民族长期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不断总结生产生活经验而形成并世代相传而保存下来的，在一定时日由族群成员参与的公开的或规范的民俗节日庆典活动。民族节庆凝聚并规范着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以及各种文化习俗，是民族文化延续、传播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场”和“传承地”。民族传统节庆的“传统性”决定了节庆活动举办的时间周期性和场所固定性、活动的内容仪式规范性。民族传统节庆旅游功能化的嬗变也是在外界作用力影响下的民族节庆传统性的现代化变迁和适应，是每一位族群成员长期不断参与“策划”的结果。然而在笔者的调查中被调查者无论是社区组织的领导者还是居民都对“策划”一词表现出强烈的陌生感，也没有文字正式记载的策划书或策划案。

3.3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筹备

节庆活动的筹备是活动如期顺利举行的前提和必要准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准备工程。在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举办的筹备中，居民的参与表现为大量的密集劳动力的参与形式（表1）。在彝族阿细祭火节中，居民参与的筹备工作主要有：社区基础设施的修葺和翻新，如道路的修缮、街道的美观等；节庆活动环境景观和氛围的营造，如扎寨门、长街宴广场围场、祭火广场民族特色化；对活动所需物质资料的准备，如对祭祀用品和节庆活动用品的采购储存等；还有社区组织对整个活动环节的人力资源的协调安排和任务分派等。

3.4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运行和管理

节庆旅游活动会对举办地社区及其社区居民产生一定程度的正负面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对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方面。随着时间横向上推移这些影响会逐渐减弱，直到下次节庆旅游活动的开展。社区主体对节后效应的应对主要表现在节后后续工作的完结、对旅游活动环境影响的应对和作为社区集体旅游收益的分配等方面。在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获得经济收益不是居民参与的唯一目的，但作为经济获利途径的节庆旅游活动带来的收入分配也会影响居民的情感和对旅游活动的认知，例如2012年祭火节中将村民种小麦的耕地设为停车场的微博转发引起媒体关注报道事件引发的社区青苗费补偿问题。2012年红万彝族阿细祭火节旅游总收入总计141319元，其中约48%通过社区居民劳动报酬、提供物质支持报偿和节庆活动奖励等方式使居民直接获得收益（图1、2、3）；总收入的约24%用于活动举办的其他各项成本支出，旅游收入盈余占28%作为社区的公共财产用于社区的公共事业建设和作为下届节庆活动举办的储备金。为此，社区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节庆活动管理机构、配备负责管理人员、加强节庆后期预案规划、妥善处理节庆活动中的过剩资产，降低节庆旅游后现象的影响，实现社区节事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4社区参与民族节庆旅游活动的机制构建

社区参与民族节庆旅游是举办地社区主体以多样形式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全过程，是一种在政府指导下的社区主导型的事件旅游发展方式，社区参与主体主要通过提供人力（劳动力）、物力（物质资源）和财力（资金）支持等形式实现参与（图4）。在社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中，拓展参与途径的直接有效措施就是提高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可以通过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路径实现机制（图5）。

自上而下就是作为主管的政府部门以赋权和“让利”于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形式（图5）。本文对“赋权”意义的理解是指社区主体从主管部门获得节庆旅游活动举办的相关工作裁量权。赋权是一种参与的过程，是将决策的责任和资源控制权授予或转移到那些即将受益的人的手中，增加对影响其生活的资源和决策的权力和支配能力。在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赋权就是赋予社区居民参与节庆活动策划与筹备、运行和管理等全过程的更多权力，增强社区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处理的能力。“让利”是指作为主管的政府部门对社区的资金物质扶持和相应的税收减免、信用借贷等措施，让社区提高自主盈利的能力。

