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的基本原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犯罪预防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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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惩罚为主向以预防为主的观念转变问题

从战略角度看，治理犯罪效益最高的手段是预防。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把以惩罚为主的观念真正转到以预防为主上来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少有三个较难克服的因素制约这一转变。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调整并迅速发展的阶段，政府面临一系列需要紧迫解决的其他社会问题，犯罪问题虽然也要解决，但是，只要它对政治或经济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尚未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的时候，政府往往难以把犯罪预防直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即使偶尔提到这个问题，其出发点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或政治稳定。其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在经济调整并迅速发展前犯罪率很低，面对现实突然出现的犯罪浪潮，缺少应有的理论和思想准备，用历史的眼光评价现实，期盼能够迅速恢复往日的安宁。这时人们很自然地对刑罚赋予了极高的期望值。再次，在我国，以惩罚为主的犯罪对策有深厚的公众基础。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仇恨刑事犯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态。这种心态容易演化成为复仇心理。此外，由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人们对犯罪被害的心理和经济上的承受能力还很有限。这在客观上又强化了人们对犯罪的复仇心理。所以，大多数群众难以接受轻缓的犯罪对策。这种心理成为严厉惩罚罪犯的坚固的社会基础，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犯罪对策。

上述这些因素严重地影响着从以惩罚犯罪为主向以预防犯罪为主的犯罪对策的转变。然而，现实社会的犯罪情况却要求这种观念必须转变。这是因为，历史和逻辑都充分表明，单靠刑罚解决犯罪问题成本高，成效低。

刑法的法治精神与犯罪预防的冲突问题

从逻辑上看，产生于近代的刑法的法治精神与运用刑法直接预防犯罪常有冲突发生。近代刑法是在推翻封建统治、反对罪刑擅断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治是它产生的根据和基础，因而也是它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种刑法的最大特点是对定罪量刑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定，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则，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反对一切偏离法律和法律逻辑的倾向，最大限度地限制法官的权力。刑法和刑罚的基本指向是行为，同样的行为处以同样的刑罚，而不管犯罪人的主观状况如何。这种刑法关注的重点是准确的惩罚，而不是犯罪的直接减少。所以，它对犯罪预防关心不够，在对付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犯罪现象上缺少灵活性，尤其在运用刑法直接预防犯罪上则确有诸多不利。刑罚的正确运用是这种刑法的惟一模式和期望，正确运用刑法成为司法和执法的最高追求，较少或者根本就不从社会整体上考虑如何减少犯罪。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导致过分地依赖刑罚治理犯罪，从而弱化了犯罪预防观念，影响刑法功能的发挥，也影响对犯罪社会预防对策的重视和运用。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尤其是犯罪的急剧增加、预防和减少犯罪的迫切需要，近代刑法的法治精神受到严重挑战。人们开始以减少犯罪和犯罪危害为最高目标和出发点，以探究犯罪产生原因为起点来思考问题，并进行刑法的改革。为了减少犯罪数量，尤其是减少犯罪危害，提出和确定了一系列新的刑法理论和制度，例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特殊处理、罪级（分等）、假释、缓刑、累犯、不定期刑、保安处分、赋予法官更大的权力空间等。这些新的理论和制度，对直接预防和减少犯罪虽然有效，但是，严格地从逻辑上分析，其中很多制度与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刑法基本理论和原则相违背。当刑罚功能一旦转向预防为主，刑罚运用所关注的是犯罪人，刑罚的使命由主要惩罚犯罪而转向减少犯罪，这时罪刑是否法定、罪刑是否相当、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这已经不是它最关心的问题了，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就自然被忽视了。

毫无疑问，近代刑法坚持捍卫法治的方向是无可指责的；现代刑法预防犯罪的动机也是不容否定的。问题是坚持法治精神不能过于刻板，预防犯罪不能超出大的法治范围。难题是兼顾二者的有效契合点的寻找和确定。在法治建设初期的国家，要在刑法中确定这些有效的预防犯罪制度有相当难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因为，在法治精神下，在刑法中寻找和确立预防犯罪的各种制度，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一是问题本身。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践中，寻找这种契合点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有时是不可能的；刑法史上所谓新派和旧派永无休止的争论即来源于此。二是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法治发展程度，法官群体的素质提高，公众接受和认可的程度等等，都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

犯罪社会预防的有效性问题

提高犯罪社会预防的效益有其本身的问题，也有一个社会认识、认可的问题。首先是实施切实有效的犯罪社会预防措施问题。犯罪社会预防措施很多，最有效的措施是以防止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而建立的以教育为主的法律体系。今天的犯罪状况是由昨天和前天犯罪预防，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情况决定的。今天的工作决定着明天的情况。犯罪预防工作是“明天”的事业、综合的事业，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整体素质提高的事业。因而，社会必须有一套防止未成年人沾染劣迹和对已有劣迹的未成年人进行及时有效的社会教育体系和司法干预制度。我国的少年法庭和今年6月26日通过、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其次是犯罪社会预防效益的评价问题。有三个因素影响对犯罪社会预防措施的正确评价。

离开措施本身进行评价。人们往往从结果上评价这些措施的效益。

以现实较高的犯罪率来否定预防犯罪措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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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发言摘要：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现在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起飞时期，出现的各种情况纷繁复杂，需要增强预见性；二是文化环境的问题，目前道德的界定尚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之中，人们的心理状况很复杂，需要有针对地防微杜渐；三是从政治机制上说，在对权力的监督上，我们尚缺少一个完善的体制，还没有一个较合理的外部监督机制，需要通过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不断探索，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改善管理。就职务犯罪来说，内因占主导地位，通过很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末世”心理现象存在很普遍，例如李真案、案等都存在这个心理现象，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进行，例如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入手，有可能收到理想效果。

对于预防职务犯罪法，我想从四个方面去界定它：该法应该是一部预防法，而不是一部检控法；应该是一部具有权力性和职责性的法律，而不是倡导性和宣言性的法律；应该是一部综合治理性的法律，而不是仅仅只有法律监督；应该是一部多主体的法律，而不是单一主体的法律。对于立法，我们应吸取以前的一些教训，在《职务犯罪预防法》中，应该规定相应的权力和职责，进行法律监督和指导，同时协调反腐败侦查机关破获案件，还有反腐教育以及预防机构的组成。很好地总结吸收过去一些立法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从而使这部法律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现如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需要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全方位的视角去审视，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关注预防工作，在这里，检察机关一定要起到启领的作用。

（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提出应当建立独立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六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一个或者酌情设有多个机构通过诸如下列措施预防腐败：

（1）实施本公约第五条所述政策，即体现法治、廉政、透明度的有效而协调的反腐败政策，并在适当情况下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协调；

（2）积累和传播预防腐败的知识。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明确表明了检察机关在我国国家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越是有力，法律就越能够得到普遍、统一、正确的适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如果削弱或者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就容易纵容职务犯罪。检察机关处在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一线，在长期同职务犯罪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经验，足以担负起预防职务犯罪的重任。确立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明确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职责，是更好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有利于遏制职务犯罪。

（王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刑事法与刑事司法的任务一般表述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种提法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惩罚与打击犯罪仅仅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官方的共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就是强调对犯罪的预防和综合治理。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刑事司法机关的任务仅仅是打击和惩罚犯罪，那就落伍了。

在学理上我们可以把犯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蓝领犯罪，一类是白领犯罪。蓝领犯罪主要是街头犯罪，白领犯罪中最主要的是职务犯罪。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刑事司法体制框架，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对于街头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对付“野蛮”的犯罪人）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而对于职务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对付“文明而体面”的犯罪人）则主要由检察机关负责。因此检察机关具有预防犯罪的职责，特别是具有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不仅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而且在法律根据上也是不容置疑的。在所有的犯罪中，职务犯罪是龙头，预防、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对于在整体上预防、控制和打击整个社会的犯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国家逐步兴起的恢复性司法对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提出怀疑、批评乃至否定。恢复性司法认为，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主要还是报应刑传统，只是一味地惩罚和打击犯罪人，没有关注被害人和社区的利益。除了惩罚犯罪人之外，它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话，那也是一种有害的公平、正义。因为通过刑事司法活动，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都受到了损失。“有害的正义”是恢复性司法对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简单概括。

因此，恢复性司法试图对现代刑事司法理论和制度进行全面的更新和改造。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发生以后，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而且还包括犯罪人和社区。因此，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复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失，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无害的正义”是恢复性司法追求的核心价值。恢复性司法代表着刑事司法改革新的世界潮流，它所着重强调的是恢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预防和控制犯罪。

可以预计，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预防犯罪在刑事司法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检察机关在几年前就成立的专门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正是适应了这种刑事司法改革的世界性潮流。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先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后地方性法规，这是一种通常的思路。另一种模式是先地方性法规，后全国性的法律和法规。

这后一种模式在当今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和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对于加强地方性法制建设，对于暂时弥补全国性立法的缺陷与不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最终为全国性立法的到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铺垫。这种由下而上的立法进程有可能使得全国性的立法效果更好，制定出来的法律更符合中国国情。比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之前，我国已经有许多地方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对于各个地方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最终为全国性立法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我们今天讨论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正是这后一种模式。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一些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制定了适合当地情况的预防职务犯罪地方法规。这不仅有利于当地职务犯罪的预防，而且也为全国性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提供了经验。

（储槐植 北京大学教授）

反恐斗争“和”公职犯罪“是世纪之交困扰国际社会的两大难题，公职包括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两个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反腐败比反恐工作更加复杂。

目前法律理论上有两种主张：保守司法和能动司法。保守司法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对于国家机关来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做”，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能动司法指的是“法无明文规定可以做”，但不能与《宪法》相抵触。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步伐，国家机关更多地体现出能动司法，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转轨中的国家，能动司法显得尤为重要。贾春旺检察长去年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题，我们可围绕这个主题，在不违背《宪法》的原则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例如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就是能动司法很好的体现。

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立法，这项工作不外乎有两种过程，先地方后中央或是先中央后地方。在推进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地方立法尝试的渠道，为全国性立法提供经验。此外，我们可以先修改《检察官组织法》，为专门的立法作好准备。

