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与文学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汉语与文学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赤峰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2014年下半年我们对文学院“古代汉语”课程“双改”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统计、归纳与分析，基本上了解了学生对古汉语课程的真实学习心态，总结了当前古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适应“双改”需求的全新的古汉语教学改革思路。

关键词 ：古汉语；“双改”；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5-03

2012年赤峰学院全面启动了学分制改革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简称“双改”）工作，制定了《赤峰学院关于深化“双改”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了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为了更好地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真实状况，找出“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古代汉语”课程“双改”提供可靠依据，进一步提高“古代汉语”教学水平和运用能力，“古代汉语”课程“双改”课题组进行了关于“古代汉语”“教”与“学”方面的问卷调查。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一）调查对象

2014年下半年，我们对赤峰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1级1、2班、2012级3、4班、2013级3、4班共6个班208名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着重针对赤峰学院文学院学生学习古汉语的兴趣、习惯、教法、自学、障碍、考研以及今后对古汉语的运用等几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发出调查问卷表208份，收回200份，有效率96.9%，并抽查了部分学生进行了个别访谈。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对于“你对“古代汉语”这门课感兴趣吗？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调查结果如下表。

在“你对古汉语这门课感兴趣吗？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中，有9%的学生选择了很感兴趣，有53%的学生选择了比较感兴趣，这是令从事古汉语教学的老师们感到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选择“不太感兴趣”和“没兴趣”的占了32.5%和5.5%。我校文学院的很多学生，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小学语文老师，如果这些“准”语文教师们对“古代汉语”这门重要的基础课都不感兴趣、没兴趣，那以后怎么可能教好中学文言文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将近40%的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不高呢·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不感兴趣的原因有：学生对课程目标了解不够明确，不知道为什么学，学了之后又有什么用。认为“好像没多大用处”，“教学内容繁多、艰涩难懂”，“学习过程枯燥无味”，“教学方法陈旧老套，课堂气氛沉闷”等。这一调查结果使我们看到，当前“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存在问题的。与“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关系最为直接的是教材，我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年来一直使用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学生对这套教材的看法，可以从他们对“《古代汉语》教材的评价”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得知。

对于“你对文学院使用的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的评价。”调查结果如下表。

在这一问题中，7.5%的学生选择了A项；71.5%的学生选择了B项，认为教材“通论、文选和常用词”结合的好，但很难自学；21%的学生选择了C.D.两项，认为教材内容脱实际，应换教材。选择B项“通论、文选和常用词有机结合，但自学较难”的同学很多，有些同学还在这一栏中注出“不认识繁体字，无法预习。”可见，教材上的繁体字是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程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有71.5%的学生认为自学较难，原因也是难在不认识繁体字，无法预习，这在课堂教学中也得到了印证。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做了《繁体字简化方法表》，将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对应规律、简化方法一一列出，发给学生，将所讲授的“文选”名家朗读材料拷给学生，方便了学生自学。需要注意的是，有21%的学生选择了“内容已经跟不上实际需要”和“换教材”，我们认为，这部分学生还不太了解教材内容，学习还不太入门，应激趣引导。因为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是精品教材，曾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个别老师的讲授不够生动有关。

对于“您认为古汉语教师急需加强那些素质（多选）。”调查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知，选择A.E.的占4.5%，要求写出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要加强趣味性”。最应注意的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是具有“教学中与学生互动能力”和“带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师，占38.5%。这就要求古汉语教师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而且必须要运用自如，这样才能与学生互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选择“专业理论水平”和“教学中与学生互动能力”的占18.5%，强调了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必须结合。从中可以看出，专业理论知识扎实与实践运用能力强的教师受学生欢迎。

对于“在‘古代汉语’课堂上，您希望教师采用的教学手段。”调查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选择传统方式（粉笔+黑板）进行教学的学生不多。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对于“你是否愿意选择古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调查结果如下。

从调查数据统计来看，从大二就有明确意向愿意选择古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的学生仅有10.5%，比较少；有28.5%的学生表示勉强；有37.5%的学生表示不愿意；有23.5%的学生没有明确的选择意向。这就提醒我们，在大二的古汉语教学过程中，应当随时注意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设置有意义的调查研究项目，指导学生自主或小组合作进行分析研究，为今后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打好良好的基础。从此表我们也看到，古汉语这门课对学生来说，的确有一定难度，导致了写这方面毕业论文的学生很少。这种现象不容乐观，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激趣、诱导，使其乐学，学以致用。

对于“你对古汉语教学实践的满意程度如何？”调查结果如下。

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 学生对课外古汉语教学实践“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有62%，可以看出有用有趣的课外教学实践活动，学生还是感兴趣的。同时也应看到有将近10%的学生动手能力差，还需强化引导，要求必须完成课外练习。还有将近1/3的学生不太满意，有可能是懒惰原因，还需深入细致调查。

对于“你认为古汉语最合理的考核方式是？”调查结果如下。

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选择“闭卷考试，主观性试题与客观性试题科学合理搭配”的占48.5%，将近一半，学生喜欢这种测试方式。选择“开卷与闭卷综合”的占35%，1/3多一点，这也是一种需要探索完善的考核方式。选择“开卷考试”和“其他形式”的只占16.5%，这种测试方式只有很少学生喜欢。

对于“如果您是古汉语老师，你会怎样激趣，讲授？你怎样和学生沟通？”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1）把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语言现象联系起来，融会贯通。（2）通论与文选、常用词紧密结合，科学性与趣味性结合。这样，课能更生动些。（3）分成学习小组，探讨问题，互相交流，教师更正。（4）上课时多引入一些课外的又与所讲内容相关的东西。（5）要有幽默感，精讲要点，讲清讲透；让学生记上笔记，让学生预习、复习、做作业。（6）和学生做朋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互动与语言有关的实践活动。（7）希望为小论文或研究报告提供发表的园地或途径。这些建议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古汉语“双改”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总结

这次调查问卷组织严密，回答时间充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因此，基本达到了较好的预期目的。这些数据基本上可以作为今后我院古汉语“双改”的依据。通过分析可知，目前古汉语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急需作出策略调整，进行相关的教学改革。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课程目标不明确。通过调查和个别访谈，我们了解到学生对古汉语课程目标的认识有偏差，认为现代社会学好现代汉语就可以了，没必要学习古汉语。第二，造成古汉语课程难学的原因：一是认为古汉语没用；二是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必须学，但教材是繁体字，很难认，无法自学，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第三，课程内容上受外语冲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学习重点本应是本专业课程，然而，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却都用在了外语四、六级学习上。第四，教学模式上单一。个别教师一直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黑板+粉笔），课堂枯燥沉闷，影响了学生学习古汉语的积极性。第五，考核和评价还需完善、规范。

（二）教学“双改”思路

第一，强化培养目标，使学生“乐学”。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学生中学文言文的教学能力，培养学生在现代汉语交际中运用古汉语知识的能力。比如成语的理解和运用，离不开古汉语知识。第二，搭建学习平台，扫清自学障碍。整理印发《繁体字简化方法表》，使学生能“识繁写简”，能预习繁体字印刷的古汉语教材。第三，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课堂生动活泼，幽默有趣，使学生“乐学”。第四，完善考核和评价体系。第五，构建探究性学习体系。以建设自治区精品课程（古代汉语在2011年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为契机，适应应用性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培养学生阅读古书、中学语文教学能力及语言运用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实践性教学为重点，构建一个探究性学习体系。

篇2

当我考虑这次讲演的题目时，便浮现这样一个念头：我属于正在迅速从汉学领域消失的一代学者。我们这一代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环境和现在的学者们大相径庭。这一念头促使我潜心思考和梳理自20世纪初开始的汉学研究各领域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汉学研究的初期建立进行简略的描述，并且探讨未来汉学研究在中国方言学、历史音韵学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前景。最后还将涉及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关系的考辨。

请允许我先谈谈我的老师高本汉先生（1889－1978）及其汉学研究历程。1909年秋，高本汉先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日尔曼语、斯拉文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学士学位之后，到圣彼得堡大学学了两个月汉语，翌年2月他就跟随一艘瑞典货船前往中国上海。

在货船上的两个月里，高本汉研读了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1908）的著作《北平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这是最优秀的汉语入门书之一。此后两年他住在山西太原，而其足迹遍及整个华北地区，他所调查的方言超过33种。从他寄回家的书信来看，当时高本汉对中国文化还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他去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考察。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所收集的方言资料，后来成为他重构古代汉语语音的资源之一。

1911年12月，高本汉先生离开中国，在伦敦国王学院呆了几个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中谋求一个教职。当他了解到全美国只有耶鲁、哈佛、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四所大学设有汉学专业，而且当时都没有空缺的教职，他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最终，高本汉决定去巴黎，当时那里活跃着两位最伟大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及伯希（1878－1945）。

在此，我想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初的巴黎，在当时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高本汉先生旅居巴黎进行的研究，对于他本人的研究影响甚大，后来他的学生也间接受到影响。1912年至1914年，高本汉在法兰西学院深造，在这里，沙畹主持汉语研究，伯希和则主持中亚语言和历史研究。那几年沙畹主讲儒家经典《书经》、《诗经》和《春秋》以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重要角色。沙畹在文本分析课程中，选择了《烈女传》作为细读材料，这本书的作者是汉代博学的目录学家刘向。

