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时间：2023-05-30 16: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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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篇2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育；作用
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要求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和审美需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简单，充满趣味和故事性。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有着天然的联系，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和接受小学语文教学的学生属于同一人群，儿童文学中所包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语文教育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的语文素养能否得到提高，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学习效果的强弱。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应该成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1.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小学语文主要以趣味性和教育性为主旨。儿童文学将深奥难懂的道理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不但能提高学生课堂积极性，同时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有大幅度提高。小学语文教育中很少涉及到大篇幅的古诗词，故事占有很大比例，通常将动物拟人化描写，在接收爱启蒙教育时教会孩子父爱、母爱、感恩、廉耻等做人道理。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是主要的文体传授形式。未来语文教材改版也是以优化儿童文学为主体方向。教师在传授知识中，经常会出现儿童难理解的部分，会通过引用故事的形式进行讲解。小学生活泼好动，课堂中很难集中注意力，组织课堂纪律需要浪费很多时间，一些与课文关联的小故事会增强课堂的生动性，吸引学生注意力集中。这两种形式的小故事都属于儿童文学。
2.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外阅读
小学是一个重要的启蒙阶段，老师为了帮助学生成长，会推荐一些优秀的课外读物。读物中很大一部分是巩固课堂知识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不单涉及人生道理生活哲学，还有大量的生活常识，在学习过程中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电子产品发展迅速，各类游戏机使儿童成瘾，很多学习任务也可以通过电脑完成，多数孩子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为避免这一问题加深，家长应提早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完成家庭作业后可以规定一段阅读时间，选择趣味性强的儿童文学进行翻阅，不要过早的强迫孩子背诵绕口难懂的古典文学，使孩子出现抵触心理。可以通过阅读寓言故事引导孩子对古诗籍的热爱。科学发明类的文章可启发孩子的求真精神，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
二、儿童文学在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1.教师缺乏儿童文学知识的学习
小学语文教师是小学生的启蒙老师，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可以影响学生的整个求学过程。许多教师在教学上有很多丰富的教学经验。随着新课标的改革，很多教师缺乏儿童文学知识的掌握。在对某地区的589名教师进行儿童文学知识的考查中，据了解，其中有52.6%的教师对儿童文学知识掌握不牢固，其中包括具有本科学历的小学语文教师。
2.儿童文学课堂缺乏灵活性
目前的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一般只注重语文知识方面的学习，很难抓住儿童文学的特点来给小学生讲课，致使在日常教学中，课堂教学气氛紧张，教学死板，不能提高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要问题有两个。①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没有抓住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讲课。儿童文学和最大的区别在于儿童文学有着独特的儿童情趣与审美特征。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抓住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讲课，才是给小学生上好儿童文学课的关键所在。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因没有学习过儿童文学的系统知识，而缺乏儿童文学素养。在讲课过程中，把本应活跃的课堂气氛，代之以生硬死板的教学模式。②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抓不住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由于一些小学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学素养比较低，儿童文学知识匮乏，对儿童文学问题不能很好地区分、辨认，对不同问题的儿童文学作品，采用同样的教学方法进行讲解，不能突出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特别是对于文体特征比较相近的儿童文学作品，文体区分不清。寓言和童话这两种文体分不清楚，例如，对《小马过河》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文体上分不清楚是寓言还是童话故事。
三、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教学对策
对于儿童文学知识的教学，教师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儿童文学素养，另一方面，小学语文教师要培养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基于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现状，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一问题，积极组织教师通过专业的在职培训，来增加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
1.儿童文学知识和教学相结合
对于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培训，应该以知识的应用培训为主，不能以儿童文学知识的研究为主，培养的重点应该是儿童文学的理论知识，把理论知识融入到课堂的讲课当中来，以提升小学语文教师的语文教学质量。
2.关注当下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
篇3
吴贻弓在《社会科学报》2006年6月1日上以“现实主义依然是不可取代的”为题指出，中国电影应该坚定地走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电影是以照相摄影技术为基础的一门艺术，所以它不大可能像绘画、音乐、雕塑那样可以超现实。目前中国电影出现了某种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电影首先是你叙述的是什么，而不是你是怎样叙述的；其次，中国电影传统的现实主义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对传统的道德标准的认知上，中国传统道德对真、善、美，假、丑、恶的认知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尽管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隐约出现了道德多元化的倾向，但是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由此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民族特征也将是永恒的。中国电影应该把这样一些民族特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继承、关注和发展好，这才是根本。
当前不少理论严重脱离批评对象
余三定在2006年《艺术广角》上以“当前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为题指出，不少理论在文艺批评中是严重脱离批评对象的。过去，有些人尖锐批评一些作家的创作存在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等局限，他们不是深入地解剖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等对文艺创作的有害影响，而是首先推断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是错误的，然后只是简单地指出一部文艺作品存在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这个局限就满足了。显然，这种对文艺作品的批评既是很不够的，也是难以服人的。我们从哲学上批判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的错误本来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因为错误的观念有时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是积极的。这就是文艺史上经常出现的化腐朽为神奇或点石成金的现象。如果文艺批评不是具体地指出一部文艺作品在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局限，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批评对象。而棍子批评往往就是这样滋生的。现在，这种棍子批评很少出现了。但是，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中，人们引进的为数不少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理论却是严重脱离批评对象的。