自下而上的路径就是社区主体在获得“赋权”和“让利”条件支持下在节庆旅游活动过程中的“自我”治理，即社区组织在节庆旅游活动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依靠社区居民对节庆旅游活动全过程的自组织和自管理。开发社区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素质，针对社区人力资源现状委托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单位开展社区居民基础文化教育、旅游服务接待能力专业培训、节事管理能力培训和特色民族文化教育。开发社区物质资源，提高原材料供应能力和旅游销售渠道，鼓励节庆活动材料的社区自供，提高居民生产和销售土特产品及民族工艺品的能力，注重社区居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财力资源，提高社区资金筹集和投资渠道，重点培育具有投资实力的社区居民投资者，鼓励居民参与节庆旅游带动的乡村集市经济。激励居民参与的意愿，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居民参与度较高的原因是源于社区居民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在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获得经济效益不是社区居民追求的唯一目的，但旅游活动带来的经济收入可以促进居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5总结和讨论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的途径和重要衡量标准，其理念广泛应用于各类形式的旅游发展中。依托社区举办的民族传统节庆旅游发展需要社区的广泛参与才能得以实现旅游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主体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等多样形式参与节庆活动的全过程。在民族节庆旅游中可以构建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路径，激励居民参与的意愿，开发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方式培育社区主体参与的能力，拓展社区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途径。在社区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中需要处理好主体间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关系，避免在旅游发展中形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避免主体间的“二元区隔”和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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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华，明庆忠，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途径探讨[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9（1）：25～27.

[4]刘海珍，丁凤琴. 社区参与研究综述[J].咸宁学院学报， 2010（5）： 16～17.

篇8

5.农民工失业返乡:主要特征与政策建议郭晓鸣

6.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回流对四川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杨成钢，张笑秋

7.农民工外出与"空农村"变新农村蓝定香

8.四川农村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四川农村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课题组

9.2008年四川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四川省情 彭东泽，李洋

10.四川外出农民工就业特征分析李洋

11.大力深化优质服务不断夯实统计基础——四川省市州统计局第一片区座谈会在遂宁市召开蒋朝阳，唐婉岚

12.广元积极探索完善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新路径广元市统计局

13.绵阳突出机制创新扩展统计服务科学发展新功能绵阳市统计局

14.遂宁稳步推进乡镇统计体制改革强基固本求发展遂宁市统计局

15.大英县全面推行乡镇统计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大英县人民政府

16.四川省餐饮业发展现状、问题及策略分析周世中，刘军丽

17.开发水电资源搞好移民安置何大清

18.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杨志文

19.1～4月四川地震重灾区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回升四川省统计局

20.四川省未来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养老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研究蒋春华，杨成钢

21.做大做强四川农副产品加工业杨先国，陈鹏

22.关于成都金融中心建设的思考何泽荣，徐艳

23.遂宁市当前生猪生产形势及对策建议罗庆伦，何国茂

24.四川省情 四川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及问题张迎宪

25.信息短波

26.声音·数字

27.工信部需要公信力吴丰

28.关注大学生就业陈智

29.备战"预期牛市"券商集合资产计划投资价值剖析邓俊

30.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吴铭能

31.成都老街坊——盐市口与成都大轰炸王跃，马骥

32.八卦井记向晏平

33.畅销书推荐唐婉岚

34.弘扬特色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巴中市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与探索李善君

35.经济恢复发展加快灾后重建全面推进——5·12汶川大地震后青川经济恢复重建简况蒋素华

36.攀枝花与川滇六市州对比分析王勇

37."十二五"时期四川经济区域的主要影响因素王建平

38.数据挖掘:挑战与机遇同在洪胜宏，彭惜君

39.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争创世界一流园区——成都高新区创新发展问题研究王磊

