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典文学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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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必修三的第三课，展示了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或成就。指导意见的教学要求：①基本要求：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体会古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美感。②说明：……关注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创造了中国古代辉煌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明古国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本课适当的问题设置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主题，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古代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价值，感悟民族文化的优秀。

一、核心材料设置问题引领全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个良好的设问，往往是学生进人学习状态的良好开端，将会使学生产生急于求得解决疑难的欲望，从而保持较强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为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生活与本课结合的设问呈现出来，助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在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一课时让学生听一首较熟悉的歌曲，你听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词来自哪里？这首词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词，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 接着围绕这段材料进行有效性的问题设置：结合本课内容，请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哪些文学，它们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什么，它们的地位影响如何？ 通过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表格，让学生带着这些设问自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引导学生掌握将材料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的论由史出的辩证方法。

二、重视设问的课外拓展，提升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

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分析方法：①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②其他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学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证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设置问题：你能结合教材中的原句论证这句话吗？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我国古典文学有何特点？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的认识理解我国古典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时代特色性。接着展示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结合材料请你归纳出文学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通过解决以上这些材料设置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文学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学生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结构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论结合论证的能力。

三、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却出现不同文学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现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通过这部分的问题设置，使学生在主动参与课堂探讨的过程中懂得当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高峰难以被逾越时,继承的后人往往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而另创新的体裁去发展文学。这样也推动了学生在感悟知识的广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时理解文学格式是与时代相关的理性认识。接着展示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哪代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通过以上问题的强化，学生在感受不同时期文学美感的同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得出我国古典文学特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继承创新性。然后让学生再一次阅读这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设置问题：你发现这一组作品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设问引导思考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从高雅、贵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发展的是主要趋势、主要潮流，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学的存在就没有通俗的文学存在，反之同理，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最后教师提问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要发展趋势？教师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调动学生进行深入地探讨、反思，最终使学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时代中的商品经济，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结果，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的理性认识。既然文学格式（体裁）与时代相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学生也就彻底地领悟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真正内涵。

四、质疑学习成果，促进认识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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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因为字数的限制，具有凝练和跳跃的特点，显得言浅意丰，这就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又因为学生是从高中才开始接触古典诗词，因而难免显得生疏。而许多老师光凭着一张嘴也很难真正挖掘出诗词背后的深刻意蕴，因此在平时的高中语文古典诗词课堂教学设计中，许多老师往往是粗略的带学生把诗词读上一两遍，然后便开始囫囵分析，最后便草草结束，渐渐地，学生觉得古典诗词学习越来越索然无味，于是古典诗词也愈发难以理解。诗歌鉴赏，鉴赏的前提是读懂诗词，这是许多专家的共识。只有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师生活动，让学生走进诗词、了解诗词、分析诗词、融入诗词，让学生充分揣摩古典诗词的意境，钻研诗词的语言、用词，体味作者的情感，充分感受到诗词的魅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古典诗词鉴赏的能力。

网络使过去学生的信息资源主要来自于书本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改观，借助于网络，教育信息资源实现了数字化、多媒化、网络化，尤其是网络与各门具体学科教学的整合，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更加展示出网络应用于教学的广阔空间。网络技术为古典诗词的课堂教学带来了活水，并必将带来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的全面变革。与传统的古典诗词课堂教学设计相比，网络环境下的古典诗词课堂教学设计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直观性

直观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要通过学生观察所学事物或教师语言的形象描述，引导学生形成所学事物、过程的清晰表象，丰富他们的感性知识，从而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书本知识和发展认识能力。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一般理科教学中教师运用各种直观教具、实物或者进行示范实验直观演示的方法有所不同。网络环境下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的直观性，便是指充分利用网络，让古典诗词的背景、内容、意境显得直观、具体可感。在古典诗词课堂教学设计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资源优势，让学生详细了解诗词的创作背景、作者的简况及创作风格；可以通过网络查找学习和诗词相关的赏析文字，加强对诗词的直观理解；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媒介，通过名家解读加深对晦涩难懂的诗词的直观认识；可以通过感受名家朗诵，加强对诗词情感的直观领悟。例如在设计《满江红》时，可以详细讲解北宋的时代特点，岳飞的个人经历及创作特点，通过名家朗读充分感受词的意境及情感，借助名家视频解读充分领会词的内容。总之，在网络环境下，古典诗词不再显得晦涩难解，通过网络技术手段的运用，古典诗词的课堂教学内容显得更直观，更易为学生所接受。