篇4
关键词：史铁生；小说；启蒙神话；生命迷途
在近现代以来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小说的兴起虽然只是文学领域内的一个现代性事件，但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询，尤其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思想的表达媒介。那些萦绕于人物存在困境周遭的小说叙事，不仅对我们常见的异化境地洞幽烛微，而且亦能在体察个人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与此现代社会诸般精神病症相对应的价值诉求。尽管这种价值诉求远非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但正因其对我们具体生活状况的勘察与理解，才能使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小说叙事的窸窣低语中发现“生活在别处”的诸多可能——在一些心怀理想的人看来，似乎惟有小说家所描画的生存世界，才有望令我们脱离世俗生活的无情压迫，并在一种艺术化的审美想象中，去安顿、整合自我生命的破碎灵魂，此即为“生活在别处”的真义之所在。毫无疑问，这一点也蕴涵了小说以审美救世之举实施其叙事关怀的现代性价值。倘若循此观念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则有理由相信在近30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启蒙思潮之所以如此繁荣昌盛，实与之前小说所发生的这一现代性转变密切相关。
一、当代文学的启蒙局限
在当代文学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尽管中国作家在揭示人性异化与呼唤社会正义的批判哲学中，预设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思想理念，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却因了中国作家无时或忘的历史记忆，从而在不经意间构筑起了一则喧嚣扰攘的启蒙神话。在这个启蒙神话里，只有启蒙者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生的自大与狂妄，它不仅坚信人定胜天，而且还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同时，让小说日益远离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人学本质。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中这一启蒙神话的形成，源于新时期初中国作家满怀创痛的“”记忆，因为对那段历史的深重桎梏难以释怀，故而中国作家在“”叙述中，才会表现得如此愤怒激昂与悲戚惆怅，由是也自会在关怀个人的生存境遇之外，衍生出一种充满了实用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主题。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在历史叙述中对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鼎力追逐，已然超越了对个人生活世界的倾心关注：且看在当代作家笔下，那些身处异化境地的各色人物，哪一位不是代言作家批判意识的历史符号？他或她脸上孤苦无告的眼泪，反倒成为了镶嵌在宏大历史叙事周遭似有若无的黯淡花边。可以肯定的是，设若小说不能轻轻拭去人们脸上的泪水，那么它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同时也无力担当“人学”这一小说的现代性称谓——当代文学陷入启蒙的迷途，似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作家一个难以克服的思想病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史铁生，一位在勘破了启蒙神话之后，让小说重返神性之维的优秀作家。
作为一位思想者，史铁生从不讳言自己的精神痛苦和信仰危机，他在写作中不仅记述了存在的残缺与苦难，而且也通过考量生命价值的思想方式，向世人呈现了自我灵魂的无尽迷途：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1997年的《务虚笔记》，再到2006年的《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的写作似乎正越来越趋向于宗教救赎的思想路径。尽管“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价值来等具有世俗意味的启蒙哲学，依旧是史铁生念兹在兹的书写对象，但诸如“我”为何而来、去往何方，以及“我”作为个人的存在有限性问题等宗教哲学思想，却已成为他生命后期小说创作的核心命题。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史铁生有关人类存在限度性问题的思考却往往被学界误解，出于一种习见的社会价值，人们更愿意将他解读成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斗士。如吴俊在《当代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就认为作家从写残疾人到写人的残疾这一转换，实际上体现了史铁生揭示病苦、意在疗救的创作观念。这种以启蒙的偏见为主旨的研究范式，往往为史铁生作品赋予了合乎社会价值的励志涵义。新世纪学界对史铁生的研究尽管更为深入，却因研究者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执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铁生成为了引领研究者展开自我生命哲思的一种文化符号，例如胡山林的研究论文就颇为典型。以上两种研究趋势，或局限于社会的普遍道德，或受制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多多少少都忽视了史铁生小说在当代启蒙文学中所特有的思想价值。
事实上与大多数启蒙作家相比，史铁生常常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产生怀疑，他在弘扬人性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追问造成生命奥秘的某种“更高力量”。他对现代性语境下人之主体性神话的反思，尽管以宿命论的思想方式呈现出来，却在神性之维重新考量了人类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形成的宗教救赎思想，不仅传达了作家个人的生命哲思，而且也颠覆了当代文学的启蒙神话。从一个20世纪80年代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到90年代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史铁生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就此而言，史铁生小说的思想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启蒙神话的勘破和对神性之维的召唤，它还是一个映射及反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二、史铁生小说的启蒙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史铁生也和其他作家一样秉承了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但他的启蒙者形象却卓然独立于同时代的思想潮流之外。较之那些具有英雄情结的启蒙作家，史铁生小说并不具备启蒙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憎恨美学，反倒是以审美静观的思想理路，在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叙述中，悠悠然寻找到了心灵的栖居地。譬如同是反映知青生活，写下《黑骏马》和《今夜有暴风雪》的张承志与梁晓声等人壮怀激烈，常于历史批判和政治讽喻中彰显出一派暴躁凌厉的美学风格——此即为启蒙者在面对世俗庸众时所常见的憎恨美学。而反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知青题材作品，却大大超越了知青文学在“”叙述中所隐含的政治历史意图。作为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对照的彼岸世界，“清平湾”不只具备地理学意义，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价值之源头。当史铁生津津乐道于“清平湾”的人事风华时，其实已传达出了一种自我如何得救的启蒙哲学。对于史铁生而言，这部作品就是思考“我”如何在场和如何活出价值来的启蒙之作：人惟有投身于至大无外的自然，才能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自然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并进而实现生命的不朽。在这部作品审美救世的启蒙主题中，已隐然可见史铁生对于启蒙哲学的深刻质疑。可以这样理解，1980年代中期的史铁生，至少在思想方式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果说张承志和梁晓声等知青作家，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做一个道德训诫者，那么史铁生则反躬内省，以度己及人之势，平和且不失谦逊地去寻找拯救之途。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思想方式已经透露出了对启蒙神话中人之主体性力量的深刻怀疑。