伯希和几年前曾深入中亚地区和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回到法国后，他整理并主讲了3个系列题目。其一是有关蒙古帝国的组织，其二是对蒙古时代用汉语和突厥语双语书写的碑铭进行研究，其三是考察基督教从最初传入到15世纪末在中亚地区的传播情况。1912－1914年，在实用高等教育学院的历史学和文献学部都没有任何课程。1913年，宗教学部主任由沙畹先生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接替。葛兰言在1913－1914年间主讲了宗教仪式中的洗礼，他本来还准备开设一门婚姻仪式的课程，其依据是中国的经典著作《仪礼》中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礼仪，但最终这门课还是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唯一有能力和资格研习的学生已经去越南河内进行自己的研究了。

选修沙畹及伯希和课程的学生屈指可数，他们主讲的题目都与自己的最新研究相关。在法兰西学院和实用高等教育学院都从未开设过最基本的语言指导课程。在那个填鸭式教育时代的课程里最接近的要算是文本分析课程了，教授们将从各种可能的角度讨论预先给出的文本，其中自然也包括语言的分析。高本汉选修了沙畹的文本分析课程，这一分析方法深刻影响了高本汉和他的弟子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学术训练的背景和现在大相径庭：当代各国中文系的学生在进入更深层次的语言研究之前，都会花上好几年时间接受强化的语言训练。

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高本汉先生的文本分析课，那是在1946年的秋天。当时我对古汉语的唯一了解就是，它是单音节语言，每个字都有特别的声调。选修这一课程的学生大概有五、六个，讨论材料选自公元前400年的编年史巨著《左传》。当高本汉高声朗读一段材料时，我心里计算着他所念的音节的数目，然后在材料相同数目的字符后做一个小标记。过了一阵，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某个字符经常出现在我标记的位置前面。从高本汉先生的讲解中我意识到，古代汉语所具有的后加成分指示不同类型的句子，并且，有时候还具有表达语气的功能。渐渐地，高本汉关于语音和语法结构的解说、图表分析以及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描述，对我们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关于古代汉语的教科书。即使我们这些初学者也都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身处这一研究的前沿。

当弟子们询问如何才能使研究更上层楼时，高本汉先生给了我们最简洁的忠告：“阅读！阅读！阅读！”——我同样把这一忠告传递给我自己的学生。获得对文本的“感觉”的唯一途径就是甘坐冷板凳，反复阅读原文。开始阶段也许进展迟缓，你不得不在辞书里翻查大量的生字词，但是不久你会获得对文本的结构、韵律和特质的感受。

1946－1948年间，高本汉的几位弟子请求他开设一门汉学研究书目课程。他勉强答应，不过仅仅给出一些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名字，他把这些名字高声念给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读他！莱比锡的August Conrady！很棒！读他！伯希和，仔细地读他，不要忽略他的脚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们在图书馆会找到他们的著作的！”于是我们就去图书馆找来这些学者的著作细加研读。

汉学研究初期阶段与现在的不同，其实不仅仅表现在研究主旨和方法的指导上。高本汉在1913年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因为在巴黎找不到一本研究必需的文献资料，因此可能需要启程去伦敦或者莱顿图书馆里寻访这本书。我不知道后来他是否真的为这本书去了伦敦和莱顿，但是我知道，假如他找到了这本书，他还必须亲手抄写一份，因为当时并没有复印工具。对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很难想象，没有便利的馆际互借对于早期研究者们意味着多大的困难，更不用说缺乏公开出版的目录、索引、大汉和辞典一类的大型辞书、数据库、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但是，尽管没有这些现代工具，沙畹、伯希和以及他们许多天才的弟子都在各自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的成就引发一个问题：“现在巨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汉语方言学

也许可以说，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是从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后来作为高本汉四卷本《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出版，并由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译为中文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1929年，赵元任先生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献部主任，史语所是等人于1928年所创建的中央研究院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元任不久开始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其目的是描述汉语各大方言的语音结构，同时对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结构进行了初步考察。就我所知，这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仅仅公开出版了一本专著，主要是关于湖北省的方言，大量未发表的资料仍然存放在台北史语所的档案馆里。

1939年，赵元任应邀任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是当时美国汉学界语言研究的中心，并有一个非正式的语言学家俱乐部，其中有天才的语言学者如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萨丕尔（Edward Sapir）等。

在上半个世纪里，中西方学者已经调查研究了大量的汉语方言，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致力于语音结构的分析，而方言语法研究领域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一部有深度的方言语法研究著作将会推进我们对语法历史演变的理解。我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1961年发表的题为《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的论文，这也许可以看作我本人有代表性的微薄成果吧。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方言语法的特点有时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别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们发现，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用当时的国语写成，但小说中的对话包含了许多标准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例如成都话。这些类似的特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

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

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中，历史语音学和音韵学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辍笔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汉先生依据大量的资料构拟了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他用现代汉语方言、公元6世纪晚期的文学语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韵书《切韵》以及宋代出现的一些韵图等作为资料，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在构拟上古语音时，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的诗集《诗经》中的押韵，以及谐声字也就是含有同一个声符的字。高本汉的研究从清代的伟大音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诰（1773－1851），他们对《诗经》韵部的分类成为高本汉和其他语言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点。

上古语音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认为共有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以构成一个音系，归属于《诗经》的同一个韵部。这意味着《诗经》语言的语音结构和那些谐声字的潜在创造是一样的。这条规则当然也有例外，暗示着一些谐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语音阶段，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些谐声字的产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高本汉先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在他的《古汉语字典重订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据高本汉的构拟重新编写为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上古和中古汉语字典：根据高本汉古汉语字典音序排列》。

应当注意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是1915年问世的，一年以后，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于1926年出版，比布龙菲尔德的先锋性著作《语言论》（1933）要早7年。高本汉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传统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辈子对结构语言学不感兴趣。这也非常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结果被后来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学者批评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集中在他发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重要论文《古汉语的特性》中。

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人，上半个世纪在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董同龢、李方桂、罗常培、李荣、周法高、周祖谟；桥本万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汉语手册》中，他列出了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详细构拟，这一构拟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为中肯。白一平的构拟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也正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要达成一致认识的巨大困难。

在过去，学者们都注意到《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谐声现象，并广泛用作周代早期语音构拟的材料。由于20世纪古文字学的发展，许多金文文字——跟后来的小篆形态大不相同——都已经得到认定和分析，毫无疑问，古文字学界和历史音韵学界学者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将会取得重要的成果。

汉语的分期

按照纯粹的语音标准，我们可以把现代之前的汉语发展历史分期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上古汉语时期，大概在周代早期和中期，公元前1000年的前一半时间。(2)中古汉语早期，在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中定型化，是6世纪晚期的标准文学语言。(3)中古汉语晚期，晚唐时代（公元9世纪）的语言，在宋代的韵图中定型化。(4)古代官话时期，在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韵》中得到体现，从这一时期戏曲作品的用韵看，反映了13世纪中叶的语音状况。这一语音阶段的构拟成果主要体现在Hugh Stimson的深入研究中。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揭示出公元前206－219年的汉代标准文学语音结构，从而架起沟通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的桥梁。在罗常培和周祖谟两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一分册中，已经给这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基于汉代早期和晚期的诗歌韵律，作者已经考察了两个时期诗歌韵部之间的差异，并且详细说明了当时许多方言都偏离于标准语言。根据周祖谟的口信，计划中本书第一分册的续集早已完成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其他分册依然没有出版。转贴于 语法研究

这是一个奇怪的而令人窘迫的事实：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汉语语法》至今依然被视为古汉语语法最全面可靠的描述。

传统语法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编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虚词功能概论、个别的虚词或句法结构的专著和文章。

现代已经大量出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尤其是本世纪40年代及此前。大多数此类著作的通病是采用完全不同时代的材料作为例证；语助词概论的用处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其例证是脱离上下文的。比较有价值的是研究虚词或句法具体个案的专著和文章，代表人物有Joseph Mullie，Walter Simon， George Kenned，Angus Graham。我希望借此机会向耶鲁大学前任教授George Kennedy表达我的敬意，他对许多汉学论题天才的贡献使我个人受益匪浅。

先秦著作如《孟子》、《庄子》、《左传》等的语法和文体互相之间差异颇大，就像恺撒、塔西佗和李维的拉丁语著作之间的差异一样。假如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古汉语语法，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分析大量重要作品的特殊语法和文体：《孟子》语法、《庄子》语法、《左传》语法。在这些具体的语法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探讨虚词和句法结构的专著，考察所研究的文本中每一个特殊虚词或每个出现的句法结构。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上，我们最终也许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古汉语语法的演变。

我对近古时期的《左传》文本和白话文巨著《西游记》语法形态的研究，或许对于进一步理解这一被忽视的现象会有所裨益。

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来引发学界重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周代晚期的大师们所写的巨著，比如《孟子》、《庄子》和作者未详的《左传》，究竟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还是完全脱离口语习惯的人为创造。高本汉认为，如果忽略音调差异的话，现代的中国国语只有不超过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则有多达2250个不同的音节。这意味着上古汉语同音字词素的数量也许并不比现在的英语高出许多。高本汉写道：

《孟子》这部书，如果根据我在《古汉语字典》里构拟的语音系统用西方字母写出来，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在书后列出词汇表，就是不用汉字表达，对于古代汉语初学者还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书。因此，毫无疑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发音，如果几十年以后大声读给弟子们听，尽管已有语音差异，仍然是很好懂的。个别字词发生了语音的变异，但书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讲演依然很好地体现了他那有教养的标准的口语。（《汉语语法探索》，1951年）