二、精细性

诗词鉴赏，其最高境界是鉴赏。要想达到让学生能鉴赏诗词的境界，功夫主要在平时，网络技术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最大可能。在平时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老师可以充分将网络的活水引进课堂，借助网络的强大功能，秉烛探幽，深耕细作，实现精细化教学，有效提高学生鉴赏诗词的能力。这种精细化主要体现在诗词字词理解的精细化，揣摩字词的作用、好处，揣摩意象的含义、作用，揣摩这些字词对于刻画人物、揭示情感、表达主旨方面的作用；手法的精细，分析语句所使用的修辞手法、表现手法、抒情方式、表达方式等，并力求全面；情感的精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悉心领悟诗词具体语句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情感；主旨的精细，通过词句的具体分析，搞清作者的创作动机，明晰诗词的写作主旨。总之，在网络环境下，在平时的诗歌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秉承精细化教学理念，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力求让学生做到弄懂，弄通，弄透，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的诗词课堂教学，从根本上改变古典诗词鉴赏得分低的局面。

三、拓展性

在以前的古典诗词课堂设计中，囿于条件的限制，教师往往只注重文本的分析。而在网络背景下，教师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观照诗词，做到既注重诗词的内涵，又注重诗词的外延，既可以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又可以提高学生解读古典诗词的能力，极大地扩充课堂容量。古典诗词课堂设计的拓展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知识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可以扩展和诗词有关的时代背景、创作背景，作者的相关常识、有趣的故事；通过不同的名家评论拓展对诗词内容的多元认识；通过课后拓展，领悟和所学诗词作者相关的其它不同风格的作品，或归纳出和所学诗词同一类型的某类诗词的共性特点，或和其它诗词进行对比阅读，拓展和加深对诗词的认识。二是思维的拓展，通过对诗词中所采用的不同的版本信息的比较，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对背景、词句和主旨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的深入探讨，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声声慢》为例，其中有“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一句，对于“满地黄花堆积”一句，一种见解认为是盛开的景象，一种见解认为是凋零的景象，引导学生深入辨析。再如《声声慢》一词的创作背景，有人说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有人说是其晚年的作品，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查找网络相关资料，然后进行辨析，还可以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充分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网络环境为高中语文古典诗词课堂设计注入了“活水”，也使高中语文古典诗词课堂设计呈现出和传统教学设计迥异的特点，不仅更直观，更易于为学生所领悟，而且分析的更精细，更利于培养学生解读和分析诗词文本的能力，通过知识的拓展，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必将转化成学生切切实实的能力，从而有效改变当下古典诗词教学效率低下的窘境，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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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不仅是对国人的基础要求，同时也是提升自身涵养与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其重要性可见一斑。高校需要对古典文学的教学提高重视，强化古典文学课程设置，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通过古典文学教学的开展与实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社会培养人格健全与素质全面的人才。

一、现阶段我国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现实状况

1.1 古典文学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受应试教育体制的不利影响，下至小学上至高校，普遍对文学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课程设置与比例更偏重于实用学科，加之当前国外敌对势力散布不良信息对国民思想进行冲击，使得“崇洋”成为普遍现象，甚至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是陈旧、老套的东西，学习古典文学显得“老”和“厚重”。这种大环境不利于古典文学教育的开展与进行。高校在文学类专业开设与重视的力度方面也存在薄弱环节，更倾向于将师资力量应用于科研、技术等就业率较高的专业上，如此古典文学教学就没有必要的基础支撑。