在史铁生同时期的另一部杰作《命若琴弦》中，这种对启蒙哲学的怀疑精神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一改诗化小说的叙述方法，转而以寓言叙述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之主体性力量的质疑。通常认为，《命若琴弦》是一部抗争苦难、正视命运的励志之作。但“生命过程大于目的”的小说主题，却使整部作品沾染了无地彷徨的宿命论色彩。当作品中的老瞎子满怀期待地弹断第一千根琴弦之时，曾经预料中的复明却仍未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与等待之后，老瞎子终于明白了命运本身的无目的性：“人的命就象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劝诫世人“我”该如何在场的励志故事，但“生命在于过程”这一小说主题，却笼罩着另一层悲剧色彩，即生命的目的与结局远非人自身可以掌握，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悬置生命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过程的观察和体悟去“活”出意义。活出意义，看似坚强达观，但在史铁生处却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生命的目的无迹可循，人才不得已去活出意义。既然生命的结局早已设定，那么这种“我活”便成为了作家在人生旅途中无可回避的一种人格表演。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史铁生独独钟爱戏剧，人生如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一句感时格言，但在史铁生处却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要而言之，史铁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虽然深陷当时启蒙主义的思想潮流，但他已从个人的生存经验中，逐渐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启蒙哲学所倡导的对人之有限性的克服与超越，实则深深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藩篱。由于人对自身主体性力量的盲目崇信，反而会无视人之有限性本身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倘若结合史铁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写下的长篇小说，当能明了他对人之有限性的理解，其实并非克服与超越，而是接纳与臣服。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人的这种有限性，那么就有可能使其成为我们承领上帝恩泽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史铁生才会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如是说：“你在你的时空之维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地观察呀，实验呀，猜想呵，思辨呀”，却不知“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所谓“启蒙的迷途”一语，在此便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启蒙神话对人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业已成为阻碍人获得神恩救赎的思想牢笼；二是指在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启蒙时代，人理应去接纳自己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接纳与臣服中，将自己的生命迷途呈现于世人面前，唯有如此，人方有可能承领上帝的恩泽。
三、史铁生从启蒙到宗教的思想转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铁生的思想变化愈益明显，他不仅与启蒙文学的道德说教渐行渐远，而且还以奉献生命迷途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对于宗教哲学的倾心渴慕。体现在创作中，这一点即表现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尤其是后者的叙述话语，较之早年启蒙文学的故事性叙述，明显更趋向于一种以议论和感怀为特征的神性言说。在此过程中，出版于1997年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可以称得上是史铁生的一部转型之作。
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史铁生对启蒙哲学的思想反拨。作为一部向世人奉献了自己生命迷途的长篇杰作，史铁生并未如题所示般的以“务虚”的方式去思考人之价值。所有牵涉这些问题的抽象哲理，都被史铁生编织进了一个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生命故事：残疾人C与女知青X、医生F与女导演N等等，均在聚散离合的人生路途上，演绎了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情爱故事。“所有这些情爱故事及其婚姻结局都是残缺不全的或悲剧性的”，男女双方始终处于一种寻找对方的灵魂之旅中，故而其中所表达的哲理思考就既承认了人存在的悲剧性和偶然性，亦直面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问题——正是这种有限性的存在，小说中男女对于残缺的补救和抗争才会显得徒劳无功。这喻示着《务虚笔记》已褪去了启蒙文学中常见的自信与坚强，转而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柔弱与无助。饶有深意的是，史铁生在《务虚笔记》里所呈现的这种生命迷途，却成为其告别启蒙哲学、转向神性言说的逻辑起点：正是直面了自身的有限性，那些人物才不会以自圣的启蒙哲学去期望自我得救。《命若琴弦》中的宿命论思想，在这部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像作品中的残疾人C一样，尽管史铁生并不打算向命运低头，而且还时时以启蒙者的思想标准要求自己，但残疾的生理事实以及对残疾的忧心恐惧，却渐渐吞噬了作家内心残存的斗士意识。他逐渐领悟到命运不可抗拒，与其一味张扬个人的奋斗，倒不如静下心来，且听听那冥冥之中的万物主宰，究竟会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旅途？于是在《务虚笔记》中，我们便看到了一种看似无奈实则彻悟的精神历史，而作家也从坚强逐渐走向了软弱。对于史铁生而言，软弱不仅是一种人格标记，更是一种价值选择。告别了“坚强达观”的启蒙哲学后，史铁生越来越感受到了存在的无助与卑微。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经验，为史铁生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开启了一扇承领上帝神恩的救赎之门。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无助和卑微，史铁生才会在《务虚笔记》中试图寻求一种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更高力量。他的寻求方式，就具体表现为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
弱化故事情节固然大大降低了《务虚笔记》的可读性，却为史铁生的神性言说拓展了叙事空间。在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基本上处于一种半隐匿状态：一方面他好似一位睿智理性的旁观者，默默地注视着笔下人物的爱恨情仇；另一方面，他借助议论与随想展开了广袤深邃的存在之思。一般而言，叙述者在故事进程中的身份隐匿，不加议论的零度叙事，往往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一个最为基本的叙述形式，但史铁生对此艺术规范的突破，却在形式主义的叙事革新之外，传达了一个与宗教哲学相关的思想认识，即残疾人C代表的那些小说人物，他们遭受的情感纠葛与生活磨难，本身就是命运对人的历练，而你我皆有幸参与其中，因为“谁也都可能是C。C，可以与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混淆”。倘若你我皆是C在现实生活中的变身，那么你我会不会像C一般去倾听与承领神恩的呼唤？是否敢于正视自己的残缺，并在对有限性的接纳与臣服中领悟神恩降临的时刻？若想懂得此类宗教哲学上的思想追问，人就必须正视自己的生命迷途，只有认识到软弱与无助是人性本身，人才能放下自大的主体意识，进而通过忍耐现世的苦痛，在谦卑与信仰中期待得救。而史铁生所做的议论与随想，就是以人（譬如C）度己，又或是以己度人式的神性言说——他向世人揭示残酷现实中的诸般天启，并耐心等待神恩的降临。从这个角度说，史铁生已然在生命迷途的倾诉中，从启蒙文学的道德训诫转向了宗教维度的神性言说。
四、史铁生小说的宗教哲学
作为史铁生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似乎只是一部形式奇特的爱情小说，但透过那些动人心魄的诗意抒情和理性思辨，却分明可见史铁生对于宗教哲学的深入理解。较之《务虚笔记》对人物生命迷途的呈现，这部作品其实讲述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中追求无限。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人将自己完全置入到一种无所追求、只是等待神恩降临的存在状态，那么显然会完全抹杀人在这一生命迷途中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神恩降临的时刻到来之前，有心之人并非无所作为，他会以领悟和体察神恩的生活方式，逐步去接近生命的圆满。而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就是揭示这一宗教思想。且看作品里“我”这一永恒的行魂与丁一这个临时的肉身，究竟怎样去追求自我生命的圆满？