1994年9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一次题为“什么是最小语法：近古汉语中的例证”的讲演中，加里福利亚大学的Charles Li教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无可置疑的是，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知的当代书面语和口语形态之间的差异更大。特别是《论语》，作为一本对话的记录，理当比其他近古著作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口语形态。

让我们来看看《左传》中的例子，《左传》的文本很可能在2300年前就已经成文了，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左传》的文体可能显得非常简洁而古奥。但它所记录的对话段落是如此的真实、生动、自然，以至于我个人深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形态。我选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中的一段对话就是最佳的例证。楚王正准备和晋国打仗，楚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静，了解其意图。从晋国逃亡到楚国的太宰伯州犁站在巢车边，对话就发生在楚王和伯州犁之间。对话以“王曰”开头，伯州犁答以“曰”，楚王的观察和伯州犁的解释交替出现，对话如下：

王曰：“骋而左右，何也？”

曰：“召军吏也。”

“皆聚于中军矣。”

曰：“合谋也。”

“张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

“撤幕矣。”

曰：“将发命也。”

“甚嚣且尘上矣。”

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

曰：“听誓也。”

“战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战祷也。”

这段对话如果用现代汉语语音来读，会有许多同音词，听起来不易明白。但是，如果以高本汉构拟的古汉语语音来读，我们将发现同音词会大幅减少，这段对话中的几个词素在语音上是非常独特的。根据对《左传》同音现象的仔细研究，我坚信这段话如果念给当时的人听，一定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长久以来我有这种直觉，不过此前尚未深入研究过。我认为，无论是谁尝试把《左传》翻译成西方文字，都应当注意其中的一些对话中所包含的口语特质。（我认为《左传》是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的生命还能重来一次的话，我最乐于把部分生命贡献给《左传》的翻译。）

在欧洲和美国或者其它地方，有偏见的学者们常对翻译皱眉蹙额。他们主张，学者应当致力于研究而不应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在过去40年里，我已经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我的母语瑞典语。我坚信，无论是用古文、早期白话文还是用现代汉语所写成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理应如此对待。我有幸熟悉中文并从中受益匪浅，这使我觉得有责任花时间把汉语作品翻译给我的国人，让他们至少可以从中享受到我自己曾经得到的美感怡悦。

布拉格已故的教授Jaroslav Prusek曾经极力主张，文学研究和翻译应当尽力手挽手并肩前行。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序言中写道：

翻译一部作品会唤醒我内心对作者和作品更浓的兴趣，同时发现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通例。我也发现，一个本来只对某部外国文学作品主旨略有所知的人，当他开始翻译时，也就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风格发生了更深入切实的接触。

篇3

[关键词]中医古汉语；教学效果；学习兴趣；自主学习

从事教育工作几年来，一直进行的是古汉语的教学，严格来讲，是中医古汉语的教育教学。对于学习中医专业的学生来讲，中医古汉语是基础课，更是工具课，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后续专业学科，譬如《伤寒》、《金匮》、《内经》等中国传统医学的学习扫除一些文法上的障碍，七年制教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还要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其实无论其目的如何，作为教师来讲，对学生进行讲授，所关注的就是一种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的真实接受程度，而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往往达不到其目的的教学效果。或者效果甚微；学生接受牵强，以考试过关为目的。细想下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值得认真思考。

由于文言与现代汉语相差太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学生产生“难学”、“厌学”的情绪，在思想上认为古汉语是少数文史专业学生的“专利”，不利于大众阅读与理解。但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古汉语始终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一切重要的文献均以文言文为书写符号，政治、科技、地理、医药、农业等各种成就都以古汉语作为表达方式。换言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里，古汉语扮演着权威的叙述者角色。这就表明古汉语学习的必要性，尤其对于学习中医的学生来讲，不学习它，我们就无法领略前人借助之创造出来的灿烂辉煌的医学文化，势必对今后的学习造成巨大障碍。但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首先要从教学方法上，现在的教学主要采用的就是老师传授，学生接受，造成结果枯燥、乏味，这种教育方法对于任何课程来讲，都是应该被踢出历史舞台的，对于中医古汉语就更是行不通。几千年前，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倡“教学相长”，即教与学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对密切联系的实体，他们是互动的、发展的，这个理念应该贯穿于中医古汉语教学的始终。而如何实现，在我看来，兴趣就至关重要了。

我们都知道，人们做某件事。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完成任务。二是对该事情感兴趣。由此，我们不难清楚，前者是被动的，故而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对其结果仅满足于完成任务，达到要求：而后者则相反。因为他感兴趣，所以首先表现在态度上的是主动投入、热情参与，理所当然的。对于结果，他们则期待着“更上一层楼”。经过对比，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就教师而言，首先要引导的是蕴涵其中的人文精神。从绚丽多姿的古代文献里，我们可以读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信守承诺、大公无私、机智勇敢、忠于朋友等等，这些美德古今相通，生生不息，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在教学中融入曲折生动的情节、感人至深的教育，这样会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现在的社会趋于浮躁，大学生在特殊的年龄时期，思想趋于成熟但却容易偏激，现在的百家讲坛应运而生，并且大行其道，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一种指导，需要一种慰藉，而古典文献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人们的一些困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可以让学生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从而更坚强。

其次，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到美。古人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不乏很多美文，譬如大家都熟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这其中，蕴涵着意境美、形式美、语言美等各种美，教师指导学生用心去感受，去体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聆昕“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无形中，会令兴趣增长。

再次，教师应该触类旁通，善于找到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或相关技术的结合点，以此来打动学生，让学生体会到任何知识结构都是相通的。“诱使”他们进入预定的教学轨道。现在的教学状况就是。学生重视专业课，重视外语学习，认为这些对于以后择业的好坏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这其实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种片面性，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我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和学生所讲的就是，无论现在所学习的任何看起来不重要的一门学科，对于我们日后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也许同学们现在很难理解这样的话，认为人生有轻重，但知识却是不分轻与重的，等到人生达到一定得阅历自然会体会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性，它会大大指导我们人生的很多抉择。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中医古典文献中就融入了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内容的融合，并不是就是简单的字词句语法的组合。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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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并列式双音词 内部机制 外部机制

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词汇为建筑材料、语法为结构规范的一种符号系统。其中，词汇是最敏感、最活跃、涵义最丰富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部分。汉语的词汇系统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与时俱进，从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到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现象早已引起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列式双音词作为较为能产的一类词汇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深入探讨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机制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比其他语言，都没有一个成系统、数量如此庞大的并列式双音词体系，因此，深入研究并列式双音词对于汉语构词法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语言内部机制

（一）韵律机制的影响

1.韵律的制约

冯胜利先生提出韵律词概念，是从韵律学的角度来规定“词”的概念。根据冯先生的论断，韵律构词学的理论基础——“韵律层级”，从上到下依次为：韵律词——音步——音节——韵素，即韵素组成音节，音节组成音步，音步实现韵律词，而音步必须同时支配两个成分，即“二分枝音步”，因为没有二分，就没有“轻重抑扬”，也就构不成韵律。

据学者统计，从上古时期东汉开始，双音词就已经出现并成为词汇的一种发展趋势，到中古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并列式双音词。这里所说的并列式双音词是指由两个单音节词根语素并列构成的双音节词，按其两个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学界把并列式双音词分为同义并列、反义并列和类义并列三种类型。李仕春在《联合式构词法在中古时期最能产的原因》一文中论证了“并列式构词法在中古最能产（见图1）。到了现代汉语中，并列式双音词仍是仅次于偏正式的第二大词汇群，纵观古今语音系统的变化，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冯胜利在《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一书中提到，上古到中古汉语的语音演变特征可以描述为“在新韵律系统里，最小的韵律单位（音步）不是单音节，而是双音节”，这一结论的得出充分证明了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音节结构的演变就是双韵素音步到双音节音步的演变，即“双音化”的历史来源。

图1 中古时期偏正式和联合式复合词使用情况

到了现代汉语，双音词占明显优势，根据冯胜利先生的韵律理论，汉语在双音步的制约下，越来越多的短语逐步固化为韵律词；为了满足韵律的要求，本可由一个单音词表达的意义，改由两个相同意义或相近意义的单音词连用表达，促使大量的同义并列双音词产生。

发端于魏晋的，兴盛于南北朝的骈文是汉语文学史中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骈偶与对仗这两种重要的修辞手段被看做汉语韵律构词系统的必然产物，但过分追求对偶，就走入了一个“文必四六”的极端。文学上的这种风气其实就是对双音步的偏爱，导致了大量双音词的产生，之后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批判过分追求辞藻华丽的骈文之风，推崇单音单语，一些完全出于对仗考虑，没有实际意义的双音词慢慢淡出词汇系统。但词汇的双音化仍然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

2.语音系统的变化

词是音义结合而产生的，而音义结合是任意的，《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这并不等于音义之间毫无联系，沈兼士《声训论》：“凡意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说明语音对词汇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据王力先生统计，上古汉语的声母32个，韵母29个，声调有4个；中古汉语的声母35个，韵母92个，声调也有4个，语音明显比上古复杂得多，尤其是清唇音、舌上音的产生及庄、章二组的合并、大量古入声字的语音变化对词汇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的记忆负担加重，而中古时期政治、文化繁荣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对于新词语的需求也不断扩大，音节的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大量同音字产生，对言语交际带来了不便，音变造词法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交际要求。