（曲新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我国《刑法》现状来看，《刑法》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一般性的预防功能，例如已有的刑罚对一些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预防意义。在国外，预防工作是分散在各个层面上的，而国内将由一个专门的机关来承担此项任务。预防分为两块，普通犯罪预防和职务犯罪预防。在我国，要结合当前的国情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且要有专门的机关来协调完成，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国家竞争的根本是政府竞争。政府竞争也是国家竞争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内，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个“高效、透明、公开、廉政”的地方政府，该地方的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比如说1988年、1989年期间，国内的很多商人纷纷移民、移居国外，造成外汇流失现象严重，虽然其中原因诸多，但是“不安全感”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公务人员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光靠新闻媒体、个案来监督预防并不科学，需要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的反腐败机制和制度。目前，我们的社会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很多个转变，这些转变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转变是我党已经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就是广义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关，包含司法机关在内都要适应这种转变，才能更好地“为民执政”。前一阶段，法院、检察院集中清理“超期羁押”问题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二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和矛盾，经济犯罪现象日益突出。第三个转变是“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具体的表现就是政府做不好的事情可以交由民众去做。在这些转变过程中，法律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而这里的法律必须具有政策性和导向性。《职务犯罪预防法》也应该是这样的，同时在这部法律当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很大，应该发挥监督指导作用，通过公共决策、公共政策，比较深地介入到预防工作的各个层面中去，用既合乎法律，又能保护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政治稳定的方法手段来很好地预防职务犯罪。在这里，检察机关的“主动、能动性司法”的空间更大，因为它的行政性更浓一些。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可做的预防工作更多，比如检察机关可以做一些窗口性的、指导性的工作，提供咨询和提醒，这一点就像中央银行对地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工作。

在目前的环境背景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很难做，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辛勤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不可估量的。

王牧（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这次“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建设座谈会”是在我国参加起草并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久后召开的。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可以知道，公约对预防工作的法律根据、预防工作的意义、预防工作的手段方法都讲得很清楚，这为我们在中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根据和法律框架，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及时。再者，职务犯罪预防厅成立三年来，从摸索工作的法律根据和工作的权利义务、职权责任的探讨阶段，现在已经走到了总结经验并加以法制化的阶段。因此，这次会议应该是标志着预防工作从初步探索到总结经验、立法规定的新阶段。现在，把预防工作纳入到法制化的观念来加以对待，仍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这在我国打击犯罪、治理犯罪的决策中又先行了一步。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治理犯罪主要靠打击，但打击的目的还应当是预防犯罪，我们刑法理论中讲的一般预防便是这样。如张三、李四因犯罪受到了刑罚的惩罚，使其他人受到了震慑，不敢犯罪，这只是起到了一般预防的作用。事实上，强调打击、报应和一般预防是古典刑法的观念。现在，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奔小康了，社会安全已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预防观念也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因为，社会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预防犯罪，包括如何预防职务犯罪的问题。在现代刑法的观念中，更强调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现代刑法从其取向可分两种，一种是打击的刑法，一种是预防的刑法。在现代的一些国家中，应对犯罪的主要不是刑罚惩罚，而是犯罪预防。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观念。职务犯罪预防法制化研讨会，对将来在中国推动刑事法律现代化起到了一个历史的生长点的作用。这也告诉人们，中国的治理犯罪主要是通过预防，而且主要是法律性的预防才更有效。

治理犯罪不应该仅依靠打击，或者说不主要寄希望于打击。对社会民众来说，最有效的、最有效益的，还是预防。预防是使职务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是，现在贪污的数额大幅攀升，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抓一个杀一个，代价太大了。怎么办？别让他们犯罪，不要让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我们在治理犯罪过程中应该尽量少用刑罚，刑罚是暴力的东西，以暴治暴只能是暴力升级。刑罚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刑罚像金钱一样，万万缺不得，但刑罚不是万能的。刑罚像一堵墙，只挡君子，不挡小人。所以，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能够提到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且不仅是作为我们的学术探讨，更作为我们检察机关的实践，是十分重要的，具有理论、实践、历史多方面的意义。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00年我在德国考察时，德国一位警察局长对我说：“德国已经打击犯罪两百多年，但最近总结来看，犯罪是越打越多，越打越重，越打越狡猾。我们得出的一个总结是，关键是预防。”所以，德国的警察局拿出20％的精力来搞预防。他还把德国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公务员的教材分别送了一套给我。其内容说明，预防工作太有必要了。近年来，我们国家惩处了许多干部，这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失败。换位思考的话，这就突出体现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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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刑事处罚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他们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未来的走势，他们的成长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关系着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未成年人犯罪一直以来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一直困扰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变化，并从刑事处罚制度这一角度去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从而去找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对策越来越显得紧迫和重要，这对于我们法律专业的学者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挑战。

一、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变化

随着社会传播媒体的空前发展，未成年人以敏感的心灵不断地感受着时代的变化，他们在接受着社会新鲜事物不断增长见识的同时，因其生理、心理的不成熟，未成年人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1.未成年人犯罪动机从享乐性向贪利性变化

这一方面是人类弱点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看到了成年人对利益的追求的无节制性，一些人为了获得利益，甚至不惜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受这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影响，其犯罪动机也多出于满足物质欲望，这种“贪利性”的犯罪动机，与教育不到位也有很大关系。

2.未成年人犯罪手段从简单化向成人化变化

犯罪手段日趋成人化，方式多样，作案手段残忍。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但是，从近些年来破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其犯罪手段的危险性、复杂性等特征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成人，让人很难从再从作案手段上区分是成年人犯罪还是未成年人犯罪。伴随着犯罪手段的成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性程度也日趋提高，一些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如杀父弑母案件、杀人碎尸案件、公然、案件等时有发生。

3.未成年人犯罪组织形式从单个性向团伙性变化。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形态开始改变单独作案的传统形式，转而向团伙、聚众的形式实施犯罪。《青少年与法》杂志编辑部于2007年12月组织了一次调查统计显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约有60%-70%属于团伙犯罪。团伙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形态，黑社会犯罪则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黑社会性质犯罪无论是在危害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团伙犯罪所无可比拟的。从团伙犯罪向黑社会性质犯罪过渡的态势，反映出未成年人犯罪的日趋严重性。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立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形势的变化和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高度重视并加快了有关未成年人问题的立法工作。1991年9月4日和1996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刑事法律问题，散见于各刑事法律规范及含有刑事内容的其他法律规范中，主要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刑事司法解释等。具体而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罚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刑事处罚原则上，主要体现了两项原则，即从宽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这两项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具体体现为：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则减轻处罚。”《刑法》第49条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前者要求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量刑时，必须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处以相对较短的刑期，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处以刑罚。后者则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一原则也是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相适应的。

(2)在刑罚的种类上，我国的刑罚体系有主刑和附加刑之分，主刑主要是自由刑和生命刑，具体而言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这些刑罚种类在对于未成年人的适用上除了不适用死刑外，其他刑种基本适用。

(3)在刑罚的执行上，我国《监狱法》第7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第75条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如此，可以有效地避免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同关押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进而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对于未成年人减刑和假释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4)在非刑罚处罚方法上，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此外，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矫正措施还有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行政处分。

2.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

(1)刑事实体法独立性不够，小刑法模式不适

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的立法现状来看，1991年9月4日和1996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上述两部法律并不是纯粹的刑事法律规范，而是从政府、社会、教育等角度进行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行政法律或社会管理法规，更像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法典化表述。截止今天，我国依然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刑事法律问题，散见于各刑事法律规范及含有刑事内容的其他法律规范中。

(2)刑事处罚基本原则不够完备

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必须反映这一领域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取向。而我国刑法仅规定了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则及不适用死刑原则，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完备的。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立法完善

影响未成年人刑罚制度设置的因素有很多，但这一制度究竟应该如何设置，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思想进一步认识，才能从更深层次上对这一问题有更深的了解，在改革完善的方向上把握其大致脉络。

刑事处罚立法应遵守的原则如下。

1.目的刑主义和教育刑主义

在目的刑主义的观点看来，当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无论刑罚怎么规定都不可能恢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或者还原到犯罪行为发生前的状态，因此，力图犯罪危害程度的刑罚总是徒劳无力的。目的刑主义认为，从一个方面来说，刑罚的设置是为了达成社会防卫的合理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刑罚的设置又必须是为了防止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要以罪犯的个别情况为标准来确定个别的刑罚。在这种思想下，教育刑主义应时而生，它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再应该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或者报应，而应该是一种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犯罪行为人能够浪子回头，重新适应社会的发展。那么，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就不应该在监狱进行，而应该与社会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特别是更快的达到从良的效果。如果以目的刑、教育刑作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指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就应该尽量轻缓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

2.双向保护原则

该原则同样是由《北京规则》所确立的一项重要的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它注重的是在对未成年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中寻求一种均衡，进行平衡保护。其基本内涵为，既要重视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处罚中通过设置针对性的措施对其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同时也要注重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如此，才能将未成年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予以协调解决以从根本上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对未成人犯罪刑事处罚的思想基础有了初步的认识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2000.