在“标题释义”一节中，史铁生说：“‘丁一’，既可入乡随俗认作我一度的姓名，亦可溯本求根，理解为我所经历的一段时期，经过的一处地域，经受的一种磨难抑或承受的一次负担。这么说吧，在我漫长或无尽的旅行中，到过的生命数不胜数，曾有一回是在丁一。”如此说来，“我”就是一个永恒的行魂，它辗转千回，徜徉于数不尽的人形之器中，丁一于“我”，只不过是永恒灵魂的暂驻地。在经历了无数的生命轮回后，“我”偶然栖居于丁一。然而，当“我”身处史铁生之旅时，“张望时间之浩瀚，魂梦周游，常仿佛又处丁一。”何以如此？皆因“我”的丁一之旅纷繁杂沓，尘嚣危惧，歧路频频，从“我”初到丁一之日起，便开始了一段上下求索的灵魂之旅。“我”试图借助丁一这位天生的情种，去寻求魂牵梦萦的夏娃芳踪。
史铁生为何要讲述这样一个身魂分离的故事？史铁生的目的就是要提醒那些等待神恩的人们，切勿遗忘了“我”从何而来这一生命的本源性问题。正像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亚当，在无法抵御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从此便与夏娃天各一方，而“我”的生命意义，也因此全系于对夏娃芳踪的苦苦寻觅——惟有和夏娃的重逢，“我”才能实现那生命原初的伊甸盟约。从《命若琴弦》中对生命目的的不可知，到《我的丁一之旅》中生存意义的明确，史铁生也从一个启蒙思想的反叛者，在生命的迷途中步步走向了神性之维。
篇5
一、蒙，要入情
“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晒得脆脆的。”“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们去云南……”这是著名作家孙友田在童年时浸润在母亲如梦如醉诗歌中的情景，她母亲的嗓音如三月的和风，轻轻地拂起诗的涟漪；又如小溪的流水，缓缓地拔开歌的律动，正是这轻轻的、缓缓的、带有意蕴的嗓音打开了孙友田文学创作的大门。
当下，由于升学的压力，受制于功利的钳制，很多教育教学领域都不约而同地向“速效”这一目标挺进，于是乎，在这一思潮主导下，作文教学也就随波逐流，摒弃了应有的蕴、诗样的境，摒弃了原本属于文学世界中的那份情。正是这种摒弃，让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感受文学的情愫，无法触摸到文学的脉搏，无法领略到文学的多样，也正是这种摒弃，将孩子们抵挡在文学大门之外。因此，想要对学生进行作文启蒙，并从中感受到作文的乐趣，首先就必须“入情”，把学生带入到文学的世界中去，让他们在情感的滋润中，在旋律的激荡中，在文字的品味中，感受到作文的美，感受到作文的乐，感受到作文的趣。
二、蒙，要得法
任何一位文学巨匠，他的文学启蒙都离不开“法”的学习。大家都知道，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在其少年时，就曾遇到这样的问题――“写出来的文章总感到不生动”；“没有什么好写的”。巨匠况且如此，又何谈我们学生呢？为此我们就必须基于学生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文指导策略，帮助学生快速进入作文的世界。
首先，我们要指导学生根据表达的需要，来确定相应的表达策略。情有千万种，文有千万篇，不同的情，需要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表达方法，为此在我们进行作文策略的指导时，我们的脑海必先有一个“表达策略的考量”，即根据不同的要求，来指导学生选择相应的文体，确立相应的表达策略。其次，我们要指导学生根据文体特色，进行段落的构造。不同的文体，就会有着不同的段落结构，段落结构本身不存在好坏，而它的意义取决于与文本是否很好的统一。为此，我们在指导学生作文时，应根据文体的特色，帮助学生掌握选择有效的段落构造，从而让整个文本有效地统一起来。再次，我们要指导学生从思想的层面，进行素材的提炼。作文中的素材只有服务思想，才能使得文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我们在进行作文指导时，要帮助学生进行素材的提炼，从而使文章真正和谐起来。
三、蒙，要实践
在我们思想意识中，总觉得“蒙”就是启发、点拨这一层含义，其实《说文解字》中关于“蒙”的解释还有另一层意思：蒙发。那么如何“蒙发”？“蒙发”是主观的，是要通过主体努力的，要有作为的。作文的蒙发，就是指作文主体要进行大量的努力与实践，唯有此，作文才能真正的蒙发起来，成为学生的挚爱。
对于小学生来说，作文的实践可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续写，二是仿写，三是创写。如续写实践，甭看它是一个文本的延续，它可荡起孩子从感动走向作文的冲动，可搭起孩子们从冲动走向实践的桥梁。目前，不管我们使用的是哪套版本的教材，它们所选编的文章不仅文质兼美，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这些文本中的感人素材，提炼这些文本中的“儿童元素”，调动学生的独特体验，进而荡起他们抒发的冲动，作文的实践也就水到渠成了。
四、蒙，要涉世
如果说语言是文章的外衣，那么思想（个体对客观世界独特的体验）就是文章的灵魂。如果作文教学仅仅基于情感的拨动，基于技法的学习，基于教材的续写，那么学生的文章就会因有了“限制”而失去生命力。因此，在小学生作文启蒙阶段，还要关注学生思想的提升，关注他们对世界的体验、认识与把握。
篇6
关键词：小学古诗 审美策略 教学
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造就现代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而小学古诗教学亦是完成这一目标的载体。要通过古诗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审美内涵，熏陶感染学生，发挥学生审美的主动性，创造审美的氛围，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审美的创造力。
如何采用正确的教学策略，贯彻新课程标准，搞好小学古诗教学，是广大教师面临的关键性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语文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从语文课程标准的总目标里我们可以归纳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目标为：
1.使学生初步接触祖国的文学遗产，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
2.对学生进行文学启蒙教育，陶冶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提高语文素养。
3.扩大学生的识字量，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在充分理解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小学语文教师就可以较好地把握《课标》中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具体目标：
一、二年级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美；背诵优秀诗文50篇。三、四年级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背诵优秀诗文50篇。五、六年级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60篇。针对小学古诗教学具体目标，我们可以明确古诗教学的重点要求是让学生获得情感体验，即要求教师在古诗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审美教育，这是教师实现古诗教学最优化的关键。
新课程标准针对教学提出了认知策略、能力策略、情感策略即文化策略等诸多策略，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小学古诗教学策略可概括为审美策略，即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这是蕴含了美的认知、美的体验、美的创造的综合审美过程，是对学生审美知识、审美能力、审美创造的锻炼过程，是完善学生全面个性发展的良好途径。
小学生通过琅琅上口、节奏鲜明的古诗教学活动，既能提高文学素养，为进一步学习奠定坚实基础；又能陶冶美的情操，培养他们对文学艺术良好的感受能力和审美情趣。
审美作为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必备能力，在小学古诗教学中得以进行，这既是个人健康成长的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目标，是课标制定的归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审美是天性。小学生正处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能否正确引导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情趣，对于学生不仅仅是审美教育的成败，更是关系学生身心成长的大事。小学古诗教学正因为其实施对象的生理特殊性，而对审美教学策略提出了迫切的任务要求，要真正发挥出古诗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作用，促进这一特殊年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小学古诗教学中对审美教学策略的要求，反映了我国古诗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说：“歌咏所兴，宜自民始也。”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还没有文字，没有丰富的文学艺术种类即表现手段，原古歌谣，这种诗的雏形便是先民们表现自己审美意识、抒发审美情趣的方式。“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叹之，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国古诗作为最早的文学样式之一，在浩浩文明诗中必然表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点。仅从小学古诗的教学中，我们就可以窥其独特的中华审美情趣。中国古诗有表现乡国情怀的作品，如《黄鹤楼》、白居易的《忆江南》；与乡土情怀相联系的，是对国家的爱恋，如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示儿》；同时，亲情主体也是古诗歌文学的永恒主题，如孟郊的《游子吟》。