3.方音影响

伴随着隋唐盛世的出现，各地人们交往频繁，商业往来密切，方言的流通度大大增强，不同方言中表达同样意义的单音词在交际中引起不便，逐渐发展为同义词、等义词，这些词语有的和当时的共同语结合，有的方言单音词汇则互相结合，在词汇“双音化”的过程中逐渐合并。如《方言》卷一：“晋魏河内之北谓惏曰残，楚谓之贪。”《说文》：“河内之北谓贪曰惏。”（注：“惏”即“婪”），“贪”、“婪”二字表示同样的意义，只是方言的不同，因而在交际中逐渐合并为“贪婪”这一并列式双音词。

（二）联合式句法的影响

汉语构词法从词的内容上考察时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使用词根原形，第二类是改变词根部分的语音，即改变音素或声调。具体分为摹声法、拟义法和变义法。从词的形式上考察的有音变构词法。在以单音词占主导地位的上古汉语中，摹声法毕竟可取范围有限，而拟义法造词，词语的义项过多，在交际中容易混淆，有时也难以分辨义项与义项之间的分界，如“墨”，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仅名词义就有“书画作品”、“黑色”、“墨线”、“长度单位”等八个义项。变义法和音变法造成的结果是大量单音同音词的产生，在文字上的影响是大量假借字、通假字的产生，给交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即“孤立语”，以单音节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汉语的这一特点在上古汉语中就表现为一字、一词、一音节的对应现象，为联合式构词法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构词素材。人们在表达时根据表达的需要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些已有的单音词，把语法、语义上能够搭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音词连用，这样就形成了联合式的短语或句子，有些久而久之就固化成了一个词。这是一些双音词在词典里具有双重身份的原因，既可以是词，又可以是习语，带有短语的特征。这类词介于自由短语和词汇之间，是词汇化的对象。

（三）训诂的影响

战国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注解古籍的专著。训诂学的萌芽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开始。春秋以后，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是训诂学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何为训诂呢？如“勤，劳也；遵，循也。”（《逸周书·谥法解》）“论：议也。”（《说文解字》）“追，逐也。”（《说文解字》），通过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因文求义等方法训释词义，又利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单音词形成互训、同训、递训等解说词义的方法。与此同时形成了大量的同义、类义的单音词构词素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些经常高频同时出现的单音词逐渐凝固为并列式双音词。另有由反知正的训释方法，如“浅，不深也。”（《说文·水部》）曾字足义的训释方法，如《诗经·小雅·六月》：“比物四骊，闲之维则。”毛传：“则，法也。”疏云：“维有法则矣。”毛亨用单音词“法”来训释，孔颖达则改用了复音词“法则”，可见训诂对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语言外部机制

（一）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讲求一个“和”字，直至当今社会仍然倡导“和谐社会”，汉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和审美观讲求对称、追求形式美，这些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有体现。如我国的民间传统艺术剪纸，多是体现了对称美；在汉字的字形中不乏对称的现象，如“喜”、“山”、“天”等；更有“成双成对”、“好事成双”之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贴春联”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对称、和谐的追求，并在其中予以了浓浓的祝福、祈愿之情。这样的传统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如上文提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一时的骈文，就是对这种对称的形式追求到极致的表现。在词汇上的体现并不少见，人们往往纯粹是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而故意做出有意识的双音选择，因而有了“足辞”之说。马建忠先生指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耳。”此语道出了并列式双音词在表达效果上的作用，即加强语气。如并列式双音词中有一类特殊的词语，叫做“偏义复词”，在这类词中只有一个语素有实际意义，而另一个只起陪衬作用，如“国家”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只表“国”，不表“家”；“窗户”只表“窗”不表“户”，“妻子”只表“妻”不表“子”，这样的一类词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少见。

（二）认知机制影响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在面对事物的多样性时，人类认识新事物时总是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类比的方式将未知事物与已知事物联系起来，从而扩大自己的认知域。大脑对世界的认识不能是杂乱的，而应采取分析、判断、归类的方法，将其进行分类和定位，将客观世界范畴化。汉民族独特的认知机制连同客观世界的需要导致了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认知语言学认为，大脑的经验范畴与自然界的范畴最接近、最匹配，是认知的重要基点和参照点。如“风雨”一词，“风”和“雨”分别表示自然界的两种常见的、具体的自然现象，人们在交际表达时，把这两个词连用，用来描述天气状况，多用于描述天气恶劣。人们根据联想和感知，用“风雨”一词比喻危难和恶劣的处境或人生的坎坷之路，这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映射。认知机制在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尤其是其比喻义的产生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三、结语

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理据既有语言的内部的又有语言外部的，无论是韵律、语音、构词法、训诂学还是传统文化和认知机制都对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还不尽全面，尤其是在语言外部机制上的研究还略显单薄，笔者会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商务印书馆，2005.

[4]孙常叙.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万献初.现代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优化构成[J].汉语学习，2004（2）.

[6]张博.先秦并列式连用词序的制约机制[J].语言研究，1996（12）.

[7]李仕春.联合式构词法在中古时期最能产的原因[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7）.

[8]田涛.同义并列双音词的词素异序现象及语音因素的影响[J].现代语文，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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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怎样通过古代汉语课的教学，来提高未来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这主要取决于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法的运用上。经过多年的实践教学，我们在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古代汉语课作为高校语言专业课开设以来，在教学内容上大都由理论和文选两部分组成，内容比较全面，面对这样一门内容多、课时少的课程，我们必须在教学内容上做出选择和取舍，并且选择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古汉语知识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教学方法。

一、教学内容的选择

1.选择“必需”“够用”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古代汉语理论部分时，应该选择精华进行教学，同时也应选那些学生需要、容易理解和掌握的知识。比如文字部分，必选“六书”理论作为教学内容，因为学习“六书”理论，可以学会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这就符合了语文教师要有扎实的语言文字知识这一目标的需要，对将来的语文教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词汇部分教学内容的选择应以古今词义的异同和同义词辨析作为重点教学内容；语法部分应选择词类活用、特殊句式和虚词的用法分析作为教学内容。而在选择文选的讲解篇目时，应该选择那些理论知识点较突出、集中，有代表性的文选篇目。通过文选的讲解将理论知识的知识点教给学生，使学生在学习理论时有据可循。

2.根据学情选择教学内容

现行的教材，有些内容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编写辅助教材，作为辅助教学内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大都是采用繁体字印刷的，而现在大部分学生不认识繁体字，这将如何进行古文阅读？因此应将繁体字的认读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我们整理出《常用繁体字表》，将中小学学习过、要求背诵的古诗文进行编辑、整理，用繁体字印刷出来，作为辅助教材来使用，要求学生熟读、背诵。还可以选取一些难度较小、通俗易懂、耳熟能详，并且带有故事性的语言材料，来讲解古汉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例如，选取“孟母断织”“亡羊补牢”“塞翁失马”“管宁割席”等语言材料来说明学习古代汉语，要重点掌握古代汉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不同之处，以及在语法方面的不同之处。

3.选择可进行人文教育的教学内容

可以选择那些含有丰富、优秀、生动人文知识的文选篇目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例如，在讲授《段于鄢》、《晋灵公不君》、《齐桓公伐楚》这三篇文选时，同样是诸侯国的国君，为什么郑国的国君称“郑伯”？晋国的国君称“晋侯”？楚国的国君称“楚子”？这时就可以向学生介绍古代文化知识：周灭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将土地连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拱卫王室。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左传》与《逸周书·职方氏》所说的周代的五等诸侯：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次序，正表明它是标志周代诸侯贵贱尊卑的爵秩等列。

二、教学方法的运用

古代汉语课课时少，内容多，因此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尤为重要，在教学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诵读法

通过让学生大量诵读中小学阶段学习过的古诗文来对学生进行古汉语语感训练。这些古诗文虽然学习过，但对于学生来说有一些还比较陌生，因此需要学生进行反复的诵读，这里所说的“诵”，是要求学生大声地朗读，在熟读的基础上进行背诵，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语感，有了语感，学习起来就容易多了。古人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通过诵读法就体现出来了。

2.实践法

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把选取一些文选作为实践教学内容，通过分析文选中所包含的古汉语理论知识，加强学生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训练，进而使学生掌握古汉语理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选取小学课本中的古诗以及内容短小的古文，让学生进行教学训练，进而提高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

3.联想法

利用多媒体课件，形象生动地讲授部分内容。比如，在讲授《汉字的构造》——“象形字”这一节时，通过图片的展示、对比，使学生产生丰富的联想与想象，以此形象生动地向学生展示汉字以形表意的特征及其独特的魅力。再如，在教授学生如何学习繁体字时，采用据形系联的方式，引导学生举一反三，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繁体字。

综上所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古代汉语课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体现必须、够用，要符合学情，要进行人文教育；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要以诵读法、实践法、联想法为主。通过合适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恰当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和分析文言文的能力，以及文言文教学的能力；同时，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使学生的语言素质和文化修养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易国杰，姜宝琦.古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李春晓.对古代汉语课教学与目标培养的思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3）.