40.汶川大地震的经济反思及灾后发展路径研究蒋永穆，纪志耿

41.从拓展训练中看团队精神建设的重要性李天寿

42.成都市物流业的SCP分析章晓英，刘天伦，陈珍，陈玉方，罗宁，麦敏

4.四川省情 科学规划措施有力恢复加速——德阳震后一周年回眸曾玉芳

5.攻坚克难科学重建——绵阳灾后一周年经济社会发展综述绵阳市统计局

6.走出阴霾强劲复苏——震后一年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阿坝州统计局

7.坚持民生优先早日建成美好新家园李浩生

8.红房顶,绿果实,正是一年春意浓——都江堰市向峨乡灾后重建闯新路乔燕艳

9.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灿烂篇章——对"东汽精神"的数据解读曾全红，乔燕艳

10.自强自立重塑辉煌——水电十局有限公司灾后重建侧记水电十局有限公司

11.挂职援助: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尽一份力刘楠楠

12.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郝康理

13."5·12"地震中民间救助活动的特点和策略郭虹

14.抗震救灾需要精神更需要科学陈国阶

15.对汶川大地震后新闻应急机制的思考艾莲

16.灾后重建中发展四川能源产业的机遇劳承玉，张序

17.农业发展对四川经济的影响分析王光彩，曾俊林

18.四川住房保障建设及其供给特点四川省情 蒋华东

19.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

20.上下一心谋发展——内江统计工作采访纪实曾全红，满丽斯

21.安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纪实文国卫，阿洛

22.信息短波

23.知识卡片

24.未雨绸缪避险救灾——5.12汶川大地震周年思考东子

25.谁搅动了股市春水?邓俊

26.白衣之约刘红彬，孙百川HtTp://

27.成都老街坊(连载)——九眼桥的桥洞王跃

28.一个台湾教授眼中的救灾与重建吴铭能

29.援建一线的统计人:王晟印象满丽斯

30.羌族汉子王庆川:北川县白坭乡经普的脊梁文国卫，韩世洪

31.畅·销·书·推·荐唐婉岚

32.抓住扩权契机建设区域经济强县李学焦

33.郫县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刘文科

34.关于构建县级民生考核指标体系的设想萍，王思彤，李志勇

35.若尔盖湿地草原沙化治理困境分析白松，周红芳

36.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李兴全

4.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目标——四川统计科研的思路和做法郝康理

5.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对策李天德

6.人民币汇率、贸易差额、中国经济增长与危机刘晓辉

7.破解四川省中小企业筹资难的若干建议马德功

8.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梦想——激越前进的四川康定机场

9.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主要特点与发展思路蒋中其

10.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对策林楠

11.金融介入推动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罗然然，杨宇焰

12.四川省情 农民返乡创业亟需金融支持资阳银监分局

13.一季度四川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14.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家园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杨继瑞

15.金融危机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黄玉梅，车茂娟，周怡

16.试析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郭正模

篇9

农户的参保意愿是影响农业保险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以吉林省52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在构建农户参保决策行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现有的农村治理结构下，基层组织对农业保险的推广态度是农户参保意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而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等举措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参保意愿。

关键词：

农业保险；参保意愿；影响因素

一、引言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分散和化解农业风险的风险转嫁机制，是国际上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日益受到各国政府重视。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在政府高度重视下得到快速发展，截止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306.7亿，是2006年保费规模的38.2倍。其中，2007年~2013年，中央财政累计拨付财政补贴资金488.2亿元，财政补贴政策对农业保险的拉动作用明显。但是，随着财政补贴政策的不断深入，其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补贴的可持续性遇到了障碍，因为在现行的补贴机制下，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补贴保费的比例已接近80%，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以2013年为例，农业保险保费306.7亿，扣除约80%的各级财政补贴，农户实缴保费61亿元左右，保险密度仅为10元/人，主要农作物承保面积11.06亿亩，保险覆盖率仅为44%，即便在政府如此高的财政补贴保费比例的情况下，从农户保费收入、保险密度（农村人均农业保费）以及覆盖率等指标也可以看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很低。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从农户购买意愿出发，来研究农户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吉林省五市（县）522户农民调查问卷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提高农户参保意愿，进而提升农业保险有效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农户的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通过对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理论界认为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农户的风险偏好，通常风险厌恶型决策者在面对精算公平的保险时会选择购买保险，而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则会做出相反的举动；第二，保障水平太低，通常保障水平过低，农户会认为农业保险没有起到风险分散的作用而降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欲望；第三，保险费率过高和农户收入水平过低的矛盾降低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第四，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经营特征也是影响农户购买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五，其他因素，诸如初始财富、是否务工、农业补贴政策、政府救济和银行贷款等其他风险补偿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冯文丽，2004；张跃华、史清华、顾海英，2007；宁满秀、邢丽、钟甫宁，2005；李彧挥、孙娟、高晓屹，2007；侯玲玲、穆月英、曾玉珍，2010；聂荣、王欣兰、闫宇光，2013；张虎、孔荣，2014）

三、理论假设

1.购买决策。根据上文分析，农户的购买决策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农业保险的购买行为是购买农业保险后期望效用和未购买农业保险的预期效用进行比较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公式（1）中，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保险费（P），初始财富（W0）确定较为容易，这就说明购买农业保险能确定农户的效用水平，而农户对不购买农业保险的预期效用的大小判断则受农户自身条件、风险态度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