中国古诗贵在意境，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范畴。其主旨是运用艺术意象，主客体交融，在物我两忘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的时空，富有形而上的意味。“意”是诗人抒发的情感，“境”是诗人所描写的客观物境，也是人们常说的诗人所描写的环境、景物。这种情景被称为“情景交融式”或“寓情于景”。审美策略之贯穿于小学古诗教学中，正是以情感为突破口，通过准确、全面的感知美的过程，脱离意象而升华为审美境界，品味之后又有所突破，创造一个自我的审美理想之境，完全是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策略的深刻体现，生动活泼地再现了三者之统一与联系，反映了审美策略在小学古诗教学中的根本作用。
参考文献
[1]常汝吉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篇7
关键词： 叙事方式 中西方文化 灵的文学 《骆驼祥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再现了市民社会的种种人生世相，通过各类市民性格的刻画探求了中国国民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与弱点，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中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及半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老舍的反思与批判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而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优劣的对比中展开的。西方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所受到的平民社会的市井气息及皇城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为他的创作找到了一种最适宜、含蕴丰富的老舍式风格。
一、“灵的文学”的提倡
就叙事文学而言，大致可把西方主流文化分为三个时期：基督教文化、启蒙文化和存在主义文化。老舍与西方这三个时期叙事文学的关系影响了他与时代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基督教文化主题集中于“天路历程”，老舍对但丁的艺术崇敬得无以复加。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中称赞但丁的《神曲》是最伟大最成功在世界上又最著名的，“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1]。老舍对普通人生之外的神学道德也极为钦敬。但老舍对和启蒙主义文化相对应的西方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吸收得较多，这对突出他的作家主体地位有重要的作用。老舍对文学和人生关系的把握、对叙事对象的同情都与欧洲小说这一阶段作品的影响分不开。启蒙主义之后，人们渐渐离开神学思想，对世俗的探索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个时期的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人们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在这一阶段，老舍关注最多的是二十一世纪初三十年代的英法作家新浪漫主义的作品，这给他的小说以更多的灵动、更多的丰富叙事对象人格的手段及更深刻的现代悲剧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创作的人文倾向。
叙事文学少不了人和事，老舍认为中国小说中的人往往淹没在事的连续过程中，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老舍努力地改变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他从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古典的富有节制的匀称美，于启蒙主义后的小说中掌握了对现实刻画的力量，在世纪初的作品中找到了更真切的深度体验的途径和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方式。在老舍的小说中，事的概念总和人连在一起，它是引起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种种思想情感变化的客体。由于和人的联系，老舍作品中的叙述事实总是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显示出丰富的意义与哲理，体现出情感的波动和谐。“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2]。老舍三十年代以后成熟的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往往并不复杂，但有浓的笔尖下滴下血泪来的情感蕴涵在其中，有明确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显示出来。老舍推崇文学对人生的指导，因此他并不特意追求情节。老舍认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养成事事都要探求其隐藏的真理的习惯”[3]。老舍小说叙述中的人，既体现着传统小说性格鲜明的特征，又体现着现代人的社会自觉――个人的追求与痛苦中的人物对生命的自我审视，同时追求着在人类普遍感情中的永久意义。
对于叙事文学的创作，老舍总结为中国作家写人“专谈人与人的关系”，“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为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4]。应该说，欧洲灵的传统来自于基督教文化，那一时代绝大多数人过着忏悔自省的生活，其思维方式就是重视内面生活，虽然在近代社会中宗教的力量削弱了，但西方人仍注重创作阅读中的灵的成分。相比较而言，中国小说传统对灵的问题缺乏观照。中国人对生活的世俗理解，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根本没有必要为死后的事伤脑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内省倾向在民初文学中从作家的潜意识中流露出来，尽管只是存在于情感的表层。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只是一种文化批判，提倡人生目的要更注重发展灵的神性。老舍对“灵的文学”的注意，却真正将“灵”的概念引入小说叙事实践，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人的灵魂，描写不再局限于对事件的平铺直叙，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呈现，而将笔触探向人的精神状态，写人性道德和所有世俗生活表象下的灵魂。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老舍的艺术实践除文化批判、国民性改造之外，还强调灵的文学是为了使文学具有更深厚的同情，他的叙事目的是由对叙事对象寄予同情进而体认生活，解释生活，揭示生活的哲理。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面貌大多是平民，然而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及人伦关系的影响。他着力写的是各种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精神上的关系，他们的信仰、文化、生命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冲突，表现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中文化的蜕变。对西方文明的参照和文化批判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使老舍的叙事闪动着批判的光芒，表现着叙事对象的悲剧命运，在病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中显示着人物的精神病态。
篇8
从现代散文文体确立的文化文学背景和现代散文文本创作的主体性、实践上综合考察，不难发现现代散文的特质。
“自我表现”，张扬个性，抒写自我。现代散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婴儿和产物，散文的文体革命，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催生的。这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用西方民主、科学、人本主义等思想文明，轰毁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与道德，启蒙呼唤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受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催生和西方散文的影响，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散文诞生。这不仅结束了以文言为主要语言表达形式，“文以载道”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古代散文，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最容易表现自我、抒写自我的文本文体。可以说，现代散文文体的确立，是我国散文文本内质上的质变，顺应了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对文学文体的要求。
散文自我表现，抒写自我，张扬个性的特质，给散文写作带来了无比广阔的空间，文化背景、品质个性、审美趣味、生命感悟不尽相同的写作主体，都可以在散文中自由地驰骋思想，抒写心性、张扬个性、抒致和展现生命。可以说，在所有的文学体裁和文体中，散文是最个人性和个性化的，个性心灵的张力最强。正由于散文有了“自我”个性与心灵的张力，才有了散文的厚重和吸引力。好的“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从这个角度考究近年来盛行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不难发现这些散文正疏离或缺失着散文应有的特质，自我个性与心灵的张力减弱。虽然在拓展散文写作的视野，对散文文体的革新与创造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但其弊端却是十分明显的。“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达到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想像的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回顾和反思现代散文自诞生到发展的近百年历程，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自我表现，抒写自我，张扬个性，是散文生命的灵魂，缺失这一特质，散文就失去了精彩。