1.2 古典文学教学脱离现当代生活

高校的古典文学教学，目前从大多数课堂教学上看，还局限于“说文解字”的程度上，侧重对词、语法、手法等技巧方面的讲解，而忽视了古典文学本身属于一门“源于生活”的学科，需要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当前大部分古典文学教学不能有效地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开拓并延伸古典文学丰富的内涵。深究起来，古典文学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的内容不胜枚举。例如，《诗经》中的“蒹葭”是教育当代大学生坚韧不拔地追求精神的好教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陶渊明的《饮酒》等均是对现当代浮躁心态的一帖清火剂。

1.3古典文学教学忽视了先进手段的应用

古典文学内涵丰富，并且抽象的内容较多，仅仅依靠“一本书，一黑板”与“大面积课堂灌输”的方式开展教学，远远不能达到古典文学教学的要求与标准，也不能将古典文学的美充分展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枯燥的教学方式容易使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产生麻木与厌烦心理。就目前来看，古典文学教学忽视了心理学、人因工程学、网络技术等手段的应用，从而使课堂教学变得枯燥、乏味，并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得不到有效提高。

二、古典文学教学方式的几点创新

古典文学教学的教学方式创新需要紧密结合心理学、人因工程学、网络技术等先进理论与手段，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本文以显性与隐性教育、多模态教学与探究式学习为主，对古典文学教学方式的创新进行了详细分析。

2.1创新方式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

显性教育是公开的有组织的，如谈话、座谈、讨论学习、开会等有系统教育体系，向受教育者表明教育目标的教学方式。该方式表达直观，不拖沓，层次性较强。隐性教育是巧妙地借住文学、科技、语言、艺术等“媒介”将教育目的隐含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使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和领悟，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有所感悟，其最大的特点是“渗透”。古典文学教学中需要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两者的优势发挥地淋漓尽致。因此教师需要增加辩论、演讲、角色扮演等课堂活动的开展，指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展现自我，例如，在《鸿门宴》的学习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分别进行项羽、项庄、刘邦、樊哙等角色的扮演，并且将文中人物的语言、表情、动作等清晰表达出来，从而使学生感受到鸿门宴中那种紧张的气氛以及该历史事件的经过。对于隐性教学方式，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内外即兴以文言对话，或者将生活中的感受写成格律诗等，从而使其在知识的应用中耳濡目染，使古典文学渗透到思想与意识中。

2.2创新方式二：多模态教学

模态指人类借助感觉器官与外部环境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多模态是心理学与交际学方面的一种理论，强调对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综合性运用，如此可以强化信息接收与理解的质量与效率。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对多模态教学方式进行有效运用，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对于所要教授的内容，利用多媒体课件，以图像、音频、录像等模态呈现出来，使学生综合应用视觉、听觉等感官。例如，在《前赤壁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一边播放舒缓、空灵夹杂湖水声的音乐，一边播放赤壁的景色，同时播放课文朗诵音频，从而使学生通过视觉与听觉同时运用并充分发挥想象的方式，深切体会到“舟遥遥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的闲适、空灵的意境，体会苏轼由乐转悲又由悲转喜的情感变化，如此有利于学生对文章的整体性学习与掌握。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锻炼学生“听、说、读、写”同时进行，指导学生综合应用多种感官，以提高学习效率。

2.3创新方式三：探究式教学

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首先需要遵守三项原则：“主体性原则”、“民主性原则”与“问题性原则”。教师需要明确学生的主体性，将课堂主角让给学生，通过设置问题情境，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激发出来。并且需要营造一种宽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使学生与教师具有平等的地位，可以没有约束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同时需要注重问题的设置，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接收并内化古典文学知识与技巧。因此，教师需要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并在教学内容中有意识地设置问题，同时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的探究性活动，使学生在小组合作与相互讨论对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所学知识。例如，在《红楼梦》讲义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问题：“作者曹雪芹意在用书中的哪位人物映射自己？”如此，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故事背景、人物描法等技巧的探索与研究来寻求答案，而在此过程中学生也不断学习并巩固了所学知识。此外，教师还需要就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与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针对具体学生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一定讲解与指导。