[2]吴鹏森.犯罪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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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为民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执法为民理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法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政法工作上的直接反映和具体化。是新时期检察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对各项检察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执法为民理念是人民司法本质的体现。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只有坚持为民执法，才能保证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才能做好各项检察业务工作，才能促进国家长治久安。背离了“为民执法”这一根本宗旨，我们的检察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其次，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根本要求。司法活动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而且影响着全社会共同理想信念的形成，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关系着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只有做到执法为民，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会有实现的基础。第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问题需要靠法治来解决，但法律本身就有相对的滞后性。怎么样才能代表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是摆在各级检察机关面前的首要问题，而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宗旨，就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提供了统一的标准，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检察机关担当着法律监督的重任，权力大、责任大，执法者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不仅是法律本身的要求，更是法律对执法者的考验。执法为民是党和国家法律对检察机关的最基本要求。所以，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用公正执法的承诺，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人民满意”作为检察工作的最高目标，增强执法为民的公仆意识，历练公正执法的政治品格，通过公正执法的实践，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下的政治和法律充满信心。

一是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检察执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刻牢记检察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掌权，为民执法，为民服务的。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检察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严打”整治，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要案，严惩腐败分子，保护国家人民财产，鼓舞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通过强化监督，切实纠正违法犯罪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信任。

二是公正为民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检察机关必须以保障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确保法律的严格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基本原则。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建立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符合现代法治基本要求的正确法治观。

三是严格为民执法。由于受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当前检察机关在执法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重打击，轻预防问题等等。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的思想。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通过查办具体案件，深入分析研究犯罪的原因、特点和规律，针对发案单位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要结合典型案例，积极开展个案预防，达到“查办一个案，教育一条线，治理一大片”的效果。

篇5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日本模式；借鉴意义

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过程中所奉行的政策，它主要涉及侦查、和审判这三个环节。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在刑事侦查、和审判活动中，为有效贯彻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与保护的法律精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及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国家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处理时所遵循的策略、方法、原则等的总称。它包括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政策和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政策。从形式上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与普通刑事政策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而言。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其身心发育不成熟状况会影响其行为责任的负担，更在于其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特别的保护，而且他们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未来，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如上所述，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存在诸多特殊之处，因此不能把普通司法制度简单地运用到少年司法领域，这已成为各国共识。不过，虽然基本理念是相同的，但世界各国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的方式和做法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区别。下面，笔者将近年来出现的，以日本为代表国家的由福利机能逐渐向司法机能转变的“福利与刑事整合模式”，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

一、日本模式的主要内容

作为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成员，日本的文化背景相对而言接近中国，但日本易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并为己所用的民族性格，又使得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方面多走在东方国家前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故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日本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话，那就是其建立与发展既立足于其传统文化基础，又深受美国司法制度与文化理念的影响，具有融合东西方文化和制度内容的特色。总体上，由于其整合刑事性与福利性于一体，且从外观上更接近于德国模式，因此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福利与刑事整合模式”。

与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出了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动向。人道主义作为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早已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可，日本在其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也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原则。但由于青少年犯罪率的居高不下和治安状况的日益恶化，日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近年来有从“刑事与福利整合模型”向“刑事型”即严罚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2000年10月31日，日本国会众议院终

于正式通过的《少年法修正案》上。从表1-1可以看出，这次《少年法》的修正明显是对日本社会提出的“少年犯罪激增，并正在向凶恶化、低龄化的方向发展，应尽早修订《少年法》，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论调，以及日益高涨的严厉打击未成年人犯罪呼声的回应。

从内容上来说，不难看出这一修正案显然受到国内严罚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舆论、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正当程序以及近年来衡平与修复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少年法修正案》，也使得日本刑事与福利整合模式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突破，而向刑事司法治理模式转变。然而，从现实来看，《少年法》修改后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及其所导致的对日本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基本政策理念调整后的评价，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在《少年法修正案》通过后，日本少年法（改正）问题研究会立即发表《反对少年法严罚化的紧急声明》、《反对少年法严罚化的法学家的紧急声明》，明确表达了法学家们对于《少年法修正案》的态度，即严罚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些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所谓少年犯罪的凶化、低龄化确有一些典型个案所指，但是针对少年犯罪问题，更应该考查的是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否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日本学者们指出，“对少年，尤其是年少少年科以刑罚，将其关押在监狱，将会对少年犯罪倾向的克服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也会使他们将来回归社会受到阻碍。……根据调查表明，严罚主义，即野蛮化（brutalization）刑罚，反而会促使犯罪行为有所增加。一言以蔽之，只是想靠威吓抑制少年犯罪，其实是与少年法的保护主义、教育主义之原则不相容的愚蠢想法”。

表1-1 日本2000年未成年人法改正案之要旨

修正的事项 修正的具体内容

刑事处分年龄 由16岁改为14岁

重大刑案之处分的可选择性 应被判无期徒刑之未满18岁之犯罪未成年人之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之定夺，可由法院自由选择

被害人保护 导入未成年人犯罪结果之判决结果通知，一定范围内可自由阅览之

保护者责任 必要时可采取训诫指导等措施

裁定合议制 重大刑案采法官合议制度

导入检察官等参与案件审理制 家事庭在判处因故意犯罪行为而造成被害 人死亡之罪及二年以上之短期刑，或是该 当禁锢刑之罪行之事实认定程序中，有检 察官参与之必要时，检察官可做是否案件参与之决定

观护措施期间 延长至八周

申请抗告受理制度 设定由检察官申请之抗告受理制

审判方式 因审判对象为未成年少年之故，所以以敦促未成年人反省为重之审判为主

“逆送”制度 被解送至家庭裁判所的少年案件，需再一次移送回检察院。这是家庭裁判所根据调查的结果、犯罪性质和犯罪情形，决定予以相应的刑事处罚时适用的制度，也是对少年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的必要程序。

而且，随后的司法实践也证明，加大惩罚力度并无助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例如，在该修正案中所采用的“裁定合议制”逐步使家庭裁判所不被信赖，使原本已经遭受指责的“正在失去和谐氛围”的现行少年审判制度，变得更加具有威慑力和恐怖感，即接受审判的少年在众多法律家的包围之下，变得更加萎缩胆怯，难以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而这种状况明显地让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其他国际准则规定的保障少年明确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遭受到了侵害。实际上，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大多有家庭虐待、校园暴力的背景，故对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等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正道。

二、日本模式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不管现实需要的刑事政策如何变化，日本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仍然带有较浓重的福利色彩，即便是在严惩主义抬头的现在也是这样，即刑事政策的变化并未根本影响到其保护未成年人的核心司法价值观念，毕竟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更多关爱的特殊群体。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考察和借鉴日本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时，必须注意到的基础性问题之一。目前，日本国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如根据业已批准的《儿童权利条约》及《北京规约》，日本司法当局明确指出在尊重现行法精神的同时，必须坚持加强和深化对未成年人自律成长的帮助，并要站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不断探索适合矫正其不良行为的司法方法和措施。

故笔者认为，尽管日本在不同发展阶段应对未成年人问题的政策模式及具体措施各有不同，但其都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变化、未成年人犯罪率增减、社会舆论压力、国家主流观点转变等因素的影响下，一直徘徊于严惩与宽容两者间，总体朝着轻缓方向发展。这是因为，自19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惩罚刑”向“教育刑”转变的趋向，非监禁化成为现代刑罚立法的取向，即在对待犯罪人特别是由于非人格性外在因素而犯罪的人群的问题上，非刑罚化优于刑罚处罚，非监禁刑优于监禁刑。未成年人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在刑罚处罚方面也适用这一规律。故这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纷纷在结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刑事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因此出现了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人道主义的发展倾向。但在20世纪末，随着人们对犯罪形势持续恶化的担忧，世界各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又普遍出现了向严惩主义回潮的迹象。当然，在对严厉刑罚功能持怀疑态度和对人道主义普遍认同的今天，这种做法在饱受社会舆论压力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法学家的批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严罚主义”只是一种总体趋势，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且，这种“严惩主义”也只是一种历史纵向的比较，目前各国总体上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的仍是一种区别于成人的态度，即更为独立甚至是更为“偏执”地强调人道主义、保护主义和教育挽救主义，不但不能仅仅以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为惟一目标，甚至还可能会将其降格为次要目标。而且，就整个刑罚体系来说，其也是趋向轻刑化发展的。

所以，笔者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发展形势，还是应当摒弃“严惩主义”的适用，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以及“保护和教育”理念优先地位的确立，和对独立的“轻刑化”刑事司法政策发展思路的坚持，作为完善我国来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基本原则。

三、结语

公共政策的演变，既需要实践中的尝试与反馈，也需要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这其间充满了社会需要、社会实践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调适，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例外。而且，无论就犯罪学理论研究，或犯罪预防与抗制及治疗之观点，少年犯罪之研究是研究犯罪行为之最重要发展基础，其重要性与价值性均属最高。

因此，笔者今后会继续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评价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未来发展的原则方向和基本思路予以梳理和研究，以更好地适应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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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慈幸（Cathy，T.H.CHEN）.日本青少年犯罪之现状.2000年12月26日发表于中国台湾地区“国立中正大学”犯罪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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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葛野寻之.少年司法的再构筑[M].日本评论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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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法办案

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途径。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必须推进执法办案活动的改革，更加注重公正、高效与和谐，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一是要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责任，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严重侵害公民人身与财产等刑事犯罪。牢固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继续贯彻检调对接机制，并加强对刑事受害人的救助力度，同时，进一步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二是要严肃查办与预防职务犯罪，突出查办涉及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关系民生领域的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行为，促进行政管理部门及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加强对职务犯罪分析、对策研究、预防建议和预防宣传的工作，形成规范的预防工作机制。三是要注重解决社会管理创新重点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关系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适时开展专项法律监督，并开展专项行动，提高打击的准确度，增强参与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如积极参加制假售假的专项行动以及关于食品安全的行动等等。逐步探索完善社会矫正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与措施，为社会提供一个安全运行的环境。

二、加强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建设

从应然的层面上看，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拥有监督行政机关执法的职权。但检察机关应否对一般的（即不涉嫌犯罪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和检察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敏感问题（即所谓一般监督权的问题）。虽然有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文件确认了检察机关分享执法信息的权力，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工作需要，但是在推行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1]但是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有效衔接，有利于检察机关在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的同时，带来监督方式的转变，这也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与健全衔接制度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规定：“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与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刑法已规定了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但构成要件很严格。仅这几个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完善刑事法律，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拒不移交案件时的救济措施，制定较高层次的规范，并在其中规定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一般执法行为的案件实施监督的职能，明确管理衔接的具体方式、方法、工作程序。

（二）运用各种相关的监督方式与手段加强移送案件的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应及时跟踪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将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落到实处。在行政机关一般的执法案件中，尤其是更多涉及到公民个人利益的案件，相比较作为国家机关的行政机关来说，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处于弱势地位，侵害其利益的现象更为普遍。在此情形下，检察机关更应主动介入调查，监督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三）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范围