自我本真，生命体悟。文学的终极意义是表现生命，没有生命关怀的文学最终是假文学、伪文学。而散文是联系生命最紧密表现生命最直接的一种文体，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写境写物，或者闲话絮语，它所呈现的莫不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和生命感受，好的散文往往蓄蕴着生命体悟的精神空间。要呈现生命的状态和生命感受，散文作者必然以自我之“心”和生命本真写作，这种写作犹如一条通向生命底部的通道，昭示着生命对生命现实的感悟，从而实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篇9
关键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作为语文素质培养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儿童文学一直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这也使得儿童文学教学在教学课程中的设置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体现外界对儿童文学教学的重视程度较低，中小学教师对儿童文学专业知识缺乏等现象，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高等院校《儿童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改变现有儿童文学发展受困的局面，对《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显得尤为必要。
一、我国《儿童文学》教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思想观念的落后
我国小学基础性教育教学历经百年，但是思想观念却还停留在封建时期的观念中，很多人以为儿童教育只是代替家长对学生进行陪伴。家长认为小学生教学不在于知识的培养,那些文化知识都会在日后的较高级教育中教授，对于文学教育更是淡化，这样观念的形成导致大量的中小学教师缺乏对学生文学素质的整体培养以及语文素质的教育，使得《儿童文学》没有起到对日后素质形成铺垫式的作用。这样的局面对于儿童文学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的障碍性，不利于实现素质教学的推进。
2.价值观的不正确
随着各种“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之类口号的提出，很多家长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很下功夫，但是大多都流于艺术形式，各种舞蹈、音乐、兴趣班，不仅给了儿童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得文化知识变成可有可无的事情，然而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很必要却不应该淡化原有的文化知识教育，而文学素质的培养更是需要在学生刚开始接触系统学习的时候加以引导。然而几乎没有家长会注意到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就给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院校传递了错误的价值导向，不利于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
3.专业知识的缺乏
在基础教育中，中学教师急功近利片面地追求升学率，小学教师往往只重视课堂教学形式的多样化而缺少对儿童文学的引导，而幼儿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更低，即使教育部一再要求幼儿和小学教育教师的学历必须在本科及以上，但是,我国幼儿教师的特点依旧是学历低层化，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素质教育都很不完善，甚至很多教师自身就心智还不成熟，更加不可能为初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模范作用。除此之外，很多偏远农村教师视野狭窄，阅读量不大，图书资源匮乏，甚至很多孩子只是单纯地学习拼音，学习课本上的内容，对于课外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避之不及。这些教师能够带给学生儿童文学上拓宽的程度可想而知。
4.课程设置的不合理
据调查，高校师范类中文系开通了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的学校屈指可数，即使有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等专业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课时也是大大缩减，而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如果对这样的情况还听之任之的话，在不久后很可能出现高校中文系再无儿童文学课程的局面，学校本身对于儿童文学的忽视使得社会普遍对于儿童文学的认识存在误区，这样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必将会对儿童文学的日趋消亡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要想实现教育素质的全面提升，课程设置的改革必须要得到大家的重视。
二、《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1.《儿童文学》教学与儿童道德素质萌芽
作为小学教育专业中文方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儿童文学》完全按照我国教师的现代化教学环境的选择和要求，充分体现了儿童教育低龄化的特点，旨在全方位地帮助基础教育者掌握所学文学知识与理论，使其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一方面，它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儿童文学》的学习，很好地了解儿童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加大学生知识面的发散与拓宽，认识到儿童文学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儿童文学》的教学，可以加深基础教育者对于常见的文学文体和写法的了解，从而培养儿童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欣赏的能力，对以后学生学习文学起到重要性的作用。因为儿童文学最契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通过儿歌、童话故事或者寓言故事让儿童明辨是非，认识真假善恶，形成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者掌握儿童文学的这些特征，能为以后的道德思想教育提供前期的理论铺垫，更好地为日后的教学打下基础。依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知识启蒙和道德培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贴近于儿童的生理状态和成长轨迹，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和启蒙价值，值得重视的是《儿童文学》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儿童的道德素质初期萌芽。
2.《儿童文学》与基础教育者的素养培养
儿童文学的出发点不是要求初学者掌握多少文学知识，而是儿童文学作品完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要求，它能够引导学生认识世界，领悟生活，逐步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推动他们的思维发展。教育专家一直在讨论学生的语文素养，那么究竟语文素养是什么东西？其实，语文素养很难用语言来概述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文学素质在语文素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语文课程的教学安排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上都有提及与涉猎，而这就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育者所考虑的问题。一方面，要想实现语文素养的提升，不仅要对语文的基本知识有所掌握，还要具备起码的对于语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要上升到个人的思想境界、人文修养、审美标准等，而这些都是与《儿童文学》的培养离不开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文学》是儿童在文学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承载，从事基础教育的教育者对于初学者的人文素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三、《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策略探讨
1.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重新设置课程结构