结论：高校需要宣传并强调古典文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激发学生在古典文学学习方面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使其认识并体会到古典文学的重要性与内在魅力。更重要的是对教学方式的创新，对具体的班级与学生，科学、合理地将心理学、现代科技等先进手段融入教学方式中，以提高古典文学教学的整体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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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教学中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注和强化，又深化了地域文化的研究。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因不同地域地理因素及人文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风格面貌。如王水照先生所言：“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区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常是最直接、最显著的。”［4］地域文化与文学不仅影响着历代生活于其中的古典文学作家，也在不断地触动着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古典文学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化与文学，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土地曾经是怎样的人杰地灵，文学作品中关涉地域文化的山川胜境、故园乡情、人文典故，无不激发起学生对于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地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这些地域或是学生自己的乡园，或是学生熟悉的旅游胜地，或是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如果在教授古典文学的过程中把这些与地域相关的文化文学知识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所熟知的地域尚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内涵，有如此多的文豪墨客、名作名著、古迹遗址、典故传说等等。这种地域文化与文学所带来的亲切感消减了古典文学与当代学生之间的时空距离感，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研究的兴趣，这既是对古典文学的有益改革，同时也是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化。以山东齐鲁文化为例，齐鲁大地胜境无数，山灵水秀，《战国策·齐策》载苏秦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

二、古代山水

生活于其中的齐鲁文人受齐鲁山水之滋养，更是在其诗词文赋中抒写着他们在家乡诗意的栖居生活，并对自己的乡邑文化充满了认同感和自豪感，他们不仅徜徉于齐鲁山水之中，亦深受齐鲁儒家文化之滋育。随着近来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化，可以归纳总结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古典文学教学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依据高校所在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开设地域文化文学选修课程，这既是对古典文学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也是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四、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对当代教育思想的启示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不仅以其丰厚的人生意蕴给读者提供积极的精神力量，且其中又有内涵丰富的人文道德教育思想直接给当代教育思想以启示。诸如古代文人的成长求学经历与学生的自我激励教育；古代家族文学中的家族教育与当代家庭教育；古典文学中的德育思想与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等等。古代许多文学家在治学过程中刻苦勤奋，孜孜不倦，如孔子韦编三绝；公治长不耻下问；苏秦刺股苦学；董仲舒治学三年不窥园；欧阳修在贫困中以荻画地求学；陆游满屋书籍，营造书巢，苦读其中；宋濂不避苦寒，冒雪访师；蒲松龄于路边搭建草亭，几十年如一日搜集异闻趣事，终成辉煌巨著《聊斋志异》；袁枚抱持“书非借不能读”的求学态度，勤勉治学……先贤们的品行与治学精神为当代大学的自我激励教育提供了正面教材和前进的动力。家庭教育在历代教育体制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如此，今亦如是，古代许多文人出身文化世家，在他们成才的过程中家族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八世纪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论及中国社会时说：“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三、文学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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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惟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还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入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截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日益广泛，日益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 (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地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蕴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无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管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辩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试图和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设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参照和标准。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成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如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去，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每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的交流。

篇6

【关键词】广告创作；古诗词；产品气质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6-0043-2

广告学是一门融合了众多领域学科的应用型科目，广告人要实现其广告设想，需要的不仅是广告学自身的知识体系，还需要新闻学、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文学等学科的知识。任何一位广告人所做出来的广告都与其自身的知识底蕴、个人经验及人生阅历有关。

一、中国古典文学在历史上的广告体现

中国古典文学与广告的关系。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指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按照历史上的时间顺序，可以划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形式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最瑰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广告作为商业市场中的一部分，是通过对受众及潜在受众进行“劝导”——通过分析受众的心理因素、挖掘产品的潜在价值以及潜在价值与受众间的共鸣点，达到说服消费者，使其产生购买行为的一个过程。广告就是通过各种途经，如平面媒体、电视、户外招贴、网络、广播等各种形式，让产品曝露在公众的眼前，塑造并提高产品的整体形象、让消费者认识接受它，记住这个产品并产生兴趣，想办法让品牌唤起一种情感的共鸣或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广告学把产品的一切及它所附带的潜在信息传达给受众。