保障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的知情权，检察机关能够及时有效对违法的行政执法活动作出监督。同时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执法违法犯罪查处的联系制度与联席会议制度。对药品、土地、城建、教育、食品等重点环节和专项工作进行立案监督，强化监督力度。通过上述检察工作创新推动两机关衔接工作地有效开展，可以促使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的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检察工作，检察机关要始终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检察机关在应对未成年犯罪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二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努力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批捕、与监禁。三是加强对未成年犯的“人文监管”力度，给予犯罪的未成年人以人文关怀，并注重案后帮教与教育矫正工作。四是注重研究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活动中的品格证据运用，可借鉴英美法系对品格证据的一系列规制，在我国建立品格证据制度，将其作为检察机关处置未成年犯罪的重要依据与参考。

四、积极参与社区矫正体系建设

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首先是社区矫正中的交付执行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对罪犯交付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合法进行监督，防止违法交付执行问题的出现。其次是社区矫正中执行措施的变更环节。针对执行机关在罪犯矫正期间违反法律及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违法变更执行问题出现。再次是社区矫正中的执行终止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对矫正对象矫正期满解除刑罚措施，恢复政治权利这一环节进行监督，防止违规操作，超期执行刑罚的现象滋生，侵害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最后是对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进行监督。加大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中渎职、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打击。

五、切实发挥检察建议的功能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向有关单位提出的一种法律建议，因而检察建议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建议是一种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检察机关应立足本职工作，灵活运用检察建议，使检察建议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助力，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的警示、预防、督促、规范等作用。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社会管理漏洞和制度缺陷，及时向发案单位、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健全管理体制的检察建议，而不能以案办案，要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在开展检察建议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个案中反映的问题，更要注意类案中存在的多发性的问题，探索建立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注重研究社会管理中具有倾向性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与建议，帮助相关机关与单位完善管理体制，将违法犯罪防患于未然，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同时，完善落实检察建议的反馈、跟踪回访、定期评估等制度，不断提高检察建议的效果。针对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法律又无相关的规定，可向立法机关提出完善法律法规的检察建议。

六、推进虚拟社会建设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传输信息最重要的载体，同时成为社会舆论散播的新的场所。建设与管理好网络秩序成为检察机关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网络形成的崭新的舆论场，容易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个体问题群众化等，如何管理好网络秩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动网络立法，积极借鉴国外网络犯罪立法的成果与经验，及时提出建议，促进有关信息网络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打击新兴的网络犯罪提供法律依据，更好保护公民在网络上的合法利益。

创新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在新媒体网络广泛普及的时代，传者与受众者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专家称数年后，有50%的新闻将来自论坛、博客、播客等，在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中，新媒体的速度与影响力不容小觑。所以检察机关应时刻关注网络上出现的舆情，对重大舆论倒向要实行分析并采取新闻会的方式对舆情进行引导，正确地舆论疏导。与媒体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及时向社会公众提供检察机关工作过程，在舆论导向上赢取主动，得到公众的信任。健全涉检网络舆情监测应对机制，积极开展在线咨询、访谈、网络评论等多元对话交流，有效应对和正确引导舆情，发挥网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效载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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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 ， 作为刑事审判活动两个基本环节之一的刑罚裁量 ， 日益受到学界和司法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近些年来 ， 刑法学界以价值为视角研究刑法问题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 这对于拓展刑法理论视野和服务刑法实务具有重要意义。刑罚问题也不外乎是一种价值问题。[2]关于刑罚价值问题的研究 ， 理论界由着重研析一般意义上的刑罚价值转向关注刑罚适用的价值取向 ， 体现出刑法理论对司法实践的一种呼应关系。从人民法院的量刑实践看 ， 刑罚适用价值观念的偏差与误区仍不容忽视。本文拟从刑事法官的角度 ， 就刑罚裁量的慎刑、公正、人道三大价值观念做一探讨。

一、慎刑观念

慎刑观念是刑事法官量刑的首要价值观。它要求刑事法官谨慎量刑 ， 依法裁量 ， 严禁恣意用刑和滥用刑罚。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的人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益的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 ， 其本质是对犯罪的适当惩罚性 ， 亦即使犯罪人遭受与其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痛苦。[3]作为和平时期国家使用强制力最严厉的方式 ， 刑罚关系到公民的自由、财产、名誉甚至生命权利。刑事法官的量刑工作 ， 事关生杀予夺 ， 关乎国家安危 ， 容不得丝毫任意和马虎。陈兴良先生曾言 ，“ 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 ， 个人 与社会两受其益 ； 用之不当 ， 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 ， 对于 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 ， 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 ， 此乃用刑之道也。 ” [4]此说用于刑罚裁量 ， 至为妥当。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源于西周时期 ， 周公提出的 “ 明德慎罚 ” 中就有慎刑的含义。他吸取了夏商两朝灭亡的教训 ， 要求统治者勤政修德 ， 慎重用刑 ， 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 其典型说法是：“ 兹式有慎 ， 以列用中罚。 ” 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为统治者接受后 ， 儒家的慎刑思想开始受到重视。唐朝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思想 ， 竭力主张礼法并用治国 ， 慎刑思想也发展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如唐太宗就高度重视死刑犯的审核 ， 多次要求集议审定。贞观元年 ， 他说：“ 自今以后 ， 大辟罪 ，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 ， 庶免冤滥。 ” 唐初的慎刑思想为后世所接 受、效仿。明代丘潘著有《慎刑宪》一部 ， 系统地阐发了古代慎刑、恤刑的思想 ， 其目有 “ 申冤狱之情 ” 、 “ 慎青灾之赦 ” 、 “ 存钦恤 之心 ” 、 “ 戒滥纵之失 ” 等。考察漫长的封建刑罚史 ， 虽然慎刑思想始终停留在理论上 ， 未能实现法律化和制度化 ， 但值得借鉴的是 ， 大凡开明之世、昌盛朝代 ， 如汉、唐都是慎刑思想得到重视的时期 ， 凡是战乱频频、 “ 礼乐崩坏 ” 的朝代 ， 如春秋末期至秦 朝、魏晋南北朝都是一昧用刑忽视慎刑的时期。时代变迁 ， 传统的慎刑思想是当代刑事法官应予汲取和继承的刑罚观念。

贯彻慎刑观念 ， 必须树立刑罚是解决社会矛盾最后手段的观念。犯罪是一种最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 只有在道德控制、 行政控制等非刑罚手段不足以预防和惩治的情况下 ， 才不得己动用。因此 ， 在司法实践中 ， 必须认真、全面分析每一起案件的社会危害性 ，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和分则关于每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和量刑情节 ， 决定是否适用刑罚和刑罚轻重。 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 不以犯罪论处 ； 对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 免予刑事处罚 ； 对于那些不关押也不致于危害社会的轻罪 ， 依法适用非监禁刑 ， 真正做 到重罪重判 ， 轻罪轻判 ， 无罪不判。

贯彻慎刑观念 ， 关键是彻底改变重定罪轻量刑的思想。正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基础和前提 ， 重视定罪是对的 ， 但定性准确不等于量刑恰当。特别是我国刑法对犯罪大多规定了较大幅度的法定刑 ， 一些犯罪的量刑幅度从 3 年有期徒刑到死刑 ， 你能说定罪准确就裁判公正了 ？ 答案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但是 ， 由于我国法治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 ， 司法实践中往往注重定罪问题 ， 而量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 没有把量刑适当提到与定罪准确同样重要的地位。目前对刑事审判的评判有这样一种观点 ， 认为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准确 ， 量刑轻一点、重一点没有关系 ， 这是我国刑事审判中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最普遍的一个问题。[5]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涉案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关注量刑可能甚于定性 ， 权利的剥夺和限制才是刑事审判的最直观的后果。我国 1997 年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 量刑轻重失衡 ， 都是对这项刑法基本原则的破坏。刑事法官要养成严谨、科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 依法审慎准确量刑 ， 充分发挥刑罚功能 ， 使刑罚发挥最大的效益。

贯彻慎刑观念 ， 一个突出问题便是死刑的适用。死刑问题 有其特殊性和敏感性 ， 人命关天 ， 必须慎之又慎。我国在死刑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 ， 不废除死刑 ， 但严格依法控制死刑的适用。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 死刑只能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 依法必须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 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 可以判处死缓，办理死刑案件一定要有 “ 铁案 ” 意识 ， 所办案件要经得起公众评说和历史检验。有些论罪该杀 ， 但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 ， 原则上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对于婚姻、家庭、民间纠纷以及被害人一方严重过错引发的 严重犯罪案件 ， 适用死刑要从严把握 ， 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对于涉外、涉侨、涉港澳台的案件 ， 一定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政策 ， 适用死刑要从国家大局出发慎重考虑。对于经济犯罪 ， 不能将犯罪数额作为判处死刑的惟一标准 ， 应当从这类犯罪的特点出发 ， 在查明犯罪的事实、性质的基础上 ， 充分考虑犯罪动机、手段、退脏和追赃情况、实际损失等情节 ， 裁量决定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刑罚。对于犯贪污罪 ， 如果赃款已经全部退赔或者追缴 ， 即使数额特别巨大 ， 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犯受贿罪 ， 应当综合考虑犯罪数额大小、有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等情节 ， 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公正观念