2.影响因素。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重点考察了我国目前的乡村治理结构，认为目前的农村社会对地方行政部门存在高度依赖现象，农业保险购买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有农户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风险态度、外部环境特征等四类：（1）农户自身特征包括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变量。理论上年龄越小，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越强，但年龄小，其收入水平偏低，农业保险购买能力也弱。因此，农户因素对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掌握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对农业保险作用的认识清晰，购买保险的动机更强一些。（2）农户家庭特征包括收入、农业收入占比。一般来讲，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农业保险的购买力越强，但因收入越高，其抗风险能力越强，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将取决于两因素作用的大小。（3）农户风险态度主要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和前平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户风险态度对农户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一般来讲，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通过农业保险来规避农业风险；前平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越大，则越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来稳定收入水平；反之，农户认为前平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越小，不会通过购买农业保险来稳定收入水平。（4）外部远景特征在我国现有的乡村治理结构下，农村社会对地方行政部门存在高度依赖，因此，村委会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行为有较大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农户认为现有农业保险险种能够满足农户自身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则会通过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农业风险。

四、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为了掌握农户对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了吉林省为样本省份。吉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公主岭、东丰、舒兰、榆树、九台等县（市）均是吉林省重要的玉米种植大县。具体被调查农户的选择采用随机选定的方式，每个县市抽取若干村，每村随机选取5户~10户作为农户问卷调查对象。本次问卷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22份，有效率为94.9%，有效问卷中330户在本年度购买了农业保险，192户没有购买农业保险，其中63.22%的农户购买了农业保险，这与吉林省农业保险覆盖率比例大致相等，因此样本具有代表性。

2.模型建立。本文基于研究需要，假定农户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其结果有两种：愿意和不愿意。以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愿意购买”定义为y=1，“不愿意购买”定义为y=0，由于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是一种二元选择问题，所以，本文选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方法。

3.变量解释及赋值。本文对模型变量具体赋值与定义如表1所示。

4.回归结果及讨论。根据上文各变量数据，运用EViews8.0软件对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实证结果显示，模型预测采用购买农业保险的正确率为99.39%，不购买农业保险的正确率为99.48%，整体预测正确率为99.43%。Hosmer-Lemeshow检验值为0.1346，表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较好，接受观察的数据与预测数据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回归模型的LR统计量为661.855，P=0.000，说明回归模型的系数显著有效。影响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因素如下：（1）农户自身受教育程度对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年龄影响不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越强，这与预期一致；年龄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年龄小，收入水平偏低，影响了其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2）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在模型中不显著。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对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越强，与预期一致；农户家庭年收入越高，其抗风险能力就越强，从而用农业保险分散风险的需求弱。（3）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对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这与预期一致；而连续三年平均每年自然灾害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指标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户认为前平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小，不会通过购买农业保险这种方式来稳定收入水平。（4）外部环境特征中基层组织对推广农业保险的态度指标和现有险种能否满足农户自身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指标都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具有同向影响作用，这与预期一致，其中，基层组织对农业保险的推广态度是农户参保意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五、政策建议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五县（市）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覆盖率还有上升空间（现在仅为63%），而对农业保险还普遍缺乏了解（完全了解农业保险的农户仅为7.1%）。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对调查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现有险种能否满足农户自身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基层组织对推广农业保险的态度等5个因素。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为有效提升农户对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大农业保险正向宣传的导向作用。政府应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强化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使农户从主观上意识到农业保险的意义和价值。

2.提高农户的文化水平。农户所受的教育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对初始教育进行投资是最有利的。为此，政府应当加强监督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落实情况，确保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全覆盖，有条件的农村应积极试点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

3.引导保险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特征，使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多种多样，这就需要多种类多层级的险种来满足不同农户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所以，应通过创新补助等方式引导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创新，满足农户对农业风险保障的多样化需求。

4.政府应创新支农惠农方式。加入WTO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的方式受到很大限制，政府应创新支农惠农方式，对农民补贴应逐渐从直接补贴转向间接补贴，农业保险作为国际上的“绿箱政策”，应成为政府支农惠农的重要工具。所以，政府财政应缩减粮食种植补贴、灾后直接补助方式，将这些资源以保费补贴的方式进行，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能力，提升农业保险覆盖率。