由于课程内容的设置直接的影响着儿文学童教学的质量，为了更好地对《儿童文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对课程内容的调整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对《儿童文学》课程进行改革之前，首先要对其教学的根本要求与目的进行探讨，然后根据这些选取内容上贴近的课程，诸如儿童教学的知识储备、能力培养和语文素质等，尽量实现理论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在原有的理论课程设计中，我们要做到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方面，要对原有的理论知识与课程设计进行统筹，对于长期形成的经验教学要有选择地借鉴与传承；另一方面，要积极地根据现代教学模式对于课程设计进行适度的修改，把新兴的技术以及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改革中来，使得《儿童文学》更具有时代性与应用性。内容选择上要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特点、文学理论、创作过程等对于儿童语文素质启蒙有重要联系的内容。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的学习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课程设计内容要具有时代性与历史性，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要有所涉及，要具有传统性和创新性，既要有原著的原汁原味，又要有改编的大胆创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给予学生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适时的给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籍，分配课外搜集的任务，安排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对于课堂中保留下来的问题要让学生去搜集材料，并进行相关材料的整理，进而对已有的问题交流与分析，这样有效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扩宽了知识面的掌握。
2.培养师范生的文学能力，加强自身文学体系的构建
在儿童文学的教学中，教师难免会遇到文学创作问题，所以师范类院校加强培养师范生文学创作能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培养师范生文学创作能力，有助于引导师范生增强个人对于儿童文学的热爱，可以为日后的语文教学奠定基础。在掌握了基本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再适时地进行有关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当代从事基础教育师范生必须要涉及的新领域。一方面，要摒弃原有的创作理念，加入对正规语文工具课的学习，另一方面要针对儿童的个性特征进行艺术的创新，不断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和思想的培养，以便更好地适应日后的文学教学。在日常的儿童文学教授中，教师除了要加强自身的文学素养，同时也要做到对于儿童校园文艺的编排能力，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的同时加强学生文学素质的提升。在很多师范类学校中都明确把校园文艺编创和指导作为师范生掌握的一门必要技能来学习。儿童校园文化集中地体现了学生对于文学能力的整体掌握度。随着素质教学的不断推进以及教学内容、课程的不断调整，《儿童文学》的教学方式必然也不断地随之改变。对于《儿童文学》的教学中的理论知识教授，学生单靠自身搜集的知识不能满足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这一部分必须要由老师主导，教师要尽可能地完善儿童文学体系，对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作家要有推荐，引导学生深入地学习。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学生独自的欣赏水平与审美水平的引导，一方面，要加强其对于儿童文学课程基本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为他们日后学习语文打下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生本教育教学理念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校把学习的主体留给儿童，由单纯的教师教授儿童被动接受向儿童自主学习转移。将儿童诗、寓言童话、儿童故事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电影等不同的儿童文学依据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
四、小结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行，教育界对于儿童的基础性教学也日渐重视，尤其是《儿童文学》也因为其重要性的特点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儿童文学》与其自身基本学习特点，《儿童文学》教学与儿童道德素质萌芽的关系也使得课程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家长思想观念落后，教师自身知识薄弱，课程设计结构不合理使得幼儿教学面临很大的问题。为此，我们教育界要对《儿童文学》课程改革加以重视，调整教学评估方式，加强全面素质的培养，实施基础与实践并重，加强学生与老师交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重新设置课程结构，最终实现课程改革的全面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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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国良，辛自强，林崇德.反思训练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9
篇10
一、深谙儿童心理特征的诵读教学理念，以读促写
我国古代蒙学重视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指导蒙童诵读名篇。儿童多记性，古人认为蒙童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这符合现代心理学理论。私塾先生对阅读教学环节理解透彻，甚至已臻化境。朗读，熟读，精读；教书，背书，理书，讲书，步骤科学，成效卓著。诵读是蒙学的教学传统。如今，高中语文课堂琅琅书声已渐行渐远。诵读是中国几千年童蒙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没有发扬光大。有人反问语文教学多读就行了吗？但是，语文教学不多读行吗？叶圣陶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读得不熟练，记得不深刻，背得不扎实，何来思如泉涌，应笔而出，滔滔不绝，文章倚马可待呢？北宋诗人苏轼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南宋朱熹说：“凡读书须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这些观点恰巧契合心理学对人的记忆理解能力的研究结果。
我国古代通行蒙学教本有《三仓篇》《急就篇》《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诗经》《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千字文》《国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千家诗》《唐宋家文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等。据《中国历史轶闻》一书中统计，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几十万字的书，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值得关注的是，古人所说的背诵不是机械记忆，绝非鹦鹉能言，而是辅之以精思、贵通、贵用之法。
华南师大附小陈琴老师致力于小学语文“素读”经典教学的探索。素读经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读经典内容的含义，纯粹地读。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科学的右脑教育法。其一二年级素读目标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 三四年级素读目标为：《论语》《大学》《中庸》；五六年级年级素读目标为：《老子》，选读《史记》《资治通鉴》。她的学生在小学毕业达到“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手写千万言”的目标。每天识记100多字，还给学生硕果累累的六年。
作为高中老师虽未能在学生十六岁以前加以引导其大量背诵，但用心理学的观点指导学生吟诵，亡羊补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背诵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这是有识之士的远见，有独到的思考。熟读背诵，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之高，令世界为之咋舌。文学家灿若群星，哪一个不是背诵顶尖高手。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为美谈。读，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来。