公正观念是刑事法官量刑的根本价值观。它要求刑事法官公平裁判 ， 罚当其罪 ， 防止感情用事和量刑失衡。公正性是刑法的首要价值。只有量刑公正 ， 才能使罪犯认罪伏法 ， 接受改造并回归社会 ； 才能真正警告潜在犯罪人放弃犯罪恶念 ； 才能真正得到百姓拥护 ， 强化人们的公正观念和法制意识 ， 收到最佳的犯罪预防效果。量刑公正的基本含义 ， 就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 人裁量、决定刑罚时要做到依法进行、罚当其罪、刑罪相称、公平裁判、不偏不倚。它具有三方面的基本要求： 程序公正、实体 公正与公平裁判。[6]贯彻公正观念 ， 首先应予以强调的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 观念肇始于英国 ， 并为美国所继承和发展 ， 英美法所秉持的程序公正的精神实质 ， 即不是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判决 结果正当与否 ， 而是通过充实和重视程序过程本身以保证判决 结果能够获得当事人的接受[7].虽然程序公正并不能代替实体公正 ， 但以程序公正保证实体公正是刑罚裁量的必然选择。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 ， 包括以下方面：（ 被告人 ） 获得听审机会、 法官公正、提供判决理由和形式正义。[8]人民法院依法行使量刑权 ， 必须遵照法定程序进行 ， 保障被告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刑事法官首先要中立 ， 不存个人利益与偏见 ， 约束自己的情感与冲 动 ， 避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 ； 其次要独立 ， 不受裁判者以外的人或组织的控制以及不在审判过程中兼行不相容的职能 ； 第三 要 “ 讲理 ”， 对所判处被告人的刑罚应在裁判文书中阐明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量刑问题 ， 表面上是一种实体判断 ， 实际上与定罪一样 ， 离不开程序支持。 “ 重实体轻程序 ” 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 ， 由此导致的定罪量刑错误不在少数。近年几例由于侦察机关违法取证、屈打成招 ， 审判机关程 序意识不强、偏信检察机关而错判的案件 ， 虽然上级法院感觉到证据方面尚存疑点留有余地判处被告人死缓 ， 但其恶劣影响 及严重后果值得警醒。

贯彻公正观念 ， 实体公正的要求就是做到罪刑均衡。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 ， 虽然罪刑均衡并非都能得到贯彻 ， 但却也是一个主要的追求目标 ， 其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 ， 儒家的 “ 中庸 ”说教表达了 “ 均衡 ” 与 “ 和谐 ” 的观点。如思想家苟子就把爵贵和贤德、刑罚和罪过视为一种对等的报偿关系 ， 不能随意轻重 ， 而应该贵必当功 ， 刑必称罪。他说：“ 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 ， 皆极 也 ， 以此类从者也 ， 一物失称 ， 乱其端也。德不称位 ， 能不称宫 ，赏不称功 ， 罚不当罚 ， 不祥莫大矣。 ”“ 刑当罪则威 ， 不当罪则 侮 ” .意指因为罪刑失衡 ， 轻罪重罚或重罪轻罚 ， 人们对犯罪的 痛恨转变为对法律的仇视 ， 法律不仅不得其威 ， 反招其侮。在大 陆法系 ， 从刑事古典学派到刑事实证学派 ， 关于罪刑均衡的观 念旨趣迥异。刑事古典学派的罪刑均衡是一种客观标准 ， 以刑 罚一般化为前提 ， 强调刑罚与犯罪的客观因素 （ 行为及其结果 ， 即社会危害性 ） 相适应。刑事实证学派的罪刑均衡是一种主观标准 ， 以刑罚个别化为特征 ， 主张刑罚应当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从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标准到刑事实证学派的主观标准 ， 包含着刑罚价值观的重大变化。客观标准 ， 强调罪刑均衡的客观性 ， 有利于限制法官的权力 ， 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 因而体现了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而主观标准 ， 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客观行为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 但更为注意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 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 以有效地保护社会不受犯罪侵害 ， 因而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9]

刑事法官在裁量刑罚中 ， 如何贯彻罪刑均衡 ？ 对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的主张予以折衷，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共同结论。只有将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从而也就是将刑罚一般化与刑罚个别化统一起来 ， 才能将罪刑均衡建立在更为可靠的逻辑基础之上。只关注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 实际上是单纯从报应角度解读刑罚 ， 立足点在已然之罪 ； 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量刑基础 ， 实际上是从功利角度出发适用刑罚 ， 关注的是预防未然之罪。刑罚理论上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长期对垒的结果 ， 便是当代兼顾报应与功利的刑罚一体化理论的崛起。由于一体化理论主张刑罚裁量既要回顾和报应己然犯罪 ， 也要前瞻和预防未然犯罪 ， 契合我国中庸之道的历史传统 ， 亦应为我国量刑实践所接受。因此 ， 刑事法官量刑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 与犯罪的客观危害相适应 ， 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10]当然 ， 罪刑关系中 ， 报应与功利是在报应限制功利基础上的统一 ，

因此 ， 量刑时应首先考虑刑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 然后才考虑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 量刑结果应以客观危害为基础 ， 兼顾主观恶性。具体说 ， 刑事法官裁量刑罚 ， 一是要严格遵守法定的量刑原则、制度 ， 在相关条文所规定的刑种幅度内决定应处的刑罚 ， 不允许任何形式的 “ 法外量刑”；二是要以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为尺度尽量做到均衡、统一 ， 体现罪刑关系的整体相称性 ； 三是要准确把握个案判决的特殊性 ， 实现刑罚个别化 ， 以利于有效矫正犯罪人的再犯倾向 ， 从而获得特殊预防的最佳效果。

罪刑均衡是刑法法制的一种理想状态 ， 是人主观设定的一种标准。在现实生活中 ， 十全十美的罪刑均衡状态是不存在的 ， 司法活动只能接近这一目标 ， 因而罪刑均衡具有相对性。应当看到 ， 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 ， 总会产生量刑偏差。应 该说 ， 量刑偏差是世界各国带有普遍性的现象。[11]为此 ，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 ， 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本国 量刑偏差的情况进行规模不等的调查 ， 揭示类似案件刑罚不一致的原因 ， 建立司法解决委员会、量刑委员会等协调量刑的组织 ， 为量刑的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制定一些指导原则和实施细则。[12]从我国的审判实践看 ， 量刑偏差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 ， 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 一些相似的案件 ， 在不同的地区量刑结果可能会有所差异 ， 这是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 ， 但也应该看到 ， 我国目前的量刑标准和规则体系尚不完备 ， 尤其是 1997年刑法修订后增加的许多新罪名 ， 在量刑标准问题上还缺乏实践 ， 同时法官的量刑实践经验也缺乏科学总结。改革我国传统的经验型量刑方法 ， 加强量刑规则建设 ， 提高刑案法官运用刑罚的整体水平 ， 以便在刑事审 判工作中掌握好量刑规格 ， 更加准确地量刑 ， 是亟待刑事司法部门和刑法理论界共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人道观念

人道观念是刑事法官量刑的人本价值观。它要求刑事法官注重保障人权 ， 讲究宽容和道义 ， 裁量刑罚应当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 人道性越来越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刑法人道性的价值蕴含体现在三个 方面 ， 即刑法的宽容性、刑法的轻缓性和刑法的道义性。[13]人道 主义是刑罚价值目标中集中反映人类文明进步和最具现念的重要内容 ， 刑法的人道性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刑罚裁量来实 现 ， 因此刑案法官必须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和时代进步潮流 ， 以人为本 ， 把犯罪的人首先作为人来对待 ， 尊重和保障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 在裁量刑罚中摒弃重刑主义的错误观念 ， 彻底贯彻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和精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 过分迷信和人为夸大刑罚的威慑作用、片面追求刑罚功利目的的重刑主义思想非常严重。春秋时期的法家 ， 主张 “ 以刑去刑 ” .韩非子云：“ 明主之治国……重其刑罚 ， 以禁奸邪…… ”， “ 重罚者民之所畏也 ， 重罚者民之所患也 ， 故圣人节其所畏以禁 其衰 ； 设其所恶以防其奸 ， 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 ， 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 商鞍认为 ，“ 行刑 ， 重其重者 ， 轻其轻者 ， 轻者不止 ， 则重者无从止矣 ”，“ 故禁奸止过 ， 莫如重刑 ， 刑重必得 ， 则民不敢试 ， 故国无刑民 ， 故曰明刑不 戮。 ”“ 以杀去杀 ， 虽杀可也 ”，“ 以刑去刑 ， 虽重刑可也 ” .法家的这种严刑峻罚、轻罪重刑思想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刑罚适用 ， 拷问、体罚成为封建刑罚的突出特点 ， 刑种繁多而行刑残 酷成为封建刑罚的重要特征。西方刑罚也经历了与中国封建刑 罚类似的残酷、血腥的复仇时代和威吓时代。回顾中西方刑罚 的发展历史 ， 共同之处表现为： 刑罚体系由身体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 ； 刑罚由繁到简 ； 刑罚由严酷到缓和 ； 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14]刑罚发展的历史 ， 就是人性日渐得到张扬 ， 人道价值逐步彰显的过程。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 刑事审判部门中不少法官尚存在 “ 刑罚泛化 ” 和重刑主义的思想 ， 而且片面理解 “ 刑罚世轻世重 ” 的思想 ， 在 “ 严打 ” 整治斗争中 ， 普遍 “ 水涨船高 ”， 裁量刑罚出现畸重现象。重刑化之利 ， 在于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 ， 使恶性犯罪得以及时遏制 ， 迎合嫉恶如 仇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但从长远角度看 ， 其弊远大于利 ， 危害是多方面的： 第一 ， 违背了罪刑相造应的基本原则 ； 第二 ， 有损于司法公正和公平 ； 第三 ， 不利于罪犯改造和归顺人心 ； 第四 ， 造就了极少数死心塌地与人民和社会为敌的死硬分子 ； 第五 ， 增加了不必要的司法成本 ； 第六 ， 不利于实现长治久安 ； 第七 ， 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 ， 等等。[15]治安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好转 ， 离不开刑罚的保障 ， 但社会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法律的、行政 的、经济的、道德的等多种措施形成合力来解决。犯罪原因的多元化和刑罚威慑的有限性 ， 决定了单纯的重刑主义并不能够解 决社会治安和国家稳定的根本问题 ， 刑罚虽然必不可少 ， 但毕竟是治标措施 ， 不是治本之道。 “ 刑罚的完善总是一一不言而 喻 ， 这是指在同样有效的情况下一一随着刑罚的宽大程度一起并进。因为不仅各种宽大的刑罚本身是较少的弊端 ， 它们也以 最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引导着人离开犯罪行为。因为它们在身 体上引起的痛苦愈少 ， 愈少一些恐怖 ， 它们就愈是符合道德 ； 与 此相反 ， 巨大的身体苦难在受难者本人身上减少耻辱感 ， 在旁 观者身上则减少厌恶感。 ” [16]因此 ， 刑事法官必须认识到 ， 刑罚与 其严厉不如缓和 ， 否定重刑优于轻刑的观念 ， 树立刑罚轻缓化的指导思想。