故此，通过语言的形式传达出来的广告会受到广告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和知识底蕴会的影响，而中国广告人所创作出来的广告中，中国古典文学的身影就屡见不鲜。

中国古代广告中的文学。“社会广告”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早于“商品广告”产生，在原始社会主要以文化广告的形式出现。早在商朝，一部分会做买卖的人民专门从事商品交换，于是形成了商业市场，那时候的广告如叫卖、实物广告以及挂酒旗等就已经出现了。历史上，“文君当垆”的故事，讲的就是卓文君抛弃自身富贵和司马相如当街叫卖，到了盛唐，由于开通了与周边各国的交往，贸易往来密切，广告逐渐融入到诗词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杜牧的诗就生动的描写出了当时的景象。于明清时代（至1840年之前），广告的发展越来越讲究形式美，还出现了文化名人书写招牌和对联广告的美谈，店铺的名目和招牌的书写都很讲究。出现了“全聚德”、“六必居”、“都一处”等老字号的店铺，也出现了许多名人写的广告对联，如朱元璋为阉猪人家写的“双周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的广告，祝枝山为酒馆写的“东不管西不管，我管酒管；兴也罢衰也罢，请吧喝吧”等著名对联。所以中国广告的发展最初是由中国古代的文化广告发展，在工业革命之后融入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近代广告，之后演变成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广告的形式。

二、房地产广告概念与房地长广告中使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优势

房地产与广告创意。广告并不是要凭空捏造一件事物，而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包装。房地产与广告之间可谓鱼和水之间的关系，当生产建设者把房产建造出来的时候，它只是在那里，而当房地产有了广告的加入，就变得如鱼得水。用独特的广告创意手法，找寻楼盘与消费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运用广告的程序、技巧、传播媒介、消费者心理与市场环境，提高楼盘的知名度和口碑。就房地产广告的概念而言，房地产广告并不是建筑实体的简单的推销，其策划和推广实际上是继建筑师之后对建筑内涵的再创造过程。房地产广告是在对社会文化环境、目标消费群体深层文化心理把握，是对楼盘本身特性和市场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全方位的准确定文，是策略性形象推广合理的沟通方式。

房地产广告的营销目的及方式。房地产广告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顺水推舟。营销手段要通过研究开发商的品牌，荣誉，楼盘的所在周边环境，包括教育环境、交通环境、文化环境等，巧妙运用楼盘本身的软硬两方面环境，创造出受公众关注的话题，通过一些列的活动、名人代言等为楼盘营造知名度。一个好的楼盘，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产品自身价值的认可，而这个认可不仅仅是楼盘整体的建筑风格、自然环境和配套设施着类硬件设施的认可，而是对消费者一种软性的引导，即概念嫁接。概念嫁接构成有教育体系、音乐概念、艺术氛围、运动主题、旅游概念。提倡一种生活，即品位一种文化，在楼盘销售过程中，可紧紧抓住消费者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提出一种文化理念，直击消费者心灵深处。而中国古典文学的渗入正是追随了这阵软实力的春风。

在广告中运用古诗词的优势。古诗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代表性文化，它具有音韵美、形式美、语言美、意境美的特征，易于朗诵和记忆，其中的名篇佳作更是经久流传。古典文学以其独特魅力与境界，赢得了世人的赞誉，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而广告文案，作为广告作品的语言文字部分，怎样更好的进行广告诉求一直是广告文案写作探求的重点。而人们总是较易接受自己了解的东西，如果在广告文案创作中能较好的运用古诗词，就容易拉近产品与顾客的距离，使产品获得成功。利用古典意境可以描绘出一种基于现实而又不拘泥于现实的诗情画意，使广告文案更具感染力。中国的古典诗词具备了广告文案写作的诸多特点，古诗词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某件事物，文人骚客更是喜好借诗咏物。唐代诗人李白在《客中行中》这样写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形容兰陵的美酒“浓郁”、“色泽金黄”、“气味香浓”，盛装在玉石制作而成的酒碗里像是盛装着一碗发光的琥珀，让人不禁在脑海中构造出这样美好的意象，这与广告文案创作中语言的精炼、韵律、朗朗上口不谋而合。