［3］丘牧.古代汉语教学方法探索［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6）.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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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殷周金文；实词虚化；虚化路线；动词；介词；副词

作者简介：武振玉，女，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汉语史和古文字研究；梁浩，女，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古汉语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项目编号：12FYY010；吉林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项目编号：2012FRTD06

中图分类号：H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49-06

实词虚化是汉语虚词产生的主要途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研究范围还限于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中的相关现象，学界关注的尚不多。而殷周金文中有不少实词和虚词用法同时并见，其间的词义联系清晰而明确，可为探讨早期实词虚化过程提供重要参考；个别词的一些用法甚至不见于传世文献中，更可对传世文献起补充佐证作用。就词义虚化过程看，有下述几种情况。

一、经历了“动词?介词?连词”虚化过程的，有“暨”、“及”、“以”、“用”四词

用：殷墟甲骨文已常用为动词，表“施行”义，如“兹用、用羌”等。殷周金文延续了这一用法，如：白（伯）雍父自乍（作）用器（16·10074伯雍父盘，西中）。此外，还可以表示“遵循”义，如：女（汝）母（毋）弗帅用先王乍（作）明井（型）（5·2841毛公鼎，西晚）；“遵守”义，如：敢不用令（命），则即井（刑）扑伐（16·10174兮甲盘，西晚）；“调动”义，如：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18·12109杜虎符，战晚）。这些都是抽象的“用”。在此基础上，“用”首先虚化出引进凭借对象的介词用法，如：师器父乍（作）尊鼎，用亯（享）考（孝）于宗室，用祈眉寿黄耇吉康（5·2727师器父鼎，西中）。此类用法出现频率极高（560多例），与金文的特定内容有关。在介词基础上进一步虚化，“用”也产生了连词用法：一是位于因果复句后一分句中表示结果，一是位于因果复句前一分句中表示原因。前者居多（80多例），如：易（赐）贝百朋，白（伯）姜对扬天子休，用乍（作）宝尊彝（5·2791伯姜鼎，西早）；后者很有限（5例），如：於虖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或（国），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5·2833禹鼎，西晚）。从出现频率看，动词“用”和介词“用”都很常见，而连词“用”则相对少些；从出现时间看，动词“用”在各个时期都很常见，介词“用”多见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连词“用”则基本只见于西周时期（各个时期分布比较平均）。

以上“眔”、“及”、“以”、“用”四词都经历了由动词到介词再到连词的虚化过程，其中“眔”、“及”的虚化过程基本相同，都是由“及于”义动词到偕同义介词再到并列连词。二者的不同一是“眔”的出现频率高于“及”，二是“眔”的出现时间明显早于“及”。“以”也经历了从动词到介词（特别是偕同义介词）再到连词（特别是并列连词）的虚化过程；不同的是“以”的动词本义与前二词相差颇多，同时其介词和连词用法较前二词丰富。“用”与“以”在介词用法上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即都主要用为对象类介词。两者的不同一是“用”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以”；二是“用”的出现时间早于“以”（具体为西周时期只用“用”，西周晚期出现了“以”，春秋时期二词同现，以“用”为主，但“以”的出现频率明显上升，战国时期“以”取代了“用”）；三是“以”的词义虚化程度较“用”深。与介词用法不同的是，虽然“以”、“用”都进一步虚化出连词用法，但“以”的连词用法（表示并列、承接、原因等）明显较“用”（表结果、原因）丰富。

“动词?介词?连词”的虚化路线是古汉语中很多虚词共同经历过的虚化过程，是汉语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虚化路线。殷周金文所体现出的这方面特点很具典型性。

二、经历了“动词?介词”虚化过程的，有“于”、“在”、“从”三词

从：殷墟甲骨文已见，用为动词，表示“（使）跟随”义。殷周金文沿用，如：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乍（作）宗室宝 （尊）彝（7·3907过伯簋，西早）；叔邦父乍（作）簠，用征用行，用从君王（9·4580叔邦父簠，西晚）。在此基础上虚化出介词用法，但用例很有限，只有《中山王兆域图》（16·10478）“从丘坎以至内宫六步，从丘坎至内宫廿步……从内宫至中宫廿五步，从内宫以至中宫卅步，从内宫至中宫卅六步”中的“从”可视为介词。

以上“于”、“在”、“从”三词都是由动词向介词方向虚化的，三词均是传世文献中常见的虚词，但在金文中的表现有所不同：“于”的虚化程度最深，其动词用法秉承甲骨文，在殷周金文中已属残留用法；其介词用法很丰富，表明其虚化过程已完成。“在”、“从”则恰好相反，在殷周金文中都主要用为动词，介词用法很有限，表明其正处于虚化的初始阶段。

三、经历了“动词?时间副词?范围副词”虚化过程的，有“咸”一词

四、经历了“动词?时间副词?关联副词”虚化过程的，有“既”一词

据上，“咸”、“既”二词的虚化过程也很相似，即都经历了由“完结”义动词到时间副词再到其他副词的虚化过程，所不同的是“咸”进一步虚化为范围副词，而“既”进一步虚化为关联副词。但在传世文献中，“既”其实和“咸”一样，在虚化为时间副词后也虚化为范围副词，只是用例有限，而殷周金文中未见类似用法。就此后的发展看，“既”的时间副词、关联副词用法都一直常见且沿用至现代汉语中，而“咸”的动词、时间副词用法在传世文献中都很少见，其范围副词用法也主要应用于上古汉语中，中古以后只为仿古之用。

五、经历了“动词?范围副词”虚化过程的，有“具”一词

六、经历了“动词?频率副词”虚化过程的，有“復”一词

七、经历了“否定动词?否定副词”虚化过程的，有“亡”、“无”二词

以上后五类都是由动词向副词方向虚化的，包括由动词虚化为时间副词再虚化为范围副词的“咸”，由动词虚化为时间副词再虚化为关联副词的“既”，由动词虚化为范围副词的“具”，由动词虚化为频率副词的“復”，由否定动词虚化为否定副词的“亡”和“无”。由动词到副词也是汉语实词虚化的一条主要路线，传世文献中的范围副词“悉”、“尽”、“了”、“总”、“都”等也经历了相同的虚化过程，殷周金文则提供了早期的例证。

综上，见于殷周金文的较为明显的实词虚化路线主要是“动词?介词?连词”和“动词?副词”，这也是传世文献中常见的两条虚化路线。殷周金文作为上古汉语早期的可靠语料，其中出现的具有典型性的实词虚化实例，正可为探讨早期实词虚化过程提供佐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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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古代汉语基础教学；语言文字；文字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2-007-02

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在这段文明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之中，各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也在不断地整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汉语以及记录文字。在文学家的笔墨之下，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在语言文字之中，写出了无数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内涵，同时也能感受到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的美，成为人们心灵追求的桃花源。而我们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从古代汉语中学到了什么，能掌握多少文言文中蕴含的语言文字技能以及文化知识成为研究中中的重中之重。通过对中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所接受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情况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一方面，能够学会古代汉语中语言文字基础知识并灵活运用的同学占52%，他们认为古汉语文字语言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它代表了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不断学习可以提高个人的基础知识运用，在阅读中更好的接受文学素养、陶冶情操，使自己人格更加高尚，加强个人的审美鉴赏能力。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这些基础知识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另一方面，认为将其作为选修的占44%，他们认为语言文字枯燥乏味尚且难懂，在现代网络社会中没有多大用处；学习起来相当困难，最主要是学了没多大用处，将其做为选修，供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用以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当然，还有部分同学认为其可必修，也可为选修，他们觉得仅仅当成爱好和兴趣足矣，没有必要深挖，研究。

我们总结，学生接受古汉语基础知识的程度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下的原因从主客观加以分析得到：

主观上来讲，是因为学生自身对古代汉语中文字和语言缺乏足够的兴趣，分离现实与古代之间的联系。而且，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死记硬背的情况比较多。逐渐导致学习的恶性循环，不再对其有兴趣。进而出现一种古汉语课堂之上休闲娱乐的情景。

从客观原因上来讲，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对待基础知识的程度不够深刻，造成教学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学方法出了问题，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即学生的接受能力授课，只是出于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进行教学。

这样一来，如何让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中学文言文变为学生们乐于学习的知识，成为文言文教学改革的关键。更新教学观念，尊重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的客观事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而真正让文言文教学成为学生们喜欢的天地，使得中国古典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已达到古为今用，追求古今贯穿的大境界。所要运用的必要手段，在于能否驾驭古代汉语中语言和文字等这些基础能力。

在我看来，中国古典文化是古代汉语中语言文字的母体和土壤，语言文字则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作为历史上曾经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深厚的文化精髓，社会制度、文化特征、宗教礼俗、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都包蕴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有必要学习文言文，积累丰富的文言知识，否则，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就只能是个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甚至会闹出笑话。

我们从《史记·项羽本纪》中举个简单例子，拿“破釜沉舟”的“釜”来说吧，我们知道“破釜沉舟”这个词的引申意是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将事情干到底。但对于它的原意，很多学生却不甚清楚，以至于有部分中学生将其解释为：用破斧子把船凿沉。这就是典型的因古代汉语中文字不清晰而导致的错误。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派秦军主力围攻巨鹿，项羽率楚军前往营救，由于兵力相差悬殊，项羽引兵渡过漳水后，“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结果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楚军各个奋勇，无不以一当十，最终大破秦军，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具体分析来看，“釜”， 形声字。从金部，父声。本义：古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二耳。其用于鬲，置于灶，上置甑以蒸煮。盛行于汉代。有铁制的，也有铜或陶制的。形状类似于锅。“破釜沉舟”则就是将做饭的炊具砸碎，把渡河的船只凿沉，以示无路可退，后来人们就用“破釜沉舟”来比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如义无反顾、背水一战、决一死战等都同其近义。假如我们具备一定的汉字功底，且知晓它们的来源出处，便会避免以上的笑话，反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精神美。

故我们说，语言文字是思想的酒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从其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亦可谓民族的面孔以及灵魂。汉字作为美丽的语言文字之一，无论是结构的匀称规则，还是形象的简约奇特，无论是读音的音韵旋律，还是字义的丰富深奥，都有其独特的美感。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结绳记事至今，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