贯彻人道观念 ， 在刑罚裁量中就是要实现刑罚谦抑 ， 用刑 轻缓化。首先 ， 要严格控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 充分发挥判处死缓刑的作用。死刑是人道主义的焦点话题。废除死刑在我国尚缺乏社会现实条件和民众观念基础 ， 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我国独有的量刑制度 ， 是贯彻我国 “ 少杀 ” 、 “ 慎杀 ” 政策 ， 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面。司法实践中 ， 可以从 “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 、 “ 受害人及其他人在案中有无过错 ” 、 “ 犯罪人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最重要作用 ” 、 “ 犯罪人有无自首或者悔改和立功表 现 ” 、 “ 是否疑罪 ” 、 “ 是否有利于国家影响 ” 、 “ 是否属于应该留下的活证据 ” 、 “ 是否属于土地、山林、草场、水源等边界纠纷或民 族、宗教、宗派斗争导致的犯罪 ” 、 “ 是否属于少数民族、宗教人 士、华侨、归侨中的犯罪分子 ” 等方面考虑 ， 是否适用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17]其次 ， 要注重非监禁刑的用 ， 运用多种刑罚手段惩治犯罪。 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非监禁刑给予了充分重视 ， 扩大了管制刑和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适用非监禁刑 ， 可以充分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力量实现对犯罪分子的 教育和改造。人民法院要适应这种刑罚观念的转变 ， 通过适用缓刑、管制刑和单处罚金刑 ， 避免短期监禁刑的诸种弊端。对那些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以及那些经过公安、检 察、审判环节教育后确已悔罪 ， 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 ， 可以依法造用非监禁刑 ， 以分化瓦解罪犯 ， 增强其接 受教育改造的自觉性 ， 并缓解监押场所以及监管工作的负担 ， 减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机会 ， 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效果。

“慎刑 ” 、 “ 公正 ” 和 “ 人道 ”， 三者相互联系 ， 相辅相成。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发展的21世纪 ， 法官职业化背景下的刑事法官 如何实践上述三种刑罚裁量价值观念 ， 促进刑事法治的真正确 立和繁荣 ，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的一番话正可作为良好的注 解：“ 将来刑法是否可获成效 ， 取决于将来的刑事法官是否将 德在‘马哈德 ， 大地之王 ’（Mdadoh，dem Hem der Ede） 中所说的话铭刻心上 ， 即：他应惩罚 ， 他应宽容；他必须以人性度人。 ” [18]

参考文献：

[1]「法勒内·达维桂： 《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 漆竹生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 第 63 页 .

[2]参见谢望原著： 《刑罚价值论》 ，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版 ， 第 2 页。

[3]参见高铭睦、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 第 396 甲 397 页。

[4]参见陈兴良著： 《刑法的价值构造》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 第 17 页。

[5]参见刘家琛：“ 对当前我国刑罚适用的几点思考 ”， 载《人民司法》 2002 年第 7 期 ， 第 30 页。

[6]参见沈德咏：“ 论量刑公正 ”， 载《中英量刑问题比较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2 月版 ， 第 2 页。

[7]参见樊崇义主编： 《诉讼原理》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 第 166 页。

[8]参见宋英辉主编： 《刑事诉讼原理》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 第 42 页。

篇8

笔者依据国家两院两部、省、市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文件及有关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并分析先行试点地区的做法和经验，调查了解原由公安机关监改的“五种人”中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在此启发下，对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提出粗浅认识。

一、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幅度较快，初犯率较高，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仍呈上升趋势，团伙案件增加，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我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资料来看，我区的25岁以下的矫正对象有31名，数量占矫正对象总数的18％，年龄最小的16岁，农村籍的占总数的57％，犯罪种类有盗窃、抢劫、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敲诈、聚众斗殴，判处刑罚全部为缓刑。其中，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8名。

据我区法院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被判处缓刑的人员共29人，其中，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18人，占适用缓刑人员总数的62％。判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1人，两次都是盗窃罪。据此统计，上半年，我区的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为5.56％。

据北京市朝阳区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同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时间上来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6年以下的占总数的67.5％，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二是从犯罪类型来看，初次犯罪种类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重新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所判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三是从犯罪现象来看，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单独实施犯罪行为较多，动机也不同于初次犯罪时、有的为泄私愤、有的一时冲动、有的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等动机多样的特点，而是比较单一，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从以上资料来看，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在缓刑期内容易发生重新犯罪，并且随着年龄、身体的增长，犯罪的情节也趋于严重。这些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也正是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对他们适用社区矫正，摒弃了监禁对其带来的许多弊端，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极少数人未能珍惜机会，出现令人遗憾的重新犯罪现象，这应引起我们在工作中的高度重视。

二、社区矫正中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工作要点分析

未成年人失足原因多样，各不相同，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法制观念不强等都有关系，因此，未成年矫正对象除了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外，还与他们的心理、成长环境相关而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掌握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关注矫正相关环节，便于实施分类管理和个性化教育，对提升矫正实效、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至关重要。

1、未成年矫正对象自身的特点。未成年矫正对象被判处刑罚，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受到国家刑法惩罚的罪犯。同时，他们也是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思想幼稚单纯、情绪容易波动、自控能力弱的花季青少年。因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法制观念淡薄是共性特点之一。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的甚至觉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没有考虑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虽然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但大都是肤浅和片面的。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犯罪心理和不良恶习。一些主观恶习深的未成年矫正对象，不以犯法为耻，“判刑前受气挨打，判刑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之中。同时，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能体会到受到刑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被判刑反而有了炫耀的资本，持强凌弱，善恶不分，其主观恶性根治很难，一旦遇到机会，犯罪意念疾速滋长。据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反映，这部分未成年对象极可能出现不服从管理，甚至违反规定、对抗改造的情形。因此，工作中要将其纳入重点矫正的对象，坚持重点监督与适时奖惩相结合，对不服管教、违法犯罪的，必须依法对其严惩不贷。三是不能正确认识适用社区矫正的意义。部分未成年矫正对象不懂“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犯罪了不用坐牢不用受苦，没有体会到法律的威慑力，使其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同时，由于缺少及时的心理矫正，缺乏必要的引导沟通，有的未成年矫正对象有一种被“破罐破摔”心理，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2、外部环境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影响分析.为避免被判处刑罚的青少年罪犯在监禁过程中受到教唆、传染，以适用社区矫正对其进行改造。虽然由专门的矫正机构和矫正志愿者对其实施管理、教育，但是由于放在社会上，青少年还会普遍进行交往，有的矫正对象利用监管工作间隙，沿袭从前的不良生活圈子和朋友圈子，或者受成分复杂的居住环境的影响，不良生活习惯延续，在犯罪边缘徘徊，不知不觉地重走老路，引发犯罪。如果出现下落不明、脱管、漏管的情况，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因此，由于外部环境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群体感染”情况，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发挥作用情况。在实际情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就要开除学籍，这些未成年人或者被送往工读学校，或者不愿意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拒绝入校，被推向社会，在社会闲散、游荡，很多会再次犯罪，甚至成为惯犯。另一方面，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不是过分溺爱就是不闻不问，不是窒息管束就是放任自流。家庭是改造未成年矫正对象极为重要的环节，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关注甚少，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有些家长不但发现不了教育方式的缺点，在孩子犯罪后失望和焦虑心情驱使下，反而会出现更为不当的教育形式，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帮助未成年人矫正不良思想和行为，还会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教育效果，使其再次触犯法律。

4、防止教育、监管流于形式，“谁都管但管不深”，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当前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处于多个部门管理之下，公检法司、团委、妇联、教育等多个部门都开展了与职能相关的工作，各管一段，延伸帮教，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更好的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但是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仅靠分段进行或者工作程序中顺带进行的，不是长效之策。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基本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套路方式，教育方式枯燥生硬，心理矫正没有及时跟上，矫正效果甚微。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应当避免只停留于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的教育活动，只要有利于矫正犯罪青少年，应当勇于尝试、大胆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和具体内容。

三、社区矫正工作中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教育和监管的几点思考

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强，涉及到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层面，对未成年犯实施矫正，需要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切实发挥职能部门整体协调一致的优势开展工作，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共同建立起挽救未成年矫正对象的配套体系，并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发展。

1、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能够处理好惩罚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出对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重视、关爱。惩罚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国际社会对少年犯处置的主流趋向是非刑事化、非监禁化、轻刑化。日本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问题。日本认为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处理，既要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要收到福利政策的效果。所以，日本《少年法》的规定，将所有的案件都送到家庭裁判所，并优先考虑采用口头警告、送训练学校或缓刑等措施。我国从实际出发，借鉴、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采取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并通过多种渠道、多项措施，使之得到落实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就较好的体现了教育和惩罚之间的关系，在对未成年犯矫正过程中，我们的矫正组织坚持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本原则来开展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其所犯罪行可以不处罚。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岁，这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致或较为接近。但是，惩罚本身不是目的，惩罚的目的是立足于对犯罪者的改造和挽救。在未成年矫正对象置身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按照规定参加力所能及的、每月12小时的公益劳动，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并接受矫正组织的监督考核。未成年矫正对象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可以照常学习、生活，有利于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使其恢复正常人格，早日回归社会。