5.正视基层组织作用。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实践表明，正是由于基层组织的“协同推进”才推动了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本文的调研数据也表明，基层组织对农业保险的推广态度是农户参保意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在看到基层组织对推动农业保险发展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近几年，基层组织克扣、截留保险费和理赔款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所以，要正视基层组织作用，既要发挥推动农业保险的作用，又要完善监管机制，避免因基层组织原因使农业保险的声誉受到不良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冯文丽.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与制度供给[J].金融研究，2004，（4）．

[2]张跃华，史清华，顾海英．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一个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4）．

[3]宁满秀，邢丽，钟甫宁．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5，（6）．

[4]李彧挥，孙娟，高晓屹．影响林农对林业保险需求的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永安市林农调查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11）．

[5]侯玲玲，穆月英，曾玉珍．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及对农户购买保险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题，2010，（4）．

篇10

关键词：少数民族村寨；公地悲剧；旅游资源；甲居藏寨

中图分类号：F5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25-05

1.研究背景

本文所研究的少数民族村寨是指集历史悠久的民居建筑、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乡村田野风光于一体的特殊少数民族社区。近年来，少数民族村寨独有的旅游资源对于追求异质文化的国内外旅游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逐渐成为旅游者青睐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少数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具有“公共资源”的一些基本特征，其开发利用在许多区域引起自然生态环境污染、传统民居建筑破坏、民风民俗以及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1-3］，陷入了“公地悲剧”的困境，严重威胁了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持续发展。

关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早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研究的视角主要是从加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指导、重视旅游规划的引导、建立民俗生态博物馆和文化保护区等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4-7］，而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个性特征的认识还不足,没有从如何通过构建有效率的激励系统来调动少数民族自身的积极性，使之主动参与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因问题。本文以四川丹巴县甲居藏寨为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甲居藏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现象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剖析，并从如何调动少数民族自身的积极性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措施。

2.研究区域概况

甲居藏寨位于四川丹巴县城以北7km处，面积约5km2，包括甲居1村、2村和3村，共有120多户人家，居民约700余人。甲居藏寨是嘉绒藏族的集居地，民俗风情浓郁，文化底蕴深厚，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古朴典雅，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举办的“选美中国”活动中，甲居藏寨荣登“中国最美丽的乡村”榜首，是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研究的典型案例。

自2000年开始，就有少量游客自发到甲居藏寨游览观光，当时不收门票，部分观念开放的居民开始自发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随着旅游者的增加，政府开始介入甲居藏寨的旅游开发，并于2004年开始收取门票，门票收入用于偿还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目前，甲居藏寨旅游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社区居民参与的开发模式。近年来，甲居藏寨旅游的快速发展在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造成许多负面效应。200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事》栏目就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甲居藏寨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作了纪事节目《格玲・德雅》，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利用中的“公地悲剧”及其表现形式

3.1 “公地悲剧”的理论模型

英国科学家哈丁于1968年首次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并通过形象的例子对此加以解释［8］：哈丁设想了一个“对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在缺乏使用限制机制的情况下，每个追求个人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牧民，所关心的只是其个人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尽管随着放牧数量的增加，个人边际收益是不断下降的，但只要大于个人边际成本，他就有不断增加放牧数量的动力，尽可能多地增加放牧的数量或者延长放牧时间，直至二者相等。结果草地逐渐耗尽，而牧民也无法继续在该公地上放牧和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实质是对稀缺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缺乏明确的产权主体，对它的进入与使用未加限制，导致公有财产沦为无主财产，引发过度使用的悲剧。自此以后，“公地悲剧”成为描述资源和环境退化一个代名词：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如果权利界定不清和缺乏约束机制，便会发生资源和环境的退化。

“公地悲剧”的产生是人们在使用公共资源的过程中，理性的个人只考虑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之间的比较关系，而忽视了私人利用公共资源的行为而造成的社会成本。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人们使用公共资源几乎不用承担成本，而限制自己使用所产生的收益却分散到所有共同使用公共资源的人身上。理性的个体在做决策时便不会主动考虑自身行为所包含的所有社会成本，即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导致了整个集体的非理性。