深入来讲，若在教学过程中掌握了汉字的构造方法，那么便可事半功倍了。如上面提到的“釜”为“形”“声”结合的形声字，还有画出来的象形字，用符号表意的指事字，两字并一字的会意字，派生拆来的转注字，同其音借其意的假借字。这些我们都是必须要学习掌握的。

举个例子来说，《段于鄢》这片经典文选中，我们分别讨论下古代汉语中的汉字的结构特点以及语言特点。

“姜氏何厌之有？”这句话中，我们注意到“厌”这个字，我们多理解为“讨厌、厌倦”，如喜新厌旧、不厌其详等其中的“厌”都是这个意思。这句之中“厌”具体分析来，从结构上，可以说其为形声字。厭，从厂（hǎn）猒（yàn）声。厂，象山崖石穴形。《说文》有：“厌，笮也。”意思是压。由“犬、肉、甘”三部分合起来，会意，表示“吃饱”“满足”。本意为吃饱，后作餍。《论语》中说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苏洵《六国论》也有：“秦之欲无厌。”苏轼《教战守》中说道：“求之者无厌。”这些都表示“厌”乃满足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句话“颖考叔，纯孝也”中“纯”这个字，我们现在经常说专一的意思。例如纯粹、单纯等。另外一层意思为“丝”，在《论语》中，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这里“纯”乃“丝”的意思。详细来讲是说，孔子赞同用比较俭省的黑绸帽代替用麻织的帽子这样一种作法，但反对在面君时只在堂上跪拜的作法，表明孔子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都要合乎于周礼的规定，而是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坚持己见，不愿作出让步，因跪拜问题涉及“君主之防”的大问题，与戴帽子有根本的区别。那么，从字形结构上来看，其为形声字，从糸（mì），屯声。从“糸”，表示与丝线有关，本意为蚕丝。《说文》上也有，纯，丝也。作为形容词来讲，为纯正、纯粹之意，如“文王之德之纯”意为文王的德行之纯粹，深得民心意味，我们在这能够看出。

再者，我们针对上面两个句式讨论一下古代汉语中语言特点。首先，讨论下宾语前置这个古代汉语中最常见的特殊句式。一般来讲，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或疑问代词作介词的宾语，宾语要前置；否定句中，有否定副词，代词作宾语，宾语也要前置；为强调宾语，加重语气，借助助词“之”或“是”使宾语提前，有时构成“唯（惟）……之……”或“唯（惟）……是……”的形式。那么，“姜氏何厌之有？”，用代词“之”复指宾语“何厌”即为“姜氏有何厌之？”这句属于以此来讽刺姜氏不满，而偏袒共叔段的心理状态。文中也有同类句式，如，“敢问何谓也？”疑问代词“何”充当动词“患”的宾语。“其是之谓乎？”用“之”复指宾语“是”。由此来看，宾语前置可谓古代汉语中极为常用的句式。若是能够识别和理解，则有益于文言文的阅读理解，对我们学习古代汉语非常有益处。

而对于“颖考叔，纯孝也”这句话，我们讨论下判断句式。古汉语中，判断句大都是有标志的，我们大致将这种标志概括为四类： 1.以助词“者、也”为标志。 文言句子中有下面的格式，应作判断句考虑。 ⑴“……者，……也。”这是文言判断句最常见的形式。其中“者”表提顿，“也”表判断或解说。如：“陈涉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等。⑵“……，……也。”省略“者”，只用“也”表判断。如文中所提“制，岩邑也”以及“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左传·僖公四年》中也有“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⑶“……者，……。”只在主语后用“者”表提顿。如：“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安上纯父。”《游褒禅山记》 ⑷“……者也。”句末连用“者也”，加强语气，这时的“者”不表示提顿，只起称代作用。这种判断句，在文言文中也较常见。如：我们学过的“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战国策·齐策》 2.以副词“乃、亦、即、皆、素”等为标志。试看下面几句： ①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史记·陈涉世家》②此亦妄人也已矣。《孟子·离娄》③梁父，即楚将项燕。《史记·项羽本记》④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汉书·霍光传》⑤且相如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乃、亦、即、皆、素”只是副词，不是判断动词，它们只起帮助判断的作用。 3.以动词“是、为”作标志。 先秦古汉语判断句中“是”一般不表示判断，大都是指示代词，作判断句的主语。如：是可忍，孰不可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汉代以后“是”作判断词渐渐多起来。如： ①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诗》 用动词“为”表判断，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记》 4.以否定副词“非、未、弗、无、莫”等表否定判断。如： ①楚虽大，非吾族也。《左传·成公四年》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②小惠未遍，民弗（是不会）从也。 另外，有的判断句没有任何标志，直接由名词对名词作出判断。如：夫鲁，齐晋之唇。《左传·哀公八年》

那么，我们能够总结出判断句这一常用句式有这么几个作用：1.表示类属关系，如，“滕，小国也。”2.表示等同关系，如，“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3.表示比喻效果，如，“曹公，豺虎也。”4.表示主语与谓语之间某种逻辑关系，如，“夫战，勇气也。”5.表示造成某种结果的原因，如，“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解牛》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借用《庖丁解牛》其内涵表达我们所要论证的思想。我们由研究宾语前置及判断句等句式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汉语中语言的构成它自身也是含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只要掌握其用法，不断积累经验，多读多练，那么也能像庖丁一样，认识和掌握事物的规律，做到游刃有余。当然，在学习古代汉语时也会游刃有余，既帮助我们掌握基础知识，也使我们学习到蕴含其中的中国文化。

从上面来看，古代汉语作品中包含了作者超乎寻常的语言能力、文学素养和真挚的情感，如果我们能准确的理解作品中的语言文字，诠释作品的思想内容，无疑会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情感内涵，从而消除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和文本进行交流、沟通的障碍。反之，若对作品的语言文字一知半解或者理解的不够准确，在似是而非的模糊感中则可能消解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以及思想性。所以说，坚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可以促进和拓宽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理解空间，使得古代汉语课堂特色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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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安顺，郭芹纳.古代汉语（修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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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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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介词叠加 词汇化 融合

一、前言

在汉语语法系统中，介词有着独特的价值――其中最核心的是以其介引功能把相关成分介引给谓语动词，形成以谓语为中心的句法结构。介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叠加现象――两个同义或近义的介词在相同的结构位置针对同一句法成分起共同的介引作用。根据介词叠加现象在线性组合关系的能见与否，我们将其分为显性并列叠加式与隐形融合叠加式两种情况。汉语介词叠加现象从古汉语就已经开始，并伴随语法化进程逐渐演变。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历时平面考察介词的叠加现象。

二、显性并列叠加式的历时状态：以“在于”为例

自《诗经》始，“在于”就已作为动介搭配使用。例如：

（1）鱼在于渚，或潜在渊。（《诗经・小雅・鸿雁之什・鹤鸣》）

此后渐用开来，走向成词化道路：

（2）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庄子》）

（3）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淮南子》）

（4）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文心雕龙》）

（5）雅颂在于此，浮华致那边。（《全唐诗》）

（6）西门庆忙问道：“你房儿在于何处？”（《金瓶梅》）

（7）生问计，女曰：“凡商贾之志在于利耳。”（《聊斋志异》）

现代汉语里，“在于”一般情况下被认定为动词，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出事物的本质所在，或指出事物以什么为内容，例如：先进人物的特点～他们总是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二是指决定于，例如：去不去～你自己①。但“在于”其作为单音节介词并列叠加现象抑或说是复合介词的情况却鲜有论及②。

事实上，给语法化进程早、程度高的单音节处所介词“于”叠加就出现了介词叠加形式“在于”，最早见于《尚书》。例如：

（8）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尚书・周书・吕刑》）

此后间或出现：

（9）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墨子》）

（10）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往往，而愿一得归。（《战国策》）

（11）谪在于前，属遭不造。（《元后诔》）

（12）椰树，……实如瓠，系在于巅。（《齐民要术・卷十・“椰三二”》）

（13）时有库司典座僧，在于众前读申岁内种（种）用途帐，令众闻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14）摘果在于高山，取水长于远井。（《敦煌变文集（四）》）

（15）侯光货易多利，侯周遂乃损抑，即生恶心，在于郭欢地边杀兄，抛着丛林之中，遂先还家。（《搜神记》）

（16）炉鼎火候，列在于《火候品》中。（《云笈七签》）

（17）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太平广记》）

（18）破曹操百万军在于一时。（《三国志评话》）

（19）往院里来，在于楼外边立着。（《玉堂春落难逢夫》）

（20）不幸质在于赵，卿等可使人召之。（《两晋秘史》）

（21）他将大的从左右胁下挟了两个，两手提了两个，即拨转云头回来，会众猴在于洞中，就做个仙酒会，各饮了几杯，快乐不题。（《西游记》）

（22）陶公自将中军人马三千，将校湛辅廷、黑定国等十二人，在于河东大路屯扎。（《醒名花》）

以上例句均包含古汉语单音节介词“在”与“于”的并列叠加形式“在于”，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如例（10），“在于赵”是动词“弃”的处所补语，即谓词性成分+Pp+体词性成分组成中补结构（或称为后状语结构），例（11）（12）（16）（17）（20）与此相同;至于例（8）（14）（18）（21），无非是在谓词性成分之后加了个宾语，本质的句法结构没有变化;另一类如例（13），“在于”介引处所体词性成分“众前”给动词“读”，即“Pp+体词性成分+谓词性成分”组成状中结构，例（9）（15）（19）（22）与此相同。