2、心理矫正、思想改造是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根本。从马加爵案件就可以看出心理疏导、思想沟通的重要性，马加爵有心理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及时得到组织或个人的帮助、治疗。心理辅导、思想引导是目前对犯罪未成年人矫正的最有用的方法之一。心理矫治、思想改造过程是旧的心理定势不断消解，新的心理定势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实践中，因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世界观尚未定型、人生观显著错位、价值观严重扭曲，误入歧途，走向犯罪。要想让他们彻底与过去的不良生活告别，就必须要在特定时期内由专人对其多次深入接触，了解其心路历程，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予以矫正。犯罪青少年虽然在心理上有缺陷，但他们仍然具有同龄人共性的心理特点。例如：青少年罪犯会有情绪不稳定，自尊心强，希望得到宽恕谅解、不受歧视等等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们要尊重他们的情感，对症下药，和风细雨的耐心帮教，对他们的优点、进步及时表扬、鼓励，对缺点和错误要善意提醒，有效制止，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分辨善恶，理解和信任社区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管理，树立正确的“三观”，重塑人生。当然，要系统、规范开展矫治心理、改造思想的工作，笔者认为，急需要对矫正工作者开展专门的培训，需要配备心理辅导的专业人才和明确专门机构。

3、加强文化知识学习，开展职业技术培训，鼓励自谋职业或者推荐就业，完成未成年矫正对象回归的“软着陆”。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非常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立法来看，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青少年的法律、法规，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预防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不受歧视。从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调查来看，少年犯主要来自于闲散未成年人。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未成年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1.2％，他们中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小学和初中水平的占了97％。因此，必须促使未成年矫正对象学习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为其顺利回归社会就业、生活创造有利条件，防止其闲散在社会上，重新滑向犯罪的深渊。按照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内容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协调相关部门并督促其法定监护人，帮助其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内容。劳动部门对有就业愿望的矫正对象开展职业技术培训，让他们多学习掌握一些劳动技能，鼓励自谋职业，提供就业信息并指导就业。据报载，泰兴检察院对判处非监禁刑的青少年给予人文关怀，有效促进了教育改造，并取得显著成效，在泰兴市429名非监禁刑罪犯中，只有4人重新犯罪。该院检察官获知因盗窃被判处缓刑的谢某和吴某将被所在大学除名的消息后，专程赶赴学校，与校方协商保留二人的学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学校破例同意谢某和吴某返校上课。在检察官和老师的教育、鼓励下，这两人痛改前非，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剥政人员殷某出狱后既无住房，又找不到工作，四处流浪，该院及时联系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将其安排到镇水泥厂当保安，殷某感动之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因见义勇为抓获一名入厂行窃的惯偷受到表彰，被转为合同制工人，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在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未成年矫正对象复学后或者就业中，不愿意让周围同学、同事知道自己是矫正对象的身份。所以，鉴于此，遇有类似情形，笔者认为，从有利于矫正工作开展出发，矫正组织、学校、社区和相关部门在工作中既应当注意保密范围、工作方法，又要严防矫正对象因读书、就业发生脱管、漏管现象。

篇9

[关键词]极端校园暴力；教育反思；学生教师；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3 5

[文献标识码]A

一、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看暴力行为和教育对策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暴力行为的分析必须考虑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需要和特点、教育和学生发展的关系。

(一)青少年期的心理发展特点

青少年期处于身心发展变化最剧烈的阶段，心理发展表现出四个典型特点：(1)过渡性。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迅速但不够稳定，很多方面兼具童年期的幼稚和成年期的成熟；(2)动荡性。青少年新的独立性需要与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矛盾，容易产生品行问题和违法犯罪；(3)社会性。青少年在认识方面开始从关心自身到以极大的兴趣观察思考、判断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与问题；(4)闭锁性，内心世界从开放转向闭锁，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内心活动。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提示了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有一定的突发性，但是如果及时发现，可以防止暴力的发生。

青少年的暴力行为表现有很大的差异，由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Tolan＆Guerra(1994)关于暴力行为的分类有一定的代表性：(1)情景性暴力行为(Situational violence)，与特定的情景因素相关，如多次社会性应激，情绪波动、使用武器或药物等； (2)关系性暴力行为(Relationship violence)，发生于连续性的人际关系突然中断，特别是亲密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中断；(3)故意破坏性暴力行为(Pedatory violence)，与有意为达到一个目标或一种犯罪行为有关，如抢劫或团伙犯罪；(4)精神病理性暴力行为(Psychopathologicalviolence)，与神经系统功能失调或心理创伤相关的严重病理的并发症。那么针对教师的暴力行为可以划归哪些类型呢?笔者初步分析了2004年至2008年的6起学生弑师事件，发现主要是情景性暴力和关系性暴力。也就是说，学生针对教师的极端暴力行为与情绪波动、关系特别是师生关系冲突有关。青少年的情绪社会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情感丰富强烈，但情感的两极性明显，容易冲动，自我控制力还不稳定。青少年的情绪如果因为某些内在或外在的原因产生波动，可能诱发攻击行为甚至是严重的暴力行为。发生关于儿童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研究也表明，在定义青少年的情绪与行为障碍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各种关系问题。儿童青少年期的主要关系包括以亲子关系为核心家庭关系，以及以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为主的其他社会关系。一旦社会关系因为某种原因发生冲突或中断的时候，很可能诱发攻击行为或暴力行为。

青少年暴力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情绪、人际关系问题。但是在预防暴力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就心理发展而言，教育者不能只关心青少年的情绪和人际关系，还应当关注青少年学生整体的心理发展。青春期心理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成功地适应中学生活、学业成绩(学习更高级的教育或工作所需的技能)、参加课外活动(如体育，俱乐部)、与同性和异性建立友谊、形成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感。其中，同一性的发展涉及到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根据Erickson的观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危机是同一性对角色混乱。所谓同一性指个体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角色混乱指个体不能正确选择适应社会环境的生活角色。克服这种危机能形成“忠诚品质”，即“不管在价值体系中存在着矛盾，仍然忠于自己内心的实验的能力。”而随着教育年限的延长，大学阶段称为人生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阶段。在这个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包括：学习仍然是重要的任务，为未来职业生涯作准备；爱与被爱的需要；适应生活转变；性心理适应；发展健全的人格。其中，大学生的人格发展处于同一性对角色混乱向亲密对孤独的转化期。根据Erickson的观点，只有建立了牢固的自我克服这种危机能形成“忠诚品质”同一性的人才敢与他人发生爱的关系热烈追求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因为，这要将自己的同一性和他人的同一性融合在一起，这包含了牺牲和让步。克服这种危机能形成“爱的品质”，即“爱是一种永远抑制由遗传而导致对立而永久的相互奉献精神。”

(二)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关系

讨论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方面，强调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教育要考虑个体的发展特征，即因材施教。教育和学生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长期以来的教育改革似乎过多地关注了课程和教学的改革，对于教育理念关注较少，对于接受教育的学生关注就更少了。为了处理好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关系，我们要反思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以知识和技能为主的学科教育同道德教育的关系、因材施教等问题。也就是说，教师不仅要反思教什么和怎么教，还要反思教育价值是什么和为什么教。

首先，教育要做到关注学生发展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统一。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适应社会的合格人才。对于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把社会核心价值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些模糊，导致教育目标出现偏差。在青少年犯罪预防中，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提高素质教育，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忽略了学生社会化的规律。因此，学校教育不能迷失其本来的目的和价值。关于学校教育目的和价值，笔者认为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分强调教育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忽视了学生自身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教育目标的功利化，过分关注升学、就业等功利性目标，偏离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目标。如果割裂学生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关系，学校教育是无法达成其预期目标的。因此，一方面，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发展，根据学生的发展需要和特点，制定适当的教育目标，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培养学生能真正适应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

其次，教育要处理好学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学科教育通常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标，也包括情感和道德目标。学科教师在教授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同时，需要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和道德发展。德育不仅是班主任或德育老师的职责，更是学科教师的任务，要渗透在学科教育教学过程中。

第三，教育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和方法。因材施教不仅是教育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教育的重要方法。因材施教不是单纯考虑如何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而是强调要充分评估学生发展的优势和不足，设定适当的教育目标，选择相应的课程内容，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可见，因材施教特别重视教育和学生发展的关系。

还有一点特别要强调，在讨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教育预防时，关注更多的是“差生”或“问题青少年”，忽略了其他潜在的攻击行为学生，还要关注其他学生，或者说要关注所有学生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注意到，弑师事件中的学生并非都是差生，部分学生不引人注目，甚至平时表现不错。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同学与教师的忽视、歧视或排斥的态度、个人情绪波动、师生关系冲突等在学生暴力行为发生中的影响。

二、从教师发展的角度看暴力行为和教育对策

教师作为学生极端暴力事件受害者，其专业角色和发展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其中很多问题需要放在师生关系的范畴中讨论。这里主要讨论教师专业化和威信两个问题。

(一)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专业人员的发展历程，伴随这一历程的是教师专业内涵的持续改变，包括：发展专业知识，即教师必须不断积累和更新一般文化知识、教育学科知识、任教学科知识；熟练专业技能，即教师必须掌握和熟练教学技能；健全专业情意，即教师必须梳理专业理想，养成专业情操，调适专业性向和建立专业自我。比较成熟的教师，能够坚守教育理想，献身教育工作，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强调专业知识与技能，参与专业决定，负起专业的责任；行为表现有弹性，较能容忍压力，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具有从多个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应用多种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能力。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教师专业化发展中，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教育教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同样重要，还要了解学生的发展。成熟的教师既要做一个学科专家，也要做一个教育专家；既要重视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还要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为了预防学生针对教师的极端暴力行为，笔者对教师有三点建议。

第一，教师要采用正面的教育方法。正面教育的有效性远高于惩戒，这已经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到证实。应该说，绝大部分教师的教育方法是以正面教育为主。因为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所处的地位中，教师相对处于强势。为了达到教育目标，部分教师可能对正面教育方法的重视不够。对于青春期的学生来说，正面教育尤其重要，惩戒式的负面教育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师生冲突。

第二，教师要掌握有效的沟通策略。沟通是为了建立和维护融洽关系。就与青少年的沟通策略而言，教师特别要注意：想用一条通用信息说服所有学生是不切实际的；不断总结和反省可以提高沟通策略；养成倾听的态度和习惯，听比说有时更重要。在与学生的沟通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语言技巧，审慎地发表过激的不恰当言论，避免给学生造成挫折从而导致攻击行为。