三、具体案例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是成家立业。故此，国人骨子里就带有对房子的热爱，这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有了房子，就好似在人世间给自己找了安身立命之所。房地产广告作为楼盘营销一种最广泛使用的手段已经随处可见，以下就以两个具体的房地产广告实例来说明中国古典文学在房产广告中的运用。

龙胤当归：2011年某花园山水园林别墅，由于有邕江和蓉茉江环绕流过，处在城市与自然带的交界处，其楼盘的主要卖点是：270度豪华江景。这似乎是个很常见的广告诉求，不一样的景致，无法在如此众多的楼盘中脱颖而出。所以开发商赋予这个楼盘一个富有韵味的名字——"当归"。当归，是一种药材的名字，但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理解为"应当归家"，在赋予楼盘整体的中国韵味的同时，也给居住者一个美好的期待，中国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过：“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所以，当“当归”这个名字已出现，似乎就带着浓重的家的气息，不只是生硬地在销售房屋，也是在销售一种家的感觉。

除了名字，该楼盘的平面广告文案也带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息，文案运用"墅为谁伴，山为谁依，云为谁低，江为谁留"四个短句构成山峦、云雾、河川都是为了这个花园，为了以后入住进来的你而存在的感觉，其平仄、结构和谐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诗意。

骨子里的中国：在2007年，宣传某地产的一个系列平面广告《骨子里的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式地产广告的完美形态。这一系列广告的表现性是极为简单的，与水墨绘画相结合的摄影风格把楼盘景致以诗意的方式展现出来，好似楼台烟雨中，深邃、素雅。其中用阴影家中的部分，正好是中式建筑的局部与汉字兼备之间形似的部分，在此，设计师巧妙的用汉字的笔画替代这些部分，加上精炼的文案“心有中国一点通”“开门见中国”与之相呼应，表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底蕴。中国的文化深藏在每一个汉字中，而这样一种纯中式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一系列的平面广告，把“骨子里的中国”的建筑理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画面构图简练、明了、大气，显得新颖别致，又意味深长，增强了文化感观。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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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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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造李渔》 韩南 考证 文本 视角

一、全面的资料考证

韩南钟情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考据，很多情况下他都能在前人所未勘探的领域挖掘出一些“宝藏”，这与他对所研究对象的资料收集之全面有很大联系。

首先，研究对象于韩南来讲并不是单一的，如李渔研究，一般学者做的是大量的李渔作品研究以及夹杂着一些对李渔本人轶事的考证。而韩南则从李渔本人人手，全方位解读了这个明末清初的奇人，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客观地描述他在古典文献的考证中所获得有关李渔的种种。而不仅仅限于李渔，韩南在研究这个单一对象时，对李渔所擅长的戏剧的整个历史进行了概览性地研究，有时是对不同于李渔的戏剧理论进行了深入地比较、探究。比如在该书第七章《“密针线”师》中，韩南在论述李渔“粗俗的滑稽”这一戏剧技巧时，对中国戏剧给“粗俗的滑稽”作了铺垫论述：“中国戏剧对于粗俗的滑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它位于底层或卑微人物的‘丑’和‘净’角中间。”不可小觑韩南文中这种点睛之笔，他往往是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并经过充分的论证后才得出的。像这样的概览性的论述是既充分帮助读者理解李渔的戏论，也彰显了韩南对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占有全面的特征。