古汉语两个单音节介词“X”与“Y”并列叠加，会形成两种模式：“XY”或“YX”。在面对这两种叠加模式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接受度和排斥性的问题。一般地说，其中一种模式的接受度要明显大于另一种模式的接受度，并且应用广泛进而词汇化为双音节介词。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模式，则由于同义“撞车”而受到挤压与排斥，渐用渐少甚至趋于消亡。与并列叠加式“在于”相比，相反的模式“于在”几乎没有出现，我们在考察中仅发现两例，但其中后一例的“在”似乎是“左”的讹误：

（23）想成汤传位二十八世，今一旦有失，朕将何面目见先帝于在天也！（《封神演义》）

（24）公于在右两标选定救火兵二百名，参游统之行。（《寄园所寄》）

现代汉语双音节介词数量众多，但均在古汉语单音节介词基础之上产生，其中一部分是同义单音节介词并列叠加、共同连用进而词汇化的，这不仅符合虚词强化的语法化趋势，而且符合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如：

从打、打从、连同、自从、自打、按照、比较、待到、等到、赶到、根据、及至、距离、任凭、依仗、依照、遵照、因为、由于、对于、依据、经由、除去

我们认为这些双音节介词在成词之前都是以显性并列叠加式存在的。应当明确：词汇的形成意味着形式的凝固，形式一旦凝固，也无所谓叠加不叠加了。下面列举一些古汉语中同义单音节介词的并列叠加现象。

（25）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浸盛于前。（《汉书》）

（26）宾从自中门入，宾趋左，主人趋右。（《清史稿》）

（27）每日晨朝向③东服一丸，自服此妙砂后，渐渐精思通彻，浊滞之气消革，则形神虚白，洞合于至真，自然超其玉京，而会金阙也。（《云笈七签》）

（28）说着，又朝向北一转，便是一个洞门。（《老残游记》）

（29）你看肃州的嘉谷关，离距阿克苏有五千多里路程，现在只在哈密设一处总粮台，如何管的周全？（《清朝秘史》）

三、隐性融合叠加式的历时状态：“诸于”和“于焉”

隐性融合叠加式是一种补充叠加④，即随着时间推移，部分词语的语义已经损耗而不易理解，为了表达清楚，人们就在原词基础上通过叠加来补充。

（一）“诸于”

对“诸于”的解释，请参看《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5年第3期《汉语“V诸于X”形式探究》一文，这里不再赘述。

（二）“于焉”

“焉”字作为兼词表示“于此，在这里，在那里”的意思，从上古时期就开始了。例如：

（30）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尚书》）

（31）焉得谖草？（《诗经》）

（32）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周易》）

（33）有兽焉，其状如牛。（《山海经》）

（3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

（35）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孟子・滕文公上》）

（36）积土成山，风雨兴焉。（《荀子・劝学篇》）

（37）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离骚》）

随着时间的推移，“焉”字作为兼词的语义已经逐渐损耗而显得不易理解，为了表达得清晰和精确，就在“焉”字前置补充叠加了“于”字，于是“于焉”出现了。这和前面所说的“诸”字在近代后置补充叠加了“于”字的命运一样，但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未被我们认识和发现。下面是“于焉”的历时用例：

（38）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梁书》）

（39）势谢归涂单，于焉见幽囚。（《宋书》）

（40）天人道尽，丧乱弘多，宗庙以之颠覆，黎庶于焉殄瘁。（《晋书》）

（41）于焉摘朱果，兼得养玄牝。（《北山独酌寄韦六》）

（42）杞梓于焉倾折，竹箭以此摧残。（《资治通鉴》）

（43）农功万世，于焉报本。（《元史》）

（44）敢用敬求佛力，于焉普度人天，牒文到日，如敕奉行。（《醒世姻缘传》）

（45）然私放私垦者仍日有所增，流民游匪于焉集。（《清史稿》）

由此看来，古汉语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作为兼词的“焉”之前的“于”字也是一个叠加的介词成分。只不过因为“焉”字也有代词的词义，人们一直忽视了这一点，将其兼词属性混同为代词属性。事实上，“焉”字作为代词，相当于“之”⑤，而“之”字作为代词有两种功能：一是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她、它（们）”;二是指示代词，表示“这”，比如：“之子于归”“之二虫又何知”。“于焉”的意思是“在这（那）里”，“焉”无疑表示“这（那）里”，但“这（那）里”毕竟不同于“这”，更不同于“他、她、它（们）”，因此，古汉语“于焉”中的“焉”我们认定为兼词，而“于焉”正是单音节介词“于”跟兼词“焉”构成的隐性融合叠加式。

当然，随着语言的发展，对“于焉”作语法重新分析――将其视为介宾短语，是没有问题的。但重新分析并不能否认历史上“于焉”作为融合式隐性介词叠加的存在。最后，我们指明：“焉”字表示方位的指示代词“这里、那里”的用法是后起的――是语法重新分析之后所赋予的新涵义新功能。

介词的叠加现象是语法化进程的表征，我们只能窥一斑而视之。正如梅耶所言：“语言的发展是复杂的，我们不要妄想解释过渡时期内所产生的一切，或者把这些时期内所发生的繁复事件都构拟出来。”

注释：

①资料来自《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1619页“在”字词条。

②张薇薇《敦煌本<搜神记>介词浅析》（《赤峰学院学报（汉

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对此略有涉及，其将“在于”视为“在”和“于”的同义并列复合词。

③这里仅指成为介词的成词化进程，事实上，“朝向”已经是个名

词，表示（建筑物的正门或房间的窗户）正对着的方向：这套房子设备不错，只是～不理想。（资料来自《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153页“朝”字词条。）

④比如，“弥足珍贵”的“弥”本来就表示“更加”，随着四字短

语的凝固化，“弥”的功能逐渐黏着，语义渐趋模糊，于是前面叠加“更加、越发”以强化程度。例如：因为有爱，被困“留守儿童”与家人的团聚便显得越发弥足珍贵。

⑤依《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焉”字词条第四款说，

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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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1.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的保证与基础

在对外汉语的学习中，它既是学习异国文化，也是学习语言和积累知识的过程。语言学习作为传承异国民族文化，记录、储存、传播历史文化的过程，人类利用语言进行交流，最后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在这期间，为了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外籍学生需要克服本国文化的习俗障碍，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接受另一个国家的习俗文化，从而避免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准确运用汉语进行情感交流的目的，最后牢牢地掌握汉语言技能。

2.语言和文化教学是统一的过程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在历史沉淀与长期的文化融合中出现、发展与生成的，因此，在长时间的发展中，文化与语言在相互作用下整合在一起。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注重语言教学，还必须充分利用词语、读音、语法、字母、结构等特征。而学习语言则是在语言交流中更好地参与到活动中去，以掌握语言规则、文化背景和语言技能。也只有掌握了知识才能，才能在对外汉语学习中得到如鱼得水的效果。因此，在对外汉语学习中，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是没有分歧、互为一体的过程。

3.文化教学有助于学习者发挥汉式思维

在学习中，不同的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这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也就造成了接受文化的程度不一。汉语学习者和我们有很大的文化与民族差异，利用熟悉的思维方式学习新语言，会产生很大的障碍。除此之外，每个民族都有风俗习惯，所以在语言应用的方式上也存在诸多不同。在不同的价值观、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学习意义与态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这期间，需要注意的是：语言不是死的，特有的语言文化拥有特殊的定义，只有完全掌握了汉族文化，才能明确语言的引申含义。另外，在汉语言学习中，还有很多简洁干练的言语、格言、成语和惯用语等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内容，要求以汉族文化为基准，让学生逐步理解并掌握语言内容。只有在克服了交际障碍后，才能达到对外汉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思考

1.方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学习普通话是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即汉民族的现代共同语。汉民族现代共同语，是以正宗的北京语音作为标准语，也就是将北方话作为标准语言。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方言。在形成共同的民族语言之前，方言是共同语言的基础。对于专门来华的留学生，不可能仅仅生活在北京，而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方言，并且当地方言使用的频率非常高。如果只是进行普通话学习，就会给方言区的留学生带来很多学习与交流困扰。在中国HSK（汉语水平）考试中，多将北方话作为考试基础，这让在其他地方学习的留学生在词汇、听力考试上受到影响，也就造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不均衡性。

2.中国传统文化对对外汉语教学构成的影响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语言学习中，历史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教学中安插历史文化知识，对帮助学生理解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如在成语学习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成语的整体含义，还应该让学生明白其出处与来源。从中国成语演变过程来看，它主要来自于语句诗文、历史民俗、传奇故事、寓言神话等。通过分析历史故事、寓言神话中的人物、时间与事件发展，能帮助学生理解各个成语的意义与结构，同时这也是丰富课堂知识的有效途径。在语句与诗文学习中，要帮助学生提高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学习不同修辞格的借代时，可以借用历史人物与历史名词进行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老师不及时增强留学生的文化与历史知识，在不懂得典故应用的环境下，不仅会影响词汇量与掌握能力的提升，还会对交际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必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3.古汉语教学对对外汉语教学的作用

从留学生发来的问题来看，很多留学生都在问：“为何要这样写？”如果老师想要正确地诠释华夏六书、造字法以及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就必须精通中国古文化。在现代汉语中，楷书作为应用最广的字体，因而“永字八法”也是现代古汉语学习不能忽略的部分。在这期间，独具一体的文字特征才是我们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在二十一世纪的汉语学习中，为了丰富词汇，适应各种语言体和语言环境，必须适时吸纳古词语，例如官人、夫人、酝酿、邂逅、嗟来之食等。如果是在正式的场面使用这类典雅、庄重的古词汇，也会让他们的交际过程增色很多。而现代汉语又有书面和口语两种形式，其中古代词汇是现代书面表达的基础条件。现代汉语中的文言学习，不仅包含文艺作品，还有各种自然科学、语言学科等著作性语言，以及新闻传播、诗歌朗诵等。学习古诗词能让学习者快速理解本专业知识，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习，将语言和其他学科的学习连为一体。