第三，教师要掌握必要的危机应对策略。教师既要预防可能发生暴力行为的危机事件，也要能及时评估和应对危机事件，努力做到转危为安。事后的危机干预中，应当及时澄清事实，避免无端猜测导致误解或恐慌。对于一件社会性事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论，但这种评论应当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认识。一旦失去事实依据，评论可能出现偏激或夸大严重性的倾向，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导致更多的极端行为。

(二)教师威信树立和维护

教师的威信是指由于教师的资历、声望、才能与品德等因素构成的优秀品质而使学生产生的尊重和信赖。教师的威信直接影响教育效果，树立和维护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教师威信的树立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渊博的知识、良好的品德和高超的教学水平是教师建立威信的基础。第二，教师发展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不能用权威代替威信，靠强权建立不平等师生关系的教师，并不能在学生心目中真正建立威信。威信是在长期的平等、民主、融洽的师生关系氛围中建立起来的。第三，教师应以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作风、端庄的仪表影响学生。教师要维护威信，就要做一名心理健康的教师、德才兼备的教师和以身作则的教师，积极发展自己的道德及心理品质、业务能力，应注意自身角色和身份的限制，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以身作则，不失教师身份与言行，维护教师的威信。

三、从师生关系的角度看暴力行为和教育对策

学校教育在青少年生活中主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管理漏洞、教育方法失误、教育资源短缺、素质教育形式化和工读教育尴尬等方面的缺失与青少年犯罪有关。许多研究表明，学校教育中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有助于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形成及其社会化，在青少年中犯罪预防中有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学生针对教师的暴力事件涉及的是学校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冲突，是师生关系冲突的极端形式。

(一)师生关系中的冲突与暴力行为

师生关系的互动既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对立的一面。师生冲突的表现形式有四种：(1)内隐性冲突。隐性冲突是一种内向性的退缩行动，如“敢怒不敢言”；(2)非现实性冲突，以表达敌对情绪，发泄不满本身为目的；(3)一般冲突，对立不严重，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威地位控制整个局面；(4)对抗冲突，是人在精神紧张时的一种宣泄，若不控制，双方僵持下去将会产生恶劣的后果，有时会出现过激言语或行为，对师生关系造成深重的破坏性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中学生，面临着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价值选择的冲突，一项对当前海口市中学生的师生关系研究发现，尽管中学师生关系总体呈现良性发展状态，近1／3的学生与老师发生过冲突。

那么，什么原因引起了师生的冲突以至严重的暴力事件呢?有研究者认为，师生地位的不对等与教师权利的滥用造成了师生关系的冲突。法律中的教师权利和现实中的教师权利不一致，可能使本应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变成了教师处于支配地位的师生关系。《教师法》赋予教师的权利包括教育教学活动权、科学研究权、管理学生权、获得报酬待遇权、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其中，与处理师生关系有关的教师权利包括：第一条“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即教育教学权”；第三条“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测评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即管理学生权”。这两个条款教师教育教学与管理学生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通常情况下，学生认可法律赋予教师权利并接受教师所处的支配地位。青少年学生因为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容易发生师生冲突，但很少发生言语和躯体攻击行为。法律在赋予教师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义务。就师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说，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关系。但是，现实中的教师权利往往是单向的，学生处于一种被管理和别支配的地位，而传统的“尊师重教”观念给教师权利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依据。教师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教师可能过度使用了自己的权利，而忽视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学生的权利。教师的过激言语或“惩戒”可能被学生认为是对自己权利的侵犯，从而引发冲突，甚至激烈的对抗。

还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转型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变迁，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核心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价值观，增加了追求财富、成功和实现欲求的价值观。甚至有

人认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正从社会取向变成个人取向。事实上，社会转型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并存的过程中，但多种价值发生激烈的碰撞，容易产生冲突，包括师生关系的冲突。传统的师生关系中以教师为中心的“尊师重教”取向逐步向以学生中心的“促进发展”取向转变，应该说，教师和学生都没有适应。

从教师的权利滥用观点来看，需要接受法制教育的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教师。教师需要掌握的相关知识至少应包括：教师具备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学生的权利和保护。只有这样，教师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学生的过程中，清楚自己权利的限制以及应尽的义务，清除学生的权利以及如何保护学生的权利。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共同适应社会转型带来各种冲突。肖伟认为，青少年犯罪现象的预防重点集中于对不同价值追求的平等尊重和平等保障上，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着手：家庭教育应当尊重青少年个性自由发展，而不是压抑个性的发展；对学校进行多元化改革，不再过分追求升学教育，转向对社会合理价值和信仰的追求，避免青少年采取过激手段实现与社会不相容的目标；社会价值目标必须重塑，在全社会形成对多元价值、多元职业追求的尊重和认同。

(二)应对师生冲突的策略

师生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合作关系，发生冲突是难免的，重要的是积极应对师生冲突。有一项研究得到的结果很有意思，教师和学生在应对冲突时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高中学生处理冲突的策略主要是“合作”、“回避”，其次采用“妥协”、“迁就”、最少采用的是“竞争”；教师处理冲突的策略主要也是“合作”、“回避”，其次采用“迁就”、“妥协”、最少采用的是“竞争”。这说明学生和教师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还是愿意“合作”或者“回避”，采用竞争导致的极端冲突行为很少见。可见，处理师生冲突关键还在于合作。

师生关系的互动既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对立的一面，但是，教师在改善师生关系、消除学生的心理困扰、减少并化解师生冲突中处于主动地位。教师在师生关系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有一定的主导作用，教师应该主动化解冲突，而不是被动地等到矛盾激化、或者回避冲突、或者让学生解决冲突。

(三)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和谐理性的师生关系是预防师生冲突的关键。师生关系理性程度越高，教师权利的使用越趋向于合理，越不易产生师生冲突，而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要更具有理性，在“选择取向”、“价值标准”、“角色关系”、“行为动机”、和“学生评价”等五方面应有所改变。

篇10

一、近年来我院审理各类涉农案件的基本情况

20*年至20*年，我院共受理各类涉农案件1629件，占全部案件（3984件）的40.9%，审结16*件，结案率98.6%。审结案件中，刑事案件113件，涉及抢劫、、盗窃、滥伐林木、故意伤害、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交通肇事等14种犯罪；民事案件1478件，主要涉及离婚、抚养、赡养、继承、相邻关系、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农村承包合同、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劳动合同等29种纠纷；行政案件16件，涉及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房产管理行政登记、林木砍伐许可管理、工商管理处罚等4个行政机关的6种行政行为。通过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涉农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且占民事案件比重较大。20*年至20*年，我院共审理各类农村婚姻、家庭纠纷案件913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61.8%。分别是20*年281件，20*年3*件，20*年325件，20*年比20*年增加了15.6%。

（二）涉农合同纠纷数量和种类增多，其中，民间借贷合同仍为主要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呈上升趋势。20*年至20*年，我院共审理各类涉农合同纠纷案件351件，占民事案件结案数的23.7%，其中，民间借贷纠纷2*件，占58.7%。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这两种类型案件20*年我院共审理19件，20*年审理21件，20*年审理26件，20*年比20*年上升了36.8%。

（三）采取公告送达的案件较多。近年来，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人数逐年增多，而这些人又是涉农诉讼纠纷的多发人群，他们长期在外打工，与家中失去联系，造成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延长了诉讼周期，也增加了诉讼成本。20*年至20*年，我院审结的各类涉农民事案件中，采取公告送达的有228件，占15.4%。

（四）“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农村故意伤害案件频发。近年来，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我县农村地区因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生活琐事等引发的恶性伤害案件时有发生，我院审理的各种“民转刑”案件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20*年至20*年，我院共审理农村故意伤害案件33件，其中“民转刑”案件20件，占60.6%。

（五）因农村土地权属争议引发的行政案件增多，并呈迅速上升趋势。20*年至20*年，我院共审理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案和农村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案6件，占行政案件收案总数的37.5%；分别是20*年1件，20*年2件，20*年4件，20*年比20*年增加了300%。

二、基层法院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审判资源的缺乏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这也使得涉农矛盾纠纷大量增加，而有限的审判资源无法服务到农村每个角落，一些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化解，导致了一些“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我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难以为基层法庭配备优良的物质装备，也无法经常性地深入农村开展各种法制宣传，特别是人民法庭撤并后，财政未给付专项的巡回办案经费，巡回办案往往难以保证，导致农村地区诉讼难、寻求法律帮助难。

（二）农村法制不健全制约服务三农工作。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及各级政府对农村扶持政策的落实，大量的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纠纷涌现，如土地承包、林权、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纠纷。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为审理土地承包、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仍然存在有些问题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没有明确规定，如农村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等。目前，这些案件只有参照适用针对国有土地拆迁、安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的规范性文件尚无规定。

（三）农村村民法制意识不强制约服务三农工作。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村民，由于法制意识不强等原因，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要么怨天尤人，自认倒霉；要么搞家族主义，人多势众；要么一味蛮干，不惜铤而走险，或者是采取“私了”的办法，一般不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如农村经常遇到的农民工追讨工资、种子问题、债务纠纷、征地拆迁等矛盾纠纷，不去寻找法律途径，反而去上访即属此类情况。

三、基层法院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涉农案件的审理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司法保障。一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转包、征用、租赁农副产品购销等案件的审理，稳定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保护各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保障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积极慎重地化解农村各类民间纠纷，尤其是房屋、宅基地使用，以及婚姻家庭、继承、赡养纠纷等案件，维护农民之间和谐、和睦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三是妥善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纠纷，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依法快审、快结、快执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劳务纠纷和工伤赔偿纠纷等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二）进一步创新审判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一是突出重点，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加大力度审理和执行好农村借贷纠纷，农田通路、排水等相邻纠纷案件，尽快排除农村生产耕种中的障碍。二是加强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坚持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回访和帮教，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权益的抚养费、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进一步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依法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充分保障未成年人享受教育的权利。三是树立“法律优先、参考政策”意识，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时，以党的农业农村工作政策精神为指导，结合民法基本原则公正、高效地裁决、解决各类涉农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