韩南除了在“面”上能够以宏观的视野掌握有关李渔研究的整个脉络外，他在将某些个别作品和特点比较时也能够将“点”的分析进行得较为细腻。比如在该书同章节中对李渔作品中的女人的特点进行了着重分析。“李渔作品中的女人是她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而韩南同时将戏剧作品中的女人进行比较的另外两个例子是关汉卿《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和唐《传奇》中的“红拂女”。他承认这两部是李渔的“她们”的先驱者，但同时也认为中国“没有任何作品可与李渔的戏剧和小说故事中的‘她们’所涵盖的范围相提并论。这段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韩南在充分把握全局后，对“点”的重点分析，这其中也包涵了时间上线性的考察即对李渔作品之前的同现象分析、比较。所以韩南能够得出女性解放思想在李渔这儿不是也不仅仅是初探的结论。韩南的论述时常让读者感受到他对细节方面的考究以及对于考证功夫的重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时间概念极其敏感，他在张宏生教授对他的访谈中提到：自己刚开始对白话小说产生兴趣是因为在阅读中经常产生怀疑，认为不能轻易地对作品的有关时间下定论，期冀能够对历史进行描述，整理出历史变化的脉络。韩南在李渔研究的过程中也极大地体现了他这一治学特点。他尤其关注年代，有时甚至具体到月份或季节。他也尤其注重年代所起的作用，如韩南很明确地指出：“除了戏剧，李渔1660年代的作品全都以文言而非白话写成。而有时只是具象化年代在韩南看来仍然不够细致，他还会对历史上所发生的文学事件进行排序和猜测，这样对年代的极高把握度使得他在李渔研究中能够创造性地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除了以上可以证明韩南文献涉猎之广外，研究过程中他对文献版本的注意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佐证。如《创造李渔》第一章中的第102和103的注释都体现出韩南对李渔研究所运用的版本之考究。他不仅仅在对各种不同版本进行比较，还在不同年代版本的文献当中寻找差别及差别所形成的原因，不断地以版本的考究为原点进行深挖。

二、精细的文本讨论

在分析李渔戏剧时，他都注意到了女性角色发型的独特之处。再如，他对李渔《闲情偶寄》中的一段戏剧理论作了深刻的分析：“如果人们在‘景’（外部的场景）和‘情’（内部世界的感觉、知觉、思想和情绪等）之间使用二分法，正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李渔关心的主要是后者。”韩南将这里的“情”归结为纯粹的内部事物，而李渔“设身处地”的所言不止是内部的事物，我认为景也会成为人物的体验，“内”与“外”在中国传统文学概念中时常被融合在一起。这种不同的理解可以看出中西方差异，毕竟在我们看来，李渔期待的景和情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不仅仅展示了他的文本细读能力，同时也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学者的思维。

韩南对中国喜剧给予了极高的艺术评价，并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剧的主流模式，他觉得李渔的喜剧是李渔作品艺术成就的巅峰。当我们深入韩南的李渔研究文本中时，可以发现他拥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特点，即进行诸如上文提及的大量的文本细读，在文本细读后应用多种理论进行分析，他在叙述、分析中常常会涉及西方新批评、叙事学和比较文学等丰富的方法理论，尤其是对叙事学的运用。对李渔其人其事的叙述中韩南展现了他在文中提过的“最弱化的叙事者（the rninimal narrabor）”的特征。韩南对李渔其人轶事的叙述以及李渔作品内容的复述都是点到为止，不会多作一些冗长的评论或在叙述中流露出多余的情感。韩南会给予叙事者更多的关注，比如李渔小说中叙事者的特点，韩南觉得在普遍认为“自我”表现余地很小的作品中，读者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李渔的存在。李渔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传达着许多丰富信息，很多情形下人物存在着“自我指涉”的特点。韩南在对李渔的研究中创设了“模糊化叙事者与作者界限、戏剧化叙述情境”两个概念，他逐字逐句地对李渔作品内容进行描摹，对其中“自我”的深挖过程具有极强的层次感。在《创造李渔》第七章《“密针线”师》中探讨了李渔小说中的叙述者、作者以及各种文学作品角色的关系。在一些对李渔小说内容的分析中，韩南也有意无意地运用了许多西方叙事学的专业术语，如“倒置”、“素材”等。不仅在李渔戏剧的讨论中多次涉及叙事学方面的内容，对其它小说文本，韩南似乎也偏好对叙事者的研究。叙事学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于法国始，人们就一直未停止过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尤其在西方世界，许多论著都专门研究了叙述者、作者与角色这三者。像米克・巴尔的理论观点与李渔的撰文观点相接近，认为这三者既密切区分，又可互相转化。而韩南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李渔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人。

三、新颖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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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对提升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