3.2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利用中的“公地悲剧”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是由自然和人文事物构成的资源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位居民都有从事旅游接待服务而获取收益的权利，居民自由使用资源，其行为相互影响，要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或者根本不可能排斥。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系统具有哈丁所设想的“公共牧场”的基本特征：（1）部分资源是可再生的；（2）资源容量是有限的；（3）资源使用者的行为相互影响。

在甲居藏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数居民抱着搭便车的消极心理，个体对村寨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非合作的态度，这种心态是“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也是村寨公共事务管理出现危机的肇因。目前，甲居藏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公地悲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2.1 村寨公共秩序混沌失序

在旅游开发以前，甲居藏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思想观念较为传统和保守，也正是这种传统保守营造出了静谧、有序的乡村氛围。甲居藏寨发展旅游以后，居民以自家的房屋为载体，从事旅游接待服务，每家接待户都想通过吆喝、拉客、拉帮结派等方式尽可能多的招揽客源。在甲居藏寨实地调查时发现：部分村民集聚在景区入口处，游客一进入就吆喝拉客；部分接待户与导游串谋联合瓜分客源；甚至还有部分民居接待户为了吸引客源，擅自把自家的承包地或自留地改作临时停车场，整个村庄变成了偌大的露天停车场。原有淳朴、静谧、有序的乡村氛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序的商业氛围的侵入。

上述这种现象可以用囚徒窘境演绎而来的“沙滩占位模型”来解释。设想在较长的海滩上比较均匀地散布着许多日光浴者，假定有甲乙两个小贩设摊于海滩，以同样的价格、相同的质量向日光浴者提供同一品牌的矿泉水，那么甲乙两商贩如何妥善安置自己的摊位呢？为了便于阐述问题，我们将海滩表示为长度为2个单位的直线线段［－1，1］，具体见下图。

如果希望“既不发生资源浪费又方便顾客”，那么在-1/2与1/2点处安置甲乙两个摊位是最合理不过的，因为他们将拥有几乎一样多的顾客，赚到几乎同样多的利润。然而，小贩都是具有“个人理性”的，只要手段合法，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意尽可能地红火，至于其他人的生意好坏则不是自己的事。基于这种个人理性的思考，小贩甲自然会产生如下想法：如果我将摊位从-1/2处向右移，假设移至A点，那么A点与1/2点的中点不再是O点处，而是位于O点右边的某个位置，假设为B点。这一移位，甲将从乙那儿抢走线段［0,B］内的顾客，同样，乙也不会原地不动，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必然将自己的摊位向左移动以争取更多的顾客。于是乎甲乙双方博弈的结果将使他们的摊位设置在O点附近，他们可能相依为邻且相安无事地做自己的生意，也可能偶尔相争而大打出手［9］。村民聚集在甲居藏寨景区入口处吆喝拉客等现象正是“沙滩占位模型”的真实体现，而随着竞争者增加，最早的偶尔相争将演变为成为经常性的大打出手。

3.2.2 旅游资源利用无度和蜕化

一方面，由于民居接待户的不断增加，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甲居藏寨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的农户从无到有，目前已达80余家，民居在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垃圾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社区的公共空间，而且，污水顺山而下，还污染了山下部分居民的生活用水，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另一方面，在发展旅游以后，甲居藏寨的每一位居民都希望通过最大程度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获取最大的收益，却不愿意主动传承和维护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甲居藏寨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民居建筑的整体风貌与纯朴民风开始逐渐蜕变。一是为了扩大接待规模，部分居民开始改建和新建民居，尤其是新建的几家民居建筑的结构、风貌和建筑体量已经与传统的甲居藏寨民居建筑存在较大差异，严重破坏了甲居藏寨整体的协调性和统一性；二是居民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重利不重义的价值观正在取代重义不重利的传统观念，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准则正在逐渐蚕食原来的道德观念，淳朴的民风正在消失。

3.2.3 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村寨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旅游品牌、旅游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但在实地调查时发现，甲居藏寨旅游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明显短缺。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家都希望提高甲居藏寨的知名度，树立旅游品牌和形象，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却无人愿意出力维护旅游品牌，损害甲居藏寨旅游形象的行为随处可见，却无人进行纠正和管理；二是社区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较差，与旅游所要求的洁净的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4.“公地悲剧”的原因解析