读，还能有力促进学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清代学者崔学古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蒙学作文教学关注学生形成写作风格，何其高哉！纵观今日高中生写作现状，这个愿景难以实现，有遥不可及之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鉴古代蒙学诵读的要旨，有效指导高中生实现从读到写的涅槃，老师任重道远。这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总复习中，高三学子根据拼音写汉字，而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二年，学生读在何方呢？笔者忧思之切。每念及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文”， 笔者扼腕长叹，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和古代蒙学弟子学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学应特别深入研究借鉴传统语文教育读对写的影响，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积方能薄发。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然并非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读，也非“精耕细作”的精读，恰是系统的“诵读”。刘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量变推动质变。读得不好，怎能写得好？阅读是吸收，其为主；写作是运化，是皈依。高中教师如不能意识到写作的根在阅读，高中作文教学当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二、闳中肆外的人文启蒙教育，蒙以养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学重视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蒙学教材文质兼美，充满饱满的人文精神，为弟子未来卓尔不群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
蒙学教材内容历史演变，简要概括如下：先秦时期，出现我国历史最早的儿童蒙学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学以“六艺”为基本学科，学生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农业、天文、历法、及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渗透蒙学；汉代《论语》《孝经》为最通用的经学教材，医学、史学也渗透到蒙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融入玄、黄、老、庄、释、文、史；隋朝科举制成为蒙学教育的指南针，经学化倾向明显；唐代振儒术，容佛道，蒙学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强调了道德启蒙和文化知识；元代蒙学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纳入了启蒙教育的范畴；清代后，蒙学领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识。1898年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已破地理上“中国中心论”，强调天外有天，开放胸怀，迎接西学。蒙童人文启蒙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闪光。
据徐梓《中国传统蒙学书目》统计，蒙学教材为一千三百多种，门类繁多。蒙学对儿童人文启蒙教育闳中肆外。思想内容博大浩瀚，语言表达纵横捭阖，恣肆。人文启蒙教育使蒙童通晓天下人伦事理，精谙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业。儿童为婴稚，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其践行“凡出言，信为先”；诫“诈与妄、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引导蒙童珍惜韶华、克尽求学之苦，正所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朱熹在《蒙学须知》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塑造童子“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天真纯朴的儿童天性最终发展为他日铸成大器的精神底蕴、一抹亮丽的人格底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人让蒙童在生活中快乐学习，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进性。蒙童练就的蒙学童子功具有可持续性，能良性发展，浸透人文启蒙思想基因，为其将来写作注入了思想和语言的博大动力。
时至今日，须指出的是，许多优秀高中生埋头数理化题海，分配给语文学科的一点点时间又大量花在对高考满分作文的模仿上。虽苦苦耕耘，却一筹莫展，不得其法。没有阅读，高中生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神气基调。清初语文教育家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当代高中生会须痛饮一碗盛满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应格外注重学生阅读文本的选择，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学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学生的情操。否则，贻误无穷。
三、质朴的作文教学法，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古代蒙学对作文教学的认识质朴，但作文教学法科学有效。注重文道统一是传统蒙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人文启蒙教育客观上使蒙童在开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训练。古代蒙学作文训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属对、连珠、锤字基本功训练。古人通过语音、词汇训练，修辞、逻辑训练，帮助蒙童弄懂语音平仄、词汇词性、语法结构等写作知识。作文讲究声律和谐、形式美观。
其二，模仿和抄写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创造的成分。师名家名篇的神，不师其貌，最终自然纯熟；抄写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词造句。
其三，培养观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观察事物，体验事物上升到写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写天地人物情状，粱刘勰提到，“博见为馈贫之粮”。
其四，作文先“放”中“脱换”后“收”。欧阳修称，“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初写放胆文，抒发胸臆；“脱换”即稍加限制；“收”指终要胆小，文章精雕细刻。文章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到造平淡，其实乃绚烂之极。
其五，文章不厌改。古人善于保护学生才思，提出随学生立意而改；择精当处，细小笔削地改，以点铁成金：易日经时地改，则自解雌黄。
反思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法，我们要从中撷取吉光片羽，传承创新高中作文教学。
笔者认为小学初中直至高中语文必须实现教学一体化，要有一盘棋的思维，做好衔接工作。例如，古时蒙童属对，今天高中生做对联，但如何深入对联教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笔者要求高一学生恶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丰富典故知识、声律知识、自然常识。这种训练如果能提前到小学或初中阶段则更佳。
谈及古人写作模仿和抄写并用，高中老师大有可为。有些学生只看高考满分文章，这是误区。毕竟为考场仓促间所作，学生限于时间和才思，无法同前世和当代名家相比，故仅仅阅读此类文章收效甚微。笔者常年呼吁学生要看名家作品。学生读经书、读史书、读时文，融会变化，是为文的真诀。学生自觉向往酿花为蜜，蜜成不见花；当酿谷为酒，酒成而不见谷时，学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笔。语文老师必须设计生成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空间。高一高二时要多抄写文章。抄同题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扫除枯涩阻碍；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语、路脉，从而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融之日，则是学生扬眉剑出鞘之时。
晋代陆机《文赋》提出“玄览”一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学生伫中区，颐情志，激起写作精神内驱力，这是足贵的。笔者认识到随物赋形能力对学生来说太难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学生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丧失了观察事物、体验事物的审美需求。倘能赏“万类霜天竞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高中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兴趣。老师改文章不能将学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强改，要改出学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笔者深以为是。若能将以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则更有意义。这样的老师难能可贵。学生随写随丢，对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为意，这不可取。总之，学生文章多改则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谓沿根讨叶，思自转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