另外还体现在学习语法中，许多古汉语运用的语法，在现代汉语中依然保留着。在古汉语中，“之”和结构助词“的”类似。在现代汉语学习中，主要用在中心语和定语学习中，既可以用于偏正结构合成，也可以用在主谓之间，进而取消其独立性。修辞作为现代汉语学习的重要部分，应用修辞，在写作与说话中能够起到调整语言结构的作用，然后用最科学的语言方式得到较好的表达效果。修辞，就是这项语言加工活动的实践。修辞格中的对偶、古代对联与诗歌都使用了该方法。

4.少数民族在对外文化中的添砖加瓦

对外汉语教学不只是纯粹的语言教学，还肩负着传播文化历史的重任。中国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自建国以来一直承担着团结民族的重任，形成了小聚居、大团结的局面。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与渗透，对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有着直接的作用。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注重文化本质，在体现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同时，促进语言交际和目的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的根本目的是利用自身的母文化，促进语言学习。

三、增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

1.引导学生观察与分析文化特征

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特点也存在差异，尤其是饮食文化，而在学习汉语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项内容。例如：重庆火锅就是传统中国饮食的奇葩，它囊括了广博的文化。当学生准备去聚餐，提议吃火锅时，老师就可以利用该机会适时进行引导，讲解吃火锅的来源、原因、吃法，以促进学生的思考。这样，学生既知道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特征，又能从中感受到和其他国家的不同。在亲身实践中，既达到了讨论话题的要求，同时对于汉语交流来说也是一大优势。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老师必须主动引导学生关注平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从理解更多的饮食文化中习成善思考的习惯。

2.提高文学趣味性，引领学生思考

汉语和其他语言产生在不同的领域，地域文化对语言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国内，经常会遇到俗语、成语、歇后语等不同的区域文化，其实这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结晶与浓缩。例如中国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家和万事兴”，充分又简洁地说明了家庭和谐的重要性。而初学者肯定不懂这些汉语的特殊用法，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居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也有一些国家非常注重独立性，从小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完成，不要依赖家庭。对于这种情况，老师应该将传统中国的家族情感和家庭观念向学生讲解，这样才能让学生理解血浓于水的情感。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多向学生提及具有特定文化的现象，这样才能提高学习乐趣和效率。

3.开阔视野，拓展文化深度

不同的国家，其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尤其是在交际用语和文明语言上。例如：有人生病了，立马会有人建议去看医生，而医院的常用语，又会让留学生见识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如果在英美，第一时间遇到病人都会说：I am sorry.而在国内肯定立马建议看医生。从这也可以看出，文化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老师必须科学引导学生，在不错过任何环节的情况下，引领学生主动思考。老师不仅要将中西文化反映给学生，更要教会其独立思考，这样才能收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自身总结的效果。

4.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

宗教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特定产物，在不同的文化国度中也有着不同的背景与文明。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老师必须注意每个学生的举止，特别是宗教问题，这样才能避免不同文化宗教可能带来的伤害。同时，老师应该谨慎地向学生讲解传统中国文化的类型、背景与发展历程，以避免学生不理解中国文化造成的误会与抵触情绪。另外，和宗教相关的节日也有很多，中国很多节日都能进行对比，只有在了解民情风俗的基础上，才能收到长知识、提高学习兴趣的作用。例如：西方为基督教耶稣诞辰设立的圣诞节，这和中国的新年很相似，此时老师可以讲解一些中国新年的趣事，让学生和自己的国家进行比较。另外，中国还有土生土长的教会（道教）、历史长远的佛教，都可以和西方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不同的宗教行为和语言。

篇10

1.现代汉语普通话收录的一些方言色彩很浓的方言词汇（词典中标有〈方〉的说明），就是典型的陇东方言，例如“”zhūn，表示纯粹；“”qū，表示边烧热边弯屈；“”pàn，表示筐、篮的提梁；“”yǎn，表示黑痣；“搋”chuài（陇东方言读cāi），表示和面时用力揉；“褫”chì（陇东方言读chuǎ），表示剥夺，等等。

2.近代的古典文学著作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醒世恒言》等，其中大量出现陇东方言的词汇，如《水浒》中“宾鸿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细细地切作臊子”；《红楼梦》中的“促狭鬼”；《三国演义》中“朝廷正要沙汰你们这些滥官污吏”等等。

3.唐、宋诗词、散文、传奇、话本中，陇东方言的使用频率甚高。（《水浒》的成书，与宋代话本极有渊源）

4.元曲中有些衬字，如“也么个”、“也波”（“也”，古音读yǎ，陇东方言至今仍读yǎ），陇东方言作为语尾助词，一直在广泛使用。

5.历代韵书，如《广韵》、《集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内中词汇、读音及释义，许多都是陇东方言的用法。

6.《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书中，陇东方言的词汇甚多，如《说文解字》中的“”chuǐ，表示石杵；“”xué，表示水平方向；“槎”zǎ，表示斫；“”tuān，表示兽名（非“獾”）；“胤”yìn，表示子孙相承续也；“”zuí，表示赤子阴也（今陇东方言称“子”chuízi）等等。

7.《诗经》、《尚书》等书中，许多词语，现代汉语普通话绝无，非用陇东方言解之不能明其义。如“”hóu，表示窝头，“”jiǎn，表示迅速，“掎”yǐ，表示扶持、把稳，“”òu，表示小鸡，“”pén，表示繁茂，“”liē，表示履石渡水之意，等等。

综上所述，陇东方言才是古汉语的母体语言，而不是长安方言。现代方言学研究分类时，有“关中方言秦陇片”的称谓，若以时间先后为序，起码应称“关中方言陇秦片”。

第二章 语音

第一节 陇东方言的特殊声母和韵母

一、声母

声母共有24个，包括半元音y、w（不包括零声母符号），与普通话相比，多了一个“？耷”（该声母主要见于人称代词“我”及其形声字，还有一些古“疑”母字），常见字有“我、俄、蛾、鹅、饿、讹、厄、恶、萼”等，有的地点方言读？耷e，有的地点方言读？耷uo，声调依字而异。

另外，普通话的开口呼零声母字，如“爱、安、恩、偶”等字，陇东方言是n声母或？声母；普通话的部分齐齿呼零声母字，如“牙、眼、咬、硬”等字，陇东方言是n声母的齐齿呼。

极狭隘的地点方言间或会出现[v]、[z]、[pf]及[pf‘]的声母，但不具代表性。

二、韵母

陇东方言大部分地点方言缺乏普通话的前鼻音韵尾，普通话的其他韵母全有。陇东方言又有几个独特的韵母。

1.[Ч] 该韵母与u韵母互补，构成陇东方言zh、ch、sh、r声母的合口呼音节，即陇东方言的音节有u无[Ч]，有[Ч]无u。

陇东方言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言，代表着上古汉语的读音，因此可以认为[Ч]韵母古已有之，并且在汉语演变中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而在此演变过程中，陇东方言的[Ч]韵母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2.[щ] 该韵母读如兰州话的“二”（兰州话的“[щ]”音节大多是零声母，此外还有一个“给”字），仅与、k、h相拼，常见字不多，莫过“胳（膊）、疙（瘩）、咳（嗽）、核（桃）、里头、蛤蟆”等，但陇东方言中以之构成形容词、象声词，组词能量很大，使用频率很高，听来平添几分生动，有些且已收入普通话词汇，此处以[kщ]音节为例显示其用途：

胳膊、胳肢窝、胳肘子、胳搂（挠痒痒）、疙瘩、虼蚤、圪搅（捣乱）、（蹲）、拐、拧、踮、逶、哇、攘（蠕动）、角落、咯噔、咯吧、咯嘣、咯吱、格狸猫、蓝格莹莹、白格森森、脆格生生、红格滋滋cici、甜格滋滋cici、黑格唧唧、冰格唧唧、瘟格唧唧（很生气）、硬格铮铮、蛘niǎo53格酥酥，等等。

第二节 陇东方言的前鼻音尾韵

陇东地区指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平凉两市，该地区的方言很有特色，尤其是庆阳市宁县南部有一个不太小的区域，约八、九个乡镇， 10余万人口，所说的方言迥异于甘肃省各地方言，构成了“方言岛”。该方言岛有明显的前鼻音尾韵，可能是西安方言及普通话的鼻祖。要搞清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就要联系先周历史。周族的始祖姬弃，据记载是尧舜时代人，故先周历经夏、商两代1000余年，其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居住于邰地（今陕西武功），约400年，此期为先周语言产生的初期阶段。今武功话有前鼻音尾韵，故推断最早的先周语言有前鼻音尾韵。第二阶段主要居住于豳地（今甘肃陇东），约500年，此期为先周语言的成熟阶段，大约已形成上古汉语的音系，起码有平声和入声两个调类，依然有前鼻音尾韵。第三阶段主要居住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将近100年，此期为先周语言在邰及豳的继续，应该无太大的变化。

及至周灭商后，西周初期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语言文字的统一，先周语言以“官话”的形式获得极大程度的认同，奠定了古汉语（书面语）的基础，构建了古汉语的框架体系。