4.1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本身的特性

少数民族村寨的旅游资源与哈丁所设想的“公共牧场”相比，具有两个自身的特性：

一是少数民族村寨人文旅游资源是由许多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各个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一方面，单个的要素不能脱离系统而存在，如由传统民居组成的甲居藏寨对旅游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脱离村寨这个系统的孤立的一栋民居对旅游者却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单个要素的变化也会引起整个村寨旅游资源系统质量高低的根本变化，资源的一部分受到破坏就会降低村寨资源的整体价值，如少数居民新建的违反传统风貌的民居就对甲居藏寨的整体风貌和资源的整体价值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必须对旅游资源进行统筹开发，不能像“公共牧场”那样利用围栏分而治之。

二是少数民族村寨的居民既是旅游资源的利用者，同时又是村寨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文资源“活态”的重要载体，是村寨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自身的行为既影响旅游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又事关传统文化资源能否得到传承和发展。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得到相应的激励，那么他们既会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利用，又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失去信心，少数民族独特的人文风情则无从体现；反之，如果得到合理激励的话,他们便会主动投入旅游开发，节制使用现有资源，并积极传承和维护社区传统文化。因此如何设计出有效率的激励体系，激发居民积极、主动参与旅游开发是破解“公地悲剧”这道难题的关键。

4.2 集体行动的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的观点，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动机。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利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0］。依据奥尔森的观点，集团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可以等同或类似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连性与排他的不可能性两个特性。公共物品的两个特性决定了集团成员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和供给上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即使个人不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因为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不承担成本者的消费。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甲居藏寨旅游的发展中处处体现着集体行动的困境。例如，民居接待户扩大接待规模带来的旅游收益归居民个体所有，而自身行为所包含的所有社会成本绝大部分由他人承担，如排放的生活污水、废水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却由村寨内乃至更大范围的群体共同承担，因此，个体居民会倾向于尽量多和快地利用公共资源，这就导致个体的理与村寨集体利益的目标函数无法一致。在对传统文化传承和维护方面，大多数居民都对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在谈及承担维护传统文化的成本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而获取的收益时，被访谈的居民都表示，在传承和维护传统文化方面，“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我不去做总有人去做”，而对如何通过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而获取更多的收益都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即理性的居民只关注私人利益，而对集体利益漠不关心。再以旅游品牌的维护为例，甲居藏寨目前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产生了一定品牌效应，但其品牌的发展和维护需要每一位居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但居民个体不会主动为旅游品牌的构建和维护承担相应成本，自己却尽量免费享受旅游品牌带来的收益。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格玲・德雅（上、下）》报道的村寨内居民许多有损于旅游品牌的行为，时间已过一年，但情况至今依旧如故。

4.3 制度缺失，公共组织管理效率低下

由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自身的特性，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等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协调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个体的自利行为必然偏离集体利益的轨道，“公地悲剧”不可避免。根据实地调查：目前，甲居藏寨有关旅游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机制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特性认知不够，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没有根据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特性制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如少数居民擅自改变传统民居的建筑风貌，却没有相应的强制性制度进行约束；二是没有充分发挥村委会和社区旅游协会自主管理社区旅游发展的作用，旅游协会等民间自治组织管理效率低下，村寨居民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作用几乎没有得到体现；三是没有充分发挥传统道德伦理、宗教和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自我约束和监督作用。

5.对策措施

5.1 引导居民对社区利益形成共同的预期

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提到：“为什么人民没有把乡村搞乱？……我讨论的是家庭和学校教育反复灌输的那些价值观念，它们引导个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不采取像白搭车人那样的行为”［11］。所以要改变居民自利的行为，引导居民朝社区共同利益的方向前进，缩小居民的自利行为与社区共同利益所要求的行为之间的差距，首先是通过教育，向居民反复灌输社区的集体利益、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使居民对社区旅游未来的发展形成稳定的、共同的预期，并且让每个人从集体利益的角度，规范自己的行为，尽力自觉节制使用资源，并主动维护社区旅游发展赖以依存的资源和环境。