传统文化散发着思想的光辉，蕴含着人类的人文精华，表现着高尚的情怀节操，体现着作者的人生追求、志趣爱好。这对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服务于生产实践的高级技能人才，这一目标使学校和学生过于重视专业课和实践课，重视理科知识而忽视人文知识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性”文化，广博深邃，富有哲理性，注重人的道德修养，规范并制约着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仁者爱人”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要求为人者要尽“孝悌”之道和“忠信”之礼，除此之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以德治国、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道主义精神等都是至今仍值得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的民族精神在《周易大传》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刚毅奋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热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都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

（三）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动力。教育担负着创新知识，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具有创新精神是新时代人才素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许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具有高度的融合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良好的人文精神。历史上很多为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都具备深厚的人文素质。爱因斯坦有着高超的小提琴造诣，从音乐中他得到很多灵感，大大推进科学研究。苏步青、华罗庚等既是数学家，也是诗人，更是道德超群的优秀学者。居里夫人、爱迪生、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等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在科学本身，还在于他们伟大的精神力量和可贵品格。因此，大学生成才不仅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积累人文知识，提升人文素质，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培养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增强创新灵感，以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塑造学生优良人格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很多人为生活奔波，为利益拼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容易产生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享乐至上的思想。要纠正学生的价值观，有必要重视传统文化，继承“天人合一”的传统，继承传统儒家文化追求“内圣外贤”理想人格的传统，追求“人格和谐”，提高人文素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充分利用高职语文课程资源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高职语文教材本身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们来自经典，以文学作品为主体，兼顾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凝结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容，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文化修养。

（一）整合教材，精选内容

高职语文教学存在教学内容和课时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对教材内容做出取舍。在引导学生进行广泛课外阅读的基础上，在课堂教学中要精选教学内容，按不同时代或不同内容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篇目精讲，使学生领略到作品丰富的思想性，高妙的艺术性和高超的技巧性，进而以点带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改进方法，拓宽视野

高职语文的教学要有别于中学的教学方式。中学阶段由于面临升学的压力，语文教学侧重于工具性，免不了题海战术、应试策略。教师备课围绕着考试进行。高职语文教学应着重于作品的分析、欣赏，让学生辨别文学的趣味，领悟人文的意蕴，尽情观赏中国文学之美景。但是很多大学语文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与中学教学如出一辙，毫无新意，让学生闻而生厌。

（三）关心社会，关注生活

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各类体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教师应注意将有关的文化知识点与现实生活，个体思考，生活感悟有机渗透，把课堂延伸到生活，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文本材料与社会生活的对话。这将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从文化、思想层面上关注社会和生活，有利于学生将课文中的人文精神内化。如在介绍老庄和谐思想时，结合现实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保护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从中得到感悟，以传递人文思想。

（四）加强教学，陶冶情操

中国优秀古典文学承载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坚强和乐观是古典文学的基调，也是古代文人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古典文学可以陶冶学生的性情，重塑人文精神。如屈原的“独立不迁”和“上下求索”的精神，李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精神境界和坚强乐观的态度，激励人们奋进不缀。发挥古典文学作品文的作用，就是通过诸如大学语文、古典诗词文鉴赏等课程，为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一个寓教于乐，寓抽象于形象的有效途径，并通过它的潜移默化作用，在学生心目中建立坚固持久的人文精神。因此，开设古典文学教育要求教师传递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的人文精神，并使之深人学生心灵，成为其人格精神的一部分，而不能仅局限于诗、词、文的趣味欣赏。

（五）寓教于乐，激发机智

语文课不能仅停留在课堂上的“说教”，这无法真正实现教学目标。为保证学生通过课堂获取丰富的文化知识，扩展视野，增长见识，激发机智，使情感得到熏陶和升华，除了讲授式的教学方式外，还应采用多种灵活的寓教于乐的形式，如辩论、演讲、讨论、情景剧表演、走进大自然及社会等。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具有形象性和情感性，可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让学生在“乐学”中提高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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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作文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平.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评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J].当代文坛,2008(01).

[2]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J].齐鲁学刊,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