在教育机制的构建上，可由政府牵头组织,从提高居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和保护公共资源、环境的观念入手，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多种教育方式强化居民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明白保护资源和环境是旅游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居民个体获得长远利益的基础和保证。通过教育最终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由受教育前居民被动受环境保护的教条而与环境形成的主―客体被动关系转化为受教育后居民与环境形成主动、自觉的主―客体对等关系［12］。

5.2 明晰权利，明确责任

在共同财产下，通常任何一个成员都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的资源份额不能资本化，但权利也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因此，必须对公共资源的占有与使用权利边界做出明确的界定，并确定负责任的资源利用方式。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明确界定政府和当地居民各自的权利和责任，确定政府和村民之间门票收入的分配比例；二是明确界定民居接待户的权利和责任，对于达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质量要求的家庭，可以开展旅游接待服务，但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对于个体行为必须给予强制性规范，如私自改变村寨土地利用类型，擅自改变民居风貌，任意扩大接待规模，随意向公共空间排放污水、废水，拉客宰客等危害社区旅游持续发展的行为必须严格禁止，要尽量保持有序、静谧、神秘的民族乡村田园风光的真实面貌；四是建立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因为村寨的每位居民和每栋民居都是村寨旅游资源的有机构成部分，无论是否在从事旅游接待服务，都有从旅游发展中获得最低收益的权利，因此，要对无力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的群体通过不同形式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以促进村寨的和谐与持续发展。

5.3 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赏罚分明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要使居民为了村寨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同舟共济的合作局面，为集体利益作贡献，必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促使行动个体与集团的目标函数逐渐趋于一致。奥尔森教授为此设计了一种动力机制――“选择性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一是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应有所不同，即对于那些为集团利益的增加作出贡献的个人，除了使他能获得正常的集体利益的一个份额之外，再给他一种额外的收益，如奖金、红利或荣誉；二是制订出一套使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一旦某个成员违背，就通过罚款、通报批评或取消资格乃至法办等方式对其进行规范。例如，对于拉客、宰客等违反民居接待管理条例或其行为有悖于传统文化规范的个体或组织，就要通过通报批评、罚款、取消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的资格等方式进行规范和处罚。

5.4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自治作用，构建社区居民自主治理的规则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指出，“中央集权制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13］。因此，在解决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利用中的“公地悲剧”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村委会和社区旅游协会的自主治理作用，赋予社区旅游协会相应的自主治理权利，提高村委会和社区旅游协会的治理效率，实现居民之间的相互监督，降低因居民不合作而导致的负的外部成本的增加。村委会和旅游协会的自主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征求社区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旅游经营接待的管理细则，鼓励个体之间进行相互监督，并对违反者按章处罚。

二是对居民使用资源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如对居民滥砍滥伐、向公共空间任意排放污水、改建民居和擅自改变土地利用类型等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罚。

三是发挥旅游协会在保持和维护风俗习惯、和传统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少数民族村寨的居民有权选择保持或改变传统文化因子，如果大多数居民愿意保持传统文化因子，那么，旅游协会就应在尊重大多数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保护传统文化的决议，并对赋予决议类似“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民间规则同等的效力，积极倡导、鼓励保持和发展传统民风、民俗，并对违背传统民风民俗的人进行舆论和民间道德谴责，甚至民间处罚，增强少数民族自身抵御外来文化中不良内容的能力,以防止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受不良文化影响而庸俗化。

6.结论

（1）少数民族村寨内的居民既是旅游资源的利用主体，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活态”的载体，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利用中“公地悲剧”的问题，必须从少数民族自身这个最重要的主体着手。

（2）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特征，且不可分割，因此，解决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的实质是引导居民个人的目标函数与村寨集体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3）要使居民个人的行为与集体利益的要求一致，首先，强化教育，使居民对村寨旅游未来的发展形成共同的预期，缩小居民自利行为与集体利益所要求的行为之间的差距；其次，对居民的权、责、利的界限进行准确界定，让居民清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界限，并让居民知道“有所为而应得的利益，有所不为而为之的严重后果”。

（4）高度重视村民的自主治理作用，实现居民之间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并通过舆论、传统道德观念对有悖于传统文化的行为进行谴责，达到维系传统文化的目的，避免旅游开发而引起传统文化资源的蜕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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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2］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0，（1）：47－52.

［1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美］．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